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七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经 济 观 察

  仲大军:中国要GDP 但更要民主
    ……国有资产的命运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有资产的命运到底如何,这是全中国人民普遍而共同关心的大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合理,要达到合理公平,就必须讨论研究,就必须有学者和公共舆论的参与。国有资产的去向不能在黑箱里操作,人民有监督权和知情权!
  但现在,为什么公共学者一出来说话便要遭到企业界人士的法律诉讼,并且大都败诉呢?这说明当前我国的司法界存在着严重的漏洞,说明我国法律的不健全使司法界有可能成为不法资本的保护者。因此,我们呼吁中国的法学界立刻行动起来,针对吴思案、仲大军案、温铁军案、陈桂棣案和郎咸平案例进行讨论,在司法内容中增加对公共舆论权利保护的内容,增加言论自由的权利及对资本监督的作用!增加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保护!
  学者毕竟是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对企业界发生的事情进行研究、观察和评论,如果学者发现企业界的一些做法不符合法理,或有违公平,学者是要站出来说话的。特别是有些研究和言论是属于学术讨论范畴的,尽管会与企业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也不能轻易诉诸司法手段。如果中国的法律是一个保护资本家的法律,而不是一个捍卫民众语言权利的法律,那么,中国的学者们只有象仲大军先生那样在一审过程中被判败诉。这种现象反映的实质问题是:当前我国言论的空间空前狭小!言论自由空前弱小!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将是公共利益的悲哀!
  在这里必须搞明白的是,学者的研究和评论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们必须拥有质疑的权利和舆论的空间。我国的新闻舆论制度和法律要保护这些公众舆论空间。
  仲大军一审败诉案是一个危险的迹象!郎咸平案更是需要关注。如果中国的公众不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声援这些公共学者,那么,中国的公共利益的命运将可能是如同这些学者一样,是悲哀的。(全文阅读)

诺贝尔奖得主唱反调 中国人还得靠“养儿防老”
  前不久中国政府在甘肃、青海、黑龙江等15个经济较为落后省份的农村进行一项实验,目的是解决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这显示了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出现新的动向。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延续至今,几乎成了中国实施时间最长、效果也最为明显的一项政策。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不变,中国的人口数量高峰将出现在2035~2045年间,达到15.5亿左右。其后,人口增长将很快出现负增长。如果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这种负增长就将一直保持下去。即使在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负增长时期也将会延续40年之久。以后,才会恢复零增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
  应该说,从人口增长的角度看,这些数据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不错的蓝图。按这条道路走下去,等我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时,困扰了中国几代人的人口问题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在描绘这幅蓝图时,还必须要考虑到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虽然将不再为人口的快速增长而烦恼,但他们却不得不为养老问题而烦恼——在他们成人的时候,将有一个数量非常大的老人群体需要他们来赡养,按照现在的养老制度和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纽约时报》前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将面临着一场人口危机,它将在自己还没有变得富裕的时候就将变老!
  也许美国《纽约时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老龄化问题确实存在。其实这是一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不惟独中国,这是一场世界性的通病,许多国家在未来30年老龄化程度都将明显加剧。
  今年5月,日本政坛大地震,一些内阁要员(包括为日本引入两党制的代表人物)纷纷辞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养老金方面出了问题。欧洲也出现同样的事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Prof. Klein)曾提醒:日本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因人口增长减缓而获益 ,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却是因为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拖累了经济,使日本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竞争优势。
  但与中国相比,日本至少有一点非常幸运的。那就是,日本很好地把握了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段人口负担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分的(即“人口红利”丰厚的)黄金时期,加速经济的发展,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尽管如此,当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的时候,日本经济还是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潭,时间长达10年之久。(全文阅读)

艾中国:超越郎咸平周其仁看国企改革——改革是该“还权于民”还是“卖权于民”?
    ……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长时期的把人、组织、基层政府都管死了——缺少权利,人、组织、基层政府都采取常规抵抗(如消极怠工等),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了活力。所以要改革。
    改革改什么?
    毛时代高度集中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党和国家聚集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其配置、处置、控制的权力都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改革就是要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找到合理配置政治、经济资源的新体制。
    改革应该怎么改?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改革就是要把毛时代聚集的政治经济资源及其配置、处置、控制的权利还给人民。
    改革是怎么改的?
    中国的改革不是“还权于民”,而是“卖权于民”。整个改革是一个买卖、交易的过程。是一个阶层把持毛时代聚集的巨大资源,一点一点的悄悄的“卖”给自己的“好买主”。这一交易过程是从小岗村偷偷摸摸的开始的,后来一直偷偷摸摸的进行着。所不同的是小岗村的交易是民权主导的,交易的是经营权,交易的对象众多,按照同一规则进行交易,受益的是全民;后来的一系列交易却是官权主导的,交易的是所有权、收益权、控制权、管理权……只有少数人参与交易,且没有法定的或公开的交易规则,少数人获益巨大,多数人失去权利。
    二, 小岗村——权力收益最薄的地方先做成了交易。农民的权利是农民买来的。
    小岗村在改革以前是吃返销粮的,权力收益是负值。当小岗村的农民突破集权体制的束缚——自主经营时,“交足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了自己的”,三者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出让了垄断经营的权力,获得了农民交足的公粮(更不用给返销粮了);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权利,却要交足国家的公粮(且没有返销粮了)。这就是说,农民的承包权是农民买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过程能够完成的前提是——农民获得承包权后所创造的增量能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还有自己的(不少于以前)”。
    联产承包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有了购买力和投资欲望,加上国有企业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增长,国家投资短缺且又低效,所以,国家容许农民发展加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高度的国家垄断被打破了。同样,农民所获得的发展的权利,都是农民创造的巨大的增量买来的。国家的财力也因此得到巨大提升。(全文阅读)

湘灵:大陆房地产开发为甚么无法刹车?
  ……中央政府(亦即中央银行)虽然一再强调,在这轮经济调控中,要「把住两扇大门:信贷投放与土地供给」,延长土地市场专项整治时间,以减缓投资过热,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从总体来看,全国的商品房价格呈现稳中微升的状况。
  用货币政策作调控手段,只要提高利率,效果立刻显现;只要停止贷款,许多在调控范围的项目就从银行贷不出钱。而房地产的调控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有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主要由两点决定:
  第一,目前的政策只能调控土地供应的增量,却无法减少房地产开发商掌握的土地存量。目前中国整顿土地市场的一条重要举措是「停批半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一点弹性都没有,但是有数据统计表明,全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至少掌握著可以使用两到三年的土地储备。这说明由于土地供应的特殊性和滞后效应,这种经济调控手段实际上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第二,房地产利益已经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GDP目标以及官员们个人私利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观念有关,中国官场流行的口号在上世纪80年代是「市长要抓菜篮子工程」,在90年代则变成「抓市政建设」,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官员为了树立自己的政绩,都大兴土木,上马「城市形象工程」。但城市市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土地批租成了地方政府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之一,这导致土地价格循环上升。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房地产业的繁荣兴衰,已经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据资料表明,2002年,全国土地有偿出让总面积为8.74万公顷,出让总价款为1938.36亿元,比上年土地出让总价款增长了33.15%;截至2002年底,全国国有资产为36万亿元,土地资产就占了25万亿元。许多城市依靠出让土地而获取的财政资金,甚至超过了地方财政的50%以上。北京2003年的GDP增长有30%以上来自房地产。同时,北京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亦表明,2002年,江苏省共计供应土地15938.27公顷,获得土地总收入455.39亿元,其中出让土地14447.22公顷,收取出让金454.58亿元;租赁土地1171.27公顷,租金7323.65万元;其他供地方式获取的土地收入为755.54万元。 该省通过征用农民土地再出租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最多的是苏州市,2002年苏州市出让土地4441.32公顷,获土地出让收入151.87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2.22%;其次是南京市,共计出让土地2179.65公顷,获取出让金83.39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7.88%。    
  上述资料表明,地方政府其实正是地产市场和房价上升的主要推动者。一个房价持续上升的房地产市场,显然是各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利益所系,这也是经济调控下中国房地产价格始终降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对此,央行其实无奈其何。(全文阅读)

梁京: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天堂
    打开9月6日的大陆《财经时报》,立见上下两条醒目的通栏标题。上面一条是“境外贷款扑向重庆地产”,下面一条则是“中国扩充储备应对大宗商品短缺危机”。咋一看,两条新闻似乎并无关联,但熟悉国际财经的人士都很清楚,制造两条新闻的是同一个“新闻人物”,那就是当今世界令人生畏的国际投机资本。半个多世纪前,上海曾一度被人称为世界冒险家的乐园,而今的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天堂。
    境外贷款为什么要扑向重庆地产呢?这是因为目前从美国银行借钱,转成人民币,然后投资房地产业,不仅可能赚大钱,而且风险很小。大陆的房地产业,在“宏观调控”下正遭受资金短缺的制约,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借到钱谁就占了先机。对能够向海外银行贷款的外资企业来说,还有另外两重好处,一是大陆银行的商业贷款利率,比美国高大约三个百分点,如果按实际利率计算,则差异更加悬殊。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存在,因此不仅没有汇率风险,还有套利的可能。正是这种只会赚不会赔的局面,刺激了国际上大量投机资本,千方百计进入中国大陆。重庆不过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据大陆短期外债今年迅速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占总外债25%的水平。短期外债增长的最大来源,事实上就是国际投机资本。
    至于大陆的大宗商品供求形势,《财经时报》依据大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透露,2004年大陆粮食供需缺口将达到850万吨,棉花缺口200万吨,石油1.14亿吨,钢铁、铁矿石以及橡胶的缺口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些所谓缺口,实际上就是大陆政府预计需要通过进口来实现供需平衡的数量。毫无疑问,如此巨大的“缺口”,给国际投机资本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大陆当局终于意识到了国际投机资本带来的可怕风险,尤其是一旦出现断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不堪设想。于是,大陆当局决定,全面扩充国家储备,同时,将放松对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限制。近十年来,国际投机资本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与大陆进口相关的价格投机。但是,大陆当局的新措施,丝毫不能减少大陆对国际投机资本的诱惑。(全文阅读)

