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十四 期

真名每周精华文选

 
 

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
    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起点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政治思想传统(Pocock,1975)。与共和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包括: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the Discourses)的作者“天才的马基雅维里”(the divine Machiavel);英国内战和共和国时期及其后的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ydney)以及其他一群不甚知名的人物;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诸多支持共和国(republic or commonwealth)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共和派(the commonwealthmen)(Robbins,1959)——受到了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孟德斯鸠男爵的重大影响;事实上,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洛克和孟德斯鸠视为自己阵营中的人。他们的文献还包括《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Trenchard and Gordon,1971)和大西洋彼岸美国的《联邦主义者文集》(Federalist Papers,Madison, Hamilton and Jay,1987)。
    由共和主义者塑造的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思想习惯在今天依然有效,他们与众不同的主题就是:尽管自由的事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法律和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只有在宪法之下才能享受他们的自由,但是,掌权者仍然是一种内在的威胁,人民不得不尽力“让无赖保持诚实”((。因此,自由的代价就是公民美德(civic virtue),这种美德既包括积极自愿地参与政府,也包括对统治者保持永恒的警惕。美国的共和主义者倾向于取消君主制,而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则满足于用宪政制约国王。孟德斯鸠(Montesquieu,1989:70)i明白无误地指出,英国是一个“隐藏在君主制形式之下的共和国”(Rahe,1992:524)ii。(全文阅读)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全文阅读)

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我们要怎样才能跨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呢?在这时代中,经常有人会以焦虑的口吻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觉得现代的国家越来越无动于衷,越来越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与欲望,越来越受到自己内部的权力运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所左右。
  「距离」所象征的意义,是表示政府机关已经与普通公民脱节了。换言之,公民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作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个问题是否变得更糟似乎仍可讨论,但无庸置疑,这确是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而这种感觉本身也确实对我们的民主政权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例如,它使得许多人对政治避而远之,不再参与,甚至不去投票,而最终使得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大不如前。
  这是「距离」的一种意义,它显然是负面的。然而,有时人们想对同样问题如无动于衷的政府作出反应,但他们不是设法改进权力机构对公民需要的敏感度,反而是想大幅削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这是由某些右派政治运动,尤其是英语世界所提出的补救之道。最典型的范例便是英国撒切尔式的保守主义理念,或是由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所提出的新版「与美国定契约」的计划。换言之,这些人希望拉大公民与国家间的「距离」,即他们想大幅减少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他们的目标是「让政府别找麻烦」,让人民「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所广为宣传的两句口号。
  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但我以为这条路最终是行不通的。不过我暂时还不想对这个问题预下判断。事实上,的确有人希望顺着这条路走。因此,「距离」在政治领域中的形象并不一致。
  在这两种形象的运用背后,其实存在着两种民主自由社会的构成模式。现在所有人都同意,政治自由的关键乃在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民通过政府控制之外的各种组织与活动来相互连系。然而,共识也仅只于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的唯一角色便是限制国家的权力,界定出一个国家权力起作用的领域,从而划定国家的界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市民社会的消极限制功能不可忽视,但其结合公民与国家的功能也同样重要。它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来影响政治活动的运作过程提供了一条管道。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针对民间组织在美国民主运作中的角色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是这种观点的典范说明。(全文阅读)

张东荪:历史的中国拒绝宗教
  张东荪说:寻找中国文化应走的路是艰难的,这里需要历史的责任感觉与良心的自觉,需要有不做"拉拉队"的独立思考精神与亲躬实践的态度。
  张陈言:"我所说的全是从心坎中流出的",言论具真诚性,原来古人有思想,著之于文字,无不是出于本心,从来没有以言论为他人作工具的。出卖"理智的良心"最为可耻,现在报纸的言论都是代人说话,固不必论,而最奇怪者,是学者们也"做他人的拉拉队"。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敢于说真话,在未说以前,先以口问心,是否所说即为真正所信,"必须真信仰之不摇不动,方敢说出"。唯有能说自己的真话方能有真学问,不然就只有"宣传"而无"学问"。对于真理愈切实,则对于言论便愈尊严。凡甘为人"拉拉队"的皆将真理与人格作商品出卖,实为可悲!他强调:"我以为非矫正此风不会有学问,不会使文化有进步。"
  他还说,坚持文化的良心是因为总抱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不欲文化之停滞"。 张写有《思想与社会》,第五章是《中国的道统儒家思想》,表述自己的学术目的云:除了有纯粹的学术研究目的之外,还兼含有一个目的--借此探询"中国今后所应走的道路",即中国文化所应该走的道路。他说:"我们既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今后的文化可以走上那一个路向,变成那一个样子,自不能不有所希望主张。所以纯理的研究与所悬的期望,往往会自然而然一致起来"。 显然,张的研究一方面有"纯理的研究",而更多的是要探询中国文化应走的路。
  他似乎不是一个纯然的新儒家 ,他对中国儒家思想抱着批评审视的态度。就拿儒家思想的内核之一"礼"来说,他认为中国古代确有法治与礼治思想的区别。法治的主张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礼治的思想到后来已经行不通。他论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的礼治思想"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社会",而现在中国社会已失原样。儒家有两个思想柱石。"一个是天的思想",一个是"礼"的思想,意想不到的是后来"简单的社会"变成了复杂的"大社会","礼"也就用不上了,"礼的思想失其功用"了。就此,"儒家的思想就算亡了一大半",这是时势所演,不得已然。他也不是一个纯然的西化派。他好象什么也不是,他只求在"文化建设"的合唱中,谱写自己的音节,发出自己的声调。(全文阅读)

杨国成: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阿伦特政治哲学片议
    ……阿伦特认同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哲学始于惊诧,始于他“面对整个宇宙,就像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将要再次面对”的那一瞬间[9]。作为政治最高技艺的“说服”技艺无法陈述这种具体而独特的体验,更何况大多数人拒绝承受这种惊诧,换言之,大多数人根本拒绝放弃成见、走出洞穴和承受真理。因此,真理只能限于哲人与自我、哲人与哲人(有时如庄子般寓于一些假想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然而真理只要一落入语言的筌缔,它必然显现为政治社会中的一种“意见”,必然与多数常识性意见构成紧张与冲突。由此,再一次证明哲人别无选择,要么登基为王,要么远离政治。
    阿伦特认为,理想中的城邦政治不应该存在意见与真理、说服与对话的冲突, “向我敞开其自身的世界”原是同一个世界,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10]。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应该是真理的助产士,他接生每一个公民意见中所拥有的真理,从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这是哲人参与城邦政治的唯一形式。因此,“对话并不是通过消除意见或观点来得出真理,相反,是在意见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上来展示这些意见。那么,哲人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城邦的统治者,而是它的‘牛虻’,他要做的不是将哲学的真理告知公民们,而是要使公民们自身更接近真理”[11]。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显然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
    阿伦特认为,理想城邦政治的实质是一种友情政治,从朋友的视角看世界,“应该知道,那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是如何、并且是以何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对方眼中的,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永远不平等、永远有差别的”。在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只有懂得如何与己共处的人才适于与他人相处。只有自己才是人们无法分开、无法脱离、血肉相连的人”[12]。人在与“自我”——阿伦特称之为“良知”——的孤独对话中,他依然置身于、并影响着一个敞开的世界,使之变得更好或更坏,这也是政治。我不知道德里达的“友爱政治”论[13]是否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但我敢肯定阿伦特的理想政治难逃被德里达解构的命运。(全文阅读)

