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十七 期

真名每周精华文选

 
 

王晓毅:国家的视角与人民的视角
  读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一书,特别是将这本书翻译出来以后,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犹豫了很久,因为一直没有理清思路,怕话说不清楚,也就一直没有说。其实最开始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因为这个副标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引起了我的共鸣,首先是承认许多抱着好意的项目是失败的,不仅是失败的,有许多更成为人类的灾难;其次探讨为什么这许多项目都失败了,就其原因在哪里。
  19~20世纪是人类最为辉煌的时期,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他们不仅不断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断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这本书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巨大的灾难。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汇,斯科特在书中用了另外一个术语——社会工程——更直接地传达了这些项目的特征。
  为什么是灾难
  我们可以从身边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斯科特在书中举了许多国家的例子,但是却没有讲到中国的大跃进,他说他希望中国的学者会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大跃进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大跃进具备这些社会工程几乎所有特征。(全文阅读)

白格:普遍冲突和自由主义:我们应该站在哪里? 
  ……自由主义理念,就其最本质的属性而言,是关乎价值的信仰体系。在理性多元的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公共生活等各方面,在普遍的冲突与和解里形成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性原则。与总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并永远正确,能够为经验,事实和科学理论所实证的理论体系不同,自由主义认为与自由和权利有关的价值取向和认同的来源,是不能经由科学事实而证实的:自由主义起源于感情和信仰,而非理性。?承认这一点,并非否认自由主义理念的客观价值和普遍原则,而只是说,关于这些价值和原则的起源,无法在人类的知识体系内部得到证明,我们既不能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也不能通过历史事实的归纳,或是人类学的观察和生物学的证据证明:对自由和权利的认同是一种人类本能,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它也不能说明,如果存在这样一种人类本能的话,它为什么是天然合理的。2自由主义拒绝任何一种形式的原教旨,或者说,它是非原教旨主义的。正如休谟在分析人类道德原则时所首先提出并贯穿始终的那个问题所陈述的:道德,最终起源于感情,而非理性;休谟认为,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感情的仆人”。关于休谟的论证的所有细节,已经完整地表达在《人性论》和《道德原则研究》中,在此不再赘述。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表明的,是和休谟相仿的道德原则的起源;但是自由意志和定言命令代替了道德感,信仰取代了感情。康德所提出的义务论以实践理性为基础,个人的道德自治的实现为前提,以自治和自律为核心的义务论是比道德情感更为强烈的命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康德为什么用信仰来取代感情。对本质上相同的道德起源的不同程度的强调──不管其各自的知识论基础是如何不同,正如我们在休谟和康德那里所看到的──可以导致表面上看似乎截然不同的对立命题;但是在非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感情和信仰,或者自然神论,不可知论和宗教之间选择你认为合适的起源形式,这并不会导致理念的崩溃。3
  在说明了自由主义理念是一种关于价值的信仰体系之后,我要谈一谈在这体系中,存在哪些与自由和权利有关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如我们在休谟和康德那里所看到的,道德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很多重大问题的争论都是由对道德问题的论述引发的,因此我们的论述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问题;但是对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而言,它绝不仅仅是关于道德的信仰体系,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全文阅读)

萧瀚:劫波渡尽续公法
  当代中国,公法运动已是暗潮四涌、淼无涯岸,法治实践正在进入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转型时代。
     相对于民法、商法等私法而言的“公法”是个舶来词,最初来自古代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划分。各宪政国家的公法,主要功能是限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保障人权,人们日常触及的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等等都属公法范畴。
     以此检讨国史,远溯三代,近观晚清,西周封建制(与郡县制相对)与礼制、汉初无为之治、唐初三省六部制、宋代文官选拔制、清代满洲贵族与汉官相互制衡以及督抚制度等历代政治智慧中都蕴涵了现代公法的部分要素,尽管不系统。古代中国并非毫无约束政府权力的公法,更不是一句“2000年专制”就可以盖棺论定的,史家钱穆说过,历史上相权就构成对皇权的制衡,公法在国史中可算有实无名的概念,至少不是“卓越千古,推倒一时”意义上的全新舶来。
     晚清以降,传统被全盘颠覆,但全面学习西方制度并不因此变得容易。20世纪初的近30年公法运动,是成文法意义上国人就现代政府管理模式转型作出的努力,在现代化道路上,由于当时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历史惯性的巨大、国内社会状况之复杂以及政治家素养难以避免的幼稚,该运动屡失时机、步态维艰,1928年以后这场运动便“式微、式微”,直至1949年后暂时叫停。
     50年代以来,中国继承列宁否定公私法划分的理论,步苏俄后尘,将一切私法问题公法化,一切社会问题泛政治化,将纷繁复杂的社会阉割成一个列宁所谓的“邮局”流水线,个体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在和平时期遭到了最严酷的侵害,其结合各社会历史因素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后果,早让人怵目惊心,余悸犹存。(全文阅读)