雅典奥运:需要一代人偿还的账单
     一些政府因主办奥运会而落下了经济残疾,最著名的当属蒙特利尔,直到2006年,它仍然无法全部偿还因举办1976年奥运会所欠下的巨额债务。
    经过了一个夏季的欢乐、游戏并为世界最大聚会疯狂花钱之后,希腊人一觉醒来,面对的是像奥运金牌一样有分量的奥运宿醉。
    希腊人对本届奥运会颇为自豪:它成功地按计划进行,而且没有严重的安全和组织失误。然而,现在希腊人正逐渐意识到,在奥运会开幕前最后一分钟才完成所有的建设和道路清理工作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可能是一张压得整整一代希腊人喘不过气来的账单。
    希腊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13日承认,该国的财政赤字无论在增速上还是增幅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已达该国预算赤字的4倍。同时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希腊的赤字也两倍于欧元区《稳定与增长公约》所允许的最高比例。
    相应地,国际著名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在9月13日降低了希腊的信贷评级,将其评价从“稳定”降为“负面”,并批评道“希腊财政越来越远地跨过财政基本原则的底线”,这至少部分归因于此次奥运会。标准普尔称,在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希腊的财政状况最为脆弱。
    卡拉曼利斯毫不客气地将责任归咎于此次奥运会。为赶在8月的比赛之前及时完成6座体育场馆的建设,希腊政府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加班费。同时,本届奥运会在安全和反恐方面的花费比9·11之前召开的悉尼奥运会高出5倍。
    “包括社会支出和其他开支在内的很大一部分奥运会开支,事先并未列入预算……巨大的公共债务额甚至超出了此前最悲观的预计”,卡拉曼利斯说。他激烈批评了中左翼的社会党,他所在的右翼党派在3月份击败了社会党后上台。“全部的赤字还未统计出来。”
    本届奥运会至少花掉了希腊纳税人的100亿美元,在希腊不断增长的债务中至少占1/5。目前,希腊的公共债务额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12%,这相当于每个希腊家庭都要承担7.5万美元的债务。
    虽然希腊的政治家们曾经乐观地许诺,奥运会的举办将带来由旅游业驱动的经济繁荣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现实却似乎事与愿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希腊将面临一段时间的经济紧缩,“领先经济指标预示,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2005年大幅放缓。”(全文阅读)

史美伦卸任: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9月13日下午5时许,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史美伦在结束上海的休假和拜会之后,乘飞机直飞香港。3个小时后,她回到了阔别三年半的亲人身边。 
    仅仅在她离沪半小时前,新华网挂出一则消息:国务院正式免去史美伦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尽管市场在一个半月前就盛传史美伦将辞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但一直未有官方说法。直到飞机落地,史美伦才获知这一消息。史美伦说:“终于证实了。最近一直在被人问,因为纪律要求,不便多说,显得比较尴尬。我只知道国务院会在本周公布消息。” 
    亲人们悉数到机场迎接史美伦。“她一脸笑意,像孩子回家一样充满喜悦。”接近史美伦的消息人士说。 
    家在香港
    在正式向有关部门递交辞呈后不久,史美伦便从北京飞到上海休假。“史美伦是主动申请辞职的,选择从上海飞离在于她出生在那里。”消息人士说,“上海有她的亲人,她得向他们告别。” 
    “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回家去了。”这是归心似箭的史美伦在卸任后的第一句话。而在解释辞职的真正原因时,她称是家庭分居。 
    “来北京上任时,我答应只干两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长期分开不是办法,这是实在的原因。” 史美伦如此回应关心她的媒体人士。 
    尽管史美伦辞去了副主席一职,但仍会保留证监会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该机构为专家咨询机构,今年6月成立,主席为尚福林,每届委员任期2年。 
    史美伦否认了因健康原因辞职的说法。她说:“去年我因健康问题动过手术,有段时间不在会里,所以有这种猜测。” 
    “她真是太累了!太想家了!”对于史美伦正式卸任,史的前任秘书王先生言语中颇有些遗憾,“她在一年前就想过要辞职,尤其是在动过手术之后,这种想法更强烈。” 
    作为中国首位外聘的副部级高官,史美伦的去留一直为业界所关注。2001年3月,史美伦走进中国证监会大门时曾说:“我打算来京工作两年。”尽管是口头说法,人们却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去年8月,因史美伦缺席证监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券商峰会”,且正值史美伦两年任期届满,有敏感的市场人士指史美伦已经离职。据记者当时的了解,史美伦那时确有去意,但由于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面挽留,史美伦答应留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至今年上半年,从而推辞了香港政府关于回港重掌香港证监会的邀请。本报随后在第一时间刊发《史美伦留任》文章确证这一消息。 
    作为一个外来人,史美伦在证监会过得并不容易,这一点她本人并不讳言。由于她的个性和“海归”的背景,因而她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其“不懂国情”。 
    “我想真正让史美伦下决心离开的并不是分居,当然也非身体健康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监管思路与资本市场现实的冲突。”一位券商老总认为,“史美伦过于理想和激情,而内地资本市场情况之复杂,令其难以驾驭。作为分管发行与上市的副主席,在她的任期内集中爆发了大量的丑闻,这让她非常难过。而最要命的是,她所要致力于保护的中小投资者,却对她充满抱怨和指责,这让她心力憔悴。离开,也许是最无奈也最现实的选择。” (全文阅读)

 

 

百 年 树 人

  顾海兵: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
    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
  从学习目的看,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必须使用外语。因为:
  第一,绝大多数人(学者或三年后成为学者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可能学贯中西,不可能也不需要都走在国际前沿(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他们完全可以依据经济学分工原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专业上,不必花费时间从外文原文起步,专业翻译人员与智能翻译系统及极少数学贯中西的大家所提供的译作已完全满足工作需要。如此,不仅节省时间,而且比他们自己翻译外文更准确。从另一方面看,大量经典外文原文(如凯恩斯的《通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甚至都远非专职外语人员(他们还须学习某一专业)所能译之,如此,一般人还可能攻读它们吗?即使所谓学习外文会话,绝大多数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外国人与他们说话的机会又有多少呢?中国人太多了!
  第二,当今中国的9年制义务教育及3年制高中教育中,已经学习公共外语(以下简称外语)多达9至12年,世界上有什么非高级的课程需要学这么多年?甚至还要在大学继续(强制)学习2年?实际上,大学公共外语在重复高中外语,研究生外语在重复大学外语。从对全国大学生、研究生调查中可以证实:我们的学生对大学中重复开设的外语课是不满意的,他们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也许,在大学阶段开设专业外语(当然不能采用现在的开课方式)是有必要的,公共外语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影响了专业外语与专业课程学习。依笔者经验,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习十几年的公共外语之后,其阅读专业外文原著的能力与外文写作的能力仍极其薄弱!因此,现在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为外语而外语。
  第三,甚至说现在是为外语而学习外语已是过誉了。因为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及各类人才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年外语后,其考托福、GRE、英语四级、六级及实用的能力并不高,他们还需要到校外去参加由新东方之类的民办学校所提供的外语培训。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需要学习的实用外语课程,现在的高校并没有提供或提供得很不充分,这也就说明现在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不清的、定位是不准的。在根本上我们的外语学习是以外语教师为本位、以语言研究为本位。(全文阅读)

陈永苗:该不该让中小学生见义勇为? 
   看到暴徒行凶,该不该让中小学生见义勇为?
   《南方都市报》9月22日报道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正式出台《广东省教育厅<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规定:中小学校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救火、制止正在行凶的暴徒、跳入水中抢救溺水者等高度危险活动。 在此之前,北京市教委也让中小学校把赖宁像从墙上取下。
    这些事情不是孤立的,它们可能是思想教育改革的风向标。
    个人公民美德的形成,完全在于从小时接受教育开始。所以自19世纪以来,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建立、资助和不断地指导,形成一个大众的公共教育体系,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对国家忠诚和有集体精神的公民。中国也是一样,所以原来一直对中小学生强调见义勇为,鼓励他们制止正在行凶的暴徒、跳入水中抢救溺水者,对中小学生见义勇为加以表扬。 
    可是着这样做有利也有蔽,事情的另外一面被遗忘,那就是中小学生尚未发育成熟,没有足够的身体素质和健全的智力判断去完成这些高度危险的行为。这样一来,强调中小学生见义勇为便成了极端,将美德教育建立在牺牲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观念的基础上。 往中小学生脑中过分灌输见义勇为观念有很大的危害性,中小学生不比成年人,没有健全的智力判断什么时候有危险,什么时候没有危险。
    过分灌输见义勇为观念其中原因主要在于有关部门过分强调集体精神。这样会让中小学生失去自我保护意识。如果一个公民从中小学开始就没有权利观念和自我保护观念,那么以后也很难被培养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良好公民。不切实际地鼓励孩子去见义勇为,如此妨碍了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观念。而自我保护观念是最根本的权利观念,自我保护观念消失,权利观念也被架空。《实施细则》规定中小学校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救火、制止正在行凶的暴徒、跳入水中抢救溺水者等高度危险活动,和北京市中小学校摘下赖宁照片一样,体现了思想教育改革中权利观念的复活,以及强调美德和权利的平衡。(全文阅读)

