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八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彭培根:紧急挽救中国国家大剧院
         巴黎机场出事,由同一建筑师、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也被发现安全性有问题。我建议拆除蛋形圆顶,保留三个剧院和音乐厅骨架,费用不会超过五亿元。
    自从蛋形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法国建筑师安得鲁「轻取」之后,中国建筑界掀一阵狂风,设计人员一窝蜂往「安得鲁之路」挤,个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追求「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然而,安得鲁设计巴黎戴高乐机场前不久发生坍塌,也爆出他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行贿的传闻,人们又顿觉天昏地暗,认为天安门广场圣地粘了一个「污点」。然而,从逻辑上说,巴黎机场出事,北京大剧院未必也有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感觉归感觉,而「事实」要以「事实」来说话。
    首先,国家大剧院是「一稿两投」设计。一九九三年,安得鲁在日本大阪参加了水族馆的设计竞赛,他做了一个方案(见左图):中间是一个半圆玻璃球,周围是一圈水。北京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构思,基本是这个方案的翻版。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居然做成外形雷同的建筑物是绝对形式主义,也愚弄了中国的专家与人民。
    其次,设计上也有严重问题。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大型公共建筑的造型不能过于奇特,跨度也不宜太大。如果非要这样设计,那么配套的结构形式一定要经过多次修改论证,再经过模型摸拟实验,由小而大,有实验资料,才能实际建造。据我所知,国家大剧院的结构设计根本没有经过上述的程式和累积经验。另外,安得鲁设计的观众厅在地下十五米,剧场周围被五万吨水压住,一旦有火灾、地震或恐怖分子攻击,观众逃生的安全门通道太长,万一隧道有一点裂痕,水漏下来或再碰上电线,惨况不堪设想。(全文阅读)

林思云: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赞美共产党时,并不是具体说共产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全文阅读)

桃木剑:你的良知就是你的宗教
    一、起言
  有一位老者向我介绍基督教,他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人们都是信奉基督的。老实说,我愿意相信基督教对于促进人们平等观念的作用,更愿意相信上帝能作维系人们的精神道德和改造现实力量的支撑,所以对基督教于我国的传播,我是持欢迎的态度的;不止如此,我以为它原本就具有在中国传播开来的权利。但作为一个看过《六祖坛经》的国人,我还想说:
  “良知就是每个人的宗教。你的良知就是你的宗教。”
  另一方面,没有自己良知的人,不会具备真正的信教资格;宗教之静化人心灵的过程,就是使人具备自己明确的良知的过程。所以我在这里谈良知,与上帝并不存在矛盾。
    二、良知的重要性
  良知就是人本身!你的良知就是你!
  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良知,通俗说是“良心”,孟子所曰的这‘三心’即是良心的三种表现。
  我们都知道人与动物有别,这别是什么?即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此差异不着重在于形态体貌的差异,而在于思维与心灵上的差异。我们曾为义犬立碑,以为它义薄云天,并不因为它生身为狗而心存鄙贱;我们也为恶人铸像,使其受千年唾骂,并不因为他生身为人而心存怜悯。可见人与人的区别,人与动物的区别,确不重在于是人身还是兽身,而重在于是人心还是兽心。若有一颗良心,虽为兽亦胜似为人,若无一颗良心,虽为人亦不如兽。
  所以扪心自问:“我是谁?”答曰:“摸摸你的良心,它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全文阅读)

李群: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
  纽海文市不设副市长,部门没有副职,开会限时
  本以为美国会少,其实不然。担任市长助理的第二天,我随Johnestefano市长一同活动,一整天时间几乎都是在各式各样的会议中度过。但他们的会议效率是很高的。在一次例行的市长办公会上,主要议题是讨论市政府的现有机构如何调整才更有利于经济和商业发展。市长可能考虑此议题容易引起争议,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拿出一个沙漏,向与会者宣布:“每人发言不得超过8分钟!”有人8分钟还没有讲完时,市长就不客气地指指沙漏打断说:“对不起,规定时间到了。请下一位讲。”
  JohnDestefano市长主持的许多会议有一个特点,就是与会者发完言,会议就算开完,他很少做长篇总结,也不形成像我们通常要形成的会议纪要之类的东西。对此,我感到不解。市长向我解释:“我是行政首长负责。对许多问题在会前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开会只是验证一下我的看法是否正确而已。如果我的看法与大家一致,我就没必要讲了。当然,如果见解不同,我们自然会展开讨论。”
  他开展工作,形式的东西很少。每年市政府要评选最佳警察。在国内,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开表彰大会,领导讲话、发奖、典型发言。JohnDestefano市长就在办公室,警察局长带着被评选出的警察来,讲评选过程,市长颁发勋章,时间20分钟,没花一分钱。
  根据纽海文城市宪章,城市不设副市长,不存在你琢磨我、我琢磨你的内耗,部门也没有副职。城市设各种委员会,如公共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既有官员参加,也有专家参加,市长也是其中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保证了决策不会有问题,办事效率高。
  美国的政府抓环境建设,间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直接参预经济活动
  我在山东省寿光市当市长期间,主抓经济工作。财政税收、审计、就业、教育、科技、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当然要管,就连企业上什么项目,农民地里种什么也要一一去管。而我感到JohnDestefano市长更多的是在忙教育、环境、卫生、治安、消防等基本服务的事。“是不是美国的市长都不太关心经济,在经济上投放的精力不多?”我问JohnDestefano市长。“你问得有道理,但不能说我不关心经济,也不能说我们的政府不关注经济。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第一,我们纽海文市是美国珠宝店最多的城市;第二,美国的500强企业中总部坐落在康州的最多,纽海文也有不少;第三,我们这个城市食品加工业很发达。”他说。
  “纽海文市为什么珠宝店多?因为这里的入室抢劫率是全美最低的,我们有一支很好的治安队伍。珠宝商最怕的是遭抢劫,最关注的是治安状况。为什么大公司总部愿意设在纽海文市?因为纽海文有很好的区位、交通优势,特别是有很好的发展环境和居住优势。食品加工业对环境的要求也很严格。”JohnDestefano市长解释说。(全文阅读)

邹啸鸣:孙志刚头顶的恐惧仍在游荡
    孙志刚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大学生,在广州打工期间,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而被“收容遣送制度”吃掉。他未必一定会被吃掉,就象很多其他的民工走在广州街头也没有全被吃掉一样。他毕竟比较倒霉,成为了那一年中接近200个被这个制度吃掉的人中的一个。这令人感觉恐惧。这种的令人恐惧的状态,却成为了某些人的摇钱树。假如民工们都不怕死,那么制造和利用这种恐惧就没有意义,而遗憾的是:民工都不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他们都怕死,而怕死的民工们养肥了某些人的欲望。
    南都报也可以象其他报社一样对这类的案件视而不见,毕竟,南都报社的员工和广州其他报社的员工一样,基本都会讲广州话,或者有一定的关系网,不至于向孙志刚一样被“错抓,错打”并致死。视而不见是安全的,而真实报道则会给报社带来危险,因为真实报道打破了别人的饭碗,一定会遭到报复,这是常识。而南都报社报道SARS也点破了中国官僚制度中的“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漏洞,也必然会遭到嫉恨和报复,这也是常识。
    报道孙志刚案件,受益人是所有的农民工,他们因此免于在自己的国家“暂住”,免于暴力的恐惧,并且逐步地获得国民待遇。真实报道SARS的肆虐,受益人则不仅仅是全体的中国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所有这些受益人都享受着南都报给我们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外部性的意思就是“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但是,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免费”地享受这种正的外部性(福利),而承担风险的则是南都报的管理层。
    果然,风险兑现了,一年不到,南都报的管理层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果然,一年以后,浙江海宁就又出了个吕海翔案件,与孙志刚案件惊人地相似。
    果然,海宁市政法委书记的开场白更令记者难忘:“瞎搅和什么?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下的飞机,知道你们都找了谁,我也知道你和另外两个记者家是哪里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孙志刚头顶的恐惧已经完全消散吗?(全文阅读)

中国正进入高风险社会 保障却不健全 
    今年春季,《了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文章说,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美元~3000美元(1美元约合8.25元人民币)这个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这篇文章说:“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
    另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
    “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着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如是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对社会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应对风险的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李志宁:中国的经济真相
    说到中国的经济,主流经济学界和电视报刊给广大人群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快,以前叫“腾飞”,现在则是8 %;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中国的GDP 、外贸总额什么的也已创造了巨大规模等等。还有的报刊渲染说,我国13年来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听这说法,令人摸不透200 年前的中国究竟出了什么神奇。现在,当世界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减速”、有的国家还发生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仍在“健康、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着,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直到超过当今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美国!
    ……
    目前中国经济在“宏观”上的不少统计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
  例如,人们说中国经济正在“健康”发展,但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着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 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 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 年,于去年达到3 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 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 万亿元,它与GDP 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  再看看商品房,据统计,1999年的前5 个月,我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 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 年叁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 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当时有专家说,这种比率是一个“危险期”。但中国人对什么“危险”历来是满不在乎的。果然,3 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时至2002年7 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仍在大增,已经高达1.2 亿平方米,比起3 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为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 倍、是香港的8 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 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华贵大厦,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全文阅读)

