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三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吴琦幸:等待媒体自律
    从互联网兴起之后,全世界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如何防范互联网上色情暴力淫秽的内容,危害青少年儿童?美国是互联网最初使用的国家,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就受到美国教育团体、家长协会、政府公职人员一直关注,并始终认为要用行政手段进行控制,例如安装过滤器,限制互联网站的暴力淫秽内容。而一些企业家、广告公司乃至人权民权团体以违宪加以反对。两方面的争执从来没有间断过。 
    否决净化互联网 
   最近,这一个问题甚至引起了诉讼,双方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争论的焦点是政府要不要进行净化控制?即到底是新闻自由重要,还是下一代的净化教育重要。 
    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於六月二十九日作出的判决显示,在美国,新闻舆论的自由比起儿童的教育更加重要。 
   在这个被否决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检察官提出了一项净化互联网、规范互联网的法规,想要用行政手段对互联网进行净化。此议遭到美国民权联盟的反对,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最后,联邦最高九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票数,否决了这项行政规定,认为这项法规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於美国的言论自由的基本宪法精神相违背,美国实行案例法,这一个法案在英美法系中具有案例立法示范作用,等於是为互联网的内容立了法,从此美国的互联网只能靠媒体的自律来净化其内容。 (全文阅读)

中国非法移民全球生存状况调查
     偷渡和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偷渡客乘飞机、货船或货柜车闯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事件一再发生。偷渡者九死一生的经历不堪回首。本网发表以下特别报道:
    一、特别报道:中国偷渡客纽约艰辛路
    偷渡和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偷渡客乘飞机、货船或货柜车闯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事件一再发生。偷渡者九死一生的经历不堪回首。
  “如果知道美国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决不会走这条路,”陈小姐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今年20多岁的陈小姐一年多前从福建长乐偷渡到美国,与那些从陆路出境、在海上漂泊数月的偷渡者相比,她在偷渡路上受的苦也许要少些,不过对于那段历时一个多月的艰辛旅程她不愿多谈,只是说他们一行人先经广州到香港,然后乘飞机抵达加勒比海小国海地,在那里东躲西藏地过了一段时间后,用蛇头提供的假身份证明来到加拿大,后来参加了一个旅游团,从陆路过境来到美国。
    身负5万多美元偷渡债的陈小姐离开蛇头为偷渡者设立的藏匿地点后,就一直在纽约华埠的一家制衣厂做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6天,和好多人合住在并不宽敞的公寓里。陈小姐高中毕业后就到长乐的一家鞋厂工作,一直过着比较舒适、安逸的生活,来到美国后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陈小姐说,她现在最想的事就是回家,可是自己身上背着这么多的债,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每天过着地狱般的日子,还不敢对家里说实话,只能拣好听的说。
    在纽约,像陈小姐这样的非法移民还有很多,其中大多来自福州附近的长乐、亭江、琅岐等地区,多年来纽约一直是闽籍非法移民在美国最大的聚集地,据估计在大纽约地区的闽籍非法移民就有30多万。
    纽约已不是最终目的地
    福建人非法移民美国的现象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度达到高潮。美国移民局一位长期处理中国非法移民事务的高级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中国非法移民在纽约地区的活动近年来的某些发展趋势和变化。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近年来福建一些地区向美国的大批非法移民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许多大城市中中国城的人口构成,福建人已经取代了广东人的地位,成为这些地方的移民主体,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并将最终加入美国国籍,使他们能够合法地让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美团聚,从而进一步扩大闽籍移民在美国各地华人社区中在人数上的优势。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纽约已不再是中国非法移民的最终目的地,而更像一个中转站。许多非法移民一旦在纽约还清偷渡债后,即迁往其他各州谋求生路。(全文阅读)

冯玥:李思怡事件——没有人幸免于罪
    8月19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两年。这二人的“玩忽”,导致了一个三岁女孩被活活饿死———这就是去年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成都市委政法委书记王体乾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血者’手中。”
  “冷血”事件,震惊了公众,许许多多普通人,在网上自发开展了一场道德自救活动,为小思怡建了纪念网站,很多人甚至自愿绝食一天来体会小思怡的困境,人们写下汹涌如潮的诗歌和挽文。
   一个北京的学者,并没有停留在悲伤和愤慨中,他以一个学者穷根问底的精神,带着许多疑问,专门赴成都实地调查,回来后,泣血写出一本书。他自费印制,送给能看懂的人们。
    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送我这本书时,说:“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不过七八万字的内容,我却花了好几天才看完。每看几页,我都不得不跳起来,尽量平息自己的情绪,或者擦掉眼泪。然而无论我把这本书反扣在哪里,纯黑底色的封面都那么显眼,白色的书名《起诉》两个字,像一双犀利的眼睛,让人无处可逃。
   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作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在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惟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
    康晓光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全文阅读)

看看人家外国运动员!
    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冠军,德国人斯托姆波罗斯基,29岁,已婚,是一名时装设计师。毕业于德国时装学校。
    女子花剑个人银牌得主,意大利人特里利尼,34岁,已婚。职业是森林护林员。大学所学的专业是物理教育。
    射击女子飞碟多向冠军,澳大利亚人巴罗奇,31岁,职业是“农业保护官员”,大学所学专业是农业科学。
    举重女子53公斤级铜牌得主,哥伦比亚人莫斯奎拉,35岁,职业是药剂师。此人30岁才开始训练。
    柔道女子负78公斤级冠军,日本人阿武教子,28岁。大学所学专业是法国文学,目前的职业是警察局的警官。
    男子跳高亚军,美国人海明威,32岁,已婚,他是某公司的销售主管。此人平时主要的训练方法是打篮球。对了,他确实与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有血缘关系,算是海明威的一个远亲。
    男子铅球亚军,美国人尼尔森,29岁,目前的职业是财政咨询顾问。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他在奥运村里的一家咖啡店和夜总会里打工。他在整个高中和大学期间所从事的主要运动是橄榄球。
    射击女子飞碟双多向冠军,美国人洛德,年龄25岁,大学生,所学专业是“动物和兽医科学”,其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兽医。
    男子单杠铜牌得主,日本人米田功,27岁,上班一族。在业余时间里进行训练。(全文阅读)

学校、医院贷款特易 银监会预警新五大风险行业
    8月24日中午,中信实业银行公司业务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贵族学校的负责人。
    这家贵族学校经营已达五年,从去年开始赢利,如今想通过贷款将规模做大。中信业务部的职员很仔细地询问对方,“你们的资产规模多少?注册资金呢?土地是否自有?”
    简单的摸底之后,中信知道这家起初完全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贵族学校已经开始有微薄的利润,而且土地、校舍这样的资产都是自有的,所以很乐观地告诉对方,“我觉得可以谈。”
    对方要做的事情就是,带上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前往中信实业银行详谈。
    中信这位员工表示,教育产业的贷款量比以前要大。在教育这一逐步升温的产业里,“跑马圈地”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这间学校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与教育产业相似,正处在改革之中的医院行业同样备受银行追捧。
    “跟其他企业贷款相比,医院现在贷款是特别容易。”中国医疗投资盈运网CEO刘腾蛟直言。刘跟大量医院接触之后发现,只要你拿出简单的一个财务报表,贷款就没有太大问题。
    实际上,教育和医院都是各家银行盯紧的产业。除此之外,普遍受银行青睐的还包括被认为供给不足的电力、公共事业、交通等行业。
    对于银行贷款的新趋势,银监会却表示出了相当的担忧。银监会相关人士透露,“7月中旬,银监会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年中总结会议,国务院一位高层亲临会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2004年上半年银行机构运行及风险状况分析。会议还“总结”出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被总结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储蓄存款持续减少,也不是部分企业流动资金吃紧,而是“对产业政策、产业发展前景把握不准,贷款趋同现象严重,对某些项目、企业过度授信,形成集中性风险”。
    据称,此次会议结束之后,相关文件已被送往发改委、财政部、人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
  辩解
    而被银监会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
    中国银行提供的资料显示,上半年对房地产、钢铁等五大行业授信余额仅比年初增加48亿元,电力、交通运输、电子、石化等行业新增授信却高达758亿元。(全文阅读)

欧洲的苏丹“原罪”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约80个部族。2003年2月,由部分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组织,以苏丹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展开武装反政府行动。迄今,达尔富尔战乱已造成1万多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虽然,达尔富尔冲突的惨烈程度或许无法同布隆迪和卢旺达种族屠杀相提并论,然而它却制造了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004年8月23日,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非洲联盟、苏丹政府及反政府武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就解决达尔富尔冲突问题展开谈判。
  尽管苏丹政府已经向达尔富尔地区派出了军队,以示对联合国的尊重,但要想彻底解决达尔富尔地区冲突,苏丹显然面临极大的困难。不过,苏丹对国外干预依然表现出高度警惕。苏丹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农业和森林部长马杰祖卜·哈利法说:苏丹政府有能力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不需要非盟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维和部队。
  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的安理会1556号决议,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强制条款”。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在一个月内解除阿拉伯民兵武装,结束这场人道灾难;如果苏丹政府届时未能满足该决议要求,安理会将依据宪章第41条对苏丹实行制裁。除了1950年的朝鲜、1989年的伊拉克等少数几个案例,联合国还极少适用宪章第七章,更别说是一个国家的国内冲突。
  20年来,安理会对苏丹内战一直不闻不问、无所作为——1996年,苏丹的确曾遭到联合国制裁,但这不是因为什么人道灾难,而是因为苏丹卷入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恐怖活动。现在安理会突然对苏丹内战表现出如此热心,达尔富尔冲突究竟是刺激了谁的神经呢?
  达尔富尔冲突之所以突然引起世界的关注,就在于它发生在一个可能影响整个苏丹内战进程的关键时刻。
  苏丹内战是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内战,交战的双方是居住在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人和南部黑人,迄今已经持续了20年,累计造成200万人死亡。如今,苏丹内战终结的曙光已经显露,达尔富尔冲突虽然只是苏丹内战进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这个插曲却可能使此前为结束苏丹内战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斯坦福大学是如何押宝Google终结硕果的?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押宝Google Inc.走了三步好棋。
    首先是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大学明智地录取了Google的联合创始人赛吉·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攻读其电脑科学博士课程,然后将此二人变成了学校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人才的吸铁石,此后学校还为他们创建的企业进行了投资。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的文件显示,在上周Google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斯坦福手中持有Google 7,574股A股和1,650,289股B股股票。这些股票的总价值为1.795亿美元。该学校的托管人出售了184,207股股票,转瞬之间就有1,560万美元进帐。
    Google目前所使用的关键技术是在斯坦福开发的,斯坦福大学拥有这项技术的所有权。Google向该大学支付股票和现金以取得独家使用权,此外Google每年还要交付特许权费用。该协议将在2011年到期。
    斯坦福还通过矽谷两家顶尖风险投资公司对Google进行了投资,现在它也准备收获投资的硕果。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投资能够给该大学再带来总计超过2亿美元的收入,当然这要取决于股票表现。
    据斯坦福技术授权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2002-2003财年年度报告,斯坦福在2003年获得了4,320万美元的特许权收入;这其中只有一部分来自于Google。该报告称,技术授权办公室从特许权收入中拿出15%冲抵成本,剩余部分在投资者、学校各系和各学院之间分配。据技术授权办公室和Industrial Contracts Office的主管卡萨瑞恩·库(Katharine Ku)称,所获得的Google股权中,有三分之一分给了投资者,剩余三分之二分给了学校的一个研究和奖学基金。
    布林和佩奇绝不是分享Google盈利的仅有的两个斯坦福名人。今年3月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赫尼斯(John Hennessy)获得了Google董事会的一个席位以及65,000股股票。按照上周五收盘价计算,这些股票的价值为704万美元。
    学校其他教员通过个人投资或给该公司担任技术顾问也拥有了股票或期权。上周,电脑科学系教授戴维·切瑞顿(David R. Cheriton)出售了其3,404,360持股中的340,436股,套现所得28,937,060美元。(全文阅读)

