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六 期 特 刊

真名周刊——杨小凯纪念专集

 

杨小凯纪念文章

 

沉痛悼念杨小凯教授

  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发布这个不幸的消息。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伟大的经济学教育家,我们尊敬的杨小凯教授已于北京时间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去世,终年55岁。杨小凯曾经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他提出和研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杨小凯教授曾到我们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名家茶坊”作客,和广大经济学网友一起探讨经济学的问题。杨小凯教授的去世不仅是经济学界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们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向杨小凯教授默哀致敬!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

党国英: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
    杨小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对杨小凯的评价,恐怕不能用他的研究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类标准,因为他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继承性(与批判性并不相悖)也是无可怀疑的。问题是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当然,我是拿他与其他世界上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相比。
    杨小凯自己很看重自己的工作。记得约五、六年前,他说他的理论框架可能在20年之内成为大学讲坛的主流。时间流逝,20年很快会过去,我们只能谨慎地等待结果。如果杨的预言成为现实,那可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够褒奖他的。经济学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和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撒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经济学创新周期中,杨小凯他们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够被已经显得保守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那他将获得不可撼动的经济学乃至人类科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然,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声誉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队伍。
    一个理论或一个理论框架究竟多么重要,评价起来远比理论的正确与否困难。张五常曾经对杨表示过一种保守的评价,大概这种评价到了杨小凯的耳朵,杨小凯很快表示了一种谦虚的意见,还把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可是,在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这本新出版的中文教科书里,他又十分自信,预期他的框架会替代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他再没有提供这种替代的时间表。(全文阅读)

胡平:永恒的纪念──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
    杨曦光(即杨小凯)写的《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中的大部份章节,曾经以《狱中回忆》之名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上连载。我每篇都细细读过,记忆犹新,但得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1994年),仍然忍不住去邮购了一本。在我看来,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是我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出版已有四年,英文版也已上市,但似乎未见热烈反响,不过我相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书在五十年后“还会被人记起”。传世之作未必畅销。它也许永远只有少量的读者,但这少量的读者永远不会断绝,世世代代,它都能为自己觅得知音。
    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牛鬼蛇神录》堪称此类作品中的杰作(顺便一提,刘青写的《狱中回忆》亦是同类作品之又一杰作)。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和一般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同,杨曦光这本书很少写到自己,他写的几乎全是别人,是形形色色的狱中难。这中间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当局不允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民间企业家,有强盗,有小偷,有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政治犯,有宗教信徒,有作家,还有国民党时代的官吏。作者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文字工夫,他能用短短的篇幅就把这些人物都写得十分生动。《牛鬼蛇神录》揭示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而又不被常人熟悉的方面。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一种非凡的政治观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睛,更深刻地认识文革,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共产党革命。(全文阅读)

杨小凯与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就好比,它先要比较网民和农民哪种生活方式更好,然后再决定如何当好一个网民或农民。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经济均衡的跳跃,实质就是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其中交易费用的变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规模的影响,而市场规模又涉及到国际贸易和城市化、工业化问题。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考察必然涉及到产权理论和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息息相关。还有,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催生了货币,而由于分工的需要又出现了迂回生产,这就把超边际分析带入了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进入了宏观经济领域……
(全文阅读)

 

 

杨 小 凯 学 术 专 集

 

杨小凯: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这种对宪政秩序承诺的可信性使得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时,执政者 " 为社会服务 " 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会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社会利益。这种 " 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行为 " 主要有如下几类严重恶果。第一,政府会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窒息民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扭曲价格。中国历史上学者称之为官营工商业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上也有学者看出这种政府从商有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海耶克所说的,制定游戏规则和参予游戏的政府角色的混淆。政府的功能本来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及担当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如果裁判也可以参加游戏,游戏哪还有公平、公正可言?中国史家历来鼓吹政府应该是清水衙门,不能从事工商业,这应该是与海耶克的主张一致。
    其次,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moral code),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全文阅读)

