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七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聚焦清华大学学子山难事件:生命与商业操纵
    清华大学环11班的黄德经常训练的场所是东操场旁的攀岩训练场,如今这里一片寂静,凹凸不平的岩壁拉手处被零星地缠了些黄丝带,已经有些枯萎的百合、黄菊也在崖上落落地立着。
  这情景多多少少让人回想起2002年的北大山难,那一次五名北大登山队员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山难,和黄德一样年轻的生命。
  生命与表演
  7月3日的山难发生近一周后,北京大学山鹰社王荣涛给记者发来短信说,“当初接受六盘水的邀请,就是因为喜欢这运动。”单用“喜欢”来定义王荣涛们对登山、对攀岩的热情,在程度上显然不够。
  王荣涛在网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总是停一段,练一段,被zb灭,被小飞灭,都会打击我。我悄悄努力,等我赢回来那天,这才是攀岩。”
  经常与黄德在一起训练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他:“黄德曾经疯狂地追踪过岩壁上的梦想,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热爱攀岩的人,在协会中是少见的。”
  清华大学紫荆公寓10号楼401B室,黄德生前居住的宿舍。靠门的床头边上悬挂着一根他生前经常用来练习攀岩的绳子,床上的被子还没有叠。黄德的书桌还保持着他走之前的样子--书柜上随意地放着几本书,一瓶云南白药气雾剂。书架上放的东西不太多,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美丽瓷娃娃,而黄德从未说过它的来历。桌下一个大塑料桶装着满满一桶脏衣服,两双跑鞋靠在床角,一双里面还塞着袜子。
  四人一间的宿舍里,黄德书桌上没有电脑。室友说,黄德的家境不富裕,平时都是和大家共用电脑。7月8日送别会上,黄德生前的攀岩短片和用照片做成的幻灯片在六台笔记本电脑里反复播放着;记者还看到一张特殊的日历,画面是黄德在攀岩,左边写着“黄德”二字,据说,那张日历卡是黄德生前山野协会做的。
  直到整理遗物的时候,室友们才发现黄德3月份填的“清华大学登山、科考预备队员申请表”,上面还盖着山野协会的章。本来这个活动是定在暑期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去。他选择参加了在贵州六盘水的月亮洞攀岩探洞。(全文阅读)

淮生:我苦难的中国呀,你的林肯在哪里?
    一,中国政府总在制定规划,却总实现不了。
  中国是一个盛行对“祖国美好未来”进行规划的国家,中国领导人是热衷于规划宏伟蓝图的领导人,比如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如说“中国将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什么的,总在告诉人民:未来是美好且幸福的。
  可是,如果对以前政府制订的规划在它们到期后的完成情况进行“验收”,我们得到的结果无一不让人沮丧。像毛导师的“1980年赶英超美”就不屑提了,最典型的是,在距21世纪还有二十多年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昭告国人,中国将于“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老师在教室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描绘我们最关心的“四化”之一的“农业现代化”的时候,肯定地说,我们父辈们用了上千年的犁与耙、镰刀与锄头都会被淘汰,被机械化、自动化的先进耕作方式取代。——可是,2004年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情况正如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呈现的那样,山还是那座山,辘轳还是那个辘轳,扁担还是那条扁担,锄禾的还在日当午,拉着犁耙的水牛,连同驾御牛的农民还在水田里,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没有尽头地走。如同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宿命。
  基本可以说,“四化”中的无一“化”得到实现。也许当初英明领导自己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是想给劳苦大众一个“苦难是有尽头的,熬过这段就能得幸福”。现在都看得清了:我们梦寐的,原来是根本不能止渴的酸梅,是不能充饥的画饼。这个落空,曾带给了我很长多的思考。所以现在我敢说:照这样下去,邓总工程师在人民大会堂用他铿锵的四川普通话发布的“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规划,一定是要像“四化”一样落空,中国人民对富裕前景的期待一定会落空。不落空是没有天理!(全文阅读)

希尔琳·艾芭迪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演讲辞
    ……尊贵的诺贝尔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正如你们所意识到的,这份荣誉和祝福将在人道主义和真诚的努力方面,给予伊朗和其他地区的人们确切而深远的冲击影响。这份伟大的荣誉和祝福还将给予每一个热爱自由、寻求和平的人,无论他们是妇女还是男子。我感谢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这份荣誉赠予我,把荣誉和祝福赠予了我国热爱和平的人们。
    今天,恰好是世界人权宣言生效55周年。这个宣言是以"鉴于对人类家庭全体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作为开头的。宣言还许诺人类一个人人享有表达言论和见解的自由,并保障人们免于恐惧和贫困。
    然而,不幸的是,今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如几年前一样,明确地指出违背人类的灾难有增无减,这与“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的理想的世界是背道而驰的。在2002年一年中,约有1.2亿人生活在触目惊心的贫困之中,一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50多个国家遭遇了战争或自然灾害;爱滋病到目前为止正在危及着两千二百万人的生命,致使一千三百万儿童沦为孤儿。
    与此同时,在过去两年中,一些国家以9·11和国际恐怖主义为借口,公然违背了普世原则和人权法。200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57/219号决议、2003年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1456号决议、2003年4月25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3/68号决议,都声明并强调,所有国家必须确保在打击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上有必要遵循国际法的义务,尤其是遵守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但是,某些特殊的组织和特别法庭时常难以作出或者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些制约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法则在反恐战争的掩饰下已然变成公正合法的了;人权倡导者的忧虑日益增长,特别是他们看到国际人权规则不仅仅被他们已经认可的以所谓文化冲突为借口的敌人所破坏,而且也被某些西方民主国家所违背——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正是编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初成员国。(全文阅读)

李祥瑞:有一种春药叫“张艺谋”——《十面埋伏》首映日特稿
    由同样题材的《英雄》来推测,《十面埋伏》未必能成为张艺谋的最好作品,但是野心勃勃的投资方代表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却在以史无前例的运作方式调用一切可以调用的手段来宣传这部影片:音像版权喊出2000千万的天价;举办全球首映庆典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里里外外装饰一新;典礼活动耗资两三千万元,仅中央电视台现场录播费用就达1000万元;首映直播权已经卖到全国6个城市,主会场信号通过卫星同步传输到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厦门等分会场,各会场观众总数超过3万,电视观众将逾6亿……庆典活动由张艺谋本人亲自策划并担任艺术总监。
    二张显然要把工程浩大的首映礼打造成“春节晚会”那样的民族盛事,不过可以确知本次首映活动将会像同样在阴谋支配下用人海战术掀起滚滚文化热浪的所谓“国产电影节”一样充斥喧宾夺主、辞不达意的歌舞狂欢:巨星云集、视听盛宴,一切都是为了电影,而整场活动中真正的主角“电影”又恰恰成为最不重要的部分,《十面埋伏》居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不肯走到前台--宣传方一直声称所作所为必将突破传统电影首映式,但个人以为宣传方所谓的突破其实就是首映典礼不播放整部影片。只放映10分钟的精彩片段、删节镜头、拍摄花絮和笑场镜头!--这还叫电影首映式吗?在这个“首映式”上根本没有电影的首映,这个“首映式”更像在庆祝某部伟大电影的诞生!如此地为并不确知的“幸福”而欢欣鼓舞自我陶醉,太朝鲜了吧?!
    围绕残缺电影展开的各种朝鲜的阿里郎式的宣传活动根本就是一种艺术阴谋:宣传影片多花点钱本无可厚非,美国影片《珍珠港》首映式耗资就超过500万美元,但人家把二战老兵、高级军官和电影明星等共2000多人请到航空母舰上观看影片,还算主题突出,思路对头,伞兵降落、焰火升腾都是陪衬,在巨大屏幕前观看影片才是重头戏。(全文阅读)