单世联: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
  一、 探索中国现代:韦伯作为不在场的存在
     “韦伯命题”———新教伦理在无意中创造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命题”———的意义,是寻找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及近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独特性。韦伯意识到,要论证此一命题,必先回答:如没有新教伦理,资本主义是否会如此发生?但在新教伦理发生之前,没有史实可以用来检验近代欧洲的发展过程,只有回到与基督新教不同的其他宗教,考察其经济伦理在非欧文化中担任的角色,以此作为间接论证。由此衍生的“中国命题”的内容是,尽管中国拥有各种外在的有利于资本主义成立的条件,却无法抗衡家产制国家结构以及绵延不绝的大家族所造成的障碍,这些障碍因中国缺乏一种独特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而强化,所以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
     中国宗教既然是用以彰显新教伦理历史个性的对比类型,则韦伯的研究既非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亦非纯粹的史学研究,而是“以在历史的展现过程中,特具典型重要性的宗教伦理,以这类宗教伦理及与经济的心态形成极大对比的关联等要点为考虑对象,而置其他方面不谈。”{3}这是一种价值取向十分自觉的“理想型”研究。韦伯的比较论同时是一种演化论:帝制中国和西方中世纪皆是传统式的社会,有传统式的支配(家产制)及其相应的伦理(“法则伦理”与“仪式伦理”)。帝制中国的支配与宗教伦理的秩序之发展阶段便被等同成西方现代社会的支配与宗教伦理等秩序之发展阶段的前期,形成落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现象。19世纪以来,富强和进步培养了欧洲的自信和傲慢,中国日益被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的系统且以“不变”为特征。作为近代文明之子,韦伯承续了自启蒙运动到黑格尔的思想传统,把西方的“理性”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动力,把不同文化的差异解释成理性化程度的差别,从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建构了一种传统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以“传统/现代”的对立来转换“中国/西方”的差异。
     由于现代性的诸种要素随西方的坚船利炮东渐而来,西化是中国走入现代化唯一出路的观念因此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的共同信念。哲学家冯友兰认为,近代化的标志是产业革命。“所谓产业革命者,即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替代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式,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替代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完成了产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因此走上了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没有完成产业革命的中国仍然停留在家庭化的生产方式之中。{4}冯友兰此论受马克思影响很大。马克思曾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各国家都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况,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来。尽管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已经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指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但自1927年“社会史论战”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论说。韦伯与马克思差异甚大,但就中国历史的解释而言,他们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平衡互补。第一,在方法上,韦伯与马克思的分歧不在于用经济还是用文化来解释资本主义,而在于承认不承认历史单因说,承认不承认经济的单独“决定权”。韦伯并不是一个文化论者或“历史唯心论”者,他高度尊重马克思发现的经济/技术的解释方法,也从未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纯粹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恩格斯晚年也批评过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所以,韦伯虽不同于却并不对立于马克思主义。第二,在论域上,“萌芽论”所涉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受阻的诸种原因,但如余英时指出的:“‘萌芽’始终示能‘成长’,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最后还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明清一点点的‘萌芽’到了近代便像一股细水流入江河一样,没有多大的作用可言了。”{5}而韦伯虽强调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却也承认:“从纯经济观点看,由已经提到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本该很好地发展出一种纯粹资产阶级的产业资本主义,……”{6}韦伯从来都认为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要么是冒险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7}关注中国历史文化中“非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力量的韦伯,完全可以赞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中国学人的相关讨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韦伯的资源,所论也与韦伯的中国命题重叠或交叉。(全文阅读)

丁林:为什么要保护版权
  2003年刚过了两个星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对版权期限延长法案作出的裁决,"埃尔德利特等诉司法部长艾希克罗夫特案",以七比二认定,国会将版权期限延长二十年的法案,没有违反联邦宪法,是有效的。 
  这是业界相关人士十分关心,等待已久的裁决。原告方是专门开发利用版权到期作品的实业界人士。版权和专利、商标一样,在法定期限内是人们的私有财产,期限一到,就成为公共财产,人人皆可无偿使用。原来的版权期限是作者去世以后五十年。有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米老鼠、糖老鸭,眼看着就快到期了。本案的原告就盯着版权过期作品里的商机。谁知1998年国会通过了版权期限延长法案,将版权再延长20年。原告们只得告上法庭,控告此法案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在"有限时间里"保护创作者之独占性权益的条款和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条款。 
  此案在联邦地区法院败诉,上诉到巡回上诉法院,再次败诉,旋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一、最高法院裁决 
  由女大法官金斯堡起草的最高法院意见书,回顾了美国版权法的历史。 
  美国在建立之初就立马制定了有关专利和版权的法规。1787年制宪,1789年宪法正式生效,1790年第一届国会就通过了相关法律。那时候,版权期限是作品发表之日起14年,如果14年后作者尚在世,可以延长14年,合计最多28年。1831年修改法律,延长到42年,即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再加延长14年。1909年再延长至56年,即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再加延长期28年。 
  1976年,美国版权法为了和国际通行标准接轨,作出了重大修改,将版权期限改为,如果作者是可以确定的自然人,版权期限是作者死后50年;如果作者是匿名者、假名者,或者是雇佣他人创作者,无法确定单个自然人,版权期限是发表以后75年或创作后100年。 
  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1976年的版权期限再延长20年。 
  本案原告的意见是,这样延长20年,即把版权期限延长为作者死后70年,只应该对法案通过以后的作品生效,对于已有的作品,对于公众已经盼望其即将到期的作品,则不应再加20年。否则,在某作品版权期内,国会可以立法一延再延,就违反了宪法中"有限时间"的条款。  (全文阅读)

逃往瓦朗纳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启示录
  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国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是,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为什么逃跑?因为此前他为挽救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现在,大革命正在那个国家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室已"靠边站"了,旧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国王继续留在法国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一切严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积极推动的一场财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说出了出逃的计划:先投到布耶统帅的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重返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俱乐部,恢复王权制度。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由于他被截获,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 ,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是,一次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是200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美国后现代史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怀特(Hayden White)曾说,任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种"讲故事""或是"陈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国王出逃"的故事讲下去吧。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与失败的财政改革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的君主之一,也能够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断精神和坚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 "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腐朽、根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暴风骤雨的到来。(全文阅读)

 

 
 

