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四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顾则徐:从程益中不起诉谈喻华峰案应该重审
    南都报总编程益中由检察机构出具“不起诉决定书”予以释放。根据程益中案的实际情况,检察机构不起诉的依据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一、二款,其中第一款涉及的应该是第15条规定情形第一条,因此,程益中的被释放就基于两种可能:一,程益中“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两种可能检察机构的真实意思属于哪种,并不一定需要予以明确,不起诉决定书只要引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即可,因为该条已经涵括了第15条。
    那么,程益中被释放的依据到底是哪条呢?我们可以根据程益中曾经被指控的罪名进行分析。程益中被指控罪名有两条: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其中被认为构成贪污嫌疑所涉及的金额为10万元,根据《刑法》第382条第一条的规定,相应刑期在十年以上至死刑范围,程益中如果构成犯罪,则不存在可以构成不起诉的“犯罪情节轻微”事实,因此,在贪污罪指控这一点上,不起诉的唯一原因是程益中不构成贪污罪,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规定情形第一条。
    弄清楚这一点对整个南都案非常重要,因为这既涉及到南都报所在组织料理后事的立足点,涉及到公众舆论对当事人的准确判断,更涉及到前已判决八年刑期的喻华峰。
    在贪污一罪上,判决喻华峰构成犯罪的事实与程益中所涉及事实为同一事实,虽然我国执行的不是案例法,两个分列的案件之间不具有约束性,但喻华峰案与程益中案则具有特殊性,两案之间具有事实上的互证性,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必要条件的。基于程益中案的处理在喻华峰案的处理之后,且检察机构同一,因此,程益中的无罪就证明了喻华峰的无罪,证明了喻华峰的先期起诉乃至判决错误。事实是,在把155万元面向报社全体和中层人员进行两次奖金发放后,南都报高层(九名编委)将其中58万元进行了第三次奖金发放,如果认为喻华峰因此构成贪污,就必须是全体报社人员共同构成贪污,或至少是全体编委共同构成贪污,其中任何一个人包括程益中、喻华峰都不能单独构成贪污。(全文阅读)

动物实验背後的罪恶
      动 物实验在道德上或科学上都没有正当理由.那些在做动物实验的人指控反动物实验者对动物「用情至深」,他们自私且自以为是地认为问题很简单:牺牲动物生命是为了救人.然而相对的,反动物实验人士认为问「救老鼠和救孩子哪个重要?」是无稽的,他们提出另一个角度:「为什麼不努力两个都救呢?」「为什麼强迫人们掉入只能二选一的罪恶中呢?」
  科学奠基在:研究结果支持对人与非人动物残酷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样能以最低的方法达到最高的成果.动物实验是「坏科学」,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边沁说:「问题不在他们是否有心智?或是有没有说话的能力?而在於他们是否有感受苦乐的能力?
  很明显地,如果拿人类来做活体解剖,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总量既不依於沟通能力,也不依於解决问题的能力--天才与**感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同样的,非人类动物感受到的痛苦跟人类也是一样的.那些认为痛苦是罪恶的人,到底他们是基於人道?还是基於维护他们的职业?
  1985年,这只猴子被动物解放阵线(ALF)从加州大学河边市实验室救出来,他的眼睑被缝合,头部装上声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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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提•沃德米尔:方便与隐私的代价
    我信奉隐私,但如果那意味着要排队,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在你读这些文字时,我可能正从一排排不耐烦的驾车者旁飞驰而过,高高兴兴地将我所有的个人细节都暴露在收费亭的监视器下。驶过这一段后,我就能享受些夏日里的最后时光。
    匿名是宝贵的,但畅通无阻地通过收费通道,可以为我节省45分钟,这段时间也是宝贵的。我的信用卡能为优先穿越跨度巨大的切萨皮克湾大桥自动付账。我想那就是高科技生活的意义所在:为我买来在沙滩上享受的时间。
    现在,快速通道技术已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可能帮助我们在图书馆、干洗店和当地沃尔玛(Wal-Mart)商店节省时间。这一事实已让隐私活动人士整个夏天都表示不满。他们一直在向国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灌输英国作家奥威尔式的厄运预言。
    RFID,即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被认为是可能导致一个监视无处不在的新时代的罪魁祸首。这种技术被用来在旧金山给书籍上标签,在巴塞罗纳为喝酒买单,在得克萨斯跟踪库存情况。在网络隐私活动人士所设想的世界中,地砖、超市货架、冰柜和跑步机都在窥视着我们。(全文阅读)

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
    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后来才发现原来汉语是进化过的世界最先进的语言。原来在七千年前,汉语也有罗嗦的后啜和字格,后来我们把那些无用东西都抛弃了。比如用一个“了”字就把已经完成的动作表现出来了。根本不用什么现在过去完成时那么罗嗦。
  古埃及楔形文字演化成腓尼基语,腓尼基古文字又演化成希腊语,希腊语又演化为拉丁语,拉丁语又变成法语,法语又演化成英语。拉丁语向东成为斯拉夫语系,斯拉夫语系又演化成俄语。同时这也是一个宗教的传播史,是天主教分化为基督教,东正教的过程。汉语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高级语言。
  汉语又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最适合语音控制,而不用象英语那样用手瞎摸!
  这是一个决定中国人命运的问题,请所有朋友尽量宣传!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思维面广阔,在数学上由于单音节发音,对数字的反应速度也更快,但在逻辑思维方面还是拼音文字较好,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 趋势看,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由于可以自由组合新名词新概念以至新思想, 可以容纳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冲击,无疑将发展为人类的共同语言,用这种语言 来交流思想更加方便,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在论文和计算机语言是汉语和拼音 文字并用了,汉语的伟大就在于兼容,你们看看在汉语的学术论文有汉语和阿拉伯数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混用现相,但在英语论文中则找不到一个汉字,中国的物理学专家可以凭借他在中学时代的化学基础知识通读化学专家的论文,反之依然,而英美的不同行业的专家要交流他们的学术成果,则是对牛弹琴,凭这个优势,汉语就有资格成为世界语,而我们国内还有些学者还要把汉语拼音化, 这不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吗?我们中国人民也有资格控告那些所谓的文明的西方人,是谁在制造环境污染,破坏森林和草原,就是他们,因为印刷同样内容的一本书,西方语言要比汉语浪费2倍的纸张,全世界使用西方语言的人要比使用 汉语的人多5倍,按照简单的因素级连倍乘法,就要浪费10-20倍以上的木材
  增加20倍以上的工业废水,就语言的优越性来讲,西方人没有什么资格对汉语说三道四,连文盲都知道从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找出汉语文本,因为汉语文本是最薄的那一本(全文阅读)

不为:中国特色的奥运冠军与科研冠军
    毋庸置疑的是,美国奥运选手的培养和选拔体制是完全不同于中国。据说中国是仿效前苏联的体制。每个县、市、省都有各级体委,属于国有体制。各级政府还有专门的分管体育的领导,并有专项经费。通过举办运动会选拔人才。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确实有利于发掘人才,再层层往上选送,重点培养,直到进入国家队。最近有人估算过,中国奥运选手每获得一面金牌,其成本约一亿元,是俄罗斯的近三十倍。是美国的多少倍?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那就是一亿倍!
  中国一直在宣扬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血本去求得这种荣誉?有人说是政治需要,姑且不论。有人说是综合国力的象征,中国如果这次金牌第二,经济地位和综合国力排全球第二吗?那是自欺欺人。有人说是促进全民健身。在竞技日益向高技巧、高难度、商业化发展的趋势下,除却观赏性以外,根本偏离了老毛时代所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那时的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个个都能挥几拍羽毛球或乒乓球,也能到篮球场跑跑。可现在,你能到跳台上试试?到单杠上玩玩?如今的体育竞技已经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完全沦落为体育产业。培养体育明星就如娱乐明星一样,是为极少数人服务,是极少数人的运动,根本不是什么全民运动。既然性质变了,体制就得变,原来的体育为大众服务的体制应彻底与政府财政脱钩,当成企业运作。这种企业就是培养体育明星,输送奥运冠军。运动员成名后,通过做广告、当教练、或利用名人效应办企业。旧有体制下,运动员由国家出钱培养,正如以前上大学基本由国家资助一样,体育也没有商业化、产业化,体育没有与政府脱钩。如今,形势大变了,包括上大学也得自己掏腰包了,可唯独这体育的运作机制还一成不变。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国家花大笔的钱用在建场馆、更新设施、聘教练、打比赛,让你出成绩,拿冠军,给重奖。你成名了,又可以做广告、当教练、办企业、上大学……这种好事真让美国人羡慕死了,真后悔没有脱胎到哪个中国娘胎里。所以说,中国的奥运冠军的确具有中国特色。(全文阅读)

吴琦幸:美国人不热衷奥运
    奥运比赛已经落下帷幕,仔细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美国人对於奥运的热情,似乎远远不如中国人,也不如在美国的华人对於奥运的重视。
   据说在中国,由於时差,电视转播的奥运会实况是在中国时间的下午到凌晨。虽然是工作和休息时间,仍有很多人会等在电视机前观看,废寝忘食。几乎所有中国的大小报纸、周刊,都对奥运进行密集报道。就我所见,上海的一些报纸就由好几个版面组成了钜细无遗的专题,内容非常精彩,更出现特约记者以章回形式的长篇报道。
   奥运成为中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媒体的一大热点。
    奥运不成热潮
    反观这个奥运奖牌第一大国美国的日常生活,奥运比赛似乎并不是件人人关注的大事。各大媒体仅在开幕式的第一天做了比较详实的报道,也只著重在它精彩的艺术表演中。很快,奥运会的各项赛事就都转到平常的体育版上了。
   对於美国运动员得奖牌的消息也都是普通的报道。在美国的大媒体上,即便是美国运动员,没有打破世界纪录的比赛,是上不了报纸头版的。倒是那个游泳奇才菲尔普斯,《洛杉矶时报》例外地给了他一个专版的版面,因为他赛前曾经扬言要拿八面游泳项目的奥运金牌,稍稍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电视转播的实况更加没有人看了。希腊奥运实况在美国的时间是处於东西部不同时段的,例如西部是凌晨三四点钟到早上,这是人最熟睡的时间,很少有人会为了看一场球赛或者体操去牺牲重要的睡眠时间。况且美国这一次的奥运转播被NBC独家买下,其他电视台都禁声。
   这家以转播体育比赛为特色的电视台的实况转播是在万象有线频道,没有订购专门的有线频道的家庭无法观赏。其它的公共电视频道播放只好把比赛实况经过剪裁之后,从下午两点开始播放到半夜,都是已经发生了的旧闻。(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秦晖: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
  198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89年的事件,不仅对民间社会,而且对执政党都是一次“意识形态祛魅”进程,甚至可以说它对执政党的自我祛魅作用大于对除异见人士以外的一般民众。随着“革命党意识”由于自身受到(或自认为受到)革命的威胁而被解构,执政党的利益自觉空前凸显。正如1905年革命后帝制俄国传统原教旨保守派哥列梅金只得势了很短时间,很快就被“警察改革派”斯托雷平所取代一样,1989年后中国原教旨左派的回潮也为时很短,从1992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出现了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
  1992-1997年间,在对外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政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取消了粮票,“票证经济”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开始由命令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二是开放股市,并且很快升温到狂热的“股潮”。它虽然并非正常的资本市场,但也绝非单纯的所谓赌场可比。中国式的股市开创了一种同时具备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两种功能的机制,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从单纯“挖国库”的阶段走向“通过国库这个中介去挖民间”的阶段。三是在苏南等传统集体经济(所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进行了一场雷厉风行的私有化运动[1],随着“苏南模式”的不复存在,1997年出台的《乡镇企业法》首次明确了“乡镇企业”概念的非特定所有制含义,由“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渊源形成的乡企属于“集体经济”之说从此成为历史。受“乡企转制”成功的推动,一些地区(山东诸城等)出现了县域范围内地方国有企业“全卖光”乃至“送光”的实践。
  1997年的中国十五大开始了又一新阶段。这次大会吹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题曰《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这种氛围的概括。自此,中国各中心城市和各省相继表示了告别“国有独资”的决心,这在世界私有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表态。(全文阅读)

