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六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谈 天 说 地

  迪克·霍华德:从美国看全球宪政民主的发展
    ……宪政必须被视为一种文化表述。假如有人提出需要设立这样一种警告,即在筹备宪法和宪政的过程中要始终考虑文化因素,大概很少会遭到异议。但有些观察人士进一步提出,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宪政基准。例如,根据这种观点,社区或团体的权利可被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美国宪政主义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深受英国宪政主义的影响,同时又是美国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有些人认为,美国的宪政学说不可输出到其他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以效仿美国模式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立宪失败以及后来在菲律宾等地出现的问题为例。
        即使是那些认为美国的经验有借鉴意义的人,也看到美国宪法作为外国起草宪法的样板具有局限性。美国宪法起草于十八世纪,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后来必须经过正式修正(主要是内战结束后通过的修正案)并需要得到大量司法解释。此外,美国宪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份不完整的文件,因为这部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已经有州和州宪法的存在和它们能够发挥的功能(州宪法在很多方面倒更像其他国家的宪法)。
        这些观点都值得考虑,特别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方式也必然适用于其他地区。但是,也不应该把比较宪政带来的问题视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在于美国宪法的具体文字,而在于美国宪政所反映的基本原则,更进一步说,在于实行宪政民主的实践经验。
        很多最基本的美国宪政思想所反映的准则,对其他地方至少具有可估价值。例如:
        联邦制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正规联邦制在其他国家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然而,联邦体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各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联邦制及其他同类制度(如权力下放)是与多元化、多样化、以及地方问题由地方决定的价值观相关联的。这种制度对于化解民族和种族冲突可以产生尤其重要的作用。
        分权 这项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Montesquieu)提倡、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进一步完善的原则,是实现有限政府的一种手段,而有限政府是对个人权利最根本的保障之一。分权制一直被用来防止民众主权和法律至上等学说转化为武断或专制。
        司法审查 维护宪法效力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民意、分权和立法。 但是在现代社会,宪法越来越多地将司法审查作为维护宪法准则的关键手段。[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的分析,已成为全世界所熟知的宪政思想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美国人为宪政理论做出了影响更大、更重要的贡献。
       这些理念和原则同美国实行民主的实践经验相辅相成。很多国家在进入宪政民主时代时,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宪政、民主和法治经历。例如,曾在前苏联控制下的那些国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与这些观念隔绝的环境中。因此,美国或其他顾问国家能提供第一手经验,在组织政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分享自己的成果。(全文阅读)

新生拒绝老生勒索 学生会干部将其殴打致死
    一个新入学刚三天的学生,因为拒绝高年级学生的“例行搜查”,竟被学校学生会干部组织学生殴打致脑死亡,这听起来骇人听闻的事,却真实的发生在兰州铁路运输技工学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发后该校竟以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为由而拒绝家长进校。
    没有希望的抢救
    9月16日,记者来到医院时,躺在病床上的兰州铁路运输技工学校学生20岁的李得怀早已经没有了呼吸,任凭他的父亲如何在耳边呼唤,他终究不能给父亲答应一声。李得怀的父亲李沛国哽咽着说:“不甘心啊,这么乖的儿子,竟遭如此不测”。正是由于李得怀所有的家属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医院只好将呼吸机的插关直接插到李得怀的肺部,进行强压呼吸,但大夫仍旧没有信心抢救活他。据大夫说,医院的专家已经进行了几次会诊,结论都是脑死亡,要李得怀活过来,除非发生奇迹,即便是醒过来,也是个植物人。
  打人事件发生在9月15日晚9时40分左右。打人者是兰州铁路运输技工学校的学生。除了李得怀外,同时被打伤的另外三个学生是,在兰州工业专科学校上学的李得怀的22岁的哥哥李得龙,安宁某大学的王鸿和梁振发。事发当晚,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后,李得龙和王鸿、梁振发于16日凌晨转入兰州军区总医院治疗。当日上午,由于梁振发和王鸿的伤逝较轻,已经出院。惟独李得龙兄弟俩躺在两个医院让家人两头揪心。
  送弟弟遭遇殴打
  据躺在病床上的李得龙说,李得怀在该校报到后,被学校安排在男生宿舍310房间,报到当晚,几个学生会的干部就挨个向新生索要电话卡,当要到李得怀跟前时,遭到了李得怀的拒绝,而后学生会的干部竟大骂李得怀欠收拾。9月15日下午5时许,李得怀去学校外吃饭,结果在一网吧门口碰到了学生会的干部,当时有7个人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李得怀一顿暴打。李得怀逃脱后吓得不敢进学校,于是只好去找在离该校不远的兰州工业专科学校上学的哥哥。  
  正好当天李得龙在安宁某学院上学的白银同乡来和他聚会,当晚9时许,几人商议后,将李得怀送往学校。然而,李得龙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将李得怀送到离宿舍还有10米远的地方时,李得怀却吓得不敢上楼,作为哥哥李得龙正在尽力劝说李得怀时,楼道里突然冲出六七十名学生,李得龙等人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同去的王鸿就被人用砖头击中头部,当场翻倒在地,同去的其他人除了一名女孩子外,无一幸免地遭乱棍的夹击。(全文阅读)

盖茨夫妇再次荣列最慷慨慈善家
    在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2003年度50位最慷慨的美国慈善家,拥有460亿美元财产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及夫人梅林达再次名列榜首。
    作为世界首富的夫人,梅林达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她却不喜欢抛头露面,她要丈夫保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要提到她。
    盖茨夫妇曾经表示,他们死后,只有几百万美元的遗产会属于自己的孩子,其他部分,将都捐给慈善事业。
    9月3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额度为1亿美元。作为获批的第1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可以利用这1亿美元在中国购买股票和债券。
    中国证监会在今年7月批准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这同时也是中国首次给予非金融机构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尽管业界普遍认为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不是冲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而来,但它的举动还是极大牵动着市场的眼球,在基金会相继染指海域化工、北人股份后,两家公司的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扬。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由微软董事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创办,到2003年底,基金会名下总资产额近270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为美国着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福特基金会”的3倍。盖茨表示,他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将留给这个基金会。以他目前466亿美元的资产算,基金会未来的规模起码是目前的两倍。
    作为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比尔的妻子梅林达·盖茨1996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便辞去工作当起全职太太,并积极致力于基金会的慈善工作,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谓是首富夫人惟一的社会角色。2003年,该基金会共对外捐助11.8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卫生及教育领域。(全文阅读)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评选的意义与缺陷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在网络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或许周刊的初意,只在于向公众介绍一批这个时代活跃在公共空间并且引产生一定影响的知识分子,但评选出来之后,便有目之为一个珍贵的史料加以收藏者。这种评选,在这个时代,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因为50知识分子中间,确实有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而默默努力着,他们堪称社会的良心,更有一批知识分子,具有坚强的信念,并且因为他们的信念而遭受骚扰、打击,因为他们的言论而被剥夺带学生的资格,被赶出工作单位,甚至被骚扰等等,他们的追求自由并且实践自由,为了自由而甘愿承受不幸的精神,体现了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地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他们的社会角色,也完全符合哈维尔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民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与介绍,为这个时代的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幅残缺的人物画像,这一方面为那些正在承受不合理待遇,甚至正在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更进一步将他们推向公共舞台与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也为阅读者提供了一份阅读参考。
    但是,如果把这场评选视为一场有历史意义的评选,那么还存在相当多的不足。这次评选,随意性很强,标准比较混乱,评选者感情偏向非常明显。例如,如果作为台湾作家的李敖、龙应台可以评上,那么柏杨也无法忽略;如果去国的杜维明、林达夫妇可以评上,那么何清链、茉莉也不可不评;如果在南方都市报写时评的薛涌可以评上,那么同样在写时评的秋风也不可忽略。具体而言,这次评选有几个缺陷:
    首先,政治因素干预相当明显,从刘军宁、王怡等著名学者的评选,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名单的可贵之处,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还是有不少学者,由于编辑以外的因素的干预,导致没有被评上,最明显的大概至少有刘晓波、何清链、钱理群、傅国涌、余杰、林贤治、肖雪慧。或许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进入这种媒体公开被宣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些没有列入50人之中的知识分子,比名单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全文阅读)

李银河语出惊人:一夜情是一种权利
  李银河,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著有《中国人的**与婚姻》、《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等。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一:肉体快乐 
  性有三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生育。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文化、宗教,认为性惟一的合法的目的就是生育。有一位基督教的圣人,他说性是罪恶的,即使是夫妻之间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一种罪恶。有一位基督教的领袖这样讲:我真希望上帝当初能够想出另外一种办法让人来传宗接代,这样人就可以避免性行为这种罪恶了。 
  第二种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某种关系,比如说爱情关系、婚姻关系等。 
  第三种就是为了单纯的肉体快乐。一夜情显然是属于第三种,它纯粹是为了肉体快乐。当然一夜情也不排除有发展成第一种和第二种目的的可能性,比如说我听别人讲过,有的人会在一夜情之后产生了感情,最后建立了婚姻,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它在一夜情里面的确是属于一种意外,不是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有的目的。 
  二:并非道德沦丧 
  从道德上,应当怎样评价一夜情呢?我们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第一是看人们在做什么,第二要看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而比较少讨论这个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角色:研究者和牧师。牧师肯定会做道德评价,研究者一般不愿意这样枉下评判。因为道德是因地而异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来评价人们的行为。比如说在食人族的部落,吃人这件事对外人来说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在食人族那里是道德的。大家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不是说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都有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 
  在一夜情问题上,就有一对多的问题,这些人没有选择一对一的关系,而是选择了一对多,他有很多的伴侣。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是从一而终、嫁鸡随鸡、白头偕老的。但是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这个人一生换了很多性伴侣,他也不一定就是坏的,不能够绝对地说所有有过一夜情的人都道德沦丧。 
  三:一夜情是一种权利 
  在权利和道德这一对概念上,怎么对“一夜情”做评价?权利和道德里面权利更重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主要是女人),她到底有没有权利跟很多陌生人去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说,她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法律不禁止。咱们有这样一种习惯思维:凡是法律不允许的、法律没有说允许的,都不能做。而事实应该是,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没有禁止成年人在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如果从权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有权利这么做,至于道德怎么来评价,这是见仁见智的。如果你喜欢一对一,觉得一对一是好的,那你可以认为和陌生人做一夜情是不好的;但是持另外一种道德标准的人也可以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 (全文阅读)

希特勒定律
    1、领袖的美学
    纳粹时期有位记录片大师,女性,名字叫莱尼·瑞芬斯坦。她拍摄的记录片形式极其有力、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她的艺术作品,尤其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1934年,她受命拍摄纳粹的纽伦堡大阅兵。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德国民族的救星,希特勒先生。在这部被称作《意志的胜利》的纪律片中,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瑞芬斯坦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以艺术的手法表达领袖的政治理想--德国人民正走在领袖为他们设计出的金光大道上。
    在影片的第12段,内容是律特普德体育场对战死烈士的致敬仪式。仪式的主要人物是由希姆莱和鲁兹陪同的希特勒。几千名参加仪式的士兵尽管列队整齐军容严整,在记录片中只不过是用做构图和线条的背景,他们的脸孔是完全看不见的,但从他们站立的姿势和队伍的纪律看出,他们是被对领袖的崇敬、和参与历史重要时刻的光荣感笼罩的。影片的构图上,队伍向画面上方延续,堵满了画面,几位领导人走向摆着花圈的阵亡将士纪念碑,舒缓而坚定的步伐与无声肃立着的几千人对比,强有力地传达了宏伟庄严的印象。摄影机的每个运动都受到控制:领袖走下宽阔的走道、大批士兵恭敬地行注目礼、小心翼翼从右至左的稳定的移动镜头表现了全貌、推进的镜头突出强调帝国的鹰徽和纳粹的万字标志。这些都被划作一个整体,没有一秒钟会出现任何不确定的或未经安排的事物。画面是简洁的,但又是丰富的,这是法西斯美学的胜利,这使得法西斯更加迷人、更加有力量,更使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崇拜感。
    莱尼·瑞芬斯坦的电影语言开创了伟人崇拜的美学定律----利用最有效的手段,把人们带入美学帝国的辉煌殿堂,给领袖营造出与民族、历史合一的人格化身份,塑造一个既是历史继承人又是当下众望所归者的形象,并暗中把一种神圣感和任意书写的权力赋予他。
    自希特勒以后,这样一种领袖的美学,在任何一个盛产伟人崇拜的国家,都不断的被重新运用,广场,能容纳几万乃至十几万人的广场,是这一美学运用的极佳载体,无数欢呼的密集人群,与高高在上的稀疏领袖的强烈对比,许多国家的人们都非常熟悉。
    2、个人的归属感
    希特勒德国的VI(视觉定位体系)和CI(公司、团体定位体系)系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最有力的广告宣传和意识形态系统,它利用统一制服、集体操练、大型检阅、领袖魅人的演讲、有力的理论和完美的表述,让许多人产生归属感,让许多人在单调压抑的现代社会感到又投入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从而觉得自己的生命又获得了自由和意义。人对于选择自我、思考存在的本质和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些思想任务本来就十分懒惰,法西斯让人可以一次性地把自己交出去,成为一颗子弹或者螺丝钉,从此只要元首的手挥向哪里,自己就杀向哪里就可以了。(全文阅读)

