第 十五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桃木剑:台湾问题再认识
    以“实现台湾独立为目标的”真台独者,他们确是不惜于以炸毁三峡大坝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的,而且为了确保台湾在独立之后能保有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他们必须要竭力使中国分化瓦解。因为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对一个独立的台湾始终是一个危胁,这一点恐怕即使我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也要这样认为的。对他们来说,中国的腐败和混乱严重一分,他们就高兴一分。但最近他们出招失误,使大陆方面出现了‘台独恐怖主义’一词了,这实在是个大失败。
  以“维护台湾民主为目标的”台湾人,他们也是十分可能支持台湾独立的,阿扁能获得一半人的支持,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他们来说,台湾独立并不是目标,而只是维护民主生活的手段,而民主才是目的。这就是说,一旦外部环境变化,他们不再需要以实现台湾独立来维护他们来之不易的民主了,他们就没有必要支持台湾独立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未必支持攻击三峡大坝,也未必乐意见到中国分化瓦解的。(全文阅读)

南方都市报:伊拉克人憎恨美国吗?
    在伊拉克权力移交之际,伊拉克人在想些什么?他们怎样看待将权力移交给他们的美国人?本报特约时事观察员陈思和当地伊拉克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并特地采访了一些伊拉克人,让我们得以了解伊拉克人的真实心态。
  “萨达姆还在的时候,他不准我们用手机,不准我们接触互联网,更不允许我们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国外频道。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面对任何正式采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讨厌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正式采访的话,被采访者的名字甚至形象都会出现在收音机或是电视荧幕上,很容易就会被那些反抗武装分子认出而遭到杀害。而如果我们骂美国人的话,我们心里都清楚美国人是不会计较的。”
  我去一个离美军大营不远的一个柯达冲印店冲洗胶卷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正为日本记者做翻译兼做摄影工作的巴格达青年阿里。他是巴格达大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英语讲得相当不错。当我问他对美国部队的看法时,他感慨地回答:“虽然说开战以来我们伊拉克平民被联合部队打死打伤的也不少,可是萨达姆在的时候,每天被萨达姆直接命令杀害或被他的部下杀害的伊拉克人也是不少的。现在美国人在打击反抗武装分子的时候误杀误伤的人数新闻上都有报道,可是萨达姆在的时候,每天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又有什么人知道呢。”“那么伊拉克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救星了?”“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虽然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是我们也很清楚他们不会亏本的。”“你是说石油?”“那还用说吗!”(全文阅读)

中国离诚信社会仅有0.7光年
     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街头,你还会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规吗?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提着大包小包的你,会坦然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相助吗?
  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答案都是“不会”。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答案都和我一样。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是的,这个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的叫声不绝于耳;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热情地向你兜售光盘;天桥上,“办证”的小广告一串又一串;还有那假烟、假药、假文凭、统计水分、学术腐败、金融诈骗、股市造假、基金黑幕……
  诚实与信任缺失的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独有。所以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所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才以此为题,聚集世界上17个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科尔奈教授的文章《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见《比较》第9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就是基于此项研究的个人感受。(全文阅读)

鄢烈山:作家出版社导的啥子向
    上周五(6月25日)出版的《作家文摘》报,头版有则醒目的《公告》:“公开招聘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我无意投身出版界,细读其内容是想观察中国出版界改革的动向,就像有时看杂志上的征婚广告借以了解当代青年男女的价值取向。结果,不仅大失所望,而且深感震惊: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风云激荡的今天,在中国作协的这块领地上,旧的标准竟岿然不动,搬到报纸上竟毫无愧赧之色,倒有大义凛然的气概——此《公告》注明原载6月17日中国作协的机关报《文艺报》,搬到“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出版”的《作家文摘》上,自然是要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知晓,底气不可谓不足。
    《公告》开出“应聘的条件、资格”有8条之多。第一条第三款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和责任意识”。我们且不管它是否在招聘党委宣传部长,单看这个《公告》本身导的是啥子向。
    在这8条之外,《公告》开宗明义声称:“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在北京地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北京地区居住和工作的人就行了吧?不行!《公告》结尾说,报名应征者必须持“北京市户口”。这真是邪门了,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怎么就非北京户籍的人不能进?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知道,广东文学院几年前就面向全国招聘作家;我的朋友陈敏持武汉市户口在北京做《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副主编……这作家出版社怎么就雷打不动地拒绝没北京户口的人做副总、副社长?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市许多单位在努力淡化户籍意识、户籍限制走向没落已是大势所趋、拿无法分配公房做借口已不成立的今天,作家出版社这种搞法算是什么“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全文阅读)

老酷:千古绝骂
    凡夫俗子,都是靠一种优越感活在世上的。人离开了优越感,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难免干渴而死的。而人的优越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权势上的,当然也可以是体力上的,如果没有了这三种优越感,人还会寻找别的替代品,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只要占据了智力和道德的的哪怕一个制高点,也可以居高凌下、傲视群雄。如果具备了双重的优越感呢,那么简直可以达到如鱼得水的地步了。
    这种寻找优越感的法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宗们找到了。只要是个舞文弄墨之徒,巧舌如簧之辈,一没权,二没钱,在体力上也是个东亚病夫模样,是很容易把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当成安身立命之本的。毕竟人是一种非常局限的存在,人得活着,而且还要活得荡气回肠。如果不让他觉得优越,他岂不要在自卑中艰难度日吗?出于人道,还是要容许他们优越、容许他们荡气回肠一把,对文人来说更得照顾照顾。(全文阅读)

中国的贫困人口比美国少得多
    据美联社2003年9月2日报道:美国2.5亿人口中,它们的贫困人口2003年已达3480万,占总人口的12.4%,比2002年又增加了140万人。
    而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提供的数字,我国13亿人口中,贫困人口只有2900万人,已由1986年的占总人口30.7%降到总人口的不到3%。比美国少得多.你相信吗?
    其原因就是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万元人民币),人均4224美元(约合35059元人民币,月均2922元),而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2003年调整后增高的新标准才是637元(月均53元人民币),以前更低.只是美国标准的1/55。(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经济学家讲话为何有违常识:叩问经济学家良心
    ……6月11日,魏杰发布辞职函称,因无法了解和把握新疆屯河(600737)的真实运行情况,决定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按照有关规定,魏杰的辞职要等公司补齐了独立董事的法定人数后才能生效。
  6月24日,上交所正式宣布,对未按规定在临时公告核定期报告中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新疆屯河(600737)及有关责任人进行公开谴责。独立董事魏杰自然也在被谴责人之列。随后,有媒体说,魏杰开口了,而且大呼其冤,认为此谴责让他感到很“无奈”,很“无助”。
  “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差不多3年独立董事,为什么在公司要倒台的时候才选择离去?”对魏杰的辞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这样发问。这位学者称魏杰为“开溜董事”。
  据悉,魏杰还请辞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务,一家为刚刚上市的湖南长丰,另一家为上市公司南京医药。
  “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前不久,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公开在媒体上这样说。
   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背后各有老板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上文中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分析。(全文阅读)

