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一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林思云:中国人需要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
    足球亚洲杯今年在中国举行,是中国体育的一件大事。可是在日本队出场的重庆济南赛场,出现了部分球迷起哄、谩骂、做手势侮辱日本队,甚至对日本的国歌喝倒彩,这些在日本的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有人在球场看台上打出“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的政治标语,简直把足球赛场变成宣传政治主张的舞台。
    事后中国政府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少数球迷的偏激行为。”在足球世界,球迷闹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各国都发生过激动的球迷制造暴力事端的闹事。与其他国家的球迷闹事相比,中国的球迷还算是比较“老实”的。然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少数球迷的闹事,而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球迷闹事的赞同态度。
    很多人为重庆济南球迷对日本队喝倒彩的过激行为叫好,认为他们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向世界和日本展示了中国人不喜欢日本的心情,是一件大快人心的爱国好事。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咎由自取,他们应该在足球场遭到报复。对反日球迷的过激行为持“赞同、叫好”的态度,可以说是大部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然而中国人的这种“主体意识”背后,却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缺乏一种叫做“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精神。(全文阅读)

吴思:中美官场比较——序《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
    审校者找我写这篇译序,是因为我写过一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潜规则。而这本美国人写的书,介绍了美国官场中的赢家策略和幕后规则。两个大国,同一个领域,同样一些未必明说的东西,究竟有何异同?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的东西。
  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期间,他发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要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作者为自己的参议员老板起草了一个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指标自动挂钩。请猜猜看,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个有利于劳工的提案将持什么态度?——按理他们应该支持这个提案,实际上他们却否决了这个提案。
  后来,作者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每隔几年,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选民踊跃地支持自己。假如他们同意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挂钩,而不用每隔几年提一次新的提案,他们就会失去这个赢得选民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中国历史中官兵养贼自重的悠久传统。把贼剿完了,自己就再也没有立功升迁和捞油水的机会了,说不定还要失业。有人甚至用这个道理解释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狡兔死,走狗烹,捉了诸葛亮,司马懿也就死到临头了。
  这类故事的美国版似乎很常见。作者说,七十年代早期,一位众议员提议,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专门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各位议员的办公室从一项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即帮助家乡选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任务。看起来这是很不错的主意,马上就有许多议员签名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戏,那些资深议员不肯设立一个专职官员与自己争夺荣誉和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代理人与主人的差别,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差别。代理人或代表们无论如何热心,他们毕竟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他们的饭碗依赖于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保证让主人的难题继续存在,他们才不会有失业之虞,才有做私人交易并谋取私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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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编者按:20年前,中国的改革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序幕。2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局部地方,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去解决。监利由一个乡党委书记的信引发的改革说明,这些问题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我们深信,九亿农民兄弟,正在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封寄给国务院领导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写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
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全文阅读)

刘荻:为什么民族主义难以理性——评《潜流》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这本书,从各个方面对现今颇为“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民族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缺点:它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本身,是很难能有所帮助的。其原因在于,这本书的前提假设是:民族主义是理性的,因此我们可以与他们进行对话。但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民族主义是很难理性的,我们也是很难和他们对话的。
        什么是“不理性”,我先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笔者就曾在某种情况下遇到一位女士,该女士心中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即无论无论你生活得如何痛苦,也无论你未来的孩子会生活得如何痛苦,一个人都应该尽量多生孩子。这位女士就是不理性的,因为她不是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她所表达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需要,而是基因的需要--基因的需要就是尽量把自己传播下去--她只是基因的奴隶而已。而且你是无法与她对话的,因为她并不清楚自己这样想的原因,而只是认为这样是“天经地义”的。基因没有智力,它只能深藏在你的无意识和无数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暗暗地起着作用。我们不能与基因对话,我们只能与“个人”对话。但是当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基因的工具的时候,这种对话显然是无效的。我把这种对话叫做“撞到了集体无意识的软墙上”。所以,当一个人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而是受到无意识的支配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不理性的。
        和民族主义者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上面的例子。 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不仅仅有基因的欲望,还有无数的“原型”。例如“神”的原型。今天,这通常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但也有人将自己内心中的神向外投射到不合适的对象,比如领袖、国家、民族、集体等等上面,这就导致了领袖崇拜、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人渴望回到神的怀抱里、失去自我意识的欲望,投射到上述对象上,也就导致了为领袖、国家、民族、集体献身的狂热、狭隘和煽动。失去自我意识,就能够达到与“神”,与那些“神圣”的东西同一,小我熔化在大我里面。但是失去了自我意识,不再是个“个体”,也就不再是人了,这时一个“人”只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工具,而无意识是没有理性的。神是超越一切经验、价值和真理之上的,因此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的价值也是超越这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价值;神是超验的,因此你无法用经验和理性去说服他们。我们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出这是无意识中的投射的结果,但一个人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投射的,因此他只能和上文提到的女士一样,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与民族主义的对话往往是无效的:我们所假设的对话对象是有理性的个人,而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消灭了个人的集体无意识,对于不是人的东西,我们是无法与其对话的。(全文阅读)

古清生:中国人特别擅长干大事!
    近几年去大江南北考察乡土美食,走过许多城市,就发现一个规律,每一个城市都是大街建得好,豪华、整洁、漂亮,小街就破烂、杂乱、简陋,连酒店也是这样,越大越好,越小越差。在大地上走得越多,发现也越真切,中国人特别擅长做大事,小事往往做得比较糟糕,近乎成了一个规律,比如说明代的大型军事工事万里长城,我从山海关看到嘉峪关,巍峨壮观,绵延万里,但是明代的步兵单兵作战兵器却不怎么样。到了当代,情况不是有所改观,建了三门峡大坝,长江还有其他江上都建了许多大坝,正要南水北调,要让北方变成江南,却是修不好北京城里的下水道。石油开采是一个大工程,从东北盆地到西北沙漠,都建起了大油田,现在能够在东海与南海进行海上开采了,却无法遏止小煤矿的频频矿难。
    中国的太空飞船载人遨游了太空,两弹一星则是40年前的事情了,这样尖端的大项目一点也难不倒中国人,只是地上跑的小汽车,到现在还是绝大多数国际品牌,只有少数低级的小车是国内自主品牌,且是中国人能造小车了,却是又造不了做车壳的铁皮,这些铁皮还去日本进口。中国人造过银河系列大型计算机,然小PC机却都是从台湾运来贴牌卖的,台湾人自然也是中国人,所以台湾的PC机尽管在世界上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但那更小的小机芯却非自己所造。中国的作家特别能写长篇小说,新长篇小说年出版千部以上,可是书市上很难找到几本精美的小品短章。中国人盖的大学真是豪华气派得很,然与此对应的是小学多危房。中国的科学家能产世界最多的论文,却没写出PC机上的小小操作系统。中国人在长江上建了20几座长江大桥,令南北天堑变通途,但常有支流小河上的桥梁坍塌的传闻。中国人将老虎豹子打没了,苍蝇蚊子还不少。(全文阅读)

淮生:世界上从来没有富裕的奴隶
    一, 为什么说许多“三农专家”在农民问题上舍本求末?
    在2004年的元旦,有一位叫温铁军的“三农研究专家”被央视经济频道评定为“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研究农民的人上年度十位入榜者之列,据说这是首次。我觉得这事挺好,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农民的生存处境关注。但是我也要借此说说我的一些遗憾,因为我看到许多的“三农专家”舍本求末地做事,在搞些注定不会有结果的无用功。
  如果把“让中国农民摆脱生存危机”比作建楼宇,那么一些专家不设法去打牢地基,却在试图去探索一种在沙滩上建高楼的方案,这注定的行不通的。作为一介农夫,在这里评议“喝过洋墨水”的温铁军和温铁军们,是要冒点险的,易被人指斥缺乏自知之明。可是我觉得:现阶段在中国,对农民问题的求解也好,其它问题也好,拼的不是学问的多寡,不是阅历的深浅,拼的是对常识的认知、尊重。常识,就是我们先人说的“道”,就是吴思说的“元规则”。我今天要说的常识就是:夯实地基,是盖楼前的必要的、不可逾越的步骤;今天要说的常识就是:一个人(尤指农民)的自由,是一个人(农民)富裕、幸福的前提;因为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产生一个富裕的奴隶;农民穷、农民处在无边的苦难里不能自拔,就是缘于他们陷在奴的境地里不能自拔。
  二,中国农民的穷到了什么程度?中国农民的富有多么的脆弱?
  中国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里的占有比例不高于4%。经过我简单核算,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是1:3(即25:75);财富拥有比例是96:4;农民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这充分说明了:相比城市人,农民真是一贫如洗。另一个类似的结论也是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得出的,他们根据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得出了一项让中国人羞耻的世界之最:以城乡为界划线的中国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处在“世界最高”!也就是说: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农民是这个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倒霉蛋!或许,设计“基尼系数”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先生不会想到,用他的统计方法在对中国城乡的财富分配时倾斜得太离谱,以至使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产生了修改统计的想法。
  农民的确很难富裕——大家都看得见: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仍然处在黑暗无际的穷困里;苟且地维持最简单的生存;即使是少数个别的农民大富了,他们的富裕也是极其脆弱的,随时可以被剥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有多户,如刘杰,她家价值近千万的家产被地方官员洗劫一空,现在她还在满怀悲愤地在持续著数年的上访生涯。(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可贵的实践:经济学家办保姆学校
    学者们当初的理想是,以学校为桥梁,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经济学家们没想过在这个学校赚钱,但同样不想赔钱,“如果赔本,就说明这条路失败了”(见2002年4月9日中国青年报《大学者办起保姆班》)。 
  茅于轼亏本 
  “我们5个大股东,先投了40多万元,后来又以个人名义借给学校60多万元,两年过去,这100多万元全赔进去了。”茅于轼说。 
  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4月,坐落在北京郊区通州。学校的使命是对农村来的17至40岁的女性进行家政服务方面的培训,并负责给学员们安排工作。更独特的是,还要帮助上岗的学员维权。 
  富平学校是茅于轼近年来做的第二项扶贫试验。 
  他的第一项农村扶贫试验,在山西吕梁山区。多年前,他和汤敏等人在那里进行小额贷款扶贫计划———以村为单位建立扶贫基金,然后免息或低息借给急需钱的农民进行生产。 
  尽管基金会为当地农民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可茅于轼觉得,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送到城里。 
  茅于轼认为,帮助农民进城,就必须教给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存的技能。于是,他的第二项扶贫试验———富平学校诞生了。 
  为何选择家政服务作为学校主要培训的内容?经济学家们认为:家政服务行业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一个训练有素的家政服务员非常抢手,不愁找工作;另外,家政服务的初级培训,一个月就能完成,花费也不多。
  富平学校一个月的培训,食宿费600元,其中,50%由学员负担,50%由富平学校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先期为学员垫付,等学员就业后分期还清。学校的几位股东是不分红的,赚来的钱,继续投入到学校的运转和后续建设中。 
  两年多富平学校培养了3500多名家政服务员,但这个数字与茅于轼的理想相差太远。“富平学校的设计规模,可以有500人同时上课。但实际上,人少的时候,只有几十人上课。去年非典期间,学校更是遭到重创,连着好几个月没有学生。”茅于轼说。 
  正因为学生太少,才导致学校运转危机,几位股东们不得不再次解囊相助。 (全文阅读)

