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十一 期

真名周刊——每周精华文选

 
 

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一、犬儒主义和后极权社会 
    犬儒主义(cynicism)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Diogenes),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为了证明人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他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典人因此称他为“犬”。以节欲克己来谴责人间超度的权力行为,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在底约基尼斯那里,犬儒主义还是一种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下者即普通人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正如杜德雷(D. R. Dudley)所说:“犬儒主义者是布道人,他们所布之道是,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日子总得过下去。”〔注3〕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梁,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公元三世纪的享乐主义哲学家西欧多罗斯(Theodorus)就已经开始将犬儒主义精英化和权术化。西欧多罗斯是克兰尼贵族,是享乐主义哲学的代表。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虽然在物质享乐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却都鄙视现存价值(前者认为它不够理解享乐,后者则认为它过于沉溺于享乐),因此而有了衔接的可能。和底约基尼斯一样,西欧多罗斯强调的是智者和平常人的区别,但他更强调智者有权设置自己特殊的游戏规则。智者是自我完足的,适用于傻子们的规范标准并不适用于智者,一无所有的生活对傻子们有好处,但对“我们”智者就未必。智者并不相信过苦日子有什么好,但“过苦日子好”这个想法却能让傻子们安于本分。〔注4〕从西欧多罗斯起,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就成了权力精英设置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把普通人当傻子来控制的政治伎俩。 
    在现代社会中,互相联系的上下分层犬儒主义表现就更为复杂。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领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对政治冷漠,他们的犬儒主义其实往往包含了一种波维斯(T. Bewes)所说的“崇高的、升华了的价值尺度”,它往往“把抽象的真理和正直看得远比政治美德所强调的行动和想象来得重要。”〔注5〕大众犬儒主义发自大众受压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大众对现代政治功利伦理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并非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大众犬儒主义存在。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极权社会中,犬儒主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的状态下。真正有效的正统意识形态统治,其控制能力不只表现在扑灭异端思想,而更表现在封杀异端思想的可能滋生空间。以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经验背景的大众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正是极权意识形态对大众思想统治的绝对有效性。极权社会的“大众”指的不只是人数众多,而更是众人彼此隔离、相互疏离的状态。极权统治下的大众不断受到政治运动激励,不断处于动员状态之下,因此而聚合为“群众”,更确切地说,是“革命群众”。极权制度中,合众为群的关键力量是一个力行政治专制的群众政党。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勒夫特(C. Lefort)所说,“群众政党是极权主义的绝佳工具,国家和民间社会因此而成为一体。在每一个公开场合,党都体现了权力的原则;它传播某种普遍规范,使得这规范似乎出自社会本身。”〔注6〕群众社会不断处在“积极行动命令”之中,并以此形成绝对整体的大众社会。 
    极权统治用敌我对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统治社会。在极权社会中,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游离于公共政治之外,没有人敢公然对政治表示冷漠和怀疑,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所描绘的正是一幅不容冷漠和怀疑存在的极权社会图景。这不是一个绝对没有邪思的社会。极权制度下的邪思是“双重思想”,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他一面心存侥幸,但愿能免遭暴露,但一面却知道不可能永远侥幸。正如罗森(P. Roazen)所说,双重思想是一种“病”,“只有用双重思想才能理解双重思想”。〔注7〕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正统成为一种常态思想。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都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 (全文阅读)

周国文:公民、公民伦理与社会共同体
  對公民健全生活的推崇,是公民倫理存在的情感基礎。著眼於公共領域美德的培養,何謂公民倫理,這是一個仁智交鋒的問題。基於人是有理性的動物與社會合法正義的塑造--這兩個基本理念,公民倫理不僅是著眼於社會共同體成員在交際生活中的要求,也是公民個體完善人格與實踐品德的需要。在核心概念的提出上,「公民倫理相關於每一個人作為政治社會的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對待陌生人(一般他者)的恰當的態度和行為習慣。公民倫理只有在人們可以作為政治社會的成員以平等的政治地位相互交往的社會才能形成。」1 
  那麼介入對公民倫理核心概念的闡述,也需追問公民倫理的溯源。從外在的社會背景考察,公民倫理的起源與人類社會共同體制度的產生密切相關。從古希臘的城邦政治肇始,人類自然是趨向於社會共同體公共生活的動物。亞里士多德對城邦共同體的分析帶著先驗與讚賞的色彩:「我們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種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很顯然,由於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善,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並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2在不斷追求善的本性,並向著靈魂中有用部分靠攏的過程中,從這種政治共同體走出的公民是一種既適合治理又適合被治理的社會成員。他們真正掌握了人類真正美滿生活的諸要件,並且在最高最廣的社會共同體的善業中擁有正義。這種善與正義也正是古希臘城邦社會隱含的公民倫理其道德所在。在這裏,「道德,簡言之,只是一種價值取向;是一種與人的品行、操守及人格有關的價值取向;也是與人際交往有關的價值取向。」3 
  在公民共同體中得到大多數成員認可的價值取向引導了公民個人行為規範的塑造。雅典偉大的統治者伯里克利曾自豪地說:「我可以斷言,我們每個公民,在許多生活方面,能夠獨立自主;並且在表現獨立自主的時候,能夠特別地表現出溫文爾雅和多才多藝。」4畢竟公民只有在公民共同體中(如個人只有在城邦裏)才能滿足需要達到至善的目的,因此公民不能脫離公民共同體而得以成全個人的自由與完善,公民自足的生活需要在他人自足的生活中得以完備。
  公民在古代希臘的社會結構中佔據重要地位。公民既是社會治理的物件,又是社會治理的主體。他們對政治的參與也就是公共生活的參與,城邦即公民共和體。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概念:「全稱的公民是『凡得參加司法事務和治權機構的人們……』公民的普遍性質……是:「(一)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就可說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義就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5作為古代希臘社會生活重心的--「政治人」生活是一種充滿良善的生活。政治問題包括社會公共事務是要靠理性、程式與協商來解決的。而對此的共識是尋求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公民政治觀,作為一個同時適合於統治和被統治的人,也就是說公民同時具有主動制定法律和被動服從其他公民所制定之法律的特質。由於亞里士多德同時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所以一個理想公民的正當習性是:具有將公共利益或公共善置於私利之上的氣質傾向。雖然亞里士多德並不否定某些私人喜好的價值,但是他堅定主張公共領域比私人領域重要,因為人只有在公共領域中,才能發揮身為一個社會動物的最高能力。基於這樣的觀點,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具有理性討論公共利益能力的人,才適合成為公民,而只有自由人才具有這種理性選擇能力,因此除了擁有財產的成年男性之外,所有需要依賴他人生存的人,如:奴隸、女人、小孩、受薪階級,都不能成為公民 。(全文阅读)

徐国栋:国家何时产生
    一、国家名实的存在
    确实,在原始社会末期,还不存在国家(Stato)一词,迟至16世纪,才由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在其《君主论》的开首部分第一次使用。他写道:“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2]在这一句子中,马基雅维里用“Stato”一词表达“国家”的观念,Stato从Status而来,它最通常的意思是“身份”、“地位”、“情势”、“资格”,[3]现在它显然被赋予与其原有的上述意思甚为不同的意思。马基雅维里之所以把Status改造为“国家”,与乌尔比安的公法定义有关。乌氏在其《法学阶梯》第1卷中(D.1,1,1,2)说:“公法是关系到罗马人的事务之状况的法律”(Publicum ius est quod ad statum rei Romanae spectat)。这里的Status一语,指“一种固定的、稳定的地位,一种以道德上的确定性为基础的秩序的延续性和持久状况的活的标志”。[4]而“罗马人的事务”与下文将要论及的“公共事务”完全是同义词,因为Status rei Romanae 是Status rei publica的不同表达,因此,马基雅维里的Stato,不过是对Status rei publica的简化,是“公共事务之状况”的意思。[5]上述词源考据告诉我们,尽管“国家”一语确实是16世纪作者的创造,但它以古罗马人的政治经验为基础。
    马基雅维里在16世纪创造国家一词,并非偶然。在欧洲历史上,16世纪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开始”。[6]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各共同体无独立的民族精神,在精神上统一受天主教会的统治;在行政上则处于分裂和割据的状态,各领地、采邑和公国各自为政、闭关自守,形成了中世纪司法管辖权与统治权、帝王的所有权与政治的所有权的二元制,[7]由于缺乏严格的主权观念,领土可随战争或王室成员与贵族的婚嫁而改变。与近代的国家相比,中世纪的国家具有明显的统治者私人所有物的色彩,社会也不具备一个统一社会应有的密切相互关系,而是自给自足生产规模下的分散与疏离。[8]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打破了这一地区人民精神上的一统局面,为建立不同的精神地图创造了条件。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间的联系。领土兼并战争造成了一些较强大的政治中心,出现了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等独立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君权得到了强化,中央权力加强,使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成为可能。[9]与此相应,一切治国的重要手段,如税收、军备、法律等,都有大幅度的改变:人头税变成了永久的税项;建立了常备军;中央性的法院也在频频建立中,所有这些改革,其基本精神都是使一个共同体更趋于集中、统一、有组织性,一句话,更像个国家。作为这种种改革的结果,国家观念形成了,由于其形成,欧洲各国政府间建立起经常的、正规的、永久性的关系,由此开始了外交时代。从16世纪起,欧洲的历史基本上是外交的历史。[10]上述种种现象,史家称之为欧洲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形成,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概念,不过反映了这一现实。(全文阅读)