诺奖得主诺斯演讲: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一个论断,一直到现在大家也将其作为引用为什么资本主义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成果是有好有坏,在次撒哈拉地带,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亚洲一些地方,却获得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名义上进行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在这个演讲中,我会先分析一下非常具体的历史状况,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其他一些地方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就会分析必要的经济制度,并探讨一下创新的机制。最后要讲一下分析经济学能促进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从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世界的霸主。
  这其实是说,人们的关注是从关注物质世界的变化转移到关注人文世界的变化,因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复杂的人文环境,而且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环境更加复杂,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体制也必须要应运而生的,西方国家慢慢的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亚当.斯密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是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的规模决定的,那么他只是非常模糊地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经济社会制度的变化,因为这些经济制度必须要适应非常快速的、飞速的变化。
  我曾经同经验主义学派进行合作,我们在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进行一些实验,然后看一些基本的经济现象,主要是人类的互动、人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这种合作的一种结果。我们也认识到了,我们要通过科学的发展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所必须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一直在不断的变迁中,但是这些制度都必须要能够来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市场,还要有一个经济市场,这两者是必须的。机构的变迁必须要跨越人们多年以来与生俱来的一些传统和观念,而且我们必须能够在那些仍然是以人与人之间交易为主的国家中创造一些条件,有一些国家中缺少我们通常与资本主义所联系起来的自由市场,所以,他们就缺乏美国所拥有的发展的潜力,我本来准备了一个表格,现在就不给大家看了,尽管这些数据确实是夸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差异一直持续存在。
(诺斯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的问题,见葛芮夫文献)
  在一些仍然以个人交易为主的国家和一些以非个人交易为主的国家中,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是必须的,但是只不过不知道如何来建立这种制度。我们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就会看到有很多问题,主要的经济绩效实际上是取决于人类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机构起到的作用,也必须要分析这些机构为什么起到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研究、解释一下这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它们在经历什么样的变迁。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进展,像新制度国际协会的研究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巨大的发展的前景。待会儿我会分几个部分讲,有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转换成非个人交易、知识产权,等等。(全文阅读)

150亿巨款输血 中国援救德隆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制定援救国内一家陷入财政危机的民营企业集团的计划,插手这家据称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改组事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首次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凸显了政府对于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引述中国中央银行一位官员的话说,国有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负责监督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重组工作。另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的中央银行准备动用大约一百五十亿人民币的巨额贷款向德隆集团注血,以挽救德隆公司濒临破产的命运。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大举干预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此举引起中国国内和海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这家企业由唐氏四兄弟于1986年在新疆创立。唐氏集团最初由小本经营照片冲洗的业务起家。在短短几年内,这家公司发展成包括采矿、纺织、食品、旅游以及汽车和机器制造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并拥有国内外一百多家企业的股份。曾经担任国内一家民营企业董事长、现在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方觉说,地处偏远的新疆的德隆能够发迹一直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迷。
    方觉说:“对于德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迅速膨胀,许多国内经济学家和私有企业家都持怀疑或猜疑的态度。我们都不清楚它膨胀的真实原因,也不知道导致它迅速膨胀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还是有一些违规行为。”
    今年年初以来,德隆出现经营困难,股票大幅度下跌,再加上政府开始实行信贷紧缩政策,导致德隆陷入财务方面的困境。据报道,目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在北京受到软禁,具体原因不详。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方觉认为,央行采取不透明措施,动用巨额国有资金拯救私人企业,这种作法很不正常。(全文阅读)

张炜:失业对中国竞争力的双重影响
    二十六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许多特点与正统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经济增长大相迳庭。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都是与充分就业密切相关的。许多国家在持续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甚至被迫从其他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引进劳工以缓解国内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始终是在巨大的失业压力下实现的。
    1978年,在中国10亿总人口中,有4亿1千万劳动力人口。而在约3亿左右的的农业劳动力中至少有一半是剩余劳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知识青年返城也第一次使得城镇失业人口显现出来。二十六年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但是失业的压力却也随著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有增无减。2003年底,中国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大约为800万人,而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则高达近2亿5千万人。
    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有著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它为中国二十六年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这正是大量国际资本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流向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得益于这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对已经就业的人员始终保持著巨大的压力,这就缓解了工资增长的压力,从而使中国的制造业长期保持低工资成本的优势。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由于政府必须为失业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所以庞大的失业人口形成对政府的巨大财政压力。当政府通过税收向社会成员转嫁这种压力时,又会进一步压抑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而在中国,中国政府基本上没有为农村剩余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所以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失业人口并没有真正对政府构成财政负担,也没有在财富创造的动力机制上为增长带来阻力。
    但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首先,从国内因素来看,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难以完成由投资推动型向消费主导型增长的转变。这是因为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所以无法提高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而少数高收入阶层,对国内消费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饱和,使大量的消费支出流入海外发达国家,同时也倾注在效益不高的投资上。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这样的增长模式,既不稳定,也难以持久。不仅如此,由于对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需要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政府和企业缺乏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宽松环境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这些因素将会妨碍中国经济的长远国际竞争能力。(全文阅读)

多收了三五斗(上海人买房版)
售楼处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轿车,自行车,助动车。门口排队的是要买房的it精英,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rmb用各色的皮包包者,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门口进去就是上海市最大的楼盘售楼处了,预售单位就排在市场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整洁的玻璃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脸上的汗珠上。那些人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售楼处,早饭也不吃一下,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内环20000,外环15000,10000以下的没了。”售楼小姐有气无力地回答们。 
  “什么?”各路精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看来今年结婚的希望落空了! 
  “在去年里,不是说内环10000,外环5000的么?” 
  “3000也卖过,不要说5000了” 
  “哪里有涨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不知道么?各地的买房团潮水般的涌过来,没听说外国人都来了吗? 过些天还要涨呢!” 
  原来出来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最近天照应,很多人多发了三五百的年终奖,一向节俭的父母也不再作梗,银行卡上的数字很快接近了6位,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高考落 榜或 没有学位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买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买,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买房子的 人,温州的买房团还没有走,苏北,西北,华南的买房团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有钱人和老板也多得是。好的楼盘和别墅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华南的买房团,有钱人,老板,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快要结婚的年青人不买房,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买呢?日子还是要过的,为了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当初父亲母亲盼望改善居住条件,一家人窝在30个平方的房子里的日子断是不能再过下去的。 
  “我们到宝山去买房吧,”在宝山,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有人这么想。 
  但是,小姐又来了一个“嗤”,眨着微翘的睫毛说道:“不要说宝山,就是找到崇明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内环20000,外环15000,10000以下的没了。”“到那去买也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宝山交通不便,天知道每天花在路上多少钱!就说依他们给,哪里来的钱?” (全文阅读)

谢衡:经济学家的学术自由与话语霸权
  近一段时间来,财经界最具争议性、最惹人注目的人物,非郎咸平莫属。在近十几天的时间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向国内一些著名企业投出“重磅炸弹”:8月上旬,郎咸平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对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随后,郎咸平又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炮轰格林柯尔所谓的“民企神话”,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1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再分配的重大难题。
  此番激烈言辞,迅速在业界传播,引起相关企业反弹。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格林柯尔。8月13日,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向郎咸平发来律师函,要求郎咸平公开道歉。但郎咸平随即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声称“这是自己自2001年进入内地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并表示对顾氏的要求“绝不会满足”,随后,顾雏军正式向香港法院起诉郎咸平。
  在应对顾雏军此次起诉时,郎咸平坚定表示,他研究报告所用数据均为格林柯尔的公开数据,所以最不怕走法律途径。不过,让郎咸平感到遗憾的是“孤军奋战”,“到现在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在国内经济学界短暂的集体失语后,部分经济学家开始从“反向”打破沉默,对“郎氏质疑”发表种种质疑。
  郎咸平被中小投资者称为“郎监管”。在网络民意调查上,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郎咸平近日又表示,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行情资讯 论坛 点评>、三九集团以及民企南京斯威特和上海的复星实业<行情资讯 论坛 点评>将是他下一个“攻击”目标。
  学术自由与获取真相的权利
  “在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后,愈演愈烈的争论正在演化为经济学家的集体‘出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很清楚,郎咸平提出什么样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论证这个结果的过程是不是科学。我们看到多数反驳者只是一味批判郎的观点,但不注重郎咸平论证这些观点的方法、数据和逻辑。你可以否定,但否定也必须是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指出他错在哪里。”
  面对顾雏军的起诉,郎咸平自己就表示,他的研究是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得到的结果,因此是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问题,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根源于顾雏军所公开披露的信息,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我们很乐意接受。如果对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没有异议,那么盛行于全世界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披露权是连‘大企业家’顾雏军也不能挑战的铁律。”郎咸平说。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要评价自然科学家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任何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丁东:博士教育大跃进
  博士生教育在中国大陆,不过二十几年的光景。现在已经出了大问题。前几年博士还是香饽饽,许多大学开出优惠条件争相引进,现在,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博士生就业难了。
  博士生多,是因为博士点多。最近几年,各地高等院校为增设博士点拼搏得十分热闹。前些年,一些地方院校,博士生的特殊待遇高于教授,引得许多学子纷纷争戴博士帽。还有一些官员和老板,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也调动公款、私款,用各种方式“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点增长空前之快,博士招生数每年增长三成以上,现在北大清华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哈佛大学,照这个速度,博士生的总数几年也要超过美国。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二十几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我看这是拔苗助长,水分很大。前些时候,杨东平主持了一个教育论坛。上海学者许纪霖即席发言,对博士大跃进提出尖锐质疑,引起一片掌声。他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二十年前,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在中国大陆是很高的。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钱锺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他说,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我们都没有资格指导博士。于是评议组商定,钱仲联应当评为博导。现在,这种佳话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全文阅读)

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甚么事体都象拚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象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heart②,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油。宝姊姊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
  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全文阅读)

