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八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陈愚:给传统节日留点空间
    今年的国庆的长假,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及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仍在公历10月1日到10月7日,恰恰与9月28日的农历中秋节擦肩而过。这一通知出来,便受到广泛的批评,很多纸媒与网站,都登载了反对文章,要求把长假拉前几天,以期让出门在外的人们得以与家人团聚,共度一个愉快、轻松、温馨的中秋节,但是机械刻薄的政策并没有尊重这一传统的节日,没有顾及人们的情感。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考察中秋节的历史,“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到了唐朝初年,中秋节已经被定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就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宋代,中秋节已经开始盛行始,明清时候,中秋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国人向来偏重形象思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常常根据形象思维,从自然现象中获取吉祥的寓意。八月十五是月亮最圆的时候,于是被赋予“团圆”的寓意,从古到今,中秋节都是一家团圆的象征,正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佳节已经成为民俗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千年传统中已经积累、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意蕴,与传统文化、与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想象中,中秋是一幅家人团聚,老少怡怡的和乐图。在文人的笔下,中秋承载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每一个游子自然而然的情怀,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改变不了的,中秋是中国人特有的团圆节日,因而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它始终牵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弦。但是今年,多少游子、学生即将在思念故乡,思念家人中熬过中秋,而要在中秋之后的第三天,才能够启动回家的行程,错过了和家人共度团圆的美好时光。可以说,正是这种完全不顾人情的“放假”政策,无情地破坏了很多人对温馨的渴求,并且这种政策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国庆黄金周就不能提前三天呢?面对多少国人的呼吁,为什么不能及时调整政策呢?这种政策的制定,是对人们感情的伤害,反映出制定者对传统的不尊重。制定政策,据说有一个公认的原则,就是要“以人为本”,在中秋放假这一具体问题上,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对自己的传统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以人为本必须落实到以文化为本,尊重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上。
    节日放假,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但是背后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心理内涵。从节日放假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乃至整个社会对传统的态度。
    事实上,现行政策并没有给我们的传统节日留下一点空间,并没有尊重我们的传统。(全文阅读)

陆兴华:郎咸平争论引起的知识分子话语问题的思考
    由郎咸平挑起的这场争论并没带来任何新语义,但是,它却让我看清了一种其实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国公共/技术知识分子的政治困境:为什么中国知识人从几乎相同的关怀出发,最后总会一无例外地在语义上、在姿态上走到左和右、新左和新自由主义、权威主义和宪政主义等等的简单的正负对立(意见为什么总只有两种?),到头来总只是在呼口号、站队?这种论争既然都一样为民请命--这一次又不例外--,为什么会这么一开言就是清楚的两派?一说就捅到双方和观众的无意识,并把论争隐喻化?为反对而反对?这种简单的观点立场两极化会给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造成怎样的创伤?为给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孕育带来怎样的挫折?
    这次争论中,大家可能已经发现,王晓明和秦晖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就象无头苍蝇,他们除了抱住几条口号和退回到几个方便的立场,没有别的招术和可择语义学,最后甩出的无非是一种某一理论原则下的强硬态度和对无力无暇关注争论内容的民众的情绪煽动。
    郎咸平和张维迎这样的技术知识分子是否就有他们宣 示的对个人和全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包办能力了呢?没有。他们想来做专业zi询,却被要求作出道德自辩,就象牧师被请作医生,医生被请作牧师一样。不照这一派经济学家做,那我们就请另一派来做,大不了投个票?就象一场喜剧。
    这场争论让我非常绝望和担心的是:象这样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但同时,在争的过程中,各种本来是建设性的姿态最后全都技术化、政治化、立场化和派别化,最后就变成郎咸平的学术资质好还是周其仁的学术资质好,是自称的新左的人的立场或出发点好,还是新自由主义里的比如秦晖和张维迎他们的出发点好或立场更高明,谁有最终发言权的问题。而这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且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极其有害和危险的。
    我担心和绝望,主要是看到了下面这几点:
    一、国家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是,这样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不由立法机构用民意来最后平衡,用立法程序来使政策选择合法化,平息意见冲突,现在却居然要把这种决策这种说服押在公共知识分子们的良心和技术资质的过硬上,可悲至极!危险至极!我的意思是,张维迎或朗咸平是可以给执政党或在野党提供重要谘询的,但要让他们既来当政客,同时又来说服专政党的政策专家,和民众,和非技术知识分子,这任务还真难为他们了,他们不可能这么三头六臂的。(全文阅读)

萧功秦: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 发展中的优势与陷阱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与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广泛注意。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渐进式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四年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中期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积累下来的矛盾与问题,是否会对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这些矛盾与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进而引发政治冲突? 
         一些海外一些作者仅仅从经济视角来论证中国必将发生政治危机,有人甚至地断言,中国将会在五年内崩溃①,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率简单。事实上,经济与社会问题是通过它们对政治结构的挑战来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系统与政治社会结构在承受、适应与解决社会危机方面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要对中国的前景作出预测,就必须超越经济学内部的思考,进入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的思考领域,只有把经济与社会矛盾放在这一社会所在的特定的政治体制的背景上来考察,才有可能得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作出更客观的判断。 
        中国转型政治体制与高经济增长
        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发生相当深刻的变化,进入经济改革中期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有什么基本特点?我们可以用发展政治学的概念,把这一政治模式概括“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政治模式”(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o-authoritarian Regime)。大体上,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是它的技术官僚特点。八十年代初期以来,执政层主要是由技术型官员为主体,这一种类型的执政层可以称之为“技术专家型执政层”,在国际政治学上,人们一般也中性地称之为“技术官僚政治”(Technocracy),这一执政层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守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的“路径依赖”,对于克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左右两极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的拉锯冲突中摆脱出来,自由派与原教旨保守派逐渐在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边缘化,②,并在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变革与发展,此种技术型官员执政模式无疑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其次,作为一种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这种政治模式,具有低政治参与与高经济投入相结合的特点。更具体地说,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抑制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派这两极政治势力的政治参与,并通过对民间政治参与的严格制度限制,来实现政治稳定,并以此来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正是由于这种“低度政治参与”下的政治的稳定,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资本高投入,与中国几乎可以无限供应的的低廉劳动力的结合,形成了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生产力。中国权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参与与高资本投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后发展国家一般难以摆脱的低水平循环,即“低生活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投入——低生产率——低生活水平”之间的恶性循环,形成了“高投入——高增长——高生活水平——高储蓄——高投入”的良性发展,实现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起飞,近二十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来,中国实现了平均年增长率8%以上的持续经济繁荣。根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权威人士对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作所出的预期,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③ 我们可以认为,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全文阅读)

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另一位学者声言,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一忧一乐,两个几乎全然不同的学说,分别于1962年和1985年先后推出,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圈子里,都发生了强烈影响。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显然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起先用的是“仁心”,是“中道”;尔后有了和西方对比的机会,又改用“静的文化”(钟天纬)、“道的文化”(薛福成)、“精神文化”(梁启超)、“孝的文化”(钱穆)等等之类,去和被想象为西方文化特征的“动的文化”、“器的文化”、“物质文化”、“爱的文化”相区别。所有这些,都可算做是从文化的意识层面或心理层面来辨认中国文化的。也有从文化的器物层面着眼,称中国文化为农耕文化的;或以文化的制度层面为主,称中国文化为家庭本位的、专制文化的。更有从一元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统称中国文化为封建文化或中世纪文化的。
    凡此种种,如果不计它们赋予的或由之引申的价值含义的话,似乎都能或浅或深地捉住了中文化的某些特质,给人们的认识以一定导向。它们彼此虽也互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彷佛只不过在概念的大小宽窄或主从本末之间,因而大家还是相容的、互补的,或者说,是并行不悖的。
    没料到继之而起的两种新说,一主“忧”,一主“乐”,其两极对峙的状况,除了在五四前后那些纯价值判断的文章中所可仅见外,此外任何对中国文化作整体研究的地方,都还难得碰到。
    于是,分析一下这一对都已颇具影响的学说,无疑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万一通过分析而竟然多少接触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那时,对于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课题,岂不也算在尽一点绵力麽?!(全文阅读)

陶文昭: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
    当代知识分子在“形”发生变化的同时,“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淡化。在利益复杂纷争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为西方学者所关注。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霍布斯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因时写道: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大学就象特洛伊城的木马。这次造反以及其他造反事件,核心是那些大学。它是反叛的主要源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脱离权威,他们所宣传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却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德梅斯特尔在19世纪初分析大革命时写道:在知识分子中间,原来那些反对宗教和权威的不幸例外,倒成了常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具有某种狂热的、叛逆的傲气。他们对任何权威都指责。美国的里德指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学者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
    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批判精神的强调更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很多人将之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之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班迪克斯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霍夫斯塔特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阿隆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依靠批判为生,他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螯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德性化人格追求。士以载道,知识分子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时,或为立德,或为立言,或为立功,其中尤其以立德为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道统。知识分子在“士”与“仕”的矛盾角色时,道统总是对政统起着制衡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一般指对道统和政统不加区别的批判,而是依据道统对政统的批判。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知识分子对道统本身的批判凤毛麟角。中国知识分子反政统者被视为大儒,反道统者被看作异端。(全文阅读)

 

 
  文松辉:文艺评论在迷失中堕落
    ……文艺评论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多方面的因素,文艺评论的泛化、评论家职业操守的丧失、批评规则的丧失、社会环境的日益功利化、商业炒作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等无疑是主要的原因。
  一、文艺评论泛化为文化评论。随着纯文学位置的不断下降,评论家往往不坚守自己的"园地"而"越位"到其他领域。股票、房地产、出国淘金、法律援助、义务教育--在这些话题之间,诗的平平仄仄或者小说中某一个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学者们另辟蹊径,寻找到了"文化批评"这一新的武器和工具。批评者们有意无意地将"文化批评"的外延无限扩大,大而化之,不论什么,只要站在所谓"文化"的立场上,都有了言说的理由。结果评论家迷失了,对自己份内之事反而无法顾及。
  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评论家越来越现实,批评于是浮躁。在变革深刻的新世纪,思想的解放,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加之种种诱惑,使文学理论工作者浮躁不安,难于真正静心认真进行学术思索。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怎么都行"的后现代观念的浸染下,评论家大都根据实际需要建构自己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一些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始从关汉卿转向了电视剧场,从《西厢记》转向了侦探小说,从高雅艺术转向了通俗读物;另一些批评家则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进入广告、时装表演和体育竞赛的研究。反正只要来钱,一切都好说!实际上,目前批评界的人们不缺乏标新立异的勇气,所缺乏的是老老实实、自甘寂寞的耐心与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三、批评规则的丧失。文艺评论必须建立在一定审美趣味和艺术趣味的标准上,努力探寻和揭示文学文本中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以作出正确的评价,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但现在的文艺评论是日益主观化、随意化,"怎么都行"。体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对文艺批评已毫无意义。经过文艺实践验证的艺术规律似乎不复存在。谁都可以言说,怎么言说都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约束。文艺评论还严重地"受到非作品的干扰",诸如身份、地位、性别标准,而艺术性、审美性反而不是文艺批评的取舍标准。(全文阅读)

