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十六 期

真名每周精华文选

 
 

谢少波、王逢振:重绘中国现代性的路线图 
    粗略地说,现代性的话语的欲望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是文化阶段、政治阶段和经济阶段。现代性的文化阶段始于清末,由坚持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发起,包括了20世纪的前20年。其特征是从理论上阐述文化的更新和重构,以及西方大国威胁下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政治阶段指冷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岁月,暗含着一种乌托邦的焦虑,即如何挣脱传统上居统治地位的西方现代性的束缚。经济阶段指20世纪最后的20年,其标志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治文化遗产的一种普遍的怀疑。所有这些现代性的时期,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都“反抗一切规范性的东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344页)。但是就特征而论,文化阶段从根本上反对偶像崇拜;政治阶段耽于乌托邦空想;经济阶段则追求实用。中国的现代性的话语,在每一时期,都与西方的某一观念相联系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在第一个阶段,中国人照抄照搬各种西方的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审美的形态和价值观念,狂热地推崇启蒙运动的遗产。在现代性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毫不妥协地坚持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外发展。中国现代性的第三个阶段正好赶上全球化时代,而这一时代出现之时,也正是西方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TNC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好莱坞电影、计算机技术以及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重新启动之机。现在,中国人一边大胆地赞美西方的现代性的范式并一力附着于它,与此同时将现代性重新界定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与全球化进程融合。
    在我们详细论述中国现代性的轨迹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性这一由西方创立并确定的霸权性的概念及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修订。现代性这一概念就其霸权性的运用而言,指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上升而出现的、有利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条件。它明确表达了某种意识和生产的形态。(全文阅读)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I .内驱力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生并成长于法国西南部贝恩亚(Pyrénées)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里,50年代初他来到巴黎,求学于享有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时正值哲学是一个王牌学科并且是大凡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从事的职业。他很快厌烦了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主体哲学”——一种支配性的学说——继而被现象学家加斯通·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乔治·康吉翰姆(George Canguilhem)和尤利斯·维勒敏(Jules Vuillemin)的著作有关的“概念哲学”所吸引,并沉迷于埃德蒙德·胡塞尔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毕业后不久,他放弃了将哲学、医学和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情感生活的独特计划,正如其他杰出人物(normaliens)象涂尔干和福柯在他之前所做的一样,他转向了社会科学。
    这一转向是由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所促成。从个人层面看,布迪厄直接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可怕现实(他被送到军队服军役),这促使他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弄懂由于帝国资本主义和当地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社会灾难的来龙去脉。他在早期的著作,《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工作》,《无家可归者: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Bourdieu 1958/1962, Bourdieu et al. 1963, Bourdieu and Sayad 1964)中,解析了当地社会文化和机构,并且将在有偿劳动、城市化和法国军队的所谓绥靖政策的压制下,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剧烈社会动荡写成编年史,试图启发和帮助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充满痛苦的诞生。这些青年时代的作品自此打上布迪厄写作风格的烙印:它们是行动主义科学(activist science)的产物,虽然免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是与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同调,而且回应了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全文阅读)

胡胜华:也谈胡适的身份意识——致邓晓芒先生
       顷读湖南《书屋》杂志二○○四年第八期《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文中先生呼吁一个想做新型知识分子的人在生存问题有了基本的解决之后,就应该想到、也有条件做到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个颠倒(即“把思想本身当作人生的根本基础”);呼吁“一个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影响社会政治的人首先应考虑自己的本分和立足点的问题,不要蜕变为争夺权力的政客,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失落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乃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立意甚佳。事实上,先生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据我所知,在现实生活中,先生就有两件举动,令人欣赏,一是撰文批评北大改革,斥所谓“一流大学实乃一流衙门”,二是为不合理的博士论文制度,公开向武汉大学叫板,最后以辞去博导头衔为抗议,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实不多见。可惜,“世情薄,人情恶”,先生的批评和抗议,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沦为人们的谈助而已。
        大作的基本意旨,我是赞同的,不过,我觉得似乎陈义过高,也未免流于烦琐哲学。坦白地讲吧,今日凡是以大道理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都很难不给人酸气的感觉。中国社会缺乏培养西式知识分子的环境和土壤,知识分子总是存在于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给知识分子以上下其手的机会,因而表现出来的造型和德行,令人欲呕,鲁迅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多有刻画。如今功利主义流行,在一派“重理轻文”的形势下,想要知识分子改变传统的陋习、心理和死症,可谓难乎其难!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丑陋的知识分子,使我对知识分子,压根上失望了(这一丑陋与失望,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早已成为一恶名,稍知自爱者,也不应乐于接受也。先生呼吁知识分子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要做一个精神的追求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可见先生注意到了经济问题。但先生未免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体制大一统的情况和现实中,想经济上真正的独立,谈何容易?试问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体制而能我行我素,批判社会?试问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挤进政府、挤进公家、挤进体制而不遗余力,争得你刀我枪?知识分子能少做点恶心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能洁身自好,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安能指望其挺身而出,牺牲自我?所以,我以为,至少在目前,先生所说,未免陈义过高。(全文阅读)

甘阳:走向“政治民族”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 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 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994)。韦伯的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今日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 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致战败后两德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才重获走向统一政治民族的机会,亦即从韦伯时代算起耽误了将近一百年。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全文阅读)

哈贝马斯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
    席勒从1793年夏天开始写作《审美教育书简》,并于1795年把它发表在《季节女神》(Horen)上。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由此看来,较之于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憧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先了一步。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统一的力量,因为艺术白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 der Mitteilung)。席勒把艺术理解成了一种交往理性,将在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诸实现。
    席勒在第二封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一步,是否不合时宜,“因为,当今,道德世界的事务有着更切身的利害关系,时代的状况迫切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
    席勒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暗含着这样的答案,即艺术本身就是通过教化使人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的中介。教化过程与个体无关,涉及到的是民族的集体生活语境:“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换成自由国家的民族那里才能找到性格的整体性”。艺术要想能够完成使分析的现代性统一起来的历史使命,就不应死抓住个体不放,而必须对个体参与其中的生活形式加以转化。所以,席勒强调艺术应发挥交往、建立同感和团结的力量,即强调艺术的“公共特征”(der Offentliche Charakter)。席勒对现实的分析结果是,在现代生活关系中,个别的力要想彼此分离和得到发展,就必定会以牺牲它们的整体性为代价。(全文阅读)

王国维迷人的学术境界——姚淦铭教授在江南大学的演讲
        如果我们去观察遗存的王国维先生之照片,可以看到他虽然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但有一样却富有象征性,这就是他的一副眼镜是新潮的!就在这副新潮的眼镜后面,是两道犀利的、挑战的、傲气的目光!这双眼睛的后面就通向他的一颗灵动的、卓越的、追求新境界、大境界的心灵!  
  王国维的学术境界太迷人了,你一踏进“王学”的宫墙之门,就迎来庭院深深,松柏参天,花果飘香!这里有他亲手创建的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史学的殿堂等等,一座连一座,美轮美奂!当你流观这些殿堂时,你会惊讶、赞叹、折服他的智慧、原创力以及建构的境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学术大师之魅力,而且王国维又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世界的!
  王国维没什么学位,中等文化程度,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更不是博士后,他完全是靠孜孜不倦地自我奋发、刻苦。他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为什么他能够在二十世纪初,一百年之前,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里程碑,一座又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就在他把握了学术的灵魂是境界。
  境界是学术的灵魂
  青年王国维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结晶于文学意象之中。(全文阅读)

 

 
 