张荣翼: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的历史
    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学科的存在,人们大多是看到了它的记录过去文学史实的一面,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史实作为过去产生的历史的事实,这些对象本身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作为学科,它必须要有研究主体的介入其中,有研究主体的认识和发现。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1。这段话也许不无偏激,但它对研究主体的凸现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说,文学史学科的那些材料,即过去时代所产生、所存在的那些文学事实及非文学事实,它们本身的存在对今人来说或者已不能重现,或许只是过去存在的一些影子、残壳。过去写就而留传至今的文学本文似乎是表明了文学史实的力量,但是,如何来重现它们的光彩,如何整合它们仍然是今人的事。当初它被创作时的状况已可能与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那么,在这种文学史研究主体对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整合中,使过去的文学经典化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1
  经典化,即转化为经典的过程。这有两层含义。其一,过去时代那些文学本文,在刚创作出来时并不是经典的,经典一词的英语名词叫“classcal”,它即表达“经典的”这一含义,也表达古典的、传统的这样的含义,在汉语中经典一词则有传统的、权威性的著作的含义。因此,经典必须是经受了时间考验,在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的作品,而这在作品问世之初是不可能具备实现条件的。其二,经典化也具有“标准”的意义,而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时作者并无意于树立一个文坛的典范,他们的创作动因大多是由于某一生活事件有感而发,这种带有实用目的的写作本身是缺乏标准的普遍性的,而在文学史上则是使其具体意义被推到了背景地位,同时又使该创作被放置在文学的整体场景中,这样就使得当初文学本文的面貌被后代重塑了。就经典化的第一层含义来说,经典化就代表了传统化,文学史中描述的经典化了的对象就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这在某些方面来看也不是没有疑义的。事实上,有些文学家和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被人记诵,不是由于他们代表了当时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甚至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现是可与反传统划上等号的。在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反驳,现代派文学又是对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驳,中国的五四新文学也是鲜明地表达了反传统的态度,就这些史实而言,它们当然不能被视为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作为首倡性的东西,它们要么出现一次后就消失,要么出现一次之后还会有新的影响,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表现,可以说,那些瞬息即逝的东西大多并不具备载入文学史的价值,而载入文学史了的对象就不是只有流星式的一现就可以完全揭橥其意义的。(全文阅读)

董国强:一个美国人的民主革命观
      美国威廉姆斯大学法国文学与思想史教授苏珊·邓恩(Susan Dunn)的近著《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英文原名为Sister Revolution: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1999年在美国问世。中文版由杨小刚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发行。
        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场革命同样从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的启蒙理念出发,结果却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对“民主”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从对这两次革命的历史反思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
        作者的观念中渗透着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她关于“革命”概念的理解主要着眼于民主宪政制度的建构。她认为“革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制度安排,逐步落实“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的理想诉求。她强调新制度的建构应该尊重和服从以下一些价值理念:如对个人权利绝对价值的强调,多元的和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经验主义的工具理性,渐进的改革思路,对政治反对派的宽容,等等。从上述认知出发,作者对“美国革命”的诠释大大突破了我们所熟知的“独立战争史”的叙事框架。她认为美国革命完成于1800年,其标志是政权首次在联邦、共和两党之间和平交接。她对美国革命的积极评价主要基于两个事实:第一是民主革命在一代人手里基本完成,历时不到三十年;第二是以“麦迪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为核心构成的美国现代政治制度,打破了传统的禁忌,以一种持续的、体制化的、非暴力的政党冲突方式,同时实现了“稳定”、“统一”与“发展”等多种看似矛盾的政治诉求。她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两个奇迹。基于大致同样的理由,作者认为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是一场流产的革命。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倒行逆施不仅导致其自身的毁灭,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后遗症,以至于到1871年法国人民仍不知道共和政府为何物。(全文阅读)

赵汀阳:不纯粹的现象学(An Impure Phenomenology)
      1、在这里我准备站在现象学之外来讨论现象学,特别是与胡塞尔有关的问题,进而讨论某些更为一般的哲学问题。
        现象学要求“转向事物本身”,但是作为现象学最纯粹代表的胡塞尔哲学却并没有正确地执行这一现象学要求,胡塞尔试图使现象学成为一种纯粹的现象学,在我看来,一种现象学如果是纯粹的,那么很可能反而远离事物。也许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倒退,好不容易才彻底建立起来的纯粹我思(cogito)问题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很不纯粹的此在(Dasein)?不过,Dasein似乎比cogito更加丰富厚重——Dasein直接有着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负荷—从而总能够把cogito具体化到在世的境遇里去,本来cogito在事实上(以实际经验中的意识活动为证明)总是不得不具体化,于是,我们所准备思考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恰恰不可能是关于cogito本身的,而只能是关于存在境况的,因此,纯粹的我思在思中被不纯的境况消解了。也许我们也不能证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个纯粹的我思,但是似乎有理由说,纯粹的我思并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且纯粹的我思也不足以说明问题。海德格尔把问题转向此在是一种更纯正的现象学的方向(尽管海德格尔更想思考的是存在而不是此在,但这只是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意愿)。(全文阅读)

 

 
 

周实:读余凤高新书《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
    我不知道老余先生也就是我的凤高大兄喜不喜欢我是这样来谈论他的这本新著《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本来,我也想拉开架势作古正经地写篇评论,写他的《呻吟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写他的《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写他的《病魔退却的历程——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写他的《流行病——从猖獗到颓败》,这些都是他近年的著作,反应很好,销得也好,他简直就成为了疾病文化的专家了。一个卓有成效的专家,一个善于写作的专家——笔调细腻,资料丰富,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面对他的这些著作,我即使能笔下生花也是画蛇添足了。我想还是自知一点,随意地谈谈感受为好。
    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一个人若得了病,而且这病无药可治,那就无论你是何人,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富甲天下的贵人,也只能等待死亡了。这个等待何其残酷——你等待的不是别的——不是金钱,不是美女,不是幸福,不是事业——你等待的恰恰是你最不愿意等待的东西——那个最可怕的死亡!若是病魔性子不急,肺结核魔即是如此,那就更会受尽折磨,一日日,一年年,干瘪,枯萎,形销骨立,变成一具活的骷髅。这时即使你再有权,有钱,有名,有地位,也没什么意义了。这时,你是生不如死,只盼死神快快到来。穷人那就更别说了,即使病魔有药可治,他们也是无钱可治,只能默默含泪死去,就像不曾活过似的。至于进入什么史,那就想都不用想了,想也只能成为背景,构成一个死亡的数字,就像书中的“最新简况”:“全世界人口是60亿,其中20亿人染有潜在的结核病,仅美国就有1.5亿。如今,全世界有8.4亿的结核病人是活动性和有传染性的,这个数字而且每年都在增长。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在两亿以上。世界卫生组织把结核病正式称为‘带翅的埃博拉’;并声称,此病在128个国家传播,但只有23%的患者能及时得到治疗。”情况为何会这样呢?为何那么多的病人——77%的病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我们中国有多少呢?书中没有说,想也不会少,只是不说而已了。(全文阅读)