真名独家连载:老村长篇小说《怅》
  一
  作家费飞,年届七十,一生虽没写成一本象样的书,但在解放初的西安市里,名气却如雷贯耳。原因之一是他有一副颇能迷惑人的作家风度和派头,加上高喉咙亮嗓门,能说会道,走到哪里,哪里便一片掌声。他的成名,主要得之于一个三千字的短篇小说:《骏马飞驰》。登载在那时的《人民日报》上,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国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来学他这篇文章。做一匹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奋力飞驰的骏马。又过不久,文章被选在农民夜校的读本里。费飞一时间名闻全国,被捧成了著名作家,耀武扬威了好些时日。这些年他老了,没人再注意他。每天下午,他都要拄着拐杖,像匹老瘸马似的,艰难地从楼顶的六层下到楼下的一层来,到我的住室,和我聊一会儿。快到晚饭的时间,他再气喘嘘嘘地一步一瘸的爬上去。顺便说一下,因为楼顶上建有温室花园,资格老的作家同志都愿住在高处。
  他常找我的原因,是老伴去世之后,一个人挺孤的,和楼里别的作家又不怎么谈得拢,后起的作家他又有些看不惯。对我竟是一个例外。他和我也常争执一些问题,两人也有不欢而散的时候,但由于关系的深远,总算没闹到翻脸的程度。他作为那个年代出来的作家,别看表面上高傲硬气,内心其实很虚弱,也很脆弱。心小的像针尖一样,轻易容不得人。论说我和费飞交往也几十年了。虽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却没有固定立场。要说他有什么立场,那就是在历次运动中能躲就躲,能滑就滑,首先得自己不受伤害。他是作家大楼里,在这几十年政治风雨中躲闪得最成功的人,浑身上下到老都没留下一个伤疤和污点。
  费飞成为我恩师的原因,说来竟是一个久远的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三十年前。那年我十六岁。他下到我所在的陕西渭北的一个名叫锅山镇的小山镇里来体验生活,住在我家隔壁。在此之前锅山镇一直是他的“根据地”。可以说在我刚学会爬的年纪,他就是锅山镇的常客了。所以,甭看我生在锅山长在锅山,但对锅山熟悉的程度,未必如他。他断断续续到锅山来过二十几个年头。在乡人的感觉里,他像季节性动物,每到雨季的时候,他便来了;过了雨季,他又走了。他出现的时候,像匹大公马一样,高扬着严肃的头颅,踌躇满志,左顾右盼,无论在街面或田野里,都是踮起有力的四肢,轻跷地运动着,像飘一样的行走。遇见熟人,他会凑上去,和和蔼蔼地聊几句。这情形一直延续了许多年。到八十年代的初期,费飞老了,跑不动了,这才不怎么来了。
  那是一个夏天。下午。我刚从河边割草回来,在饭馆的台阶上放下筐,坐下来歇息。看见他在凉棚下多喝了几杯酒,情绪异常的高昂。他摇晃着戴茶镜的大脸盘,对并不知道写书是怎么回事的村民们解释说:
  “任何人都可以写书,只要你愿意。写书就是讲故经(故事),比如东头喂头牯的老曹,焊煤油灯的小炉匠赵板刀,他俩故经都讲的很好。他们但若识字,把讲的故经写到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写书。许多人都以为作家很了不起,其实……”
  费飞自以为揭穿了写书的谜底,伸长脖子抖着躯体,哈哈大笑,笑声飘荡在小镇的上空。我听到他的话,很新鲜。第二天下午,我去隔壁他住的地方,想听他更多的见解。(全文阅读)

周泽雄:面对董桥
  对香港名家董桥先生,我一直有种矛盾的感受。我曾经喜欢他,现在依然如此;曾经反感他,现在仍然如此。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没有想过,今天思考了一下,发现问题有点严重。
  喜欢董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学养丰厚,文笔花哨,语意顾盼,情感充盈,对中国文化熟稔到有能耐从《本草纲目》中读出心旌摇荡的内容,对英伦风情又有着亲切真挚的体验,可以用与谈论曹雪芹差不多的口吻谈论查尔斯·兰姆。作为读书郎的董桥,也有着常人无缘幸致的经历和更难企及的长处。如果说“一连好几个冬夜在伦敦寓所读马克斯·韦伯的书”尚算不得书林艳遇,在伦敦图书馆读卡尔·马克思时居然能品出“一丝微醉的感觉”,便非常人能及了,至于发奋读维特根斯坦时竟至于“满心温馨,几乎想哭”,则更让人惊奇叹服,几乎是源出钱锺书一流的文脉了。在文字上,董桥属于一种古人独多今人罕见的类型,他不想让笔下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在纸上白白走一遭。他的语言凌厉佻荡,风趣典雅,显示出旺盛的好胜心和征服欲。语言对于他除了表情达意的工具功能外,看来还兼具让别的作家知所羞惭、住口封笔的用意。这种类型的作家,管见所及,当代中国仅只三位。除钱锺书外,另一位我以为是余光中先生。这类作家的标志性特征是,他们决不会把一个笑话、一个妙喻时隔二十年之后再说一遍,让他们安分守己地用一次成语,真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说起来我恰好对这种型号的作家一直充满好感,也特别愿意在他们逞才的地方多加逗留,一次也不想错失分享作者智力的机会,所以较之那些马虎的读者,我也许更有理由喜欢董桥。
  照国内个别作家的标准,董桥是算不上大作家的,因为他不写小说,尤其不写长篇小说。当然,这个孩子气的标准如果成立,连莎士比亚都得靠边站,更别说韩愈、柳宗元、契诃夫、鲁迅之辈了。好在我们没必要太当真,因为该标准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恰恰是国内几位偶尔写写长篇小说的爷们,这便正好提醒我把王小波的话再引用一下:“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再说,正如我们喜欢的女人未必都能沉鱼落雁,我们喜欢的作家,也可以与伟大无关。对伟大的作家,我们当然得摆显出一脸崇敬来,可不能像对小姑娘那样,只满足于说一声“你真可爱”,再亦庄亦狎地摸摸她的辫子,刮刮她的脸蛋。——董桥正好属于这类“你真可爱”的作家。(全文阅读)