周泽雄:都市民工的情感世界(向陈桂棣春桃致敬)
    三个月前读了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读书而能觉得书页发烫,呼吸急促,倒也算一桩奇遇。观感自非一言可尽,若强以一言概括之,也许只是两个字:怪诞。
    我自幼生活在上海滩上,年龄也不够赶上知青下乡,对于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了解程度,最轻狂的自我评价也只是一知半解。不怕见笑,直到半年前我才弄清楚“三农”究指哪“三农”,我关于“三农”的全部感性认识,除了电视里见到的纪实画面,便只剩下旅行途中的若干见闻了,后者且主要集中在对“农家饭”的品尝上。此类作为新兴旅游项目之一的“农家饭”,是否就是农民日常饮食的客观纪实,本来就是一个连问号都不用打上的多余问题。不必说,一个对农村无知到像我这种程度的人,即使读了一本谈论农民苦难的书,即使阅读过程中还伴有心潮澎湃、热血上涌等杂七杂八的心理、生理症状,也不等于就此拥有了撰写读后感的资格。很多年前,我就给日后的写作下达过一条仅供本人遵照执行的最高指示:对于自己了解不多的事物,不管它看上去多么能激动肝胆,也要绝对打压任何形式的舞文弄墨冲动,绝对禁止在自己无知的领域表达观感,抒发正义。“三农”问题正好属于我的一大无知领域,所以读完《中国农民调查》后我除了听任心情处于恶劣状态,不敢有丝毫表达冲动。时光荏苒,三个月后的今天,我突然发现,也许我可以在自己略有所闻的领域,验证一下那个已经在心里埋藏了三个月的读后感:假如中国的农民缺乏文明人的基本情感,他们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全文阅读)

傅国涌:《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全文阅读)

梦天岚:我手写我心——走近周实
    周实的童年骑在木马上,与同龄人相比他或许是快乐的;当懵懂少年周实在面对镜头还用手捏着自己的小鸡鸡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后来创作《起死回生》的最初动因;青年周实则是粗线条的,一个挑过土、拖过板车的体力劳动者,一个打过铁的手艺人,一个挣过工分的生产队长……而我想写的是现在的周实,一个读书人,一个编书给别人读的人,一个写书给别人读的人。
    眼镜、T恤、憨笑+中等偏胖的体形+热情洋溢的谈吐=周实。
    这是2004年的夏天。
    生活中的周实给我的第一印象与他的名字一样:内敛、实在、真诚。与这个高烧的夏天截然不同的是,周实的热情让人感到的则是扑面而来的清爽,而这种清爽是可以透人肺腑的。
    “流而不盈,挹而不匮”,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是白沙古井之水和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滋养了周实,但周实似乎与我所理解的“长沙里手”不太合拍,周实是个异数。叛逆和自信使他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没有向导,没有路标,甚至没有可能的想象,有的只是不可预测的凶险,但他已在路上,他走着,从未想过回头。当一个人铁下心来要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他就必须承担双重的风险,这风险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
    事实证明,周实的体内蕴含着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同于岩浆,也不是喷发式的,而是不疾不徐而又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以文字的形式,每一段文字都给人一种透明的灼痛感,如果你抚摸,每一段文字又都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全文阅读)

王晓渔:追寻传统 打捞记忆
    ……“风吹枷锁满城香”
    上个世纪初的某个夏天,巡捕们押着一个长发披肩的中年男子、一个穿着西装的少年男子以及几名华服男子经过上海的街头。马车驶过,观者哗然,一时竟有“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到处流传。略通典故者可以发现,这句诗辗转来自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和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过,李白写下那首诗的时候,正与一群酒店女子、金陵少年厮混,一副春风得意的风流才子模样;陆游写下那首诗的时候,很有可能僻居乡村,一副暮秋晚钟的忧郁文人模样;而那些男子则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拘嫌犯,“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颇给人一种“生如夏花之绚烂”的感觉。
    1903年6月29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对多次发表过激言论的《苏报》员工发出拘票,那名中年男子就是36岁的章太炎、少年男子则是18岁的邹容。在租界方面的斡旋下,涉案人员最终得以从轻发落,但“苏报案”却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事件。胡道静先生认为革命派虽然牺牲了一个报馆,却使得清政府“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我没有那么乐观,更倾向于认定它掀起了“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新篇章。傅国涌先生的新著《追寻失去的传统》以《风雨百年“苏报案”》为开篇,似乎佐证了我的这个观点。顺着目录往下看,尤其第二辑最让人触目惊心,宋教仁、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费巩构成一份“七君子”名单,几乎每个姓名都加上了“之死”的后缀。但最让人激赏的却不仅是他们,还有那种“风吹枷锁满城香”的景象:身陷囹圄者无需等待漫长的历史和时间来追认,在事发现场就得到了足够的承认。“苏报案”之后《苏报》居然还可以继续出版七天,甚至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厚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南京的《新民报》停刊之后,王芸生率先在《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全文阅读)

王一苇:以轻盈承受生命之重——读吴洪森《崩溃的脸皮》
    ……我阅读《崩溃的脸皮》时,象是面对吴洪森本人带着份不务正业的胡思乱想:
    他是中文系的硕士,毕业论文《存在与想象》涉及的却是心理学的领域,探讨人的理性和想象功能,并对人的想象进行了分类。他对想象的分类虽然不完全正确,可他的这篇毕业论文在当时心理系专业的学生中也是极为少见的。最夸张的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少见多怪的心理学教授对该文章仍赞叹不已。
    在全国用政治意义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年代,他没屈从于用阶级分析进行评价,机械地归纳着似是而非的中心思想,却执意于:“‘文学是人学’,欣赏文学作品时如果不去发掘它给予我们的多方面启示,从而发挥文学应有的作用,却仅限于归纳出几条政治结论的话,又何必去读文学作品呢!” 1980年,他突破政治的困囿写下了《形象的爱情心理学》,并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人物的个性和心理,运用心理分析的方式对司汤达《红与黑》中人物的“爱”进行细致而独到地剖析。此后的《你思谋得透么?——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人物心理活的分析更见功力。在他笔下分析的人物性心理的细腻和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张贤亮预先的设计。他的分析已经不由自主地注入了他对章永璘更为深刻的解读。
    《老人与海》的书评有评论其象征意义,有赞赏老人的勇气,有认为小说所显示的世界是一个残忍的互相杀戮的世界,而个人是孤立无援的等。他从中读出的是“自信”,他认为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在持续了多天背运之后,老人不会有勇气和毅力坚持下去的。人真正的胜利也只能是精神的胜利。(全文阅读)

刘春:《幸福像花儿开放》自序 
    这本书很薄,这在我的设想之中。一个作家跋涉一生其实只是为了一本书。每一本书都是对上一本的覆盖甚至消灭。从读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不是为了对作家的创作历程作考证,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读完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只读最有代表性的那一部分即可。对我这种写作速度越来越慢的作家来说,我无法像那些高产者那样,每一本书的作品都各不相同,只要有机会,我最满意的作品将会一再收录入新书中,我的“代表作”永远是最新出版的那一本。在2004年之前,用这本百余个页码的小书总结我此前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已经足够。 
    当然,“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某种角度说,诗人就是一个皇帝,他的作品是后宫“三千佳丽”,随着心情改变和岁月流逝,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妃子年老色衰,不再受到宠爱,取而代之的是新欢或起初不曾引起重视者。所以,本书作品的“代表性”代表的仅仅是现阶段我个人的艺术观念,也许在下一本诗集里,我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我就是这样“摇摆不定”。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白日梦的迷恋者。我的左右脑时常会对同一个事物发出截然相反的指令,它们之间的反驳与顺从、对峙与妥协常常令我无所适从又乐此不疲。没有冲突,就没有诗歌风格的变化和文字的张力。我甚至写过旧体诗,那是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一年级的一年多时间,受的是唐诗宋词和梁羽生小说的影响。当时我能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一百首》背下大半,对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的诗词更是如数家珍,至今我都能背得出《冰川天女传》中作者借金世遗之口吟出的那首“平生白眼曾经惯……”。当然,我那时写旧体诗还分不清平仄,只知道在末尾的那个字压韵而已。真正发表作品是在1991年。而收入本书中的作品创作时间最早的是1994年2月写的《蓝,或兰》;最近的是作于2004年10月初的《沉默的棕榈》。十余年来,我没有统计自己的作品数目,只知道“写”,中间有高潮,有低谷,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够完成一组诗,有时候一年只写十首。但一直坚持着。(全文阅读)

 

 
 