社会化的标准你有几条达标
   我们把孩子从出生到成人的过程称为“社会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刚出生时可以说是“生物人”,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才慢慢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
  美国精神病学会给儿童制定的“社会化”诊断标准很有参考价值:
  (1)至少有一个同龄朋友,并且友谊至少维持6个月。
  (2)在看不到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能够主动帮助别人。
  (3)做了错事,造成了明显的不良后果,但未被人发现的时候,能够主动认错。
  (4)别人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事时,能够原谅别人,不指责也不告状。
  (5)对朋友或同伴的福利表示关心,或者能够分享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如为同伴生日、考试优秀、获奖等感到高兴,主动向同伴祝贺。
  一般来说,在上述五条标准中,6岁以下儿童应至少符合一条;7~12岁的孩子应至少符合两条;13~18岁的孩子至少应符合三条。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达不到上述要求,就可以认为是社会化不足。由此可能影响其今后性格的健康发展,社会交往能力较差。
  成年人的社会化标准如下:(全文阅读)

大学不是政府的分支机构
    …… 《西安晚报》8月31日、《重庆商报》9月3日分别报道这样一条新闻:成都两名大学生在教室接吻被勒令退学。
   我估计,编辑找我写文章,是想从“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可是,两人“在教室里拥抱、接吻,随后顺势躺在地上”(据新闻报道),难道这就是“性行为”?这样认定的人,不是缺乏性科学知识,而是根本就没有生活常识。如此说来,恋人们只要拥抱、接吻,就是发生婚前性行为了?真真岂有此理!
   但是该大学的领导还是这样说了,而且据此把两个大学生勒令退学了。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性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来定位大学的地位与角色的重大社会问题。
   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认为:“学校管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可是,21世纪的中国大学已经悄然变化:
  第一,现在的大学生是交钱上学的,因此学生与校方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签订了“接受教育与给予教育”合同的双方;
  第二,任何一个大学或者学校,都不是政府的分支机构,仅仅是签订这个合同的一方。因此,所谓“维护学校教学管理秩序”(校方勒令退学的理由),根本就不是什么行政权力,而仅仅是校方在履行合同;
  第三,校方据以“勒令退学”的那些规定,从来也没有经过学生们(签订合同的另外一方)的批准,哪怕是听证。因此,这些规定实质上是“强迫合同”,至少也是合同中的欺诈条款,校方才是违法的一方;
  第四,即使是正确的处理(例如对于考试作弊的处分),也需要获得签订合同的另外一方的学生们的批准,否则校方就是没有获得授权,其“管理”就没有法律来源与合法性。
  尤其可笑的是,该大学的规定里居然使用了“非法性行为”这样的术语。“非法”的事情,难道你也有权力来处理吗?你以为你是谁?是警察?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从“大学的定位”这样一个深层次来看问题,那么仅仅讨论这样一个事件就没什么大意思。大家可能还记得,一年多以前,也是这个省的一个大学,把一名怀孕的女生开除了。也就是说,如果大学当局还没有意识到学生是签订合同的一方;自己只是另外一方,那么这样的冤案还会层出不穷,社会舆论也还会爱莫能助。(全文阅读)

雷颐:校长当如竺可桢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艰至难的环境中稳定教授群体。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他想尽种种筹款办法,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而时局的激烈动荡,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战场”,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对此,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更是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的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致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全文阅读)

幽默:一个牛到不能再牛的学校
  概况
   石崇大学是著名企业家石崇先生投资创办的大学。大学覆盖经济学,法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医学,军事学等十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有全日制在校生1百人,学校占地10万亩。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全校专任教师1万人。博士生导师数百人,教授满地爬,恕不赘述。目前学校已与所有的发达国家里的所有私立大学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学校的总体办学目标是争取每个毕业生把钱不当钱!
  答考生问
  一、招生计划:
  没有计划,视报名情况而定。
  二、分数线
  我们不承认高考分数线,那违背素质教育。我们主要是审查考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及家长所担任的职位。一般来说,年收入1000万美圆以上或家长有担任省部委领导职务者免试入学。小资家庭一般不予考虑,我们学校是为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子弟服务的。
  三、收费:
  公费生是可耻的,因为他们花公家的钱。我们学校没有一名公费生。我们学校的收费在家长们的一再要求下一升再升,目前还算便宜,5000元人民币——每天!(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朱崇科:暴力书写:狂放莫言——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
    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
    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全文阅读)

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寓言——读北村《老木的琴》
  当我们再一次为了生计疲于奔波,为了金钱而备受凌辱,为了理想而饱经风霜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我们血淋淋的创伤有谁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有谁缝补?我们不安的灵魂有谁抚慰?
  面对现实无情的大手,理想的旗帜被撕得碎片纷飞;面对肉欲的无限膨胀,灵魂的大军早已落荒而逃,失却了安身立命的家园。回首往事,我们的记忆不再有温馨;来到今天,我们的眼里没有了理想与浪漫。
  翻开《老木的琴》,我便翻开了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寓言。它用一曲单纯而忧伤的旋律奏响了我们心灵的渴望。
  这是一个东方堂吉诃德的故事。乡村纯朴而略显笨拙的农民老木为了儿子小木学琴,不仅固执地坚信小木会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变卖所有供养小木学琴。故事在城市展开,城市里的人和事以及城市人对理想与灵魂的漠视构成了小说本身。最后,小说在乡村结束,老木因祸得福,不仅没有因绝症死去,而且又失而复得了那对城市绝望了的小木的妈妈;而小木也没有如老木所愿成为第一名的提琴家,而是在做了若干年生意后在一个乡间小镇当了一名音乐教师。整个故事朴素单纯,其寓意却令人深思与回味。
    1、现实的与理想的
  在小说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现实与理想的对抗。老木的贫穷与城市那肮脏的富裕总是格格不入,而小木的纯洁又与城市那无所不在的罪恶形成了天然的抗拒。老木对艺术的崇拜在金钱与物质的挤压下显得可笑与荒唐,老木的举动成了世人眼中疯子与傻瓜的表演。显然,这便是今时代理想失落后的普遍现实。老木这个人也许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他的出场却极为有力地言说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物质充斥的世界,心灵被放逐,时代的精神在陷落,迷惘与绝望无限繁殖,罪恶与死亡每日可见。现实的便是物质的与金钱的。金钱的权势言说着成功与荣誉,言说着享受与快乐。而理想的精神被束之高阁,在物质面前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物质的力量操纵着我们,我们被物质所奴役,我们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正如小说中瞎子所说,“这年头谁不卖自己呢,只要卖个好价钱就行”。也正因为如此,那个“疯女人的妹妹”才会教训老木说,“只要有钱,哪里的肉都能碰”,并说,“有钱才说话,没钱趁早给我闭嘴”。确实,在大家都被贫穷惊吓出一身冷汗的时候,谁还会像老木一样连房子都没得住了,却还倾家荡产培养儿子学琴呢?(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老酷:爱情杀手锏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名副其实”的话,那么石登高就是一个活证据。他风流倜傥,踌躇满志,跟同性同龄人放在一起,无论身高还是智商,他都能表现出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来。石登高的这一气度,在择偶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表现。当狐朋狗友们纷纷带着一种“拉到篮里都是菜”的危机感,在风月场上丑俊通吃、老少都要的时候,他却仍然高标遗韵、待价而沽。
    对于跟他年龄相当的女性,他是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即使像迟薇那样比他小五六岁、在别人眼里近乎完美的女性,在他看来也都有许多美中不足,更何况她已经名花有主,而且离完美的距离也并非一步之遥。石登高等待的是一个才貌双全、色艺俱佳,起码比他小十来岁的女孩,虽然她年龄上比他小得多,但她身上应该有一种迷人的早熟气质,只有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才能既像朋友关系,又像情人关系,必要时还有几成像父女关系。
    很显然,这样十全十美的女孩子一千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经过无数男人无数次筛选后才轮到他筛选的都是些俗不可耐的家伙,在她们还没来得及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他紧紧抓住的时候,他就激流勇退了,把她们对他的幻想、痴迷、失落以及仇恨窒息在萌芽状态。
    正是因为生活中的女性总是“总有一款不适合你”,使他的心灵无法飞得更高,他不得不跟迟薇保持着一种无法无法割舍的密友关系。石登高是一个没有同性朋友的人,在他心目中,“朋友”二字都是异性的,只不过由于阴差阳错,无法百尺竿头更进一趟,发展成那种特定关系,才不得不捡个“朋友”的面具戴着,自欺欺人。
    石登高跟迟薇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迟薇比他小六岁,如果她当初知道以后会认识他,而且耐心等待,没准他们之间可以有些实质性的突破,然而冷酷的命运只能让他们暧昧着。好在,她不是那么难缠的女人,她既不会心血来潮离婚,也不会逼迫他一辈子都只跟她一个人在一起。所以两个人的相处还是非常轻松的,他们总是能够配合默契地把多余的感情枝蔓修剪整齐,他们的关系虽非灵与肉的高度统一,至少也还不算四分五裂。
    当石登高对某个新认识的女性表现出异常兴趣之时,她不仅能够克制住自己的醋意,还会带着女中学生式的热情替他出谋划策。
    其实你大可不必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寻找完美,你可以分而治之,有一天,迟薇对他说,虽然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但她还是习惯把女性一概称为“女孩子”。(全文阅读)

