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大污染团来袭 洪泽湖经历惊魂五昼夜
  7月22日上午,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猫湖村一个叫刘杰的7岁小男孩像平日里一样离开母亲,欢快地奔到家附近的七里湖戏水,几分钟后,听到他的哭喊声后跑到湖边的母亲惊呆了,昨天还清澈的湖水一夜之间变为褐黄色,冒着泡沫,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 
  刘杰已经爬出水面,光着屁股站在岸边,他的身后,成群的鱼浮出水面,成堆的螃蟹从水中争恐着逃往岸边,但许多未及爬出水面便已死去,一只鸭子吞食了一条漂白的鱼,惨叫着在水面扑腾,很快耷拉下脑袋一命呜呼。 
  小男孩浑身火烧一般刺痛,母亲赶紧用水缸的清水给他冲洗,但他仍旧很快起了一身红疙瘩,奇痒难耐,一抓就破皮溃烂。 
  善良的农民后来才得知,因淮河支流沙颍河、洪河、涡河上游局部地区突降暴雨,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迫打开,不想5亿多吨高浓度污水,形成长达133公里的污染团,奔袭直下“扫荡”了淮河中下游。 
  先是7月18日,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河南漯河、周口和安徽阜阳等地相继开闸放水,在洪水的推动下,闸内积存的污水成团下泄。当晚,污水团先头进入淮河干流,长仅数公里,此后,随上游水量增加,污水下泄量加大。 
  污水团7月20日流经淮南,中午到达蚌埠市淮河闸,形成总长133公里带状体,满河暗黑,怪味熏人,绿藻类迅速繁殖,漂浮水面。污水团以每小时3到4公里速度缓慢推进,在蚌埠附近与沿河下泄污水汇合,大大超过1994年7月污水团总长90公里长的“历史之最”。 
  淮河干流江苏段全长70公里,流经盱眙汇入洪泽湖,而七里湖位于安徽与江苏的交接处,正是污水团袭击江苏的首站。 
  8月3日,记者采访当天,刘杰刚输液回家,浑身上下伤疤累累,一双心有余悸的眼睛躲在妈妈怀中,看着堤下的湖水。 (全文阅读)

焦国标:不许你代表我
    前几天参加一个研讨会,开幕式上,东家该讲话的人士全讲过了,接下来是应邀与会的客人某上去讲话,内容自然是表示感谢和祝贺——这很应该。可是他的开头语,「代表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同志」云云,让我至今不舒服,甚至感到恼火。
    你凭什么「代表这些与会的同志?他们是口头推举你了,还是投票同意你了?你的代表资格从哪里来的?你是怎么搞到这个代表权的?代表某某岂是红口白牙浑说的?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就咧咧地代表人家,这是侵权,这是非法,这是侵犯他意志!
   这次研讨会,东家做的什么都好,我都满意,惟独安排这个「代表」发言让我不满。我绝不是说这位先生资格不够,不配作代表,而是这代表的产生不合法。他既然代表大家发言,总得征询大家的同意,「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而不能会议的组织者一商量,甚至一捏古,叫谁代表谁代表。如果是这样,他是代表组织者发言,而不是代表应邀的与会者发言。会议组织者不哼不哈就把其他应邀与会者的权利拱手送人,这也是一种非法行为。
    有人会说,这件太微不足道,根本够不到法的问题。这件事的确不大。我不管事大小,我只关注这种做法本身。这种做法可以做小事,也可以做大事;做大事时违大法,做小事时违小法——至少违背法的精神。凡是违背法的精神的事,大的固然应该严肃对待,小的却也不可等闲视之。(全文阅读)

预见性:中国学者最大的缺失
    现在朝核问题、伊朗核子问题、台海问题、伊拉克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问题、美国未来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早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未来的结局和趋势如何更是引起世界各国学界的反思。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学界能有多大的作为,能有什么样的远见卓识,精辟地预测到全球重大问题的结局,是非常令人感到疑惑和担心的,因为以往的重大问题,中国学者在前瞻性和预见性方面没有什么惊人之举。
    中国人和中国学者可能不服气,认为中国人妄自菲薄,自我贬低,其实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看完以下事实,就会对中国学者和学界的学术水平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当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正是苏联国力鼎盛时期,到处扩张,穷兵黩武,真可谓八面威风,不可一视。就在苏联在全球肆意妄为之时,法国学者拖德则发出了惊世骇俗之语,他大胆预测,苏联不出15年,将全面崩溃,苏联将不复存在。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会相信他的预言,认为这简直是胡言乱语,但是后来果然不出15年,于1991年12月25日接替了。
    1997年以前,以新加坡、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和菲律宾等经济实体的经济飞速发展,实力大增,一时间,东亚模式和太平洋世纪的说法甚嚣尘上。也就是在那时,克鲁格曼同样大胆预言,东亚将发生“雪崩”式危机,爆发金融危机,而在当时,他遭到了东亚人士的耻笑,但是后来果然发生了罕见的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和社会遇到重创。
    200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T.克莱尔出版了自己历时三年的著作《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他在文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战争大体有两种,一是因资源的缺乏而引起,二是因信任的缺乏而引起,包括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不信任,他指出,资源争夺的基础性作用一直以来没有被有认识到,原因就是对信任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歧的过分强调。(全文阅读)

齐鲁晚报:对赵燕被打事件的道德立场
    7月21日,中国公民赵燕在美国被警察殴打,这一事件,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综观此后舆论的反应,不仅极快,极透明,而且表现出了惊人的自觉的“一律”:同情被打者,谴责并要求严办行凶者,以“维护民族的尊严”。
  几乎与赵燕在美国被打事件同时,有两条中国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似乎并不太吸引人们的目光。 
  一是7月20日下午,在广州摆摊谋生的农民李月明与街道办城管人员发生冲突后死亡。关于李的死因,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尚未公布结论,而事发现场的目击者均称:“李月明是被城管人员活活打死的。”(7月30日《新京报》) 
  二是7月21日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农民迟文滨,在被当地公安抓进看守所六天后离奇死亡,遗体遍体鳞伤(据新华社)。 
  这三起事件,虽然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但都是关涉人权的事件。
  鉴于赵燕事件的特殊性,引发更多的舆论关注也是正常的。在表达对赵燕的同情,对行凶者的义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毫无保留的,是感情强烈的,是颇有血性的,是同仇敌忾的。某些曾经把濒临死亡者扔出医院的人,曾经为了“严格执法”拦住急救车纠缠不休致人死亡的人,曾经为跳楼自杀者叫好起哄抱怨“还不快跳”的人,大概也没有忘了借此机会表达强烈的“民族义愤”。人们见惯了的冷漠,一扫而光。 
  但两位农民非正常死亡之后,这种冷漠又再现了。《新京报》的报道说,李月明死后,广州某媒体人士透露,(当地媒体)未报道的原因是相关部门的禁令;另一个细节是,有关方面希望“内部处理”此事,这也是死者家属不愿出面接受采访的原因。据知情人士透露,警方内部做出的一份通报称:“城管与李月明发生纠纷与斗殴,因李月明体力不支倒地身亡。”记者就此求证天河区委宣传部一位领导,他表示不知情,“因为公安机关没有向我通报案情的义务”。但记者多次致电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对方称所有对外采访均归口区委宣传部。另一位农民迟文滨死亡之后,新华社的报道说,家属一直想要复印一下病历,了解迟文滨的真正死因,可据死者家属介绍,医院一直多方推诿。当记者向医院提出看病历和采访主治医生时,院方以没有上级指示为由拒绝采访。
  相比之下,一些人对两位非正常死亡的农民表现出了极端冷漠。
  这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立场的差异。(全文阅读)

死尸的沉重:他们为什么这样麻木不仁?
    ……故事三是我听到的最早的,看完这个故事,我总是想,我应该谴责谁?我应该谴责那个老板吗?这样的事并非谴责一下就能了事的,更何况我并不是地府的判官,没有资格评判人的善恶。我应该为那个司机感到不公吗?好心好行为得不到好报的事简直数不胜数,我又该替谁打抱不平?更何况我并不是姜太公,无法因为他的美德封之为神。那么,我应该谴责众人吗?众人的冷漠确实可叹,但的确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我不是孙悟空,无法知道众人心中的小算盘。我的意思是说,谴责应该是站在理性的高度来进行的,没有这种高度,所谓的谴责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宣泄,没有任何益处。
    我想,是先有了这种世界观,才有了那种不敢站出来的行为,所以我不愿意简单地去谴责那些麻木的人们。从道理上讲,人们有愚昧的权利,这是其一。其二,公检法有法不执,他们对这些案件打击不力,而且有时还包庇纵容。其三,改革开放引进了科学,也引进了外来的人文文化,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而且各种文化并存,我们没有一个主流文化。这就使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其辞。这种混乱的局面对于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刑事案件增多便是其一。既然这样,我们又怎能责怪人们不敢仗义执言呢?
  与面对歹徒不敢直言相比较,另一种愚昧在于对苦难的健忘。例如南京大屠杀刚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便忘记了。即便谈起来,也不会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而是在茶余饭后,异常轻松地谈论。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悲的。而对自己个人的一点仇恨便记忆终身,丝毫不能容忍。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早已深入了骨髓,对国难的健忘与漠不关心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深恶痛绝。那个直接刺激鲁迅,并令他弃医从文,以求医治国人灵魂的录像片真是发人深省。在一个中国人被处决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竟然那样平静地围观。在《傻子聪明人与奴才》中,那个奴才抱怨没有自由没有光明,聪明人总是报以廉价的同情,使奴才大为感动,而傻子却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救助方法,他在墙壁上凿出了一个洞。这一下奴才不再抱怨了,他大声喊主人,把傻子痛打了一顿,并邀功似地说,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其主旨和《药》几乎是一致的,反映了中国人的麻木。更深层的而且更广泛愚昧表现在阿Q 式的精神胜利法。现在有好多人,一提到别人的缺点便振振有词,好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非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解恨。却从来不反思自己,如果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会怎样?现在很有一些人,动不动就骂鲁迅一回。其实这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全文阅读)