关于中国市政监察和“城管”的一些宪政基本问题的探讨
        按照最容易理解也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大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先很多潜在的社会因素会因为其社会角色相对位置的移动而显现在人们的面前。在我国,“城管”这个词也因为其果敢的意志,迅猛的手法和其 “执法”过程中经常向社会兜售的猛料而广泛引起社会的关注就是近几年的事。
        本人不是研究城管的专业研究者,对于城管的认识恐怕也仅仅与中国社会的常识差不了多少,不出感性认识之右。这些年中国的网络发展,为身处世界各地可以阅读中文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新鲜事物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同时意味着中国的所有新鲜事物只要敢于显示就可以名扬四海。 “城管”这个中国独有的怪物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粉墨登场。当然,这个怪物为中国人带来的就不仅是新鲜,伴随其形象的通常是新鲜的血液凝固后散发出的残酷气味,打翻在地的水果摊上贫穷的缩影和惊恐四散做逃兽状的国民,此外还有在孕妇腹内尚没有来得及啼哭一声就被剥夺生命权的婴儿的尸体。
        中国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在实践传统意义上的野蛮古国。在我们的用汉字记载的历史中,往往反映野蛮性质的种群向着具体建构文明的种群强调前者的意义(或者他们也经常对世界宣称“中国是古老文明的礼仪之邦”), 而生活在野蛮的管制之下的具体建构文明的种群往往只能对前者的野蛮行径和无耻的嘴脸感到震惊,或者大脑空白地发抖,或者选择在风高的黑夜饮泪暗泣,然后擦干眼泪在白昼强颜欢笑地用最文明的词汇歌颂野蛮种群的高尚和伟岸。
        在后者中就有我的一位老酷网友,不甘于耳膜被歌颂所强奸,也不屑于去歌颂。抱着对于未来中国文明的希望,他发现北京西城区城管居然要销毁保存了几年的档案,而这些档案中,据老酷的怀疑,是不是可能有大量的类似于孙志刚事件仍然在默默的等待着光明。老酷不安,遂作短文欲从法律角度探讨制止这种可能是销赃的“不法”行为之可能性。
        我虽然从来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打算研究过“城管”这个怪异的实体,对于这种来自于建构文明良心的尝试从来难以漠视。稍微查阅了一些关于城管的奇闻轶事和相关的制度性资料,一些原先曾有的疑问在化解的同时,更多的疑问浮现在我的低浅认识的脑海里。我惊讶的发现这些问题实质上与我现在的研究也不是没有关系,不,准确地说有很大的关系。而仔细想一想,关于文明和野蛮的课题怎么能够脱离公法研究的领域呢,虽然随着对于“城管”认识的具体化,“城管”越来越画皮成四不像一样的怪兽,但是“城管”的问题与我国目前越发紧迫的实质文明的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事实却越来越清晰起来。这也促使我下决心插嘴写一点闲事。(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张新光:农民的劳动价值论
    一、当代中国农民的劳动“无需价值插手期间”吗?
  案例1: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十几万农民为国家修建公路长达10年分文未得。
  河南省新县地处大别山区腹地,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中央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解放前的新县总人口不到10万人,却为革命牺牲了5. 6万人,从这里一起成长的共和国将军有43位,省部级领导干部有200多人,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之一。战争年代的创伤和建国后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使新县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还是个“三不过一”的国家级贫困县,即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不到一亿元,财政总收入不到一百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到一百元。全县17个乡镇中有14个是晴天通、雨雪阻的土公路,大部分行政村没有通公路,农民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来运送货物。32万老区人民长期面对如此封闭的交通条件和贫穷落后的生存环境,只能满足于“咸菜稀饭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数我”的最低生活标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财政每年都划拨专项扶贫资金用于改善山区交通状况。但是,这种“以工代赈”性质的特殊扶持政策,既给老区人民带来了出行方便,也给新县农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于1992年至2002年连续担任三届沙窝镇党委书记,亲身经历了新县十几万农民修筑国家公路长达10年却分文未得的全过程。
    譬如,沙窝镇地处鄂豫皖三省结合部,国道106线与省道1637线在镇政府所在地呈X 型交叉,构成连接华东地区与华中地区公路的交通枢纽。其中镇境内的国道公路干线有14公里,修建于“民国”时期,一般宽度为6米,属于沙土路面;省道公路干线9公里,修建于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路况更差一些。历经多半个世纪的风雨摧残,路况日渐不堪重负,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舞厅”,新闻媒体多次呼吁河南省公路交通部门给予高度关注并尽快解决。1992年6月,我刚到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时,上级要求我们立即组织全镇劳动力搞义务投工,迅速掀起“人海大会战”,原来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国道、省道公路干线的路基改扩建任务。由于全镇的整半劳力合起来仅有1. 5万人,其中长年外出打工青年农民就有8000人,真正留守在家务农劳力不足7000人,大都是“386061部队”(指妇女、老人、孩子)。因此,无论是人力还是经济能力(当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70元),要想在短期内完成修路任务显得十分困难。但是地方行政强制性的摊派任务是不容乡村干部和农民违抗的,也是难以推脱掉的。于是农民自带工具和干粮,每年要到筑路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50天左右,一共干了8年,每个劳力投工总量在1000~1200天左右,按当地市场工价折合现金为15000~20000元/ 人。农民不仅耗费掉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消耗掉自备工具和衣食等费用。我经常会看到农民劳动时被震裂的双手滴着鲜血,他们常常吃冷饭菜,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在国道施工过程中,刘湾村的一位农民被山上滚落的石块砸死,安葬费和家属生活补助费全部由镇政府和村委会筹集解决,上级公路主管部门置之不理。农民们辛辛苦苦修路8年,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好像是白白耗费的“多余劳动”。然而,一旦公路施工任务完成,市、县交通部门就把这两段公路干线变成商品路设卡收费,当地老百姓到镇上赶集,硬要交纳过路费。农民们气愤地说:“这两段公路都是俺老百姓掏腰包修建的,反过来又要留下买路钱,这是哪门子理呀?!”为了支援其他乡镇改扩建公路,县政府每年硬性向沙窝镇农民摊派修路集资款100元左右,由县交通局的施工队和社会上招揽大大小小包工头“代劳”。新县公路建设最热火的几年里,一个仅有几十名工作人员的县交通局竟然两次搬迁,投资几百万元新建起豪华办公大楼和宾馆配套设施。人们不禁要问:修建国家公路的补助款究竟流失到哪里去了?新县十几万农民辛酸的修路史,也许会成为一段“永远揭不开的谜”。(全文阅读)

胡舒立:“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6月来热点话题太多太集中,而于交汇之中的最热话题之一就是民营经济。本专栏上期谈了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认为不可借宏观调控之机强化审批制,进而影响“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执行和民营经济成长。在这一期,则想谈谈民营经济自身。连月来成为股市焦点的德隆系崩溃,以及新近由审计长李金华披露的佛山南海巨额骗贷案,都使人联想到民营经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担心丑闻株联民企的声誉,败退加剧民企的困顿,等等。
    这种担心,可谓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异归属各异,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中国,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式,不独国内甚至境外投资者亦然,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惟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由是,在认知的层面,便大有必要对民营经济做更多分析和区分。
    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辨识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那些凭借官商勾结发展,或者希图踏上官商勾结“捷径”的民营企业,与绝大多数主要凭市场、凭勤劳创业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又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发生在广东南海的巨额骗贷案,就是典型。一个“民营企业主冯某”,有何等能量能够向中国工商银行当地支行贷款74亿元进而挪作他用,或是提出款项转至境外呢?纵有银行内贼相呼应,都让人难以想像。而通过调查便可知晓,原来卖鱼佬出身的冯明昌第一次到当地支行获取大额贷款,有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而其多年来所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都是伪造,且均由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全文阅读)

经济过热需求急增 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国情现象的一个重大变化。其背后,一定是社会和市场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变数和问题。
    20多年来,这几乎是第一次让老板们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而展开了争夺战,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们的权益得以凸显,它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
    那么,是什么使得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断裂?其中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是什么呢?
    缺工!缺工!
    “收工嘞!”吴义飞拍了拍身上的积灰,左手拎起写着“招工”两字的木板,右手提起屁股底下的塑料方凳,拦了辆“摩的”准备走人。
    从上午8点到下午6点,吴义飞只发出去了22份招工简章,这其中,对他的“晋江翔羽鞋业有限公司”表示有兴趣的不过两三人。
    在福建晋江市乌桥头的临时招工点,一块接一块鲜红的招工启事牌顺着马路两旁的街沿一直延伸下去。“这一个多月来我每天都在这里按时‘上下班’,可到现在还没招到20个工人。你看看还有这么多厂要(招)人,可哪里有人来啊……”吴义飞叹了口气,跨上了摩托车的后座。
    马路两旁的招工启事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散去,第二天一早又会准时地回到这里。
    招不到工人就没法开工——对吴义飞们来说这个道理简单而残酷。
    2004年春天,“缺工”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晋江市的大小私营企业主所提及。仿佛一夜之间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全文阅读)