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求本之道是提高效率
     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出了过热现象的某些症相。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年的GDP增长,虽然在第二季度受到了SARS的影响,但是全年仍然增长了9.1%。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广义货币增长了19.6%。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界就发生了一场争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判断和政策建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过热,不但不需要踩动刹车和采取任何紧缩性的宏观(总量)经济政策措施,相反应该用更充分的货币供应来支持更高的增长。
  第二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货币过量供应,应该采取紧缩的政策。但持这种意见的人,多数并不是主张采取非常强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是主张用一种谨慎的政策措施,使得货币供应逐渐地放慢,增长速度逐渐放慢,保证经济逐步降温,实现所谓软着陆。
  第三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没有全面过热,只是在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业、冶金、建筑等出现了局部过热,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动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总量调控,而是运用加强项目审批制度等行政干预措施,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全文阅读)

徐滇庆:经济过热还是地方政府投资“过热”?
    2004年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由于对需求预测失误,对钢铁行业过热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采用激烈的行政手段关闭正在建设的钢铁投资项目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一旦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势必将风险集中到银行,增大金融系统遭遇风险的概率。金融危机是当前心腹大患,宏观调控应当发挥市场机制,避免过度夸张政府作用,以一个错误掩盖另外一个错误。
  一,第四次是否过热的争论
  在1986、1988和1993年曾经三次讨论经济过热的问题,自2004年4月以来,经济是否过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已经过热,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热。他们的依据是,在2003年上半年钢铁投资猛增150%,经过压缩之后全年投资增长了87%。钢铁行业总投资由2002年的710亿元上升为1329亿元。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电力、煤炭、石油和原材料紧缺,运输紧张,物价开始上扬。
  为此,官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防范经济过热的措施。央行连续三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减少资金流通量2600多亿元。通过发行银行票券对冲回笼货币3000亿元,提高了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2003年11月,发改委提出《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从市场准入、土地管理和信贷管理上加强对钢铁行业投资的控制。从2004年4月开始,发改委多次组织力量对钢铁、电解铝、汽车、水泥、纺织、房地产等行业进行调查,严格控制市场准入。2004年4月20日下达《经济运行要点》,加强调控力度。在2004年4月28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责成有关部门处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是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民营钢铁联合企业,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钢铁840万吨。铁本公司的基建项目被勒令停产,并且一口气处罚了包括常州市委书记、人大副主任、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在内的一批官员。对铁本公司的处罚被认为是政府整治经济过热的标志。
  如果铁本公司确实存在违规操作,当然应该遭到查处。据说,铁本公司曾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贷、违规将项目拆分报批、违规征地拆迁、违反环保法开工等,这些行为都应当严加禁止。但是,有没有必要勒令停产?采取停产措施的成本和效益如何?有人说,由于铁本是民营企业,所以才会如此痛下杀手。其实,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中国人的企业。铁本的5个高炉已经基本竣工,如果不继续建设下去,对政府、银行、被征用地的农民和建设单位都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更何况铁本公司自有资金才3亿元,向5家银行贷款37亿元,如果铁本关门的话,除了铁本老厂用于流动资金的10多亿元尚且有追回的希望之外,其余的20多亿元有可能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至于说勒令复耕,更是无稽之谈。地基打了20米深,道路,管道都已经铺了下去,还要挖出来不成?(全文阅读)

增收400元的代价
    4月22日,记者穿过甘肃平凉地区,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该县人口不足10万,财政收入300多万,90%以上是回族,是国家级贫困县。
    得知县里正在通过养牛羊来增加农民收入后 ,记者来到泾河源镇南庄村采访。村委会主任李强介绍,在村里的鼓励和扶持下大都养牛,专门的养牛小区里面有50户,户均养牛3-5头。3年下来,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00年的780元增加到现在的1070元,其中养牛一项占收入的40%,人均增收400元。
    回族同胞世代养牛羊,这也算他们的强项。但就这区区400元,每个村民都得跌跌撞撞过上“五关”。
    一是启动资金。买牛和盖牛舍需要投资1.5万元。其中买一头牛需2600元,一般养4头才有“规模效益”;借腹怀胎的胚胎需1600元;牛舍需5000元。
    村里的办法是,选出既不是穷到没有无发展潜力、又不是宽到不用扶持的50家中等贫困户,作为扶持对象。县里扶贫基金给每户贷款4000元。每户三年后还一小牛犊就可。基金会再以小牛犊贷给其他贫困户,以此滚动发展。
    牛舍也必须得盖。因为母牛最怕淋雨感冒,九月怀胎,马虎不得。福建厦门中建总公可是该县对口扶贫单位,他们给每户牛舍补贴1000元。
    这样每个养牛户还有近1万块的的资金缺口。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要说1997年人均纯收入500多块的村民。到银行抵押贷款却无房产证;信用社贷款要五户连保;除了带点款外,还要靠亲戚朋友凑凑。全村一共226户人家,就有50多户需要互相凑钱,资金困难可想而知。
    二是防疫、养殖、管理等技术难题。“家有万贯,养毛的不算”。1.5万投下去,如果死一头牛,就赔本。如果是传染病,死牛一大片,那马上返贫,一身负债,雪上加霜。(全文阅读)

仲大军:创汇”的恶果:两年间中国外贸损失有多少?
     “创汇”思维与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恶果对今年国内出现的一波通货膨胀,我已明确指出,其中很大一个源头来自外部世界,即国外进口商品涨价导致了国内物价上涨。而国内进口商品涨价又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是人民币贬值。譬如,由于几年里,人民币紧盯美元,致使人民币在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贬值时,也跟着贬值。这两年里,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贬值了大约20%,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也相应地贬值了20%。一、近两年由于人民币贬值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
    人民币在本该升值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升值反而大幅贬值,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近两年里出现了一种贵买贱卖的现象,譬如,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1000亿美元的东西,日元一升值,就需要拿出1200亿美元去购买这些东西。而我国每年出口日本1000亿美元的东西,现在日本人只需要800亿美元就可以买到原来需1000亿美元才能买到的东西。这一贵一贱,中国的国民财富在进出口贸易中无形地转移到他国。以一年损失200亿美元计算,折合人民币就是1600亿元。这是多大的一笔国民财富,就这样在一种吃亏型的汇率之下白白地流失了。进出口贸易交换是一种最能改变国与国财富的经济形式。计算不好,便要吃大亏。而中国现在就是在做着这种吃亏的买卖。如此计算起来,近几年里,中国因人民币汇率僵死而造成的损失何止几千亿元!从2002年底,美元就出现极度虚弱状况,我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就召开汇率研讨会,建议我国政府适当提升人民币的币值,增加人民币的购买能力。但有关部门在各种压力下,我国人民币死死地与美元挂钩。其结果,欧元和日元都对美元升值了,只有我国的人民币死死地盯着美元这只虚弱的货币,使自己的国民财富在外贸交换中大受损失。仅与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的交易中,我国因汇率僵死造成的损失就有几百亿美元之巨。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劳动价值都在不合理汇率贸易下流走了。这就是近一年多来国内通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大家仅看到是国内物价上涨导致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家可以掰着手指头算一下,看看原油价格两年来上涨了多少,钢材价格上涨了多少,还有好多进口产品的价格涨了多少?我国对这些进口产品多付出了多少外汇?而这种多付出最后的形式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通过通货膨胀,外国进口商品将国内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掏走了。这就是交换过程中的财富损失。中国人不研究交换的技巧和学问能行吗?不适当调整汇率这个杠杆能行吗?哪有一个国家长达十年的时间汇率不适当调整?(全文阅读)

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写错了。人民币应该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何来贬值而言。
不错,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事实上,所谓的升值贬值,其实是二个概念。一是对外,国际市场上,人民币 vs 美金将要升值。二是对内,路边大排档,人民币 vs 大排面将要贬值。
    1) 美元公式
    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作为我们一切分析的基础:“美元报价=人民币报价 * 汇率”
    好比一只中国产的茶杯,价格4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8.27,则该只茶杯卖到美国,报价即为4 / 8.27 = 0.5元美金。
    如今美国抱怨中国货太便宜,0.5美金的价格实在令美国人难以竞争。小布什想尽一切办法,要让美国市场上的中国货,从0.5涨价到0.7~0.8美金。
    大陆的官方媒体,翻来覆去地总是强调,美利坚强迫压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美元报价=人民币报价 * 汇率”。如果汇率升值至1:5,则美元报价自动涨至4 / 5 = 0.8美金,也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而事实上,等式的右边有二项,汇率和人民币报价。美国人还有另一种阴谋,如果让中国通货膨胀,中国产的杯子要卖到7元一只,则7 / 8.27 = 0.8美金,一样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美国佬只要能操纵一项,就能使中国货变得更贵,也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2)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说来就来,一夜之间,物价就涨上去了,电煤矿油就缺口了,经济就过热了。
    是什么导致经济过热,按一些央行官员的口径,是汽车,钢铁,电解铝等行业的过度投资。但接着问下去,过度投资的根源,是价格上涨。价格上涨的根源,是需求过热。需求过热的根源。。。。。。央行官员就瞠目结舌,答不上来了。
    在8.27汇率下,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就是用尽量多的美金,来冲击人民币体系。
    固定汇率类似于一种“坐庄”系统,当卖盘太多时,“庄家”就必需要进场,维持价格。美国人抛多少,中央银行就得要接多少。不然你这个8.27就名存实亡了,也达不到资助出口企业的目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人的行为可谓疯狂。大量的热钱,涌向中国。由于中国的基本面很强,美国财团充满信心,投机资金源源不绝。
    年终总结,中国央行,大约每天买进5亿美金,一年累计买入了1600亿美金。今年1~6月份,短短的六个月,又再买入了700亿美金之巨。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达到了4700亿美金。
    央行和普通的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区别。商业银行资源有限,而且用的是“旧钱”。商业银行买卖外汇,并不会影响金融稳定。
    而央行是发钞行,拥有“铸币权”。从理论上来讲,央行的接盘能力是无限的。当手中一些有限的流动资金用完后,央行可以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新钱”,接下美金。
    但新钱有新钱的坏处。新钞一发,后患无穷。美国人就是要这个效果。当大量新印制的人民币流入市场,将导致物价系统的灾难。
    中国的商业银行,放大系数约为2.5~3.5。中国去年的M2货币总量,由18万亿增长到了22万亿。总的来说,如果没有美金潮,放贷额甚至是缩减的,商业银行甚至是惜贷的。所谓信贷失控,纯属无稽之谈。
    但即使新增40000亿货币总量,对一个GDP总量约为10万亿的经济体,仍然太大太大。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新钱,物价岂能不涨?
    物价一涨,生产企业岂能不大干快上,尽量多快开工。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过热。
    联系汇率,导致人民币被低估,导致美国人冲击人民币,导致货币供应量太大,导致物价上涨,导致经济过热。
    引用格林斯潘的一句话,“如果他们(中国)坚持不升值,他们自己的货币就会出问题”。(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罗岗: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重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1915年,即在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前两年,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就因为国内没有一所「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感到惭愧。他在康乃尔大学与英文教授亚丹(Adam)先生晤谈。亚丹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他只能据所闻而答。亚丹说:「如国欲保留固有之文明而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他的这番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大国乎!
    第二天他还心气难平,写下了一段更激愤的文字:「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1把公共文化事业看得比国家军事力量重要,自然构成对当时流行的「军国主义」和「金铁主义」的批评,特别是将「大学」与「大国」相提并论,尤能显出青年胡适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敏感和理解。
  众所周知,现代研究型大学肇端于1810年10月成立的柏林大学。这所大学的创立与1809至1810年间担任内政部宗教和教育司司长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t)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同时它也是德国社会和文化的「危机意识」的产物。早在十九世纪初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等德国思想家就计划在柏林开办一所新型大学,而1806年10月耶拿战役的失败更直接促成了大学的建立。在耶拿城外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不仅打败普鲁士人,而且关闭了耶拿和哈勒大学,皇室仓皇出逃到东普鲁士的梅梅尔(Memel)。1807年8月,一个来自哈勒的前大学教师代表团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在柏林重建他们的大学,国王欣然同意,规定原来拨给哈勒大学的所有经费全部转发给即将兴办的柏林大学。据说当时威廉三世这样说道:「太好了!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2。这不是君主的戏言,而是战败后的德国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作为欧洲的「欠发达国家」,她必须创造新的资源,才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其它发达国家,这些资源可以是物质的,但更重要是精神的;国家需要不断挖掘新的精神潜力,她可以用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的不足。
  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1807)中,身为那个时代德意志最伟大哲人的费希特,以更凝练深远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危机意识,他认为德意志不仅因为一次战败而面临深刻的危机,而是德意志民族精神走到了一个危机时刻,摆脱危机的当务之急就是迫切要求个体意志对于民族共同意志的服从,从而形成「大写主体」,一劳永逸地建立新的精神秩序。费希特明确指出,重建国家的唯一道路是:要采取一种不仅能够培训有文化的阶级,而且能够感化全体人民的国民教育制度。在他看来,公民上学的义务与他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同样重要3。(全文阅读)