《财经》:吉林农信社增资扩股调查 
    2004年的夏天,吉林省公主岭市农信社副主任王春伟格外忙碌。按照吉林省信用联社的建议,全省资产质量最好的县级联社公主岭市农信社要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而要组建合作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目前还需要募集股本上千万元。
      从去年11月初到去年年底,为了达到申请中央资金支持的条件,公主岭市农信社已经增资扩股4104万元。“为了这4104万元,全社上下已经费了很大周折。现在又要为组建合作银行增资扩股,真是困难重重。”王春伟对记者说。
  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增资扩股就是吉林农信社改革的主题,而且斩获多多。改革前的2002年末,吉林农信社只有3.3亿元资本金,实际资不抵债额高达102亿元,按照银监会副主席李伟的说法,“可以破产30多次。”可就是这个资产质量居全国倒数第四的吉林农信社,去年被纳入全国八个省农信社改革的试点后,到今年6月底,股金余额增至6***亿元,比原来股金增加近20倍;资本充足率由改革前的-52.9%改善到6月底的5.45%。
  按照这次农信社改革方案,如果没有意外,一年之后吉林农信社将获得中央资金支持51亿元。
    行政推动
  根据此次农信社改革方案,对于试点信用社,只要达到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下降比例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将按2002年底农信社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行专项人民银行票据或安排专项再贷款给予支持。前者用于置换农信社的不良贷款,如果两年后改革验收达标,农信社就可把这些票据兑换成现金。专项再贷款则是由省政府统借统还,期限三年、五年、八年不等,农信社给中央银行支付利息。
      吉林农信社到2002年底,资不抵债102亿元。根据这项政策,可以申请中央资金支持51亿元。
  如此优惠政策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2003年10月15日,吉林省召开了深化农信社改革工作会议,常务副省长王儒林直接对与会者说:“这是国家拿资金倒贴,置换农村信用社的破烂,机会千载难逢。”
  但是,申请央行的票据支持是有条件的,即基层农信社把央行50%的票据支持考虑在内,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零。因此,为了达到申请央行票据的资格,基层农信社首要的任务就是增资扩股,消化掉50%的资不抵债额度。
  对于吉林省来说,50%的额度就是51亿元。为了尽快筹集到达到资本充足率标准的股金,吉林省上上下下发动起来,开展了增资扩股“大会战”。
      首先,吉林省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省政府决定出资3亿元,用于支持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贷款比例高的信用社,这些资金由省联社根据不同情况安排使用。“有些亏损信用社可能只需要几十万,但拿不出。此时,省政府可从这3亿元中出资扶持。” 吉林省银监局副局长王洪志告诉《财经》。
  同时,在省政府的要求下,各级政府也出面清理不良贷款,打击、制止逃废债行为。在政策高压下,一些乡镇政府出租乡村机动地,以租金偿还农信社的不良贷款。如白山市用山林置换农信社不良贷款4600万元。据吉林省信用联社有关人士介绍,东风县甚至把县宾馆抵押给农村信用合作社,置换其不良资产。后来由于入股资金很多,又把这块资产剔出来了。
  最现实的当然是增资扩股,主要是通过扩大范围,发动农户、个体工商户、信用社职工、社会法人等入股。
  这个任务主要由基层农信社承担。为了达到增资扩股目标,各级信用社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记者了解到,公主岭市联社就成立了增资扩股领导小组,联社主任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成员。一方面,广泛发动和宣传。公主岭市信用社为此印发宣传单6万份,还挂条幅,出板报,甚至上街宣传;另一方面,把入股任务落实到乡级信用社,实行主任负责制,最终把股金任务落实到人。(全文阅读)

传销的本质——纯理论性的探讨 
  当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原本打算将这篇文章写成一个通俗易懂的文章,但是一旦拿起笔我就知道了这是近乎于不可能的事情了。中国政府就要为直销立法了,这句话时不时地在最近的媒体上出现,注意关心时事的人很清楚这里面的“直销”指的是“传销”;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换成“中国政府就要为传销立法了”。自从传销这种销售模式进入中国以来就成为令中国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正是这种销售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了多起轰动全国的诈骗大案,最后令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传销非法,但是又不得不在法令之外留下一道缝隙,因为就如同因为传销而闻名全国的外资企业的女经理说的一样“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在这篇文章里我所要做的就是探讨传销的本质。
  传销的概念
  传销是通过收取会员费的形式进行商品销售并按照进入组织的先后顺序来按一定比例进行利益分配的组织性的销售模式
  为了大家能够清楚地了解传销的概念,我在这里举这么一个例子。
  如果某个人直接从公司进货则可以作为“直销商”按照30%的折扣价格拿到公司的货,如果他能够吸引2个人,而且如果其中的一个人也变成了公司的“直销商”,他就变成“经销商”,并从“直销商”的销售额中取得20%的折扣,当他的下线“直销商”也变成了“经销商”的时候就成了“代理商”,他就可以从下属“经销商” 的销售额中拿到15%的折扣,如果下线的“经销商”也变成了“代理商”,他就变成了“超级代理商”,他就可以从“代理商”的销售额中拿到10%的折扣。
  好了现在我么通过这个模式就可以画出一个完整的由传销模式导致的金字塔模型了,假如说公司的加盟费为100元,而加盟时购买的产品的实际成本或者说相同类型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为10元
  公司700-120-100-70-30*4-7*10=210
  “超级代理商”30+20*2+200*15%+200*10%=120
  直销商30 “代理商”30+20*2+200*15%=100
  直销商30 “经销商”30+20*2 =70
  直销商30 直销商30
  各位读者可能感到奇怪这里面怎么没有客户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全文阅读)

陈佳:外来资本决定中国互联网的未来?
    进入2004年以来,一股外资大规模投资并购的浪潮席卷中国互联网业。几家国际著名互联网服务公司在中国的大规模注资并购,使中国的互联网服务行业悄然发生变化,许多中国本地的网络公司都被迫努力寻求与外 国公司合作,以化解并购浪潮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加入到并购浪潮的外资互联网公司全都很有来头,Yahoo、eBay、Google、InterActiveCorp……个个都是大名鼎鼎。一些中国本地的网络公司也不甘落后。外国的,中国的,人人都想从互联网并购中分一杯羹。2003年,用于并购中国网络公司的总资金就达到了1亿美元,而今年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美元砸向中国市场
  6月15日下午,百度公司正式宣布,包括Google、DFJ(美国三大风险投资商之一)等在内的8家投资机构、风险投资公司对百度进行的策略融资已经完成。Google作为投资人之一注资百度1000万美元,探路中国市场。
  6月16日,在香港挂牌交易的腾讯被境外超额158倍认购。
  与此同时,携程网也发布公告,来自日本的网络零售商乐天(Rakuten)从公开市场中以1.1亿美元(约9.08亿元人民币)收购其20.4%的股份,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在Google探路中国市场前不久,韩国网络公司正在争先恐后地进入全球第二大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以争取到中国市场的份额。这一举动包括韩国互联网门户集团NHN与中国最大的游戏门户海虹控股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NHN将投资1亿美元与海虹控股建立一个名为“OurgameAssets”(联众资产)的合资公司,双方分别拥有合资企业50%的股权。据悉,这是韩国互联网公司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NHN扬言要做国际网络巨头,而它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将至关重要。
  NHN的这一举措是在其竞争对手韩国流行的游戏门户网站Netmarble的运营商Plenus决定与中国新浪网站合作之后采取的行动。Plenus同意从今年7月份开始与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网站新浪共享服务。Plenus表示,它不能允许NHN消费整个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雅虎携新浪合建“一拍网”,进军中国网上拍卖市场。
  8月初,经营网上旅游服务的InterActiveCorp宣称,将斥资6000万美元并购中国第二大旅游服务网elong。
  据初步估计,国内多数网络公司或多或少地成为了风险投资的受益者。其中的佼佼者如携程、阿里巴巴、卓越、当当和淘宝网等。(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教育部之“原配蟋蟀篇”
    鲁迅先生当年为了治疗父亲的病,曾得到一份中医处方,上边有一味药叫做“原配的蟋蟀”,当时,他老人家曾感叹道:“难道续弦和再蘸的蟋蟀连做药的资格也没有吗?” 教育部无比爱戴鲁迅先生,在语文课本里,鲁迅的文章最多,最近,正在实施“原配蟋蟀工程”.
    2000年初,教育部大喊学生负担太重,要减轻负担(俗称减负),于是,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落实减负,该运动进行的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表面看,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可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例如:规定每个学生每门课只能有一本教辅读物,不得有第二本,本来各学校大都只发一套,发好几套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各校自选版本,大家都知道从社会上进书有回扣,所以,校方为了显示清廉,一般都对学生按8折收费,(当然校方还是有回扣的),现在,规定只有各省教育厅,才能确定哪种教辅读物可以进学校,哇赛,各个书商激动的腿发抖,只要能拿到一门课的教育厅批文,随便就是上百万的发行量,而且每年两次,发死了,拿到批文的书商,一步登天,有批文的书和没有批文的相比,尽管内容相似又都是正规出版物,但是教育部门告诉你,有了批文就是“原配的蟋蟀”,虽然都是蟋蟀,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俺能进学校,你就不能,气死你,既然有了批文,本书就不会打折,学生只能按定价付款,让“减负”见鬼去吧。
    教育部又发文件,声称电教读物要规范,于是,某些省又规定:凡是进入学校的英语磁带,语文磁带等等,必须贴上省电教馆的专用标签,成为原配蟋蟀之磁带,否则,不管是否是正规出版物,一律算盗版。教育部还发文件,称为了进行素质教育,各省可以推广自然,数学,美术等学具,什么是学具那?例如数学:有几个塑料园,塑料三角等等器物,可以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数学概念,或许也有用,以小学一年级数学学具为例,市场上卖1块8,学校售价5块6,自然学具售价2块8,里面有几个硬纸板几个泡沫等等,成本如果超过1元,我保证把我的头割掉,这就叫做原配蟋蟀之学具,服不服,不服就再气死你一次。(全文阅读)

法国青少年的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一、当代法国青少年的参政意识和公民责任心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年代:1968年和1986年。1968年伊如法国社会就迷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氛,从这年的2月份起学生骚乱不断发生,最终酿成被称之为"社会性地震"和"历史性震动"的"五月风暴"。学生青年强烈要求享有参与和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外国占领",反对"国家机器和官僚压迫"。这一代的青年不仅敢作敢为,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前途也深度关心,把"自由"视为座右铭,拒绝羞答答而又无效的改良主义。他们等待革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甚至宣称:"我们准备推翻现在的制度。我们并不瞒着制度。""68学潮"影响深远,客观上它产生了两种结果:一般说来,如今的青少年比他们的父母接受了更加自由化的教育,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或继承了父辈们怀疑各种意识形态、怀疑政治划分、甚至怀疑选举的政治取向。进入80年代后,以1986年法国政府"左右共治"局面的形成为标志,一种不受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因素左右的个人主义道德价值观已然形成,其表现形式为:
  1、怀疑各种政党和选举,试图寻找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1988年4月法国民意测验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政治在青少年当中名声不大好,69%的法国青少年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认为政党和政府"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的比例分别为61%和55%。他们最不愿意把自己按照左右来划分,这种对政治划分的敌视态度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张取消政党。另外,在选举上没有登记选举的人中青年人所占比例很大(18、19岁的人中有38%;20、21岁的有23%;22-24岁的有15%),即使有登记选举中弃权的比例也较高。如在1981年第一轮议会选举中,18-24岁的青年人中有29%的人弃权,而在65和65岁以上的人中弃权的只有9%。若从旧的选举观念来看,青年显然对社会参与缺乏应有的热心。然而另一方面,20世纪后半期青年人在反对恐怖主义、种族主义、饥饿、战争的宣传与运动中表现卓著,他们比一般民众、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更愿意参加保护环境、裁军、捍卫和平与人权的组织及运动,这可说是当代法国青少年另类形式的"政治参与"。
  2、对失业问题与个人前途的忧虑成为近年来法国学生运动的一个主题。1995年秋季新学期刚开学,鲁昂市大学生就首先罢课,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增加师资、改善教学条件。图卢兹、波尔多、巴黎、奥尔良、图尔等市大学生纷纷响应,部分教师和高中生也加入到示威游行队伍中。秋季学潮的根本原因是学生青年对前途的忧虑。80年代初法国有110多万大学生,1995年增至220多万。学生人数翻了一番,但教学设备、体制、方向及劳动市场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瞻念前程,忧心忡忡,学生们企望通过抗议示威来争取一个比较理想的前途。有人将1995年学潮与1968年大学生造反加以比较,认为60年代的社会动荡是激进的学生青年对保守过时的教育制度与颓废的社会风气及令人压抑的社会价值观的不满、抗争。而9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则被一种对生存环境与前景的忧虑、恐惧所笼罩,人们在维持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致进一步恶化而抗争。(全文阅读)

心理咨询面临职业化尴尬
  
“我希望心理咨询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社会正正当当的职业。”58岁的心理咨询师肖洁光把“正正当当”这4个字咬得很重。
  心理咨询师,这个2002年才被写进《国家职业大典》的新职业,连同它的群体,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都很陌生。在肖洁光看来,中国心理咨询师尚处在社会的边缘,刚刚艰难地从幕后走向前台,身处一种混沌的尴尬境地。
  据上海媒体报道,最近上海女子监狱组织服刑人员与心理咨询师进行了“面对面”的心理沟通。
  心理咨询师柴晓东说:“长期的隔离对服刑人员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找不到宣泄渠道,对自己的身心、监狱的安全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当看到她们脸上露出微笑,我们心里也感到快慰。”
  正在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的警官罗建英告诉记者:“监狱提倡人性化管理以后,目前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确实非常大,各个单位都开始设置心理咨询科。在跟一些罪犯特别是青少年罪犯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情况都是心理压抑引发了暴力行为。”
  其实,不仅仅罪犯这样的特殊群体需要心理咨询。
  以 “三高”(高科技、高效率、高竞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有高耐挫力,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竞争中的挫折和失败,防止消沉、颓废、沮丧、偏激的心态出现,在此背景下,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国民进行心理引导,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人们把心理咨询师称作“心灵开锁匠”。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岳晓东认为,心理咨询就像一个转换器,在心理专家的帮助下,把不良的情绪释放,重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心理咨询师的对象是有心理问题的健康人,或者说解决健康人出现的阶段性心理问题。”肖洁光说。
  半路出家,良莠不齐
  少年肖洁光的梦想是当一名电影演员,工作时当了一名经济师,她没想到自己1998年退休了还通过培训与考核鉴定当上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这门职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心理咨询业最发达的地方是西欧和北美。在这些地方,心理咨询是一门独立的职业。要想获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位,必须拥有心理学和哲学(或者医学、社会学、文学)两个博士学位。
  “半路出家”是中国心理咨询师的最大特色。在中国学历教育体系中,心理咨询专业设置仍为空白,目前大学心理系的心理咨询课也仅有一个学期的学时。心理咨询师教育还处于一个职业培训的较低层次。
  广州南大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2003年招收的第一批65名学员当中,医务人员约占40%,教育工作者约占20%,管理人员约占10%,其余为会计师、编辑、记者、电台主持人等。其中8***%的人通过了国家职业统考。
  “将来肯定有几个出色的心理咨询师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南大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黄铎香很有信心地说。
  据1997年统计,我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心理学工作者数量仅为2.4名,而美国在1991年时每百万人口就拥有550名心理工作者。目前国内已经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并正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不足3000人,而黄铎香估计,中国心理咨询师的真正需求量在100万~200万之间。(全文阅读)