 

 

经 济 观 察

  周其仁、王忠明作客新浪评国企改革(实录)
    ……网友:在国企改革里面,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哪个更为优先?
  周其仁 : 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是个老话题,经常会讨论,我自己的理解,我对经济效率有一定定义,社会公正定义比较难,因为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公正是有分歧的,经济效率则是可以找到的一个东西。
  我想具体来讨论关系,我们全盘国有化的关系,不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已经有竞争,有变化的东西,今天东西是复杂的,讨论国企要不要改革,首先是全盘国有化模式要不要改革,要不要改变。
  全盘国有化是什么体制?是以消灭一切私人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其中特别要消灭不承认整个法律上公平、生产性资料公有一个法律程序的关系,这是历史那个时代形成的体制。
  这个体制一旦形成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超级公司,所有劳动力都是国家的,所有干部都是国家的,所有资源都是国家的,国家怎么来管这么复杂的资源?通过所谓中央计划体制和命令,命令总配置这些资源,劳动力,干部通过我们人事组织部门,其它要素都通过这个命令来指派。
  这种体制在它的发展中解决过很多问题,但是适应社会长足的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个体制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个体制要改不是哪一个人要改,它是历史形成的状况,尤其我们国门打开以后,参与国际竞争,这么一个传统的全盘国有化的体制,如果不改,它就没有办法走上来。
  这个要改有各种各样的现象,试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为什么最后提到产权问题?它是跟改革这个矛盾有关。比如财政性的扶持办法行不行?过去不断地贴钱,没有竞争力就补钱,因为考虑到有社会稳定,有工人的问题。最后发现补不动了,有一句话很多网民听说过,叫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早年股市是为国企融资服务的,再去吃股市。这个模式走来走去发现,走不出来,仅仅用扶持的办法,而不对这个体制做一些比较根本的改变,是没有办法激发它的活力,这是我所看到的过程。
  这样的话改革就要从更广阔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展开。国企改革,我在整个过去的研究当中做了这个分类,大体上分成三块来作处理:
  一块所谓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有大量的国家垄断性资源,也是国民经济比较骨干的那些行业里面,这些企业过去的待遇也不错,现在市场竞争力也不错,因为它有垄断性资源。另外最重要的这些企业过去历史上有大量的国家财政性的投资,这是一类。
  另外一端是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当中形成的近代民主资产阶级,劳动手工业者的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形成大量中小的国企,这个国企很多没有得到财政性的投资,年代一长,又没有我们过去激励机制和清除不良资产的机制,问题就出来了。(全文阅读)

温州商会的惊人力量揭密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来看,这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它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职能替代者。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控制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但作为新的市场管理参与者,温州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变得敏感。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但是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全文阅读)

我为什么说周其仁是最出色的--答迅弟儿的疑问
    …….郎的言论常常前后不一,这个很多人都指出了,周在文章中还给出了他所看到的例子。郎所谓的专业分析也有先天缺陷,他是有意图地引用和过滤资料,更别说资料本身就有很多问题。还竟然使用“如果”的推论来指控人家。他缺乏学者应有的严谨和前后一致,纯粹哗众取宠。这是引起周其仁反感的原因之一。周其仁从来都不客套的,所以他对郎出手让人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就不出奇了。
    .真正把问题简单化和混淆视听的是郎,而绝对不是周。周其仁把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都归为公有制企业,这一点他在他所有谈企业的文章(我读到的)中都有提及,他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学者应有的素质。事实上,当你把什么叫做“企业”,什么叫做“资本”这些概念搞清楚了,你就根本不会相信郎的那套理论。
    周已经把国企作了三类的区分,连海尔、TCL、科龙都分别作为个案来谈,他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吗?尤其是科龙,周更是下过足够功夫,从我读到的文章看来,他研究浙江、江苏、山东的企业居多,其中我就读过他研究横店集团的文章。周在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乡镇企业,1996年结束六年的留学生涯后,挟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两把利器来研究公有制企业,更是如鱼得水。1998年外界有个迷惑:周其仁怎么突然从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摇身一变成了电信专家?他解释到:“无论是农村问题还是电信问题,对我来说,区别只在于经济行为的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有所不同。”试问,中国经济学界有谁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周其仁都达到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高度。你郎咸平研究了国企才几天?周有居高临下的本钱。
    .为什么说目前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是史无前例?答案很简单,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是指个人财产权利能得到严格的保护和承认的,通俗地讲,他们的市场合约占绝大部分,非市场合约仅是小部分而已。 比如,他们把国营铁路改为私营的话,就很容易给国营的经理人定价,因为他们有成熟的经理人市场。而我们没有这些制度环境,我们的产权改革是从强大的非市场合约向市场合约的方向改,所以权力之手无所不在。类似这种“史无前例”的论断,好像秦晖也有说过。而汪丁丁也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就算拿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来类比中国,也是不合适的。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强大的中央集权?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日本没有二战后美国军队强力遣散“封建财阀”,他们有那么幸运吗?
    .迅弟儿提到的海尔有政策性资金支撑。这个我没有看到过详细资料,不能肯定,但类似的推断是成立的(不一定指海尔)。地方的龙头企业通常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如有政府的信用作贷款担保,办什么手续都飞快,供电优先等等。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有合约的还好办,哪些该还,还就是了。但没有合约的东西,只能相方或者多方谈判了。而这问题又是比较具体的,不同企业的成长轨迹大不相同。例如浙江横店集团,政府影子就比较少,其创办人早就把政府派来的经理人踢走。相反,像广东健力宝这些复杂的企业,创办人落得个贪污的下场,而政府接管,又有什么好果子吃?两相比较,可能当初卖给李经纬好过。科龙也是这个问题,周在他的回应文章中,在这个环节按下不表,我认为也不好(但要阐述清楚,可能要另起文章)。但在这个问题上,谁才是真正的黑手,难道还要挑明白吗?那些是真正的企业家,我们要分清楚,不能一棍子打死。周说TCL的模式值得推荐就是因为它的合约较为清楚。而从这些分析中,也可见周是把问题分开来研究的。(全文阅读)

李大苗:嗨,秦晖先生的这个大喘气
    ……我全然赞 许秦晖 先生关于究竟是“国有资产”还是“财政福利”之间决然不同的语境。确实,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很自诩为经济学家的人并没有在意这不同语境差异所面对的不同价值审视。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当今的国有资产上交的利润贡献和税收的财政贡献的比较究竟如何?可以讲,国家资产中以企业形态存在的那部分,社会公正的最大贡献在于养活着国家企业的职工。这和财富分配,哪怕作为财富收益的分配,都和社会公正无关。我们必须追究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什么国家有责任用全民的财产养活一部分人而舍弃另一部分人。
    国家企业财富的社会公正,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个是企业全部由国家作为国民资产来掌握,另一个是企业资产不再用作国民公正的财富。全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公共掌管的财富,最有效的也不过是局部的公共利益平衡的实现,而通常根本不可能用来实现社会财富公正。但郎咸平有这样的想象、左大培杨帆他们有这样的眷恋。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恰恰就是试图从低效率的社会不公正中解脱出来,纵然这样的努力依旧令人垂头丧气。
    “尺蠖效应”明眼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秦晖 先生之所以如此借用动物,在于回避直接的政治话语,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也都是借古。 秦晖 先生不得不如此,其原因在于政治环境的严谨,而 秦晖 先生的说词恰恰又是对政治条件的讲究。没有政治改革,产权问题是一条死路,“尺蠖”就是必然的本能蠕动。可真实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没有可以改变的指望情形下,产权问题已经紧迫地挤兑在我们面前。(全文阅读)

不争论:中国实际税负已经超过美国!!!
很多人至今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负担并不重。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其核心在于选择了错误的比较标准。
  国内一些人,用税收占国家GDP的比例,来衡量税收负担的轻重。如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流传极广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依据的正是这个尺度。正是在王、胡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类似观点的误导下,中央政府近10年来,执行了以“增收”为主要目标的税收政策。
  在这种以“增收”为首要目标的税收政策下,中央财政能力果然逐步上升。税收收入的增长连年快于GDP的增长。即便如此,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比较方法,即直接计算税收占GDP的比例,中国的税负看起来似乎仍然不高。如2002年,全国税收/GDP的比例为16.6%,其中,中央税收(国税)/GDP为11.4%(计算方法见附录)。而2002年,美国政府收入/GDP的比例就高达28.4%,其中联邦收入/GDP比例为17.8%。如果这样看,中国财政似乎还有大大“增收”的余地。
  但是,国内流行的这种税负衡量标准,存在两大严重的缺陷,因此是不可采信的。
  首先,国内的计算往往忽视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一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一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如在美国,工资税一律进入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进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它是一种严格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制度,一部分居民(工作者)向社保帐户缴费,同时另一部分居民(主要是退休者)以社保津贴的方式从这个帐户中领钱。可见,它是一种转移支付,是收入在全民之间几乎实时发生的再分配。从总体上说,它并不减少全体居民的收入,也并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因此不能看成一种负担性的税收。
    所以,在比较各国税负轻重的时候,必须把社保收支撇开。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然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相比之下,中国社保缴费并没有列为国家税收,占政府开支的比例也很低。如果由此得出“中国税负较低”的结论,是完全误导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全文阅读)