李敖论五四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巴曙松:董辅礽先生:闪耀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西谚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心灵开始有撕裂的伤痛,开始变得沉静,变得恬淡,知道命运的无常。即使如此,在知悉董老师逝世的噩耗之后,我还是悲从中来。
    在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告诫自己,也经常告诫朋友,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热爱的人,要多主动将这种尊敬和热爱向他们表示出来,命运的无常,往往并不给你足够多的机会,因为一个人有所尊重、有所热爱,生命才变得有些意义;与这些生命的真实意义相比,虚荣和喧嚣变得无足轻重。
    在积累了这样的人生阅历和认识之后,在与董老师的交往中,我开始寻找机会,向董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尊重;现在想来,在伤感之余,我觉得幸亏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至少董老师知道,我对于他的尊敬,对于他的感谢。
    从师承渊源上说,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从美国回国之后进入高校任教,董老师是他指导的第一批学生。从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看,董老师事实上是我的老师。多年来与董老师断断续续的往来,现在提笔,宛如眼前。(全文阅读)

吴敬琏:制造金融黑洞的机制并未消失
    针对国有商业不良资产日积月累的严重情况,中国政府1998年推出了两大拯救性措施:一是1998年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二是同年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000亿元不良资产。
  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到2000年末,其不良贷款率又提高到33.37%。从2001年开始,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下达了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指令性指标。在各地组织了专门班子,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逐笔建立专账,锁定基数,按月分析,按季考核。到2003年末,它们报告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0.36%。
  不过,这并不足以使我们高枕无忧。这是因为:(1)它没有计入仍然悬在分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账上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2)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一半以上是因为贷款余额的大幅度增加所致,并不直接说明贷款质量的提高;(3)在新增贷款中,由于长期贷款所占比重增加极快,在去年以来的盲目投资建设的经济背景下,还有多少会成为不良贷款,现在还很难说;(4)拨备不足更增加了金融风险。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制造这种金融黑洞的机制并未消失。(全文阅读)

中国股市信息披露“时间差”黑幕:牟取暴利的工具
    重大信息延迟披露而营造出的时间差,成为内幕人士牟取暴利的工具,而在这背后,反映出中国证券市场制度上的缺陷,以及监管缺乏力度,涨停,涨停,再涨停——7月19日至21日,ST大江股票价格出现异常波动,这让投资者看不明白,因为在食品加工行业已经难以折腾的ST大江,刚在7月15日发布了2004年上半年“预亏”的公告。
  “有人预先知道利好内幕,”有证券公司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证券上,绝对没有无原无故的连续涨停。”
  果然,ST大江在7月22日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司大股东现就转让股份及重组事宜正与境内外投资者进行洽谈”。
  公告之后,ST大江股票继续大涨,于2004年7月22日、23日、26日再收3个涨停板。
  有证券分析师称,虽然ST大江股票连续上涨,但对于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却没有从中获利,因为他们不知道ST大江的大股东是和谁在洽谈重组事宜,无法获悉重组进程和重组前景,因此,面对成长性差、业绩连续亏损的ST大江,普通投资者只能痛失获利良机。
  “只有一些内幕人士才准确地掌握重组进程,明了重组前景,”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尹中余称,“因此他们注定将是二级市场上的赢家,而当上市公司将重组进程进行详细披露,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之后,内幕人士可能已经离场而去,留下广大中小投资者埋单。这就是‘时间差’现象。”尹中余称。
  事实上,“时间差”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ST大江身上,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大量的上市公司,都在重组过程中营造时间差,使内幕人士在二级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在高位套牢,使中国证券市场面临诚信危机。(全文阅读)

茅于轼:别被“粮食危机论”误导
    1995年,一位名叫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的人写了一本书,书名为《谁来养活中国》。他是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的经济学家。这本书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伤害,大大地推迟了中国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还导致了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最近他又出了一本书,据报道说,该书涉及的还是粮食危机那一套说法。当然,我们已经吃了一次亏,不会再上他的当。但是,这种论点必须从理论上给予驳斥,以消除其错误观念。
    为什么粮食不存在危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其次,事实证明,粮食问题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将来估计还会如此。
    我们个人从来没有过粮食安全问题。只要商店开门营业,就可以随时随地买到粮食。只要有钱,人们就可以永远用合理的价格买到所要的商品。1960年代初的“三年大灾荒”时,中国饿死了将近3000万人。而“三年灾荒”的前一年,也就是1959年,中国出口了400多万吨粮食,这些粮食足够2000多万人吃上一年。粮食从特别稀缺的地方输出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去,这完全违背市场规律。当市场存在的时候,粮食稀缺,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的粮食很快就会流入,人就不会饿死。因为没有粮食市场而饿死人的情形,现在还在我们的邻国发生着。
    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也依靠市场。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缺过粮,倒总是生产过剩,为卖不出去而发愁。过去半个世纪,虽然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消耗增加17%,种粮食的人减了大概三分之二,而粮食价格相对于其它商品却降低了一半。(全文阅读)

揭开大规模洗钱的核心秘密
    洗钱活动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的一名黑手党成员开了一家洗衣店,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把那些通过赌博、走私、勒索获得的非法收入混入洗衣收入中,再向税务部门纳税,扣去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非法所得就成了他的合法 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由来。
   消失的20亿元
   一个私人老板从一家支行贷款74.21亿元,身陷囹圄之后,冯明昌在调查中反复说着一句话:“我是替政府签字呀。” 围绕冯明昌究竟有多少“幕后”,又是谁让一个私企老板聚敛了如此之多的社会财富?追查冯明昌案的幕后主脑固然重要,但如何为国家、人民追回这笔巨额的社会财富则更有现实的意义。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上月23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时披露:广东佛山民营企业主冯明昌累计从中国工商银行南海支行骗取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审计抽查2001年以来南海华光从南海工行取得的10.27亿元人民币、2500 万美元新增贷款资金,发现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提取现金的资金达8.23亿元,其中直接转入该公司法人代表冯明昌个人名下的有1449万元。
   根据南海华光提供的资料,它在境内7家金融机构取得的28亿元贷款,约6亿元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约6.6亿元被挪用作固定资产、土地及股权投资,约5亿元资金通过关联企业互转后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现并最终转移境外,剩下10亿元巨额资金去向不明。而据审计初步推算,南海华光在境内的资产不足10亿元,逾20亿元资金不知其踪。(全文阅读)

党国英: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契机
    民工招雇难,是喜还是忧
    农民工招雇困难这种局部现象的突然出现,我们很难简单地说它是好事或坏事,总的评价应该是喜忧参半。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国民经济整体发生变化的一个反映。现在出现“民工荒”现象,说明一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供应小于需求。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结构分析从来要比总量分析更有意义。“民工荒”的出现,决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总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种现象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具体地说,是资源价格和市场结构变化的结果。
    粮食价格的上涨,农业收益有了显著提高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民上半年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超过城市居民的同一指标2.2个百分点,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8.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16.1%的增长中,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13.9%,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增长18.9%,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5.4%。这组数据说明,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比重是相对下降的;而农民的种植业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则是显著提高的。同期,农民人均税费负担11.5元,同比下降27. 2%,其中农业税减少11.3%。
    在这样的利益比较之下,农民有可能选择回家务农。而且,前半年农民出售的主要是去年的余粮和今年的夏粮,更多的农产品销售还在后半年。农民回家后,自然要增加对后半年生产的投入,预期将得到更多的收入。在经济利益面前,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选择一样理性。(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上海女大学生酷暑军训猝死 究竟真相如何?
    在不满12个平方米的房间里,51岁的杨平(化名)静静地擦拭着女儿杨静初(化名)的遗像,一个堂堂七尺高的男人,此刻已经接近崩溃,嘴里叨念着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很欢喜我女儿的。”屋子另一头的妻子余华(化名),早已泣不成声。
    杨静初,20岁,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系大二学生。7月21日,在学校军训进程过半的时候,她没有给父母留下一句遗言,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人世。遗像中的她淡淡地笑着,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痛苦……
    把杨静初的死置于言论的风暴中心,是散落在国内多个论坛上的帖子。例如,在“天涯社区”论坛上,一篇7月24日上传的帖子引起了网友广泛的关注,跟帖足足有七页之多。原帖的作者叫做哭来笑去,他(她)用非常沉痛的语气写道:“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在读学生!最近我们学校出了些事,而学校一系列的作为已经让我无比愤怒了!事发:死者为03届女学生,住12号楼4楼,有心脏病史,参加上海中医药大学2004年7.17—7.25暑期军训。21日晚半夜病发,同寝室的同学看情况不对,叫来120,路上没气了。同行室友三人精神状况不稳定,已停止军训,送回家休息。”
   在这些论坛上,记者看到关于杨静初的死因,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出现最多的版本有两个。版本一:有心脏病史,7月20日下午发病没送医院,次日凌晨死在寝室;版本二:因减肥,军训5天没吃饭,导致死亡……
    杨静初之死究竟真相如何?
    女儿突然走了
    女儿的走,对杨平和余华两人来说,显得是那么突然。(全文阅读)