秦晖、杨支柱:反对把素质教育与考试对立起来
    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不合逻辑
    杨支柱:素质教育与减轻学生负担现在正炒得热火朝天,您对此有何看法?
    秦晖:我赞成素质教育,也赞成减轻学生负担;但不赞成“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提法。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类因而也就不可比的范畴。素质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的,与它对立的是以培养某种信仰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教育或神学教育、以培养对某人的忠诚为目的的奴性教育、以增加“工具理性”为目的的唯智教育等。应试教育是就教育过程中的成就评估、资源竞争、资格认证的手段而言的,与它对立的是以个人赏识为标准的伯乐相马式教育或推荐保送教育、以出身为标准的“种姓教育”或“成分教育”、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等。这两类范畴是完全可以交叉、重叠的,例如重考试的科举制与不考试的九品中正制在教育目的上并无本质区别,与同样重考试的工业时代的唯智教育在教育目的上却完全不同。
    创造力是学校培养起来的吗?
    杨支柱: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应试教育强调客观标准,束缚学生的创造力。
    秦晖:这种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比考试更好的评价方法?素质的高低究竟要不要一个客观的测量标准?如果不要,你凭什么说如今的教育“素质”不行?又凭什么说可能的新式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如果要一个客观的测量标准,那么同样会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改客观标准为主观标准如何?“文革”时期改考试制为推荐、评审制的前车之鉴明摆着;更何况现在权钱交易盛行,搞主观标准只怕流恶更甚于那时。
    不过这种或那种“客观标准”是否成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教育与考试中的许多“客观标准”与其说是工业时代唯智教育的,不如说是前近代神学教育的,尤其是文科中的那些意识形态标准许多已严重过时。改变这些“标准”实际上是个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问题,它与取消客观标准改变应试教育并不是一回事。
    无疑,客观标准只能以存量知识为基础来建立,它的确不一定能促进增量知识或创造力的提高。但“不一定”并非“一定不”,把客观标准与创造力对立起来的论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要说“一定不”的话,倒可以说没有存量知识是一定不能创造出增量知识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说过他们是站在前人肩上之类的话。“水变油”、“胡神医”之类的伪创造能够欺世,恰恰是由于人们还缺少存量知识,才上了那些同样无知但却善骗者的当。(全文阅读)

推行了近50年后 “三好”受到了新时代的质疑
    “一、上课不插嘴。二、下课不疯打。目标:金星。”这是13岁的徐雅芹在学期初给自己定的夺星计划。
  8月11日,徐雅芹在家里给记者展示了她的“阳光少年”证书,上面写着“徐雅芹同学在武汉25中阳光少年评选中荣获综合银星奖。”
  “怎么没得到金星?”“因为我有时候还会在走廊里疯打,容易把别人碰倒了。”
  徐雅芹是个精力旺盛的聪明孩子,在初二六班教室的墙报上,她的名字后面飘扬着一大堆小红旗,英语还考了全年级第一。可是没实现自己“不疯打”的目标,没拿到金星。
  从2003年9月起,徐雅芹所在的武汉25中开始以“阳光少年”代替了“三好学生”评选。方式是:在学期初由学生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目标,期末累积平时表现,再结合自定目标的实现情况评选。评选分为综合、进步、基础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里又分为金星、银星和铜星三个级别。主管部门向学校要“三好学生”名单时,他们就把综合金星奖的获奖者报上去。
  “得综合金星可比得‘三好’难多了。”这学期,在小学时的老“三好生”陈丹丽又没得上金星。陈丹丽长得白净秀丽,能歌善舞,可就是有一条,字写得差。老师们常说,“陈丹丽呀,什么时候写字写得和人一样漂亮就好啦!”于是,小女孩年年把“字写得和人一样漂亮”列为自己夺星计划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一条实现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陈丹丽自从入了25 中还从没得过金星。不过,和评“三好”比起来,陈丹丽还是喜欢这种方式的评选。因为“对自己更了解,努力的目标也更明确。”
  除了“阳光少年”,在25中的评优体系里还设有各种特长奖。综合下来全班的得奖率能达到80%。
  肖城得到的就是一个特长奖——“优秀干部”奖。小时候,肖城随做生意的父母转过三次小学,每到一处的第一年,总是被选为班长,而最后都因为学习不好被老师罢免了,于是有点自暴自弃。刚来25中的时候,一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架。后来,老师发现他在学生中很有人缘,组织能力强,就有意让他当纪律委员,还鼓励他竞选学生会生活部长。肖城对自己评上 “优秀干部”很满意,“优秀干部只有一个呀,嘿嘿,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月!”(全文阅读)

余果:耶鲁求学轶事录
     2002年,我考取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全新的美国式教育,这让受了16年中国教育的我顿时感觉耳目一新。以下是我在耶鲁遭遇的几件事,颇为有趣。
    教授的蓝纸条
    耶鲁大学的学生,不惜付出昂贵的学费,就是期待着最好的教授提供最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老师很挑剔,如果老师不尽职尽责,他们会给这位老师很差的评分,这对老师能否顺利晋升有直接关系。因此老师们都很怕学生,对学生甚至到了近乎讨好的地步。
    教授们从来不迟到,不早退,理由不充分绝对不能缺席。我才到耶鲁上学不久,我们班的一个教授因为太太生育,让别人代教了一个多星期的课,回来的第一天干脆把太太和婴儿一起带到教室。“你们看,”他疲惫不堪地解释道,“我真的因为太太生孩子,否则不会抛弃你们。”这位老师的谦卑让我大为吃惊。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我到耶鲁不久,就有不少高年级的师兄问我:“你们的老师肯定经常向你们拍马屁!”我摇摇头:“目前还没有呢。”直到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同学说杰森教授不够庄重,上课像演戏,下课乱发蓝纸条。当时我不明白他们说的蓝纸条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自己陆续接到了杰森教授放在我信箱里的蓝纸条,才知道,蓝纸条是教授私下里写给学生的表扬信。
    那天我打开信箱,意外地看到一张蓝色的纸条躺在里面。我把纸条展开一看便愣住了,是杰森教授写的:“你刚刚来美国,也许不习惯英文授课,我想给你补补课。”我突然想起在国内,老师讲课都是要收费的,培优的有培优费,补课的也有补差费。我想起自己囊中羞涩,便没有理会。哪知第二天上实验课,我正准备收拾书本离开教室,突然被杰森教授叫住。他走到我面前,亲切地问:“你今晚有没有空,我可以给你做一些单独讲解。”我看躲不过去,只好红着脸回绝道:“我刚来美国,没有钱。”
    “钱?”教授非常吃惊,“你需要钱吗?如果需要的不多,我可以借给你。”我连忙摇头:“不,我的意思是我没有钱交补课费。”杰森教授这才舒了一口气,他连忙说:“补课是免费的。”那天教授在教室里给我单独补课,直到天黑才结束。
    此后,我又经常收到杰森教授的蓝纸条。有一次讲到世界环境问题,在课上我就中国的环境问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结果晚上就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蓝纸条。“余果,”蓝纸条上杰森教授用端正的钢笔字写道,“你今天的回答促使同学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国际化或跨文化的观念……谢谢。”天哪!这也太夸张了,我那几句发言哪里能用“跨文化”来形容!不过,不管杰森教授的表扬是否中肯,但这几句简短的鼓励让我热血沸腾。
    有了他的鼓励,我越来越敢于在课堂上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渐渐地,我的英语表达能力提高了,上课也觉得轻松了许多。我也经常会收到写满了肉麻话的蓝纸条。是不是演戏我不管,这位教授刻意用心的鼓励使我难以忘怀。我的成绩很快跟了上去,期末考试,各门功课居然都得了全优。我感激杰森教授的蓝纸条对我的鼓励,我把这蓝纸条全部用一个瓶子装起来,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拿出一张蓝纸条看一看,就会又信心倍增了。(全文阅读)

失恋的痛苦来自何处 学者剖析爱情心理运作
 
 失恋几乎是人类所能忍受的痛苦极限。为什么当浪漫关系出现问题时,人们会感觉痛苦异常?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说,这都可以在你大脑的神经网络和进化学方面找到依据。
  空虚、无望、恐惧、愤怒,几乎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都体尝过情场失意的痛苦。为什么我们要遭受这些呢?悲痛和愤怒在身体代谢上是很昂贵的,为什么人类没能进化出一种很容易摆脱失恋,并马上重新寻求合适繁殖伴侣的方式呢?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研究恋爱问题已有10年之久,她认为恋爱应该是一种进化的结果——人们进化出陷入恋爱的能力,把求爱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完美的伴侣身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能量,进一步能够增进其生存和繁殖的机会。
  被你抛弃,我却更爱你
  失恋差不多是人类所能忍受的痛苦极限,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应该有更多脑区参与其中。但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从理论上说,失恋的痛苦也应该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进化性反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爱慕对象的溜之大吉,大脑网络活动的增强和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的增加会使我们产生更强烈的感情。
  精神病学家把失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议”,第二阶段是“放弃/绝望”。在抗议阶段,被遗弃的恋人为了让对方心回意转,自己会变得痴痴迷迷,他们苦思冥想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如何找办法来重新点燃爱火。他们有时会出其不意地、羞辱性地出现在恋人的家中或工作场所,然后咆哮而去;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和写信,一再地拜访俩人共同的朋友……然而,随着这些不幸行为的升级,被遗弃者有时对恋人的爱情却出人意料地逐渐加强。这种现象被研究人员称为挫折吸引力——即当一份浪漫爱情受到阻碍时,被遗弃者对恋人反而爱得更深了。
  这样奇怪的行为存在于什么样的大脑系统之下呢?精神病学家认为,这与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控制肌肉运动、并让人产生满足感的化学物质)有关。研究表明,在浪漫关系的早期,产生多巴胺的系统被激活。在抗议阶段,多巴胺的活动也增加,使得遭到拒绝的恋人感觉到更为强烈的激情。多巴胺水平的增加可能有助于解释挫折吸引力的生物学原理。 (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及其理解“历史”的方式——评夏中义《九谒先哲书》
    在世纪末以“世纪”为名进行的历史反思中,夏中义先生的《九谒先哲书》(以下简称《九书》)是一部引起了广泛关注的著作。九封“没有地址,抵达灵魂”的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多家有影响的刊物上,文白夹杂的行文风格与壮怀激烈的“学术本位”交相辉映,构成了世纪之交人文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些“写给二十一世纪的黎明通知书”以“学统”为标准,依次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所谓“涉清华背景”的九位学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及王瑶的学术人生进行了回顾与清理。——“一曰道统,一曰学统,摆在当代学界面前的这对取向显然异质,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⑴这里的所谓“学统”,指的是一种与传统的“道统”、“政统”相对立的追求学术的独立性、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九文》视“学统”为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并以此为标准,在“轰击学术上的懦弱,萎靡,投机,卖身,摇摆不定”的同时,以陈寅恪为旗帜,提出了“重建学统”的口号,要求人文知识分子进行“人格自律”。
  作为“八十年代”的重要精神遗产,“学术独立”一直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虽然这一口号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建构方式一直非常明确,即以“政治”作为“他者”来确立自己的本质。由于这种以“二元对立”基本思维模式建构的口号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更接近于“信仰”而不被视为一个“知识”范畴,因此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辨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九书》以“学术的独立性”作为标准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的全面清理,为我们对这一“常识”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使我们得以在《九书》给定的范围内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政治”的具体意义及其这一时代的学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借用一句流行于学界的语式,那就是探讨“何种学术”与“谁的政治”?
  一、“学术”的“政治”意义:从陈寅恪谈起
  所有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建构这种对立关系时从来不对“学术”的具体涵义进行说明。在这一点上,《九书》也没有例外。然而,“学术”并不是一个超历史、超语境的范畴。
  “学术”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按《辞源》的解释,指的是“学问”、“道术”。然而,“学”与“术”意义并不相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前者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因此被渐次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多被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因为存在这一区别,“形而上”之“学”深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而下”之“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备受冷落。关于“学”与“术”的差异,近代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1919年写的《学与术》中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并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严复在为《原富》的译本所作的按语中亦指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
  由此可见,“学术”一词从来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近代以后,中国传统学术与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西方学术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用”“道”“器”之辩使这一范畴的涵义更为复杂。因此,如果不对“学术”的具体含义进行说明,学术的独立性显然无从谈起。即使将问题局限在“现代学术”的范围之内,我们恐怕也无法要求研究“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的学者保持与“政治”的距离——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学者与现实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否认其“学者”的身份。(全文阅读)