一位台湾股民对大陆股民的忠告
    1/设停损跟执行停损是两码子事!!
    越聪明的人越会犹豫,人是打从心底逃避风险的,这正是股票市场赔钱的真正原因...这个道理要想透,非得经过一次生死关头!买股票是很简单的事,卖股票却是很难的(心理面的问题)。但卖却比买重要!!
散户之所以涨时赚钱不够贴跌时的钱,原因在于在涨升段时,换股频繁,赚的都是一小段一小段利润,但是头部震荡完后,如果是下跌,几乎都是以陡峭的角度杀盘,几天内就把一个月赚的赔光。所以我建议目前大盘高档横盘时,退出观望。许多投资人怕再涨赚不到,我认为如同去年4、5月时头部横盘了两个月后再上攻,在6月时就有很明显的进场讯号,不用怕赚不到。
    2/套牢时该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先判断大盘所在的位置。套在涨升段,不论是初升或主升段,都不用怕,都有机会解套。此时最忌为追涨而任意杀低换股。套在头部(只要是涨到涨不动的整理都识为头部)呢?大盘一旦涨到涨不动开始横盘整理时,一定要逐渐减码。密切注意震荡幅度,耐心等反弹卖出。不要寄望完全解套,要知道小亏卖跟大跌时在来卖是差很多的。如果是多年套牢的,很简单,判断大盘、类股的位置。银行股为例,从86年一路跌下来,目前在历史的低点。银行类股约在2000-1000之区间,目前在1000点的位置。1000点有强大的支撑(历史的经验),现在出脱绝对出在低点。建议你抱牢,以今年行情,不会现在就结束,耐心等后,况且银行股都回到起涨点,下波极可能轮到。(全文阅读)

股市起落人浮沉 金融奇才700天坐庄风雨实录
    凭借自己研发的一套金融软件,他与合作伙伴纵横大陆和香港两地证券市场,短短两年时间,便奇迹般地积累起了高达20多亿元的财富。然而,当他们先后投入7个亿的资金坐庄凤凰光学,眼看成功在即时,突然冒出来的“情敌”搅局和“9.11”事件的爆发却让所有的希望在一瞬间变成了冰凉的手铐……
  2004年4月8日,金融奇才秦建波在新疆吐鲁番监狱度过了他的40岁生日。这一天,他和其他犯人一样参加劳动,然后是吃饭、学习,然后听管教干部的熄灯命令睡觉。除了大哥和弟妹之前写信来祝他生日快乐以外,没有任何人记得这个曾经在香港和大陆股市屡创奇迹的“金融阻击手”。这要换了两年前,他早被朋友们开着宝马、奔驰接到香港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开PARTY去了。
  就在同一天,他的妹妹秦革会以其经历为原型的纪实小说《永不绝望》在北京出版。
  “哥哥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尽管他现在进了监狱,我们仍然要这样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秦革会几乎哽咽着说,“他在股市的经历,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他在股市投资跟庄和坐庄的手法,对现在的投资者仍然有着深刻的借鉴和警示意义……”(全文阅读)

胡毅旭:公开土地转让收益 方能解农民之疑惑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急剧推进的时期。位处珠江三角洲富饶之地的佛山市(现划分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和高明五区),工业化的步伐更是早早迈出,而且稳步走在全国的前列。其中南海、顺德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与东莞、中山共享“广东四小虎”的美誉。今年七月,佛山市将统一城乡户籍管理,彻底打破城乡界限,让农民平等享受城里人的待遇,佛山地区的城市化进入标志性的高潮。
    时报及时推出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其中有的盛赞佛山此次城市化举措的深刻意义,诚如统一居民待遇,去除身份歧视,加速文明进程,等等。这些意义当然值得揭示,但身处城市化浪潮中心的佛山农民,此次最关心的恐怕不是这些,农地转让收益的分享问题才是焦点和关键。
    按照现行的土地制度,农用土地一旦转化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它就由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家庭承包经营转变为国有土地。这一事件对农民的收入影响颇大。农地事实上的产权主人能在此番土地转让中享受多大程度的土地升值呢(农地转为非农地,势必升值,不升值的话保留原样好了)?对于这个问题,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发问,更何况是有着天生实在性的广东农民?(全文阅读)

赵汀阳:伦理学不是伦理
    ……具体就伦理问题而言,我们早就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传统伦理系统,这无疑导致了生活的混乱,而西方观念的引进又加重了这种混乱。现在我们重新看到传统伦理的一些优点,于是想在某种意义上恢复那些优点。这种恢复必须基于成熟谨慎的思考,而不能盲目地退回去。不妨想想我们是为什么放弃传统伦理观念的,当然是因为传统的伦理生活是不可取的。那是一种窒息、懦弱、阴暗、僵化、虚伪的生活,缺乏创造性、激情、勇气和选择。它是温和而残酷的。我甚至敢说它迫害了大多数人--妇女加上有个性、有创造性的男人。如果要把令人窒息的宋明伦理观念"转换"成现代生活,恐怕十分不妥。
  对于我们的传统,到底需要恢复什么、怎样恢复,这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是非常复杂的--首先需要创造某种新的思路以便摆脱原来思路的局限(以原来思路看原来的思想是很可疑的),然后还需要重视现代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学理和成就,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不重视这些学科,伦理学就会失控,就会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必须意识到,真实的生活是由人类多方面的活动共同策划出来的,各方面有着各自的规律和各自的要求,不可能只听伦理学的话,伦理学远远不是规划生活的权威。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揭示着与伦理学平行的、同样有力的、不可互相替代的道理,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同时听从着多种道理。这就是事实。事实当然不太美,但必须承认。只有意识到伦理学的地盘是有限的,才能看清楚伦理学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全文阅读)

谢作诗:经济学、应该、不重视
      听某同学论文答辩。
  一同学讲法治的重要性,讲我们应该大力推行法治云云。又一同学讲对欧贸易战略,讲我们过去不重视对欧贸易,现在应该如何做云云。
  我听不下去,不得不打断他们的话语。
  不要给我讲应该怎样,你给我讲清楚给定约束条件结果会是什么样,你给我讲清楚既定现象和行为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经济解释的全部内涵,而全部实证经济学就是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
  法治重要吗?那为什么传统农业社会我们不怎么重视法制?为什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也不怎么重视法治呢?历史上,我们强调的是伦理治国。但历史上,我们曾雄视天下数百年!
  法治可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经济的治理方式,法制的重要性是条件依存的。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流动性不大,交易多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基本可以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社会,伦理治国便是更为经济的治理方式。伦理治国不同于依法治国,依靠的是声誉机制对于当事人的约束,既不会有长时期的诉讼,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在传统农业社会,法治没有那么重要,人们不怎么重视法治那是自然的事情了。
  但工业社会不一样。在工业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大,交易多是在生人之间进行,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于是必得借助法律和法院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工业社会,也只是到了工业社会,才凸现了法治的重要性。
  进一步讲,法治也不是呼之即来,我们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制的推行也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是产权私有。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
(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何清涟:中国的发展瓶颈――扭曲的教育资源配置
    每年6月,中国有两大群人处于极为焦虑状态。一是数百万参加高考的高中学生家庭,正在等着自己的子弟通过高考“跳龙门” 。据报道,今年中国参加高考人数达723万,较去年增110万。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城镇,占考生人数达55%;二是大学毕业生的家庭成员正在焦灼地等待子女顺利就业的消息。四年以前,他们期盼自己的子女“跳龙门”,却没想到跃“龙门”之后,竟是无法就业。 
    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四年走低 
    鉴于去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低于50%的不良成绩单,中国政府禁止报道今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尤其是不得泄漏有关数据。笔者查遍所有的媒体,都无法见到一条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报道,只能看到中国教育部与劳动部在媒体上各自表达的“决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政治文化,既然就业率成了有预期目标的“政治任务”,那就决无达不到目标的道理,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七月底,中国政府披露的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真实数字,则成为“国家机密”,对外不公开。 (全文阅读)

