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九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电信企业行贿内幕惊人 反腐机构面临严峻考验
    “这也是我们无奈的选择。”曾就职于某知名外资连锁超市的职业经理人刘颖说,跨国企业打开中国的市场,除了熟悉法律、政策等显性规则,还深谙中国商业环境的所谓“ 潜规则”——向客户或有关官员行贿。“所有公司都在做,彼此心照不宣。”
  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本报记者就电信业——行贿高发行业之一——进行了调查,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企在华行贿手法。这对于中国的立法和执法监管机关来说是新的挑战。
  “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前都有一个长达几年的市场调研过程,他们早就对中国的国情和商业潜规则熟谂于胸,‘灰色交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腐败行为。而且,他们进入中国时一般都制订了东窗事发的应对措施。在业绩突出的表象下,跨国企业都心安理得。”三菱电池中国区域前任市场总监文少波接受采访时说。
  跨国企业在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是较规范的,他们在自己所在国家的本土做生意都比较“规矩”,但在中国就屡屡成为行贿主体,这种难以解释的特殊经济现象,被认为与中国商业环境中仍流行一些“潜规则”有关。
  “在电信业内,各种设备、服务的购买合同涉及的金额都是非常巨额的,少于100万元的合同是很小的单子,大单一般都是上千万元人民币甚至论数千万美元。有超乎寻常的利润的交易,中间会有产生行贿活动的空间。”7月16日晚上,一位电信业的资深人士接受记者专访时说。2004年4月8日,美国电信巨头朗讯主动发表声明称,朗讯(中国)的公司总裁戚道协等4名高管“存在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故将其撤职。
  电信业“公关”从上到下
  在电信业内,价值链的核心是运营商,所以通信企业之间的受贿方往往是运营商。(全文阅读)

社科院秘密研究报告《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
    到了“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的纪念日。加上抗日战争最大的会战之—“八一三”凇沪抗战,还有“八一四”国民党空军节,把这个八月中旬搞得沸沸扬扬,网上有关文章层出不穷,着实热闹。然而只要我们认真面对史实,就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甚至可以说是惨败。
  这不是说瞎话?中国难道不是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不是派代表参加了 “密苏里”号的受降日本仪式?冈村宁次不是在南京代表百万侵华日军投降?况且我们从小就从教科书上得知: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胜利。铁证如山,凭什么推翻?
  只凭实事求是。我的主要观点是: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并不能战胜侵华日军,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是美国战胜日本的胜利顺带了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
  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而且牵制的也不是日军主力。
  1、 二战中日军死亡数字
  先看战果。我国大量书籍宣称,八年抗战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歼灭日军133万,占日军二战总损失195万的70%。这是中国战胜日本、中国是抗日主战场的主要依据。
  但我们只要仔细研究这两个数字就知道,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来自日本书籍,却是偷换概念计算出来的。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这里要谈一下军事常识。战争的损失,一般只统计绝对损失数(死亡),只有某场战役才统计伤亡数。因为二战中主要交战国军队的伤员75—80%能重返前线,因此往往造成重复计算。正如一些老红军多年身经百战受伤几十次,如进行累计就有会出现几十人受伤,实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所以战争损失只统计绝对损失(死亡)。那么日军在中国战死多少呢?据日本自己统计,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185万人(另截止投降时有10万残废伤员,这就是195万这个数字的由来),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我们的历史书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就得出了70%这个障眼法。
  其余日军死在哪里?看一看日本书就知道,有18万多日军被英联邦军队击毙在缅甸(含中国远征军击毙1万多日军这一战果),9万日军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主要是诺门坎和苏联出兵东北两场战役)。也就是说,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战争中日军死亡总数的**%。(全文阅读)

中美之间真正的可怕差距
    记得2000年在OSU,布什和戈尔都去OSU演讲争取选票.我当时开车从住处去学校,在快到 学校的趴车场的时候,有俩个警察提示我停下车.我停下观望,只见四辆黑色轿车开了过 去,随后俩个警察开摩托走了.一会经过学校礼堂,才知道布什同志在里面演讲,刚看见的四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外面.
    当时我就想这种不扰民的举动在中国肯定是做不到,一般就要几条街戒严了。
    2001年圣诞节张惠妹到硅谷开演唱会,我当然不错过跑去观看.演出还请了SAN JOSE(硅 谷的英文城市名)市市长,演出快结束时,张惠妹请市长上台,台上还有很多观众,市长很自然的就和观众一起跟随张惠妹的歌声又唱又跳.那首歌结束,市长站在观众的队伍里, 不声不响的和观众一起排队走下台.
    当时我又想,这要在中国,市长不在台上被介绍恭维一番,事后不再讲几句,然后由众人掌声和目光送下光荣走下台,那会出大事的.比如市长大发雷霆,某些人受处分......(全文阅读)

江月:一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在曼哈顿格林威治村中心地带,百老汇大街,第六大道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绿地,它就是华盛顿广场公园。 私立纽约大学就在公园一带,公园四周的建筑上,凡挂着中间有一支白色火炬的紫旗的楼房,就属于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公园颇有波西米亚风格,又在格林威治区,不少“旁客”和艺术家们喜欢在此活动。广场中心有一座白色大理石拱门,那是著名的华盛顿凯旋门,凯旋门后面的大街,就是第五大道。
    公园四面有四条街, 南侧的那条街叫西四街,街上15层高的红色大楼是纽约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对面,是学生中心,它的紧邻是天主教堂和法学院;广场北侧有一排希腊式红砖房,它们建于1829 和 1833年之间,是曼哈顿的著名建筑之一,其中的一幢, 是纽约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部。广场东侧是大学地街,街上,正对着公园,有一座四方形的白色高楼,那是纽约大学主楼。
    当年在纽约大学读书时,我曾在主楼里上过一学期的课,但是,对这个街区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我一无所知。那时我并不知道,曾经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走在这条窄窄的人行道上,然而,她们不是进入一所名校上课,而是进入一家血汗工厂做苦工;我也不知道,我每星期走来走去的那条窄窄的人行道上,曾经洒满斑斑鲜血。
    主楼的后部紧挨着一座10层楼房,这座楼位于格林街和华盛顿地这两条街交汇的街口上,现属纽约大学,纽约大学化学系就设在这座楼中。每天,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在布朗楼里进出,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面朝格林街的白色墙壁上,钉着的那块铜牌?铜牌上有纽约市政府徽章和纽约地标建筑保护基金会的铭文,表明这座楼房是纽约市政府指定的“地标建筑”。
    这座楼房的前身,叫约瑟夫·杰·阿许大楼, 大楼的第8,9,10层,就是纽约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原址。1911年3月25日,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灾。146 名工人在大火中丧生,大部分死者是青年女工,她们多为来自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等地的新移民,年龄最小的仅14 岁。这场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一连串社会改革,因此,它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全文阅读)

上海,你将被谁抛弃
    前不久,《深圳,你被谁抛弃》曾在网上一石激起千层谰。诚然,文中列举的某些数据尚属事实。但对于类似标题之类一边倾倒性的结论绝对缺少全面与理性的思考。文中把深圳与上海的简单比较,就好比把爱因思坦与斯瓦新格相比,如果只是比较肌肉与力量,爱因思坦相当然一无是处,而如果从智力来看呢,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以笔者在深圳工作三年,后到上海工作一年的体会,作出的分析可能让决大多数看好上海的中外人士大跌眼镜。
  (一)企业竞争力
  深圳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万科,最好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即使依托已经平稳、理性的深圳房地产市场,2002,2003连续2年利润大幅增长。连续10送10,10送5大比例送股。而有着上海浦东开发龙头概念的陆家嘴、外高桥、浦东金桥则要逊色得多。
  IT行业,最好的通信设备制造公司华为与中兴都在深圳,这两家企业依靠自身强大的研发实力,不仅在国内遥遥领先,也争夺了各跨国顶级通讯企业如朗讯、北电、西门子的国内市场大片江山。没有中兴,华为,国外巨头在中国国内市场垄断的日子不会结束。中国50%的现有固话客户交不起初装费,70%的现有移动用户付不起高昂的资费。另一迅速崛起的通信企业UT-STARCOM,研发中心也在深圳。这家公司的小灵通占据国内市场60%强的份额。小灵通的廉价使许多低端用户买得起、打得起,高端用户兜里别着两个手机,一个GSM/CDMA,另一个PHS。INTERNETE服务中,风靡全国的QQ制造者腾讯公司,也在深圳。
  而反观上海有什么呢,上海的高校资源全国第二,90年代以来依靠政府倾斜资金源源不断涌入。IT行业的两大要素人才与资金得天独厚,却没有一家象样的本土企业。有的只是洋买办的销售用服中心,加上港台企业的部分研发分支机构。上海贝尔,这家在90年代初靠着比利时的产品作为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龙头老大,随着中兴,华为的兴起而日渐衰弱。2002年与ALCATEL的合并重组,实际技术牢牢掌握在他人。一旦ALCATEL撤资,后果不堪设想。相对而言,中兴华为的上海研发机构在当地都是相当不错。
  金融业,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总部在深圳。招商银行的网络建设、服务质量、收费标准在全国都是一流的。我出门通常带一张招商卡。上海除了一些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外,本土没有一家走出去的银行。证券业,众所周知,由于国家政策,上交所的规模是深交所的两倍强,而且差距不断扩大。但证券业巨头国信证券、国泰君安,南方证券都扎根在深圳,以深圳如此相对劣势的资源,能在总量和上海相当实属不易。
  为什么深圳的本土企业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这与深圳成熟的市场经济理念,深圳拼搏创新,勇于进取的精神是分不开得。而上海的意识却要差很多。很多新老上海人洋洋自得于自己在中国国际化的窗口,保守,裹足不前。这是很危险的。(全文阅读)