周丽萍:儿子在英国经历打架
    孩子之间打架是很平常的事,独生子女在家没人可打,就到学校里去打。在中国,我对儿子洲的打架行为总是态度很明朗:不允许。一旦洲在幼儿园或学校里和小朋友打了架,我总是先批评他,从来不鼓励他去打架。遇到大同学欺负他,也是我亲自出面去解决:警告他们,如果再欺负洲,我就叫洲的表哥来揍他们。我对这种大欺小的行为很痛恨,觉得是胆小鬼的做法,不敢和自己同龄的孩子较量,只敢去对付低年级的同学。当然事实上,洲没有什么可召唤的表哥,这一招也从来没有用过。那两个欺负洲的男生,看到这样一个样子很厉害的妈妈,搞不清她的虚实,还是被镇住了,没有再找洲的麻烦。
  洲来到英国后,在学校没几天,就有人注意到他了。一开始是借东西,和洲接近,探路子,借完东西就不还。洲不好意思去要,借的人开始得寸进尺,再要用什么文具,自己去洲的文具盒里取。我刚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发现洲总是缺东少西,一会儿没有了圆珠笔,一会儿又没了橡皮擦,时时要给他重新买。最后问他,他才说出实情。我对洲说,以后把笔放在衣服口袋里,谁再来借说“没有”。我不喜欢这样占小般宜的人。
  有的学生,看到洲不会说英文,又是新来的,没有什么朋友,胆子更大了。洲的书包常被他们扔到地上用脚踩,圆珠笔也被踩碎了。桌上的文具盒则被他们当球一样扔来扔去。有的时候,趁洲不注意,一个纸团飞过来……如果大家在一起闹着玩,扔个纸团也没什么,而这种一伙人对一个人的做法却令人不能不气愤。洲回家对我说,我立即打电话到学校去找辅导老师反映,希望老师能够制止这些行为。一个星期下来,情况没有什么改变。在管教学生方面,中国老师是绝对的权威。英国老师则太仁慈、太软。在英国,上课时如果有一些同学不听讲,大声说话,课上不下去了,老师常常采用的方法是罢教,全班静坐,好学生和坏学生一起受惩罚;而不是像中国老师一样,走下讲台去揪出那几个闹的同学站在一边,又继续上课。这也不能怪老师,只能说英国的法律太照顾犯错误的人。去年报上曾报道过,有一位老师,因给了一名太闹的学生一巴掌,被学生告上法庭,老师丢了工作不说,还要赔钱。在英国不要说老师打学生,连家长可不可以打自己的孩子,法律上还在争来辩去。有的人主张立法禁止家长打孩子,如果照中国古话”不打不孝“去做,在英国是有可能犯法的。(全文阅读)

曹凯:智商与遗传一:“高分”当然“高能”
    我要说的话题主要有两个方面,既智商和遗传。智商问题,我先从“高分高能”说起。
    高分高能还是高分低能的话题争论由来已久。我要表达的观点是,高分当然高能。为什么呢?这需要从考试所要考察的若干方面进行分析。
    一般而言,许多人所认为的考试主要是考察学习的效果。具体地说,就是把一学期的课程内容拿出来让学生作答,只要死记硬背了就能拿高分。这是不对的。考试所要考察的真实内容为:记忆力、注意力、语义分析、联想能力、图形和空间认知、逻辑推理。
    记忆力是一个人生存的首要神经心理因素。不要把记忆力片面的理解为对课本内容的机械重复。记忆包括情景记忆、图像记忆和符号记忆、操作记忆等。情景记忆就是对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例如你能记起小时候和小伙伴打架时的情景。图像记忆就是对人的形象、对某些东西的外部特征的记忆。例如你见到一个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你一下就能认出他是谁。当有人问你盘子是什么时,你脑子里马上浮现出盘子的特点:圆。符号记忆就是语言、文章和数字。我们参加的考试中有很多就是这个。例如,让你默写一段文章,让你说出共产党什么时候建立等等。操作记忆,例如你骑自行车或者拆装电脑。这和技能紧密相关。当然,记忆还有其他划分,例如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等。这是按记忆长短划分的。
    正因为有了记忆,我们才能把无限数量的事物存储在大脑里,当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快地提取出来进行加工,让人的行动越来越快。如果没有记忆,做事的时候就需要把很多知识重新学一遍。记忆实在太重要,如果一个学生缺乏记忆的能力,那么他就无法将知识存储起来,他的各项技能就会严重受限制,还谈什么学习。(全文阅读)

李大苗:“德怀门”、“正阳门”再到“天安门”
    “德怀门”如今好像越来越成了“正阳门”,再挂上个北斗星来闪亮指引,声势浩大的意思就差不多到了国是安危“天安门”。朱苏力先生的行为有那么严重么?可能有,也更可能没有。首先就在于朱苏力先生是不是的破坏者,而且是率先做破坏。所听到的谴责和辩护中没有这样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这无疑说明朱苏力先生做事符合一般惯例,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也就说明是惯例出问题了。某些批评者将抨击点置于朱苏力先生对甘德怀先生的答复上,或是于文过饰非,或是于百般狡辩,其实也依旧关心在朱苏力先生的态度上。问题是,如果朱苏力先生承认自己有失误乃至过错,“态度好”就是甘德怀先生和一派谴责者需要的答案吗?
    国家资金的来源性质就决定“博考”的性质和规则么?“博考”究竟是服从知识和学术规则还是产权规则?我以为这才是一个根本问题。将“博考”和“高考”相类比,并以“试卷面前人人平等”来标定,从形态上至少忘记了两者中间还存在着一个“硕考”,也就是“遴选”之后的“再遴选”;而从本质上并不承认如同大学教育那样属于“公共知识。这个意思,也就是大学的基本知识应当属于全人类或全社会已经共识了的知识,而博士则是对“共识”的深化甚至超越。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范畴,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程度和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这决定了博士的教育已经走离了公共教育的范畴,其规则和目标都有强烈的“私性”。
    “考博”采用笔试为“初试”和面试为“复试”,本来就有“复试”否决“初试”的逻辑条件,甘德怀先生被否决掉了的事实不过是证明了这个逻辑条件的存在和有效,或者说朱苏力先生胆于动用这个逻辑达到极致。在“对错”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朱苏力先生的决定符合这个逻辑,再有“过错”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逻辑的问题,这是明展展的道理。(全文阅读)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倡议:废除三好学生评选制度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日前发出倡议,废除在学生还没有成熟时就将他们分为三六九等的“三好学生”评选制度,要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材,任何学生的进步都应该受到鼓励。
  在银川召开的“宁夏中美教育研讨会”上,顾明远说,经过20多年的评选工作,这种评选制度暴露了很多弊端。首先评选“三好学生”和教育方针是相违背的,教育方针是要每个学生都变为三好学生,而不是少数人;同时,少数人评上“三好学生”使大多数人的心理受到了伤害;许多学校在实际操作中,“三好”学生标准却变成了“一好”即学习成绩好;一些学生评上了“三好”,就有择校的权利,这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倡议,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三好学生”评选制度需要废除。
  1982年,我国教育部、团中央曾发布通知,在学校里评选“三好学生”,“三好”是指身体好、思想好、学习好,评选学生的比例占学生总数的5%至10%。据悉,上海从今年开始,已淡化“三好学生”的称呼,一般称为优秀队员和优秀团员,武汉市25中也取消了“三好学生”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少年”评价制度:不论学习成绩好坏,不论是否全面发展,只要学生觉得自己身上有优点,就可以申报参评“阳光少年”。新的学生评价制度已逐渐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全文阅读)

杨晓升:最难忘记父母撕心裂肺的痛
    “每天,有一个班的孩子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100多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意外伤害比西方高出3~11倍。”《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历时数年采写的这部《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上月面市,引起了人们对独生子女及意外伤害两个概念的再度关注与思考。
写作动因
看到接二连三的独生子女夭折
记者:您是报告文学作家,《只有一个孩子》写的是当今我国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的案例,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的?
杨晓升:这应该是我的职业习惯、工作经历和社会责任感使然。以前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编辑,一直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写这本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促使我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关注。我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或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目,胸中无限温柔地涌动着喜爱之情。
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的状态,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电视屏幕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幸福的三口之家,那种温馨让人如沐春风。但是,搞文学的人习惯联想、甚至是胡思乱想,我常常想,这种幸福生活一旦被打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事实上,我这种联想绝非空穴来风。当我接二连三地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消息时,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痛楚与同情。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关注这个群体。
尤其是当我一次次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与此问题有关的数字之后,我甚至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在关注一种现象,而是置身其中在关注包含自己在内的生命的痛。(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张立勤:重读布拉格的三位作家
    重读《审判》,窗外飘着雪花,书页中的大街上也飘着雪花,K的大衣领子竖了起来,犹豫而又具有飞扬感。由此,我的心是冷瑟的。尤其是那个教堂,彩色的大玻璃透过来的夜,里面广泛的岑寂与阴冷,叫人想退出去都很艰难。神甫叫道:“你是约瑟夫K吗?”K说:“你是监狱的教诲师?”神甫说:“这就是说我是法院的人。”
    我只是感到,那个庞大的机构力量无处不在,而K面对着它们,孤零零的,那种上下四方的围困,却使得不想屈服的K,成为了一处风景。这是生活的一种赋予,被卡夫卡抓住了,集中地放到了K身上。于是,一个虚弱、幽闭、自以为是、令人讨厌的K,宛如童话中的王子一样,有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这大约就是K身上的诗意来源吧。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41岁就去世了。我想着卡夫卡,便联想到布拉格,那个高低不平的城市,仿佛有一层一层往天堂上升的感觉。卡夫卡曾一个人趁着天黑,走出家门,推开一家酒吧的门,要一杯酒,加冰块,有时候不加。然后,我的脑际浮现出卡夫卡用钢笔写的便条,后来还有一张便条是用铅笔写的。这些便条,就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卡夫卡被背叛的“遗嘱”了。据从布拉格旅游回来的朋友说,现在,卡夫卡也上了布拉格的商品广告。想来,生活挺滑稽的,也让人感伤。
    不久前,文友们在谈论哈维尔。也许,如果哈维尔不当捷克总统,是不会有这么多的人议论他和为他写文章的。并且,哈维尔今年任满退位,他的书“遭遇”热卖,我想,这多半是因为他是总统的缘故吧,假如,他仅是一个诗人呢?(全文阅读)

于仲达:麻木是怎样炼成的?——读郜元宝《鲁迅六讲》
    近读郜元宝先生《鲁迅六讲》 ,才觉得民众的麻木固然与无权有关,但更根本的与统治阶级的“治心术”关系重大,“治术”的成功致使民众一旦有权就会胡作非为。 郜元宝通过多对“统治术”的考察,继承了鲁迅以来的现实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他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之后的“主”和“奴”的发生心理学以及这种现代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础,揭示了“心”被无情遮蔽和改造的历史。
  麻木是一种生存状态,也就是“心”死了。
  人之为人,贵在有“心”。“立人”,必须先立其人之“心”;“立文”,必须先立其人之“心”。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三篇大文,基本概念都非“人”,而是“心”。鲁迅正是通过对“心学”的通诠,实现“为天地立心”的。鲁迅“深知民众的心”,是从“心”的角度理解“国民性”的。在他的内心里,“精神”=“灵魂”=“心”。鲁迅通过考察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来自于可怕的“遗传”《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很快又指出,这种类似生物学的“遗传”其实是靠了复杂灵敏的文化密码的“心传”(《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国民性”这个概念有些笼统,实质就是精神、灵魂与内心。鲁迅主张“思想革命”,根子上就是“心”的改变。
  “心”是如何被改造至僵死的?(全文阅读)

