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十九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潘培新:关于瑞典模式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那么,对瑞典模式的态度可以有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60年代,国际舆论对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瑞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认为它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都是很成功的,对它充满了羡慕之情。笫二阶段是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那时大谈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国内、外的保守势力。他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楷模,变成了危险的东西,可怕的东西。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了,它的低失业率(达到2.7%),低通货膨胀率(达到3.3%)和经济稳定增长率(接近3%),使它成了调整和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那么,这一次与以前两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但美国学者重视瑞典的经验,特别是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以积极的姿态来看待瑞典的经验。
  当今瑞典这个国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瑞典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的一个小国,人口约840万,国土面积在欧洲居第四位,仅次于苏联、法国、西班牙,它等于两个英国本土那么大。它有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很丰富,有铁矿,总储存量是40亿吨,居欧洲的第二位(也有说是第三位)。含铁率达60—70%,是世界上最富的铁矿之一。此外,还有钛、铋、铀、钨、铜、石油等等。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面积的57%,蓄材量约25.7亿立方米。水域也很发达(水域面积达到了38000多平方公里,全国的湖泊有92000多个)。在19世纪末,它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今天它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现在除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少数石油生产国之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各国多年来是名列前茅的。据1982年8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称,瑞典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3520美元(当时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2950元),比美国还高,在美国、西德之上,在欧洲,在瑞士之下。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美元,教授的工资是4000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别墅住宅占40%左右)。在瑞典,可以说消灭了贫困,瑞典人过的是丰衣足食的日子。三大差别已接近消失。1986年妇女的平均寿命是80岁、男的74岁,在世界上仅次于冰岛人和日本人。就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说瑞典也是名列前茅的,据前几年的统计每三个人有一辆小轿车,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每四个人有一部电话,每十个人有一艘汽艇(瑞典的岛屿很多)。(全文阅读)

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化起点,体现在这个起点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不仅使国民性批判本身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性受到怀疑,还可能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认同。许多人注意到《阿Q正传》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 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看过该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阿Q的种种性格特征,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鲁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时也一再提到明恩溥这本书。 然而,《阿Q正传》与《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问题,不仅限于文本与文本之间,更重要的是文本与特定话语的联系。因为个别文本的写作总是在话语体制中进行的,用萨义德的话说,文本是话语的“织品”。明恩溥有关中国的国民性的论述,是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中国人的性格》中的许多看法,不仅在明恩溥同时代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赫尔德、孟德斯鸠。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代表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想来源也不仅限于明恩溥或黑格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
        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支配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批判。本文在这一前提下试图重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思维模式与观念主题两个方面。前者为中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国民性批判是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下讨论中国的国民性的 ;后者为被西方所假定、界定、否定的,种种固定的所谓中国人的特征或与历史分离的抽象的“本质”,如奴性、愚昧、懒惰、麻木、懦弱……这些所谓的特征或东方性本质,是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本虚构,它并不意味着真理而只是一种表述。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系统,随着西学东渐与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在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无意识层次上行使着知识与学术、文化与道德权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与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原型中进行,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这场批判与改造的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中,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
        本文描述与分析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并非要否定国民性批判本身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也并不认为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就可以超越或消除它。事实是话语霸权存在,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反对它;但即使反对它,也必须以它为前提。博尔赫斯在《长城和书》中想象秦始皇通过修长城与焚书,确定了空间与时间范畴,后人即使拆毁长城、抹去他的声名,也还是成为他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本文对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批判,用意只是关注中国现代化文化的“外源性”或“翻译性”问题,揭示西方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知识霸权,反思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历史角色与独立性,提问他们是否能够为他所属的文化的现代化提供自由的主体性与合法性证明。(全文阅读)

叶闯:直觉与哥德尔对数学概念实体存在之证明
    存在柏拉图式的数学概念实体是哥德尔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结论。《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一书的作者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书中所列哥德尔对数学柏拉图主义的主要论证确实是哥德尔在他的著作中最强调的那些论证。现在我就在这本书工作的基础上,从诸多可能的观察点中选择一个观察点,也来看一看哥德尔为他的概念实在论所作的论证。我所选择的观察点,就是直觉或者哥德尔说的“数学直觉”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证明作用。
    哥德尔的数学实体是柏拉图式的,是概念世界的存在物。它既不在物理的世界中,也不在心灵的世界中。柏拉图意义上的存在是“很强的”。它要求存在者存在于一个概念、形式或理念等等构成的世界中,不在任何意义上为人的思想所决定。仅说数学对象是客观的,不由我们的随意选择和创造所决定,还不足以表明对象是柏拉图实体。哥德尔讲到这一点时曾说:“此点绝对不能决定这些客观的实体是什么——特别不能决定它们是在自然中,在人的心中,还是两者都不在。关于数学本质的三个观点准确地对应于关于概念本质的三个观点,传统上这三个观点分别被称为心理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主义和柏拉图主义。”(“Some basic theorem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见Gdel,p.312,n.17) 这意味着它并不由于成为有限思想者的“研究对象”而具有存在性。而其他东西,诸如“飞马”、“摩西”或者历史上哲学家们所言之部分的“虚存”,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心灵,然则毕竟与人心有关联,因此也就很难说它们是柏拉图的。哥德尔的抽象实体的存在性质倒是与弗雷格的意义和思想的存在性质颇为相似,不知为什么在哥德尔表达他的数学柏拉图主义的几篇主要文章中,没有对弗雷格的学说给予应有的注意。不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哥德尔与弗雷格在这方面有何种类型的相似性,他的数学形而上学观念与弗雷格的相应观念还是有重要的区别。在数学柏拉图式实体存在的证明上,弗雷格倚重于数学和逻辑本身显示出来的其真理或其陈述的真值的客观性质,它们不依赖于你和我的思考与信念。但与真相关联的所谓“客观性”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的,比如不是一幅肖像画与某人相像那种意义上的。思想的客观性不产生于任何的符合,而仅仅依赖于思想作为柏拉图实体存在的形而上学特征。更进一步,真值本身也可以是柏拉图世界的存在物(就弗雷格对真概念的一种理解,或至少就其一个时期的理解来说)。如此真的思想与不真的思想具有完全一样的客观性。(全文阅读)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则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 “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如果说,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场经济与自由关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祖奈特( Frank Knight )在其经典论著 《竞争的伦理》中曾严厉警告所有经济学家 :“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 No error is more egregious than that of confounding freedom with free competition ),那么,“这种最大的谬误”现在恰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信仰,亦即把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 “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全文阅读)

黄柏莉:网络文化空间的开放:权力——权利
  如果我们赞同马克·波斯特的观点,即印刷媒介开启了启蒙文化的序幕,那么我们也就承认,民主权利作为启蒙文化最重要的观念也是通过印刷媒介得以实现的。上个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报刊杂志这种现代印刷媒介由于采用的是简单易行的印刷术,文化产品的大量复制就成为可能,文学作品的出版效率与传播面都得到大大提高,这就导致了平民文化浮出文化的地平线。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对新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封建正统文学,新文学在题材上不再以帝王将相为表现对象,而以普通平民的生活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在语言风格上,新文学摒弃了晦涩迂腐的文言形式,采用平民熟悉的白话文进行创作。周作人就曾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新文学就是以平民生活与情感作为表现对象的新文学。可以说,本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利用现代报刊与杂志这种印刷媒介旨在建立现代性的民主文化格局,它使得文学不再只是贵族特权,文化空间向平民开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体现的平民文化并不是指作为主体的平民取得主动的言说权利,而是平民文化取得被表现的权利。文化的权威性仍然存在,文化权力从封建贵族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新文化运动是以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主体,以启蒙为理念的一次文化变革运动。有意味的是,这次高举平民文化旗帜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要改造国民性,它巧妙的用权利的面纱掩盖了权力的企图。
  上个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型。市场经济推动市民社会的崛起,大众文化开始从精英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压仄中解脱,文学走向边缘,精英文化式微。在这次文化转型中,大众媒介也实现了从印刷媒介向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转型,并对大众文化起到了重要与直接的构建与推动作用。无论是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印刷媒介还是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媒介,都开始在文化品味上迎合大众文化需求,开始以大众的审美趣味作为文化价值的主导方向。文化空间开始从知识精英向普通大众开放,大众审美文化形态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网络这种新型的电子媒介开始普遍的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交流的主要方式,成为广播电视之后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相对于印刷媒介或广播电视等传统电子媒介来说,网络具有多元性与交互性的重要特征。网络的多元化表现在:一方面,传统媒介的传播主体一般是一个组织机构,而网络既可以是一个组织,又可以是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较为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只要申请个人主页空间,个人还可以在网上创建自己的个人网页,以此作为个人性的传播空间,这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传播的权利;另一方面,传统媒介传播方式是点到面,而网络传播则是“网状结构”,既有点对面的传播,更有点对点、面对面的相互传播方式,这使得任何人在网络传播空间中都处于平等的交流地位。(全文阅读)

姜广辉: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读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
        然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马宗霍著有《中国经学史》。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串在一起,而略以己意评断。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即关于经学的主旨、关于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的重要意义,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
        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08页。)
        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
        综上所述,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全文阅读)

 

 
 

喜讯:周实先生应邀出任真名网读书版主! 
周实:呵,就上网了,就宣布了,真的不好意思了。
      谢谢欢迎。谢谢欢迎。谢谢热茶。
      其实,我已是过气的人了(是的,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何止是过气,简直是快落气了,只在苟延殘喘了,有人正在盼着呢,盼我快点落气呢)。
      一个已经过气的人,真的非常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这样才可能回过气来,舒畅地吐上一口气了。
      一个人能舒畅地呼吸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这样,他就能生存了,就有那个生存权了(生存如何暂且不论)。
      就能在生存的前提下,悄悄地读那么一点书了。
      悄悄地读书不碍事吧?应该不会碍大事的。
      读书只是个人的事(即使过气也没关系)。
      试想想一个过气的人,读着一些过气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个什么味道呢?
      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全文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女作家 作品批判现代文明
    荣获本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叶利尼克,一九四六年出生于奥地利,担任药剂师的父亲虽为捷克裔犹太人,但二次大战期间因在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工作而免于遭纳粹屠杀命运,母亲则来自维也纳一富裕家庭。
    叶利尼克在维也纳成长就学,自幼开始学习钢琴、管风琴及木笛等乐器,并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研习作曲,后来更一边继续习乐,一边进入维也纳大学修习戏剧与艺术史,一九七一年取得音乐学院的管风琴演奏文凭。
    叶利尼克早在少女时期即开始写诗,一九六七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但在接触学生运动后,叶利尼克的作品转向社会批评的角度,一九七○年出版了讽刺小说「我们是骗子,宝贝」,不但在文字上多所创新,更对大众文化及其对美好生活的虚伪呈现提出批判。
    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女情人们」,及一九八三年的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等书,以不带感情的笔调描写残暴与权力斗争,令读者大感震惊,也使叶利尼克征服了德国文坛。
    叶利尼克作品中多半呈现出残酷无情的世界,读者面对一个充满暴力与屈服、猎人与猎物的封闭环境,叶利尼克揭露了娱乐工业的陈腔滥调如何渗入一般人的意识,并瘫痪了对阶级不公与性别压迫的反抗力量。一九**年的作品「欲」中,叶利尼克赤裸裸地描写性、侵略与虐待,把社会分析扩大为对文明的根本批判,并将对女性的性暴力描绘为现代文化的范本。(全文阅读)