汉心:全能国家是如何将人‘套牢’的
    对于社会控制和权力整合,毛泽东有过形象的说法:“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正是基于这种策略,服从于国家构建体制的人民就仅止于材料化、原子化的使用价值。高度集中的权力计划体制肇始于军事目的、对敌斗争的战略安排一旦延申成国家管理和政权结构,国家意志对个人本位的清除和节制就具有了正当的理由和道义优势。这时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便成为结构社会关系的政治伦理和制度文化,由此而编制的权力网络必然要重新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信仰文化和道德谱系,从而在精神和物质以及关乎人的全部生存与信仰系统进行转基因似的换血和改造。
    然而,由于人类历史和文化惯性力的作用之使然,任何系统性变异和再造都必然招致原生基质的排拒和抵抗,从而加剧“本土资源”与外来“殖民性”整合的冲突和矛盾,鉴于这种‘里不应而外欲合’的侵略与反抗现实,国家主义除却强化暴力、诉诸肉体消灭的‘镇反’这种古老而又血腥的警察手段的同时,还利用话语操控权标举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让国家目的凌驾于人们的头脑,无限放大古今国内外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等各路“敌人影像”,加剧人民的生存恐慌和危机意识,让原子化的个人基于安全选择自愿放弃个人目的加入集体防卫的国家阵营,从而‘兵不血刃’地将散漫的人民结合进国家目标中,于是,一种基于仇恨和渲泄的主导人类行为的情绪、意志以及力量崇拜等非理性的‘原欲’被充分激活,当情感的磁场蕴积为集体的意志时,人的本性中必然滋生出对虐杀的审美式游戏而无生命死灭的疼痛和悲悯,进而出现普遍的杀缪无动机行为。(全文阅读)

 

 
 

崔卫平: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我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这位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有位美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novan)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的)。”1然而,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们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2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关米奇尼克的著作:《狱中书简》(1985年)、《自由书简》(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还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的书《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它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米奇尼克的信”,作者Ira Katznelso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米奇尼克写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77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称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全文阅读)

周泽雄:通俗与高雅的壁垒
    ……第一流作家在文学市场的落败,确实只是本世纪的景观,正如畅销书作家主要也是本世纪出现的新人——如果我们将上世纪法国大仲马或英国司各特这样的文坛快手视为个别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在书籍以发行量的方式进入市场而作家也可明确地根据字数获得稿酬之后才出现的。而本世纪前,虽然也有杰作初始不被重视的例子,但总体上叹息知音难遇在我们文学的往昔岁月里并不多见,大多数情况下,一部作品如果当时受到冷落,那么日后重见天光的机会也就微乎其微。没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在世时曾饱受冷落;曹雪芹写作时固然尝够了“举家食粥”的酸辛,但一俟大作流入民间,却也迅速使“士林中等辈伏低”,竟致“开篇不谈《红楼梦》,饱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此外,虽然维克多·雨果成为文坛泰斗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论年龄毕竟只有二十七岁;普希金对俄罗斯读者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的声誉早在法国流氓丹特斯射出那颗罪恶枪弹之前就响彻俄罗斯大地了,以致据说有位兵士为了向心中的诗人表达敬意,在迎接诗人的时候竟至违反军规擅自开枪鸣庆。说到斯汤达,他扬言自己的读者需要五十年后才能出现,本来就不无卖乖的成分,因为没人证明他当时是一个如何被冤曲的天才,即使他为了提高知名度,曾尝试用自己的本名“贝尔”攻击了一番自己的笔名“斯汤达”(不禁想起金庸笔下擅长左右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这一招术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联手采用过,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高扬无产阶级救世理论。
    第一流作家在文学市场上的落败,其实是和将文学按通俗与高雅进行分类同步开始的。就说莎士比亚吧,他的作品就很难被通俗或高雅之类概念所拘囿。这位傲视千秋的戏剧天才,他的才华如果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不能获得伦敦市民的喝采,便绝无可能以平均一年两部剧本的进度继续下去。这有点像今天的电影市场,即一位导演不管如何优秀或自命优秀,他的影片如果每次只能卖出三个拷贝,哪个制片人都会把他看成麻疯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全文阅读)

蓝极:我请求熄灭——从张纯如离世说开去
    在网络上,有时候常常能够感受到作者通过文字所浸透出来的躁郁症状。那些因为抑郁或躁郁而选择亲手结束生命的人离世之后,人们自然希望能够在其最后日子里找到一些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生活中的失意、境遇的生存险恶、家庭中的不幸、生活方式(比如写作)和兴趣的负作用等,当然更有各种“阴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的登场。然而,这些说法总给人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在天然与习然(nature vs nurture)之间,人类似乎倾向于否认遗传的作用,也许人的神经系统也喜欢偷懒,偏向于寻求最短的捷径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
    刚刚自杀的张纯如带来的是大量诸如上述各个方面的议论。两百年前,刘易斯受杰弗逊总统之命,与克拉克一同开拓美国西部。功成名就后的刘易斯就任路易斯安纳州长,不久却饮弹自杀,让无数人困惑不已。十几年前海子卧轨之后也是如此:人们难以解释海子的选择,便冒出各种推测,其亲密朋友西川曾总结出导致海子轻生的七个方面,包括海子诗歌中到处可见的死亡阴影和预兆,以及深爱女友的离开。
    有一种说法,一些自杀是由于从事艺术活动(绘画、音乐、写作等)所导致。真的如此?
    那些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人自然也找到了炮火:脱离乡土、山水和草木而选择城市生存方式的现代人类,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如果变得疯狂,不足为怪。果如此的话,是否陶然于古朴生活的人类就幸免于自杀情结的困扰?(全文阅读)

刘齐:假如我是卧底人员或马丁.路德.金——在一次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会议发给每人一份报纸,上面有一篇杂文《假如我中了大奖》,看了以后突发奇想,就用“假如”这个模式做一个发言。假如我是卧底人员,潜伏在这个会议上,那么,我该如何向我的上司汇报呢?我大概会写这样一份材料,至少,我会这样打腹稿——
    从本月十二日开始,在吉林,括号:王洪文的故乡,李洪志的老巢,括号完了,XX杂志和XX杂文学会联合召开了一次酝酿已久的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文作者,也有一些是报刊的杂文编辑。
    此前,我对杂文界很陌生,只是偶尔从报上读过几篇杂文,总的印象是阴阳怪气,指桑骂槐,有话不好好说,而是拐弯抹角骂领导,骂我们这个社会,好像谁都不行,就他们那几个人行。参加这次会议,使我得以近距离、全方位地观察这些人员,收获因此很大。如果说过去我们总是在外围打转转,总是就文章说文章,冷眼看他们在台上表演,那么现在,我们总算进了“后台”,进了“厨房”,进了他们的“中军帐”。这些人哪,有一个算一个,嘴都挺损的,都是些敏感、尖酸、不肯安生的人员。而且精神头儿特足,晚上睡得很晚,早晨刚睁眼又议论起来。今天从207房间经过,听里面几个人嚷得正欢,挺美好的一个早晨,搁在别的会议,大家早到外面散步去了,打拳去了,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去了。他们不,就闷在屋里说话,说什么不行,哪怕说黄段子呢,不,偏要说法制、专制、终身制,你说得明白吗?口气还不小,一个个好像都是中央领导,手里攥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在小范围说说也就罢了,不行,不过瘾,大会上照说。运用高科技手段,我把发言及图像统统录下来了,以便有关方面全盘掌握情况,分析动向。这里,我只是简要汇报一下个人的感受,供领导参考。(全文阅读)

《图腾崇拜》 中译本序
  “图腾”(totem)一词,首先介绍与学术界的是18世纪末的英人约翰·朗格(John Long)。而图腾主义(包括图腾崇拜、图腾制度等)之研究,则始于19世纪下半叶。麦克伦南的《动植物崇拜》(1869—1870)和弗雷泽的综合性著作《图腾主义》(188)两书,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此后,许多著名学者都投身于考察研究世界各民族的图腾主义。到20纪世初,学术界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图腾主义资料。1910年,弗雷泽搜集当时发现的世界各地的有关资料,撰写了4卷本的《图腾主义与外婚制》一书,为图腾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1912年,迪尔克姆刊行《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一书,指出宗教起源于图腾主义。此书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图腾主义的理论著作之一。
  我国学术界对于图腾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始于20世纪初。“图腾”一词,最早译成中文并介绍与国内的是严复,在他所译英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3)一书中,把“totem”译为“图腾”。1930年,我把《法国现代社会学》一书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学术界,该书谈到了不少关于迪尔克姆的图腾主义理论。1932年,胡愈之译法国倍松的《图腾主义》一书(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图腾主义状况。之后,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李则纲、岑家梧、凌纯声、黄文山、卫惠林、陈志良、陶云急何联奎、李玄伯、刘节、陈宗祥、马学良等或多或少地考察、研究过我国各民族的图腾主义。
  解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图腾主义研究没有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也很少注意这一方面,这是十分遗憾的。近几年来,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和研究各民族图腾主义的文章,有的则在关于原始宗教或原始社会史的专著中论及了图腾主义,这是十分可喜的。
  考察、研究图腾主义需要理论指导,需要了解国外研究状况。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是难以发展的。100多年来,国外关于图腾主义的理论繁多,而我国学术界却知之甚少。所以,组织力量把国外的有关著作翻译过来,对于改善我国目前的研究状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全文阅读)