戴耘:围棋定式中的“纳什均衡”与“有限理性”
         关于围棋的定式,棋界有不同解说,但也有一些基本共识,如定式之“定”只有相对含义,定式经历历史沿革,可见其非自然法则,乃人之发明,而且行棋中出“变着”也为常见。甚至有求道者如小林光一痛思“定式”之束缚,打破“思维定势”和行棋惯例,进而天马行空追求“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但毕竟,人人都用定式,且亦步亦趋,不轻易越雷池为多,职业高手也常不例外。可见定式自然有其符合“棋理”之处。本文拟对定式之“理”以及定式的局限作一理论探讨。
        定式与“纳什均衡”
        何为“定式”,小林光一有如下定义:“在局部战斗中,用最稳妥的顺序,而且能经得住以后的检验,从而被固定下来的就是定式”。在此定义中,“局部”较易理解,但何为“稳妥”?如何“检验”?均语焉不详。下面就用博弈论(game theory)——尤其是“纳什均衡”(Equilibrium)作一诠释。
        博弈论的基本前提为:某人或某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他人或他物的行为。由于世上人间的事物很少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存在,因此博弈论用途甚广,从军事,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到工程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均留下印记。在日常生活中,从待人接物到谈情说爱,无不涉及博弈过程。
        初期博弈论强调利益的冲突,即非合作甚至对抗状态。比如,“零和理论”指一方得益则意味着另一方遭损。这在围棋中早有运用,如“他人之急所即我之急所”。棋,包括围棋,既然讲的是胜负之道,就规定了它的对抗性。军事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国际均有对抗的因素,但如果这个宇宙只有对抗和冲突,它又如何避免分崩离析的结果呢?这样的问题,在美苏冷战时期(双方都拥有毁灭性核武器),尤其显得重要。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他的均衡理论,后称为“纳什均衡”,这一理论也是他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
        纳什早年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做研究生即与围棋结缘。对于纳什来说,棋局中的博弈隐喻着人间事物的基本规律。事态如棋局,而棋局是可以用策略思维加以概括的。比如“过分”,“本手”与“缓着”之间,一般都会选择本手,着法过分如不遇反击,可能占到便宜,如遇反击则可能亏损,因此如果棋力相当,则应考虑到对手的反击手段。对手也同样考虑到在追求利益中不可能占尽便宜。这就导致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纳什的均衡理论的要义在于:即使在对抗条件下,双方可以通过向对方提出威胁和要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至于因为各自追求自我利益而无法达到妥协,甚至两败俱伤。稳定的均衡点建立在找到各自的“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即无论对方作何选择,这一策略优于其他策略(所谓“本手”是也)。“定式”即是许多变化中双方都认为“不亏”的一种变化。(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蓝劲松: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of Technology )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 )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 )却是一位神学家。」1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於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甚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於大学校长对於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 所着《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徵,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穫,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Schmidt,G.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Stoke 所着《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 Michael D.与March ,James G.合着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於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甚么事情6.Kell,Clark和GarionL.合着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於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徵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Corrigan ,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於着名大学的着名校长研究10,后者主要以文献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11.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式(许晓东,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16,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傑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选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傑,2002)18.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集中探讨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论文尚未发现。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於涉及面很广,加之没有对「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难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样本情况及其代表性,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学习与工作背景之详情。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大学校长研究资料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谁在当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如何?差别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职业选择之后指出:精英人物的职业选择不仅是「由社会面临的问题类型决定的」,而且是由解决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决定的(Gaetano Mosca ,1939)1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技能决定了其大学校长的选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在描述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需要选拔校长的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角度的参考及启示。(全文阅读)

教师节贫困学生捧上花 被无德班主任摔在地
  南方网讯9月10日,教师节,记者突然响起的电话里传来一对母子的哭声:“就因为我家里穷,老师才瞧不起我的孩子,别的孩子贵重的礼物都收下了,却不收我的孩子送上的鲜花,还……”
  娘儿俩靠补助捡拾生活
  据母亲齐女士讲,她7岁的儿子洋洋(化名)在生下来7个月时父亲就去世了,而她身患糖尿病没有工作,药瓶总不离枕边,就是靠着捡拾塑料瓶和政府每月100多元的补助把孩子养大的。
  洋洋上一年级时,班主任总是对洋洋格外的关心,班级里有什么需交费用就都给免了,洋洋成绩也一直不错。可洋洋上二年级就换了班主任后,情况就变了,新班主任宁老师似乎很不喜欢洋洋,不但一些费用不给免去,还总罚洋洋站不让他吃中午饭。
  尽管如此,在又一个教师节到时,洋洋还想着给班主任老师送一个祝福。
  省药钱买的鲜花被扔了
  听儿子说要买点礼物送给老师,齐女士犯了难,买什么呢?她即使省下吃药的钱也买不了件像样的礼物。想来想去,齐女士觉得还是买束鲜花比较合适。这样,齐女士就花40元钱买了束富贵竹。
  9月9日早上一到班级,洋洋的同学们便争先恐后地把各自的礼物送给了班主任老师。轮到洋洋的时候,洋洋抱着花走上前去,给老师鞠了个躬:“祝老师节日快乐,您辛苦了!”谁知老师却没有接过他递过去的鲜花,而且原本充满笑容的脸也沉了下来:“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当洋洋再次将花送到老师面前时,老师却突然一把拿过鲜花扔在了地上……(全文阅读)

错别字满天飞,要让语文老师怎么办
    过去有人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现在我们觉得“做教员难,做语文教员更难”。难在哪里?主要是在近些年街头巷尾、报刊书籍,尤其是尽人皆看的电视上,别字错词比比皆是。学生跟着 写在“作文”里,给他们纠正,他们马上反问:电视上就像我写的这样啊,怎么我写到‘作文’里就错了?”告诉他们说:“电视里不对”,“街上的、报刊上、书籍上的不对”。他们则回以“这不是经过官方审查的吗?”学生之间还会嘀咕“到底是咱们写得不对,还是老师改得不对?”更有学生找到办公室,说:“您说我写的‘羊羯子’不对,可是我爸爸他们商店旁边的饭馆,招牌就是这么写的,听说还是书法家写的呢!没有人让改过,我爸爸他们商店招牌上的繁体字,‘市容’说了两次让改。他们没改,还罚了钱!”我们只好告诉他:“市容专管繁体字,不管错别字”之后,再跟他们说:“羊蝎子,指得是羊的脊椎骨, 不是像蝎子尾巴吗,所以得用‘蝎子’的‘蝎’字。咱们学历史,书上不是说我国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吗。如果用‘羯’字,岂不成了吃少数民族了吗!”学生点头而去。学生明白了,我们心里想:“市容管理人员,可能还不明白!” 
  其实有关方面何止不知道‘蝎’与‘羯’,家电语中的“千安万谢”、“怠答不理”、“急赤白脸”、“前不着村,后不着甸”等等,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安”、“怠”、“赤”、“甸”是正确字。所以当前到处出现的是“千恩万谢”、“ 答不理”、、“急扯白脸”、“后不着店”。实则应该知道:“千安万谢”,是给对方请一千个安,道一万声谢,表示非常感激,而不是对别人给的一千个恩,道一万声谢。“怠答不理”的“怠”字,是怠“慢”的意思,表示懒得回答;如果写成“ 答”,岂不成了“喜欢回答”了!“急赤白脸”,是表示把白脸急“红”,而不是把白脸“扯 ”下来。“村”和“甸”都代表地方,指得是村落和甸子;甸子为有水的地方,北京的“海淀”曾写为“海甸”。“村”和“甸”,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写成“店”,既与村不配比,而且“店”,也不能孤孤伶伶开设在没有村落的旷野荒郊。 (全文阅读)

吴麟:理想主义的苦行僧不是乡村教育之幸
    哲人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其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其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其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在不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领域都有理想主义的苦行僧,为了农村孩子文化素养以及未来前途,他们极富牺牲精神,用羸弱的身躯支撑起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如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小学,就有这样的一个苦行僧———他就是这所少则5人多则几十人的小学20年来惟一的老师王守奇。(9月8日《中国青年报》)
  他们的艰辛,“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以王守奇老师为例,虽然20年一共有398个孩子从他家里走出来,而政府除了发放工资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投资。他不但要全力负担教学工作,更要管孩子的吃住,仅吃水一项就异常辛苦,“每天早上4时半,王老师就要起床,去几百米外的湖底挑回七八担水,每次几百级的台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些理想主义的苦行僧,其精神境界和苦难,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衡量标准,相信国人都由衷地敬佩他们。他们秉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虽困苦无奈,孤立无助,但在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驱动下,他们承担着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一位学者赞誉的“中国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气质”。
  但是坦白地说,我不能为他们的存在而欢欣。套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清官乃不祥之物。”理想主义的苦行僧并非乡村教育之幸,因为它折射出诸多不公,尤其是教育弱势群体在享有接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公平。(全文阅读)

90年代生人会成为伟大一代吗?
  在2001年出版的《千禧一代的崛起:下一个伟大的一代》一书中,尼尔·豪(Neil Howe)特别提到"千禧年"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年对世代划分的意义,他援引一位15岁少年的原话:"我们是千禧一代,我们是另类的,自成一派。是时候轮到我们了,到我们闪亮的时候了。"同时,他留意到来自美国《新闻周刊》与之相悖的观点,这本常常关注青少年动向的杂志,以不屑的语气报道说:"今日的孩子们够糟糕的了。没有艰苦+没有理由=厌倦、愤怒和文化白痴。"
  这样的关于新生一代(1989-1995年生人)对立观点,同样产生于"千禧年"后的中国--孩子们更为独立自信,而他们的父辈们却对他们更为忧心。至少在这一代的胎记中,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和全球的同龄人同步。
  他们身上还有多少中国味?这群出生在飞速发展年代的90年代生人,是新中国的第5代,是父母本身的职业身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代,是生下来就可以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是生下来就接受英语、圣诞节、游戏机、网络、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的一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百年的一代(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被某些文化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分水岭),是过年没有鞭炮但有圣诞树、没有笔墨纸砚但有鼠标游戏机控制杆的一代……《新周刊》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5个城市遴选调查90年代生人,透过一份设计问卷,"会考"两岸三地的同龄孩子。经过数据统计后,本刊发布孩子们的"成绩"和其中令人惊讶的答案,在全球化年代下,我们未来一代对中国传统的传承现状。
  90年代生人已在暴走
  从年初至今,"暴走鞋"俨然已有当年的"宠物蛋"风行大江南北的景象。这种源自美国、被珠三角厂家发掘其市场潜力的异型波鞋,特别之处只是鞋底加装了轮子,可以随意收起(步行)支起(滑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非常神奇威风"、"感觉像飞"、"很炫"是这些90年代生人对此物的体会和评价。而自从台湾把这种英文原文"Heelys"的鞋演绎为"暴走鞋"的时候,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并不知道,"暴走"原意指日本摩托飞车党"暴走族"以猛烈背叛方式对抗社会的行为。
  所有的社会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应往往是最为激烈和直接。伴随着"暴走鞋"在学校、道路、购物中心、地铁、酒店等等场合的"窜扰式"冲撞,"生猛的"90年代生人已经开始给这个社会发出挑战性的信号。(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吴茂华: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 ——两本群众心理学著作读后
    集体无意识,是群体行为发生时的基本心理状态,勒邦在其书中有着对此透辟的论述。他甚至说,“群众等同于无意识集体,因为无意识,所以力量强大。”这里的“无意识”指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虑而混沌懵懂。勒邦在书中举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发生的大量事例,论述群众行为的这种心理特征。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时里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一般人,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勒邦认为,参与社会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真率,冲动易变,诉诸感情缺少理智,有如原始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迅疾的在人群中传染漫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义务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群体以公心、公义名份,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所谓“谋杀无动机”(昆德拉),是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
  群体行为还有一重大心理特征就是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他们甚至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持此说之人物的权威地位,群众需要服从权威的指导。因而凡有群众迷信、偶像崇拜之处,必然情令智昏匍匐在地,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极端情感与形式。就像原始初民需要神话,群众潜意识的需要一个具有神格的伟人。所以不管是拿破仑的凯旋,希特勒的讲演,斯大林的检阅,还是中国文革时期英明领袖八次天安门广场挥手,都是“群众需要上帝,我们就造出一个上帝”的狂热荒谬之举。古往今来的君主枭雄、教主领袖,乃至市井中有号召力之人,都对群众这种心理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无意间成为绝好的心理学家,这正是他们具有统率号召力的原因。
  勒邦在书中说道:“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全文阅读)

2004中国阅读盘点 出版界和作家把隐私暴露到底
   今天,一个普通中国读者要淘遍190391种书、9074种杂志、2119份报纸、140万个网站和上千条短信,或许还不能发现一篇美文。
  “海量资讯”,新浪网每天聚集起呼啸而至的资讯巨浪刷新着我们的眼球。“资讯使人焦虑”,凤凰卫视早早打出的广告语喻示我们都是患得患失的资讯狂。而《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则抱怨,对一篇美文和一篇烂文的反馈都差不多。人们一阅而过,资讯消费被均质化了。
  无处不在,网络时代的地球村村民将阅读变成一种随时随地的行为。更多、更快,报纸进入厚报时代,杂志进入周刊时代。阅读已不止于书。公众的阅读行为趋于多媒体化和电子化。网络引导着、也败坏着公众的阅读趣味,一方面它引导着人们每天的阅读注意力,另一方面它把精品降到了与八卦同等的品味。
  然而优质阅读仍是人们的向往。2003年11月,本刊推出《无书可读》专题,对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原创乏力现象以及种种奇技淫巧予以痛斥,反响巨大。时至今日,中国出版业内部正在进行深刻变革,体制的创新带动着图书的繁荣。本刊邀集了数十家出版社自荐过去一年里出版的最好图书。我们也注意到其他媒体这方面的努力,如南方都市报每年推出“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为海量资讯时代的精品创作和美文阅读扬名立腕。
  优质阅读应当受到鼓励和褒奖。本刊评估与挖掘了过去一年中各方力量对于中国人日常阅读的贡献值,综合阅读占有率、公众影响力及专家定向调查,汇成首届“中国阅读贡献榜”及“榜外榜”,以此向为中国人提供优质阅读的个人和机构致敬。(全文阅读)