周泽雄: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
    此话不假,我的确患有抒情散文过敏症,对散文中出现的抒情笔法,从来不曾产生好感,更别提佩服了。散文当然允许表达感情,但表达不等于抒发,不等于非要为原本自然的情感涂抹唇膏,堆垛布景,填充泪囊,安装扩音器。出现在散文里的“抒发”一词,一望就觉得没安什么好心,就觉得机心深重、城府森严,它通常意味着对情感的摆布和折腾。散文中的情感表达,依我愚见,与观点陈述并无太大区别,虽然可以穿插种种章法或语言上的技巧,本质上却都得遵循有啥说啥的原则。在散文中,感情一旦被赋予了“抒发”的特权,也就等于为形形色色的矫情、造情、滥情,制造了舆论先导,开设了方便之门。对我来说,散文中的情感表达一旦乍现旱地惊雷之势,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把它打入私设的审美死牢。我无法接受抒情散文,就像我不能接受足球运动员穿着真丝睡袍在球场上踢球,不能容忍妻子旋转着芭蕾舞步陪我去大卖场。
    我对抒情散文的反感,不知始于何时。以往,我只是把它视为萝卜青菜级别的个人口味,没有道理可讲。但今天,因为读到一篇未便披露名号的朋友大作,中心耿耿,遂决定给自己下一份文字订单,内容是解释抒情散文为何不可接受;如果笔风顺利,那就再解释一下,抒情散文为何应该被逐出散文国。——我当然明白小文将面临的尴尬处境,我还知道,不管我的解释是否言之成理,抒情散文作为中国文学的一大强势品种,都有着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生命力。好在我把探险式写作视为行文的最高诱惑,也并无视写作为下棋的习惯,非要分出输赢。为慎重起见,我且预先声明,这是一次私设公堂性质的私人质问,执笔之前我胸无片竹。我真正的信念是,在文学批评领域,提出困惑远比释疑解难来得重要。
    我喜欢的散文家中,没有一位是擅长抒情的。如果这说明不了问题,紧接着我又发现,我知道并凑巧有所领略的世界级散文家中,也没有一位是以抒发感情名重于世的。我们这就试着数数,从柏拉图开始,到西塞罗、塞涅卡,再到蒙田、培根,兰姆自然不能遗漏,还可加上德·昆西和伍尔芙,新大陆的爱默生和那位瓦尔登湖畔的著名隐士。(全文阅读)

陈家琪: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也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个人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么朝代的古老故事。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么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出眼泪吗?
    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么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么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并不感兴趣,最大说一句“跟看恐怖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非得怎么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谁教育谁呀?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么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更害怕了,觉得什么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么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么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全文阅读)

傅国涌: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杂文中,他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位居国民党权势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狂妄自大的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还是在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之后。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传,是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大陆读者所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这两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的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他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生命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他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全文阅读)

莫言:三岛由纪夫猜想
  我猜想三岛是一个内心非常软弱的人。他的刚毅的面孔、粗重的眉毛、冷峻的目光其实是他的假面。他的软弱性格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生活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强大,那么跋扈的祖母用霸道的爱病态了这个可怜男孩的心灵。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怪祖母,很可能就没有怪异而美丽的、像腐尸上开出来的黑红的鲜花一样的三岛文学,当然也就没有文坛鬼才三岛由纪夫了。三岛虽然口口声声说到死,口口声声说他渴望鲜血,渴望杀人,井以艰难的自杀告终,但我猜想他其实是一个最怕死的人,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起码与凡夫俗子一样重。他夸大病情逃避征兵就是他眷恋生命的一个例证。
  我猜想三岛是一个在性问题上屡遭挫折的人。他对女人的爱恋到达痴迷的程度,而且是见一个爱一个。他绝不是一个性倒错者,更不会去迷恋掏粪工人汗湿的下体。我猜想他对男人体有一种厌恶感,他绝对不具有同性恋倾向,他有很多话是骗人的。我没读几篇三岛的文章,但如果三岛关于痴迷男人的话题是他初涉文坛,三十岁之前说的,如果他在四十岁之后再没说这类的话,那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所谓对男人的爱恋云云,其实是三岛标新立异、希望以此引起人们注意的邀宠行为。我猜想当时在日本,没有一个作家是同性恋者吧?三岛这样一闹,该有多么大的魅力啊,由此会让多少读者对他的文学感兴趣啊。他心目中雄伟的男体是他自己。他爱恋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并幻想着用这样的身体去征服女人,他有点虐待狂的意思对女人。三岛一生中很多特立独行;其实都是为他的文学服务的。问题的悲剧在于:评论家和传记家总是过分相信作家的话,其实作家的话多半是掺假的。掺假最多的是作家的所谓自传。作家的真面目,应该从他的小说中去发现。三岛由纪夫其实就是《金阁寺》中的沟口当然也不完全是沟口。(全文阅读)

狄马:傅雷之死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四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拉倒,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了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而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全文阅读)

 

 
 

房地产泡沫"崩溃论"能否成立?
  国外投行或媒体倾向于从全球视角来观察中国房地产问题,但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另外,他们考察的重点往往是重要城市的中高端市场,因此他们的判断很难说是全面的。
  以大摩为代表的外国机构或媒体发布中国房地产泡沫论已经颇有一些时日,并以其影响力引发了市场的极大关注和讨论。
  国外投行或媒体在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时,往往把中国的情况与全球主要西方国家的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进行比较,显示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纳入到全球经济大背景中加以理解。但事实上,国内外的情况有着重要的差别。
  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另外,他们考察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重点往往是重要城市的中高端市场,因此他们的判断很难说是全面的。
  全球背景
  19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都经历了一个价格大幅上涨的过程(见表1)。早在2002年,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国外财经媒体已经对本轮资产价格的上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与三大要素有关:
  (1)四十年来最低的利率;
  (2)经济周期的影响;
  (3)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资本流入房地产。
  其中,偏低的利率水平在发达国家的成熟房地产市场中,显著地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低利率意味着通过住房金融的支持,居民家庭对住宅的购买力大大提高,投资住宅用于出租也因为融资成本较低而获利更丰;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率较低,鼓励了更多的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以期获得保值、增值或者获取稳定的租金回报。而最初的房价上涨一旦衍生出市场参与者普遍的涨价预期,市场投机就会盛行,推动房价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泡沫成分。
  但是正因为成熟房地产市场对利率的敏感性,利率升高也容易产出挤出资产价格泡沫的效应。从2002年澳大利亚央行带头提高利率以来,英国央行、美联储相继提高利率,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一轮利率上涨周期,这已经给澳大利亚、英美等地的资产价格泡沫带来很大打压。
  国外有研究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周期与经济周期相关。有趣的是,大致而言,1980年前资产价格的变动常常与经济周期相一致,而1980年之后,两者往往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笔者以为,这表明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不动产作为投资品的属性得到大大加强。发达国家资产价格的变化,更主要地取决于资本在逐利过程中的流动方向,而不是取决于购买力。(全文阅读)

景桂兰:俄罗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等于多少GDP?
  单纯地从物质积累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的转型,那可能会偏离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失来评价变革的失败,而是要看到变革是否走向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安排和一种顺畅的经济秩序。
  俄罗斯很奇特,它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国,这一特征如同其双头鹰国徽寓意的那样,具有东看看、西瞧瞧的地理便利和形成欧亚合璧的思想优势。
  1991年独立后,俄罗斯进行了近15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其广度和深度真可谓惊天动地、史无前例、争斗激烈、艰难曲折。到底怎么看待其翻天覆地的社会经济变革?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俄罗斯那场休克还缺乏正确比较和反思,很多国人还在为俄罗斯现在的困境投出悲天悯人一眼,相当多的人还以为俄罗斯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噩梦之中,甚至他们对穷困的俄罗斯人为何不再选择俄共的久加诺夫重新执政而愤愤不平。
  单纯地从物质积累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的转型,那可能会离开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失来评价变革的失败,而是要看到变革是否走向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安排和一种顺畅的经济秩序。
  15年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最大成果是宪法确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及制度,促成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俄罗斯在经济制度方面已经彻底抛弃“玫瑰色的幻想”,根本扭转了“高投入、低产出、无效益”的行政命令体制。俄罗斯一些资深经济学家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革有不连贯性、矛盾性甚至野蛮性,但毕竟遏止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总结全俄各界在反思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解时,普京曾多次指出:“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全文阅读)