离异家庭中的孩子该怎样教育?
    我的女儿6岁,她现在很不愿意让大人离开她!在外人面前不喜欢说话,胆子很小,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自由自在快乐地活着!怎么才能让她把不幸的事情忘记? 
    这个问题在单亲家庭中很普遍。离婚确实给您自己和孩子带来很大的麻烦,完全不产生影响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把这种麻烦降到最低程度。要想使孩子快乐起来,您必须先使自己快乐起来。从现在开始您就要行动起来,向您当初成家那样,重新建设自己的新家。不要乞求他人的怜悯。要相信自己的实力,用您的行动影响孩子,也告诉他人,您完全可以使自己和孩子生活得很好。心理学家研究证明,经常与孩子共同分享生活的快乐,可以减少单亲家庭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母爱缺乏与心理健康
    有一位16岁职高一年级女学生,因父母离婚后从2 岁始一直在祖父祖母家长大,她感觉与奶奶相依为命,感情最深。几个月前,其83岁的奶奶因病不幸去逝,当时这个女孩的情绪反应特别强烈:以泪洗面、肝肠欲断。她曾与好友说过她唯一的亲人不在人世,没有说心里话的亲人了,整日闷闷不乐。一周前因生活琐事与邻居产生矛盾,第二天就轻生服药自杀。
    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离婚不仅影响夫妇双方, 另一方面还会危及子女的心身成长。        
    母爱剥夺是广义的,它可以是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母亲不喜欢孩子也是一种母爱剥夺。每个人都有享受母爱的权利。对于婴幼儿来说,母爱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了就会生病。
    给孩子更多的关爱
    在节奏比较紧张的生活中,家庭温暖注重的是相处时间的“质”,而不是“量”,只要父母和孩子都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和谐相处,沟通感情,即使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彼此的心仍会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父母要经常用语言和行动对孩子表示爱与关心,使孩子产生安全和归属感。孩子向父母学习爱与被爱,发展亲密的感情。表达爱有许多方式,父母可以用语言,也可能用动作,如抚摸孩子的头,拍拍他的肩膀,或拥抱他、亲亲他等都是对他亲密的表示。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满足,更重要的是无私的爱。与子女相处时,让彼此都感受到情感的温暖。如果能保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态度,那就会使孩子更感到被理解、被爱,因而愿意与父母建立更深的关系。(全文阅读)

郑方生:中国精英教育恶化了城乡差距
     2002年中国全国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人民币,77%用于城市,占人口总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其余的23%。
    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春玲博士在上个月末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引述了上列数据来说明:中国教育的精英化,如何阻碍了中国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并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社会流动模式来到关键期
    李春玲及其社科院同事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制度桎梏,亟需变革,否则会扼杀社会的动力。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唯有多流动才会有激发人们有梦想,许多人梦想的集合,汇集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社科院的新报告指出,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曾经阻碍人们合理流动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阶级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等,大都废除或式微了。
    与此同时,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因素越来越重要,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财富和地位。
    领导干部高高在上
    不过,数据显示,中国10大阶层之中,领导干部仍是最高阶层,而人口最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是第9阶层,仅略胜于城乡的失业者。只有0.2%农民成为干部,也只有0.5%、0.8%和0.9%的农民转变成为经理、私营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农民只能转变成为工人、店员和个体商业户。
    另一数据显示,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他们获得首份工作就是干部的机会,更是非干部子女的2.65倍。(全文阅读)

难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写博士论文?
    什么叫做写博士论文这个问题是用写博士论文这一行动本身来回答的;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写它,因此对这个问题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因此没有一种写博士论文的方式是一样的,每一种博士论文写作都在改写学术版图,是“对解构的解构” ;什么叫做写博士论文或博士论文该怎样来写,这问题本身也是开放的,写过它之后对这问题就更没有把握来回答了……希望本文对正在完成博士论文的人有鼓励。LX
  但我们还是禁不住来问人和自问:写博士论文和哲学论文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希望它能激起你自己的回答。
   一、
  (…)写哲学论文或哲学博士论文,实际上三分之二是读别的“哲学”论文吧。不光读伟大作者,读同行,也读我自己已写和将写出来的东西。这样读的时候将自己与别的作者比并了,平时我们可不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是研究之初步。巴尔特就认为写也就是读,在心里读自己构思好的,写下来了,再读自己的写,所以写作 的全部可以说只是修改,修改是最正儿八经的读;作者实际上是读者,自己的读者,替别人成为读者,当读者让别人租用,被当作鼠标或搜索引擎……
   什么是博士论文的读?我一直考虑不好这个问题。我想概括一下来进一步提醒自己。一般讲,读一个本行业里的伟大作者,都被一个循环挡着:单本读不进去,是因为没有读过其全部写作,但不从单本进去,又如何读全部?专业阅读所以常一直带着这样的深深的挫折感。但我想研究就是这样,在一些基本问题中的沉潜,就是这样反复失败着进行的,一步看到底,一进门就懂就能就行的天才有几个?我这样的木讷而保守者,只好盯住全部来读,因为读全部好象是最容易的读:里面一定会有重复,一个事被作者讲了好几次之后,总该有点好懂起来,使我有一点点开窍了吧。不光会有意思上的重复,甚至还会有语义和词汇上的重复,全读之后,就不光能复述出各意思立场,也能说出作者用了什么字,那些字又是如何构成其主要语义场的。我可以把这样的复述称作我的理解,有时就偷梁换柱地被称作我的想法了。
  举例说,德里达并非我的专业内的作者,但二年前我发现不读他简直是不道德的。从此进入了那个循环。九十年代初就读他的二三本东西了,当时就是反反复复进不去。现在进去了么?还在循环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我是在第七遍(第一二遍甚至第七遍也仍是读得糊涂的)头上才买了法文版读,还是觉得很新鲜,好象前面还未读过似的,对自己的阅读能力更没信心了。但在此以前我已多次引用过它,那么是未读清楚就乱引用了?而问题是,读完了第七遍,也仍是觉得需再读,把一本书读得越认真,越觉得该再读。这就是挫折感。这就是来自伟大作者的规训。我在努力写出这样一个东西:“什么叫做读德里达?”。因为我觉得德里达自己好象没有什么可让我们归纳的东西,“他”也只是他的“读”,你想读胡塞尔、海德格尔、本雅明、列维纳而不同时读德里达对他们的“读”,这是很不明智很不道德的,德里达就是这么个强大的搜索引擎。德里达让我相信,把所有作者读穿和读穿一个人,是同一回事;哪怕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作者,你只要象德里达说的带着“批判的警觉”去冒昧地执拗地将其读到底,也能有象读了所有伟大作者后的收获。这简直象在草原上钻油田。
  英美研究生教育里鼓励的是横读,也就是利用索引或主题搜索,定期将一个范围的东西读光,这很适合象语言学、心理学这样很重视各作者和论点的归纳和总结的inductive 学科的人,不适合象哲学之类的学科。国内前些年老有人比如林毓生吹芝加哥什么委员会的博士论文阅读要求,后来看了他和大陆去过的那几个人的阅读范围和深度,也仍大失所望,觉得也只是一个炫耀于人的阅读配方而已,而阅读并不是个宣言和纲领的问题,它仍是象我庸俗地认为的是个投资和忠诚的程度问题,有时还是个命运问题:说到底,我总是落进了或事先落进了某种阅读配方里,没什么机会来选择的,虽然我总不断拿出好听的方案示人。(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陆兴华:《上海宝贝》到西方及其它
      由罗宾逊公司推出的《上海宝贝》英文版终于打折到一个三明治的价了,我像老练的股民般地想在这一真实价上下手--原价也是同类产品的本地价的三分之一,可能因为这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文学产品,该如中国产玩具和服装一样被低卖。
        读西文的《上海宝贝》实在很有意思:那是在欧洲背景下读卫慧想照欧洲先锋作家套路写的关于一个上海女青年与一些欧洲青年人的情爱/**关系被欧洲人翻译过来的作品。第一印象是,《上》回到了它应该呆的地方,它终于沐浴在作者向往的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被允许的四大境域,或者说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因为它遇到了先锋文学原产地的残酷的竞争和覆盖。
        书中那么多对西方先锋或另类作家的引用又被从中文被译回西文。翻译者Bruce Humes兄在将这一最新版上海洋泾浜往殖民地母国搬时,心头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因为原作者对西方"另类"作家的混身模仿几乎使《上》的西文翻译成了多此一举。因为翻译之前你几乎也已无法断定它是汉语作品。某种程度上说,《上》里没什么东西可回译给西方的,就像其女主人公裙子底下其实也没什么她自己所声称、所倚恃的风景可展览给我们庸俗的中国男人、猎奇的外国男人一样。(纯就语言上讲,在现代文学里,张爱玲和钱钟书的文本也有类似性质,不象老舍和沈从文的文本那样有一种没法穿透的实心的质(巴尔特所说的文本之opacité)。前者的句法和语义场是欧质的,用西文去译它,只觉得水滑,架不住。张和钱的语言好象是一种为中国读者特制的西式结构)。《上》虽用汉语写成,可是其语言和意象的骨架早已是西式的。你不得不承认《上》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方先锋作家们先已为它写好的,是在上海重新组装的,或者说作者对她个人生存状况的体验或想象是寄生在这些西方作家或艺术明星的某些骇俗的句子上的,或者说是用西方先锋作家的作品因素勾兑出来的。将一个西方文化作秀者的一句话当作"已知",用一个上海另类女的本地想象来"求解"它。抽掉那些西方先锋同志们的话,《上》就有点象我们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啃的德州扒鸡了,酥得是过头了。从策略上讲,卫慧的至少这个作品不应该被押回她的写作所要炫耀的语言和文化的西式原基上,它在上海的那莫须有的全球本地化洋泾浜里,在那只有文化精英们才认为有、比宾馆还昂贵、啤酒比茅台还卖得贵的所谓"酒吧文化"里,才有作者所想象的深刻和喝采在。
        又比如书名,如将卫慧的洋泾浜汉语译成普通话就成了《上海心肝儿》、《我的上海肉肉》(在上海的小鬼佬们大概一定还会加上"我的"两字)、《我的上海丢丢儿》……卫慧自定的英文名好象也应为《Shanghai Babe》,而不是《Shanghai Baby》,才能出她要的那种意思。再看看封面,用的是原版里就有的作者本人的艺妓照--它在国内出版时就先已将自己包装成西方男人的stereotpes里的中国女人应该是的样子了,像旅游点里兜售的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的纪念品。西方出版商出于经济利益要这么歪曲也还成一个理由,现在是,作者本人、上海的文学批发商们自己就是主动这么迎合、包装了。这种硬要往自己身上殖民的心态,这种妈妈桑心态,多么直露地象征出这个自认为很开放的城市的一些文化精英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服贴、献媚和垂涎。(全文阅读)