朱健国:“余秋雨家谱研究”建议
    “04暴雨”使上海“瘫痪”的那一天,一个朋友送来一本“刚出炉”的《收获》(2004年第四期),让我好好读读其中的头条——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的两大重要章节。
  不知朋友有什么高见,在我看来,《收获》上的《借我一生》(20万字节选),其实是一部开创中国谱牒新纪元的“记忆家谱”——它以“记忆文学”的高超艺术——打破家谱不允许文学想象的束缚,充分发挥“记忆文学”的“革命浪漫主义”,将余秋雨家族“又红又专又富”(有钱有艺术有政治)的贵族世系图浓墨重彩绘出,使人看到余秋雨卓越的“智能和精彩”绝非偶然,而是源远流长:来自南宋远祖余上林先生为抢救朝廷珍贵古典书籍,不惜破产救书的儒商高风;来自“沈钧儒题词评价为‘商界泰斗’”——太外公朱乾利——的雍荣华贵;来自“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可能与毛泽东主席同宗、与蒋经国母亲同宗的祖母——“危机处理专家”智慧;来自妈妈——朱阿秀——乐于下嫁乡村的“大家闺秀”风范——让余秋雨四岁读书,六岁为全村人代写书信;来自能在1957年“反右”时光荣入党的父亲余学文的政治远见;来自叔叔余志士虽然只有“高中毕业”,却有“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勇于为《红楼梦》割脉自杀的刚强;来自“第二届岳父”——马兰之父马子林——一个“老牌大学生”、“右派分子”的宽容,自然,还得归功余秋雨本人有不考清华北大复旦,只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上海戏剧学院”的挑战高考极限的勇气与高智商。
  《借我一生》当然不是传统的家谱模式,严格按照家族的世系总图、房派世系图、家族居址、家族祠堂、祖坟、祖宗画像和赞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传记、族规家训等内容来“年谱、事述、铭状”,它是巧妙地以父亲为经,以母亲为纬,以自己的“被逼忏悔之冤案”为焦点,在“炫耀、狡辩、复仇的交响乐”变奏中,用“大文化散文”的形式透出自己的家谱。但只要读者稍加注意,一幅清晰的余秋雨家族世系略图就呈现了。
  《借我一生》首次展现了余秋雨家族的主要人物——(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管福建:朱镕基为何无法启动中国内需
    ……几年,报纸一直在讲启动内需,现在不讲了。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一直启动不起来。一边倒地依靠对外贸易是无法振兴中国的。明王朝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导致全世界白银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中国,但是明王朝仍然灭亡了,为什么,不是没有钱,钱都在贪官污吏和皇帝的腰包里,不要说辽东战线钱粮不足,各地欠饷亏空克扣流行导致农民起义,直到李自成占领整个河南,崇桢才下令免河南三年的钱粮,晚了。把对外的贸易顺差作为自己的工作成绩是非常荒谬的。
    中国百姓手里没钱。为什么没钱?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很高的比例,地区工农业的差异导致农产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大。工业发达地区农业税收少,农民靠近农产品消费地,相对收入高一些,偏远地区不仅土地少而贫瘠、离消费市场远、农产品加工水平低、跟不上市场节奏、而且人口偏多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了农民的收入。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制约中国内需的第一问题。
    农民们进城辛辛苦苦打工连微薄的工资都拿不到。(全文阅读)

逼空中国--中国股市财富洗劫录
    ……在股市再度爆发一场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大讨论之际,财富转移的另一个大场面也悄然展开。 纵观2003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围绕着国有股减持和流通,股市一路阴跌,但就在专家们惊呼“中国股市边缘化”时,“赢家”们则笑看市场向1000点乃至更深处跌去,在多方力量的打压下,市场“空”气浓厚,有人去香港炒H股了,有人去上海炒房地产了,有人大炼钢铁去了,当然,还有人等着市场最低价的出现“接收”3.5万亿的非流通股。中国证券市场13年来,A股投资者的总付出为13836.56亿元。但从“产出”而言,截止到11月14日,深沪两市流通市值合计只有11252亿元。13年来,每一波行情都新增一批股民,更会套住一批股民。中国证券市场1280家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中最优质的资产。但中小投资者并没有享受到这些资产在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中应该体现出来的价值回报,反倒不断地遭受股市这台机器一轮又一轮的洗劫。
    在一位欧洲投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眼中,流通股能够榨取的财富已经殆尽,市场也跌的差不多了。现在的财富故事是价值3.5万多亿元的非流通股转让。而中国市场中的“赢家”,目前惟一要做的就是“不作为”,看着市场向1000点乃至更深处跌去,逼空市场。
    秋去冬来,“着名经济学家”们又在严肃地讨论;
    QFII携带的资金源源不断涌入已阴跌到没有人气的中国股市;
    许小年两年前的“千点论”正在逐步实现……
    中国股市的“最后一道晚餐”,怕是又将造就一批新富翁
    在中国证券市场,以巴菲特式的持久雄心坚持投资13年,会是怎样一个结果?以1990年年末深沪交易所建立为起点,到今年11月中旬止,中国证券市场13年来的“投入”、“产出”相抵,中国股市的A股投资者整体上仅仅明亏就几近2000亿元。(全文阅读)

皇甫茹:民生发展指数里的中国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三大指标综合平均为一个“民生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 
这个指数简明扼要,常被用作比较各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方便标准。自90年之后,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世界各国的指数报告。上星期四(7月15日),今年的指数报告发表了。报告是基于各国报送的2002年统计数据,列入的177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94位。
  联合国是根据两大原则选择这三项指标的,一是这些指标必须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二是它们确实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他们发现健康长寿、受教育有知识和收入丰裕能够满足这两个要求。当年孟子向魏惠王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强调“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要让“七十者衣帛食肉”,也就是这三个指标啊。
  民生发展指数具体算法比较复杂,但相当合理。计算人均收入时,按当地物价作了调整。所以报告里中国2002年的人均收入折算成4,580美金,远高于国内计算的800美金,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排名。但是,把人均收入折算成指数时,对超出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打了折扣,超出越多折扣越大,所以这一指数对西方发达国家不利。我国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数7,804美金,不受这一折扣影响。
  这一指数的设计最为巧妙之处,是严重的贫富不均会拉低排名。假设人均收入升高但下层民众的收入下降(一般而言,人均收入增加应该导致穷人生活水平上升——富人有钱后要享受要购买穷人的服务,财富会向下渗透),这时穷人的寿命和教育程度也会下降,而人口比例很小的巨富阶层,再长寿、再有文化也不可能平均掉众多的穷人,于是民生发展指数也下降。比如,今年美国排名第8,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只比连续四年傲占魁首的挪威略少一些,但美国的平均寿命和教育程度低于排在前面的第2名瑞典、第3名澳大利亚、第4名加拿大等国,美国的民生发展指数也就低了。而美国的贫富不均也确实比这些国家严重。
  笔者是98年因工作需要第一次查阅民生发展指数的。翻了一下当时的记录,该年中国的排名是106(平均寿命69,识字率82%,人均收入2,935美金)。后来有所上升,但是五年之后,2003年又跌到第104名(平均寿命71,识字率86%,人均收入4,020美金)。比较括弧里的数字,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人均收入,提高了37%。但别人也在进步,速度好像也不慢。今年我国排名提前了,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在一年里增长了14%。如今在宏观调控,增长速度会慢一些,希望两年后排名不会再次跌出100开外。(全文阅读)

谢国忠:中国必须加息
    即使宏观经济减速,中国也还是应该调高利率。
  相对于目前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水平来说,中国的利率是太低了。即使只达到适中的水平,中国的利率也至少要调高三个百分点。
  保持真实利率是负值,过些时候,很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
  真实利率是负值将促使大量的增长竞赛,从而使得后来的增长建立在一个利率越来越低的基础上,而且还迅速增长,这会促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提高利率。
  然而,如果这种游戏被允许持续下去并继续扩张,最终,中国将遭受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
  跟随美联储行动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中国跟随美联储的政策,在2005年末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提高利率300—400个基点,这将把中国的利率水平提高到适中水平的位置,这样,泡沫将不是很容易出现。(全文阅读)

倒在2004年的三个民营企业家
    在已经走过大半的2004年,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有一些人和事是不能忘
记的。国洪起涉嫌金融诈骗在3月被警方刑事拘留,之后,戴国芳因为“铁本事件”也遭遇相同待遇,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月的公开审计报告也使冯明昌的74亿元骗贷案公之于众。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上述任何一个名字,在不到0.1秒的时间里,都可以找到上千页的搜索结果。这三个人并不是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全部名单,但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三个。
  “金融大盗”国洪起
  国洪起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因涉嫌非法侵吞广东证券公司20多亿元人民币资金、涉嫌非法圈地六千多亩兴建东方大学城高尔夫球场、涉嫌与南京禄口机场合作骗取银行巨额贷款,而被舆论称为“金融大盗”。
  “如果不是中国华闻控股有限公司从中“作梗”,或许用不了几年,国洪起和他的家族,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首富。”有报道这样说。
  2003年10月,为了与中国华闻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合作,广东证券对公司内部进行了一次例行业务检查。此次调查的结果让广东证券胆寒:先是北京泰怡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洪起是实际控制人2002年在广东证券广州西华路营业部开户,从2002年4月23日到2004年1月9日,与营业部内部人员联手利用电脑交易系统,通过泰怡轩账户盗用其他用户债券,将16.67亿元人民币巨额盗走。
  接着,又发现广东证券北京长春桥路证券营业部的客户——北京东方泰诚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国洪起从2003年9月开始,挪用广东证券公司债券进行债券回购。到12月下旬,泰诚咨询所做的债券回购业务,卖出债券为3.18亿元。而其账户上实际持有的国债价值仅0.14亿元。显然,泰诚咨询挪用了其他客户价值3.04亿元的国债。(全文阅读)