重写大公报——兼议任桐著《徘徊于民本和民主之间》
     一段时间里,文坛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不断地谈论一家在内地已经不复存在的报纸——大公报。这种谈论渐成公议,以至许多学者(含老中青),都对此一话题倍感关注,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迄今为止,不能说大功告成,但是结了硕果。大公报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面镜子,研究其“镜像效应”当然工程浩大,指日待成,谈何容易,因为历史的机遇未到,我们和这家百年老报重逢之日,尚摇摇无期。人们在回忆中憧憬,有乐观,也有悲观。于是,至少谈论,也是化开块垒之一招。
        大公报研究的热潮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而此前一段时期,大公报问题虽然不是绝无人谈,如一些大公报的老前辈李纯青先生、唐振常先生等,已经谈过此话题——非但是老生常谈,而且有惊人之谈——但是,他们的见解多不为人知。那个时期以后,也就是在社会形态呈现“多元化”、舆论一律的老式禁锢已被稍稍松动以后,人们发现谈论大公报历史者由少渐多,形成了一个规模。究其原因,是因为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真面目,不可不涉及大公报;要倡导今天的新闻改革,也不可不涉及之。而媒体更新的讨论,其实也就是研究第四种权力的产生与发展,对这种权力通常的解释,就是舆论监督的权利。
        稍加回顾,我们看到,在大公报研究勃然兴起以前,在80年代末、90年代中叶,李纯情先生关于大公报问题的言论已经极为尖锐,他的文章是为大公报翻案而来,而非一般的人云亦云。其主要论点、论据,已经涉及到如何看待大公报的所谓历史反动问题,如:小骂大帮忙问题、大公报的国民党政学系问题、大公报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云云。李公的文章一石千波,关注此事的人倍感振动。文章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这个先例一开,人们看待大公报就很不一样了,这份报纸在66年被迫关闭以后,一直被一种模糊哲学所笼罩——大公报是否定文革后,唯一没有恢复的官方报纸——虽然,李公们其实不是在谈北京永安路那张报纸。也许更早,台湾学者,前大公报人陈纪莹先生撰写的关于大公报人的长篇文章,也是这个研究的重镇,如他写的张季鸾,胡政之,徐盈,子冈的传记,就很有份量。
        90年代初期,唐振常先生由于抑郁、苦闷而发的随笔文章里,写大公报人的篇章不在少数。他为后来结集的书命名为《往事如烟忆逝者》。书中写了大公报的主脑人物王芸生及张琴南、李纯青、刘克林等人。唐先生的写法,已经和所谓“正统”评介文章很不一样。他的书,没有做关于大公报的正面历史评定,但却给人一种大公报人人性洋溢的画面,如报馆中人都唤总编辑王先生为王芸老,由王芸老而唤王老芸者,亦不乏其人;对张琴南先生,则称为“蔼然长者”;唤那时刚进入报馆的谭文瑞先生为白孩、刘克林先生为黑孩等。相比之下,报纸中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性,像报人中的败类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只有一些冥顽愚忠之气。笔者将此称作“为大公报人恢复人格形象的大手笔”。后来人写大公报,都无出其右。(全文阅读)

王怡: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
    读《美国宪政历程》时,我想起刘海波兄出于对孟德斯鸠式三权理论的不满,提出“统治权”与“司法权”的两分法。我曾和几位朋友一起评介过这个思路。显然这思路具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宪政主义色彩。因为它概括了宪政主义不同于民主主义的两个精髓,一是对统治权(行政和立法)在整体上的质疑和制衡,二是对司法权的高度张扬。这也是读《历程》能够读出来的美国宪政最显要的特征。书中25个宪法判例,几乎涵盖了美国200年宪政制度最紧要的部分。从1803年开创司法宪政主义道路的马伯里案,直到迄今尚未定论、今年4月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召开听证会的“效忠誓词”案,描述出一张美国宪政制度变迁的路线图。这本书隐含的主旨大而化之,就是在已奠定民主制度和三权模式的前提下,美国宪政的历程,就是一个司法权崛起的历程。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把这句话拿来作为对刘海波观点的一个本土思想诠释。用“祀与戎”的两分法,也可以建立起一个诠释古典宪政到现代宪政的简洁模式。“戎”代表君王的权力,在远古主要是征伐,现代社会当然不止于此了。而“祀”则代表一种具有超验背景的知识和道义传统。在远古,这个传统是由祭司或巫史来掌握的。所有的暴力操控在君王手中,祭司巫史们并没有一枪一炮,一兵一卒。他们只有一张嘴巴,和嘴巴里面的话语权威。但君王的一切决策却都先要咨询他们,也都可能因他们的卜筮和预言而否决掉。你看这种局面是不是有点像美国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呢?
  对了,这就是我读书后的体会。如果说在民主制度下得到民意合法性支撑的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替代了自古以来属于“君王”的权力。那么端坐在高堂之上的5名或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分明就是现代宪政模式中的大祭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的意思,放在远古,是说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来自祭司代表的“道统”对君王代表的“政统”的制衡。放在今天的美国,就成了最高法院代表的“司法权”对国会和总统代表的“统治权”的制衡。(全文阅读)

王元化:关于我的《清园近作集》
    ……本书所发表的几篇对话录,其中一篇的对话者对我说:“可见先生身上十九世纪文化精神的熏习极深。我大胆地说一句,先生晚近的精神气质上恐怕更多回向五四前一辈人……,那时想的是如何昌明旧学,融化新知。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五四以后就不是那样了。”从本书目录可看出,有好几篇是涉及道德和传统的问题。其实这倒不是因为我近年来对这方面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倘深一层去看,我所关怀的是人文精神的急剧衰落,本书以《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置于卷首,笼罩其余各篇,命意即在此。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大多是从中国文化建设方面来考虑的。比如前些年,我写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论战就是出于思想史方面的思考。我认为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正是长期来被我们现代史研究者所忽略、所误读的。又如,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剖析,也是针对我们长期以来只从一条路线,即社会契约论——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去理解西方启蒙学派的国家学说与民主理论,而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苏格兰的启蒙学派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则所知甚少,以致我们所形成的国家观念和民主观念,是极为片面的、偏狭的。再如,我写京剧与传统文化问题,也同样是出于我感到有一种需要,来阐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同样是出于我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考虑,而并非由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这种治学态度,出于怎样一种思想呢?我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因此,我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我认为学术是有其独立自主性的,是有其自身价值的。(全文阅读)

周作人与《太阳的季节》
    1960年12月20日他给鲍氏写信说:“前此乞赐寄精神之食粮,兹又有请求,知有写太阳族之小说,乞为在香港书店一找,无须往东京去注文,书名为《太阳の季节》,著者石原慎太郎,新潮社出版,或在其文库内。” 此信发出后8天,鲍氏复信说:“石原慎太郎著《太阳の季节》,今天已将手边一本付邮。”1月6日日记中记载:“得鲍耀明寄《太阳の季节》一册。”书一收着,他显然是随即就读,然而结果却很失望。1月8日给鲍氏写信说:“《太阳の季节》已到来了,看了一遍,虽然‘太阳族’的思想感情,得以约略了解,唯其‘竞技’的背景,觉得极为远隔,今仍将原书奉赵,请赐查收为荷。”同日日记中也说:“得鲍耀明四日信,下午寄复信,并寄还《太阳の季节》一册,因说拳斗事殊无兴趣也。”1月17日给鲍氏写信,仍谈及此事。
    《太阳的季节》多年后有中译本,收在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里。我初读周鲍通信,觉得周氏有兴致要读这书实在有点奇怪,及至看到那个结局反倒在意料之中。我想他之不能接受《太阳的季节》,或许是有着比对“竞技”即“拳斗”缺乏兴趣更深一层的原因。记得废名上世纪40年代末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谈到周作人时说:“老年人都已有其事业,不能再变化的,”这里原不含褒贬,只是知人之言而已。说来周作人之为周作人,从思想和文学两方面考虑,大约到了抗战结束写《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等文章时已经完成。此后虽然还有一个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的晚期,有几百万字的著译面世,但是如废名所说的他的“事业”,则不再有大的变动。终其一生,总归不超出人道主义即他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范围:一切从人的意识出发,这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人,同时又是“人间”的人,所以他是以承认社会(从“人间”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太阳的季节》则如松原新一等所著《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说的:“石原慎太郎描写了所谓‘无目标社会’的青年的热情,就是说,失去了目标的‘单纯的热情’。”“太阳族”(指小说的主人公那类“行为不检点的青年”)根本就是反社会(也该从“人间”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无所谓反对的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的。这与周作人的思想正处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梵谷:高贵的灵魂——奥斯卡最佳记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观后感
    昨晚,我一个人在寂静中独自观看了曾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的长篇音乐纪实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1979年拍摄)和其续集《音乐的交会——20年后重回中国》以及《来自上海的绅士》(2000年拍摄)的DVD影碟。该影片忠实记录了素有“小提琴音乐教父”之称的史坦先生在冷战时期中国文革结束后不久,作为“美国音乐大使”所进行的一次破冰之旅以及二十年后重返中国的见闻。影片看完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为20年来国家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为某些人不敢直面历史,甚至是想故意隐瞒和曲意歪曲篡改历史而悲哀。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和追求个人权利价值及公民社会的理念在我们的国家成了洪水猛兽,而那些妄图阻碍历史前进置公众利益和社会公正于不顾的极左之徒却大行其道横行无忌。我记得,法国作家路易斯.博洛尔在其《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诚哉斯言!
    1979年,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届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史坦先生受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及美国驻中国大使的邀请,出访中国大陆,此举使他成为文革后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西方音乐家。在中国期间,他举行的音乐会及大师班讲座以及和中国音乐家之间的艺术交流,和在各城市的参观行程,全被摄制成这部记录片。
    该记录片及其附加影片《来自上海的绅士》(2000年拍摄)中,穿插了一段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们对文革的描述,以及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先生叙述的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非人折磨的经历。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谭抒真先生作为在华的一家外国交响乐团中的一员,曾经带头拒绝为日本人演出。
    在影片中,当史坦先生听完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们的演奏后,问及“为什么8~11岁的学生演奏得都很不错,而17~21岁的学生好象有什么地方给卡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音乐学院的教师们争先恐后的向他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所有的教学活动被迫停止,教育陷于停顿,那段时间他们什么都学不到,甚至不能演奏,聆听西方古典音乐就像是——犯罪行为,经历过这样的困境,学生们很难连贯他们的学业,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演奏水准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残留在国内的“反动派” 、资本家和地主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镇压和改造,如“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并将“地富反坏右”彻底清理出阶级队伍,“以阶级斗争为纲”,采用臭名昭著的“血统论”让所有的“剥削阶级”一举沦为社会底层任人折磨和凌辱的贱民。经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天灾人祸后,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歇了一口气,谁知充满血雨腥风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旋即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春,5月爆发,1976年结束。其目的是彻底改变国家的文化形式,大革一切文化之命,打倒“封资修”,破“四旧”,“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把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和“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等革命文学作品占领无产阶级文艺舞台。其结果是让国家日益变得封闭,拒绝接受来自任何国家的影响、认同和接纳,导致了国家科技、文化、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停滞和倒退。文革过后,真可谓是百废待新,文革耗费了我们国家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最严重的是“礼崩乐坏”,精神信仰普遍缺失,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整个民族身上慢慢消失,人们之间变得不再相互信任,不再关心甚至是肆意践踏公益事业和公共道德,大多数人仅专注于一己之私利惟利是图,并产生了一大批精神扭曲变态的流氓无产者、不惜一切手段掏空国库的大盗、厚颜无耻的官场群丑以及奴态十足的御用文人。(全文阅读)