老酷:谁来治理教育公害?
    在我的印象中,教育自古以来都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方式,通过教育主体有益和有效的教育,可以把白痴变成天才,把魔鬼变成天使,把懦夫变成英雄,教育不仅可以提升人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
    可是这些年大量惨不忍睹的事实,却不能不让我对中国的教育深深的怀疑。明明是一个智力、情感、体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经过了所谓的“教育”以后,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在各方面都大幅度地下降了。中国的教育甚至还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一个人所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智力水平、道德修道、人文精神、生存技能各方面就越低,对孩子们的教育反而比不教育摧残更大。跟受过正常教育的人相比,受过这种非驴非马的中国教育的人,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病态,他们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自尊,不会自力,也不懂自律,在社会上,他们像一群怪物:一方面像奴隶一样唯唯诺诺,一方面又像奴隶主一样飞扬跋扈;一方面目空四海,一方面又十分无知。除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也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不懂得什么是平等,也不懂得什么是博爱,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生活常识,既没有生存知识,也没有生命知识。
    从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教育就开始走上了一条异化之路,从被教育者的异化,可以看出教育者的异化,中国的所谓“教育”是什么?无非是一种让学生奴隶化、囚犯化、特务化、强盗化、骗子化和废物化的洗脑方式。
(全文阅读)

郭伯农:上海有过一所犹太学校
    犹太民族在颠沛流离早已一无所有,所能依靠的唯有他们子弟的聪明和才智。所以在古老的犹太法规中规定了在教育面前不分贫富,所有的犹太孩子都有机会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对他们来说,教育不是点缀政绩的鲜花,不是追名逐利的阶梯,而是决定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诺亚方舟。也因这个道理,1984年以色列建国,通过的第一个法律便是“教育法”。
    如果要找一个教育兴国的范例,这就是一个。处于强敌四面包围,弹丸之地的小国,不但能设计制造世界一流的导弹、飞机、坦克、冲锋枪等武器;还在中东最贫瘠的沙砾地上开发出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农业,他们生产的水果、蔬菜、花卉占领了欧美大片市场。
    真正视教育为生命的民族,断不致于把教育仅仅视作劳动力培训的机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在黑海之滨的奥德萨(一个东欧犹太人聚居的城市)兴办了一所音乐学校,专门培养天才的犹太儿童学小提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主要小提琴演奏家,如海菲茨、艾尔曼、西姆巴里斯特。作为这个传统的继承,后来的世界级小提琴圣手奥依斯特拉赫、柯岗、艾萨克斯顿、帕尔曼、朱克曼又全都是犹太人。(全文阅读)

《自然》发表社论:对不端科学行为怎能坐视不管?
    剽窃是一种严重过错,但是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却没有对之做出恰当的反应。英国《自然》杂志在新年的 第一期报道了一起发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论文剽窃事件,事件被揭露后,肇事者的同事、所在机构和部分发表论文的期刊没有采取正确举措,以至于部分剽窃和重复发表的论文仍然在文献库中。
    《自然》杂志就此事发表的社论认为,实际上只要采取简单的步骤就能纠正这类不端科学行为,但部分学术机构却没采取具体的行动,致使作假者也许还有机会去另行欺骗,成果被剽窃的研究员备受伤害,而此类事件一旦公之于众,公众对科学的信心也会降低。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之事,学术界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科学界天空的一朵乌云
    Yun Park是韩国高等科学和技术院(KAIST)的一位材料科学家,在1997年至2001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自然》杂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Park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中至少有8篇是剽窃的,有两篇论文重复发表在不同的期刊上。因为部分研究人员和期刊编辑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警告,部分剽窃的论文仍然出现在文献库中,没有得到纠正。科学界的天空再次出现一朵乌云。(全文阅读)

高雅麟:当前教师遭遇的十大束缚解读
    身为教师,我常常在沉重而脆弱的生存状态中梦想着突围,憧憬着心灵的解放。兴许正是还有这份疼痛的坚守,还有这份挚爱教育的真诚,我才决定以一种真实的目光投向当前教育的真实,尔后用真实的语言解读教师所承受的束缚,给我以及与我一样爱着恨着忍受着麻木着迷茫着怨恨着的教师们送去一些理性的思考与碰撞,给被束缚的心灵一次美丽的悸动……
    1、师德,一顶光彩夺目的高帽
    提到“师德”,我们听得多的可能就是文件报纸,用得多的可能就是每年必填的年度考核表。在考核表上表述的师德,我们必须承认多数时候是笔上生花,用的几乎都是光面堂皇的泛泛词汇,诸如“热爱”与“忠诚”就是里面必用的字眼。尽管大家心之肚明,这样的总结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也很清楚美丽词汇所表述的并不是自己真实的思想,但我们还是得帖上伪崇高的标签,把师德放大成一顶高帽戴在头上。正如我们知道作为普通教师根本就承受不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雅号,也根本不相信“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根本达不到“一身清贫,两袖清风”、“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点燃自己,照亮别人”、“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等光彩夺目的圣贤境界,但我们还是得默默地接受着“朝拜”,将这些遥不可及的教师“光彩”点缀在评有争先的“文字工程”之中。(全文阅读)

毁了孩子一生的一件小事:魔鬼就在细节中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早期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在全美选出50位成功人士和50名有犯罪记录的人,分别给他们去信,请他们谈谈母亲对他们的影响。信发出去不久,心理学家收到了许多回信,而其中有两封回信谈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小时候母亲给他们分苹果。
  这两封信,一封是美国白宫一位著名人士写来的,一封是一个仍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写来的。
  那封来自监狱的信说: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的,大小各不相同。我一眼就看出中间的一个又大又红,十分喜欢,我很想要那个又大又红的。这时,弟弟抢先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妈妈听了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留给他人,不能总想着自己。”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要那个最小的,最大的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她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表扬我是一个好孩子,还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给了我。我说谎话,却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会了说谎。以后我又学会了打架、偷盗、抢劫,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不择手段,直到有一天,我被送进监狱。
  那封来自白宫的信说: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有个儿大的,也有个儿小的,我和弟弟们都急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上,对我们说:“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你们谁都想得到它。很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
  我们都同意妈妈的建议,因为我们都想得到那个最大最红最好吃的苹果,只有这个办法才是最公平的。于是妈妈给我们划定草坪后,我们几个人就比着干,谁都想干得最快最好。比赛结束后,我赢得了那个最大最红最好吃的苹果。我非常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了一个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道理:要想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正是母亲的教育让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何怀宏:人类最悲惨的思想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与伊凡在酒馆的相遇和长谈构成了全书最重大、最震撼灵魂的一次精神事件,因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就包含在这场谈话之中,在这一“传奇”中提出的问题可视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临终一问,因为,据说他从年轻时就关注这一主题,而他之所以把“传奇”放入《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由于他恐怕自己不能再活着完成另一部小说了。
         阿辽沙与伊凡兄弟俩在隔绝多时后开始互相吸引,互相理解,他们首先谈到生活,伊凡说对生活的渴求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特征,阿辽沙赞同说,应当首先爱生活,而不管什么逻辑。然后他们就开始谈到上帝的问题。伊凡说俄国的青年现在一心一意地讨论永恒的问题,全宇宙的问题,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讲改造全人类,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然而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说他也愿意承认上帝,却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能接受其中到处可以见到的罪恶和苦难,尤其是加于孩子的罪恶和苦难。有许多苦难是人为制造的,人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爱自己,这就又把谈话的路线从上帝引回到了人,引到了人性的深处,但仍然始终不离上帝,面对上帝!伊凡感觉这样一个人的生活世界和过程就建立在荒诞上面,而且他不愿接受最终的和谐来抵消这过程的荒诞和苦难。(全文阅读)