不服从的江湖--中国化妆品行业的三巨头之争
    2003年的年末和2004年的年初是中国化妆品行业的多事之秋。欧莱雅的总裁盖保罗先生频频在媒体露脸,接连收购小护士和羽西的行动,使得这家已经进入中国7年的跨国公司名声大振。
  在对羽西的收购竞赛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宝洁、欧莱雅、雅芳这三个全球化妆品巨头的幕后同场角逐,此前业界盛传的是宝洁和雅芳正在竞争,但是2004年1月28日传来的意外消息却是欧莱雅收购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事件将是三巨头开始在中国同场竞技的一个里程碑。
  在中国的化妆品行业里,对于欧莱雅和雅芳而言,争夺第一这个位置,似乎是一种奢望。宝洁的业绩和规模,早已把所有竞争对手远远抛下。2003年,宝洁中国区业绩狂飙至150亿,其中玉兰油25亿,这个业绩还不算单独操作的SK-Ⅱ。2003年,欧莱雅中国和雅芳中国的销售额分别是15亿(此数据不含2003年12月收购的小护士和2004年1月收购的羽西)和12.5亿。
  三巨头的江湖
  化妆品三巨头的江湖已经日渐显露!
  尽管联合利华在总体上的业绩差强人意,但是在化妆品一块,日渐没落的旁氏和夏士莲已经丝毫没有了当年的江湖地位,这些品牌已经堕落到一个连一亿元人民币都不到的小品牌。战略的不明晰,人员——尤其是上海籍的这些用他们自己话讲善于“捣浆糊”的人员——的腐化和战斗力的消失,使得联合利华在化妆品领域基本失去了竞争能力。资生堂,虽然拥有资生堂、欧泊莱、ZA、泊美这些品牌,但是,倭人显然只善于学习别人的文化,要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和市场中来却还是显得十分地勉强。资生堂近年推出的所谓专卖店计划,又是一个典型的办公室战略,高端的产品和难以亲近的店内形象注定了它只能在中国少数的发达城市游弋。倭人并不了解专卖店战略在中国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更不能以一个小国的心态了解如何去操作一个大中国市场。资生堂的战略已经掉入了专家型企业的圈子里,它无法和三巨头一样,在整个化妆品行业——尤其在大众市场——进行扩张。
  国内的群雄虽然虎视眈眈,但是,在其他领域抵御外来资本的胜果不见得能在化妆品行业重现。究其原因,化妆品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任何一个国内企业都清楚地知道,写满中文的化妆品是不会卖得动的。(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海外移民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所谓精英教育
    多伦多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发生两起华裔移民自杀案, 且都是采取跳楼的方式,虽然两者的具体情况,原因一定有所不同。从新闻的角度,颇有巧合之感。如网上一位同胞指出:"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还想加一句 " 如果我们不理性的寻找深层的原由并加强自我教育和引导。"
  我个人认为,从表面上看, 这是移民后的处境造成的, 但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多年的所谓精英教育所至。
  前不久, 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 讲的是在中国高校的学生普遍鄙视平凡的工作和劳动阶层,包括含辛茹苦供养自己的父母。 今天,恰好读到另一则报道, 讲的是一个大陆女孩,技校毕业后,以变个更漂亮的脸蛋找更好的高薪工作为由,居然要求靠耕田为生的亲父为其整容筹资去卖肾。如果读者留心的话,类似的例子仅见报道的就相当不少,这其中,自然有家庭愚昧的娇宠之原因,古人说: 子不教, 父之过。 父母即使没有直接教给孩子求生之技, 至少应教给孩子质朴做人的德行。
  中国古时候, 有修身齐家治国之说, 所谓修身, 依我的理解就是学做人。那时的修身之道, 是根源于孔孟之道。,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和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当时士大夫们崇尚的是达则兼济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虽然孔孟之道的道德守则曾支撑中国几千年之久。然而, 当今大陆, 这些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已离我们远去,汹涌如潮的西方文化却又只被模仿,复制了些糟粕。当国人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 如善良, 如正直, 如真诚, 如仁爱,如守信全部消解在无尽的物欲,人欲,权欲中时, 我们给学生,孩子们的当然就只剩下物欲横流,见钱眼开, 欺诈为荣,自私,冷血,对不公的麻木,对人性的抛弃,对生命的漠视。 一旦达不到个人的期望或目的, 不是找他人垫背,就是自暴自弃。自杀是放弃生命的极端例子。 中国各地的大学生,海外大、小留学生中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就是眼前的沾满鲜血的残酷事实。(全文阅读)

许纪霖:大办文科与“高大全”
     近两年来,各地的理工科大学,一窝峰地出现了办文科的热潮。文学院、法学院、文法学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开花。这番“全民炼钢”的景象,让许多考文科的学生家长一头雾水,高考填报志愿前夕,我就接到好几个朋友的电话,向我咨询哪些学校的文科是正宗的。
        工科大学之所以大办文科,乃是冲着同一个目标的诱惑: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眼下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教育管理部门考评大学的各项指标,以及社会的价值评价心理,似乎都是向综合性大学倾斜的。好像专科性大学不成体统,唯有文、法、工、商、理齐全,最好再加上医、农,这样的大学才摆得上台面。于是,各理工科大学纷纷大干快上,一夜间发展出文学院、法学院。
       这些理工科大学的校长们,皆是科技界精英,按照他们管理理工科的思路,发现办文科是一条多快好省的捷径:不需要大规模的试验室投资,只要高价挖几个国内稍有名气的教授过来,将旗帜撑起来,再开几个学术讨论会,出几本论文集,就大功告成了。江南一所名气很大的工科大学校长,甚至雄心博博地公开声称:要在四年之内,让其文科进入全国前五!
        从零的突破,到全国第五,真的是那样的弹指一挥间?那所名牌学府的校长,按照其技术专家的思路,将人文社会科学看成是可以由钱和人堆出来的。他根本不知道,确切地说是不懂得:一个大学的文科是否一流,不是看一时之间引进了几位大腕,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而是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梯队,拥有以博士点、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文科基地为核心的学术建制,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其所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其他大学中占据学术要津。从这一意义而言,文科之成立,犹如十年树木。没有长年的修炼,终究是野路子。
         一个大学是否适合发展文科,不仅取决于硬条件,还要有软环境配合,即所谓的人文氛围。是否拥有人文氛围,一个学校的学术传统很重要。教育界公认,在理工科大学中办文科比较有前途的,当属清华大学。清华的优势不在其投入多,而是有其历史传统,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清华的文科,就与北大齐名,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清华只有一个,其他名校,名则名矣,可惜都缺了这层底子。匮乏传统的学校,一办起文科,就难免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天建成罗马。(全文阅读)

吴迪:欧洲讲学记:我是你儿子
    一位中国学者到瑞典隆德大学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经常听他的课的是四位洋学生,这“四大金刚”都在中国呆过,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经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为什么焦裕禄说他是老贫农的儿子,他想继承人家的遗产吗?为什么孔繁森对司机说起自己老婆的时候,不说“我太太”,而说“你嫂子”?革命芭蕾舞剧让漂亮的大腿与野蛮的刀枪共舞,它在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吗?……在这些奇谈怪论的围攻下,中国学者孤军苦战,以口舌为刀枪,以脸皮为盾甲,使尽全身解数,时而节节败退,时而小有斩获……等待他的是凯旋还是败北?闭卷沉思,答案自得。
    开课的头一天,教室里只有四个人,索菲娅、魏安妮、费米和托马斯。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心里不大舒服———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心情破坏了记忆,我精心准备的英文开场白马上忘掉了一半。其实没忘也白搭———我刚说了两句,所有的人就都起来抗议。
    索菲娅用中文朝我嚷嚷:“我知道你会说英文,可我是来听中文的。”
    魏安妮也怪腔怪调地跟着凑热闹:“系秘书说,这门课用中文讲。”
    费米搂着托马斯的肩膀:“我们相信你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
    他奶奶的,本想到国外好好练练英文,没想到又跌到中文里去了。这帮家伙不出国就练了中文,太便宜他们了!心里不满,嘴上还得改说中文:“我很高兴,你们选修这门课———中国文化与中国影视。在开课以前,请你们作一下自我介绍,讲一讲选修这门课的想法和要求。”
    索菲娅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下了她的名字,魏安妮、费米也如法炮制。三张纸迅速地集中到我的面前,在我低头研究他们的中外国名字的时候,托马斯大摇大摆地走到前面,在黑板上写了一行中文:托马斯———司徒苏华。
    他敲敲黑板:“托马斯,是我的德国名字,司徒苏华,是我的中国名字。托马斯在德国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很多人都叫托马斯。但是,我相信,司徒苏华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尽管系秘书给我介绍过这位德国汉学家的厉害,我还是有些吃惊。(全文阅读)