林贤治:奥威尔:沉落到底层的绅士
    二十世纪毕竟不同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先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杀戮,其中的组织化及其残酷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兴起,也是这个世纪的事,那种控制手段的毒辣,足以使此前所有的寡头统治黯然失色。政治极大密度地融入到空气之中,影响每个人的呼息。所以,任何试图回避它,依仗一点可怜的才华便声称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者,实乃自觉或不自觉的欺世之言。
    他的怀疑精神从缅甸开始觉醒
    在我们的言说中,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度,虽然它是近世革命的产床,可是除了二战,一百多年来好像并未经历太大的震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温和保守的国度里,一个叫奥威尔的人,怎么可能通过寓言的形式,把一个充满恐怖和隐匿的痛苦的社会表现得如此逼真?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权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像,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像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家个人的实证材料,对我们来说,“奥威尔现象”始终是一个谜思。
    有关奥威尔一生的叙述,《奥威尔传》各章用力过于平均,论证多于描述,但是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传主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从传记看,奥威尔在进入文学写作之前,有两个阶段的生活对他影响甚大,构成他毕生痛恨权力与控制的思想基础。头一个阶段,是从圣塞浦里安学校到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持强凌弱,规范化,敌视智力等等,奥威尔晚年写的《如此欢乐童年》,对此有着深刻而痛苦的忆述。后一个阶段是到缅甸当警察。在缅甸,奥威尔作为当地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他享有特权,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只要愿意,还可以亲自执罚。正是在这里,他的良心遭到挑战,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西方文明是优越的,殖民主义是正当的一类观念遭到挑战。这时,他身上潜伏的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开始觉醒。他觉得自己是被玷污的,有罪的,于是,拒绝为罪恶的祖国服务,成了必然的选择。(全文阅读)

余英时:书中乾坤大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一九二○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有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一九二五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即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一九五二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派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现在回想起来,唯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全文阅读)

严搏非:值得注意的书
    “值得注意的……”是我去年为老楮编的《悦读》写的专栏,一共写了两个。在第二个刚写完的时候,《悦读》被叫停,我也就停了。上个月,这两篇旧稿被杨丽华发现,命我再写。杨丽华是老朋友,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还编过我的稿子,这就推不掉了。选书评书本来是贩书人的日常功课,写出来,多一道功夫而已,这就又开始了。
  另一桩“往事”
  从去年12月起,社科文献版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邓野著,定价29.8元)就一直放在我们季风书园的“值得注意的……”栏目里,已经放了半年了。我给了销售部一个通知:一直放着,直到再进不到书了。这本书在我看来,可能是近几年近代史研究中最好的一部。有这个感觉的不光我一个。今年一月初,在北京碰到万圣书园的刘苏里,他告诉我,除了在店里卖,他自己还买了一批送人。二月,碰到文汇读书周报的徐坚忠,他正抱着四、五本在付钱,也是准备送人的。我自己,陆陆续续也送出去了十几本。这本书有个副标题: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离现在差不多六十年了。但六十年的时间并没有消弥中国政治曾经有过的伤痛,就象今年另一本很有名的书的书名:往事并不如烟!
  44年到46年的中国,至少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建立联合政府。即有反对党存在的,可以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国民党交出政权,共产党交出军队,于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开党禁,开报禁,召开国民大会,实现代议制民主政治。这正是马歇尔当年想做的。马歇尔当时以超强的国际背景使华,手中拿着的是杜鲁门对华声明。杜鲁门对华声明有三个要点: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马歇尔按这三个要点,从45年12月到46年2月,一口气促成国共两党签署了三个协议:停战协议,政协协议,整军协议。安排了一个在停战的基础上,从政治改革直到军事改革的完整程序。但是,到了这里,马歇尔就再也走不下去了。西方原则遇到了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的强大的政治逻辑,这个逻辑用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国共两党都不肯放弃的信条。“在中国,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的消长为最终依据的”。政党在中国是武装的集团,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也不作数的,就象当年的第三党。而马歇尔设想的建立两党制和有一个反对党,在这样的政治逻辑面前,自然难以成立。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之下,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马歇尔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难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是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必须拥有武装,就更不是民主制了。近代中国的这一次走向民主的可能性,在用武力打天下的逻辑面前,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马歇尔后来是输的干干净净走的,国民党不肯交权,共产党不肯交枪,双方只有以内战来逐鹿天下。(全文阅读)

《水浒传》“大块吃肉”的后面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江湖好汉心向往的事,大碗喝的酒看来只是土造的水酒,而细心的读者读《水浒传》可能会注意到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吃的大多是牛肉。最典型的是第38回里宋江在江州浔阳江头的琵琶亭请戴宗、李逵喝酒,要酒保“大块肉切二斤”来给李逵填饥。酒保回道“小人这里只卖羊肉,却没牛肉”,被李逵用鱼汤浇了个透:“叵耐这厮无礼,欺负我只吃牛肉!”可见这“大块肉”一般是专指牛肉的。
    如果来一番“定量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印象并没错。拿120回本统计,整部《水浒传》提到的屠宰、吃食活动的共有134处,其中指明是牛肉的就有48处,占了近36%。而其它的明代小说中屠牛、食牛的比例要低得多,如《西游记》所有的屠宰、吃食描写,只有一处提到“杀牛宰马”。《金瓶梅》全书具体描写吃食种类的有41处,其中只有一处指明为牛肉。《醒世姻缘传》吃食描写中则没有一处指明为牛肉。明代其它的短篇小说也是如此,如《警世通言》提到吃食活动22处,其中指明为牛肉的才两次,《醒世恒言》的这一比例为31:3,《喻世明言》(《古今小说》)为20:2,《初刻拍案惊奇》为16:2,《二刻拍案惊奇》为15:0。
    按照明朝的法律,屠宰耕牛是犯罪行为。凡故杀他人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杖一百。耕牛伤病死亡,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所以如果不能就此说明代社会普遍不吃牛肉,至少可以说明代的大多数小说“法制意识”比较强,有意让自己描写的人物“循规蹈矩”。
    相反,《水浒传》之所以有那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杀牛宰马”、“大块吃肉”的描写,最主要的是因为作者有意以此来烘托和渲染梁山好汉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气概。《水浒传》是历史上唯一一部正面描写造反“盗贼”的小说,作者所描写这些公然藐视法律的屠牛、吃牛肉的情节,是借以表现其心目中草莽英雄形象的手段。(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老酷:送你一辆车
    就连死去活来爱了他几年的金曼都会釜底抽薪,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弃他而去,这是郑天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为了这个长着一副天使般面孔的漂亮的女孩,他失去得太多了,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孩子,待遇丰厚的白领工作,还有那所大大的房子,都不再属于他。只要金曼吱一声,他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记得三个月前,当她半开玩笑地告诉他,希望有一辆吉普车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当时手上的钱还差两万,他不思思索就去找朋友借,当那辆“切诺基”开回来后,她露出了天使般纯洁的笑。
    让他遗憾的是,这天使般纯洁的笑容没多久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那辆切诺基。
    郑天伟真恨自己瞎了眼,怎么会败在这个小丫头片子的手里?记得当初金曼跟他半开玩笑地说过,男人一生会失恋两次,一次在中学时期,一次在中年时期,他没有听出弦外之音,只是大度地笑着,把她拥得更紧,他哪里想到,第二次真正的失恋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那天,郑天伟刚跟几个酒友告别从外面回来,发现屋子里空空如也,每天都像等待出去玩耍的孩子那样等他归来的金曼不见了。他给她买的所有衣服也全都无影无踪。难道她会吃错了药,离他而去?这不可能啊,因为在这之前毫无信号,虽然她脾气大,经常威胁要离开他,可是不超过两天,在他的低声下气中,她会向他承认错误,说永远都要跟他在一起,她晶莹的泪珠儿把他的头发打得湿漉漉的。
    然而做梦也想不到事情发生了,物是人非,人去楼空,她连张纸条都没有给他留。郑天伟疯了一样抓起电话,就拨她的手机,然而足足等了两分钟,她的手机也无人接听。
    他不断按着重拨键,但他期待的那银铃般的声音始终没有出现。(全文阅读)

王晓华:恋爱权的丧失
    人生永是悖论:年龄的增长意味着你的生命历程长了,同时又意味着你可以经历的生命过程短了。得到的过程就是丧失的过程。人到中年,得到的东西大都比青年时代多:家庭,金钱,事业,包括性在内的各种体验,但他也失去了许多——比如,对世界发嗲的权利。儿童乃至青年对世界发嗲,是可爱,成年人如此做,是可笑。当然,没有那条法律规定你不能这样做,但是你至少要尊重别人的感受权吧——无论如何,让人感到恶心,影响别人的食欲,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压制自己的激情是中年人的份内事,也是世界对他的无声命令。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这就是中年人的生活。
    在中年人丧失的诸多权力中,我觉得恋爱权的丧失是较重大的一种。从表面上看,没有谁规定中年人不能谈恋爱,有些中年人还分外讨异性喜欢呢?——有多少女人梦见自己嫁给了比尔·盖茨,又有多少女人把克林顿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可是这毕竟是例外——有多少中年人能够如克林顿般权盖四海,又有多少中年人可以像比尔·盖茨那样宣称花钱是比挣钱更艰难的事业?少而又少。他们在中年以后有权力谈恋爱绝不意味着你也可以东施效颦(骗子、流氓、艺术家除外)。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伟大中年人的恋爱史和普通中年人的禁欲史。决定这一切的是处境:比尔·盖茨每月可以与情人约会几次,是因为他的零花钱比小国的财政收入还多,他买得起的房子足以安顿全美国的流浪汉;克林顿能够把自己的雄性分泌物潇洒地留在莱文斯基们的裙子上,是由于他是美国总统,而大家都像美国总统一样生活是不可能的——除非每个人的细胞都变成他的国民,选举他为国王。普通中年人恐怕在梦中也不敢把自己同上述二位大人物相提并论:有限的存款,固定的住所,沉重的家庭负担都注定了你只能在道德操守上比比尔·盖茨优秀10倍,比克林顿纯洁100倍。也许你会说:我宁肯不要这道德的桂冠,也要为普通中年人夺回恋爱权。不行,绝对不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年人,你只有权力戴着道德的桂冠过枯燥无味的生活,而不能以流氓的名义获取多余的享受。道理很简单:全世界所有的中年人都戴着道德的桂冠并循规蹈矩地生活会使这个世界安稳和美好,而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想获得多余的情感享受,则会出大乱子。从这个角度讲,恋爱是青年人和极极极少数中年人的事业,大多数中年人还是不越雷池为好。要是心理不平衡,可以读读中学课本上的寓言:乞丐一无所有,却比国王还快乐。(全文阅读)