张远山:残忍而慈悲的恶之花——评周实系列历史短篇小说《刀俎》
        ……《刀俎》是一部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中国酷刑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专制暴君无情虐杀的受难史。阅读《刀俎》的读者,需要强悍的心理承受力,因为“字字血,声声泪”,我每每不忍卒读,痛不欲生地仰天浩叹:呜呼!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比读者更需要强悍的心理承受力的,是作者。周实居然能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写下来,而且一篇又一篇地写了整整二十篇。周实用他“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鲁迅语),让读者在细腻的描写、逼真的还原、移情的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感同身受的酷刑。为我们的祖先忏悔,为我们的祖先赎罪,为我们的祖先超度。
  比作者更需要强悍的心理承受力尤其是生理承受力的,无疑是那些挑战恶法的受刑者。我对挑战者充满敬畏,充满悲悯。而那些设刑者和施刑者,那些专制魔王和助纣为虐的鬼魅,他们居然能够对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胞施以如此非人的酷刑,那是怎样令人不齿的衣冠禽兽?我对独裁者充满鄙夷,充满憎恨。
  中国的专制历史,是以人肉为主食的久久不散的鸿门宴。《刀俎》是这一宴席的一份鲜血淋漓的详实菜单。只有当大多数中国人都敢于直面这份菜单,并且永不忘却这份菜单,阴魂不散的鸿门宴才有可能真正结束,才有可能永不重开。
        我对历史上宴席主办者的轻蔑,源于一句充满智慧的古老格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我对未来中国的信心,则源于另一句浸透鲜血的古老格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全文阅读)

一泓:成年人的哀书——-漫谈《金瓶梅》
    ……《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明朝万历那几十年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是非常安康的时期。明朝江山已有两百多年,内无暴乱起义,外无强敌犯境,也没有大的旱涝灾害。在《金瓶梅》里,市面上有各种店铺,市民们做着各种生意买卖,卖烧饼的老实人武大郎可养活妻子女儿,卖几篮水果的少年恽哥也可养活自己的老爹。而开药铺的破落户子弟西门庆,凭他善于结交朋友,交通官吏的本事,先发财后当官,过上豪华慌淫的生活。
    ……但是《金瓶梅》给读者们展示的,是这些豪华和享受掩不住的黑暗。如果说《红楼梦》让读者感觉到“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话(鲁迅语),那么《金瓶梅》让人感觉到的则是冰凉之气沁入膏肓的黑暗。
    象本文前面说的,《金瓶梅》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好人,找不出好人的社会。没有好人,官吏们不遵守王法,读书人没有礼仪廉耻,生意人没有诚信,小民们没有道德良心。书中主角西门庆犯有许多罪行:奸淫潘金莲而毒杀其丈夫武大郎;奸淫宋惠莲陷害她的丈夫来旺而逼得宋惠莲上吊;宋惠莲的老爹为屈死的女儿喊冤,被西门庆叫官吏杖打,气病而死;老实开店的小中医蒋竹山只因娶了西门庆的旧情人李瓶儿,被西门庆用地痞诬诈,送官毒打;杀主谋财的苗青案发后,行贿西门庆的情妇王六儿,于是身为副提刑官的西门庆谋掉赃款,将案子掩住,将杀人犯放了。
    《金瓶梅》所显示的黑暗不仅是西门庆和官吏地痞们干下这些坏事,而且是他们干这些坏事时没有丝毫的犹疑和顾忌,是他们干坏事是那样地轻松容易,是他们干坏事没有什么力量去谴责和约束。
    贪官污吏治国,地痞流氓治乡。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垮掉,侧隐爱人之心在社会上荡然无存。无论是旧的孔孟说教和新的程朱理学显然都没什么用,在书中几乎找不到。人们对鬼神菩萨还有些惧畏,但是鬼神菩萨终究难以捉摸,看不出他们惩罚的是西门庆那样的恶霸,还是小民百姓。
    活在那个社会里,西门庆们也充满恐惧。书中第 17 回有个生动描写,当西门庆听到他朝中的靠山倒台时,是“耳边厢只听飕的一声,魂魄不知那里去了”,“就是惊损六叶连肝肺,唬坏三毛七孔心”。吓得是紧闭家门,不敢出去。
    西门庆活着时躲过了宰难,可一旦身亡,社会黑暗很快就落在了西门庆的家里。潘金莲因和西门庆女婿奸淫被卖;李娇儿盗财归回妓院;孟玉楼改嫁;孙雪娥被拐;王六儿和她的乌龟老公抢了西门庆的一船货物就走;拜把兄弟应伯爵等和西门庆大舅开始算计他家银子;西门庆的第三个拜把哥们全靠西门庆抬举当上巡检官的吴典恩转脸就欺负压榨西门庆的老婆吴月娘和家人;还有西门庆独女大姐儿过上挨打受骂的日子绝望上吊。不管西门庆生前怎样经营,一旦人不在,没有什么爱情友谊忠贞等,只有背叛和抛弃。
    所以当还活着时,西门庆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是疯狂地追求财势和及时行乐了。和西方小说《十日谈》里当黑死病流行,人们因恐惧而及时行乐类似,在《金瓶梅》的荒淫和及时行乐的后面同样是无可奈何的灭亡前的悲哀。
    《金瓶梅》作者的署名是“笑笑生”。在万历本里有自称是作者的朋友,署名“欣欣子”写的序,(这个“欣欣子”和“笑笑生”名字太雷同,很多人怀疑就是作者本人)。序中一面说愿“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一面感慨作者“爰罄平日所蕴者,着斯传”而“不知者竟目为淫书”。可见,“笑笑”、“欣欣”都是表面,象辛弃疾形容成年人的词说的,表面上是“天凉好个秋”的洒脱,但骨子里却是“识尽愁滋味”的痛苦。(全文阅读)

《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个入主义强调个人的主观精神,它将个 人从经验的层次上升到超验的层次。一个人衡量自己的尺度不 再是其他的个人,而是抽象的个人,这个大写的人潜在于他自身 之中。爱默生强调个人的四个方面:第一是个人的神圣性。作 为超灵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的神圣。每个人由于 分享着宇宙之灵而都是一个小宇宙。爱默生写道:“谁来为我界 定个人?我看着这独一无二的宇宙之灵有如此众多的表现,深 感惊畏和欢欣。我看到自己融于其中,正如植物生于大地,我在 神之中成长。我只是他的一种形式,他是我的灵魂。”[15]他相 信如果正确看待一个人,每个人都“包含着其他一切人的天 性。”[16]在一个人的内心,那“最深处的便是神圣的。”[17]神圣 的个人是不允许受到任何人的侵犯的,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员:“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自由和权力去维护他们的敏感。”爱默生鼓 励每一个个人“接受神明为你找到的位置”[18]。 
  第二是个人的特殊性即个性。爱默生把人的个性定为“现 代社会的特点”[19]。他坚持认为“人不是造得像盒子那样…… 千篇一律的,一样的向度,一样的能力;不是的,他们是经过令人 惊讶的九个月才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性格和无限的可能性。”[20]个性便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不应该牺牲自己的特性去迎合社会。“谁要做个人,必须做一个不迎合者。”[21]出于同样的理由,爱默生说:“每一个新思想,每一个人的新振奋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饭囊……一个人对世界比整个中国和日本王国加在一起还有用。”[223]
  第三是个人的无限潜力。爱默生把个人视为社会和历史的中心,他说:“世界不算什么,人才是一切;你自身中有一切自然的法则……你该知道一切,你要敢于面对一切。”[23]爱默生的宇宙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人的可完善性上的,他号召人在各方面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尤其是智力的潜能:“把当代一切能力,过去的一切贡献,未来的一切希望,都吸收到蹈身中去。”[24] 
  第四是个人的自足和个人的自治权,爱默生的自足是对这两者的确认,并同时提供了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与外在世界相处的方法。他相信“如果一个人毫无畏惧地按自己本能生活并坚持下去,这庞大的世界将要围着他。”[25]然而他在得到尊重的同时也接受了压力,因为培养自己的能力成介人的责任和权利。随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她的有尊严有价值可完善的道德使者,他必须振作起来证明自己,必须对自己的状况负全部的责任,他的失败将使他作为个人感到羞愧。 
  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民主精神的缩影。(全文阅读)

雷颐: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推荐序
    伟大的作品中总有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从中不断汲取教益,获得价值不菲的启迪,体验一种难得的美的感受。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便是这样一部永不过时之作。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他在小说、人物传记、短论和诗歌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三大师传》、《异端的权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他的小说和传记的特点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深刻细致,洞烛探幽,因此有“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灵魂的猎手”之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积极反战;1934年他受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国外,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昨日的世界》就是他的回忆录。这本书写于1939至1940年间,其时二战正酣,经历过一战期间人类互相厮杀的茨威格目睹人类规模更大、手段也更残酷的再次自相残杀,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两年后,他便在巴西自杀,所以这是他生前最后系统发表的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类的回忆、感受与思考。在他的回忆中,世界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个人在时代大动荡中的悲欢离合浑然一体,因此其中的种种感受更细腻、更亲切,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种种思考更深刻也更引人深思。
  对欧洲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昨天”和“今天”的分水岭,对大多数欧洲平民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无预兆,以至连对时局一向关心、对战争抱有相当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战爆发前夜还与往常一样,悠哉游哉地前往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与人打赌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但言犹在耳,战争却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茨威格只得中断度假,匆匆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国,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他写道:“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感,使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的确,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机械刻板地日复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们为活着而活着,“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而战争这类巨大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及”,“普通人”开始成批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人们感到了一种超越生活、远在生活之上的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但茨威格意识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领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全文阅读)