老残油记:秋雨的热闹与光中的冷清
  同是秋雨霏霏,同是岳麓书院,与余秋雨先生的“设坛论道”热闹劲相比,渡海而来的余光中先生的讲学不免显出几分冷清。这或许会让热爱余光中诗文的读者感到几分失望和不平,但我以为,秋雨的热闹与光中的冷清,既在情理中,也在学理中。
  先说情理。秋雨先生近些年的“文化散文”曾有洛阳纸贵之盛,文化界对其人其文又颇多争议,再加上秋雨先生面对种种批评态度强硬,早已成了热点人物。将这一有争议的人物置于当年“朱张对讲”的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这一庄严肃穆的背景之下,热度自然又陡增许多。媒体对于这种送上门的新闻资源,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秋雨先生“设坛论道”前后,省内众媒体争先恐后地发消息,辟专版,做专题,炒得个炙手可热,家喻户晓。而光中先生的文章道德,文化学术界早有定评。与秋雨先生的“设坛论道”相比,光中先生在岳麓书院讲学更接近常态,实在不好作为炒作资源。此次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光中先生来湘作为正常的文化交流来处理,报道上不温不火,当不是有意冷落,而是情理使然。
  再说学理。文化活动大体可分为文化创造、积累与文化普及、推广两类。两者有不同的功用,也需不同的功夫。文化创造、积累工作,需耐得青灯冷凳的寂寞,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是终生的。而文化普及、推广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种先天的“人和”优势,更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正所谓“一不小心,便成了文化名人”。
  光中先生开一代诗风,在新诗创作和理论的创造之功,有目共睹。而秋雨先生尽管搭起的是“大文化”的舞台,但所做的主要还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推广工作。加之时下的“文化爱好者”,远比文学爱好者人多势众,因而光中先生纵有锦心绣口,一些读者读他的诗文,仍难免有些“隔”,不像读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那样,在阅读过程中能获得一种自己也在进行“文化思考”的感觉,当下便产生一种获得“提升”的愉悦。光中的冷清与秋雨的热闹,其实正是文化创造与文化普及的学理使然。(全文阅读)

黄万盛:正在逝去的与尚未到来的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为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全文阅读)

高超群:德国崛起中的韦伯
  工业化不仅迅速改变了德国的经济格局,而且也大大改变了德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在欧洲文明国家的眼中,普鲁士——德国的灵魂和主心骨,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形容,是一个这样的国家:“普鲁士王国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这支军队仿佛不过是驻扎在这个国度。”在当时的普鲁士一切政治和经济政策都围绕着军队来制定,军官不仅是这个国家最荣耀的职业,而且甚至是它唯一有力量的统治阶级。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远较欧洲其他国家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如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期一样,德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差距,但是德国得意洋洋的市民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同控制着德国命运的容克地主和大资本家一样,他们分享着一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陶醉在经济的成功之中,在他们心里大约以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走到了德国历史的尽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值得思虑和奋斗的,唯一需要动脑筋的就是挣钱和享乐的手段与花样。用韦伯的话说:“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着‘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对于其他民族,他们有着一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傲慢,德国的经济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这种傲慢。整个市民阶级既害怕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也不满德皇的家长式专制,俾斯麦的成就和作为使他们一心希望能有一个强人能保卫来保卫自己的幸福,使其不受这两样东西的戕害。
  在这样的底色下,德国的政治生活却并不是平静如水的。与人们的想象恰恰相反,德国的政治充满了动荡和惊险,各种各样的政治奇思妙想四处流传,而且都能找到足够多的听众和拥护者,人人都看到政治变革的希望,并急切地渴望能从中捞到最大的一票。和平主义和扩张主义,保王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容克土地贵族和新兴工业资本家,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的政治主张都大行其道,德国人都乐意听取和追随。这是由于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社会政治空气的宽松,使更多的普通人产生了实现政治权利和分享统治权力的希望,而新产生的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从财富的拥有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容克地主和旧贵族,他们不仅希望控制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德国的面貌。(全文阅读)

毕巧林:米奇尼克方式适于中国吗——读书断想
  ……二、 米奇尼克是个伟大的基督徒(这不是关于他身分的叙事,而是对他精神的描述)、最宽厚仁慈的政治革命家。在他的主张或学说里浸润着浓烈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反对对旧政权里的显要人物进行报复,让人感到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同时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圣徒。革命成功后他主动退到后台,更显示出他高贵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不是想借助革命改变自身的命运,而是想把公民社会当作生存方式本身。对诗意化生活的追求,这才是他所有行动的根本目的。由此看他更像个亘古难见的诗人,而不是政治家。
  三、 米奇尼克的成功可以为类似的国家提供一种经验。但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却不可轻下断语。从国际环境说,上个世纪末正是全世界红色极权主义走向崩溃的时期,苏联自顾不瑕,戈尔巴乔夫想要结束历史的梦魇,几乎尽人皆知。东欧的统治者心知肚明。在历史就要转向时只要稍具一点良知和现代政治理念的人就不会再去犯过去的错误、对人民继续欠债。何况民族主义情结对波兰及东欧的上上下下是一个可以沟通的链条,“只有一个波兰”的口号能使掌权者平静地面对异端者,同意坐下来谈判,以便彻底摆脱苏联的统治,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需要考虑的还有,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长期受西欧人道主义的精神影响,并有基督教文化传统,因而无论对普通民众还是对统治者来说,倡导理性、文明和而反对暴力和强制,都有深厚的基础。公民愿意以博爱的精神协调和他人的关系。即使是统治者也总要比那些野蛮凶残、喜欢噬血的国家强过千百倍。这自然也使他们愿意接受“团结工会”提出的相互妥协和谈判的条款。仅举一例说明,米奇尼克组织公民团体,被判监禁每次不过一年半载,长也不超过三年。要是在极其野蛮专制的国家,恐怕犯了一次、再无第二次机会——不是脑袋落地就是被摧残得无力出声。所以在波兰可以实行“天鹅绒革命”,在其他国家未必就是上上策。米奇尼克的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对每一民族都适用的方式,而在于启示我们去探索和寻找自己民族的自救之路。假如原封不动地搬运到我们这里,那会成为犬儒主义。(全文阅读)