周阅:近亲乱伦背后的深层意蕴
    《N·P》是日本当代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一部长篇小说,1990年12月由角川书店刊行,三年后获得了意大利SCANO文学奖。故事围绕着一部名为《N·P》的小说集展开,因此,《N·P》既是芭娜娜这部长篇本身的题目,也是作品中一个贯穿全篇的重要道具的名字。  
  活跃在舞台上的是四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加纳风美是整个故事的目击者和讲述者,她多年以前认识了孪生姐弟阿笑和乙彦,后来在日本重逢,并由此牵引出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故事。阿笑和乙彦曾同父母一起旅居美国,在他们十四岁时父亲高濑皿男自杀身亡。高濑死后留下了招致多人死亡的短篇集《N·P》和两篇神秘的、未发表的遗作。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带着已知身份登场亮相的,只有箕轮萃不是。在大量铺垫之后箕轮萃的真实身份被层层揭开:她是阿笑和乙彦同父异母的姐姐,因父亲高濑的“一夜情”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不可思议的是,她与作品中出现过的所有男性都发生了亲密关系,在这个人物身上纠结着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近亲乱伦。而且,她的乱伦故事发生在与最难以置信的人之间———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一般来说,近亲乱伦的主题蕴涵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在远古神话传说中以比喻的形式展示着世界的起源;另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禁忌代表着打破常规的畸形的爱。自古以来在日本各地流传着很多由姐弟或兄妹的圣婚开创岛屿历史的故事。然而,《N·P》中所描写的近亲乱伦显然不具有神话的启示性意义,它无疑是作为有悖于道德规范和不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来描述的。但是通观全篇,作者并没有批判和鞭挞这种行为,对箕轮萃这个人物也没有表现出厌恶和唾弃,相反还寄予了一些理解甚至同情。那么,在近亲乱伦的背后,芭娜娜试图表现的究竟是什么呢?
  芭娜娜选择近亲乱伦这样一个敏感而不易驾御的主题,显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她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这源于芭娜娜一贯的创作原则———“彻底的顾客制度”。对她来说,读者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是主动的消费者,因而自己的创作活动必须考虑“顾客”的消费倾向。她总是把读者的趣味置于前方,使整个创作过程不至脱离大众的阅读需求。日本的色情文学十分发达,可谓屡见不鲜,但近亲乱伦尚不普遍。选择这个主题可以迎合现代社会中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好奇心。
  第二,芭娜娜还希望通过文字帮助读者实现潜意识中触犯禁忌的幻想。文学作品可以使读者通过阅读来体验真实的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种种幻想。对此,颇受争议的作家渡边淳一曾说过:“人世间潜在的非伦理的欲念,用知性、理性的方式去处理有时往往是不可能的”,《失乐园》中的故事“在现实中不会发生”,“但我想,在男人或女人心中,或许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愿望,希望发生小说中的这种事情,我只要把男女的这种心态描写出来就好了。”尽管渡边淳一和芭娜娜在创作内容上大相径庭,但作为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在创作理念上却有着相通之处。(全文阅读)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
  《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刊行于1987年。十五年来我在同一园地中继续做了一些垦荒的尝试,现在趁着再版的机会,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以扩大新版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以下让我先对新版的内容稍作说明,然后再提出一两点通贯性的历史观察,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新版《士与中国文化》有些什么不同
   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没有更动,只有第八篇增添一个附录——《士魂商才》,稍有补充。但初版时我未能亲校一过,误字、遗漏、错简等等触目多有,使我一直对读者怀着愧仄。这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凡是可疑之点,我都重检原书,一一还其本来面目。初版“自序”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的观点凸显“士”的中国特色。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我曾指出,“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inio Gramsci,1891——1937)的《狱中笔记》,他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Selections Fromthe Prison 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9年,331页)。所以我仍将这篇“自序”保留在新版中。
   第九至第十二篇都是1987年以后所写。第九篇是最新研究所得的一个初步报告。自1999年以来,我以朱熹为出发点,详细研究了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全书刚刚脱稿,与本书篇幅相等,不久即将印行。读者阅过本书所收《概论》之后,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士”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可以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第十篇《士商互动》可以说是第八篇的一个续篇,更深入地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士”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第十一篇论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是个案研究,具体地显示出一个在朝的“士大夫”对于文化修养的关怀。但这篇个案如果和“士大夫”的传统联系起来,也折射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注目的侧影。汉代的循吏便早已重视“教化”,往往在朝廷所规定的“吏职”之外,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师”的责任。所以他们所至“讲经”并建立学校。宋、明儒学复兴,此风更为普遍,书院的历史便是明证。即以曾国藩的时代而论,在他之前有毕沅和阮元,在他之后还有晚清的张之洞。我藉曾国藩为例,抉出“士”的这一中国特征,并将“士”的历史研究推展至中西文化开始正面接触的时代。最后一篇《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属于通论性质,无论是风格或文体都与其他各篇颇有不同。这需要略作解释。这篇文字是应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佐藤慎一教授之约,为《中国——社会上文化》学报特别撰写的。此文最先刊布在该学报第五号中(1990年6月)。为了便于日译者的理解,我在选择重点和行文方面都特别力求清楚和浅显。“知识人”这个名词也是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译。现在收入本书,一切仍依汉文原稿,不作更改。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适切。大约是一两年前,我曾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可惜已忘了作者和出处,据作者的精到分析,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
   本书所集结的论文大体上都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不过论旨有广狭之异,涵盖的时间也有长短之别而已。在每一专题的研究过程中,我都试图通过多方面的分析,以凸显“士”在某一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殊风貌。我当然承认,整体地看,“士”在中国史上确然形成了一个其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但是专业史学更要求我去抉发“士”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动的轨迹。这样我便不能不在整体连续之中,特别注意个别时代之间“士”的传统所呈现的变异或断裂的一面。本书上起春秋,下迄清代,长达两千多年。“士”在每一时期的变异也就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无论是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士”在这两千多年中都是迁流不居的。下面让我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说明我的论点。(全文阅读)

吴思:潜下去是为了钻出来
    潜规则
    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存在着一套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这套规矩往往与那些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的运行,这套规矩就是潜规则。
    血酬定律
    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正如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破坏要素不直接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同时也以血汗和生命付出的方式赋予拼争目标相应的价值。
    命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标志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吴思先生你好,这两年,你的著作《潜规则》、《血酬定律》都成为了文化关键词。可是在某些人士看来,你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命名能力,而不是学术水平,你怎么看这个意见?
    吴思:因为一直做新闻,所以取标题是我的职业长处。不管是办杂志还是办报纸的时候,我都是做标题的好手。在学术上,比如纯粹的历史学,我的水平比起专业的学者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是二十四史全过下来的。所以他们说得不错。但是命名本身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标志,很多事物你感觉到了,命名出来就能仔细理解它,而且能够讨论。命名是很重要的,也是学术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如果把学术活动理解得更宽点,不仅仅是对资料的掌握,而是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把握,对事物本身特质的辨认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做得还可以。
    南都:他们甚至认为你提的某些概念,比如血酬定律,国内外思想家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并非你真正首创。
    吴思:国内与血酬定律的研究最接近的,是一位研究中国土匪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坐寇、流寇之分,土匪坐久了就有转变成政权的趋向,这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中国的古汉语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断在解释“成王败寇”,但是还没有揭示出形成“成王败寇”的机理。他并没有提出类似于“血酬”的概念,而“血酬“正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核心概念,即追求交换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成王败寇”的关键所在。我也没有看到西方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这是西方社会生活的特点造成的,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严重到我们这个地步。我目前没有看到别人做了跟我同样层次的工作。
    南都:你曾经拿自己的研究和“体制化的学术”做对比,你怎么看待体制化的学术?
    吴思:因为我不在体制化的学术机构里,只能说一种在外的感觉,评价得可能不够中肯。我们的体制学术,有些问题是伪问题,或者没有问到点,回答这样的问题,好多精力就浪费了。当然它起到了整理资料、澄清一些细节问题的作用,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在研究框架上,有些是扭曲的,也许并不适应中国社会,你用这些既定观念去套,去解释中国历史非常困难,捉襟见肘,自我矛盾。这是因为体制内学术受到限制。既然有这些框架上的限制,可能很多问题都说不透,其成就可能让我们的读者觉得不够满意,不能够解决内心深处的许多困惑,理解我们的历史,理解我们的社会。
    南都:你是中文系出身,干了10多年新闻,现在又被称为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是否有一种身份的尴尬?
    吴思:我没觉得我是畅销书作家,也没觉得我是学者,更没觉得我是历史学家,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在研究中国社会、并且力图把它说清楚的人,不管别人贴什么标签,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全文阅读)

余杰: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美国啦。然而,在新作《信任》中,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对此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震惊学界,一跃成为一位世界顶级学者。这一次,他是不是故意作耸人听闻之语呢?
    《信任》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在这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中,福山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后历史」时期的全球经济生活作了全面的透视。他将文化传统引入经济学的范畴之中,认为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同时,由于他的日裔身份和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具备了穿透文化隔膜、对东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检讨的能力。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会」中,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会」中,经济状况却危机四伏。
    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高度信任」 来的。福山用美国是一个「高度信任社会」的事实,否定了「美国是一个过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首先,他也肯定了美国社会中强大的个人主义的因素:「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因此个人主义通常产生骄傲感,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他举了亿万富翁佩罗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佩罗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一成多的选票,在两党制基本定型的选举制度下堪称奇迹。佩罗为甚么会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呢?因为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IBM公司工作时感到憋闷,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说的口号是:「苍鹰孤影,它们永远形单影只。」
   但是,福山又敏锐地观察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著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著美国的文明。
    那么,美国的「社团主义」渊源自何方呢?这就是美国的清教传统。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于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诞生于宗教主义中,清教徒来到新大陆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教会的权威,并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美国人一直在不断地建立新的宗教组织。福山引用了李普赛特提供的一些证据,这些数据显示,加拿大人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明显少于美国人,因为加拿大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加拿大的私有机构也不那么生机勃勃。这也说明了加拿大不如美国人那样偏向社团主义。
    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的经济才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也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人才乐于投身到慈善事业和社区义工之中。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特意指出:「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布什进而追索了美国人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大部份美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说:「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魂的国度,美国有95%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国精神」的源头。在《美国读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与信仰有关。我们很难想像,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起草得出《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来呢?正如布什所说:「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的规范,这超越人们的法律,也号召我们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信仰给我们一种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们如何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何爱护其它人,并且为其它人提供服务,并且如何有责任的过我们的生活。」可惜的是,听众们只关心国际关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对布什所阐发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并不感兴趣,并冠之以「推销美国价值观」而排斥之。(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老酷: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冯骊和凌霄相爱已经有两年光阴了。
    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辛勤的经营,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在不知不觉间打造成了朋友们心目中的近乎完美的爱情标本,周围的单身男女们时常跟他们开玩笑:“你们啥时候分手呀?我等着当替补都等得没耐心了。”每当听到这种包含着艳羡的玩笑,他们会甜蜜地交换一个眼色,幸福而羞涩的笑随即就在两个人的脸上同时溢出。
    如果说他们的爱情生活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大好。虽然别人所能做出的努力他们一点也没少做,甚至做得更多,但是财神爷好像一直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才挣三千来块,还掉上大学时欠下的债务,刨掉一千多块的房租和生活费,也就所剩寥寥了。极端的拮据,使冯骊很长时间都未能给凌霄送一件像样的贵重礼物,这使他很是理不直气不壮,连说“我爱你”三个字的时候都有一种说谎般的羞愧感。
    两年前,刚刚搬到一起住的时候,凌霄除了那台用了两年多的二手电脑、一个折叠衣柜和几纸箱书以外,身无长物。这几大件,外加上冯骊原来就有的双人床、写字台、煤气灶、锅碗瓢盆之类,就组成了一个简单而拥挤的家。在这个小小的家里,冯骊一直在盘算着怎样才能多挣一些钱,争取在凌霄二十四岁生日那天,给她送一件贵重的礼物,譬如说,买一台她梦寐以求的笔记本电脑送给她。
    凌霄是个很朴素的女孩子,她对漂亮的衣服和高级化妆品没有太多兴趣,她最大的爱好就是面对着电脑,要么打游戏,要么听音乐,看大片,当然她最喜欢的还是上网,电脑一连到网上,凌霄就像是回到大海的鱼儿一样,撒着欢儿到处游窜。鼠标轻轻一点,她新写的那些诗歌呀散文呀什么的就全都贴在网上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惟一的不协和音是那台电脑发出来的,那台老爷电脑年纪实在是太大了,她想升一下级,把内存换成256M的都不行,因为主板根本不支持256M的内存。以至于一上网,她就总是在跟奇慢无比的网速较量,而且每次较量都以她的失败告终。一不留神电脑就会死机,重新启动得好几分钟。
    “要是有个笔记本电脑该多好啊。”一天晚上,凌霄下意识地这么轻轻说了一声。刚说完,她像想起什么了似的立刻回头对冯骊无辜地笑了:“我只是说着玩的,我可丝毫没有给你施加压力的意思。”(全文阅读)