李大苗:那秋、那雨、那风
    一息长叹,不意间吁起
    世故的匆忙,在繁茂中喧哗
    摇动晚期的焦灼,或以为
    还是夏日追述瓢泼的狂想

    叶子悄然坠落,情结断下
    最后的悬念,瑟瑟萧萧
    哪一缕风在抑抑?感怀地
    扫响一帧帧不归的回望

    峰峦褪去和悦,嶙峋苍茫
    北国久别的悲壮,血歌枫唱
    畔边,灵魂萋萋衰去,留下河
    是孤独,载着天一般深蓝色幽怅(全文阅读)

天高地厚:秋天的诗四首
    之四:时间的刀还很晦暗

    黄叶落在肩头
    极其偶然
    但它必然落下
    这是命运!
    你在心里呼喊
    一切无能为力
    如同在这个世界
    如此浩大的拥挤场合
    你也必然坠落
    于某地

    秋天!
    这个字眼
    让你心头发颤
    象个什么特殊仪式
    总要莫名其妙地
    想到命运
    终于明白
    这才是中国人

    秋天,再一次
    饱含无望的泪水
    一个人离天空更近
    更多人离地狱更近
    如此疯狂的秋天
    的摧毁力量
    让你失语(全文阅读)

听月小筑:想你
    寂寞难捱的时候
    渴望
    被爱燃烧
    象云朵拥抱太阳般
    灼热
    即使短暂
    也能温暖我心

    思念
    象蓝天下的小野菊
    无声的绽放
    一片,二片,三片……….
    我多想把手放在
    你的额前
    告诉你
    我是多么的
    多么的
    想你(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女人进化史(猪头版)
    50万年前
    北京周口店一座土山上居住的一群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弄出“火”这个东西来,从此他们就有了“做饭”这个活动。据专家考察,那时候“做饭”的就是女人。可能是女人总觉得男人烤的东西不好吃,就大包大揽,结果,这一包,就包了N万年。
    后来的已婚男人总结道:婚后的第一天很重要,那天如果谁主动做饭,那以后可能就是他(她)一直做下去了。
  7000年前
   在一个叫“河姆渡”的小地方,女性第一次取得了统治地位。由于当时人口稀少,所以生孩子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而这项技术被女人们独门掌握,男人只能起个协助作用,再加上女人们细心,擅长摘果子,而没有耐心的男人们,摘的果子往往还不够自己吃,所以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女人都取得绝对的统治。但是后来,事情发生变化,女人逐渐发现,男人们打猎回来的肉比果子好吃多了,而用兽皮做的裙子也比用树叶做的好看多了,于是她们就鼓励男人们多多去打猎,于是,男人们利用打猎这个力气活,把统治权从女人手里夺了回来。
   5000年前
   从此,进入父系社会,在另一个叫“大汶口”的地方,男人主外,主要是打猎什么的;女人主内,主要是带孩子。但男人是如此可恶和懒惰,他们竟然把抓来的野猪,野鸡什么的放到家里养起来,美其名曰“以备匮时”,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本来属“外”的工作,也变成了属“内”的工作,偷懒偷到家了。这样让女人们更认识到“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个真理一直持续到今天,几乎每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女主角骂男人一定会咬牙切齿地说一句:“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不,多年以后,一个叫陶晶莹的女人就唱道“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猪怪怪”。
  夏朝时期
   妲己是那个朝代最出名的女人,也是“红颜祸水”的源头。通过一本三流小说《封神演义》,我们看到了这个令纣王发晕的女人。“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妲己是这句名言的第一个注解。(全文阅读)

幽默生活箴言
要听妈妈的话,否则——这就是下场。(全文阅读)

这年头的大学生最好骗!(全文阅读)
  

 

小的时候……
   1,小的时候喜欢吃西瓜,可是总是不把西瓜籽吐出来。后来我妈告诉我,如果不把西瓜籽吐出来,西瓜籽就会在我的肚子里长出一棵小苗苗,最后变成一棵大树,从我的头上长出来。于是我都不敢不吐西瓜籽了,我可不想头顶一棵大树到处乱跑。-_-!!!
  2,每个月的中旬天上的月亮圆圆的,很漂亮,我老喜欢指着月亮说:“妈妈妈妈,月亮好漂亮。”后来我妈对我说:“千万不要用手指着月亮,不然嫦娥姐姐会飞下来割掉你的耳朵。”我真的相信了,再也不敢指月亮,我还想不通为什么嫦娥姐姐会来割我耳朵,我一直以为嫦娥姐姐是很温柔的人呢~ -_-b
  3,小的时候我采了一种花回去,我妈告诉我那叫断肠花,我采了它会肝肠寸断,不能活过今年。我被吓得哭了。我妈就不停的帮我揉,还说:“没事,妈妈揉揉就好了,以后千万别再去乱采这些东西了,不然妈妈也救不了你了。”听了妈妈的话我才放心,不哭了。小孩子真是好骗。-____-#
  4, 我们这儿有一种花叫做鸭子花,我问我哥,为什么这种花叫这个名字,他告诉我,因为花放到水里面会发出像鸭子一样的叫声,我还真的相信了,带领我的伙伴去采了花,放在水盆里,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听到花发出鸭子一样的叫声。-_-!
  后来害我被伙伴们笑了,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情都恨不得踩死我哥!(全文阅读)

来世你还留长发吗?
  我的朋友是学美术的,高考当年没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他决定再考,于是借了父亲单位的拆迁旧房独自学习。
  那栋房子是1915年外国人在成都创办华西协和大学时修建。房角还刻着民国四年的字样。原房东搬迁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拆迁暂停。就成了他的临时书屋。为了不打搅他学习。一般没人去造访。我从外地放寒假回来,在一个冬日的夜晚同他久别重逢,聊了很久于是就住下了。楼是青砖木板房。冬日里挺冷,我们挤在一起睡着了。
  大概天刚有一点微光时,我被人轻轻摇醒。只见我朋友用目光指了指外边的书房,我朦胧中看见黑暗中有一个穿青衣的太婆坐在书桌上,背对着我们,背后梳着老年人的发鬏,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俩顿时象血液凝固一般。脑子里啥也没有了,这时,在我们大脑无法开始反应恐惧时她轻飘飘的飘向空中。
  我们俩相互紧紧抱着,没有一丝的睡意直到天大亮。
  只见到几缕青丝落在地板上………………
  看着地上的缕缕青丝,我们都呆住了朋友的话打破了沉闷,“那是什么”。象从梦里醒来一样,我们抬头看着对方,希望互相从对方的恐惧里得到一丝安慰,也希望对方能给自己一个否定的答复。
  等我们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些头发清理出去,已经是黄昏了。随着夜色的降临,我们强忍着内心的彷徨,随便吃了些东西便睡下了。当睡意完全把我们包裹起来以后,我做梦了。
  在梦里,我见到了一对在湖边低语的年轻人,男的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女的到是娇小可爱,一双大眼睛甚是惹人怜爱,尤其是一头长发,耳边的几缕被风轻轻的向两边吹起来,登时看的我迷了。
  虽然离的很远,但他们说话的声音竟听的清清楚楚。
  “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不是你的漂亮,也不是你知书达理,更不是你家的钱,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管你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只要还是你,我会永生永世喜欢你的”
  “真的吗,等我将来变老了,你就会嫌弃我的,会不会”
  随着一阵轻叹,我醒了,并不可怕的一个梦,为什么会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恍惚间,哪个女孩子的面貌越发清楚了。真是很可爱的一个姑娘,还没女朋友的我不由得浮想联翩。(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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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艺 术

  周实诗选:剪影
    弯弯曲曲向上升着
    一会儿向左
    一会儿向右

    脚趾紧紧趴着大地
    发梢轻轻贴着云头

    有的是风儿送走的欢乐
    有的是鸟儿衔来的忧愁

    还有很远很远的人们
    夸它笔直的歌声悠悠

梅兰芳的两任妻子和一位恋人

梅兰芳与第一任妻子

        梅兰芳娶的这位妻子叫王明华,与他可谓门当户对,她出生于一个京剧家庭,父亲王顺福工花旦,胞兄王毓楼,是著名的武生。王明华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妥帖照料梅兰芳,甚至于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为了长伴在梅兰芳身边,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从此,梅兰芳每晚散戏回家,再也听不见两个孩子欢快的笑声,心中的伤痛是难以言表的,但他看到妻子因怀念儿女形容憔悴不思饮食,整日里卧床叹息萎靡不振,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掩盖起自己的悲伤,反过来安慰妻子。夫妻俩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支撑着度过了那些悲苦的日子。
        兼祧两房,再娶福芝芳
        梅兰芳的第二个妻子名福芝芳。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去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说明梅兰芳是兼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如此一番周折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全文阅读)