谁拉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两位专家的最新研究显示,今年农民增收较快,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着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这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刚参加税务稽查工作不久的小吴着实被刺激了一把。
    被刺激的何止小吴一个人,北京一家知名商厦团购部的工作人员小王对类似的刺激早麻木不仁了,"不久前一个单位办消费卡,出手那叫一个大方──竟办了5张平均10万元一张的消费卡作为福利发放,办消费卡可以计入成本,既少缴了企业所得税又提高了员工福利,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都乐此不疲,我们团购部每逢节假日准忙的不可开交。"
    收人增长苦乐不均
    人们都在慨叹社会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了,最新出炉的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感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顾严和杨宜勇两位专家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最新研究结论,"今年农民增收较快,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着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会超过0.35,这些因素导致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继续上升并达到0.465。2005年农民增收速度有可能出现下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全文阅读)

高投资低消费终将酿苦果
    我前年回国,当时海归正热,我新婚不久,太太尚在上海工作,年薪也有十万,很不愿意就离开上海,而是希望我能够回国工作。虽然这与我当时的想法不符,但我也并不想因循守旧,抱着自己的计划不放。所以也是很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上海,我有一个体会,凡是收入高的朋友,都是在为政府工作,举个例子,比如华为,应该算是私企,但华为的大客户是中国电信,就是政府。依此类推,我所了解的企业,最终用户都是政府而不是百姓。如果最终用户是百姓,则这些厂商必然处境窘迫,生存不易。就如我太太所在的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为例,其实每年都是亏损的,但为了追求市场,大肆扩张,我当时就很忧虑地对太太说,这么下去怎么行呢?她回答,她也曾经问过她的经理,经理回答说,到时候会有办法的。我就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到时候他赚够了钱,走了,你们可就惨了。后来一年不到,果不其然,她经理回了台湾,公司也无法继续扩张,内部人员纷纷辞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政府行为和外商投资。所以越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越是要静心观察,不要盲目跟风。事实上,我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是比较担忧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奇迹可言,说穿了只有一句话,即“高投资,低消费“。而这样的快速发展形态,中国远不是发明者。早在斯大林时代,便已经风行一时了。大家80年代读过中学政治的,可能还记得课本中说斯大林搞五年计划,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了钢铁等物质生产的飞跃,最后打败了希特勒德国的事情。尽管本人对斯大林没有好感,但也不得不承认书中所讲基本属于事实。在斯大林取得了那样的成功以后,日本又再一次重演了历史,通过银行和行业联合,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捆绑在一起,实现了惊人的经济飞跃。今天,当中国再次重走老路,获得每年两位数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高投资,低消耗“背后的实质和它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全文阅读)

为什么中国菜市场没有中国菜监会?
    设想一下,在当初开设天安门菜市场时,如果设立了中国菜监会审核卖菜人资格后的必然结果——我们就可以理解蔬菜价格的变化与救市政策之间的悖论、菜权分置、菜农侵占、市菜率崩塌、新菜上市暂停等等所有的怪现象,并且也不会再试图去挖掘什么其中的经济学玄机。因为,菜市场就是菜市场,它有自己的规律,它不承认水母制定的规则,何况,证券市场与菜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距,人没有菜吃会生病,人不买股票不会生病,而且活的会很好,这样一来,证券市场日益萧条,还奇怪吗。
    为什么中国的菜市场没有中国菜监会,却发展的很好?
    滑稽!王小石的涉嫌罪名--出卖发审委员名单!!!!  
    毫无疑问,证券市场出现目前的局面是证监会始料未及的,事实上,也许他们原计划叫停新股发行后,顺着连串利好的大势,可以来个绝地反击,孰料任你如何变化,大盘始终摇摇欲坠的悬在1300点这一线,似乎非要考验证监会的执政能力,面对现实,证监会无疑进入了有其史以来最尴尬的时期。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发审委发审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东窗事发。王小石事件,完全可以称之为丑闻。那么,是什么酿成了王小石丑闻?是他的个人德行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作为证券市场投资者、参与者,我们完全有权力发出这个质疑。(全文阅读)

孙立平:中国·社会:利益时代的思维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给人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时代。在许多观点尖锐对立的背后,是利益的对立与冲突。许多简单的道理被搅得一团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益使然。
        我们称现在开始进入利益时代,不是在这之前就不存在利益问题,而是那时候的利益分化不明显。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利益分化的过程。到今天,不但利益的分化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种分化的利益已经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分明的社会力量的分野。争论中的立场分野或若明若暗的结盟关系,就是这种结构和分野的产物。
        利益的时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利益的时代也需要新的思维。在这样的一场牵涉到众多人利益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思维是多么重要。
        利益时代最需要的基本原则,是利益的被尊重。利益受到尊重,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承认并尊重利益上走了很长的路,而且似乎到现在也没有走完。在我们的价值中,最早信奉的是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改革过程中,私有财产开始逐步获得合法性。特别是在前些年开始的产权改革的讨论中,尊重私有产权开始普遍地被人们所认同。到去年的修宪,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被列入宪法,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在这次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财产或利益的尊重是多么的脆弱,似乎只有在对产权或利益的尊重能够带来效率的时候,产权和利益才是有尊严的。当一些学者理直气壮地宣称财产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谁手里才能带来效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对财产和利益的尊重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这样的言论又恰恰是来自最热衷于保护产权理论的学者,这就尤其让人感到沮丧,原来对产权的尊重不过如此,当他们觉得破坏产权(公共的)可以提高效率的时候,他们对这种权利并不珍惜。(全文阅读)

仲大军:影响中国长期通胀的因素是什么?
    一、 加息措施来得太晚,央行加息的意义是提高中国金融资源的价值
    今年10月末,中央银行终于忍不住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小幅度的升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央银行的这一措施都来得太晚太迟。早在去年底就看出经济过热的苗头,又在今年春明显地感到通货膨胀的到来,但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对经济过热的控制始终未动用利率杠杆,始终放任中国的货币金融资源处在一种过度廉价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资源肯定在大量地流动着,供应着,中国经济肯定继续冲动,物价上涨只能愈演愈烈。
    二、 负利率的实质是损害广大储户的利益,将金融资源所创造的利润向占有者手中转移
    在货币这种金融资源处在过度廉价的状态下,没有人不愿使用它。并且,当通胀抬头,银行存款变成负利率时,谁能更多地获得银行贷款和占有金融资源,谁就能更多地为自己创造利润。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贷款者对存款者的一种掠夺。负利率的实质是通过对存款储蓄者的损害,补贴金融资源使用者,让贷款者获利。这种情况看来可以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头,但对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实体多有弊端。从发展方式角度看,这是一种“损下益上”的发展模式。国家和财团企业可以利用廉价金融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但损害得却是广大储户老百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某一方面政绩和工程显赫,但却是通过挹此注彼的方法取得的。
    鉴于我国的银行目前仍然是国家的银行,国家应对这种局面负起责任,适时调整利率,平衡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全文阅读)

让·雅克·拉丰:公共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导言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进行公共干预问题的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70年代初成为独立 的学科,并在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期刊。
    我们将简单地论证,现代公共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是,政府在实施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上的职能时,会多少明 确地考虑信息的约束。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对慈善政府(benevolent State)的批评,以及目前政治经济的复兴,成为解读公共经济学新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我们将用四部分来说明这些问题。
    第二章将评述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范例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含义。第三章全面地评述,当考虑政府信息约束时,在公共经济学中可以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第四章是对慈善国家范例的论述。第五章将简要描述我们对公共经济学未来发展的看法。 
    2. 公共经济学和阿罗- 德布鲁模型
    在阿罗- 德布鲁模型中,慈善国家掌握全部信息,再分配问题是通过第二福利法则(second welfare theorem)解决的。在产出集合(production sets)凸性假设(convexity assumptions)下,当竞争性均衡通过一次性总付税(lump sum taxes)对初始资源重新分配时,任何帕雷托最优资源分配都可以最终被分散。同样的,对公共物品征收一次性缴纳总额税不会改变资源竞争性分配效应。在1970年以前,公共物品分配的效率标准,外在因素适当的内在化,预算平衡的公共产品的定价都被广为接受。(全文阅读)

 

 

 

 