李猛:爱与正义
      当代哲学家Martha Nussbaum在《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一书中曾经暗示,欲爱与正义是相对的。浪漫的欲爱,在道德上往往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对肉躯中蕴含的激情的迷恋,总是对特殊性的迷恋,经常有悖于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在书中,有篇文章是对詹姆斯小说的分析。在谈到詹姆斯笔下的女主人公时,Nussbaum指出,Maggie始终在学习如何去爱,对于纯洁的她来说,这是一项考验,仿佛是一次“坠落”。因为,爱,并不象她想得那样,完美无缺、纯洁无暇;恰恰相反,爱总是有缺陷的。当Maggie真正从一个女孩成为一个女人,在她的眼中,她自己变得破损、不完美、甚至有些不够安全。是的,不安全,欲爱总是意味着体验自身的脆弱性,爱总是面临着听命于非理智的激情摆布的“危险”,使人不再是自主的(Passion难道不是passive吗?)。正如《国家篇》中的苏格拉底告诉格老孔的,使人节制的是理性与法律,属于灵魂高贵的部分,而让他听命情感的则是低贱的部分。追求前者的是自由人,而尾随后者的,只会是奴隶。欲爱,不仅经常不能使我们幸福,而且很可能会使我们远离善,理性和法律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这种被柏拉图抛弃,受到亚当·斯密怀疑的爱,与正义中蕴含的一般性、普遍性、形式性,权威支撑下的稳定色彩都背道而驰,不啻为尖锐对立的两极。但Nussbaum的抉择却是在爱这一边,如果我们记起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一本讨论古希腊哲学与戏剧的出色著作)的开篇曾引用品达有关“葡萄藤”的比喻,我们就会明白,在这位女哲学家的心目中,欲爱正是人这种脆弱的美的力量所在。人,唯其脆弱,才有力量,才有美,才有卓越(arete)。
         可是,爱与正义真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吗?就象现代学者看待善与正义一样,即使不致针锋相对,至少也要泾渭分明。难道法律的女神果真只知用剑刺穿不义者的心,而自己却没有一颗真正的心?难道法律的女神,只是复仇的女神?(全文阅读)

朱也旷:木罂缸渡河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一则韩信战胜魏王豹的著名战例。这位豹先生本已与刘邦结盟,见他在彭城郊外打了个大败仗,不但死伤无数,连老爷子也给捉去了,便又投靠到项羽那边。背汉和楚后的魏王积极备战,“盛兵蒲坂”,“塞临晋”,总而言之是据险扼要,负隅抵抗。但他这样做只是给韩大将军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缸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
  文中的木罂缸是什么呢?在由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选译的《史记》(中华书局1976)中,做了如下的注释:
  木罂缸:木制的形似瓮、罐的渡河器材。
  可以想象,一支披坚执锐的大军用这种瓮罐类的器材渡河,会使士兵们的腿脚和屁股多么不舒服,但这毕竟要比流血成河的强渡好得多。
  对于韩信,这是第一次,此后还有列背水阵、半渡击之、先堵后放等一系列辉煌战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专门辟出章节,探讨渡河作战的问题,假如他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善于利用河流作战的将军,也许就会在书中以韩信为典型了,但这已经扯得太远了。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当卡夫卡写下《变形记》开头的这句话时,他无疑采用了用木罂缸渡河的办法,并像韩信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米兰·昆德拉认为,对于我们这个世纪,是他使小说艺术中的非真实性合法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大行其道的许多东西正是卡夫卡当初所竭力反对的,任何读过卡夫卡晚年谈话录的人都会得出上述结论。也许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大尺度的流弊,但我个人以为,没有哪个时代的流弊像今天这么明显。许多作家像足智多谋的韩信将军那样,把战船陈列在一个地方,而从另一个地方偷偷地用木罂缸渡河。可是木罂缸还不够,尽管它已足以使人感到不便,于是便赶紧发明更奇特因而也使人更不舒服的渡河高 地 论 坛工具,惟恐落在了他人后面。但是棗河对岸的豹先生既不在蒲坂,也不在临晋,谁也不知道魏王和他的军队到哪里去了,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全文阅读)

任悦:“活时代”:看与被看的历史
    ……翻开“活时代”的封面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说明:“纪实摄影是摄影师长期关注、并对题材进行了深入采访而拍摄的有着社会学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的图片。相对于报道摄影而言,纪实摄影不太讲求时效性和新闻性,它的影响是长时期的。纪实摄影的目的不只是向人们讲述一个故事,它同时还能揭示出这个故事的丰富背景,更注重表现被摄体内在的精神。”这个定义出现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对概念的解释,它为读者提供了解读随后出现的这些图片的线索。而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它给了读者一个解读自己生活的线索,在这些影像的碎片中重新拼贴自己的生活图景。
  而实际上,作为从业者,我们时常低估读者的读图能力以及他们对读图的渴望。我一直保留着几张卡片,那是我在大学的一个同学读完《黑镜头》以后递给我的,卡片上的字让我吃惊,继而惭愧:“可不可以去寻找(非创造)一幅图景——在现代化巨大、庞杂威严的背景下,一个手工艺人(老的,残缺的,丑的,绝望的)创造了炫目的、绝伦的美的瞬间;可不可以到精神病院,找两个正在微笑和交流的病人,背景是一个严肃得有些神经质的医生,去反讽这个世界的颠倒;拍一个孩子的愤怒,拍一个放在白瓷盘子里的翡翠麻将……应该把探险放在寻常生活中,在街道上,在菜场里,在公园里,因为这里是罪恶猖獗的地方,这里是最令人心寒的地方,去拍个一个杀人犯拔刀的瞬间,一个小偷手插进口袋的紧张面孔,一个妓女在暗夜街上行走的高跟鞋……这些是真正的险恶所在,可能会牺牲生命。我想,这种探险是令人震撼的。”(全文阅读)

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蔽生黑,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麽?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全文阅读)