外资抢滩中国后的悲欢曲
    最近两个月,中国政府欣喜若狂地向世界发布消息:1-7月,引进外资共570亿美元,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进外资国。
    然而,就在中国政府期望更多的美元哗哗淌进时,对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后果出现了几种立场完全不同的评估,这些评估者的身份、立场各不相同,但却表明在投资者心目中,「中国梦」正在渐渐退色。
    德国工商界梦碎中国
    最近,悲观情绪正悄悄笼罩德国工商界。
    德国的中国投资热已经持续了好几年,除了西门子、奔驰、大众等德国跨国集团纷纷进入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中小企业也希望与跨国集团一样,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分享诱人的果实。2002年,德国的中国热上升到白热化状态,传媒的推波助澜更使人们相信经济成长的机会就在中国。这一年,德国工商总会上海代表处和德国中央银行专门对在中国的1,460家德国公司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重点是德国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现状。调查结果表明, 51%的中小企业获得了预期的利润,27%的企业甚至取得了更多的利润;48.3%的企业需要1到3年的时间实现盈利,35%的企业要用超过3年的时间盈利,只有12%的企业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盈利。
    对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为此,德国路德维希港应用技术大学与慕尼黑的哈尔曼•海默尔拉特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做了一个调查,向从未与中国有业务关系的600家德国中小企业发出问卷,调查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这些企业包括机械制造、电子技术、药品、化学、纺织品和汽车零配件等行业。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德国中小企业的绝大部分准备在近两年内进军中国市场。
    在一片叫好的巨大声浪中,一些本应该引起注意的报告完全被忽视了。其实也就是在2002年7月初,德国工业界曾向德国联邦经济部长提交过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德国在华企业在这份文件里罗列了他们在中国市场上遭遇到的众多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腐败、官僚、名牌产品仿造侵权等等。但在方兴未艾的淘金梦中,这种声音注定无人理会。 (全文阅读)

让一部分猪先富起来
     从两个方面可以验证此命题的科学与成立。
  一个是利益分配学上的,一个是人类需求学上的。
  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不让一部分猪先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狗先富起来,让一部分狼先富起来,让一部分狐狸先富起来,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与结局?若再不小心而是让一部分狮子与老虎先富起来,那后果又是怎样的更加悲壮?不管我们知道这个口号是不是如此的低劣、如此的俱有欺骗性,但我们必须得这样喊。
  猪富起来的最大效果就是满足了其他生灵的需求。其他凶狠与卑鄙的畜生就不说了,单说人,一生中干得最多的一桩事就是:杀猪宰羊。即便自己不干,也会假他人之手干。人类活到现在连自己都说不清了,猪吃了人或人吃了猪的比例到底是多少?或许又是一个天文数字与1的关系吧。当然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如果猪富了猪肥了人类不杀它而让它自生自灭的话,那么人类是不是应该遭到一些天遣?这个问题猪想了一百年都没有答案。
  这就是现实。
  但这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精神,怎样尽快地让一部分猪先富起来。
  会有许多人笑鄙人,认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怎么一到了你的手上,就这么深奥、这么复杂了?要想让猪富起来,不就是一个环节吗:多加饲料。
  对,一百个对,但这只是你养在猪舍猪圈里的猪。按照让一部分猪先富起来的科学理论分析,其实你也是一头实实在在的猪(当然,我可能也是)。你想,猪能让猪先富起来吗?
  虚心使人进步。看看猪等同于猪、猪又不是猪的见解,你才会明白让一部分猪先富起来的理论多么具有建设性和时代性。
  要想先猪先富起来,首先要解决一个让猪吃什么的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已经告别了一个吃糠咽菜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吃糠咽菜是与面黄肌瘦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最不完全的统计,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已经平均每人增加了10至30斤的体重。同样的道理,要想让猪先富起来,也必须得让猪告别吃糠咽菜的历史。人类富起来是靠吃猪肉完成的,那么要猪富起来而让猪吃什么呢?――不用多想,所有富起来的猪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对,也是吃猪肉。猪吃猪肉?是的,猪吃猪肉。看把你惊讶的,这方面丝毫不奇怪。(全文阅读)

秦晖:东欧专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二、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
  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
  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全文阅读)

怎样才能“得不到”诺贝尔奖?
  2004年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像往年,再次重复了两个由来已久的特征。一是获奖者中依然以美国人居多,二是在获奖者中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略低于5%,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却占全部获奖者人数的70%以上。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3名美国科学家获得;此前公布的医学或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也是两名美国科学家;两位经济学获奖者中有一位是美国人,另一位虽不是美国人,但却是在美国受的教育,现在还在美国教书。据有人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2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于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获奖这个问题,人们问得不多。而为什么中国人始终未能出现在诺贝尔获奖名单上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也是中国人,但他们未在国内得奖,我们却一再追问。也许,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思考,会得到一些新的线索。我们要问:怎样才能得到诺贝尔奖?或者问,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我发现以下的一些做法与得不到诺贝尔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有没有丰富多样的创造精神。美国的诺贝尔获奖者中八成以上来自私立大学。没有顶尖的鼓励创新的大学,就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
  美国是世界上私立大学最发达的地方,也可能是惟一没有国立大学的国家。美国顶尖的前20个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私立。美国的大学,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不需要与政府机构协商办学方针,治理大学的权力和对校长的任命来自于独立的校董事会,这样的董事会既独立于大学,也独立于执政党与政府。学校管理层仅向独立的基金会董事负责。私立学校也有来自政府的经费,但是这些学校只对独立的经费托管人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当局负责。它们鼓励创新,创造条件使人创新。中国顶尖大学中有多少是创新精神?中国的公立大学对谁负责?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对得到诺贝尔奖就增加了不少把握。(全文阅读)

 

 
 

徐友渔:“赢者通吃”绝非正义原则
    据报道,优秀运动员、奥运会冠军刘翔日前被华东师范大学授与“优秀学生”称号的同时,被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硕博连读。
    大多数人对这条消息的反应是否定性的。有人认为,学位不能当作奖品,这么做学位就不值钱了;还有人认为,这样做,大学的学术标准和水平就值得忧虑了。如果这条消息属实,我首先产生的疑问是:这种做法有没有依据?根据的是教育部的条文,还是学校自己的规章,亦或只是学校当局的心血来潮?我不想批评刘翔,我相信并不是他强行索取这项馈赠,而且我认为刘翔不会接受这个对他的前途并不是最有利的奖励。有评论说,这不过是学校强把奥运会冠军留在本校的手段。
    在入学录取时照顾优秀运动员,是中外大学的通例。而且,运动员越有名气、成绩越好,照顾的幅度就越大,这是有道理的,人们不但理解,而且支持。但显而易见,照顾并不是无限的,被照顾者可以比一般学生成绩差,但大体上总得像个大学生、研究生,何况他们进入的往往是名牌大学,这些学校无论如何不能拿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声誉开玩笑。
    更重要的是,录取大牌运动员一定会成为重大新闻,这件事不可避免具有示范效应。在社会公正成为目前中国人最关注的问题的情况下,占有高等教育这种稀缺资源的标准应如何掌握,是大众关注的问题;如何打破常规给极少数有特殊贡献的人以特权,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全文阅读)

高校助学贷款难题:我为什么要违约
    随着新国家助学贷款办法在9月的发布和实施,一度闹的沸沸扬扬的高校贫困生停贷风波停止了声息。新办法除改变贴息方式和延长还款年限外,还变指定银行为招标,并增强了高校在是项工作中的职责。
  “这对贫困生来说,是福音,而对高校来说,则无形增加了负担。银行风险在一定程面上转嫁给了高校。”一位高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停贷风波之后
  停贷风波始于2003年9月。
  新学期开学后,天津市内几所高校同时收到来自工行的“红牌”告示:暂停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原因正如工行天津分行一位人士所称,逾期未还款的毕业生人数过多,贷款不良率较高。
  据工行内部人士称,停贷的依据是人行8月下发的一份文件,该文件称,对于借款人违约比例达到20%且违约人数达到20人的高等院校,暂停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停贷风波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全国城市高校间大面积曼延。
  整个事件使教育部、人行、银监会等部门不得不坐在一起,商讨对策。
  2004年1月19日,教育部、人行、银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通知称,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不能擅自停办。对辖区内已经被停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高校,由人行采取积极妥善措施尽快恢复。(全文阅读)

布尔迪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人们知道,这一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来实现的。考试完全保证考生的表面平等,却以不具姓名的方式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教师会考的辩护士们可以合理的论证,这种考试与建立在地位和出身基础上的选拔制度相反,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这样,就是忘记了考试所保证的表面平等只是把特权转化成了成绩,因为他使社会出身继续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更加秘密而已。
  但是,能不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呢?出去其他只能以外,教育制度应当生产出经过筛选和分成等级的人,此种加工一次完成而且终身有效。根据这个逻辑,希望考虑社会方面的特权或不利因素,主张按照个人的实际成就,即克服了多少障碍来排列名次,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即一直堕入荒谬,就会导致支持分级竞争(像拳击那样);或者像康德伦理学那样评价成就,测量出发点与达到点之间,即社会条件形成的能力与按学校标准测量的成绩之间的代数差,也就是退让条件的相对分类。和康德因行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气质”而对两种本身对等的行动作出不同的评价一样,这里考虑的也应该是社会条件决定的能力而不是自然倾向,不去检查按时取得的学习成绩,而是检查这一成绩与不同的出发点距离远近。不看一点,而看曲线的斜率。根据这一逻辑,对出身处于不利地位阶级的人的劣势的估计和按照克服困难的大小对取得的成绩的评价——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会使人认定创造出不同成绩的人的成就相同,创造出相同成绩的人成就不同,会削弱学校标准排出的名次的意义,会使受到如此人为优待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从这种蛊惑人心的相对化中得到的好处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的假设并非完全空想。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改革,曾经提出过系统增加工农子弟进入高等学校的数量和提高他们考试成功率的目标。但是,只要不平等没有真正的被教学行动所铲除,平等化的努力就是表面的。波兰就是这样,在行政力减弱后,一直上升的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的比例从1957年开始下降。(全文阅读)