程晓农:正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GDP)平均为百分之九。然而,历经二十五年的持续增长,现在回过头来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会发现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现象,那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未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步。这一观察所揭示的经济结构问题与某些表象化的说法(如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对这个现象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瓶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上亿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只有整个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目前生活于落后的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
        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的变化趋势。这里讲的制造业不包括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铁工业、石油炼制等),这个范畴的制造业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制造业并不发达;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工业化程度不能单纯看原材料工业是否发达,而主要应该看制造业是否发达。
        谈到中国的制造业,当然不能使用陈旧的“民族工业”这个概念。所有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不过,为了了解中国对外开放后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有必要区分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各国制造业中的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会互补互强,也可能是此消彼长。(全文阅读)

巴曙松:当前金融市场改革的几个问题
    ……首先,在当前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融资结构下,没有市场化改革的商业银行体系可能一方面会承担宏观调控带来的成本,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宏观调控和经济平稳增长的扰动因素之一。
  7月16日的的统计数据出来之后,GDP增长9.7%,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3.6%,基本上应该说宏观调控指标回落到大家都可以认可的范围内,那么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下一步如何走?目前主要依赖行政管制手段的宏观调控怎么退出?
  从实际效果看,这一次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效果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两个措施,就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这种措施如果下一步我们不能设计出一个退出的渠道,如果他们退出的时候不对导致经济过热的体制性因素进行相应的改革,可能下半年或者明年又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宏观调控见到成效之后,我们总要回到改革的方向上来。
  跟前几次的宏观调控相比较,这次调控是第五次,特点比较明显,首先就是动手比较早,见效比较快,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改革方面不足,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强调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为行政性的审批措施设计出一个退出的机制,我们市场化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原来的审批机制就退出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业的改革十分重要。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其表现与此前的几次调控并没有大的差异,这反映了当前金融体系改革的滞后。从实际效果看,银行的行为往往既是导致经济大幅波动的原因之一,同时其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
  为什么银行是经济波动的最大的受害者呢?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我们银行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良资产,因为它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实际上研究不良资产的分布,我们会发现国有银行的绝大部分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84、85年;92-93年、97-98年,与其说是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因为承担了不良经济转轨的成本,还不如说是承担了整个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我们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是严重的依赖于银行的。银行去年的贷款是2.99万亿,整个证券市场融资只有800多亿,是严重不成比例的,这在经济扩张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是在经济转折时期往往就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全文阅读)

德国的私有化改革
     西德共进行过三次私有化改革。第一次1959-1965年,以四大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标志.出售大众、煤钢公司、电力矿山联营公司、航空公司中的国有股份,但国有仍保持较大股份;第二次1970-1976,以权归市镇所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改革为重点;第三次1982年,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政府经济职能过度膨胀问题,降低国家干预,提出一整套私有化改革方案.将100家国有企业纳入私有化改革范围.1983年科尔政府宣布,将958家国家拥有1/4股份的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革。
        1990年东西德统一,东德作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联邦政府对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管理策略成为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其私有化有如下特点:一是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联邦政府批准了《托管法》,成立了托管局,旨在一个竞争性经济中将之私有化;二是货币策略贬褒不一,德国政府考虑到对原东德人民财产弥补,规定东德每个公民的私人存款和养老金都可以按1∶1的汇率换成西德马克,其它按2∶1兑换,而当时市场上实际汇率是5∶1。这一货币政策对东德经济及工业生产的冲击很大,大部分企业因为汇率调整,其生产成本太高,无法持续经营,企业基本上难以正常运行。东德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由西德政府组织并调动的大量的资金进入东部地区。据官方统计,到1997年底投入到东部的资金已经达到1.4万亿马克,用于东部包括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上。正是这种大规模“输血式”援助直接刺激东部经济短期内高速增长——东部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9%。根据1996年《德国统一手册》的数据,到1994年底,托管局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最终负债了2564亿马克。(全文阅读)

张五常谈缺电(两篇)
   ……所有反对以加价的办法来解决电力短缺的言论,皆胡说八道。不是说市民不会因为电费提升而怨声载道。怨声是必然的。但政府可以明确地解释,加价是协助增加电源的过渡期间的最佳办法,可以最有效地鼓励节省,而又能让住所、商铺与工厂选择较为重要的用途。政府同时也可以说,加价带来的收入盈余,会拨备为增加电源供应的设施。
  电价要加多少才适当呢?原则是要加到不短缺为止。严格来说,在政府操纵电力供应的情况下,这是要尝试才能找到适当的价位的。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尝试的价位是提升电价百分之二十。这选择是基于私人自置发电机的电源成本大约比今天的电价高百分之二十。众所周知,加价多少与节省耗量多少的关系是需求弹性系数的问题。不用专家作什么统计研究了:这些统计历来错的多,对的少,其命中率比不上我的直觉。我的直觉说,加电价百分之二十,有八成机会以上会立刻解决目今缺电的困境。也不是全靠直觉,因为观察到的现象,是自置发电机的行为似乎正是边际间的选择。其中的推理逻辑可教,让读者想想吧。
  朋友,你选择电费加价百分之二十呢,还是三天停电两次,冰箱的食品臭了,工厂每星期停工两天,外资却步,商业与政府机构频频休假,失业增加,而又让竞争之邦以中国的缺电作招徕呢?不易算得准,但今天中国缺电带来的经济损失,应该以千亿计!(全文阅读)

缺电损失甚于非典
       6月23日下午,南京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值班科长张长沪桌上的四部电话响成了一片,旁边还有十多个人排队等着向他求救。一家名为“世纪缘”酒楼的经理哭丧着脸说,头天晚上,酒楼在营业高峰时遭遇停电,一桌客人因为不愿给钱而打伤了员工,满楼的客人趁势一哄而散。而此前连续5天的停电,已经使酒楼损失近30万元。
        南京汽车集团专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接过话说,因为缺电,上个月就推掉了好几个单,现在卫生部一批急用的农村医疗巡回车也不能按时交货,加起来都损失上千万元了!
        南京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告诉本刊,由于该市电力缺口有增无减,年初以来就不得不对企业实行“开五停二”(开工五天停两天)的c级用电方案,中小企业因减产效益普遍降低1/4左右。6月23日南京再创今年以来的限电纪录,几乎所有高耗能单位、企业和写字楼都尝到了限电的苦头,部分单位自动过渡到“开四停三”的d级用电方案。
        相比南京,缺电更严重的杭州,损失更大。据统计,今年1~5月,杭州全市有1289家企业亏损,其中绝大多数是由缺电引起的产能不足或质量问题所致。浙江省一位领导曾对媒体说,2003年爆发的能源问题将影响浙江gdp0.6个百分点,相当于非典的6倍。
        不仅如此,电力紧缺引起的引资担忧也正在变成现实。今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曾与十几家大型跨国公司驻沪企业进行有关电力问题的座谈,这些外资企业普遍表示,如果上海供电持续不足,将不得不考虑转移投资。江浙两省的一些日资汽车、电子企业,也纷纷抱怨将生产调整到晚上和周末,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剧增。
        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写给杭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封信,直白地表明了这种情况持续的后果,“如果杭州研发中心的业务开展遭到电力供应的严重掣肘,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诺基亚,还有杭州招商引资的信誉和效果。可以想象,没有一家公司会投资在一片电力供应无法得以保证的土地上。”(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郑南:茜茜家教纪实:一位隔辈老人的育儿手记
    118年前,在地中海北畔意大利一个叫做奥那利亚的美丽小镇上,诞生了一部名为《爱的教育》的书。2004年春,由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创作的家庭教育图书——《茜茜家教纪实:一位隔辈老人的育儿手记》在中国北京出版。
  据了解,《茜茜家教纪实》问世尽管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并因其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隔代教育问题而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研讨。有读者将《茜茜家教纪实》这部书喻为21世纪初叶中国的《爱的教育》,也有的说,《茜茜家教纪实》可以看作是《爱的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升级版”。这样的比喻颇有些意思,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确不乏其道理。
  1878年,年仅32岁、参加过意大利三次独立战争、以描写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及其生活而在意大利极负盛名的步兵军官埃迪蒙托?德?阿米琪斯向媒体透露,开始创作一部描写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爱的教育》。八年后,该书出版,果然立即轰动了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并很快传出意大利本土,风靡世界,使这位年轻军官一下跻身于世界级大作家之列。100多年来,这部书先后被译成数百种文字和方言,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受到全球数以亿计家长和少年儿童的喜爱。一个多世纪后,在东方中国,一位名叫吴起贵的中国退休大校军官,以年近古稀的年龄,运用流畅和充满爱意的文字,记录下一个中国女童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健康成长的经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下了21世纪初“中国版的《爱的教育》”。(全文阅读)

