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五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老酷:自由主义需要“政治正确”吗?
    ……就其实质来说,我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是博爱、宽容、理性与和平的,这种宽容、理性与和平,不仅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也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是处理群体与群体关系的准则,甚至也可以用来处理人类与其他生物、人类与其他非生物的关系,自由主义不应该局限在惟我独尊的人本主义狭小范围。
    由于这些特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不能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能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不能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也许会有各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但是他们至少应该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是在国际关系上,反对霸权主义;在国内政治上,反对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倾向于市场经济。因为自由主义是博爱、宽容、理性与和平的,所以他们没有敌人,他们所面对的只是权力不同、观点不一的批评对象、商榷对象和对话对象。在他们眼里,极权制度的辩护者甚至极权者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必先除之而后快的敌人。至于其他非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更应该是一种不失其合理性的存在。(全文阅读)

易中天: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读《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其“第一修正案”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4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
  那么,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之中,哪一个最重要呢?我认为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可以这么说,正是美国人在1787年起草的这部宪法,不但使《独立宣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保证了这个现实的国家最大限度地符合《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全文阅读)

国家20多亿医药储备金被挪用 出现灾情难救急
    8月,署名“毛江雨”的读者(几位知情人的联合署名)向本报反映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眼下,又到中国灾害频发季节,这一关系广大受灾群众生命健康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几位知情人称,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承担国家医药储备的指定国有医药企业,对医药储备资金的使用另作它途,致使国家陆续投入的20多亿资金所剩不多,在国家出现灾情时往往不能满足救急之用。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毛江雨”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足以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救灾医药储备的问题
  一位原在国家医疗储备体系内担任某一层级负责人的官员很早就发现,尽管国家每年拨付大量的资金,但往往有灾疫和突发事故出现时,医药储备工作人员便陷入手中无药的困境。曾经在要钱时积极踊跃的储备医药企业,在被要求往灾区送药时,往往推托没有。
  中国的医药储备制度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为适应战备需要,国家拨出两亿多元专款,在全国修建了13个药品储备库,创建了我国的医药储备。其后,医药储备的作用,由单纯的战备,逐步扩大到战备、外援、救灾、防疫和应对突发事故。
  国家为此几次增加拨款和安排外汇指标,至1990年代中期,医药储备资金已达20多亿元。在1998年之前,这项工作由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后来的主管部门分别是原国家经贸委和现在的国家发改委。
  中国的医药储备长期以来的模式是:确定几家大的国有医药公司作为医药储备单位,根据国家灾疫趋势的需要,提出储备药品清单,连同大量资金,一起安排到这些公司。承担国家医药储备的公司的职责是,必须按清单备好急救药品,这些药品可以按规定的比例在市场上流动、更新库存,但在国家出现灾情时,必须按时按量向灾区提供。
  但是,灾害真正到来时,这一应急机制却往往不能发挥作用。这位官员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湖南、广西、贵州曾频发大水,每次地方上来人要钱要药,都让医药储备人员高度紧张。1996年,广东发生灾情,广东省医药局局长带队来到北京要钱要药。医药储备工作人员要求几个大公司赶快调剂救灾药物,可这些企业都不干。而就在当年,国家刚刚拨付了几千万元,分给了各大医药企业。但广东来的求助者就是拿不到需要的药品。
  也是在这一年,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在向有关部门的一份请示中提到,这个局每年都大量接到灾区的告急和急需药物救援清单,“目前,我局已没有任何手段和能力担负救灾、救急任务。”
  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只好硬着头皮再找财政部要钱。
  “刚给了你们钱,怎么又来要?你们的钱怎么用的?要说清楚!”财政部工交司分管医药储备的负责人质问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
  1997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对医药储备资金进行检查。本报记者从这份“财工字[1997]34号”的财政部文件上看到,这次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医药储备资金是否保证了专款专用,有否挤占、挪用情况,储备资金与医药实物储备是否相符。
  调查摸底之后得出结论:20多年间,国家一共为这项工作投入了22亿多元,但是,当时实际储备与之相去甚远。
  国家严格规定,救灾医药储备资金是周转性资金,不是救济资金,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准挪用。承担储备任务的企业必须对这笔资金的安全负责,要做到保值、增值。受灾地区获得药品后,必须在灾后原数返还资金。也就是,医药储备资金投入多少,就应该保持多少。现国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原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高强曾多次对原国家医药局强调这一观点:“这笔钱用来救急,而不是救济,是周转资金,绝对不应该损失。”
  那么,钱到哪儿去了?
  救灾医药储备资金去了哪里? (全文阅读)

李大苗:人性,当恻隐之心都被利用了之后
    ……从目标上,对别斯兰的恐怖分子来讲,只要事件形成并为世界所关注,他们预定的目标就实现了。第二层面上的目标就是让全世界民众关注解救者如何行为,并努力将其置于不义的境地。在这个层面上,恐怖分子通常会保持着人性来摇晃人们的恻隐之心,从人伦价值上符合人们对善良的期待。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质就是在这样的人性恻隐中解脱于在劫难逃,这也是人质事件通常会僵持的道德条件。别斯兰事件中这个征兆很明显,即时俄罗斯官方也承认是“偶然”的碰撞才导致如此规模的惨剧发生。
    我觉得俄罗斯官方还在欺骗视听,一个理由是俄罗斯官方对人质的数量失真,另一个理由是死亡的人数并非能及时清点出来。后一个理由很符合屋顶坍塌造成的状况相符合,而不与背后枪杀的情形相一致。报道中我们得知伤亡大多在体育馆中,这也很能说明问题,至少在体育馆房顶坍塌的情形下,大规模枪杀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射击的盲目性和故意性在人性动机上毕竟还有区别。
    别斯兰案件是以儿童为目标的绑架行径,从动机上极为狠毒,直接刺痛社会心情中最脆弱的那一点上。以无辜者为前提的暴力威胁就已经很疼痛我们,再以无辜的孩子为前提,令我们的疼痛无以复加。可问题是,莫斯科剧院事件中,毕竟是莫斯科的政治家敢于用昏迷剂牺牲掉几十人的性命,并以此列为代价理由。所以恐怖暴力必然会升级到令普京政府愈发不得担待的程度。这是恐怖事件自己的逻辑,也是恐怖分子必然的逻辑,也是当今反恐斗争必然要面对的逻辑,别斯兰事件就是这个逻辑的必然产物。
    在莫斯科剧院事件中,无论是恐怖分子疏忽还是残留的人性或者是自己也不愿意受罪的原因,保持剧院通风设施运行是导致他们自己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俄罗斯,恐怖和反恐怖的斗争越来越像是灭绝人性的竞赛,谁愈是没有人性谁就是征服者胜利者,将所有人质作为这场无止无休竞赛的牺牲品,谁要是保持一些人性,保持一些人性的恻隐之心,谁就是在劫难逃的失败者。体育馆里的孩子们赤身露体的在于没有通风而溽热不堪,令人怀疑这是否来自莫斯科剧院事件的经验总结。
    分析起来,体育馆不可能和学校的大楼有更多的通道相连,这无疑会造成绑匪之间的沟通障碍。在一切事情根本就是极度敏感的情形下,任何无意的事情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既然政府担当危机的责任,就必须对任何可能的后果担当责任,而且普京调动了阿尔法特种部队,无论经验还是训练都应该能胜任。但一切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还是如此不经意间发生了。在这个道理上,普京应当责任,因为他没有能够控制意外偶发事件所导致任何一方的误判。其实,我对这个“偶然”是很怀疑的。恐怖分子采用的究竟是引爆式的还是触发式的炸弹?当第一声爆炸被决定为行动信号的时候,怎么能使用可以无意触发的炸弹呢?(全文阅读)

虎跳峡建坝 破坏美景挽救滇中水荒?

    夕阳西下,上虎跳峡中甸一侧,小村落在云雾 间时隐时现,显得格外宁静,背景是壮丽的玉 龙雪山
  ……话题转到了虎跳峡建坝上,一下沉重了许多。李元说这一段时间来勘测的人特别多,到处测量打洞。问他们是否淹得到纳西雅阁,他们说这里很高,水应该淹不到,但这里正在坝址上方,将来肯定要变成工地,推土机载重卡车开上来,没法住人,还是要搬迁的。勘测人员详细测量了李元家附近的一块巨岩,“他们说要看看这块石头硬度如何,够硬的话要炸下去堵住大江。”
  往哪里搬呢?放眼整个中甸县,金沙江河谷是这里的最低点,除此以外几乎都是高海拔高寒地区,是种青稞、养牦牛的地区。由于中甸改名香格里拉后,正要借势撤地设市,所以不希望移民外迁。一旦按计划向高山草甸地区搬迁,不但河谷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大降低,对一些老弱者来讲,生存都会出现问题。李元当过村长,现在还是乡里的人大代表,他说大家都想到搬迁后气候会不适应,“病痛会有的,但国家这么大的工程,当地村民作出牺牲也值得。只是这景观是好的,把我们赶走也不该破坏。”
  山里人本来看惯了房前屋后的峡谷高山,山里人原来也毁过林子,特别是在大跃进时候,砍得太多了。本来哈巴雪山山顶下面有个黑海子,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林木太茂盛了,白天进去要打着火把才看得见,湖里鱼多得不得了。现在树砍掉了,黑海子该叫白海子了。这两年带着外国游客爬山看景,更多理解了这山的价值,这林子的价值,大家都自觉地开始保护林木,平常只是拾点落叶放到猪圈里踩,然后洒到坡上肥田。
  外国游客也听说了虎跳峡建坝的计划。李元就多次被游客问到这个问题,当他回答说电站已经在勘测了,可能下次来就开工了,竟然先后有三个外国人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不起来,望着江水放声大哭。“他们跟我说,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峡谷,要人工修建很多景点,吸引别人来看。而我们这里天然就有了,天上是玉龙、哈巴雪山,下面是草甸、原始森林,再下面是咆哮的大江,这样的景色在世界上都没有几个。”
  有没有见到中国人哭过?李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也许遍布全国江河上的八万座水坝,早已让我们对峡谷激流的消失见怪不怪了。但所有的峡谷都天然应该变成水库吗?我们不该为这片壮丽的土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吗?(全文阅读)

袁伟时:“一校一警”制度献疑
    8月18日早上,广东卫星广播的“七点新闻专辑”播出一条消息:日前广东全省公安系统开会,宣布为了加强法制教育,减少青少年犯罪,要全面推广“一校一警”制度;即全省中小学校都要任命一个警察(警官)做法制副校长。听完后大吃一惊!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性的令人头痛的难题。广东公安部门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思路,值得赞许。但就建立所谓“一校一警”制度而言,漏洞和令人疑虑之处太多,愚意以为应该慎重重新考虑。
    第一. 部门分工与国家形象。
    警察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但各司其职,依法施政,不得越界行使职权,是现代政府必须严格执行的原则。假如个个中小学都有一位警察参与掌权,会不会造成不恰当的越权?此外,现代文明、民主国家都忌讳被人视为“警察国家”,因为这是法西斯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别号。这一措施会不会授人以柄,有损国家形象?
    第二. 教育、法治教育、青少年教育都是专门学问,有些还需要资格认证。
    这一措施的出发点是加强法制教育,减少青少年犯罪。不过,这里也有一大堆疑问:
    1.法治教育是不是一定由警察来进行?请受过专门法学教育的人士担任,不是更好吗?
    2.没有教师资格证和教学经验的人很难负起副校长的重任。有多少警察有这样的依法经过严格考核的教师资格证和相应的教学经验?
    3.青少年教育是一门专门学问。政法部门可能积累了丰富的教育青少年的经验,但其他专业人士也不多让。各方互相交流就能相得益彰,有必要由警察掌权,决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如何进行吗?
    第三.“一校一警”与依法施政有无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一校一警”制度的建设,是由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宣布的。如果政法部门决定向学校派出警察维护治安,保护师生安全,这是他们职责所在,可说是理所当然。现在是政法部门决定全省中小学都要增设一个由警察担任的“法治副校长”,随之而来有三个问题:
    1.《教育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2.如果上一问题的答案是没有,政法部门有权决定中小学必须增设这一岗位吗?
    3.假如真的要增设“法治副校长”,政法部门有权向中小学派出这一副校长吗?(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秦晖: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从“郎旋风”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经济学的窘境
   ……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郎咸平的炮轰果然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这样,郎咸平就由“案例”进入了“问题”。在此前后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管理者收购”,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保持了几天的沉默,媒体谓之“集体失语”。郎咸平则对此表示不满,对他为捍卫国有资产而斗争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而成为“孤军奋战”大表感叹。但很快,行内出现两极化的回应:一方面,自许为“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有的甚至采取了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不少人,如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北京在当天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以及据说是这种经济学主导下的国企改革的场所。就在这个发言中,郎咸平明确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这与他几个月前还著文欢呼“民营企业的春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他这次炮轰之初谈“问题”时的说法“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有了很大的不同。
  郎咸平这样表态的确好像也是大势所趋,就在28日同一天“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在南方开会,有人评论曰“说是中国企业家论坛,实际上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在前几天赵晓、张文魁等发言的基础上,张维迎对郎咸平提出了不点名但却相当系统的反驳。张维迎与此前回应的张文魁除了说他们的道理之外,都特意点出了自己主张的背景:张文魁多次强调郎咸平痛斥的国企改革并非只是经济学家“拍脑瓜”的结果,而是“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张维迎则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全文阅读)