故国雨露:清贫——二十二年的积淀
    我实在不愿这样直白的道出自己内心的隐忧,这样会伤及许多人的情绪。然而,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感觉,这些都曾经真真切切的存在过,即使没有发生,也会在我的脑海中经过合理的想象而上演,到了我按捺不住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写下来。想让他们看到,又不想让他们看到,但在我内心里,我是真的打算把这些阴影抹去,否则,它将阻碍我健康的前行。 
    清贫,这应该是大多数乡镇中小学教师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只是今天,教师节,在我写的时候,虽然晚了,但你们应该快乐一些,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教师节已不能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概念,今天似乎不存在,但在理论上还是你们的节日啊!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在内心里虔诚的念叨你们一次,可是你们别把我们想得太好,我是决然不会再去当老师了。对于我,你们肯定很失望,但你们可别怪我,我可是一个凡人啊,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的大脑已经货币化,没有赚到钱,但也沾满了铜臭。我没有其它的想法,我只是想过得更好些,作为一个人,我只是想比你们拥有的更多些。
    其实,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个人人尊敬的优秀教师,辛勤培育以期桃李满天下,之所以有这种想法,说到底是受我父亲的影响。父亲在中学教书,那时候老师是很受人尊敬的。记忆中父亲的熟人似乎很多,因为每次父亲用车载我回去的时候,路边总有许多人老师长老师短的问好 ,我在后面也沾光不少,心里乐滋滋的,这些只是让我觉得很快意,很开心。而真正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是父亲在灯下备课的样子。我至今仍记得,每个星期父亲总有三四个晚上在灯下备课。那时的电力供应不是很好,镇上更是一般,每晚八点半准时拉匝限电,而父亲总要等到这时候才有空。于是,一盏煤油灯,几本教科书,一本备课本,便很好地勾勒出我曾经认为很圣洁很崇高很动人的样子…眼睛紧盯着,笔尖在纸上沙沙的滑动,一行行极均匀的画下来,嘴角不时的上扬… 
我是在父亲的手臂是睡大的。整个小的时候,我都像影子一样吊在父亲的后面,因而这场景像经典的电影一样让我至尽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受其影响,我在小学结束时就读完了四大名著,都是古白话文的,看的不是很懂,有些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能理解。比喻说,红楼梦中,贾宝玉跟袭人睡觉的时候要把衣服脱的光光的干吗?因为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叮嘱我穿少了衣服要着凉的,何况他们还不穿衣服呢。但这些并不能阻碍我思想的发育成型。那时我看三国中宴桃圆豪杰三结义,看水浒传中几多俊逸儒流,他们书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减雪,谈笑看吴钩,还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条好汉、出口鸟气等。感觉他们忠正侠义,很值得我去学习。那时我对所有事情的理解都停留在最表层。 
    有一段时间,我很满足于这些,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深深的扭曲了我的思想,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中不断的丢弃人格。 (全文阅读)

许晖:《星星》下半月刊执行人林信炳关于作者稿费的欺诈行径
    我的文章《一个人走进塔什库尔干》并署名“孟煌”的7张照片,发表在《星星》下半月刊2004/5期上(约8000字左右,12个页码),此前编辑南北约稿,说杂志社承诺的稿费是千字100元,图片稿费另算。三个月后收到稿费,一共200元。
    我很诧异,遂致电该杂志社询问,工作人员程雅接听了电话。程雅说:此事要向负责人林信炳汇报。
    两天后我打电话过去,程雅说当时具体约稿的编辑南北说我的这篇稿子属于转载,因此稿费只付转载费。我当即指出,这篇稿子绝对是首发稿。程雅随即推托说她再询问南北,并说南北已经离开杂志社,她会打电话向南北询问。
    我随即致电南北,南北当即大骂,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篇文章属于转载性质。
    几天后我又打电话过去,程雅说林信炳出差已经回来,她向林信炳汇报后会主动致电给我。一直等到今天,该杂志社并无致电于我。
    其间我询问南北,南北说程雅并没有向他询问此事,倒是他主动给林信炳打了一个电话,指责林不守承诺。
    今天我致电林信炳,林信炳说编辑没有权力许诺作者稿费。我追问该杂志到底稿费几何,林信炳始终不正面回答,而是说稿费要根据整期杂志来定。我又追问为何使用7张照片没有稿费,林始则说照片质量不好,继而说照片的稿费已经包含在寄给我的200元之内,并说照片稿费每张不到10元。林信炳又要我理解,说全国的文学杂志能发出来稿费已经不错了,我随即质疑,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不发稿费的“文学杂志”。而且林矢口否认南北给他打电话说过此事。(全文阅读)

光子:雅各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了胜。”
  ——《旧约·创世纪》第32章第28节
    
  我曾坐在惨淡的阴影中,
  一想到故乡就哭了。
  在这无边沙漠里,
  黄沙就是我的寒衣,
  我曾经骄傲的头颅如今枕着
  冰冷坚硬的岩石。
  人们用讥笑的目光看我,说:
  “他是如何不可一世啊,
  如今谁会帮助他呢?”
    
  天门却在我面前打开,
  天使在梯上轻盈起落。
  神的踪影从来遥不可及,
  此刻却仿佛近在眼前。
  他的声音浸入我的心脾,
  如同溪流滋润干涸的谷地。
  “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往哪里。
  我必保佑你,领你回这地。
  我总也不会离弃你,
  直到我向你成全了
  我永恒的应许。”(全文阅读)

阿明利:哈利路亚
    一
    致敬!我永生梦幻中的居住者。
    我在拂晓时分起身,眺望一世又一世不尽变移的天空,看风幕徐徐展露黄金的穹座,宇宙如一朵完美的花儿圣洁地绽放。
    蔷薇色梦幻中的居住者啊,我绯红的希翼染亮你的存在。
    每时每刻,你的信息投射熹光而来。
    空间臣服于你脚下,而你高踞于神圣的顶点上,俯视狂悖浮华的世代进化为宏伟壮丽的画卷。
    基于时间流逝的假想而建立的历史在你唇间暗淡为一句轻叹。
    你从野鸟的飞翔中召唤了不灭的神话。(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当整个季节坠落
    归路

    小时候,我看见满天低垂的繁星
    觉得那里就是我的故乡
    我以为只要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一直走
    就能回到故乡去

    后来
    我走了许多年
    却一直没有走到尽头
    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走进了万丈红尘
    一条不归路
(全文阅读)

优秀斑竹应具备的八种能力
     随着互连网的快速发展,虚拟网络社区深入人们的生活,论坛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休闲、交流的场所。作为一种舆论媒介、作为网友抒发心情的一个心灵空间,论坛的正确引导与有效管理成为必然。诚如马克思理论所述:有众多人参加的、有明确目的的集体行为,“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从而达到其预期的目标……
      论坛斑竹,作为网络社区最基层、最直接的管理者,其个人能力与管理的有效性对于论坛的兴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比企业管理中有关领导者的能力,本人认为,一个优秀的论坛斑竹应具备(或者修炼)以下八个方面的能力:
         一、诚信
       “言必信,行必果。”——这不仅是一个斑竹、也应该是每一个网友在生活中、在网络上应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诚信”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履行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诚”有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哲学范畴,是为真实,亦即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系指宇宙万物之实有而言;其二作为道德范畴,是为诚实,这是做人的基本素质。“信”作为道德范畴与行为规范,是人的内在之“诚”的外化,亦即取信于人。“诚”与“信”的结合,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为人必须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的道德思想。
        对于一个社区而言,诚信是立业之本,是保持社区稳定发展的基本道德杠杆;对于斑竹而言,以诚信待人、以公平处事是取信于网友的根本所在,也是一个论坛凛然正气、凝聚人才的关键所在。
        二、知识与思想力
        知识改变着世界,知识更新着人类观念,知识是思想力的基础。思想力,是指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对问题有真知灼见(本人愚见)——这是一个斑竹,尤其是首席斑竹首要的能力。
        教育心理学领域,有一句经典名言:“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很好地诠释了思想和命运的关系。(全文阅读)

给MM修电脑的三个步骤
    表演篇
  1、一定要打预防针!
  在修之前,向MM反复声明,这电脑故障是有硬件和软件之分的,如果是硬件故障,例如显卡风扇不转了,显示器连线老化,显示器分辨率超出显示器指标,等等都会导致黑屏啊,这个我不回家用专门的工具是修不好的!
  这样一旦真的没修好,就立刻耸肩膀作无奈装:真的是硬件问题,还是送去保修吧。而MM当作硬件问题去保修,JS大人即使发现是软件问题,也会毫不犹豫作为硬件问题处理,所以决计不会有败露的麻烦。
  2、重装是万能药方!
  不管发生什么,只要MM同意,一律重装系统!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虽然很菜。但是如果要感动MM,这也是最好的方法,因为MM会在漫长的等待中觉得你真是很有耐心和爱心的好男人!哈哈哈哈,太阴险了,所以给恐龙修电脑,一般还是对症下药,速战速决,不要绿我,确实当恐龙看上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RPWT,而是生命问题!
  3、关心要无所不在!
  如果选择重装,一定要反复问MM:真的可以吗?MM第一遍一般就说可以,这时候要问:没有重要的照片、文档吗?MM会犹豫,但是还是会说不要好了;这时候接着问:QQ聊天记录也会丢掉的!MM会说不要了;记着这时要作思考状,然后问:有没有重要的邮件啊,邮件也会丢掉的。一般啊,很多MM这个时候会反悔,她们就会觉得你是超级贴心人了。
  如果选择打开机箱,一定要作惊讶状!怎么这么多灰尘啊!!!(我只见过一个MM的机箱里没有灰尘的,她是实在太爱干净了)这时候MM一般都会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立刻要作出为电脑难过的样子:这么好的电脑,灰尘太多怎么跑得快啊,散热也会受影响的,当然容易出问题了。哈哈哈哈,MM内疚的同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懂得爱惜珍惜疼惜是新好男人。
(全文阅读)

人性的特点
  美国一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们在下面的三种情况下,选择其中的一种,对其进行捐助。
  一是非洲中部遭遇严重旱灾,许多人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二是大学中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为无力负担学费,已处于无法继续学习的困境。
  三是购置一台复印机,放在系办公室里供学生们使用。
  学生们以不记名方式选择,结果有百分之八十五选择捐钱买复印机;有百分之十二的学生选择捐钱资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只有百分之三的学生,选择捐钱援助非洲的难民。
  这个实验一方面说明每个学生都程度不同地关心他人的困难,愿意给予帮助;另一方面说明大多数学生更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当然,如果引导得当,学生们的选择也会有所变化,也会表现出更多的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是高尚的,但是,对更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选择,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其中也有积极因素。明白人性的这个特点,并妥善地加以引导,可以成全许多有益的事情。(全文阅读)

成功人士的7个好习惯(全文阅读)

如果古代中国人参加奥运会
    上古时期,派可射九日的后翌同学参加射箭比赛,拿块金牌啥的没啥问题吧?
  春秋战国时期,派刺客要离、荆轲等同学参加击剑比赛,拿块奖牌啥的没啥问题吧?
  秦时期,派在博浪沙投大铁锤袭击秦始皇的那位大力士同学参加铅球比赛,拿块奖牌啥的没啥问题吧?
  楚汉争霸时期,派单手举鼎的项羽同学参加举重比赛,拿块金牌啥的没啥问题吧?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清楚该是多少公斤级啊。
  汉朝时期,派可在掌上跳舞的赵飞燕同学参加艺术体操比赛,拿块金牌啥的没啥问题吧?
  唐朝时期,派在华清池里泡温泉的杨玉环同学带队参加水上芭蕾比赛,拿块金牌啥的没啥问题吧?
  唐朝时期,派弼马温孙悟空同学参加马术比赛,拿块奖牌啥的没啥问题吧?
  唐朝时期,派到西天取过经的唐僧等人参加铁人三项比赛,拿个名次啥的应该没啥问题吧?(全文阅读)

 

文 化 艺 术

  余杰:沉默的夜莺
    ……巴尔蒙特用这样的语言来回忆勃洛克:“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内心的隐痛与柔情,感受到对那颗兄弟之心的爱,这颗心走过了难以描述的苦难历程,然而它却永远不倾诉、不对任何人其人倾诉自己伟大的痛苦和无法逃避的孤独,他将很快从我的梦中逝去,为的是流利而深刻地与远方、与风、与雪花的闪光、与寒空中的星星,与远处交响着的不协调的哀婉的钟声交谈。”许多喧嚣的声音已经随风而逝,勃洛克的沉默却镌刻在历史的石碑上。谁还记得领袖们在红场上意气风发的演讲呢?谁还记得《真理报》上激扬文字的社论呢?可是,勃洛克写在粗糙的稿纸上的诗句,至今还在被无数的诗歌爱好者们朗诵着。在读者朗诵这些诗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与诗人交谈。诗人像青铜雕像一样对着愚昧的“无物之阵”沉默着,却又像蜜蜂一般地对着知心的对象倾诉着。
    勃洛克把俄罗斯文学比喻为“在沼泽地上空平静地摇晃着的一朵蓝花”,它“无邪和伤感地睁着大眼睛”。他在谈论从果戈里到吉皮乌斯的俄罗斯文学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道:“他们是有翼的,飘荡于尘雾上空,并未落入它们黑魆魆的深处。因此它们像水晶般透明、似金芦般清晰的寂静。寂静在歌唱,寂静在开花;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想,除了这样的寂静还需要什么呢?”吉皮乌斯的一首十四行诗印证了勃洛克的论点:
    我听到寂静在窃窃私语
    那无法体现之美的秘密。
    只有令人费解的人才充满幻想。
    我不期待也不希冀白昼的来临。(全文阅读)