施义慧:19世纪前期英国宗教与工人阶级子女教育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但是在欧美各国中英国建立国家控制的国民教育体制却比较晚。其原因很多,但19世纪英国宗教的复杂性以及各教派对教育权的争夺与控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将从19世纪前期宗教在工人阶级子女教育中的地位的角度对此略作分析。
    19世纪以前英国宗教与工人阶级子女教育的状况
    从16世纪以来,英国虽然号称基督教国家,但却是教派最为复杂的国家,除了获得国家认可的国教(圣公会)之外,还存在着各种教派,譬如苏格兰的长老教、爱尔兰的天主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以及浸礼会和公理会等,即使在国教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这些宗教派别在英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总体而盲,国教在19世纪以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国教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影响力,更主要是体现在它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上。国家的首脑也是国教的首脑,主教由国家任命,国教的高级教士在议会上院中拥有席位。而在教育上,两者的结合尤其紧密。人们认为教育应该置于“这个王国的国教”的“控制和赞助之下”。这种观点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仍被坎特伯雷大主教看作是“这个国家关于教育的首要原则”。[1]
    在19世纪以前,人们为工人阶级子女所提供的微乎其微的教育机会中,几乎全部来自教会团体的资助。在1800年左右,除了少数的慈善机构创办的慈善学校和教会的主日学校之外,工人阶级子女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英国政府在为他们提供教育方面也无所作为。但是从19世纪初开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工业革命的进展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流动导致城市日益拥挤,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社会不满情绪日益浓厚,等等。面对着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一些有理性的人尤其是中等阶级开始意识到对工人阶级子女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对工人阶级子女进行适当教育,能够使他们臣服于上帝的安排,并明白上帝对他们的回报在天堂之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而各个教派也对自己在贫民教育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行新的思考与争夺。从1800年到1870年这七十年时间里,不仅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这一段历史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这种烙印之深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觉。(全文阅读)

郭宇宽:令人失望的许纪霖 ——兼论大学要有大情怀
  刚在世纪中国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看到一篇文章《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作者许纪霖先生经常在该网站发表文章,很有意见领袖的风采,其中不少文章我都非常赞同,但这篇文章阅后,却让我想起今年初的一段经历,不由骨鲠在喉。
  那是由二十世纪教育协会的杨东平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的一次关于反高等思教育体制的研讨会,会上很多关注中国教育问题学者都有精彩的发言,许纪霖先生的发言主要是反思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主题,可许教授的发言流露出的态度却叫人感到不安,他着力抨击了当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研究生招生制度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如何让更多人人可以分享我们的教育资源,如何在教育资源分配领域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如何使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可以相互促进?都值得剖析,可他有一段话让我怎么都忘不了,许教授非常严肃的说:“当前象我们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招研究生,居然居然考来的都是一些象什么XX师范学院(我认识的凤凰台付台长刘春、南风窗主笔章敬平等一批优秀人物本科都是这样XX师范学院毕业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三四流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除了会考试和我们这些名牌学校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生素质根本没法比,在现在的研究生选拔制度中都成全了这样的学生。”于是他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完全是失败的。老实说我对研究生选拔中侧重应试也有不少看法,但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让人很感到吃惊,我当场就提出了置疑,希望许老师以后注意不要说出类似对于凭着自身努力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同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看的出来我的提问,让许先生很不耐烦,他的反驳有一种“名牌高校”教授距高临下的态度,幸亏我所毕业的院校排名还比华东师大要高,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否则真是要自卑的找条缝钻到地里。(全文阅读)

郑也夫:我能影响中国吗?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听表扬的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喜欢听批评。也不知道这脾气是生来就有,还是幼时的环境造就的。小学六年我一直是个顽劣少年,五年级才入队。老师常常要找家长,表扬很少听到。照理说,稀缺了更应该喜欢,可是我一听到表扬就坐立不安。从来没有得过奖状,区里小学田径比赛的奖状是个例外。我当众领取那奖状时竟异常坦然。那时候还没有分析能力,大概是感觉到它是以最过硬的成绩为基础的,不是谁谁的恩赐,里面也没有谁谁的好恶。从十几年前开始,拒绝申请任何奖项。觉得它们要么廉价,要么虚假。即使不廉价和虚假,我也无意靠近。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缺乏表现欲的人。但是就像少时赛跑一样,有成绩放在那里就够了,要别人的表扬和评价作甚?
  听到我的学生陈心想从美国发来e-mail,祝贺我被评上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一头雾水。从网上查查,才知道是《南方人物周刊》搞的名堂。忝列我所钦佩的一些人物之中,冠盖如此显赫的头衔,一个不喜欢表扬的人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亢奋。立即骑上车子,到报摊上买来一份《南方人物周刊》。那亢奋大约持续了二个钟点之久。
  待亢奋过去,我才怀疑人家对我的抬举:我能影响中国吗?
  40岁以前,我曾经以为自己提出过的一些想法,说不定对中国小有影响。40岁以后,我再未怀抱过影响中国的奢望。当年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你影响了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哪里,我只是影响了中南海附近的地方。这之中最表面的含义无疑是自谦,但如果只有这层浅白的含义,他就不是毛泽东。我猜想,在空间上毛泽东有悲哀,地方官的腐化他很清楚却从来也没能管束住,他能较好控制的只是京官。在时间上他更深怀忧虑,疑惑他对中国的影响不能持久,死后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影响中国谈何容易。毛泽东尚且如此。形格势拘下的一个侏儒的一句真心话是:我只能影响我的几个学生。
  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我以为真理显然在我们手里。在辩论中我们甚至没有够格的对手。樊纲和我只争论了一个回合,就高挂免战牌。我主编了一本《轿车大论战》,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甚至要帮助对方组织文章,可是实在是找不到够格的支持轿车的作者和文章。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无改中国之国策――拥塞轰鸣的轿车是对我等侏儒的最大的嘲讽。(全文阅读)

 

 
 

易中天: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读宋史
    一 改革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这哥们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全文阅读)

周泽雄:三国现代版 曹操魔方
    曹操是一言难尽的,他其实也当得起“完人”二字。若诸葛亮的“完人”体现在高尚的人格节操上,曹操则在性格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
    曹操的幸运在于,由于他超卓的异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迈的辐射力,讲述他的故事,褒贬他的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为人们的习惯冲动,他留存至今的事迹、传奇也变得格外众多,以至谁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
    曹操的不幸也与此关联,即曹操的能力虽十倍于汉高祖刘邦,但由于他毕竟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统的大业,也没有像刘备、孙权那样亲身到御座上过一把皇帝瘾,换言之,由于他没有动用强力将自己宣布为正统,不领情的旁人、后人便反而将窃国大盗的咒语啐向他的面门。
    此外,由于曹操的后继者一个比一个无能,大魏江山几乎算不得一个完整的朝代,他开创的政权甚至没能延续到培养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这也加重了对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后声名只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败者、颠覆者去嚼舌根了。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针对曹操的处境,曾如此感慨道:
    “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许是先生演讲时未曾特别留意(这也是演讲这一形式本身难免的),鲁迅在这里只提到了“后一朝人”,而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事实上当时来自敌对国蜀汉和东吴史官的编派与损毁,对曹操的伤害只会更大一些,更刻薄尖诮一些。查《三国志》裴松之注,我们发现来自这两个邻国的著述,为数甚多。(全文阅读)