西川:今天诗人怎样活命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环境大大不同于80年代。社会生活表面的多样性,实现个人价值表面上的多种可能性,使大众的心态远离了诗歌的语言节奏。于是诗歌写作变得像考古学一样专业,终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达到了世界水平。
        德国当代著名诗人思岑斯贝格的稿费标准是:一首诗,无论长短(他没什么太长的诗),3000马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的稿费标准会让中国诗人们羡慕不已。目前中国的诗歌稿费极低,即使但丁那样的诗人,如果生活在当代中国,凭他的《神曲》,也只能一次性拿到6000马克左右的稿费(如果拿版税则另算)。《神曲》长14233行,中国的出版社将这个行数换算成43万字,这是散字数的算法。如果按一般杂志15行等于1000字的算法,那《神曲》应该约等于100万字,稿费可以拿到13000马克的样子,约合6万多人民币,如果但丁不买房子,同时不吃不喝,这点儿钱够他买辆小奥拓的!想到这儿,我好像忽然看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开着个小奥拓在北京城里东跑西颠……
     在目前的中国,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他们也不可能靠朗诵来捞外快,因为没有人愿意掏钱专听诗人朗诵。而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至少可以换到300马克;在法国,诗人朗诵一次的收入大约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约是500加元;在美国,不会少于300美元。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各朗诵会由于组织者不同而付给诗人的报酬异不同。瑞典诗人布鲁诺 K 欧叶1998年来中国访问时曾建议与中国诗人一起搞一次诗歌朗诵会,听众需买票入场,一张票卖200元。他的这一建议当即被在场的中国诗人挡了回去。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在目前的中国,既然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不可能靠朗诵挣钱,那么他们能不能受到教育界的庇护?(全文阅读)

周实:思想境界:沈昌文的生存之道
  ……“跪着造反”就是这样——既要“跪着”——又要“造反”——此人若是没有理想,没有自己的韧性追求,要他“跪着”,而且甘心,而且依旧头颅高昂,而且照样脊梁挺直,而且四肢还要“造反”,想必难以做到的。古往今来,大浪淘沙,人一旦跪下了,头颅也就低垂了,四肢也就趴地了,脊梁也就弯曲了。“跪着造反”,虽然辛酸,虽然令人感到无奈,但也让人看到“跪者”使其对方感到无奈:还能拿他怎么办呢?除了将其彻底封杀,使其死无葬身之地,不能拿他怎么办了!一个人若真“跪着”了居然还要“造反”的话,你说他还会怕死吗?一个人若真“跪着”了居然还要“造反”的话,显然也就不怕死了!“跪着造反”就是这样——既然不能站着“造反”,那么,我就“跪着造反”!无论站着还是跪着,我终归都要“造反”的!
  我这样说是否就说“跪着造反”就很好了?当然不是,显而易见,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我这样说只是想说“跪着造反”这种姿态比起“宁愿站着死”来未必就是一定怕死。“跪着造反”这种姿态只是“跪者”为了“造反”所选择的“造反之道”。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比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是勇敢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人。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为了推动时代前进,无论站着还是跪着,他们都是要“造反”的,而且能够忍辱负重,同时依旧头颅高昂,一如既往,挺直脊梁。至于是否断其头颅,或者是否折其脊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证明:他们是宁死不屈的。(全文阅读)

周泽雄:他搬来了一座奥林波斯山
    一个人,可以让“爱琴海上明蓝的风光和雅典城上的紫云冠”,在脑海里萦绕六十年,不舍昼夜,其胸怀之澄明、胸襟之博大,自非泛泛“现代人”所能揣摩想象。耳听紫禁城外的晨钟暮鼓,心追紫云冠下的断碣残碑,令荷马笔下“穿橘黄色长袍的黎明女神”,幻化成绮丽的三千汉字,照耀中华大地,这般生涯、此等功业,似乎只有作者心向往之的古希腊文化英雄才能臻就。也正因此,将当代巨人型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文化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便不仅应看成雅典科学院的美意,我更愿意将此视为奥林波斯众神的旨意,一道阿波罗神示。
    世上的人子千千万,但是且慢,我们几曾见过遗嘱用荷马诗句写就的人?“(色雷斯王)瑞索斯睡在中间,快马立在身边,/用缰绳牢牢拴在战车栏杆的端顶。”这是出现在《伊利亚特》第十卷第474—475行中的诗句,也是罗念生先生的绝笔。他迻译至此,便被一场具有古希腊宿命性质的绝症,拗断了枪矛般的笔杆,用荷马的诗句来表述,“一片黑暗飘来笼罩住他的眼睛,”然后,“死亡把他包裹起来。”——考虑到世上的遗嘱多半牵涉经济利益,那么,对于一位存折里只有10元人民币的老人来说,是否还会另立遗嘱,便成了一件不值一问的事情了,除非,我们把上引两句诗,视为他的遗言。我应该再写一遍,以便我们永远铭记:
    瑞索斯睡在中间,快马立在身边,
    用缰绳牢牢拴在战车的端顶。
    这以后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罗念生先生接受了阿波罗的神示,长眠在古希腊英雄光荣的世袭领地里。按照他极为熟悉(或许也有所信仰)的古希腊生死观,再参照他亲手翻译过的阿里斯托芬喜剧《蛙》,他会接着来到那个很像雅典的冥土,他将进入那个自己曾经表示过巨大钦敬和无上羡慕的城市,那里有着连当年的苏格拉底都急切想见到的芸芸前贤,那里也有着伟大的雅典公民——
    古雅典城的观众真是幸福,他们生活在那晴朗的天宇下,那高处还可望见一片明蓝的海水,望见场中的图案,当中摆着的是鲜明的人物。于是双管乐起了,歌声起了,他们听了那些古代英雄遭逢的命运,他们的情感也跟着飘扬。这是音乐与图画,舞蹈与诗歌,这尤其是戏剧,可以陶冶他们的性情。
    这之前的事,做起来不可想象,说起来却也简单。众所周知,罗念生先生穷六十年浩渺心力,给中国读者搬来了一座奥林波斯山。(全文阅读)

孟繁华:冷硬荒寒中的悲悯书写——评摩罗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
    ……自《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发表之后,摩罗沉默了很长时间。数年之后,摩罗发表的却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被命名为《六道悲伤》。我们惊异的不止是摩罗文体的转变,当然还有摩罗驾驭文学形式的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这虽然是一部虚构的文学文本,但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摩罗并没有、当然他也不期待实现某种大起大落的峰回路转,他内心的期待和恪守的精神信念依然如故。
    这是一部苦难之书,是一部充满了血腥暴力而又坚决否定血腥暴力的小说,是不用启蒙话语书写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话语,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而又无力救赎的悲悯文字,是一个非宗教信仰者书写的具有宗教情怀的言说,因此,这是一个知识者有着切肤之痛吁求反省乃至忏悔的作品。
    对摩罗而言,他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超越,对我们而言,则是一次魂灵震撼后的惊呆或木然。目睹这样的文字,犹如利刃划过皮肉。如果从小说的命名看,它很像一部宗教小说,佛陀曾有“六道轮回”说,但走进小说,我们发现它却是一个具有人间情怀的作家借佛陀之语表达的悲悯情思。小说里有各色人等,“逃亡”的知识者、轿夫出身的村书记、普通的乡村女性、“变节”的书生以及芸芸众生和各种屠杀者。作品以知识分子张钟鸣逃亡故里为主线,以平行的叙述视角描述了在特殊年代张家湾的人与事。张钟鸣是小说的主角。这个出身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重回故里并非衣锦还乡,自身难保的他也不是开启民众的启蒙角色。在北京政治运动不断并即将牵连他的时候,他选择了以为可以渡过难关的张家湾。但是,张家湾并不是他想象的世外桃源或可以避风的平静的港湾。风起云涌的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张家湾当然不能幸免。于是张钟鸣便目睹亲历了那一切。(全文阅读)

法拉奇:《愤怒与自豪》
    这次,你要我说。你请求我至少这一次打破我选择的沉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迫使自己,避免与那些喋喋不休的蚁虫们搅和在一起。但这一次,我想说。因为我听说在意大利有许多狂欢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我另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表现一模一样。许多男人、妇女、儿童在大街上狂呼着"胜利!胜利!"你可以设想把那些这样做的人视为一个男人、女人、儿童的情景,我听说一些富人、政治家,或所谓的政治家,知识分子,或所谓的知识分子,更不用提其他那些不配拥有公民资格的人了,他们也丝毫不差地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说:"好,这是美国的罪有应得。"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愤怒。由于某种愤怒而生气是冷静、清醒和理性的。这是一种排除了超脱姿态和纵容成分的愤怒,是迫使我做出回应,并且首先让我对他们抱以唾弃的愤怒,我鄙视他们。当我愤怒之时,那位美籍的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Maya Angelou)有一天这样大声说道:"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健康。但我知道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健康的,我的意思是那些赞美奥斯玛·本·拉登的人,那些对他表示理解、同情和支持的人是不健康的。你的请求已经引爆了一根雷管,这根雷管一直都在久久地等待,以期引起一场巨大的爆发。你能理解。此外,你要求我谈谈我是怎样看待这次大灾难的。换句话说,要我对这次灾难提出我的看法。好吧,我就从这件事开始。当时,我在我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家中。九点正,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种也许不会伤及我、但却肯定与我有关的危险的感觉。是一种你能在战争中,或一次战斗中体会到的感觉,当它临近之时,你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能感觉到飞梭的子弹与弥漫的硝烟,你会竖起耳朵,并且对旁边的人大声吼道:"趴下!趴下!"我想排除这种预感,因为这毕竟不像我在越南的情景。也不像我置身在许多次战争中的某一场战争中的情景。自二战以来,这些该死的战争已经给我的生活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帝的缘故,在2001年某个令人惊奇的早晨,我就呆在纽约。但那种预感仍是莫名其妙地攫住了我。所以,那天早晨我做了一些我从不会去做的事情,把电视打开。电视有画面,但没有声音。我们这儿几乎能收到100个频道,在每一个频道上,你都能看到世贸大厦的一座塔楼像一个巨大的火柴盒燃烧的画面。难道是电视信号短路?一架小飞机偏离了航向?抑或一次计划周密的恐怖主义行动?我看着塔楼,全身僵硬得几乎不能动弹。就在我一面凝视着它,一面在心中提出这三个问题时,另一架飞机出现在屏幕上。(全文阅读)