我有钱咋不幸福? 中国六大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试
   “有的人,很有钱,养着很多保镖,无论去哪里都前呼后拥跟着一堆保镖,还是觉得不安全。“现在许多有钱人都是‘安全’这个层次的需求不能满足,每日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这样的人能幸福吗?”
  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一位带着墨镜,穿着考究,面目威严的中年男子走进医院的心理咨询室。见到心理咨询专家,他忽然放下所有的伪装,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觉得特别痛苦?”这颇似电影《无间道》的一幕,就曾经发生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著名心理咨询专家屈英面前。屈英说:“这些年,前来心理咨询的人中,富人越来越多。真是像人们说的,越有钱越不幸福。”
  现在身为一家大公司老总的梁先生说:“前几年我工作的特别苦、特别累,经受了很多挫折和打击,都挺过来了。一次很大的打击之后,我想,以后什么打击都难不倒我了。可是现在,我的事业做大了,我却特别痛苦,甚至一进公司就打哆嗦,不敢面对手下的员工。”
  屈英分析有钱人不幸福的原因:“幸福就是对需求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低层的和高层的。低层的需求,如饥饿、口渴,容易满足,而高层的需求就不那么容易满足。有钱人低层的需求早就满足了,他们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满足,所以常会因不能满足而感到不幸福。”她讲到她从前的病人,很有钱,养着很多保镖,无论去哪里都前呼后拥跟着一堆保镖,还是觉得不安全。“现在许多有钱人都是‘安全’这个层次的需求不能满足,每日为自己安全担心的人能幸福吗?”屈英反问道。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之上是“依存和爱的需求”,也就是人的社交需求。屈英说,这也是许多有钱人头疼的问题。许多富人渴望被爱,但又担心别人爱他是因为他有钱,他很难判定对方爱的是自己的人还是自己的钱。在人际交往中,由于背负了太多的金钱包袱,很难真心相见、坦诚以待,人与人之间距离比较大。此外,有钱人的不安全感比较强,因而防御心理比较强,也造成难与他人亲近。(全文阅读)

北京出租司机被逼成“拼命三郎” 生存状况堪忧
    新华网专稿(记者李松) 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前不久载客行至东四环东风桥下突然发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司机已经死亡。据调查,死者是由于疲劳驾驶,突发疾病致死。
  据记者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出租车司机在北京曾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高收入职业。然而,随着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出租车行业,再加上这个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出租车司机如今风光不再。
  京城“的哥”为“份钱”而拼命……
  吴师傅开出租车已9个年头了。8月22日中午,记者在北京广安门一家汽配店采访时,他推门进来,二话不说直奔自来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了一阵,用凉水抹了几把脸。
  休息片刻,吴师傅向记者简单叙述了前一天的工作经历:上午10点开始出车,拉活时间共13个小时,北京市的8个城区他一天跑了6个,车辆行驶累计300多公里。吴师傅算了一下,13个小时总收入305元;主要支出266元,其中一天的车份钱186元,行驶300公里耗油近80元,因此他13个小时工作的实际收入为39元。午夜12点20分,吴师傅才结束工作回家休息。
  北京市交通局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市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共6.7万辆,全市拥有出租车准驾证、出租车服务监督卡的在册出租司机20多万人。像吴师傅一样,由于种种原因,众多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记者粗略算一下,如果一位出租车司机严格按劳动法的规定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月工作21.5天,再除去法定的五一、十一、元旦、春节休假,同时不算婚丧假、探亲假、年休假以及其他应享受的假期,再除去回公司交车、回公司开会和两班倒交接班的时间,每辆车每月收入约6450元。可每月扣除车份钱的平均数4800元,燃油费1800元,修理费400元,车上用餐215元(每日10元),罚款100元,出租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每月30元,个人收入调节费每月60元,合计支出7000元。如此,出租车司机每月还要亏损550元。怎么才能不亏损呢?只有靠延长工时、疲劳驾驶来增加收入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427小时,比法定的252小时多出168小时,也基本没有节假日。北方出租车公司的杨师傅对记者无奈地说:“份钱又高,加上‘黑车’猖獗,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不加班加点的跑,根本赚不了钱!”据了解,除去交公司的份钱之外,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基本收入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而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2003年北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5312元,“的哥”的收入低于北京平均工资。
  调查中,多数出租车司机对交“份钱”十分不满,“取消出租车公司”的呼声颇高。“份钱”相当于租车费和管理费的总和,各出租车公司没有统一标准,2000元至5000元不等。如果车是司机自己买的,就可以只交管理费,每月一般在1000元之内。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四五家出租车公司负责人,他们出乎意外地保持缄默,只有其中一个说:“4800元的份钱还多?公司运营成本那么高,让他们(出租车司机)试试,如果他们是老板,早破产了。”可当记者再问到“运营成本怎么回事时”,这位负责人又以种种理由拒绝了采访。(全文阅读)

人民币对内大贬值!30元一碗面为期不远!
    乍看这个题目,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写错了。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何来贬值而言?不错,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国际市场上,人民币VS美元要升值,在国内人民币VS大排面要贬值。
  1、美元公式:一个很重要的公式是我们一切分析的基础:美元报价=人民币报价*汇率。如一只中国产的茶杯,价格4元,人民币汇率8.27,茶杯卖到美国,报价为4/8.27=0.5元美元。美国抱怨中国货太便宜,0.5美元的价格让美国人实在难以竞争,小布什想尽一切办法,要让美国市场上的中国货从0.5涨价到0.7-0.8美元。
  官方媒体翻来覆去强调,美利坚强制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至1:5,美元报价自动涨至4/5=0.8美元,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事实上,等式的右边有两项 -汇率、人民币报价。美国人还有另一种阴谋,如果中国通胀,杯子卖到7元一只,则7/8.27=0.8美元,一样达到目的。
  2、通胀:通胀说来就来,一夜之间,物价就涨上去、电煤矿油就缺口、经济就过热了。什么导致经济过热?按央行官员的口径,是汽车、钢铁、电解铝等行业的过度投资。但过度投资的根源是价格上涨。价格上涨的根源是需求过热,需求过热的根源呢?央行官员就瞠目结舌,答不上来了。
  在8.27的汇率下,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就是用尽量多的美元冲击人民币体系。固定汇率类似一种坐庄系统,卖盘太多时,庄家就要进场维持价格。美国人抛多少,央行就得要接多少。不然这个8.27就名存实亡了,也达不到帮助企业出口的目的。
  过去的一年中,大量热钱涌向中国,美国人的行为可谓疯狂 -中国的基本面很强,美国财团充满信心,投机资金源源不绝。年终总结,央行每天买进5亿美元,一年累计买入了1600亿美元。04年1-6月又买了700亿之巨,外汇储备达到4700亿美元。
  央行和商业银行有很大区别,商业银行资源有限,且用的是旧钱;商业银行买卖外汇,不会影响金融稳定。央行是发钞行,拥有铸币权。理论上,央行的接盘能力是无限的。手中一些有限的流动资金用完后,可以开动印钞机,印制新钱,接下美元。
  但新钱有新钱的坏处,新钞一发,后患无穷。美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大量新印制的人民币流入市场,将导致物价系统的灾难。
  中国商业银行的放大系数约为2.5-3.5。去年,M2货币总量由18万亿增长到22万亿,如果没有美元潮,放贷额甚至是缩减的,商业银行会惜贷,信贷失控纯属无稽之谈。
  新增4万亿货币总量,对仅有10万亿GDP的经济体来说太大了。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物价岂能不涨?物价一涨,生产企业岂会不大干快上,尽量多快开工?便出现所谓的经济过热。即是说,联系汇率导致人民币被低估,美国人冲击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用格林斯潘的话说,如果中国坚持不升值,他们自己的货币就会出问题。(全文阅读)

红色警报:委托理财“瘟疫”何以流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到2003年11月,全国132家证券公司中已有70家开展了资产管理业务,管理的资产总计近700亿元。事实上,还有很多券商未将真实的委托理财规模计入表内。仅仅见诸媒体的数字已触目惊心:仅南方证券一家委托理财规模在高峰时期就超过200亿,华夏证券也有30多亿元,中等规模的闽发证券也爆出约40亿元的规模。
  这几乎是一个地雷阵。近三年来,中国股市跌幅高达近40%,而据业内人士估算,券商累积的委托理财利息成本多在2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券商投资一旦未能抛出,那么其委托理财业务的实际亏损已超过50%。
  委托理财业务的大规模兴起当是1999年9月允许“三类企业”入市之后,最为鼎盛的时期是2000年上半年。按当时的市场语境,此委托理财非真正的“委托代理”,而是承诺回报的高风险业务。一位券商资产管理部人士称,当时市场形势一片大好,券商认为8%或者10%的回报不成问题,于是和客户签署保底协议。后来随着同业竞争加剧,保底收益渐次提高。
  委托理财业务能够膨胀起来有多方面的因素。从券商角度来讲,首先是券商的自营规模受制于不能超过净资产80%的规定,坐庄股票多有不便。委托理财使用的是客户的账户,表现为客户投资,所以可将其资金和自营资金同时注入庄股,可规避监管。当然在牛市中,还可起到增加交易量和利润的功效。
  从委托方来讲,除了从证券市场获取投资回报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大量资金的工作人员可以获得回扣。在这一驱动下,保险资金、住房公积金以及铁路、农垦等系统的资金前赴后继地涌入股市,采取的手法均是直接或变相的委托理财。2001年,证监会把大量资金用于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列为再融资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显然难以奏效。
  商业银行也乐于参与其中,即为券商和客户进行股票抵押贷款,如果券商将保证金存在银行,银行可能变相为委托理财客户提供担保,这样能将券商的委托理财成本降低至4%。
  大量吸收资金而承诺回报,吸新还旧维持发展,这样一个“台会”性质的商业模型注定是要垮掉的。自2001年起,一些券商的重仓股开始被套,引爆了第一轮委托理财的偿付危机,但相当一部分券商采用了“债转股”的方式进行了化解。然而“钱生钱”的游戏并没有终止,仍然有大量新资金涌入地方券商,新增资金之后,重复着前者的失败。天同证券正是后知后觉的一族。(全文阅读)

储蓄增长连降 中国吸储大战 有银行无法兑约
    2004年8月1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储蓄存款已连续5个月同比少增。报告显示,上半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增加2.18万亿元,同比少增1661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2.17万亿元。其中,企业存款增加6335亿元,同比少增384亿元;储蓄存款增加1.02万亿元,同比少增522亿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前7个月居民储蓄增幅连续4个月回落,4至7月份下降速度更快。上半年全国储蓄存款比去年同期共减少1309亿元。维系了近10年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今年出现拐点。
今年以来中国物价指数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使银行实际存款负值加大。中国银行存款高经历长期高增长之后,开始出现储蓄增长幅度持续下降,中国民间储蓄资金的动向,牵动中国金融敏感神经,是全球考察中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内容。
    储蓄持续增长出现拐点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表示,预计今年全年中国的物价上涨幅度将达到百分之五,高于政府百分之三的预测。据民间分析,实际上,从今年一月份以来,国内物价从上涨了50%。
    中国上半年储蓄增长幅度持续下降,危及国内部分银行正常营运。银行爲生存纷纷上演“吸储大战”。
    中国民间存款总值超过十万亿,减少一千亿似乎没有什麽。但分析人士指,考虑到过去五年来,中国银行居民存款每年增加一万多亿,这可能预示著储蓄存款在未来连续下滑的趋势。
    早在1994年、1995年左右,中国也曾出现储蓄缩水的现象。当时中国大兴土木,通胀率曾达到20%以上,一年期银行储蓄利率约11%左右,居民实际储蓄负收益达10%。后来房地産市场出现崩溃,导致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
    美国联储戈林斯潘谈中国金融问题时表示,中国十万亿民间存款的是否能呆在银行,是中国金融的关键。一些国际中国经济研究报告显示,大量坏帐和资金黑洞,中国国有银行实际爲空壳,单靠国际信誉维持。
    据透露,中国国有银行目前实际流动资金只有6千亿人民,银行流动资金极度短缺。今年,天津一家银行因高层贪污携款外套,卷走银行五百万人民币流动资金,该行被迫停业一周,当时银行没备用资金。
    此事件引起国际注意,事件暴露中国银行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国际关注中国存款动态和银行系统承受提款的能力。据悉,萨斯事件之后,中国军方受命保护银行,若中国银行出现大规模提款现象,官方随时会动用军队,维持次序。(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蒋呢:美国人怎样教语文?
    ……读《美国语文》,最打眼之处在于,它同时让我们了解了整个美国文明与文化,是怎样成形、发展与壮阔起来的。
    读本按“编年体”形式,先概要介绍这片大陆在各个阶段的历史,那些普通人的历史,真正推进了文明、文化进程的人物的历史,民族、宗教、思想、生活方式产生的摩擦、撞击、交融等。角度是独立的、民间的,突出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核心问题,包含着大量的知识与信息。
    譬如,第一课选取的哥伦布的航海日记,说这位民族的“伟大”英雄,探险的动力来自于西班牙国王夫妇提供的有利条件:除了获得他们的资助外,还被授权“统治他征服的所有陆地,并且拥有这些陆地上财富的十分之一”(18页)。
    在16到19世纪之间,也有很多人为了寻求财富来到美洲新大陆,又为了开发财富而把大约“1500万非洲人”捕捉,用船只运来西半球。
    这些黑奴的家庭被拆散,男女被分开,挤在甲板下。“那里的高度有时候都不到5英尺”,需要航行“6到10个月”。在这么局促、苛刻的条件下,“历史学家们估计大约有200万奴隶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丧命”(5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部分,则介绍刚刚出现的电视“改变了美国人的休闲习惯”。由于市区拥挤、上下班不方便,不少大企业开始在郊区建立总部。新技术出现后,人们又可以“远程工作”了,在家里办公,“靠因特网、电话和传真与外界保持联系”(725页)。
    这些新技术、新思维,以及随之而变、与之适应的新机制等等,对文学、对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实体到形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似乎不如变化本身那么富有戏剧性”(723页)。
    就在这些不动声色的描述背后,我们留意到的是“人”为本位的自由理念。
    一切“进步”应以“个人”的便利、安全、自由、愉快和社会资源的低消耗与更加有效、更为优化的配置为准则。
    推进它们的因素,则是完全自由的市场背后之利润的最大化。
    中国人通常有一个误区,以为只有大河满了,才有小河的满,其实这是一种“忘恩负义”、颠倒本末的看法。
    想想看:为大河输送水流的是谁?
    是千千万万条小河。
    所以,应该是先有小河的满,才有大河的满。
    也就是说,大河的满不满,要以这些小河河水的多少、深浅为依托。
    这方面,历史对我们的教训恰恰是最为深刻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文革”时期,中国的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市民生活必需品实现定量、票额配给制,农民则是集体分配制。有限的供应即使在风调雨顺、政治宁息的年代,也只能使广大民众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
    原因在哪里呢?它缺少了什么呢?
    我认为,它最大的缺席正是作为自由个体的“人”的缺席,正是想堵死所有小河积水,而试图集中全部力量,挖一条亘古以来、全球最大的河,以为先让这条大河满了,才能济救分岔纵横的亿万条小河里流水的不足或干涸状态。
    孰料事与愿违,在一条大河里共吃“大锅饭”的日子,调动不了“个人”创造力、积极性,缺乏利益上的动力,那条河怎么也挖不大,储蓄的水量怎么都高不上去,弄得平民百姓苦不堪言、穷困潦倒。
    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谁都不是超人,社会大众绝大多数都是俗人,驱动他们迸发智慧、才华、力量的最佳要素,是个人利益,我们不应鄙薄这种利益力量,相反,应该正视它,为它制定公正、公平、透明的规则,并把它向着优化人类文明福祉的方向,作良性的引导。
    政府的要务不在别的,就在于从赛场上退出,只当裁判,制定规则,维护规则的公正、公平与透明。
    美国人的历史显示,它的政府在这方面是称职的。(全文阅读)