王晓华:关于死亡
    一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死亡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被这个问题猛然击中并俘获——是在八岁时的某一天下午。当时我正在东北山区中的一个水库大堤上独自行走,看见水面的波纹不断向远方推进,产生,消逝,产生,消逝,突然间心中一凉:“人是会死的呀?!”
    这个问题来势凶猛。它像一头从我心中冲出的猛兽,瞬间就吞没了我。
    恐怖,第一次感到恐怖。只有知道自己会死的人才会感到恐怖。
    我再也没有心思散步了,更不敢再看宽阔水面上不断消逝的波纹,像只被狼追逐的小动物一样逃回了家里。
    母亲正在简陋的房子里劳作。她虽然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智慧女神,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怀着一线希望问:“妈妈,所有的人都得死吗?”
    她头也没抬:“那还用说?!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
    细细的一丝希望化作了乌有。恐怖变成了绝望。我在黑暗中不断下沉。
    每个人都要死,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呢?
    什么是死?就是我彻底地消失了,再也触摸不到任何东西、闻不到花香、听不到声响,总之,一切都完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恐怖呢?(全文阅读)

叶开:不存在的老师
    差一分钟八点,李番有点头痛,感到脚轻,他好像浮在一阵雾中,走进教室。教室里插满他熟悉的学生,调皮的王保,安静的章离,粗鲁的周峰,温和的刘梅,他们各就各位,背手坐在座位上。李番是陶行知的学生,他最大的理想是像老师那样,跟学生们做朋友,生活学习在一起。
    李番说:“同学们好!”
    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
    李番非常惊讶,以为自己声音太轻,重复了一遍。
    教室仍然静寂一片。
    最调皮的王保也老老实实地定在板凳上。
    李番摇摇头,干脆略过这种仪式,把夹在胳膊底下的书摆在讲台桌上,“请同学们翻开……”平时,听到李番的话后,伴随着的就会是一阵繁杂且好听的沙沙翻书声。纸页相互摩擦撞击发出来的声音,让李番陶醉。但是今天,他的声音似乎半途消失在空气中,没有一个字传到同学们的耳朵里。李番还不安地注意到,没有一个学生的目光是对着他的。以前,像学习委员章离的那种心领神会的眼神,也从他的身体上直穿而过,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他是一个虚空似的。
    李番感到体虚,有点出汗,衣服黏身。这段时间,形式的确不对头,各种矛头似乎都对准了李番。李番自问出身虽然不好,却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这点镇上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工作队麻队长是外地人,他不清楚李番的情况,只是拿着他富农的出身,对他百般盘问。有人说,李番可能是三青团团员,并且传说他给军统做过事情。
    是这样的吗?麻队长严厉地盯着李番。
    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李番否认了。
    你是富农对不对?
    对……(全文阅读)

犀禾:凤阳山会随想
    凤阳山会,一年一度农民家底的展示农作农闲的过渡;一年一度,充满幻想的农业生存遭遇世俗市井文明的拷打,表现挫折的欢喜、无怨的劳力和伶仃的餍足……
  山会的景象,令你舐着民俗的底蕴油然升起生存的感动——当四乡八里的农人揣着一年的积蓄鱼贯入城,他们的笑靥即使有着风霜的肌理,又如何不是最最美丽的花朵;当农家少女揣着如梦的心事渡过淮水,在熙熙攘攘的城缘俯拾那迟春的花萼,她守候的心境又如何不昭示一个季度的情爱和生育?还有,当竹木器具、衣饰布品、民间图书、古董工艺等粗砺什物,伴随着锣鼓、鞭炮、吆喝和乡戏的声浪,在曾经标志着封建皇权“万世根本”的鼓楼广场一字儿排开,你又如何不为民间生活的万千姿态顿生热爱和感激之情?
  惊乍而纷乱的演艺便在这城乡之交的广场鸣锣开幕。各地江湖艺人,车拉肩扛着道具先期而至,他们是魔术、杂技、耍猴、唱戏的一群,经年的奔波写着他们的倦容,浪迹的风尘扑上他们的蹇裳。也许维艰的处境赋予他们的眸子满目的疲倦,却仍闪烁着一丝邪性的纯净;仿佛非常生活的馈赠,他们未泯的野性照见城里人的孱弱和苍白。他们表演着善意的唬人的小把戏,凭藉飞车走壁的绝技,一遍又一遍沙哑地指点着所谓的“怪异动物”,一曲又一曲地变调地翻唱流行歌曲和传统戏曲,借以吸引那垂老的看客和天真的顽童,以获取几张纸钞。作为现代的江湖艺人,他们在眼前这个势利而且缺乏豪侠之勇和民间义气的社会境下,究竟失去了什么无以追索的情怀,又增添了怎样惺惺相惜的感端?
  答案不得而知,但一种艳俗的行为和气息却已弥漫在周遭的人群。比如,那残缺而崔嵬的鼓楼已经修葺一新,装上了霓虹的灯盏并挂起了修眉浴足的条幅。再比如,身着比基尼的女郎在舞台上扭腰鼓臀,把那隐秘的身体山河半遮半掩,昭示在想入非非的人群。还有一位村姑打扮成摩登女子,她的表情兼有浮世一瞥的高亢和土色土香的黯淡,自有其性灵的质感……这时,你当然不会错过一位身着大红袄裙,脚踩大红绸鞋,头顶大红丝绦,在街巷摊位间顾自穿行的五十来岁的妇女,她倨傲狂大目不斜视地穿过人们诧异的眼光,她微瘸的腿脚使得行走更有了凌虚蹈空的自在韵律。她如同一个异端,走过异想天开的时节情不自禁的人群;她的走过仿佛半阴半阳的旗帜,仿佛风情另类的巫者,在她倨傲的行走里,诗人庶几见识了谶言和节拍。(全文阅读)

故国雨露:侧评印象
         有幸成为侧评的弟子。
         但是最初我却不知道珍惜。在他教我的一年当中,有近半年时间我是在半混睡状态中度过的。偶然有一天晚上我四国军旗杀的兴起,一时之间所向披靡,最后带着不败的骄人战绩昂首进入梦乡。当我第二天揉着惺忪的睡眼,半穿着皮鞋踢踏踢踏的从后门溜进去时,侧评正以一种奇特的眼光盯着我。我懒得理会,径直走到自己的领地坐下,翻开书把圆珠笔夹进去,扒下来,准备睡了。
        由于昨晚的辉煌,致使大脑里还残存着对胜利的记忆,冲动的让我久久无法入眠,而此时耳边忽然飘来一种激昂的声音,吵的我心烦,恼怒的抬眼望去,侧评正在讲台上吟到秋山字亦飞,见我抬起头来,侧评犀利的目光像一把飞刀通过我的眼睛扎进我的心里,让我再也不敢入睡,于是强打起精神听了起来,听着听着,渐渐入巷了,感觉像吃了煌上煌的卤鸭脚一样,意义深远,回味悠长!
       打那以后,每逢上他的课我都颠颠的跑到第一排去,霸着两个位子,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有三:第一,我本来就是个怪人,做事不会跟别人讲许多,讲了别人也不能理解,比喻说吧,我读书是从来拿不到奖学金的,因为我只听我喜欢的人讲课。拿英语来说吧,两年来,我的英语老师都是声音很甜长的很漂亮的那种,给我的感觉很好,于是每上他们的课我都倾下心来一门心思的听,管她讲的好与坏,对与错,而看到我这么用心听课,她们也就对我另眼相看,青睐有加,久而久之师生关系处理的极为融洽,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她们结婚都答应请我去喝喜酒。
       第二,侧评说话在我听来有两种感觉,一种是如沐春风,极快意的那种;一种为芒刺在背,入木三分的那种。你只有近距离亲密接触才能沐的舒服,刺的深刻;第三,我是个很自私的人,讲究资源要充分利用,课间也不能让侧评被别人抢走,因此一等他讲完我便把另一张椅子搬过来,请他坐在我旁边,并忙不跌地去帮他倒满一杯水,尽最大能耐去拍他,争取能够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他的观点我不全赞同,也不全正确,他并非圣贤!但我很愿意听,因为他是在讲自己的东西,他看问题有主见,不茫从,且来的深刻。(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绝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几个方案
    方案一:
    时间:北京时间,午12时
  地点:鸟巢体育馆
  1、男女主持上场:宣读本次开幕式来宾名单。赵忠祥、倪萍,时间1小时30分
  2、国家领导人排队拍手入场,并与来宾和观众代表握手,合影留念。时间1小时
  3、国家领导讲话。追忆中国体育发展史,从山顶洞人开始。时间1小时50分。
  4、中国奥委会主席讲话,痛说争取奥运阻力并讲述中国体育为世界发展取得的成绩。时间1小时30分。
  5、北京市长发言,表扬北京市民为本次奥运举办成功所做贡献,并为建设中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时间2小时
  6、主持人宣读贺电500封。时间30分
  7、国际友人讲话。时间30秒
  8、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运动员入场。时间10秒
  9、运动员入场。2小时30分。
  10、运动员出场。1小时30分
  11、演出开始,1万少年和老人,分别表扬散手对练和太极拳。时间1小时。
  12、2万壮汉《威风锣鼓》。时间1小时。
  13、5万大学生团体操。时间1小时。
  14、主持人朗读贺电500封。时间30分
  15、刘欢+韩红演唱京剧奥运主题歌《我们奥运》,时间30分钟
  16、奥运火炬点火仪式,电子点火,1分50秒——2分50秒
  17、午夜钟声倒计时,全场起立高声:5、4、3、2、1
  18、礼花
  结束

    方案二:
    点火要这样搞:
  1,先钻木取火,
  2,找个街头艺人 庙会上常见那种 嘴里含口酒对着火星一喷,
  3,唐国强扮演的主席马上过去借火,点烟
  4,挥挥手,“同志们好”,
  5,将烟头一扔,扔进主火炬,着了!!!(全文阅读)

幽默:戏说新交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戏说新交法: 
  1.某丐帮召开长老大会,讨论如何最大限度地把新交法转化为效益.大会一致决定,立即训练"人体瓷弹",到各主要路口碰瓷,然后索赔.据说丐帮收入大幅上升,并且丐帮队伍剧增.原来大批车主因巨额赔偿而倾家荡产,主动投靠丐帮. 
  2.某贩卖人口组织获悉,最近智力残障人口需求量大增.原来一大批致富无门的光棍从新交法看到了希望.他们试图与智力残障者结婚,然后骗其频繁往复横穿高速路及快速路.一旦惨剧发生,他们便可一夜暴富. 
  3.某不孝子一直嫌弃患病老母.新交法出台后,该不孝子欣喜若狂,连夜将其母带到某停车场,伪造碰车现场.结果车主半夜被交警带走,负责老人的医药费,并负责养老送终.据说该不孝子已象法院起诉,要求精神补偿费20万元. (全文阅读)

KISS THE RAIN
   
雨水洗过的草野
     晶莹剔透
     叶子上的雨滴
     闪动着七彩的光环

    那雨夹着一丝清爽
    带着一份好奇
    像颗颗彩珠在水中滚动(全文阅读)