说,还是不说?的抉择——对话《惊爆内幕》主人公,
普利策奖得主,《六十分》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荐这部我认为作为记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制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维尔穿着皮夹克,头发蓬乱,走路常常微低着头,盯着你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块石头一样固执和坚强,当遭受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告诉杰弗里“遇到点麻烦,片子可能播不出来时。”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当生活中真实的洛维尔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记者面前时,他简直受到了摇滚名星般的拥簇和欢呼。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主办者甚至不得不为他挡住围上来的各国记者,以避免洛维尔难于招架而过于疲劳,一个加拿大记者对我说,洛维尔是这个职业的骄傲。离开了《60分》的Lowell Bergman 现在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陪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Sharon  Tiller,她是PBS著名新闻调查栏目《前线》(《frontline》)担任资深制片人。
    也许我的自我介绍打动了他,晚上在一家位于Norfolk 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这家酒吧在英国小有名气,是新闻记者的聚会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称恰好也叫做“front line”,拥有酒吧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记者,酒吧的墙上陈列品,全是一些著名记者的遗物,比如一本被子弹击穿的采访本,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两杯马蒂尼酒下肚,我们的谈话在一种轻松坦诚的氛围下进行。Sharon  Tiller女士一直饶有兴趣的倾听我们的交谈,并不时发表意见,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对中国新闻界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对伯格曼的好奇心。(全文阅读)

张大千绯闻:天价巨作解密旷世绝恋
    大画家张大千一生一妻三妾,红颜知己无数,从20岁出名一直到辞别人世,张大千的桃色绯闻比他的画卷还丰富。由此,他也获得了“数画人才华风流古有唐寅,今有大千”的雅号。可是,直到2004年3月,张大千的一幅被行家估价逾千万人民币的巨幅山水画《苍莽幽翠图》的浮世,一枚大千先生从未外露的《秋迟》印章神秘现出,风流才子那场惊世骇俗的柏拉图式恋情才被最终解密……
    一跪“佳人” 只为惺惺知己情
    张大千20岁时,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过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三个月后还俗到了上海。张大千拼搏于上海画界时,仿石涛的画到了连行家都无法鉴别真伪的程度。
    宁波富商李茂昌也是被他“骗”过的富贾之一。当李茂昌把花了50个大洋买回的“真迹”给心爱的女儿李秋君看时,她笑着说画是假的,但作画之人天分极高,将来成就之大,将是划时代的。
    听了女儿的话后,李茂昌果真开始在上海画界寻找起这位高人来,可是万般苦寻之下,他见到的却是一个风流倜傥小伙子。听罢对方的叙述,张大千哈哈大笑,为了感谢李茂昌两年来苦苦寻觅自己的苦心,他一定坚持要把大洋退还给对方。李茂昌大洋没有收,倒是交到了一个心胸坦荡的小兄弟。
    李茂昌几次邀请张大千到宁波自己的府上小住,实际上是有意让他跟女儿相识。李茂昌的女儿李秋君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从小精通琴棋书画,姿容雅丽,性格温婉,是远近闻名的才女。
    一日,张大千应李茂昌之约到宁波来散心。他在客厅等主人时,被一巨幅《荷花图》所吸引,张大千长出了一口气,宁波果真是藏龙卧虎之地:一只残荷,一根秃茎,一汪淤泥,勾勒处脱离了芥子园的画法束缚,飘逸脱俗。
    张大千叹道:“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啊。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实在让我弄不明白。”
    李茂昌笑道:“看来兄弟你是十分青睐此画了,可想见见画主?”张大千赶紧说道:“我是想拜师还来不及呢,只是不知道这位鸥湘馆主是否还在世上。”李茂昌笑着告诉他,画主不但在世,而且晚上就能见到。
    张大千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一天。直到晚宴开始时,客厅的门被“砰”的一声撞开。只见夕阳的余晖中站着一位清丽绝伦的年轻女子,穿了一件淡绿色套裙,薄施粉黛,一双如水的明眸直射入屋内。当她发现了坐在父亲旁边的张大千时,顿时满面嫣红。(全文阅读)

卢浮宫——世界艺术殿堂(图)
    卢浮宫,始建于13世纪,是当时法国王室的城堡,被充当为国库及档案馆。但于1546年建筑师皮埃尔·莱斯柯在国王委托下对卢浮宫进行改建,从而使这个宫殿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后又经历代王室多次授权扩建,又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到拿破仑三世时卢浮宫的整体建设才算完成。
    继“贤王查理”建设了重要的图书馆而声名远播之后,16世纪的弗朗索瓦一世又开始大规模地收藏各种艺术品,到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卢浮宫的收藏已十分充实。至路易十四去世前夕,卢浮宫已经成为经常展出各种绘画和雕塑作品的一个场所。

    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从那时起,这里的收藏不断增加,更不用说拿破仑向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征用的艺术贡品了。总之,如今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数量已达400,000件,分为许多的门类品种,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有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还有数量惊人的王室珍玩以及绘画精品等等。迄今为止,卢浮宫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全文阅读)

弘一法师的音乐作品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息人,生于天津。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家,也是一代高僧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反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圆月耀天心
    1、《送别》 
    词:李叔同 曲:约翰·P·奥德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飘蜀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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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科 学

  科学哲学中的几个精妙比喻
    哲学家素以抽象思维见长,哲学文本大都充满了概念论辩、逻辑推理、语言分折之类的东西 ——这是哲学的典型的方法和特色。但是,一些聪明的哲学家有时也借助形象思维,把比喻 引进哲学论述,从而收到异曲同工、曲径通幽、事半功倍之效。这些比喻往往十分精妙,把 复杂深奥的哲学命题顷刻化解为易于领悟的意象,使读者豁然开朗、涣然冰释。同时,它所 蕴涵的真谛、睿智和妙趣,也能使人们得到智慧的启迪和审美的享受。下面,我愿评介一下 科学哲学历史上五个有名的经典性的比喻,拟和读者共同分享其中的悠远意境和幽微境界。
    一双筛
    “双筛”之喻出自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1853-1932)。他是德国著名化学家、物理化学 和颜色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就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 学天 才、科学组织、一般文化问题、能源、公共教育、人道主义、战争与和平、国际主义、世界 语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诱人的见解和行动方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人科学家。[1] 
    在1908年出版的《自然哲学概论》中,奥斯特瓦尔德在论述“因果律”时列举了双筛的比喻 : “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为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 砾通过双 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细粒集聚在两个筛子中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 小的沙砾被容许通过第二个筛子。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粒组成,恐怕是错 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粒变成相等的东西的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2]
    在这个“双筛”比喻中,一个筛代表因果律中主观的成分,一个筛代表客观的成分。奥氏 认为原因 和结果这一科学推论的最普遍的形式,在因果律的名义下被提高到先于所有经验的原理和使 经验成为可能的真正条件。他从进化认识论的视角解释说:通过人的特定的生 理组织,最普遍涵义上的记忆——正像在有机体中已经反复发生的那样,与全新的过程类型 相比较,这样的过程容易进行——即(在恒定地改变的过程的多样性中再发生的部分)概念的 形成特别被激励和被推动。经验的再发生部分以此跨入突出地位,由于它们对于生命安全的 至高无上的实际意义,在进化和适应理论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有机体、尤其是人的有机体 的 生命的整个结构和模式,甚至也许生命本身,都稳定地与那种预见密切相关,从而也与因果 律有关系。如果乐意的话,可以称这样的关系是先验的关系。就个人而论,它无疑是先验 ,因为他从他的双亲那里通过遗传而得到的整个组织已经在这样的影响下形成了。 对于种族而言,它是后验的,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在机体中的积淀。(全文阅读)

我们的“快感”来自何处?
    快感来自何处?为什么我们在特定情况下会感到愉悦?又为什么这种愉悦不能持久?动物也能感到愉悦吗?
    自古以来,快感就像上帝、爱或者美丽一样,是多层面的不解之谜,它是那么不可琢磨,又是那么令人神往。但是现在,只要向你中脑的某一微小区域通入几微安的电流,就能令你达到飘飘欲仙的状态了。
    快感来自何处?
    早先的动物和人类实验让科学家认为,快感来自于大脑的“奖赏中心”——对这个部位采用温和的电击,就能使老鼠和人进入一种看似痴迷的状态。这个实验让人们认识到,要在大脑中产生快感是很简单的事,只需简单地刺激正确的神经中枢即可。
    到了1980年代,奖赏中心的回路图已经被绘制出来了,研究人员已经知道了在这一区域传递信息的化学递质叫做多巴胺,因此奖赏中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多巴胺系统。在动物实验中,它奖励动物做有生存价值的事情——进食和发生性行为。
    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大脑里的快感问题还远没有成为定论,电极刺激奖赏中心带给人和老鼠的只是一种“想要”的欲望,而不是欢喜的快感。得到这一结论的科学实验由密歇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肯特·白睿智完成:他用一种药物封锁多巴胺的受体从而关闭信号传输,来观察实验动物的快感是否被封锁或减弱。
    当他用一种神经毒素去除老鼠的多巴胺产生细胞时,老鼠停止了主动进食。但在强迫饲喂它们甜的和苦的流食时,它们对甜食表示愉悦而对苦味表示不欢迎这证明愉快的感觉本身并不产生于多巴胺系统。俄亥俄州的博灵格林州立大学的扎克·潘克色朴说:“多巴胺系统是负责动机和寻觅的,它使人们产生一种基本的欲望或者冲动,一种要应对世界的热忱。”
    此后,另一些科学家发现,传递快感的关键物质不是多巴胺,而是一种被称为阿片类的化合物吗啡和海洛因也属于这类化合物。
    那么,大脑中的阿片受体在那里呢?白睿智和牛津大学的艾德门德·罗斯等人发现,阿片类受体广布于大脑之中。最新的研究则把快感中心定位于大脑深部靠近多巴胺系统一个很小的区域,和眼睛后面的“前额脑区底部”。从吸毒后的腾云驾雾到感官高潮的酣畅淋漓,再到享用一份丰盛美食后的满足或者赢钱时的激动颤抖,无不与这两个脑区的神经化学变化有关。(全文阅读)