星光下的骑士——中世纪城堡漫谈
    城堡作为世俗建筑文化的代表,渗透于文化发展的血脉之中,也受到各国的民族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造成了城堡建筑风格的多样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多姿多彩的城堡文化。城堡记载着历史,凝结着文化;骑士代表忠诚,体现风度;贵族显示着荣耀,也暗藏着无奈。让我们随着这篇拙文,走进那风雨如晦的时代,探索那神秘而奇特的文明吧。
    ……比如中世纪的欧洲,由于采邑制度的实行,使得土地的所有权被分散到各位贵族,骑士的手中,政治上四分五裂,帝国,王国,公国,骑士领地等多种多样,大大小小的封建政治实体遍布各地。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们之间的边界,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梳理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各等级的封建贵族之间经常爆发各种原因引发的战争,所以他们时时备战,常常参战。所有的贵族都相当于军事将领,他们的附庸则构成其所属的各级官兵。正是这些遍布欧洲各个角落的大小战争,使得城堡的防御作用逐渐突出起来。以德国为例,仅仅西德境内,现存的古城堡就有1.5万座,充分反映了德国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另外中世纪的战争技术和战争观念也决定中世纪的战争是防御性战争,当时,城堡是最可靠的防御方式,足以抵挡骑兵的快速攻击,将突袭式的速决战转化为消耗战。于是领主们广修城堡,以确保自己的庄园和财产不受侵犯。
    再来看同样是以城堡文化见长的日本,日式城堡诞生到繁盛时期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同的地方。战国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日本,由于幕藩体制的实行,土地和军队集中在幕府和各大名,藩主的手中,政治上也是比较混乱,不管是处于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进攻还是处于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防御等原因,诸侯纷纷构筑起防守坚固的城堡,作为对其领地统治的中心和军事据点。
    这两个例子于我们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都实行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所以像政治分裂,武装割据的情况不是很多。在战争上面也表现为没有坚固的城堡,而是修建抵御外族侵略的长城。长城和城堡同为防御性建筑,但是城堡相对于长城,还有居所,象征等世俗性作用,所以一旦其防御作用因为历史的进化而消失,长城就停止了发展,而城堡则作为世俗建筑继续发展了下去。
    所以说城堡是为了保护领地人身财产安全而诞生的防御性建筑。
    城堡的军事作用,一直左右着城堡的发展。一般,权威一点的看法是认为,城堡主要发展时期是从公元9世纪土岗-城廓式城堡出现到14世纪火药兵器的出现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也被中世纪军事专家称为“城堡时期”。
    前面已经说过,城堡是作为防御工事而诞生的。早在3世纪的罗马,因为古罗马的文明非常灿烂,城市生活十分突出,庞大的公众建筑,精美的艺术文化品都集中在城市。所以每当战乱来临,罗马人就不得不把城市作为防守的重点。特别是3世纪,由于罗马帝国面临空前的压力,在蛮族入侵和内战的双重压力下,对城市的防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古代的作战方式攻取抵抗中的城堡,需要良好的围攻技术和长达数月的军需供应。罗马人的纵深防御战略充分发挥了其大量城堡的作用。
    但是古代罗马的城堡与通常所说的中世纪城堡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古代城堡的发展并非一直是一帆风顺,处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其间出现过多次倒退。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经济很不发达,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导致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生产力呈现倒推趋势,而且3世纪到9世纪这段时间整个欧洲主要以游牧经济为主,并不需要坚固的城堡来保卫他们的财产。当时的建筑不论是施工技术还是规模都远远不及古代的罗马,相应的结构技术和艺术经验也逐渐失传了。古罗马,不管是实际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全文阅读)

岳珍:“艳词”考
    本文广泛钩稽有关“艳词”的史料,在对“艳词”的名、实进行考辨的基础上指出:隋唐时期,“艳词”以及与之同义的“侧艳之词”是一个文体概念,指配合艳曲的歌词。大约自五代北宋之交,“艳词”、“侧艳之词”的含义开始渐变为艳情词。长期以来,学术界用“艳情”这样的内涵去认知出现在早期词学文献中的“艳词”这个概念,造成历史的错位,成为词学研究中的误区。
  “艳词”以及与之同义的“侧艳之词”来自隋唐五代词体起源时期与词学有关的文献,作为词学研究领域中长期而普遍使用的术语,它们本来是文体概念。后代把出现在这部分文献中的“艳词”、“侧艳之词”认知为题材艳冶、辞藻艳丽的词作,成为词的内容、风格的分类概念。如对温庭筠“为侧艳之词”、和凝“长于短歌艳曲”所述说的历史事实的还原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学术界进一步提出“词为艳科”的词体本质论命题,成为词学研究中的误区。
  本文的撰述目的是全面钩稽相关史料,考察作为词学研究基本概念的“艳词”在词体起源时期的指称对象、内涵和性质,揭示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以及在后来的演变。 
    一 “艳词”原不专指艳情词
  从现有资料看,“艳词”这个概念在隋唐五代时期开始相对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中。如韩愈《辞唱歌》“抑逼教唱歌,不解着艳词”;白居易《采诗官》“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许浑《听歌鹧鸪词》“南国多情多艳词”;罗虯《比红儿诗》“行唱菱歌着艳词”;《旧唐书》温庭筠本传称其“为侧艳之词”等。后世词学研究中用来概括艳情词的术语“艳词”即出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但是,隋唐时期所谓的“艳词”是不是一个用来指艳情词的专用术语,则必须对那些被称为“艳词”的作品的题材内容进行具体考察,才能得出结论。下面引用的材料,都涉及到当时的“艳词”的题材内容。
  韩愈《辞唱歌》:
  抑逼教唱歌,不解着艳词。坐中把酒人,岂有欢乐姿?幸有伶者妇,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痴。声自肉中出,使人能委随。复遣悭吝者,赠金不皱眉。岂有长直夫,喉中声雌雌。君心岂无耻,君岂是女儿?君教发直言,大声无休时。君教哭古恨,不肯复吞悲。乍可阻君意,艳歌难可为。
  韩愈诗中所说的“艳词”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欢乐姿”,欢娱的艳词;“发直言”,针砭现实的艳词;“哭古恨”,吊古伤今的艳词。在这三类“艳词”中,只有欢娱这一类可以包括艳情词。(全文阅读)

艺术群氓:互联网时代的群众智慧业界信息
  互联网除了能聊天、购物、看新闻、发邮件、下载MP3,还能做什么?答案是,现在你可以做"艺术群氓",可以和无数不认识的人一起编撰百科全书,或共同创造一件艺术品。
  "快闪族"(Flash mob,又称"网络暴民",这种行为又称"闪灵行动")正在变得时髦起来,它的标准是:突然出现、突然怪异、突然消失。这个新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指Flash crowd,指一群人为一个目的同时进入一个网站;另一个是Smart mob,又称为"智能群氓",指一群有相同见解的人,利用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在无领袖状态下组织集会。这些"快闪族"实际上就是透过互联网而聚集起来的互不相识的人,在指定时间拥到指定地点完成某些稀奇古怪的任务后,又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
  大家也许只是觉得这不过是一种好玩、时髦而且昙花一现的事物,除了满足人们的恶作剧心理,再没有更深的意义。但是,一些人正在将"快闪族"的这种共同行动的精神转化为更具创造性的活动,与"智能群氓"相对,他们就是所谓的"艺术群氓(Art Mobs)"。
  "维基百科"的成就
  作为随着网络的兴起而出现的新的一个艺术群体,艺术群氓已经有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异乎寻常的出版物。作家詹姆斯·索诺维尔基在他的新书《群众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里,认为群体要比任何单个的人都要来得聪明。现实中的例子是,大批公众群体通过手机联系在一起而使得菲律宾埃斯特拉达总统下台;每天的股市中,随着股民们的难以考量的买进卖出的规则,任何个人分析家都无法真正地发现其中的奥秘。看上去,群众似乎有某种超人类的智能。
  而现在,群众甚至显示出了创造的迹象。几个星期前,一部任何人都可以写或者编某个条目的"开放目录"式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com),已经拥有了它的第30万个条目,总容量达到9.01亿字。"维基百科"的词汇量比任何印刷出来的英语百科全书都要大,即使是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只有8.5万个条目和5500万字,根本无法和"维基百科"相比。"维基百科"的存在只有3年多一点的时间,并且所有撰写者都是不拿报酬的,每个人都是志愿者。在"维基百科"的中文网站上,你甚至能找到关于一位中国很出色但并不为大众熟知的歌手胡吗个的简介资料,如果是正式的百科全书或词典,肯定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新的信息、概念、知识和思想涌现的速度,使得任何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词典都必将"落后于时代"。通过网络这种迅捷而涵盖面广的媒介,通过无数自愿参与者即"艺术群氓"的努力,这样一部百科全书才可能把触角伸向任何一个变化中的人类知识领域。(全文阅读)