海青:知识分子与“内在超越”
    大凡历史研究者或以窄而精的专门研究见长,或以提纲挈领纵横捭阖的通论见长。比较而言,余英时是将历史的专论与通论结合得较好的一人。实际上,专门性的史论即使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内恐怕也只有少数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才会驻足,而真正在社会中引起反响、能吸引各学科读者关注的,还是那些能用明白的思路对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把握的作品。余氏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如《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都是这方面的论著。现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余英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基本囊括了余氏的主要学术观点。文集的编排,从题名上看,也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综论的特色。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已出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知识阶层史论》、《中国近世商人伦理与宗教精神》、《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等著作,都在这一方向上树立了有益的研究范型,这些论著经过编辑整合,依不同的主题编入了文集。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浸淫较深的,独特的受学背景投射到余氏的论著中,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版的文集同样突出了这个主题。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文集》中有时称为“知识人”)的词源出自19世纪的俄国,在当时所指称的人物团体也是非常具体的。这个词成为一个通称之后,葛兰西、福柯、萨义德等思想家都对它作过专门的划分和界定,其含义也随之趋于繁复。知识分子问题是伴随西方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借用到中国文化语境之后,已经被剥离了其现代性内涵,作为一种特定价值形态的泛称,在余英时笔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有二,一为超越,二为批判。所超越者一己利害得失,所批判者现实世界之不合理秩序。就“批判”而言,知识分子产生之初的内在涵义就是指社会上某一批最具批判和怀疑意识的人。而“超越”却是余氏构筑的知识分子世界的价值支点,因而比较值得关注。(全文阅读)

一家刊物与一个时代——范泓《雷震的一生》
    一家刊物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更可以凭藉政府或非政府的强权,在孕育出代表时代强音的一家刊物之后,再施以压倒和扼杀。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如此,以王世杰为核心的《现代评论》、以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以胡适为核心的《独立评论》、以储安平为核心的《观察》和以雷震为核心的《自由中国》,也同样如此。在这几份中文刊物中,《自由中国》分明是自由度最低的一家,它实际上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当局良性互动的一个结晶。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许孝炎、俞大维等人,为了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为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提供学术支持和舆论支持,酝酿发起自由中国大同盟并创办《自由中国》杂志。4月初,雷震赴浙江慈溪会见蒋介石,说好“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10月19日,雷震由厦门来到台北,正式启动《自由中国》的筹备事宜。10月23日,教育部长杭立武答应每月提供500美金。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等人在聚餐时商议,决定拿出5000新台币试出两期刊物,其中“教育部”3000,“空军总司令部”1000,剩余1000由雷震负责筹措。
    1949年11月20日,由胡适定名并挂名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由雷震任社长负责实际操作。之所以要如此安排,一方面是由于雷震对胡适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的借重:“(1949年11月20日)下午竟有人上门定购或购买,闻有一家书店,十本立刻销售,可见对外声誉之隆。其原因当归发行人之大名也。”(《雷震全集》第31册第366页。)另一方面是由于胡适派同人对于身为蒋介石幕僚的雷震不够信服。到了1953年,按照相关法规,远在美国的胡适不能继续担任发行人,雷震热心办刊的态度也得到确认,这才由雷震正式接任发行人职务。
    在创刊初期的几年里,《自由中国》一直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追求和承认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既成事实之间,寻求平衡支点。正如雷震在写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的信中所说:“我等意见(包括杭先生及雪公暨傅校长)以为中国自由党不好组织,就是不易找到有号召力量之党员,因社会上才智之士多入了国民党,倒不如由适之先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或名曰自由中国同盟,不论有无党籍,凡属志同道合者均可参加,但有信条(即纲领)、有组织,凡过去官声不好或见解为极权主义者均不允许参加,以此……可汇成一巨大力量,而以适之先生为领袖,在政治上则支持蒋先生……”(全文阅读)

两种记忆:余秋雨与“石一歌”同事们的说法对比
    发表在2004年第4期《收获》杂志上的余秋雨的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书中大量涉及“文革”历史和“写作组”历史,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部分同事,对余秋雨在书中对“文革”部分的描述感到不满,认为存在许多错误,有可能误导历史认知,并以自己相同经历现身说法。
  为呈清事实,本报特将余秋雨《借我一生》书中部分观点摘录,并将和余秋雨“文革”期间的同事的观点摘录如下。
关于夏其言
  余秋雨:“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我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任清查组组长的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收获》第205、206页)
  孙光萱: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余秋雨对夏其言老人的歪曲和攻击。读了这番描述,谁都会认为夏老是一个“衰老”、说话不清、与江青有深交、经不起余秋雨“质问”的可怜者,至于特地点出夏某是在“两个凡是”时期担任清查组组长的,则更是有微言大义存焉。
  实际上,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老地下党员,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离休后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他因为和唐纳是老朋友,连带认识了蓝苹(江青),老夏为人正直,解放后与人谈论过唐纳、蓝苹那段旧事,他还不满“妻以夫贵”、“一步登天”的做法,因此“文革”一来,他即被张春桥点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关入监狱。(请大家找出夏其言《罗织“恶攻”大罪》,载《上海滩》1996年第1期,一读即可了然)余秋雨删去这一切,单说夏老“与江青熟识”,用心何在?
  夏老是否说话“支支吾吾”呢?请看一篇轰动一时的长篇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载《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记者金仲伟),文中写道:“夏其言受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被长期关押”,“作为清查组的领导是有充分资格的。”接下来记者绘声绘色地写道:“夏老不愧为一个老报人,至今信息畅通,记者不用多解释,他已知道余秋雨的处境。他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麽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请看,如此“明确”、“清楚”,哪有“支支吾吾”可言?
  我说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2000年10月13日,我和曾文渊(文学报前总编)前去华东医院看望夏老,他非常生气地告诉我们:“记者金仲伟是余秋雨陪着来调查的,当金仲伟问我余秋雨的‘文革’表现时,我因为余秋雨在座,没有回避的意思,只能说我已写过写作组清查的总结报告,你可以去档案馆查,我根本没有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一类话,此外我还规劝余秋雨:‘文革’是一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一下,总有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拿我来说,我在‘文革’时所受的残酷迫害是新闻界中广为人知的,但我也违心地喊过口号和写过大字报。”看,明明是好心的规劝,到了余秋雨笔下,却成了一句:“他(指夏老)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
  夏老专门写过一篇声明,就此事说明情况,后来发表在2000年12月31日出版的香港《纯文学》杂志上。文章中提到:“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调回北京,以后工作由我负责,直到清查工作结束,写出报告为止。工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是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助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提到过。”
  后来,经过夏老再三抗议和交涉,《新民周刊》在2000年12月51期上刊出了更正启事,指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全文阅读)

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
    ……柏林的学术身份,主要建立在思想史著作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吸引了极多读者,也是自己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他写马基亚维利、维柯、赫尔德、哈曼、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多数都成了广受传诵的名作。这些作品的特色何在?首先,它们均不是狭义的史学文章,而是有一个鲜明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借着理解、思索前人的摸索颠踬,设法探讨柏林自己的思想关怀。换言之,柏林投身思想史,从事的却仍是哲学家的事业。这种堪称独特的学术风格,让他的史学工作取得一般性的思想意义,也赋予他的思想工作一种夙昔馨欬在耳的临场感。
  为什么柏林倾向于这种学术风格?伊格纳蒂夫告诉我们,从幼年开始,柏林一直具有一种退缩的旁观者性格;他喜欢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l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而如果必须进场,他总是设法透过另外一个身份表达自己。这种本能的“腹语术”倾向,令柏林自己也极为不快;它散发的怯懦、逃避意味,常令他急于为自己辩解。我们不用去猜这种倾向的来由(伊格纳蒂夫暗示,这与柏林的俄罗斯一犹太移民身份有关)。不过这个倾向,似乎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柏林必须借由写他人来抒发自己的思想块垒。他最深邃精辟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某一位思想家、某一种特殊思想心态的产品。
  这种隐藏自己主体性的倾向,赋予他另外一种特质:借投射而设身处地了解别人的能力。尤其诡异的是,他最感兴趣、也最能够深入内里的人格与心态,往往与他本人相反,尽是一些激动、极端、混乱、有旺盛生命力与强烈信念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领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狂热理性主义,他抨击有加;他的批评之所以力量入骨,是因为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的霸道面,他有切肤的理解。对于反启蒙思想家的浪漫主义,他的赞赏充满着同情,不过他知道那不是他能归属的世界。对于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亢奋与夸张,他的掌握可能难有出其右者,不过他却深识这些人的无力与虚幻。连他所崇拜的二十世纪人物,如他对伊格纳蒂夫所言,也没有一个是“温文、善良、客气的自由派”。这种移情共感的能力。即使并非起自某种补偿情结,渴望由替身填充自己的缺憾,仍有助于说明他的思想史著作何以引人人胜。他能将思想与斯人结合;让主角的观念、欲望、情绪、向往合为一体,最后辅之以自己入戏的旁白,做生动的呈现。(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刘淼:斯人寂寞——忆三姑
    三姑是父亲的姐姐,父亲是三姑的弟弟。大概三岁左右,母亲反复向我解释着他们二人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舅舅、叔叔、阿姨、婶婶……中国的孩子,从小就得学会梳理复杂的亲戚关系,稍有不慎,便极可能出错。然而,对于三姑,我就算想出错都很难。不为别的,光是臭豆腐、小花片、兰花豆、绿橄榄便足以刺激我对她的无比崇敬与热爱。正因为如此,能在假期去一次三姑家,竟成为我学习成绩进步的动力。三姑家在省会长沙,离我居住的小城有好几百公里,坐火车要五六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显然难以承受。然而,想到马上就能与亲爱的三姑见面,马上就能品尝到那些所谓的美味佳肴,什么痛苦也都烟消云散了。
    父亲一共七姊妹,不用说,三姑排行第三。大概是年龄相仿的缘故,排行第四的父亲与三姑从小关系就相当融洽。父亲虽说排行第四,但却是长子,因此甚受爷爷的宠爱。爷爷是家中唯一的权威,无论什么好吃的东西,首先得由他享受完之后才可以分给大家。当然,第一被分到的是父亲了。父亲其实是一个自私的人,但对于三姑,却绝少保留什么,分来的食物总是第一时间偷偷塞给了她。因此,自始至终父亲与三姑的感情没有被时间、空间的距离割断、淡泊,相反,到了最后变得格外亲密与相互依恋。
    我第一次见到三姑,大概只有三四岁。由于先天性扁桃体肿大,我必须手术摘除一半扁桃体。手术是在省会长沙湘雅医院进行的。那天,我躺在病床上,任由护士小姐将我推进了手术室。或许是年龄太小的缘故,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害怕。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我很快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我再次睁开眼睛,三姑赫然站在了我的面前。虽然并不认识三姑,但直觉告诉我,眼前这位温婉、美丽的女性一定与自己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果然,母亲见我醒来,高兴地向我介绍,这位就是三姑。听了母亲的介绍,我刚要张口招呼,却被三姑抢先制止,她用一种浓郁的长沙方言道:“淼淼乖,你喉咙没有拆线,千万不要说话哦。”之前,我听得最多的是母亲的宝庆方言,尖锐、生硬、干涩。如今,第一次听到三姑软绵绵的长沙方言,不由得感到一丝新鲜与温暖。我礼貌地向三姑点了点头,三姑开心地笑了,抚摸着我的头对母亲说:“到底是咱刘家的孩子,真听话!”(全文阅读)