郑永年:中国教育改制的难题
    ……显而易见的是,教育体制越来越成为中国深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把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一比较,看看前者的改革为什么不成功。
  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归纳为内外两大因素。内部因素就是企业本身的自治自主性。中国的企业本来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负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只有当企业和政府分离开来后,经济改革才有了突破。
  中国的教育和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大的分别。直到现在,教育还是政府的一部分,特别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尽管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很难完全和政府脱钩,但政府对教育业的管理必须改变现有的形式。
    缺乏自治自主性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教育部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教育部权力越来越大,大多和教育有关的资源还是由教育部来加以分配。从教育经费到职称评定到莫名其妙的博导体制,都和教育部对资源的垄断有关。和政府的紧密关系意味着教育业没有任何自治自主性。美国大学成功发展的根基就是自治自主性。
  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现在的顶尖名牌大学,在开始时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也没有人会希望它们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但它们都有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治的发展。
  就连大学教授的终身职也是为了保护教授们的自治自主性。有了终身职,他们就不用因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受学校的解聘或者受外界不利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大学成为了标准,质量的象征,为其他教育机构所仿效。只要中国的教育界还是政治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不会成为高质量的教育机构。
  当任何教育资源都是由政府来分配的时候,政府的评介也就成为教育界所要追求的指标了,这就失去了教育界本身的目标。这个恶性循环不打破,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介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来,即人才。(全文阅读)

张五常:从一万八千的幼儿班说起
    ……我唯一想到国内反对自由私办学校的理由,是政府恐怕一间私校会聘请区区在下,在课堂上说马克思错了。但今时不同往日,老马的对或错,今天只可能是学术性的研讨。如果我发了神经,带学生上街,不会被校方解雇吗?君不见,美国昔日的学生上街活动,全部是公立的大学。历史说,与学问或知识无关的教育,市场无价。
    几年前我说中国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好,虽然师资一般不足,但学生好学如斯,早晚大有可为。然而,年多来读到或听到的国内学校发展,令我失望。说公不是公,说私不是私,而从我是专家的经济学看,那些所谓学术文章不知所谓,一塌糊涂,「博士」之衔往往莫名其妙,教授升职的准则更是天旋地转。
    大量放开私办教育这个市场吧。国内有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教育市场,从幼儿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院,甚至到专业学校,私办都有利可图。让出售教育的赚点钱吧。市场的竞争会约束他们的行为,会决定他们应得的回报,也会让教育的购买者决定教育的质量。
    其它的我可能不懂,但大学我知得很多。是的,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大学发展,遇到很多问题,一般不易处理。以经济学而言,制度上,清华最近走的有点近于私办的路线,有点看头,但刚起步,衷心希望他们走下去会成中国的哈佛。哈佛者,私办也。
    我可以断言,如果国内容许自由私办学校,公立的会在十年之内被逼而有所改进,而优质的公立名校会纷纷改走私办或准私办的路。二十年后,重要的国内学府会是私办的。到那时,国产的学术大师屈指难算矣!(全文阅读)

斯坦福大学校名背后的故事
    初访斯坦福时,我注意到一些建筑物及印刷品上列出的学校全名是“小里蓝·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还以为是建校者本人的全名。待听说这是个小男孩的名字,这所学校是纪念一个孩子的,我才开始对隐藏在校名背后的故事感到好奇,找到有关的书籍资料来看,方才明白这所著名学府的成立竟是源起于一桩家庭悲剧。
    里蓝·斯坦福于一八二四年出生在纽约州奥本尼城的一个经营小农庄和小客栈的家庭;年纪轻轻带着他的新娘远赴西部打天下,三十八岁那年便当选为加州州长,不可不谓是白手起家、英年得志。然而,他更有志于开创大企业,一八六一年他成立了“加州中央太平洋铁道公司”,八年后完成连接美国东西横贯铁路的工程,也使他成为巨富。而四十四岁那年小里蓝的出世,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完美的篇章了。
    作为斯坦福家门所有产业、声名和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小里蓝自小就接受了比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完整而严格的教育,同时当然也享受到许多孩子难以想象的优裕生活:比如骑着他的小马或脚踏车奔驰在帕洛阿图数千英亩的庄园牧场里;拥有一套四百英尺长的铁道和火车模型;经常漫游欧洲名城观赏古迹、搜购艺术珍品……直到一八八四年三月,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城一病不起。
    小里蓝病了三个星期后在一个清晨离开人世。他的父亲在极度的身心交瘁中睡着了,恍惚中见到儿子出现在面前对他说了一番话。后来他只记得其中几句,大意是要父亲“不必对生命绝望,而应为人们做些事”。里蓝醒过来对他妻子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加州的孩子们将会是我俩的孩子。”这句话后来成为斯坦福建校的历史性名言。(全文阅读)

大学的中心在哪里
    ……  当代社会竞争越来越多地转向知识竞争与人才竞争,大学这一现代社会哺育知识与人才的最重要的摇篮骤然成为时代的焦点,大学改革此起彼伏,从“211工程”到“985工程”,从大学年年扩招到学费年年看涨,从大学合并到四处可见的大学圈地扩张,从争相喊出的建设世界(或者国内)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大专院校的不断升格,当代中国大学正象一匹匹加大马力轰鸣的机器在一刻不停地、抑或是躁动不安地快速运转。大学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当我们的大学发展日渐火热的时候,也许我们同样需要一份冷静,把握大学发展的中心,厘清我们自身的问题之所在,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这对于我们的大学发展或许更有裨益。在此意义上,石鸥教授就在双重意义上提出了一个事关当代中国大学发展态势的极富挑战性的重要问题:一是作为问题的“大学中心”的提出,即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学中心?一是他对此问题的解答,即我们今天可以怎样来建构大学的中心?对石教授的观点,我甚为佩服。此处想借着他的话题,谈谈我对我们自家的大学中心问题的一点看法。
        传统的大学以古典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长期持守着教学中心,大学扮演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传授既成的普遍知识,古典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保护古代的文化”,并给学生以自由博雅的教育;到后来以德国洪堡建设柏林大学为现代大学样式,发展成为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双中心”,知识的创造与传承成为大学存在的双重理由,“大学的中心主旨是掘发新知,是‘研究中心’”〔2〕;到现今,社会进入高技术、信息化时代,大学在社会科技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服务社会的功能被逐步强化〔3〕,不仅传承、创造知识,而且直接把知识转变成技术以快速地服务于社会,推进社会技术的加快更新,所以出现了第三中心,即以知识服务社会的生产中心,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成功结合。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的发展,表明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也体现了世界大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也显明世界大学存在的三种基本样式。当我们说现代大学已经发展到了“三中心”阶段时,并不是说现代大学的模式就只能是三中心的大学样式。就目前而言,大学的存在样式实际上是多元的,三种样式不单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全文阅读)

由强迫孩子告密想到的
    我的小外甥放学晚了,回家说:“老师让我们揭发班上的坏人坏事,每人要写10条,写不到10条不准放学。”
    不禁一楞:“你写了吗?”
    “当然写啦,每个人都写的。”小外甥说:“只是我怎么也写不满10条,所以到最后才走。”说着,饿坏了孩子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看看他我有点发呆。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到底要教给小孩子什么的道德观念?教他们从小就学会告密,并且从告密中获得利益?教他从小就趋附于强权,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好莱物的一部关于中学生成长的经典之片叫《闻香识人》。故事的情节大概是:一个贫寒的高中生,人生面对一场最大的考验,要么出卖同学,揭发他们曾经对校长恶作剧的事实,将可获得哈佛的奖学金念大学,要么被开除。这样巨大的考验让这孩子几乎承受不住,可是他坚持着一点:“我决不出卖任何人。”在即将被开除的时候,一个越战中失去眼睛的中将,来到他的学校,以一番关于忠诚和信义的精彩演说,拯救了他的命运。瞎子将军说:“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就教育孩子出卖自己的朋友,并且让他们以为,出卖和告密可以获得利益,让他们得到毁坏人格、信义而成为精英的教育,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就将开始朽坏。”(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吴洪森:面對摩羅的困惑——《不死的火燄》序
   ……田園精神兩千年來是中國文化人的宗教,是知識分子對抗黑暗現實的安身立命之所。隨著近代以來中國被迫拖進現代化,隨著中國農村經濟破產,這一宗教情懷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統治者可以使用「端飯碗」手段,在全社會範圍有效打擊和迫害不肯就範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國知識分子進入二十世紀後,不被黑暗所吞沒所同化,就面臨無路可逃的痛苦。這一百多年來,既是「中國遭遇數千年未見之奇變」(陳寅恪),更使文化人陷入數千年未見之黑暗中。但是,如果我們明白戰勝黑暗的方法惟有通過創造,這數千年未見之黑暗,對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人來說,就正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歷史契機。
   說到這裏,我要順便談談所謂思想者痛苦的問題。圍繞摩羅的文字,一些讀者發出所謂「思想者痛苦」的感嘆,我是不太同意這種說法的。我覺得在專制制度下,做人最大的快樂之一就是成為思想者。我無法想像像摩羅這樣的人,混跡在官場,見到上司就擠出諂媚笑臉,在下級面前,為了心理平衡就擺出粗暴下賤的威風,會有什麼人生的樂趣。只有缺少做人基本尊嚴的人,才會迷戀腐敗的官場。
   造成思想者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將希望寄託於大眾,忘記了戰勝黑暗的真正力量是創造。人文知識分子對大眾的關愛和熱情,只有通過創造才能變成真正的力量。不能實現的善是軟弱無力的善,常常在襯托惡的強大和恐怖﹔只有能實現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才是有力的善。而創造就是實現善最有效的途徑。當思想者沉浸在創造的追求中,如果說有什麼痛苦的話,那是漁夫沒釣到魚、狩獵人沒打到獵的痛苦。即便這樣,追求創造本身所帶來的幸福與快樂是其它工作難以相比的。因此當一個追求創造的人,陷於窮途末路的時候,以他的才華並不是沒有別的路可走,而是他的精神氣質和對人生快樂的高要求使他不能也不屑於去走別的路。創造者的靈魂,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的,是欣悅的靈魂。
   基於以上看法,我對摩羅近年來提倡以愛和熱情去戰勝黑暗的說法,補充兩個字:創造,要以創造去戰勝黑暗。(全文阅读)