几位前教育厅长和大学校长的忧虑和呼吁
     第一, 教育经费不足与资源配置不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这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的水平),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了3.41%(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数据比这要低)。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更远低于台湾近十余年高达6%以上的水平。而在国家投资中应由省、市、县地方财政负责的50%,又还有一些县并未完全到位。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极不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又太大。有的县这几年改建重点中学,一所学校基建投资达到了一亿几千万,作为当地政绩工程,并用高收学费的办法,将债务转嫁给学生,有的还从中牟利。而贫困乡镇的中小学连买粉笔等基本开支都难以得到切实保证,教学质量悬殊太大。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以湖南为例,1994年全省农民集资4.6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高达8.85亿元,农民承担了农村中、小学基建的绝大部分资金。1999年由于农民对此反映强烈,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但随后又刮起了乱收费风,农村更为严重。此外在政策上,对北京和农村学生升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公平问题,本应随同每年大学招生人数的调整和增加,逐年着力加以缓解,但力度仍很不够。再加上这些年大学收取的学费增长过快,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困难。(全文阅读)

美国大兵和伊拉克儿童

伊拉克男孩子敢于向美军斗争。

“张大嘴,说,啊~~~” (全文阅读)

徐友渔:大学招收运动员不能破坏社会公正
    刘翔不经考试就硕博连读,教育部近日又规定一级运动员进大学可以免试,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这是好事。11月29日《新京报》发表现居美国的学者薛涌的评论《大学更应培养而非招揽运动员》,认为之所以引起批评,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科举传统,把运动员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看到运动员进大学就大怒:你也配?我认为这个评论很不正确,作者津津乐道的美国经验,与中国的现实条件相距甚远,与目前的讨论更是南辕北辙。
    为什么上述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教育在我国是十分稀缺、引起极大竞争的资源。这种话题在美国不会引起激烈争论,因为在美国上大学很容易;说因为我们有科举传统,太把读书当回事,国人心理不健康,是不公平的。你在一个大泳池游泳,不会计较其他下水的人也买票没有,但如果你去公司求职,突然听说有人不经考试已经被录取,你一定要弄清楚该不该。
    第二,中国目前社会公正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而且始终涉及是否公正,所以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大学更应培养而非招揽运动员》的作者大谈应该如何学习美国,在大学培养出优秀运动员,其思路固然有启发性,但与这场讨论无关。(全文阅读)

密苏里大学对待捐赠的态度
    一座耗资7500万美元、以沃尔玛公司女继承人的名字命名的体育馆为什么要改名?不管怎样,这已经是密苏里大学作出的决定———将该校“佩奇体育馆”改名。
  这座体育馆原本是以沃尔玛公司女继承人,22岁的伊丽莎白·佩奇·劳里的名字命名的,改名只因女主人公行为不端,形象不佳。看来,无论多么耀眼的家族光环,也帮不了这名富家女。
  2500万美元捐赠
  “买给女儿的玩具屋”
  密苏里大学的豪华体育馆3个星期前才刚刚落成。为了建造这座耗资不菲的体育馆,密苏里大学向南希·劳里拉起了赞助,南希·劳里是山姆·沃尔顿的弟弟、沃尔玛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巴德·沃尔顿的女儿。
  慷慨的劳里夫妇随即捐出了2500万美元。作为回报,心怀感激的密苏里大学遂决定将体育馆的冠名权交给劳里夫妇。爱女心切的劳里夫妇便决定用女儿伊丽莎白·佩奇·劳里的名字,将体育馆命名为“佩奇体育馆”。
  知道自己母校的体育馆将被命名为“佩奇体育馆”后,密苏里大学的学生和校友都愤怒了,他们群起抗议。人们的理由十分充分:佩奇并不是从密苏里大学毕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她的名声实在是不太好。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克里斯·加里更是将“佩奇体育馆”称为“富爸爸买给女儿的玩具屋”。(全文阅读)

杜俊岭:哈佛的艺术教育
    哈佛是世界名校,在美国经常排名第一,这除了他有360多年历史,培养了6位美国总统,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该校的学术声誉,学生报考首选、教师资源、录取分数、等多项指标的评分名列榜首之外,从上世纪40年代起倡导通识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艺术教育就是哈佛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哈佛校园中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氛围,现分艺术博物馆、校园的艺术活动、艺术节、艺术教育的管理机构、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等多方面逐一加以简介:
    一、艺术博物馆:其藏品从质量和数量上看均可列全球大学之首,约有15万件从远古到现代的艺术作品保存于此。每年吸引来自全世界的许多教授、学者、画家来学习参观和参展。哈佛共有三个艺术馆分工不同。福格艺术馆最老,建于1893年,1895年起开放,主要陈列从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艺术品,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不列颠的拉斐尔前期和19世纪的法国艺术作品为主。另一个是布斯驰·里辛格博物馆,建立于1901年,收藏中部和北部欧洲,特别是德语国家的作品,以德国表现主义、上世纪20年代抽象艺术的收藏最为著名。第三个是亚瑟·萨克勒艺术博物馆,专门收藏古代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艺术品。这里不防举2个例子,其一是福格艺术馆收藏的一幅印象主义美术代表人物克劳德·莫奈的作品《查林·克劳斯桥:泰晤士河上的雾》,这是一幅名作,我在国内讲《物理化学》课及开《欧洲近代美术史》讲座时曾多次向学生们介绍科学与艺术在这幅画中天衣无缝的结合,但后来在巴黎卢浮宫及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各大美术馆里均找不到,甚至连藏在何处的信息都无从得知,现在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也正因看到了这幅画,我在哈佛第一次正式讲学的题目就确定为《瑞利克散射理论与印象主义美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使我的讲学受到热烈的欢迎。另一个例子是博物馆收藏的河南安阳出土的约公元前13世纪的一只青铜作的酒器,十分精致,而且基本无锈蚀,据说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好的青铜器,全世界就两只,另一只在中国,但出土时间比这只晚。(全文阅读)

王晓渔:惊人巧合:85年前陈独秀的“教授嫖娼案”
    一场事后张扬的“教授嫖娼案”在上海发生,仿佛希区柯克的黑白电影,事隔多日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悬念。巧合的是,85年前的北京也曾发生过另一起“教授嫖娼案”,虽然扑朔迷离却影响深远。我在这里只想追述那个遥远的故事,一点也没有将两者等同的意思,更无意于为主人公辩护或妄加指责另一方。
    1919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和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有可能与他有关,所以参与了这场讨论。同样,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召开这个临时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后者看到前者“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全文阅读)

 

 
 

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文本序
    ……   在最近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中,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之广大久远,分歧之尖锐激烈,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的,无论在日常社会,还是在学术领域,它都在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激动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即使在美国这样以新教为基本精神的国家也不例外,毛姆说“法国人死了,灵魂上天堂;美国人死了,灵魂到巴黎”;今天,当你坐在纽约曼哈顿岛前端的海堤上,眺望远处的自由女神,依然可以感受大西洋彼岸吹来的自由的风。在大学里,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专著、博士论文汉牛充栋,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中,试图绕开法国革命来讨论现代问题,是断无可能的,它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背景,不管你是否直接研究法国革命;连罗尔斯这样的学者也得处理法国革命展现的基本问题。甚至在儒家传统的中国,因为近百年来的变迁和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开始成为人们的时尚话题,一些思想的精灵振动着想象的翅膀,从中国飞舞到法国,企图用那付很写意的羽翼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串连起来,创作一本关于革命的连环画。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段中,法国大革命都仍然是关于现代性、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话题,它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空间会伴随历史的进程不断地展示出新的意味、新的课题。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格外重要,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同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建设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真正含义?如何创建可以保证现代性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在所有这些方面,法国大革命呈现的经验教训都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参照,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十几年来,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的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来源于英语世界,无论是苏格兰启蒙学派,还是美国功利主义政治实践;无论是社群主义,还是文化主义政治学;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法国的学术思想除了所谓后现代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在文学评论领域中引介以外,很少见于政治学的讨论。这种主观性的偏爱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是不健康的。傅勒的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法语世界的学术线索,丰富我们的学术谱系,在思考现代性时增加一个必要的参考向度。我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受到傅勒的观点的很多影响,尤其是以法国革命的典范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给我的启发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分享心得,或许是推介这本书的比较好的途径。(全文阅读)