美国“高考状元”很刻苦 个个有绝活
    这两天,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园里来了12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美国中学生最高等级奖学金“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而且即将升入耶鲁、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一流高校就读,在美国也都算是“高考状元”了,他们和我们的“高考状元”有何不同?昨天记者来到南外一探究竟。  
  “美国状元”个个有“绝活”  
  除了“高考”(在美国叫SAT)成绩绝对优秀之外,记者发现这些“美国状元”个个都有一手“绝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女生KATIE看上去文静秀气,竟是一名探险家,已经探索过北极、游历过欧洲,还喜欢跳伞;来自亚特兰大的JESSI则擅长绘画,曾举办过一个画展,集中展现她所在高中的食堂工作人员;马萨诸塞州的BEN是波士顿青年交响乐团的长号手,喜欢野营和攀岩,还曾徒步走遍了美国东北部。而且这些“状元”在学校还都是“官”,有的还身兼数职,KATIE是学校报纸编辑,还担任人际关系咨询理事会的联合主席;JOANNE是年级主席和学生会主席,还担任BETA俱乐部的领导;JAKE则是校学生政府的财务部长,国家荣誉协会会长。已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JESSI告诉记者,美国中学生之所以兴趣如此广泛,其实也和他们的“高考制度”有关,在美国申请一所大学主要看三方面,一是中学阶段的平时成绩,二是参加SAT考试,三是校外社区服务,所以要想进名校,除了SAT成绩优秀外,参与校外的活动、显示出自己的特长格外重要。  
  “美国状元”一样很刻苦  
  不少人想象中都认为,中国学生学习刻苦,而美国孩子则很贪玩。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些“美国状元”们学习都非常刻苦,晚上也常常熬到一两点才睡。已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的JOANNE说,她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晚上在学校要呆到10点才能回家,作业很多,节假日都难得休息,不过和中国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完全在题海中挣扎,很多时间是花在“课外”,像她要打篮球、垒球,组织学生家庭补课服务,还担任学术队队长。来自亚利桑那州的DEAN告诉记者,他的时间永远不够用,每天都是1点后才睡,老师要求很严格,高分也很难考到,而且在中国应付高考主要由学校老师安排复习计划,而他们则全要自己完成。此外,他兴趣广泛,是全州乐团的小提琴手,奥林匹克科学竞赛选手,喜欢辩论,在他所在的社区还建立了两个青年监测项目,一是环境保护,一是教授小提琴,这些都要花大量时间,但他并不感觉累,因为这都是他的兴趣所在,全是自己的选择。当他听说中国学生高二就要“选科”时,一脸惊讶,因为在美国读了一两年大学后,可能还确定不了专业呢,他认为过早决定自己将来的方向并不好。  (全文阅读)

西方教育孩子40条
    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总结的教育孩子40条,集中反映了西方的家教观:
    1.对孩子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耐心、老实地作出回答。
     2.认真对待孩子提出的正经问题和看法。
    3.建一个陈列架,让孩子在上面充分展示自己的作品。
    4.不因孩子房间里或者桌面上很乱而责骂他,只要这与他的创作活动有关。
    5.给孩子一个房间或者房间的一部分,主要供孩子玩耍。
     6.向孩子说明,他本身已经很可爱,用不着再表现自己。
    7.让孩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8.帮孩子制定他的个人计划和完成计划的方法。
  9.带孩子到他感兴趣的地方去玩。
  10.帮助孩子修改他的作业。(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肖雪慧:《思想操练》得与失
    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人文对话录》(文中简称《思想操练》)以对话体形式介绍了对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史的讨论。它以形式的新颖、言说的坦率和在思想学术史上恢复真相的努力而引人注目。5位参与讨论的作者都是思想学术史方面的有心人,对中国当代的思想学术发展状况有着长期的共同关注和彼此间具互补性的个人研究,且都具思想上的敏感和勇气。由他们来谈论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这个话题,是比较好的组合。《思想操练》的作者精神上不自设藩篱,不受任何与自由思考不相容的禁忌约束,他们挑战了许多禁区,表达了许多真知灼见,使这本书在揭示社会历史和思想学术真相方面具有很大信息量,对人的精神可起解蔽作用。
    亟待清理的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脉络
    中国20世纪历史涉及到的人和事,几乎都经过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涂抹,太多的史实被伪造的东西所置换,成了人民不能知晓的秘密。且不说百余年前的历史事件、人物面貌、是非功过错乱得一塌糊涂,就连刚过去20来年的许多历史真相也被重重迷雾所遮盖。社会历史如此状况,被政治和意识形态“阵地化”、工具化的思想学术领域,其历史面临同样处境。由于负载了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学术史必须由一批奉“诏命”的官方学者撰写,即使有独立思想者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其文字在严密的出版控制下也难见天日。“奉诏”撰写者缺乏写任何史都必须具备的精神上的诚实,他们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洛克鲁斯忒斯之床[1]去裁量思想和学术,伪造、隐匿、贴标签、按需筛选、“按需拔高”、“按需棒杀”等扼杀学术自由的手段无所不用。这样写出来的所谓“思想学术史”,谎言和不容异见是其两大特征。这种“史”里,除了居于至尊地位的钦定“学说”,多是些依附于权威,既靠阐释、吹捧教条,又靠讨伐异见挣得“正统地位”的东西。独立思想不是被剔除得不留痕迹,就是被施加语言暴力的批判对象。这种“史”非但不可能提供历史本应提供的思想学术领域的真实发展脉络,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凭借把持的话语权,将现实中靠非学术手段维系的系统谎言冒充“真理”确立下来,以图长久支配全社会的思维和判断。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无思想学术含量的遵命之作、趋时趋势之作冒充学术成就以假乱真、以假压真,彻底扰乱了思想学术的真实发展脉络。(全文阅读)

刘辉:来自阴暗世界的悬念大师
    初期的“新浪潮”电影理论中,巴赞、特吕佛等人以“场面调度”(miseenscene)作为一个核心的美学概念,认为电影导演对于电影就像一个画家面对一幅绘画、一个作家面对一部小说,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作者”。他们的观念中,只有欧洲的一些艺术导演,才可能被冠以这种最高的艺术称号,例如罗伯特·布烈松、英格玛·伯格曼和路易斯·布努艾尔。这一理论在引入美国电影的时候发生了分歧,希区柯克、福特等在大制片厂制度下拍摄的导演是否也是电影的“作者”?在好莱坞那种压榨个人欲望和企图的电影机器生产中,执行性质的导演怎么会成为艺术家呢? 
  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新浪潮”就“作者论”(auteurism)问题发生了争执。 
  新的“作者论”认为,不仅那些艺术上具有鲜明个性的创作特征的导演是“作者”导演。而在好莱坞那种苛刻的大制片厂制度下,仍能保持自己一贯的鲜明风格的影视创作的导演,更为难能可贵,毫无疑问应当是“作者”导演。 
  希区柯克以其独特的影像风格,吸引了法国新浪潮理论家的视野。而当“新浪潮”的理论家试图将一系列的作者概念研究得更为深刻的时候,他们跑到了美国,对希区柯克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并对他一生的影片做了探讨。结果便是夏布洛和罗麦这两位“新浪潮”的旗手,以希区柯克“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彻底紧密相联”为主题,作出一篇160页的文章,彻底证明了希区柯克是一个“作者”导演。“我知道给予他灵感的小说并不是第一流的文学,除了消遣娱乐之外,它们没有别的价值。不过如果希区柯克选择改编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其他小说家最具野心的作品,他会拍出更好的成绩来吗?对他而言其实无所谓,因为他找不到更丰富的素材,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英国的小说家也都选取通俗题材一样,惟有作者创作性的开展方式才能赋予作品一种文学尊严”。正是在“新浪潮”的发现之下,对于希区柯克的认识才跳出了一个简单的好莱坞商业导演的视野,而把他看成一个充满了问号的、让人疑惑的天才。正如《天才的阴暗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一生》一书中所强调的,“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和异常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体悟,使他的作品有力、深刻而迷人,使他成为一位与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比肩而立的艺术大师。” (全文阅读)

造假现象愈演愈烈:经管类热销书真的热销欧美?
    站在全国最大的书店———北京图书大厦一层畅销书展示区,和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我也被各种花花绿绿、印刷精美的图书所吸引,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更多引起我注意则是一些封面上的宣传:《怎样给猎狗分骨头》(How To Assign Bones To Hunting Dogs)竟被“全世界1000多万家报刊媒体和网站转载过”?这本书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写的?
    一本由名叫奥里森的中国人所著的《拒绝借口》首次出版就已经被列为“美国海、陆、空三军指定用书”?
    翻译、编译的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一本又一本,卡耐基写过这些书吗?他的书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了吗?能随便翻译出版吗?
     一部《最伟大的管理思想》于2003年才在中国出版了全球第一个版本,如何能于2002年就在美国狂销500万册?
    ……
    我不禁迷惑。设想一下,如果人们去超市买包方便面,结果发现方便面袋上都打着“最美味最营养的方便面”、“全球最畅销的方便面”,还有世界各国众多英豪的强力推荐:“这是一包非吃不可的方便面”、“值得推荐给每一个家庭”等等,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会反应强烈地向工商部门、新闻媒体投诉,可是,同样是商品,方便面换成了图书,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摆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正厅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吸引购书人。
    是人们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还是有关部门并未注意到这一现象?
    显然,图书封面的虚假包装、内容的胡编乱造现象正在愈演愈烈。(全文阅读)

汪剑钊:蓝色的幻影——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巨匠勃洛克的初恋与创作
    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是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大师之一,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他的诗歌“代表了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对当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赫玛托娃则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里程碑”;而在高尔基的记忆里,他“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据俄国的一位勃洛克研究者认为:“勃洛克的诗歌不服从易朽的规律”,更有研究者认为,倘若说普希金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诗人,那么,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的俄国诗人当属勃洛克。
  勃洛克的初恋发生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巴德-纳乌赫姆。1897年5月,勃洛克陪同母亲来到离法兰克福不远的这个疗养胜地进行休养和治疗。在那里,他遇见了37岁的贵夫人克塞尼娅·米哈依洛芙娜·萨道芙斯卡娅时,深为对方美丽的容貌和高贵的气质所折服,马上坠入了情网。萨道芙斯卡娅身材高挑,体态匀称,富于朝气,嗓音温柔、沉静,尤其是那一对幽蓝而深邃的眼睛,更是能够在顾盼之间摄人魂魄。她原籍乌克兰,是一名四等文官的妻子,曾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把瓦格纳奉为自己的偶像,偶尔还喜欢在家庭或朋友圈子里一展歌喉。她因患有心脏病,来到巴德-纳乌赫姆疗养。尽管她早已结婚,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可是,其风韵犹存的成熟美,依然令情窦初开的少年为之倾倒。
  或许是受着当时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风气影响,从勃洛克的母亲当时给自己的父母的书信中可以判断,她对儿子的行为似乎没有多加干涉(在这一点上,她的做法极其类似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沃伦斯基的母亲,最初默许儿子追求已婚的贵夫人,一旦儿子动了真情,便又亲自出面去阻止他们的来往)。根据他的姨妈别克托娃的回忆,当时,这对年龄差异甚大的恋人每天都要见面。清晨,勃洛克很早就起床,几乎是奔跑着给她带去玫瑰,帮她排队购买洗温泉浴的澡票,为她拿浴巾和披风。夜晚,他们听音乐,散步,泛舟湖上,热烈地交谈、拥抱、接吻,……。他怀着骑士面对公主、僧侣面对上帝那样的心情,面对自己的心上人;对他而言,只要能够为她做点什么,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全文阅读)