葛剑雄:“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
  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数年内所向披靡,已经占有白山黑水之间。1118年(北宋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宋朝的特使马政由海道前往金国,与金主开始了结盟攻灭辽国的秘密谈判。1120年(宋宣和二年),宋朝特使赵良嗣再次赴金,商议夹击辽国。就在赵良嗣到达时,金国正式宣布与辽国断绝关系,金兵攻陷辽国的正式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的覆灭已指日可待。赵良嗣向金主提出:破辽以后,宋收回燕京(今北京)一带原属唐朝的汉地,将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按原额转付给金国。金主口头答应,宋收复的“汉地”包括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平(治今河北卢龙)、营(治今河北昌黎)等州在内。但在他写给宋主的亲笔信中,却提出了这样的条件:金兵自平地松林进兵古北口,宋兵从白沟夹攻,否则就不能如约。宋朝又派马政出使金国,带去的国书中写明“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显然,宋朝的目标是收复包括今河北部和北京在内的全部五代失地。但金方的复书却只同意归还“燕京东路州镇”,宋朝“若更欲取西京(大同一带),请便计度攻取”。话说得很明白: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和出兵夹击只能换取燕京东路一些州镇,如果要收复西京,就自己凭实力去攻取吧!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尽管当时宋朝大臣中不乏反对的声音,甚至认为此事的结局凶多吉少,但谁也没有料到,七年后金兵就会攻陷宋都开封,满心想收复失地、完成统一大业的宋徽宗会落得父子北狩,魂断异国的下场。(全文阅读)

重读赵丹的遗言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此二书已成为年轻一代演员案头必备的经典教材,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此文发表时我读过,但那时我还年轻,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前不久,采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她送我两本书,即《我和爹爹赵丹》和《两代丹青》。读到关于这篇临终遗言的文字,不禁使我产生一种震撼。赵青在书中说,一九八年九月三日,赵丹在北京医院作了外科手术,但晚了,胰腺癌已扩散到肝部,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已经垂危。不几日,胡乔木来到医院看望赵丹,并与他长谈。赵青描述说,“胡乔木频频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你讲得对!继续讲,讲下去,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胡乔木当时是否说了这些话,无从考证;但赵丹说的话却是可以查证的,因为白纸黑字,有赵丹的文章在。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一九八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十月十日,赵丹就去世了。据赵青说,此文是经胡乔木转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似可信,不然,这样的“直言”不一定会在党报发表。
    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全文阅读)

吴思: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帝国组织的兴亡条件及其演变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1]。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2]。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3]。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袭贵族也逐渐被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4]。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全文阅读)

科学研究: 分辨对方是否在撒谎
    线索并非如木偶奇遇记中小木偶 Pinocchio的大鼻子一样明显,但是存在著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侦查到一个人在说谎之时所显露出来的微妙讯号。
    根据美联社10月14日报导,大部分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些虚伪后面一闪即逝的线索,但是心理学教授玛琳-欧沙乐(Maureen O'Sullivan)已经找到一些线索几乎可以每次都可以将撒谎的人揪出来。
    在13,000名受「谎言识别能力测试」的人之中,「我们找到31人,我们称呼他们叫真相奇才(Truth Wizard)。这些人通常可以辨别出对方是否在说谎,内容包含对一些事情的意见,如对方的感觉如何等等 。」
    在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教书的欧沙乐教授,在10月14日(周四)的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第23届年度科学报告研讨会(Annual Science Reporters Conference)中提出她的研究发现。
    欧沙乐教授负责主导一个由警察与其他人所组成的研究小组。这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如何测谎。
    她说:「我们希望藉由研究我们的真相奇才,我们可以学会当一个人在说谎之时,他的某种行为、某种思维与表达方式正在不知不觉中告诉别人─我正在说谎。」(全文阅读)

 
 

周泽雄:谈谈上海的地名
    这座寄存了我三十来年的巨型城市,有时想来,我的经历、情感都已被拴系在那一个个地名上了,偶然路过,它们便如失散的老马“得得”走来,努力挨擦我的腮帮。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星群,它们熠熠烁烁,辐射而来,使我渺不足道的生平具有大海的宽度。而地名像岛屿依次浮现,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像夹带着磷光的海潮漫上某夜的枕边。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这份默契有时还会飞翔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境界。比如我的童年是在上海顺昌路某幢石库门房子里度过的,时过境迁,那段岁月便像一艘沉船抛沉在那里,除非我重新进入那片海域,面对雅庐书场,找到那位因双腿被截而仿佛戴着一副熊掌的理发师,最好还能看到他嘴里的两枚大金牙。哦,这故事没法叙述,它需要穿透后的面对,也就是说,一份默契。当然,事情也有它不如意的一面,在上海我也尽有着懊丧和失意,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虽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有些深意无多而隐情又很稀薄的自然说说也无妨,只是隐情和深意是个相当滑溜的东西,心理的度量衡没人能够统一。比如我可以坦然告诉你“朵云轩”对我意味着书画因缘(这等于没说),牛庄路也提醒我一度有过对无线电的爱好(这也说了白说),我甚至敢壮着胆子承认,我之所以走过兴乐里(注意,这地名系杜撰)总要朝那幢红砖小楼里瞧上几眼,是因为那里曾住着我的一位小学女教师,我曾有两年时间爱她爱得如火如荼,乾坤颠倒。但是别的,我只能避而不谈了,那是地名与我共有的一份款曲,我保护它不亚于爱美女性遮掩左腿上的一块胎记,我是说她会回避游泳和超短裙。(全文阅读)

杂忆上海藏书楼的人和事
    藏书楼原来是作为徐家汇天主堂传教士们的资料室建设的,完全按照欧美图书馆建筑的格式来建,二楼是藏西文著作,拉丁文和法文为主,房间里一圈高到天花板的书架,中间有个夹层的走廊,可以取上层书。房间中间都是大写字台,供阅读研究。现在欧美大学的老图书馆都是这样的。
    一楼藏的是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传教会以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为南方传教中心,号为南堂,派出的传教士有义务采购到达地的地方志送回来,因此一楼几乎收齐了清朝中后期各府州县的地方志。存放在高到天花板的书架里,中间没有二楼那样的腰廊,要爬高高的扶梯上去取书。藏书楼的外表很不起眼,是很朴素的,只有在入口的地方有一点装饰纹样。现在一楼是6间,二楼是7间,1994年建地铁时为扩路拆去了一楼的一间,变成了骑楼模样跨在人行道上。1949年后,藏书楼归了上海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所有解放前的旧报刊全部
都放到藏书楼,成为红卫兵查找材料的重要来源,比如张春桥以‘迪克’笔名批评鲁迅的文章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是复旦大学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所以到了70年代,这里戒备森严,外面原来是有个院墙的,有个小门,要局级以上单位介绍信才可入内,查找资料也严格限制单位提出的任务范围内。(全文阅读)

陈仓:最危险的两个种流氓
    流氓,原指无业游民,现在指具有为非作歹,不务正业,不按规矩办事等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团伙组织,其主要行径是放刁、撒赖、调戏、猥亵、讹诈、威胁等。历览古今中外出现过的矛盾、危机、动荡和不安定案例,我认为,有两种流氓最危险,一是流氓无产者,二是流氓有产者,这两种流氓是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安定的祸根。
    流氓无产者,就是无业游民。这些人由于无固定职业而无法安居,衣食住行没有保障。为了生存,他们有三种选择,一是单独偷盗,二是入伙为匪,三是“当兵吃粮”。吴思先生的著作《血酬定律》中的“匪变”一节已有精辟论述。秦汉至民国,流民为匪,匪变兵,兵变匪,官变匪的事例不绝于史。从许多历史事件看,流氓无产者的暴力行动对经济社会秩序的破坏,对人口、环境、自然资源的伤害,对城市村镇、社会财富、文化资源的损毁十分严重。历史上的流氓无产者是怎样形成的呢?无非土地高度兼并、苛捐杂税过多、徭役过重、天灾人祸,且无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等五种原因。在2000多年的兴亡史上,我们聪明的祖先居然对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认识,这是导致中华民族内耗不断,自虐不断的制度性缺陷。假如那些流氓无产者是安居乐业的“中产阶级”,或者能够得到社会保障机制的养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成为铤而走险的匪徒。(全文阅读)