杨小凯: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最近听到俄国新总统布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消息,忍不住将自己近两年关于土 地私有制 的读 书心得记下来, 提供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让大家了解认识到目前中国反对土地私有制的观 念的错误。第一点是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 共和 的关系,第二点是土地私有制对农 业现代化的意 义,第三点是土地私有制与 公平效益兼 顾之间的 关系,第四点是土地私有制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澄清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区别,及民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是来源罗马共和制,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蘅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压迫少数。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级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全文阅读)

杨小凯 :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
    "土地私有化会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这是最常听到的说法。此论似是而非,完全不合经济学逻辑。如果土地按现有的使用权私有化,变成完全的私有权,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相当平均。因此私有化只会去掉村干部定期按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分配的特权,因而减少此特权引起的贫富分化。如果有的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没有土地私有权时,他只得放弃他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份额。如果他不愿放弃他对土地的权利,他就要定期回乡,变成"盲流"。这正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安定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制度。它不但反效率,也不公平。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特别是,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君不见,台湾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 
  如果农民卖地进城经商失败,这不会引起贫富分化吗?第一,这与保险市场有关,它是提醒人们买保险,不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目前保险市场不发达正是因为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若废止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的法令, 土地私有化并不会增加很多风险。第二,农民进城经商不必卖地,他可将土地出租,这就是最好的保险,不但有固定租金收入,一旦生意失败,还可回家种田。没有土地私有权时,转让使用权所得租金极低,在江浙一带是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不少地方租金甚至是负的。转包也有很高风险失去土地权利。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不但业主可收得更多租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更有效,而且业主可以用土地向银行作抵押贷款,借钱投资,克服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使中国的私人投资能力成倍增加。(全文阅读)

杨小凯:中国的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特点
  毛泽东死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其经济政策主要是:农村恢复1962年的包产到户试验,废止公社制度,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及推动区域分权制度。包产到户马上使农村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但土地制度一直没有恢复到1950年代及民国时代的制度。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详细记载了中国农村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他们用12个指数描述对四种财产(产品,劳动,土地,金融资产)界定三类权利(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交易效率。中国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界定产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界定劳力和土地的使用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第二阶段,界定产品和劳力的转让权和界定劳力的收益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也有提高。第三阶段,界定金融财产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提高。但总体而言,土地产权制度变化相对于产品,劳力的交易效率的提高较小,而影响财产转让权的制度变化又小于影响财产使用和收益权的制度变化。由于界定产权的综合交易效率指数从1979年的0.384增加到1987年的0.642,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也于同期从0.455增加到 0.645。根据杨小凯和威尔士(见Yang, 2001, ch. 16)的产权经济学模型,商业化程度反映了分工程度。而中国农村分工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力提高。整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9%(Yang, Wang, and Wills, 1992)。(全文阅读)

杨小凯:“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
    ■假如Steven N.S.Cheung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Steven N.S.Cheung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出名了,Steven N.S.Cheung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
  ■现在国内大多数人没读够文献,只是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发表,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
  ■国内很多人都对前沿研究不熟悉,对Steven N.S.Cheung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加上Steven N.S.Cheung有时喜欢自我夸耀,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特立独行的Steven N.S.Cheung
  很多人不喜欢Steven N.S.Cheung的个性,我在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Steven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Steven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像他那样拍案而起。(全文阅读)

杨小凯:中国统一之利弊
    Baechler (1976,页 77 --- 113) 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页77)。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Macfarlane (1988), Jones (1981), North (1981,1994) 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处。(全文阅读)

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最近朱学勤教授请笔者为百年中国史写一章中国百年经济史,盛情难却,只好慢慢收集材料,准备这一章的写作开始做阅读文献的家庭作业以後,後悔不该应允此事,因为比起做理论研究文章,阅读文献辛苦多了。为了累积背景材料,笔者写下一些读史笔记,也许不少读者会有兴趣一睹晚清经济史。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
  --晚清的经济历史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晚清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人认为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80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第二个问题与中国和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关,也与当时法国和英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大大落後於西欧,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就是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评价。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於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於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分析这三个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说明我所采用的治史方法,笔者不同意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历史研究从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试想相信地心说的人写出的天体运行史与相信日心说的人写出的必然会非常不一样。(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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