 

 
 

谢国忠:上海,中国的梦工厂:是泡沫还是奇迹?
    上海的流动资金泡沫依赖于资本流入,这与10年前的香港十分相似。那么谁在将钱投入上海?他们有能力维持这种高流动资金水平吗?其目的什么时候能够达到?
    上海是中国的梦工厂。就如同上个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或90年代的香港,上海的天际线经常在变化,人们每天都能观察到其迈向现代大都会的新进程。
    上海政府最近宣布,尽管有SARS的原因,该市2003年上半年GDP仍比去年同期增长10%,且其人均收入(去年为4,020美元)刚好超过深圳而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半年,其港口吞吐量达520万标准箱,几乎超过世界第3繁忙的港口韩国釜山。该市正着手在小洋山岛修建世界最大的深海港口,到2020 年吞吐量将达2,000万标准箱,其一期工程包括一座31公里的长桥,将耗资143亿元(17.3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上海已有诸多猖狂投机与过度投资的迹象。该市今年可能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在1999-2000年间,其房地产销售增长占到GDP增长的34%,大众住宅的价格差不多翻了1倍。我看到,因为价格上涨和租户减少的综合影响,承租量在过去3年中从8%下降到4%。
    依赖他人钱袋的房地产游戏
    7月的一个周末,我在上海边游荡边思考“泡沫还是奇迹”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杠杆连同资本流入的故事,后者则是关于生产力的。显然,上海有一个巨篇的杠杆财务故事。1999-2000年间,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增长了3,553亿元(2.6倍于GDP增长),对全国的整体比例则是1.6倍。如果我们运用国内信用作为全国杠杆的更佳指示器,比率是2.7。因此,上海至少与全国处于债务驱动的同一水平上。
    然而,资本流入的故事篇幅更为鸿巨。同期,上海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了5,556亿元,是贷款增长的1.5倍。大幅度下降的贷/存比率会导致急剧的经济萎缩,除非存款的增长是因为资本流入。
    目前明摆着的情形是:上海的过剩流动资金已成为全国其它地方投资基金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对中国整体而言至关重要),其中流向上海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给人以深刻印象:从1999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50亿美元。然而这种增长无法解释上海的超强流动资金,这一时期的过剩流动资金总量达250亿美元,看来其它类型的资本规模一定比外商直接投资更大。我认为,非居民的房地产购买是流动资金流入的主要源头,因此并不惊异已售物业的 1/3被非居民买家买走,非居民买家已成为上海豪宅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全文阅读)

邹啸鸣:“国有”的奶嘴到底要叼多久? 
    郎咸平在媒体成功抄作而吸引众多目光一个月以后,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官方没有对此表态。这就为产权问题继续争论打开了空间。我希望这个空间能够保持较长一段时间,让国民有机会充分接触各种理论的争辩,从而作出更符合自己真实需求的而不是误解重重的选择。
    郎咸平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因为他挑动了人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产权。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如果人人都大公无私,那么何必在意产权归属别人了呢?
    朗咸平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依然是穷人。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们之所以如此穷,是因为别人将“原本”属于你的财产剥夺了。但是他举的几个例子却都属于集体企业改制得比较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那三个企业的职工都是改制的受惠者。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看见这几个企业的职工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相反,支持他的观点都是改制问题久拖不决的企业的贫穷的职工或者一些知识分子。
    注意:在这场热闹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几乎没有来自农村的声音——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好,增殖也好,都跟他们无关。其实,要说我国目前的产权转让属于“最后的晚餐”的话,在农民兄弟看来,这不过是城里人“他们的”的游戏。在工人们抗议工厂“贱卖”的时候,假如工厂能够多卖点钱,是否准备分点给农民兄弟呢?
    我之所以提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是要说明一个简单的常识: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对农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存在。
    一、国有资产是怎么来的
    建国伊始,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总要在各个领域给我们新生的人民的政府捣乱。比如奸商们哄抬物价。为了对他们给予沉重的打击,政府首先剥夺了国民党的党产——官僚资本,而且还控制了银行,通过银行采取了两条重要措施:一是截断银行对奸商的贷款,同时逼迫奸商们归还贷款。二是派出大量人员,带上大量的贷款到农村采购日用品。两条腿走路,然后平(廉)价出售日用品,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保护了(城市)群众利益和新生政府权力的稳固。奏效以后,政府对民间资本就比较敌视了,于是开始了下一步:对民间资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然,这种改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伴奏,每项运动都是在让你选择一个两难:要命还是要财。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前者而放弃了后者,因为本来就属于“无产阶级”。也有的人没有选择的机会。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不同的人“失去的”不一样:财产越少的人越欢迎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全文阅读)

李大苗:正义的大煎饼就那么薄,却幸福成一个大蛋糕
    我不忍得去咨询现在的国有资产的总量几何,但愿能有个高增长,也好凑到人均一万元的整数上去。手里现在有的数字是2002年底的,总量是十一万亿的总资产。这是一个用于心计的数字,所以从中分别不出来其中有多少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按照情形来判断,这个数字来源于账面,真实地资产状况和账面相符与否,不得而知。没有证据说不符,也就应当采用这个数字来说话。既然如此,真实资产也就是统计于账面的资产,和资产的市值并不一定有关,这是话语的前提,先备份在这里。
    十一万亿的总资产,均摊到国人头上不过是八千余元。这个令很多人幸福的数字,再使劲儿想也不过是如今民工年毛收入的当量。我承认,这样的分配没有顾及男女老少,当然也就没有照顾到财富的创造者,也就是财富的分子,和财富的均量者,也就是分母,之间的差异。所以今天刚刚降生的哇哇的哭声不可能是为着分配不均而闹心。没有这样的闹心并不意味着没有那样的闹心。今天刚刚故去的老人,过去的五十年里是这个国度财富的创造者,均摊到他们还没注销户口的那笔虚拟的财富,却正在失去公正公平的含义。这个说法断定,今日中国任何人拿出来的方案都根绝了公平公正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的任何改革以及变迁都不可能基于公平公正的基点,也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的结果。
    上面讲的当然是绝对公平和绝对公正。那么相对公平和相对公正是否可能呢?也不可能!因为相对就是缺乏绝对尺度的平衡,一种平衡在否决着另一种平衡,一种公平在否定着另一个公平。时效上的公平在于,财富的公共价值并没有使得创造者那一代享用,而毫无私性区分地惠及下一代人,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因为这是人类的本能。当下的问题是,当国家继续把资金投入到国企而不停下来转移成为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这显然缺乏人道,也有违“两公”。在这点上,那些执利于将国企做强做大的捍卫者们,激情面孔后面是另一张嘴脸。(全文阅读)

陈志武: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来自司法独立
        首先,我们要理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针对谁、相对谁来保护:是因为怕谁而要给拥有产权的人以保护呢?强势的个人或黑帮当然会对产权所有者构成威胁,但在更大程度上产权所有者怕的是各级行政部门,因为这些政府部门拥有随时书写法律、法规、条例和各类文件的权力,这是对私有产权的最大威胁。为了保证老百姓和公司的财产不受侵犯,所以要有一部法律给他们提供保护,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政府不同部门使原来合法的东西一夜之间变得不合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政府来给老百姓和公司提供产权保护,这应该是最核心的产权保护概念。认清这一点是所有讨论产权保护问题的前提。
        比如,正在发生的“铁本”事件,本来值多少亿的民营公司一夜间被定为非法,使其价值爆跌。当然,或许是地方政府部门当初违规批准“铁本”的几个项目,但那种问题是政府内部的行政管理问题,是行政法的范畴。对“铁本”而言,只要它拿到的审批是合法权力部门出示的,那么“铁本”的项目就是合法的,其公司经营就是合法经营,其产权就是合法的、应得到保护,“铁本”没有义务为地方政府部门背十字架。
        当然,我们讲产权保护,自然也包括下面这类情况,张三怕李四把他的钱或财产拿走,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发生的频率可能很高。但,民间成员之间的产权侵犯相对于政府对民间成员产权的侵犯来说,其损害程度就小多了。民间之所以有发生产权被他人、公司或社团侵犯的可能性,往往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群有势力的人或者黑帮在为他们撑腰,有势力撑腰的人对产权所有者进行侵犯是会发生的。但是,他们要侵犯他人的产权,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舆论、警察等方面的压力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因为,强势的一方毕竟多少会感觉到他们是非法的,也会怕警察的最终介入。这类产权纠纷、产权侵犯相对容易解决。 
        相比之下,如果是行政部门没收某个社会成员的财产或者是通过行政指令把其产权变成非法,则情况就大为不同,社会压力不一定管用,警察也不一定会出面,因为政府是唯一可以在合法名义下重写游戏规则、把本来合法的产权变成非法产权的机构,因此行政部门对产权的侵犯可以名正言顺。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老百姓的产权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行政部门。
        一旦我们认清了这个要点,老百姓财产得到真正保护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就很好理解。其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法院必须独立于行政。在老百姓的产权受到威胁、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而且对法院的公正必须有信心,否则他们就没有别的途径,可能逼着他们求救于暴力。如果法院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行政,那么当行政部门侵害老百姓产权时,老百姓就无路可走了。 
        在一个社会里,对老百姓产权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行政部门,甚至是立法部门,所以一定要有独立的司法,要有相互制约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如果没有的话,产权的保护只能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由于在集权制度的国家里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全文阅读)