知识分子的妻子
    ……任敏因为爱读《七月》而结识了在上面发表文章的贾植芳,从相知到相爱半年后结为夫妻。从此,“任敏将有大半生的岁月被贫穷、逮捕、流放、迫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的责任”(陈思和语)。结婚两年后(1944年春),任敏就经历了逃亡的生涯,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日文翻译的贾植芳被怀疑是共产党,欲将他秘密活埋。贾植芳得悉后连夜带着任敏逃跑,贾先生曾追忆道:“一路上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过一块大石,就轻轻喊任敏,她沿着声音走过来。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 
    1955年5月,贾先生因胡风案入狱,任敏遭连累,“在高原监狱被关押三年,戴过镣铐,抬过死尸,经过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最后因监狱无粮,她才以十年徒刑之身,被特赦至山西农村,实际是‘监外执行’。任敏回到襄汾的公婆身边,十八年间住在一间类似马厩的矮房内,白天从事田间劳动,回家照顾公婆,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任敏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1978年,贾植芳宣布被摘去“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年底,任敏获准到上海定居。这一年贾植芳六十三岁,任敏六十岁,这对苦命的夫妻在分离了二十三年后才生活在一起!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文字,读来令人感动不已!作为“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妻子,任敏所受的苦难一点也不会比她的丈夫少,她的双肩还要挑起家庭的重担!所以,当任敏离去的时候,贾先生老泪横流,用颤抖手写下:“我们家的‘半边天’塌陷了!”“我与任敏结缡六十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所有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底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 (全文阅读)

羽戈:佩索阿:在内心避难
    《惶然录》第三篇,题名《上帝的剥削》,费尔南多·佩索阿这样写着:
    “有一天,一个朋友,作为一家生意做遍全国的火爆公司的合股人,认为我的工资明显地太低了,对我说:‘索阿雷斯,你被剥削了。’这句话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如此。但是,任何人在当前生活中的命运就是被剥削,那么我的问题只能是: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耀、愤懑、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
    他接着又来了一句:“一些先知和圣徒行走于空空人世,他们被他们的上帝剥削。”
    作为小职员的佩索阿先生的意思很简单,既然都是处于被剥削的苦难状态中,那就实在没有必要去分辨哪种剥削更为高贵。正如同是奴隶,却要在脖子上烙上分明的印记,似乎是为了证实,二等的要比三等的荣耀一些——可无论怎样荣耀,也改变不了他们被奴役的身份;一如无论怎样去为剥削者的出发点找寻尊贵的理由,依然不能否认他们被剥削的事实。
    可这只是佩索阿的一厢情愿而已。在现实中,可以说资本家是小职员们的上帝,可谁敢说,上帝是信徒们的资本家?这比尼采说“上帝死了”还让信徒们难受。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宁愿上帝高尚地死,也不愿意上帝去背负上剥削者的恶名。——或许这便是道德的力度?可道德,却正起源于上帝的手指绕动。
这样看来,上帝莫非正是杀死自己的凶手?他让无辜的生灵们信靠上了他的神迹,为他们的人心立法,是为人类的道德,教他们辨别善与恶、美与丑——而这最终却弑杀了他自己。信徒们依据道德,依据美学,宁死也不承认自己与上帝是那种恶劣和丑陋的关系。他们不敢去直面人性的真实。这是上帝的疏漏,他在造人时,于人的心灵深处播撒下了那么多幽暗的种子。于是,柔弱的人们只会说,他们的信仰最起码也是一种美学,而绝不可能是赤裸裸的经济。(全文阅读)

 

 
 

单伟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悖论
  ……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自198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为8.6%,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国家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香港恒生国企指数自1993年至今年7月已经下跌了1/3。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没有效率的一个。在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在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就缺少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体现为银行体系的呆坏账上。外国分析家估计,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账比例高达50%(官方估计的两倍),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由此产生众多分歧。许多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持疑。一些学者指出数据中存在大量相互不符,比如各省加总数字和国家发布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异,比如偏低的能源消费数据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成比例,等等。
  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受住了严格的国际审查。摩根斯坦利的谢国忠用可以证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在过去20年中真实经济规模确实扩张了5.5倍。这些数据包括快速增长的居民储蓄,以及用中国贸易伙伴进口数据证明的快速增长的中国出口。
  如果中国的增长是真实的,这种颠倒了经济学传统逻辑的增长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全文阅读)

熊培云: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圈
    ……我所说的“圈”,主要是指利益集团掠夺与分利的行为。在这里,我仅列举两个“圈”例,包括持续十几年的圈钱和以致于天怒人怨的圈地。后者在狂飙突进的建设中派生出一场新的运动——圈山河,其背景亦可以理解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席卷天下。今日中国的政治,乐观而言,正在转型,假以时日,一切自然是要朝着好的方向去;若说悲观,中国改革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一场扣人心弦的马戏表演。一头野兽,钻一个又一个的火圈。如果政府和民众没有足够高的警惕,这不计其数的火圈完全有可能让我们的这场改革^_^。
    首先说“圈钱”。说圈钱就不能不谈股市。中国股市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已经不是秘密。“庄家”操纵股盘圈钱、上市公司做假帐以及政府补财政窟窿等等消息让这个超级提款机原形毕露——它不过是为了利益集团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政府圈老百姓钱的工具。有资料显示,投资者在中国股市中的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从1992年到2004年的十几年里,沪深股市为1300多家上市公司筹集资金及为国家和券商支付的税金和佣金达1.2万亿元,而十多年来股市给A股投资者的分红派息不过700亿元。这个国家级的老虎机,一个集投机市、圈钱市、造假市、政策市、资金市五毒俱全的怪胎,惟一的效率就是跑马圈钱。买了股票分不到红,大家只盼着尽快脱手,击鼓传花,全民投机。2001年初,吴敬琏曾站出来批评中国股市。一时间“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的厉以宁、萧灼基等五位经济学家宣布中国股市“到了危急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这些有头有脸的资本红人,与庄共舞,像驯兽员一样玉树临风地站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望着中小股民往火圈里钻。在经济改革的宏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与上市公司形成了“圈钱利益共同体”勿庸诲言。多数上市公司都送原始股给各级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官员们等股票价格涨起来后一抛售就凭空大发横财。及至萧条终于像梅毒一样缠绕着股市的花街柳巷,网络之上,立即哀鸿遍野。盼望救市的中小股民像是唐朝末年的遗民,形容枯槁,怨声载道,只等着仁慈的官府开仓放救济粮。(全文阅读)

周小川谈利率
  《财经》:中国人民银行10月29日调高了利率。这是九年来第一次升息,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也有很多解读。作为央行行长,你可否介绍一下这次利率调整的背景和政策意图?
  周小川:这次利率调整是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它自身的特点,如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原因十分复杂;物价上涨有明显的结构性因素推动,主要是以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为主等。尽管情况复杂,而且各界人士意见不一,但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国务院一直非常强调要发挥好利率政策的杠杆作用。今年以来实际上采取了三个步骤:
  一是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规定利率的1.3倍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该项政策2003年末启动研究,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二是调整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分别上调了0.63和0.27个百分点,同时宣布再贷款利率调整普遍适用于新老再贷款,并对一些老的政策性再贷款做了一些特殊的豁免规定。总体上说,要求过去发放的再贷款在展期时要适用新的利率。但是,在对外宣传中,没有特别强调中央银行调整再贷款利率,而是强调建立中央银行再贷款浮息制度。这样可淡化对再贷款利率调整的敏感性。该政策于2004年初启动研究,并于3月25日实施。
  三是这次利率调整措施。从10月29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全文阅读)