美、法、英、德四国中小学校长权力比较
    中小学校长是特定的社会角色,是学校管理关系的承担者与创造者,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关键人物。校长的权力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效益,影响到一所学校的整体形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当今世界各国中小学校长拥有的权力差异很大。探讨各国中小学校长权力的模式和特点,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对于加强我国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学校管理工作的质量将大有裨益。
  美国:校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
  美国是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国家,联邦政府没有管理教育的权限,教育管理权主要在各州。州的教育行政机构组织包括州教育委员会和州教育厅。事实上,许多州把实际教育管理权都委托给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学区来行使。美国的学区是直接、具体实施州教育政策和管理公立中小学的最基层的教育行政机构。尽管美国各州、各学区赋予校长的职权明显不同,如有的州在学校法规中确立了校长的法律地位,并单独立法规定了校长的职责;有的州给校长以教师地位;有的州的学校校规中只提及了与校长工作有关的责任……但是,中小学校长是负责学校全面工作的法人代表的地位在全国则是相同的。
  探讨美国中小学校长的权力,不难发现,美国校长的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仅以美国中学校长权力来说,是伴随着角色特征逐步发展起来的。100多年来,发生了五次比较大的变化。
  1865~1885年间,美国中学校长作为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而从事某些学校管理事宜,其工作信条是“教学性的教师”。1888~1905年间,随着美国中学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学校校长需要更多地“关注和指导”学校的教育方案,“作为应用哲学”的管理信条成了其学校管理的特征。
  20世纪初期,在强调经济效益高于一切时,美国学校校长出现了另一新的管理信条,即“作为经营的学校管理”。此时美国中学校长对内负责全校工作,对外代表学校的角色已建立起来,具备了三项持久的基本权力:即学校的组织和管理、教学的监督和领导、学校——社区关系的协调和维护。这些职能延续至今仍没有本质的改变,校长通常不再或很少从事教学工作。
  1930~1950年间,随着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和罗斯福“新政”的出台,民主思想以及人人都可参与学校决策的观念日益蔓延,学校中的民主使学校管理人员的权力和威望江河日下,但他们所从事的“技术性工作”对美国中学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校长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士气、团体的凝聚力、合作以及非正式组织等方面。此时校长的权力集中体现在作为社会代理人的校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学校管理在不忽视学校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的同时,更重视学校正式组织中的人的行为。美国学校管理中出现的“作为应用行为科学”的学校管理信条,左右着美国中学校长的工作方式。美国中学校长作为应用行为科学家,延续至今。(全文阅读)

警惕:童年正在消失
        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明中逗留了很久以后,如今划时代的电视媒介正在将它一步步地驱逐出去。
        童年消逝的证据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出自不同的来源。有证据显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相关的社会机构,如法律、学校和体育运动也在改变原来的看法。还有一种“确凿”的证据,如有关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等的数据,这些都意味着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
       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当然,我并不是说年纪小的人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十三四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他们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或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理解电视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最好办法是想象一下,如果秀兰·邓波儿所演的是今天的电视系列剧,那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假定邓波儿小姐的年龄不变(她四岁便开始了她的电影生涯,在六岁到十岁之间拍出了多数成功的影片),她唱歌的氛围可能是摇滚乐。在今天的电视网上,儿童歌曲已经成为一个灭绝了的物种。
        一个十岁的秀兰·邓波儿也许会要一个男朋友,这样她经常可以与之发生纠葛,模拟情人间的争吵。她自然要放弃“小女孩”的衣服和发式,而代之以接近成人的流行时装。她的语言则会由一连串心照不宣的俏皮话组成,包括大量涉及性暗示的话。简单地说,秀兰·邓波儿所演的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关于孩子的节目,无论她可爱还是不可爱。
        当然,我们传统的童年模式在电视上的消失,在电视广告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在乔达奇牛仔裤这个异想天开的广告里,一群还没到青春期的在校男生女生,被表现为傻乎乎地受着性欲的驱动。他们的老师也穿着同样的牛仔裤。这样的广告,除了说明在性欲方面或挑起性欲的方法上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区别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意义呢?
       儿童被不知羞耻地用来充当广告剧的演员。有一天晚上看电视,我数了一下,共有九个不同的产品利用儿童作推销员。这些产品包括香肠、房地产、牙膏、保险、洗涤剂和连锁餐馆。也许这是因为儿童越来越多地获准参与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要把他们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销售中排除出去,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象征性标记减弱
        在儿童文学方面,许多引起广泛讨论的变化跟现代媒体的趋势一脉相承。朱迪·布卢姆的作品已有许多仿效者。像布卢姆女士一样,这些作家深深懂得,“青少年文学”的主题和语言要模仿成人文学,尤其当其中的人物以微型成人出现时最受欢迎。也许人们可以赤裸裸地这么说:我们的文化不够大度,不能同时包容朱迪·布卢姆和沃尔特·迪斯尼,其中之一必须被淘汰。如迪斯尼帝国日益低落的票房所显示,淘汰的正是迪斯尼的儿童形象,儿童需求的构想正在日益消失。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传统的成人模式方面。如果人们仔细注意电视节目的内容,就会发现一些相当准确的记录,不仅涉及“成人化”的儿童的兴起,而且也涉及“儿童化”的成人的兴起。
        在过去的十年里,童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能毫不含糊地被认作是“儿童的”服装,现在已经基本上杳无踪影。12岁的男孩现在穿三件套的套装去参加生日聚会,而60岁的男人则穿牛仔服去参加生日聚会。关键在于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种时尚的倒退,自16世纪起通过衣着方式来辨别儿童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随着儿童概念的减弱,童年的象征性标记也必然随之减弱。
        这个变化过程不仅在服装上,而且在饮食习惯上也可以看出。垃圾食物,过去被认为只适合年轻人没有分辨能力的味觉和钢铁般的胃,现在却也成了成年人的日常伙食(过去成人应该对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比儿童更高的标准)。(全文阅读)

郑永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职业忠诚——德国法学教育述要
   ●在德国,法律职业具有崇高的地位,法律成为青年向往的专业之一
  德国的法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教育,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法学院属于大学一产生就设置的四个学院之一。
  德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在原则上要与高等学校的任务和教学目的相一致。"高等学校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教授和学习,培植和发展科学、艺术,并为学生将来从事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或艺术创造能力的职业做准备。""教授和学习应为学生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应根据专业传授给学生职业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方法,以使学生能在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胜任科学或艺术工作和具有责任性的事业。"上述规范,把教育为职业服务的思想表达得清楚明晓。正如许多人士所指出的,教育与职业的这种直接联系,是使德国在自然资源缺乏、人口众多,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情况下,迅速成长为第三大世界经济强国的秘诀之一。
  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更是要具备严格的受教育条件。
  《德意志法官法》第五条规定:出任法官的资格是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修完职业预备期,最后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充做检察官、律师以及高级公务员也需要具有与充任法官相同的受教育条件。一般将只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的人称为准法律工作者,他们可以在政府、议会、公司等部门从事与法律有关的职业。
  德国对各类法律人才需求量较大,加之法律职业在社会上和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法律成为许多青年向往的专业之一。
  所有大学法学院的大门对那些拥有完全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同等地开放着,且无需入学考试。
  德国法学教育的职业训练色彩较之其他专业教育更为明显,这充分体现在法学教育的结构上。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最关键的是,最终检测学生是否合格的方式不是温文尔雅的教授命题的大学考试,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为取得法律工作者资格而设置的国家考试。
  学生从一进法学院起就开始专业学习,专业课程是围绕国家考试规定的开考科目设置的。国家考试是国家为将要从事法律、医疗、教育工作的人举办的职业资格考试。法律国家考试分第一次和第二次,每年春秋两次举行。欲考者只要满足了规定的在大学修业年限和参加教学活动的条件,可申请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以检测是否达到作为准法律工作者的资格。在考试中,学生应展现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法学方法的掌握程度,必要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知识水准。
  国家考试由设在州司法部的州法律考试局主持,考试局主席和副主席由职业法官和高级行政官员出任,其他成员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行政人员、大学教授、高校讲师充当。考试局下设考试委员会负责具体考试工作。
  由于国家考试是最终考试,学生在校园学习期间参加的大学考试即各门课程结业考试,只是一种取得参加国家考试的资格考试,并起着检验学生学习水平的作用(国家也不设置与大学考试相联的法学学士或法学硕士学位)。原则上国家考试只允许重考一次,因而,学生在校园学习结束后,并不立即申请第一次国家考试,而是全力投入到考前的准备之中,具体就是复习所学的必考课程,练习考试方法。为此,学生大都要参加各类考前复习辅导班,不到有十分的把握不申请参考。(全文阅读)

董月玲:扭曲的母亲——(扭曲的爱!)
    ……“孩子的心理障碍、情感缺欠、人格扭曲等问题,很多源于家庭中母爱的扭曲和教育不得法。中国孩子目前最缺少同情心,这跟母爱的不正确有很大关系。母亲不经意在孩子心中埋下的仇恨、敌意的种子,在青春期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
   徐国静自己是一个17岁女孩的母亲。
  “她痛苦的眼神和不满像一盆盆污水,劈头盖脸朝你泼过来”
    在长春,徐国静接触到一位母亲,当着很多人说自己儿子不行。开始,徐国静以为她是中国式的谦虚。
  “我说,我跟你儿子聊过,你儿子有幽默感、爱学习,有独立能力,喜欢闯荡世界,这可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素质啊!那个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屑地说:那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考北大清华,你看他考的是什么破学校。说到这儿,妈妈眼里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抱怨,瞧了一眼站在她身边,把头垂得很低、身高1米75的儿子。”
   北京有个大学生告诉徐国静:“我最怕我妈不满的眼神,我总让她失望,不是我成心气她,是她无孔不入地提要求。比如她打来电话,我的声音要是不响亮,她马上不满。她下面要说的话和一脸怒气我都能想像出来。她痛苦的眼神和不满像一盆盆污水,劈头盖脸朝你泼过来,不分场合地点,让你自卑,让你觉得对不起她,那可真是一把看不见的软刀子,扎着你,让你流血但不敢喊疼。我想浙江金华的徐力,可能就是被她妈妈的软刀子扎急了。”
   妈妈们总是拿一个理想的目标来套不断成长中的孩子,可孩子是一个有思想、感情、独一无二的人。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统统投到孩子身上,不顾及孩子成长的时刻表,不顾及孩子的个性特点,不自觉地重复着过激的、情绪化的行为,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为了摆脱痛苦,她们要迁怒孩子,把责任归罪于孩子。
   家庭教育中“女人式的痛苦”,就是这种主观想像和客观事实冲突造成的痛苦。徐国静说,这种女人式的痛苦,一直在媒体上泛滥,反映是情绪化的,缺少理性思考和自我反省。“徐力杀母”后,社会只把目光集中在徐力身上,他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没有理性的呼声,来唤醒母亲们自身的反省。
  “在全国20多个城市讲课,我听妈妈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对孩子的不满,全是孩子的毛病,向我寻求解救孩子的秘方。她们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考上什么大学,至于孩子到底成不成,不管;成不了,就痛苦。”(全文阅读)