于仲达:散落在网络世界里的精神兄弟
    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做个精神档案。这些精神兄弟大都活跃于网络。边缘的或说网络的思想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抗争着,任什么管制、压制都不能否定他们,民间的或说边缘的思想者,即是有承担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中国的封闭制度和文化里缺少或没有终极的精神建构,事君、仕途、事功等就往往成为最终的追求和评判标准。可是,在一个开方的网络世界里,剥离出(造就了)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个人”;而互联网给予了“个人”最大的思想可能剥离出(造就了)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个人”;而互联网给予了“个人”最大的思想可能性……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摩罗:绝望和拯救
  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摩罗的文章充满无处不在的荒寒和冷硬,其中蕴藏着对无望精神的拯救。 从“原来如此“到“本来如此“,摩罗发现了人性的恶劣遗传,发现了中国文人缺乏信仰,发现了中国文化缺乏终极关怀,发现了中国作家精神弱小,发现了中国文学陷入对权谋的恶性复制 。摩罗的系列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他对信仰的乞求也深具意义。从破败的文化废墟中走出,摩罗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个体的精神建构。(全文阅读)

谁来承担当代文学之痛?
    作家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生产时尚,追求时尚,复制时尚的潮流对小说有消极作用。上海作家张旻回忆了上海有段时间流行喝红酒加雪碧,如果你不加雪碧就会显得很“巴”。文学的环境也是这样。许多作家的创作往往会被一些掌握话语霸权的评论家和编辑所左右,这样他们就把作家的创作状态强制引进了一个圈子里,而评论家们也活跃在市场经济中,被市场因素所左右,作家自然也更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他们既不会特别地注意某个作家,也不会特别地不注意某一个作家。
  同时,当代文学也面临批评环境和整个文化环境的恶化。许多评论家对具体文本缺乏关注,更不会像八十年代的批评家那样追踪某个作家。他们往往忙于架构自己的理论,然后将作品生硬地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更有甚者,某些批评已沦为市场的奴隶,某些批评家忙于赶场拿红包,完全顾不上严肃的批评。因此,批评界也应该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敢于突破是作家珍贵的品质,但是突破并不是简单的改换题材。卡夫卡、海明威等人的写作,风格始终是一致的。作家有作家的宿命,只有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打好自己的一口井,才能建立自己的文风,确立自己的个性;如果每位作家都坚持这样做,才有文学的繁荣。良好的文学环境是由作家、批评家、出版者以及读者共同创造的。(全文阅读)

死亡在这边 童话在那边
    读《夏洛的网》,每次到夏洛死去的那部分时,我心里都很难过。啊,请原谅,我要把这部分文字引出来———
  夏洛知道,威尔伯这是用它惟一的办法跟它说再见。夏洛也知道,它的孩子平安无事。
  “再见!”夏洛悄悄地说。接着它鼓起全身力气向威尔伯挥挥它的一条前腿。
  它再也没有动过。第二天,当费里斯转轮被拆下来、赛马被装上装运车、艺人们收拾好东西把他们带活动房屋的拖车开走时,夏洛死了。集市场面很快空无一人。棚子和建筑物空了,被抛弃了。场地上满是瓶子和垃圾。在来过集市的数以千计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一只蜘蛛曾经起过最重要的作用。在它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谁陪在它身边。
  怀特先生是这样伤感地描写了一只蜘蛛的死去。这种伤感甚至已经大大逾越了———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童话所应该有的梦幻般的甜蜜。但是,这就是此时此地的感情,再没有别的。
  这种微妙的感情,博尔赫斯在谈到堂吉诃德之死时也提到过。“《堂吉诃德》有时让人伤心,特别是那一章,当他们回到村子里的时候。那非常令人伤心。……特别是书上说道‘他就这样在亲友的悲泣和泪水中灵魂飞升了,我是说:死了’的时候,我难过极了。少年时我觉得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就要死了,他一定会写上一个了不起的长句子。可是他没有写。他的朋友死了,他只是写道:‘我是说:死了。’可以肯定塞万提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写得好。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关系,这句话已经刻下了作者的激情。反之,当哈姆雷特说‘Therestissilence’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莎士比亚内心深处是非常冷漠的。”(全文阅读)

流光容易把人抛——从《粉红四年》忆《女大学生宿舍》
    出版者刻意将易粉寒的小说《粉红四年》的混同于目前正大行其道的青春小说,这种借东风之举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那些一批批被赶制出来的青春小说,可能会有大量正在读大学的拥趸者,那离奇得没边的情节、不将人吓死不罢休的语言、颓废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却让我们这些若干年前读过大学的人,以为现在的大学校园遥远得位于另一个星球。
  还好,《粉红四年》读完,我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它让我这个离开大学十来年的人仔细地阅读,并不时地被打动,不由得溯回自己的大学时光。——引导不同年龄层的人感慨或回忆,写作者便成功了。
  目前的新生代作家,因为商业炒作的原因,刻意被标上“80年代作家”的标签,这种标示隐含着宣布他们为一个排他性的“文学部落”,这实质是种浮躁的做法,写作者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写《情人》的那位法国女作家晚年回忆自己的初恋时,是那样动人心扉;杜甫比李白小十几岁,可两人能结成文学上的知音。当然,有人会说那是在唐诗的时代,而互联网的时代,则一日如三秋。
  易粉寒也是个80年代出生的在校大学生,但她的的小说让我感觉到,青春的记忆与年龄无关,青春之旅中那些共性的东西,是能穿越时空的。在书里面能见到许多曾经我们上学时还不曾有过或不普遍的东西,如网吧、高档化妆品、被包养或堕落的女生等等,但从中更能感觉到成长中我们都曾经历过的东西:爱情、憧憬、虚荣、反叛、迷茫以及各种各样的诱惑等等。
  这本小说是真正的成长小说,作者在平缓的叙述中,用冷静而敏感的心态、冷峻而幽默的笔调记录了一座普通大学中一群普通大学生的庸常生活,惟其普通而庸常,更能激活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无论是正当韶华抑或渐进中年。(全文阅读)