在科学巨星的璀璨之外:记爱因斯坦的妻子米列娃•爱因斯坦•玛丽克
    今年,德国各地举办各种活动,纪念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诞辰125周年。虽然爱因斯坦对推动近代科学发展功不可没,但与爱因斯坦共同工作过、甚至帮助起草相对论的他的第一个妻子米列娃•爱因斯坦•玛丽克却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爱因斯坦是世界无可争议的科学巨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还把他看成是一个可爱的喜剧演员,他的那幅吐出舌头的照片已成为一种社会普及文化。女人们爱慕他,据说,连玛丽莲•梦露也曾幻想能与他双双生活在一座孤岛上。
  尽管他的第一个妻子米列娃对爱因斯坦在学术上有过很大帮助,但是很多年以来,人们还是试图彻底地遗忘这个女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爱因斯坦传记中,作家们一直将这个塞尔维亚农民的女儿说成是让爱因斯坦过着地狱般生活的女人。但是,爱因斯坦自己却从来没有说起过这段历史,在弥留之际,他曾说过:“另一种生活是值得怀念的!”
  然而,历史终归是公正的,米列娃目前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女科学家德桑卡•特布霍维克•格居里克是最早注意到米列娃的人,她对这个欧洲第一个学数学的女大学生、后来成为爱因斯坦妻子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1990年,爱因斯坦大会之后,人们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即相对论如果是他们夫妇共同写成的,那么,就不能把爱因斯坦说成是“相对论之父”,而应当把他们说成“相对论父母”。
  成功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米列娃•爱因斯坦•玛丽克出生在匈牙利塞尔维亚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聪明好学,高中毕业后,父母将她送到瑞士的一所女子学校深造。19世纪末,女大学生堪称凤毛麟角。后来,她转学到苏黎世,因为在别的地方,女学生不能参加考试。
   刚到苏黎世时,她报名学医,但随即就改变了主意,改学物理学和数学。当时,她与爱因斯坦是同班同学。
  与爱因斯塔相爱后,两人形影不离,一道学习,一道讨论科学问题。1901年,爱因斯坦在写给她的信中说:“如果要把相对运动课题做成功,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是多么地幸福和自豪!”
  热烈的爱情使得两人荒疏了学业。1900年,爱因斯坦的考试仅以中等水平通过,米列娃却未能通过。正在她准备参加补考时,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她怀孕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婚先孕将意味着一位青年科学家的前途成为泡影。
  米列娃毅然回到父母身边,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取名丽瑟尔。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不健全,估计是患有精神障碍。此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她也许是死了,也许是被别人收养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爱因斯坦从未见过自己的这个女儿。
  不顾家庭的反对,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于1903年正式结婚。当时,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工作,职位是“三级技术专家”。同年,爱因斯坦开始写博士论文时说:“我需要我的妻子,她能为我解开数学上的难题。”(全文阅读)

苏联原子弹绝密试验解密:4.3万名官兵为此死亡
     9月14日是苏联托茨基实弹核演习灾难50周年纪念日,1954年9月14日在苏联奥伦堡州发生的“雪花”原子弹爆破试验,多年来一直被作为国家绝密情报而被严密封锁。
  当日9点33分,苏联当时研制的威力最大的一颗原子弹在托茨基草原上空爆炸,森林被烧为灰烬,村庄被平地摧毁,诸兵种合成实弹演习的“东方”军队发起冲锋,战机越过蘑菇云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在爆炸中心10公里范围内扬起飞的辐射云尘和沙土,成为“西方”军队最好的防御设施。当日投掷的弹药总是比苏军强攻柏林时的都多许多。
  所有参加演习的人都亲笔签名,保证25年内不泄露国家军事机密,患上各种辐射疾病的官兵甚至不能向主治医生讲述自己的辐射经历,4.5万名参演官兵中至今只有2000人存活,其余43000人已经先后去世。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机密的解禁,一些参与1954年奥伦堡草原核试验事件的人们开始回忆当时的事情经过,从而揭开了这一绝密试验的内幕。
  “雪花”战役准备
  俄罗斯特种风险部队老兵委员会主席边齐安诺夫讲述道:“1954年整个夏末,一直有军列从苏联各地来到托茨基站,所有来到此处的官兵,甚至包括部队司令部,都不知道为何到这里来。我们的军列在每个车站都遇到了妇女和儿童,送给我们鸡蛋和奶酪。‘亲爱的,你们难道是要去中国打仗吗?一些老大娘还在这样喊叫着。”
  奥辛中将回忆称,50年代初苏联在认真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进行了原子弹实验后,苏联也决定在开阔地带试验原子弹,奥伦堡草原因与西欧地形相似而被选为试验地点。有原子弹爆破科目的诸兵种合成演习最初计划在卡普斯京雅尔导弹试验场内进行,1954年春天,经过重新评估后,托茨基草原被视为安全保障条件最好的演习场。
  共有212支部队4.5万名官兵参加了此次代号为“雪花”的核演习,其中士兵3.9万人,军官、将军和元帅共6000名,住宿营地蔓延42公里。演习准备工作持续了3个月,挖掘了数千公里的堑壕、壕沟、反坦克沟,修筑了数百个永久火力点、临时火力点和地下掩蔽所。
  演习前夕,军官们观看了一场关于核武器作用的电影,在专门建设的特殊电影院门口,盘查甚严,必须持有团长和克格勃代表亲笔签名的通行证才能入场观看。
  距离爆炸中心5-6公里的博戈达诺夫卡村和费多罗夫卡村,由部队组织,临时疏散到50公里外的地方。
  演习准备是在火炮轰炸掩护下进行的,数百架飞机轰炸预定地段。演习开始前1个月,每天都有图-4轰炸机向爆炸中心投掷250公斤重的炸弹模型。在周围都是混合林的橡树丛中,有一个100×100米的白色十字标志,参加演练的飞行员向其投掷炸弹,误差不许超过500米,因为周围部署有部队。
  库特尔切夫少校和利亚斯尼科夫大尉两名飞行员进行了训练,一直到最后时刻,他们并不知道谁将是主角,谁是配角。库特尔切夫少校的优势在于他此前已经有了在谢米帕拉金斯克演习场进行原子弹飞行试验的经验。
  为防止攻击波对距离爆炸中心5-7.5公里内的参演部队的伤害,他们全部藏在地下掩体内,7.5公里之外的部队官兵则或坐或躺在堑壕里。
  在距离爆炸中心15公里处的一个高地上,临时搭建了一个政府演习观察台,装配了观察仪,旁边是铁道站和柏油路,由军事检察人员负责警戒,任何车辆和人员不经允许都不能进入。(全文阅读)

7天连续发现5颗行星 外星生命探索再掀高潮
    欧美的天文学家们最近在七天之内,连续发现五颗太阳系外的行星。这新一轮的发现新行星热潮,是否预示着人类发现地外生命的一天已指日可待?
    8月25日到8月31日是全世界天文学家备感兴奋的7天。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欧洲和美国的天文学家相继报告发现了5颗新的太阳系外行星,而且其中一颗是美国的天文机构通过业余天文爱好者使用的小望远镜发现的。如此高密度的新发现是否标志着太阳系外行星搜寻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业余天文学爱好者可以参与类地行星的发现,是否预示着人类发现地外生命的一天已指日可待?
    发现最小行星“超级地球”
    探索环绕其他恒星的行星,也就是太阳系外行星,一直是天文学家研究的热点。这份热情源于人类心底一个最想知道答案的疑问:苍茫的宇宙中是否存在和我们一样的生命?而与地球类似的行星则是最可能孕育地外生命的温床。
    人类已经对太阳系内的三颗类地行星(金星、地球、火星)进行了广泛考察,遗憾的是,仅仅在地球表面存在丰富的生命,金星太热了,而火星又太冷了。也许金星和火星都曾经有生命存在,但严酷的气候条件和极端的温度使生命存在的证据无法保留下来。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浩瀚宇宙中围绕其他恒星旋转的行星,期待从中找到和地球类似的星体。1995年至今,已经有超过120颗太阳系外行星被发现,它们大多属于巨大的气态行星,质量至少与木星类似。现在,发现太阳系外行星的脚步已经越来越快。(全文阅读)

陶东风: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最重要的分歧发生在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问题上。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妇女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妇女是本土的与外来的夫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而在一些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女权主义津津乐道的所谓"第三世界妇女",尤其是对于她们的"差异性"的强调,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无论本土的妇女走到哪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都要求她(们)展示这种所谓的"差异性"。这种对于本土女性的色彩斑斓的异国情调的迷恋,不过是满足了西方妇女的一种窥淫欲望。差异意识设立了一个隐含的文化等级:西方女权主义者拥有为"不幸的姐妹"准备解放道路的特权。
        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莫汉蒂(C·  T·Mohanty)指出:"第三世界妇女"这个范畴在两层意义上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它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把第三世界的妇女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无视在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它通过把"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与第一世界妇女相对的"它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妇女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妇女的"成熟"进行对比。把第三世界妇女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妇女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肉体。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文化"贫乏"强化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拯救意识形态。(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邓晓芒: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批评的批评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ον,being)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也曾有人译作“玄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国古代魏晋玄学与物理学毫无关系,亚氏的“物理学之后”则是可以具体指导物理学的研究的,除了具有本体论含义外,还具有方法论和逻辑的含义。
    然而,物理学作为“自然”之学,如何能够达到“超越”或“被超越”?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对φυσιζ这个词的解释,它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假如在问περι φυσεωζ[关于自然]时乃事关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关于物理的探究,即古老意义上的‘物理学’,就已经超越了τα φυσικα,超越了存在者而处于存在之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也还仍旧是‘物理学’”《形而上学导论》,第19页,为统一译名,兹将原译“在”改译作“存在”。。换言之,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北京大学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6页,参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这种“原因”他分析为四种,即“四因”。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柢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由此也就产生出后来科学研究中(由莱布尼茨提出的)所谓“根据律”(或“理由律”):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理由的,或任何事物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什么是“对原因的追问”?对原因的追问意味着原因和原因所造成的东西(“结果”)是不同的,更意味着原因(或对原因的认识)是超越于并制约着结果(或对结果的接受)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开宗明义便说:“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那末,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物理学》,第15页。就是说,对原因的追问预设了事物和它的原因的不同质和不同层次性,以及二者的隶属关系。这种预设自从古希腊最初的“始基”(本原)学说以来就被哲学家们模糊地意识到了,它的极端形式则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分离”其实,即使是柏拉图的分离也并不是真正的分离,因为他还是想用理念世界来解释感性现象,与康德的现象和物自体的截然二分是不同的。。但只有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意识到了:对原因的追问是一切科学或哲学(自然哲学或第一哲学)的本性。没有这种追问,一个人也可以是有“智慧”的(如“智者”们所自诩的:Sophist),但只有这种追问,才把一个人带入了“爱智慧”(Philosophie,即“哲学”)。“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一种追求,所以海德格尔把“超越”(Transzendenz)视为“根据之本质问题的区域”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159页。“根据”(Grund),又译“理由”、“原因”。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民族中,“智慧”的产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爱智慧”却是希腊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所以我曾断言中国古代有智慧,但没有“爱智慧”参看拙文《“爱智慧”辨义》,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中国古代智慧是实用性的和实践性的智慧,没有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对象、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体”和“用”的明确对立,也没有要贯通这些对立面的强烈的“爱”和好奇心,只有一种对双方“不二”的直接体悟,和一种“内在超越”的即玄学式的淡然于心。相反,希腊哲学则在这些对立面之间拉开了遥远的距离,这就为他们对智慧的无穷尽的“爱”的追求展开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展开不仅是向四面八方扩展的,而且更重要地是向上提升的。爱智慧是一种超越智慧的智慧,是一种智慧的自我反思:“自知其无知”(苏格拉底)。这句反思的格言透露出一种求知的意志,一种对自己的“知”永远保持距离的怀疑和不满足的心态,它使人的知识成了间接性的不断超越自我的成果,而不是一个直接呈现而“受用终身”的宝库。这样,西方的“哲学”本身就包含有一个最深刻的内在矛盾:“爱智慧”必须设定所爱的对象即智慧的当下存在(否则就只有爱而没有了智慧),但却永远不能和智慧合一(否则就只有智慧而没有了“爱”),相反,它自觉地和完满的智慧划清界限,将后者看作自己永远追求的精神目标和衡量自己所达到的精神程度的最贴近的绝对尺度(“存在”或“神”)。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超越的动态的张力,其确定的形态就是形而上学。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对人来说既是最近的,又是最远的;他把人称之为“遥远的生物”,认为“唯通过人在其向一切存在者的超越中形成的源始的遥远,向着事物的真正切近才在其中进入上升。”《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204页。(全文阅读)