旺忘望:诗三首
    盲人 

    我和一位盲人谈论光明世界的黑暗 
    我发现永远的黑暗使他里面的灯一直亮着 
    虽然没眼睛但他有一个心眼 
    敏锐的窥视阴暗里的蛛丝马迹 

    这位朋友很幽默,特自信 
    没有眼睛却总说看见了什么 
    总是用视觉形象说事 
    还用色彩作比喻 

    我们的色彩概念完全不同 
    黑对他来说没有白的对比 
    也就不知黑的定义是什么 
    黑在他那里统一了醒与睡,生与死的色彩关系(全文阅读)

其实我很想你
    癸儿是一个不容易溶解自已的人,说她不容易溶解,是指在感情方面,她不会轻易爱上任何人,但是一旦被她爱上了,她会死心塌地的爱着他。
    癸儿对爱的这个特点,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她对感情忠心还是该说她太过死心眼。。。。但不管如何,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她自已认为在感情方面是绝对忠心的人。
    生命中出现在癸儿中的第一位男人,那个男人不可以说是绝对的优秀,但却深深的吸引着癸儿,癸儿爱他爱得好辛苦,癸儿死心塌地的爱着他,甚至可以为他付出所有,例如付出她的生命她也愿意。。。。。
    男人的心让癸儿永远读不懂,男人就象一个空壳,男人与癸儿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爱癸儿爱得热情似火,爱得让癸儿无法抗拒。男人离开癸儿的时候,他会对癸儿说:“你别想我,因为我们不会有未来”。
    癸儿在人生的第一场爱,在爱的得与失之间徘徊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看上去很完美,但一旦男人离开了,他们的内在是空的。空的感情,就象回归于零的虚无,虚无的爱是有限的,癸儿的爱很苦,但她却依旧爱着,依旧对爱忠心耿耿的癸儿很累,但她依然一直走下去。
    男人的离开没有任何借口,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理由,男人真正的离开只能说是抛给癸儿一个“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对于癸儿来说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癸儿一直认为,男人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来一次最浪漫的吻别,可是最后却是一个无言。。。。。。(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五随

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
“快撒点草种子吧!好难看哪!”小和尚说。
“等天凉了。”师父挥挥手:“随时!”
中秋,师父买了一包草籽,叫小和尚去播种。 (全文阅读)

其实,我是个诗人……
  其实,我是个诗人。当我小的时候,就懂得用一句句诗词打动MM的心。
  小学,我就写下了一首短诗,注定了我在文坛的地位:

  白云啊
  我是乌云
  当你遮着我的时候
  就是晴天
  当我遮着你的时候
  就是阴雨天

  看吧,就是这首诗,让我一辈子不如写小说的挣钱多,这都是天意啊!
  中学我住校,课余时间我研习了野兽派的诗文,吸收文学的营养。于是我又用大量的词藻贬义的讽刺学校食堂的饭菜,结果被掌勺的那个马桶揣子用菜刀追着跑。我的魅力就此定下了一个比别人魅力初始值高91.23%的基础。(全文阅读)

致雨巷——猪头猪智慧回复应征者的信
雨巷小姐: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的来信。
    我答应你的”无理”要求,将首封写给你的信公开曝光,以便广大网友验明正身。你说不想传照片给我,怕我失望。没关系,我给你回信的原因不是照片,而是你的名字――雨巷。我想起了戴望舒、想起油纸伞、想起了丁香一样的姑娘、想起了那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喜欢诗歌的原因来自我不幸的初恋。那年那月那日,我们年轻不懂得什么是爱,分手那天,她送了我一本钱春绮先生译的《尼采诗选》。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诗为何物。分手的那天是三八妇女节,下着大雪。我带着这本诗选回到了家中,失眠不请自来,我打开诗选打发漫长的黑夜。开卷的第一首是尼采十三岁写的诗,总结他十三岁以前的所作所为。“人生乃是一面镜子/在镜子中认识自己/我称之为头等大事/哪怕随后离开人世”。
        尼采认识了自己,我认识了尼采。
        后来,顺着尼采一路读下去,叔本华、康德、罗素、爱默生……乱读一通。当时是好奇,并不很懂这些大师们的哲学思想。比如萨特那本著名的《存在主义》,咬牙看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字,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然后又看这帮人的传记,觉得比他们的哲学更有趣。再后来,认识一个朋友,是个画家。家里有很多的藏书。又是一通乱看。知道了西方的印象派、知道了波德莱尔、王尔德、毕加索、康定斯基、萧伯纳……
    现在想起来,我的思想启蒙就是初恋失败的时候开始的。时间是1988年――1990年之间。(全文阅读)

父亲备忘录
    孩子,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此时你睡得正熟,一只小手掌压在脸郏下,你的额头微湿,蜷曲的金发贴在上面。我偷偷溜进你的房间,因为刚才在书房看报的时候,内心不断地受到斥责,终于带着愧疚的心情来到你的床前。
  我想了许多事,孩子,我常常对你发脾气。早上你穿好衣服准备上学,胡乱用毛巾在脸上碰一下,我责备你;你没有把鞋子擦干净,我责备你;看到你把东西乱扔,我更生气地对你吼叫。
  早餐的时候也一样,我常骂你打翻东西、吃饭不细嚼慢咽、把两肘放在桌上、奶油涂得太厚等等。等到你离开餐桌去玩,我也准备出门,你转过身,挥着小手喊:“再见,爸爸!”我仍皱着眉头回答:“肩膀挺正!”
  到了傍晚,情况还是一样。我走在路上,偷偷观察你,看见你跪在地上玩玻璃弹珠,脚上的长袜都磨破了。我不顾你的颜面,当着别的孩子的面叫你回家。并对你吼道,长袜子是很贵的,你要穿就得爱惜一点!想想看,孩子,这话居然出自为人之父的口里!(全文阅读)

纸刀:十句最恶俗的流行书面中文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年代。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以铅字形式印在纸上的东西是值得尊敬的,记者写个新闻总要讲究一下遣词造句,甚至还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读书看报过去叫“学习”,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是有一点文化的。现在是个人都能当记者。随着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发稿量越来越多,根本没看过几本书的高中生也敢报新闻系,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记者们写东西的语言是越来越贫乏了。
  以前有人说过,第一个把美女比喻成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么说的是庸才,如果第三个人还这么说话那就是蠢才了。连上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学别人说话是可耻的,但是通过阅读大量中文新闻,我发现现在的记者就是这样的蠢才。
  本文试图总结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十句最恶俗的流行中文,这十句话并不是“分特”“ppmm”这样的网络语言而是真正出现在印刷质量很好的出版物上,实际上如果有人在网上这么说话别人是一定会笑话他的。本人非常热爱阅读新闻,每天早上起来都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每当看到以下列举的这些语言,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感觉比听指甲划过玻璃的声音还难受。  
  ---“谁动了我的____”
  这句话来自一本叫做《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书。这本书和某个美籍日本人写的《穷爸爸富爸爸》一样,号称“励志”书,告诉你怎么奋斗,怎么成功,实际上讲的是老鼠的生存哲学。励志书籍在中国特别流行,当当书店甚至专门有一个栏目卖这类书。我以前在国内看“青年文摘”,上面全是这样的类似故事,看这些书的青年们幻想着通过学习也能够成功。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只有贫民中的上层和中产阶级的下层才看这种书,真正的“成功人士”则从来不看,这种书籍的流行体现了中国现在社会青年的文化状况。
  而这句话的流行自然是体现了我国新闻人的文化状况:谁动了我的童话?(CCTV社会记录原文),谁动了我的“网络宝贝“ 天津首例网络虚拟财产案,精彩评测:谁动了我的免费邮箱?,谁动了我的婚纱——赵雅芝的新喜剧《嫁错妈》,谁动了我的手机帐单?谁动了我的存折?——银行私自扣款10000元储户怒上法庭讨说法……
  google搜索:约有 34,600 项符合“谁动了我的”的查询结果。(全文阅读)