德国孩子,禁得起挫折
    编者按:近一个月来,国内连续发生青少年因琐事跳楼自杀事件。我们该思考一下,是否给孩子提供了太多的保护,是否回避了现实世界的许多负面的东西,以至于孩子面对挫折,没有一点抵抗力?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德国的学校、家长和学生,德国的“挫折教育”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说,“有幸福童年的人常有不幸的成年”。很少遭受挫折的孩子,长大后会因不适应社会的激烈竞争及复杂多变深感痛苦。在德国,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
  让孩子体验挫折
  刚到德国时,记者寄住在朋友约翰家里。他家在法兰克福“富人区”,家境很好。他有两个孩子:11岁的乔治和9岁的凯斯。在他家住了几天,我就发现一向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的约翰夫妇,对孩子却十分“小气”。孩子的零用钱每月才30欧元,而且要且家里干活才能得到。乔治负责为花园植物浇水、翻土及擦洗汽车;凯斯则帮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去商店购物和擦洗全家人的鞋子。到了暑假,两个孩子还骑着自行车,顶着炎炎烈日,挨家挨户送报,赚取买书籍、玩具的费用。
  我对约翰夫妇的“残忍”表示不解。他们却说:“孩子总有一天要去更广阔的天地闯荡。为了他们将来能应对挫折,一定要培养他们战胜困难的能力。”
  后来,我发现德国家长经常给孩子设置一些顺境下的“障碍”,有时甚至还故意“制造一些犯错误的机会。德国同事苏珊娜7岁的女儿要跟同学去郊游。临行前,苏珊娜发现孩子忘了把食物和手电筒装入行囊。可她没有提醒。旅行回来,孩子饿得脸色发黄。这时,母亲才问女儿怎么回事。并帮女儿分析原因。最后,女儿表示:“以后出门一定要先列一个物品单子,那样就不会忘带东西了。”(全文阅读)

我在日本感受日本教育
    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日本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整齐划一。因为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就决定了日本人在言谈举止,行为方式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绝大多数时候,对于日本人来说,思想是不必要的,服从才是一种绝对真理。服从和忍耐已经构成了这个民族的一大性格特征。换一种时髦一点的说法就是,识大体,顾大局;舍小我,顾大家。日本这个民族的整齐划一,绝对服从,还有它的忍耐力,决定了三个日本人加在一起,就会拧成一股绳,变成铁板一块。那么,有着同样文化渊源的中国和日本,为什么在国民性上会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对此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份在日本小学校辅导中国孩子或是归国子女学习日语的短期工。有了这份工作,我较多较深地接触到了日本的小学教育。有了比较,同时又有了一些感悟。
    接受我辅导的是一个从上海来日本读书的10岁左右的男孩子。独生子,母亲已经在日本定居多年。这个孩子在来日本以前,一直生活在姥姥姥爷身边。由于过分地溺爱和娇惯,刚到日本,在最初的一些个日子里,他的懒散随便,拖沓,生活不能自理,还有动不动的撒泼打浑,不要说把日本老师和他身边的那些同龄孩子们,着实吓了一大跳,就连我都有些吃他不消了。对于中国的小太阳小皇帝,我虽早有耳闻,但正面领教这还是头一遭。这个孩子除了因缺乏严格必要的家教,在性格形成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以外,那种特立独行,张扬自我以及充满了火药味的浓烈的竞争意识,把我带回到了那个我自幼生长成人的世界。因了这个孩子的到来,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巨大反差,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
    和中国的孩子比起来,日本的小学生就象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没有更多的书要读,没有更多的作业要做,也没有必要因为排名次非得在考试中拼个你死我活。两个星期一次,或是参观访问,或是游山看水,所谓接近大自然。所去之处包括垃圾处理厂,博物馆,天文台等等,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人物古迹,包罗万象。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竟至于分不清究竟哪个是课内,哪个是课外;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可孩子们能够愉快地度过他们在学校里的每一天却是千真万确的。我问过一些刚从国内来日本读书的孩子,无一例外都认为,这里的学校生活较之于国内要快乐得多。许多孩子坦率地说,不来学校,就交不到朋友。来学校,不是读书学知识,是能够和朋友在一起。在这样一种轻松平和的气氛下,读书自然就成了一桩比较愉快的事情。(全文阅读)

童大焕:中国大学为何没有奖学金压力
    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教师,是大学最大的财富和资本。各大学千方百计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和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是大学竞争的常态。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丁·卡诺依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来,他之所以愿意呆在斯坦福大学,就是因为这里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教他们是非常大的乐趣。很显然,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是互相吸引的两个磁极,他们之间的教学相长,构成了大学校园最动人的风景线。
    除了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师资,奖学金制度也是西方大学争取优秀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卡洛依教授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教育系,从大学排名上看,位居第一,哈佛大学名列第三。可是哈佛大学还是抢走了斯坦福大学不少好学生,因为哈佛给这些学生提供5000美元的奖学金。斯坦福大学90%的学生也都可以得到各种类型的资助或奖学金。据悉,在美国,衡量一个好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给学生奖学生的数量。普林斯顿在这方面最富有,甚至取消了学生贷款,全部代之以奖学金,并因此在大学排名中频频领先,给哈佛、耶鲁巨大的压力。奖学金的覆盖面和数量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好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有其内在的道理的。至少在同类学校中,不同的奖学金影响甚至左右着优秀学子特别是贫寒学子的选择。
    虽然有证据表明,近一百年来,顶尖大学的排名顺序差不多。卡洛依教授说,像哈佛、剑桥这样的大学是不怕排名的,也不怕没有领导地位。“只要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和优秀的老师,我们就不害怕。”但是一方面,奖学金制度已经成为西方大学教育的基本传统,大学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拓展和疏通普通民众上升渠道、实现社会各阶层自由顺畅流动的最重要手段,各大学特别是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早已实现了对这种社会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另一方面,即使是一流大学,也是百舸争流,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形成垄断地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力量相当,竞争激烈,谁要是放弃对学生的责任,特别是放弃对优秀贫寒学子的“扶弱助贫”责任,无形中就等于把最优秀的大学资本拱手让给了别人。在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谁要是放弃大学奖学金这个责任担当,谁就会在大学这个江湖中失去社会的尊重,也失去其应有的地位。不仅如此,着重考虑学生的利益,已经成为西方一流大学重要的学术战略。8月6日上午,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威廉姆.D.克米伦教授以牛津大学为个案,阐述了“21世纪大学的学术战略”。他提出,制定学术战略,要着眼于整个牛津大学,并要充分考虑牛津大学学院制的特点。同时,要考虑相关的利益群体,如某些公共部门,包括英格兰高等教育投资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等;还要考虑提供研究资助的私有机构和慈善机构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学生的利益,而且不能忽视公众的要求(《中国青年报》8月9日)。(全文阅读)

从劳动力素质看中国未来全球竞争力水平
  
从我们做企业咨询的角度说,由于接触的中外企业非常多,所以能对中外企业的现在的竞争力状况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如果说再要找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做出的有损全体国民的私自减让或优惠措施。除了这两个优势之外,人们很难再找出其他的优势了。中国的市场大,这也是吸引人们投资的地方,但这并不构成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之所以“抵制日货”喊了多年而不得行,就是因为日本产品要比中国产品质量好(整体而言),任何一个明智的消费者如果不顾理智而硬要抵制日货的话,那么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损害者。因为对消费者剩余的损害太大(国际贸易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产品质量要比中国的好呢?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教育要比中国的好,所以日本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虽然日本的劳动力价格很高,但日本产品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强的竞争力。
    什么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呢?让我举个例子。前年曾经炒过一阵子的,就是一个记者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受到了所在的出租车公司的严酷盘剥,把事实上的合作关系(出租车司机要出钱买车的,是投资行为,所以应是出租车公司的合伙人)变成了雇佣关系。那个报道虽然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强烈共鸣,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出于个人兴趣又做了一些了解。了解的结果是我认同现在的管理模式(或者说剥削模式),为什么呢?就因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整体素质太低,说难听点这种剥削模式就是他们自找的。最初北京的出租车管理很宽松,92~97年期间可以说是出租车司机的黄金期,每个出租车司机每月的收入都在3千元以上(保守估算,高的5、6千都不止),供小于求,所以司机师傅们都很牛,路远的不走,路近的不走,乘车多要钱的,不找钱的,绕远路的,打骂乘客的,层出不穷。一句话就是职业成熟度太低。这种情况太多了,影响首都的声誉,所以最后就出台了一个出租管理办法,把这些出租车都统统管起来,出租车公司完全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或者说是空手套白狼,但这是政府默许甚至鼓励的,他们就充当了政府整治出租车的打手一职。现在的出租车状况比以前好太多了,对乘客来说,如果有拒载或者绕路的情况,只要乘客一举报,出租车司机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当然这对于那些一直就奉公守法的出租车司机来说是冤了点,但谁叫整个行业素质不行呢?所以虽然那个报道揭露了很多问题,但他没有接触到司机的劳动力素质这个本质问题,所以就没有结果,让不明白的人都在置疑现有的管理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而看不到这个制度最合理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全文阅读)