刘元举:阅读的天空
    那些年间,我时常会听到父亲对来人炫耀:“我当了一辈子会计没有贪污一分钱。”因了这个自豪的理由,在我成长的年代,家境一贫如洗。这直接导致了小时候的我,面对任何一本喜欢的书只能望洋兴叹。而我的阅读生涯便始于这样的窘境中。
    县城有一家书店叫新华书店。那时候所有的书店都叫新华书店。新书摆放在架子上,一个柜台将人与书隔开。买书的人在柜台外边伸手指点着架子上的书,柜台里边的售货员就会将你要的书从架子上边取下来转身递给你。你只能在这里翻一翻,然后决定买还是不买。翻书的时间没有规定,但肯定不能太长,而这里绝不是读书的地方。然而,我却硬是站在这里,以最不适合读书的方式读完了一部书——《欧阳海之歌》。
    这部书的封面,充满英雄气概,有如烫金般的拦烈马的雕塑图案,灼亮着我的双眼。书的售价只有一元钱,而我却无论如何买不起。我连学校每周组织一次看电影的钱(五分钱)也交不上。但是,这部书对我的诱惑使我无法放弃。买又买不起,放又放不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到书店进行这种特殊的阅读。
    起初,我的心态完全相似于小偷。书店的大门是早晨七点十分打开,门一开,我便头一个钻进去,然后,在柜台前装模作样地磨蹭一会儿,一指架子上的《欧阳海之歌》让售货员拿给我看一看。所谓看一看就是买之前翻一翻,挑一挑。我一边翻着书,一边得拿眼睛余光斜着售货员。心跳得很快,生怕人家识破我的阴谋,劈手将书夺过去。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中,我是很难将书读进去的。我意识到,这是新书,人家肯定不愿意让我这样的小孩子乱翻的,估摸着十几分钟吧,我就乖顺地恋恋不舍地将书递还了。
    我很庆幸,那个接过书的阿姨并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相反,她在接过书的时候,还对我微微一笑。
    就凭她的微笑,我的胆子逐渐大起来。第二天,我还是以要买书的方式,管那个站货台的阿姨索要书看。我还是无法控制心跳的加速,我比头一次更小心地观察着柜台里面的阿姨对我翻书的表情。我生怕惹得人家厌烦,再也不让你来翻书了,所以,我也只能是像头一次一样,翻看一会儿,就将书奉还了。第三天,我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拿到了这部书。我感觉那个阿姨在给我递书时,眼睛里充满温暖,好像在说:没关系,你爱看就看好了。(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梵谷: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
        ……我爷爷是在解放后(我们那里是1951年解放)不到一年去世的,据我们那个地方很多老辈人的回忆,他在解放前是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当地人都叫他“蔡银匠”,听奶奶讲他有一付家传的打造金银首饰的好手艺。解放前,他经常游走于金沙江沿岸彝族土司管辖的地盘收沙金,由于在社会上交游广泛朋友众多,他于1945年在我们那里开了一家金银首饰作坊,并带了七八个学徒。那时,我奶奶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女人,家里养了很多猪,据她后来回忆说每三四个月就有十几头猪出栏。爷爷每三个月会带上一批加工好的金银首饰,赶着十几头猪,到渡口坐渡船摆渡过金沙江,经过半个月左右的餐风露宿长途跋涉(沿途还不时得防范土匪强盗和野兽的侵袭)后到达距离家乡450公里左右路程的昆明去出售,然后利用赚来的钱购买布匹回到家乡卖,通过辛勤的劳动爷爷在几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当地修建了很大一幢房子。在解放前(我们那里是1951年解放)的两三年里别人都在大量抛售土地的情况下,他买下了大量土地(我至今仍不明白,作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他当时为什么如此糊涂愚钝)。于是,在解放后的土改中我家被人民政府划为地主,全家人一下子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侮辱打骂的政治贱民,同时我爷爷也被关进了县城里的监狱,他辛辛苦苦赚钱买来的土地和房子以及家里的金银首饰也统统被没收了,据我奶奶讲家里被抄家后连根筷子都没有剩下,全家七口人被撵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里住下。我爷爷在监狱里关了不到一年,因为患了伤寒病情非常严重,已经频临死亡的边缘,于是,政府派人通知我奶奶接他出狱。奶奶在没钱的情况下,在县城里雇了两个抬滑竿的人,从四十公里开外的县城连夜走山路把他抬回了家,回家后奶奶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了他们作为抬人的费用。回家的第二天凌晨,爷爷就断了气。我们那个地方的很多人(大多是当地的贫下中农)都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在他的葬礼上,一个和我家住一条街的典型的贫雇农说:“蔡子贤(注:我爷爷)在生前是个好人,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对我们大家都很好,现在他死了,家里也遭难了,我们大家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一定要把他的坟垒好”,这个人一直到死都被我的家人当作恩人对待,逢年过节或是平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父亲都会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吃饭。在我爷爷下葬后的第三天,我大伯父(我父亲的哥哥,那年他20岁)由于到山上上坟点长明灯时不小心点燃了茅草,被当做反革命破坏分子和我奶奶(他们认为我大伯父搞破坏是因为受到了她的调唆)一起被关押了起来,关押了近一年后才放出来,在家道中落、父亲去世以及个人悲惨际遇的三重打击下,自幼聪慧饱读诗书的他从此神智不清,余后的大半生成天沉浸在吃斋念佛之中。此后不久,年仅16岁的我父亲也离开了家,在政府的安排下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去修建水库,干抬石头的重体力活。自此,家中仅剩下年届75岁高龄的祖母和我父亲的两个年纪尚幼的妹妹(当时她们还不到7岁),而且家中已经几乎断粮,祖母在贫病交加中浑身浮肿,支撑了半年后终于病倒去世了。一年后,我奶奶和大伯父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我大伯父以前上过私塾,是一个除了书本几乎什么都不懂的秀才,出狱后几乎不事生产而且成天精神恍惚,至此,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到了我奶奶一个人身上。(全文阅读)

老酷:阴差阳错
    如果自恋稍微少一点,脾气稍微好一点,腰围稍微小一点,悠子差不多能进入“完美女孩”的阵营。可惜上帝偏偏在对她百般宠爱的时候,犯了一点小小的犹豫,给她身上留下了点微不足道的缺陷。虽然这些缺陷对别人的妨害充其量只是视觉方面的,但对她的妨碍却是心理方面的。由于这种妨碍,折腾了好几年,她都嫁人未遂。
    最让悠子难过的不是她在那些男士心中没有重量,倒是因为她太有重量,这种重量,既有精神方面的,也有物理方面的,而后者,是最让悠子烦恼的原因。有一次跟一个帅哥聊天,人家问她哪所大学毕业的,她说XX重型机械学院毕业.人家扑哧一笑,说了声难怪。悠子好久回不过味儿来,等她知道“难怪”二字的确切意思时,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那个刻毒的家伙敢情把她比作“重型机械”了。
    现在的女孩,都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她们的完美主义差不多都用在苛求男人方面了。所以,尽管在大学里一直有着“羊脂球”的雅号,离完美还有一点距离,但悠子仍然最最容不得男人不完美,在她看来,对女性挑三捡四,是男人身上所有恶德中最大的一项。斗胆发现她的不完美已经是错误,当面指出那就更是错上加错,利用她一时反应不过来,含蓄地挖苦她,那就更是十恶不赦了。悠子是个执着的人,她有着极强的逆反心理,你们嫌我胖,我偏要胖给你们看,她在心里跟那个“乌鸦嘴”赌着气,一面就把他当成了所有男性的代表,好像天底下所有的雄性动物都跟她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似的,你们嫌我胖,那是你们缺少审美眼光,要是在唐朝,我起码也能跟杨贵妃齐名!这么想着,她不知不觉说出声来。说完之后,她就扑向了久违达一小时之久的零食。
    自从情窦初开之后,悠子也不是一次身材意识都没有过,怎奈那五颜六色的零食诱惑太大,在美味跟前,她那脆弱的意志力就像东北军面对日本侵略者一样溃不成军。(全文阅读)

罗云峰:无话可说
    世界上的余唾已太多,
    挖一挖就能流成一条光辉的长河,
    我却无话可说。

    说出来的是风,
    像鬼魂一样游荡尘世,
    捕风系影非我所能,
    我只好无话可说。

    将要出口的话生生埋葬在心里,
    像爱字终于没有说出口,
    就被默默地带进了坟墓,
    尘世的我再也无话可说。(全文阅读)

柴大官人:《我知道的幸福》
    沉闷了很久的天,在一场雷雨之后,终于有了丝丝的凉意。
    “我们去哪儿呢?”
    “到河坝上去玩吧。”孩子雀跃着回答。
    很久没上河堤了,河里的水竟然涨了很高,黄色的急流夹杂着一块块绿色的浮萍,把桥墩冲击的哗哗作响。
    我们久久地望着,直到有丝丝细雨从空中慢慢飘落。
    走在满目绿色的河堤上,心中忽地充满了微妙的感觉,是为了路边那一群开心说笑的老人?还是为在我身边 嬉笑的女儿?不必寻根问底,我知道,这种精致的感觉叫做幸福。
    许多的日子匆匆地来了又走了,留下的是水流般割舍不断的记忆。
    有许多的朋友来了又走了,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温馨的秘密。(全文阅读)

周国会:诗歌一束:第四辑
    初夏的风
    如你温馨影子 初夏的风就这样恬淡地远去了
    记忆中袅袅升腾起银白色的暖意
    到处弥散着香槟酒的气息 我微微沉醉于过去的回忆
    臆想的世界里掠过美丽的遐想和云絮 掠过风
    坠入玫瑰色的梦境中去 众多的时间和众多的歌子和爱
    就这样柔软地来到身边 如宁静的湖水轻轻滑过
    快意冲撞着整个躯体 甜软的呓语在纯蓝的天宇间
    飘来飘去 那一刻
    宁静的记忆中 初夏的风
    正渐渐远去(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龟兔赛跑——兔子老是输给乌龟的N种理由(全文阅读)

幽默:一个好人说他的月开销,引来一帮变态
    (好人是这样说的:)
    有朋友在这里介绍自己怎么生活的,觉得蛮有意思的。其实每个月花多少,与收入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身边好多人每个月也有三四千,但整天还到处借钱的也不少。
    我一个月收入15000(当然,真正到手的只有12000多,因为还要交税和四金)。我的工资都直接打到卡上,而我一般不带这个卡的,只是随身带几百块现金和一张招行金卡。但我每个月的花费算下来也就300左右,可能还不到(因为我没有具体记录过)。开销的明细大致如下:
    房子:住自己买的,所以不需要花钱;
    手机费:50左右(用的是cdma的套餐,月租免了,平时都在办公室或家里,一般用座机);
    交通费:为了增加运动量,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
    伙食费:原来在公司楼下的餐厅吃,后来觉得又贵又不好吃,就从家里带饭,算下来大概4块钱的成本;早上二个小刀切馒头,一杯牛奶,成本大约1.2块钱;晚上一般只喝点稀饭,吃些青菜,最多1.5块钱。一个月下来大约:6.7*30=201块,
    零花钱:因为没有烟酒爱好,所以平时没什么需要花的。只是同学多,会经常聚一下,出去吃饭或喝茶、咖啡,轮到我出钱的时候也有一些,估计一年下来1500应该够了,平均到每个月大概120多。
    其他:我喜欢户外运动,但不买健身卡,去公园广场打打球,或在家里练练哑铃,这项不需要花钱。现在书也很少买,网络这么发达了,需要什么资料都在网上查。我在家从不上网,因为白天在办公室一直上网(包括网络办公),又省了一笔。
    总共加起来不到400块,这种生活也很充实丰富。所以花钱多少与生活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与收入更没关系。(全文阅读)