让黑白老照片变成彩色的
    相信大家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不少给黑白照片上色的教程,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上色的方法。
    相信大家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不少给黑白照片上色的教程,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上色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看对比的效果如图:(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倪梁康:《十二怒汉》VS《罗生门》
  我想先用两个具体的电影故事做引子,来导入需要讨论的较为抽象的问题:一个是黑泽明导演的日本影片《罗生门》。它于1951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奖,如今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几乎无需再重复:武士金泽武弘与妻子真砂在旅行途中遇到强盗多襄丸,真砂被强暴,之后武弘被杀。对这一事件具体过程的事后描述,在被控杀人和强暴的强盗多襄丸、武弘的妻子真砂、召唤武弘灵魂的灵媒、目击证人行脚僧以及发现武弘尸体的樵夫壳那里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是说法却有很多。由于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视角,每个人在叙说这个过程时都有所隐瞒和有所编造,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电影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相。它似乎是无法再现的,至少无法通过众人再现。
  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表达了这个嘲讽。
  有一种如今越来越常见的观点认为:所谓真理,仅仅涉及与自然界有关的认识,例如1+1=2。它们是无法用多数票来决定的。在社会生活领域,是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真理可言的。民主政治只是通过讨论、商谈(Diskurs),来使那些本来是意见(doxa)的东西变得像真理,变得像认识(episteme),例如正义、公平、平等、责任、善等等。但民主政治的最终目的不是真理,而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满足。在当今时代,这已经代表了主宰的时代精神。坚持认为真理可以被认识的思想家(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有之,他们也会认为这种认识只可能是单个思想者或少数几个思想者的事情,它与大众是没有关系的。
  但悉尼·卢曼特1957年执导的美国影片《十二怒汉》却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故事,他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个片子在1957年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影片开始时,它向人们摆出一个似乎与1+1=2同样明显的事实:一个少年杀死了他的父亲;有人看见他举刀杀人的过程,有人听见他咆哮杀人的过程,有人指证他从小就有嗜好暴力的前科。因此,在12个陪审员中,11个人几乎是毫无保留地确信这个少年就是弑父者。但八号陪审员仍然要求讨论这个案件。他在别人认为是明白无疑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异议。在夹杂着愤怒和咆哮的讨论中,原先被认作明晰确然的案情一步步显得可疑。最后的结果是12个人都同意,判定少年无罪。整个讨论和分析过程非常细致,耐人把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部电影都涉及谋杀、审判,都涉及个人伦理价值观的表露,但《十二怒汉》的命运却不同于《罗生门》:《十二怒汉》遭到的误解太多了。无论是把它看作伦理片,还是法律片,都是过于表浅的理解。我想把它称作“政治哲学片”,因为它的主旨在于对一个政治哲学内部之“紧张”的勾画。不仅如此,它比《罗生门》更进一步,因为它还表达了对如何处理这个紧张的基本态度,或者说,指出了如何处理这个紧张的可能性。(全文阅读)

沈坚:漫说日本人的文物意识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啻一个民族心声的流露。如何看待建筑,自然也可揭示人们对待文化、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必会尊重历史上任何时期人们的创作,尊重不同时期留存下来的各种建筑及审美的情趣,不会因其不适合自己眼前的功利之需而不问青红皂白恣意毁弃。时至今日,日本各地的民居在外形上大都始终保持着自身民族传统的式样,只在内部装修上作了相当的改善。相比之下,我们日渐富裕起来的江浙农村不少民居的改建中,却在否弃传统,显露了一种刻意仿求欧美风格的畸形心态。从砖木结构的古代建筑,到近代开埠西风东渐后涌现的西洋式建筑,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十分精心的保护,令人感佩。然每当想起梁思成先生出以维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博大胸怀,当年竟能在二战的连天烽火中以一纸图样改变了美军飞机轰炸的行动,保住了日本故都京都、奈良,却难以阻止拆毁自己古都城墙的不智之举,终不禁怅然。
  日本人对待文物,大至建筑,小到文献、日常器具,无不呵护备至。文物再老旧,却绝不破烂肮脏,有时竟能保持簇新的本来面目。一次,我们在广岛大学看到校档案馆的管理人员正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在布置展柜,据说是为了定期向学校师生展示馆藏的珍品。那天拿出展览的是一幅江户时代诸侯呈送幕府的地方物产示意图长卷,黄色的毛边纸上写有工整的汉字,还绘着彩色的动植物图像。其色泽艳丽,不见污渍折痕,观之,有如昨日刚出版的荣宝斋水印新品,而绝想不到竟是二三百年前之物!
  在日本人看来,许多曾为人们使用过、带有某种时代特征的物品,哪怕再普通而不起眼,都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值得保存收藏,进行研究。文物的涵盖面因而明显扩大了,足可化腐朽为神奇。我在广岛的宫岛码头候船时,注意到附近绿地里陈列着一只退役的旧螺旋桨翼轮,周边围以不锈钢护栏,旁立一块铭牌,详细标注其尺寸功能,说明这只螺旋桨于1984—2003年间曾被安装在开往宫岛的游船上使用,近因轮船新建扩容,马力加大,旧螺旋桨不敷应用而退役,云云。但这只旧螺旋桨拆下之后,并没有像一般废品那样被简单弃置库房或卖作废铁,而仍惜之如故,尽量挖掘、利用其潜在价值,转而作为文物向公众展示。似乎是不愿轻易离舍这位替人们服役多年的老朋友,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一点实实在在的遗物,好让五十年、一百年、三百年以后的人们见识一下20、21世纪之交作为游船推进器的螺旋桨翼轮是个什么模样。这是一种多么情意绵绵而又目光深邃的考量呵,亏他们想得到。(全文阅读)

古镇手艺人!
    在古镇上,生活着一些手艺人,他们秉承了父辈言传身教的原始手工工艺,精心制作各种手工制品,这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也是古镇旅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随着乡镇城市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古镇人的生活,也许有一天人们不再使用这些东西,那时候他们的手艺会不会失传?正在升温的“古镇旅游”热,会不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生存空间......
    图1:纳鞋底
    穿过这种老布鞋吗?舒适、轻便、还不汗脚,它那厚厚的鞋底可是一针一针地衲出来的哟!(全文阅读)

历经多年浮出水面 贾樟柯解禁内幕
    在上周末威尼斯电影节宣布《世界》入选的消息后,贾樟柯利用南下的机会配合我们完成了这个搁置已久的采访。
  今年年初,自贾樟柯解禁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世界》在深圳开机后,记者就对他进行了跟踪采访,试图解密他历经多年浮出水面的故事。然而,从春天等到夏天,贾樟柯一直忙于拍摄,每次接受采访时都是三言两语便匆匆结束,于是,记者在这期间采访了与贾樟柯密切合作多年的上影厂策划马宁等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贾樟柯自拍摄《小武》到解禁后新片通过审查的幕后故事。文章因为没有通过主角贾樟柯的“审批”,搁置下来。那时的他还不想这么高调地来讲自己的身世浮沉,至少在《世界》未获审查通过之前。
  惟有等待。我们和贾樟柯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他在等电影局的“盖棺论定”,记者在等他这位当事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大家都遵照程序走,直到几天前,他赶上了威尼斯,而我们赶上了他的好心情,因此成就了这个解密故事。
  “从第一部片至今,不论是荣誉还是失去,起起落落都是电影本身在起作用,与我被禁不相关。电影是让人看的,我的背景还重要吗 通不通过,我的东西都不会变。”
  “拍第一部电影时想法很原始,没想过要与观众见面,想拍就拍了。所以被禁那时我反复向电影局说明,我拍《小武》时真的不知道还要走那么多程序,但他们不相信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
  “他们(电影局)效率很高,提出三条修改意见都是我能接受的。我看到了一种努力,他们的工作方法、对电影的认识都灵活了,尽量在配合尊重制片方,如果按电影工业规律这么做下去,我会很乐观。”
  2003年12月为《世界》而悬心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贾樟柯独自漫步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那晚的月亮很冷。(全文阅读)

夏威夷吉它曲精选《我全部的爱》
    如果要说哪一种乐器在当代流行音乐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答案必定是吉他。从最传统的空心吉他、到造型酷炫的电吉他,从浪漫、哀怨、激情到狂野,它几乎是无所不在,即使是理性的电子合成音乐,也依然少不了它。来自中国的夏威夷吉他大师姚忠,经过了三十多年锤炼和感悟,在今年与中国香港音乐精英联手打造推出了《我全部的爱》。
    初听夏威夷吉他,难免和平时接触较多的西班牙吉他做个比较。西班牙弹法颇似琵琶,而夏威夷弹法多在弦上滑奏,发出有似独弦琴那样的滑音,两者风韵截然不同。夏威夷吉他少了一份欧洲人的夸张与急促,而多了热带岛屿的宁静,悠闲。没有斗牛士的紧张刺激,夏威夷吉他婉转地诉说着沙滩与椰林的故事。独特的弹奏技巧,独特的地域文化,使得这张CD不同于其它一般市面上的吉他曲集。
    这张专辑曲目十分亲切,原汁原味的热带风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感受了一番。《海之诗》可以说是为夏威夷吉他度身定做的。旖旎的夏威夷风光,大海拍打着沙滩,能通过音乐来表达这一切的只有夏威夷吉他了。在《新爱的莱兰尼》中,夏威夷吉他充分表现了其独特的滑音,细腻而轻快,仿如曲中描写的少年和快乐的海岛生活。……(全文阅读)