若干社会心理漫画(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据苗霞7月5日说,周六、周日,包括他在内,很多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干部都在家里认真阅读《只有一个孩子》这本书。
  顾名思义,《只有一个孩子》这本书和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有关,而在书的封面上,和另外一个题目“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相呼应,阿拉伯数字的“1”被打上了一个删除的红圈,让人直接感到这根独苗发生了意外,整个家庭陷入深深的悲哀和黑暗之中。
  对于杨晓升来说,“揭人家的伤痛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情,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去做有生以来第一件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做呢?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计划生育政策中最敏感的独生子女来做呢?
  杨晓升说:“当我像中国繁华都市里许许多多三口之家那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忽然间却害怕失去什么。”“当我接二连三地从媒体上获悉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时候,我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言状的颤动与同情。”
  于是,从两年前开始,杨晓升开始走进那些遭受意外灾难的独生子女家庭,“以自己多少有些不自量力的关心、同情与开导,去抚慰他们那受伤的、至今仍汩汩滴血的心灵。”“我想从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所面临的困难中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的血缘生态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影响。”
  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花了两年,杨晓升选取了6个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运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出了这些遭遇意外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凄凉处境。据该书的策划人李阳泉说,杨晓升写这本书的时候,下了很大决心,甚至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
  从记者在发稿前所了解的信息来看,国家人口计生委对这本书采取了理性和开明的态度,杨晓升不用去死了。
  杨晓升说:“……这件事情,绝不仅仅牵涉到那些不幸地遭遇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关系到当今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乃至关系到中华民族自身的生态现状以及中国的未来。”(全文阅读)

农村同学——你们能不能承认差距,做点实际的事情
    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十年左右,现在也在研究和关心农村问题。
    大学阶段,很少有空到农村去了。但是去年暑假到了一个农村,发现农村更加萧条了很多,环境也不再优美。我总结的原因有这么几条:
    1/人的因素,经过这么几年,能读书的,能当官的,能赚钱的,能打工的都逃离了农村。现在农村整体氛围比十年前确实差很多;
    2/由于农村精英流失,这么多年的农村管理混乱。现在的情况是,林地都被农民偷偷砍光(虽然也有所谓看山的,但一些农民还是偷偷砍回家),水被污染了,农药和化肥用量惊人的地步。(同时和我一起去的一位英国的农业博士候选人非常惊讶,中国农民会用这么多农药),但是让我最为惊讶的是,农民对自己吃的菜地不用农药的,卖的才用(这种没有公心的态度我都不敢翻译给老外,这绝对会被认为中国农民素质差)。
    3/卫生保健:缺乏最基本的卫生常识,农民一生病就到自己村里面职业高中毕业的乡村医生处看病,抗生素用量也惊人。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农村没有什么消毒的酒席碗筷,农忙时候的共同吃饭。都造成了可传染性疾病的蔓延;
    4/教育:原来以为农村教育投入不够,后来发现家庭教育在农村普遍过差的危害。通过后来观察发现,一般家庭教育好的家庭子女起码能够成为一个较好的劳动力,要么能够升学。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子女的教育完全害了子女。农村小卖部的劣质饮料,糖的销量惊人,很多4,5岁的小孩就满口脏话,10岁左右的男孩就抽烟,在父母怀抱里面喝酒,女孩子开始穿耳孔,涂口红。而且父母引以为了。
    5/消费:很多四十多岁的农民还能保持一定的我过去对农民朴素,勤劳的印象。但是三十多,二十多的很多农民天天打麻将,赌钱,而且家庭暴力不断。而此时,其父辈正在外面拼命工作。
    6/亲情:过去以为农民感情淳朴,但是现在发现农民的自私充斥在现代农村。为了点钱兄弟反目,不孝敬父母,邻里的流血冲突。一旦有人生病,就是兄弟姐妹,首先也想到了钱上面。
    7/管理:一塌糊涂。村的管理机构几乎崩溃,农民非常乐意十元钱买张选票。家族观念,自私思想等,让一些乡干部也没有大的办法。(全文阅读)

中学教师为防学生早恋称“大学美女多的是”
    西安市民孙女士的儿子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成绩不理想。于是她准备让孩子补习一年,6月30日,她领着孩子去某中学咨询时,该学校的一名教师对她的孩子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谈恋爱,因为考上大学后美女多的是。”对这名教师的话,孙女士无法接受,“一个老师怎么能对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呢?”
  教师另类论调鼓励学生
  记者接到反映后来到这所中学,见到了这名老师。只听这位索老师和一名准备补习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补习生活很苦,能接受吗?”
  “能。”
  “谈恋爱、打架一律开除。”
  “……”
  “高三的时间太珍贵了,千万不能谈恋爱。等你考上大学后,要什么样的美女就有什么样的美女。”
  学生低头,笑而不答。
  对于索老师的话,坐在旁边的几位老师显得很支持,连连点头赞许。一位老师插话说,他们学校就曾有不少人因为谈恋爱没有考上大学。(全文阅读)

亦明: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
    ……确实,揭露学术腐败并不是我写那篇文章的最终目的。我实际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之路。无庸讳言,面对中国学术界目前所患的如此重症,这个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社会腐败,世界上决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够将它根治。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陷入无尽的迷惘之中。但是,读者的回贴给了我继续探讨下去的决心和勇气。虽然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腐败势力看上去不可一世,但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多少不可一世的势力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的事例呢?再者说,腐败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在没有任何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腐败分子的命运也注定是走向灭亡。这么一看,应该感到悲观绝望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腐朽的粪坑中不可自拔的学术败类。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坐等这些败类的自我毁灭呢?不能。因为他们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还会把整个中华民族也拖入灾难的深渊。在《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文中,我曾说,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我这么说的原因就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侵蚀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腐败分子侵吞的是社会的物质资源。而学术腐败则不同:它不仅侵吞物质财富,它还腐蚀一个国家的智识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不仅如此。“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正在通过教育这一最有力的方式,名正言顺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治理好,但只要学术腐败继续存在,其他社会腐败现象就会象扑不灭的野火一样,有随时随地爆发、复燃的可能。学术腐败不除,中国,中华民族,就永远也不会达到我们本来应该能够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就将永远地在自我倾轧、自我欺骗、自我堕落中沉醉、满足。
    所以,我们要主动地铲除学术腐败这颗毒瘤。我们不能让它把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华民族也一同拖入灭顶之灾。如果是那样,我们,也就是中国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老人的眼中,就会变得和败类一样,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问题是,清除学术腐败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吗?也就是说,假如学术腐败真的能够被清除,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就解决了吗?清除了学术腐败,中国的学术界就具备了承担“科教兴国”大任的能力了吗?当然不是。如果把中国的学术界比作一个人的机体,那么学术腐败就是遍布在这个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很明显,切除这些毒瘤,也许能够保证中国学术界继续存活下去,但决不会保证它能够健康地、正常地成长,更不会保证它能够在国际学术界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得好的成绩。反过来说,这些毒瘤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猖狂繁衍,正说明它还有更大的隐患。(全文阅读)