彭德怀对中国的功和过
    彭德怀虽然战功卓着,但是也有一些过失。在1948年的西府陇东战役和1949年的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先后遭受了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彭德怀作为战役的最高指挥者,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
    经过:
    1948年4月6日,彭德怀指挥所属西北野战军主力兵分叁路,西进直取宝鸡。由于当时宝鸡守军只有2000人左右,解放军于4月26日攻克宝鸡,全歼守军并缴获大量物资。而胡宗南发觉解放军的西进行动之后,便急令裴昌会和马步芳驰援宝鸡。4月25日,马步芳部接连突破六纵在长武、亭口的阻击阵地。裴昌会部则于26日突破四纵在杏林镇和青化镇的防守阵地,并早于彭德怀的预计进抵岐山,与马步芳部对宝鸡的解放军形成夹击之势。危急之下,解放军被迫放弃宝鸡及在宝鸡缴获的大部分物资,向陇东一代撤退。撤退期间,解放军多次遭到合围。5月5日,教导旅在屯子村被围,次日在主力接应下突围,损失惨重。5月8日,解放军在肖金镇、荔镇之间突出合围,但有4个旅遭到很大损失。此后,解放军仍不断遭到国军追堵,直至5月12日到达马栏、高王镇地区后方才彻底摆脱追堵。是役,解放军伤亡14973人,占西北野战军总人数的18%以上。5月26日,解放军在洛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和四纵领导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处分了一些旅团级的干部。
    1949年8月,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在战役初期,即21日和22日,因为彭德怀低估兰州守军的力量,导致首战受挫,损失数千人。(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07-408页)分析虽然陇东战役中的巨大损失主要是由于国军的兵力优势和四纵的临阵撤守造成,但彭作为战役的决策指挥者,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国军的实力,主攻部队偏多,而牵制的兵力明显不足,导致防线被迅速突破。因此,彭对部队的重大伤亡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兰州战役中,由于战前部署出现失误,解放军在战役初期损失极大。这两次战役虽然最终取得胜利,但是由于作为指挥者的彭德怀的轻敌,解放军在战役初期蒙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全文阅读)

关于张纯如,不得不说的史评
    张纯如,作为一个出生在西方社会的知识女性,将目光投向血缘上的祖国,我们按照自己的传统给了她崇高的评价。她的作品,也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符合我们的价值需要,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取向,作为文化归属和气质亲和,张纯如怎么说都还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做我们喜欢的事儿,这天道正义。但历史并非仅仅是我们的历史,也是别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所以还是要放到更宽阔的环境作更宽阔的认证。
    “南京大屠杀”的前提是“南京保卫战”,请缨者唐生智,总司令也是他。但南京没有做过像样的保卫战,战斗的持续时间比争论是否为“不设防城市”的时间还短促,或者差不多短促。即使比照“七七事变”的保卫战,保卫南京的战斗程度也要大打折扣。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沦陷的城市巨多,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上海……,这是南京陷落之前的,之后的还有武汉、长沙、广州、杭州……,这是南京陷落之后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戮,仅仅南京发生了。 张纯如 女士对此没有给出个说法,其实,全中国也没有给出个说法,讲清为什么。
    如果以俘虏的问题来立论,上海战役的被俘的中国军人也很有不少,武汉保卫战的被俘军人也是不少。南京保卫战投入的军力并非是当时的精锐作战部队,所以被俘军人没有再行哗变的更多可能。但在南京,还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这总有些和其他战役相比的不同之处。“南京大屠杀”,事实如何是一个重大问题,但相形不同的因由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么?打下一个城市,用战利品“犒劳”士官是寻常的激励手段,这恐怕和沈阳的沦陷、太原的沦陷等等没有大的不同。太原作为固守最壮烈的城市,那里并没有发生相似于南京的大屠杀,而南京却发生了,解析因由是一个需要认真做的事情,我认为应当如此。(全文阅读)

冯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
    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于政治状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把婚姻、家庭、妇女的问题包括在内,需要把它们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领域一起进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会全貌和阐明历史的进程。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何特点,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妇女如何才能摆脱受压迫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女子,主要指一般身份地位的,贵胄和贱民中的妇女,一妻多夫制中的女子,均未作特别叙述。
    一、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
    清朝政府同其他王朝一样,维护父母决定子女婚配的权力。它继承明代的法令,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很清楚,子女的终身大事,由祖父母、父母作主,如果这些长辈都亡故了,就听伯、叔、姑、兄、姐和外祖父母决择;若这些人也没有,则听凭余亲尊长(如伯叔祖父母)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囚禁,子孙之婚姻亦需听从他们的安排,倘若自行嫁娶,则要受杖八十的刑罚 。在家族制盛行的地方,祠堂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体面,也干预族内青年的婚事。如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词要求,当家长为子女议婚将成时,必须报告词堂的宗子、宗长,他们同意了,婚事才能定下来 。这样婚姻的当事人——青年男女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不管他(她)们愿意与否,都得服从家长以至族长的安排。本来,一对结合的新人,要长期共同生活,白头偕老,但是他们的结发,不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却凭家长捏合,这样的匹配是包办婚姻。这就是清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那么家长给子女选择配偶,又是根据哪些原则进行的呢?我们从载籍资料获知,主要有两条。一是论门第,二是论贫富。(全文阅读)

钱理群:批判萧军——1948年8月
    ……1948年8月,东北军事战场处于大决战前的相对沉寂状态,文坛上却出人意料地掀起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国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8月15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论争。在唇枪舌箭、交锋正激之时,《生活报》的报头画上出现了一只“铁拳”——从此,这只“铁拳”就不断地出现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成为一种象征物。但在当时,它的猛然出现,却使人惊然。萧军当即问道:你们是不是“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读者与研究者也会为这场“论争”(无论如何这只是场文字、口舌之争)从一开始就充满如此浓厚的火药味,而感到惊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得从延安时期说起。——或者就从收在《萧军纪念集》里的这张照片说起吧。这是1938年3月21日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时拍的;不知为什么,每回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时期作家芦焚笔下的那条“汉子”,他“拄着行仗,走下山来”,“那装束一看便知道是涉过千山万水的老行脚。但所带行李却万般轻简,肩际仅斜挂了尺把长的一个小包,其中不过是些薄衣单袜,另有一双半旧的鞋”,“那锁在眉宇间的,也许不妨说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许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双眼睛,那纯黑的眼睛,定住时能自己发光,若是一霎,简直是在打闪”。这是那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跋涉着的“流浪汉”,萧军正是其中的一员。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国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恐有关系。(全文阅读)

张太原:谁是《独立评论》的经理人?
    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独立评论》的经理人[1]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即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黎昔非。这一发现与目前几乎所有的胡适传记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说法,都有所不同。深入地探究这一问题,不但可以澄清一历史事实,而且对认识胡适也有所补益。
    曾住在胡适家的石原皋,在谈到胡适办《独立评论》时说,“无人代他照料排印、发行,乃请他的老友章希吕到北平,住在他家,主持发行事情。章原来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搞这些事是内行。怎奈销路不广,开支不能减少,以致折本。”[2]这好像是作者作为见证人的回忆,从其行文来看,似乎是对此事非常了解,其实不然(详后)。但是由于石原皋是胡适的一位关系密切的老乡,因此他的这种说法被许多人误以为真。胡明在《胡适传论》中说,“胡适在谈到《独立评论》时多次称赞当时住在他家中的朋友章希吕,章氏负责刊物的编务、发行与校对等杂务”。[3]与之稍有不同,美国学者贾祖麟在写《胡适之评传》时,认为《独立评论》的“编辑杂务及校对等事由胡适本人、罗尔纲、章希吕义务效劳”。[4]
    相对来说,白吉庵在《胡适传》中的说法,较有余地,“他们一切从俭,只请了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其它事务多以朋友帮忙,如校对等文字工作就由当时在胡适家工作的章希吕负责。”[5]他指出在章希吕之外,还有“一个职员负责发行事务”,不过他并没有指出这个“职员”是谁。即使写出第一部研究《独立评论》专著的台湾学者陈仪深,在其《〈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中谈及这一问题时,也仅仅提到罗尔纲、章希吕的名字,说“两人协助校对”。[6]胡适晚年回忆办《独立评论》时,也只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7],这更使人们在谈到《独立评论》时,往往只把章希吕提上一笔,而不知有他人了。那么,章希吕是不是《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呢?(全文阅读)