目睹教育怪现状:阶层分化从幼儿园开始?(图)
    9月,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许多3、4岁的孩子也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开始了他们学生生涯的第一段旅程——幼儿园,但也就从这第一步开始,我们懵懂无知的孩子便开始经历着他们所不知道的阶层分化。
  每个父母都不愿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绞尽脑汁为他们营造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已成为为人父母最重的责任和最闹心的事。而千方百计让孩子接受好教育已成为最主要的、必备的手段。
  记者近日在太原市采访时发现,幼儿园已演绎成幼儿阶层分化的分水岭:由于金钱和权势的作祟下,幼儿教育的日益昂贵和贵族化,使得从幼儿阶段开始孩子就开始“阶层分化”,而其更严重的后果是,给懵懂的孩子纯洁的心理投下了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消除阴影。
  第一阶层——农民工,无钱入园
  为了生计,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在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中,企图在城市的缝隙里找到自己的一线生机。然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孩子在随父母漂泊谋生的同时,却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一个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小区,记者看到一群3到7岁的小孩,抄着外地口音、浑身脏习习地在楼房前的空地上玩,显然他们都是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孩子告诉记者,爸爸没钱,咋上幼儿园呢?看着别的小朋友衣着光鲜的准备上学,他们的眼中流露出的不仅是羡慕,还隐隐透出一丝憎恨。
  一个从河南老家来太原“捡宝”的中年汉子告诉记者:和老婆两人捡破烂,一月最多能挣1000元,房费、暂住费、加上两个娃儿四人的伙食,就得花掉600余元,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还要近200元,那有闲钱送孩子上幼儿园?(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陈村:悼念陆星儿
    假如想在一群人中间认出陆星儿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那个像一阵风似的,边走边说着的,衣着色彩丰富的,发式每周一歌的女子,一定便是她了。她是那种一眼看去就很健康的人,肚里没有弯弯绕的心思。
  陆星儿属牛,自然是“老三届”,有过当北大荒人的光荣。她的文学生涯便是从那里开始的。那块冷寂的土地据说是很肥沃的,自然还萌生了爱情。陆星儿的激情常常和那里有关。从她的手势,她的谈吐,可以嗅到黑土地的气息。
  后来有了机会,陆星儿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那是一个和舞台有关的地方,却不曾把她培养成一个剧作家。虽然也写了一点戏,终究不如她的小说。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学工作从此成了她的职业。
  她把家安在北京,儿子叫陈厦,那是因为总在为房子发愁。迁徙成为她生活中的永远的命题。连美国人也不会搬得这么勤快。“安得广厦千万间”,只是一个梦想,而那个小小的厦厦却是切切实实的。儿子生得眉清目秀,陆星儿怕他长大后难以沉静,怕得没有道理。三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然而却要分家了。这是一出当代人常常会发生的戏剧,戏剧学院的老师想必没有教过这样的课程,一切全在自己的感觉。
  陆星儿带着儿子和小说家的名声回到上海。这是她生活的两大支柱。生活自然不很容易,她却应付过去了,还有闲心写点男人女人一类的文章,当当大众的先生。据说,有许多姐妹们向她倾诉衷肠。作家被动地扮演了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是,她的故事去向谁诉说?
  只有小说了。陆星儿总在写女人的故事,不很欢愉,也不忧伤。故事中的主人公经常是很要强的。她们没有太好的命运,没有辉煌的背景,不做粉色的梦,曲曲弯弯地生活下来并将生活下去。当然,也不作强人状。
  陆星儿之所以健步疾行,是因她总是很忙。她像那种很值钱的老钟,不停地摆动。每天起得很早,极少给自己放假。冬天的清晨,她在楼下跳绳,不是为了显示 活泼,只是强健身体。钟的摆动是很有规律的,尤其是那种古典的钟,不会摆出很多花样。我曾说过,她是陆地,不是舢板。如今的世界,女人爱木筏,男人爱舢板,要的就是那种动荡和飘流。日子是过给别人看的,唯恐被时尚拉下。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叫作“跟着感觉走”,可惜这感觉是那种“大众汤”似的感觉,俯拾皆是,没有味道。幸好,陆星儿不是这样。
  陆星儿的名字很好,既有陆地,又有星空。我们能坦然地对待天地。真正困难的是那些发生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的事情。中间那空空荡荡的一段,是我们生活的舞台,也是小说的天地。对陆星儿的人生来说,她正经历的也正是一生中的中年。儿子一天天长大,作品一年年增多,收获的季节早已开始,人生的课题似乎总在回旋。“女人”,不仅对男人是个谜,对女人更是。好在我们有兴致将这个谜猜下去,有兴致被别人猜谜。(全文阅读)

马骅:通往神迹的旅程
    1.
   起初,世界是一片被雾气笼罩的大海,一望无际。沉寂了无数劫之后,在藏历水羊年的羊月羊日羊时,第一座山峰从海面上升了起来。这座山峰就是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
--藏族民间传说
   2003年4月27号,晴。
   早上八点多就接到了扎西尼玛的电话。我还没起床,迷迷糊糊的。扎西的声音在电话里也是若有若无。但我还是听清楚了:明天去转山。
    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明天,这么快。抬头向外面望了一眼:太阳当头,屋前的老核桃树油绿的叶子正摇来摆去。天气还不错,希望转山的时候天气也如此。
    到雪山脚下已经几个月了,一直等着有机会去转神山。今年是藏历水羊年,是神山卡瓦格博60年一遇的本命年,据说藏区所有圣地神山圣湖的神灵都会来此安住一年,共同庆祝卡瓦格博的生日。今年朝拜一下卡瓦格博,就等于朝拜了藏区的所有圣地。我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一个偷懒兼实惠的机会。去年本想去转一下众山之祖的冈仁波齐,因为冈仁波齐属马年,马年去转,功德相当于平常年份的13倍。可惜最后因为七七八八的事情未能成行,错过了一次事半功倍的机会。今年既然冈仁波齐也在卡瓦格博做客,我转一下卡瓦格博,也算是了却去年的一桩心愿了。
    可惜,转山的路线我一直懵懵懂懂。所以一直跟我的本地朋友扎西尼玛讲,让他找个机会带我走一趟。无奈他有正式工作,而且似乎忙得很。我在这里呆了三个多月,也一直没找到机会。不久前他倒是告诉我近期县里会组织一次转山节的活动,从全县找出六十名属羊的信徒一起组织一次内转山活动。届时还会邀请一些媒体记者,以便宣传一下梅里雪山的旅游事业。他答应会帮我安排,让我冒充记者去跟着走一趟。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匆匆起床洗漱,收拾了一下东西,我开始担心起来。担心的是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适应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艰苦旅程。虽然之前曾经仔细研究过转山的路线,也一直做些适应性训练,可心里还是没底。毕竟是高原,高原反应四个字象是紧箍咒一样套在头上。而且经过城市里多年声色犬马的洗涤,我的体力早就是内存不足了。刚来的时候,在平路上走几步就会喘个不行。虽然还不至于头疼脑胀,但还是让我对高原的厉害有了切身体会。这段日子每天傍晚都要到村里的小山上去跑一圈,希望能早点把体力调整上来。现在那座相对高度只有一百多米的小山对我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可转山呢?
    中午吃了饭我就搭车进了德钦县城,到宾馆里报了道,领了些转山背景的文字材料。其实那些材料我已经不用看了,因为之前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搜集相关资料,现在我了解的要比组委会发给我的材料详细得多。
当晚县里招待来自各地的记者们,照例是杯盘狼藉。我早早就回到房间,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因为我问过当地人,在转山的路上是不可以洗澡的,那样会把转山的功德洗掉。虽然是个游移不定的无神论者,但我还是决定尊重本地习惯,做一次纯粹意义上的转山。
    一夜无梦。(全文阅读)

《规则》:小男孩卖石头与企业角色定位
    一个生长在孤儿院中的小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院长笑而不答。
  有一天,院长交给男孩一块石头说:“明天早上,你拿着这块石头到集市上去卖,但不是真卖,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绝对不能卖。”
  第二天,男孩拿着石头蹲在集市的角落,意外地发现有不少人对他的石头感兴趣,而且价钱愈出愈高。回到院内,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了笑,要男孩明天拿到黄金市场上去卖。
  在黄金市场上,有人出比昨天高十倍的价钱来买这块石头。
  最后,院长让男孩把石头拿到珠宝市场上去展示,结果,石头的身价又涨了十倍,更由于男孩怎么都不卖,竟被传扬为“稀世珍宝”。
  其实,每个企业就是这块石头,男孩就是企业的运营者。企业没有变,运营者没变,外界环境没有变,惟独变化的是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或在“集市”上扮演普通“日用品”的角色,或在“黄金市场”上扮演“黄金”的角色,或在“珠宝市场”上扮演“宝石”的角色,所体现的企业价值却有着极大的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
  社会具有诸多类型的企业,它们遵循着各自的规则运行着,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这些企业间逐渐形成一条条价值链,有的扮演着“剥削者”,有的扮演着“被剥削者”,有的扮演着“剥削者的帮凶”,有的却扮演着“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的角色。根据这些企业生存的方式与特点,再以生物界生物链条的层次位置,将它们分为 “草食型”企业、“杂食型”企业、“共栖型”企业和“肉食型”企业四个层级。层级越高,企业及其产品的附加值就越高,控制整个行业的能力也越强,反之亦然。(全文阅读)

柳已青:迷乱的女人普拉斯
    《苦涩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英]安妮·史蒂文森著,王增澄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6月。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Plath,1932-1963)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1963年她最后一次自杀成功时,年仅31岁。这位颇受争议的女诗人因其富于激情和创造力的重要诗篇留名于世,又因其与另一位英国诗人休斯情感变故自杀的戏剧化人生而成为英美文学界一个长久的话题。
  普拉斯的“故事”如千鱼万卵,已出版传记、回忆录、两部小说、电影、戏剧、甚至一部歌剧——写普拉斯死后的灵魂和维尔第的灵魂在酒吧相遇。作品多如牛毛,而其中的焦点,则是她自杀的神秘一刻。
  《苦涩的名声》写的是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书名来自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如果你不能给我和睦与爱情,那么给我苦涩的名声。”
  普拉斯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从她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她父亲的德国血统和死亡始终困扰着她。她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这是她一生中的大转折点。评论家认为普拉斯具有强烈的极端个人化的情绪和行为,可能与她父亲的死亡和身份有关——他父亲出现在她的诗歌中,是一位狂暴的纳粹形象。
  青春期的普拉斯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金发,姣好的容貌,修长的玉腿(这是她最引以自豪的)和创作的天份使她风头很健。书中辑录了许多她不同时期的照片,难以觉察这位金发美女的躯体中潜藏着迷乱、狂野的灵魂。
  20岁时,普拉斯自杀过一次,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钟瓶》(TheBellJar)里,有她青春期精神崩溃的记录。
  然而,她找到了她的巨神——英国诗人休斯(Ted Hughes),在一次舞会上他们邂逅,一见钟情。就连在最初的狂喜中,也笼罩着不幸的阴影:“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其后两年可能是普拉斯最快乐的日子。
  1956年6月16日他们结婚。婚后,普拉斯回美国教学、写作,日子并不安逸。1959年,搬回英国居住,一女一儿相继出世。不久婚姻开始瓦解。休斯移情别恋,使普拉斯被嫉妒吞噬着,而且数度发烧感冒。她母亲恐怕她精神再度崩溃,曾要求她回家居住,但为她所拒:“我一旦开始了奔跑,就不会停下来……”她跑进了死亡的阴影,无法摆脱。1963年,一个仍然寒冷的早晨,普拉斯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选择了煤气,她以死亡将另一个春天挡在门外。(全文阅读)

陈忠和自述:我是女排的出气筒
     国家队的临时陪练
1977年我加入了福建男排做替补队员,我知道,自己在福建男排,实际上处在“不进则退”的地位。
所以,我练防守技术之余,也学裁判业务,积累训练管理经验,多学一点,不至于今后变成一个“多余的人”。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设计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身穿“福建”球衣的我,每逢看到穿着“中国”球衣的国手,总是打心眼儿里神往。
当然,我明白以自己现有的身体条件,要打进国家队,是绝对不可能的。呆在队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运动队伍的淘汰更新是无情的。竞技体育充满竞争,与对手的竞争,本队内部的竞争,这都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讲,竞技体育最公平,真正是强者上,庸者让。
我自己说服自己,坚持就是胜利。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正面临着悄悄转机。
1978年2月,福建漳州。国家体委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国家体委根据现状,在会上号召全国排球界“要敢于拿世界冠军,三大球中排球应该打头炮,应该先上。”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压力可想而知,他面临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历史使命。三年后要冲击的,就是1981年的第三届世界杯赛。
袁伟民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训练奇招:即由男队员组成强大对立面,强化锻造女排。袁伟民对陪练男队员的要求是苛刻的。除了政治坚定、热爱排球事业外,工作上要任劳任怨,技术上要求全面,排球的“发、传、扣、拦、垫”五项皆佳,能模仿扮演国外女排强手的各类手法,以利对练;身材与当时女排队员相近。在袁伟民挑的陪练阵容名单中,首先就有了福建男队的我。我没有料到,命运真的让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穿上了一回“中国”球衣。后来我才知道,一是当时中国男排主教练戴廷斌曾经极力推荐我,二是袁伟民在全国比赛中看过我的替补表现,认为不错,可以一试。
有人说,这是排球界的“伯乐相马”。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并非是好“马”,国内比我强、比我好的队员比比皆是。只不过袁伟民在挑选陪练人选时,充分考虑了不能为此影响该队实力,尽可能不挑选那些主力队员。而我正好具备这种“不影响实力”的因素。总之,我在1979年被挑选上了,成了袁伟民执导的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这一年,我正好22周岁。当时领导对我说好了,只是临时借调45天,陪练完就归队。就这样,我揣着上级的一纸调令,赶到中国女排驻地报到。
当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一去,居然和中国女排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全文阅读)