幽默:张导,我对您的景仰有如……
    第一,您是这世界上少数的、也许是唯一一位敢把电影越拍越不象电影的导演。我说这话绝对不是损您,绝对不是,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谁敢那么说我跟谁急。我的意思是说您是一位具有深刻的后现代意识的导演,您正在致力于颠覆传统的电影理念,从而把电影的境界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您从事的正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和非意识流的工作啊,和您相比,那周星驰根本算不上什么,他那电影虽然言辞上有一些哗众取宠的地方,可从整体结构上来讲,不还是没脱离传统电影的框架模式吗?哪象您,自打《英雄》您用了点黑泽明的手段,搞了些淡化了人物淡化了时空的超级蒙太奇之后,在现在这部《十面埋伏》中您的这个独创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张氏风格。有人跟我说,看完《十面埋伏》之后才觉得您那《英雄》好看。我说这人他根本就没看懂,那《英雄》不管情节如何支离破碎,但总还算一部电影,这《十面埋伏》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已经超越了普通电影的范畴了,这能相提并论吗?根本是没理解您搞电影改革的良苦用心嘛。对这种人,您甭理他。光冲这一点大无畏的改革精神,我对您的景仰就有如……(全文阅读)

恬静淡雅下的激情——安德鲁的艺术作品(全文阅读)

aislin:吃货年代之蹭饭的代价
    还记得吃之前的梦吗,象朵永远不凋零的花,经过多少风吹雨打,看吃事无常,看菜式变化.那些为吃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难忘的啊,所有好吃的难吃的啊,留在我心中,虽然已吃完啦.
    ——谨以此文感谢迅弟儿的面包、烟盒(害的他什么都没的吃),老酷的凉面和小哑的两瓶啤酒的啤酒鸡.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的清晨(都十点多啦,菲菲说),我的美梦被一声短信惊醒,原来老酷在催了:"你们到哪了?迅弟儿已经等不及了!"——但到了他家我才识破了这个假传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空城计(你说话可要负责任的,谁是天子谁是诸侯谁又是传旨的?老酷不高兴了)。我一边刷牙一边恨恨的想,迅弟儿又不是上轿,哪至于急成这样子?当我以最快的速度狂奔出门的时候,我还没忘了照顾一下他们的情绪:“你们别急,我们已经上高速了!”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菲菲是我的同屋,绝世的美女,也是瓶子的同学,在拜读了老酷的“爱情鬼话”后相当想见见庐山的面目。————由于当时正值真名检查阶段,没来得及联系其他XDJM,吃独食之余确存惭愧之心。
    OK,言归正传。当我们把老酷家附近的楼盘踩了个底掉之后,终于摸到了老酷家。老酷以一个已成名的前辈作家有礼而谦虚的神情接见了我俩(这其实也是看在青年文学MM的面子上,我猜)。并且,不能不说的是,老酷为了保持自己一贯又老又酷的风格竟然又以头没梳脸没洗牙没刷的‘三美’形象与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过了一会,老酷终于想起了还有一个归国华侨需要接待,就开始准备拾掇一下自己。同时也显示一蛤对我的权威领导,老酷说:“去按一下那个免提键,让迅弟儿安排安排就过来吧”。看到我那副懒洋洋的样子,老酷开始激将:“你要不去打就是心里有鬼!”在与迅弟儿友好磋商之后,他要求亲自与老酷对话——小哑立刻把我拎到厨房:“你看你刚才打电话那是什么态度!好象要把人家叫过来拼命似的。”我擦了擦汗,小声说:“咱们是叫他过来吃午饭,又不是来过夜生活,不用那么肉麻吧?”小哑用凄厉的眼神亲亲的钉了我一眼,我就灰溜溜的躲出了厨房——她用菜刀削土豆的架势实在是太有威慑力了!(全文阅读)

曾经以为(图文)
曾经以为...以为...  
一个人对着树喃喃自语
碎碎念整个风情万种后的萧然废墟~(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余光中:诗歌与音乐
    一,诗、画、乐之三角关系
  在诗,画,乐所组成的三角关系中,诗是顶点,而另外两角是乐和画。苏东坡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而观其画则称“画中有诗”。古人很早就明白了诗与画之间的联系。诗与画与乐比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是用文字表达的艺术。绘画乃空间艺术(spatial art),诗中有一个画面,有一个意境,有视觉的印象,也是一种比喻。在这一点上,诗与绘画是相通的。绘画是分割空间、重组空间的艺术,但诗中还存在意义,这就是诗的主题。而音乐则是时间的艺术,是对时间的分割与组合。我们不难看出,就如凡高的《向日葵》,它与时间没有关系。我们不会要求在多长的时间内把这幅画看完,而对于一首乐曲,我们却有时间的先后顺序要求。你听贝多芬的《欢乐颂》,想真正的感受那份意境,不可能从第2乐章听起,所以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temporal art)。
  诗歌就是这种时间与空间艺术的综合,称之为综合之艺术(synthetic art),它在时间上通于绘画,在空间上通于音乐。观赏一幅绘画作品,比如去意大利的教堂看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壁画,我们看绘画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到这画的焦点所在,就是亚当的手垂着,这是作品的焦点——神与人的交际与距离。没有审美的秩序可言。但读诗却有时间的秩序,比如读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们不可能一下就读到最后一句,但是读完之后我们可以了解,本诗的主题在最后一句之上。如果请王维用水墨画把这首诗画出来,他也不可能画出“千山”和“万径”,但我们却可以在看这水墨画时一眼中的,看到“孤舟”之上的“蓑笠翁”在“独钓”“寒江雪”。而“千山”和“万径”却不会首先跳入眼帘。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苏轼的《题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为宋初“九诗僧”之一,擅画江南小景,芦雁寒鸦,烟雨春色,画中极有诗意。而这首诗与画无疑是相得益彰。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是形、声、义结合的文字,不仅有形,而且表义,这就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文字的意象给诗以意象,音调以及韵律则让诗歌具有了音乐的美。(全文阅读)

诗歌与十字架——关于茨维塔耶娃
    1992年秋天,在关于茨维塔耶娃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宣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当有人问道: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点气恼地说道: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则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由此可以见出这位女诗人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伊•弗•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亚•梅伊恩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在“音乐和博物馆”中,茨维塔耶娃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根据妹妹阿斯塔西娅的回忆,“我们在阁楼上聆听着下面大厅里传来妈妈那充满音乐激情的美妙演奏入睡。通过***演奏,我们熟悉了所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妈妈演奏过的……’。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曼、肖邦和格林卡,……我们伴着他们的音乐进入梦乡”。
  除音乐熏陶以外,母亲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诵读诗歌,教导她们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拜神圣的美。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茨维塔耶娃逐渐滋长了对诗歌的信念:“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全文阅读)

余凤高:才性:敏锐的感受
    最初,似乎是那些生活没有规律的艺术家圈子里患肺结核的人特别多这样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使研究者从统计学出发,把肺结核看成是艺术家的一个特点,或者是这些人的一种职业病,以至出现肺结核是“艺术家的疾病”这种说法。二十世纪以来,有些学者从内在心理素质方面进一步深入进行研究,认为艺术家中患肺结核病的比较多,是因为肺结核病患者大多智力聪慧,才华横溢,而且往往多愁善感,尤其是感情特别强烈而且纤细,甚至到了过度敏感、过度脆弱的地步。于是就如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坎普希尔医院(Camp Hill Hospital,Halifax)的内科医师E.卡尔·艾博特(E.Carl Abbott)在他的《作曲家与肺结核:对创造性的作用》(Composers and tuberculosis:the effects on creativity)中所说的:“有些作曲家至死都患有痨病,而且有证据表明,其中许多在疾病晚期仍保持敏感性和高产。”艾博特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艾博特把作曲家或音乐家作为肺结核与创造性之间联系的典型例证是有道理的。应该承认,肺结核与创造性之间的联系,在其他智力工作者身上也同样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音乐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典型。这是因为音乐家跟用符号创作的作家、用线条创作的画家和用动作创作的舞蹈家不同,他用的材料是捉摸不定的、更是不可见的“音”。音乐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范本,他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借用著名的奥地利音乐理论家爱德华·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在他最有名的著作《论音乐的美》中的话来说,它“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因此,音乐常被称为是更高意义上的“感觉情感本身”的艺术或“艺术的艺术”,它要求音乐家有“更为灵性细腻”的情感。而这,正是肺结核患者的特征:是他们的短处,也是他们的长处。
        可以举出很多音乐家天生就极度敏感的事例: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五岁时一次听到一位钢琴家的演奏,心中产生一种奇异而惊喜的感受。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伟大作曲家赫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03—1869)听到一支优美的音乐,先是觉得沉入一种淫逸的狂喜中,随后就因心悸和压抑而全身骚动不安,最后甚至哆嗦、抽噎,几乎痉挛得昏厥过去。具有世界声誉的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马利布兰(Maria Malibran,1808—1836)第一次听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时因为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无法继续待下去,只好离开这音乐厅……
      自古以来,学者们就注意到,敏感的天才似乎都与病患有一定的关系。(全文阅读)

二十五个世界之最,你知道吗?
    ……
    十二、世界上最高的死火山
世界最高的死火山是阿空加瓜山,位于阿根廷境内,海拔6959米,公认为西半球最高峰。山峰座落在安第斯山脉北部,峰项在阿根廷西北部门多萨省境,但其西翼延伸到了智利圣地亚哥以北海岸低地。(全文阅读)