《寡头》俄罗斯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真实写照
    大卫·霍夫曼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其可信、翔实,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探讨了新俄罗斯一个暴富阶层崛起的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说,《寡头》这本书真实地描述了私有化过程及其主要结果——一小撮“寡头”。
    本书作者1995-2000年期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站站长。
    一般俄罗斯人所谓的“寡头”,实际上是1991年以来经济转轨过程中造就的一批暴富群体——其中人们最熟知就是所谓的“七巨头”——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和弗里德曼、斯莫林斯基、阿列克别洛夫等人。
    其实,如果深究起来,这些人创业路子大多始于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阿文、弗里德曼、古辛斯基等人最初曾经干过倒卖戏票的营生,莫斯科著名的大剧院门口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别列佐夫斯基倒卖过地毯,甚至有一次被连人带地毯被扣在了机场。霍多尔科夫斯基背靠共青团这棵大树,从西方倒卖计算机、香槟酒之类的新潮玩意儿发了财,据称90年代初其资产已达到2000万美元。
    然而,这些人真正发迹却是叶利钦给了他们机会。(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听月小筑:对着月亮说晚安
    昨晚的周未,有点无聊,晚饭后一个人出去走走,慢慢的徒步走在路上,身边依稀走过几位行色匆匆的路人,或者他们的目的地,有心爱的人在等候?抬头,今晚的天空布满星星,月亮在空中游移着,想起,很多文学作品都描绘月亮如何晶莹?今晚的月亮也不例外,泛着透明的光,给这个夜晚增添几许美丽。
    扑面而来的风轻拂着路边的树木,莫名,喜欢这样的夜色,静静的,没有白天的喧哗和灼热。
    一片静溢的四周,带着几许温和,路边的桐树下,三三两两的情侣相拥着纠缠在一起,让人感觉到亲密无间的温暖,或者周围的燥动对于情侣们的世界是不存在了,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还是彼此。(全文阅读)

少典:论表现主义的观念文本
       在研究表现主义文本理念的时候,必然看到,表现主义的艺术特征同样需要用语言学符号系统的贯彻表达。表现主义的前辈大师(克罗齐、柏格森等)认为,表现主义文本是典型的宣示人自我语言,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话语系统。自我的话语则是一种内心的意识与意象的宣示,文本即传达这种意象的缓慢释放过程,意象传达完毕,文本自然结束,同时失去了意义(完美的作品只存在于人们心中,体现为文字符号系统的文本自诞生起便丧失了完美的特性)。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的符号系统经过索绪尔的研究开发,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而成为单独的哲学,经过雅克.拉康的完美演绎之后,又放射出更加明亮的光芒。拉康认为,以往所经过(随着时间流动)的世界与一切社会的文化构成分别由现实的物、想象的物、符号的物这三个独立的概念组成,既能被逻辑学所验证也符合历史的表达,纯粹的理性精神分析与单纯的语言特性都不能够对此做出完整的诠释。这就和表现主义的理念发生了极大的冲突-→文本的主观性被事物的实在性弱化了。后结构主义普遍认为,语言在对现实的世界做局部或整体描摹的时候,本质往往很难穿透文本的符号体现出来。因为经过了社会话语权力中心告诉的话语(指宣传与教化)所形成的假象会掩盖住事实的真相,事实上即使真实确实存在着,经过了这种预先的告诉,也许就再也不会被察觉了,真相或许永远不再存在。因为在话语权力中心的眼里,历史是一个可怜的婊子,可以被他们任意地强奸与装扮,他们所告诉民众的一切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与精心的伪装,而且他们强行或用暴力剥夺了渗透思想者叛逆与反抗精神的自由表达权利,可怜的真相便被丢弃在了智者精神分析的想象之境,并且永远无法形成语言的载体-→文本,表现主义的原则即使存在了,意义也受到了可耻的欺压-→权力话语的威力远远地超过了表现主义的直觉想象。(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全球1000名翻译选出世界上最令人头大难译的词
    据英国《泰晤士报》22日报道,在全球1000名翻译人员协助下,英国伦敦“今日翻译”公司最近选出当今世上最难翻译的词语,其中班图人的希鲁巴语“ilunga”一词位居榜首。它的意思是,世人愿意以德报怨两次,但决不会有第三次。
  以些微票数败给“ilunga”的,是犹太人采用的依第语中的“shlimazl”,意谓一个头头碰着黑的倒霉人。在英语方面,意思为全权大使或特使的古典英语生字“plenipoten tiary”,击败了“googly”(木球运动中一种投球招数)、“spam”(斯帕姆午餐肉)及“gobbledygook”(啰嗦浮夸的语言),成为翻译员心目中最棘手的英文字。
  “今日翻译”行政总裁齐林斯基尼说:“人们有时忘记了翻译员不只要翻译语言,更要翻译文化。有时候,一种文化有的事物,未必存在于另一种文化。我是立陶宛人,我们的语言中就没有googly这东西。”(全文阅读)

用DOS上网 (全文阅读)

测试一下你的气质类型
    胆汁质。感受性低而耐受性较高,不随意的反应性高,反应的不随意性占优势,外倾性明显,情绪兴奋性高,抑制能力差;反应速度快,但不灵活。  
  多血质。感受性低而耐受性较高,不随意的反应性强;具有可塑性和外倾性;情绪兴奋性高,外部表露明显,反应速度快而灵活。  
  粘液质。感受性低而耐受性高,不随意的反应性和情绪兴奋性均低;内倾性明显,外部表现少;反应速度慢,具有稳定性。  
  抑郁质。感受性高而耐受性低,不随意的反应性低;严重内倾;情绪兴奋性高而体验深,反应速度慢;具有刻板性,不灵活。  (全文阅读)

我傲 ,故我狂

月光下的悲鸣
划破那些看似飘渺的云际
冷冷的目光中
悄然而落的
是那
千年以前早已冰冻的泪水
 
我苦笑着放弃
我知道
只有月光才能忠实的听我的故事
我知道
只有黑夜里
才能有我的坦率直白(全文阅读)

蓝色眼泪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     
既然没有终点,回到原点,我想我们都已不在乎......
让思绪能够象海一样遥远,想念着那些漂走的记忆。(全文阅读)

一朵玫瑰花
    有位绅士在花店门口停了车,他打算向花店订一束花,请他们送去给远在故乡的母亲。
 绅士正要走进店门时,发现有个小女孩坐在路上哭,绅士走到小女孩面前问她说:
 “孩子,为什么坐在这里哭?”
 “我想买一朵玫瑰花送给妈妈,可是我的钱不够。”孩子说。绅士听了感到心疼。
 “这样啊……”于是绅士牵著小女孩的手走进花店,先订了要送给母亲的花束,然后给小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走出花店时绅士向小女孩提议,要开车送她回家。
 “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当然啊!”
 “那你送我去妈妈那里好了。可是叔叔,我妈妈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
 “早知道就不载你了。”绅士开玩笑地说。
 绅士照小女孩说的一直开了过去,没想到走出市区大马路之后,随著蜿蜒山路前行,竟然来到了墓园。小女孩把花放在一座新坟旁边,她为了给一个月前刚过世的母 亲,献上一朵玫瑰花,而走了一大段远路。 绅士将小女孩送回家中,然后再度折返花店。他取消了要寄给母亲的花束,而改买了一大束鲜花,直奔离这里有五小时车程的母亲家中,他要亲自将花献给妈妈。
 一朵玫瑰花
 为逝者举行盛大丧礼,
 不如在他在世时,
 善尽孝心。(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余杰:那栋仆素的小房子
    ……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普林斯顿位于新泽西州西南的特拉华平原,东濒卡内基湖,西临特拉华河。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面积约七平方公里,人口三万多,其中两万多为大学师生。就规模而言,它不比中国一个中等的县城大。在普通的全美地图上,甚至没有标注这个小镇的名字。
    然而,普林斯顿却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地方,它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号称“国际大都会”的城市。普林斯顿的著名,源于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曾经在此居住过的若干宛如星辰般灿烂的大学者们──爱因斯坦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星星。(全文阅读)