张远山:中国的喻体——以自我神化的“网络意见领袖”王怡为例
  王怡从网络走向纸媒,始于2001年第6期《书屋》杂志发表的《我看电影(一)》。这是王怡自己告诉我的:“在《书屋》上的《我看电影》,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2002/1/7)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王怡,并且立刻引起了注意,因为《我看电影》是我与友人合著的《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看电影》是《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而且是首部。但我既未公开说过,也未对任何人私下说过。[2]不知王怡是否打算对我的“知而不言”判决有罪?[3]
  王怡更不可能不知道:《我看电影》是《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而且是首部。但他既未对我私下承认过,也未公开承认过。不知王怡是否愿意对自己的“知而不言”罪加一等?[4]
  《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很多,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赞扬“《齐人物论》开创一代文风”,也有人批评“《齐人物论》风常刮,则学风不免渐趋空疏无聊”。
  批评者说得很对。我反复说过,《齐人物论》是我的最差著作,我的合作者也认为《齐人物论》是其最差著作。四年来,不断有报刊、出版社建议我们撰写续书,再齐齐古人,或论论洋人,我们都断然拒绝。但中国出版界的中国特色就是这样:海平面以下的作品越烂越畅销,海平面以上的作品则越好越无人问津——最好的作品更是难以发表和出版。由于《齐人物论》是我与合作者各自的最差著作,所以成了我与合作者各自最“畅销”的著作,也成了被模仿最多的著作。
  孤证不立。我就再举一部《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比《我看电影》仅晚一期,同样连载于《书屋》杂志的张渝《雪尘语画》。
   张渝襟怀坦荡地公开承认,这是模仿之作:“一路写来,也尽量装模作样地学着庄周的‘举重若轻’。但是不举不知道,‘庄周’者何许人也,人家那功力岂是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所能比的?所以,无论如何装样,也难逃狗尾之名、牛喘之状。”[5]
  比我仅年轻一岁的张渝实在太谦虚了。其实《雪尘语画》水准比《我看电影》高得多,我也曾撰文向读者推荐。
  模仿未必是优点,也未必是缺点,关键看模仿什么,是模仿海平面以下的烂书,还是模仿海平面以上的佳作。若是后者,还要看模仿得好不好。好不好,不在于像不像被模仿的佳作,而在于是否有所独创。中外名著常有大量仿作,古今名家多从模仿起步。从模仿起步并不可羞,中国当代写手的可羞之处,是大量模仿海平面以下的畅销垃圾,而很少模仿海平面以上的滞销佳作。王怡和张渝模仿《齐人物论》而不模仿那些畅销垃圾,足以证明他们的起点不低于海平面。但对模仿《齐人物论》一事,张渝知而必言,王怡却知而不言,器局已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模仿之作《我看电影》看出了王怡的才华。
  在《书屋》上读到《我看电影》之时,我正受托暂时负责《东方》杂志改版,于是我就上网看了王怡的许多网文,其中我最欣赏的是《在作弊中慢慢成长》。但这篇网文像他所有的网文一样,业余习气很重,写得粗糙而随便,以网文标准来看尚属出色,以传统标准来看则远未及格。
  于是我发出了给王怡的第一封信,征求他本人意见:
  “王怡你好……愿意自己修改还是愿意我动点手术?”(2001/11/12)
  王怡复信说:
  “张先生你好……如果你能替我改动那篇文章,那是最好不过了。非常感谢。” (2001/11/19)
  经我修改过的《在作弊中慢慢成长》,发表在2001年第11期《东方》。
  随后我又上网看了王怡的更多网文,觉得“闲话武侠”系列不错,决定为王怡在《东方》上特辟个人专栏加以连载,于是又给王怡写信:
  “‘闲话武侠’四字较泛泛,做专栏名也不够出色,连载后出书做书名也嫌平淡,是否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名目?比如‘江湖横议’?”(2001/11/30)
  王怡复信说:“‘江湖横议’的名字很好。你决定吧。”(2001/11/30)
  于是,王怡个人专栏《江湖横议》的第一篇《走出珍珑棋局》,发表在2002年第2期《东方》。此后我不再管《东方》的编辑事务,并于2002年3月7日通知了王怡。
  刚刚从网络走进纸媒的王怡,就如此轻易地有了“《书屋》、《东方》专栏作者”的头衔。(全文阅读)

 
 
 

韩俊:质疑行政强制性土地国有化
    ……行政强制性的土地国有化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1998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其第二条第五项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深圳推行土地国有化正是依据这一法律规定。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否可以直接“转为”国家所有。
  我们注意到,深圳市决策部门明确提出:深圳的土地国有化过程是一种“转地”的过程,而不是“征地”的过程。所以,从土地国有化程序上看,可以不必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程序来推行。这一解释的可靠性是值得推敲的。因为现行法律并未明确提出集体土地可以不经过“征地”过程而直接“转为”国有土地。 
  今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其中,“征收”是指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将集体土地强制性征归国有;“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强制性地使用集体的土地。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的土地即为国家所有;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是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国家对集体土地的一种强制性的临时使用,并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这次新修改的宪法,明确了不论是征收还是征用,都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强化了土地补偿。
  作为根本大法,条文的这一修改,应该理解成是为了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受侵犯,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可以是一个强制性的过程,但这必然是一个“征收或征用”的过程,这种强制性过程必须是为了公共目的。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为城镇居民身份后,认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直接“转为”国家所有,而不必是一个“征地”过程,是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的,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曲解。(全文阅读)

《F1商业》杂志:F1中国站举办权购买价格有点贵
    为F1上海站比赛算账的不只咱们。英国专业赛车杂志——《F1商业》杂志最新的报道称,上海购买举办权费用每年高达三千万美元,创下F1历史上购买举办权的最高价位,他们认为,这个价格太昂贵。
  与上海一样在今年第一次举办F1的巴林花了1800万美元购买举办权,马来西亚雪邦站的费用为1500万美元,日本铃鹿站花了950万美元,欧美地区各个F1分站赛的举办权费用都只在一千万美元左右,有的分站甚至不需要购买举办权,如摩纳哥站和意大利蒙扎站。与它们相比,上海购买举办权的费用明显过高。
  《F1商业》的资深记者马克.卡特勒说,负责向各分站组委会出售举办权的F1管理公司实际上非常需要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市场,因为很多F1车队的赞助商对中国市场心仪已久;F1管理公司曾经还想在中国第二个城市举办F1。
  卡特勒认为,上海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背景作为谈判的筹码,将举办权费用降低。但是据他了解,中方只是简单询问了购买举办权的费用,在F1管理公司开价后,没有讨价还价就接受了,从而创造了F1历史上购买举办权的最高价位。
  “烧钱”的贵族运动 F1:豪华盛宴中的赌局
  不到3秒钟就能从0加速到100公里时速,F1烧钱的速度并不亚于赛车的速度。记者在现场发现,这样的“烧钱”是全面并连带的,不仅F1车队烧钱,而且前来观看的观众用“钱”来获得昂贵的头衔,冠名公司更是用钞票“飙行”F1。“这纯粹是一场富人的游戏,并按照烧钱的程度来划分等级”,业内人士指出。
  “F1赛车每年只做33部,一部参赛的F1赛车价格在近100万欧元左右”,一车队的装车德国人这样告诉记者,这个价格只是组装的价格,如果去参赛还需要更换大量配件。在现场,记者看到,每个赛车的车胎都有斑纹不同的4种型号。除了赛车的成本价高得惊人外,它的参赛费用更是“骇”你一跳。据不完全统计,价值近100万欧元的F1赛车跑一年的赛事,全年参赛的总费用近885万欧元。(全文阅读)

邹恒甫教授财大演讲散记与断想
  ……纵观当晚恒甫先生的整个演讲和回答学生提问,可以明显而清晰地感觉到,在恒甫先生这些“浪荡说辞”的背后,最在乎并且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是——中国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文章;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当终生教授;什么时候才有中国人问鼎大家梦寐以求的经济学诺奖。
  因此,恒甫先生“希望同学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要听新闻,不要上网,上网很无聊,不要‘入世’,一心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流教科书,先在主流阵营中站稳再说,不要还没有出校门就想着要‘入世’,想着当官赚大钱”。
  说到实际经济问题研究,恒甫先生说,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这都是政府或半政府性研究机构或者投资银行或企业在做(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之类),这些大都是不入流的实务性研究,大学里的院系和研究机构一般是不做这样事情的,也羞于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大学要做的研究更多是似乎远离现实的“形而上”问题。如果要做“形而下”的实际问题研究,大可以拿到外面去,在学校里你也做不过人家投资银行、企业或政府研究部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你在大学里闹烘烘地做“形而下”,搞得校园不得宁静,同学老师不得安宁,严重影响和干扰别人对“形而上”问题的研究,而且也会对“形而上”研究的资源形成挤占。关于这一点,恒甫先生耿耿于怀。武大的高级研究中心最开始只有一间如厕所一样破败的房子。但是国内大量“形而下”的东西却占据并浪费着庞大的资源。
  关于“形而下”的研究,以恒甫先生所不愿挂齿的“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经历,按国内一些人的逻辑,他应当有资本吹上天(如果是换作那些到处跑江湖的经济学家,他们还不把“世界银行”的招牌弄得震天响,充分地“用够用足”这个难得的无形资产),并应当对“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更加推崇备致。恒甫先生讲,“入世甚深”的樊刚博士有一次困惑地问他,“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如果回头细看,所有这一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恒甫先生酷爱看似无用的“形而上”经济学,甚至国学、历史学,并极端热衷于做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十多年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恒甫先生因此很“嫉妒”田国强教授——“我在国内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转了一圈,转了十几年,还没有说哪个大学要让我做经济学院院长。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可以请国强这样的人做经济学院院长,看来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春天真的到来了。”;“我嫉妒!”。 (全文阅读)