一流大学应该如何管理——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C·莱温
    在8月4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C·莱温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大学校长如何处理好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莱温:大学与企业不同,大学作为专业机构主要权力应集中在教授和教学人员手中,行政管理不过是起辅助和服务作用,协调教学、科研工作。大学的管理工作不是为了盈利,但要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管理的目的是使教师更好地教学生,使科研成果更多。
  记者:校长如何处理跨学科合作的问题?
  莱温:这是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学科发展中不断产生新的领域,需要跨学科合作才能不断发展下去,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解决好的问题。不同部门合作做一个项目应有一个研究中心,由中心主任牵头。教学方面主要与学院结合,研究方面通过项目与中心结合,这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复杂。跨学科的教学工作院系之间是有竞争的,如何协调好工作具有挑战性。
  记者:大学校长应从学者中选拔还是从管理人员中选拔?
  莱温:学者与管理人员需要的技能不同,是两种类型,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管理人员有学术背景从事学校管理更为有效,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很难管理好学术团体。我们选拔的校长往往不是学术上最优秀的,但一定要考察他的个人品质,并看他是不是具备担任校长的潜质。学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为校长,他要先从系主任做到院长,再到校长。在职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他会面临不同的环境和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掌握更高超的技巧,逐渐具备担任校长的能力。校长的素质不是教科书可以教出来的,成为一名好校长没有相同的方式,技能技巧是在实践中不断掌握的。
  记者:大学校长任期以多长为宜?
  莱温:哈佛、耶鲁校长平均任期是15年左右。现在美国常青藤学校校长任期一般不超过11年,很少有超过15年的。美国现在的趋势是校长任期越来越短。想进行意义深远的变革,只有任期长才可保证变革得以真正的实施。我认为任期至少应是10年,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15年更合适。有的学校是6年,就太短了。(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蓝英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
    去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五年前我曾在这所大学任教过两年。那时苏联开始解体,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我被各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弄得眼花镜乱,整天看报看电视,两年内竟未读过一部文学作品,回想起来觉得白白浪费了许多时光。这次决意不看报,不看电视,教学之余只读文学作品。一天下课回宿舍,路上碰见五年前结识的一位俄国朋友。他大概觉得我对俄罗斯形势的兴趣不减当年,一见面便把手里的仍紧急报》塞给我,让我快回宿舍看。午休时候我随便翻了一下,是九月十五日的报纸,刚到的,都是竞选国家杜马的消息,刚想放下,一条消息映入眼帘:奥莉加·伊文斯卡妞九月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口气读完这篇报道。伊文斯卡妞是帕斯捷尔纳克晚年的知音,创作的缓斯。十几年前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记得译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暴风雪袭击旷野中久无人住的住宅,四周渺无人迹,只有四只狼对着窗内的灯光嚎叫。栖身在屋内的日瓦戈医生和拉拉陷入绝境,等待着他们的不是逃脱便是死亡。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两颗相爱的心互相温暖、支撑。拉拉的原型便是伊文斯卡妞,日瓦戈同拉拉的爱情便是诗意化的帕斯捷尔纳克词伊文斯卡歧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出身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即所谓的同路人。但不知为何他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榜样。但这并未改变作协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前拉普成员便是他们的支持者。自一九三五年起,斯大林用死了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三八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圈子里便完全孤立。无产阶级作家不屑同他交往,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与他同属异己的作家也不敢同他交往。例如,同他教养相似的阿赫玛托娃因丈夫和儿子被捕自身难保,怎敢再连累他。在家庭中,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孤独。第二个妻子奈豪斯虽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渐渐干涸,亟待友人理解的甘露。不久二战爆发,他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同绥拉菲莫维奇一起上前线,并获得一枚奖章,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孤寂。战争胜利后他渴望新鲜空气吹进苏联,曾令人民胆战心惊的清洗、镇压不再重演。一九四六年,他乘着这股清新的风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就在这一年,他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编辑部里结识了伊文斯卡如。伊文斯卡妞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妞热爱的诗人、崇拜的偶像。她亲眼见到他激动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也被伊文斯卡妞超尘拔俗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目光一接触便激起心灵的火花。帕斯捷尔纳克几天后便把自己所有的诗集签名赠给伊文斯卡妞,并请她到世界著名钢琴家尤金娜家听他朗读《日瓦戈医生》的前三章。伊文斯卡妞觉得,第二章《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中的拉拉的气质同自己非常相似。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便以她为原型塑造拉拉,把伊文斯卡妞的经历也写入这个形象。伊文斯卡妞第一个丈夫是在大清洗中被迫自杀的,第二个丈夫病故,她同女儿伊琳娜相依为命。拉拉的丈夫也是被迫自杀的,她也同女儿卡佳厮守在一起。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妞在《新世界》编辑部的邂逅,改变了他们两人的命运,使伊文斯卡妞历尽磨难,把帕斯捷尔纳克过早地送入坟墓。一九四六年伊文斯卡妞三十四岁,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未阻碍他们相爱。一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对伊文斯卡妞说:“我对您提出个简单的请求,我要同您以‘你’相称,因为再以‘您’相称已经虚伪了。普希金没有凯恩。心灵不充实,叶赛宁没有邓肯写不出天才诗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伊文斯卡妞便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相爱了。(全文阅读)

吴君: 凶恶的天使 ——记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妻子
        他们的相识具有神秘色彩。第一种说法是纳博科夫式的:“我是在柏林的一次侨民募捐晚会上认识了我的妻子维拉·斯洛宁。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在彼得堡,在朋友那儿做客时就该认识。”可是在俄罗斯,他们之间跨越着一条社会鸿沟,命运安排他们在柏林相遇,而不是在彼得堡。
        舞会上她带着黑色的狼面具,这位神秘的女士领着西林(纳博科夫当时的笔名)在夜幕笼罩的城里散步。她拒绝摘下面具,好像是为了让纳博科夫更专心于她的叙述,不因她的美丽而走神。纳博科夫聚精会神地听着,因为她评述的是他的作品。一位美丽的陌生女人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关注不能不使年轻的作家得到很大的满足。出于感激,他写下了诗歌《相遇》,描写浪漫的散步和神秘的面具。维拉明白,面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也弥漫在第二种更加大胆的说法中:维拉对纳博科夫—西林的诗刚刚有所了解,就像奥涅金的塔吉娅娜一样,主动邀他到桥上约会。她把西林的文集读得滚瓜烂熟。命运归命运,但维拉为这次见面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当然,维拉并不喜欢她的丈夫像个旁观者似地谈论这件事。一次,当纳博科夫准备向一位美国学者谈及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时,维拉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转向这位好奇者问:怎么,您是克格勃?!”
        维拉·叶夫谢娅·斯洛宁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学的是法律,但最终没能成为律师,反倒成了一名木材经营商。1920年他被迫离开俄罗斯,因为那时的俄罗斯已不再需要精明的企业主。到柏林后,他开了一家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维拉就在出版社帮父亲忙,直到通货膨胀掠走了所有的财产。
        斯洛宁家的三个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维拉是中间的一个,三岁起开始读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后来她成了“纳博科夫的备忘录”。纳博科夫记不起引文甚至自己的文章时,维拉马上能给予提示并轻松自如地大段援引他小说中的片段。她还能熟练背诵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叶夫盖尼·奥涅金》。保存在她头脑中的记忆仿佛计算机中的硬盘,随时可以给纳博科夫提供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中有价值的信息:譬如他们的儿子米佳三岁时穿的夹克衫的颜色等非常具体的事情。(全文阅读)

丁东:王芝琛与《一代报人王芸生》 
    ……王先生比我年长,我自然应当去登门拜访。当时正好谢泳来北京办事,我就和他一起去看王先生。王先生居住的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我去过几家,比如李锐家、丁玲家,老同学常大林家。所以,到了王先生家,并无陌生之感,聊起来更是一见如故。我们不但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谈古论今,有很多共同语言。当时山西省作协的《黄河》杂志改为大型知识分子刊物,由谢泳主持,王先生赞不绝口。他请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吃饭,还在谈论这份杂志。后来,这份杂志迫不得己,改回纯文学期刊,王先生又大呼可惜。
    王先生那年62岁。他告诉我,退休好几年了。他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个大地行将复苏的早春季节,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的一流学者、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陆续续与儿子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十几年间,他“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唐振常语)。其实,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考大学的时候,本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文科。但父亲一辈子舞文弄墨,后半生为此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许儿子学文。哈军工的名声当时并不亚于北大、清华,一入校就穿上军装,这是很多青年梦寐以求的。但这并非王先生兴趣所在。所以,他退休后如同鲛龙归海,很快成为文史天地的高手。(全文阅读)

余秋雨“历史问题”调查:余秋雨在1975-1985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朱永嘉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朱永嘉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朱永嘉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于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件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定。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全文阅读)

张鹤慈:周国平、曹天予文字交锋的谁是谁非
    在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文字交锋中有许多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说法, 这不是学术争论, 而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陈述, 就应该有谁是谁非的问题。
    文中所提及“关于外逃”是X案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我谈一下我读完他们两人的文章后的看法. 虽然是周国平要求我帮他澄清一些事实, 但就这一个问题, 我更倾向于曹天予的说法和解释.
    把大事理一下, 再看看他们两人的说法.
    五月一日郭世英失踪.
    曹天予给郭沫若反映了X一事, 秘书把事情反映上去, 毛泽东发话.
    郭家准备带我们去南方避风.
    我们计划利用南行机会出逃(后来孙经武回京, 大家商量后终止了此计划).
    曹天予向于立群反映问题(谈了我们企图外逃?).
    警卫林立,便衣跟踪.
    被捕.
    按周国平文, 是曹天予告诉他五月一日我们外逃被发现了. 这个时间有问题. 五月一日前郭世英没有出国的想法(上文已谈过). 五一也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行动. 问题是如果曹天予这么说了, 周国平怎么能相信. 当时郭世英的家人和朋友(金捷, 叶蓉青等)都在寻找郭世英,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已经和郭世英关系非常疏远的曹天予又怎么可能知道. 周国平很清楚郭世英和曹天予当时的关系. 周国平在书中提了三点作为佐证. 第一是郭世英锻炼身体, 他的身体一直很棒, 是一零一中足球校队的中锋. 二是他不吃菜,省钱. 大学生的菜钱几分到三毛, 省这点伙食费是杯水车薪, 而且和锻炼身体也矛盾. 三是说我和郭世英多次卖旧书. 就我的记忆, 不要说是多次, 就是一次卖书的事也回想不起来. 六十年代的中国书非常便宜, 更何况二手书, 而我们又没有任何珍版书. 所以我看到这个说法很不理解。(全文阅读)

秦晖:“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20世纪以来,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效应,产业转移与升级、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多数人口的中产化、白领化过程。传统的阶级矛盾趋向于缓和,而种族矛盾相对更为凸显。同时国际上的穷国富国矛盾或所谓“南北矛盾”,在存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种族矛盾。这样,种族问题便超越“阶级”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政治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同时,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之活跃,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种族问题当然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与否的内容,过去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民族压迫”、经济上的“民族剥削”,就是以这类内容为基础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种族问题也包含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认同与否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种族偏见”。制度上的种族不平等与文化上的种族偏见,都源远流长,其来已久。在我国古代,前者有元代所谓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制,后者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同时,过去盛行的论点也偏重于强调两者的联系。自由民主论者方面也常常主要从制度层面考虑种族问题,例如解放黑奴、取消种族隔离等等。
    近代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普世主义性质的运动,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两者也都为从制度上解决种族矛盾而绞尽脑汁,并作出了许多成绩。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与失败依然共存。冷战后,一方面是苏联的“民族自治”模式在中东欧完全失败,许多国家爆发了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清洗”,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尽管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早已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乃至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但在观念上,种族主义,包括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如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汉斯与“白澳主义”(原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在澳大利亚推行的限制非欧移民的政策,起初主要针对的是华人淘金者,澳大利亚独立后,官方延续了这种排外政策,1978年宣布废除。近年来,又有所抬头,不过重点已从亚裔转向阿拉伯裔。——编者注)、法国的勒庞现象等等,仍然有所发展。
    西方知识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的《种族主义源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老木匠:俄罗斯导游李娜 
    暑期到俄罗斯旅游,遇到了几个俄罗斯导游,觉得很有意思。和在其他国家的当中国团的导游一般都是中国留学生充当的情况不同,俄罗斯导游几乎清一色是俄罗斯人,据说这是因为导游要有执照,通过考试太难。这大概是实际情况,这些导游对于历史、数据一般都很熟,只要你问,他们都张口就来。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娜。从莫斯科乘夜车到圣彼得堡,凌晨时分包厢里遭窃,2个包厢里失窃了2个数码相机、2部手机,好在证件现金都没有损失。到站后正在乱哄哄,就听见列车走廊里有一个标准的普通话女声发问:“请问是中国过来的那个11人旅游团吗?”在包厢里的我们还以为是中国留学生,一阵高兴——因为在莫斯科遇到的那个俄罗斯导游那一口生硬的(包括发音以及内容)汉语实在让我们倒足了胃口——出来一看,原来还是个高鼻子女老外。
    导游李娜,全名好象是安格丽娜·费多罗夫娜·波托玛诺娃,身材不高,大约是1米67左右,很苗条。黑色长发衬托一张生动的脸,很能得到好感。听她大骂政府对大学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讲师工资低于贫困线,猜她本人就是属于这类人的,一问果然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汉语系的讲师。34岁,曾于1992年在天津师范大学进修过一年,到过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父亲是该校的物理学教授,曾为学术委员会的头,建议她学汉语,当年20考一的比例考进该专业。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申请副博士学位,说是申请了也没有用,教授的工资还比不上清洁女工。
    李娜汉语发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用词也比较准确。因为带中国团多,中国的事情知道不少,从荤段子到“三个代表”都能讲得很流利。为人爽朗,喜欢交流,导游的交游很广。专业历史知识很丰富,讲起来头头是道。(全文阅读)