猪头猪智慧:生日杂感
    我不喜欢众人聚在一起过生日,尤其是为自己过生日。不喜欢的原因是这么多年来我总是一个人过自己的生日。我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这天出生的。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在彩虹上相见,一年一次的见面肯定是抱头痛哭。我就是他们洒落人间的一滴泪珠。
    我是1969年的七夕节出生在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的一间小屋里,据我妈说我是早产。生我的前一小时我妈还在切土豆准备作午饭。我后来专程去看了一下当年我出生的那个小屋。是日本占领时期劳工住的房子,没有下水道,一个院子住两户人家。屋内的火炕和外面的马路持平,只要一下雨,家家户户屋子成了池塘。我爸和我妈的婚姻颇具牛郎织女的色彩,经常两地分居。我妈是正宗农民出身,只不过生错了地方,出生在小地主之家。解放后被划为富农,这个阶级成份带给我妈的是大半生的苦难。我爸则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当年因为穷,被我奶奶卖掉了。两年之后,我的二大爷和姑妈不忍心我爸在人家遭罪受,借钱把我爸赎了回来。七岁的时候我爸跟一个铁匠学艺,成了一个技艺高超手艺人。解放后初期东北招工,爸爸和我的大爷一起从河北香河来到辽宁,先在鞍钢后再阜新落脚当了一名段工。阜新是个中等城市,著名海州露天煤矿当时全国有名。1994年11月27日一家地下歌舞厅大火烧死233个学生,让阜新恶名远扬。我爸和我妈婚姻的介绍人是我妈的一个当工程师的叔叔。他和我爸是一个厂子。我妈从农村来在矿区幼儿园当临时老师。我爸身高一米七八,虽说大字识不了几个,却非常聪明,多才多艺。无师自通会拉手风琴、二胡、弹的一手好琵琶和阮。还有画画、修理无线电都是自学的。我妈则是标准的东北美女,浓眉大眼,身材高挑。假如我继承我妈的外貌,诸位MM,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帅哥。可惜,我爸我妈的外貌优点全被我姐姐和妹妹抢去,我则沦为陪衬。我爸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我和姐姐没少挨打受骂。据我妈回忆说,只要听到我爸的一声咳漱,我和姐姐吓的浑身发抖。我和姐姐懂事后是不怎么叫他爸爸的,特别是姐姐,几乎一直躲着他。直到姐姐结婚以后,我爸的耳朵才经常听到爸爸这两个字。
    我爸我妈经常吵架,吵架的主要原因是户口和成份。其实我妈和我爸结婚的原因倒不是处于伟大的爱情,而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我爸为了解决我妈的户口,去西藏支援边疆。那些成份好的工农夫妻都解决了户口。到了我妈这里就卡住了,因为我妈是富农。按照那个年代的思维,地富反坏右是不能享受人民的待遇的,特别是市民的待遇。我妈那个富农成份简直是冤枉死了。我妈出生的时候,她所在的那个地主之家已经破落。我姥爷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兽医,常年不在家,我姥姥几乎和守活寡差不多。她们过的日子比不上长工。我姥姥说过,当年他们一大家子就是地多一些,雇了几个长工干活,给吃给喝给钱花,都是一个村里住着,没有剥削人家的道理。你不给钱,谁还愿意当长工啊。他们自己过日非常抠门,天一黑就得睡觉,为的是省下点灯的洋油钱。结果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解放后土改全部被抄家了。那些抄家的人没有一个是长工,都是那些平时游手好闲的混混们。我妈妈的三爷被怀疑藏着大洋,被那些人活生生在火炕上给烙死了。(全文阅读)

叶开:松脆的躯壳
    晚上在酒吧里泡了一会儿,汤饪轻松地应对各种情况。灯光昏暗,汤饪坐在沙发上,有如坐在云朵棉花糖里。这个世界稍微有点不真实,周围的人,都像空心的皮影一样。
    人类有点讨厌。汤饪想。
    汤饪闷闷不乐地喝完杯里的酒,走出酒吧。
    在一片暗黄的灯沫里,城市里的道路轻飘飘地延伸。汤饪顺着某条路朝前走。这条路很安静,没有人迹,没有噪声,没有灯光。很奇怪,汤饪觉得自己是走在一条熟悉的路上,但是这条路的熟悉特征全都消失了。汤饪裹在一团黑暗中,就好像裹着棉被。他感到有些窒息。每条道路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弯曲蜿蜒,路边设施,行人汽车和建筑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因素,人们能够辨别出自己的位置。汤饪发现自己失去了这种判断能力。耳朵听不见声音,鼻子闻不到气味,眼睛看不见东西,脚底踩在一种奇怪的物质上——不是熟悉的路面,好像是虚空,感觉像是棉花。由于捕捉不到任何的信息,汤饪失去了位置感。
    汤饪可能走在一座城市里,也可能行进在荒郊野外。
    没有讨厌的人类。没有建筑、没有道路、没有汽车、没有灯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历史,没有文明。没有名字。汤饪——我们可以忽略这个名字,为了称呼这个物体方便起见,可以叫他TR。
    TR行走在一种状态里。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状态称为空间或者时间。不是三维空间,而是一种繁复的存在状态。TR试图掐自己一下,他伸手,他感觉自己是在伸手掐自己的胳膊。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他把自己掐痛了。他通过疼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办法并不高明,万一他的痛感消失了呢?没有痛感的人同样存在着。(全文阅读)

一生吹尽不是风
  
他们家就三个小孩:他、Kim和她。
  比起他和Kim,她来得太晚,有太多的不同。
  他们没有父亲,而她有,他们有个寂寞的童年,而她没有,或者说他们都以为她没有。
  这是她还不到两岁就明白的道理。
  房间空无一人,她趴在地毯上看相册,她的玩具掉在一边,可她没有注意。
  她的口水滴在照片上。
  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在里头,还有她自己。
  那时候他的头发染成金色,看起来和别的小孩没什么不一样了,脸有点胖,和同样微胖的Kim站在一起,冲着镜头,他们肩并肩,笑得傻呵呵的。
  还有,他们和妈妈在一起,妈妈看着他们两个,那时他是一个文静漂亮的小男孩,Kim站在妈妈的另一边,同样的笑容,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宁静,他们的神情好象一个人。
  她微微一惊,掉下来的口水滴在他头旁的花上,他们中间没有她,她还小,想不到为什么,只是努了努嘴,然后哇的哭了起来。
  以往他听见她哭,都会跑进她的小房间看个究竟,还会亲亲她的脸,一边摇晃她的童车一边说:“妹妹不哭,妹妹不哭,哥哥陪你玩。”可那个夏天的下午,Kim觉得不舒服,他进来看她,那会儿她很安静,于是他给她相册,因为她喜欢盯着上面的人,又不爱动手撕,他一面看她怎么费劲儿爬上相册,一面想着从家到药店不需要太久功夫,于是他转身出去了,在烈日下跑着去给Kim买感冒药,这些她都不知道,她只记得那天下午她哭了很久他都没有来,她这辈子知道什么叫做寂寞就是这时候,可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
  他比她大了好几岁,在她眼里这可是了不得的深渊了,她还没学会走路他已经在打球了,她还没念完小学他已经是曲棍球主力队员了,她还没想到长大他已经去了美国。
  他好象永远也不会等她长大。他好象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成长。一忽儿功夫她就变成了大姑娘,他只好朝她笑笑,说一句:“你长大了啊!”
  她六岁时,他去训练,手里抱了他的球衣,另一只手拖了Kim,她要去看他,可是他们都把她忘了,她眼巴巴的在门口站着看他们走过街道。
  等到他终于拖了她的手,他拖得很轻,一点也不象攫着Kim时那么着紧,他小心翼翼的怕碰坏她一样,她和Kim不一样,是必须郑重对待的小妹妹,太小了,他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有点儿无所适从。
  姑娘们走过橱窗和操场,她们看见他,有人会朝他会意的眨眨眼,有人故意看也不看地走开,却斜过头来瞧瞧,再转开头,他却根本没注意到,尽担心着手心里的她了。
  她心里满是小小的幸福,那时候她知道了什么叫骄傲,他是个惹眼的男孩子,和纯粹的白种人不太一样的五官,还有笼罩着他的神秘气息。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太爱说话,爱犯迷糊,爱想自个的事儿,他和Kim在一起的时候也并不太多,可他们要么有说不完的话,要么就坐在一起,默默无声。她想插也插不进去。(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世上N种最…的事
    世上最另人痛心的事 不是Titanic的沉没 
    而是老Rose把那枚价值连城的"海洋之心"扔入了海底 
    世上最惬意的事 不是透过Starbucks的落地玻璃窗看着街外晰晰呖呖的小雨,而是看着在香气四逸的咖啡旁放着的一叠别人为你写好的论文 

    世上最爽的事 
    不是遇到了美眉 
    而是发觉美眉居然在暗恋自己 

    世上最幸福的事 
    不是男友单腿跪下向你求婚 
    而是他手中捧着一枚3克拉的钻戒 (全文阅读)

专业模特POSE绝招大揭秘
    MT摆POSE只要掌握4大要诀: 
  一.头疼:手位于头部四周的造型 
  二.牙疼:手位于嘴周围的造型 
  三.腰疼:手位于腰部 
   四.腿疼:手位于大小腿、脚部改变全身造型
    头疼分为: 
   1.两边都疼:MT的手放在头的两边(全文阅读)

幽默:世界各地的蹩脚英语
    ①If you want just condition of warm in your room, please control yourself.
  日本旅馆:如果您想调节您房间的温度,请控制您自己。
  ②Please don't feed the animals. If you have any food, please give it to the guard on duty.
  匈牙利动物园:请不要给动物喂食。如果您有食品,请喂给值班警卫。
  ③Ladies are requested not to have children in the bar.
  挪威酒吧:女士们不要在酒吧里生孩子。
  ④Fur coats made for ladies from their skins.
  瑞典皮货商店:为女士们制作的皮大衣,是用她们的皮制成的。
  ⑤Teeth extracted by the latest Methodists.
  香港牙科诊所:由最新的卫理公会教徒给您拔牙。(全文阅读)

笑话奥运会之梁山运动会
  梁山自从受了招安后,众好汉闲来无事,直要淡出鸟来,便三五成群,或成天喝酒,或聚众赌博。宋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急忙找来吴用问,“众弟兄不务正业,如何是好?”吴用答,“众弟兄如此散漫,皆因无事可做,谚云:饿死大牛,闲死大汉。只要找上一件好事,凝聚大伙的注意力就成了!”宋江急问,“是何好事?”吴用答,“召开一次水泊梁山运动会。”
  宋江一拍大腿,“妙!”要知现今社会,举行运动会是一件最时髦的事,既可以活跃社会文化,丰富群众生活,更可以借体育搭台,唱经济大戏,招商引资……
  在宋江、吴用等人的推动下,水浒常委很快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一届水泊梁山运动会的计划草案》。
  草案内容如下:
  一、第一届水泊梁山运动会定于八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山寨各体育场馆、设施内举行。
  二、设立十三个比赛项目:田径、游泳、举重、射箭、赛马、乒乓球、赛艇、跳水、帆船、摔跤、击剑、体操、拳击。每个项目又设立若干小项。
  三、欢迎众头领、好汉报名参加,为了平衡参赛水平,每人限报三个项目。原则上不区别男女。
  四、成立运动会管理委员会,对比赛相关事务实施有效监管。管理委员会成员:宋江:运动会管理委员会主席;吴用:筹划组组长兼裁判组组长;公孙胜:纪律组组长兼反兴奋剂小组组长;萧让:宣传报道组组长;金大坚:会徽奖章奖牌设计生产组组长;安道全:运动意外事故处理小组组长;戴宗:外联组组长兼广告组组长(考虑到戴宗同志有比赛任务,其职责由宋清同志行使)
  草案以极快的速度下发、张贴、告知,引发了梁山群众的极大关注。好汉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全部都是参加什么项目,哪些项目竞争激烈等话题。当然,管委会也收到了一些书面意见,吴用整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鲁智深要求增加拔树比赛项目;
  二、解珍、解宝要求增加攀岩比赛项目;
  三、张清要求增加掷石子比赛项目;
  四、白胜要求增加负重跑项目;(特别注明此项运动是基本农活把式,对促进梁山农业生产意义极大)
  五、蒋敬、朱武要求增加围棋项目;(特别说明,围棋的悠久历史以及对提高梁山将士思想水平有重要意义)
  六、匿名者十六人抗议管委会用人唯亲,认为各小组组长全部是宋江的亲信,特别是对最有油水的岗位被宋江之弟“饭桶”宋清占据表示了共同的愤慨。(全文阅读)

写给自己~~~
夜色的尽头,关于你,我已经无话可说
繁星而无月的夜,才发现日子都斑驳了
戏言过,说放纵了,真正面对,我又能如何?
没承诺,现在谁承诺得起呢?
说随缘散尽的人,往往最不洒脱,如我(全文阅读)

小哑原创:X图(五)


 