上海与新加坡的差距有多远
    ……新加坡强在哪儿?
    对于新加坡的优点,台湾台中市长胡志强印象深刻:“它的租税奖励非常吸引人,它修改法令的速度符合现代化的需要,非常令人羡慕;资金进出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都得到肯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良好,没话讲,这使得新加坡成为投资者的乐园,吸引世界许多大企业在那里设立区域总部。”
    这句颇为中肯的评价,在40多年前的新加坡还难以想象。1967年10月,当李光耀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讲述新加坡是如何由1819年一个仅有120人的小渔村发展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时,他为新加坡制定的生存原则刚刚成型。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无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此后数十年中,新加坡默默实践着这一生存法则。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颇能说明新加坡人的孜孜以求:1968年,惠普公司还未决定在新加坡设厂。谈判过程中,它决定先租用一栋6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惠普公司老板休利特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未准备好。为了不让他走6层楼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想方设法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休利特到访当天,使电梯操作顺利。随后,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全文阅读)

任慧玲:中国如何避免拉美化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拉美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借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的非常不稳定。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就会进一步显露出来,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未来。
    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拉美的经济繁荣,但掌握着拉美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
    其次,对外资的依赖造成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全文阅读)

爱因斯坦的一次与经济学有关的谈话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月,布伦(Thorstein Veblen)2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全文阅读)

 

 
 

袁伟时:百年风雨,逆风前行——中山大学80周年感言
   
……这间古老大学的第一页,就与广东和中国的百年史紧密牵连。
  1924年,孙中山正以广东为根据地策划统一全国,2月4日他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下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校本部设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原址。这一纸命令,收揽了20世纪头四分之一广东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前两间学校都成立于1905年;因此,今年是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实际它已99高寿。而就其背景来说,这一纸命令显然与1924—27年间的“国民革命”息息相关。
  广东高等教育主要是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的产物。1902年因推行新政必须重新教育各级官员,广东奏准设立了课吏馆。1905年废除科举,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学使于式梅联名奏请将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先后设立法律速成科、法律本科、行政本科、理财本科等,考选士绅和官员入学,招生规模高达千人,还有函授学员千人左右;1923年易名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
  废除科举后急需发展新式学堂的师资,同一年,两广速成师范馆和管理训练所应运而生,校址在原来科举考试的贡院(现广东博物馆和广东实验中学一带),后来先后易名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06)、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2)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3)。
  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农林试验场成立;翌年,附设农业讲习所和林业讲习所;以此为基础,1917年成立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鼎湖山、白云山、南华山等地林地三万多亩、罗浮山试验场三千多亩都归它经营管理。
  以上三校为基础组成的广东大学,第一年设立文、理、法、农四科(相当于现在的四个学院)15个学系,聘请教师128人,大学部有学生1296人,其中本科学生764人。他的规模仅次于北京大学的1490人,“而其经费则较北京大学多出四倍”。1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前,1936、37年度“各校的经费,仍以中山大学为最多。”230年代,大学部迁入面积达9500多亩的石牌校区,在全国也是领先的。到1938年设立了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和相应的系科,是全国学院最多、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而据教育部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全国二十年度(1931年)各大学之概况表》的资料,就图书、设备而言,中山大学首屈一指。(全文阅读)

对加州理工学院崛起的分析
    按照一般的中国人的看法,几乎才2ω名学生的加州理工学院别说很难成为知名大学,甚至一所中学的规模也远在这个人数以上。但是,就是这样一所规模极小的大学,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排行榜之一一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l朔年)竞排在第1位。其原因之一在于:"学术声誉"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占有25%的权重,而加州理工学院正是在这一方面卓越超群o
    不妨把加州理工学院在20世纪的学术成就简要罗列如下:
    20-30年代,地质学家伍德发明了地震仪,物理学家里查和数学家伽坦堡发明了里氏地震强度等级(the Richter Scale)。他们把地震学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30年代,泡令进行有关化学键性质的研究,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再获得和平奖);
    1932年,现代遗传学的鼻祖汤马斯·摩尔根发表其主要著作《基因理论》和《进化论的科学根据》。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
    40年代,物理学家戴尔布拉克对病毒的遗传结构和复制机理做出了重大发现,导致了分子遗传学的诞生。
    196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1948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首次勘测了北半球所能观测的北半球所能观测的整个星空,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新屋及星系、彗星,并绘制了天图。这本天文图谱至今被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奉为圭泉。1964年,天文学家施密特在加州理工学院发现了类星体(quasars);
    1953年,地质化学家派特森推算出现代科学界公认的地球年龄一-46亿年。他获得世界环境科学最高-一泰勒奖(Tyler Price);
    60年代,物理学家盖尔曼提出夸克理论。196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60年代,罗杰·斯佩里发现大脑两半球各司不同的职能:左半球主管语言(Vebal thinking and language),右半球主管形象思维(spatial-visual thought)。1981年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全文阅读)

哈佛大学为何把165个“高考状元”拒之门外
    ^中国的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划线:分数多少?上没上重点线?十分明了。有人说:“什么都是假的,一分定乾坤。” 高考得什么分,就上什么等级的学校,这在中国高校招生中几乎是不变的天条。中国的高考公式是:好的高考成绩=好学生=好学校。但是在美国,能进好学校的“好学生”,并不一定都有最好的“成绩”,特别是不一定有最好的“高考成绩”。 中国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录取的惟一标准,而美国高校招生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高考的考分,平时的成绩,再加上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搞的是“三合一”。
    美国常春藤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AI(学业指数)的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明面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则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像哈佛、普林斯顿这种绝对顶尖级的学校,都公开宣称高考成绩和学校的平时成绩都非常重要,但还要看申请者的综合素质。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高考成绩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档次低一些的大学,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就简单一些。高中生的“综合素质”有各种社会活动成绩来参照:体育活动:参加过奥林匹克比赛,国际比赛、州际比赛、区域性比赛,学校间比赛;参加学校某一个运动队,一级队、二级队. 队长或是队员……文娱活动:学过什么乐器?在哪里演出过?参加过什么剧团?演过什么角色?得过什么奖…科技活动:参加什么学术俱乐部?参加什么样的学术竞赛?搞过什么发明? 过什么专利?获得什么奖?—校内活动:参加什么学生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校外活动:参加什么社会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是什么?有什么成就? 得过什么奖励......高校招生办公室对学生参加哪一类活动,一般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往往不在于参加了什么活动,而在于干得怎么样。(全文阅读)

连童谣也变味了 孩子正在丢失童年吗
   随着社会的发展,本来是总有一些东西要面临“丢失”的,这是规律。然而,不仅仅是关于童谣的担忧,当又有教育界人士突然惊呼:现在中国的很多孩子就快没有童年了。我们不禁错愕,童年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渐渐远去了?被谁夺走了?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将会是不健康的民族。 有多少童年,就有多少童谣的故事
  不同年代童谣的“经典”
  50年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60年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70年代:“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
  80年代:“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90年代:“上学最早的,是我;回家最晚的,是我;玩得最少的,作业最多的,睡觉最迟的,最累最困的,是我是我还是我。”
  灰色童谣何以流行?
  “今天的阳光多么灿烂,我们的学校破破烂烂。一百个同学,九十九个笨蛋;十个老师,九个土蛋;两个校长,一个杀人犯。”“祝你一路顺风,半路失踪!”“头顶白菜,腰缠海带,你是衰神二代!”“朝辞白帝彩云间,李白坐在马桶间……”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学校开始流传这些歌谣,好多同学课上课下不断地传唱。
  细察这类童谣多为孩子们的嬉戏之作,或调侃、或揶揄、或嘲讽、或自嘲、或宣泄,有的趁韵而唱,自娱自乐,无害也无益;有的“改编”唐诗宋词或流行歌曲,传递着内心的“烦、闷、累”;有的则意蕴色情、暴力倾向,低俗下流,听来可怕……总体看来,多数童谣唱的是熟悉的内容,用的是熟悉的形式,自编自唱以至口耳相传,"好玩、搞笑、流行、时髦"是其动因。(全文阅读)