关于学术评价的几个问题
    现在我国比较重要的学术类转摘刊物有:《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等。
  在大学科内,文学、历史相对经济、哲学等转载要少。文学里面,文艺学最多,现当代文学次之,古代文学再次之,语言文字学又次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者面的问题。原因可能与古代文学、语言文字学不容易看得懂,或者实用价值意义不大有关。
  选题宏观的论文,与现实性结合紧密、关注当下热点问题的论文,具有方法论意义和揭示规律的论文,学术信息量大、综述性的论文,尽管挖掘较浅,哪怕稍后即如过眼云烟,也易于被转摘。
  不能“以刊论文”(即以刊发文章的刊物级别来论文章本身),学界已经讨论颇多,大致得到认同,尽管在成果考核和奖励的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但是在看待学术论文的影响和期刊转载排名以及期刊的评价体系等方面仍然走的是“以刊论文”—“以文论刊”的循环之路。本文即对此展开论析。
  论文一旦被转摘,便是佳作,已成惯例,其实仍然是“以刊论文”。论文被引用,证明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但不能绝对化。
  对学术论文的影响怎么看待,似乎论及者少。论文一旦有了影响,便理所当然地都成了佳作,似乎已是惯例。说到底,还是“以刊论文”,只不过刊物替换成了转摘刊物而已。
  学术论文的影响,一般来讲有两种:一种是转摘,一种是引文。(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三十卷《逝水华年》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聚力、散文大师的技巧、讽刺家的锋芒、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诚如常言所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特例。但在那些特例中,这一部作品属于最深不可测的一类。它的一切都超越了常规。从结构上看,它既是小说又是自传又是评论。在句法上,它的句子绵延不绝,好似一条语言的尼罗河,它泛滥着,灌溉着真理的国土,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特例同时也标志着过去几十年里的文学最高成就。这部作品的创作条件是极不健康的:非同一般的疾病,极度的富有,古怪的脾性。在任何一方面这都不是可资效仿的生活,然而它却整个变成了典范。我们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注定要降生在不可能性的心脏。它既坐落在一切危险的中心,也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这标志着这部花费了毕生心血的作品乃是一个时代的断后之作。普鲁斯特的形象则是文学与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着的鸿沟的超一流面相。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乞灵于这个形象的理由。
  我们知道,在他的作品里,普鲁斯特并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不过这样说未免过于粗疏空泛。对于回忆着的作者说来,重要的不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忆编织出来,是那种追忆的佩内罗普的劳作,或者不如说是遗忘的佩内罗普的劳作。难道非意愿记忆,即普鲁斯特所说的mémoire involontaire,不是更接近遗忘而非通常所谓的回忆吗?在这种自发性的追思工作中,记忆就像经线,遗忘像纬线,难道这不是佩内罗普工作的对等物,而非相似物吗?在此,白日会拆散黑夜织好的东西,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手中总是攥着些许经历过的生活的丝缕,哪怕它们往往是松散的、难以辨认的。这张生活的挂毯似乎是遗忘为我国编织的。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目的的行为乃至有目的回忆却将遗忘的网络和装饰拆得七零八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鲁斯特把他的白昼变成了黑夜。在那间人工照明的黑屋子里,他把所有的时辰奉献给了不受袭扰的工作,以便将那些扑朔迷离、精美纷呈的形象尽收眼底。(全文阅读)

筱敏:农舍中的奥威尔
    一个作家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比他具有什么样的天赋、获得了什么样的声誉更重要。后者是一个是否令你歆羡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是否让你认同、热爱的问题。奥威尔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自然离不开他的写作问题,出版问题,现实政治问题。他是一个介入现实的行动中的作家,这一切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首要部分。但我更关注的是那些次要的部分,比如他在沃灵顿村和朱罗岛上的二度农夫似的生活。 
    奥威尔到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叫作沃灵顿的村子里租下一处农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那时他刚从西班牙战场回来,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脖颈,奇迹般没有夺去他的性命而只夺去一条声带。这处农舍中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需要一年的劳作收拾好荒芜的园子,种上土豆、卷心菜等作物,在饥饿的日子里,作家夫妇靠这些土豆“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熬过来了”,而在如火如荼的春种时分,作家的“目标是让土豆增产六英担,以抵御我预料中的明年冬季的饥荒”;这里饲养着一只奶羊,为产少许羊奶;有几十只家禽需要喂食照看,小贩会沿街收购鸡蛋;壁炉有些漏烟;雨天厨房可能进水;和农夫一样为干旱操心……奥威尔对生活索求很少,他觉得自己理应如此生活,并从中感到温暖和满足,他称这是“很好的小房子”,“我这里的情况还相当不错”,“不管怎么也是一个适于写作的安静场所”。因为生活告诉他,“有一块立锥之地是一件大事,即使是一间漏雨的房子”。 
    奥威尔就是在这所农舍里,写作了著名的《向卡泰罗尼亚致敬》。奔赴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历,还有亲身体验的阵营内里的种种,使作者成熟并且锐敏。他孤身站在阵营之外,披露一场屠杀,披露某些人蓄意篡改的历史,指出法西斯主义如何在反法西斯的面具下横行。他的写作遭到普遍的攻击并屡遭出版商拒绝,但一个对生活索求很少的人是自由的,他有足够的土豆可以越冬。 (全文阅读)

章怡和新作《心坎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和翦伯赞的交往》
    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是必须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令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里,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雷海宗⑼教授,也被弄到了南开。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
  作为翦伯赞的老友,父亲为他高兴,但同时又很替郑天挺惋惜,对母亲说:“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还是北大秘书长,兼任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老翦深,可南开的学术环境怎么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位子自然要让给老翦了。”
  记得中学毕业的我决定报考大学文科的时候,父亲还说:“除了报北大历史系,你还可以报南开历史系嘛,那里有个郑天挺。”
  我问:“他的学问有什么好?”
  父亲说:“他的学问是遵循严格的治史之道训练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礼仪、习俗,皇室的氏族血统和八旗兵之类的问题,就去请教他。”
  父亲还拍着胸脯说:“要是考上南开历史系,我就修书一封,让你去做郑天挺的入室弟子。”
  “干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全文阅读)

当,还是不当,这是一个问题——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代译序
    ……波斯纳拒绝从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品德和智力上分析这个问题,而是坚持了制度经济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的立场,从制度角度入手分析了这种情况。首先是社会发展,表现为公共媒体的增加,社会中有许多人们平常关注不多、研究不够、难于应对但现在又急于了解的突发事件(例如黑哨事件、9. 11事件),因此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这种热点问题的急剧增加,在一个急剧扩张的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很容易找到藏身之处,包括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这种“符号产品”。我们往往以为媒体提供的都是信息产品,是“知识”,但是,波斯纳提醒我们,其实并非如此。媒体提供的这种符号产品中,往往有很多其他因素,或者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作用(波斯纳称之为solidarity),甚至有很多的娱乐成分(请想一想如今挺常见的知识竞赛、大学生辩论赛以及所谓的智力抢答等节目,就非常明显了)。由于信息的爆炸、由于时间有限、由于问题的复杂,其实人们并不真的想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他们需要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事实上,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特点,用王朔的话来说,大意是,大众文化的目的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人们的智力(《无知者无畏》)。
  其次,由于信息费用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出售的产品是一种“信用品”,而不是“检验品”。检验品是在消费前就可以大致察知其质量的产品(例如,购买蔬菜时,我们会注意菜是否新鲜、水灵);信用品则无法事先确定其质量,只有在消费中才能了解,例如只有听了课,才知道教师讲的好不好;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电影好看不好看。由于信用品的这一特点,如何在这个公共消费市场上保证产品质量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根据经济学原理,当无法预先监督产品时,人们往往会通过监督产品投入的原料来替代监督产品本身。因此,名人、权威、身份在这种产品的出产中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往往根据葛优、冯小刚、姜文、张艺谋等人的名字决定看不看一场电影,就是这个道理。尽管这种机制并不完全可靠,但是,它需要名人。(全文阅读)