房宁: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命运及教训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政策。与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一样,新自由主义也必定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发源于西方,而其在实践中的影响却远不止于西方。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和东欧所谓“过渡国家”、“转轨国家”,先后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拉丁美洲更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实验场所之一。进入新世纪,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丁美洲大国,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拉丁美洲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及其影响和前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并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经济、社会实践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前景的讨论与争论。
        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兴起与影响
        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其基本主张是: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张私有化,要求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撒切尔政府治下的英国和里根政府治下的美国,一度对实际经济政策发生较大的影响,但西方国家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府的更迭,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自由主义却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大行其道。
        80年代在拉丁美洲是“失去的十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在拉丁美洲突出地表现为严重的债务问题。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难,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一张张“结构性调整”的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由此在拉美快速扩散。
        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
        1989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作为条件,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各国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新自由主义主导拉美经济是从80年代开始的,而其影响可以追溯到50年代。5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美国芝加哥大学专门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有些年份,芝加哥大学从拉美招收20名攻读学位的学生。这些“芝加哥弟子”回到拉美后,不少人身居要职,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全文阅读)

赵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前世今生
        经济学帝国主义,表现为它自认为是科学,而且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它不断超出自己的传统领域,向其他学科领地进行帝国式扩张。还表现为经济学家尝试用经济学思维与工具来解剖婚姻、恋爱、单身女子、同学友谊等等社会现象。
        熊彼特说过这样的话:“骑士和诡辩论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时代。”无独有偶,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逊也说:“经济学由于其特有的方法论,必将侵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将君临其上。”
     这两段话,充满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气。
        细细打探现代经济学,发现其帝国主义色彩更加强烈,自认为是科学,而且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大有鹤立鸡群之架势。也难怪,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酷似科学,并唯一被授予诺贝尔奖,而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的确亦是不可一世。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甚至有了专门的研究。伦敦大学经济系就专门有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项目,进入网络时代后该系则专设网页,汇集各种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学家尝试用经济学思维与工具来解剖婚姻、恋爱、单身女子、同学友谊等等社会现象,也确曾引来不少喝彩。
        不过,经济学帝国主义毕竟有其底气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单纯以经济学工具图解生活更是易于引发众怒。现实中许多经济学家对现实生活、历史以及人类复杂行为无知,却大言不惭,让人感到经济学家的骄傲有时是多么浅薄。尤其是,有些经济学家的道德素质往往低于常人,因为他们不仅以人的自私性为分析起点,并且居然信仰人的自私性,更自觉以自私为自我行为的指导和开脱。这就着实有些可悲了。
        经济学帝国的构筑
        经济学最早是在人文科学中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并置,彼此不分高低,更谈不上谁侵略谁。1818年以前,政治经济学甚至没有被学术界接纳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没有设立相应的职位。亚当·斯密曾终身屈居于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从未以经济学教授独立任职。
        经济一词“Economy”据说源于希腊文oikonomia,原意是“家庭经济管理”。所以最早的经济学纯粹是类似财务管理之类的家计学。大概在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此后,人们普遍接受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古典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等等,无不采用这一词语。
        19世纪是所谓“科学”的世纪,经济学向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吸取营养,逐渐走向成熟和独立。不过,当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摆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架势。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一部经济学著作《国富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现代经济学即将兴起。斯密认为自由市场制度乃“自然秩序”之要求,不仅符合人的利己本性,而且符合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就能够最好地实现社会利益,国民财富也就能无限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国富论》旁涉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洋洋大观,初显经济学帝国可能达到的庞大版图。(全文阅读)

 

 
 

蓝云:快乐的真谛:积极心理学对快乐的研究
    ……西列格曼有一个很中肯的观察。他认为发达社会的许多问题就在於人们追求快感,而不是真正的快乐。而且为了追逐快感而发明了许多捷径:庸俗的电视肥皂剧,购物狂,性开放,毒品等等。其后果是快感过后的失落感越来越严重。在过去四十年中,发达国家中患忧郁症者增长了十倍。首次忧郁症发病年龄由1960年的29.5岁,降低到现在的14.5岁。现在青年人所崇尚的“感觉好就去做”(If you feel right, do it.) 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写照。
    根据西列格曼的定义,快乐不能由感官的快感获得。快乐来自于我们的具有高尚目标的行为。当你为街边的流浪汉买一杯咖啡,当你与一位朋友开始一番启迪心智的交流,当你与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打一场网球比赛,你从其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满足将远比你从看一出肤浅的电视剧,吃一份香草冰淇淋或吸食海洛因中得到的快感深刻并久远。为追逐快感,我们通常不用投入大量的能量,而且不承担失败的风险。而追求快乐的活动则不然,它们一般具有挑战性,要求我们身心的投入。但如果我们一旦投入了,我们就会全神贯注,为自己设立目标。经常地评价自我表现。其最高境界是我们忘掉自我,不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而进行心理学家所描述的“流状态”(Flow experience) 。西列格曼在这里引入一个新的心理学概念:“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他认为心理资本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一样,如果只支取不投入,其资源就会枯竭。追求快感,是从心理资本的账号上支取。追求快乐,则是向心理资本的账号中投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人们的心理资本账号的透支。(不妨问一下你自己,在读书和看电视之间,你一般选择哪一个?)据积极心理学的定义,追求快乐来自表现一个人的强项和美德(Strengths and virtues) 。
    如何让你的人生更快乐
    如此看来,快乐的秘诀在於确定自己个性中的长处和美德,然后在生活和工作中运用它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人们都认同的长处和美德,如何在人生中找到机会来运用它们?(全文阅读)

贺颖清:儿童体罚问题研究——保护儿童人身完整性的国际人权法基础
  关于体罚,《儿童权利公约》并没有直接的规定。但是,第37条第一款规定了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该条款是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CCPR)(以下称CCPR)第7条规定的一个补充,将权利主体锁定为了儿童。CCPR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任何人”即意味着儿童也应该包括在内。该条款需要和公约中的其他的条款一并阅读、理解。比如与CCPR第10条的规定一起理解,第10条即是对第7条的补充,规定了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待遇[2].从一开始,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对第7条款做广义的解释[3](p.363)。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禁止酷刑,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必须延伸到体罚(corporalpunishment),包括对犯罪行为进行的惩罚的体罚(chastisement),或者作为教育或纪律约束手段(disciplinary measure)的体罚。委员会还指出,CCPR第7条尤其要保护教育和医疗机构中的儿童、学生和病人[4].
  因此,儿童体罚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司法领域中的体罚,一个是学校和家庭中的体罚。大多数国家早已废除作为司法制裁手段的体罚。联合国1985年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规定了保护少年免受体罚的条款,要求各成员国的主管当局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但是,学校和家庭中的体罚仍然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并且对于禁止体罚的争议很大。学校教师和家长普遍认为体罚是有效地管理和约束儿童的手段。那么,禁止体罚的国际人权法依据在哪里,为什么儿童权利委员会强烈建议各缔约国禁止体罚,体罚到底侵犯了儿童什么样的权利,本篇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是,体罚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问题,因此,在将其作为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世界范围内的儿童体罚状况,从法律以外的角度寻找支持禁止体罚的依据。
  一、为什么要禁止体罚儿童
  (一)体罚:世界性的儿童问题体罚儿童的现象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体罚儿童不仅发生在贫穷的国家,也发生在富裕的国家;不仅发生在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也发生在人权记录良好的国家。下面的例子来自于人权观察的考察报告:(全文阅读)

何小染:十大恶俗命题作文
  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每到周五,下午大扫除结束以后,班主任(一般是语文老师),往讲台上一站,装模作样地对今天的大扫除作一下总结,然后对在座的所有学生说:这周回去,请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我写在黑板上。接着便转过身,拿起粉笔,在刚刚被水擦拭过的还未干透的黑板上写下所要求的作文题。
  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作文题目却依旧是那样几个。当年的学生写着这些作文题目一天天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们也将在这些作文题中,重蹈上一代的覆辙。
  那么,究竟是哪些作文题目,如此经久不衰,在发展迅速的今天依然被老师们重重地写在黑板之上呢?究竟是哪些作文题目,值得老子写了儿子写,儿子写完孙子写呢?
  1.我的爸爸(妈妈)
  这无疑是小学时候的一个经典作文题目,大概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谁都在作文本上写下过这样的题目。一个学期写三四次是常有的事儿。写到后来,能写的全写了,于是把不能写的也写上去。想出这个题目的人,一定是对别人的隐私感兴趣,没事儿对着小学生的作文本发乐。
  2.我的老师
  这个作文题一般到小学四年级以后才会被要求写,四年级以前,小学生分辨事物的能力还不强,而四年级以后,则会根据需要选择语言。于是,教师的职业在这些作文本中光辉高大起来,而且被千篇一律地塑造成戴着眼睛,头发花白,背微驼的中年妇女形象。布置这个题目的教师,是想拿学生的作文本当镜子,照照自己在学生心中的样子。
  3.初中生活二三事
  据说这个题目七十年代的小学生就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而且那二三事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无不是运动会,怕山,放风筝诸如此类。如果你稍改变一下思路,写写教隔壁的小弟弟使用彩电的遥控器,语句又够通顺的话,你的作文保准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全文阅读)

中美启蒙教育反思:一个ABC头300天实况
    ……实际上,在很多移民或旅居美国的中国家庭里,在对孩子教育问题上的入乡随俗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沈德灿是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沈芝莲是中央教科所幼儿童教育家。他们夫妇俩的外孙女和孙子先后在美国出生。
   亲历孙子出生前后,作为心理学家,沈德灿敏锐地观察到美国与中国在幼儿教育上的差异,他从孙子出生之日开始记日记,历时300余天,一日不漏,将一个 ABC(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生长过程,以及出生后中美教育上的冲突逐一记录下来,并向时讯记者独家讲述了中美幼儿教育的差异。
    蓝房间和粉房间
  “孩子从出生就生活在属于他性别的颜色里,从小接受‘性别教育’,男女有别是一开始就注意到的。”
   与中国显著不同的是,在美国,孩子出生前,医生都会告知准爸爸妈妈孩子的性别。沈德灿说,做产前常规检查的时候,医生会问:“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如果是的话,医生就会告诉你,毫不遮遮掩掩。当然如果你回答“不想知道”,医生也不是非告诉你不可。胎儿的性别一般是通过B超检查得知,当然,为了准确性,有时也会通过羊水检查。在美国,性别的确认很有用途,因为出生前的起名子、布置婴儿房等工作都与性别有关。
  “孩子出生前一段时间,亲人朋友就会为这个小生命开一个Party,欢迎这个小生命的来临。在Party上,大家都要给孩子送礼物,这些礼物都非常实用,是孩子一出生就可以用的。他们甚至会把自己孩子用过的一些玩具之类送给朋友的孩子。培培爸爸实验室的教授给培培送的是一个会响音乐、能振动,可躺可坐的婴儿车,因为当年他自己儿子哭闹的时候,用这个哄他的很有效。一个和培培妈妈很要好的阿姨送来的是一个大猩猩的毛绒玩具。”沈教授开始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么难看,又是旧的,可谁知道,这却是培培最喜欢的玩具。“他们认为自己孩子喜欢的,别的孩子也喜欢,对待别人的孩子也很真诚。”沈教授说。
  “送东西是根据小生命的性别来送的。如果是男孩,就送蓝色的;如果是女孩,就送粉红色的。如果不知道男女,就送黄色的。”沈德灿介绍说,“婴儿房间也是出生前就布置好的,也是按照男孩蓝色、女孩红色,从墙纸到床围,以及各种装饰,都是按照颜色来的。孩子从出生就生活在属于他性别的颜色里,从小接受‘性别教育’,男女有别是一开始就注意到的。”
   沈德灿还强调说,“美国特别注意男女有别。”在美国,从小就是把他们看成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个“孩子”。出生后是按男女来划分,而不是按“大人”和“孩子”来划分。在幼儿园时,就会告诉小女孩“你哪里哪里不能被别人看,不能被别人摸”。(全文阅读)