邢宇皓:三部手稿汇聚“中华” 廿年遗愿终成现实
    1979年4月3日,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彰 一、吴燕绍《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1980年底,顾老辞世,而他一直惦记着的这三部书,不但未能“表彰”,甚至根本就没能正式出版。老人的心思变成了遗愿。2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3部书稿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绝少有人提起。
  2004年8月5日,中华书局宣布,吴燕绍先生的后人将《清代蒙藏回部典汇》这部家藏百年的手稿无偿捐赠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同时,《明元清系通纪》和《南明史稿》的出版工作也已先行展开,3部书稿将于明后年内陆续推出。顾老生前几十年未能如愿的心事,几乎在朝夕之间得以实现,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史学界为之一振。
  然而,在看似简单的过程中,围绕这3部书稿,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俞国林,中华书局年仅28岁的青年编辑。2003年,当他踏入中华书局图书馆大门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与顾颉刚先生提到的这3部书稿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我只是想到图书馆寻找一些选题。我们图书馆里的书很多,善本、孤本不少。有些书以前出版有困难,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出版呢 ”
  首先,书架上一部《南明史稿》引起了俞国林的注意。这部《南明史稿》放在图书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书部头很大,以前没有出版过,作者有资料可以查到。”因此,俞国林决定向领导申报这部书的选题计划。“我们图书馆藏的,是柳亚子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录本,它的原本在哪里呢 ”选题申报上去了,俞国林的这一疑问也有了解开的线索。“半年之前,好像有人带这部书到中华书局来过。”有同事回忆道。很快,俞国林同当初接待此事的同事,一同拜访了这部书稿现在的保存人、钱海岳先生的女婿。
  钱海岳 1901年 1968年 ,江苏无锡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编纂南明史料,40年代完成了百卷《南明史稿》的初稿。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就是柳亚子先生依照这个初稿抄录的。此后,钱海岳对初稿又进行了增删,增至120卷。1968年“文革”期间钱海岳遭受迫害而死,《南明史稿》也不知下落。钱海岳在生前是否将120卷本《南明史稿》完成,便成了一个谜。1971年,顾颉刚在《整理国史计划书》中提到该书时推测,它或许存于无锡或南京。钱海岳的后人也在四处寻访这部书稿的下落,竟奇迹般地发现了《南明史稿》的前96卷定稿和后24卷草稿,恰为120卷。遗憾的是,与前96卷的工整楷书相比,后24卷字迹潦草不堪,其中很多是用作者自己才看懂的字体写成的,文中夹杂的很多小条亦不知如何续接。尽管如此,由于钱海岳生前收藏装满一整卡车的南明史料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这部350万字的手稿中引用的3400余种史料,有些仅由这部《南明史稿》而得以保存,仅此便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由于点校方面的原因,该书始终未能出版。
  在查阅有关《南明史稿》的资料时,俞国林发现在《顾颉刚年谱》中记录的顾老日记中的那段话。俞国林继而在中华书局图书馆中,又找到了当年北京大学排印的线装本《明元清系通纪》。
  孟森 1869年 1938年 ,江苏武进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明元清系通纪》是他在写作《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稿以明代纪元记录了满清入关前的史实,对研究清代早期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37年孟森先生去世前,这部书稿并没有全部完成,他曾嘱托其弟子补续。商鸿逵先生曾后续补编,并在20世纪60年代交与中华书局,因为“文革”,续编的书稿已佚失。有关孟森的著作,中华书局曾出版过《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续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曾出版过《满洲开国史》等,而这部《明元清系通纪》,除当年以讲义的形式被北京大学刊刻外,从未正式出版过。(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水妖随笔:无限归零的渐进
  我在做一件狂悖的事。自知狂悖,却乐此不疲。这样的野心足以遭至天谴,若干年前的长安城里,一个象衣架一样挂着青衫穿过街头,走进荒郊的男子,就是样板。他渴望得到我想得到的,而上苍在他的一生规划中没有给他这个列项。一定要得到自己福分之外的东西……为此他象个药渣子一样,把一把骨头都煎熬在路上了。 
  他拿指头写下的这几个句子:“伏兮敲日玻璃声。”“飞光,飞光,敬耳一杯酒”,便吐着血死去。刘邦与项羽有个民间传说,传说项羽的母亲是个龙女,母亲同他说,某日你来海边,我给你镇海之宝,你吃下去,可获得这世界的最高权力。可刘邦听到了,他提前来到海边,冒充项羽,一嘴把龙女给儿子的四两洪福,吃了下去。可怜的项羽来到海边,做娘的才发现错已经铸成,只得另外找了件宝贝“千斤勇力”给儿子吃了下去。但四两拨千斤。项羽最终还是被打翻在地。 
  天分有时候在这条路上,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洪福。与生具来。而李贺,嚼碎了肝脏肚场,也吐不成李白那厮酒后随口呕出的一口锦绣,他使尽了千般刻苦,少年早夭,也只落得身后一个哀怜的称谓:“诗鬼。” 
  凡是做着象我这样狂妄的梦的人,都该把他的那只濡血的锦囊,挂在案上,时不时地看上一眼。 
  生命只是一个算式,你尽可以用各种公式来套它,列出无数的等式,哪怕用完阿基米德所有的羊皮纸。最后它仍然归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让这森严的计算机程序出错。一个一个错误的数据列下来,积累下来,成为0之外的存在,建成了永恒的虚无之上的宫殿。我们叫它:文明。 (全文阅读)

吃饭,咀嚼沉默的哭泣。
    1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号,河北,石家庄,北外环与107国道交叉口。
    一个和尚,上衣补丁络补丁,穿灰绿色僧裤,褐色僧鞋,走三步,一长跪,起来,推他的手推车,走三步,又一长跪。
    和尚的手推车有草绿色的车棚,车里悬挂着小香炉,整齐的堆放着被子,车子的右侧固定着人高的全钢月牙铲。
    和尚依旧一丝不苟的推车走三步,全身贴地长跪,双手前探,如有佛的充盈,起身,再走三步………额头,胸口,四肢全是泥污。
    路人问和尚去哪儿,和尚答,峨眉山。
    路人问和尚信什么,和尚说,佛。
    路人有敬上香油钱的,和尚一概不收,他只接受少量食物和衣物。
    2
    二零零四年九月七号,河北,石家庄火车站,
    “让开,让开,-----”警车开导,警灯闪烁,大嗓门从小喇叭后驱赶站前街上行走的旅客,后面跟了一溜小车。
    ‘吗的,什么几吧人在里面。’我退到一边,想起为坐轿子开道的衙役,这都什么年代了,我知道自己感受到了——深深的屈辱(全文阅读)

夜未央:九月

    九月艰难地爬过门槛,
    进入窗户紧闭的房间。
    九月日夜打量着一面镜子,
    镜像里的囚犯细数日月。

    九月躲开刺眼的闪光灯,
    时光之剑总是扎进心里——夕阳在滴血。
    九月的眸子不再四处游荡,
    八月的酷热与谵狂渐渐冷却平静。

    邻居从远方回来,走进九月,
    于是八月退回西方——八月还要回来?!
    尘封的一切和九月再次亲热起来,
    陌生与冷落重回温暖的记忆。

    八月的道路疯狂,
    颠倒了黑白阴阳。
    有人捧回隔壁花盆里的枯枝,
    九月的乳汁将要滴落到丰润的十月。(全文阅读)

复新之行——那条颠簸、泥泞的小路通往的地方
    去的那天,小雨时断时续地下。
    这样的雨已经下了两天,路上的泥土已经被泡得松软了。不过仔细地找,还是可以找到稍微坚实一点的地面,所以,边搜索边走,也并不怎么困难。路两边那两行挺拔的树,是可以抵消泥泞给人带来的不便和不适的。特别是在雨中,树叶翠绿、洁净。
    还有那一段颠簸的车路。我们坐的是辆面包车,小心翼翼地开,尚且把人颠得东倒西歪;若是乘坐普通的公交车,岂不是把人颠得飞起来?殷永纯说:上海有些外围的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过来,星期五晚上出发,星期六中午到,待到星期天的中午,打道回府,星期一早上回到上海,不影响上班。我想:到底是年轻人,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但殷永纯多久走一次这样的路呢?
    一个学生对我说:他们许多同学县城都没有去过一次呢。当然终其一生没有去过县城的百姓又不知有多少了。那颠簸的路,对他们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吧?
    学校有一个堪称“辉煌”的大门,挺高,挺阔,在这荒僻的乡间兀然而立。可以想见当初建这所学校的人是颇有雄心壮志的。面南的是一幢三层的楼,(第三层比一二层的房间少)是学校的主体建筑,也是教室。越过一片空地,(也就是操场了)对着的是一溜几间低矮的平房。这里是学生的宿舍和食堂,好像还是教师的宿舍。还有一面,也是几间平房,是教师的宿舍兼办公室。
    我进了殷永纯的房间看了一下。这并不是殷永纯的私人空间,谁都是可以随意进出的。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是和殷永纯一起从县城过来的)房间里正有几个人坐着呢。我第一个反应是:真乱啊!可能因为假期,学生的衣被等用品堆放在这里。我想即使没有这些行李,房间依旧不可能是整洁的。谁有时间来打理呢?又怎么有闲的钱去装饰它?墙上贴着报纸、宣传画之类的东西,可能是为了使墙面显得整洁吧,但报纸、宣传画本身已经老旧,早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只有一扇窗子,且被塑料纸钉着,所以,虽然下着雨,一进屋依然闷热不已。窗子下是一张床,这床与房间里的整个气氛是很协调的。如果不是那台电脑,实在看不出房间主人的身份。(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你留意过你的父母吗?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 
  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象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的锅子不再雪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在吃饭时间他们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要告诉你,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器官已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并请你请你千万千万要常常探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全文阅读)

吉尼斯公布50个最怪异的纪录
    吉尼斯纪录创立50周年 公布50个最怪异的纪录
  1、说话最快的人:1995年,加拿大人西恩·夏农用23.8秒背诵完《哈姆雷特》中“生还是死”的独白。
  2、被单人拉行100英尺的最重汽车:今年澳大利亚人德雷克·伯雅单人将30.68吨重的拖车拉行了30.5米。
  3、跳浅水的最大高度:今年一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达尼·辛吉伯顿从8.9米的高度跳入30厘米深的水中。
  4、憋气时间最长:1959年,美国的罗伯特·福斯特憋气13分零42.5秒。
  5、全身与冰接触的最长时间:今年一月,荷兰的威姆·霍夫在一个装满冰块的管子里呆了1小时零17分。
  6、连续高跷跳次数最多:1990年,美国人格雷·斯图瓦特在加州连续跳了177737次。
  7、用下巴顶起玻璃杯的数量最多:2001年,美国人阿什里塔·福曼在纽约用下巴顶起了75个一品脱啤酒杯,持续了10.6秒。
  8、单指做俯卧撑次数最多:1992年,英国人保罗·林奇在伦敦用单指做了124个俯卧撑。
  9、驾机翻筋斗最老的人:1998年,95岁的英国人艾德林·阿布利特驾机在莱切斯特上空翻了一个筋斗。
  10、高空走钢丝的最高高度:1989年,法国人米歇尔·麦宁在3150米的高空走钢丝。(全文阅读)

秋雨江南
    江南,清清冷冷的秋雨。
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仿佛去访问过我的梦境,落叶挂在丝瓜藤架上,丝丝缕缕雨水的湿润着石板棋桌,在雨中,有人持伞而立。
    门前石板上的落叶,色彩里有我所有的领悟。(全文阅读)

工作两年后感悟的《大话西游》
    世界是巨大的枷锁,你不得不重复自己或是别人的生活。
    记得长辈说过:年轻是一种罪过。他们说我们不成熟。
    真切地为自己的不俗喝彩,在深切的郁闷中,突然就看懂了《大话西游》的开头: 一位才华横溢又无法无天的青年(孙悟空),根本不喜欢世人摊派给他的大事业(西天取经)。他尤其受不了师父(唐僧)的唠唠叨叨,可世俗条规(观音)又不放过他。为让他悔悟,心甘情愿地去取经,唐僧和观音达成妥协:让他五百年后重新做人。 这真是一个宿命的开始。
    九七一师兄曰:“大学的孩子都是玻璃罐里养蛤蟆,前途光明出路不大。”再贴切不过。大闹天宫无非是大学四年的黄金时光罢了,找到工作走上社会任你盖世的才华浑身的个性也自有翻不出的五指山来压。只有戴上紧箍咒取经去,九九八十一难,做一个奇奇怪怪的佛。你别无选择。
    五百年后的悟空叫至尊宝,在五岳山从事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山贼。命运却要他扮演孙悟空,至尊宝只是个过渡罢了。蜘蛛精来了,白骨精来了,菩提老祖来了,牛魔王也来了……都是棋子,安静地立在命棋盘的中央。
    他的路线是早定好的:(1)一个人给他三颗痣(2)戴上紧箍咒(3)打败牛魔王(4)西天取经。可怜的至尊宝什么都不知道,认认真真做山贼,还爱上了白骨精,想和她结为百年之好。
    所有的事都瞒着他接二连三地发生。
    十年前我绝对不知道今天自己会在杭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如今已隐隐感受到那冥冥之中的牵引。可怕的是这还绝不是终点,不到游戏结束我不会知道答案。真相将揭晓,在我临死的瞬间。
    给至尊宝三颗痣的人是紫霞仙子。谁说的:总有一个女孩出现,让男孩最终成为男人。而男人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她,那简直是一定的。
    非常喜欢紫霞的开场白:“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那样的气贯云霄,像一个童话故事。
    而现实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属于你,包括你自己。也许我们就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来到这个世上,因为年轻,所以押注于爱情。(全文阅读)