是爱还是伤害:《窗边的小豆豆》启示
    ……这本名为《窗边的小豆豆》的书,作者是亚洲唯一一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日本人黑柳彻子。她根据自己真实故事写的这本书,成为日本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一本书,  33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拥有数千万读者。
  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老师不爱自己的学生。关键在于,你的爱是孩子们需要的吗?你的爱是不是扼杀了孩子们的童真?《窗边的小豆豆》能够引起无数人共鸣,在儿童教育的方式上,给成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我们有这样的学校吗?”
  小豆豆在一年级因为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一个叫作“巴学园”的小学。
  因为小林校长的爱护与引导,小豆豆可以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随心所欲地实践着她天真的脑袋里一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小豆豆的钱包掉到厕所里,她把粪坑里的东西全捞出来,堆成一座“小山”,小林校长只说:“弄完之后要放回去喔!”小豆豆有一天单臂吊在树上,校长走过来问她在干什么。小豆豆说,她看见牛肉也是这样整天被挂着,她今天想做牛肉。校长听完,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就走开了。小豆豆爱钻篱笆,衣服总是弄得破破烂烂的,校长很了解孩子的乐趣,为了让他们毫无顾忌地玩耍,他请家长们给孩子穿上最破烂的衣服到学校里来……
  巴学园的上课方式非常特别。在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老师把当天课程表上全部课程的问题写在黑板上,告诉孩子们,他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那道题开始做。“小学生们就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先上语文课也行,先上算术课也行,都是可以的。所以,喜欢作文的小学生在写作文,后面的位子上,喜欢物理的学生点起了酒精灯,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冒泡,或者做着什么爆发实验。”
  在已经习惯了背着小手、中规中矩的中国小学生看来,这一切似乎是“天方夜谭”,但这是真实的。在小林校长看来,这种看来“乱糟糟”的上课方法却很管用:随着小学生们年级的升高,老师就能逐渐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兴趣所在,以及他感兴趣的方式,对问题的思考方法等。由此,老师能够清楚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对于老师而言,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因材施教,是最有效果的上课方法。
  所有看完这本书的孩子,没有不羡慕小豆豆的,很多成年人也一样--长大后回首看似荒唐的童年往事,恰恰是终生难忘的快乐,可惜,这种快乐在大人的呵斥声中变得太短暂。(全文阅读)

刘墉:《靠自己去成功》
    ……六月二十五号,吃完中饭,我照例躺在沙发上看报,一边用眼角余光注意大门,好迎接放学回家的女儿。但是突然心头一震,今天不用等女儿了,因为前天我已经把她送进离家三百多哩的集中营。
    那不是真的集中营,而是有六十年历史的“草山音乐夏令营”。每年暑假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儿接受魔鬼训练;世界顶尖大师伊萨帕曼、马友友和林昭亮、简明彦都是那里出来的。
    音乐营占地二百多英亩,其中散布着由马厩改装成的一栋栋宿舍。屋顶是铁皮的,由于马厩原本不高,硬改成两层,所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加上窗子小得出奇,房间又只容转身,可想而知,夏天大太阳一晒,会有多热。更可怕的是营里的规矩——早上七点舍监就会像“狱卒”般一间间敲门,不到学生开门出来不停止。七点半得走到几百英尺外的餐厅吃饭;八点半准时,必须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练琴。舍监整天在走廊里巡查,哪一间没有传出琴声就敲门警告;再不动,则“记点”;只要被记两点,周末就禁足。
    我实在搞不懂,我那娇生惯养,自以为是小公主的女儿,为什么非进去不可。
    入营之前,我一次又一次问她,是不是算了?暑假在家多舒服,何必去受苦,整整七个礼拜不能回家,平常不准家人探视,电话不通,连电脑都不准带,想家都没法说,多可怜哪牎女儿却想都没想,就一扭头:“我要去!”
    入营的那天,摄氏三十五度,我偷偷溜进她的房间瞄一眼,就热得满身大汗;出来,我又问她是不是回家算了,她还是扭头说:“不回家。”离开的时候,女儿正排队缴体检表格,直挥手叫我们走。我偷偷看她有没有哭,她居然眼眶都没红,还直说好兴奋。上了车,慢慢驶离校园,我一直回头,但是那个号称舍不得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居然背对着我们。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集中营”,有音乐的,体育的,也有文学的、科学的。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尽办法进去接受虐待。(全文阅读)

 

 
 

历史研究要思想、不要主义
    接受正统学院派教育的研究生们,还在动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对历史毫无感觉地大而化之。其实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历史的“施舍”,越来越淡远了,只是因为从小就被耳提面命,打探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会错。估计目前浩浩荡荡的官修“清史”,依然离不开这一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观点。马克思说:我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他是在哲学的高度上来谈的,谈对历史的过程的理解,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解决。马克思是泛历史观,把自然科学归于自然历史的过程,把社会科学归于人类历史过程。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降解为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再是绝对理念的展开和显现,而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变。我们知道生产方式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从生产领域延伸到社会关系诸领域,就变成了所谓的阶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比生产关系更具有能动性的是生产力诸要素:生产者、土地、资本,它们的结合方式形成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活动,就构成了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最终又被归结为阶级关系。所以归根结底是阶级决定论,阶级斗争就成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无疑是具有创见的,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建立了一个新的认识论的基础。就像任何创见都有局限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它普遍地用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时,产生了很多问题。(全文阅读)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误读”与“亵渎”:透过文化激进主义的表象
  自从“现代性”进入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叙述的理论视野,并且日益成为中心话语之一,“五四”、“文革”这两个20世纪历史无法绕过的重大事件也便与“现代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五四”、“文革”的现代性阐释无疑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判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实践、“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混乱与迷惑。当不少学者已习惯于运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样的话语方式来讨论中国现当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时,其歧义性尤甚。在各种各样的叙事建构中,“五四”、“文革”要么是不证即明的存在,要么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疑团,种种反启蒙叙事与启蒙主义叙事交错重叠,以至给很多人造成了这样的疑惑:“五四”是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还是一个感性飞扬的时代?“文革”是一场人性沦丧、恐怖可怕的民族性灾难,还是一场令人痴醉迷狂的“现代性”运动?为什么事隔多年之后,还有不少人对它念念不忘,饱含深情,甚至演绎成一股永难释怀的“红卫兵”情结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新儒家”对所谓“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应该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80年代中后期,随着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的出版,“五四”、“文革”及其与中国思想传统与思维方式相联系的观点风行起来。林毓生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遵循的一贯思路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五四”学者尤为突出,而这一思路又是自孔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思路,并且与文化大革命思路一致。不久之后,余英时提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fess of radicalization)。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949年以后在大陆上……思想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像‘文革’这样的巨变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背景方面获得一种理解。这个背景便是上面所说的,思想的激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象巨石走峻坂一样,非达到平地不能停止。”[1]P209杜维明甚至把“五四”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认为此二者是偏颇的两极。日本的东洋史学专家宫崎市定也用“一脉相承”描绘“文革”与“五四”的内在关联。而一位美国学者在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学报》上为本杰明、史华兹教授的《五四运动的回应》写的书评中认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2](全文阅读)

民国时期困难学生如何求学一例
     余八歲母死,十一歲喪父,兄弟昆仲前後亦相繼而亡,所存者繼祖母、繼母及余三人而已!在短短四、五年間頻遭大故,以致家道中落,孤苦顛連!在小學肄業時,繼母恐將來貧苦無依,另行改嫁,祖母年登八十,風燭殘年,在余就讀大學時亦告無疾而終,從此四顧無依,成為一個孤苦零丁之「苦人兒」矣。 
    我本生自農家,長自鄉野,以一個農家子弟本無讀書力學之環境,幸能得族戚之愛憐,群相為助,能考入縣立高等小學肄業,走筆至此,又不能不感謝恩師習寄生先生之勗勉而寬假學膳費,使我能完成小學學業。迨余小學畢業後,又不忖家境之寒素,考入江西省立第五師範就讀。師範本為造就師資之搖籃,一切學膳及書籍、制服費用全免,故予能有接受中等教育機會;誰料好事多磨,民國十五年革命軍誓師北伐,軍事底定我省江西後,學校即已改制,將第五師範與省立十二中學合併,易名為省立樟樹中學,斯時黨內派系分歧,局勢弄得十分混亂,余亦被迫退學,失去師範一切免費之憑依,幾遭失學之困境;雖然到了江西省會之南昌,亦因窮困而無力就讀普通中學,正在走投無路之際,突然站出了一位同鄉張逃禪先生自願供我學膳費用,勉強進入一所私立劍聲中學,自覺寄人籬下受人接濟,終非長久之計,遂轉投考一切公費之江西黨務學校!卒業以後,派任新淦、安義等縣的黨務特派員,以我一個貧而無告的學生,一旦身為等同縣長級的「黨官」,可謂一步登天,奈何我志不在此,又以工讀方法改入私立章江法政專門學校就讀,始而以投稿所得維生,繼而兼任新聞記者,好容易挨過了三年多的時間,在半飢餓線上完成了法專的學業。在這一段所遭遇的苦學生活,自非筆墨所能狀其萬一了。 (全文阅读)