二战中的十二星座将帅
    金牛
    冯·博克 
    生于5月5日,德国元帅,西线战场B集团军群司令,他的集团军群始终是德国各战场的主力,经常担当攻击前锋。其实博克在指挥上并无长处,但他深于制定计划,在德国每次军事行动中都有他的影子。
    双子 
    古德里安 
    德国装甲兵之父,闪电战的创造者之一,曾经创造了一天前进200公里的记录,在西线战场风卷西欧各国,他有强烈的进攻意识,强调陆空协同。是德国前期辉煌战绩的缔造者。
    巨蟹
    斯普鲁恩斯 
    生于7月3日,美国中太平洋舰队司令,曾经指挥着当时世界最大的舰队,在硫求岛战役中指挥着44艘航母,24艘战列舰,56艘巡洋舰以及各种舰只1000多艘(够庞大的吧,吓死小日本)。中途岛战役的指挥者,其实他以前只是个巡洋舰队司令,对航母并不了解,由于他头脑清醒镇静,有临危决断能力,所以尼米兹想让他做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但他临危授命,,取得了极大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全文阅读)

爱情永不死
    Where there is great love, there are always miracles.
    哪里有真爱存在,哪里就有奇迹。
    Love is like a butterfly. It goes where it pleases and it pleases where it goes.
    爱情就像一只蝴蝶,它喜欢飞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
    If I had a single flower for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I could walk forever in my garden.
    假如每次想起你我都会得到一朵鲜花,那么我将永远在花丛中徜徉。
    Within you I lose myself, without you I find myself wanting to be lost again.
    有了你,我迷失了自我。失去你,我多么希望自己再度迷失。
    At the touch of love everyone becomes a poet.
    每一个沐浴在爱河中的人都是诗人。
    Look into my eyes - you will see what you mean to me.
    看看我的眼睛,你会发现你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全文阅读)

面对空门
    如果冷静的推射入网, 那他是德甲球员;
    如果发力抽射, 那他是英超球员;
   如果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下侧身凌空抽射入网, 那他是意甲球员;
    如果选择死角射入球门,那他是西甲球员;
   如果一个黑人继续表演着他的踮球过人然后一脚射门射空,那他是法甲球员;
   如果转身把球挑起来然后倒勾,那他是里瓦尔多;
   如果还发力并且射不进去,那么是主场对摩纳哥的切尔西队员;
    如果没射进去并独自一人顺势倒下并判对方后卫犯规吹了点球,那他是世界杯上的韩国队员;
   如果前锋位置不利,没有任何射门角度时被对方后卫绊倒,那后卫肯定是格雷斯科;
   如果还不想射门想把对方后卫过一干净,那对手是中国队;
   如果对方后卫过来把球抢下并带球轰入自家球门,那这是老虎杯比赛;(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小巫师
    02
    没有月亮的晚上
    静静坐在山顶的草叶上
    巫师棒子挥出淡淡的星光
    他会觉得有点忧伤(全文阅读)

    03
    比阳光走得更远
    在海洋的那一边
    有没有另一个身影
    和自己一样孤单

四学者谈如何打造“新上海人”
    一、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精明形象
    记者(以下简称记):上海媒体今年报道的几个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是浦东某杭州餐馆晚上营业中突然停电,正在就餐的数十位上海食客乘机溜之大吉;第二个是南京路上某餐厅曾在十天内每天推出10桌免费午餐,只要顾客排队座满10人就可尽情享受,结果出现排长队现象,有的上海人还雇用民工替他们排队;第三个是上海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只买了几十股的小股民专门在开股东大会时索要车马费的现象。结合这三个现象,有人就说,这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地位不相符,上海市民身上历来为人诟病的劣根性变化不大,不知道各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者,以下简称葛):第二种现象其实很普遍,全世界的大城市,几乎都有这个情况。比如在美国,一些公司为了拉拢顾客,经常搞一些促销活动,如每天给最前面的几位顾客赠送一台收音机,或者有价赠券等,这些都是小便宜,但很有人气。
    北京现在专门有一批外国的“会虫”,他们利用各地招商引资的急迫心情,跑到全国各地去开会,这就会出现前两天西北招商是这几个人,两天后西南招商又是这几个人的情况。有一个外国人就说:“我现在开会比做生意的收入还要高,一般来回飞机票都要报销,还能拿到一两千块的红包,一个月开两次会,日子也蛮好过的。”
    在一个城市里,市民合法地占便宜,我认为不要看得很严重。只要不犯法,不要大惊小怪。但因为停电而不付饭钱就已超出了占便宜的范围。
    外地人不要把上海人想像得高尚的不得了,上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人。解放前也有一些底层小市民爱占小便宜。现在外面对上海有误解,认为上海人很富,其实上海一般工人和居民并不富,他们同样希望过体面的生活。所以,上海人有这样的传统:利用有限的的几个钱,尽量过比较舒服的生活。
    文革期间我当中学教师,大多数教师不过四五十元工资,但还是要改善生活,如请物理教师花25元装个立体声收音机,有人花80块钱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很像样子。我结婚的时候除了一张床以外,其他家俱都是我自己油漆的。至于上海男人在家里为太太做时装;上海女人给全家人理发等现象很普遍。所以,上海人绝对不像有些地方,出来邋邋遢遢,或者表面弄得很穷的样子,他们就是要体面。
    现在有人骂上海人“精明不高明”,“不高明”是不好的;至于精明,我认为只要不损害、触犯他人的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吃(免费)饭,那么多人愿意去排队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老板当然希望看到排队的现象出现,他要得就是这种促销效果。 同时也应该看到,上海也有热心公益的市民,为慈善事业捐款的、给病人捐骨髓的等等都有。因此我们不能把部分上海底层小市民的某些特征等同于上海普遍性的市民特征。例如在复旦宿舍区的孩子比较文明,说话不带国骂,普通话也很流行,这反映出上海高校附近生活环境的某些优点。
    当然,上海人要正视现在存在的问题,但哪怕过10年、20年,不同的阶层还会有不同的表现。(全文阅读)

中国地下电影不完全手册
    导演 作品 投资 获得奖项
    张元 《妈妈》1991/黑白/35MM编剧:秦燕/摄影:张健 获英国爱丁堡国际影评联合会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大奖,德国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最佳影评奖
    《北京杂种》1993/35MM/95分钟/彩色编剧:张元、唐大年、崔健/摄影:张健 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设评委会奖,新加坡电影节评委会奖
    《儿子》1993/35MM/95分钟/彩色编剧:宁岱/摄影:张健 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金虎奖、国际影评人奖
    《广场》1994/35MM/100分钟/纪录片 (与段锦川合作)(摄影:张元) 影片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电影节评委会奖
    《东宫西宫》1995/35MM/94分钟编剧:王小波、张元摄影:张健 阿根廷马格帕罗塔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法国嘎纳电影节1997年正式入选影片,意大利陶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奖,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鱼奖(全文阅读)

蓟县千年古寺“闹鬼”之谜
     入夏以来,蓟县城里很多人深夜从独乐寺附近经过,不时听到寺院里传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城里的人都传言独乐寺闹鬼。寺院的看门人也坐不住了,硬着头皮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发现怪声竟是从独乐寺的主体建筑观音阁里发出的。夜深人静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似乎让独乐寺周围的空气都窒息起来。这座千年古刹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是出现幽灵了吗?
    不同寻常的怪东西?
    刘淑琴是独乐寺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她每天对观音阁进行日常的清洁和维护。这工作她已经干了快20年了。但从去年夏天开始,刘淑琴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在打扫观音阁的时候,总是会清扫出一些奇怪的木屑和泥巴。刘淑琴觉得这不可能是自然力的侵蚀,因为观音阁并没有大面积的损坏。那会不会是虫蛀呢?可是每天扫出的碎屑又实在太多了,不像是虫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塑像为了防虫蛀,在底座上有两个通气孔,刘淑琴每年都会往里熏香,要是往常,不出一会儿工夫就会有烟从佛像的腋下冒出来,可今年放香进去,上面却不冒烟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塑像内部的通道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观音阁出现小鱼的尸体?
    除了怪声、怪东西,还有怪味,一进观音阁就能闻到一股腥臭的气味,好像是鱼虾烂掉的味道,工作人员还真的经常在观音阁里发现死掉的小鱼。会不会是沙燕把鱼叼进了观音阁。可是过去由于寺内发生过沙燕做窝的情况,工作人员已经在门窗上加装了很细密的铁丝网,不开门窗时,沙燕根本就飞不进观音阁。
    这小鱼到底是怎么跑进寺院的呢,寺院里根本没有养鱼的地方,就是有,难道这鱼长了翅膀,能自己飞进观音阁。独乐寺里一会儿是怪声,一会儿是怪东西,一会儿又是怪味,难怪当地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事情更严重,也更令人关注的是观音阁内的文物居然也出现了损坏。(全文阅读)

廖康:翡冷翠vs.佛罗伦萨:译音及其原则
    徐志摩将意大利一城市名译为翡冷翠,阿城极其欣赏;不仅音似,而且意思恰当。因那城市的官邸和教堂专用一种绿纹大理石,将城市点缀得如同一粒翡翠。然而,这么美的译名却始终没有流传开。而那座城市却以佛罗伦萨著称。为什么?我虽然没有去过那里,也能够想象翡冷翠更有代表性。但它输给佛罗伦萨,其中的道理使我想谈谈译音之必要和译音的原则。
    最早提及译音之必要并订立原则者是唐僧玄奘。他总结多年翻译佛经的经验,建立了“五不翻”,指导译坛众多佛教学者集体译经。他说的“不翻”并不是不翻译,而是“不意译”。他认为在以下五种情况下要译音:
    1)秘密故(也就是佛教的秘密,如咒语,要译音)
    所以唐僧的紧箍咒若译成了汉语还是白搭。不学梵语,就想拿住孙悟空?非得用那拗口饶舌、难为发音、贴近原文的声音才能生效。难怪无论你说“芝麻,开门!”还是“Sesame,open!”都不管用。那原本是阿拉伯魔法,不学人家的语言,就是不灵。
    2)含多义故(不是指一词多义,而是指需要长篇大论解释的概念,应先译音,再讲解普及)
    比如将梵语bhagavat译音为薄枷梵。原词虽指佛陀,还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六义,光说佛陀,不足以表达其世尊。同理,功夫的英译现在是Kongfu,以别于martial art,方显出功夫之“耗时、耗力、守元、固本”等要义。
    3)此无故(中国没有的东西)
    与其它四类相比,此类不同之处大概是指我们没有的具体事物和人名地名,也是下文要详加讨论的一类。此不赘述。
    4)顺古故(既已有的译音,不再重译)
    在唐僧译经之前,梵语Anuttarasamyaksambodhi已经译音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意为能够觉知佛教的一切真理,并如实了知一切事物,从而获得无所不知的智慧。但这个词实在太长,虽然唐僧沿用了,后来还是被简化为阿耨菩提。现代的典型例子是莫斯科,这是根据英语发音翻译的。虽然俄语念作莫斯科瓦,但由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莫斯科,现在仍然顺古。
    5)生善效(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要译音)
    梵语Prajna的意思和智慧差不多,但佛教徒认为它和一般智慧不同,认为它是直接了解一切事物本质的特殊智慧。我等不信佛者,大概体会不到,无法苟同。不管怎样,既然译者认为不同,就译音为般若,让和尚、尼姑和居士们潜心揣摩这可望而不可及的能力。“推拿”现在译音为Tuina,也许可以算作此类译音的现代范例。以前推拿曾译作massage,不仅贬低了这种疗法,还容易和性行业混淆,难怪保险 公司不肯纳入承保范围;而chiropractic therapy(脊椎按摩疗法)另有一套理论,虽有相似的手法,亦有格格不入之处。其间差异,让常人看来,远大过智慧和般若的差别。(全文阅读)