性格肖像摄影150年精选(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被“契卡”安插在高尔基身边的红颜知己
    翻开被克格勃长久封存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位人物,原姓名布特勃格·扎克列夫斯卡娅,婚后姓名布特勃格·本肯多尔娃。生于1898年,爱沙尼亚人。除本民族语言外,讲俄语、德语和英语,长期生活在伦敦,1920年起任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私人翻译和秘书,并与该作家在国外共同生活了12年。为怀念这位无名分的“妻子”,高尔基曾写过四卷本的名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长篇小说。
    (一)
    1918年,彼得堡的冬天。布特勃格只身一人从英国伦敦回到了离别多日的家中。
    而此时,她家的庄园被当地造反的农民们霸占了。她的丈夫不服,去与他们理论,结果遭到一顿毒打。3天之后,丈夫因伤势加重且无处医治,便含恨死去了,丢下的孩子被家庭教师带走了。在历尽艰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布特勃格于1919年底参加了她并不十分熟悉的“契卡”情报组织。
    经过“契卡”总部的长期观察,根据布特勃格端庄秀丽、干练文静、能讲多种语言,且有良好的文化教养等特点,决定安排她以“情妇”的角色长期监控思想活跃,并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非布尔什维克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时,虽然高尔基没有直接参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活动,但他是支持这一创世纪的革命行动的。不过,当苏维埃取得政权后,他曾对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做法表示过怀疑,如苏共对中间势力的欺压,对农民政策,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及对文化界、知识界人士行动的限制等。高尔基的思想意识引起了布尔什维克核心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具有崇高威望的高尔基能坚定地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内,并在苏维埃政权初创阶段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决定对高尔基实行秘密的全方位监控。而负责执行此任务的单位———“契卡”国家政治保卫局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监控办法,即挑选条件具备的女特工,以“情妇”的角色靠近高尔基,并时刻掌握他的思想动态。这位女特工的最佳人选便是布特勃格。(全文阅读)

丽贝卡·米德:齐泽克——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
    ……齐泽克从不放过任何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统统将其理论化。此外,他还是反直觉观察的大师。例如,他曾经批评那些宣称美国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理论家。他指出,美国的工人阶级依然存在,而且可以在中国找到。他还注意到,电梯的“关门钮”无法加快关门的速度,它只是给按动按钮者提供了错觉,让他们觉得自己行为富有成效而已。和齐泽克的许多观察一样,这种洞见会永久改变人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乘坐电梯),尽管我们未必一味惟齐泽克马首是瞻。齐泽克把上当受骗的按动按钮者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无助的公民相提并论,这些公民觉得自己通过投票参与了政治进程,但是因为两个政党已经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些公民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可言。齐泽克的目的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下列两者融为一体: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像的方式。他喜爱的论证方式是悖论,他喜爱的表述方式是杂耍演员般的大话连篇,但这些都是以虔诚信仰的外表维系着的。
  构成齐泽克思想的两大理论基石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他是一位法国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在斯洛文尼亚,对雅克·拉康著作耳熟能详的人数,与熟练使用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数相当);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肯定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政治实验的价值,现在几乎人人都把这场实验视为一场灾难。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家,世界上的好客之地并不太多。在这些地方中,能让拉康化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宾至如归的,是美国大学的英文系。那是左翼信念的孤苦伶仃的前哨地带,在那里,激进社会主义大概会像激进果食主义(radical fruitarianism)那样生根发芽。在那里,齐泽克是一位声名大噪、胃口大开的客人,他毫无矫揉造作之情。他在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的卡多佐法学院(Cardozo Law School)做过访问学者,并在美国各地发表过演讲。在伯克利任教的朱迪斯·巴特勒说:“人们一直焦虑不安,因为这么多的社会理论和文学理论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他们真的无法与其发生关联。但是齐泽克热心于通俗文化研究,以此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许多人感到欣慰,因为他能同时谈论阿尔都塞和电影《角斗士》(Gladiator)。”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是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自由研究部主任,齐泽克六年前曾在那里做过客座教授。他对齐泽克的评价是:“在美国学界,他就像从天而降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全文阅读)

海豚救人之谜:是一种本能还是受思维支配?
     在人们的心目中,海豚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动物。不过,人们对海豚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它那见义勇为、奋不顾身救人的行为。
    历史上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海豚救人的美好传说。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曾记载过一件海豚救人的奇事。有一次,音乐家阿里昂带着大量钱财乘船返回希腊的科林斯,在航海途中水手们意欲谋财害命。阿里昂见势不妙,就祈求水手们允诺他演奏生平最后一曲,奏完就纵身投入了大海的怀抱。正当他生命危急之际,一条海豚游了过来,驮着这位音乐家,一直把他送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这个故事虽然流传已久,但是许多人仍感到难以置信。
    1949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律师的妻子在《自然史》杂志上披露了自己在海上被淹获救的奇特经历:她在一个海滨浴场游泳时,突然陷入了一个水下暗流中,一排排汹涌的海浪向她袭来。就在她即将昏迷的一刹那,一条海豚飞快地游来,用它那尖尖的喙部猛地推了她一下,接着又是几下,一直到她被推到浅水中为止。这位女子清醒过来后举目四望,想看看是谁救了自己。然而海滩上空无一人,只有一条海豚在离岸不过的水中嬉戏。近年来,类似的报道越来越多,这表明海豚救人绝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
    海豚不但会把溺水者推到岸边,而且在遇上鲨鱼吃人时,它们也会见义勇为,挺身相救。1959年夏天,"里奥·阿泰罗"号客轮在加勒比海因爆炸失事,许多乘客都在汹涌的海水水中挣扎。不料祸不单行,大群鲨鱼云集周围,眼看众人就要葬身鱼腹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成群的海豚犹如"天兵神将"突然出现,向贪婪的鲨鱼猛扑过去,赶走了那些海中恶魔,使遇难的乘客转危为安。(全文阅读)

吴清源:我曾和段祺瑞下围棋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上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全文阅读)

项苏云:我与父亲项英的十二天
    我平生与父亲相处,只有短短的十二天时间。
  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我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亲并不在我身边。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要去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于是就把我托给了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说他的孤儿院老收共产党的孩子,就强行把它关闭。没办法,陶行知就把我送到了他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
  其实我最初不叫项苏云,而姓张,叫张苏云。因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姓项,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变后,才改叫项苏云的。陶行知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老师对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行知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
  我是1938年初到的延安,也就是在那一年见到了父亲。
  陶行知先生当年在新安组织过新安旅行团,是中国进步组织的外围组织。他把学生组织起来,一边演戏、一边抗战。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日本鬼子很快就过来了,我们在淮安就不能呆了。1938年初,校长汪达之让学校的郭青老师把我带走。当时汪校长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郭老师并不知道。汪校长就对郭老师讲,你把这个张苏云带到西安去,到了之后,告诉我,我再回信告诉你怎么办。我记得当时学校里还有一名姓查的同学,也没有父母管,但校长就只让郭老师带我走。我们从淮安出来,到徐州上火车。当时战乱,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我们辗转到西安之后,郭老师就给汪校长写信。可当时汪校长他们也是避难当中,所以他接到信很晚,一个月后,我们才接到他的回信。这一个多月当中,我们就在西安苦等,钱很快就用光了。没办法,郭老师就找地方,看人家有没有用老师的。一个月后,信来了,郭老师一看信,才知道他带着的这个女孩子是项英的女儿。(全文阅读)

珍宝岛与林彪事件
    曾经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老毛,那句“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的论断被他的拥趸们引以为荣地赞颂了半个多世纪。而那些面对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从容运筹的故事,更不知被传诵了多少遍。可是,老毛的另一些故事,却被人“遗忘”殆尽。
    1968年8月20日夜,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作为附庸的还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的军队。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强烈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径。不过,老毛显然忘记了,出兵镇压“兄弟国家”的先例,恰是老毛首先主张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正是老毛的强烈主张,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人民。到中苏辩论时,中方还在指责苏联企图把社 会主义的匈牙利拱手让给反革命,而老毛更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功劳。如今,轮到老毛体会这个意识形态高于主权的滋味了。那么,苏联会不会出兵干涉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呢?
    自从1964年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了对华强硬的路线,首先同蒙古签订了《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接着按照条约规定,在距北京仅数百公里的蒙中边界地区部署了45个师的兵力。中国从1965年起也在边界二至三百公里的“二线”驻扎了近60个师的兵力。
    外交与内政是分不开的,文革期间,国内武斗愈演愈烈,“三支两军”的军区和野战军也发生尖锐的对立,突出事件就是武汉“720”。人民 解 放军在“三支两军”中蒙受巨大的形象损失,中国破天荒出现了一个“反军派”,而林彪首先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原本只为夺取军权服务的,未料导致矛头对准军队合法化了。这在“三支两军”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前的军队几乎神圣到“高山仰止”的地步。而且,在“三支两军”过程中,一贯不可一世的军人也暴露出凡俗的一面。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军队“支左”的行动绝大部分恰好继续了原来“走资派”执行的“反动路线”,甚至更甚,青海赵永夫事件就是例子。
    毛处于投鼠忌器的境地,“二月逆流”曾经使他震怒,但各地“三支两军”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初衷背道而驰,直至发展成“武汉事件”,毛本人也被迫仓皇离开武汉。任何一个被打倒的“党 内走资派”也没有陈再道那样的“业绩”,毛却容忍了。反过来收拾与军队对立的造反派,他视军队为生命可见一斑。
    珍宝岛一战压根儿就是国内需要打的,与“反修”根本扯不上边,因为这样的战事不可能伤及“苏修”的皮毛。当时的国内需要是:1,局部对外战争可以转移国内视线,让混乱的国内局面得以扭转。2,恢复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后声威的损失,使国内人民继续与军队“鱼水一家”。3,结束“文 革”,使之“挺着肚子下台”。1967年9月就“胜利万岁”的文 革,尚未从组织上解决问题;11月就通报全党的“九大”筹备,拖了一年。打一仗“冲喜”有利。4,局部战争有把握。兼之1968年秋冬,两枚中程导弹试射成功,至少有震慑作用,使局部战事不会扩大。5,1968年国家经济已到崩溃边沿,不仅民间怨声载道,管经济的高层也牢骚满腹,老毛不得不转移视线。(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为纪念殷海光先生
  ……时光荏苒,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经33年。这33年来,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面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殷先生一生奋斗所显示的精神,至今仍有重大意义。殷先生的躯体虽然已经消逝33年了;但他的精神却持续长存於天地之间。具体而言,他的精神展现於他追求的理想,以及他在追求这些理想的时候所秉持的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1)理想
  殷先生服膺五四初期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常喜徵引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趋向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来说明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没有办法限制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他认为中国经过各式各样天翻地覆的革命以後,到头来益发使人知道,建立类似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宪政,以及发展建基於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的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櫫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用殷先生在他逝世之前26天,於身心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以口述方式为他的《文选》记录下来的〈自叙〉里的话说1:
  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obscurantism)、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的浸润在我这些文章里面。但是,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2)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殷先生的这些理想并不是说说就算了,他是以生命来肯定和坚持这些理想的。殷先生说:「本乎理性的认识而建立的信仰,是值得用生命去保卫的。」2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上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後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全文阅读)