单正平:关于袁世凯
    我在《岳飞的当代意义》这个帖子中有这么几句话:“愚昧的爱国不能给愚昧本身增光或改变其愚昧性质。更进言之,这种愚昧的爱国到底是不是真爱国了,还要看效果,还要从民族发展的长期利益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敢说,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李鸿章、袁世凯们肯定比义和团更爱中国。”
    对此表示赞同、支持、反对、嘲笑、谩骂的都有。谩骂者一般都是断章取义。这可能与我没把话说清楚有关系。我原以为会有人提供一些更客观的意见,但几天来,简单表态的多,认真讨论问题的少。从一些帖子看得出,很多人对袁世凯的看法相当单一、片面。所以我愿意先就一个常识问题做点补充,然后摘录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袁世凯的分析评价,供朋友们参考。
    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史上最著名几个人物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不能因为汪精卫沦为汉奸卖国贼,就一并否认他在同盟会时代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著述和辛亥前夕刺杀摄政王的行动不是爱国表现;周作人后来附逆,也不能因此抹杀他在五四时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功绩。张国焘后来投靠国民党并不意味着1936年以前的他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的共产党,痛骂老爸蒋介石,回国后变成了蒋总统的助手,最后自己也成了坚定反GONG的小蒋总统。李宗仁是抗战中的抗日英雄,但1936年他还同日本人打得火热,暗中与日本人勾结,买日本战机军火,请日本军事教官,以对抗蒋介石中央政府,维护桂系军阀在广西的割据。到1949年解放军大兵临江时,李宗仁还想做划江而治的美梦,当一个偏安的总统。而到60年代中期回大陆,又被视为怀抱统一愿望的爱国老人了。我们能否笼统说,李先生一辈子就是个有卖国嫌疑的分裂割据军阀,或者相反,他从来就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全文阅读)

亚历山大-冯•洪堡美洲归来二百年
   编者按:200年前,德国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完成美洲探险,回到欧洲。本期特刊此文,以纪念人类科学考察史上的这一壮举。
  一、死而复归
  1803年初夏,巴黎传开了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死讯,说他“命丧北美土人之手”。次年6月12日的《汉堡通讯》更是言之凿凿:“惊悉著名旅行家洪堡先生不幸罹患黄热病,卒于美洲阿卡普尔科。”可是不出两月,洪堡却突然现身巴黎,让欧洲学人惊愕不已。
  1804年8月1日,经过23天横贯大西洋的航行,洪堡搭载的法兰西快船“幸运号”抵达法国波尔多港。他带回了40余箱美洲“土货”,包括大量动植物标本、矿物采样和化石,地质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的勘探实录,以及人种志、民族学、土著文化的丰富资料。仅草木花卉标本就不下六万余件,包括六千种以上植物。巴黎轰动了,视他为旷世英雄,像恭迎国王一样欢迎他。上流社会争相邀他赴宴,法兰西学院设席为他接风,巴黎植物园辟出专所供他陈列展品。人们习惯用“活字典”、“百科全书”来形容一个学者知识的广博,但是对洪堡,这类字眼已不适用,因为那都是指能够查到的固化的书本知识,而他携来的是一片新大陆,仅全新的物种就超过三千。难怪化学家贝托莱要慨叹:“此君简直就是一座活科学院!”
  洪堡一时成为巴黎最抢眼的人物。那时的巴黎乃至全欧洲,只有一个人比他更出风头,那就是拿破仑一世。巧的是,两人年纪相同,都是35岁;不巧的是,法德两国敌对已久,开战在即,这使得拿破仑对洪堡不免心存忌惮。洪堡后来回忆道,这位法国皇帝对他很冷淡:在一次宫廷聚会上,当有人把他介绍给拿破仑时,对方只是调侃说:“这么说你是对植物感兴趣了?我夫人对此也很有兴趣。”两年后,法军攻入柏林城,而洪堡仍在巴黎,于是更加两面不讨好:拿破仑怀疑他是普鲁士奸细,普鲁士当局则怀疑他为法国人做事。(全文阅读)

 
 

人生是一次自助旅行——《老酷禅》自序
    人生或者自助旅行的学问,其实是“量需而行,量力而行”的学问。要想获得快乐的人生,你最好不要像过去那样行色匆匆,如果停下脚步,暂时休息一会儿,想一想,想一想自己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东西明明是需要的,你却误以为自己不需要;有些东西明明不需要,你却误以为自己需要;有些东西明明需要得不多,你却误以为需要很多;有些东西明明需要很多,你却误以为需要极少……
    我不能说何种需要和何种欲望是对,何种需要和何种欲望是错,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对的,包括你的种种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如果有什么不对,那只能是你没有把自己各种需要、各种欲望的关系处理好。
    正是因为自己的各种需要、各种欲望比例失当,造成了你的种种不如意。那么现在就坐下来,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背包吧,看看都有哪些不可不带、不可多带的人生行李。是的,你的背包里既有物质的行李,也有精神的行李。但无论是物质行李,还是精神行李,都绝对不是多多益善的,什么东西太多都会适得其反。如果你陶醉于你的金钱,你可能就会跌倒在你的金钱上面;如果你自恋于你的才学,你可能就会困顿于你的才学中间;如果你标榜自己的美德,你可能就会成为美德的奴仆;如果你刻意于你的爱心,你可能就会成为爱心的玩偶……身外之物不可多,心外之物亦不可多,谓之“身心健康”。(全文阅读)

魏得胜随笔两则
    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日本每年要选一个汉字出来纪念。2001年选出的汉字为“战”。当时我没有格外注意这则报道,也就不解其深意。事后觉得挺有意思,受启发而在自己的2001年电脑资料库中,闭着眼随意运动光标,那光标停在哪个字的后面,我就锁定哪个字,然后,把所有和这个字前后相关联的文字节选下来,稍加整理,便有了下面这篇随笔。这次被我随意锁定的是一个“饭”字。
    《人生长恨水长东》(《读者》2001·8)一文说,张恨水“一生奉行君子不党,从来不曾属于任何团体。他很了解中国,也很智慧,因此他并不说话……一辈子都‘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从没用过一张别有用意的钞票,也不想声辩出什么别的名分,因此,他无心无力也不屑于争出什么高低。”20世纪20年代初,“回到北京后,张恨水用稿费买下了北京大栅栏门框胡同12号。这是一座有大小七进院落的大院,他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写作环境,全家三十多口人依靠他的一支笔,过上了温馨的生活。”(全文阅读)

王晓华:让我们荡起双桨
    每一次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我都会在想象中泪流满面。它的歌词我时常只记得一句“让我们荡起双浆”,然而它的意境却能完整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在蓝色的天空(广阔而近乎透明)之下,一叶叶银色的小舟在湖面上(或河面上)飞翔;划船的孩子们系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黑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美好的未来在前方招引着他们,他们的歌声在地平线上回旋。
    也许真的在当年划过船的人会说事实并不是如此美好,但我和很多成年人会对他的话丝毫不感兴趣:我们早就知道这一切是诗歌和童话,是让我们魂不守舍的乌托邦。这首我只记得一句歌词的歌之所以让我如此感动,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童年的实际状况并不重要,它的魅力完全在于它是童年——我们这些成年人曾经拥有过的童年。世界上有什么会比我们曾经是(拥有)却无法再是(拥有)的东西更有魅力?没有。在我们曾经是却无法再是的人中,还有谁比我们当年所是的哪个儿童更让我们怀念?没有,实事求是地回忆一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会承认童年的我们幼稚得可笑,难免会给当时的大人一种傻呼呼的感觉。但童年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此:我们尚未长成,我们意味着希望,我们拥有长得让大人们羡慕的未来;世界像一朵巨大的花,正在优美而缓慢地为我们开放;来自远方的芬芳在我们的鼻孔和梦境中流动着。(全文阅读)