 
 

刘齐:一年签一次婚约
    各位请注意,好好听着,政策要变了,结婚证作废了,拿剪子铰了吧,当纪念品收藏吧。从下月一日零点开始,全国统一实行新的婚姻制度,即一年签一次婚约的制度。男女双方不管已婚的未婚的——括号:未婚的一定要达到法定婚龄括号完了,只要想在一起过日子,就都得到政府登记,确切说,到政府指定的婚姻管理部门登记。一年登一次,登了就算结婚,就算合法的两口子。一年之内,双方必须和睦相处,即使想离婚也得忍着,因为不管什么理由一律不准离,哪怕你那口子变成狗熊了,每天嗷嗷叫,大巴掌一扇一扇的,那也不准离。一年期限满了以后,双方互道一声白白,卷起铺盖卷儿各自走人,爱上哪儿上哪儿。如果哪儿也不想去,只想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老老实实,恩恩爱爱,接着过日子,那也得麻烦各位重新登记,否则就算非法同居。
    一石激起千层浪,亿万人民心潮涌。
    大江南北齐议论,长城内外风雷动。
    赵先生:哇!形势发展太快,说改真就要改了?掐掐大腿里子,看看是不是做梦。这是谁规定的?咋那么体察下情,了解民意呢,来吧,亲爱的决策者,站出来吧,接受我们的欢呼和拥抱,飞吻和飞眼。大快人心事,粉碎旧婚约!过去的日子那还叫日子?简直一个痛苦大本营,想爱不敢爱,不想爱却要努力爱,硬着头皮爱,捏着鼻子爱,还得把这种爱进行到底,到什么底?到棺材底!那是爱吗?爱得起来吗?难怪阳痿的人,阴冷的人,火冒三丈的人,急急歪歪的人,破罐子破摔的人遍地都是,多如过江之鲫,那活活是让旧婚姻给折磨的。(全文阅读)

周实:两封信和一个故事
    关于政府,关于官员,老百姓是常议论的。什么“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笑话那就更是多了,你要说都说不完,你想写也不好写。讲过来,讲过去,不管说得怎么样,不管说得多难听,意思终究是一个:还是希望政府好,还是希望官员好。政府官员都好了,老百姓就高兴了。古往今来,总是这样。
    如果政府不好了,老百姓会怎么样呢?他们又会怎样看呢?有一个故事很有点味道。故事说的从前,一个海盗被抓了。皇帝审问他:“你为什么要把海上搅得如此不得安宁?”那个海盗竟昂起头十分傲慢地回问皇帝:“那你为什么要把陆上搅得如此不得安宁?”皇帝愣住了,海盗继续说:“我俩的差别只在于我用的是一条海船,你用的是强大的军队。所以,我就叫做海盗。于是,你就叫做皇帝。”皇帝与海盗,原来仅这样。
    老百姓是明白的:政府是不能不要的。人虽已经进化成为地球上的高级动物,却还没有变成天使。如果人已成了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类,他们也不需要政府。可惜,人还未成天使,天使也未统治人类。
    老百姓所希望的是有一个好政府,是有一些好官员,能给他们多点自由,能让他们活得轻松。他们眼里最好的政府就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或是无需统治的政府。可惜,就是这点希望却又常常变成奢望。(全文阅读)

吴洪森:谁能改变这样的文化?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美国国务院印发给中小企业介绍中国的小册子中,有专门一节介绍吃饭。该小册子说,吃饭是中国最常见而普遍的交际方式,上至京城都市,下至穷乡僻壤,除了吃饭,有时找不到第二种交际方式。拒绝吃饭邀请,会被认为是很无礼很不给面子的,而面子对中国人是极为要紧的。除非你拒绝的理由足以让对方原谅你,对方才不会感觉到丢了面子。在中国,请客吃饭,喝酒几乎是免不了的。除非你滴酒不沾,否则拒绝别人的敬酒,也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劝人喝酒是中国人的风俗,因此一次酒宴常常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很多重要事情,他们并不在办公室解决,通过酒宴上痛快喝酒解决。
    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喝酒文化相当了解。这一介绍可能使美国酒鬼立即买了飞机票往中国飞,这世界上还有这等好去处!也可能吓跑了不会喝酒或者不愿意让自己常被人灌醉的生意人。他们想到中国来做生意,只好请中国人做代理,让中国代理在酒席上冲锋陷阵,自己躲在幕后数钞票。
    每当看到酒席上赌命喝的劲头,我的心里就为咱们中国人感到骄傲:咱们中国人多勇敢!和平年代都不怕死敢随便玩命,还怕战争年代吗?可是日前我又一次看到官员见死不救的新闻,心里就疑惑了。该新闻说宁夏吴忠市副市长带领所辖5个县的副县长、农业局长等一行三十多人,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路过一座没栏杆的桥时,骑自行车放学回家的初一女孩王萍避让不及连人带车掉河里,女孩在水里挣扎,几次浮出水面,但这一行人中居然没一个人跳下河去救女孩一条命,眼睁睁看着她被河水吞没。这三十几个人中,酒席上的好汉一定为数不少,此刻他们的勇敢到哪儿去了呢?(全文阅读)

毛喻原:中国人的口误之十二:来于生活,高于生活
    错误说法:来于生活,高于生活
    建议改为:来于生活,还于生活
    改正理由:据说这是中国人提出并执意要去遵循的一条文艺创作方法和原则。你只需看这一原则经常以那么高的频率挂在某些文艺官员、文艺评论家、文艺创作家的嘴边,出现在媒体的重点栏目、报刊的头版头条,你就会知道提出者们为这一说法是感到何等的得意,何等的骄傲。他们不仅把它视为一种极富新意的理论创举,而且还把它看做是一条文艺创作必须去遵从的最高法则。
    那么,什么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呢?按照通常的理解,“来于生活”指的是一切创作的主题、内容和题材都要从生活中来,即作家所创作出来的东西都应取材于现实生活中本身就存有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来于生活”的意思。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想去争论的焦点。问题出在后半句,即所谓的“高于生活”。我们怎么听,也觉得这说法非常别扭,有些古怪。如果说“来于生活”还比较让人能够理解的话,那“高于生活”这种说法无论如何也使人不好理解。尽管提出者的意思我们也知道,所谓“高于生活”不外指的是:作家通过取材于现实创作出来的作品应该不同于生活,其情感指向和伦理意境应该高出于生活原型和具体素材的水平。即是说,作品应该比具体的生活事实更具典型性、抽象度和说服力。如果是这样,也不错。问题是不管你通过“来于生活”,对素材作什么样的加工、处理、升华以后所创作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品,或什么样的类型生活,它都始终还是生活,始终还是属于生活这个大的范畴。它可以不同于生活,但绝不可能高于生活。实际上,只要我们好好想一想,艺术家创造的一切,包括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高于生活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只要有一种东西高于了生活,那肯定就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非生活、反生活的东西。所以说,“来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提法肯定是不妥的,这显然是一种不过脑子的、稀里糊涂的说法。(全文阅读)

钟叔河:《“错就错在有思想”》 
    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的处分,是M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
    这时的M,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M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债,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父亲并不和我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全文阅读)