图解花草茶
玫瑰花 (rose) 
性溫和的玫瑰花,為落葉灌木,沖泡時有一種甘甜味,明代盧和在「食物草本」中道:「玫瑰花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常用用途除泡茶之外,還可用來熏茶、浸酒。又稱「天使的贈予」,古波斯人運用玫瑰釀酒,土耳其人用玫瑰水製糖。玫瑰花茶質純溫和,花形唯美,氣息雅緻,顏色粉嫩,入口甘柔不膩。經常飲用,可幫助促進新陳代謝。又因賞心悅目,有助保持美麗心境,可變化搭配各種花草茶,所以廣受歐洲人士喜愛,常用來取代具刺激性的飲料,餐後睡前飲用皆宜。在烹調時加入玫瑰花水,亦可添增食物的清香。
含此原料之商品:法蘭西玫瑰(全文阅读)

无情的事实——人类曾经被彻底毁灭过
    不可思议的远古文明
    1938年,中国考古学家纪蒲泰等人到青海南部的巴颜喀拉山地区考察时,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山洞里共挖出716块花岗石圆形体,中间稍四无孔,每块厚度约2厘米,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出许多十分规则的水波纹线条,极似现代的镭射唱片,上面还刻有许多现代人无法解读的各种符号。经过测定,这些石盘大约是正万多年以前的东西。后来,石盘几经辗转到达苏联,在莫斯科所作的各项科学分析表明,这些石盘含有大量的钻金属和其他金属元素,而且石盘的振荡频率特别高,这说明它长期用于高电压之中,仿佛石盘曾经带电,或者是某种电路的组成部分。
    1962年,一位中国学者徐鸿儒教授根据当地的古老传说,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最终破译了石盘上的表意符号,译文是:特罗巴人来自云端,他们乘坐的是古老的飞船,后来飞船在着陆时损坏,这些特罗巴人只好藏身山洞。在巴颜喀拉山地区一直流传着有关特罗巴人的各种传说。实际上在西藏地区确实曾经生活过两个十分特殊的部落,一个叫朱洛巴,一个叫康巴,这两个部落的人种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种都不一样,他们就生活在巴颜喀拉山一带,平均身高1.2米,瘦小柔弱,骨骼纤细,眼眶奇大,脑颅容量比一般人平均大100毫升,而且血型独一无二。这两个部落1935年被首次发现,1950年曾有一支考察队前往考察,但结果不得而知。有报道说,最近考古学家在这一带地区曾出上过身材矮小的人种化石,与传说中的特罗巴人和发现的朱洛巴、康巴人十分相似。这些特罗巴人是地球人吗?人类在1万多年以前能造出宇宙飞船吗?
    在印度德里的一所寺院中,有一根铁柱,它饱受日晒雨淋已经几千年了,但却没有一点生锈的痕迹,因为它既不含硫也不含磷,至今人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古代合金。难道几千年前人类就已经掌握了脱硫的冶炼技术?另外,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及爱尔兰等地,人们在1万多年的地质层中找到了铁钉。回万多年以前是谁制造了如此地道的铁钉?历史学家感到惊恐,因为这些发现同人们对早期人类文明的推测相去了十万八千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记录周总理座机被炸案的外交档案首次解密
  昨天,外交部将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开放。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近80份档案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些密封了49年的档案揭开了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经过。
  事件回放:周总理临时换机躲过劫难
  1955年春天,中国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外交部痛批美台合演谋杀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表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严辞声明。声明称,1955年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中国政府曾要求香港英国当局采取措施保障飞行安全,但阴谋依然得逞,英国负有严重责任。我方要求英国政府对参与这一阴谋的特务分子逮捕查办。声明还表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台湾特务机关导演的谋杀案。(全文阅读)

沈志华:暗杀铁托:斯大林的未遂计划
        几年前,就听到史学界的一个传闻,说斯大林曾经有过一个暗杀铁托的计划,但未能闻其详。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看这种传闻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成了紧随苏联之后在欧洲出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领导人中最得力、最可靠的盟友。1947年9月,在铁托等人的建议下,苏联拉上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一个情报局,其总部就设在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斯大林对铁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在冷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南斯拉夫越来越明显的独立倾向遭到了斯大林的猜忌。1948年初,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苏南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公开冲突。当年6月,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开除出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指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此后,苏南关系继续恶化。到1949年12月,情报局干脆宣布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斯大林开始是号召和鼓励南斯拉夫党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取铁托而代之,但由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威望和地位而未能如愿以偿。还有资料说,斯大林曾打算通过武装干涉或武力威慑迫使南斯拉夫就范,只是出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干预而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担心,苏联军队才没有动手。
        如此看来,斯大林确有可能考虑通过暗杀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全文阅读)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修改黑洞理论
    英国剑桥大学着名物理学家霍金教授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修改了自己先前提出的黑洞理论。
    霍金教授向"第17届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国际会议"发表讲话说,他修改了过去坚持的黑洞将毁掉所有落入黑洞物质信息的理论。他表示现在相信,黑洞可以释放出有关的信息。
    身患运动神经系统障碍疾病的霍金教授不能发声,他通过一个计算机控制的发声装置向与会者发表了题为"黑洞的信息悖论"的讲话。
    霍金教授所修改的理论发表于1975年,被认为是有关黑洞研究的最为惊人的突破。
    但是,他的新的研究成果可能会帮助解决"黑洞信息悖论"这个困扰现代物理的难题。(全文阅读)

死里逃生者说往事--德国纪念刺杀希特勒60周年
    60年前的今天,纳粹德国拉斯滕堡元首大本营“狼穴”内的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60年后的今天,德国各界举行隆重仪式纪念刺杀希特勒的英勇行动。
  -德国纪念活动挺热闹
  7月20日,为了纪念刺杀希特勒60周年,德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一系列的庆典,播放电视纪录片,出版书籍,还有就是当年因为刺杀希特勒而逃到世界各地的策划者回国团聚,重述当年的惊险。德国各界隆重推出的系列电视专题片重现了当年德军上校施道芬贝格等人刺杀希特勒的历史一幕。
  对于当年那些参加过刺杀希特勒而死里逃生的人来说,今天是一个最特殊的日子:菲利普清楚地记得他哥哥给他发了一封“快快回家躲起来”的加密电报。60年以来,幸免纳粹屠刀的菲利普就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他忘不了当年参加刺杀希特勒的人们悉数倒在纳粹屠刀下的情景。时至今日,现在仍活着的希特勒刺杀行动的幸存者每每回想起60年前的那一幕时还是胆战心惊。
  -是非功过没有定论
  对于当年的这幕刺杀行动,历史还没有给出定论。1944年7月20日的这次刺杀希特勒行动是德国反抗纳粹统治的一次重要标志,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对施道芬贝格的刺杀做法有相当复杂的感情,他一直把这次暗杀行动称之为“狗咬狗”!
  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同意用施道芬贝格的名字命名任何一所学校或街道。一些人甚至把施道芬贝格这些人称为叛国者。直到1983年有关部门才开始把反法西斯的历史资料集中存放起来,以示重视。但很大一部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希特勒的只是少数对纳粹行为不满的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反战力量。因此当时很多文字在描述“7·20”行动时都使用贬义的“政变”字眼。
  -敢于正视历史便是勇气
  长时间以来不少德国人仍然不愿意特别谈及第三帝国和二战。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领导人开始正视德国二战的历史。德国总理施罗德曾讲过,如果现在的青少年连那段历史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历史重演呢?那些长眠地下的受害者怎么会瞑目呢?这段历史又怎能用“不堪回首”四个字了得?
  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德国政府开始重视这一行动,此后的德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甚至将其视为德国的重要纪念日,因为这标志着正视历史。 (全文阅读)

寻找魔鬼身材:脂肪细胞的秘密生活
    在世界性的减肥时尚中,脂肪似乎成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然而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和医学副教授菲利普·夏勒博士是脂肪细胞的热爱者之一。他说:“脂肪细胞看起来很漂亮,我看了它们10年至今还乐此不疲。”
    最近一个下午在他的实验室里,夏勒博士把培养皿中的脂肪细胞放到显微镜下,向我们展示它们如何捕捉及反射光线。放大之后,这些细胞变成了一片闪亮的圆圈,每一个成熟的脂肪细胞中包含一大滴清澈的脂肪。脂肪占据了细胞的绝大部分,把细胞核挤到一边紧靠细胞膜。这样整个细胞看起来就像空的一样,实际上里面全是发亮的以甘油三酯分子形式储存着的脂肪。
    科学家们过去以为脂肪和脂肪细胞是不大活动的,就是装满了油的玩意儿罢了。但是最近10年的研究表明,脂肪细胞就像化工厂那样运作,脂肪在体内是一种高度活跃的组织:它分泌激素等一些对新陈代谢、体重和全面健康影响重大的物质,有些时候这些物质是有害的。
    近年来,生物学家甚至开始称脂肪为一种“内分泌器官”,把它和甲状腺与脑垂体相比,后两者直接把激素释放到血液里。不过脂肪看来有无限复制自己的能力,这种生长力是甲状腺和脑垂体望尘莫及的。太多的体脂肪就像毒药,它吐出的毒素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中风和其他各种疾病,包括几种癌症。
    对脂肪细胞的再认识缘起于1995年莱普亭(leptin)的发现。莱普亭是一种激素,它告知大脑体内已经存积了多少脂肪,大脑据此调整饮食和新陈代谢来保持体内脂肪的一定量。一个人的脂肪越多,他的莱普亭水平就越高。虽然研究者们起初认为莱普亭可以用来治疗肥胖症,他们很快发现大部分肥胖者抵抗它的效用。(全文阅读)