在等待之外——读塞缪尔·贝克特
   塞缪尔·贝克特太“自我”。他活着,始终都在倾听自己的心灵之音,沉醉于自己的“文学实验”。像一个成年人在堆垒积木,全然不顾世人形形色色的目光,兀自用心地堆砌着,然后冷不丁地抽掉其中预先设计好了的一块,使之轰然倒塌。这种劳作看似与“收获”无缘,他却从中寻找并体味到了独有的快乐。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许是人们太忙碌太聪明了,无暇或不屑于面对这些关于自我本质的问题。他们固执地将功利视为生命的主要意义,消极地把头顶上的一片树叶当作整个天空。在这种境况中,贝克特与他的《等待戈多》无疑似一条导火索,引爆了人们隐藏在心底却一直没有勇气揭开的这个谜团,从而显露了与所谓现实迥异的“荒诞”原形。面对这份真实,人们已经无路可逃。它毫不留情地撞击你,却让你感到了一种出奇的平静——然而,作为现实生存秩序中的“人们”,最终还是回避事实的真相,纷纷投入“戈多究竟是谁”的无谓争论之中。其实,“戈多”是谁果真那么重要么?既然生命本身是无意义的,既然等待注定是徒劳的,又何必在乎“戈多”是谁?既然弄不清“戈多”究竟是什么,又何需苦苦地等待?各执一词,生存的悖谬与真谛同时凝缩在这里。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体验了生;在等待重逢的日子里,明白了爱;在希望的翘盼中,懂得了绝望;在世事的喧嚣中,彻悟了孤独。或许,这比“等待”的本身,比“戈多”是谁更为重要。
      贝克特毕生的创作,始终都在坚持着“除去习惯、无聊、遗憾和痛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主题。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与悲观主义截然无缘的平淡随和。在卑微的场所里他能够沉溺于声色犬马放荡不羁,在高雅的聚会中他又可以做到举止得体风度儒雅。性格可以影响命运,思路能够决定出路,像贝克特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里平淡随和的人,怎么竟然会以自己毕生的精力、才智和热情孜孜探求人类生存的苦难之源呢?从这个角度而言,至少可以认为他是不够纯粹的,抑或是他的作品不够“真实”。随着时日的推移与阅历的增深,我总算明白了,那种“文本”与现实的矛盾,那种几近荒谬、令人不可置信的鲜明反差,不正从另一种意义上映照、凸现了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旨意?这个社会是矛盾的,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洞悉并且勇敢地直面了这份人生秘密。一个真正大彻大悟的人,是常常会显露出这样一种超脱、平静的生命底色的。正如面对巨大的成功或失败时,人们常常无言、无泪一样。这亦是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能够活到90多岁,而“硬汉”海明威却最终用手枪击碎了自己头颅的最好诠释罢。(全文阅读)

知其不可測而測之──從希臘到花拉子模
      二千多年以前,古希臘的哲學家兼科學家展開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計畫,其困難度有如今日探索太陽系的邊界,那就是測定整個地表的大小與形狀。對古希臘人而言,地表簡直大得不可思議。不論是希臘人自己,或是他們接觸過的任何文明,活動範圍都只是大地的一小部分。想要根據能直接測量的微小範圍,揣度人類前所未至、甚至從未夢想過的浩瀚陸地,一定需要極高明、極巧妙的方法。除此之外,還需要系統化地發展一門嶄新的學問,古希臘人稱之為「幾何學」(geometry),希臘文原意就是「測地」。
      畢氏定理
       在幾何學的早期發展史中,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公元前六世紀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公元前580-500)。但是早在畢達哥拉斯之前多年,埃及人已經發明一種簡單的方法,來畫出諸如金字塔底邊的垂直線條。他們在繩索上打出等距離的結,將繩索分成三︰四︰五的三段長度。然後根據這三段長度,在地上釘三根樁釘,將繩索圍在周圍再拉緊,便形成一個邊長三︰四︰五的三角形。他們發現邊長三與四的兩邊形成一個直角,也就是九十度。此外他們還發現,有些不同比例的邊長也能構成具有直角的三角形,只要三邊的長度符合一個特殊條件。
想要得到一個直角三角形,關鍵在於最長邊的平方要等於另外兩邊平方的和,這就是我們熟知的「畢達哥拉斯定理」(Pythagoreantheorem),簡稱「畢氏定理」。
巴比倫人同樣知曉這個關係。事實上,早在畢達哥拉斯之前一千多年,漢摩拉比(Hammurabi,漢摩拉比法典的頒布者)在位之時,巴比倫人已發展出超越埃及人許多的數學,除幾何學外,還有更高明的數字表示法,以及一些基本代數。他們不但應該已知道「畢氏定理」,甚至還列出一長串代表直角三角形的三邊比例,包括諸如「六十五,七十二,九十七」、「一一九,一二○,一六九」這些難以置信的組合。
那麼,這個定理為何冠上後起之秀畢達哥拉斯的大名?因為雖然埃及人與巴比倫人發現在先,他們似乎未曾想到要證明這個事實的數學概念。畢達哥拉斯的大名會與這個定理連在一起,係因為據說他是最早提出如此證明的人。其實,並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我們不知道畢達哥拉斯是否留下任何手稿,即使有的話,也沒有任何斷簡殘篇留存至今。最可能的情況,是「畢氏定理」的第一個證明出自他的門徒,也就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者,而這是下一個世紀的事。(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姑苏台上寸心灰
      那年,大王的使者下民间寻访美女,我和郑旦都名列其中。
     “姐姐!”我总这般叫她。
      俊眼修眉,丰肌弱骨,虽脂粉未施,荆钗布裙,却天然淡雅,一派温柔风范。
      溪头浣纱的女伴,就我和她最为出众,又毗邻而居,每日相与寻唤,不啻并蒂水莲。
      “苎萝村,水弯弯;月如镜,照女娃。美人西,美人东;西施郑旦若不识,枉生人间住青山。”
      民歌里是这么唱的,至今十年,我都日日忆起。牧童骑在水牛背上,清悠悠地讴唱。女伴们便嘻哈打闹,争先向我们俩身上泼水,有时麻纱掉进了溪水里,曲曲折折地在卵石间浮沉,引来更多的欢笑声。
       我是照例微微一笑,她们都嚷着“冷美人”,而姐姐羞红了脸,低头不语。最惹人心处是那瞬,粉颈低垂,眼波微漾,娇红靥丽,妩媚横生,我心下一痴,又是一涩,偏就道不出。
        水花溅到脸上,我才惊觉,一低头,我和她双双丽影,映现水中,水波一漾一漾地荡碎了。
      点苍苔露冷凌波袜,掠湘裙细浣白玉纱;娇怯怯羞容知无价,艳沉沉玉树倚日华。
        我的心便一层层绞扭了起来,随她手中一绺绺的纱,阵阵儿勒得生疼。人说西施捧心,如芙蓉初露,倍添烟笼雾迷之韵。我自个儿才知真相是什么。
        这疼,是无根无由的。(全文阅读)

夜月村子里的童年
    蒙蒙的月光  握在手心  一点也不湿
    黝黑的山腰  庄稼的倒影在淡蓝的波光里摇摆
    跑过竹林的隔壁小妹仔  挥舞着刚熟的黄瓜
    奶奶坐在灶边  守着她的鲫鱼熬汤  准备下面条
    爷爷的脚步声音  从柏木林的石场那边一步一步的敲近(全文阅读)

生命的阳光
    停住  就这样
    伸出双臂伸出渴望
    让阳光打在背上

    我不想看到你的脸
    只是在远处窥视
    做个了望者多好
    仿佛一切与我无关 可
    在你回头的刹那我就醉了
    转瞬之间
    阳光便穿透了我的胸膛(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奇文共赏——绝妙的一字文
    ●一字诗
    一家文学刊物登了一首题为《生活》的诗,全诗只有一个字:“网。”它把生活中那种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用一个简单的“网”字表现出来了。
    ●一字社论
    1986年4月,美国《明星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翰逊认输》的社论,全文只有一个字:“妙!”它把该报及其所代表的阶层之态度表达出来,颇耐人寻味。
    ●一字判词
    清朝年间,一定寡妇想改嫁,而公婆及邻居加以阻挠,她便向官府呈上状子:“夫亡妻少,翁壮叔大,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寥寥数不胜数语,述说了改嫁理由。县官接状核实后,挥笔写下只有一个字的判决书:“嫁。”
    ●一字嫁妆
    清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在得知女儿备办嫁妆后,从京城捎回一个箱子。喜事之日,女儿春梅打开箱子,全家愕然:原来箱内空空,只是箱底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大字:“勤。”新婚夫妇领会了父亲的用意,于是,一字嫁妆便成了他们治家的座右铭。(全文阅读)

趴趴熊温馨小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绒毛玩具小熊,他是主人最好的朋友。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他太旧了,变得脏兮兮,身上有破洞,眼睛掉了一颗,鼻子摇摇晃晃,有时候还会掉到床下去。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没人要的破小熊”,小熊非常担心,其它的玩具们也都嘲笑他。
    一直到有一天,主人终于不再在出门的时候带着他。小熊心想日子到了,于是从后门溜出去,坐在垃圾桶上等着被丢掉的命运来临。
    但是隔天小熊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发现有人把他缝补好,洗得干干净净,还送他一件红色的衣裳当作礼物。小熊非常高兴,穿上红色衣服,其它的动物玩具看着他,都叹了一口气。
    我翻阅着,这是最后一页了。
    最后一页,小熊对他们说:
    “也许有一天,” “有一天,也会有人很爱很爱你,送你一套红衣裳。”(全文阅读)