柴大官人:快乐的感觉
    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大路上,妈妈的气味已经无法辨认了。
    我的脚掌也开始有点涨痛,妈妈,你在哪里呢?
    我知道,我是个没有人要的孩子,脏兮兮的脸上,泪水早已干涸。

    “来,接着!”
    “汪汪!汪汪!”
    一个男孩快乐的笑声和一条小狗的快乐的叫声,磁石一般,吸引着我。
    一栋大宅院的前面,是一片绿得发亮的草地。也许是害怕别人的肆意践踏,院子的主人在草地的周围拉起了一米多高的纱网。
    草地上,一个男孩正不厌其烦地与一条小狗做着单调但是有趣的游戏。
    唰,男孩手中的皮球投了出去。
    那只小狗像是接到重要命令的士兵,立刻飞奔过去,连窜带跳地追逐那个可爱的小球。
    接到了!
    小狗兴奋地摇着尾巴,把皮球衔到男孩的面前。
    “你真是好样的!”
     男孩从小狗的嘴里拿过皮球,轻轻拍拍它毛茸茸的头,然后又把皮球扔了出去。
    “乌汪!”小狗又飞快地追了过去……(全文阅读)

伊人:我的网友记忆
    杨支柱
    蜘蛛是那种不时能把人噎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可以永远放心地和他交朋友的人。他个性透明得象溪水清澈见底。
    学而思刚开张,应张征邀请去玩。论坛里文章甚为廖落,好心帮忙转了几篇,就因为一篇忘记注明“转贴”而被蜘蛛痛斥。不久后,我是带着破坏学而思严肃气氛的罪恶用心欣然前去当版主。
    我努力转贴搞笑文章和图片,蜘蛛每天例行检查后常会给我留个短信:“贴子要少而精”。我先不理会,依旧我行我素。好在我贴的东东群众喜闻乐见的,让我的底气增加了不少。当蜘蛛又一次给我同样的留言后,我回复:“你再留这种话,信不信我在你论坛大捣乱?”留言从此嘠然而止。
    一次晚上在QQ上遇到蜘蛛,很少看他这么长时间在线。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上传论坛的数据,学校网络速度不够快。我知道学而思论坛有版主懂电脑技术,就问蜘蛛为什么不请他们做?他说不好意思麻烦别人。那一晚,他忙了很久。他问题与主义的网站网页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如既往的艰苦朴素着。
    2003年夏天,蜘蛛同志南巡到上海住张征家。席间他说他带了甜酒药来,我们不以为然问有什么,又没人会做。他立即显示出贤慧的一面,快速吃完饭就亲自动手边做酒酿边和张征妈妈讲解操作流程。他认真得带出几分孩子气的神情勾引出我和张征眼中赞许的神情。
    领导路过,我自然要尽力招待。三十九度的高温,我去买菜烧,青色的大虾到家都开始发红了。好不容易忙出了一桌菜,因为烧的是上海菜清淡不合蜘蛛口味,蜘蛛居然边吃连摇头:“不好吃!”最后他唯一觉得可口的是我煮的超市买来的冷冻大馄饨。蜘蛛眼中的世界确实与众不同的,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我们向他解释了饺子和馄饨造型的差别所在,他仍坚持认为他吃的是饺子而不是大馄饨。理由:馅儿多的就是叫饺子。(全文阅读)

三十七计:忆春诗二十一首
    一
    误落红尘不知年,
    渐老春心似等闲。
    马上风吹香一束, 
    旧笛新瑟问何缘。
    二
    寂寞华屋春暗换,
    阶阶花落岁时浅,
    小蛮芳信长开败,
    飞烛怜梦人意减。(全文阅读)

旺忘望:卢古基的刀
    ……
    卢古基是洛杉矶验尸部的权威
    是全美最著名的解剖大师
    六十年代还剖过我的偶像玛丽莲·梦露
    也在她的肚子里翻来翻去
    要为中央情报局提供美丽消失的证据
    美艳绝伦的梦露
    卢古基刀前的一堆粉红色的肉
    我恨卢古基消解了美学
    更恨他令我从此之后
    看谁都想起一堆肉
    这次的刺激也许
    我要改变什么
    “在这个地方:死亡乐于教导活着的人”
    这是卢古基解剖室的标语(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青年网络成瘾量表 
    1.你觉得你上网的时间比你预计的要长吗?
    2.你会因为上网而忽略家务吗?
    3. 你更愿意上网而不是和亲密的朋友呆在一起吗?
    4. 你经常在网上结交新朋友吗?
    5. 生活中朋友、家人会抱怨你上网时间太长吗?
    6. 你因为上网而影响到学习了吗?
    7. 你是否会不顾身边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而先上网查看你的e-mail或其他留言?
    8. 你因为上网而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吗?
    9. 你是否担心你在网络中的隐私被人知道?
    10. 你会因为心情不好而去上网吗?(全文阅读)

神奇的人类预感
    关于预感,超心理学者们是这样定义的:一个人通过梦境、幻觉、直觉等方式对未来事件的信息预先感知。未来发生的事件可能比人产生预感的时间要迟到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年。这段时空差距就构成了预感的无穷魅力,就得让人们为之思索、为之行动。这里先看几个关于人类预感的著名的经典事件。 
    之一:林肯预感到自己要死 
    美国已故的著名总统林肯在指挥并获得南北战争胜利后,于1865年4月4日遭到暗杀,这是世人皆知的史实,而林肯死前的三天就预感到自己要死,并且在自己最亲近人的集会上讲了自己的预感,这也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 
    4月1日晚上,林肯做了一个噩梦,说的是他走在白宫走廊上,听到许多人都在伤心地哭泣,他于是走出自己的房间,经过一间又一间,最后来到一个房间里,看见房间正中摆著一副担架,担架上有一具尸体,周围站满了泣不成声的人。他就问一个士兵谁死了,士兵回答说,总统被暗杀了! 
    林肯醒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第二天又讲给亲近的人听,大家都十分不安。谁会想到过了一天后,林肯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他在一家剧院的包厢中看戏时真的遭到枪杀…… (全文阅读)

幽默:怎样和兔子一起玩
    如果有人说兔子没有猫好玩,那他就错了。 也许猫活泼一点,但是由于兔子的文静,
你同样能够从它身上得到乐趣。
  1、起手势
  这是和兔子玩的基本功。 将兔子肚子朝上,用一只手托着兔子的屁股, 然后让兔子把腰弯起来,就像是兔爷坐在太师椅上一样坐在你的手上。 有人也许会说兔子会驼背的,但是我的经验是,兔子会安安静静的待者数个小时, 直到它想撒尿。如果它一坐下就拼命挣扎,那肯定是你托它的姿式不对。
  注意:
  A:如果你是女生,又养了一只大兔子,可能要用两只手托着。
  B:如果兔子呆了很久开始挣扎,请放下来,它多半要去撒尿, 当然你可以不让它下来,但是它会在你身上排泄(血的教训啊)。
  2、太空兔
  训练兔子的平衡感 两只手用起手势托着兔子,向上抛,兔子落下的时候再接住。
  如果你够灵敏,能够在兔子落地前接住。在空中,兔子会拼命蹬腿, 以保持平衡,这就是训练的目的。很好玩的。
  注意:
  A:如果你有力气,也不要把兔子抛到天花板上去。
  B:落下的时候注意你的手,不要叫兔子蹬着了,划破手事小, 兔子失去平衡摔在地上会很惨的:流鼻血。(全文阅读)

倥偬岁月 无悔青春——记录知青当年
    青春无悔,只能由我们这些人来评说,因为吞下苦果的,是我们这一辈:
  人生无悔,也只能由我们这些人来界定,因为从泥土中爬起的,是我们坚强的双腿!(全文阅读)

老酷:怎样培养意志力?
    有一个中学生总是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于是去向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咨询,这位心理学家所写的《怎样培养意志力?》一书至今畅销不衰。
    经过诊断,心理学家告诉他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和步骤写在一张纸上。分手时,又送给他一本亲笔签名的《怎样培养意志力?》,告诉他,把书认真读三遍,并按所列步骤坚持训练,两个月之后必有奇效。
    两个月后,这个中学生又来了。
    “你训练得怎么样了?”心理学家问。
    “没有任何效果。”中学生无精打采地说。
    “这是为什么呢?”心理学家十分好奇。
    “因为我不知从何下手。”中学生答道。
    “怎么可能?我送你的那本书里讲得一清二楚,我还专门为你列出了详细的实施步骤呢!”心理学家叫道。
    “是的,然而您亲笔签名的书非常罕见,有位同学要出五倍的价钱买,我就把它卖掉了。”
    心理学家大跌眼镜,他决定重新修订自己的那本书:把如何抵制金钱的诱惑作为培养意志力的核心内容写进书里。(全文阅读)

桃花忆
    红香簇簇 柳乱花歌
    风若起时
    落红如雨 清馥满地
    那浅浅的一抹的红色
    柔弱而美丽 凄婉而哀伤
    宛如凝固了千年的眼泪
    于凝眸中在少年的春衫上消然洇开(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乔伊斯与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
    乔伊斯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小我向大我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作品主要表现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而后期作品却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和生命力,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乔伊斯逐渐接受的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具体分析了这一文化在乔伊斯后期作品主题和艺术上的体现,并提出正是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赋予了乔伊斯后期作品更丰富和深厚的生命力。
    1902年,乔伊斯见到了叶芝,尽管当时的叶芝还没有写出他后期那些传世的诗歌,但早已有了显赫的诗名。为了慑服态度倨傲的乔伊斯,叶芝拿出了自己当时最新也是最得意的理论——他后来成为世界大师,与这一理论是分不开的——即民间文学比艺术家们以前追求的纯美的文学更有生命力。叶芝对乔伊斯说:“艺术家,当他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以那些与他一样精雕细琢的艺术家为榜样后,就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他变得极其个性化,同时也在追求彻底完美的过程中,最终变得贫。相反,民间想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没有观念的形象。民间故事无视道德法则和日常法规,它们是一系列的图片,就像孩子们在火中看到的那些图案一样。你注意这两种创造,艺术家的创造和民间创造,前者源自城市文明,后者存在于乡村生活的形式之中。……民间生活和乡村生活属于自然,丰饶多产;艺术生活和城市生活则属于精神,如果不与自然结合,就会变得贫瘠不育。 ”(注: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03. )如果是十几年后,这段话应该能够打动乔伊斯,但那时乔伊斯信奉的是易卜生反群氓的思想,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愚昧冲动、没有主见的“乌合之众”,在一年前自费出版的文章《乌合之众的时代》中,乔伊斯第一句话就声称,“如果不厌恶大众,一个人就不可能热爱真理或善;艺术家虽然可以利用民众,却与民众保持距离。”(注:Richard Ellmann, JamesJoyc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89.)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合之众的时代》中,乔伊斯称爱尔兰为欧洲最落后的民族,“落后”一词他用的是“belated”, 这个词直译是“来得太迟的”。如果把城市比作现代文明的门槛的话,乡村正是一种“来得太迟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被乔伊斯称为乌合之众的爱尔兰民族,倒正是叶芝所提倡的民间生活的体现。(全文阅读)