大清帝国的最后日子里,洋人不是人
    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由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 s》一书(日本人译为《支那人气质》,中文译为《中华民族特征》),书中记述了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体会:"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 、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页。
  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1845年,死于1932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 里,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饱受了中国人的轻视。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服装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的领口露出内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后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简直不成体统,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 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
  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 洋人们常常看见中国女佣人在吃吃地窃笑,原?因是:"瞧,他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显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步,他们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的官员,中国人跑出来想看看这位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中国人只看见了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 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轻视。(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评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
  十五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的许多发达国家中先后萌发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就一二百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和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史而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把近现代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增长置放在人类文明演变得历史长河中来审视,一个问题自然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人类文明社会沿革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还是有其产生的必然逻辑?进一步的问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究竟什么?
  到目前为止,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答,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仍然令人困惑不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动态关联和相互作用的链条对此予以解释;韦伯则把它归结为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产权的明晰界定。与诺思相若,美国经济学家小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则把现代经济增长归结为由“看得见的手”的工业组织创新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乐观的历史决定论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非决定论者。譬如,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S. Landes)曾说:“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且越看越明显得是,决定因素是知识”(《国富国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机制)决定了人类知识在近现代的加速度积累性增长?兰德斯好像并没有回答。美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一书中也想从文化与制度的关联中梳理出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因,并力图找到其史事证据,但在谈到其“原动力潜能”和“现代性潜能”时,他好像也含糊其辞了。(全文阅读)

何光沪:1978—1999年间的中国宗教研究——及其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联
    直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还没有宗教[2]这个词,而只有某种与它相似的概念,比如用来表示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常用词三教中的[3]。
  在古代或前现代的中国,类似宗教研究的工作可分为三类:A,对三教中某一教的经典、教义或理论进行诠释或评注;B,站在某一教的立场上批评或攻击其它教;[4]C,采用某一教的术语进行三教之间的比较或综合研究。因为这三种工作既没有显示出描述性方法论的任何标志,也没有表示出对价值中立进路的丝毫兴趣,所以那些工作还算不上麦克斯.缪勒以来以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研究。
  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两大变化:源自黄宗羲(1610-1695年)和顾炎武(1613-1682年)等思想家的启蒙思想的时时枯干的小溪,突然第变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河流;由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和汤若望(J. A. Schall vonBell,1591-1666年)等耶稣会士所开启的时时关闭的通向西学的侧门,惊人地成为了一个热闹喧嚷的门廊。
  启蒙思潮为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所加强,并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于所有传统宗教均持怀疑和批判态度。所以,在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关于宗教问题的大多数讨论采用的至少是理性或客观的态度,如果不是激进或批判态度的话。[5]虽然这种态度对于依然存在的把宗教与迷信混淆的现象负有责任,但它却使摒除任何护教立场(不管是儒教、还是佛教或是道教)的宗教研究的兴起成为可能。这就为这个学科提供了前提——某种理性的态度,但同时也使某种批判的调子成了这个新兴学科的特征。
  随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引进,西方学术的传播给中国的学者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理论和方法论。所以,在本世纪初,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陈垣以及其他优秀的学者能够在高于传统视野的水平上进行宗教研究,并且把西方学术的一些现代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然而,由于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传统仍然有着影响,这个第一阶段的宗教研究就有了它的第二个特征,即主要成就都集中在宗教史的研究领域内。(全文阅读)

沈志华:当代中国研究的海外基地
     今年春天,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所属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半月的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离港之际,我最大的感触是,倘若国内的图书馆、档案馆和资料馆都能够办成如该中心一般,那可真是中国学者的福音和幸事了。
        解开两个先入为主的谜团
        初到香港之时,我心中存在两个疑问:第一,望文生义,“服务中心”大概是负责来访学者衣食住行的接待单位,具体研究工作自然另有部门承担;第二,听在港访问的大陆人说,该中心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的,故来此做研究当格外小心,以免再招惹是非。
        后来,对于中心历史的逐渐了解,为我解开了这两个谜团。大学服务中心的确是美国人创办的,但与CIA并无任何关系。相反,它的成立恰恰是抵触当时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50年代在美国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以及朝鲜战争在美国人心中留下的阴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很多对研究“红色中国”感兴趣的人因亲共或通共之嫌遭到联邦调查局审查,致使美国学者谈“共”色变,谈“华”色变。因此,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一直处于低潮。到50年代末,一批有远见的美国学者决心冲破政府设置的种种樊篱,他们认为,不能漠视新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存在而将其排斥于国际家庭之外,必须开创西方对中国研究的新局面。
        然而,在当时中美关系的状态下,要进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和开展研究,简直是痴人说梦,学者们便决定在香港设立一个资料收集和研究的基地。经过多番努力,终于在得到私人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63年建立了这个大学服务中心。从英文Universities的复数状态可以看出,该中心的宗旨是为各大学学者提供服务的。70年代初,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成为该中心的管理和经营机构,并依靠卡耐基、福特、米兰、鲁斯、全国人文等基金会的慷慨解囊,继续使中心担任着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远东大本营的角色。(全文阅读)

普遍冲突和自由主义:我们应该站在哪里? 
    本文将要讨论一些和自由主义理论有关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并不打算首先界定自由主义的概念。我不认为我们有可能仅仅通过语义和逻辑归纳清晰地划定“自由主义”的边界,以说明它具体地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然而,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对于我们却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尤其是当我们对哈耶克,伯林,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有所了解,并且经历或见证了五年以前中国学术界所谓自由主义和所谓新左派之间的争论以后。对于有足够的耐心读完这篇文章的读者,我的假定是他们对属于埃德蒙伯克,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具有基本的了解,能够熟悉启蒙时代康德和穆勒的思想,并对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理论不至于完全陌生;我希望读者能够对把自由和权利作为人性的重要价值──如果不是首要价值──这一点有基本的认同,以作为能够就此展开交流,讨论和批评的基础。而这里所要讨论的,完全是我个人对于自由主义理论和我们的生存状态的个人见解,个人主张,不代表任何群体说话;既不打算捍卫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理论和价值,也不打算引起任何争论。但是,我将总结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基本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根据不同的政治合法性,道德判断,价值认同和制度场景,将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论。首先,我认为构成自由主义的准则的,是关于人类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信仰体系,而不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体系;换言之,自由主义起源于感情和信仰,而非理性。其次,尽管自由主义起源于感情和信仰,但自由主义理论的建立本身却是人类理性建构的作用。第三,自由主义理论不是对任何制度生成和历史演进的解说,也不能独立地针对任何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最后,我将说明,作为上述三点准则必然的逻辑结果,自由主义理念和普遍的生存本能存在着冲突:自由主义者不是任何单个群体的敌人,或者说他们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的共同敌人。我将审视自由主义者在观念冲突和价值对立中的位置与处境,尝试提出可能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的行动原则。(全文阅读)

陈寅恪: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全文阅读)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
    近期中国知识界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论争,起点是新左派1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乃至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自由主义。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学人,抗议新左派的主张,并且在此基点上展开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述。这种抗辩性的思想论争显然带有不可避免的情绪性。但是,抛开情绪化的言论不谈,这一论争所涉及的思想与实践问题,则应当引起人们关注。
   因此简单回顾这一对诘是有意义的。2首先看看新左派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这类批评集中于三个问题域:第一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内蕴含混性。他们指责汉语语境中承诺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士含糊地讲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指涉不清不楚。确实,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所谓后现代自由主义,三者关注的理论焦点问题差异甚大。简单地站在权利底线讲自由主义,似乎不足以清晰地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这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实践缺陷性。他们指责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实践,在民族国家的内部,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公,而且只着眼于保护权贵的利益。在国际社会则倾向霸权主义,对于后起现代国家加以盘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这些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权利与正义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两翼,在政治实践中确实遭遇到不少难题。这些难题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家试图而尚未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域是自由主义的前途黯淡性。他们指出自由主义的当代建构已经显得“力不能支”,而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公平社会的主导思想的趋势。仅就社群主义提出了自由主义在局部理论问题上的确当批评而言,新左派的这一指正未尝没有道理。因为以个人为基点的自由主义权利哲学与正义哲学对于社群问题的关注一向处于弱势。可以说,新左派在这三个问题域的批评,确实触及到了自由主义的关键,对于自由主义的自我确证有莫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沿着实践需要的理论边界展开的,因为自由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一种以满足完备理论论证而建立起的观念体系。象罗尔斯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再到《万民法》的理论递进,实际上就是这一理论逻辑的最好反映。但是,自由主义在汉语语境中长期的尴尬处境3使得自由主义者在必须回答新左派提出的诘难的同时,也必须对自身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反省。(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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