别拿孩子的成长作赌注
    随着社会对感情的宽容,或者说纵容,越来越多的婚姻家庭被所谓的“感情”敲打得支离破碎。从恋爱到结婚,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当今的婚姻已没有了神圣的光环,并且不堪一击。 
    离婚后的酸甜苦辣,只有离过婚的人知道,离婚后的日子不一定比当初的婚姻生活幸福。此种复杂,我无意在此探讨评论。我只是想说,在如此宽容的社会条件下,那些无辜的孩子,所谓的爱情结晶,该怎么办?
    我的邻居,他们在结婚5年后才有宝宝,取名叫圣圣,可见夫妻对孩子的疼爱。我那时十几岁,没事总喜欢去哄那小宝宝玩,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很可爱,也很聪明伶俐。大概在他4岁那年,他的父母离异了,俗不可耐的原因,第三者。孩子由男人抚养。从这以后,我也很少再去看那孩子了。大约两年后,他6岁的时候,在街上遇到他和他的母亲,他眼睛里的充满忧郁,不该属于一个6岁的孩子的忧郁。他看起来冷漠孤独,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由得心疼。
    单亲家庭的孩子,所缺少的不仅是父爱或者母爱,不仅仅是家庭的温暖。他们很容易迷惘,恐惧,他们所失去的是对社会对人类的信任,他们内心是孤单的,他们的性格中很容易便缺少了宽容忍耐。这不是他们的错。
    夫妻离婚了,有时候孩子便会成为累赘,此时,最尴尬的,是那无辜的孩子。
    前几年,经常有讨论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性格缺陷,我记得那时我16岁。我还在努力成长,长成我想要成为的人。我很努力的避免那些所谓的性格缺陷,因为我也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幸运的是我有一个伟大的好母亲。
    说到这,不如就说说我的成长经历,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全文阅读)

张丽钧:每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
       在电视上看“十佳教师”的事迹报告,看着看着,眼泪就蜇疼了眼睛。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姓方的女教师,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我听后流下了汪洋恣肆的泪。但这泪中除了震惊、怜恤外,还有怨责与伤心、屈辱与愤怒。
   方老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他们有一个4岁的女儿;方老师教初三数学,同时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这一年夏初,复习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方老师每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学校,晚上1 0点以后才能回家。上幼儿园的孩子每天先随妈妈到学校(因为太早,幼儿园还没有开门),等妈妈安顿好了班级工作之后再由妈妈送到幼儿园;晚上7点钟,妈妈将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拔掉所有的电器插头,再将玩具堆放在女儿面前,然后反锁上家门到学校去辅导晚自习。
   有一天,方老师所在的年级要进行模拟考试,一大早,她的女儿说自己“特别冷”,方老师摸摸她的额头,感觉有一点发热,但她没有在意。晚上她把女儿接回家,女儿又说“特别困”,方老师便让女儿睡觉,自己急匆匆赶到学校去看晚自习。第二天,孩子说没力气起床,要求不上幼儿园了,在家里玩一天。妈妈也就答应了。第三天,孩子说眼睛看不见东西,这时,妈妈的模拟考试也刚好结束了,使带孩子到医院去瞧病。结果,医生说,孩子因为高烧,角膜已经软化穿孔,彻底失明了……
   方老师讲到这里不由得呜咽起来。但她平静了一下情绪,马上接着说:那一届学生十分争气,有一半学生考上了重点高中。虽说为了他们的成功我付出了高额代价,但我觉得值得!他们的成功是我一生的安慰与自豪!
  我的心,在那一刻碎了。
   这个伟大的方老师,竟可笑地以为她送走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抵消她对一个无辜女孩所犯下的罪过!(全文阅读)

 

 
 

章诒和:马连良的如烟往事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马连良剧艺评介》中称:“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1937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全文阅读)

章伯家:德国与中国抗战
       1937年夏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德国军火输华的源起
    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德国已成为向中国输出军火的头号国家。据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三年合计,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输华军火急剧减少。战争后期中国对德宣战,两国间的军火贸易中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历史却为战败者提供了另一种机会。192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显露出诱人的前景。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德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乎等基础上与之交往的先进工业国,中国不仅需要德国的投资,还需要德国在军队建设和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战后德国被闲置的军工人才也可以到中国来一展身手。而在一些德国人眼中,中国恰好是重振德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个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伙伴,中国既可以为德国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又能提供德国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一时间,无论是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只是由于中国政局过于混乱,德国魏玛政府迟迟不知究竟把赌注押在哪一方才好。
    虽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尚缺乏巩固的基础,德国的军备发展亦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两国间传统的军火贸易已迅速恢复起来。 1924年至1928年五年合计,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远远超过挪威、波兰、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第一的位置。(全文阅读)

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
    1909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此作为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史称“庚款兴学”。庚款兴学既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有关论著均有论述。但对于美国为什么要退还部分庚款,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退还的部分庚款又是如何与兴学联系在一起的,以及退还部分庚款的金额是如何确定的,谁在退还部分庚款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以及如何评价等问题,学术界迄今仍有一些不同看法,甚至似是而非的观点。有鉴于此,笔者根据美方档案资料,同时结合已公布的部分中方档案,就上述问题做一考辨。
    (一)
    对于美国政府为什么要退还部分庚款,1907年6月15日美国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第一次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时是这样解释的:“从赔款一开始本政府就有此意向,即在适当的时候,当所有的申诉均已提出,所有的开支均尽可能查清之后,原来估计的数字以及赔款支付总数应予修正,并作为与中国真诚友好的一个证明,自愿免除超出中国应向美国国家和公民赔偿之外的那一部分赔款的法律义务。”由于没有具体细节,大多数学者对罗脱所说美国政府从赔款一开始就有退还部分庚款的意向,不是没有予以注意,便是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政府主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是“不确切的’,少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美国政府退还部分赔款的设想竟在中国赔款开始之时,真是匪夷所思”。但睽诸事实,罗脱所说,并非虚言。
    美国之所以主动退还部分庚款,并从赔款一开始就有此意,这要从1900一1901年和约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对赔款问题所持的态度说起。当时,美国政府从刚确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认为一个稳定完整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在赔款问题上不像德、法、日、俄等国那样,希望从清政府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赔款,相反,主张将赔款额尽量限制在清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不要给清政府造成过度的财政压力,以致清政府失去生存和改革的能力。本着这一原则,190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即在电报中指示康格(E .H .Congor),在和约谈判中,尽可能使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以确保中国的偿付能力。1901年1月29日,海约翰具体指示康格将庚子赔款的总数限制在1 .5亿美元(约合关平银2.02亿两),同时提出美国的损失和支出约为2500万美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海约翰当时提出美国的损失为2500万美元,并不是实际要求的赔款额,只是一个虚报的数字,目的是为在谈判中要求其他列强削减赔款数目预设一个筹码。在同一份电报中,海约翰就指出要使赔款总数不超出1 .5亿美元,就很可能需要各国做出一定的削减,并在电报的最后表示:“我们并不期望完全赔付这样一个总数,像其他一些列强那样提出可能超出中国赔付能力的极端要求。”在此后有关赔款问题的谈判中,美国政府一再主张将赔款额限在4000万镑(约合关平银2 .6666亿两),避免给中国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逼迫清政府采取一些不但危害列强自身利益、并且也危害中国独立和完整的应急措施,强调“更多的优惠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全文阅读)

约恩·吕森:遵循康德:跨文化视野下欧洲人的世界史观
    该论文参考了伊曼纽尔·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短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康德在论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西方社会的总的陈述或者确切地讲是对欧洲在现代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总的陈述。文中的观点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意义,其中基本囊括了属于西方公民社会最有效原素的那些原则。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篇短文,因为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今欧洲社会全貌。我对康德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认同,并试图用它们来解释当今世界的某些现象。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并且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哲学和人文科学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起着构建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文化导向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文化导向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详尽解释并反映出运用文化差异来区别人类认同的问题的可能性及基本原则;其二,构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框架并得到参与其中的全体成员的认同。
    我把康德对于欧洲社会全貌总的陈述中的主要论点应用于21世纪初的背景中,并且着重讨论两个问题,即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流。
    我的论文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每种文化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来陈述、反映及形成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独特性。正如一句口号说地好“没有总的陈述就没有文化认同”。我想把康德的观点应用于当今的社会来阐述一名德国学者对于总的陈述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文化多样性来解决跨文化交流问题。
    对于共同历史的认识(IdeezueinerallgemeinenGeschichte),意味着一种包含各种文化形态和各个时期的人类共同历史的建议。作为建议,它针对的是共同历史如今仍运动的动态过程。康德提出的只是一个有待求证的命题,而不是一个完成的结论;只是一个观点,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个命题在今天仍需进一步求证和确认。对欧洲社会总的陈述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于其他的观点,批判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变化都持开放态度。(全文阅读)