一只鹰的天空——读周实小说《性比天高》
  《性比天高》,捕捉思想和内心情绪的流动,没有对外部环境的交待,没有人物的名字,没有故事情节,只有极其孤傲而又注重内心世界的周实才敢这么写。《性比天高》这个文本,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歌?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是与不是只凭周实的需要取舍。周实借《性比天高》释放出他被压抑已久的狂野本性和对世俗规则的鄙弃:“欲望使他心里明白,他不能够虚度人生:不能与理想背道而驰,不要与快乐背道而驰。一个人应听从的只能是那心灵召唤。一个人能听从的也只能是心灵召唤。”
  《性比天高》的男主人公,是以两个身影交替出现。
  一个身影是困囿于现实生活,漠然而又机械地遵从着乏味生活的日常流程,唯有**才能激发起他的兴趣,消除他的寂寞,体验生命存在的激情。然而,为了躲避公众舆论压力,他和情人选择了牺牲未出生的孩子。伴随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而去的,还有他的男性本能。他沉沦于阳萎的痛苦,不知道如何才能被救赎,恢复到从前。
  另一个身影代表他狂放不羁的灵魂。每当现实的残酷刺穿他淡漠外壳蜇痛他脆弱的心灵,他便在瞬间幻化成不羁而孤寂的黑色身影在荒野策马狂奔,挟着凌厉、强悍和不屈的气势追踪敌人的踪迹,与敌人作誓死的博杀,完成现实中难于实现的愿望。此时的他和黑马浑然一体,共同进退。黑马更像是蟄伏在他身体中的野性本能的延伸。
  两个身影在主人公的生命空间穿行,张弛交替间舒缓情感的冲击,虚实对比中延伸出想象的空间。它们调和着主人公现实与梦想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禁锢如铁的世界不惜一切代价遵循人性的本能,找回人性的尊严,探求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全文阅读)

 

 
 

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一、何谓“转轨经济学”
     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从利别尔曼的“利润挂帅”纲领算起,将近四十年了,从中国改革算起,已经二十多年,从东欧国家的“剧变”算起,也已十年有余。丰富的经验基础上“转轨经济学”(或曰“过渡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人乐于论道的话题。但什么是“转轨经济学”?似乎还不是十分明确的。为了逻辑严谨起见,采用排除法来定义,我们先看看“转轨经济学不是什么”。
     转轨经济学不是转轨时期的经济对策研究。这与市场经济学不是某个商家的经营之道、 计划经济学不是某领袖的治国之策同理——虽然两者无疑有密切联系。这样讲决没有贬低转轨对策研究意义的意思。实际上我认为至少在某些时候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两种不可比高下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行性(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可采纳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是无关紧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倒属无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反而不必考虑。转轨经济学既然是“经济学”之一支(而不是一大堆奏折的总和),经济学这门理性化学科所特有的逻辑性就是它的灵魂。经济学家为了逻辑思维的需要可以、而且必须设定一些抽象的、“理想化的”概念,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之类。人们不能以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绝对均衡为理由否定这些概念的意义,只要现实中垄断程度、供求失衡程度的相对差异是可度量的,乃至不可度量但能感知的,人们就可以在逻辑上推出完全竞争与市场均衡的意义。同理,人们也不能用“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公正”为理由,否认公正的意义。尤其在转轨经济学中更是如此,因为转轨经济学成立的基础是逻辑自洽性,而不是“可采纳性”。 (全文阅读)

吳琦幸:美國半截公路怪現象
  任何國家在大興土木進行新的城市建設的同時,總有一些舊住宅和現有的居民要搬遷,在如何對待這些原住民的利益上會有不同的聲音和事情發生。對於拆遷戶的利益如何進行照顧,就是一個大問題。
  最近,有一個來自北京的拆遷戶不滿當局給予他的拆遷賠償和其它不公正待遇,居然到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大廈前絕食抗議,把中國在城市建設中碰到的拆遷問題帶到了世界面前。
  實際上,在每一個國家的建設過程中,都會碰到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常常要以弱勢一方的讓步作為結束。美國在開發西部的時候,當然地面對著土著印第安人的反抗,雙方的衝突和戰爭也沒有停息過。最後印第安人付出幾十萬人流血的代價後,只得接受當時強大的聯邦政府的土地要求,讓出幾百年居住的土地,龜縮到一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自治區域,這就是今天印第安人保留區的由來。
  民權高漲 照顧弱勢
  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在美國人民權意識相當高漲的時代,在政府必須保護民眾的利益前提下,各個地區建設和擴展中一旦牽涉到民眾的個人利益的時候,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是沒有辦法用強制的行政手段來要求民眾搬遷的。弱勢團體的利益被充分地照顧,有的時候這種照顧已經到了無法顧及全局利益的地步了。
  到過洛杉磯的人士都知道這座城市有一條七一○號高速公路,那是通向洛杉磯海港碼頭的最重要的一條公路,來自中國的成千上萬個集裝箱就是在洛杉磯長堤港、聖彼渚港裝卸之後,通過這條高速公路轉運到全美國各地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七一○公路斷了一截,從海邊向北直上南加州另一個大城市帕莎蒂娜的中段,快要連接上二一○號公路一邊時,在華人社區集中的城市阿罕布拉市的山谷大道上卻毫無理由地斷了,就好像上海的內外環線互相之間沒有用交流道接上,導致車流量就無法進入高速巡轉的公路軌道。(全文阅读)