如何把文章写的后现代
    把下面一段话改写成后现代风格:
  星期天的早晨,老妈叫我起来到二叔家隔壁的杂货铺去打酱油。打完酱油我就穿过马路回家了。
范文: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酱油。
  原来当你还没自个儿挣钱的时候,你是不能不听你老妈的话去打酱油的。当你还在星期天早晨的被窝里睡觉时,你会发现,原来起床去打酱油可以是这么的痛苦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老妈叫醒我时,已经是十一点了。(以上运用的是“固定”法)
  我的鞋子今天很痛苦。
  袜子熏得它透不过气,然后有时还要亲吻狗屎。袜子也很不舒服,因为一直有个鸡眼在蹭它,迫不得已它只好开了个洞呼吸。鞋子一直在想:究竟要多久才能够停下来?
  突然,鞋子感到震动停止了。灰尘在前面飞扬了一阵,下沉,完毕。(以上运用的是“访问小时候他隔壁邻居家的小朋友的那条狗”法。)
  我站在杂货铺前。
  杂货铺,东西,有针线、锅、铁三角、AK47。有血滴子,印度神油、奔腾4CPU、漫画书、DVD影碟。有公用电话、打火机、白菜、水果糖、粉底、安而乐、保险套。当然还有酱油。(以上运用的是“杂碎”法)
  我问老板酱油怎么卖的,老板似乎听不见。
  我看着他的脸,他脸上长了颗痔。上面有三根毛。一根朝着左,一跟朝着右,还有一根朝上。直径由痔那大而变小。三根毛,呈现出怒放的造型,有如黑色的花朵。似乎富有无尽的生机。它们仿佛已经脱离了老板存在,并且比老板更加的有活气。于是我对着那三根毛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这回终于有了回应。(以上运用的是“大脸猫”法)
  老板伸过来一瓶酱油,我看着上面的招贴,一个女人,露着两个大咪咪,妖艳的看着我。阳光照得我浑身兴奋。我想起了昨晚的春梦,我抱着小兰,进入她,她喊疼,我说我怎么没感觉到?她说你不是我,不会懂得我的悲哀。我于是哭醒了,我也疼。过了一会我才清醒过来,问三根毛说这不是酱油吧,老板拿过来一看,错了,这是黑暗纯牛奶。我给你换。(以上运用的是“裸奔”法)(全文阅读)

新闻分析:奥运会张毅谋赢在哪里(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读者文摘年度最佳照片
    《读者文摘》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月刊。在1922年创刊,创办人为德威特·华莱士夫妇,最初刊载一些从其他刊物上摘编来的有新闻价值和娱乐价值的文章,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口味。1934年起就,开始发表流行书籍的节录。20世纪60年代末,刊物上已刊出具有65%的原著材料。总社设在纽约。
  德威特·华莱士夫妇创办 《读者文摘》 有这样一段故事:1920年,《读者文摘》第一个样本问世。华莱士想通过这个样本以达到出版商雇用他当编辑的目的。可是,他都被人拒绝了。在进退维谷时,华莱士夫人莱拉鼓励和帮助了他。莱拉回忆往事道:“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个极好的主张。”他们在婚礼前,从邮局寄出数以千计的征订单。当他俩度蜜月回来时,已有1500个订户。在华莱士出版生涯中,莱拉既是他的生活伴侣,又其事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她对《读者文摘》的影响不亚于其夫。华莱士夫妇同名列为《读者文摘》的创办人。早期华莱士很胆怯,参加会议,均需夫人相陪。一个朋友说:“华莱士是天才,而莱拉则是伯乐,发现了他,使其大有作为”。华莱士住宅位于纽约凯斯柯山上,距这《读者文摘》总部只几里。夫妇俩没有孩子,他们常慷慨捐赠。如赠给麦凯特大学1000多万美元、休斯顿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1000万美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500万美元。1981年,华莱士病逝,但他创刊的《读者文摘》,在世界浩如烟海的杂志刊物中,以16种文字出版发行,年销量3000多万本,读者达一亿。(全文阅读)


习相近,性相远——徐悲鸿和刘海粟的人格尊卑
    “徐悲鸿 :(1895-1953)现代绘画艺术大师,江苏宜兴人。四岁入塾,从父习画。年甫弱冠,东渡日本,翌年赴法,师事达仰,继入徐梁学院及巴黎国立美术学校1921年游学德,1927年归国,任中大艺术教授。1933年在巴黎画展,法政府选购十二幅,辟专室陈列。旋赴欧,在德、意及苏联举行画展。抗战后,屡在国内广州、长沙以及香港、印度、星洲等各地为救济祖国难民,举办画展。历任北京大学、桂林美术学院教授。后,任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末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继承我国绘画优秀传统,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长于国画、油画、尤擅素描。造诣极深,善于传神。着名油画《徯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为所重。画马为世所称,笔力雄健,气魄恢宏,布避设色,均有新意。。1952年病中,曾将自己一生创作和全部珍藏,捐献国家。平生积极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鞠躬尽粹,培育不了少优秀人才。。1953年卒于北京。年仅五十九岁,就其寓所改建徐悲鸿纪念馆。其代表作《奔马图》,最为人所喜爱。间作花鸟及猫,亦别具风格,情趣盎然。着有《普吕动》、《初伦杰作》、《悲鸿素描集》、《悲鸿油画集》、《悲鸿彩墨画集》等行世。(张伟明编文于泰山)”
    “刘海粟(1896-1994)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武进人。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后,赴日本、欧洲考察美术。1930年被聘为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国际美术展览会审察委员。1931年应邀赴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学。曾在日本、欧洲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建国后,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美协第三届理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被聘为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院士,获金质奖章。有画集《黄山》、《海粟国画》、《海粟老人书画集》,着有《米勒传》、《中国绘画上的六论法》等。(张伟明编文于泰山)”
    这两段画家生平介绍选自“中国画院画家网”,亦出自同一编者,但文字间,编者对画家的仰慕与淡然依稀有别。两位长幼仅一年之差、游学经历惊人相似,又同样作为于中国文艺教育界的画界先驱,如何在后辈的眼中厚薄殊悬呢?(全文阅读)

青花瓷
      1917年4月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智勇、英俊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些瓷器,至今仍陈列在德累斯登博物院中。
  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原始瓷器出现于三千多年的商周时期,到东汉时期开始成熟。宋代是瓷业最繁荣的时期,名瓷名窑遍及大半个中国,名窑形成不同风格的系统。如当时最著名的窑址有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被称为五大名窑。
  青花瓷是一种白地蓝花的瓷器,以元代江西景德镇窑制品为代表。青花瓷的出现,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瓷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在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命力。青花瓷器有盘、瓶、香炉、执壶、罐、碗、杯等,胎体厚重,装饰图案繁复,纹饰层次多。如折沿大盘,盘沿多绘海水,斜方格,卷曲的枝头,缠枝花纹;盘内绘缠枝或折枝花卉;盘子中心绘莲池,鸳鸯、鱼藻、凤凰、花卉、海水、云龙等纹饰。在一部分瓷器上,画法自由,内容丰富,成为一种新型的有特色的画面和艺术品。青花瓷一经出现,迅速地得到传播和发展,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在元代即已输入日本、朝鲜、菲律宾、泰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以及欧、美等大洲,成为许多国家博物馆的珍藏品。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有中国元代青花红釉花卉纹盖罐,是青花瓷中的精品。
  以生产青花瓷著称的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谷,是一个山明水秀、景色幽丽的山城。这里的瓷土、高岭土土矿藏丰富,自宋代开始烧制御器。景德镇的瓷都名闻中外。(全文阅读)

 

搞怪大师——世界名画卡通版与原作对比(全文阅读)

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 ) “American Gothic”卡通版

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 ) “American Gothic”

柴可夫斯基:《四季》钢琴套曲(MP3下载)
    柴科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副题为“性格描绘十二幅”。作于1876年。应友人主办的文艺月刊副刊而作,全曲由十二首附有标题的独立小曲组成。每首小曲与月刊逐月发表的十二首诗篇相呼应。这些诗篇又与十二个月的季节特点相关联,故乐曲以“四季”为名。其中第六首《船歌》和第十一首《雪橇》最为流行,第三首《云雀之歌》及第十二首《圣诞节》也常单独演奏。
    1、《壁炉边》January—At the Fire Side
    不太快,用琶音造成幻想气氛。阴沉忧郁的旋律和徐缓单调的节奏把人们带进孤寂愁苦的寒冬之夜。
    “在那宁静安逸的角落,已经笼罩着朦胧的夜色,壁炉里的微火即将熄灭,蜡烛里的微光还在摇曳闪烁……”——普希金
    2、《狂欢节》February—Carnival
    三段体,俄罗斯舞曲节奏的主题。欢快的节奏和跳跃的旋律,带有纯朴明快的双拍子舞曲特征,表现了狂欢节欢腾热烈的气氛。
    “在欢腾的狂欢节,酒筵多么丰盛……”——普·维亚杰姆斯基
    3、《云雀之歌》March—Song of the Lark
    旋律轻捷灵巧,展现云雀欢唱的春日情景。
    “鲜花在田野上随风摇晃,到处一片明媚的阳光。春日的云雀在尽情鸣啭,蔚蓝的天空回荡着动听的歌唱……”——阿·马伊科夫
    4、《松雪草》April—Snow Drop (唱片上的标题:Lily of the valley)
    节奏自在,情绪柔和。表现初春的憧憬和梦幻。
    “淡青、鲜嫩的松雪草啊!初春残雪偎在你身旁。……往昔的忧愁苦恼,只剩下最后几滴泪珠儿还在流淌,来日的幸福,将给你带来新颖的幻想……”——阿·马伊科夫
    5、《白夜》May—White Nights (唱片上的标题:May Nights)
主部是充满甜美幽静之情的琶音,中部变成游戏似的快板。旋律起伏委婉,温存柔润,带有较强的歌唱性,充满悉尼真挚的颂叹之情。
    “多么美妙的夜晚,幸福笼罩着一切,谢谢你,夜半亲爱的故乡!从冰冻的王国,从风雪的王国,你的五月飞奔而来,她是多么新鲜清爽!”——阿·费特
    6、《船歌》June—Barcarolle
三部曲式,匀称而略有起伏的伴奏如同微波荡漾,舒缓的第一部分主题温和中略带忧郁,使人仿佛看到初夏夜晚的河面上孤寂的小船轻轻地向着远方飘荡。
    “走到岸边——那里的波浪啊,将涌来亲吻你的双脚,神秘而忧郁的星辰,将在我们头上闪耀。”——阿·普列谢耶夫(全文阅读)

天籁纯音:一碟沉香(MP3)

风笛新秀Carlos Nunez,这位来自西班牙的年轻人,在The Chieftains的提携下,以音色接近的加里西亚风笛成为世界音乐乐坛的一颗新星。这张音乐是Carlos Nunez本年度的新作,Carlos Nunez把西班牙Flamenco的热情、奔放及凄哀等各种丰富的情感融入了风笛演奏中去,你会被第一首女声的优美法语(?)所迷住,你觉得不够凯尔特?那试一下第二首,强烈的Flamenco节奏和凯尔特元素的结合,肯定会让你兴奋。(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钱大都:晚年钱端升
   1952年下半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国家开始对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本来过去都是综合大学,非常好。其实过去也没有综合大学这一说,而是大家觉得大学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连比较专的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也是很注重人文的。
  但是院系调整一开始,我们一边倒学习苏联,按照苏联的模式来重新组建大学。这样法学院就从北京大学脱离出来,和清华的政治系还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部分重新组建成北京政法学院。
   学校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华北革大派过来的,真正教学的则是清华北大的那些教授们。这个政法不是政治和法律的学院,在那个年代,政法是专政的工具,是刀把子。你想想刀把子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政治当然还是要讲的,不但要讲,而且要天天讲,但是不再是父亲过去所研究的政治学了。当时政府考虑,既然成立政法学院,没有专家也不行,所以尽管父亲那一代的政治学者在他们眼里学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学,但是他们经过了思想改造,就把他们调了过去。父亲当时被任命为这个政法学院行政上的院长,说明他跟党还是很靠拢的。
  除了政法学院的工作之外,让父亲投入很多精力的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教育工会,另外一个则是外交学会。每天的活动多得不得了,晚上回到家里,学校里的很多文件还等着他看,实在撑不住,就喝咖啡,再不行的话就是抽烟,他本来是不抽烟的,但是那会儿也抽了。
  母亲说他当时就像一头骡子,倒下去又拉起来。好在政法学院还给配了一辆车,不然他就更忙不过来了。
  沦为右派数十年销声匿迹
  1957年,父亲从一个活动很多、经常见报的人,一下子在公众眼里成了一个销声匿迹的人。要说具体的原因,也有。当时周恩来对父亲是很欣赏的,于是父亲猜想是不是因为跟彭真的关系不好所致,这些猜想当然也有一些原因,但也不过是猜想而已。毕竟有那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拿不准到底是为什么沦为右派。
  反右之初,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父亲作为政法学院的院长,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对此并不积极,但是党一再地动员。处在他那种地位,虽然对于上级的指示无法理解,自然也要带头召集教授们召开座谈会,鼓励教授们积极提出他们的意见。到了后来,这些行为成了“钱端升带头煽风点火,进行反党”,后来还把他弄到“章罗联盟”上。平心而论,父亲虽然对当时的官僚主义有诸多不满,但是出于对党的信任,他对整个共产党并没有太大的意见。与罗隆基虽然是多年的相识,但要说交情,也说不上多么深。但是在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后来事情才渐渐弄清楚了,想把父亲置之死地的,是他们学校当时的党委领导人。这是父亲一直到去世也没有想到的。前几年,一个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是当时的某某人一再到市委去告父亲的状。父亲当时怀疑是彭真,倒真是冤枉了。彭真作为当时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对于这些具体的事情并不是太过问,而是交给副手刘仁去处理。那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市委去说,去告状,去要求把钱端升打成右派。刘仁一开始说:“不行。”但是那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一再请求,而是一个学校的党委,一个组织。在那个年代,谁又能保护谁?谁能抵抗那种压力。(全文阅读)