人类历史上一件极端痛苦之事——宗教因素与太平天国内部逻辑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先生是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见长,“史景迁”之名,乃取“景仰司马迁”之意。他的历史传记《“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天国》),以别开生面的笔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事件之一”——太平天国运动的始末,为读者观察太平天国与洪秀全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建立了一个独到视角:一个为历史学家们反复引述、诠释、褒贬与辩论的伟大事件,它的源头只是洪秀全的一场异梦,以及一本或许微不足道的宗教小册子,个人的幻觉与某种被曲解的宗教教义相混合的“神示”因素,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深刻影响,恰如基因之于生命个体,洪从神示中获得建立洪氏王朝的不可质疑的合法性,并以神示确定了它的权力逻辑,甚至它的结局也已经在这一权力逻辑中得到预设。
  一直以来,太平天国的宗教性因素似未引起研究者的“单纯”的兴趣。历史学家们急于揭示太平天国政权在宗教旗帜下的反动或进步性质,而对这一被神示所塑造的权力系统的运行逻辑及其技术问题则少有深入的探究。赞之者认为,“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这单纯农民革命,是依靠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信仰而表达反封建的斗争目的,也是靠这种宗教信仰而保持了贫农和贫苦中农的领导地位的”(1)。 弹之者持另一观点:“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2) 宗教信仰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被当成工具性或策略性的因素。然而宗教因素深入太平天国的内部逻辑,它塑造了一场伟大运动的性格及其命运而不是为后者所塑造。因此,史景迁对太平天国史上权力与宗教因素的深刻关系的独到观察以及所展示的史料,为我们探究洪秀全将宗教启示付诸权力实践的过程与意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启迪。
  当洪秀运用天父赋予的神圣权力,带领他的忠实信徒致力于建造俗世的天国,他必须高效地维持俗世与天国之间的密切联系,确保他的王朝始终代表了上天的意志,他的统治完全得自天父的授权。这是神权的逻辑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中,“显灵”构成了十分关键的一道环节。《天国》花了大量笔墨,生动描绘了频繁发生在太平天国史上的一系列显灵事件,它们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时期,一是“太平天国运动早年在广西省山区形成的时期”,一是“太平天国在他们南京的圣地行使统治的早期”。这些显灵是天国的领袖们向天堂领取真理与授权的主要途径,也是天国领袖对他们的子民们行使训示、命令的重要手段。
  显灵的权力为太平天国的东王与西王所掌握。1848年春末,未来的东王杨秀清成为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天父上帝“在杨秀清处在一种神附状态时通过他的声音传播旨意”;这一年秋天,未来的西王萧朝贵也“成了天兄耶稣向洪秀全及天下其它拜上帝教众传话的代言人”。两种上天传达意旨的媒介都得到洪秀全的承认。当天兄或天父附体下凡的时候,洪不再以不可一世的“太平主”自居,而是作为“弟弟”或“儿子”在虔诚接受教谕。洪是以拜上帝会的精神导师(教主)的身份成为后来的太平天国最高统帅的,他理所当然是这个神权政权的“君师一体”的主宰。然而,作为精神导师的核心权力--传达和解释上天“最高指示”的权力却被杨萧两人从洪的身上分离出去。尽管洪通过显灵,解决了他的权力系统与天堂保持紧密联系的问题,但这种显灵之权力与天王身份的分离状态,对于一个在逻辑上需要高度集权的神权体系来说,将是一道潜在而致命的裂痕,这意味着天王主宰的权力结构是不完全封闭的,对异己分子而言是有隙可寻的。(全文阅读)

《存在巨链》:思想史研究的纪念碑
    从20世纪初期起,思想史研究开始崛起并逐渐替代传统的实证史学而成为历史研究以及后来的科学史研究的主传统。诺夫乔伊与柯林武德这样的历史理论家,柯瓦雷这样的哲学家兼科学思想史家等人一道参与了新史学传统的构建。当传统的实证史学要求“如实直书”(兰克语),要求诉诸于对历史事实的考察以澄清历史过程之真相,思想史研究则要求对各种思想或思想变化的考察与分析通达对历史的理解与重建。在此,须注意,重建的历史与作为真相的历史,是不同的概念;在追求真切的历史理解与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之间,也不只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实证史学要求揭示历史的真实过程,而将对历史意义的追求隐藏在精心构造的历史描述线索之中;思想史则将对历史意义的追求提到了前台。
    历史家(尤其是看重实证史学的)常常被哲学家视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当然在历史家眼中,哲学家(尤其是看重理性形式的)也时常被看作是“专门建造空中楼阁的人”。但有一些学者,如哲学史家、历史哲学家、或身兼两家之长的思想者,能够在历史与哲学之间自由地栖息、游弋、飞翔。诺夫乔伊即是一位这样的思想者。《存在巨链》充分地展现了思想史的长处:通过分析存在之链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史的辽阔舞台上的发生、生长、变化以及对不同时代的西方哲人的影响,即可以对从柏拉图以降一直到19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作出某种综合性的描述。简言之,通过分析思想或观念而不是重大历史事件,透视历史的长程变迁。
    诺夫乔伊的历史理解进路在今天被称为“思想原子论”。这种思想是说,在人类思想或观念中,存在着一些最基本且相当稳定的成分,即构成思想的“原子”;抓住了这些原子型的思想或成分,考察它们的历史形态及历史变迁过程,就可以以相当简练的手法清晰地刻划历史之主脉,就可以深刻地把握住历史的意义。(请读者阅读《存在巨链》第一章)这种思想,在当时史学界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新意独到的构想。
    诺夫乔伊所选定的考察对象就是“存在之链”的观念,要完成这样一部观念史或思想史,同样面临着诸多错综复杂而又艰深难解的困难。实证史家需要不厌其烦仔细考辨诸多历史细节,思想史家则需要无休止地与古往今来的诸多思想家进行思想对话。要达到这样一种高度而且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思想史家才能完成他或她的作品。(全文阅读)

 
 

老村:一条无家可归的老狗
    我住在京城的M桥边,昼夜不息的车声聒噪得我根本无法入眠。
    然而我还得写作一部部的长篇,为了文学的责任,也包括谋生的口粮。
    不久前,我远在陕西渭北的山乡死了一个女子。她三十岁不到,二十九刚过。
    她是我幼年同学、小伙伴L的女儿。L在二十岁那年养下了她。
    L起初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叫队。许多年,我一直是在他“一二一”的号令里行走。
    那时候的L是一个翩翩少年,生一双细长的女孩子一般的秋波迷离的眼睛,
    而且一说话就脸红。没过多久,没考上大学的L就结了婚,生了一个名叫石榴的女儿。
    我当兵远走他乡。每年回家顺便看一看L,和他那个一年一个样儿的小女儿石榴。
    小石榴可爱无比。继承了父亲那双细长的眼睛,但比父亲的更加迷离动人。
    也是,一说话就脸红,像秋天的高粮在风中躲闪。她就是这样的女子,聪明,敏感。
    当年家境贫寒的L没考上大学便结了婚,小石榴也因同样的家境南下广东打工。
    此后多年我再没见过小石榴,那个像刚从织机上裁下来的蓝花布一样清丽可爱的女儿。
    那年我碰见游手好闲的L在村头叼着纸烟,悄声向我透露他评为“致富模范”的消息。
    说这话时他得意地欠了下腰,脸上不再有少年时的红晕,眼里也不再有昔日的波光。
    我意识到L竟和我一样,很快地老了。夹烟的手背都像锈蚀的犁铧一样黑暗。
    尽管如此我仍为L的消息高兴,为他能抽得起两元一包的香烟。我知道这里有石榴的功劳。
    这是我再一次回到家乡,没能见得着L。临走却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石榴死了。
    石榴不久前回来,只半年时间就死了。她因从事的那种职业,感染了一种可怕的性病。
    村里她年少时的恋人,一个山村教师,一天夜里,俩人躲在麦场草垛下躺着看星星。
    教师掀起她的裙子,用手电照了照,然后抬起头,哀哀地对天空说:那儿像石榴一样绚丽。
    石榴死正值村庄里石榴成熟的关头,那天夜里,随着小石榴的最后一声叹息,
    整个村庄所有的石榴都突然发生了爆炸,晶莹的籽粒儿撒满了潮湿的土地。
    第二天清晨,所有人都做好准备,抱着肩打着寒颤,去掩埋美丽无比的山乡女儿。(全文阅读)

老酷:谁是谁的谁
    自从跟黎若同居以后,夏夜就跌进了无穷无尽的苦恼。不是黎若人不美,不温柔,恰恰相反,黎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他自己身上。
    说来可笑,夏夜跟黎若能臭味相投地走到一起,不是由于别的,纯粹是出于跟他上一任女友蕙儿赌气。蕙儿是个好女孩,就是有些小姐脾气,动不动拿跟他分手相要挟。平时夏夜也让着她,可是让得次数一多,就像是零存整取,攒下一笔巨款,最后爆发时理直气壮。
    今年春节,蕙儿回了老家。在电话中,她说出了自己喜欢老家,不喜欢北京的意思,以后要么两个人分开,要么夏夜也去投奔她的浙江老家。这一来,把夏夜给惹火了。他借着酒劲,一顿叫嚷。吼完才发现电话早已挂了,他有些后悔,他不知道自己刚才喷出的那些话她是不是已经听到,如果没听到当然再好不过,万一听到了呢,他也可以厚着脸皮向她道歉,求她原谅,毕竟两个人是着深厚的感情基础。没想到蕙儿的性格像是跟他从一个窑里烧出来的。这一次,她也没有原谅夏夜,她得理不饶人,对夏夜迎头痛击,最后夏夜忍无可忍,扔下了一句:你等着瞧,我不出十天,就找一个比你更好的,到时候一定打电话通知你。
    蕙儿比他更狠,你找一百个也跟我毫无关系!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话时带着酒兴,可酒劲一过,脑子完全清醒了,人海茫茫,步履匆匆,到哪里去找一个比蕙儿更好的啊?他真想再次道歉,可是又怕万一自己嘴巴失控,会说出更加过份的话来。于是只好静静等待,等待蕙儿回心转意。
    偏偏蕙儿也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接连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一个电话。由于自己的意气用事,把好好的事情搞砸了,夏夜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大嘴巴。
    越想越觉得重修旧好无望,夏夜只得考虑接受现实,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反正上天造了一个男人,就必须给造一个配套的女人,何况像他这样优秀的男士更是不应该剩下。
    当机立断,夏夜去买了十几张报纸,直奔主题,翻到了征婚版,看条件差不多的女子就跟人家打电话。虽然多数人对他不冷不热,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个名叫黎若的女孩对他表示了特别的好感。电话中聊了很久,夏夜都浑然不觉,等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猛然发现,这个电话竟然打了两个小时。他吐了吐舌头,真不好意思,浪费了你两个小时的手机费,以后我给你报销吧。
    黎若温柔地笑了,没事儿,要是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上网聊语音,那个省钱。接着,黎若就把自己的QQ号告诉了他。
    揣着那八个数字,夏夜不知如何是好。他打开电脑根据号码细细把黎若的资料看了一遍又一遍。几次想把她加为好友,但是一想起蕙儿,心里又有些犹豫。他觉得自己这么跟蕙儿赌气实在不好,相爱了那么久,因为一点点小事就闹个不欢而散,实非明智之举。可是蕙儿,她为什么还不赶紧来电话呢?如果她赶紧来电话,他还可以悬崖勒马。然而蕙儿似乎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接连几天都音讯全无。(全文阅读)