古罗马艺术
    罗马艺术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们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马其顿希腊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希腊大帝国时,在意大利半岛台伯河流域又兴起了一个国家,它历经600年左右的发展终于成为强大的帝国,这就是罗马大帝国。它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腊本土,公元前30年击败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自此,原来为希腊所统治的广大地区,包括希腊本土,全部归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成为希腊之后的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心。
    罗马本身的艺术并不发达,当罗马人征服了许多文化艺术繁荣的国家,将那里的大量艺术品,尤其是雕塑和绘画当作战利品劫运到罗马,同时还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艺术家、工艺师、工匠等当奴隶和人质集中到罗马,这就为繁荣罗马文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据说当时罗马城人口只有6万,而劫得的希腊雕刻艺术品却有几十万之多。正如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所言:“被俘的希腊反使蛮族主人成为俘虏,她把艺术带给了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罗马和希腊都是奴隶制国家,又都是半岛国家,但罗马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培养了对客观事物冷静思考和求实精神,所以务实是罗马人的风格,不同于“外向型扩张”的希腊人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这就决定了罗马人的艺术观是求实、写实,缺乏幻想和想像力。罗马人也有神话,但却是沿用希腊的,只不过改个罗马名而已,如,对美与爱之神,希腊人称阿芙罗狄德,罗马人称维纳斯。

    人们在观赏罗马帝国皇帝雕像时发现,帝王的气质同帝王统治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强大兴盛的帝国在渥大维的肖像中直率地表现了出来,智慧的、为罗马人做了不少善事的提图斯被雕成君子的典范,而帝国衰落时的情景似可从奥利略的形象中看到。奥利略是古罗马“五贤君”之一,是崇拜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家。政治斗争的现实和自然灾难使他的理想一一破灭,成为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没落君王。同奥古斯都那坚定、沉着、居高临下的气势完全不同,他骑在马上挥动右手但无目的,神态也显出不确定性,而坐骑的精神气质与人也一样。他更多地像个哲学家而少有统帅的气概。(全文阅读)

2003戛纳广告节平面金奖作品 
    南非大赦机构
    巴洛克式的、仿古代欧洲平面装饰的海报,华丽繁复的花纹细看下竟是由一幅幅惨不忍睹的黑人被虐杀的图画组成。
    看到这副作品,我们的设计师和美指们不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手绘能力和平面构成水平吗?(全文阅读)

2004欧洲足球锦标赛唱片下载
    专辑介绍:200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唱片大家所期待的2004年的欧洲锦标赛即将开始了,而全球唱片公司巨头Universal 在开始之前就推出全新的欧洲锦标赛专辑。其中,歌手的阵容绝对让你震惊,有U2,U2的一首《Beautiful Day》就可以令你听出耳油了;Blur,他们的一首《song 2》 曾经是 1998 年FIFA的一首主题曲,哇!正 !还有 Limp Bizkit 他们曾经唱出了《Mission Impossible II》的主题曲《Take a look around》,非常的好听!Oasis ,他们就不用多说的啦,相信你都很了解;还有Hermes House Band等等,所有的歌手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全文阅读)

近五十年废绝的几个行业
    北京旧有的行业中,在近五十年内废绝不少,有些是现在的年轻人没听见过的。这些已废的行业过去曾兴旺过二百多年。考其兴衰演变,皆与旗人有关。当年旗人是这些行业的好主顾,旗人衰败,这些行业随之而衰,至于废绝。兹举:当铺、冰窖、油坊、杠房、喜轿铺、干果子铺、果局子、烟儿铺、鼻烟儿铺、切面铺二荤铺、小器作、棚铺、家伙座儿。没门脸的有:井窝子、排子车、打鼓儿的、租孝服、口子。
  北京旗人的经济状况并不一致。八旗兵每月领银一两五至三两,都统即军长月领银五十两或更多。其他人员在政府部门任职者也是这样,例如笔帖式月薪不超过十两,高级官员,侍郎的俸银近百两,更高级的官员,如各部尚书月领俸银百两以上。收入悬殊,生活水平不同,需求各异。因此,商业各行应旗人之需而分高低,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档次”。不论哪个档次,都是以旗人为顾主。例如喜轿铺和杠房,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八旗兵丁,不论穷富,都讲究办事,只是规格和水平不同。饮食行业也是如此。清代旗人收入虽不同,但是生活稳定,从而养成好享受的习气,平日饮食穿戴,有事时搭棚办事,直接养活许多行业。辛亥后旗人衰败,不少行业亦因之而废。先讲几种有门脸儿的。
  冰窖。近年有了电冰箱,早年也有冰箱,也叫冰桶。早年的冰箱是用木高级的是用硬木做成方形箱,上盖一半固定,一半是活的,以便开关。冰箱内面是一层锡。冰箱内有木架,用以放置天然冰。箱底有一孔,以排放冰融化的水。鲜果、鱼肉、酸梅汤等皆可放在冰箱里。在没有现在的新式电冰箱时,就用这种冰箱。比较富有的旗人家,每到夏季就到冰局去订天然冰,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有专人送冰到户。(全文阅读)

从占星窥探你的写作能力
  写作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你所需要做的不过就是盯着一张白纸,直到你想出应该把什么东西写在上面。 ——吉恩-福勒
  对于一个超级语言大师来说,愿望和才能是否已经足够让他成功?其实,把词语和句子按顺序组合在一起是一个足够简单和直接的过程,而且,很多人在进行练习和努力时,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星象对情绪和财政方面的影响。
  坎宁安女士在言谈中把命盘作为一种潜在的指示,把生命作为一种原生态的真实。她曾分析过一个典型的双子座人的命盘作为实例,在这个人的命盘上,水星和第三宫的能量非常强大,而土星和冥王星则相对弱小,而这个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作家,于是,坎宁安女士指出,当一个人无庸置疑地具备了语言天赋时,他/她也许就会缺乏坚持下去完成任何重大事件的稳定的能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土星相位的支持,这个想成为作家的人也许就只会追求一时的直接的成就,但是,写作的成就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另外,冥王星的影响也很重要。当冥王星的力量强大时,它表示的是独自支配时间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进行长期写作所需要的。斯蒂芬-金,他的命盘上巨蟹座呈上升趋势,土星与冥王星同时位于狮子座所在的第一宫。(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孙曙: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作所。
  ……一目了然,在民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包括“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的名单中,并无杨益言,因为他当时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连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他的被捕,只是因为他四处邮寄同学通讯录引起特务邮检组的注意,以为又是在寄发地下出版物,将他作为嫌疑犯逮捕。他自己在重庆解放初期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中,特别有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也成了政治犯”,就等于承认他本来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犯。他的出狱,是由他的家人出钱,通过他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通门子放出来的。他说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他从众多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单单挑选出“仲秋元、唐弘仁”二人来与他并提,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仲、唐二人在那批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资历最老,以后的职务也最高——仲秋元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唐弘仁曾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益言既想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一样由中国地下组织和民盟营救出狱的,又怕引起知情人的反驳,因此用了“先后”二字来作为掩护,也是煞费苦心。不过,不论他是“先”还是“后”,他能明白说出他是由谁提出名单、由谁出面与当局谈判,又是通过谁、用什么方式营救出来的吗?(全文阅读)

傅国涌: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
    夏衍去世已十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国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国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已易手,上海也指日可下,这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全文阅读)