十二个天才或导演
    1、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Bernardo Berotolucci)
    大概两三年前我看过一本叫《知识分子》的书,里面陈列着那些曾经让我无限崇拜的文化大师们的各种劣迹,让我一下子扔掉了对知识分子的盲目迷信,而且从那以后我终于知道了原来人都是要吃饭做爱上厕所的,大师也是人。贝尔托鲁奇显然比我看得又真切一些,他一向在关注知识分子的存在状况,事实上他曾经是个著名的诗人。他深知知识分子的怯懦和脆弱,他拍了《巴黎最后的控戈》,让马龙·白兰度这样的硬汉痛苦地蜷缩在巴黎破烂公寓的地板上,死得不明不白,毫无价值,像条狗。他懂得知识分子都迷信寻根,他纪录那些作曲家,画家,诗人,作家的颓糜生活,他告诉我们青春胜过一切一完成就死去的艺术,他让我们明白这些,这使我们的心情有些颓丧。
    混蛋作品:《巴黎最后的控戈》 1972
    代表作:《偷看》 1996 /《小活佛》 1993 
            《天空的庇护》 1990 /《末代皇帝》 1987 
     2、伍迪·艾伦(Woody Allen)
    伍迪·艾伦也就是长得比较猥琐,这些年来说他够得上"混蛋"的证据大概是他和养女结婚,不过这也是你情我愿的事,你还真不能说他是个流氓,当然他也算不上一个反贼,因为犹太人从来没有革命的意识和冲动。说到底,伍迪·艾伦也就是个爱唠叨抱怨、多愁善感、喜欢逗乐又感觉委曲的美国一滑稽说书人。
    喜欢伍迪·艾伦原因可以很简单,因为他够搞笑,什么人、什么故事一到他手里,准保要变味,早年的他完全把颠覆和嘲弄好莱坞恶俗的类型电影为己任,不仅人物蠢得要命,故事也是荒诞不经得离谱,套用他拿科幻电影开涮的《傻瓜大闹科学城》片名,就是《傻瓜大闹好莱坞》,因为影片愚蠢的主人公往往都由他自己来演。别看他外表瘦小体弱,却是蔫坏蔫坏得要命。当好莱坞要拿刻薄阴毒的他开刀时,他又颠覆了自己,变得温和正经起来,虽然后来的《开罗的紫玫瑰》、《百老汇上空的子弹》、《名人》同样是在抨击好莱坞百老汇,但比起《香蕉》、《**宝典》、《傻瓜大闹科学城》已经完全没有颠覆的力量了。
    语录:基本上我是个文化层次很低的人,比起和别人讨论电影或者文化,我更喜欢喝着啤酒吃着肉丸看棒球赛。 
    混蛋作品:《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1996
  《香蕉》 1972  《**宝典》 1972   《傻瓜大闹科学城》 1973
    代表作:《开罗的紫玫瑰》 1985 /《安妮·霍尔》 1977 (全文阅读)

王炬减笔没骨写意罗汉人物(全文阅读)

 

 

历 史 科 学

  王开岭: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对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金属片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愕然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大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节约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一句台词不都是您平日耳熟能详的吗?您记得“人权”这个字眼吗?当在秘密审判和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四十五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仇恨的剔刀来剜割,等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单就这一场面,的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甚至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全文阅读)

易中天: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然而事实又如何呢?奕山一伙严重渎职,既战败,又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做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 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这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而通商则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一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全文阅读)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0年:掀开历史抢救真相
    "我们在要求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的同时,还必须要求自己像犹太民族那样,为追讨公道、伸张正义、捍卫尊严而进行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从1994年"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成立并开始进行调查筹备起诉算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已经走过了10年。今年7月9日判决的西松诉讼案,成为第一个由日本高级法院判中方胜诉的案例。9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了243名义乌受害者联名提交的诉状,此类案件有望由中国法院审理。
  10年来,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20多起,胜诉者寥寥。但它却取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童增说。
  这要归功于那些搜集证据的人们。在详实的调查材料之前,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认二战中屠杀中国平民、使用细菌战、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不攻自破。此外,日本政府还被迫承认了慰安妇的存在,承认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
  "没证据怎么打官司。"青岛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说,10年前,他开始对中国劳工问题进行研究。正是一群普通人,他们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坚持搜集侵华日军罪恶的证据,推动民间对日索赔。
  中国劳工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大多由一些日本人士牵头,"他们提供名单,找本地人帮他们弄,"张树枫说。渐渐地,这个民间调查群体不断扩大,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被一点点揭开。日本外务省1993年公布的材料中说明,中国二战劳工总数为41762人,但根据中国志愿者的调查,真正的受害者数量远远超过日本承认的数字。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推诿态度,更多的诉讼一直处在僵持阶段。中国民间诉讼人士指出,当前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一方面,由于资金的匮乏,大部分对日诉讼举步为艰,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正在因为时间而消逝,当年的受害者在世的已经寥寥无几。这些幸存者成了最宝贵的历史材料,抢救他们就是抢救真相。
  因此,把对日诉讼搬回中国打就有了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受害者出庭作证。南京和重庆都在做这样的尝试。此外,调查者们正在起草一份建议,希望确立"日本侵华战争罪证调查"为国家级重大课题,在全国进行系统的罪证调查和史料抢救工作,日本侵华战争罪证调查不仅为诉讼所需,也是为了留存历史。(全文阅读)

洪烛:马可·波罗与元大都
        元大都是一座消失了的城市。它经历了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消失:自从洪武元年(1368年)明北伐军将元顺帝驱逐出祖传的都城,元朝就灭亡了,元大都自然也无法抗拒被废黜的命运。而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建的、取而代之的,为明、清两朝作为首都所沿用……
       元大都更像是业已终结了的时间概念。因为其物质形式几乎全部被摧毁或修改:皇宫、御苑、圣殿、寺庙、钟鼓楼、观象台……惟一不曾移作他用而保存下来的,是北郊约三公里处一溜长长的土城——这千疮百孔的元大都北城墙,固执地证明着一个华丽王朝的存在。
         除此之外,元大都已变成了幻影,变成了传说,变成了令人将信将疑的神话。毕竟,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由草原游牧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氛围较薄弱的一个朝代。加上其后的明清,皆以大兴土木、拆迁改建为能事,努力抹杀前朝的业绩与痕迹,于是,以元大都为前身的北京城,仿佛患了失忆症,变得很健忘了——由这个角度来说,元大都首先是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消失的。
        卡尔维诺《隐形的城市》一书,叙述了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与忽必烈汗精彩交谈的细节: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以手势、体态乃至神情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很艰难地成为彼此的听众。这种生涩的场面出现在元大都则很自然,因为元大都是开放性的城市(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自助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与工程师云集在这里。“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通过马可·波罗的讲解可以发现,所谓的会馆、洋行、星级饭店、使馆区、外贸市场等等,早在元大都时期就存在了。各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系统与宗教信仰的人们远道而来,仿佛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比塔。当然,不可一世的元大都最终还是像巴比塔一样垮了。
        世界范围的几大古老文明,曾经像河流一样在元大都交汇、碰撞。元大都注定是一座混血的城市。而洒满驼铃与花雨的丝绸之路,则是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营养的脐带。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不仅扩大了版图,而且扫清沿途各国边境线的障碍,疏导了东、西方的交通。马可·波罗选择的也正是这条路线。而忽必烈汗正坐在这条路的尽头——元大都的广寒殿里,无意识地等待着他,等待着成为《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人物。“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要运到这里,以满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们使用的金丝织物和其他各种丝织物也在这里大量的生产。在都城的附近有许多城墙围绕的市镇。这里的居民大多依靠京都为生,出售他们所生产的物品,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全文阅读)

吴存存: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叙略
  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画蠹诗魔。(注:嫏嬛文集》卷五,光绪三年首刊本。)
  这“十二好”几乎涉及到当时年青士人享乐的所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好娈童”,字里行间且颇带自我标榜的意味,令现代人感到惊诧和不能接受。其实,这是明中晚期士人的普遍的习气,作为明中晚期纵欲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男性同性恋在当时曾经风靡整个社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在晚明纵欲思潮消歇之后还一直沿续下去,整个风气呈愈演愈烈之势,直至清末民初方告结束。同性恋作为一种**的形式在这段时期几乎享有与异性恋同样的地位,而相当一部分士人还把它视为风流韵事而趋之若鹜。
  同性恋本是一种在任何地区、时代、社会都可能出现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中,似乎还没有哪一种可以断言未曾发生过同性恋事例,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文献包括正史都有关于同性恋问题的记载,以写帝王男宠为主的“佞幸列传”是中国历代正史中从末缺少过的项目。西方同样也是如此,古希腊人视同性恋为高尚纯洁的爱情,基督教文化以仇视同性恋着称,然而近年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早期的基督教文化对同性恋也非常宽容。(注:参见John Boswell的Same Sex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和Christianity,Social Tolerance,And Homosexuality:Gay People In Western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纽约 a Diviston of Random House,IncVintage books 1994。这些着作近年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同性恋在人类的**生活中基本上是处于次要位置的,它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在人类性史上还是罕见的。因此,对于明清时期的这种特殊的**风气,我们亦应给予特殊的关注。它对于我们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明清社会的**观念和倾向,无疑是不可迴避的。本文将着重考察一下晚明社会的男风流行状况。(全文阅读)