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变为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变为共和政治(或立宪政治)谓之政治革命。经济制度之社会变为劳动制度之社会;私有财产之社会变为公有财产之社会谓之社会革命。凡此革命之发生与成就,皆有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之故,非可以模拟而企图之也。若以模仿之故,企图革命,则其革命或不能发生,或发生而不能成就。吾人苟于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考其所以发生所以成就之故,则我国政治革命之所以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发生其原因可以了然矣。
  凡一事实之发生与成就必以智识与势力为基础。例如吾人食一苹果,必先有苹果可食之思想,而后举手以摘之。夫知苹果之可食,智识也;能举手以摘苹果,势力也。二者合,而其事乃实现。若仅知苹果可食,而不能举手以摘之,是有智识而无势力;或能举手以摘苹果,而不知苹果之可食,是有势力而无智识,二者不相合,虽三尺之童,知其事之不能实现矣。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其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者即智识与势力之结合体也。然则其智识与势力如何结合,固吾人所当考求者也。
  原始社会之人类,各自劳动以谋生活。其武力之优秀者,渐渐占势力于社会,成贵族阶级。而智力之优秀者,又凭藉其智识,以自奋于社会之间,成智识阶级。贵族阶级欲以其势力支配社会,不能不有智识之为之辅;知识阶级欲以其智识支配社会,不能不有势力以为之用。于是为贵族者亲师重道、以吸收智识,是谓贵族阶级之智识化;有智识者亦取得权位、具有势力,是谓智识阶级之贵族化。二者相结合,而第一期之文化始成就。当其盛世,明良相继,文化蒸蒸日上,我国五帝三王之治、汉唐宋明之开国或中兴,罔不由此。希腊、罗马之全盛时期亦然。此期之文化为武力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贵族阶级的文化,常带有贵族的色彩。以贵贵、尊贤,尚礼仪,重门阀为其标徵。(全文阅读)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杜亚泉在任主编前就已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初两篇文章是《物质进化论》和《伦理标准论》,接着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就这些文章看,他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九一二年他在《减政主义》一文中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他认为政府对于社会,只能养其活力的源泉,而不要使之涸竭;只能顺其发展的进路,而不要设置障碍。只有这样,社会的活力才得以顺畅发展。所以政府在教育事业和工商事业方面,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自己去经营工商事业。要使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章中(《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个人与国家之界说》等)亦多有阐 发。
  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展。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近年来,海外学术界重新探讨了黑格尔等市民社会理论,大多认为如果无条件地承认国家至上独尊的地位,就会导致国家对人民权力的剥夺或侵吞。杜亚泉在《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中,也批判了国家主义"强他人没入国家"与"强个人没入国家"的现象,说这是"侵犯他人的自由,蔑视基本人权"。他在《论思想战》中,把这种自由思想阐发得更为透彻。这篇文章提出四项原则,前面两条说的是开浚与广博思想,属于思想修养的问题。后两条,一条是"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另一条是"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观点,固然来自传统资源,但杜亚泉使它和现代民主思想接轨。数十年后,胡适声称他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那场论战中和杜亚泉站在对垒地位的陈独秀,到了晚年也说,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但他在那场论争中,曾经是多么疾言厉色地批判了杜亚泉。杜亚泉写的《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中提到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他在"五四"前后就提出这些看法,说明他的思想敏锐,这使他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的地位。(全文阅读)

除魅时代的公共哲学
    ……如何概括这种沧桑之变给人类造成的处境?有着古老传统的政治哲学,对此做出过什么回应?莱斯诺夫(Michael H. Lessnoff)在其《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一书中,是用韦伯的"除魅"和"合理化"来作为这个世纪的基本特征的。我们对前者已十分熟悉:这个世界的精神生活已经失去统一性,或者说,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它有统一性――这个世界不再是"上帝的花园",甚至连一座杂草丛生的花园也算不上,因为没有园丁(上帝)来照料它,它只是一片无主的土地。
  自然法观念在20世纪政治哲学中的衰微,便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它所带来的结果是,政治合法性失去了一个最强大的来源:它无法再把维护信仰作为自己的任务,也不能再以某种神学目的论为自己的辩护。也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使然,上帝代用品的出现是必然的。各种意识形态诱惑,各种集体主义的(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选择,生动地反映着这个世纪精神错乱的局面。
  做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与这种信仰统一性的消失同时出现的,是人类所掌握的"理性化"手段大为增强。马克思曾把它视为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最强大的武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会让我们进入一个人人得享真正自由的平等社会。但是,社会的演化过程并无物理意义上的"必然性"可言,实质性的"自由",即对必然性的掌握,反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相反,成了一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理性化"过程又使人类获得了达到各种往往相互冲突、并无客观标准可言的目标的更大能力。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成为人类近代以来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莱斯诺夫认为,既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又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自由主义,是给韦伯的除魅困境提供的一个答案。因此他这本书的选择范围,是一定会引起争议的。他以人物分章,但入选者却十分有限。他显然不想一览无遗地讨论本世纪政治哲学所有重要的思想流派,一度颇具影响或广受欢迎的不少理论家,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影响"经常不只是来自思想的内在品质,而且还来自时尚"。所以我们在该书中找不到存在主义者、现象学家、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这一庞大军团的踪迹。那些把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蒂或德里达视为严肃政治哲学家的读者,难免要对此感到失望。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可以把此书作为一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总结20世纪政治思想的著作来阅读。从他所选择的人物和表述的倾向性,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在作者眼中,本世纪"最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包括哪一些人呢?(全文阅读)

林国荣:古今之争中的伯林
  伯林通常以为人们所熟悉的对自由的两种区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而著名,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为消极自由建造了一座坚固的防护性“城堡”,这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政治权力惊吓的被统治者来说,差不多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原因是这座消极自由的“城堡”拥有继承自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道义上的至高点。
  伯林肯定不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区分的人,远自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词我们就能见证到这两种自由的隐约的“不和”。在那里,雅典城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劝戒”妇女们不要为在战争中阵亡的自己的亲人哭泣,伯里克利的现成解释是:“英雄有大地作他们的坟墓。”生活在消极自由“城堡”当中的现代人很难理解伯里克利的这种“专制”行为和言辞。但无论如何,强大的罗马人也同样规定“妇女”不能因为死亡了亲人而在罗马城中发出哭声,并且罗马人把这项法律铭文于“十二铜表”之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到19世纪末,西奇威克在他的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的著作中讲到个人自由,他首先提醒我们,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指对某人的行动缺少一种外在的阻碍,这种阻碍要么是一种“物理的强制或限制”,或者是由于“害怕痛苦的结果”而禁止我们行动的强制性威胁。这个提醒构成了功利立法原则庞大改革浪潮的一个侧面。一旦理解了这个提醒的近似于反讽的真实色彩,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认为公民的自由仅仅在自由国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的想法,几乎是荒谬的。伯林在谈及“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一节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伯林暗示:有关个人自由的真理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并不一定必然与统治的形式相关系,因为一个代议制立法机构对个人自由的妨碍是完全可能比一个专制君主还要多。
  在谈论“希腊个人主义”这一核心章节中,伯林提醒那些仍然自认为深受专制立法行为迫害的人:关键在于如何去理解“强制”这一根本性概念。我们知道,甚至在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代,卢梭也坚持认为,强制一个人学会自由,这是合法的;途径就是教育和惩罚。霍布斯在其《利维坦》回应哈灵顿的章节中,几乎是讽刺性地提到了卢卡自治共和国及其公民对其所培育的“合法性自由生活”的幻想。他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卢卡城的塔楼上用大写字母写下了至今还存在的‘自由’这个词”。但作为普通公民,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去相信,他们要比从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之下有更多的自由。原因是他们没有懂得:对个人自由来说,最要紧的并非是法律由谁制定,而是它的程度。所以,“无论一个共同体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自由是同样的。”(全文阅读)

罗云锋:兄弟我是一个神经病——阅读章太炎(札记)
    一、学术与政见
    在章太炎看来,学问和政治是应该分家的,不能因为政见上的差异而影响学术上的正常争论,反之亦然,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学术上自可各抒己见,据理力争。然而这种争论并非“雠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而是“一本至公”(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即这种争论其实出发点和宗旨是一样的,其本意在于“昭去取之至公”,就是说要救世和经世致用,因此实际状况就可能是“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尽管在对于如何救世和经世致用的观点和途径上有不同见解。要言之,两者都是在“言公”的层面“为天下计”,而非为个人利害计。所以章太炎尽管与康有为在政见上有异,但仍然强调“执是非以相争”,反对“藉权奸之伪词以为柄”,认为那样做“则何异逆阉之陷东林”,因为康有为毕竟“犹不失为忠于所事”。所以他在《〈翼教丛编〉书后》甚是赞许水心与元晦的做法:“元晦与水心平时论学则相攻,及谗臣以道学之名倾轧元晦,则水心又力救焉”——因为两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答康有为书》)——而极不主张逞私人意气论学,学问政治分途,平心论人。众所周知,章太炎与康有为分别治古今文,学说本来分途,但章太炎并不以此为意,说:“持正如工部,余何暇与论师法之异同乎”。章太炎所谓“持正”,就当时语境而言,当然是指所谓的“黜周王鲁,改制革命”,而如果大而言之则是指事关于国命民瘼的“公”的层次的“大道”。与此相对,章太炎所反对和必然与之“割席”的就是那种“聆其言论,洋洋满耳,及叩其指归,脔卷逡巡”的“乡愿”和“脂韦突梯者”了。所以,章太炎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的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人的道德根性上,即道德人心。所以他说“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 (《答康有为书》)(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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