调查报告:富人涌入平民迁出——杭州成为最贵的天堂
  火车在杭州东站停下,旁边灰暗的老房子夹着新开发的楼盘,混乱得很有活力,然而路还是有点不整,周边的绿化和城市公共设施似乎还没有到位,环顾四周并没有看到热闹的广告牌——一般而言,广告牌的密集度,代表了人气之旺。
  不过大众的士公司的一个司机师傅介绍,这已经算是杭州的市中心了。“别小看这里的房子,也别嫌配套不好,这里的房价差不多要每平方米8000块。”的士师傅说这句话时特意转过头来用手比画出八的样子,有些自豪也有些自我吃惊的感觉。
  这一个表情在他聊到杭州将推行的奔驰、宝马的士时再次浮现。杭州不大,中心市区面积仅683平方公里,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杭州市区的面积为倒数第二。而交通部门的数据,杭州的的士就有7000辆,这次推出的奔驰、宝马将有500辆。杭州的的士费相较于广州、北京并不便宜,它的起价是10元4公里,每公里2元,和上海差不多,而奔驰、宝马计划起价12元4公里,每公里2元4角。
  对于杭州将试着推广奔驰、宝马的士,杭州各级单位是一片信心,众多的士经营公司都纷纷表示要跟进,杭州市交通局局长王水法直接对媒体表示,肯定保证这些的士能挣钱。《都市快报》房产专版记者说:杭州的富人毕竟太多了,大部分都不是杭州人,特别是星期五到星期天,满街都是富人。
  事实似乎佐证了这样的说法,每到星期五,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票就会被抢购一空,高速公路通常会非常拥挤。上海人都会这样劝朋友: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就不要去杭州,太多人去了,路根本没法走。
  “钻石级”房价!
  “开窗看得见西湖的,即使是远眺,也要1万元每平方米起底,一般是2—3万元每平方米。”杭州滨江房地产公司副总朱立东说。位于武林广场西侧,西湖东边“锦绣文苑”房产公司的接待人也告诉记者,靠西湖边房子现在至少15000元每平方米,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现房。
  在当地,人们戏称西湖的地价已经不只是黄金级的,而是钻石级的。“要问杭州谁最舒服,就是那些以前有地在西湖边的农民,人家可是躺在钻石床上睡觉。”在打的到西湖的时候,司机这么和记者调侃。(全文阅读)

麦肯锡质疑:引入4000亿美元外资谁是赢家?
    中国政府必须正视汽车和消费电子两大行业在利用外资方面的经验;麦肯锡认为,正在加快开放的中国保险业和银行业,不能沿袭中国汽车业发展政策,而需引入充分的竞争性;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其对内保护、对外限制,不如尽早着手“创造性破坏”——扶优汰劣
    “在中国迄今长达25年、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引入外资过程中,由于政策差异,使不同行业的外资利用成效大为不同。这可能直接导致跨国公司在某些中国行业成为最大赢家。”麦肯锡合伙人、董事徐浩洵博士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说。
    他举例,中国的汽车业迄今外资投入40亿美元,最大赢家只是跨国公司及其中方合作伙伴。他们获得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倍的超额利润;中国自己的汽车行业竞争力并未明显提高,国内消费者仍要支付高于全球70%的市场价格。
    “但是,在消费电子行业等领域,中国本土企业和消费者则成为最大赢家,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价格大大降低”。
    导致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实行的是放宽行业准入,还是限制性政策。徐浩洵博士分析,汽车和消费电子两个行业不同的利用外资经验,对于正在加快开放的中国保险业和银行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竞争性是关键”。
    换言之,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其对内保护、对外限制,不如尽早着手“创造性破坏”——扶优汰劣。因为创新和风险才是经济进步的核心所在。(全文阅读)

从几个私有化案例看国企改革背后的分利同盟
    湖北的某水泥厂,以五千万价格出让。该厂在出让的前一年,刚刚完成一项技术改造,耗资一个多亿,是由政府担保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此前该厂已经有年产30万吨的生产能力,在新的规划中间,此厂位于新火车站附近,还有128亩土地储备。
    出让价格中间,只要求2500万元的现金支付,其余部分是留着给员工做补偿,这一部分如果企业合法破产就可以解除,这个2500万元是一个可能解除的对工人的权益承诺。政府承诺帮助割断债务安排,帮助进行人员分流工作。
    这样的一个工厂,转让价格不到实际资产的1/4,支付价格中间预留一半,作为工人的权益,这一份有可能最后合法的予以解除。政府如此卖力去推动私有化工作,一个很大的诱惑是创造“寻租空间”的需要,是当前一种最主要的权力寻租方式。
    寻租的空间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出让期间,定价的幅度决定了私人买家的重大利益,给相关政府官员以少量的好处,可以获取更低的出让价格。二是企业转入私人手里之后,私人老板在侵削工人的合法权益时,势必要买通政府官员,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力量来实现利益分配有利于老板的规则变换,这样的变换通常是违反政策和法律的,但是中间的利益却很巨大,只要争取到部分政府官员的个人支持,就可以在不受法律制裁的前提下,得到大量的利益,工人们对此素所深知,基本上不抱任何幻想,重庆的3403工厂和咸阳的陕棉七厂就因此发生过规模庞大的集体抗议,如果警察拒绝到场,仅仅靠老板的私人保镖加上临时雇佣打手的力量,是无法消弭工人的异议和反抗的,因此第二个寻租空间是官员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动用国家机器去支持老板对工人权益的侵蚀,而老板和政府官员个人却是利益获得者。第三个寻租空间在于:国企出让价格无论多么低,都可以增加当届政府的财政资源,在当前主流经济学“拉动内需”的舆论氛围之下,乱花钱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做政绩工程没有任何法律风险,一般而言由于工程预算掌握相对灵活,赢利空间可以安排在50%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20%以上的寻租空间。如果一个资产2亿的企业按照2500万元转让,所得资金投入政绩工程使用,就存在着至少500万元的寻租空间,2500万元的工人权益预留如果赖掉,也是可以找到更多的寻租空间的。(全文阅读)

 

 
  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美国大学启示录
  美国大学成功的五大理由真名网 www.zm
  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它们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负笈美国,一俟学业完成,这些学生很多都留在美国,成为美国支撑其科技强国地位的砥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是美国的大学(据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美国大学)。美国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最有潜质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再用它强大的企业将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在微软、IBM、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中充满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拔尖人才。这些异域精英们为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真名网 www.zmw.cn
  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真名网 www.zmw.cn真名网
  (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
  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Justin Morrill为了提供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三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真名网 www.zmw.cn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真名网 www.zmw.cn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真名网 www.zmw.cn
  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真名网
  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全文阅读)

郑戈:大学纹章与铭文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Velut arbor aevo
    英译:As a tre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汉译:岁月流逝,此树渐长
    来自于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颂歌》(Horace, Odes 1.11.45):
    Crescit Occulto Velut Arbor Aevo Fama Marcelli
    英译:His fame grows as a tree silently through the ages
    汉译:他的声名随岁月的流逝而渐长(全文阅读)

毛寿龙:博士生考试制度,两难中前行
    ……
现在,博士生的情况稍稍好一些,灵活性大一些,但考试至上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很多大学的院系在博士生考试方面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定,比如导师集体出题,由核心命题老师负责抽题,形成A、B试卷;考生名单只有考号,没有姓名;导师集体阅卷;严格按照考分确定录取名单;集体招生,集体考试,集体录取,最后由导师组集体指导,但指定导师负责。
  严格考试程序,淡化其人为的因素,可以让考试比较规范,导师没有嫌疑,也没有责任。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考试水平硕士生化,具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未必能够考高分,而具有高分的学生,未必有研究能力。有一些已经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不屑于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复习背诵,离开了考场,让很多导师感到痛惜;而有一些职业考生,一年一年地连续考试,多年下来积攒了考试经验,顺利成为博士生,最后成了导师的负担,导师也没有办法。
  为了解决考试的效率问题,很多学校的博士点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继续举办正常的考试,但考试的分数权重下降;鼓励学生与博士生导师积极沟通,让导师对学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增加面试、口试,综合考察学生的能力,并逐步增大其权重。但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导师决意不要高分学生,在面试的时候给高分学生不及格,而以低分高能的名义破格录取甚至是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引起学生抗议,甚至面临诉讼;有些导师与学生交往频繁,被怀疑有腐败关系;有些导师招了现职官员和企业家,被人认为是买卖文凭。一时之间,博士生导师面临着极大的道德压力,舆论压力,甚至是司法诉讼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是继续回到考试为本,强调考试公平至上,还是勇往直前,提高考试效率,录取真正有研究能力的学生,面临着两难选择。(全文阅读)

中国学生最恐怖的十个专业
    1.矿业加工工程
  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十分恐怖,前一段时间,电视里面到处都在播什么这的煤矿爆炸了,那的煤矿倒塌了,里面的人全都死了什么的,没有人愿意在受到了16年的教育之后以这样的一个专业吃饭,也没有人愿意每天都受着煤矿里面的死亡威胁工作,也没有人愿意在暗无天日的煤矿窑里面工作。
  2.采矿工程
  同上
  3.造纸
  学习了这个专业之后就以为着你已经远离了城市的繁华和安静的都市生活,造纸厂的车间里面一年四季都是高温不断,异味大,污染严重,长时间的在造纸厂里面人的听力和神经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据说造纸厂里面经常死人,什么人掉到碱池里面了,人被纸机卷死了,长时间在里面工作的人都已经适应了里面的三班倒的生活,精神状态已经接近麻木。虽然造纸的利润虽然很大,但是仅仅是老板的,造纸的工资很低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大多数人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都尽量避开这个专业,就算这个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也大都改行。
  4.皮革
  据说有人统计从事皮革工作的人是癌症的高发群体,大家都知道是皮革就离不开亚硝酸,亚硝酸是癌症的始作俑者,据说西北轻工的皮革专业是全国的第一,可是那个专业的学生却有苦难言,据说前一段时间竟然有一家工厂竟然开出了一个300的工资,震惊了全校,这个行业的工资的低待遇也是全国少有的。
  5.化学工程与工艺
  这个专业又叫精细化工,几乎全国所有的工科院校都有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虽然全国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次也是闻名的,毕业生到了工厂里面都是在生产的前线,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三个班的时间倒,学生早已怨声载道!全国最好的化工专业据说在浙江大学,可是研究生的平均工资竟仅仅有3000左右。这个专业就业情况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和市场经济的冲突。(全文阅读)