安·兰德:一个传奇
     ……安·兰德究竟是谁?在中国没有听说这个名字的人或许很多,但很少有人会不知道美国联储局的“长老”格林斯潘。而格林斯潘对兰德的关系几乎可以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崇拜”。40多年前,格林斯潘在人生和事业上都还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日读到兰德的书忽然茅塞顿开,从此奉为精神偶像。后来与兰德结识,保持了15年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其生涯也一路“康庄大道”。仅在这个意义上,不了解兰德就很难理解美国精神,无论是要“献媚”、合作还是抵抗。
  兰德于1905年出生于而俄国,1926年流亡美国。经过短短几年,她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在好莱坞电影圈和百老汇戏剧界成名,后来又通过报纸专栏、小说和哲学作品成为影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1982年兰德去世,但她在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影响却毫无衰减。她的弟子与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于1985年创立了“兰德学院”,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她的著作在去年销售达40万册。1991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月读俱乐部”联合主持的一项读者调查,兰德的哲学性小说《阿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在“历史上影响力”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圣经。1997年出品的长达两小时的记录片《兰德:一种生命感》(Ayn Rand: A Sense of Life),记述了她一生传奇般的经历,此片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提名。
  当然,细说兰德会引出一大堆麻烦问题。首先是她的身份暧昧、难以标签。小说家、戏剧家、专栏作家、哲学家或者“偶像型”知识分子,都和她沾边却都不尽确切。更麻烦的是,在“读以致用”的年代很难避免的问题是,她的书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全文阅读)

王富仁: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
    …… 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文化是甚麽?对於他们,文化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狭隘的、个体的民族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联为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地位是由他们的出身带来的,他们的经济地位是由他们的遗产带来的,文化只是他们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他们的社会作用的标志。沙皇政府赋予了俄国组织形式上的统一性,但却没有赋予俄国民族思想感情上的统一性,当时俄国的民众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狭隘的生活空间,只有在文化中、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才能感受到自我与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
        这形成了俄国文化、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所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技艺性的东西,技艺是个人的、取得物质实利的手段,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能够把整个民族在精神上联为一体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和自然交往
    飘着小雨的天,有没有试过不撑伞去散步?如丝细雨迎面扑来,一个人伴着雨滴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任雨水恣意地吻着,略灰的天也显得低沉壮美,别有情调的一种浪漫。
    烈日当头,前面出现一片绿荫,想必是诱人的吧。走进它的怀抱,身体与大树相偎,轻轻拨弄几片新生的小叶,听它们唱起“沙沙”的歌,体会它们为你营造的一片凉爽,不求汇报的一种付出。
    喜欢游泳吗?在海里畅游的那一种。不比游泳池的宁静,却另有一种别样的吸引。试想,碧涛澎湃,清波翻腾,把阳光折射成万点碎金,遨游在富于动态的海洋里,尝试来自温柔的水的抚摸,说不出的一种愉悦。
    一只小生灵睁着精灵的双眼望着你,小猫,小兔或者是松鼠,是不是比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更让你心动?只要你好好对待它,它便会毫无防范地对你信任,依赖,成为你的知心朋友,单纯的一种沟通。(全文阅读)

听月小筑:吸气的鱼
    七月的天空,正笼罩在一片低气压的云层下,天气是炎热的,气温烈爆似火,我是一条海底里的鱼,在热浪的侵袭下,我躲在水底下面,盯着双眼,看到了那些渔夫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汗水。当然,我根本上也分辩不出,他们身上是汗水还是海水?
    只是我知道此刻,渔夫们拼命的往海底的表层撤网,浑身的衣衫早被汗水湿透了,汗水从他们的额头上大粒大粒的滚下来。但他们还是不厌其烦的撤网又拉网……拉网又撤网……
    谁都知道,捕鱼是渔夫们的求生之道,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网往上拉的那一刻,看着我们的同胞成了手下败将的时候,我们那种将要成为盘中餐的心情,人类是无法知道我们的悲哀。
    这种炎热的七月,太阳把海水晒得有一股“烫”的滋味,让人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今天本以为,我可以从海水里面探出头,希望在海面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要不,我会在海底枯偈而生。我需要新鲜的空气,所以,我探出了头,但我看到了那一张张的网,我知道那些网是渔夫布下的陷井,面对这些陷井的时候,我有一种心悸的感觉,求生的本能,使我的身子向后躲藏着,心里不免呐喊的叫了起来:“网啊,,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求求你,渔夫们,不要再往我们的身上撤了。(全文阅读)

南翥鸟:故事
    “露露有些感冒,云丽带他去了医院......”按接听键,听到久违而熟悉的声音。
    “怎么了?”我已知道这不过是多此一问。
    “没事,她只是有点发烧,”电话那边停了片刻,“你,你还好吧?”
    “我?恩,很好,”不出意料,我也故作轻松笑了一下,“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也好,我先挂了啊,改天再给露露电话。”
    “你......”那边又停了停,“那好,你注意身体,再见。”
    关掉手机,一直被我称为废物的眼泪终究没有流下。

    离后几乎每隔两月都会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都是关于女儿的。
    “两年多了吧。”我苦笑了一下。
    女儿判给了他,这是他苦苦要求的-------虽然他的母亲强烈反对。  (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只有你会欣赏我
    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的儿子有多动症,在板凳上连三分钟都座不了, 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回家的路上,儿子问妈妈,老师都说了些什么,她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因为全班30位小朋友,只有她的儿子表现最差;惟有对他,老师表现出不屑。然而她还是告诉她的儿子:“老师表扬你了,说宝宝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现在能坐三分钟了。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你的妈妈,因为全班只有宝宝进步了。”那天晚上,她儿子破天荒吃了两碗米饭,并且没让她喂。 
    儿子上小学了。家长会上,老师说:“全班50名同学,这次数学考试,你儿子排在第40名,我们怀疑他智力上有些障碍,你最好能带他去医院查一查。”走出教室,她流下了泪。然而,当她回到家里,却对坐在桌前的儿子说:“老师对你充满了信心。他说了,你并不是个笨孩子,只要能细心些,会超过你的同桌,这次你的同桌排在第21名。” 说这话时,她发现,儿子黯淡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光亮,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她甚至发现,从这以后,儿子温顺得让她吃惊,好象长大了许多。第二天上学时,去得比平时都要早。(全文阅读)

电脑高手心中的奥运会
    2004年奥运会回到了她的发源地——雅典。与百年前相比,不变的是和平的使命以及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改变的是科技带来的进步。
  想象力和创造力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如果能够与大家共同分享,当然更美妙。瞧这些作品,电脑图象技术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带给我们的是惊艳的快乐。(全文阅读)

幽默短信
    你我都是单翼的天使,唯有彼此拥抱才能展翅飞翔。我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寻找你,千辛万苦找到你后却发现:TMD!咱俩的翅膀是一顺边的!
    米的妈妈是谁?花,因为花生米;米的爸爸是谁?蝶,因为蝶恋花;米的外婆是谁?妙笔,因为妙笔生花;米的外公是谁?爆米花,又抱过米,又抱过花。
   四岁的男孩亲了三岁的女孩一口,女孩对男孩说:你亲了我可要对我负责啊。男孩成熟地拍了拍女孩的肩膀,笑着说:你放心,我们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子了!(全文阅读)

CS火车站被骗记实
    人们都知道火车站鱼龙混杂,犯罪率居各种公共场所之首。而直到今天吃了一顿33元一笼的包子,我才知道在火车站要防备的不只是游荡的小偷,固定门面,颇受人们信任的的“国营车站快餐厅”也可能是宰人不眨眼的“龙门客栈”
    5.15号下午,我携带数码相机前往芙蓉中路为设计收集图片资料,5点多钟到火车站忽然觉得饿,就进了一家看上去很“正经”的饭店(图1笔者被骗的饭店)。为了省点钱我只叫了一份3元的小笼包子。且不说那包子极其差劲几乎没有馅,勉强吃完了去付钱又被耍了:我当时钱包里有两张10元的和一张50的,便掏了张稍微旧的10元的结账。那小姐说:“你钱少个角,我们找不出去,换一张吧!”我看着那绿豆大的一个缺口(后来发现是她现场撕的),极不情愿地把那张较新的10元给她。