王晓华:死者的奢华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小说《死者的奢华》中以审美的态度描写尸体。尽管他企图像欣赏一块石头或一朵花那样冷静地观察尸体,但他的语言中仍然放射出生者面对死者时所特有的感伤而温暖的情绪。尸体在他的笔下被诗化了,仿佛它们比人间最美的花朵还美。无论这些死者在生前过着多么枯燥无味的生活,现在他们都享受着生者所无法拥有的奢华。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这些尸体在大江健三郎描述它们时突然复活的活,那么,它们肯定会感到死亡有时也是一种机遇或福气。也许大江健三郎在如此做时所传达的不过是纯粹的个人体验,并没有影射什么,但我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却想到了中国文化界的一个著名现象:不少文人在生前了不走运到了要以自杀来了结生命的地步,死后却倍享哀荣;被加在死者名字前的荣誉如此丰盈,以至于让人产生奢侈之感;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甚至怀疑死亡是死者生前精心策划的事件,其目的是享受只有死者才能享受到的奢华。写到这里,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荒诞之感 。
        圣化死者是生者的一个习惯。推动人们这样做的心理十分微妙。死者对生者不会构成威胁是主要原因。假如我赞美活着的某人是超群的文学大师,那么,我的形象在他面前就会立刻变得矮小。说不上他还会反过来讽刺我的平庸呢!但赞美死者却不会产生这样的负面效果──再伟大的死者也没有能力嘲笑生者。死者的可爱这处就在于此。有时候我们赞 美死者还会使我们这外的生者显得渺小,让他们产生自卑和羞耻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圣化死者才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中国人尤其精通生者与死者的辩证法,从孔子开始的赞美死者的大合唱一直延续至今。但随着人口和死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圣化那些意外早逝的个体。意外早逝是 悲惨的,这种悲惨给活着的人以绝对的优越感,而在某种优越感中崇拜死者无疑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隐秘的群众心理支配着这个时代,于是不断有人因为死亡而加入到被崇拜者的行列中:海子、胡河清、王小波这些生前名声不大的人在死后都变得声名显赫。这使不少文化人想入非非:要不要通过自杀等策略来吸引全中国人民的目光呢!我这样说显得有些残酷,但更残酷的是事实本身。就连我本人也动过此类念头。虽然大多数人由于胆小等缘故而不能实现此类荒诞的计划,但圣化死者这种集体活动仍会给他们足够的安慰。(全文阅读)

老村:祁连之行板
    读山
    我千遍万遍的目诵着蓝天中的云彩,
    忽而,读山声响彻在我耳域心头;
    我忘情地舒展开狂放的精神四肢,
    扑向我的母亲我的山这女性的毫无遮掩的怀中,
    这时候我西部汉子如壁如铁的肌肤睁开无数只眼睛如梦方醒,
    惊奇地吟诵着这也许是夸父追日那天便倒下的亘古长存的躯体。
    顷刻间一串雁声如鱼之穿梭静波如雨之跌落空谷,
    山之精灵为之震动,
    我触摸到了,触摸到山心的悸动,
    为这云空中的骄子,悲壮而肃穆的,
    为这云空骄子不绝的如诉的辞别。
    我想,我终于何日也会如他们,
    如他们用泣声列阵告别这母亲般的山野。
    不能,我以宇宙予我的感情拒绝。(全文阅读)

 

 
 

杨燕迪:爱无定律
       透亮的莫扎特与棕黑的真实主义,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在《卡门》中碰头相遇。出现这个奇迹,在整个歌剧史中仅此一次。
        歌剧《卡门》以鲜活的音乐笔触,叙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音乐色调的明亮与叙事内容的阴暗,两者间构成强烈反差。这种奇妙的品格不仅成就了作曲家比才的不朽伟业,也使小说家梅里美的原作在歌剧《卡门》面前相形失色。举凡文学名著的改编,陷入简化、稀释乃至歪曲的窘境,为数并不在少。仅歌剧中的文学改编,古诺的《浮士德》和托马斯的《哈姆莱特》均是简化稀释的有名例证,就连威尔第的《奥赛罗》这样被公认可与莎翁原作平起平坐的歌剧改编,也是以损失文学原作的诸多精华为代价。歌剧《卡门》的罕见在于,它不仅保留了原小说的真髓,而且通过音乐的独特力量,从根本上转化和提升了原小说的艺术品质。梅里美的《卡门》充其量是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而比才的《卡门》则具有充分资格被看作是一部“伟大的”歌剧。
        在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出版近三十年之后,比才主动建议采用这一题材写作歌剧,显然他是意识到了该故事中的深刻内涵和音乐潜能。尽管此剧排演时就因故事情节的大胆刺激备受挫折,但比才坚持己见,力排众议,终于将此剧搬上巴黎喜歌剧院舞台。可惜的是,比才不久因病谢世,无缘看到歌剧《卡门》在全世界舞台上的辉煌凯旋。自1875年至今,《卡门》盛演不衰,一直是观众最喜爱的歌剧之一。《卡门》通过歌剧,通过音乐,走向世界。
        自“卡门”经梅里美之手诞生以来,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一个具有多维象征意味的著名符号。在近一百六十年的演化史中,“卡门”这个女性人物吸引各路英杰,历经文学、音乐、电影、舞蹈等不同媒介的诠释,但只有在歌剧《卡门》中,“她”才获得了充实饱满和有血有肉的本体存在。这是一个必须依靠音乐的呼吸才能获得全部生命的人物,她的妖冶、狂放、热情和坚决,她全身的感官性魔力,几乎“本能地”召唤音乐的加入——因为音乐在所有艺术媒介中,是一种最有效的直刺神经的感官武器。以音乐塑造卡门,优势不言而喻。卡门似专为音乐而生,音乐也在期待着卡门。(全文阅读)

张建智:书魂何在
        那日,有机会参加上海图书馆晚宴日本国立文学研究资料馆的冈雅彦先生,席间,谈起了日本静嘉堂文库现藏之宋版书。这样的话题一打开,就自然谈起了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也谈起了嗜书如命、喜好收藏宋版书,在当年称为“一代书痴”之黄丕烈先生。当然,清代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也成了席间闲谈的内容。
        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史上,陆心源堪称个人收藏宋版书之巨头,他号称收藏了二百部宋版书。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是不能忘记上述两位同时代的藏书家。因没有了他们,历史上也许就不会记载陆心源这位藏书家的名字了。
        人称“佞宋”以及“百宋一廛”的黄丕烈(1763——1825),可谓在藏书界谁人不知,无人不晓,并在藏书史上留下了无数的佚事佳话。今天,一批批去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的参观者,带回的由这个文库赠送的介绍插页上,就留有着一颗颗“百宋一廛”这样的红印藏书章。这就是当年由黄丕烈收藏的宋版书,尔后就流入了湖州陆心源所建的百百宋楼。黄丕烈,江苏吴县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虽官名不大,但酷爱藏书而名满江南。“百宋一廛”就是他最有名的藏书斋。意思是这位主人,已有了收藏宋刻书一百部的书楼。其价值无可比拟,当然也说明了一个高额的经济价值概念。我国的宋版书,据说至明代已是以页论价了,有记载说:“有以宋椠版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一页宋版书要卖二佰两,可谓是高价征集,那么一部宋版书要多少银子呢?这不是吓杀人的天价了吗!但这确有其事。因为,历经战乱与动荡,宋椠本也所剩无几了。由于宋版善本书之珍贵,以致黄丕烈每得奇书,总要邀请名流绘画赋诗。如当他得宋刻本《孟浩然诗集》时,就请人绘《襄阳月夜图》,收藏了《三谓诗》,就有名流为其绘《三径就荒图》。这个风流书痴,每年还要举行祭书典礼,他每得好书总邀朋友共赏,并为得书写下跋语、校勘记等雅文。
        可时间是无情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宋刻善本书,最后大都流入了陆心源手中。陆心源名其藏书处为“百百宋楼”,这既有藏宋刻书二百部的自夸,也欲在气势上压倒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之意。这样的事,是书缘、还是书怨,抑或是中国独有的在藏书“文明”上之竞争?(全文阅读)

舒婷检点自己的爱情
        她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20年过去,她自称自己是诗坛“外婆”级人物。她在最近一次与上海作家陈村的对话中说:每当参加文学聚会时,她笑眯眯地坐在年轻人中间,扮演“狼外婆”的角色。
    “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中国有个传统,夫妻俩中某一方出了名之后,介绍他(她)的配偶时,常称其为“某先生的太太”或“某太太的先生”。谈到诗人舒婷和她的丈夫,我索性唱个反调,要说舒婷者,陈仲义的太太也,或更直接一点,陈仲义的太太是舒婷。
    陈仲义人高马大,长相一般,穿着随意,朴实得不能再朴素,木讷得近乎迂腐,属于内秀型。他在一所大学执教,是省内颇有名气的诗评家。本来出席省、全国性的一些诗歌讨论会都要有他,自与舒婷结婚之后,全让舒婷给硬挤掉了。
    他们同居鼓浪屿一条街上,推窗可望,临街可呼。同在文学圈。
    初闯江湖那会儿,鹭岛文学圈内朋友聚首,众人宏言阔论,惟陈仲义十有**沉默寡言,藏锋不露。舒婷暗中观察,若论对手,非他莫属了。每每过海进城以作家、评论家身份出席会议,他们往往“君立船首,我临船尾,同享一江水”。
    虽相互心仪,但谁也不愿先表心迹。历七八年之久,月老看不过去,终用红丝线将这对大男大女拴到一起。
    1981年的一天,舒婷远游三峡归来,还没及抖落一路风尘,陈仲义已树桩般伫立在她面前,“四目相对”,心有灵犀何须点,舒婷说了句“好罢”,一点也不朦胧,这对分别为32岁与29岁(舒婷自说28岁)的金童玉女,携手步上了爱情的双桅船。(全文阅读)