美芙的祈祷!极品经典!(APE音质)
     继恩雅之后的爱尔兰女歌手美芙被誉为天后级发烧女,伶其天使般声线几乎无人能及美似天籁的歌声让人触骨销魂风笛、手摇风琴等极具特色的乐器又为听者尽现凯尔特高地的独特景致场环境通透辽阔,录音动态深厚饱满发烧友公认超极品发烧女声大碟。 
        自恩雅之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如此纯净完美的女声了。被誉为“嗓音美妙至极,唱工无与伦比”的爱尔兰女歌手美芙,是今日欧洲乐坛上当红的天后级发烧女伶,其天使般澄澈纯美的声线几乎无人可及,与恩雅相比,美芙的声音在纯净中多了几分柔媚与迷离,更增添了一份迷人的韵致。首张专辑《美芙的祈祷》在欧美及亚洲广受欢迎,美似天籁的歌声让人触骨销魂,而风笛、手摇风琴、竖笛等极具爱尔兰特点的乐器编配,又为听者尽现出爱尔兰高地独特的景致,加上通透辽远的声场和深厚饱满的动态录音,被发烧友一致推为超极品发烧女声大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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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科 学

  曾芸:胡风的微笑——我印象中的胡风父女
    ……前面那些名字,由于“文革”十年,除了贺敬之,我少年时从家里的藏书中读过他的《放歌集》,还知道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外,其它的人就都是上大学期间才得以知道他们的名字或读过他们的著作。
    而胡风则不同,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政治课上就学过有关的伟大领袖语录,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是“反革命集团”。那时“胡风事件”早过去了好多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曾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在老师义愤填膺的批判和描述下,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图像:月黑风高的夜晚,如同《西游记》连环画上的妖精一样青面獠牙的一伙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怪武器,朝着新生的新中国,朝着我们敬爱的党,朝着我们革命人民,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未来的革命接班人,疯狂地进攻,我们能不同仇敌忾吗?
    经历了“文革”,又在大学校园里接受了知识的补充,文明的熏陶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启蒙,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了,对过去许多想不明白,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有了解的渴望和认真的思考了。八十年代初的校园里有许多消息在流传,尤其是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于是我又一次听到了胡风的名字,说是他也平反了!这给了我们这些大学生怀疑一切的好奇和勇气:连建国后文艺界的第一大案那经过伟大领袖亲自审定的似乎是铁板钉钉的案子也成了错案,那后面还有多少冤假错案就很难设想了!
    胡风事件五十周年、胡风逝世二十周年前夕,美国溪流出版社推出晓风着《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图为胡风和夫人梅志1934年在上海。(溪流出版社提供)
    现在,听同事说胡风就在艺术研究院任顾问,而且实际上当时胡风并没有完全平反,只是不再是“反革命”了,对于他的文艺理论和所谓“小集团”仍然留着“尾巴”。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也不服气,还在向中央申诉。文艺界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还争执不下,这里面当然关系到一些权高位重的当事人。一聊开去,话题就扯远了。
    由此,我倒产生了一个好奇心,非常想见胡风一面,我想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位倔强的老人,在经历了如此磨难之后,怎么还有这么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坚持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和主张。换了别人,早就被思想改造过来了。有同事笑言,胡风这个人啊,说得好听点可用屈原的“九死未悔”来褒奖,说得不好听嘛,他看了看门外,没人,接着说,可以用“死不改悔”来形容。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于是,我们几个也都会意地笑了。
    一年多以后,我调到一个特殊的办公室工作,专门录音采访文艺界名人,我们戏称“抢救运动”,也就是抢救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当时许多文艺界名人都年事已高,如果不赶快开展此项工作,将来造成的历史遗憾和损失就大了。我斗胆请求把胡风列在采访名单里,起初没得到批准,说是有太多的更重要的人要采访,暂时还轮不到他。
    快到1984年年底的时候,顶头上司忽然说,如果你想采访胡风就赶快去,我给你几天时间,联系成了你就去,要是没成,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我知道上司的后一句话含义复杂,干系重大,于是赶紧去联系。就这样,我通过院办公室找到了时任胡风秘书的张晓风联系采访事宜。(全文阅读)

一个革命家庭与反革命家庭的恩怨
    一
    1952年,为了巩固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
    长沙市梧桐里湖南省监狱在押犯洪宗扬被判处死刑。
    处决之前,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女儿谭木兰声泪俱下地要求父亲免洪宗扬一死。谭余保知道洪宗扬对自己女儿有救命之恩,而且抗战期间曾做过一些好事。但自己无权改变洪的死刑。此事报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传下话来:“洪宗扬是黄埔二期生。他的情况我知道。可以不杀,另行处理。”
    洪宗扬被改判终身监禁,在湖南省耒阳煤矿新生劳改场服刑。
    谭木兰为什么要营救洪宗扬?
    二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舟令 舫乡洮水村人,生于1899年12月,世代务农。家境困难,仅读3年书即辍学。在家耕田种地,砍柴挑脚。闲时,与穷苦人家子弟一道学耍狮子,练习武功。因不畏权势,成为洮水狮子班的领头人。
    1926年10月,中国地下人员来到洮水,以狮子班成员为骨干,开展农民运动。谭余保被推举为洮水乡农民协会主任。农会第一个打击对象,是他的姑母周谭氏。周谭氏是财主周大德的老婆,为人极为刻薄,当农民拥进她家杀猪出谷时,她自恃侄儿是农会的头头,破口大骂农民是“痞子”、“强盗”,被扭送到农会。谭余保的祖父跟着赶来,要求放人。不少人估计谭余保会袒护她。谭余保坚决按农会会员的要求,将周谭氏处决。1927年2月,谭余保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沙“马日事变”后,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暴徒”,12月底,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上了井冈山。1928年回乡担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率团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8月,工农红军从湘赣边界突围西征,由谭余保等组成新的湘赣省委,继续领导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这时“围剿”湘赣边区的敌人共6万多人,10倍于红军和游击队的数量。敌人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原来连成一片的苏区分割成10多块。还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推行“自新自首条例”。红军和游击队的钱粮、医药、弹药、被服及伤病员安置极感困难。几个月时间,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等大批指战员牺牲,省委书记陈洪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荣等相继叛变,整个湘赣革命根据地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湘赣边界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危急关头,谭余保于1935年7月果断地通知四散的同志,到茶陵、攸县、莲花三县交界的棋盘山集中,召开有40多人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分析形势,指明革命的前途,在与上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会议根据他的倡仪,撤销原有机构,成立中国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司令部。他被推举为临时省委书记和游击队支队政委。他主持制定“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起草《告群众书》。这次会议结束了当时湘赣边界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界革命从失败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全文阅读)

一份希特勒心理报告 它决定了二战胜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战场上的形势转为对同盟国有利后,美、英、苏三国便商定将在欧洲登陆作战,开辟第二战场。
  然而,美方上层人物却对何时登陆意见不一,因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派主张登陆宜早,即应让纳粹德国尽快地在两个欧洲战场上作战。他们强调,登陆最迟不超过1944年5月底。另一派则以为,最好在1944年8月以后。
  然而双方争辩焦点是5月底前登陆,希特勒心理上能否坦然承受。为此,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1月初下令情报机构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性格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报告。情报机构不敢怠慢,马上组织了最干练的间谍,特别是潜伏在德军高层的间谍参与了这次行动。由于情报人员一贯注重收集敌方首脑的“个性特征”的秘密情报,因此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即1944年2月下旬,一份详尽完整的《希特勒性格特征及其分析报告》就摆上了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
  一点点加高鼻子
  鲜为人知的是希特勒这位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丑角”当权后,曾做了多次“鼻美容”手术。他的“理论”是,对于日耳曼人,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会给人以“刚毅自信、勇敢无畏”的感觉。
  然而,他对这种手术却严加保密,绝对不愿让他的臣民们知道,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元首”居然会像一名爱漂亮的少女一样钟情于“美容”。顺便提一下,在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整容是一种“破坏上帝赋予自己容貌”的爱虚荣的行动。希特勒深知这一点。他的“聪明才智”在于让医生一点一点地加高鼻子,以便让他的“百姓们”感觉不到他们“敬爱的元首”竟然会做“整鼻手术”。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的鼻子加高手术仍未停止。
  居然有“晕血症”
  希特勒50岁以后看文件通常要用老花眼镜,本无可厚非。然而,他却禁止任何人拍摄他戴眼镜的照片,以至英国情报部门接到隐藏在德国上层机关的间谍送来的有关希特勒眼睛已经老化的密报后,还怀疑它是否可靠。
  他还是个严重的牙病患者。拔牙,他会痛苦地尖声怪叫,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拒绝麻醉。他顽固地认为,麻药会让他“变傻”。这使牙医非常为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居然患有轻度的“晕血症”,他见到血,特别是人血后常常会感到不舒服。
  可是,这一点他倒没有向外界隐瞒。因为戈培尔早已用如簧之巧舌,成功地把这美化为“仁慈”了。(全文阅读)

余杰:龙性岂能驯——纪念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讯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全文阅读)

王昊:时代变局中一个教育家的晚境——读张伯苓
    1951年4月8日,一个不大隆重的追悼会在天津南开女中大礼堂内举行了,被悼念者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生前弟子"三千","两园桃李"的张伯苓身后清寂,很悄然地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不免让人慨叹历史的忽龙忽狗之变。作为张伯苓的学生--黄钰生在悼词中讲:"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这段隐于整篇悼词末尾且不太能引人注意的话语隐隐地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新政权冷落了旧时代的张伯苓。这种冷落绝不是一次失漏和偶然。这种局面的造成既与时代变局中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更迭密切相关,又与张伯苓个人的思想状态、认知方式、处世原则紧密相连。
    于个人感受而言,张伯苓以老迈之躯迎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他难免会有不合乎时代要求的思想和认识。然而,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前,他选择留在大陆,其拳拳爱国之心肯定与当时许多留在大陆,不愿赴台的爱国人士是一样的。但无论是从当时新中国的社会评价来看,还是将其与诸多故友的社会地位比较,张伯苓显然已是今非昔比。特别是他已不能像在国民党时代那样游刃有余地参加政治、社会、文教等多方面的活动了,其晚境会落得如此冷寂,恐怕是他决定留在大陆之前未曾料到的。
    别样两重天--对国共的认识
    1949年11月的山城重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经危如累卵。27日,就是这一天,蒋介石再次造访张伯苓,肯盼他能赴台或赴美。而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不愿意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愿意离开祖国"等等。
    对于去留问题,张伯苓不可能轻易地做出决定,不走的决定肯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过的。不过,处在时代十字路口的张伯苓,其内心所思所感,想必如大海扬波,久久难平。在蒋介石最后一次到府敦请他离开大陆之前,据说张早已得到周恩来稍来的口信,即"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这句后来被传得像个"定心丹"式的话语,究竟给张伯苓带来多少安慰,恐怕还有待推敲。私意以为,张伯苓决定不走,并不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和了解。他当时所以要留下,多半是出于一种要继续报效国家的冲动,他对建设新的国家是怀有希望的。毕竟,国民党统治后期,政权的日益腐败使其感触日深,而他对于百废待兴的家国,其热切期盼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何柄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二十五年前,就是新中国宣布要实现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年,我下了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人口的历史。无疑义地人口是造成近代中国贫弱的最基本因素。为研究明清人口,必须先搞清传统人口调查,一些基本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例如明初担负无偿劳役十六至六十岁的“丁”,到了清初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与壮丁和人口已毫无关系),更必须从多类史料,尤其是北美各馆共有近四千种的地方志,去研究传统官方土地统计数字的性质,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各省区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然灾害,人为变乱,以及政治和制度上有关人口消长的一系列问题。在这相当长时期的研究过程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新大陆几种农作物引进的经过,四百余年间在我国传播的概况,和对我国土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
    美洲作物传华的问题,我虽已用英文发表了研究的结果①,但英文写法偏重分析综合,比较简练,大量有趣的史料都未征译。近年曾三访祖国,对祖国人口持续性的“爆炸”,使我非常关切,早有撰文讨论之志。今承邀撰文,百忙之中,翻捡旧荚,勉为此文。以为香港《大公报》寿,为关心祖国国计民生者参考,并为讨论中国人口问题奠定部分的历史基础。
    此文讨论四种美洲作物——落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的方式不尽相同。前三者方志中记录较多,玉蜀黍尤甚,两三周内完全按时代和地区将所有已搜纪录尽行排列是决不可能的。即使将二十余年前割记中的相关资料都征引出来也还是不免很大的漏洞。由于海外的中国方志,连近十余年内香港、台湾影印的计算在内,也不过四千种左右,而国立北京图书馆就有七千种以上。惟有希望退休之后能在北京补看三千余种前此未曾过目的方志以后,才敢试写“定稿”。在这篇“未定稿”中,对前三种作物的传播仅作概括式的讨论,只详于俗名的列举。马铃薯的资料较少,已搜集的传播记录将全部罗列,志书编者们的观察和案语也择要抄录,因为从这些方志编者的观察和案语中,我们最能了解当时土地、食粮、人口之间的矛盾。(全文阅读)