魏得胜:《格列佛游记》新编
    这是计划外的一次旅行,黄昏的时候,我们上了一个半岛,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个拥有千年灿烂文明史的国家,名叫八立国。当岛上官员知道我就是《格列佛游记》一书的作者时,都极愿表示逐级上报,定让他们的新好皇帝接见我一下。皇帝何以叫新好皇帝呢?据言,自该岛推行新政以来,全国面貌为之一新一好,故各级官号,亦据人民所愿作相应变革,如皇帝改作新好皇帝,皇宣部改作不宣部。有意思的是,该国行政区域以股划分,实行股长责任制。股长下辖若干分股长、半股长、小半股长。股长、分股长、小半股长均属高级大臣,由新好皇帝直接选拔任命,小半股长以下的官员共分20级,按不同权限分别由上一级官员选拔使用。新政的具体解释就是简政放权。
    在该岛,我受到所有级别官员的接见,除新好皇帝外,所有接见我的官员,人人手中有一份不宣部提前印制好的讲稿,接见时,官员们只需一字不漏地念完讲稿,会见也就算是在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这真是有别于他国的政治风情。如该国不宣部部长对我念道:“我们八立国不像你们英国,标榜着自由,其实什么都不自由。比如说你们英国人喜欢搞什么言论自由,理论上讲,法定的言论自由就是最大的不自由。在我们国家,除了不能宣传和不能说的外,什么都可以宣传都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限制你只有这方面的自由而没有那方面的自由。所以,我们伟大的新好皇帝创立了优于你们英国的八立主义社会。在这一崭新的制度下,应运而生了我们的不宣部。我们的职责就是,每时每刻根据新好皇帝的旨意、揣摩新好皇帝的心思,向全国各股不宣部下达不准宣传的事项……”这分讲稿令人肃然起敬。(全文阅读)

 

 
 

江迅:网络语言风靡中国
    "GG带偶去吃KPM"这标题说的是什么?估计十有**的人不知所云。读不懂的人被视作"落伍"了。看一段天津市四十三中学一位学生作文里的一段文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周末,读大学的GG(哥哥)回来,给偶(我)带了很多好东西,都系(是)偶(我)非常稀饭(喜欢)的。就酱紫(这样子),偶(我)就答应陪他去逛街吃KPM(肯德基、匹萨饼、麦当劳)。" 报载,家住天津和平区的许女士私闯女儿隐私地,翻看女儿日记,那日记上写﹕"没想到偶最好的朋友竟欺骗偶,TMD(^_^),7456(气死我了),偶恨不得一脚TST(踢死他)。"面对满是"密码"的日记,母亲感叹说,母女之间已经有了"网络沟"。
    如今,走进中国大陆任何一所中小学,"恐龙"、"青蛙"、"BF(男友)""MM(妹妹)"等网络语言随时可闻,不少学生更将它们作为书面语言,在作文中使用,连语文老师也看不明白。11月22日,中国大陆"猫扑网"和"天涯在线"在网上联合举办2004年度"十大网络流行用语"评选揭晓。 
    据悉,在几天内就有近万网民参与评选。最后得出的十个最流行用语是﹕ --做人要厚道(风靡一时而带来不少社会话题的电影《手机》里的台词); --沙发(指论坛上第一个回帖的人); --汗或寒、百度一下(用搜索引擎找数据,百度是搜索网站); --潜水(表示在论坛上只看帖而不回复); --顶(支持);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报应的意思,香港电影《无间道》台词); --弓虽("强"字拆开两半,依然表示"强"的意思); --偶稀饭(我喜欢); --FB("腐败" 的汉语拼音缩写,引申为大家一起吃饭相聚的意思)。 (全文阅读)

漫谈中国古代十大酒局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生在世,最乐处莫过于一醉也。任你山穷水也尽,任你柳暗花不明,只要有美酒醍醐灌顶而下,顺势直入心脾深处,大事小事便顿时化为乌有,天地万物即刻视作无物。以举若飞升之体态,醉眼迷离之秋波,让世界在你眼前彻底跳起舞来。此时此刻,不享尽人间酒醉之极乐,更待何时?
  要有好醉,须得有一流酒局。俗话说,饭有饭局,酒有酒局。酒局不好,不如不饮。今人常有以老白干当雪碧来解渴而故作痛饮状,虽有两三酒友但话不投机面面相觑,你一杯我一杯喝酒如捣蒜,有时更以一袋涪陵榨菜、几粒水煮花生便充下酒之肴,时不时还有酒腻子、撒酒疯等不入流之酒态。唉,此等酒状,此等酒局,与古人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饮酒境界之高下,判若云泥。这足以令今日广大酒中知己汗颜不已。
  古人酒局,或惊心动魄,或极尽风雅。遥想古人当年种种盛况,今人除了佩服,还是佩服。五体投地之余,别无他想。大路今日未与天下酒友事先商量,擅自推出古代十大著名酒局,全当抛砖引玉,实在惶恐之至。既然是自己一人当评委,那也得有言在先,先立规矩。史上所有与愁酒、苦酒、毒酒、假酒、春酒相关的品级不高的酒局,诸如“浓睡不消残酒”、 “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曹孟德酒后杀人、潘金莲醉卧葡萄架之类,不在此次评选之列。
  大路斗胆,妄图以一贴网文,将古代著名十大酒局“一网打尽”。这不,文未出而人先醉也,各位看官,且听我醉话连篇,一一道来。(全文阅读)

震霏:俄罗斯利雅迪三角鬼谷之谜
    俄罗斯的普斯科夫地区随时都充满了一种神秘感:这么一个貌似平常的谷地自古以来却老爱闹“恶作剧”,使利雅迪及其附近的居民极度不安。还是在十月革命之前,这里的省报便经常报道有无马农民在此神秘失踪的消息。1928年,又有7名先进伐木工人连同斧头在此不见了踪影。
    1931年,利雅迪村有7家富农在此失踪。就是到了和平年代,有人在谷地里失踪也几乎成了家常便饭。1974年,从当时的列宁格勒来的一伙采蘑菇人在“鬼谷”里神秘失踪,两个星期后找到其中的两人,可就是他俩谁也说不出其他那5个人的下落。
    在这里,和“百慕大三角”一样,成了远近闻名的“利雅迪三角”。
    67岁老人叶甫盖尼历险记
    2003年7月13日,67岁的采蘑菇老人叶甫盖尼.叶甫盖尼耶维奇因找鸡油菌在利雅迪村附近的“鬼谷”里迷了路。老人是个善于辨认各种踪迹的人,因此在路边等他的伙伴一开始并不怎么着急。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一直等了一天一宿,老人还是不见踪影。到了第三天,此事惊动了非常局势部的战士、专家和警犬。不过警犬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尾巴。战士们虽然把所有的蕨科植物丛都搜过一遍,还边搜边大声呼叫,可就是找不到老人。
    带队的军官们急了,怀疑他很可能早已溜回家,而拿这些人来开涮,于是下令撤走战士们和警犬。可这些日子老人一直都是不知所措地在“鬼谷”里转着圈儿,饿了就吃篮子里的鲜蘑菇,边走还边祷告上帝,时间仿佛都停滞了。在高大挺拔的松树和大片的蕨科植物中间,白天成了夜晚,可到了晚上又继续做着白天的噩梦。到了第五天早上,老人眼前开始出现幻景。一会儿他像是在一个被遗弃的少先队夏令营里漫步,一会儿又像是听到小丘后面有运木材车驶过的轧轧声响。到了第十天,老人耗尽最后的气力,蜷着身子躺在软乎乎的苔藓上,在有气无力地等死。(全文阅读)

马思聪 思乡曲
    马思聪是中外闻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曾以一曲感情深沉的《思乡曲》迁动着无数海外赤子之心,但在“文革”中,却受到非人的凌辱,在无处藏身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逃离大陆,本文摘选的是落难香港这一部。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这条两舷刷着红底白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标语的小艇,在那里显得格外触目。
    “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了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兴冲冲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
    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尽管他要去的不是香港,也是九龙,跟“狗头”正好同路,他却宁可带着家属独自行动。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因为他有着那么显赫的身份,万一走漏一点点消息,立即就会成为轰动香港的头条新闻。此时此刻,他害怕新闻记者那竖着的耳朵,犹如昨夜在海上害怕炮艇的探照灯光。他的出走,为的是暂避“文革”,而一旦风声泄露,他就别想在九龙安居……
    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全文阅读)

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夜曲全集(企鹅三星带花)