文 化 艺 术

  顾晓鸣:张艺谋可以向雅典奥运开幕式学什么?
    张艺谋在本届奥运闭幕式中会有8分钟的策划,还没见到,现在见到的是他正在北美开映的《英雄》和不久前恶评如潮以至于电影高管出面请大家"爱护"的《十面埋伏》。当初《英雄》在内地公映15天后,我与李叙先生编着的《无名斗英雄》出版了,里面集合了影评家和许多认识不认识的网友的分析和批评。《十面埋伏》此地公映的当天,我写了专文评析,意见在本刊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真的很用心地关注着这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导演,所以真的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待看到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前央视在入场观看前对张导的采访,和开幕式后他对电视记者大谈观感的场面,真的感到前怕了。当记者问及他对开幕式看法时,张导劈头便说雅典奥运开幕式"激情"不够,又说那位导演他认识,是搞现代舞的,只能静态构造一点东西(大意),最后反复强调只要有"钱和技术"就一定能超过雅典──那种自大自信的模样,令人挥之不去,不由想到幼年时看过的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又听到小道消息说"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非张艺谋莫属",不禁更害怕起来。在竞技场上因这样一种心态而失蹄的事例难道还少吗?而况,单项竞赛,哪怕团体赛,毕竟还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但奥运会不但是整个举办国的事,而且更是整个人类的嘱托,这种掉以轻心的过分专注钱和技术的心态,如果导致《英雄》和《十面埋伏》那样的结果,那还不搞笑"天下"?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无数的艺术家、评论家和公众都已经中肯地指出张艺谋创作中缺少内涵、过分玩弄形式(色彩和构图)、以及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符号化幼稚化的做法(如对"武侠文化"和侠的人格和情怀的漫画式简化和拼凑,对帝王和民众的不正确定位),要是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也弄出这类肤浅的拉洋片式的炫耀和喧闹,那幺不要说贻笑大方,而且会比《英雄》之类更严重,有可能以自己的知名度向世界夸张地传递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不确切的形象,因此,张艺谋如果真要担此重任一定要好好学习。
    而学习正是希腊的精神,奥运的内涵。也许你以为,雅典奥运开幕式上,希腊人用三组雕塑的解构重组和激光显示的几何线条图形,启示公众"人要认识自己",也像《英雄》中的"色彩"和"画面"那样是一种"好看"手段而已,不对,这种认识到自己的无智,一种具有宇宙观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正是希腊文化和智能的精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这一点是他唯一知道的事。开幕式显示的正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因此,一切有智能有才华的人首先要具备这种浩然之气,尤其在自己担负策划创作像奥运开幕式那样重大的项目时,如何克服浮躁、骄横、自以为是的小市民意识和小家子气息,就大有学问在。当冰岛女歌手皮约克唱起《海洋》时,我们的心中立时浮现出"大音希声"和"静水愈深"的格言,竟然领悟了超尘脱凡的希腊智能,明白了何以这小小民族的文化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根;为什幺奥运开幕式,几乎每个民族都会显示自己文化的独特符号和象征及其表现的文化内涵,但这次雅典奥运的开幕式却别有一种意蕴。或者说,在汉城、悉尼乃至亚特兰大各届开幕式的民族文化展示都达到那样高度和新鲜性的情况下,雅典开幕式又是如何做到超越而另树一帜的呢?秘密就在这里:一种去掉烟火气和做作味的虚怀若谷。以往人们只知道蓝天和蓝海"很希腊",今天人们才领教足球黑马毫不张扬的欧锦赛夺冠。见证了,在全世界人民和奥委会对希腊举办奥运的能力忧心忡忡时,开幕式有意去掉廉价的喧闹和煽情,水一般的纯净和流畅,宽广而沉着的大海风格,以及迄今为止大国小国在赛场上的平等友好各得其所,在我看来,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奥运会中最安详最平和的一届,而况这是在史无前例恐怖威胁氛围中又地处最敏感地区之一的超大型活动。
    为什么?因为雅典奥运在希腊文化的内涵开掘上,突显自己的风格,策划创作包括开幕式和奥运Logo等在内一切文化事项;在奥运回故乡的时节,体现的正是奥林匹克精神,这才是诞生奥林匹克精神的希腊文化精神。(全文阅读)

水晶靈性介紹
    大阿彌陀經中「地平氣和分第十五篇」所載:「阿彌陀佛剎中,皆自然七寶,所謂黃金、白銀、水晶、珊瑚、琉璃、琥珀、硨渠,其體性溫柔,以是七寶,相間為地,或純以一寶為地,光色照耀,奇妙清淨,超越十方世界,騎國恢廓曠蕩,不可窮盡……」。
   而在西方世界的薩滿教(Shamanism),水晶礦石修行也是北美印地安人與大自然維持和諧,並且利用大自然力量的一種修持方法。而西方的心理學家,也開始致力於行上學的範疇研究,一直在後來,有關氣輪(Chakra)的古老科學才慢慢的得以重新認知。
   要說到水晶的靈性及特殊的感應能力,絕對不能忘記及忽略最重要的氣輪系統(Chakra System)。氣輪系統在印度瑜珈和其他文化中廣為人知。其中主要包含了色彩、礦石和聲音等方式來促進一個人的成長或調整一個人的失衡。中國古代認為人體經脈有輪,透過運氣、冥想、打坐便可打通脈輪(任督二脈),讓能量(內氣)得以在體內順利循環流動,對健康、運勢、智慧甚有助益。古代太極武學中,甚至有可以透過運氣讓能量(氣流)經過身體經脈,即可得知自己身體內部的健康好壞。而數個世紀以來,中國傳統針灸經由把脈了解體內器官的狀況。利用脈搏所提供的訊息了解疾病產生時該如何平衡一個人的能量,並由穴道針灸治療,打通身體全部能量的流暢。
   而氣輪學說另一方向則是以顏色的不同來作分類用途,大致分為白、紫、紅、黃、綠、藍、黑七種,每種顏色皆與人體七輪有微妙關係。根據印度古傳奇記載,造物者當初創造了四種顏色的人種族群:紅、黃、黑和白,開啟了顏色對人類的影響及歷史。對於顏色,我們也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妳今天出門決定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得之你現在的情緒氛圍,例如:現在坐我隔壁的系統分析師Jacob今天選擇灰色和黑色,代表可能淺意識的心情不好或有所思考、甚至感到疏離的感覺,因為黑色代表神秘及安靜,而灰色是中性色,雖然並不刻意代表某種心情,但是你今天若比較想一個人安靜一點,感覺平平的,則灰色會引導你。另外,對女生來說,內衣的顏色影響也很深遠,例如:(這個我就不方便從我附近的人舉例了^^)如果穿紅色或橘色能夠撩撥及放射妳的性慾及性感,淡藍色可以消除緊張及難耐,而深紫色可以加強忠誠度及奉獻感。如果以周圍來看,粉紅色、綠色、黃色可以鼓勵人深呼吸;白色代表純淨及安定;想要增進性慾就用橘色;綠色及藍色代表寧靜及寬廣。顏色的故事,整體來說太多了,下次有機會再跟各位水晶先進們報告。(全文阅读)

在自己的房间,像云一样消失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编辑家。弗吉尼亚孩提时期通过父亲结识了作家托马斯·哈代、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按说,她的童年、少年时代该是十分幸福的。然而,她的快乐却在父亲和两位同母异父哥哥手中葬送了。父亲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牛津,上剑桥,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他通过检查每周账目显示愤怒来粗暴伤害可怜的女儿。受尽创楚的弗吉尼亚被迫扮演多重角色——女主人、社交界新手、看护、学生,这显然是她难以胜任的。 
    两位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更是严重地毁损着她的身心。伍尔夫在《存在的瞬间》中如此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她在**方面本就比常人要羞怯得多,此后更是被吓退到极端冷淡和自卫式恐慌的姿态中去,这直接导致了她婚姻生活的无法弥补的缺陷。 
    1928年春季,弗吉尼亚与姐姐范妮莎结伴去欧洲大陆旅行,曾到法国小镇圣雷米参观画家凡高去世前住过的疯人院。范妮莎在给儿子昆廷·贝尔的信中写道:“我们穿过圣雷米……那是个奇妙的地方,弗吉尼亚希望她下一次发疯时能被关在那儿。” 
    弗吉尼亚一生中有过多次大的精神崩溃:1913年9月,感觉婚后严重不适的弗吉尼亚吞服了大约一百片安眠药,陷入深度昏迷,生命垂危,所幸抢救及时。两年后,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不仅行为暴烈,大声尖叫,还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表示出极度的憎恶和强烈的敌意,长达两个月时间拒绝与他见面。 
    非凡的精神之爱 
    对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大犯踌躇。她就像自己的小说《到灯塔去》里的莉丽,尽管认为爱情宛如壮丽的火焰,但因为必须以焚弃个性的“珍宝”为代价,因此视婚姻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一个女人抱持这样悲观的看法,又是在三十岁的“高龄”上才开始构筑“二人空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事后证明,弗吉尼亚的忧虑纯属多余,倒是她的心理症结落下的性恐惧和性冷淡,使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 
    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饶有文才,深具眼力,与其说他欣赏弗吉尼亚的娴雅风度,毋宁说他倾慕弗吉尼亚的超凡智慧。在他眼里,弗吉尼亚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智慧的童贞女”,在她身上完全不粘附世俗的肉欲色彩。应该说,起初,伦纳德心有不甘,他抱着幻想,认为自己能像王子唤醒睡美人那样唤醒弗吉尼亚体内的性意识。几经努力,徒劳无功之后,他创作小说《智慧的童贞女》,借用男主人公哈里·大卫的口吻谴责了冷血的女人,认为“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他的这些心怀不忿的说辞(近乎指桑骂槐)无疑对弗吉尼亚的自尊构成了深深的伤害。弗吉尼亚婚后的“精神雪崩”给伦纳德适时地敲响了警钟,他决定从此认命,转而追求精神之爱这一更高远的境界。他这样做,仅需一条理由——“她是个天才”——就足够了。弗吉尼亚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宣布伦纳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1930年,弗吉尼亚告诉一位朋友,没有伦纳德,她可能早就开枪自杀了。弗吉尼亚能以多病(而且是精神病)之身取得非凡的文学成就,伦纳德可谓居功至伟。 (全文阅读)

蒋晗玉:也谈八大胡同
        今年第四期《书屋》有洪烛先生《遥远的八大胡同》一文,该文对八大胡同历史有许多应了解而未触及处,“遥远”及开新眼界处不多。在下不耻学浅,就个人所知八大胡同相关资料作点补充。
    一、八大胡同与男风
        同性恋现象是始终伴随人类历史的。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同性恋现象,上自先秦。如《尚书·商书·伊训》载“三风十愆”中“乱风”内含的“四愆”便是比顽童;《周书》中作为俗语出现的“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战国策·秦策一》讲晋臣荀息献美男计于宫之奇“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另外“泣角窃驾”、“余桃新袖”的典故和相关同性恋现象记载更丰富。再下至当今,如言及“在我国约三千九百万至五千二百万的同性恋人群”的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所作的调查研究,说明该现象不容忽视。
        而男性间出卖肉体,性交易的相公业,以明清为盛,以优伶为主要从业对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而相公业最发达集中的地方在哪里呢?——京城八大胡同。
        洪烛文中有“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之说,并举那首将胡同细名包括在内的咏八大胡同诗一首为证。然作为一个特定名词,人们固然可以举出八大胡同所包括的八条街巷名称,但也不必过于拘泥,实际只要知其大致范围即可。如《都门识小录》中言“八大胡同又名十条胡同,以该处大小巷计之,有十条也”。可见胡同建筑、街巷、胡同名称自明至清多有变迁,说法不一,作为一个区域名称看待“八大胡同”似更好些。大致宣武门、正阳门外,大栅栏、煤市街以西,琉璃厂以南,虎坊桥以北,以韩家潭为首,附近十数条胡同范围内。
        我们来看看作于道光八年的《金台残泪记》讲述一个破败了的“老斗”(同性恋嫖客)回顾昔日繁华的眷恋:“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昭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1〕
        再看:齐如山先生在《齐如山回忆录》中所说:“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馆,可以说都是私寓。”〔2〕(全文阅读)

[原创]爱情,干涸在心里——《爱情短片》的爱与死
    法籍波兰导演克日斯托夫·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他的回忆录《基斯洛夫斯基谈基斯洛夫斯基》中说:“我们想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人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得比现在更好,为什么人们的生活不像纸上描写的那么容易。” 他的所有电影正是创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创作的,包括1988年根据“摩西十诫”创作的电视电影作品集《十诫》(The Dekalog)。其中的《爱情短片》(《情路长短调》/《情诫》A Short Film About Love)和《杀人短片》(《杀诫》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后来被延伸成剧情长片,并在国际正式放映,这两部电影蝉联了两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爱情短片》更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电影之一。
    与他后来大红大紫但又幽暗晦涩的影片《蓝》、《白》、《红》相比,《爱情短片》虽然剧情浅显,节奏平缓,却更显悲切怅惘:19岁的托马克喜欢上住在他对面的女画家玛格达,画家经历过爱情的创伤,不再相信有爱。托马克通过望远镜偷窥了解她的一切,送空头汇票单、偷看信件、早起送牛奶,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接近她,为了阻止她继续堕落,他搞恶作剧破坏她和情人的约会。托马克终于忍不住去见她,可是此时的玛格达以为他和别的男人一样,想的只是她的身体,女人的想法和行为深深伤害了他,他只有通过自杀来救赎爱情信念崩溃的自己。被誉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的基斯洛夫斯基所关注并终生探讨的是个体的精神世界,在他的叙述中,爱情和生活一样艰难而诡吊。
    《爱情短片》中有一段玛格达和托马克的对话,这段对话意味深长,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被偷窥者与偷窥者的对话,而是女人的世故与男孩的淳朴的短兵相接,更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峙。当男孩面对物欲的诱惑,他认真地看着女人,一遍遍说“不想”的时候,人们知道,这就是爱了;没有任何多余的需求,能随时感受到对方,能体会到那种心醉的感觉,应该就是爱了。除了爱,再无其它任何奢求,他只需要爱女人。但是女人认定不再有爱情,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人,所以她失去了男孩对她的爱,也将男孩拖入到和她一样信念丧失的境地。可是当男孩的痛苦使她惊醒的时候,一切都不可挽回。命运的闸门就这样轰然关闭,不给人留下片刻犹豫的时间。这只能说是一个悲剧,一个不断上演的悲剧。爱情如此脆弱,当人们为了某些虚构的概念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时候,爱情已经没有存活的希望。和那些疲惫迷茫的人一样,作为女人的玛格达试图用爱的表达之一(最表面的形式)——身体去解释爱,却不知这种解释只能是对爱者的贬低、对情感的亵渎和对爱的深意的背离。对托马克来说,身体并非是他所要索取的,爱情之于他是一个精神高度,一旦急速地向欲望坠落时,爱情留给他的就只能是恐惧和绝望,然而爱情的破碎却泄露的出了人性最纯美的光点。(全文阅读)