    随之那张8成新的钞票倒了她手里就又马上就又被偷偷撕开了个1厘米长的口子,又不要。我说这到哪都没问题啊银行也收的肯定能花的出去!但那两个女的就是死活不要,非要我"押了车票"出去换钱。  
  无奈,我掏出那张50的说找钱吧!女的就迅速找个两张10元的四张5元的还有一大迭1元的给我。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仔细看那些钱有无破损,见其中一张10元的也破了绿豆大的个角就坚决不要。但是可惜那张跟我的钱破损样子如出一辙的钞票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点了一遍,好厚的一迭,46元。"少1元!"我说。那女的说不可能啊我看看!然后就接过钱"5,10,15……"地数,然后问:"你只吃了小笼包没喝稀饭幺?"我说没,她说那是少了1元.便弯腰拿了一个一块的给我方在那一沓钱上,我接过来装进钱包走了,感觉好厚的一把零钱。(全文阅读)

不在身边 不等于不爱你
我相信,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就算不在彼此身边,还是深深爱著的
两颗心,也会因为著爱,而紧紧相系
祝福所有人都能找到所爱...(全文阅读)

童年回忆:弹玻璃球
    各位看官,一提到玻璃球,您可能会想到那不过是小孩撒尿和泥的玩意儿。如果真是这样,那您还真得听我细细道来。我就是要用我儿时弹的玻璃球与现在成人玩的游戏一比高下。
    去年我重返家乡,访问了我儿时的胡同。物换人非,胡同两侧的平房住宅早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大部份的玩伴已经搬走。只有一两个还住在原地。后来他们联络二十几个儿时的玩伴在一家比较高级的酒店里组织了一次聚会。饭前,在朋友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酒店的设施。什么游泳池,健身房,游戏室,应有尽有。最热闹的要属台球室了。到了台球室,看到很多人在击杆撞球。而大家的目光却不约而同地落到一个球台上。在这个台子上,只有一个人在击球,是一位风流女郎,上装遮点,姿势异常优美,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久一位大腹男子加入。几分钟后,两人双双离去。这时一位儿时的玩伴说,秦小让你见识见识,这就叫傍大款。我随即反问道,怎么知道大肚子不是她的男朋友。儿时的玩伴笑了,说道,都说美国来的就是土,此言不虚。。。。
    我并没有听清下面的话。触景生情,思绪把我带入儿时的游戏,弹玻璃球。打台球和弹玻璃球真是有很多相象的地方,都是用球击球,都要考虑反射角度,都有对策问题。弹玻璃球是我儿时非常喜爱的一种游戏。我一度沉迷与此。可是大人们把这看成是野孩子们的游戏。当然,弹玻璃球有很多玩法,有的也很不入流,有的也很有水平。现在我就把代表我们胡同最高水平的干锅型玩法,八,九,十岁小孩玩的,与绅士淑女们玩的台球,在智力层次,技巧要求,对策应用等方面做一个比较。(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中国禁锢十年后的内部电影
    电影还有“内部”,凡是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想来都不会奇怪。那几十年间有太多的“内部”,有所谓“内部图书”、“内部文件”、“内部供应”,等等,不一而足,总归都是仅供特殊人物享用,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也吃不到的东西。由此推而广之,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只供个别特殊人物享受的精神生活用品。
    到了“文化革命”,“外部”电影几成绝响,差不多所有的电影都属“内部”,在其十年间,看过的外国电影屈指可数。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过北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不免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捡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不过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了以后,在京城出现过一类不在电影院里卖票放映,而是私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拷贝和联系场地,只在一定范围内放映的电影,称做“内部电影”。只是拷贝或者尚未公开,或是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的老电影,再加当时政治局面混乱,何者为敌,何者为友也十分含混不清。有的时候,持票的观众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有的是同一“单位”的“同志”,有的只是毫不相干的乌合之众,也根本谈不到什么“内部”的局限。像我这等做过许多年“知识青年”的人,居然也就鱼目混珠,忝陪末座,看过不少当时的“内部电影”。(全文阅读)

奥斯曼是不是毁了巴黎?
    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同意以“假设”来研究历史的。但是,当许多法国建筑师用大量的图片、数字、模型向我说明,如果没有奥斯曼一百五十多年前大刀阔斧的改造,巴黎应该更美丽时。
    奥斯曼改造巴黎
    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时任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警察局长,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由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对巴黎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总负责人。
    奥斯曼改造工程的痕迹,在今天的巴黎到处可见:市中心几条主要的林荫大道是他策划的;许许多多的小广场、喷泉、雕塑甚至教堂、公园,都是他主张或遵从拿破仑三世的旨意修建的;巴黎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是他规划的;大量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监狱等设施拔地而起,也是他的功劳。
    总而言之,奥斯曼“拆”得如何先不说,“建”的功劳却有目共睹。无论是风格式样还是建筑质量;无论是大的规划比例,还是细节的处理;无论是建筑思想还是建筑语汇……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保证了巴黎建筑风格的稳定和连续,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不容否认,奥斯曼的功绩,烘托了旧帝国的辉煌,也确实方便了生活。但是,如果他在巴黎的改造过程中能够从善如流,保持原来以赛纳河为核心自然形成的城市布局和风格的话,现在的巴黎会更有味道!(全文阅读)

叶公超:论爱略特的诗
    爱略特的诗的晦涩似乎已成为公论,但他的理论文字却不用批评家来替我们解释。他最反对的散文,他自已说过,就是十九世纪末的那种呓语似的散文。写批评,他主张用一种最准确、最清醒、最男性的(masculine)文字,所以他竭力的提倡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散文,尤其是胡克(Richard Hooker)和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两位大教师的文章。他说:"胡克与安德鲁斯的文章,正如伊利沙白朝代大体的政策,都明示着一种不离本质的决心,一种明白时代需要的知觉,对于重要的事抱定一种求明晰、求精确的愿望,而对于无关紧要的事只取一种冷淡的态度"。(文集三一九页)他自己的散文似乎也向这方面走。关于他的诗的理论,这两位苦心研究他的人所替他说的话毕竟不如他自己说的;有时候我们还要从他的集子里去领略他们二位所替他说的话。这大概因为爱略特的文字不但是简要而且严密,仿佛有故意不容人截取的苦心。
  爱略特是否先有严格的理论而后才写诗的,我们不敢断定;从他发表诗文的年月上看来也不容易证明,不过从他这集子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诗,尤其是以《荒原》(The Waste Land)为代表作品,与他对于诗的主张确是一致的;譬如:集中第一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九一七年)就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为什么要用典故,而且还不只用文学一方面的典故,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常用旧句或整个历史的事件来表现态度与意境的理由。所以要想了解他 的诗,我们首先要明白他对于诗的主张。知道了他对于诗的主张未必就能使你了解他的诗;不过完成了这步,你至少不至于像许多盲从新奇者一般的感觉他是个含有神秘的天才,也不至于再归降于一般守旧批评家的旗帜之下,安然的相信他不过又是个诗界的骗子,卖弄着一套眩惑青年的诡术。要先解脱这两种极端的成见,我们方能开始谈论爱略特的诗,否则我们就无从说起了。(全文阅读)

心中的天堂——那木错(全文阅读)
暮色中的那木错

拉萨河的晚秋

纹章学--符号的象征意义
Colors and Metals
色彩与金属色
注:一些颜色词汇属于纹章学专用单词而渐旧,原作者也仅将其列出供参考,这里不予多加解释,比如or/yellow/gold,其实表示的只是对同一种颜色的不同称呼而已

Or, yellow or gold - Generosity.
金色、黄色和金黄色-宽容、宽大、丰饶。

Argent, white or silver - Peace and sincerity.
银色、白色或银白色-和平与诚实。

Sable or black - Constancy, sometimes grief.
黑色-坚定、坚贞,有时也暗喻纹章主人的悲伤感情和气质。

Azure or blue - Loyalty and truth.
蓝色-忠诚与真理。

Gules or red - Military fortitude and magnanimity.
红色-军人的坚忍与刚毅,高尚的行为。

Vert or green - Hope, joy and sometimes loyalty in love.
绿色-希望、欢乐,有时也可作忠贞的爱情之解。

Purpure, purple - Royal majesty, sovereignty and justice.
紫色、紫红色-王室尊严、君权、公正。

Tenne or tawney - Worthy ambition.
黄褐色、茶色-可敬的理想与抱负。

Murray or sanguine - Not hasty in battle, and yet a victor.
血红色-象征在战场上向来应对谨慎,却依然总受到胜利之神眷顾的人。(全文阅读)