    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 Fryderyk Fanciszek Chopin,1810-1849)伟大的波兰音乐家,自幼喜爱波兰民间音乐,在七岁时写了《波兰舞曲》,八岁登台演出,不满二十岁已成为华沙公认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后半生正值波兰亡国,在国外渡过,创作了很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钢琴作品,以此抒发自己的思乡情、亡国恨。其中有与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相联系的英雄性作品,如:《第一叙事曲》、《bA大调波兰舞曲》等;有充满爱国热情的战斗性作品,如《革命练习曲》、《b小调谐谑曲》等;有哀恸祖国命运的悲剧性作品,如《降 b小调奏鸣曲》等;还有怀念祖国、思念亲人的幻想性作品,如不少夜曲与幻想曲。
    鲁宾斯坦(1887-1982),本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作为肖邦的同胞(波兰),鲁宾斯坦是上世纪最权威的肖邦专家。对他来说,肖邦的音乐基本上是快乐的,钢琴的声音是优美的。从鲁宾斯坦的演奏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肖邦的健康情感和高贵格调。他所演奏的肖邦,通常都具有极为平衡的效果,表情的自然性保证了音乐的真实感。
    肖邦音乐中的梦幻感是意境浓密,情致万繁,万般迷人的。而最能让我们陶醉于这一诗一般梦境的,就是他的夜曲。肖邦的夜曲,一共21首,其中有两首是没有编号的,没被收录。这张唱片为英国《企鹅唱片指南》的三星带花名片,同时也被日本《唱片艺术》评为最佳名曲,自然是品肖夜曲的首选。(全文阅读)

画论:水痕墨气千秋名
    喜欢上任伯年的画是新近的事,我盯上任伯年却由缶翁吴昌硕开始。吴昌硕习画,曾投石问路于任伯年门下,任让吴先写幅字看看,吴写后,任大惊,遂赞叹不已,示意吴昌硕作画“不妨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见《吴昌硕年表》)如此,任预言吴的画迟早要称霸海上画坛的。果不其然,吴后来成了沪上画坛巨擘。有如此眼光的,定然不是凡人。
    于是,我三天两头去书店书摊搜寻,终于淘得一套两卷本的《任伯年画集》。翻开一看,立刻将我震住了,原来许多中国人物画家居然是吃任伯年的“奶”长大,而且任的水墨精华至今仍滋养着当代许许多多的画家。说到底,任伯年得感谢自己有个做民间画师的父亲,不然他恐怕也不会选择做职业画家的路途。任的父亲任鹤声是浙江萧山县城一个米店老板,喜欢作画,时常为乡邻画肖像画,小任颐陪伴左右,耳濡目染,近墨者黑,自是从小就从骨子里滋生一种对绘画艺术的亲情,似乎有了血缘联系。任伯年也天生一个画家坯子。一次,任鹤年外出,家有陌生访客,任伯年默记其神采,客人走后作画以记。父亲归家,见图即知访客何人,足见任伯年敏锐的观察力和速写功力。那年任伯年十岁。任伯年小时便以作画当饭吃。家乡萧山乡下的田园风光,物事人虫,均一一入画。即使没有笔,他也以手指画,颇有“杖藤为笔沙为纸”的意趣。这有任伯年13岁时的题画诗为证:“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划痕。” (全文阅读)

 

 
 

幽默网文:现代坏人十大要素
    电视剧、流行小说看多了,总结出现代的坏人具有如下特点:
    1.有上流贵族的修养、风度。
    真正的恶棍们平时都是谦和有礼的,他们总是对除了英雄以外的人露出得体的微笑。他们说话彬彬有礼,处事得体大方。熟知一切社交礼仪并应用圆滑熟练。他们从心底里流露出自信。在平时来看,他们永远是社会上最善良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宠物,平时走路小心脚下的昆虫,他们对待女士就像真正的绅士。他们在饮咖啡时永远不发出啧啧的声音。
    2.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有过人的智慧。
    大恶棍和英雄一样,都是天才,这点我们从福尔摩斯的对头莫里亚蒂身上就能看出来。恶棍们用自己杰出的智慧把地球上的大多数人玩弄于股掌。同时,他们频繁发明一些超越人类科技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机器。其工作原理莫名繁复,匪夷所思。
    3.有敏锐、细致的洞察力。
    真正的恶棍们总是认真地看待自己的猎物,他们总能从猎物身上找到弱点——无论猎物是诺克斯堡还是美国总统。这就需要有非常强的洞察力,能从千头万绪中抓重点,能于无声处听惊雷,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功夫又谈何容易!(全文阅读)

图文:纤竹诗语

西窗半日雨浪浪,雨过新梢出短墙。
尘上不飞人迹断,碧阴添得晚窗凉。(全文阅读)

幽默网文:西瓜的极品吃法
    下面就开始介绍我的极品吃法,这种吃法对西瓜也有要求,瓜不能太大,也不能太纱太脆,而且在吃瓜的附近最好有水源。 
    方法就是,不要把瓜切开,而是,给瓜削皮! 
    把整个西瓜的皮全都削下来,于是你就会看到一个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景象:一个血红的大球,这是一个欲望的大球,除了可以忽略的瓜子,他是完全可食的,是一个肉球!不象芒果什么的,里面有个那么大的核,骗人。 
    然后你就把你的嘴慢慢贴近这个大红球,开始了进食。刚开始的几口总是很羞涩的,因为你几乎无处下口。但慢慢的,随着咬开了一个缺口,你就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你不得不疯狂,这本来就是种疯狂的吃法,如果你不疯狂,太顾忌自己的形象,担心瓜瓤跑到脸上,你根本就拿这个球没有办法! 
    如果这时候有个人旁观,他会发现你在半猫着腰,亲吻着一个红球,动作激烈而又热情,甚至还很性感。当然要是联想到那个吃人恶魔我也没有办法。 
    总之当你忘却一切,投入的啃食西瓜的时候,一股清凉的寒气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气势冲入了你的胃部,并慢慢扩散全身,怎一个爽字了得! 
    这已不仅仅是在吃了,更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每次吃西瓜,都是一次夏日里的倾情的演出。(全文阅读)

安徒生童话《丑小鸭》

嘎巴。
大个儿的蛋终于还是裂开,
一只小鸭子跳了出来。
“哎呀,好大的个儿,而且那么难看。
和其他的小鸭子不一样。没准儿真是只火鸡呢。”鸭妈妈自言自语地说,
“不过到了水边就知道了。
他非下水不可,我推也要把他推下去。” (全文阅读)

教你怎么撬走别人的女友--官方教程
    男人有两件事情最不能容忍除了在学校浴室洗澡的时候被人取笑以外还有就是看见一个心仪的mm被一个讨厌的家伙纠缠着而 当你回到家你的眼前萦绕着的是她的影子而她的身边萦绕着的却是他的影子…… 
   这种感觉真的好象看到新买的手机屏幕上就有一道重重的划痕;又好象你拿起香喷喷的蛋挞竟然发现上面粘着一根毛fa …… 
  面对万丈悲情,除了忿忿的挤出一句“好*都*了”我们还能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小伙子, 
  请在自己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可以是在一次兴奋的聚会后,也可以是你刚刚……)
  问自己一句:你是真的喜欢她吗? 
  回答:是的!(坚定、铿锵有力地) 
  好的,来吧 
  鼓起勇气,让我们来翘掉某个他身边的应该属于我们的某个她!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自信对伟大的事情来说很重要,它会鼓舞你的任何热情。 (全文阅读)

幽默网文:英雄气短
    1.手气正顺,和了一把又一把,杠上又开花,人正在兴头上,“咣”地一声门被撞开——老婆寻来了!
  2.初恋的情人突然找上门来,心中一阵窃喜,等到领她走进餐厅,才发现身上只剩下10元钱!
  3.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主动为抱小孩的妇女让了座,年轻的母亲很有修养地教孩子说:“快谢谢爷爷!”
  4.情人节也想玩玩情调,遂花了200多元给老婆买了两瓶化妆品,老婆却一脸地讥讽:“良心发现了吧?情人节只给情人送东西而不给老婆送,是否有些于心不忍?可你也太抠门了,就这些地摊上的伪劣品,撑死也就值20块!”(全文阅读)

 

 

更多精华文章

 

学 术 思 想

读 书 心 得  
经 济 观 察 百 年 树 人
历 史 科 学 真 名 笔 会
文 化 艺 术 休 闲 天 地

订阅真名网每周精华
您的E-Mail

   

 访 问 真 名 网 主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