幽默:2004年中国十大杰出人物 (热辣出炉)
    一, 奥斯卡影帝 朱镕基
    “国企三年脱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铁面宰相的表演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朱最拿手的就是列举GDP数字,以示中国经济之飞速发展,可为啥GDP数字越高,人民就越穷呢?无钱上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工人下岗,农民危险,这就是宏观调控的功劳?在其退位之时,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一届总理,最后只期望留个清官的名声,这总理也太好当了些,奥斯卡影帝头衔,非此公莫属!  
         二, 优秀党员 赵忠祥
    赵老师干了一辈子播音工作,时刻不忘提醒人民,自己给党干了四十年,有此资历,饶颖之流自然不可能跟赵老师在同一档次对话了。赵老师能写会画,出了好几本书,一口磁性动人的赵老师腔,此等人才,怎可能干此等下流勾当,说谁谁都不信,浓眉大眼的人怎可能当叛徒??赵老师的惊天之句 “你那小B也挺紧的…”已经
成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的口头禅,重新领导了文化的新潮流。  (全文阅读)

上班族“黑话”辞典大曝光
  上班的意义是昧着良心说些口是心非的话,提供你一些较为适当的办公室谈吐的解读方式,建议您不妨参考参考,以免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1、原文:也许我可以加班把事情做完。(注释:你要我干到几点?还让不让活了?)
  2、原文:我不确定这样是不是能够实行。(注释:这根本一窍不通。)
  3、原文:真的吗?(注释:胡说八道!)
  4、原文:或许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别人的看法。(注释:你等着看谁会理你!)
  5、原文:我当然也很关心。(注释:谁有空儿管这事啊!)(全文阅读)

幽默:失败的人生
    ⊙考大学时,我希望能够到清华去;
  结果真的灵验了,
  我到了清华附小补习班。

     ⊙第二年,考大学时,我希望我能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去;
  结果真的灵验了,
  我考上了社会大学。(全文阅读)

一些熟语的来历
    1、上当 
  人们常把受骗叫作“上当”。其实“上当”的原意是指到当铺去典当东西。 
  清朝末年清河地方有一个大户人家姓王,世代经营当铺,家大业大,生意兴隆。生活富裕了,各房的族人开始懒于经营了,就把资金存入当铺做入股的股东,日常的典当营业事务全交给一个名叫寿苎的年轻人来主持。寿苎酷爱读书,喜欢校刻书籍,对生意却并不精通,处理典当业务非常随便。 
  王氏族人见此情景,都认为有机可乘,不约而同地从自己家中拿一些东西到当铺来典当。各人估定了高于物品本身的价格,要伙计如数付给,伙计不敢得罪股东老板,寿苎也心不在焉,不加阻拦。就这样,没过两个月,典当的资本就被诈骗得差不多了,一家资金充足的当铺破产了。 
  “上当”原指去当铺典当东西,后来人们就把受骗叫“上当”。 

  2、马路 
  “马路”是由碎石铺设的,路中央略高而且光滑平坦,这样利于雨水流淌到路边,不影响交通。后来,人们用沥青铺涂在上面,称之为“柏油路”。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叫“马路”。“马路”既然不是“专供马走的路”,那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18世纪中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改善当时的交通运输状况,特别是陆路交通。为此,苏格兰人约翰·马卡丹发明设计了上面所说的“马路”。由于“马路”的出现使得英国不仅水路畅通而且陆路也很便利,这样,为迅速发展英国工业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方便条件。人们取这种路的设计者姓氏,称这种路为“马路”,以表纪念。 (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石禅的意境
    ……石禅的线条很美,琳琳琅琅,饱满,活生生的,是他故乡粉墙上的水痕,小河裹划过的长的篙和不动的垂纶。至于墨韵,那种枯湿、滋润感,像他故乡小镇裹的烟雨和水色。石惮的画感觉至少有了两个生长的点:一是石禅的画每每像一张张开的网,疏而不漏,空而不虚,其间是他用笔墨养起来的清气。这清气看得出还只是最初的生动。(全文阅读)

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
      维特根斯坦遗留的手稿中,有不少笔记与他的哲学著作没有直接的联系,尽管它们分布在他的哲学论述之中。笔记中有的是自传,有的评论哲学活动的本质,有的涉及一般意义的论题,譬如关于艺术和宗教的问题。通常没有必要把它们与哲学论述分开.不过,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许多地方用括号或其他方式有意将两者分开。
        有些笔记简短,有些却很长。大多数具有巨大魅力。它们语言优美,寓意深刻,对于文科学者来说,显然有必要出版他的一部分笔记。G.H·冯·赖特受委托承担选编的任务。
        这项工作艰难异常。为了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我曾经有过各种设想.起初,我打算按主题整理笔记,比如“音乐”、“建筑”、“莎士比亚”、“妙语格言”、“哲学”等。按主题整理言论有时不费气力。但是,一般说来,将素材如此分割容易使人产生人为加工的印象,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许多最令人难忘的“格言”隐藏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的笔记本》、  《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应该指出,正因为他的格言融合于这些著作中,它们才具有慑人肺腑的魅力。出于此原因,我感到将格言与前后文分开不大妥当。
      有段时期,我曾设想仅选择“最精彩”的言论,不搞内容面面俱到的集子,庞杂的材料只会削弱精彩言论给人的印象。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充当体验的仲裁者,况且我不相信自己能辨识连篇累牍的、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对我来说,重复本身似乎就含有实质性内容。
        最后,我确定了自认为是绝对正确的选材原则。我从集子中抽掉纯属“私人”性质的笔记,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笔记议论他生活的外界环境,他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与其他人——其中有些人仍在世——的关系。一般说来,此类笔记容易被分开,因为它们与付印后的本书的笔记有不同的兴味。仅在泾渭分明的少数情况下,我才在本书中收入自传性笔记。(全文阅读)

沃尔特·佩特:故意生活在悲伤中
    在米开朗琪罗的人生故事中,力量通常会变成苦难,这一点不难发现。一个不合适的音符几乎会破坏整首乐曲,“他对待教皇的态度,即使是法兰西国王自己也不敢像他这样”:他走在罗马大街上,“就好像是一个行刑者”,拉斐尔这样说他。
    当他曾经似乎要将自己封闭起来,饥饿而死。
    我们阅读他的生活经历时,当我们触及到那些苛刻、无节制的事件时,一种念头会反复出现:曾经“故意生活在悲伤中”,他是那些招致人们对但丁下这样的判断的人中的一员。甚至他的温柔与同情也因其力量而变得苦涩。在《创造亚当》中,那个匍匐在上帝的形象之下的神秘人物,皱褶中带着即将形成的事物——女人和孩子,他有着怎样动情的忏悔啊!感觉到镣铐如同沸水一样浇在他们骄傲又柔弱的肉体上,那个被俘的年轻人感觉多么痛苦!这位成了和萨伏那罗拉一样的改革者、成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城建总监的理想主义者,在佛罗伦萨这个他曾将其称做他“出生于此的巢穴”的地方,为一种突发的情绪而悸动时,在它为自由而作最终的抗争时,他仍然相信他的血管里流着皇族的血,他是伟大的玛蒂尔达的亲属,在他的内心深处,有某种愤慨或悲哀在秘密地涌动。
    对他的青年时代,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所有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它的激情澎湃。在他的十四行诗的柏拉图式的沉静之下,潜伏着一种深沉的肉欲形式与色彩的兴奋。在情歌中,他更是运用了情感不那么宁静的语言,当然有一些也带有忏悔的色彩,就如同浪子回头一般。他如此明确地指出了赤裸裸的人性世界的想像性的至高无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并非总是一个纯粹的柏拉图主义的情人。他的爱可能曾经是模糊和难以确定的,但是这些爱带有他天性之力的成分,有时它无论如何都变不成音乐,以产生他生活中的美好秩序。(全文阅读)

文人饮食谈
    李一氓:征途食事
       1934年冬我到闽赣区前线视察工作,当时正是放弃太宁、退守建宁的时候。我得了副伤寒,主治医生是我的同乡——前方卫生部长彭真同志(可惜他后来在长征中遭国民党飞机投弹,牺牲了)。病好以后,杨尚昆同志(那时当前线政治部主任),发了我十个银元的休养费。临行前,李克农同志问我,你就不感谢彭部长了?其实是要我做一顿饭,美其名曰观音请罗汉。大概一桌八九个同志,那时是战争年代,建宁也不是什么通都大邑,而是闽赣边的一个小城,找不出什么好的原材料,只有鸡和肉,鱼、鸭都没有。但是将就着配罢。江西、福建(四川、湖南同样)有一种块根,名地瓜,或名地梨,切成片配在猪肉片里炒盘“滑肉”刚好。建宁出建莲,拿莲子剁成泥,仿扁豆泥,做成莲子泥,又甜又烫,亦还行。当然还有麻辣鸡丝、麻婆豆腐之类,把所能配凑的都配凑上了。同志们吃了之后都满意,我也就交代得过去了。
        我还想前方成天是大米饭,这次该吃顿“臊子”面。我就擀了鸡蛋面,并到街上买来几大碗豆腐脑,做成“臊子”豆腐脑汤面,大家都觉得新鲜,爱吃。
        1934年秋天,开始了长征。在长征路上,有时供给好,有时供给不好,这主要看地区了。湖南、四川都不错,广西、贵州、云南差一点,当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肃。
        长征的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我们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我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
        过云南宣威时,弄到大批火腿,可惜的是炊事班把它剁成块状,放进大锅,掺上几瓢水,一煮。结果火腿肉毫无一点味道,剩下一大锅油汤。有的同志很精,申明不向公家打菜,分一块生火腿,自己拿去一蒸,大家这才知道宣威火腿之所以为宣威火腿也。在这点上,肖劲光同志收获甚大,他的菜格子除留一格装饭之外,其他几格全装了宣威火腿。
        长征生活最苦的一段当是在川西北的两三个月。那时把口粮包干了,不开大锅饭,每人分的口粮规定吃五天,实际上我两天半、三天就吃完了。准备大饿两天。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行军到一个地方,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萝卜干,还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这可救命了。吃了黄油,不禁精神抖擞,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极大。那时,董必武同志同我们一路行军,有个同志送他半只野羊腿,他知我们有点烹调本事,就交给我们做,讲明平均各分一份,我们当然乐意接受这个小任务。(全文阅读)