周剑生世界遗产摄影展
    1950年11月出生;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1年叁军,曾任文书、摄影报导员;1976年退伍后在中国石油化工部担任专职摄影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1989年考入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摄影专科;1990年考入日本多摩美术大学研究生院;1992年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现定居日本并成立周事务所;从1994年起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走世界,拍摄“世界遗产”。至今总行程达环地球30周。(全文阅读)

吴哥遗址

九寨沟诺日朗瀑布

 

 

历 史 科 学

  孙中山为何迅即拱手让出革命政权
    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一举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而且埋葬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在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过了一个半月,就匆匆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时参议院则根据他的提议,通过投票,一致确认原本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推出“宣统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的政治三角戏。袁世凯毕竟是同革命无缘的袁世凯,他辜负孙中山的重托,步步为营,不断排挤革命党人,甚至大开杀戒,还上演帝制复辟的闹剧。革命之血付东流,革命之途路漫漫。凡此种种,都曾让许多当事人与后来者思忖着同一个问题: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何拱手让出革命政权?
  任何政治权力的分配、再分配都不过是诸种政治力量之间有形与无形较量的结果,个人的风格或品德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与其说历史是公正的仲裁者,还不如说历史是最大的“功利主义者”。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全文阅读)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0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0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全文阅读)

陈益南: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李劫夫是中国大陆曾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音乐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那首为几代青少年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也是劫夫——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全文阅读)

程兆奇: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即使以最严格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来衡量,日本仍被认为是“完全的言论自由”的国家2。然而,因为对战争罪行从未进行过全民性反省,因为明治以后深植于日本民众的天皇崇拜(Mikado-Worship)随着战败后天皇制的保留而得免于遭受清算,致使谈论天皇战争罪责至今在日本仍有“违碍”(タブ一)。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对天皇持议极严,他在后记中说:
     天皇确实没有对大虐杀直接下手,也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俘虏,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元首,正是他是帝国陆海军的“大元帅”。满州事变以后,日本军队的通称由“国军”变成了“皇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作为“圣战”进行的。这个“圣战”的方针,和藐视中国的意识相辅翼,消解罪恶感,将所有的残虐作为合理化。所以,天皇至少必须承担南京大残虐事件(アトロシテイ一ズ)道德上的最高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在一个大众思想日益“法西斯化”(作者语)的国度里,面对滚滚浊流,作者所做的抵抗努力,尤其是作者的斩截态度,我以为都是应该特致敬意的。这也是我将此书译介给国人并做此文的一个主要理由。
        此书对天皇未稍宽假,一再强调他的不可推委的战争责任,不过此书的主旨不在于批判天皇,也不在于批判战时的统治者,如题所示,它也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若以日本人为一体,也可以说自我批判——,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大众的“精神构造”下手探讨残虐(アトロシテイ一)行为的人性根源。正如作者所说:“我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我觉得这仅仅以战场的‘异常心理’,通州事件讨仇,或者为了战死的战友报仇等等解释是不够的。我认为这是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的。”
(全文阅读)

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支那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全文阅读)

天文照相机拍摄的太阳表面照片(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顾肃:人文学者精神独立的价值——从海德格尔案说起
     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事实本身并不复杂。他在1933年至1934年任著名的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德国的大背景下,大学教授都属于官方人员,而校长更接近于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在纳粹党肆虐的时期,他自然要与当局合作,讲不少附和乃至贯彻当局精神的话,包括那些今天看来是明显的种族歧视、反真正民主和人权的话。尽管有人将他的校长演说从积极方面理解,认为虽采用了大量纳粹宣传词汇,但却暗示了有所不同的含义。无论如何,他毕竟要在那样的位置上讲纳粹官方的语言。由此来看,海德格尔与一般加入纳粹党、交党费的知识分子还有所不同,其性质属于“高级官员”一类。当然,他本人既没有参与纳粹虐犹的暴行,也没有加入军队侵入别国领土,仍属于“文化人”的范畴,只是当了约一年的校长而已。因此,盟军当局在战后取消对他的管制时只是把他定为“随大流者”,与纳粹战犯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一点与二十世纪中国一些非常时期的大学校长有些类似,比如在日本占领时期伪满州国的大学校长或汪伪政权下的主要大学校长,即属于这种与敌伪合作的性质。即使是纯粹的学者,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污点。当然,海德格尔服务的是本国人统治的犯有“反人类罪”的政权,而不是外国侵略者所扶植的傀儡政权。这一点又有点像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极左路线服务的大学实际掌权者如迟群之流,尽管后者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政治性质颇为接近。
        如果说海德格尔本人只是被迫为纳粹服务,只是做表面文章应付,那也不完全真实。因为假如他真的对纳粹那套反民主、反人类的说教反感,他会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上有所表露。但事实上他的表露实在太少。他因为雅斯贝斯的妻子是犹太人而疏远了这对夫妇,而在战后数十年里,他本人却对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保持沉默,这对于经历过这样一场大悲剧的著名知识分子来说,同样让人费解。(全文阅读)

崔衛平:自由人生活在政治之內還是之外?
    ……將一部分人劃分出去,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和政治之外,讓這種現象得到廣泛的允許和被視為正常,這只能說明──隔離和隔絕是普遍發生的,不只是降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並非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由此阿倫特的筆觸深入到對現代勞動─消費社會的批判,包括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時為《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增補的章節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倫特用「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來形容人數眾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離和被隔離的人。從表面上看,他們並不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而是這個社會的基礎和中堅。他們埋頭從事保證生活必需品的勞動,專注於維持生計,把最多的時間放在自己與身體有著直接關係的活動上,乃至形成這樣一種風氣:謀生賺錢是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最為通行的真理,除此以外的其他活動比如藝術被看作是缺少正當性的,是遊手好閒。但這樣一種「專注」的勞動有其固有的封閉性和黑暗性。推動這種「勞動」的是一個人生物性的要求,通過勞動,生物性的人與大自然進行物質性交換,從而得以維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意志緊緊黏附於一個人的生命內部,是從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抓住自己,在滿足肉體生命的內在循環方面,他是不可能與他人分享的,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表述是:「他的必要的『新陳代謝』與任何人無關。」在《人的條件》中,阿倫特進一步把這種來自生命必然性的壓力稱之為「暴力」,它從內部施加予我們,與從外部施加的一樣。「除了在嚴刑中使用的暴力,其餘沒有任何一種暴力可以與這種相逼於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阿倫特注意到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中也有相近的表述,他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便是從苦役般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能夠從事其他活動,而不僅僅是屈從於生命的必然性,屈從於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阿倫特同時指出,馬克思對於人們勞動產品的持續需要和增長估計不足,人們並不是滿足了來自身體的生物性需要之後就洗手不幹,把多餘的時間投放其他更高級的人類活動上面,他們轉而投身於消費──消費雖然不存在來自必然性的壓力,相反可能是一種過剩的生活,但說到底,消費活動仍然是物質活動,仍然是黏附於人的身體周遭,服從於個體生命內部不能與他人分享的意志,匱乏的「物欲」和橫流的「物欲」深埋於同一個起點之中。由「勞動─消費」構成的鏈條,和一個人新陳代謝的生物循環(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發的。在消費的活動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潛能並沒有得到發揮,佔上風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這些,在古典經濟學家的眼裡,是作為其樂融融的未來世界圖景來加以讚美和歡迎的。他們的口號是「增加財富」、「物質富裕」、「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當這些窮人昔日的夢想被當作「現代社會的理想」來加以實現時,阿倫特寫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來到了。(全文阅读)