探索大爆炸前的宇宙:大爆炸是不是时间起点
    大爆炸真的是时间的起点吗?抑或宇宙在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存在?如果在10年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简直是对宇宙学大逆不道了;绝大多数宇宙学家会认为,思考大爆炸以前的时间,就像打听北极以北的地方在哪里一样。然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弦论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宇宙学家的视角,大爆炸前的宇宙已成了宇宙学的研究前沿。
  探索大爆炸之前发生过什么的新思潮,其实只是数千年来的理性钟摆的最新一次摆动。几乎在每一种文明中,终极起源的问题都会让哲学家和神学家忙个没完没了。它所关怀的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其中著名的一个出现在Paul Gaugin(高更)1897年的名画中: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这幅作品描绘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每个人的起源、身份与宿命,而这份对个人的关怀,直接连系着宇宙的命运。人类可以寻根,追溯自身的血统,穿越世世代代,回到我们的动物祖先,再溯及生命的早期形式和初始生命,然后回到原生宇宙中合成的元素,再到更早期空间中的飘渺能量。我们的谱系树是否可以这样一直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呢?抑或它会终止于某处?宇宙是否也像人类一样,并非永恒的?
  古希腊人曾就时间的起源有过激烈的争论。亚里斯多德主张“无”不能生“有”,而站在了时间“没有起点”的阵营。如果宇宙不能“无中生有”,那它过去必然是一直存在的。基于这些理论,时间必定是朝着过去和未来两端无限延伸。而基督教神学家则倾向于相反的观点。奥古斯丁坚决主张,神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而且创造了时空和整个世界。有人问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在做什么?”奥古斯丁答道:“时间本身就是神创造的产物之一,所以根本就没有‘之前’可言!”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导当代宇宙学家得出了几乎一样的结论。广义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柔软可塑的实体。在大尺度上,空间本质上是动态的,会随时间而膨胀或收缩;它承载物质的方式,就像海浪承载浮物一样。1920年代,天文学家观测到遥远的星系正在彼此远离,从而证实宇宙正在膨胀。接着,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霍金)与Roger Penrose(彭若斯)在1960年代证明,时间不可能一直回溯下去。如果你把宇宙历史一直往回倒退,所有的星系终会挤到一个无穷小的点(称为即奇点)上,这与它们掉进黑洞的意思差不多。每个星系或其前身都被压缩到零尺寸,而密度、温度和时空曲率等物理量则变成无穷大。奇点就是宇宙万物的起点,超过这一界限,我们的宇宙谱系树就无法再往前延伸了。
  宇宙是均匀的?
  这个无法避免的奇点,给宇宙学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奇点与宇宙在大尺度上所展示的高度均匀性及各向同性似乎有矛盾。由于宇宙在大尺度上到处都相同,因此在相距遥远的区域之间,必以某种方式传递信息,以协调彼此的性质。然而,这与旧的宇宙学规范相抵触。(全文阅读)

潮流由我创造----美国保守主义前驱威廉·巴克里
    将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大师们数上一数,威廉·巴克里(William F· Buckley Jr·)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作家,他迄今为止写过45本书;作为杂志创办人、电视清谈节目的主持人,他的名字被列在美国自由论坛新闻博物馆的“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列;作为思想家,他将美国各派的保守主义者团结在旗下,与自由派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思潮大战。
    “巴克里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美国着名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主席艾德文·福伊尔纳(Edwin Feulner)在他的文章中这样称赞巴克里,“他对美国媒体和大众的影响之巨就像他丰富的字汇表。”
    保守主义的开拓者
    78岁高龄的巴克里住在纽约长岛海滨。他最近刚刚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走过的历程》("Miles Gone By"),讲述他对家庭、音乐、划船、滑雪、喝酒的热爱,当然还有语言和政治他将近半个世纪为之关注而奋斗的主题。
    1955年,巴克里创办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在美国建立起一个极富思想性的保守主义论坛。而他主持了长达30多年的“火线”清谈节目,则是电视史上由同一个主持人主持时间最长的节目之一。
《国家评论》就像美国保守派的“旗帜”刊物,为美国保守主义对抗民主派提倡的“大政府,自由文化”的思想开辟了一个舌战阵地。保守主义的精英,如布兰特·博泽尔(L· Brent Bozell)、罗素·柯克(Russell Kirk)、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都曾在《国家评论》的第一期署名。其他保守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乔治·维尔(George Will),更是紧随而来。巴克里的《国家评论》把成千上万的保守主义者团结在一起,组成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不敢小觑他的影响。
    “火线”("Firing Line")节目总是进行一些生动的政治讨论。尤其是1966年,巴克里在节目中开始与思想界嘉宾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交锋,成为今天电视舌战的先驱。现今电视上热播的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交火”(Crossfire)节目和微软广播网(MSNBC)的“硬碰硬”(Hardball)节目不过是在“克隆”巴克里的创造罢了。
    也许巴克里的成功在于他从不屈服于当时的社会趋势,敢于我行我素,大胆革新。很少有作者敢在现代美国报纸上用“拘泥形式”(punctilio)和“高谈阔论”(peroration)的字眼,也很少有电视主持人敢在自己的节目中表现得如此懒散。观众们甚至写信来问:“为什么他不坐起来?”但巴克里就是这样与众不同。他很少提高嗓门说话,但却会认真地讨论从越南战争到美国青少年吸毒的问题。他尖锐的问题曾吓跑了不止一位政客。当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拒绝参加他节目时,他不无讽刺地说,“为什么香肠要拒绝研磨工人呢?”(全文阅读)

未解之谜:自杀是动物高贵的选择?
  从表面来看,自杀是对自然法则的嘲弄,一切生灵都有为生命而战斗的本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人类了断自己的原因非常复杂,非人类的动物很显然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像便条那样清晰的东西给你去研究,它们也不太可能带有像跳下悬崖寻死那样清晰的意识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还是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动物们能为其同类而自我牺牲。白蚊会把内脏爆裂开来,吐出黏糊糊的、污秽的东西在敌人身上,以反击它们对巢穴的威胁;老鼠宁愿有意饿死也不愿冒险让一种疾病传染给同穴内其他的同伴。更令人侧目的是,许多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在行为不便、精神紧张时会遭受严重的压抑;如果进入忧郁期,猴子们会进行许多危及生命的行为———不吃食,直到死于营养不良,或者吊在危险的树枝上来回摆动,而正常的猴子是绝不会那样做的。猴子的抑郁跟人类的病情如此相像,以至于给它服一片抗抑郁药竟能消除它的情绪障碍症状。
  很显然,在把自杀和压抑归因于物竞天择的法则,是不能解释人类自杀的复杂行为的。但是,动物的事情比起人来说要简单得多。经常的情况是,人们不清楚旷野之中发生的死亡是故意的,抑或是一场事故。
  为了节省食物,兄弟中较弱的那个会轻松说晚安
  一些动物行为学家已构筑出模型,可以预测在某些情况下,刚孵化出来的小鸟处在一群小鸟当中时,为了基因的遗传而宁可让别的小鸟把自己啄死也不愿进行反击。比如,在有冠毛的企鹅中,雌鸟每次总要产两只卵,一只大,一只小。在极地环境下,它只有能力把一只鸟养到成年独立的时候;通常,这幸运的鸟就是较大的蛋产出来的那一只。可是,它每次还是下两枚蛋,以作为一种保险,以防较大的那枚被吃掉了。如果两枚蛋都活到孵化出来的时候,则较小的那只最好就让较大的同胞啄死自己而毫无怨言———这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把自己送到同胞的利剑之下。毕竟,两只鸟不可能同时存活,因此,为什么要从更有可能活下来的同胞嘴里分走食物呢?
  这个理论有一些观察数据支持它:一群企鹅碰到一起时,较小的看上去的确是一个一个相继赴死,直到全部死光,丝毫也不伤及别人的羽毛。但是,评论这个场景的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说较小的竞争者不会那么轻松地道晚安。他们指出,如果一位普通人与迈克·泰森在一条救生船上相遇,身边的食品又十分有限,不会打拳的这位如果向泰森发出挑战那就是件愚不可及的事情了;反过来,小个子的这位多半会抱低姿态,等机会把他推下海去,或者干脆就祈祷泰森会被雷电击中。 (全文阅读)

 
 

学 术 动 态

  王彬彬: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 “义和团运动”应该说是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源头。“义和团”的兴起,固然原因并不简单,但他们对当时的“洋人”的憎恨,也实在不能说事出无因。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野蛮、愚蠢和残忍,却也实在是无须避讳的。例如,他们把杀戮和打击的人物分为“十毛”。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洋人。洋人被称为老毛子或大毛子,当是格杀勿论。其次是信“洋教”的中国教民,他们被称为“二毛子”。“二毛子”必须退教,否则亦杀无赦。再往下,用洋货、行洋礼者,都在杀戮和打击之列。在“义和团运动”盛行之时,民间甚至有因不知“洋货”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钉”而至于满门被抄斩者。这里所说的,当然还只是“义和团”的“英雄壮举”之一部分。而且“义和团运动”中诞生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终结而终结。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产,“群众性民族主义”从此便存留下来,不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表现自己。例如,“文革”中“红卫兵”的某些行为,就不妨视作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宣泄。
        最近几年间,我常常想到“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一说法。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都闹得沸反盈天,其间民众的一些言行,都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尤其是互联网上众多“民族英豪”的言论,真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的复活。
       “见义勇为”者之稀少,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现象。各地以行政手段大力鼓励、表彰所谓“见义勇为”的行为,诸如设立“见义勇为奖”、中学生而有“见义勇为”纪录者高考时可加分,等等,都说明当下愿意和敢于“见义勇为”者实在不多。流氓凌辱少女而路人袖手、小孩失足落水而众人作壁上观、车匪路霸用一柄真刀或一把假枪便令满车青壮年钳口结舌、悉数奉献……类似的报道时现报端。凡此种种,都昭示着正义感的普遍淡薄,都意味着人们心灵中“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的低落及对邪恶的承受力的过分强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言行则十分敏感、极为计较。只要觉得外国人的言行表示了对中国人的某种不敬,立即便群情激愤,杀声四起——在“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低落的同时,是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也告诉我们:“群众性民族主义”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无关,甚至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是不相容的。因此,对外国人在中国言行的敏感和计较,说到底,是以极度自尊的面目表现出的自卑,是“义和团”之精神遗产的鲜明表现。(全文阅读)