甘阳: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学术著述和学术出版之兴旺,不但大大超过80年代,而且至少从数量的积累上讲,恐怕已经超过二十世纪的任何时期。首先是今日国内翻译著作之盛,实在足以让任何人目瞪口呆,其总体数量只怕已经难以统计,而且可以说西方的任何思潮、学派、理论、方法几乎都已经被大量翻译引入了中国。这种盛况是十年前完全无法想像的。另一突出现象是"中学"方面的出版蔚为大观,各种基本材料无论经史子集都有大规模的重印或新编;各种专著的部头越来越厚,各学科的多卷本编著层出不穷。中学研究在质量上是否有重大突破非我敢判断,但至少就表象上看,90年代似乎"中学"取代"西学"成为中国的"显学"。
  诚然,兴旺的背后也不无虚象。例如上述大量翻译的西学著作,有点像一笔尚未动用的银行存款,亦即尚未完全融入中国学界的思考和论述。以笔者未必准确的观察,90年代最有影响的西学著作似乎首推西方的中国研究著作,这大概与上面所说90年代"中学"成为显学有关。这种状况有其隐忧,如笔者较早前曾指出:"西方的中国研究乃是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的从属而非主导,其问题意识、兴趣方向、以及理论方法大多都不是自生的而是外来的,亦即是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派生。如果中国学术文化今后的发展一方面高扬中学和中国研究,但另一方面却日益缺乏对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批判检讨能力甚至兴趣,而只是以与西方的中国研究'接轨'为满足,那么最终很可能恰恰使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成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一个部门性从属。从根本上讲,中国学术文化的自主性有赖于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批判检讨,亦即有赖于中国学界对于西学和西方的深入研究。"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偏见。
   与出版业之善于营造学术兴旺相比,对今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或许是已经牢固确立的学位制度(特别是硕士和博士两级学位)。学位制度有利于形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场域(relatively autonomous field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从而有利于促成中国的知识文化活动具有相对的自律性,而并非完全只受外部政治和商业权力的支配。这一知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问题,笔者在80年代末时曾专门作过一些论述,此地想借用布迪厄的"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s)概念,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布迪厄批判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把文化领域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把所有知识都只看成是社会"规训"(discipline)的外部决定论,突出地强调知识文化活动有其自身的"场域"即内部过程,从而对其他"场域"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场域保持相对的自主性。这些论点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改革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活动方式有一定启示。我们可以问,中国知识文化场域与改革本身处于一种甚么关系?或,面对经济政治场域的大规模改革,知识文化场域是否需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相对主性?(全文阅读)

理查德·罗蒂:分析哲学与叙事哲学
    哲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许多知识分子所能触及的范围。当今哲学家们在争论的问题,与柏拉图-尼采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决定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前景。其中之一就是,对哲学的研究在将来否会独立于思想史去进行。这一争论通常发生在“分析”与“非分析”哲学分裂的讨论过程之中。  
     1,当今哲学争论的两个主要议题:
  第一、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争(有时被称作“大陆哲学”);第二、发生于存在于分析哲学(心灵与语言哲学)内部的争论,即原子论与整体论之争。原子论者认为,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结盟对自身会大有好处;整体论者则不这样认为。
  当代哲学系里对哲学的划分1)伦理、社会政治哲学;2)心灵和语言哲学。从事前者的哲学家很少读后者写的书,他们更多地阅读政治学教授和法理学教授所写的书,而不是读那些在研究身心关系、语言与实在关系的同事们所写的书。人们可以这样说,这两类人同处一个系,不是由于有什么共同的兴趣,而是由于机构划分的原因。
  “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分野与道德和政治学作品关系不是很大。它们也与罗尔斯、哈贝马斯、Noberto Bobbio, 詹托尔·默菲(Chantal Mouffe) 、伊赛亚·柏林以及加斯托等没有多大的牵连。所有这些思想家与非哲学家(如米契尔·沃尔泽、波斯纳、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贝克等讨论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何以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好地将秩序与正义结合在一起。(全文阅读)

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我们今天的演讲中将涉及四个问题,以讨论目前的世界秩序,并为在这种世界秩序下建构一种替代性方案提供可能的政治策略。这四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在此,我们只能粗略涉及,但我们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个实质性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与诸位在今天及将来的讨论敞开大门。一开始,我们将对我们提出的、用来描述我们今日面对的世界新秩序的帝国概念进行简略的解释。接着,我们将对新出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我们称之为非物质生产的霸权进行分析。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将导向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今天提出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必要性。最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可能的地缘政治策略和地区联盟方案,也许,它们能为改变今日世界中帝国秩序的统制性局面开创途径。
    1.   帝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全球战争
    我们的核心假设是: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主权(sovereignty)形式,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正在出现,我们称之为帝国(Empire)。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帝国主权与主要由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现代历史阶段创立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现代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并涉及这些民族国家将其国家主权扩张到附属的外国地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多数都有全球野心,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只能主导世界的一部分。最终,这些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并导致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和无数其他暴行。
        现代历史时期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在今天已经改变,因此,我们已有条件一一归纳出它的三个核心特点。简而言之,第一个就是帝国主义的主权结构,它紧紧落实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当这一国家主权力量扩张至国外地区时,主导核心区与从属的附属国或附属地区之间,也即内外之间存在着一道明确的分界线。第三个是,在现代历史阶段,从来就不止存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总是存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帝国主义总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和潜在的冲突。
    与现代帝国主义不同,今日形成之中的帝国并非基于国家主权,就其模糊任何内外界线这一点来说,它恰恰是全球性的。然而,我们说帝国不依赖于国家主权,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就不再重要了。毋庸讳言,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国家当然比另一些国家更处于强势。帝国的权力涉及到了民族国家,但远远不仅于此。帝国的主权基于一种复杂的构成之上。大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帝国主权是由世界上君主式力量与贵族式力量的不断融合而构成的。比如,我们可以将五角大楼比作全球军事事务中的君主式力量,因为它常常采取单边行动。当美国政府有效地支配着国际和全球事务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可以将美国政府整个比作一个君临天下式的君主。至于世界上的贵族式力量,我们应该将美国之外的其他强势国家纳入其内,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非国家性力量,如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之类的超国家经济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强势力量。君主式力量无法单独统治这个帝国,它们必须不断与各种全球贵族式力量协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主宰这个帝国,无论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国家,无论强大如美国者。(全文阅读)

陈嘉映: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
     海德格尔可译不可译
         倪文在引言里说,“早在讨论海德格尔是否可译之前,他已经被译出来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须再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这么说并不错。我们不一定先要确定一件事情是否做得成才可以尝试,很多事情反倒需要先尝试起来才能确知做得做不得。不过,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立。已经有人着手制造永动机,我们仍会试图说服他永动机其实根本造不出来。很多人翻译海德格尔,并不证明这件事情一定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海德格尔虽已有了大量的中文译本,仍有人主张海德格尔不可译。西方有人如是说,离西文远远的中文,更会碰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国人若想了解海德格哲学,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办法是读德文原著,不会读德文就不要读。我愿了解海德格的哲学,而且碰巧能读德文。但我也想了解荷马柏拉图,可自己却不会读希腊文,免不了希望有人从希腊文作些翻译。其实,我们能用德文读海德格,这还不足以表明无须翻译。我们还须用德语来思考。若读德文之际,时而用汉语和海德格对话,心里不是或多或少作了翻译吗?若只用德语对话,那么即使我是个中国人,我在研习海德格的时候,却和德国人无异,说不上中国人与海德格哲学有缘。
        第二个办法是不翻译,只介绍讲解,最多是提供某些原著的改写本。但改写本里,我们能完全不用一段中文来引用原著吗?我们能不尝试翻译其中的某些概念吗?姑且说竟能够,我们还须表明改写讲解优于翻译且能取代翻译。
         翻译在于字面对应
         解说离不开翻译,翻译也有解说的因素。拉丁字interpretatio就兼有解说和翻译两层意思。不过,翻译和解说、改写的边界虽然重叠,却各有自己的主要领地。翻译和改写的区别,简单说,在于翻译要求形式上的对应。如果原文是一句话,转过来成了一篇短文,或原文一大段话,转过来成了一两句,我们就知道这是改写而不是翻译了,因为这里缺少最起码的形式上的对应。我们可以用“人,就其存在方面而非就其之为实际存在者方面而言”来讲解Dasein这个概念,但肯定不能这样来翻译。海德格的法文译者古班把Dasein译作realite humaine,就更近乎解说而离翻译太远。
        形式上的对应,最简单的一种是音译。不过,我和倪君一样,认为非万不得已不要采用音译。主要的理由就在于,一旦采用音译,这个译名就失去了和同根语词的字面联系。倪文所谓同根名词和动词失去联系,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埃格尼斯埃格尼斯着(Das Ereignis ereignet)”当然不成话。“埃格尼斯发生着”也和“语言自己言说”有相当距离,因为“语言”和“言说”的字面联系还是够明显的。特别僻的语词,音译也罢了。但海德格尔那里难译的词,通常不是僻词,不过是用法乖僻罢了。这里用了音译,在翻译别的哲学家的时候或一般翻译德语的时候,两者如何相通呢?
        倪君认为音译有时的确是个选择,同时也举出了一些有生命力的音译,引称玄奘定出的五种可以考虑音译的情况,其中有一种是“原先没有的物名”。的确,典型的名称可以音译,因为名称没有含义,就是说,和其它语词没什么概念联系,所以多数论者认为名称不算翻译,只算不同写法。不过,即使物名,大多数仍然会采用意译的办法。我们虽有“坦克”“引擎”,但“汽车”“火车”“飞机”“冲锋枪”这样的语词却多得多,因为大多数器物的名称,虽然不能反过来用来描述其它事物,但它们却是从描述语转成名称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名称也有一种“理解”,而且这些名称因此才好记。初期的大翻译家严复经常采用音译的办法,例如“版克”“劳叶尔”“锡特”,这些词几乎没有留下来的,而被“银行”“律师”“城市”取代。[2]至于概念语词,非万不得已,更不宜采用音译了。(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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