他为什么拒绝道歉?
    9月25日晚11时15分许,一辆车牌号为吉AC0020白色宝马车在人民大学品园4号学生宿舍门前撞倒一女生。车主不肯道歉,驾车撞翻一排自行车离开现场,并在校门口被拦声称“你们就会知道是谁”后弃车而去。
  被撞女生陈嫱(化名)称,当时她刚从宿舍楼出来,一辆门前便道上的白色宝马车突然倒车,车尾将她撞倒在台阶上。陈嫱说,车内只有一名司机,由于自己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要求车主向她道歉,但得到的回应是———我车上有雷达,雷达没响,我的车就没撞人。
  陈嫱说,她当时非常生气,就当着车主的面拨打手机报警,但车主马上从车内冲出来,并和陈嫱的男友撕拉起来。陈嫱说,车主体态偏胖,高个子,有50岁左右。
  品园4号楼前是几个大篮球场,10多名锻炼身体的学生随后闻讯而来,在得知事情经过后,一些学生对车主进行了谴责。法学院研究生李先生称,车主突然钻进车内开车就跑,并在急行中把台阶上的自行车撞倒一排。现场的学生记下宝马车牌号,并立刻向学校保安报告。
  接到报告后,人民大学西门的保安迅速将校门关上。保安称,当时宝马车开到校门口后就折了回去,但随后又开回来。保安终将宝马车拦下。
  法学院研究生李先生称,在校门口理论时,突然走出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车主的同事。他说,“把这个事摆平,需要多少钱?”
  陈嫱说,听到这话,她更加生气。“这些仗着有点钱或权的人,以为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她当即拒绝他的条件,坚决要求司机道歉。
  目击者称,车主依然不承认撞人,并自称自己也是人大法学院79级的学生。凌晨零时20分许,在双方等待警方的时候,车主声称:“我今天把车放这儿,明天你们就会知道是谁。”随后扬长而去。
  据人大当天值班的保卫处负责人称,车主离开后10分钟许,警方赶来将宝马车拖走。陈嫱说,目前她还未接到警方的回复。(全文阅读)

美国华裔少年精英成长的秘诀
     8月16日,底特律地区中国人协会,同怡中华学校联合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高考论坛”讲座。众多华人家庭连同初高中学生共约400多人参加,把个演讲大厅挤得满满实实,聆听成功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一批华裔青年学生交流他们的学习经验,分享成功的秘诀。
    受邀请发表演说的都是精选的华裔青年学生中的“成功者”,在读或者已经被录取的美国顶尖大学学生。 他们是密西根大学学生陈烨,密西根州立大学学生胡志媛,耶鲁大学新生吕珊珊,麻省理工学院学生金柳星,新生金裕善,安娜,哈佛大学新生陈亦橙,蔡小津等人。其中安娜和蔡小津两人更是荣获2003年美国总统学者奖,并同时为许多所顶尖大学争相录取,最后选择了自己最理想的一所。
    这样一批“成功者”的群英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他们“现身说法”,深深吸引了家长和较年轻的学生。现场气氛非常活跃,有问有答,课题涉及人们关注的跟上大学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听众们都受到很多启发,颇受教益。
    可惜论坛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人们在深受教益的同时,也感谢组织者的辛勤劳动,创造这样一个好机会。他们是底特律中国人协会文教中心,北部中心,和同怡中华学校的陈洪亮,舒加宁,蒋方辉,徐志翘,火安春等人。 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去,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的机会。
    笔者关注华裔子女教育问题多年,对此课题自然兴趣有加。既有幸能协助组织,更与数名演讲人在座谈会前后多次联系和探讨, 终于将“论坛”内容大体归纳如下,以冀对更多读者有所裨益。
    全文分为 1).确定长远目标; 2). 高中四年打基础; 3).选修AP课程; 4).申请也有秘诀; 5).家长啊,应该怎么当; 6).后记:预祝更多的“成功”。(全文阅读)

 

 
  王元化:鲁迅与太炎
    鲁迅留学东京时曾师事章太炎,受到章太炎较深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不仅是文字学,也不仅是排满思潮,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例如关于今古文学派的看法,对法家所采取的比较肯定的态度,以及对疑古派的反感,都留下这种影响痕迹。
    在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是推重讽刺文学的为数寥寥的思想家之一(此外是在他之前的龚自珍)。这里顺便说一下,鲁迅似乎从未提到龚自珍。首先,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他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之争的门户之见。
    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呢?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讨。章太炎曾在《訄书》中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可以看出鲁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种犀利的讽刺笔法。其次,章太炎继清代钱大昕、朱彝尊的馀绪,破千年来的传统偏见,著《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鲁迅曾校《嵇康集》,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把魏晋时代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不仅中肯,而且具有卓识。他在涉及古代文论时,每每征引陆机、刘勰之说,并以新见解加以引申,不仅殚其底蕴,且发扬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对《文赋》中的“榛木苦弗剪”这一论点的阐发就是明显的例子。笔者在拙著《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五引鲁迅论《文心雕龙》之文,其见解之精辟,就是今天看起来也令人折服。例如,鲁迅引《程器篇》“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加以按语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又引《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加以按语说:此言后世模仿《离骚》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这类见人所未见的简短按语所包含的深刻内容足以耐人细思寻味。自然,以上这些观点并非来自章太炎,但章太炎的《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所作的肯定评价,应该说对鲁迅是起了诱发作用。(全文阅读)

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
  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传统的中世纪形象进行了许多反思,很多新观点与人们的普遍认识大相径庭。以下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关于宗教裁判所的一篇文章,相信会让很多读者大为震撼。历史很难客观,也很难有一定之论。惟其如此,我们才应该抱着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去探究过去,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在和将来。
  在指斥天主教会罪恶时(人们经常这么做),人们总是把宗教裁判所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那些对欧洲历史没什么兴趣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由狂热而残忍的教士主导的机构,这些教士拷打、残害并杀死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在现代,“宗教裁判所”这个词既代表一个机构,也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自己主持的听证会被称为“宗教裁判所”,这对大多数议员来说绝不是一种恭维。
  不过,近年来人们对宗教裁判所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在准备千禧年庆典的过程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要求学者们探明宗教裁判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现代继任者)的档案。现在,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之公诸于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也只有大约1%被执行了死刑。正如当时的一条新闻标题所示,“梵蒂冈缩小了宗教裁判所。”
  许多人用惊讶的喘息和嘲讽的冷笑来对待这份报告,这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可悲的鸿沟。真实的情况是:尽管报告中运用了许多此前无法获得的材料,它反映的却只不过是无数学者早已从其他欧洲史料中了解到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精彩的新著,包括爱德华.彼得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1988)以及亨利•凯门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1997)。简言之,历史学家早就已经知道,大众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虚妄的。但真相又是如何呢?
  要理解宗教裁判所的性质,我们就必须懂得中世纪的确是一个落后的时代。我们不能指望,过去的人能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世界以及他们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你不妨想象一下,要是你生活在黑死病时期,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宗教不只是人们在教堂里实践的东西,它就是科学、哲学、政治、个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宗教不是一种个人爱好,而是一种永恒普遍的真理。这一来,异端邪说就成了插在此种真理心脏上的利刃,它不但会给异端分子带来灭顶之灾,还会危及周围的人,令社会结构四分五裂。
  宗教裁判所并不是产生于铲除异己或是压迫人民的欲望,我们不如说它是一种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尝试。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异端学说是一种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为死罪。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领主那里接受审判,跟那些偷猪或是损坏灌木丛(是的,这在英格兰是一种严重罪行)的人一样。跟那些犯罪不同的是,你很难认定被控告的人是不是真的异端分子。(要判断明白),首先得有人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训练----那正是大多数中世纪领主十分缺乏的东西。结果,欧洲各地有无数的人被世俗统治者处死了,没有公平的审判,也没有对指控有效性的适当评估。(全文阅读)

从斗士到花瓶——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故事
  1923年的苏俄正是大乱甫定,人心思春的时候,一个短篇小说忽然引起了上自列宁、下到青年团员的注意。它的题目是《三代人的爱》,主人公是一个叫热尼娅的年轻姑娘,她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甚至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她那旺盛的情欲也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于是她便不分对象地和男人睡觉,甚至和继父上床。真名网
  当她怀孕后,为了革命她准备把孩子打掉,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真名网 www.zmw.cn
  热尼娅把自己的苦恼倾诉给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布尔什维克听,想从她那里得到指导。这个女布尔什维克听了也十分茫然。她固然不赞成热尼娅的乱交,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这个姑娘摆正投身革命和满足感情需要的关系。革命颠覆了一切,包括男女之间专一而持久的爱情。
  但渴了总要有杯水喝,没有爱情的性欲也可以在革命中有一席之地。因此她对热尼娅既怜悯又同情。
  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街谈巷议,不但因为热尼娅的感情苦闷和性放纵所象征的“杯水主义”是对“革命解放了妇女”这一神话的质疑,而且因为那个无法回答热尼娅人生难题的女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小说作者、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
  这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独立性的斗士,但也是一个最终被布尔什维克驯服并成为革命花瓶的女性。真名网 www.zmw.cn
  ◎从叛逆到革命真名网 www.zmw.cn
  柯伦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结果。她的母亲在和她父亲相爱后,因门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亲强迫嫁给一个工程师,生下三个儿女。十年后这对有情人重逢并怀上了柯伦泰,她母亲决定和丈夫离婚。柯伦泰出生于她母亲和前夫正式离婚之前。这有点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尔斯泰设计的不同。柯伦泰父母的离经叛道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她父亲是军官,这场婚姻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象沃伦斯基遭遇的那样,而柯伦泰母亲也不象安娜那样受歧视,而是仍然容光焕发地在彼得堡社交圈里周旋。生活的逻辑比老托尔斯泰安排的要平淡。(全文阅读)