林国荣:奥卡姆简介——译自奥卡姆《短论暴政》
     奥卡姆的威廉,“不可征服的博士”,是思想试史上的一个巨人。在中世纪晚期,只有阿奎那和邓。斯哥特的才干勘与之比肩。然而,奥卡姆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巨人。有的说,他早期关于神学和哲学的作品打碎了在此前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主要由阿奎那创立的圣经信仰和希腊理性之间的,令人称慕的综合。另有人认为,同样是奥卡姆的这些作品,它们却是早先基督教思想的一个成果,而不是对这一思想的破坏:如此以来,奥卡姆连同斯哥特一起成为14世纪牛津经院哲学黄金时代中的领袖人物。这些相反的评价在一个方面达成了一致,即它们都将特殊意义赋予了奥卡姆的唯名论以及他对教会之全能的强调,但是,关于这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却存在着分歧。有些批评家发现奥卡姆的思想是对托马斯的综合体系的破坏,对于这些人来说,奥卡姆对一个原则的频繁引证似乎威胁到了上帝的理性和宇宙的智性,这一原则就是:“上帝能够创生任何东西,只要上帝自身不因此而带来矛盾”。如果万物都最终依存于上帝的意志,那么理性的位置又何在呢?这一理性是上帝的呢,还是我们自己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这种对教会权力的强调却会在两种主体之间划分出一个必然性的界线,一种主体(上帝确实选择并创造的那个宇宙)是人类理性能够富有成果地对之加以阐明的,另一种主体(教会自然以及那些上帝曾经可以对之加以意愿,但实际上却没有的东西)则是哲学沉思对之毫无作用可言的。类似地,奥卡姆坚持认为宇宙中的存在物(“人”、“红色”、“跑”,等)只是名称或名字(nomina),而不是things(res ),奥卡姆对于这种看法的坚持既被看作是对科学知识可能攻击,又被相反地看作是这种知识的前提条件。
   此前关于奥卡姆的争议包含了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神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主要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这些问题留给其他读者。但是,这种置身事外的方式,其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有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除非联系着奥卡姆的“学术”神学和哲学,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政治理念。这两个巨大的文本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如果把奥卡姆的早期作品看作是一种无情批判,就很容易将他针对教皇个人的论战,以及他所寻求的限制教皇权威的构想,解读成是对基督教社会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如果对他的早期作品作一建设性的阐释,对他政治文章的更具肯定性的解读就显得合乎情理了。当然,奥卡姆式的政治文章能够仅就其本身来加以阅读。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但是,不能忘记更大的理念背景。(全文阅读)

张志伟:“白天看星星”——海德格尔对老庄的读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包括德国曾经出现过一次翻译老庄的高潮。老子与庄子的影响最初发生在文学家和艺术家圈内,逐渐扩展到了哲学领域。[i]海德格尔通过译本熟悉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能够引用老庄,可以作为旁证。
    海德格尔与老庄思想之间的“因缘”,与他的思想转向有一定的关联。人们公认1930年海德格尔所作的讲演《论真理的本质》是其思想转向的标志,在这篇讲演的初稿中,海德格尔曾经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第28章:“知其白,守其黑”,后来因故删去了。[ii]然而,或许海德格尔对老子这句话太过钟情,以至于他念念不忘,20多年后终于还是让这句话“脱口而出”了:
    “我们冷静地承认:思想的基本原则的源泉、确立这个原则的思想场所(Ort)、这个场所和它的场所性的本质,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讲都还裹藏在黑暗(Dunkel)之中。这种黑暗或许在任何时代都参与到所有的思想中去。人无法摆脱掉它。相反,人必须认识到这种黑暗的必然性而且努力去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黑暗的主宰应该被摧毁掉。其实这种黑暗不同于昏暗(Finsternis)。昏暗是一种赤裸裸的和完全的光明(Licht)缺失。此黑暗却是光明的隐藏之处(Geheimnis,隐秘),它保存住了这光明。光明就属于这黑暗。因此,这种黑暗有它本身的纯洁和清澈(Lauterkeit)。真正知晓古老智慧的荷尔德林在他的诗‘怀念’第三节中说道:‘然而,它递给我/一只散发着芬芳的酒杯,/里边盛满了黑暗的光明’。(全文阅读)

伪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大意
    ……《逻辑哲学论》这个译名看上去像是一部正儿八经的关于逻辑哲学或哲学逻辑或逻辑与哲学的论著,不过,它的本义是非常宽泛的,即“一部逻辑的和哲学的论著”。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我在“序言”中说的很清楚:“本书讨论哲学问题,而且我相信它指出了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误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而提出来的。”因此,我所讨论的是:语言的逻辑是怎样的;逻辑的惟一性和必然性迫使我们必须按照它去表现世界和思想;一旦我们正确地理解并应用了逻辑,那么哲学问题的性质也就一目了然了;哲学不再有问题,也不再是知识,哲学将成为澄清意义的活动,由非认知性的、非解释性的阐明构成;符合逻辑的言说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言说才有真假之分,正误之别;只有关于事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说的,逻辑自身显示自身,不可说,事实世界之外的领域,比如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一句话,价值的世界,只能显示,不能言说――不存在关于它们的有意义的命题和言说。这样一来,本书就为思想划了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式即语言划了一条界限。这个界限的划分不仅仅在认识论意义上区分了两个领域,而且在存在论意义上把偶然的、无价值的世界和永恒的、价值的世界区分开了,从而也在生存论意义上把那个在事实世界、经验世界中软弱无力、受人摆布的“我”和能够追求真正的幸福、信仰和永恒的“我”这样一个形而上学主体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在经验世界、时空之中的人生之谜是不可解的,它的解答在时空之外。《逻辑哲学论》本身也不提供这种解答,但它为你指出了正确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为了阐明我的想法,我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表述方式,正如你们在书中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多级编码系统,你可以把它比作一部乐谱,也可以比作别的什么,比如一座六层楼。每一层楼的入口都写着一句话,表明这一层楼的主题;每层楼都包含着若干部门,这些部门在工作上是逐渐递进的,每个部门又可分为若干小组,有的小组下面还有很多更细致的分类。级别越小,处理的工作越细微,但其实并非越不重要。当你按照顺序走完了这几层楼之后,就会顺着一架梯子爬上楼顶,楼顶也写着一句话,它告诉你要看而不要说。确实,在这一刹那,整个世界豁然开朗,你会沉浸在一种神秘而又幸福的体验当中。(全文阅读)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福柯的史学理论强调了语言的叙述性在“生产”历史知识过程中的功能,尤其强调了历史话语与古今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它将“历史话语”设定为各学科的通用语言,认为其意义并不直接源自作为历史行为者或历史书写者的“意图”,也不只与所说所写的内容相关,而是源于文本所自出的社会历史结构。这种颠覆传统历史观念的知识活动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总体上看,福柯开辟的考察文学和历史的途径,并不设定历史时期的联贯性和统一性,而强调其差异(difference)、断裂(disruption)和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主张研究特定话语和社会形态形成的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它斩断了思维观念与历史“发展”、档案与心理文化“实体”之间的直接关联,向现象学的“深度”研究方法和“人”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我必须摒弃的研究方法,那就是被广义地称之为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考察主体绝对地置于首位,考察主体赋予行为以建构的功能,因而就把考察主体的观点置于一切历史性之上——简言之,这样便导向了一种超验意识。” 这就将传统文学批评所依托的根本观念“问题化”了。
        传统的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总是将文学与意识形态、世界图景、精神状况及世界观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福柯认为,所谓“意识形态”、“世界观”、“历史时刻”、“历史发展”、“历史目的性”等都不能充当方法论的源泉,相反,它们自身的历史具体性正是应该探究的对象。它们运用语言阐释抹平了事物间的“差异”和事物本身的“裂隙”,营造出一个语言层面的“连续性”,人们却误将语言自身的逻辑当成了事物之间的逻辑。这样,“变化就在连续性的视域中得到了解释。” 这种连续性或者是生产方式的序列(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通向人类解放的进程(自由史学家),或者是“影响”和“遗产”(一般文学史家)。文学史家总是先设定一个历史发展序列(“传统”、“影响”、“发展和演进”、“心态或精神” )以为文学的“背景”,然后将文学视为这个序列的记录。这种连续性支持着“人类主体统一性”的观念,“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针对这种设定,福柯力图将历史作为非连续性而加以重新考察,将连续性的这些形式束之高阁而打开“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并“描述话语事件”。 他的思考切入点,就是他所谓的“话语”(discourse)。就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而言,福柯学说可分成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话语实践论、知识考古学、系谱学和权力论。(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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