梦子:文化示众
    到了华盛顿,便不能不去看看那些博物馆。而说到博物馆,免不了就要扯上文化这个鸡肋。
    博物馆是对文化物象的收集,然后加以过滤,使之绵延。文化的绵延,从某个层面显现了一个民族的兴衰。这便是博物馆“收集”的精妙之处。
    戈培尔有句名言:“谁跟我谈文化,我就把手枪拔出来。”
    文化的极致,便是武化。说白了,文化很多时候是靠武化支撑保护着的,只要看看世界历史上诸多文明的废墟,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了。因此,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靠山和背景的文化,是脆弱的,内向的,缺乏博大的包容性的。甚至它的真实内涵都应受到质疑。像一部《诗经》,如果没有《大武之什》的黄钟宏响,又哪来“国风”的纤柔绵长?!所以,在建筑诸如国家歌剧院之类宏丽的,试图不朽的景观之前,最好要先保证有足够的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多建几个发人深思的博物馆,让国人有足够清醒的头脑,然后再去欣赏高雅的艺术。奴隶文化有时也会成为社会主流,但决不会是民族的脊梁。
    创造历史的天才,跟创造艺术的天才一样,都是一群疯子。而后者虽然多有“尔曹身与名俱裂”之嫌,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他们经常把握着文化的命脉。真正的文化如果由外行来操纵,那是相当不幸的。人类的历史因此一踬三仆。这看起来很可悲,不过却是残酷的事实。在疯狂的历史面前,文化的作用更像是懦弱的,内向的民族的一面面血肉盾牌!
    华盛顿的国家艺术博物馆,那建筑本身就蔚为壮观,展厅中宏大的大理石柱,触目惊心,更不用说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画作了。中国的抽象画(这是我个人使用的名词),从唐代的王维到与美国立国相距不远的郑板桥之间,笔法与创作思维几乎一成不变。想想看,这中间隔着一千年!跟美国相比,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以古老的特质取胜。而我们老祖宗的若干看家宝贝,不是被毁了,就是被外人“收集”甚或掠夺走了。(全文阅读)

张锡璐:FKK——裸体文化
    FKK是德文Freikorperkultur的简称,译为“在露天做裸体运动,进行裸体日光浴”。国内出版的德语课本里曾羞答答地翻译为“天体文化”,也许这样显得文明高雅,不会让人胡思乱想吧,记得当年我看到这个解释时,还以为是与牛顿三大定律有关呢。
  裸体文化在德国的形成,从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叶。当时的德国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达到小康后的中上层市民开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营养,服装,住房,健康和身体保养,这就是有名的“新生活运动(Lebensreformbewegung)”。1893年海因里希·普都尔(Heinrich Pudor)出版了《裸体人,未来的欢呼》(Nackende Menschen.Jauchenzen der Zukunft)一书,提出只有正视人类的躯体,才具有真实的道德观。呼吁大家返回大自然,充分享受那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1905年第一份裸体文化期刊--《美丽》(Schonheit)在柏林问世,从此裸体文化在柏林,汉堡,汉诺威等大城市流行起来。人们纷纷加入裸体文化俱乐部,在山间原野,湖边河畔赤裸着身体,全方位地尽情地迎着阳光奔跑,打球和做体操;泳装也越做越省布料。1919年“Freikorperkultur”成为这一运动的专用词,普都尔也被追随者推崇为裸体文化之父。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严格禁止裸体文化。二战后美国的比基尼泳装曾试图登上欧洲大陆,遭到教会的强烈抵制。直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好转,大家都希望彻底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享受生命,提高生活质量;再加上美国避孕药研制成功的推波助澜,在欧洲,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开始了性解放运动。战后迷茫的一代通过奇装异服,离家出走,群居和赤裸奔跑来探寻生命的意义及生存方位。女青年们为了消灭性别歧视,争取平等地位,于七十年代末推出了轰轰烈烈的“上裸潮(Oben-Ohne-Welle)”运动。女大学生们赤裸着上身,坦然地出现在公共场所和大学课堂上。曾有幸听到我们教授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往事:“‘目’浴在一片波涛汹涌的春海中当然很愉快哟,可惜结果是几门功课要补考。大脑缺血,注意力能集中吗?幸好不多久女同学们改变了斗争方式,否则如今教授也当不上了。”看他两眼发亮,一副“回光返照”的模样,忍不住开起了玩笑:“不至于吧?我们中国还有‘熟视无睹’一说呢。”教授的经验对心仪之物是不可能熟视无睹的,别说看到,光想想就会心潮澎湃。回家查了成语词典,果然古人“熟视无睹”的乃“泰山之形”也。(全文阅读)

灵魂与历史可以再现 俄科学家发明神奇照相机
     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俄罗斯的地质学者Henry Silanov是地球物理学设备方面的专家,他有一个摄影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80张与众不同的照片,其中有来自国外的、也有生活在过去的人,既有恐龙的照片,也有二战时的战士。
  他以前曾经为一个正在整理野营帐篷的女孩照相,这个女孩站起来向他走来,Henry按下相机快门,可是当相片洗出来之后,却是女孩正在叠帐篷,照片显示的是拍照之前发生的事情。Henry所拍摄到的并不是这个女孩,而是他留下的信息。这听起来并不科学,但是这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从来不相信相机只能拍到当时的一瞬间,要不是他亲自拍出了十几张诸如此类的照片,科学家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
  他拍摄的第一张超乎寻常的照片是在圣彼得堡一个偏僻的寺院,在其中的一个大厅,Silanov拍摄了沙皇的王座,照片洗出之后却发现上面出现了彼得大帝的脸,他确实曾经坐在那个王座上。从此,Silanov开始拍摄过去,他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放在草地上的暖水瓶,但是照片上的暖水瓶表面被一个不太清晰的桶的外形所笼罩,那个桶过去是用来装鲜奶的。桶并不能被人们看到,然而却意外的出现在了照片上。另一张照片显示了一棵正要遭受雷击的树,树顶被雷电的光照得苍白。
  Henry Silanov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相机,通常的物镜被一层薄薄的镁的氟化物所覆盖。但是Henry认为空间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场,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均储藏在里面,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信息会释放出来,过去发生的事情又会呈现出来。(全文阅读)

【竖琴】Hilary Stagg(不死传说) 
 

   本碟为REAL MUSIC出版的怀念专辑,Hilary去逝的非常早,而且没有什么大病,就去了.他的曲风优雅而冷冽,高贵而清澈。此时,再加上REAL MUSIC另外一对被称为天上来使的乐者2002的点缀,更显出一份经典的韵味和伤感。不管如何,此碟从情感和艺术上来说,都是极品!曾经有人说过,Hilary 是上帝派到我们身边的天使.那么,这张专辑(不死传说)也许就是天使独自飞翔的寂寞!给夜空,给灯火,给在城市风景窗边的你,和我...
    曲目及下载:(全文阅读)

最经典的四个舞蹈派别电影
        我喜欢音乐,喜欢各种音乐。我喜欢约翰.施特劳斯古典音乐,喜欢地中海浪漫的拉丁音乐,喜欢百老汇的拉阔的爵士音乐,还有爱尔兰人民间的让人心醉的天籁之音。记得小时候看央视一套曾经的经典栏目《外国文艺》,那里面有最好的音乐,很是让我这个小孩享受,虽然当时听不懂音乐的含义和意境,可我的身体总是不自觉地跟随音乐的节拍而轻轻摆动,我觉得那样自然地舞动很过瘾,接着我学会了摇摆舞。
    摇摆舞在我小时候是很流行的一种舞蹈,你只需随着《成吉思汗》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等当时最拉风的劲爆舞曲有节奏地摇摆臀部即可,而且跳这种舞需要的使用面积不会太大。那时我经常参加大人们举行的摇摆派对(当时的派对其实就是大人工作之余,弄台录音机音量放大点),虽然这种场合不太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小孩参加,可那种忘情的舞动实在是令人着迷,我的忘年舞蹈有时还会博得几声刺耳的口哨声。
    在1987年左右,在电影院,我有幸看了一部令我终生难忘的美国进口大片,《霹雳舞》。影片中几个美国街头黑人青年豪放的街头舞蹈令我热血沸腾,从此我爱上了霹雳舞,那以后我不知从哪弄来了几盘霹雳舞曲旧录音带,一到休息日我就在家模仿蜘蛛爬墙的动作,偶尔也在公园草坪上拿几个大鼎,但头部始终不能将身体带动旋转起来,但我依然坚持我的霹雳梦。就像现在不少小青年喜欢街舞一样,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音乐,你就把你的身体交给自己的感性神经即可,让你的身体随着音乐而随意摆动,想怎样,就怎样,舞动出对生活的热情和人生的理想,你会发现其实你是最快乐的人。
    本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舞蹈电影全盘献出,希望能让亲爱的你们产生共鸣,我希望会从你们那里找寻到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我把我喜欢的舞蹈分为四个舞蹈派别,摇摆、Hip—Hop、踢踏舞、芭蕾,我认为这是最棒的四个舞蹈派别,也是最有激情的舞蹈。(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蓝英年:贝利亚的用处
    一九九八年《百年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引起不少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老同志的震惊,因为这幕多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的惨剧他们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才读到。卡廷惨案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的。那年我正在苏联讲学。初冬的一天晚上打开电视,看见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苏联官员陪同下率领死难者家属在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中凭吊波兰将士的亡灵。黑夜里每人手持蜡烛在阴森森的森林中走动。只看到森林荒草,却没见到墓碑。凭吊者便把蜡烛插在白桦树前的草地上。随后又在报刊上读到不少有关上千名波兰军官在苏联惨遭屠杀的材料。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外长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了一份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字。同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向波兰发动进攻。波军腹背受敌,无力抵抗,向苏军投降。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苏联,关入劳改营。战俘有通信权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关押在苏联劳改营。但一九四○年以后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询问,但均未得到答复。德国人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在卡廷森林发现八个掩埋尸体的大坑,从尸体的军服和遗留物上确认他们是被苏联处决的波兰军官。纳粹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苏联当即否定,并一口咬定是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被枪杀确认是事实,但他们是被谁杀害的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苏方提出德军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驳回。纽伦堡国际法庭并未做出谁是卡廷惨案凶手的判决。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提起,但始终未做出结论。苏联多次断然否定是他们干的,把罪责推给德国法西斯,但西方和波兰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一九四○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如何能在苏联控制区进行大规模屠杀?直至一九九○年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问苏联时,苏联政府才被迫发表声明:“苏方深表遗憾,卡廷惨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把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难者名单亲手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说:“近期新发现的材料,间接地,却无可置疑地证明,半个世纪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牺牲的数千名波兰公民是贝利亚及其手下人干的。波兰军官的坟墓——旁边苏联人的坟墓出自同一只凶残的手。”戈尔巴乔夫把罪责推给十恶不赦的贝利亚是最便利的开脱,仿佛此事与苏共和苏联政府无关,是新发现的贝利亚的罪行。这是苏联当局推卸责任时惯用的手法。斯大林大清洗时很多党政军要人受到“贝利亚一伙人的迫害”,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所形成的社会体制无关,同其他领导人无关,而贝利亚已得到应有的惩治,没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兰人对苏共总书记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并未说出全部真情。卡廷惨案并非贝利亚擅自干的,是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贝利亚充其量是执行者。对卡廷事件了解得更多一些的波兰人甚至知道不是贝利亚干的。(全文阅读)