邹啸鸣:道路拥堵源于思路梗阻
  交通拥堵属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富贵病”。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遭遇过。但从来没有那个国家提出过“限制私家车”的政策。原因很简单: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限制欲望的实现等于扼杀发展的动力,况且他们打都使用私家车。与其限制私家车,不如限制公家车。因为私家车是一定会核算成本的,不用教育就属于“节约型”的。公家车则完全相反。而我国又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公务用车”集团。
  私家车消费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其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难以被替代的。如果出台限制措施一定要非常谨慎。
  道路拥堵问题一定要解决,但是要区分不同的问题,出台针对性强的措施,而且一定要考虑机会成本问题。
  1、作息时间统一造成。这个问题在目前电脑和通讯都已经非常普及的大城市里面,实行部分文员家庭办公的方式减少人员的流动。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是:我们的住房基本上私有化了,但是上班地点还是相对固化。很少有人因为交通成本上升的原因考虑换工作。
  2、公交、出租车、地铁等替代性服务发展滞后造成。
  A、可以考虑加大公交的民营化程度来充分发展集约化交通。民营化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这在其他行业都是屡试不爽的铁律。鼓励他们使用“大容量及高速”的公交车,它可载客250人,走全封闭的公交专用道。
  B、出租车的税费要大幅度下降,可以大幅度提高出租车的使用效率,一定程度上缓解私家车的使用频率。
  C、地铁和城铁的发展可以考虑加快速度,用增加透明度的方式降低工程成本。同时要提高地铁、城铁与公交车站之间的互补性。(全文阅读)

陈仓:质疑“经营城市论”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某些官员、专家、名流大讲特讲“经营城市”理论。经营城市的理论及其举措听起来十分有理、十分“有利于”、十分动听、十分动人,成为流行一时的时髦话。然而,当我们用科学的发展观去分析,用宪法、法律和市场经济规则去衡量,再通过实践检验之后不难发现,这句时髦话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
  “城市建设和管理要讲究经济效益,讲经济效益就要按 ‘投入产出’原理办事”。政府是城市管理的主体,政府也就是“经营城市”的主体,政府的行政管理就要象企业管理一样“算经济账”,有利的事就干,没利的事就不干。在许多地方,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又兼任国资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如此“经营”城市,必然导致政府行为企业化,政府形象势利化、世俗化,领导干部象开发商,财政象财务,经济主管部门象经纪公司,再加上各种行政强制行为,城市政府就如同“既创收又收税,象企业却管社会”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以“经营”代替“服务”,既管理又生产经营的的行政理念比“政企不分”走得更远。这种理念的常识性错误在于忘记了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调控、服务、保障。
  在“经营城市”的理论指导下,地方政府既充当社会管理主体角色,又争当经营者的经济竞争主体,如同“裁判员”兼作“球员”,如此修改竞争规矩,经济竞争秩序岂能不乱?建国50多年以来,宪法和法律从来没有赋予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职权,地方政府凭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授予“经营权”呢?这不是自动修宪,越权行政吗?近十五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的会议和文件多次强调政府要“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政府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我不知道主张“经营城市”的官员是否认真学习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市场经济理论对政府职能的定位是“守夜人”和“裁判员”,政府只能干属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性质的“赔钱活”,只能当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裁判员”。让我们更不能理解的是那些满口“市场经济理论”的所谓“经济学家”也“揣着明白说瞎话”,摇旗呐喊,支持“经营城市论”。许多主张“经营城市”的官员来自企业,有长期而成功的企业经营管理经历,他们有一种“讲究经济效益”的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他们的认识有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其主观愿望绝对是好的。然而某些“满腹经纶”的“权威经济学家”们不顾经济学和现代行政管理常识,曲意“图解领导意图”,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甚至胡言乱语,其水平和人品实在不敢恭维。(全文阅读)

老残油记:马基雅维里与股市
  股市好像又热闹起来了,因为近来周围的人忽然底气很足,脾气很好。细心人还可发现,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办公室,人们眼里都透出几分诡谲和几分兴奋。此外,人的胃口好像也陡然好起来了,什么都敢吃。在菜场打探当日肉价,远远近近飘进耳朵的,却是“路桥建设”、“北京城建”之类,好像高架桥、钢筋混凝土全成了落口消融的美食。
  对于股市 ,我是门外汉。90年代初,曾陪一位朋友下过几回单,眼睁睁地见着朋友将自己大卸八块地死里逃生。那一番经历,用朋友的话说,是“想起都打尿噤”。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交易厅。据说那些地方早已是鸟枪换炮,都电脑化了,还动用了卫星。
  人不炒股,股市却“吵”人。报纸电视天天都在谈股论市,躲都躲不脱。耳濡目染经年,依然看不明白那些图表上的一团乱麻。但也无师自通地看出了一点名堂,即炒股是一种典型的群众运动,它几乎具备了群众运动的所有特征,如盲目跟风、轻信流言、不讲理智以及狂热痴迷等等。记得有年股市如烈火烹油,竟有盲人拄杖摸进交易厅打听行情,本地一家报纸还就此发了条短消息。常识告诉我,炒股炒到盲人摸进门的分上,股民们该大难临头了。没过几天,股指果然如巡航导弹般地一连砸穿几层“铁底”,炸得人仰马翻,一片狼藉。
  据说十人炒股七赔二平一赚,我觉得这一算式也符合群众运动的规律,因为大凡群众运动,吃亏的总是大多数,而且总会有那么几个翻云覆雨的人,趁势而上,一举发迹。我知道那几个发了的人,一定是头脑极其冷静且崇尚理性的人。(全文阅读)