柴大官人:天使不该让男人流泪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天空中出现了一位可爱的天使,她轻轻扇动着银色的双翼,像是在寻找什么。
    “找到了。”
    她发出了轻轻的笑,在她的面前,是一团好大的云絮。呵呵,这可是休息的好地方啊。她合拢起背后的翅膀,躺了下去,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声稚嫩的惨叫。
    “天哪,我压着什么啦?”天使慌忙飞到空中,只见云絮的中间,钻出个小小的天使。
    “丘比特,”天使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你在睡觉。”
    丘比特的小脸儿涨得通红:“说对不起就行了吗,你把我的头发都弄乱啦。”
    天使轻轻招招手,她的掌心,出现了一把小小的金梳:“别生气啦,丘比特,来,姐姐帮你梳头。”
    小小的丘比特的大眼睛眨了眨,突然从背后取下一张小弓,搭上箭,一下射在天使的银翅上,自己则展开小翅膀,快速地飞走了。受伤的天使犹如流星一般,一直落到人间。
    “我仁慈的上帝啊,求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坠落人间的天使在凡间哭泣,直到上帝出现在她的面前。
    “我可怜的孩子,”上帝用圣洁的光,愈合了她的伤口,“你知道吗,丘比特的箭分两种,被金箭射中心脏的人,会盲目地追求爱情,被铅箭射中心脏的人,会完全拒绝爱情。你的翅膀受了伤,虽然对你的心脏影响不大,但是,却无法让你重返天堂。”
    “仁慈的上帝啊,告诉我,怎样才能重返天堂?”
    “我的孩子啊,你要在人间,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用他诚挚的爱来消除铅箭对你的影响。”(全文阅读)

我的网友记忆:刘刚
    ……在整个行程中几乎不太听到刘刚的声音,他安静得让人忽略他的存在。有天玩到晚上七点多了,大家都没见他来招呼吃晚饭。有人饥肠辘辘地四处寻找刘刚,发现他和单正平棋战正酣。我不懂棋,仅听说他们下棋到忘食就萌生无限敬仰。可惜敬仰之情没维持上半个小时,就在周泽雄的讪笑中破灭:两个低手对奕也用得着这么废寝忘食?
    和刘刚、冬君夫妇一起在山里行走,绝对可以体验到什么是浪漫。一路上半死不活的残根、藤萝纠结的老树、几片沾着秋意半黄不红的树叶等等群众喜闻乐见到几乎可以熟视无睹的自然景观,都能引发他们的惊叹和感慨:看那棵树躯干都破成那样依然保持着生命力;有这么多小树支撑着快倒下的树让它继续生长;看那藤萝和树缠得多密分都分不开,太感人了!诸如此类,从冬君心里引发的浪漫情怀溜到刘刚那里竟会深沉成宪政问题的思考。真是奇思异想,天下独绝。
    然而,这还不算是最绝的。人人都听过酒量惊人要和人拼酒的,有没有人听过要和人拼饭的?如果谁自认饭量平平,吃饭时见到刘刚千万要记得绕道走,万一被他逮住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会和你拼饭!饭气陡生,纵横三万里同样气势凌人。(全文阅读)

天高地厚:星星坠落于水!
    星星坠落于水!我遥遥听见
    洪涛之上它细渺地呼救

    脆弱星辰!共同仰望之美
    如今出没风波里,救救它!

    星星坠落于水!自燃之火
    焚烧自身,命运连同碎片坠落(全文阅读)

 

 
 

龙应台:文化——有所坚持,有所抵抗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在一个空荡荡的议堂里,半夜三更,这样谈文化,好像只有鬼在听。我心里在想,我知道,你以为我会谈雄伟的博物馆、华丽的音乐厅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我会继续说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酝。何谓底酝,不过就是,没有学问、不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因为祖辈父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就是文化。农妇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她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全文阅读)

林国荣:施特劳斯—不可承受的战争之“美”
    理查·施特劳斯是西方音乐史上近乎传奇的名字,在19世纪生活了36年,在20世纪度过了48个风风雨雨的春秋寒暑;这将注定他的一生无法平凡下去。1933年11月,纳粹在宣传部的下面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帝国音乐局。戈培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特任命理查·施特劳斯为帝国音乐局总监。从此,音乐家施特劳斯就开始了他生命中的这段颇具传奇色彩、但也倍受争议的政治生涯。
    1934年6月11日,是施特劳斯70岁大寿,希特勒拍了一份祝贺电报:"向伟大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表示诚挚的敬意——阿道夫·希特勒。”
    1935年6月,施特劳斯创作了他的第二部歌剧《沉默的女人》。这是根据奥地利著名犹太自由思想家茨威格的书而创作的。茨威格获取名声的主要作品就是他大名鼎鼎的《异端之权利》,在那里面他表达了“人类必须追求自由,为此应当反抗一切强权”的这种类似于拿破伦时代法国“空论家”们的思考宗旨,哪怕这种反抗是针对内心深处不是没有信念的宗教改革领袖人物加尔文。施特劳斯在许多地方同情、支持茨威格。这注定了将激怒希特勒和以普鲁士参谋本部为前身的帝国军方参谋部,当时,他们正在规划又一次的战争蓝图。一道命令,摘掉了施特劳斯的帝国音乐总监的乌纱帽。理由是:“年迈”。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施特劳斯当时的尴尬和复杂心境!他一生不善于同政治打交道,可政治偏偏要找到他。早在20世纪初,施特劳斯的天才和伟大成就便被德国皇帝看中并利用。他被任命为威廉皇家音乐总监。他为帝国谱写过许多曲子:专为普鲁士军队阅兵用的四首进行曲、士兵的合唱等。(全文阅读)

于希:世界著名废都之谜
    1.庞贝(Pompei): 繁华的哀伤

    公元前10世纪,庞贝只是一个小集镇,主要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后来,它演变成一座繁华的城市,约有2万居民。它面积约1.8平方公里,环绕有4800多米长的石砌城墙,两条笔直平坦的大街将全城分成9个城区,里面小街小巷纵横相连,路面用碎石铺成。大街两旁有人行道,街宽达10米,铺着整块的大石板;十字路口雕花石砌的水池里满是清凉的泉水。最宏伟的建筑物集中在城西南,这儿是政治、经济、宗教的中心。庞贝人奔放的个性和整座城市欢愉的风情,至今仍令2000多年后的人们倾倒。
    地球上有1500座活火山,维苏威是其中最活跃者之一,它海拔1277米,位于意大利西南海岸,可以俯瞰那不勒斯海湾。它已经平静了几百年,人们都以为它是座死火山,但公元63年,它开始变得不安静,其后小震不断;至公元79年,它突然变成不眠的活火山,带给庞贝城以灭顶之灾。
    8月24日中午,闷热的天气令人窒息。突然,一块奇怪的云从维苏威山顶升起,太阳暗淡下来,接着一声巨响,火山口揭盖了!熔化的岩石以1000度的高温冲出火山口,火红色的砾石飞上7000米的高空。火山灰、浮石、火山砾构成的“阵雨”在庞贝城下了8天8夜,接着是高热水蒸气形成的瓢泼大雨扫荡了山顶的灰渣,混浊的泥流浆冲向山麓的平原。
    火山爆发18个小时后,火山碎屑将整个庞贝城掩埋,最深处竟达19米,曾被誉为美丽花园的庞贝消失了。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有时间逃命,至今在遗址只发掘到2000多具尸骨。后来,考古学家将石膏浆灌进已经干枯了的尸体空壳,制成许多和真人一样形状的石膏像,再现了受难者当时绝望和痛苦的表情,令观光者无不唏嘘叹息。(全文阅读)