泰勒曼——竖笛组曲(下载)
  “巴洛克”一词源自葡萄牙文,原意指贝壳不规则的、怪异的形状。一开始主要针对17世纪意大利的建筑风格而言。从18世纪中叶,巴洛克一词开始在欧洲艺术史的艺术批评中被使用。当时认为那种浮华的、装饰性的、光怪陆离的风格, 对于追求古代艺术的质朴、静穆、严谨的文艺复兴艺术来说,是一种退化和堕落。“巴洛克”这个词在音乐史上则用来代表16世纪至18世纪中叶这段时期的音乐。直到19世纪末,德国艺术史学家韦尔夫林才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所谓巴洛克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潮流给予肯定和评价。他将这个时期的造型艺术和音乐艺术在风格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用巴洛克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个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这个提法得到许多音乐史学家的承认。巴洛克音乐作为音乐史中一个特定的风格时期被确定了下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斯卡拉蒂;法国的拉莫、库普兰,英国的亨德尔(德国人);德国的巴赫。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由于欧洲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和各民族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呈现出复杂、纷繁的状况,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在这loo多年间,作为一个特定的音乐历史发展阶段,在音乐技法上、风格上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泰勒曼。泰勒曼(George Philipp Telemann)1681年3月14日生于德国马格德堡(Magdeburg),自学作曲,家人并不支持他的音乐志向,最初他在莱比锡攻读哲学,据说他此时自己私下写的一些曲子,乐谱被同学发现拿去发表,由于实在写得太好,因此被力邀为圣汤玛斯教堂谱写仪式用的清唱剧,才使他终于走向音乐之路。他放弃读哲学全心投入音乐创作,很快地当上莱比锡歌剧院音乐总监,拥有左右整个城市音乐活动的影响力,接著陆续在Sorau,Eisenach,Frankfurt任职,最后担任汉堡市Johanneum的乐监同时兼任五大主要教堂音乐总监,从1721年到1767年。1767年6月25日泰勒曼在任内逝世,他的一生可以说都奉献给音乐,也左右了巴罗克晚期德国音乐界。 (全文阅读)

英国贵族称谓的演变
    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历史开始于5世纪,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风暴面前终于轰然倒下,世界的西方陷入500年沉沦、黑暗与血腥、战乱的年代。英伦作为帝国的边疆,最后一支罗马卫戍部队早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就已撤出,将这蛮荒的大地丢给了哈德良长墙那边的不列颠本地土人。不久,三支日耳曼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渡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这些日耳曼人部落自己也是半开化的,信奉奥丁神和北欧的多神教。日耳曼人征服土人,建立了数十个小国,彼此征战不休。百余年后,公元6世纪末,归并为7个较大的国家:东部和东北部盎格鲁人的麦西亚、诺森伯里亚和东盎格利亚,南部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萨塞克斯,以及东南部朱特人的肯特。从6世纪末叶到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大王赶走丹麦人统一南部,史称“七国时代”,颇有点类似我们的战国七雄的样子,彼此征伐无已,有时又合兵一处,抗击维京人海盗的入侵。
英格兰贵族的根就萌发在这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们首先就是军事贵族,是国王的心腹爱将,是民众的干城倚靠……
    1.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贵族的演变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列颠世俗贵族常常被泛称为“贵人”或“贵族”(ealdormen)。但又因时间、地区、财产的多寡和地位的差别,称呼有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起初,享有政治特权的氏族贵族被称为“哥塞特”(gesiths)。他们平时出入宫廷,帮助国王管理国家,战时聚集国王麾下,筹措谋划,率兵搏杀。可见他们原是一种类似于王室亲兵的军事贵族。就词义来看,“哥塞特”除包含着地位显赫重要的意思之外,还说明他们与国王关系密切,是“头领的扈从”、“国王的友伴”。国王巡游各地时,他们奉命伴随。(全文阅读)

吴昌硕家的奇怪绑架案
  吴昌硕是我国近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人们或许不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吴家曾遭到绑匪光顾。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次行动竟都出自熟人之手!
  绑架吴长邺未遂事情要追溯到1926年。那年中秋以后不久,上海市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吴昌硕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说要借10万元钱用用,“如若不借,别怪我们不客气”。信中还附有子弹一粒。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匿名信,问是否收到信?又说:“写信人我知道,现在不好点穿。他打算要绑架吴志源(即吴长邺),因为,只要得手,昌硕老人爱孙心切,别说10万,20万、30万都肯答应。”这个人是吴家熟人,这第二封信似乎是来通风报信的。
  两封信都交到吴东迈手里,为了免得家人恐慌,更怕83岁的老父经不住打击,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暗中托老友刘山农(著名书法家,与黄金荣交情极深)找到黄金荣,请他帮忙。黄金荣一口应允,说:“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吴家的事我非管不可。”
  原来,黄金荣17岁从苏州刚到上海时,在南市一家裱画店当学徒。恰巧这爿店就开在上海著名画家任伯年家斜对面,吴昌硕又与任伯年来往密切,两人都是裱画店老主顾。吴昌硕看到黄金荣遭毒打,总把老板劝住,还暗地里塞钱给黄金荣。所以,他心存感激。现在知道吴家有难,当下便指派徒弟“闹天宫”徐宝生出来解决。(全文阅读)

 

 
 

2004年「搞笑」诺贝尔奖揭晓
    一年一度的世界诺贝尔奖正在陆续揭晓之际,其「姐妹奖」─伊格诺贝尔奖(Ig Nobel)的颁奖典礼于9月30日在哈佛大学开幕了。这一常被称为「搞笑」或「另类」诺贝尔奖的奖项,是由哈佛大学及位于康桥(Cambridge)的科学幽默双月刊《不可思议研究年报》(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AIR)发起的,旨在鼓励人们在科技领域「不同寻常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展现科学研究人性和有趣的一面。
    在英文中,「Ig」有「卑贱」的意思,自谦无法与正式的诺贝尔奖相提并论。然而,按中国的古训,谦虚使人进步。历史早已证明,一些绝顶聪明人的一些最初「可笑」的想法,真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而今年满14岁的伊格诺贝尔奖,的确曾独具慧眼地识别出一些发人深省研究,譬如,1991年的化学奖的获得者是法国科学家宾文尼斯特(Jacques Benveniste)。他于1988年6月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研究,表明「水有记忆」。这一研究立即在科技界引起轩然大波,宾文尼斯特一度为此失去了实验室、科研经费和工作,甚至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信誉。直到1999年,欧洲几个不同国家四家实验室进行的独立实验表明,宾文尼斯特是对的,证明了水可以保留曾溶于水的物质的特性,即使水中不再有这种物质。后来日本的江本胜又通过水结晶实验显示,水还能识别思维、文字的内涵,能区分善恶。这一切都无法用现成的理论来认识。
    现在让我们看看2004年在各个领域中获得伊格诺贝尔奖殊荣的科学研究吧:
    一叶障目 不见森林
    此次心理学大奖的获得者伊利诺伊大学的西蒙斯宽大(Daniel Simons)与哈佛大学的查布瑞斯(Christopher Chabris),可能得到了这句中国成语的启发,他们的研究显示,当人们密切关注某件事时,很容易看不到别的东西,就算对一个装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都可能会视而不见。(全文阅读)

奇妙的缘分,美丽的瞬间

心有灵犀的感觉
想起一个人。 
想起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
有些人,不再见了,就是从你的世界消失。
而有些人,却依旧清晰。(全文阅读)

汪洋摄影:厦门鼓浪屿归来(全文阅读)

幽默:戏说电脑书名
    市场上的电脑书,个个名字起得入花似玉、美不胜收,令人垂涎三尺,巴不得立刻掏钱抱书回家。但是且慢,以貌娶人至少还有秀色可餐,不全算上当受骗,但是为一个漂亮的书名花几十块大洋,还剩下什么聊以自慰呢?
    1、 轻松入门
    当此书卖完后,书店老板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入家门了,因为老板娘正为该书卖得慢而闹离婚呢。
    2、快速入门
    当此书卖完后,书店老板会快速地跑进未婚妻的家门向她求婚,因为前段时间库存太大没有现钱,所以一直不能成亲。
    3、易学活用
    学来容易用来难,所以脑子必须很活才行。
    4、即学即用
    与“忌学忌用”相同。(全文阅读)

幽默:同志们,我今天革命了
  想想自己从上网以来,一直就是以XP的面目示人的,对不起国家和D对我这么多年含辛茹苦的教育,也对不起很多网友对我的谆谆教诲,自己也觉得害臊呢。怎么这么多年的教育,在我身上没发挥革命作用,居然把毛主席的恩情全都给忘记了,见别人喊个万岁居然要到处找痰盂,比起那些视主席如生父的网友来,我思想实在太落后了。没事情做的时候,还要写点东西揭一下贪官污吏的短处,莫非我真是个白眼狼?于是闲来无事,就跑去中华网去自愿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去了。
   说实话,一去中华网,我就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网页还没全开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红旗飘扬的革命气息。本来有点卑琐的发展中国家国民心态,也因此而一下得以振奋,反美杀日,核平台湾,还有那些把小泉PS成狗,把布什丑化成猴的图片,叫我一下有了威仪天下的无上荣耀,一只狗和一只猴,哪里是我中华的对手?!昨天我上街还见一耍猴的,把那猴子可是治的老老实实,叫它作揖就作揖,叫它打滚就打滚。哈哈,真爽啊!
   再看那一张2050年的世界地图,哇塞!太爽了,周边的国家都成了我们的特别行政区,算起来,那年我80,还能走动走动的,拄着条拐杖,去那些特别行政区转转,还可以那拐杖指点一下那些洋孙子,过一把天朝上国高级人种的瘾头。每次看完爱国人士们满腔热血的发言,我总是睡的很香,做起梦来,也都是左手拿皮带牵了一条东洋狗,右手拿绳子领了一只北美猴,日本婆子给我洗脚丫,美国女人给我点雪茄。
   不过最叫我激动的还是抵制日货的倡议,还有抵制康师傅等等台湾货的号召。是叫嚷抵制的同志们真的很清醒,对形势的判断也非常懂得把握得失。算起来,我们生活中缺了日本货和方便面的确也没什么大的妨碍。最起码,没了日本车,可以开德国的,没有了方便面,我们还有大米粥。TOSHIBA?去TM!TOYOTA?切!老子有钱买HUMMA!(全文阅读)

朱德庸:一个和上天对话的女孩(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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