广告:如何与你的消费者对话?
  当宝洁(Procter Gamble)决定在电视还是其他媒体做广告时,它会往塞浦路斯尼科西亚打个电话。日产(Nissan)和其它几十家领先的公司和市场营销机构也会这么做。
  打电话是为了求助,而打到尼科西亚则是因为这座城市是小型咨询公司Integration的总部所在地。该公司很出名,因为它专门解决广告客户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挑选最佳媒体来传达某一营销信息。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传统上广告客户主要在电视网络上投放广告,而它们正对这一媒体的影响力丧失信心。电视的观众不断缩减,观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录像机来跳过广告。
  广告客户渴望采用其他途径来代替电视,但常常无法确定这些途径是否有效。针对这种焦虑,Integration为营销管理人员提供某种能帮助他们做决定的东西——数据。
  Integration运用一种名叫“市场接触审计”(简称MCA)的程序,来测量在某媒体为某产品做广告的有效性。然后,该公司提供一个排行榜。比如说,帮助一家啤酒生产商来决定哪种广告途径更好:是制作电视广告,还是在墙上贴海报,还是向酒馆提供印有公司名称的杯垫。
  Integration的方法不太可能成为广告界的准绳。但令人惊讶的是,该公司鲜有竞争者,著名的支持者倒有几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客户——宝洁就根据Integration的数据来决定支出。一些全球最大的广告集团已与这家有10年历史的咨询公司结盟,其中包括美国安历琴(Omnicom)、法国阳狮(Publicis)和日本电通(Dentsu)。(全文阅读)

 

 
 

龙应台:如果我是中国大学生
  没有贫穷记忆也要知道体恤
  “在一篮有部分开始变坏的苹果里,我发现我的很多同龄人都会挑选从变坏的那些苹果开始吃,觉得这样不会浪费,而绝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好的,这样就知道了好的滋味在哪里。”龙应台首先举出苹果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贫穷的记忆。两代人经历的不同,注定了我们在每样事物,特别是对物质事物的分歧上,所作出的选择不同。”
  她说:“我在渔村里长大,母亲就从工厂里拿回来尼龙线来编织渔网,10天工夫不眠不休,手都磨破出血,才领回80元。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有这样的一幕,甚至包括父亲到邻居家借钱筹学费。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造就了我们物质观的形成,懂得珍惜,懂得疼爱。”龙应台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港台大学生、研究生为“小康第一代”,他们没有贫穷的记忆,体验不了父辈们流离求生的艰苦,这样是很危险的。
  “每个人,特别是真正成功、希望成功的人,哪怕没有贫穷记忆的,也要知道体恤,这种体恤是对与你们同处一个社会环境下的弱势群体的体恤。真正体恤了陋巷中的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而大学生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最基本的人文关怀。”龙应台说。(全文阅读)

阴盛阳衰:男孩子已经退步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中国现阶段对男孩子的教育是压制教育,温顺听话是好孩子,男人的个性教育已经被严重压制和压抑,与此相反,现在的中小学校对女孩子的教育呈现不该有的“男性化”,这种奇怪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女孩子的性格越来越偏激和怪异,而男孩子的个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一方面学习能力变得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男子汉应该有的责任心和上进心几乎一点都没有了。
  有一位重点中学的退休数学教师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让今天的许多优秀的高中女孩子做1984年的高考理科题目,结果总分也就是400多分左右,这种成绩在当时连录取一般本科院校都很难,而男孩子的表现更差一些,做当年的高中毕业会考题目都比较吃力;同样她让当年带过的几个优秀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都是清华、中科大等全国一类重点大学毕业,并且分别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今天分别是骨干,其中这几个男孩子当年的高考成绩都远远优于这几个女孩子)做2000年至2003年的高考理科题目,她惊奇地发现,这些当年的优秀学生做起来毫不吃力,值得一提的是数学试卷基本上45分钟左右完成且几乎都是满分,特别是五个当年的优秀女生全部取得满分而男生由于粗心只有一人取得满分,男生同女生之间没有什么差距,可是当年她们数学考的远没有这些男孩子好;综合试卷则是基本上满分,当年的这些男生只比女生多出3分,而当时高考,这几位男生的物理、化学、生物加在一起可是占有领先28分的绝对优势,其他试卷中语文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优秀,外语是女生占有较大的优势,唯一没有比较的是政治科目,因为80年代中学学的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今天中学不学这些课程。这位老师分析,如果80年代也学现在的这些课程,这些当年的男生在这份试卷上肯定考不过当年的女生,比较的结果是用今天的高考试题考当年的优秀学生,男生同样也不比女生有任何优势。她感叹到:如今高考的模式对女孩子越来越有利,不是今天的女孩子进步了,而是今天的男孩子已经退步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全文阅读)