吴国盛:科学,人类文化统一性的见证
    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然而,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是浮浅和支离破碎的。由于当代科学的专业化本质,理科大学生通常会在越来越专门的学科领域学到越来越精深的专业知识,但对其他的学科所知不多,科学对他们而言往往就是那个狭窄的领域和特殊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过早过度地分科和身份定型,文科大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和能力进一步接受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科学对他们而言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流行的信念。
  建立全面和完整的科学形象,是大学科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学之道在于弘扬统一科学的理想、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因此,大学科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各门专业的专门人才,而且首先要培养深谙科学之人文精神的科技人才,而科学之人文精神只有在对科学的全面和整体的理解中才可能被领悟到。
  可是我们目前的科学教育体制恰恰在这方面十分欠缺。我们缺少一个类似“科学通论”的课程。在这个课程里,学生可以了解到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全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和哲学背景,科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以及科学家丰富多样的个人生活。通过这样的课程,学生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统一性、科学的统一性以及人类文化的统一性,从而领悟到科学的人文本性。(全文阅读)

李冰封:纪德的真话与斯大林的悲剧
   辽宁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六十多年前写的两本书:《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两书都是郑超麟老先生译的,分别译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译第一本书时,郑老是作为政治犯被囚于国民党政府的监狱。此书出版后,发行较广,但看过此书的读者,现仍健在者,都垂垂老矣,六十岁以下的人,看过此书者,可能极少。第二本书是郑老出狱后译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受战争影响,发行量很小,许多读者则只知书名,而未见其书。这本书的书名是意译。原名是:Retouches a mon Retour de L'.U.R.S.S.,其中retouche一词,法文解作对图画、文章等的“修饰”或“润色”或“修描”。纪德出版《从苏联归来》后,除一些恶意的攻击、谩骂和污蔑他置之不理外,还有一些人由于不知底细,对此书作了善意的批评,纪德的“修描”正是对这些批评者而作的。译者考虑到书名译为“润色”等,中国读者不易理解,故干脆意译为《答客难》。两书重版时合订为一册,共收有十二篇附录。这些附录,极大地帮助了读者理解全书。
  现在,许多人都在思考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观点各异,言人人殊。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造成了人民生活物资的匮乏;实行极权,压制民主,滥杀无辜,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分子对广大人民的专政,造成了人心背离;由于社会上缺乏民主自由,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又欠佳,特权阶层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日益扩大,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定;斯大林以后的数任领导,又都未能扭转这一局面,这是苏联崩溃的最根本原因。阅读纪德的这两本书,可使更多人反思历史,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书的重新问世,确实值得一提。(全文阅读)

真实的汉尼拔——罗马帝国的噩梦
    “先父即将远征伊比利亚(西班牙)之际我恰好九岁。他向神灵供奉祭品时我正站在离祭坛不远的地方……他把我叫到他身边慈爱地问我是否愿意随他一起出征。我迫不及待地表示愿意,并且充满男孩子气地热切恳求他准我同行。他拉着我的右手把我领到祭坛跟前,吩咐我把手放在刚献祭的祭品上对天起誓:我决不与罗马为友。”
  根据古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上面这段话出自汉尼拔之口。我们固然无从得知是否真有其事,然而毫无疑问,汉尼拔确实从小就在他父亲大将军哈米尔卡·巴卡的教育下形成了对罗马的仇恨。
  汉尼拔生于公元前247年,当时迦太基与罗马正忙于进行第一次布匿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库斯”,故名),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控制权。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部与迦太基所在的北非海岸之间。截至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已是一座古城。它由腓尼基人所建,到当时已有约五百年的历史。它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据认为曾有居民七十万人。迦太基人与他们的腓尼基祖先一样,以航海与贸易为生。他们的船只驶遍了全地中海。在遍及西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地方(包括西西里岛沿岸),他们都建立了小块殖民地。他们曾冒险闯过“赫尔克里斯石柱”(即直布罗陀海峡),沿欧、非两洲的大西洋海岸进行探险活动。在国内,迦太基人又是出色的农民。因此迦太基巨大财富的基础是农业与商业。(全文阅读)

西域三十六国今何在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建元类卯三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当时在现新疆境的西域三十六国,经考证在如下地方:
    (一)乌孙 ---- 现新疆伊宁市及附近几县是乌孙当时一部分。绝大部份,为沙皇俄国侵占。
    (二)龟兹 ---- 现新疆库车、拜城一带。
    (三)焉耆 ---- 现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
    (四)于田 ---- 现新疆和田一带。(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景海峰: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当代儒学话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论辩,基本上循着两个路数:一是历史的,重其发展脉络、迁延历程;二是观念的,往往拣金弃沙,只把握根本的传统。前者多为治历史学者所取,处之极端,往往陷溺于所谓“史学的偏见”。三十年代以还,喜宋明理学或研哲学者,于此多有掊击,兹不具论。而后者为习哲学诸人惯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还是复兴儒学,关键处均是一些观念铺陈和范式架构,难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讥。海外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学者对此多有指证。如张灏谓“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种哲学体系或学术研究的倾向是危险的”。[1]自称“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以著述的艾尔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讨论为中心的思想史领域,只不过是“较为浅显的中国哲学史”。深受德国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学史之取向的影响,普遍服膺“观念史”的模式,“结果,中国思想史只能以叙事方式进行,精于哲学却短于历史脉络”。[2]因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际而造成的史、哲之别,深深濡染了当代的儒学识辨与言说,使儒家的本来面貌在强烈的古今之辩意识的现代阐释之下,更多增添了难以圆合的裂痕。“史学的偏见”与“良知的傲慢”之争讼与对垒不见消弥,反愈加剧。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说明和消解紧张的有效途径,势必将成儒……也许用发生学的方法以观其眇是一可行之道。当代的儒学话语(批判的、旁观的、弘扬的)及其复杂的形态,均是在百年间原有体系发生剧烈的动荡、裂变、转型过程之中的迁延或歧出。尽管有西学东来的重大外缘,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体系内在的变化。所以,对清末儒学的状况作些了解和分析,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清理。另外,我们今天所说辩腾喧于口的儒学,早已走出了经学时代的范式,在形态上已被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夹裹和切割,这一转换的发生机制和微妙历程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本文即围绕清末经学的解构和现代形态儒学的创发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全文阅读)

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严复比较系统、正规地引入西方思想和学术以来,在20世纪最初20年间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主流是自由主义,但“五四”之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接踵而至,于是国内的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先驱纷纷改换门庭,拥抱社会主义;更有不少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自由主义立脚未稳的情况下便试图对自由主义作社会主义式的修正,以至于30、40年代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宣言或言论中自由主义色彩不浓,而社会主义色彩却不浅(比如对苏维埃体制的赞扬,以及鼓吹“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社会主义”等)。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也包括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知识界的多数从自由主义移向社会主义的结果,却是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于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都成了没有容身之地的异端。
  上一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重新出现;与此同时,新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亦日渐猛烈,社会民主主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主要是从事批判与消解,正面建构性的内容不多,因此当人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宪政前途和设计时,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近而最具竞争力的另一种选择。
  我认为,就中国大陆宪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价值选择而言,不管是从逻辑顺序还是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都应该把自由主义放在先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全文阅读)