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给乔纳森·席尔
    ……我们需要考虑1922年,当加布里埃尔·纳鲁图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被谋杀时发生过什么。这个行动过程建立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上?暗杀发生时的氛围是怎样的?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变成波兰历史意识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个事件毫无困难地被遗忘掉?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当时主要政治力量的行为。我们需要将政治舞台,当作超越了国家和民主的形式一个冲突的竞技场所,来重新检视;提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样的扭曲和转折,标志着毕苏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民族民主运动”和波兰社会党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反民主的演变?我们同样需要分析内战期间的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没有这种再评估,我们注定要美化我们的过去,注定地担负起神化般的历史感而不是清醒的判断,注定无力反抗记忆的复仇,那样的记忆多少年埋没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如果我必须就当下出现的新现象下定义,或多或少地,在当今政治争论当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重新浮出的危险。原教旨主义确信人拥有一种组织世界的药方,一个摆脱了冲突的世界,而不是处于善恶的冲突之中,例如,处于民主秩序中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之中。依我看,我们可以指出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第一,是民族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诱惑,让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臣服于民族利益之下。
  这种利益总是依据一种相当特定的政治观点来加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好的波兰人有责任和立陶宛的少数波兰人团结一致,而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他们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前苏联人还是前立陶宛人。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也是波兰人这个简单的原因。任何企图批评立陶宛少数派领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波兰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邻居们呈现出一种免于冲突的景象,除了在我们民族利益的“正确的、天主教” 的阐释与左翼世界主义虚无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外,再无别的冲突。在这种民族利益的定义结构中,被视作反波兰人而指向反犹太人的倾向,可见于波兰的政治争论,或者在波兰我们对于吉普赛人的集体屠杀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辩论当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运动和教义特征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波兰,并且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现代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正重新苏醒,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它在以色列和其右边的西欧国家中也被发现。在法国的关于勒庞(Le Pen)及其拥护者的讨论中,或是在德国历史上的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对这种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担心。因此,它值得被当作一个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波兰的。(全文阅读)

赵心树: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断
    ……中国一些严肃的新闻评论也认为:“美国大选出现的‘技术失误’、法律纠纷与激烈的党派争斗,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式民主’的质疑。”[viii]
    另一些中国国内或海外华人的评论则把美国的制度看成是十全十美,恰到好处,加一分太胖,减一分太瘦,所以是一点也不能动,不能改。特别是,美国现行选举制度框架是由美国宪法定下的,而宪法形同圣经,是不能动的。至于此次总统难产则是纯粹的“意外”,为防止“意外”而“修改选举规则”,则是“得不偿失”。[ix]
    当然,作为茶余饭后的调侃,幸灾乐祸也无伤大雅。美国宪法在世界民主史上以及美国现实政治中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人们出于尊重或维持稳定的愿望而反对轻易改动这部宪法,更可以理解。但若各国学者、政治家及制度制定者们也都同漫画家们一样一笑了之,或都如教徒诵读圣经那样崇拜美国宪法,则本作者不敢苟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之一。2000年的大选难产是由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x] 若把这场选举看作是美国人给全人类免费进行的一场政治试验,把它同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选举放在历史与国际这纵横两维的背景下观察和分析,或可加深我们对选举这一当今世界最常见的政治现象的理解,也加深我们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的理解。
    本书将首先对各种选举结果做一个分类。我们将指出,选举除了所谓“善局”即理想的结局之外,还可能出现“无法局”、“违法局”、“僵局”或“困局”等多种“难局”。而2000年美国大选,就出现了多种难局,包括僵局与困局。
    我们将指出,选举僵局与困局中的许多现象与人类在动物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心理和平等心理有关,与普遍的概率现象有关。也就是说,2000年美国选举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并非只有在这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可能出现。在环境条件合适时,许多现象不仅可能在美国重现,而且完全可能在其它国家发生。因此,各国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从美国的这次选举以及其它选举中吸取教训以帮助改革本国制度。
    这就是说,本书试图分析各种选举难局在人类心理、统计概率、投票计量及选举制度等四个方面的成因。从制度设计者及选举组织者的角度来看,心理与概率往往不以设计者组织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计量方法与选举制度则可以改进。洞察难局背后的心理与概率原因,解剖难局中暴露出来的计量手段与选举制度中的缺陷,可以为世界其它各国在将来改善本国制度时提供借鉴,减少选举难局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性。
    既然本书是用中文写的,读者对象自然多是华人,这中间有作为多数族裔居住在中国大陆或台、新、港、澳等地的华人,也有作为当地少数族裔散居其它各国各地区的华人。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形式的选举,但由于各国各地的政治制度大不一样,作为政治制度一部份的选举制度也大不一样。本书不打算对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选举制度或政治制度发出一套统一的评论或建议。本书书末的建议,仅仅是作为宪政改革的长远目标而提出的。由于这些建议的基础是一般的人类(甚至动物)心理分析及数学概率分析,所以它们对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华人地区或国家)适用。但是,本书将一再强调,长远的目标方案绝不等于实际实施的过程方案,而过程方案是必须考虑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现有法律、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全文阅读)

甘阳: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
    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这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渡过大半生的典型学者,但是象二十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故事"。邹谠于191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1885-1954)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最后于1949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作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1但西南联大的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170余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2),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3而在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疑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生在1945年11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4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5),当邹谠1946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1945年12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1946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刺激极深。6
    从1946年到1951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象,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这部名著的原初问题意识。(全文阅读)

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
    ……本文将儒家经学分为原典儒学、汉魏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四个阶段,各时代的经典诠释与其时代思潮感应互动而呈现出神学化、玄学化、理学化、朴学化、西学化的时代特征,由此我们看到那似乎千年如一日的经学思想运动悄然转化的演变轨迹。
    一、原典儒学
    儒学创始于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
    儒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德治”传统。所谓“德治”,是指上古圣王尧、舜所树立的政治楷模,其遗风流韵一直传至禹、汤、文、武、周公。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为理想的政治。儒家所倡导的“德治”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德治”的方式说,强调领导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张领导者以个人伟大的人格魅力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在儒家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统治者一人的天下;要实行“德治”,就须以天下为公器,实行“以德居位”的贤人政治。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君宜公举”,对于传说的尧、舜“禅让”之事,儒家从“民意”的角度加以诠释,孟子说舜有天下是“天与之,民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则“天”只是虚悬一格,归根到底是“民与之”。就是说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举之。二是“臣可废君”,儒家盛称“汤武革命”,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权力。
    孔子怀抱“圣王取天下”的政治理想。他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王应该由圣人来做,哪位诸侯一旦在国中实行“王道”政治,便会得到天下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得民心即所以得天下,这位诸侯也就会因此成为历史上的“圣王”。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寻找这样的诸侯,而辅佐之。他相信,期年而治,世而后可。但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哪位诸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各诸侯国非但不肯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线,却完全背道而驰,推行一条“以力兼人”的“霸道”的路线。这也就是孔子及其后学所感到的一种历史的悲哀——“天下无王”。我们可以把孔子的思想称为原典儒学,即“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他们的一切论说都围绕这样的思想核心。
    如果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予以定位,我们可以说:它既不同于西周王官之学,也不同于后世专制主义。春秋战国时代, “礼坏乐崩”,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即是周公当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局限性。这种政治制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将血缘关系推广于政治领域,可以说是“任人唯亲”的。当时的儒家不是像墨家那样对西周文明持批判的态度,而是对“亲亲”、“尊尊”原则采取分析的态度,在孔子看来,血缘亲情是人类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的,是符合人性的,因而是不应该加以批判的。但当时社会既然已由血缘政治转为地缘政治,那“亲亲”、“尊尊”原则便不应再局限于“西周”时的狭隘意义,而应该由“亲亲”而“仁民”,由“尊尊”而“尊贤”,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并以此重新建构社会新秩序。孔子反对诸侯依靠武力强权来建立新秩序,倡导诸侯实行“王道”,首先“求诸于己”,即诉诸自己的道德理性来建立社会新秩序。这是不同于政治革命的内心的革命。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以“仁”释“礼”,实现由“礼”到“仁”的价值转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的理想是普遍的人类之爱,这是人间正道,社会新秩序即当以此为基础。(全文阅读)

黄克剑:从“命运”到“境界”——苏格拉底前后古希腊哲学命意辨正
    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以至德谟克利特,所谓古希腊哲学的前苏格拉底时期,正是希腊悲剧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那里达到鼎盛的时期。称这一时期为希腊的悲剧时代是贴切的,然而悲剧时代的哲学是否也曾有过足够动人心魂的悲剧情怀呢?尼采写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书,但他所作的与正统的哲学史家意致略异的探索,也许对高卓的智慧的诉求更多些,而问题却在于沉重得多的生命的寻问。
    泰勒斯是第一个断言万物有其“始基”的人,他认为这始基是“水”。一切从“水”生出,一切又复归于“水”,“始基”在这里获得的是万物之起始同时即是万物之归宿的意趣。“水”对“始基”说来显然并不那么配称:“水”带着智慧的瞩望从泰勒斯那里流出来,“水”又会随着泰勒斯的感性的生命流过去,但“始基”的观念却长久得多地留存了下来。这里重要得多的不在于“水”或另一种什么东西对于万物的“宗”、“元”(“始基”)地位的提撕,而在于“始基”观念本身所意味的一种致思向度的开抉。泰勒斯是无愧于“哲学之父”的殊誉的,“始基”表征着一种可堪以“哲学”相称的运思从此真正开始。
    然而,“始基”在一个未必预期过的时代所由生发的契机会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1)这个在此后一直被学人奉为圭臬的论断当然可以用来阐释“始基”观念的发生,但所谓“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不也可以用来解说种种科学概念的萌发么?可见“惊异”即使可作为哲学致思的某种必要情境,却也不必是哲学之思所以为哲学之思的真正契机。正像黑格尔从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命题中体味出“以‘一’为真实,乃是哲学的看法”(2)一样,尼采窥破了同一命题的“一切是一”的底蕴。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吸引他的全部问题只在于“说水是原则的这种哲学究竟到了甚么样的思辨程度”(3);尼采虽然说了“一切是一”作为“一个形而上学信念,其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之类的话(4),但人们并不能从中捕捉到任何关于“始基”之思的缘起的更明确的消息,而且他似乎也轻忽了这一点,即泰勒斯作为第一个参透“一切是一”的理致的人,也是“第一个肯定灵魂不死的人”(5)。
    一个确信“灵魂不死”的人,终于酝酿出了“一切是一”的“始基”观念,那隐帅或驱动着古希腊第一位哲人的心灵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也许正是那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相当典型而在后来又不断催发了希腊悲剧作家的灵感的“命运”。“命运”是默无声息的,它在“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断制中的寓托只在于默默而势所必至地从“水”中流出,又默默而势所必至地流归于“水”。诚然,从幸存的记述泰勒斯思想的片断文字中,寻取“命运”感对哲人的追逼的线索是件困难的事,但没有疑问的是,从泰勒斯那里接过了哲学圣火的阿那克西曼德曾明确地把“始基”关联于“命运”。他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6)有趣的是,这段话的意味差不多与整个希腊悲剧所内蕴的精神相契:淹贯于剧情的“命运”,固然是所有希腊悲剧赖以为悲剧的终极依凭,而发于“始基”之思的所谓“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则恰合着使悲剧得以错综铺陈的又一深不可拔的信念——“报应”。
    把“水”作为万物的“始基”,这可能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只是一种智慧的错觉,但由命运感带出的“始基”观念依然寓托着他的得自整个希腊民族的命运感。在他那里同在泰勒斯那里一样,对自然宇宙之谜的探究同时即是对人的命运之谜的索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论是他的老师泰勒斯,还是他,都只是因着对人的命运的发问才在哲学而非科学的意义上——尽管这在引出哲学后果的同时也会引出科学后果——引发了对自然宇宙的究竟的发问。他用不再能诉诸直观的“无限(者)”取代了“水”,于是新的哲学命题便成了这样:“‘无限’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和原素。”但“无限”毕竟太飘忽了些,它确乎与人的命运或宇宙大化示于人的那种神秘相称应,然而哲学的品格却在于从神秘中走出时同神秘保持足够的张力。于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同道或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再一次匡正了始基的设定,他说:“万物的始基是无限的空气。”“无限”的属性被保留下来了,“空气”的可感而无形的品质使它被确定为“始基”时比“水”虚灵而又比“无限(者)”可凭,这至少更能满足那有着深重的命运感的希腊人崇实而不滞濡的心理。同相期于“命运”的揭秘一致,哲学在它的滥觞期是负着浓重得多的宗教情愫的,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都不否认神的存在,他们或者认为被肯定为始基的“无限”或“空气”就是神灵,或者认为遍在的神灵总不外于始基而为始基所笼罩。(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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