德国hogri的可爱家居用品
    HOGRI开心男孩玉黍蜀叉子
    玉米经过水煮后直接拿来吃非常不方便,一方面会非常烫另一方面也比较不卫生。有了HOGRI开心男孩玉黍蜀叉子,让玉米感到更美味好吃,也味平淡的玉米增加可爱的元素。(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一、前言─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
    在正式开始本宣言正文之前,我们要先说明,我们之联名发出此宣言,曾迭经考虑。首先,我们相信:如我们所说的是真理,则用一人的名义说出,与用数人的名义说出,其真理之价值毫无增减。其次,我们之思想,并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体相同的中西人士,亦并不必仅我们数人。再其次,我们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之形成,主要有赖于人与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响后,而各自发出类似的思想。若只由少数已有某种思想的人,先以文字宣称其近于定型的思想,反易使此外的人感觉这些思想与自己并不相干,因而造成了这些思想在散布上的阻隔。
    但我们从另一方面想,我们至少在对中国文化之许多主张上是大体相同,并无形间成为我们的共信。固然成为一时少数人的共信的,不必冶成为一时少数人的共信的,不必即是真理,但真理亦至少必须以二人以上的共信为其客观的见证。如果我不将已成为我们所共信的主张说出,则我们主张中可成为真理的成份,不易为世人所共见。因此,亦将减轻了我们愿为真理向世人多方采证的愿望。至于抱有大体相同思想的中西人士,我们在此宣言上未能一一与之联络,则为节省书疏往返之繁。但我们决不愿意这些思想只被称为我们几个人的思想。这是在此宣言正文之前,应当加以预先声明的。
    在此宣言中,我们所要说的,是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其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期望。对于这些问题,虽然为我们数十年来所注意,亦为中国及世界无数专家学者政治家们所注意;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国遭遇此空前的大变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这些问题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及十年前的我们,与其他中国学者们,莫有经过同类的忧患,或是同一的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这许多问题,则恐怕不免为一片面的观点的限制,而产生无数的误解,因而不必能认识我们之所认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认识者,去掉一些世俗的虚文,先后结论上宣告世界,以求世界及中国人士之指教。
    我们之所以要把我们对自己国家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前途的看法,向世界宣告,是因为我们真切相信: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未断绝之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用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则这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将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和安顿;此不仅将招来全人类在现实上的共同祸害,而且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全文阅读)

保罗·戴维斯:当地球受撞击会发生什么恐怖事件
     本书作者是著名的物理学家,长期从事科普工作,曾入选澳大利亚“十位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并被《华盛顿邮报》誉为“大西洋两岸最好的科学作家”。在本书中,他将因宇宙天体撞击而形成生命起源的新学说解释得十分生动具体,颇值一读。
    由地球“伤疤”说起
    澳大利亚南部有一个小镇,名叫奥古斯塔港,该镇以西200公里有一个干涸的湖泊—— 亚克拉曼湖。大约六亿年前,一颗巨大的流星划破长空,一头撞向今天的埃尔半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穴。最初,这个大坑东西纵贯90公里,深度也有好几公里,俨然是一个巨型伤疤。今天的亚克拉曼湖,仍默默地见证着这一远古时代的巨变。
    宇宙天体的剧烈撞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天体由天而降,有的直径达数公里,重量上千亿吨。它们以每秒20或30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其冲击当量相当于一亿兆吨TNT炸药,这一数字超过全世界所有核武器爆炸之后的冲量总和。天体进入大气层时会产生巨大的空气流,形成威力强劲的冲击波环绕着地球。在流星体撞向地球的一刹那,地面与其接触的大量物质会在顷刻之间蒸发成气体,周围大量的岩石会拔地而起,抛向空中或者太空,地面也就形成巨大的坑穴。而抛向空中的大片岩石又会如骤雨般回落到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以外的地面,呼啸着,发着炽热的光芒,点燃地面的植被。如果流星体撞向大海,海面上会形成高达数公里的海啸,淹没大片陆地。撞击所产生的烟尘会笼罩整个地球,遮蔽日月,使大地数月不见天日;同时,产生的酸雨还会给陆地和大海造成极大的危害。
    现在,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天体的撞击会引发物种的大量灭绝,从而对生命的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天体的撞击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改变了生命的演变历程,同时还在生命的起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彗星现已成了非常热门的话题。因为彗星是解释太阳系产生的最好的历史遗迹,是太阳系星云物质近乎原始的样本。由于彗星长期封存在遥远的太空,这种原始的物质在太空中保存了45亿年,到现在几乎还是原原本本、毫无变化。
    行星产生于太阳系中杂乱无章的星云,这一过程非常复杂。最初,这开始于细小微粒的聚集。微粒相互碰撞,互相融合,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成片固体物质。凝聚物越变越大,相互之间的引力也越来越大,物体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剧烈。经过大约一万年的相互摩擦,这些物体体积逐渐变大,形成小行星体,其直径可达数百公里。大约又过了100万年,太阳系便形成了数十个跟火星差不多大小的星星,围绕太阳旋转。巨大的行星之间难免相互碰撞。不知在什么时候,其中的一个行星从侧面撞上了最初的地球,对地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行星巨大的星体一头扎向地球的球心,给地球留下一个铁制的地心。行星表面的物质较轻,被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抛向太空,但这些物质很快凝结,形成一个微型的圆盘,这就是围绕地球旋转的月球。这一灾难产生的巨大能量炙烤着地球,使一切易挥发的物质全部挥发开去。(全文阅读)

奥运回顾--喋血慕尼黑
   9月5日凌晨4时,,一伙自称为“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的巴勒斯坦组织突击队员,突击并占领了以色列体育代表团的驻地。当场把以色列举重教练摩西·温伯格和拳击手罗曼诺打死。9名运动员被扣做人质。挟持者提出的条件是:以色列立即释放被关押的256名巴勒斯坦人,作为交换扣押人质的条件。(全文阅读)
    在远处看到的奥运村

    扣押人质的房间

天文学史 1543-1899
    公元1543年,明嘉靖22年,波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揭开了近代天文学的序幕,树起日心说的旗帜。 
    公元1576年,明万历4年,丹麦第谷·布拉赫建立汶岛天文台,他因观测了1572年仙后座超新星而决心编制星表,在汶岛作了20年精密观测。 
    公元1582年,明万历10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13世颁布格里高利历,也就是现行的公历,该历是意大利人利里奥于1576年提出来的。 
    公元1583年,明万历11年,意大利伽利略发现摆的等时性原理。 
    公元1584年,明万历12年,意大利布鲁诺著《论无限宇宙和世界》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 
    公元1596年,德国法布利修斯发现鲸鱼座o是长周期变星,是这类变星的第一次发现,该星中国古代命名为 增二。 
    公元1604年,明万历32年,德国开普勒观测到蛇夫座超新星。 
    公元1608年,明万历36年,荷兰眼镜商里帕席发明望远镜。 
    公元1609年,明万历37年,开普勒的《新天文学》出版,提出行星运动第一、第二定律;意大利伽利略制成第一架望远镜,物镜为平凸透镜,目镜为平凹透镜,装入直径4.2cm,长1.2m的镜筒内。第一次看清月面不平,银河可分解为密集的星。 
    公元1610年,明万历38年,1月,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颗卫星;3月,出版《星际使者》,宣布了他一系列的新发现;7月,看到土星两侧似有物;8月,看到金星位相;年底观测太阳发现黑子。德国的席奈尔、法布利修斯也独立地看到黑子,他们三人都从黑子的移动中发现太阳的自转。 
    公元1619年,明万历48年,金天命4年,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出版,其中有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 
    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金天命6年,开普勒发现光的全反射现象和望远镜的球差,荷兰数学家斯内列斯发现在媒质界面上入射角和折射角的正弦之比保持不变,为近轴光线几乎没有球差找到了根据,促进了长镜身望远镜的发展。 
    公元1631年,明崇祯4年,金天聪5年,开普勒预言的水星凌日天象为法国的伽桑狄观测到。 
    公元1632年,明崇祯5年,金天聪6年,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出版。次年,他因宣传哥白尼日心说被传讯到罗马宗教法庭,被迫宣布放弃日心说。 
    公元1638年,明崇祯11年,清崇德3年,英国盖斯科因制造出第一个目镜测微器。 
    公元1639年,明崇祯12年,清崇德4年,英国霍洛克斯观测到金星凌日。 
    公元1647年,顺治4年,波兰赫韦吕斯在四年观测研究基础上发表了第一幅为现代天文学家公认比较详尽的月面图和每天月相图。 
    公元1651年,顺治8年,意大利里希奥利发表《新至大论》,用已故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名字命名月球环行山体系。 
    公元1655年,顺治12年,荷兰惠更斯造出直径5cm,镜身长3.6m的折射望远镜;3月25日发现土星卫星泰坦土卫六。 
    公元1656年,顺治13年,丹麦哥本哈根天文台建立。 (全文阅读)

陈益南:文革历史研究的若干课题纲要
    (一)文革十年的全过程概况
  首先须明白,文革,并不是一件事,不是仅仅一场运动,之中,它包括了十年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小运动”。
  例如:
  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其上半年的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运动;
  各地党政领导上联下串在群众与基层干部中抓“小邓拓”、“黑鬼”的“新反右运动”;
  红卫兵产生与老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八月暴行”;
  将支持学生红卫兵大字报“炮轰”当地省市委的工人农民,打成“反革命”的事件;
  造反派的兴起与夺权的状况、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的群众组织建立浪潮;
  一九六七年年至一九六八年各省的武斗高潮;
  “全国山河一遍红”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前后状况;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下放干部的五七干校问题;
  工人、农民“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期;
  一九六八年底红卫兵全部变为“知识青年”,同时统一退出城市并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具有文革中某种阶段转折意义的“一打三反”运动;
  批陈(伯达)整风;
  从莫名其妙开始的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林彪事件及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五年的反派性全面整顿阶段;
  一九七五年底开始的批邓(小平)反右运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等等历史概况。
  有人总想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文革及其性质,这怎么可能呢?
  其次,文革整整经历了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的时间还要长,之中,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参入者可数以亿计,涉及到所有的阶级、阶层,人事情况错综复杂,各种事件曲折非常,贯穿与凸现的思潮更是各有特色。若不纵观全局,弄清楚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因终果,那无论用多么精辟的词汇语言,都是难以正确地评价文革中各种事件的意义与性质的。(全文阅读)

司徒允:张伯苓的最后五年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颠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930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教育部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1〕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进而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会上张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未几,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作为一个政治首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是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的精典话语。本来对蒋氏即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第二年,他在蒋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构成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
        这样,抗战胜利后“凯旋”天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段时期天津新闻媒体在报道地方头面人物的活动时常常有这样的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怕这并非只是因为杜乃南开毕业,与张有师生关系所致,而是凸显了此时张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处在复校阶段的南开大学就地区环境而言,就显得比较有利甚至优越。张伯苓早期艰难办学,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相互关系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钟情于“教育独立”理念的言行,在张看来是不现实的。他鼓励当年南开毕业后赴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归国到南京政府监察院从政,而辞去国内大学的聘约,即是出于依靠政治强势扶助教育(学校)的现实考虑。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龙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样想法。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开同人和校友表示,要摆脱政治,专心教育,但事实上已难以做到。(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 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 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 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 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 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 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 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 ;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 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 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 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 )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 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 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 于中心的地位。
    2 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 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 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 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 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的年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 废止也许是十分合适的。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东西洋游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 是现代知识分子了。清末有一则趣闻可以象征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见商衍鎏:《清代 科举考试述录》,页340):
   光绪三十年后,开考试东西洋游学生之例,由考官会同学部,考取游学之毕业生给以进士 、举人,再经廷试,高第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数年间至百余人,一时称为洋翰林,谓其 学由外洋而来考试,与未出国之翰林有异也。恰是时湖南王闿运年逾七十,以宿学保举, 于光绪三十四年授为翰林院检讨,正值游学生之进士颇多,王曾有句云:「上无齿录称前 辈,尚有牙科步后尘。」上句言科举已停,已无齿录之刻、翰林前辈之称,下句谓游学生 考试有医科进士,而医科中有牙科也。此老滑稽,传为笑谈。
   此事之所以可笑,正由于科举出身的「士」和游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混在一起实 在不伦不类。王闿运可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典型,但试以从英国游学归来的「工科进 士」丁文江为例,他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显著 的。1912年民国创建,翰林、进士、举人都成为历史名词,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从此以 后便只有知识分子了。
     3 过渡阶段的落日余晖
   但是政治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在社会结构方面引起重大的改变,更没有触动社会心 理。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如故,而知识分子也保存了浓厚的士大 夫意识。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 ,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 台上演出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中 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一短暂的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它毋宁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 余晖。当时一般社会人士是以从前对士大夫的心理来期待于新一代的知识领袖的。而刚刚 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来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 溟先生在191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 现代知识分子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梁先生一生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事实上抱这样态度 的人决不止梁先生一人,他不过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胡适在美国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教 育,他在提倡白话文时也明白反对过「我们士大夫」和「他们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 后来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所以他把日本的强盛 归功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言外之意当然是寄望于中国 少数知识领袖作同样的努力(见《信心与反省》)。(全文阅读)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醍醐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摘引一二。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齐,他们反对击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国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亲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级来批评上级,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算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公元一六一五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警卫逮捕。二十五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翊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也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明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自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人。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三万人,仅公元三四五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事就杀三千余人,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学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奸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三百里遮天蔽日的宫殿,三千个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饷,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顶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全文阅读)