河西:死亡的诗意

   丹尼尔·利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大屠杀的阴影,所以才那样热衷于建造支离破碎的建筑--仿佛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怪物。经过了二战中那次惨绝人寰的人间噩梦,他已不能相信古典意义上的完整、完美、素雅、静穆还能散发出金子般的光芒。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仿佛死神就侧立我们的身旁,时刻准备滥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利伯斯金1946年出生于波兰一个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犹太人家庭,他的母亲以及10个兄弟姐妹在集中营中无一例外化作了炼尸炉中的缕缕烟尘,只有他的父亲和一个姑妈侥幸逃脱。对生命与死亡的深刻领悟,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探索,让利伯斯金选择了解构主义--一种能够如此直观地表现理性大厦的崩溃的建筑设计手法。解构主义的重要性,对于彼得·艾森曼、弗兰克·盖里、埃里克·欧文·莫斯们来说也许是一种全新的建筑语言上的实验,对利伯斯金而言则在于他需要一种建筑样式将人生晦暗的一面尽情地发挥。从他选择竞标或者接受委托的项目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趣味:世贸中心方案(中标)、柏林犹太人纪念馆[1988-99]、奥斯纳布路克纪念馆[1995-98]、旧金山犹太人纪念馆[1996-2004]、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纪念馆扩建工程[1996-?]……利伯斯金与空间的相遇建立在他痛苦的人生回忆之上。建筑终于变成了一个暗影,在亡灵的哭泣之中形塑着它的表皮和内部构造。从来没有哪一位建筑师像利伯斯金那样沉溺于绝望的意象之中,那些战争的阴影融化在建筑形体的方方面面,仿佛真的有一颗炮弹在建筑的内部爆炸,才使得建筑赋予观众这样的视觉感受:异常激烈、揪心、一种无处不在的疼痛感扑面而来。(全文阅读)

老图片刻画的时代记录
    摄影师何奈·布里,瑞士德文区人,现居住巴黎,是玛格诺姆图片社的资深摄影师。自五十年代初步入摄影以来奔波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其所摄之照片已经成为时代的记录,为世人熟知。例如,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中东6.5战争,以及在六十年代初来中国拍摄的一批照片。

屯集韩国的美国士兵在娱乐场所消磨时光(1961年 韩国)

严酷的政治环境塑造了这张被严酷神情占据的脸(1964年 中国广东)(全文阅读)

巫毒女王
    这是个太不寻常的女人。 她名叫玛芮拉芙(Marie Laveau)。生于1794年,卒于1881,享年87岁。在她那个年代是长寿的了。她的身上有黑人,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血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巫毒教女王。她的名声几乎与新奥尔良一样色彩斑斓,新奥尔良也因她而更有魅力。她是这个城里最受注目的传奇人物,一个永远的谜。她出生于新奥尔良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也有人说她是在1809圣多明各奴隶起义之后来新奥尔良的)。她父亲名叫Charles Laveau,一个有钱的,看上去几乎像个白人的有色人庄园主(我找到了他父亲的老房子,有留影)。她的母亲Darcantel Marguerite是一个女奴。玛芮是他们的私生女。现在关于她唯一可证实的档案是她在1819年8月与Jacques Paris结婚的教堂纪录。她与帕里斯结婚不久,帕里斯就神秘失踪了。 有人推测可能是帕里斯抛弃了她。 不久一个叫Louis Glapion的军官就住进了她小屋的阁楼。她后来以帕里斯的寡妇自称。
  关于她的大部分原始资料都来自口头传闻。 自从我到新奥尔良收集关于该地的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各个版本的历史纪录有不少出入。比如,Ursuline的修女们到达新奥尔良的时间是在88个从法国的拘留所来的妓女之前还是之后,我听到和看到的都不相同的。我曾经为此问了当地一个权威的学者为什么这地方志有这么多的不同说法。根据他的解释,18世纪末的新奥尔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在一百年里三易其主(请参看我写的另一篇关于新奥尔良历史的文章)。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离开的时候,同时也销毁并带走了很多档案报纸,所以如今的户籍和历史事件的档案都可能在欧洲或已经销毁。另一个原因就是关于有色人种的历史,因为他们的文化不高,所以没有能力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帕里斯失踪后,玛芮拉芙就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她住在1020安妮街的一栋房子里,这房子是她父亲给的嫁妆。因为她是一个自由的混血人,所以就开始给名门的太太小姐和有钱人的情妇做头发,听来了不少大户人家的内部消息以及豪门秘史。她一边给人做头发,一边收集听来的闲闻逸事,不久她就意识到这些情报的价值。因为那些大户人家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的贵族其实血液里有黑人的血,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害怕被外人知道。 玛芮拉芙发现了,就暗暗地利用这些情报并扩大自己的信息网络。 她的信息来源包括佣人,邮差和庄园里的奴隶。 她逐渐对各家各户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今后她进行勒索和施展法术提供了方便。
  天道酬勤,玛芮拉芙出名的机会来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因谋杀罪被送进了监狱。她暗地里贿赂并要挟了法官,法官放了人。那个人家送了她一套房子作为酬劳,这座房子就成了她以后的“教会”。渐渐地,她的名声开始传开,因为她施的魔法起了作用。(全文阅读)

 

 
 

老虎的屁股——影视创作者的雷区
    自觉抵制 封建迷信、伪科学、邪教。
    尽可能不涉及 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流行病传染病问题。
    不得宣染暴露过多 凶杀(包括自杀)、犯人作案、血腥暴力、贪官腐败、官场争斗、床上镜头、洗澡镜头、打架斗殴、酗酒醉酒等。
    不宜拿下列语言开玩笑 文革语言、政治口号、领袖语言、红色经典、英雄豪言壮语及河南话。
    不传播 黄色短信、网上新民谣。
    批判但不展示 黄色、赌博、吸烟吸毒、同性恋、嫖娼、卖淫。
    不主张 崇洋媚外思想、追求高档生活方式及大款、洋房、高级骄车。(全文阅读)

[测试]你看到了什么?

    这是一位著名画家设计出的图形。看到这张不可思议的图,你联想到了什么东西呢?
  A.森林
  B.外国的墓地
  C.鬼的脸孔
  D.站着的人
  E.月球的表面
  解析:(全文阅读)

风笛声中的高地传奇——宽幅黑白苏格兰 (全文阅读)

幽默:你不跟着腐败腐败去么?
    贵州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和平西桥樱花街18楼北京贵州大厦
    据朋友说,里面的肠旺面、花江狗肉、酸汤鱼、鼎罐鸡、恋爱豆腐果、丝娃娃、夜郎面鱼、荷叶糍粑绝对值得一吃。超辣,怕长豆豆的朋友不去为妙。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49号
    正宗藏族吹肺、吹肝,藏族酸奶, 松子鱼, 羊肉炒面片, 酥油糌粑。

    安徽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 朝阳区惠新西街1号
    腊八粥、大救驾、徽州饼、豆皮饭、,“五元神仙鸡”、马蹄鳖、怀胎鱼、油爆虾、安庆素火腿、素烤鸭。

    上海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西城区北长街前宅胡同7号
    蟹壳黄、南翔小笼馒头、小绍兴鸡粥、油爆虾。名菜太多,去看了菜谱您就知道点什么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 和平里西街小黄庄路1号
    嗄巴菜、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贴饽饽熬小鱼、棒槌果子、桂发祥大麻花、五香驴肉。(全文阅读)

幽默:律师对情书的点评
    1.信首称呼:我的甜心  
  ——对象不明。发出邀约或承诺须针对特定的主体。
  2.爱你一万年
  ——显然无法履行的义务,无效条款。但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3.为了你,我宁愿背叛我的父母和家庭;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
  ——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无效条款。尊老爱幼、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我对你的海誓山盟,有天地为证
  ——见证或公证应当选择有资质的律师或公证机关。
  5.我会给你最大的幸福
  ——约定不明。不同的主体对“幸福”的具体内涵理解不同。
  6.那天清晨我来到你的窗前,在心里默默地对你说:如果你也爱我,就请打开你的窗。后来你的窗真的开了。我真的太幸福了
  ——重大误解。早晨开窗几乎是每天必然发生的事情。(全文阅读)

好玩的铅笔画 (附顽皮Flash)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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