你带走了我的河流
    你带走了我的河流
    在那峻峭的岸边
    我的田野啊我的田野,你在哪儿
    我的森林啊我的森林,你在哪儿
    这是我亲爱的故乡
    住着一位浅兰色眼睛的美人儿
    她是我心爱的姑娘(全文阅读)

葡萄酒的诱惑
    1.葡萄酒的起源
  葡萄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要追溯其究竟始于何时,似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考古发掘,葡萄酒大约出现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起源自小亚细亚至中东一带。
  地质学家证实,葡萄在记载以前,人们已经食用了,而葡萄日久成浆,在自然界的一定条件下容易变成酒,史前人已懂得将它作为饮料。在古代的埃及和巴比伦,均可找出有关葡萄酒象形文字的资料;我国在两千年前已能制造葡萄酒。
  公元前600年,古叙利亚海滨的腓尼基人,曾将葡萄酿成的酒运至古希腊。从当时记载中知道,已有91种葡萄可以造酒。希腊是欧洲首先制造葡萄酒的国家,由于地中海各国气候条件适宜栽种葡萄,因此葡萄后来成为西欧重要农产品之一。(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胡适与储安平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宗师,他于1946年夏归国,适逢储安平在上海办的《观察》杂志出刊不久。《观察》杂志以“自由思想”相标榜,也曾恭请胡适为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似乎是胡适与储安平对时局的看法和立场差距甚大,其中的分别今日观之仍不无启迪。
    胡适为何不愿给储安平的《观察》撰稿?
        储安平的《观察》杂志创刊之前,胡适已经从美国回国,但是,《观察》创刊号封面下端所列68位撰稿人(自第7期增至70人)中却没有胡适。储安平并非不想邀请胡适为其杂志撰稿,而是担心胡适对《观察》的立场有不同看法。
        1947年1月18日,《观察》出到第21期,储安平藉阴历除夕之夜给胡适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这是他第一次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真正居中的。……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全文阅读)

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国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周志搞突然龚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全文阅读)

兰德报告:2015年前生物、纳米、材料技术及与信息技术发展趋
     前言
     本报告由国家情报委员会资助,是1996年出版的《展望2010年全球发展趋势》的续集。国家情报委员会相信,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广义)和材料技术的各种各样技术,对全球有重大和决定性的影响。本报告提出的内容包括:预测2015年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材料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对信息技术和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从而为决策者、情报分析家和公众提供参考。本报告由兰德公司的国防研究所技术政策中心负责编写。该研究所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开发中心,由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提供资助。  
这份中长期战略和情报研究报告,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主任和主要决策者在寻求国家利益和制定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时提供参考。 
    摘要 
     科学技术影响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到 2015年,随着各种学科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将会发生彻底变革。生物技术将使我们能够识别、理解、操作、改进和控制生命体(包括人类自己)。信息技术将继续在所有方面深刻地影响世界。智能材料、敏捷制造和纳米技术在扩大设备能力的同时,将改变制造设备的方法。到2015年,如果一些技术难关被及时克服的话,将可以用这些技术制造出“疯狂卡”。
     世界将发生惊人的变化。包括人类生活质量和生活幅度的极大提高,极高的产业成交额,工人的终身训练,继续全球化,财富重组,文化融合或者入侵,可能增加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权力从国家向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转移,环境因素的相互影响,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伴随着繁荣和紧张局势缓和,以及可能的人类优生学和克隆。
  许多因素决定这些预测是否可能真正成为现实。这些因素包括当地政府对技术变化的接受程度,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水平,市场驱动和限制,技术突破和进步。这些因素在全球因地而异,技术的实现程度也将因地而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然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变化趋势将会继续。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突破使预测变得困难,但是全球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希望的。
  本报告讨论了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相互作用的趋势,以及它们同信息技术的相互促进。(全文阅读)

在历史中寻觅政治智慧和商业道德
    笔者从小满脑子反日思想;因为教课书和媒介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日本人的种种恶行,近的有二战侵略中国,不近不远的有甲午之战,远的有倭寇扰我华夏。对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两次侵害历史事实,不论持什么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各方记录的历史资料都是确认的,虽在一些事件上持不同说法,但对基本事实都认账,并有不少回顾评论反思文章不时见诸于媒体和报端。
    奇怪的是很少见中日两国有人对四百多年前的倭寇祸乱中华的起因进行回顾评论和反思,使我们对此事处于说知好像不知,说不知确好像又知的状态。也许笔者坐井观天,笔者原来对此事的了解,仅限于教材书上介绍戚继光俞大猷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因时提到倭寇祸乱中华所介绍的只言片语,从这只言片语中才知道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上还有这么一档子事体。
    笔者一直困惑的是;既然有这么一档子事体。为什么鲜见有人对它进行考据评论?是不是我们的明代祖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做法不想让后代知道?是不是从明以来的历史评论学家们都在为我们的祖宗讳而不置一词呢?
    倭患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倭寇在中国的南方沿海诸城攻城掠夺,有没有像农民起义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要求?如果没有政治要求,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有组织的侵略行为?还是日本国内个别军事集团偶然的军事行动?抑或是大股日本海盗的海盗行为?
    如果把倭患解释成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好像于理不通,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室町时代晚期,此时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还有几十年,国内基本处于分裂状态,无力派兵攻击大明朝。如果把倭寇作乱认定为是一般海盗行为,则更说不出道理,因为海盗行为根本用不着当时中国的大明政府动用像戚继光和俞大猷这样的著名军事将帅率大明正规野战军历经四十年才平定了这次倭乱。而这要比近代八年抗战还多费了三十多年时间。
    更使笔者不解的是,来华做生意的倭番在中国,人生地不熟,也不懂兵事,居然能掀起那么大的波澜,持续时间又是那么长。历史真相会不会不是明代的官方文人记录的那样?是不是倭人得到了中国部分下层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援助,倭患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那么近半个世纪。我们现在以清初编著《明史》的作者给倭人下的定论为历史结论是否合理呢?因为在明代别的问题上我们的教课书都是与《明史》作者的观点持相反态度,比如说在李自成张献忠是盗匪还是农民起义军的问题上。(全文阅读)

德国人民为什么选择希特勒
     1,领袖的美学
莱尼·瑞芬斯坦的电影语言开创了伟人崇拜的美学定律----利用最有效的手段,把人们带入美学帝国的辉煌殿堂,给领袖营造出与民族、历史合一的人格化身份,塑造一个既是历史继承人又是当下众望所归者的形象,并暗中把一种神圣感和任意书写的权力赋予他。
    自希特勒以后,这样一种领袖的美学,在任何一个盛产伟人崇拜的国家,都不断的被重新运用,广场,能容纳几万乃至十几万人的广场,是这一美学运用的极佳载体,无数欢呼的密集人群,与高高在上的稀疏领袖的强烈对比,许多国家的人们都非常熟悉。
    2,个人的归属感
    每个人都有权力意志,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为人们找到一部人,把他们划分出去,宣称——这是我们的敌人,不可调和的死敌,让人们可以任意地污辱他们、折磨他们、殴打他们、屠杀他们,这是多么令人放松、令人有快感的事!肆无忌惮,几乎是每个人都想达到的境界。在法西斯的定律里,你可以在一部分人身上实现这一境界、体验这一境界。让我们把一切的失败、贫穷、渺小都归到一个种族或某一类人身上,这样我们一下子就升华了,一下子就感到高人一等了,“……从此站起来了”,“德意志从此觉醒了”。(全文阅读)

华勒斯坦: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工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定构过程中的一个基
本方面。这种知识被你为scientia,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看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丁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cuLtures)。(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国家精英》英译本引言
    在皮埃尔·布迪厄的众多作品中,《国家精英》可能是最为费解,最具矛盾性的,无疑这些原因给国外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它的矛盾性体现在:第一,它引用的实证材料的性质与范围全部源自法国本土,然而其分析的意图与所达到的深度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第二,这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布迪厄社会学风格的作品,所有的问题全部被具体材料实证化、数据化了,但是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又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并使它置于本世纪末有关权力、文化和理性讨论的漩涡之中。
    《国家精英》以《区隔》[1]为基础,并在诸多方面作了伸展。它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它深刻地挖掘出了1968年5月法国社会巨变以来的二十年中,阶级、文化、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特征,这种全方位的研究甚至比《区隔》表现得更为出色。同时,正如M·莫斯(MarcelMauss)所指出的,在一部优秀的人类学著作中:“那些貌似无用的细节材料事实上正是原理的浓缩”,[2]布迪厄揭示的这些理论,无论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这个新的世纪来说,都是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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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第一条重要原理是物质权力与象征权力之间那种变动不居而顽固执拗的关系:二者彼此抵触而又暗中妥协,独立自足而又共同串通,保持距离而又相互依赖。正如韦伯的精确概括,在每一种统治的结构中,那些“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地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取权力的体系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3]在封建社会中,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们通过控制武器、土地和财富而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牧师的权威则表现为:替这些新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证明并从而使其统治更为坚固。布迪厄认为,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学校接管了这种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所以现在不是一种资本而是有两种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通向了权力地位,决定了社会的空间结构,并且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人生机遇和轨迹。(全文阅读)