作为文本的时尚:符号化的工业产品及其经营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界就提出“感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提出,“21世纪是宗教、艺术、哲学的时代” 最近几年,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产业调整的主要方向,正在受到各国政府和产业部门的高度重视。与传统的生产“硬件”的工业体系相比, “软件”产业或感性产业正在一步步从后台走向前台。有的传统的生产“硬件”的公司正在“软”化,如日本的索尼公司通过媒介整合战略或者叫“垂直整合”战略,1988年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建立了为期20年的合作关系,1989年又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这样,索尼公司不仅是一个生产磁带等硬件的公司,还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索尼的战略来源于这样的认识:如果没有录制好的音乐,再好的磁带或者放音的设施也是没用的。虽然管理这样的联合企业远比单一产业要复杂的多,实现垂直整合以后的索尼还遇到了效益下滑的困难,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软件或内容产业的重要性。
        文化产业的概念是德国法兰科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194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这个概念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产业”,在这个产业中,制造业、商业和文化已经融合在了一起,文化正在借鉴工业生产的方法生产出起到“向下拉平”作用的大众文化主要是电子产品如电影等。对此,美国的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有论断,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贝尔,他对文化与工业的融合、渗透感到的主要是资本主义世俗力量对文化整合力量的侵蚀和破坏。
         但是,文化和工业的渗透和融合毕竟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因为,在经济代替宗教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后,它一定会“征用”一切资源为获取利润所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感性消费时代的今天。同时,文化被经济化、工业化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工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也需要求助于最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化艺术,从而获得前进的方向和灵感。前一方面的趋势的结果是产生了高度产业化的大众文化,如电影、电视、图书出版等所谓娱乐产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文化产业,而后一方面的趋势是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产业――时尚。其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后,文化产业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界和产业界在将工业的方法用于文化的同时,也在将文化的概念和方法用于工业,逐渐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工业化和工业文化化、文化和工业一体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主要视角是批评工业对高雅文化的“腐蚀”,使艺术失去了自主性,法兰科福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本雅明则批评工业化之后的机械复制艺术使艺术失去了它的“灵晕”(aura),也就是工业化之前艺术“此在此时”(Hereness and nowness )的唯一性。但是,他们既没有看到文化产业对于文化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忽略了作为文化产业重要内容的时尚业。
        作为文化产业的时尚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特性是什么?
        简单地说,文化产业生产和销售意义,而且这种意义能够被消费者所认同和接受。传统产业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比如,衣服能够让我们避寒,汽车载运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传统的产品是一个被我们使用的“东西”,但是,文化产品是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用于商业运作的“文本”,对它的消费主要不是实际的使用从而产生实际的用处,而是用于消费者符号地解读从而产生意义。
        传统的“文本”概念是指用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文字符号组成的虚构的印刷作品。但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版本”的“文本转向”发生之后,人们要探讨的是社会世界是如何文本化地显现、概念化和被赋予意义的。现在的文本概念也指图像作品和非虚构的叙述和故事,比如各式各样的地图 、会计的账本 、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 等等也都被作为文本来解构和阅读,它们不再被认为是对某种实在、现实的真实记载或反映,而不过是用语言构造的反映了制作者个人意向的或者某种权利意志的“叙事”;再往前扩展一步,人们把人类在社会世界中创造的“文化手迹”(Cultural scripts)如城市空间、高速公路、旅游景点、已开垦的农田等也作为可以“阅读”和发掘意义的文本,当然,工业产品尤其是符号密集、饱含意义的时尚产品也属于人类的“文化手迹”和文本;甚至,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按照文本的模式结构而成的,甚至干脆可以说,它们也就是文本。就像德里达说的:“文本之外无一物”,或者按博德里亚的说法,所有的产品都是文化的,所以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的架构里才有意义。(全文阅读)

王晓明:在低调与高调之间――读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
     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就直觉地喜欢它:淡绿色的封面上,萨依德微笑着,一双聪明的眼睛锐利地看着你,下面是五个醒目的白色的字:知识分子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遭人忌讳的词。有两个人的话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一个是杜克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激烈批评美国的现实社会,却自称:“ 我是反知识分子的”。 另一位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被公认是丸山真男的重要的继承人,却在一家小酒馆里诚恳地对我说:“在今天,我们要是再以知识分子自居,未免太傲慢了。”在北京,在上海,也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以这个“过时”的名词来称呼自己。即如我这样固执己见的人,每当写出以知识分子自期一类的词句时,眼前也不自觉地会浮现出若干年轻朋友的表情:理解,宽容,却不以为然。可现在,萨伊德却大声地来谈论知识分子了,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做系列演讲,他就以知识分子为总的论题,而且将演讲稿结集出书,题目更直截了当:知识分子论。
        萨伊德当然懂得,这全球性的忌讳“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怎麽来的:“社会权威漫天盖地而来的强有力网络――媒体、政府、集团等等――挤压、排除了达成任何改变的机会,使得个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经常感受到沉重的无力感”(34页)(注1)。一个人久受着这样的重压,确实是很难再鼓起充沛的激情,继续象左拉那样呼喊“我控诉”的。萨伊德也清楚地知道,近三十年来由解构主义发端的批判理论,对原有的知识分子观念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的知识活动之一就是质疑权威,更遑论削弱权威了。不但对于什么构成客观现实的共识已经消失,而且许多传统的权威,包括上帝在内,大体上也被扫除了”(130页)。这所说的“权威”,除了上帝,还包括“理性” 和“主体性”这一类有关人的普遍属性的观念。倘若它们都能被证明是虚幻的,是特定的利益关系和权力网络的产物,那康德式的启蒙思想,那建立在理性、主体性和历史进步等等观念之上的知识分子意识,又怎么可能不颓然倒地,使习惯于倚靠它的人无所措手呢?但是,尽管如此,或者说也唯其如此,萨伊德要正面来抗击这些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深重的打击。他严厉地反问:“福山‘历史的终结’的主张和李欧塔‘大叙事的消失’的说法风靡一时,但几年後,还有什麽比这些更不吸引人、更不真实的呢”(35页)?他甚至断言:“李欧塔和他的追随者是在承认自己的怠惰无能,甚至可能是冷漠,而不是正确评估即使在後现代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依然有许许多多的机会 ”(55页)。他执意要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讨论:“我所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人如何诉说真理?什麽真理?为了何人?何地”(128页)?在今天,他仍坚持用 “如何诉说真理” 这样的词句来描述他的基本论题,单从这一点,你已经可以预料他的论述会抵达怎样的深度,又会显示怎样尖锐的锋芒。
    2
      萨依德给 “知识分子”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 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49页)。(注2)这个定义分两部份:“ 艺术” 与 “代表”。先说後一半:这“ 代表 ”是什麽意思?他解释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48页)。正是从这里,可以引出他的两个基本的看法。
        第一,既然是对公众说话(“代表、具现、表明”),知识分子就势必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48页)。萨依德对于知识分子身上个人性与公共性的交融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他这样描绘自己:“我在观众或诉求对象之前提出我的关切,但这并不只关系着我如何发表它们,也关系着自己作为尝试促进自由、正义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一切。我把这些形诸形辞或笔墨,是因为经过深自省思後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说服别人接受这个观点。一方面是来自我的经验的个人的历史、价值、写作、立场,另一方面是这些如何进入社交世界,人们在其中辩论、决定有关战争、自由、正义的事。一己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只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徵――也是不存在的。总之,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的和所写的具有意义”(49页)。(全文阅读)

张廷国  张任之:舍勒的《爱的秩序》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是德国著名基督教思想家,现象学第二泰斗,是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他1874年8月22日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后曾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先后师从狄尔泰、奥伊肯等思想家,并在奥伊肯的指导下,于1887年、1889年先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和取得教职。1901年,舍勒在哈勒的一次康德研讨会上认识了胡塞尔,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舍勒一生的哲学追求。1906年12月,他前往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并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学年鉴》。他在1910-1918年间成为一个私人学者、讲演者和自由撰稿人。1918年,舍勒被聘为科隆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兼任科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28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然而,未及上任,就于同年5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而英年早逝,享年五十四岁。他的遗孀玛丽亚·舍勒自30年代开始一直到1969年她77岁死于慕尼黑,一生致力于编辑整理舍勒遗稿,并自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舍勒全集》,1969年以后由著名的舍勒研究专家弗林斯(M.S.Frings)接编,至1997年《舍勒全集》十五卷已全部出齐。
    舍勒的思想博杂多方,是德国哲学界继谢林之后的又一位神童,不停地在“漫游”,他的研究遍及伦理学、宗教哲学、现象学、社会学、政治思想、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舍勒致力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问题,显示出了一种罕见的预言天才。舍勒的死几乎被当时所有欧洲哲学家看作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他的朋友加塞特(Ortegay Gasset)把他作为生活在欧洲的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提起;海德格尔把舍勒当作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所有其他人包括他自己都是受其恩惠的。蒂利希称舍勒思想“赋有伟大的直觉力”;巴尔塔萨(H.U.von Balthasar)则视舍勒思想为“世界观的聚宝盆”。舍勒的主要著作有:《共感的现象学和理论:兼及爱与恨》(1913年,1923年第二版时改名为《共感的本质与形式》)、《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1913—1916)、《道德建构中的怨恨》(1913)、《死与永生》(1916)、《德意志仇恨的起源》(1917)、《论人身上的永恒》(1921)、《知识与教养的形式》(1925)、《知识的形式与社会》(1925)、《人在宇宙中的位置》(1928)等等。
    舍勒的基督教思想是“超教派”和“非教会性”的,他走出了一条超逾教派立场的神学言路,直接把握、描述、阐述基督教信仰中的“福音原则”(即个体性的位格爱)。在神学诸论域重新确立爱之优先地位,进而重建自然神学,并将基督思想的本质质素注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之中,显明基督教思想在现代思想语境中的活力,对基督教思想产生过并将持续产生深远影响。(全文阅读)

张宪:新世纪中的宗教对话、教会发展和中外教会交流刍议
    论文提要本文篇分三节。分别讨论在 21 世纪中如何调整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立场和出发点,如何正确认识教会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外教会如何开展进一步交流的问题。在第一节“宗教对话:‘普世伦理'还是‘普世宗教'”?里,作者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对话的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是像瑞士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那样,致力于寻找一种在各种宗教之外又能为它们所共同接受的“普世伦理”;一是通过正确认识宗教的多元性与一元性,返回宗教灵性生活的本真信仰。作者认为两条途径都是可以互补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不同宗教之间信仰的共识。第二节“教会与社会生活”分析了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指出中国教会也程度不同地面对欧洲教会所碰到的问题。作者的结论是,教会的出路在于教会根据新的形势所作的自我调整、自我更生。最后在第三节“中外教会交流刍议”里,作者反思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在新世纪中中外教会的交流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当迈入新世纪的钟声还回荡耳际,当新千年对基督降福的期盼还萦绕眼前,基督教学术界对自己在新世纪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无疑,这种反思只有联系当今全球化发展下业以开始的宗教对话,才更凸显其深远的意义。中国的基督教 ── 无论是教会方面还是学人圈子 ── 当然希望要与整个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大致保持同步,由此,我们首先不得不重新思考、调整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得不考虑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寻求解决的途径,最后,不得不对中外教会的进一步交流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既有前瞻性、又在实际上具有可行性的计划纲领。 
    一 宗教对话:“普世伦理”还是“普世宗教”? 
    所有宗教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中最深层情感追求的表现。 1 )“当一个民族完全丧失了以其宗教为代表的精神之时,它的文化也就在世俗化的同时平面化、肤浅化了。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因精神的丧失而僵滞衰朽、分崩离析,因为指向终极的超越精神,既是活力的源泉,也是统一的源泉”。 2 ) 正因为每种文化都有深层的宗教依托,都想保持自己的宗教这样一种活力的源泉,所以,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首先就要求不同宗教之间对话的顺利进行。这样去考虑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基督教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普世伦理”还是“普世宗教”? 
    这个话题由以产生的而我们又不能不严肃对待的一个社会历史事实是:我们本来就共同生活在宇空中一个小小的星球上,由于持有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使得在这个星球某一地方发生的事,对另外的地方来说就不再一样了。关于宗教的问题在今天成了关于和平的紧迫问题。瑞士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指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宗教内的本根寻找,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 3 )但是,何谓宗教本根的寻找?它是一种人类普遍价值在宗教的体现?还是人类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无疑,以瑞士的孔汉思( Hans Kueng 1928- )、美国的斯威德勒为代表的一派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宗教对话的基本出发点乃是找到一切宗教和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伦理,因为只有这样一种伦理才可以平等对待来自任何国度、任何信仰的一切人。所以,他们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普世伦理”,从而找到宗教对话的基础和共同语言。但是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一个世界伦理背后或许更需要一个世界宗教为基础。如荷兰的天主教神学家施莱比克斯( Schillebeeckx 1914- ),强调教会对世界的关注应侧重于在世俗世界和存在压迫的社会中基督徒个人的信仰生活;教会不仅要展开与世界的对话,更要指引信徒保持对教会的忠诚。 4 )美国学者 80 年代开始编撰 25 册的“世界灵性”, 5 )正是要寻找世界不同文化、伦理价值体系背后某些普遍的宗教信仰本根。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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