武林传奇黄飞鸿身世揭秘:除暴安良 落魄而死
        生前寂寂,死后却经由特殊的经济与文化管径放大到了世界性的舞台,从一个普通的岭南武师,到被世人熟知的文化符号,今天,重新折回故乡的黄飞鸿已经不再是100多年前那个在佛山街头卖艺的艺人,而是作为具有世界性声名的乡贤名流,跻身到了在当地意义殊同一般的文化与传统象征——佛山祖庙当中。
  被裹在了全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的黄飞鸿的回归,更像一面镜子,当中映射出的,是岭南经济文化与世界经济文化交融过程中发生的碰撞,还有融合。
  时间退回100多年前,无论是在佛山还是广州,黄飞鸿远没有今天的知名度,即使你在街头茶馆,寻常巷陌与其邂逅,也难于认定此人日后将声名远播。
  然而年轮转到了今天,无论是在粤港澳、东南亚还是欧美,你都可以听到通过影视和文学作品为他散播出来的声名,在他的故乡,广东第三大市佛山城中心最为显赫的,代表着当地历史以及文化沉淀的祖庙里,也于两年多前专门为他落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纪念馆。据说落成当日,来了包括徐克在内一干以演绎他而知名的导演以及明星,此后还有一些来自海外的外国门人前来“寻宗拜祖”,每个人都大施“三跪九叩”之礼。
  现在,每天早上和下午,还会有专人在纪念他的纪念馆里为游客进行武术以及醒狮表演,而这两样技艺,都是当年他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
  这就是黄飞鸿,一个生前与死后声名大相径庭的人物,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多大叙述空间的他却被有意无意地从岭南,经由香港辐射、并放大到了当代世界的经济与文化范畴中去。在经济异常发达,但又愈加强调文化识别的今天,被裹在了全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的黄飞鸿又重新回到了家乡佛山,他不再是一个平凡的武师,而是一个被饰以了更多象征的偶像,仿佛一个从异邦到来的他者,对其进行重新的考量与解读,无疑更有兴味。
  在暴雨时停时下的2003年6月下旬的最后几天,记者来到了佛山,追寻这个已经进入了纪念馆的人物的历史痕迹。
  清末民初的佛山武林
  陶城,丝织城,粤剧的源头活水,岭南中成药之都,南派武术的发扬光大之地,这样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称号背后,在历史上和今天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这就是黄飞鸿的出生地,“肇迹于晋,得名于唐”的佛山。(全文阅读)

吴树德:温良书生 人中之龙——记先父吴经熊博士
    ……至于家务,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超然事外的中国文人,除了一贯按时付清一切帐单,除非情势必得需他亲为,他难得干预。这并不是说他毫不关心或者满不在乎,他只是相信大部分这类纷纷扰扰会自生自灭,确乎无需为此自寻烦恼。除非受到较为严格的儒家律典的召唤,否则,他多半预取一种道家的不干涉态度,绝不杞人忧天。真名网 www.zmw.cn
  我们兄妹初踏美国土地之时,多半还是幼儿或少年,惴惴希望这位中国的老夫子更多地象一位典型的西方父亲那样行事。我猜,倘若他曾经试过,那一定是一幅极为滑稽的漫画景象。这不是说他从未尝试过作一个这样的父亲,只是他的天性和所受教养与我们视为常态的为父之道恰恰背道而驰。作为住家周围数里唯一的一户亚洲人家,毫不奇怪,他是我们所知的父亲中最为与众不同的。
  然而,尽管他醒着的时候,除了上课,几乎都在读书和写作,可不论何时去找他,我发现他总是温蔼可亲。1950年代,我还是个小孩,记得他性情温和,虽然有几次脾气不好,而这对几个小点的儿女来说可能是极为可怕的。要是心中蓄育怒火,他会在愤怒吞噬掉自己之前就充分自律而制怒。他为此而享有声誉。他的怒火会渐渐消散,在随后家中诵经祈祷之时,他会为此追悔莫及,静静地请求家庭和天主原谅。——我们是天主教徒,自从1940年代在香港以来,诵经祈祷几乎是晚餐祷礼后的日课。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怀着对于天主的虔信之心感悟到了父亲谦恭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一谦恭的世界驱策着他的灵魂,超越一切,此时此刻,按照自然之本性,也启示着我,而舍此则无心灵生活之本身。真名网 www.zmw.cn
  父亲总是自己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不过,无论他对于自己是如何地严词相向,我从不记得他曾经达到病态兮兮、自爱自怜地自我谴责的地步,尤其是在他人到中年之后。我也不记得他曾经尖刻地批评过他人。这不是说在他的作品中,他对美国人或者他挚爱的中国的同胞们全然肯定。对于自己移居的这个国家,事实上早在他1919年踏上密执安大学校园那一时刻,他就认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似乎只念兹在兹于物质利益;对于中国和生为他那一代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一个他思虑着作出生命中的转折的阶段——写道,“精神必定备受煎熬”。他比拟活在中国就如同是在进行着一场永无止息的生死之间的搏斗。他说,中国“正在瞬息万变,有时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永难踏上坚实的大地。”接着,他以更加动情而饱含幻灭的笔调写道:
  无边的幻觉破灭了,不尽的泡沫爆没了,对于一切的新异,吾心早已麻木,唯怀戒惧。东风与西风,南风和北风,一齐袭来,彷佛将我撕裂。偶像纷塌,委地成烬,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童心之我嚣嚣于新主已至,而讽世之我却置疑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超越东西方》序言,页5)(全文阅读)

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
     ……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全文阅读)

 
  李大苗:忽然,特怀念起来袁大太子了
    袁世凯,一介有智谋的武夫,有智谋的武夫还是武夫,气质和文人永远相去甚远。一般来讲,武夫的子女多还是尚武,手上从小弄刀弄枪地习惯,心中也能在嗜杀的张扬中安然。所以,每想到袁克定,也就总觉得这等高级干部子弟总应当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比如什么少将中将之类的并不算张狂。可是袁克定的武功不彰,回查历史纪录,难得比皇太子的名分更有什么可以注目的,几乎他没有什么事情不和袁世凯称帝绑定在一起,其它鲜有可啧可斥的实情。
    即使笃定当总统,袁世凯也有不愿意听的事情和不愿意见到的人物,比如宋教仁就是属于后者之列。暗杀宋教仁,是历史的震撼,本来进入民国后,人们以为浩荡共和没有卑鄙的必要了,可是卑鄙之事还是令人震惊地发生了。卑鄙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执民国之大权,杀掉个异己本可以堂堂正正,搞成暗杀,还在革命圣地上海暗杀,也就有了栽赃于他人的蓄心,这怎么和大总统的气度相合呢。大总统做的事情过于龌龊,令朴素的国人自觉汗颜。
    堂堂正正杀人,弄到菜市口就可以义愤填膺了。可是袁世凯不这样做,说明他还是心虚得很。所以,袁世凯当皇上还是一件很游疑不决的事情。比如他屡屡召集各界英豪细察民风社情,即便段祺瑞这样忠心耿耿之人的缄默,袁世凯也能有所在意,处处模仿赵家匡胤的不得已之处的历史经验,也翼翼回避铤而走险的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八十三天的兴奋中能急流勇退,也算是并非刚愎自用的固执,走退而求其次的妥协。只是命运不济,没有能将自己囫囵到全身便一命呜呼。这总比为自己能历史地永垂不朽,发动个十年内乱要是一种明智。
    清末民初时代是个好时节,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关于查封报馆的事闻,特别是民国初年尤为如此。袁世凯称帝,声讨之声猎猎,袁氏专权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最努力的也不过是出钱召仕造自己的声势来吹捧或抵抗,整个过程还没有听说有哪家报馆被查抄,或有哪家文刊被禁止。总之,无论抨击还是捧喝,也是一种发自和运行于民间的舆论,其实也就是某种形式民主。宋教仁的壮烈,并未得使反袁抗袁的势头噤若寒蝉颓丧下去。想起来,段祺瑞这样的人也夺定自己让老袁杀一个无悔无怨。但袁世凯再也下不去手,也就有了蔡锷和小凤仙的传奇精彩。(全文阅读)

老酷:爱情谜语
    经历了几场不死不活的爱情,童彤忽然有些万念俱灰。如果没有合适人选,还不如一辈子都不恋爱不结婚呢。既然男人都那样多变和世故,又何必把自己的一生寄托在他们身上?
  观念上虽然转过了弯,但本能上却不能。一回忆起过去出双入对身边有个护花使者的美好时光,一看到别人甜甜蜜蜜地在一起,她心中又会涌起一股凄凉,这种凄凉即使用表面上的决绝也无法掩饰。她已经二十七岁了,二十七岁,即使对一个天生丽质的美女而言,也是一个怕被人问及的残忍年龄,更何况,她还算不上美女。她是那种平凡的女子,长相中等,智商中游,就连胸部也在平滑与起伏之间,处于中立状态,不似其他女孩那样波澜壮阔。前二年,她还能凭借年龄的优势,对自身存在的某些疵瑕视若无睹,可是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在择偶标准上,她考虑着如何进行调整既不让自己吃亏,又能在心理上保住自己知识女性的体面。大凡年轻女孩择偶,无非看德、财、才、貌四个方面,怎奈能在四方面全都达标者寥若晨星,随着年龄的增长,只好在某些方面放宽政策,不再苛求面面俱到,只要绝对值最大化,绝对值大了,对方其他美中不足的地方都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道理童彤是明白的,这些年寻来觅去还未把自己推销出去的原因,应该是自己没有把握好分寸。如果再把条件适当放宽一些,把自己嫁掉应该不是难事。童彤想,下一步,具体要在哪方面放宽,哪些方面不放。思前想后,她觉得最首当其冲被降低的应该是财,因为男人太有钱了容易变坏,经济上过得去就行。毕竟,她是有修养、有品位的知识女性,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自己还年轻,能挣钱,只要两个人志同道合,经济上旗鼓相当也就行了。反正自己工资还可以,而且还有四万多块存款,干嘛太在乎对方的经济状况呢?
  也许是心诚则灵,她的脑筋刚刚转过这个弯,一个各方面都很般配的青年进入了她的视野。(全文阅读)