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
  在世纪交替即将来临之际,不少学者撰文对本世纪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及有关重要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其在下个世纪新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从本世纪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看,近20年来应该称得上是创获最多和最丰的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之快更显得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一是新观点、新见解层见迭出,二是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因此,有必要着重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况作一回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很难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日趋深入发展的全貌,故仅就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关新领域、新课题的拓展略作概述。即使如此,也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涉及某些较为重要的方面与问题。如有欠妥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 
  虽然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大论战前后,即已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著作,但从其探讨的具体内容看,主要是集中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论述,属于社会形态发展史的研究,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史。后来,尽管有学者对社会史的某些专题作了一些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也仍显相当薄弱。建国后的30余年中,社会史的研究则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主要是在80年代中期至今的10余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空前活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复兴社会史,更重要的是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是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充分的探讨。10余年来有关阐述社会史理论的文章即多达60余篇,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作了充分的讨论,而且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研究社会史理论的论著《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其次,是社会史的新研究领域和课题不断拓展。其研究对象不仅侧重于社会构成与职能,以及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等,另外还包括家庭、宗族、人口、社团、阶层、社区等各方面的专题,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史。妇女史研究也受到重视并出版了数本有关的专著,如郑永福、吕美颐合著的《中国妇女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 
  再次,是各种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除发表众多专题论文外,有关的专著也为数不少。浙江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这些成果中专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的重要成果即较为可观,如人口史方面有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风俗史方面有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社会生活史方面有冯尔康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连近代商事习俗这一过去极少谈及的新课题,近年也有专著出版(《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严昌洪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李文海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也取得了若干突破性的进展,其有关论文和著作等系列成果问世后,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 
  最后,是出版了系统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既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也称得上是学术界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社会史著作,在构建近代社会史体系方面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另外,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虽是一部论文结集,但其内容集中于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生活、社会灾荒等涉及社会史范围的五大部分,也可以说是一部颇有份量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作。龚书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版),则有晚清和民国两卷专论近代部分的内容,同样属于中国近代社会史专著。近代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受到重视,许多论文就是采取区域研究方式作个案剖析。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则对1927-1937年上海的社会结构、上海人的社会人格、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是一部重要的区域社会史专著。 (全文阅读)

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言
    ……由于政治学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随着政治现实的变迁,政治学也一直处于变动发展之中。西方的政治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变迁,先后经历了明显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
    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政治学的始创阶段,它为整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西塞罗、奥古斯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等著作中,作者们把奴隶主贵族制国家当作理想的政治制度,把基于分工之上的等级秩序当作最高的政治价值,把不平等的政治秩序看作是"正义"、"自然理性"的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中,世俗性和神学性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几乎在每一个政治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双重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性日益让位于神学性,到了古罗马的奥古斯汀那里,政治学中的世俗因素几乎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神学的政治学,他的《上帝之城》向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天国的"至善至德"之路。
    中世纪的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是神学性,因而又称之为"神学政治理论",它的集大成者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把封建的等级秩序和君主政治加以神化,把它当作神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与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一致,他把国家的统一与和平看作是最高的"善",把维护和保障国家统一与社会福利的政治行为当作"正义",把心甘情愿服从既定的等级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行为看作"德行"。阿奎那的政治学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汀思想的调和与发展。他不但把奥古斯汀的神学政治观推到了极致,而且也大大推进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政治学观点,对近代西方的政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他关于"自然理性"和"自然法"的思想实际上构成了近代西方自然权利说的重要理论来源。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标志着西方政治学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英国的莫尔和法国的布丹。这个时期政治学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世俗性,西方政治学在这个阶段基本上走完了从天国到尘世的历程。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和布丹的《国家六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第一次成了政治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君主握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专制制度成了大多数政治学家心目中完美的国家制度,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绝对性开始成为政治学家进行政治评价的重要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少数敏锐的思想家已经预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开始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莫尔的《乌托邦》是这一思想的最杰出代表。(全文阅读)

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 
        多数的暴政自由的国家未必尽是民主的国家,而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历史上有许多自由的国家,但其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受到严重的限制。自由与民主,尽管是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
        这是我读罢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的最大感想。因为,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消灭了自由。与多数决定相一致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众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数比产生文法者的方式更为重要。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然而,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们充其量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论源自卢梭。
        该理论认为,民主是一套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政府制度,人民的声音即是上帝的声音。
        在表达这一声音时,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最高的裁判者,少数总是错误的。除去生存的权利和成为多数的权利外,少数不能要求任何权利与多数对抗。这种“天使的蜚语”所产生的疑问是,假定全人类都持有一个观点,而只有一个人持与此相反的观点,那么,全人类的观点就一定正确,而后者就一定错吗?即使如此,全人类有理由让这个人保持沉默吗?若是这个人有足够的理由,而且他的观点正确,他有理由使全人类都保持沉默吗?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多数和少数都不握有绝对的权利。多数统治剥夺少数人自由和权利的可能性同样体现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中。可是,如果人民都是主权者,谁是主权的对象?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特选的少数人。与多数统治相比,托克维尔发现,对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与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
        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全文阅读)

袁传旭:财产权何以如此重要——从美国权利法案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说开去
        个人财产权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使用权,个人拥有在不损害他人正当权利的前提下自由使用和处分自己现存财产的权利;二是获得权,个人拥有在不损害他人正当权利的前提下获得财产的权利;三是排他权,个人财产权只具有个人属性,非经本人同意,绝不允许他人或组织使用个人财产。美国宪法的一大特色就是以成文的方式缔造了超出政府权力干预范围之外的更高的法律——“权利法案”——宪法修正案前十条,明确了一些只保留在公民个人手里的基本权利。在总共十条的“权利法案”里,有五条涉及保护个人财产权。为什么美国的制宪者对保护个人财产权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个人财产权绝不是人的身外之物,仅仅是满足人类生存和享受的需要,而是人类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个人自治和尊严已成为当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而个人财产权是实现个人自治和保持个人尊严的必要条件。个人财产权使得个人拥有自己可以控制并不受他人干预的领域和范围成为可能,从而使得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保有自己不容侵犯的隐私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并不必考虑他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的价值。古今中外,每种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探索者之所以能够得到涌现,就是因为个人财产权的保障能够使其蔑视多数认同的方式。没有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然要受制于他人或组织,处于服从、被强制状态。在此状态下,个人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所以,没有个人财产权,就没有自由、权利和道德。美国的联邦宪法虽未对选举权作出限制,但多数州早期的宪法都规定,选举权仅限于那些拥有特定数额财产的男子。这种做法虽然剥夺了一些人的政治权利,但却是基于保护个人财产权的考虑。他们认为,对于没有受到正常教育、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来说,很难期望他们对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给予维护(实际上对没有财产的任何人来说,他们都会本能地反对个人财产权)。当时的制宪者们强调,土地所有者是自由权最好的保护人。《权利法案》起草者麦迪逊说道:如果给没有财产的人选举权,他们不是联合起来剥夺所有者的权利,就是成为“政治煽动家的工具”。
        权力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干坏事,不受遏制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个人财产权是对政府权力的根本性限制。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势必使得个人自治成为可能,从而使得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下降,相应地,使得政府对个人的影响式微;从另一角度讲,个人财产权的确立,惟有在经济上充分独立,个人才可能公然挑战政府权力,发表异议。私营企业是一种在属性和权力上与政府权力相对立的实体。因此,私营公司是分散政府权力、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而只有在个人财产权得到确立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私营企业的产生、发展、壮大。(全文阅读)

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而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 
    曾记得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 
    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全文阅读)

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20世纪以来,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效应,产业转移与升级、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多数人口的中产化、白领化过程。传统的阶级矛盾趋向于缓和,而种族矛盾相对更为凸显。同时国际上的穷国富国矛盾或所谓“南北矛盾”,在存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种族矛盾。这样,种族问题便超越“阶级”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政治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同时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之活跃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种族问题当然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与否的内容,过去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民族压迫”、经济上的“民族剥削”就是以这类内容为基础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种族问题也包含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认同与否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种族偏见”。制度上的种族不平等与文化上的种族偏见都源远流长其来已久。在我国古代,前者有元代所谓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制,后者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同时,过去盛行的论点也偏重于强调两者的联系。不仅我们过去熟悉的意识形态有“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问题”之说,自由主义者方面也常常主要从制度层面考虑种族问题,例如解放黑奴、取消种族隔离等等。
   近代自由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普世主义性质的运动,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这两者虽然有冲突乃至形成“冷战”,但两者也都为从制度上解决种族矛盾而绞尽脑汁并作出了许多成绩。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与失败依然共存。冷战后一方面是苏联式的专制国家中“民族自治”模式在中东欧完全失败,许多国家爆发了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清洗”,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尽管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早已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乃至成为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但在观念上,种族主义,包括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如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汉斯与“白澳主义”、法国的勒庞现象等等,仍然有所发展。
  西方知识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的《种族主义源流(Sur le Racisme)》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出生于1946年的塔吉耶夫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与项目主任,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与政治思想史学家。作为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后起之秀,他对“进步观”、世界总体走向的探讨受到广泛注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以欧洲尤其是法国反犹、反闪米特思想与行为的历史分析为基础,对种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据其自述,其研究的目的是要理清种族主义各个阶段的变化,总结影响反种族主义运动成效的教训,以便使这一运动能够适应种族主义本身的变化而形成与时俱进的更有成效的战略。他因此成为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在这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偏见的力量:种族主义及其双重取向》(2000,已有英、德译本)、《1940-1944年间的反闪米特主义》(1999,与G.考夫曼、M. 雷诺阿合著)、《反闪米特主义的兴起》(1995)等等。(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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