俄媒体曝惊人内幕:纳粹“二把手”死于神秘暗杀
     9月1日,《莫斯科新闻》首度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他曾是希特勒的忠实助手,早年追随希特勒,为纳粹党在德国的兴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二战中也曾叱咤一生,风云一世,他就是德国纳粹党的第二号人物——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赫斯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就连他的死亡也成为人们不思不得其解的千古之谜:赫斯到底死于自杀还是他杀?
  监狱生中的“纳粹二把手”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投降,同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赫斯作为纳粹战犯被移交给军事法庭审判,他是关押时间最长,也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级别最高的纳粹战犯。1946年10月,法庭宣判赫斯无期徒刑。随着1966年10月施佩尔等其它纳粹战犯的释放,作为施潘道貌岸然监狱仅存囚犯的赫斯成为 “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施潘道监狱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各指派1名监狱长共同管理,各组织30名卫兵轮流看守。有关的经费全部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从1960年10月到1984年,纳税人为此共付出2650余万德国马克。而已是垂暮之年的赫斯体弱多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经常要送入医院就医。美、英、法三国政府多次以人道主义为由,提出将赫斯假释出狱,但均遭苏联方面的拒绝。(全文阅读)

罗布泊——小河墓地惊世再现
  200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这艘承载着近4000年前人类文明信息的方舟,带给今天的我们无尽的疑谜。
  小河,究竟是遗世而独立的另类文明样式,还是一把钥匙,将打开人类文明之谜?
  在他们的最后睡眠中,一切都忠实地汇入了死亡。亲属们为他们准备了阴间的给养和维持以往人间生活的一切象征性物品。数不尽的风暴在他们头上呼啸,在宁静的夜幕下,永恒的星河就高高悬挂于头顶,每一个夏季,火一样燃烧的太阳都会照射在他们的躯体上,他们如此幸运地得以长时间拥有着一个和平的安息地,直到某一天,有陌生人来到这里,才搅扰了他们不醒的长眠——就为了发现一些未知的东西,为了揭开在这块孤寂的中亚大地上保持了如此长久时间而渐渐被人们遗忘的疑谜。——贝格曼
  神秘公主的微笑
  罗布泊的一个无风的早晨,小河墓地。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
   一座船形棺木正在开启。紧绷在棺木上的牛皮断裂的声音沉闷而有力,像从幽深的海水里传出的某种震响。“那声音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我感觉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那是历史从3800年前走来的脚步声。”曾在现场开启棺木的新疆考古所所长伊弟利斯说。
  一个微笑从棺木中传上来,一个凝固而永恒的微笑,但是这个微笑生动而具有感染力,以至于让看到的人都在内心产生了一种愉悦感。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脸。这是一具年轻女性的木乃伊,头戴尖顶毡帽,微闭着双眼,楚楚动人的眼睫毛像一排幼松似的挺立着,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沙尘。
  这是一个具有欧洲白种人特征的美人,她让人想起70年前贝格曼向人们介绍的“神秘微笑公主”。
  1934年,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向西方世界介绍他在中亚腹地的惊世发现。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勾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贝格曼把她称作“微笑公主”。
  作为斯文·赫定组织的西北联合考察团的成员,贝格曼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发现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贝格曼把它命名为小河墓地。他的“微笑公主”就是出自这个墓葬之中。
  但是“微笑公主”在惊世一现后,就又沉入沙漠。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70年过去了,当又一位小河“公主”的神秘微笑再次在考古工作者手下浮现时,小河——这个让世人牵挂猜度了半个多世纪的墓地终于开始揭开重重疑谜。
  200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熟读了70年前贝格曼写下的考古报告《新疆考古记》,我们知道小河所包含的人类文明之谜将由我们亲手揭开。”伊弟利斯说。
  贝格曼的小河
  贝格曼的文字仔细记录了他当年艰难的发现之旅。
  1934年初夏的一天,贝格曼考古队行进在塔里木盆地的罗布荒漠中,他们的目地是寻找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此时他们已经渡过了孔雀河,在沙漠里转悠了15天了。
  担任向导的是罗布人奥尔得克。就是此人,1900年领着斯文·赫定发现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1600多年的楼兰古城。在斯文·赫定离开中国后的33年里,奥尔得克已经变成了72岁的老人,但他一直在等着斯文·赫定,要告诉他自己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在孔雀河边的荒漠中,他发现了一座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古迹。
  按奥尔得克指定的方向,应该是在库姆河(孔雀河的一个支流)以南地区,但渡过库姆河之后贝格曼发现,这里的原野布满了雅丹、沙丘和柽柳墩,就如一个巨大的迷魂阵。贝格曼发现他们在原地打转,走了一上午来到的竟然是昨天曾经来过的地方,一个小湖湾。
   晚上奥尔得克的一个同伴病了,而他自己在半夜里突然从梦中惊醒,说是看到了可怕的幽灵。第二天的奥尔得克开始一个一个地讲故事,他说,那座具有坟墓的小山已经消失在新形成的湖泊中,再也找不到了。又说那是一个有“伊比利斯”(魔鬼)守候的地方,任何靠近它的人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我开始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他是否真的去过那里。”贝格曼说。
   考察队意外地拐向了一条库姆河的支流,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贝格曼随口把它叫作“小河”。
   考古队沿着小河边测量绘图边前进。这时已是6月2日,沙漠里的天气变得特别热,所有的人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而周围的牛虻闻味而动,“可怜的人们几乎要发疯了”。
  就在这天傍晚,奥尔得克找到了他曾发现的墓地。
  奥尔得克就像是走进了梦境,迷迷糊糊地张望着,谛听着,他久久地凝望着一个小山包一言不发,而此时人们都在忙着搭帐篷,准备晚上的营地,突然奥尔得克指着那个山包大叫:“那……就是它。”
  塔克拉玛干是一个死寂荒凉的世界,但是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震惊了西方世界。(全文阅读)

余英时:民族主义的百年历史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认清的历史事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标民族主义,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这一先后次序便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 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G建立了北京的GC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 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不过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 成分相当复杂,不能不稍加分。辛亥革命所凭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并不 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它的主要号召力是“排满”,即推翻满清征服王朝的统治。 所以一九○二年东京革命派留学生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一九○五 年同盟会誓词中民族主义也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当时大概只有孙 中山对欧洲的民族主义较有认识,但追随他革命的人则仍然取传统的解释。他们的 基本策略是恢复明清之际民族仇恨的记忆——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 ,以激动人心。尽管辛亥革命是在“列强瓜分在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的 民族主义意识至少还没有透显出来。
    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已是现代的,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一九 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成熟表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的口号事实上已为未来的北伐——规定了具体的目标。但是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 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列强对 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疑忌,因而处处阻挠国民党的革命活动,其中尤以英国人最为嚣 张,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英租界当局的种种作法等于向中国人展示西方帝国主义的 活标本。一九二四年香港政府暗中鼓动广州“商团”与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作对,和 一九二五年上海英租界所发生的“五卅事件”,不过是两个著名的例子而已。所以 北伐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是英国为主要对象而激成的。北伐之所以迅速地取 得胜利,民族主义战的激动是一个不容抹杀的精神要素。
    中国政权成立的主要凭借也是民族主义,我已一再陈述过,不必多费笔墨。这 里只需着重指出,它对民族主义的操纵与利用主要得力于日本的侵略,从西安事变 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是中G由脱离困境走向大规模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两大关键 时刻。一九七二年毛Z东当面向来访的日本田中首相“感谢皇军”帮助了他的“革 ”,确是脱口而出的一句由衷之言。但是,毛Z东为了凝聚中国人对中国新政权 的向心力还必须经过一次重大转折,即调动中国人百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愤怒情 绪。因此他必须在抗战结束之后化“反日”为“反美”。这一努力在一九四九年就 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中G深知中国知识阶层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影响太大,一时不 容易肃清。毛Z东在评《白皮书》中特别提出“民主个人主义者”为批判的对象, 即其明证。这样我们才能懂得毛Z东为什么会不计一切后果,决心要打韩战。关于 中G参加韩战,由于前苏联档案一部分已经公开,我们知道其内情是极其复杂的。 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想指出,毛Z东认清了:只有与美国正式打仗,才能彻底达到全国“反美”的目的。也唯有如此,他的政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上。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大跃进”之类的冒进政策招致了重大 的危机,他更进一步公开“反苏修”,再度乞灵于民族主义以解除困境。所以在上 述三个政权之中,只有中G对民族主义的运用才达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境地。(全文阅读)

记者眼里的大寨——世界上最封闭的村
     当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接触陈永贵最多的记者之一冯东书,最近在《今日名流》1998年第4期上撰文,描述了记者眼里真实的陈永贵以及当年大寨的真实情景。现在从中摘录片断以飨读者。
   “文革”中,我因为大寨报道受到过新华社总社的表扬,当时我总是对朋友说,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大寨。叫不出社员的名字。朋友们不信,觉得我是在说笑话。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别的驻大寨记者也和我一样,深入不进去。这一点,和去全国各地采访绝对不一样。“文革”中,大寨是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实的实体。记者很难去参加会议,参加活动一般只是和干部谈谈,看看旧材料就发稿。
     这和陈永贵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有关。大寨党支部在他的领导下,把全村组织得特严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里三层,外三层。中心帅是陈永贵,围绕着他转的是党支部委员,再外一层是全体干部,再外层是党员、团员,再外一层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最外一层是全体社员。党内思想斗争比较激烈,组织纪律很严。大寨党支部的活动外人是很难参加的,上级党委组织部的干部也不行,党员记者也不行。记者戏称那是“中央直属支部”。我在陈永贵情绪好的时候,曾提出应该让记者参加一些会,我说这也是个路线问题。他笑着说:“以后一般性的群众会让你们参加。”可始终也没能兑现。
  贾承让是大寨党支部委员、生产大队长。他也是大寨的创业老干部。我去他家找他说:“你们支部不让记者参加活动,叫我们怎么写稿子?听说你们有一本会议记录,能不能让咱看看?”他答应:“可以。”可是过几天又说“不行”,他碰了钉子。1970年北京农业会议以前,《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我们一起搞一组报道。陈永贵不在家,我们合推《山西日报》副总编辑郝占鳌去找贾承让,请他给我们谈谈。郝是贾的老朋友,大寨出名前就采访过。老郝去找贾,老贾说:“行,安排个时间。”可是拖着不谈。老郝第二次去找老贾,老贾还说可以谈。又拖了一阵,还是不谈。老郝第三次去找老贾,老贾为难地说:“老陈不在,不好谈。”实际上是老陈没定下口径,他不敢谈。实在没办法了,我曾经去找大寨公社厚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红联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和陈永贵是信得过的朋友,我和他们熟,想通过他们来了解大寨的一些情况,还是不行。厚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我们也不了解大寨党支部里的事,就是知道一点,也不能对你说。”(全文阅读)

诺贝尔奖为何18次授予免疫学领域
     1900年,奥地利人兰德斯坦纳发现,异体人血输入后,红细胞会发生凝集与破裂。对这个现象产生的破译,导致了血型的发现。他将血清学方法引入血型研究,发现了A、B和AB三种血型,并指出其遗传特征。1910年,邓肯和赫兹菲尔德证明还存在0型血,而且血型的遗传特性服从孟德尔的分离规律。由于这一发现,兰德斯坦纳荣获193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红细胞血型是人类血液的个体特征之一。由于红细胞上所含A、B凝集原的不同,可将血液分为0、A、B和AB四种主要类型。四种血型的人,血清中所含的特异性抗体——凝集素的情况相应不同。在正常情况下,只有A、B、O血型相同才能进行输血。只有在无法得到同型血的情况下,才可考虑将O型血输给其他血型的病人,而且应控制在400毫升以内,缓慢地输入。这是因为,0型血红细胞表面虽无A、B凝集原,其血浆中却含有抗A和抗B凝集素。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30年颁发给红细胞血型即A、B、O血型发现者,使安全输血成为现实。恰在半个世纪后的 1980年,白细胞血型即组织相容性抗原(HLA系统)的发现又获此殊荣。这一发现不仅为器官移植的成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自身免疫病的病因得以探明。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斯奈尔发现了组织相容性。法国人多塞在人体内发现了主要组织相容性(HLA)复合体,即人体白细胞血型。美国人贝纳塞拉夫证明了HLA系统在免疫中的作用,发现对疾病的易感性系由遗传决定。这3位免疫学家因发现人体另一类血型而共同荣获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白细胞血型抗原广布于各种组织有核细胞的表面,各种白细胞表面含量最多。这种HLA复合体在组织移植时起同种异型抗原的作用,从而决定组织移植是否成功。更重要的是,它在体内参与免疫细胞识别、调节免疫应答、诱导免疫细胞分化,并能与抗原结合,在辨认抗原中起重要作用。(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翟振明:哲学的内在精神
    ……第一,哲学追求思想自由,第二,哲学是自由心智的运演。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思想自由是思想内容本身的无限制,而自由心智的运演是自由自在地进行思考。还有,哲学是唯一把思想本身作为自己的主宰的一种探讨,它不承认任何思想之外的权威。这是哲学最根本的基点。所以,不能问哲学有没有用,因为“用”是思想之外的东西,也不能问它的社会效用如何,这也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哲学思考是思想本身的内在要求,不是对其它外在要求的回应,坚持这种要求,是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要素。至少在这个哲学节的发动者看来,哲学思考是体现这样一种精神的。自由不是胡思乱想,所以还特别强调哲学精神当中的普遍主义,即,你的自由思想是要按照严格的学理要求达到普遍的有效性。普遍主义很容易被误解为大家统一思想,其实不是这样的。普遍主义是说大家要反对专断,反对用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把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强行灌输给人家。我们要用思想本身的力量来看它自己能达到什么地方,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试图达到普遍共识,达到理性的沟通,但没有达到理性共识的地方,就让它悬而不决。这就是普遍主义,没达到普遍性,决不罢休。
    哲学讲的普遍性,不是一般所说的“大家统一”的意思。它同“大家”这个词没有多大的联系。比如说逻辑的普遍性,是理性本身的自明性得出的,不是说非得大家都懂逻辑,才能得出来。就是只有一个人懂,它照样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说大家都接受的东西,大家都相信了,它就具有学理上的普遍性。它要求理念本身具有的自明性,不可置疑性。如果它达不到这种不可置疑性的话,就要继续往前走、继续探索。之所以哲学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永远达不到一种结论,是因为哲学是不轻易接受结论的。哲学精神是怎么样的呢?理性以为自己做出的判断有疑问,就诚实地把它当成有疑问的。其他人说它没有疑问,真正的哲学家还是不买账,他要用思想本身的固有原则加以检验才算数。所以,总是在正方和反方听起来都同样有道理或同样没有道理的地方,哲学问题才冒出来。如果大家觉得倒过来也一样,反过来也一样,说先有鸡也一样,说先有蛋也一样,说鸡生蛋也一样,说蛋生鸡也一样,看不出对立双方谁更在理,就说这无所谓了,管它呢,不管了。哲学家如果碰到这类问题,如果是重大的(鸡和蛋的问题不一定很重大)、最基本的问题,发现好像这个也对,那个也可以,就不会服气,他就在这里进行探讨。所以说,由于哲学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导致人们看起来它在任何时候好像都是无定论的,没有什么确定性。其实哲学的精神是一定要追究到它以为理性能过关的理由,它才能够放下来。不然的话,它继续追究。人们在那里觉得可以放弃了,认定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哲学家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说不清楚就把它放了,这怎么行呀!这就是思想本身引导思想,不是其它东西引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哲学经常是有理有据地向人们证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走向极端,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唯一确定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全文阅读)