萧原:黑色的太阳
       记忆浮现的人或物似乎永远带着黑色,那被回忆的太阳更象一枚冷冷的月亮,它透过我闭着的眼帘,射给我的是更多的黑暗,这种难以拂去的感觉,以至于将尕娃那姣好的脸连同过去描摹成凄美,我能够看到她的笑容、她的羞赧,然而,在那枚黑色的太阳下,如果不是我自欺欺人,在记忆里她却没有色彩,她似乎只是一个虚拟的带着凄美的脸和一绺长发的投影,倘若赋予她以语言,她活着的过程则成为我某一段记忆设计的终端,这种理性的写作是对美的亵渎,我没有发现美,而更多的直觉的美是存在于人类之外的一个幻影 ,我看见美的尾巴便是尕娃的那一绺长发,而尕娃是我记忆中的一只黑色母狗。
        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逃亡。
        在记忆中那枚黑色的太阳下,我对着尕娃那绺凄美的长发双手合什,渐渐的隆起,我问尕娃这象是什么,尕娃看看我对顶的食指与拇指所围成的图形,说,象是一颗心,不,嗯,更象是一枚桃子。我说,你再猜猜看,并且这个时候我的中指从“桃子”中伸出来,再缩回去,有节奏的往复那么几次,尕娃那凄美的脸在记忆中突然的应该是变红,虽然我看不见那红色,但我却看见她那一绺黑发无言的垂下,^_^近她,轻轻的充满无比爱意的小声对着那缕黑发说:我日你。
        能够从朱子巷逃亡出去的,是我与我的姑母与尕娃 ,西宁以西的天空,高大而深远,这是我凸显的记忆。我们西行,我们 穿起布衣,以尘埃荼面,舍弃所有该舍弃的珍珠与白银,换取充饥的馕与白水,躲过官兵的盘查,我们西行,过贺兰山,到戈壁滩时,傍晚我们遇上西行的商队,除了半个馕,我们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姑母背过身去,逆光走去几许,试图逃避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宽衣蹲下,落日的余晖在她辉煌的肥臀上晃了几晃,我看到商人们的眼睛瞬间也变的发亮 ,当姑母转回身子来的时候,她的手中捧着一颗硕大的珍珠,流光溢彩 ,我与尕娃及所有人的脸上都挂上了幸福,姑妈走近商队老大,价钱似乎很快谈妥,那满面络腮胡子的老大,接过珍珠,我们便随他们的驼队 同行,到夜晚,当驼铃声静止的时候,我们便睡进他们的帐篷,第一个夜晚我与尕娃轮换着抚摸姑母的乳房,我们睡去。到第二个夜晚,姑母就睡进了商老大的被窝,我与尕娃互抚而眠,到半夜醒来,有穸窣的静音从姑母那边发出,静音消停之后,帐篷里似乎徒加了鼾声,我在惺松中抚摸着尕娃的胴体,毛茸茸的尕娃已是一头小狮子,一头黑色的小狮子狗,惺松中 。
        我对尕娃说我日她的时候,是在额尔齐斯河的一个干流,那里冬寒夏暖,山谷两边的峭壁上存留着大量的古老的岩画,所有的流水中倒映着牧草与杉树、蓝天与白云以及令尕娃欢心的野蔷薇,越是向上游走去,人烟罕至,而黄金遍谷。
       1989年,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萧原与他的一个族人吉六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查阅大量的关于阿尔泰山脉的资料,气候 以及习俗,尤其是额尔齐斯河的大小干流,以及分布在那些干流两边的绘有古老岩画的岩石的区域。他们每天必须坚持长跑,熟练格斗技术,并且习练绝食与绝水。据从新疆回来的人说,那里的少数民族往往用刀子代替语言解决争执和捍卫权力,汉人尤其是汉族男子,要避免在那里发生意外,首先要有一个强壮的类似于坦克的身体,或者有很多钱,最起码不要和他们争利,当然更不要和他们争女人。(全文阅读)

恩斯!勤斯!育子之虔斯! 
    这是我从我的一位爱好古典文学的朋友处学的诗经某一篇中的诗句,它简练、明快的令我惊叹,其中还多少带着作父为母的叹息,诗人是借助一只鸟雀抚养雏鸟时所生出之感想而抒发的情愫,每当我凭者记忆咏叹此诗句时,也便有雷同的感叹并且还时常伴随着悲观主义的感伤,既然鸟儿飞去并不飞回,那么这恩斯也好,勤斯也好岂不枉然?每当想及于此,那悲观的情绪便深了几分,于是在自己的思想中“我”便幻化成一只伤心的鸟雀立在雀巢边,忧郁的望着飞去的鸟儿,…… 
    可是我不能在幻化中生活,我们还是很乐意接受上帝给我的这份宝贵礼物,同时用上帝的爱去爱它,这个象一只小鸟一样的女儿,我们三十多岁才有了它,如果不爱它其实也很难的,于是忧伤呀、悲观呀就都烟消云散了。
    事后我的思想还继续下去,我想我们的先辈不也是如此的养育我们吗?如果要求回报岂不是毁损上帝的“爱”之所赐吗?我们天性中“爱”的成分,时常被侵犯着,于是由“孝”引出的某些观念令我产生了疑问?倘若养育“儿女”是为了将来他们的尽孝,这岂不是功利主义吗?而我自己的忧郁呀、感伤呀只是功利主义的患得患失,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时也要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心事意念,我必须要为此忏悔、求上帝宽恕。(全文阅读)

 

 
  禅茶一味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全文阅读)

邂逅神奇--亚瑟·安日尔烧蚀铜版画展
    亚瑟·安日尔1932年7月们日生于卢森堡,在家乡读完中学后,来到布鲁塞尔学习行政,而后于1956年去往刚果(扎伊尔)。在那里他与世隔绝得与巴鲁巴人生活了5年。在非洲生活的这段日子对他今后的艺术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1960年,他回到欧洲,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组织。1963年起他定居巴黎,并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作品和树胶水彩画。1968年回到卢森堡,用印度墨进行着绘画探险,他独创了在电解铜版上进行绘画(他称为烧蚀铜版画)。在其中他获得了许多温暖而光滑的像丝绒般的色彩,这是其它艺术所无法达到的。
  1970年:在巴黎遇见了决定性的人物Michel Tapie,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评论家。他积极的支持着亚瑟的探索,并为亚瑟在法国和国外的许多展览撰写了前言。他尤为关注艺术家的铜版画系列和印度墨系列作品。 1980年Michel Tapie为亚瑟的作品撰写了专论。
  亚瑟的个人展在法国、卢森堡、德国和瑞士等地展出。他还参加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1983年的首次塞内加尔之旅是他重新回到了非洲艺术的源泉,是艺术家创作了印度墨画"塞内加尔之旅"。1985年- 1988年,再次的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的旅行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了一组"不可思议的肖像和面具"作品。
  至今为止,亚瑟已经举办过60多个各展包括多个回顾展。还参加了--些重要的群展。出版了15本带插图的诗歌集。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的重要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全文阅读)

二十世纪的俄国作家与宗教
    ……1970年。苏联作家瓦西里·舒克申写了一篇小说——《倔强汉》。小说中那座教堂一度被用作生产队的仓库,是宗教蒙受厄运的一个缩影。值得注意的是:教堂的关闭并不能扑灭人们心中的宗教情感。当生产队长舒雷金决心推倒教堂做猪圈时,他就成了大家的敌人,甚至在家中也成了孤家寡人。教堂是蒙昧的象征?然而,“它能让人们打起精神”。“人们就像习惯于每天看到天空一样地看到它”。尽管宗教可以被证明是虚妄。然而,作为人民世代相传的信仰与情感的体现,作为民间善的理想的神圣象征,它不可被征服。激进的舒雷金大胆推倒了教堂,也葬送了自己的声誉。(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中国作家张承志在短篇小说《残月》中对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回民向往宗教情感的描绘,在中篇小说《海骚》中记述的当代历史的那一页——“文革”期间,激进的造反者企图捣毁清真寺,众回民一声吼,几十把斧子溅血!张承志与舒克申共同触及了动荡年代里普通民众捍卫宗教的文化主题。)对于农民,宗教是一种自然的、历久传承的信仰。那么,对于知识分子——那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们呢?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求索人生的心灵史诗,而宗教之思则是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基本主题。日瓦戈深受舅父(他的职业是牧师,一个被权势者剥夺了牧师资格也依然忠于基督,并坚信爱自由是福音书的基本精神)的影响,灵魂因宗教精神的照耀而澄明、崇高。他忠实于“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他的苦难和幸福都系于此。还有他的那些善良的朋友们——戈尔东这么说:“《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意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意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新约》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宣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这是对宗教精神的富于当代意义的解释:不仅仅是博爱,更强调尊重个性。这一主题在西玛那儿得到了再次的宣扬:“圣经中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议论当然只是好友间的窃窃私语。但当作家在书中还写下了两个关于宗教情感的小插曲时,他又表达了对一种人性的极其深刻的理解——真名网 www.zmw.cn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他。”真名网
  ——宗教是生命的支柱,是孤独中的依靠。甚至连无神论者有时也会身不由己地走近它!(巴尔扎克不是也写过一篇题为《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小说吗?作品描写了一位无神论者德斯普兰因一位虔诚的宗教徒、挑水夫布尔雅对自己倾注了无限的爱而深受感动,在布尔雅死后为了安慰他的亡灵而为他去做弥散的故事。德斯普兰这种代人“还愿”式的走近宗教与拉拉从内心深处需要“某种内在音乐”之间显然存在着宗教情感的差异。但两个例子又都是无神论者从不同的起点走近宗教的生动证明。)在《日瓦戈医生》第十一章中,还在写到了一个把祈祷词诗篇带在身边的电话员形象时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真名网 www.zmw.cn
  “诗篇被认为具有不受子弹伤害的神效。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士兵便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过去了几十年,或在更晚的时候,被捕的人把它缝在衣服里,每当侦查员夜间提审犯人的时候,他们便在心里背诵这些诗篇。”真名网 www.zmw.cn
  ——这是怎样的信仰!这是怎样的力量!读这样的文字,常常使人激动不已:人心,不是强权所能征服得了的!宗教,是人性的证明。帕斯捷尔纳克将宗教与良知联系在一起,又使宗教的博爱精神、个性自由精神与社会动荡的严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表达了一个作家对历史苦难的凝重思考。(全文阅读)