知识分子与苏联解体 
    苏联知识界从思想解放转向了怀疑主义,一时间改革中的苏联陷入思想迷惘,进而发展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斯大林模式以来一切弊端的“原罪”。实际上,意识形态的解构是与苏联解体同步进行的。 
    没有任何社会领域的改革,能像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人们的心理与观念上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能如此深深地吸引知识精英、学生青年,以及那些甚至对政治最漠不关心的人。 
    但也正是这一领域也许是最为难以驾驭的改革进程,这里需要的是政治结构与开放程度的相互默契,需要的是改革激情与顺序渐进的理智平衡。 
    1985年春上台这一刻,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选择。 
    1.人文社会学科 
    学术革命的引子,是1986年10月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在这两个会上,戈尔巴乔夫鼓动全党全国的全体知识界向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开火。紧接着,史学界改革与保守势力之争首先在史学领地里摆开了战场,从而引发了其他领域一系列的争论。1987年第二号《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全苏国家档案历史学院院长尤里·尼古拉也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博士的一篇文章《历史科学的任务》。这篇文章原是阿法纳西耶夫在学院学术会议上的一篇发言稿,但这篇发言一公开,恰如投石于死水,激起了层层漪涟。阿法纳西耶夫提出:作为十月革命的故乡,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课题成为科学的禁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一切探索历史现象的新方法与新观点,都被拒之门外。 
    3月21日,阿法纳亚耶夫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又发表了著名的《从真理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长文,尖锐批评了停滞时期操纵史学界方向的代表性人物,如特拉佩兹尼柯夫,而这些人的理论基础则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认为,史学界之所以长期存在难以打破的教条主义,就在于《简明教程》所带来的影响。阿法纳西耶夫坚决主张重新评价被《简明教程》所简单化、教条化了的苏共历史。 (全文阅读)

林国华:历史﹕没有灵魂的书写  
       
(1)绪言
    搞明白了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神谱》里诸位神明的身份以后﹐我对记忆女神美默素妮(Mnemosune)的九个发束金带﹑气宇轩昂的女儿抱有格外的敬畏和爱戴。其中﹐手执书卷﹑司掌历史的克俪奥(Klio)尤其让我好奇﹐便索性到她的国度里游历了一番。我无缘拜见克丽奥本人的华严﹐据说她只接见诗人。但是女神的国度里到处都装点着一种可以随意拿取的东西﹐那就是史书。没有见到女神的样子(eidos)﹐对什么是“历史”的本性(physis)的问题自然依旧无知。不过﹐倒是翻捡了几册史书﹐至今还记得一些书的名字﹑年代之类﹐记下来﹐以为备忘﹐也和那些对“目录学”感兴趣的朋友共享。
    和中国或者任何一个文明一样,史书构成西方文明的脊梁,自然会卷轶浩繁。提供一个详尽的西方史书目录,这超出了我的能力。值得推荐的倒是五百年前法国大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博丹(Jean Bodin)﹐他的名著《历史方法》最后一卷是他根据自己读过的西方史书特意制作的一个书目,含250余种名著,基本都是古代的﹐文艺复兴以后的学者似乎都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偏见﹐那就是现代没有伟大的史书﹐究其原因﹐据说因为现代是一个平凡的世代﹐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值得记述﹐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史书只记述伟大。
    博丹被称为“十六世纪的孟德斯鸠”﹐那当然是指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以及他所开创的在历史中研究法律和在法律中研究历史“政治学”方法而言。十八世纪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书后也有一个书目,史书占了大部﹐同样是偏重古代,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书目。博丹去世至今500年,新的史撰倒也层出,但读起来似乎少了点什么。要弄清楚这其中的究竟﹐大概只有克丽奥女神本人最清楚。回到我的目录学。
    (2)起源:考古体
    前5世纪人Hecataeus标举所谓“遗古”,挑战荷马等上古史诗中的神话因素,以诗歌体重撰人事。后来又有另一类史家,被称为“logographoi”,字面意思是“散文作家”,区别与古代以诗体作文的人。他们以素朴为写作原则,严格记述史实,包括道听途说的传奇轶事,不做评论,不下断语。这个书写传统对后世书写传统影响似乎很大,除了史学界以外﹐它还渗透到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领域﹐其素朴﹑雍容和忠实的气质尤其为那些疏解古书的学者钟爱﹐比如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学派中批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经师们的“评注”(commentaria)文体与古代那些“散文作家”的文体有很深的渊源﹐它旨在以忠实于原典的风格用另外一种语言重述古代哲人的著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是凯撒大帝第一个率先用“Commentaria”这个词命名他的两部战争日记﹐据朋友说﹐他读凯撒的拉丁原文时的确有素朴率直的感觉。中世纪10世纪之前﹐Commentaria 是学人们的标准书写文体之一。这种文体在基督教经院神学的“辩难”文体(quaestio disputationis)占主流地位之后便式微了。等到20世纪遍览政治古籍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重提“散文律”(logographic necessity)的书写法则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听得懂他讲的“显白”和“表面”究竟是什幺意思了。(全文阅读) 

纪德为何能从苏联幻象中看出真相
    ……纪德说他曾经也是苏联共产主义的信徒,把莫斯科当作解决人类问题的钥匙。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人民的朋友。他在苏联受到了盛大的招待,革命同志的热情把他融化。他也能真诚地感觉到苏联人的那种理想和纯洁,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希望。实际上,在1930年,没有什么制度能像苏联的共产主义这样让人民如此从心底幸福了。西方“剥削人”的资本主义一直被工人反抗,德国和西班牙开始了法西斯的实践,俄罗斯原来的沙皇制度也实在太差,东方?东方只有殖民地和战乱。很好,莫斯科人就应该这么幸福,这样历史才有解,世界才能进步。
  有答案的社会让人兴奋,如同米兰·昆德拉反复用来折磨自己的名言:“非如此不可”。仿佛主耶稣说,把你的财富放在天上,跟我走;跟着走的人也无怨无悔,因为,为了社会和人类的进步,非如此不可。纪德就是这样一个天堂的信徒,在他刚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和大多数游客一样,达到了信仰和认识的同时高潮。
  问题是纪德太真诚也太敏锐。他看到了演示版天堂的真实的一面。他发现了贫穷、浪费、特权、屠杀、压制和扼杀自由。一个把所有其他社会制度都否定了、一心做左翼信徒的纪德突然发现无家可归了。仿佛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是一个大笑话。批评恶魔是容易的,批评天使是令人绝望的。他依然写下《访苏归来》,既否定了苏联的幻想,也否定了自己的过去,甚至成为了人民(他最热爱的人们)的敌人。与此对比,高尔基选择了服从信仰的幻象,罗曼·罗兰选择了沉默。(全文阅读)

1954年发生的高岗自杀未遂事件经过
  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
  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说,有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有说是畏罪自杀,也有说是假自杀,是以此来要挟中央,等等。
  其实,高岗这次自杀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向自己头部开枪,被人阻挡,没有打中,因此自杀没有成功。4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时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骗枪、报警
  1954年2月17日,像北京往常的冬天一样,干冷、晴朗无云。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卫士长白俊杰、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机要处;让我去计委找安志文帮他起草当天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样,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张秀山、马明方先后来看高岗,待客人走后,他来到值班室,问矫洪良:“就你一个值班?走,去院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值班陪同首长散步是常有的事。
  他们边走边聊,高岗有意借此分散卫士的注意力。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全文阅读)

去植树吧,你睡觉的时候它都在长!(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甘阳:关于研究美国宪法的一封信 
    ……这里就正好可以回到和你特别相关的宪法学和宪政理论问题上来,因为这里所谓美国社会变迁引起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日益发达的种种理论学说和辩论,正是可以从美国宪法和宪政争论中看得特别清楚。这些争论事实上不仅是你们法学的人必须了解,而且应该是所有想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包括政治哲学的人都需要了解的,因为事实上二战以后的所有西方当代理论都与美国政治有莫大关系,就象古希腊各种理论都与古希腊城邦政治有关,而二战以前的所有西方理论都与欧洲政治发展有关一样。美国宪法理论最发达最多产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其直接原因是由1973年Roe案后的大争论所刺激,而这个案本身当然不过是美国政治争论的一个缩影。也因为如此,美国宪法和宪政理论的争论特别具有多学科混合的特点,密切参与的至少涉及四个学科领域:宪法学界,历史学界(因为所有宪法条文解释都与美国史的理解有密切关系),政治学界(有争议的大案一定涉及美国政治的关键争论问题),以及政治理论和道德政治哲学界。同时由于解释问题成为中心争论,因此又与文学理论界(“诠释理论”等等)发生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从前所谓“法律与文学”主要是因为涉及法律禁止黄色文学的问题,现在法学院内“法律与文学”这课程大受欢迎,则往往成了后现代法学的基地)。我在下面即就你信中特别关心的问题如自由与民主的张力以及宪法与审慎民主等问题,就我所知略理一些线索并列出一些书目供你参考。
  粗略而言,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美国宪政问题的全部争论可以说都围绕二战以后两个影响深远的最高法院判案,涉及战后的两届最高法院(即所谓Warren Court以及 Burger Court,时间跨度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第一个是1954年Warren Court判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另一个是1973年Burger Court 判的Roe v. Wade。这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两个案子重要,而是说这两个案子被看成代表这两届法院的基本倾向及其背后的主流宪法哲学。我们这里暂时不必陷入其细节,只是需要注意这两个大案及其时间(1954与1973)是把握将近五十年来美国政治和宪法争论的两把钥匙,因为它们引发了美国宪法学争论和道德政治理论争论的全部问题。第一,从狭义宪法学的角度讲,这两个大案特别突出了美国宪法学中心的“司法复审制度”(Judicial Review) 的争论,即所谓“司法有为”还是“司法节制”(Active or restrained judicial review)的争论,所谓“解释与不解释”(interpretivist or noninterpretivist theories of judicial review)的争论,以及围绕“原旨主义”(originalism)的争论,等等;第二,从广义的宪政主义角度讲,这两个大案突出了可泛称为所谓“宪政与民主”的张力,实际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确切地说是宪法制度与社会政治变革的张力,在宪法学领域相应就是关于“宪法修正程序”的问题特别突出,而且比以往的理解大大扩展,成为近年来美国法学界颇热门的所谓“宪政变迁问题”(constitutional change),其中的焦点是发现美国许多重大的“宪政变迁”并不是通过“宪法修正程序”来达成的,这就引出了政治变革并非遵循宪政框架而是超出宪政框架的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消说也就是你在信中所特别希望研究的问题,即自由与民主的张力,宪政与审慎民主的关系等。但我们现在马上来看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何在。(全文阅读)