波斯纳与科斯之争——究竟谁在“反理论” 
    ……众所周知,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学就是借着“科斯定理”开创起来的,作为科斯智识的受惠者,波斯纳本应该对科斯感恩戴德才是,何以要对科斯提出这样严重的指控呢?如果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当代经济学做出过革命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就是“反理论”的,自然会使人们怀疑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成就。波斯纳对科斯提出这样的指责不是没有来由的,自他的成名作《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年出版以来,波斯纳法官运用科斯定理来解释所有法律现象的热情与日俱增,已经远远超过了科斯的理论初衷,法哲学家们怀疑他误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1990年代以来,波斯纳对于来自法哲学界的摧毁性批评都没能做出站得住脚的解释,法律经济学家们在90年代末也开始表明立场,要避免波斯纳版法律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弱点,建构“后芝加哥”法律经济学。3波斯纳在法学领域遭遇的方法论指责,迫使他必须从经济学方法论中寻找支持,而科斯在方法论上一直持一种谨慎怀疑的态度,这对他的理论是极端不利的。
  科斯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主要是为了批判庇古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业企业行为的观点,庇古认为工商业企业应赔偿污染等有害行为的损失,将自己的生产活动导致的负外部性内化,计入自己的生产成本。而科斯通过对英国法院一系列案例的分析,证明庇古的结论是错误的。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去看,科斯这篇论文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两个经济学家看待法律问题的独特视角:首先,在类似污染、噪声这类工商业致害的案件中,损害行为是相互的,为了避免对受污染者的损害将会使企业遭受损害,“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4以“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为例,某糖果制造商在生产中多年来一直使用两个研钵和杵,后来某医生迁居临近房屋内,在头八年,糖果制造商使用的机器并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但此后医生在花园尽头紧挨制造商炉灶处造了一间诊所,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诊所,噪声妨碍他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他还发现在此不能进行任何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的工作,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商停止使用机器。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医生不在该处兴建诊所,糖果制造商本来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但有了这间诊所以后,他固然给医生造成了损害,但医生不让他使用机器也对他的生产造成了损害。其次,法律制度对这类纠纷的解决不是终局的,当事人双方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能继续讨价还价,通过交易来改变双方的权利义务配置,换言之,诉讼以后市场对于诉讼结果存在回馈机制。仍以上面的案例为例,如果法院支持了医生的请求,但制造商为了维持自己的生产,会同医生讨价还价,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制造商胜诉,情况就会反过来,医生会同制造商讨价还价,付钱给制造商以促使他不继续使用机器。科斯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5(全文阅读)

爱德华·萨伊德:真正的知识分子(前言)
    《东方主义》发表于1978年,在这部著作里,萨伊德集中探讨了文化权力的作用以及社会语言对意图和生产的影响。这源于他对话语调动政治权力的兴趣。萨伊德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影响并保持那些以为会获得客观认识的个人的思想。在《东方主义》里,虽然萨伊德 的方法包括仔细研究个人对东方主义话语贡献的决定性影响,但个人意图性的范畴却被东方主义话语大大地压缩了。意图性——至少普遍的、主导的意图性——以前一般被假定是人的生产意义的努力,但在这部作品里,它似乎成了对通过知识生产而获取权力的一种强制的、集体的兴趣。作为这种怀疑论的意图性观点的后果, 萨伊德在《东方主义》里所讨论的个体作家便被认为生产一种静止而顽固的话语,诱使这种话语的其他使用者陷入一种大的集体的误解。
   萨伊德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主要论点是,尽管过去二百年来这种话语的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从本质上说它并未得到发展,因为它关于东方的中心神话并为改变:东方文化本身是一种发展受到阻止的文化。萨伊德认为, 这种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倒退有助于形成某种西方的身份,也有助于形成某种东方的身份,因为它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 萨伊德从他的观点中排除了关于东方“现实”的任何争论, 强调东方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简言之, 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的风格或方式。”(原作第3页,以下凡引自原作处均只注页码)因此应该借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来确定东方主义,“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考察,人们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支配东方的庞大的、系统的戒律, 正是通过这种戒律,欧洲文化才得以在启蒙运动以后从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 科学上、以及想象上控制——甚至创造——东方。”(3)换句话说,东方主义的话语构成并制造出东方。萨伊德指出,这种话语的功能就是打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通道。他论证说,大量政治统治的事实依赖于合法化的话语,这种话语决不是装饰性的,也不是无能的上层建筑的话语。相反,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领域的基本特征,它产生出一系列进行干预的戒律,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管理、甚至军事等各个方面。
   萨伊德有意将东方主义历史化,以此说明话语本身如何通过不同的事件发生了改变,例如哲学的发展确立了一种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套同族的组合,具有内在的种族特点,而不是一种直接的、线性的系谱。然而他确实辨析出整个历史上一些复杂的与遏制发展相关的倾向。在这些倾向当中,最重要的包含着一种优劣的对立,萨伊德指出,在十九世纪日益发展的文化比较主义科学的核心,很容易发现这种对立。 这种评价性的对立后来在科学主张的修辞中披上了盔甲,因为文化知识日益变成了职业化的,西方帝国主义也逐渐把东方主义从文本和思考的话语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和政治的话语。萨伊德在许多模式化的判断中辨识出这种基本的对立,但提出这些判断的人却各不相同,从古斯塔夫·福楼拜到汉密尔顿·吉勃,从厄尼斯特·里南到亨利·基辛格,各类人物无所不有。例如,福楼拜与一个埃及妓女的遭遇产生出一个颇有影响的东方妇女的典型:她从不谈自己,从不表现自己的感情、存在和历史; 谈她和表现她的是福楼拜,福楼拜是个西方的外国人,是个男人,相对而言还是个富人,这些都是“优越” 的 事实,而这种优越不仅使他在肉体上占有库查克·哈内姆,而且还代她说话,告诉他的读者为什么她是典型的东方女人。萨伊德认为,这种优劣的对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它代表着东西方力量关系的一种模式,也表明了实现这种关系所用的话语。 其他关于东方主义的一致的设想包括:关于一切东方事物的假定的代表性,强加给东方人的集体性身份,与东方文化相一致的稳定的共时性,以及东方人不能表达自己、必须由其他人表达的设想。(全文阅读)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译后赘语
    马克·布洛赫是年鉴学派创始人,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史学巨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多灾多难环境中,他以出众的才华和非凡的意志力完成了《封建社会》这样不朽的学术巨著,其毅力令人惊叹和敬佩;布洛赫又是勇敢、杰出的爱国者,国难当头毅然投身抵抗运动,终至惨死于德国法西斯屠刀之下,这样充满悲壮色彩的生命结局,令人万般痛心与悲哀。可以设想,如果这位才华卓绝、目光犀利而又壮怀激烈、大义凛然的史学家能从当时的灾难中活下来,他很可能会对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独具只眼、新人耳目的评说,那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将会得到怎样的一笔精神财富! 
      《封建社会》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90年,历十多年至今始告完成,可以说是一本难产的译作。正如布洛赫见证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巨变一样,本书的译者也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这段历史的鲜活色彩至今未稍消退,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甚至以历史批判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能对它进行公正、严肃的评说吗?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素有重史的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向以天下为己任,兢兢然谨遵“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但在书生议政横遭“王廷”忌惮乃至痛恨时,书生们的忧国情思就变成了廉价的自做多情;如果此时还有人剌剌不休于家国世事,则必是不识时务。“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容易遭人猜忌的可怜的书生们对自己亲历的历史总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徒兴奈何之叹。  
        今日学术界诸同人对于十余年前的形势想必还记忆犹新。如果说在当时滚滚横流的物欲冲击中,过惯了清苦日子的读书人还能够以“君子固穷”的古训聊以自慰,那么冷春的料峭风寒则不免使书生们心生寒栗!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透出多少辛酸与无奈!“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虽属上策,但人毕竟无法脱离现实生存。当时频繁鼓入人们耳膜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等只有少数人理解其真实含义的词汇,而我当时脑海中出现最多的则是“封建主义”这个概念。在这样的心境中读到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自是另有一番意义。  (全文阅读)

唐德权:政治制度设计:理论假设、基本定理及其启示
    ……奥斯特罗姆教授以200多年前立宪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提出的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为出发点,以“立宪选择”这一概念为核心,着眼于厘清美国宪法的构思和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基本逻辑,着眼于美国立宪实践的经验,着眼于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思考,考察了复合共和制政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基本假设、重要原则、理论基石、存在问题及其补救方法,并通过美国立宪实践的经验加以论证,使该书充满智慧的激荡和理性的发扬,让人读后受益颇深。这里主要探讨复合共和制政治制度设计的假设、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
    立宪和立法总是与对人性的假设勾连在一起,因为立宪和立法本质上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从而建立起一种秩序。人性假设是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奥斯特罗姆继承了美国古典政治理论模式中的个人主义假设,他认为:要设计复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个人是最基本的考虑单位。政府的行为派生于个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为必须与个人的行为相联系;这样,政府的运作就能够与具有特殊行为的能力的个人行为相协调。其次,还要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然后假定,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理性和正义的条件、社会组织条件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双赢关系,而不是双损关系。托马斯·杰弗逊说:“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jealousy)而非信任的基础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limited constitutions),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立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问题而言,不要再让我们听见所谓的对人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措施去约束被授权之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 布坎南在《宪法经济学》中也多次强调:“在设计政治制度及对宪法若干检查和控制条款时,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一个无赖,他的所有行为除了追求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立宪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作如下的假定——掌权者将滥用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的利益;这不是因为情景常常是如此,而是因为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是自由制度特别要加以防止的。” 正是基于对人性或者说人的基本倾向的正确认识,才能够设计出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否则徒劳无益。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必须摘掉那种玫瑰色的眼镜,否则制度就不能够起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也就难以建立起良性社会秩序。(全文阅读)

郑友仁:《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指谬
    2003年底在学术界颇有口碑的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教授的重要著作《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鄄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的中译本。笔者因为业务上的需要曾阅读过原著,后来得知该书的中译本即将面市,对此笔者由衷地感到欣喜。然而,等笔者拿到该书的中译本并粗粗过目后却感到十分失望,再仔细对照原著竟发现这部不到十万字的译著(中译本版权页注明为12万字,但实际上译者的“译后记”占了全书1/3的篇幅),存在问题的地方竟达百处之多。虽然目前国内在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方面积弊甚深乃是学界众所周知之事,而且笔者才疏学浅,无论中文英文未必过关;但是事关学术规范,对于这个中译本的某些失误之处实在不能释然于怀,故不揣浅陋,将全书第一章第2部分到第二章中认为存在问题的地方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核心概念的误译
  首先,译者将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neo romantheory/viewofliberty”从头到尾(包括译者在“译后记”中对本书的“解读”)都译成了“新罗马法理论/自由观”;更有甚者,译者最后连“罗马法”(lawofRome)都译成了“新罗马法”(中译本,第46页注释1;英文本,第二章注释18,p.66;以下凡第X页皆指中译本页码,p.x皆指英文本页码,不再另外说明)。
  笔者认为这是彻底的误译,理由如下:(1)原文根本没有“law”的词根,于字面不合;(2)从意义上理解,作者为之辩护的理论,其来源不仅仅是罗马法,实际上作者说得很清楚,这一理论的渊源还包括罗马的道德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译本,第27、29 32页;英文本,p.38、42 46)。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罗马法还包括其对立理论的要素(中译本,第4页;英文本,p.5)。从正反两方面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罗马理论”决不能等同于“新罗马法理论”;(3)事实上,“新罗马”这一术语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西方学者用它来大致指称积极自由传统之外的新共和主义自由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本书的作者斯金纳和作者在本书中一再援引的佩迪特(PhilipPettit);并将新共和主义中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较浓的积极自由传统(以阿伦特为代表)对应地称之为“新雅典”(neo Atheni鄄an)。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下列论述:佩迪特:“桑德尔共和主义再思考”(《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Maynor:“AnotherInstrumentalRe鄄publicanApproach?”(EuropeanJour鄄nalofPoliticalTheory,2002July,Vol.1,Issue1)。(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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