飘逝的含蓄——勃拉姆斯的小夜曲
    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和现在,人与人,是极其不同的。
  1859年,勃拉姆斯写下了他的A大调第二号《小夜曲》。勃拉姆斯一生中只写了两首《小夜曲》,他当然会珍惜这第二号《小夜曲》。这一年的9月13日,他将这首《小夜曲》的第二、第三乐章寄给了舒曼的夫人克拉拉。这一天,是克拉拉40岁的生日。这一年,是舒曼逝世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勃拉姆斯26岁。
  这几个数字,对于我们理解勃拉姆斯这首《小夜曲》很重要,是一种由数学方法而组成的音乐背景。因为我们知道,舒曼是勃拉姆斯的老师,勃拉姆斯在他20岁那年第一次进舒曼家,第一眼看到克拉拉的时候就一见钟情爱上了克拉拉。舒曼的去世,应该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拉开大幕,但羞怯的勃拉姆斯一直到克拉拉去世也未向克拉拉开口吐露这份感情。在克拉拉去世的第二年,勃拉姆斯也与世长辞。勃拉姆斯和克拉拉之间长达43年的生死恋,被传为一段佳话。当然,勃拉姆斯虽始终没有向克拉拉开口,敏感的克拉拉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她也不挑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有了这样的背景,勃拉姆斯这首《小夜曲》寄到了克拉拉的手中,即使什么话不用说,其意义也是十分明了的,克拉拉是最能感知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我们是如何的不同。克拉拉收到这份生日礼物,给勃拉姆斯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只这样说那《小夜曲》美得:“就像我正在看着一朵美丽的花朵中的根根花蕊。”说得是那样就事论事,那样平静而冷静,而将自己内心的感情掩藏在那根根花蕊的下面,水波不兴。好像她是一位评论家,而不是勃拉姆斯心目中景仰的爱人。
  如果我们也收到这样一份生日礼物后回信的话,大概不会这样只是简单地写乐曲本身,起码会写得感情淋漓尽致些,大段的抒情独白是要有的,甚至会将那份爱和思念的酸词写得肉麻乃至惊心动魄。这一点,绝非对现代的人夸张的贬斥,我们仅看如今送玫瑰要送999朵之多,就足以看出现代人表达感情是不怕铺排奢靡的,更不会吝啬直白的抒情了。(全文阅读)

印度嫁妆膨胀之谜 种姓制下的新郎勒索
     嫁妆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大量的金钱从女方家长那儿流到了男方的家庭和亲戚手中。嫁妆大约是新娘家庭6年的年收入。“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市场行情是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
    有这么一个社会,它沉积并流淌着的传统教化竟然默许和鼓励婚嫁时男人掏光女人口袋里的钱,这几乎是社会发生学上的“异形”。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想想我们,在一个野蛮的残酷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存活,为了让一个还算乖巧的女人半推半就地走到我们的身边,需要在苦心积攒后拿到的房产证上加上她们的名字,忍受她们在光怪陆离的品牌店里漫长挑选,买一颗比弹子球还大的钻戒套在她们不堪负重的纤纤手指上,办几桌昂贵的酒席请她们的不三不四的朋友。并且,我们还需要对她们朝三暮四的秉性和忽冷忽热的脾气做最后的“买单”。
    于是,从好逸恶劳的小小人性的角度看,我们应该羡慕这样的社会。女人向男人“纳贡”的社会。
    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国家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女人紧俏女人严重不足的光棍之国。本不该如此。这个国家是印度。
    印度,它是西方人谈资里的文明和谐的典范,各种文明宗教和风俗犬牙交错地融合在一起,乱糟糟的如同动物园般的印度市容。印度拥有民主,但它似乎不为印度过去50年来GDP“佛教徒般”的缓慢增长速度负责。印度用宝莱坞低成本的电影来表达自己影像资源的辽阔,但印度看电影的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印度分流了美国IT业的一些工作职位,这让中国一些战略家疑神疑鬼,亢奋地加入了莫名其妙的“印度超越中国论”的海外媒体大合唱之中。我个人觉得,一切关于印度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都是可疑的。就像印度女人多次获得世界选美小姐并不代表着印度全民平均姿色等级的优胜(同其他国家相比)。而印度平凡女人的简单的生死婚嫁,却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质素的有力参照。(全文阅读)

世界上最悬念的诸多未解之迷
    1.复活节岛的摩艾像
    从南美智利海边向西3800km的复活节岛屿,耸立着1000多座巨大的石像,每座石像高度大约4-5M,重量20t,最大的有90t,大约在公元800-900年建造。有人认为是为了追思死去了的部族的重要人物而建造。但岛周围没有丰富的材料,在兴建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石像为何会、如何存在至今依然是谜。(全文阅读)

 
 
  创意不止一点(全文阅读)

杨竞:大人物是怎样炼成的?
   大人物必有辉煌的过去,不是三岁能诗,便是五岁能文,道路虽非一帆风顺,却迈的每一步跌的每一跤都绝对符合大人物的规格,连小时吸过的奶瓶、用过的尿布都是度身定做的,打上大人物的印记,以供后世藏家收藏。
  这真让我惭愧不已,小时候不仅没用过奶瓶,连尿布也是洗了用、用了洗,用完还要遗留给弟弟,穷人的孩子,腐化得起吗?我的过去,仅仅一个“苦”字而已,但是比起那些把坐过的监狱当成粮仓,时不时开车进去拉一车大米出来的“右派作家”来,我受过的那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矫情得让我自己都脸红。
  提起辉煌就更无从谈起了,不像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旅行家。该女士本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工。有一天,她忽然觉得继续为别人当牛做马的生活让她忍无可忍了,于是一拧屁股蹦上了自行车,浪迹天涯,实现爱国主义的伟大梦想去了(要是这几年,她一定会成为“申奥”英雄)。
  想不到这一骑竟骑出了名声,有了爱国专业户的身份,跟新闻界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起初见到记者她还有些怯生生的,提起当年那段当教工的历史还能实话实说。见的记者一多,发布新闻也就训练有素了。现实处境变了,个人历史也得随之变化——她对中国大人物的规矩还是有着极高的悟性的。于是在此后关于她的报道里,原单位的名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是“大学附属小学教工”,现在成了“大学附属小学教师”。后来,更是变得日新月异,“大学”犹在,“附属”二字却离家出走,“小学”二字更扔进了垃圾堆。“大学教工”,一步登天,多么响亮多么洒脱!
  再后来,随着该女士知名度的不断飙升,“教工”二字也显得有些碍手碍脚了。终于有一天,好事的记者们干脆把“大学教工”改成了“大学教师”。我得承认,“大学教师”的水平未必就比“大学附属小学教工”高。就拿这一字之改来说吧,假如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有这么雄厚的文字功底,还用得着去剽窃学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吗?所以我认为这位女士是“老画匠漆棺材,还真有两把刷子”。(全文阅读)

眷恋

花儿落了,
明日还会开,
流星虽逝,
美好的愿望依旧在心底。(全文阅读)

组图:紫藤花雨(全文阅读)

徐强:一天的“性”生活
  07:00。起床。正使劲地刷着牙齿,楼对面忽然音响大作。先是一阵天崩地坼的摇滚,跟着,一段缠绵悱恻的歌声娓娓传来:“郎君啊,你是不是困得慌?你要是困得慌,对我十娘讲,十娘我扶你上竹床……”听着听着,不觉牙齿酸软,赶紧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出门上班。
  07:30。打开门口的信箱,发现里边又塞满了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印着“中国伟哥”四个鲜红的大字,非常刺眼。脑子里迅速闪过两个字:春药。“主治生殖系统发育不良……我老公以前根本不行,吃了‘中国伟哥’之后……”大概看了5分钟,觉得对我没啥用处,把它搓成一个小团,丢进了门前的垃圾桶。
  08:00。准时到单位。同事们开始上网:有的在论坛“扔砖头”,有的在QQ上大侃特侃,有的则在聚精会神地欣赏女明星的写真照。忙完手头的活,我也上网。一个“激情电影”的flash广告不时弹出来。进去一看,果然热辣得让人流鼻血:《色情男女》、《禁室培欲》、《感官王国》、《不伦之恋》、《艳舞女郎》、《甜性涩爱》、《淑女欲望日记》……浏览了一遍标题,热血沸腾,急忙跑进洗手间用冷水冲了一下脸。
  09:30。朋友发来手机短信。其中一条是:“四件小事情——给苍蝇戴上手套,给蚊子戴上口罩,给蚂蚁戴上胸罩,给蟑螂戴上避孕套。”另一条是:“蚊子和螳螂在一起吹牛。蚊子说,女人胸前那两个大包是我上次叮的,现在还没消肿。螳螂挥了挥手臂说,哼,这算什么,我在女人身上砍了一刀,那伤口至今没痊愈,每月流一次血。”还有一条是顺口溜:“两千年代,爱情太快,从爱到蹦,一个礼拜:周一放电,周二表态,周三牵手,周四同床,周五腻歪,周六开踹,周日寻找新爱。”(全文阅读)

男人应该背下这30句话
    01、“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想听听你的声音。”男人在女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拨个电话温柔地说。 
    02、“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快和她分手。放心,我会给你名分。”有妇之夫对情妇言之凿凿地说。 
    03、“即使你不爱我,我会一生保护你。”男人深情地说。 
    04、“你是我最初也是最后爱的人。”男孩向初恋情人天真浪漫地说。 
    05、“你是我最后的一个女人。”情场浪子或花花公子体贴柔情地说。] 
    06、“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其他东西不再重要。”男人拥着有夫之妇的女朋友痴痴地说。 
    07、“我会跟你结婚的。”爱情骗子运用口甜舌滑向无知少女说。 
    08、“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你变成什么样子,你依然是我最爱的人。”痴情男子花前月下向女朋友说着伟大誓言。 
    09、“和你一起总会令我忘记时间存在。”明明已经整天结伴,男人送女人至家门外依旧一脸依依不舍道别说。 
    10、“现在能够见面多好呢!”一天甜蜜约会结束,凌晨时分,男的还捧着电话筒向远方的她充满渴望地说。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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