罗蒂: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
      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偏爱分析哲学还是大陆哲学,最容易的方法是看看他书架上的图书杂志。如果他有相当多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而没有戴维森和罗尔斯的书,那他也许情愿被描绘成偏爱大陆哲学的,至少不愿意被说成是偏爱分析哲学的。如果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写有大量标记的抽印本,都是选自《哲学杂志》、《哲学季刊》和《哲学评论》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蛮可以被当作分析哲学家的典型。
        不过,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他既参加由上述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也能够就诸如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转向”的动机的解释是否恰切的问题谈得头头是道。还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也包括非英语母语的,能够在罗尔斯与卡尔·施密特、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福柯与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1]之间游刃有余。不过,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体现出的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仍属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虽然它以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哲学系的访问为基础——我认为这部分哲学家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开弓的本领之所以比较少见,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生为了找到哲学教职,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的职业候选人,但他们的时间只允许他们涉足某一个领域,而他们能够取悦的潜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争这样的教职的候选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学习大量的思想史,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在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一脸茫然: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如何?尼采何以偏爱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而在英语国家,他们就不必操这个心。但他们却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主流英语哲学杂志——至少也得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最近几期讨论的问题都有哪些?(全文阅读)

杜维明:要反思文革首先要超脱集体健忘
       一九八九年秋季,北美的三个东亚研究中心——伯克莱、密西根和哈佛,曾经在马里兰的安堡纳斯举行过一次以四个重要事件为主题的中国问题研讨会: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我曾怀疑过:为什么这样几个不同的日子,可以这样串起来作为一个会议的主题呢?特别法国大革命与鸦片战争,本来是距离很远的事情。现在回想,主要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思想界受法国启蒙心态的影响极为深刻,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咸认,只有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才能拯救中国。这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撞击的经验有关。四九以前,中国发生过的许多浩劫——如同犹太人的Holocaust,都和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四九以后的浩劫,虽然与帝国主义仍有关系,但更多的却是内部原因,即所谓“自作孽”。因为意识形态的强化、内部的权力斗争、个人的权力欲,还有很多其它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配合外面的压力所造成的浩劫,给民族带来很大的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浩劫——或者说是各次浩劫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三十年前中国发生的文革。
        文革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中间波及的层次、侧面太多,特别是知识界,受到残害的人数相当惊人。但是对文革的反思工作,却一直碰到许多困难。最具体的、也是最让人惊讶的方面是:历史上各种浩劫,包括犹太人的Holocaust,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的界线非常清楚,哪些是迫害人的凶手,哪些是被迫害的牺牲者,判然分明;迫害者会受到很大的谴责,被迫害的对受害的原因有一定的理解,也必然会获得应有的同情,这一切虽然不是一目了然,但界域分明。但文革的浩劫,也包括四九年后中国发生的许多浩劫,情况却大不一样。常常是,被迫害者的内疚不安往往超出了迫害者,而迫害者,却常常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迫害者,而且以为理所当然,不仅没有内疚,甚至气焰还挺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当然与四九年后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有关,也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遇到各种不同的灾难,政治体制要想图存、自强等等复杂的原因相关。对这一切应该如何进行理解、反思、讨论?到目前为止,不仅思想上没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方式予以支持,甚至连大家能够取得共识的语言、话语还没出现。这等于说,被迫害者还没有寻求到一个能够表述浩劫经验的最基本的行动文法和象征符号。这就是为什么,近十多年来,我们开始要讨论“毛文体”、“党文化”的问题,力图从更深刻的符号学、文化学等等方面,寻找到思考的出路。这些思考,目前虽然还是处在非常初级的层次,但逐渐深化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必要。(全文阅读)

郭齐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
     1967年7月殷海光到徐复观家住了四天,经常与徐谈文化问题,徐“发现他的态度已经有些转变;他对中国文化,保持了审慎地敬意;他认为他有关中国文化的一部著作(郭按,即《中国文化的展望》)犯了不少的错误;他认为逻辑实证论沾不到价值问题;而价值问题是非常重要的。”[7]徐问殷:你怎么有这种转变呢?殷说:“我是受了近年来文化人类学的影响。”[8]到1969年殷临终前,“在病榻上告诉陈君鼓应,又多补出了三个转变的原因:一、他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二、他的学生张灏。三、半个徐复观”。[9]徐复观认为,除了第一点最为深刻外,其它都是外缘。“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乃在忧患中形成,也只有忧患中才真能感受。他这几年正陷在深刻的忧患之中”。[10]
        在殷海光转变的诸多原因中,徐复观正确地肯定了殷自己的生命体验,特别是晚年的坎坷遭际、忧患人生,才是与忧患中生成的中国文化精神相契合的主要原因。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又发现了殷转变的认识论原因,即对科学主义、逻辑实证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怀疑和疏离。在殷临终前一个月,即1969年8月,他对徐复观说,不能仅以科学来代表文化,科学不能解决人生价值问题,科学也不是人生幸福的指示器。他批评有些人极力在中国文化中附会些科学,“这实际是把科学的份量估计得过重,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便没有价值。实则中国文化中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崇高价值。”[11] 在殷临终前八九天,即1969年9月7日或8日,他对徐说:“中国文化,不能凭藉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第一是不能凭藉达尔文的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第二是不能运用康德的超验观念。第三是不能通过黑格尔的体系哲学。第四不能通过马克思的思想。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累积,累积得这样深厚。”[12] 这里,我们格外重视第一条,因为包括殷先生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是以单线进化论来衡量、评价中国文化的。此外,殷作为金岳霖的弟子,作为逻辑学家和逻辑实证论的信奉者,通常持守的原则即是知识与价值的二分。实际上,他的这种二分的主张与他的实际生活是相矛盾的。他的思想转变,就意味着对这种二分模式的疏离。(全文阅读)

西塞罗: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在元老院发表)
    (1)喀提林,到底你还要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你的丧心病狂的行为还要把我们玩弄到多久?你的肆无忌惮的作风将要嚣张到什么程度?帕拉提乌姆夜间的守卫根本不在你眼里;到处都有的巡逻根本不在你眼里;人民的惊恐根本不在你眼里;所有正直的人的结合根本不在你眼里;元老院在这一防守坚强的地点开会根本不在你眼里;难道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表情也根本不在你眼里?你不知道你的计划已经暴露?你没有看到,由于在场各位元老都已知道了这件事,而你的阴谋已紧紧地被制服住?你以为在我们当中还有谁不知道昨天夜里你干了什么,前天夜里你干了什么,你在什么地方,你集合了哪些人,你制订了什么计划?这是什么时代!什么风尚!这些事元老院都知道,执政官也看到了。可是这个人还活着。我不是说过吗,还活着!而且,更有甚者,他还来到无老院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用目光挑选和标定我们当中每一个将来要遭到杀害的对象。但是,我们这些勇敢的人如果能够避免遭受这个人的愤怒屠杀,那看来我们确实就完成了对共和国应尽的义务。喀提林,你早就应该根据执政官的命令被处死了。很久以来你一直阴谋加到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灭身之祸,正应该落到你本人的头上。那位杰出的人物、最高司祭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尽管他只是一介公民却杀死了只是稍稍动摇了共和国基础的提贝里乌斯·格拉古,而我们身为执政官的人能容忍喀提林一心想用杀人放火的行径把整个世界毁掉吗?盖乌斯·赛尔维利乌斯·阿哈拉曾亲手杀死那想搞变革的司普里乌斯·梅利乌斯,但这些前例年代过于久远,我不想再提它们了。过去在我们国家有过,确实有过这样的勇敢行为,这就是勇敢的人们惩办背叛祖国的公民较之对于不共戴天的敌人更加严厉。喀提林,我们手里有元老院的一项强有力的和严厉的命令来对付你。共和国并不缺少这些位元老的同意和支持。但是,让我老实告诉你,缺少的是我们这些执政官!(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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