大卫:一个北京,两个另类
    先是步行五分钟到广播学院站,坐八通线,在四惠东站转一线地铁。这钢铁的躯体,在这个秋日下午,呼啸着把我带到东三环。我这个外省青年,背着包,低头走在没有一棵像样树木的建外SOHO,问了两个人,拐了三个弯,坐电梯(摁错了一次按钮),来到了四号楼三层的“真锅咖啡”。下午的阳光,有没有照到这间屋子,记不得了,只记得灯一直在开着。我要参加的是《北京A to Z》的座谈会——一本关于北京的书,副标题为“26个字母里的城市体验”。按说,一本写北京的书,最理想的发布环境,应该是茶馆,有京韵大鼓(至少得有单弦什么的),有小二手托长嘴大茶壶,在屋子里穿梭,冷不丁地吼一嗓子:又来一位爷……一本关于北京的书,在这个新贵的社区里举行,像黑白片里党小组临时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
    透过窗户,可看到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游移的人。一个比一个行色匆匆,他们中有盲流。政客。新兴的小资。拾荒者。送水工。失恋者。中产阶层。退休后没法报医药费的大妈。刚谈妥一个订单的广告商。一周前被解雇的白领。连着两天都受了窝囊气的公交车售票员。刚构思好一篇小文的自由撰稿人。北京的阳光,无一例外地照在他们身上,前胸或者后背,顺风或者逆风的原因,都沾染上北京的风尘,也许他们会“吭吭”地咳嗽两声,又闷着头向前走去。他们的行走的背景不是北京的四合院,而是一幢又一幢高楼。打桩机的轰鸣,成为画外音。北京正像一个大工地,往国际化大都市一路狂奔:林立的高楼、拉链一样的马路、灰尘、吱吱的刹车声、动不动就肠梗阻的路、上去了就开下不来的立交桥、蹲着冒牌乞丐的地下道、喝多了普京(普通燕京)趁着夜色哗哗热处理的小报记者……这些,都是当代北京的生活切片——在这种境况下,读洪烛与李阳泉先生合著的《北京A to Z》,无异于找到了怀旧的感觉与宁静的姿势。这本书里有“三里屯,西什库,新青年,八道湾,琉璃厂,大栅栏,法源寺,天桥,公主坟,哈德门,王府井,卧佛寺,元大都,圆明园,阅微草堂,钟鼓楼……”这些可以说是北京的童年,是林语堂的北京,梁实秋的北京,徐志摩的北京,周作人的北京,郁达夫的北京,胡适的北京,也是鲁迅的北京。不像现在,是房地产商的北京,是官员(官僚)的北京。(全文阅读)

许晖:立此存照:“亚洲第一隧道”总设计师关于设计是否合理的高论
    今天(10月2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文章《争议“亚洲第一隧道”》,记者采访该隧道的总设计师——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梁文灏时,“梁文灏强调,铁一院是依据‘两年半完工’的前提提交方案供专家讨论的。他表示,在工程开工后,现场情况变动比较大,目前工程仍在进展之中,现在作出设计合理或不合理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中国人真是什么话都敢说!这段明显不合逻辑、曲折自辩、自留后路的话,居然出自“副总工程师”(这可是副高职称啊)、该隧道的总设计师之口!
    “现在作出设计合理或不合理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就是说作出的设计有可能合理,也有可能不合理,一切都需要在隧道建成投入使用后再观察。如果不出事故,就证明当初的设计合理;如果出了事故,就证明当初的设计不合理。国家花费了无数银子、按照既定的严格程序培养出来的“副总工程师”,居然连一个常规工程的合理设计都做不出来!是该怀疑这种教育体制本身呢,还是该怀疑该工程师的良心呢?(全文阅读)

那雪,不可企及
遥遥横亘
除了云朵在变化
你一直在那里,无论
我从哪个角度看见你
从哪个方向走近你
你都一直在那里
一万年,应该是
比一万年的
万年更久远
啊,博格达峰!
我惊叫一声之后
久久没有言语(全文阅读)

 

 
 

乔治·凯特林和他的印第安人肖像
       1805年某一天,纽约州中南部的沙斯基汉纳河畔,独自游玩的九岁白人男孩乔治·凯特林(George Catlin)钻过一个树丛,他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装饰斑斓的欧内达印第安人。男孩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像高塔一样君临着他的印第安人友善地举起一只手。这个友善的姿势影响了他一辈子。
        2002年秋季的一天,来自大约五十个印第安人部落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斯密松宁艺术博物馆里。从苏族、克罗族、基卡普族、科曼奇族等各大望族的首脑,到年轻妇女和巫师,大家都穿着自己部族辉煌的全套服饰。这里搭着一个特大的印第安人小屋。野牛叫声在屋子里回荡。墙上挂着几百张绘画,点缀着各种装饰物:一个巨大的水牛头、箭镞、串珠的服装等。
        所有这一切的中央,是一个孤零零的白人塑像。这就是乔治·凯特林。没有一个艺术家像凯特林那样,一辈子专注地只追逐一个绘画主题。凯特林的主题是美国印第安人。半是展览商半是画家的他,认定自己一辈子做了一件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让消亡中的美国原住民的形象和习俗消亡。
        这些印第安人庆祝的是“乔治·凯特林印第安画廊”开幕。这里展出了数百幅原始、简单的肖像画。画中的印第安人个个都冷峻地望着观众。此外还有印第安人的聚会仪式和牧场、风景的绘画。这些都是凯特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搭乘蒸汽机船、骑马或者划着小船旅行的纪录。这次展览的特点是完全采用了凯特林本人从1837年到1850年期间在美国东海岸各地,以及在欧洲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所举行展览同样的形式。凯特林生前是一个毁誉交加的人物。他在1872年逝世时,最关心的就是他的画廊以后会怎么样。“尽管人们认为凯特林生前是个二流的画家,但是,他是一个复杂、极有魅力的人。”画廊负责人乔治·格尼说,“凯特林留下来有关北美洲原住民资料,是照相技术问世以前最大的收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记录。”
     凯特林不是第一个描绘印第安人的画家,但是,他是第一个深入印第安人领土留下范围广泛纪录的人,他也是少数几个把印第安人当作人类同类,而不是野蛮人来描绘的画家之一。凯特林仔细观察印第安人的遭遇,他写道:
       他们的道德被污染,土地被剥夺,习俗被改变。他们势将从世界上消失。(全文阅读)

曾慧燕:「我永远在做音乐的奴隶」诗情傅聪的钢琴人生
    旅居英国的华裔钢琴家傅聪,自1956年因政治原因在波兰走上不归路,「弹指一挥间」,去国离家已近半世纪。他至今仍认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并自嘲是「出土文物」。他以中华文化为艺术养料,驰骋国际音乐舞台50年,甘愿做一个「永远的音乐奴隶」。
    他的人生与艺术融为一体,精神上的痛苦化为他的艺术财富。萧邦是他的命运,莫札特是他的理想。他自言一生都是探索者,而非成功者。他以世界为舞台,足迹遍布五大洲,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登台献艺「跑码头」,他的演奏事业与萧邦密不可分,他的经历也与萧邦相似。萧邦音乐最主要的精髓就是深厚的故国之情与深沉无奈的乡愁。「自我流放」,「有国难归」,正是萧邦与傅聪人生之路的共同点。
    不过,傅聪比萧邦幸运的是,萧邦从年轻时期就被迫离开祖国波兰,流亡法国,终其一生都无法再回故土,只能藉音乐寄托乡愁。傅聪在波兰留学期间,因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为怕牵连,滞欧不归,但在文革结束后,1979年他再次踏足国门,参加上海文联、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
    *生活完全被音乐控制
    经过长达半世纪的自我放逐,傅聪今年三月跨过人生七十大关,应美国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邀请,为欢度七十大寿进行全球巡回表演,首站是美国波士顿,然后是纽约、多伦多及温哥华,最后一站是上海。
    10月5日下午,纽约美华艺术协会在纽约华埠假日酒店(HolidayInn)为傅聪举行记者招待会,畅谈对音乐、艺术、人生、教育及演奏生涯的感想,并为10月9日晚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热身。这是他自1988年来纽约表演之后第二次举行音乐会。
    傅聪不但以独特的琴声闻名于世,也以富有个性、我行我素著称,有人抱怨他不大配合媒体采访,对一些「肤浅」的记者不假辞色。5日在记者会上,他不改「真人不说假话」的本色,开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喜欢记者会。」令有些不了解他个性的记者为之一怔。(全文阅读)

神秘女儿国的现代启示:告诉你真实的摩梭人
         现代文明发展至今,仍存在老人被遗弃、两性权力不均、刑事犯罪,人际关系淡漠,家庭烦恼等社会问题。而至今仍处于母系社会的摩梭人,却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遗憾的是摩梭人常常被误解,他们的风俗要么被视为落后愚昧,要么被看作无须负责的滥情,最近,记者专程探访了神秘的“女儿国“,揭开摩梭人奇特的风俗习惯,或许会给自以为文明的现代人很多启示。
    关于家庭:大家庭里妈妈不止一个舅舅承担父职
    在摩梭人的传统大家庭中,祖母、舅舅们、妈妈们、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是阿客达玛家庭中的部分成员,家庭和谐是摩梭文化的核心。
    摩梭人称自己的母亲为“阿咪“(妈妈),所有中年妇女,不管未婚、已婚,是否生育,一律称作阿咪。比自己妈妈年纪大的称大阿咪,小的称小阿咪,摩梭人没有母亲与姨妈之间的二元对立,没有私有产权的唯我与嫉妒逻辑,天下母亲皆我母亲,众生子女皆我子女。
    在泸沽湖,记者遇到了17岁的姑娘格汝永珍。她的家是一户传统的摩梭人大家庭,全家15人,“当家人“是家里最有权威的祖母,祖母有三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再下面就是格汝永珍等六个兄弟姐妹。
    格汝永珍告诉记者,祖母的二女儿是她的亲生母亲,摩梭人称为妈妈,对妈妈的姐姐和妹妹,分别被称为大妈妈和小妈妈。"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我们都是妈妈们的孩子,她们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在摩梭人的传统观念中,尊敬和孝顺大家庭中的老人是孩子们最大的职责,这种孝道对他有的妈妈和舅舅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孩子也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孩子。格汝永珍的"小妈妈"今年40多岁仍然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格汝永珍说:"她不想要孩子,因为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呀。"(全文阅读)