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1950-2000
    壹、问题 
  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某些议题的探讨至为热切,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殖民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等,似乎光鲜热闹,但总局限在人文学界的某个范围,如果很明确的说,则应该说是除了中文与历史学界之外。 
  这两年多来随着历史教科书的争议,也藉由卢建荣在《历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of History)导读中对国内历史学界人事纠葛的露骨批评, [1]反而使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这部《历史的再思考》广为历史教学者阅读,于是史学界似乎也感染了一些「理论」气习,这对熟知台湾史学界生态的人而言,确实不免感慨?可以思考的是学界是否已真正「解构」了自己认知的牢笼,于是在学界 「文本」、「论述」、「解构」与「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应用语,似乎轻易地推翻了昔日刀锋式的以科学「史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指针。这些现象实在值得学术界深思,当然某些争议性问题的引发,也许能让历史学界思考自己学科所存在的各种可能,而这也是促使本门学科进步的最好途径。 
  台湾历史学界之所以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与深刻反省,最主要来自于主流学术社群,认为空谈理论对历史实际研究缺乏正面功效,他们大都认为理论与方法学是属于「后设」(m e t a)语言,而其重要性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f i r s t - o r d e r)的实质研究。当时流行于历史教学界的一个说法,莫过于七○年代少数留学回国的新学者沈迷理论研究时,部分学者类似:「要想学会骑马,就要跨到马背上去;要想学会游泳,就要跳进泳池内,而不是骑马或游泳的方法论」诸如此类的说法。事实上,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仅及于极少数的学者和极少的篇章其中更多只是翻译文章,由此也可见出史学界主流力量的敏感。 
  方法论属「后设」研究是一无须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方法学的重要性,这种反理论心态,不仅使台湾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科本质欠缺反省,同时也使得历史研究 
  与当今的后现代情境脱节。这个现象由几篇文章可以得知,如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 9 5 0-1 9 8 0)〉[2]一文,或单向对某一刊物如《思与言》、《食货》、《大陆》所发表文章在量及研究重点上的统计结果。[3] 
  无可置疑地,台湾在过去学习西方史学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论,是造成史学发展陷入瓶颈的结果,而随着这一知识社群的扩大,更牢固了这一「认知」价值。对于上述说法,仍可由某些现象以及观点,再行检证。首先,则在于近代中国吸收外来知识的缺乏主体性,一味移植西方简易观念,其结果不仅丧失了文化主体性,也进而封闭了本身的文化视野;其次,是实证心态的知识论。就第一点而言,经由体制内学科的建立及历史教学更扩大了它的影响性,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 9 0 3)《奏定学堂章程》新学制施行以来,对于历史课程结构的划分,至今也并无本质上的改异,如将历史研究区分成上古、中古、近代,于是在一般历史系的课程 ,在中国史领域,除了朝代区分之外,也大都有中国上古史或西洋上古史这样的对照区分,大约很少历史从业者思考过何以在华文世界的大学历史科系 ,需要有这么重的西洋史教学比例配置,而这样的比例配置所吸收的相关研究人员取得的研究结果如何,那又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4]而这样的区分形式,事实上窄化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封闭了学生对历史的认知视野,更严重的可能来自于不自觉地在复制「欧洲中心思维」史观与世界观。[5] 
  如果不以研究主题探讨台湾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另以历史学界对自己本行认知的看法回顾台湾半世纪以来对「何谓历史学?」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思考点。于是问题可以是:到底台湾的历史工作者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何在?而对于达到这一理想的方法途径抱持何种看法? (全文阅读)

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  
    时间是自在和连续的,而历史则呈现为人类活动对时间的切割1。从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再到后来的改革,中国的当代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断裂的过程。本文认为,这种断裂同样表现在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换句话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连续过程;相反,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于这个断裂,本文判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进行了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次改革。第一次改革,起始于70年代末期,结束于1989年夏季,而第二次改革,则起始于1992年春天,大体展开并持续于90年代。简要地说,本文提出一种「两次改革论」,以解读当代中国政治现实。
  为甚么说中国当代历史上存在这样两次改革?两次改革的区别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将是本文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我们要追问:为甚么会出现两次改革?两次改革这种历史发展的存在,对于解读中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道路,具有甚么意涵?对于展望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具有甚么意义?响应这样的问题,从而在论证并建构「两次改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它的历史和现实启示,是本文的另一个任务。为此,本文以下将首先对比改革与「二次改革」的不同,从而在这样的历史考察基础上建构所谓的「两次改革论」;继而试图阐发改革与「二次改革」的这种不同所具有的丰富政治经济学涵义,解剖在「二次改革」中所发生的「专制资本」现象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涵义。
  整整两年以前,笔者拜《二十一世纪》赐予篇幅,提出「改革终结论」2,试图在官方营造甚至神化的「改革话语」和民间某种一厢情愿的「改革幻想」所交织的思想混沌之中,清理出某种可能更为贴近中国现实发展状态的概念,以判断中华民族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毋庸讳言,本文是「改革终结论」的延伸。它试图还原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重新思考「改革」这一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现象,并从中寻求理解当今中国种种令人困惑的奇怪状态的某种锁钥,为中国下一步出路寻找一个可能的思考出发点。从改革,到第二次改革,再到今天改革终结之后的「后改革」,后毛时代的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历史道路?这样的历史道路对于这个民族的前景意味着甚么?在很大程度上,本文就是对此做出反省的一种尝试。(全文阅读)

牟宗三 徐复观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一、前言─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
  在正式开始本宣言正文之前,我们要先说明,我们之联名发出此宣言,曾迭经考虑。首先,我们相信:如我们所说的是真理,则用一人的名义说出,与用数人的名义说出,其真理之价值毫无增减。其次,我们之思想,并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体相同的中西人士,亦并不必仅我们数人。再其次,我们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之形成,主要有赖于人与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响后,而各自发出类似的思想。若只由少数已有某种思想的人,先以文字宣称其近于定型的思想,反易使此外的人感觉这些思想与自己并不相干,因而造成了这些思想在散布上的阻隔。
  但我们从另一方面想,我们至少在对中国文化之许多主张上是大体相同,并无形间成为我们的共信。固然成为一时少数人的共信的,不必冶成为一时少数人的共信的,不必即是真理,但真理亦至少必须以二人以上的共信为其客观的见证。如果我不将已成为我们所共信的主张说出,则我们主张中可成为真理的成份,不易为世人所共见。因此,亦将减轻了我们愿为真理向世人多方采证的愿望。至于抱有大体相同思想的中西人士,我们在此宣言上未能一一与之联络,则为节省书疏往返之繁。但我们决不愿意这些思想只被称为我们几个人的思想。这是在此宣言正文之前,应当加以预先声明的。
  在此宣言中,我们所要说的,是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其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期望。对于这些问题,虽然为我们数十年来所注意,亦为中国及世界无数专家学者政治家们所注意;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国遭遇此空前的大变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这些问题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及十年前的我们,与其他中国学者们,莫有经过同类的忧患,或是同一的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这许多问题,则恐怕不免为一片面的观点的限制,而产生无数的误解,因而不必能认识我们之所认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认识者,去掉一些世俗的虚文,先后结论上宣告世界,以求世界及中国人士之指教。
  我们之所以要把我们对自己国家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前途的看法,向世界宣告,是因为我们真切相信: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未断绝之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用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则这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将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和安顿;此不仅将招来全人类在现实上的共同祸害,而且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全文阅读)

德博尔与后现代转向:景观的新阶段 
    ……德博尔以及境遇论者理念的复苏非常引人注目,德博尔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景观” ,在目前的经济、政治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依然到处充斥,而且,“景观”这一概念几乎已日常化,出现在理论界或大众媒体的论述中。并且,境遇论者的文本在传媒界和网站正经历着有趣的复苏,而其中一些正体现了境遇论者的实践。过去十年已被丰富多样的文化行动主义标志――他们运用廉价的新兴交流技术,扩展了激进的社会批判和文化行动主义。他们大多尊崇德博尔以及境遇论者,收纳了他们的文本及各种评论,他们的思想成为当代文化理论以及行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景观社会”显影于电脑空间和文化与经验的新兴领域时,继续激发着文化和政治的对抗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在讨论新阶段的景观现象中赋予德博尔的理念以时代的色彩。首先,我们将描述他的经典分析,说明这一理论如何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分析,同时示以鲍得里亚的批评理论,他认为,在新的后现代历史时期来临之际,景观这一概念已被新的模仿机制所替代。我们承认鲍得里亚分析的洞察力和重要性,但值得讨论的是,在当下的社会及文化形态中,模仿和景观是互相纽结的。因此我们所示的理论分析是:在新的“互动景观”阶段,不仅产生新的诱惑和支配形式,也产生新的反抗和民主争取的可能性。可以说,系统论述的名目之多足以代表当代社会的变革,而政治设计之多也足以表现挑战性和对新鲜事物的追求。
    境遇论者:商品化,景观,以及资本主义
    商品的真正本质,只有当它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时才能被理解。
                                           ——乔治·卢卡契
    “景观在此刻诞生:当商品已经全面占有社会生活时。与商品的关联不仅是可见的,而且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目之所及皆是商品世界,现代经济产品广泛而密集地扩张着它的独裁。
                                                 —— 德博尔
    从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组织起周围的生产,到近来的资本主义组织起周围的消费、媒体、信息以及科学技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形式的支配和抽象出现了,加剧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卢卡契(1971)是第一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发展了后期资本主义理论(尽管此刻消费\媒体\信息社会的联合体还未出现)。同样,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其他学者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起追溯了社会生活中官僚化、合理化以及商品化的逐渐形成。他们描述了“文化工业”是如何淡化了人们的批判自觉,如何为迷惑麻醉人心提供了关键手段。他们还发展了关于媒体和消费社会的第一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见凯尔纳1989a)。
    德博尔和境遇论组织的出现,是为了令二战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富时代色彩。他们的课题深受法国现代主义先锋运动影响,德博尔和他的朋友本身就是该运动艺术背景的直接成员,它包含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字母派以及其他志在融合艺术与政治的团体(见马尔库塞1989;普朗特1992;伍林1993)。非正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象亨利·列斐伏尔(他曾经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而且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创始人),也影响了德博尔。类似于“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团体的行动与论争,他们都致力于创造现代化的和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二战后,法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以及50年代消费社会理论的引介激起了更多的论争,促使他们针对现代法国社会创生各种不同的理论。而现在我们激活德博尔和其他人也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获得新生,以回应新的历史境遇和来自艺术和理论的压力。〔1〕(全文阅读)

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的道德哲学 
    ……当我读哲学史时,康德是个过渡人物--他帮助我们摈除如下思想:道德是神圣命令之事,但他不幸保有如下思想:道德是具有诸种无条件义务的事。我接受伊莉莎白·安丝孔(Elizabeth Anscombe)的建议: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最好在决定如何行动时从你的词汇表中抛弃"法律"和"义务"等概念。
    同其他启蒙时的伟大思想家一样,康德想抛弃牧师是道德专家的想法,并建立民主学说:即每个人或至少每个男人都有着内在的必需资源,以作出合理的决定。但他认为,这些资源存在于对一个无条件原则的占有上。这一无条件原则便是绝对命令,它使我们能够决定如何去解决各种道德困境。他把这一命令视为被他称作"纯粹实践理性"的这种特殊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的发挥完全不受历史经验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对社会的各种道德直觉的求助,转为求助于这种能力。它将告诉我们保持那些直觉和抛弃那些直觉。 尼采(Nietzsche)说,血腥味和鞭子笼罩着康德的绝对命令。我最喜爱的当代道德哲学家安尼特·拜尔(Annette Baier)发现了同样的腥味。正如拜尔看待此事,康德主义的无条件义务概念借自一个本应被抛弃而不是被重构的权威主义的家长式的宗教传统。如果我们听从了休谟(Hume)的建议,在我们不再害怕死后的折磨时,我们应该已停止讨论无条件义务。当我们不再同意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观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将被许可,这时,我们应该已把道德与审慎的区分抛在一边。我们不应该去用"理性"代替"上帝"成为立法者。
    我们常被当代道德哲学家们告知,康德有了突破性的发现,给了我们至关重要的新理念--道德自主的理念。但我怀疑,当康德为这一发现广受赞誉时,我们正含糊不清地使用该词。每个人都认为,在免受各种外来强迫要求的这种自由的意义上,自主是个好东西。没有人喜欢人的或神的暴君。但自主在特定的康德主义意义上--人通过理性而不是任何能受经验影响的东西来作出道德决断--是一件相当不同的事。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同意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等康德的信徒。考斯佳德或许是当代康德主义道德哲学家中最杰出的,当然也是最不妥协的一个。康德坚持,有一种称为"道德"的特殊动机;他还坚持,"如果道德动机存在,它只能是自主的。"考斯佳德认为康德的上述坚持是正确的。自主在服从理性的无条件命令的意义上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技术性的概念--一个必须通过加入特殊的康德主义语言游戏,以学习其它任何技术性概念的方式来学习的概念。(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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