《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
    …… 尽管卡理斯玛意识形态认为合法文化中的趣味是一种天赋,科学观察却表明,文化需要是教养和教育的产物:诸多调查证明,一切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以及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都首先与教育水平(可按学历或学习年限加以衡量)密切相联,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2]家庭背景和正规教育(这种教育的效果和持久性非常依赖于社会出身)的相对重要性,因教育体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实践的教导和认可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其他因素相同,那么社会出身的影响则在“课程外的”和先锋的文化中是最为强有力的。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它所预设的便是各种趣味(tastes)发挥着“阶级”(class)的诸种标志的功能。获得文化的方式取决于使用文化的方式。要理解这些方式的重要性,就必须看到,正是文化实践的难以估量的作用区分了种种不同的、有高低之别的文化习得(acquisition)模式,如早期的或晚近的、源于家学或源于学校的、以及按这些习得模式为特征而区分出来的不同阶级【例如“饱学之士”或者世俗之士(mondains)】。文化亦有其自身的贵族头衔和血统,这些头衔由教育系统授予,血统则按进入贵族阶层的资历深浅而衡量。
         对文化贵族阶层该作何定义一直是斗争的关键所在;这种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从17世纪至今从未间断。这些集团对于文化的观念,对于文化和艺术品的合法关系的观念都各不相同,因而在习得条件——这些性情乃是其产物——方面也不相同。[3]即使在教室里,对于占用文化及艺术品的合法方式的主导性定义,也是有利于那些能够早早进入合法文化的人,他们生于有教养的家族,不受学科规范的约束,因为即使在教育系统内部,也总是把学术化的知识和阐释贬为“经院性的”,甚或“学究气的”,而受到赞赏的是直接的经验和简单的愉悦。(全文阅读)

徐贲: “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
    经济全球化和它在一些国家中所推动的私有化,的确提升了某些经济指标数(如工资的提高、商品的丰富等),但这些改善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普遍的社会结构性腐败、生态的急剧恶化、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涨、基本的福利保健和教育转嫁到个人和家庭等等。在许多国家里,私有制转型过程中的权金勾结、违法谋利、行贿受贿和裙带关系使得那些能从中得利者急剧暴富,敛聚了巨大的财产,成为主宰市场制度的少数人。蔡美儿所观察的这种初级市场系统其实不是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由制度,而是出现在极为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的、以权金勾结为特点的“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市场系统[4],“密友资本主义”就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资本主义。
    在蔡美儿所观察和分析的国家里,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间是按种族区别来划线的,她称这样的少数为“主宰市场的少数族群”。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世界银行称之为“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潮涌中实行了市场经济,私有化成为最核心的内容。市场化的过程造就了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的华人总数只占全国人口的3%,但其财富却占整个国家财富的70%。除了原来的苏哈托家族之外,印尼的亿万富翁和大型企业主都是华人。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情景也是一样。玻利维亚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间开始实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结果产生了富有的白人群体。同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表现,如俄罗斯的犹太人和喀麦隆的伊博人等。
    自由市场经济在造就暴富少数族群的同时也造就了贫穷的多数族群,后者往往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族群。虽然市场经济可能提高贫穷多数者的绝对生活水平,但与那些迅速暴富的少数者相比,前者的相对生活水平却下降了。一个社会中贫富差别越大,它的分配正义问题也就越严重。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钱的多寡,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团结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遭到破坏,社会群体就无可避免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甚至相互暴力冲突的集团。
    随着这些国家引入民主体制,一人一票的选举成为其民主化的基本标志,票箱民主使多数人的意志得以左右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给了贫穷落后的多数群体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他们将自己的代言人选为国家领导人。正像蔡美儿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市场将财富(往往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族群手中,而民主则增强了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自由市场民主就可能成为灾难性民族主义的动力,很容易使众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选票的政治家的鼓动之下,奋起反抗他们仇视的富有少数族群[5]。”
    多数人的政治权力和少数人的经济财富这二者间的对立不仅会导致种族冲突,而且很容易造成整个全国性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市场和民主的冲突往往会造成三种强烈的破坏性反弹。第一种是要求停止市场化改革。例如,在俄国和一些前东欧国家,由于普通的高失业率、贫困和丧失各种先前由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出现了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怨愤,甚至还出现了对旧时代国有经济体制以及专制政治制度的怀念。第二种是开民主的倒车。不久前在委内瑞拉出现了反对民选总统切维斯(Hugo Chavez)的政变,这是因为切维斯的国有化计划威胁到了石油豪富的利益。反切维斯的政变看起来是由石油工人的罢工为前奏,实际上在背后操控的却是那些代表主控市场的少数富人利益的石油巨头。第三种是仇富和杀富。印尼和菲律宾一波又一波的排挤和杀害华人的浪潮,俄国出现的针对犹太企业家的迫害,津巴布韦总统莫加比所动员的没收白人农场运动,都是现实的例子。(全文阅读)

墨哲兰:“权力意志”的浪漫与媚俗
    ……尼采在《敌基督者》中对欧洲衰微的命运思考而归咎基督教者要久远得多,一直归咎到犹太教的僧侣主义伪造的"上帝"、"彼岸"与"原罪",尤其对保罗后的基督教按怨恨心理"普世化"和"泛民化",使僧侣掌握民众以形成所谓世俗的人民宗教和民主国家,对"生命"、"高贵"、"快乐"等主人"强力意志"和"精神特权"的窒息与扼杀,更有没齿之恨2: 
  ……彼岸就是否定所有现实的意志;十字架是我们曾听说过的隐藏最深的阴谋的醒目标志这一阴谋就是要反对健康、反对美、反对幸福、反对勇敢、反对精神、反对灵魂之善、反对生命本身……我称基督教为一个最大的诅咒、一个最根本的败坏、一种最大的仇恨本能,与它相比,没有甚么手段更毒辣、更隐秘、更卑微、更猥琐了我称它是人类的一个不朽的污点。……从基督教的第一天开始为甚么不从它的最后一天开始?从今天开始?重 
估一切价值! 
  透过尼采咬牙切齿的语言,综观《敌基督者》,尼采想要的,无非是"重估"被基督教僧侣们(以保罗为代表的"敌基督者")按怨恨心理"道德化"即"孱弱化"、"奴隶化"了的"一切价值",舍此不足以挽"欧洲命运"之狂澜于既倒,使衰微的"欧洲精神"恢复到"永恒轮回"之"权力意志"的价值核心中。 
   要理解这个"尼采核心",必须弄清楚三个相关的问题: 
  (甲)尼采否定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基督教? 
  (乙)尼采用以判断一切价值的"价值尺度"或"标准价值"是甚么? 
   (丙)尼采要的"永恒轮回"之"权力意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全文阅读)

德国土地使用权和中国土地使用权之比较
    2003年以来,中国因征用土地、拆迁房屋而出现了一系列被涉及者自杀、自焚、示威等事件。特别是于2003年8月发生的南京市被拆迁户翁彪自焚身亡的悲剧,令人震惊。相关事件的矛盾焦点之一是征地拆迁者和被征地拆迁户之间对补偿费数额有极大争议。究竟土地房屋的价格和拆迁赔偿费怎样计算才比较合理?中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计价赔偿方法有何不妥之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通常又是怎么做的?本文从德国土地使用权和中国土地使用权的比较入手,比较分析两国土地使用权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然后用实例来解释中国和德国在计算拆迁赔偿费方面的差别是什么。
    一、德国的土地使用权
    德国《民法大典》第94条规定,土地上的房屋建筑是土地的组成部分,房屋建筑从属于土地,为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所有。德国所有的土地(包括已建土地和非建土地,如农田、林地、绿地等)都实行土地登记,即地籍登记。地籍登记簿中的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土地所有者。德国的土地所有权绝大部分归私人(自然人、法人)所有,也有一部分归公众所有(如国家、州、市镇所有)。德国的“土地使用权条例”第1款规定:土地使用权是可以买卖、可以继承的、在土地的地上或地下拥有建筑物的权力。通过德国“公寓式住房所有权法”,土地使用权也可以运用到公寓式住房,成为公寓式住房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者(Eigentuemer)和土地使用权者(Erbbaurechtshaber)到公证处签订土地使用权合同,然后在地方法院的地籍登记所登记。地籍登记所向土地使用权者发放地籍簿,并在土地所有者的地籍簿中权役和限制的第一项上注明已经出让了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年限由合同来确定,居住用地一般为99年,工业用地一般为70年。通常,土地使用权者每年向土地所有者交付使用土地的土地使用金,合同规定的土地使用金的数额也登记入地籍簿中。土地使用期结束后,土地使用权回归土地所有者,作为组成部分的建筑物也随土地使用权回归土地所有者所有,但土地所有者要向土地使用权者支付建筑物的赔偿费。土地使用权可一次或多次延长。在大多合同中都约定,土地使用权者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力。在德国,土地使用权拥有者也有自己的地籍簿,地籍簿中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包括对建筑物或住房的所有权。
    德国的土地使用权是有价值的。“德国土地价值评估条例”(WertV)和“土地价值评估大纲”(WertR)对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有具体规定,内容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土地部分,一是建筑物部分。土地部分的价值来自于土地使用期限内一般地租和具体土地使用金之间的差价。地租和具体土地使用金的差价越大,土地使用剩余年限越长,土地使用权中土地部分的价值就越高。在土地所有者未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价值完全土地所有者所有;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之后,土地价值就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另一部分归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在德国,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土地部分的价值接近土地价值总额50%的情况颇为普遍,原因是地租和具体土地使用金的差价大,土地使用年限长。这样,土地使用权的全部价值即由部分土地价值和百分之百的建筑物价值组成。(全文阅读)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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