全国环境保护公益广告大赛.精美获奖作品集(全文阅读)

金奖:《叹》(林大彭)

 银奖:《一次性筷子》(禹峰林)


新世纪音乐 - 8张CUSCO系列专辑(精品)
    CUSCO是Michael Holm 和 Kristian Schultze二人组合,二人非常喜欢去山岭自然和远古遗迹的地方去旅行,从而得到灵感和启发!
     Michael Holm1943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的音乐世家,在他们家里经常上演的六重奏里,HOLM经常负责演奏笛子的部分,并由此深深地爱上了笛子。而这也解释了为什幺在那幺多的CUSCO专辑里,笛子都是主要乐器。
在1963年,HOLM就开始了他自己的职业创作生涯,最先是作为一个歌手和作曲者。而在此后的15年时间里,HOLM成为了一名知名的音乐家,而他所参与制作的作品范围非常广泛,从电子到民族,从音乐剧到电视配乐。
    而在1978年,HOLM的南美之行直接带引了CUSCO系列的到来。在那一年里,南美人们的热情,文化的特异,风光的美丽,都给音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HOLM为众多唱片进行了制作和发行,以至他渴望用合成器和电子音乐探索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而78年的经历则成了他主要的定位方向,而为了让这个探索更完美,HOLM和好几名音乐家一起进行音乐创作,其中包括了后来同样是CUSCO核心人物的Rainer Pietsch和Kristian Schultze。
    当第一张专辑Desert Island在1980年发行之时,HOLM说:“南美人们对待我们的真诚和友善都被我们通通收录在CUSCO里了,我们希望通过CUSCO,把人类的友谊和热忱传达出去。”
    而在1988年,CUSCO加入了高八度公司,此后15年,CUSCO系列在高八度的旗帜下一共发行了二十多张唱片,销售总量超过两百万张。而这个系列又总是充满了印加文化和阿芝台克文化的影子,神秘而令人好奇。而就其成功的原因,也许,高质量的制作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用HOLM的话来说是:“我们是以制作电影背景音乐的方式来制作每一张CUSCO专辑的。”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幺CUSCO的音乐总是给人那幺大气、庄严和堂皇的感觉。(全文阅读)

张维良《茶诗》专辑
  山月、佳人 飛雨、仙客  
    在茶詩浪漫的唯妙想像中 品味最純淨超然的心靈美學 
    國際級大陸笛簫名家張維良傾力創作 再創茶樂新風格
    在創作過充滿傳統人文之美的《茶雨》,以及揉合東、西美學的《茶禪一味》之後,張維良再次跳脫傳統,以更自由的旋律與多元化的表演方式,將笛、簫、二胡、琵琶、古箏...結合蘇州評彈與西方樂器,游戲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因此,也使得《茶詩》這張專輯,處處藏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轉折,宛如詩人在茶中所品味到的千迴百轉、如仙似幻的空靈妙境,豐富而迷人。 
    清肌骨、通仙靈,茶以其多變的風貌,挑動了詩人的無限想像;遠離凡塵、享受自在,張維良的《茶詩》,以現代化的東方創意風格,引領聽者走入茶詩中浪漫唯妙的心靈空間,自然、清心,超然、灑脫。 (全文阅读)

 

 
 

幽默网文:文言文
    羿裔熠①,邑②彝,义医,艺诣.
    熠姨遗一裔伊③,伊仪迤,衣旖,异奕矣.
    熠意④伊矣,易衣以贻伊,伊遗衣,衣异衣以意异熠,熠抑矣.
    伊驿邑,弋一翳⑤,弈毅⑥.毅仪奕,诣弈,衣异,意逸.毅诣伊,益伊,伊怡,已臆⑦毅矣,毅亦怡伊.
    翌,伊亦弈毅.毅以蜴贻伊,伊亦贻衣以毅.
    伊疫,呓毅,癔异矣,倚椅咿咿,毅亦咿咿.
    毅诣熠,意以熠,议熠医伊,熠懿⑧毅,意役毅逸.毅以熠宜伊,翼逸.
    熠驿邑以医伊,疑伊胰痍⑨,以蚁医伊,伊遗异,溢,伊咦.熠移伊,刈薏⑩以医,伊益矣.
    伊忆毅,亦呓毅矣,熠意伊毅已逸,熠意役伊.伊异,噫,缢.
    熠癔,亦缢.(全文阅读)

性感老男人

克拉克。盖博
    1939年,盖博在《乱世佳人》中与费雯丽合作,饰演白瑞德。这一角色的创造标志着盖博艺术事业的颠峰,影片公映时,许多影迷都高喊:“我爱盖博!我要盖博!”一些人对盖博的崇拜已到疯狂的地步.41岁的盖博参加了美国空军,他多次执行战斗任务,很快从二等兵晋升为少校。二战期间,盖博曾参加轰炸柏林的战斗任务,希特勒对盖博的演技十分佩服,曾派出三个飞行中队,想活捉盖博都无功而返。
    从有声电影问世以来,被称为“电影皇帝”的盖博是好莱坞有史以来声誉最隆、地位最高、影响最广的男演员。他一生共拍过70来部影片,不愧是美国女性心目中最具男性魅力的明星。(全文阅读)

不要醒来
    不要醒来,我的梦
    这是我长久以来的相思凝成的
    在梦中
    与你携手,与你相拥(全文阅读)

出生日测试精灵个性
    1号精灵(出生日是1、10、19、28的人)
    你天生就有非常强的决断力,精力旺盛且关爱他人,拥有强烈的欲妄想要*控一切事物,成为一名冲锋陷阵的领导者;除了与生俱来的原创性外,发明的潜在天分和想法也都相当正面。
骨子里,你可真不喜欢当老二呢!总想掌控所有的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号精灵大部分都会成为优秀的经理人、总监、总裁、辅导员与部门领导人的缘故了。除了最直接的方式和别人做沟通,你的意志力、逻辑性常常会超出个人的感性面和情绪面。
    所以,你如果能多学习如何体贴他人的感受,将会有更圆满更融洽的人际关系。因为你的生日数字加起来的和是1,因此是受太阳所控制,你与出生于2月、4月、8月的人相处特别融洽,也特别有缘。星期日是你一周中最好的幸运日。
    2号精灵(出生日是2、11、20、29的人)
    你刚巧和1号人相反,你很斯文、和善、体贴,具有说服力,想象力丰富,相当罗曼帝克,敏感又合群。不管环境产生何种状况,你都会很乐意去接受改变,配合度相当高。
在选择朋友和生活环境的条件上,要比其他人更慎重。你对于音乐、舞蹈、诗词、戏剧、绘画等艺术都非常的热爱。如果一定要在你的门上挂上一个大招牌,好好显示出你人生座右铭的话,那就是“爱”与“和平”啦。
你的出生日是受到月亮所掌控,因此你会和出生与5月、7月的人相处的特别融洽。星期一是你一周中的最佳幸运日。(全文阅读)

BBS常用语,给初次接触论坛的朋友
    1 英文类
    1.1 faint
    为晕倒之义~由此引申的同类用语如下:
    ft~分特~咣铛~倒~ft ya ft,ft to die………………
    乃BBS之第一高频术语
    常用语表示惊讶~反对~不相信等否定语气存在的场合
    1.2 gf~bf
    girl friend~boy friend的简写~女朋友~男朋友之义(也指召唤兽~~出自名作FF系列?)
    1.3 me too
    可以根据音符发音和英文发音~写为“32”的方式~
    表示“我也是”的意思~~
    1.4 英文动作类:
    此类用语多以“/单词”或“//单词”的格式出现,
    如“/nod”~“//sp”
    1.4.1 nod
    点头~同意(全文阅读)

猫的内心世界(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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