余世存: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对这个十多年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不是所有人都预先明白感知,事后同意上述认知的。落后民族的特殊性,导致其共同体的生态多是“骗子对傻子的革命”(用孙文的话,先知先觉带动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者)。因此,共同体里那些天真的傻子或半傻子,往往会在名词、观念、认知结构的误导下,从事漫长的人生弯路。在权抢钱私有化的阶段,那些有幸“接漏油”的商人、志愿者、学者、白领,就属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也少有悔于自己的人生选择。这并不是说他们小康即坠,先富了即可,只满足于自己有了活动的空间,而是他们本身的心智多年来在人类进化的某一阶梯上停滞不前。即使今天他们懂得了维权,明白了人有身份认同和最终归宿,他们仍不会理解现代公民的真正含义。如果我们不纠缠于终极原因,大体上可以说,这种心智结构的定型得益于中国的专制统治,它的宣传和它的教育启蒙。
  邓小平南巡后一年,任静玺先生举意兴办教育。十二年来,他开创的南洋教育成为“一路领跑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思考者”、“中国民办教育的航空母舰”,创造了中国民办教育的许多个第一。但是,到今年夏天,任静玺将他在南洋持有的股份全部处理,彻底地退出了南洋。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教育炼狱十二年》,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对我们中国教育领域黑暗面的揭露,不如说是现象描述;与其说是对教育部门的抗议书,不如说是哭诉书。这本小册子目前只是在圈内流传,因为任先生还不敢立刻刊布,他害怕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浪会把早已跟他无关的“南洋集团”掀翻。
  任静玺说,十二年南洋教育集团的发展历史,乃至20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辛酸史。在应试教育标准控制下的中国民办教育,其存在没有意义、希望和未来。因为中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症结,是“中国以专制特权、垄断利益、僵死模式为特征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任何想有走“新教育之路”的学校和个人,都最终被关进应试教育的铁牢之中。“不是我们改变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改变了我们。”(全文阅读)

外来工的感慨:知识改变不了命运——给民工文化泼点冷水
  在我的家乡,农民种地是犯法的。因为我们世代居住的地方,正是“母亲河”的发源之地,为了“母亲”的身躯不要裸露,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被号召“舍小家,顾大家”,按上级文件指示,让土地长满荒草,让山峦“杂花生树”,大家尽量想办法外出打工谋生。
  我是我们家乡最早出来打工的知名人士,因为10年前刚到广东时,也被热火朝天的表象所盅惑,曾激动地在家乡的市报上撰文“有志者去广东”、“广东是美国西部在中国的翻版”等等。在我的“言传身教”下,成千上万的家乡青壮年纷纷卷入打工洪流。
  其时,广东珠三角很多城市,当然包括深圳,都在大张旗鼓地评选“优秀外来工”,我也倍受鼓舞,以一不怕哭、二不怕屎的饱满热情参与其中,白天干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晚上去“城中村”三五个人挤在一起。我还经常就着昏黄如豆的“节能灯”看书写作画画,为自己加班,满心憧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隔三差五总有老乡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走,去收容站取人,每人要交380元,这刚好是一个月掏大粪赚来的数目。乡下人大都长得“苦大仇深”,要么就是“特别卑微”的形象,看见治安仔就怕,越怕越容易被抓。一年中有些老乡被抓上三五次,基本上所有的汗水和泪水都白白流在深圳。
  一年后,我的作品四处开花,我荣幸地被深圳某区文化事业单位聘为“文化人”,从此,我与那帮亲爱的老乡们划了一道无形的坎。我与其他几位情况大抵相同的“文化人”并肩战斗,我们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为单位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可笑的是,我们都因没有文凭、没有结交权贵的习惯而屡受挫折。青春的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贡献给了深圳。也因为我的愚钝和木讷,不会钻营,10余年过去了,虽然在业界硕果满枝,也有幸被省级和地市级文艺刊物聘为“总监”“副主编”,而最终只能是浪上之萍,无法落地生根。(全文阅读)

黄万里:我怎样训练自己
  1948年6月14日,任甘肃水利局长的黄万里应邀在兰州中学的演讲提纲:
  我怎样训练自己
  先自我介绍求学及工作的历史。
  1、必先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
  2、选科——实学较适宜于文科。理由:①国内需要,②文科尽可作消遣、陶冶。有文艺天才者除外,仍应作测验。
  3、有秩序的生活:①看重时间,我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必运动,十一点后必卧。在大学时,从不牺牲十五分钟。②连续坐板凳毫无意义。休息与用功配合,以求集中思力。午觉重要。(全文阅读)

燕京大学由司徒雷登起步
  一个各界心仪的校长人选
  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然而在当时的另一些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全文阅读)

 

 
 

李大苗:历史的阴沟——以一九二七年为例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并由此发迹成为效忠于个人的军队,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滥觞之始。此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们也都有成尾大不掉之势的军旅,但太平天国战事平整之后,主动配合朝廷减军裁兵,直至收编整合为一统。这分明在于天无二日国无二军的根本道理。袁世凯逼宫后,其新军转型为北洋制式,张的还是国家军队的旗号,但由武昌起义而引发的各省独立,本来效忠朝廷的很多都督也就有了拥兵自重的机遇。更由于袁氏的新军骄横跋扈本来也结就下很多暗伤,举国上下在睁一眼闭一眼中勾心斗角。
  新都督们未必都是前清旧老,新派的革命者的起义也造就了不少新军阀。袁世凯内心将这些外系的军阀视为异己,心中暗自磨刀却苦于投鼠忌器的艰难。本来伤痕累累的一脉江山收拾起来很不容易,可这个老袁放着大展身手的时机不舒心,偏偏喜好称帝复辟起来,进而酿就武力割据军阀林立的国民悲惨。最后连孙中山也放弃了“民国”的心念,组建党的军事武装,让历史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地做强制自习预科。
  倘若中国真地自习,历史就未必走向现在。自习不成的孙中山赫然听闻到“苏俄革命”的炮声,便决心投入“二次革命”,仿效列宁迅速斩断动乱的社会局面。今天说国民党二大确立了“新三民主义”,以改造国民党为契机,以“联俄、联供、扶助工农”为策略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呢?与苏俄相亲的前提就是与中.共的亲和,这是列宁的叫牌,是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势态表现暧昧的一种逆反,力图寻求国外势力干预中国现实政治的无奈之举。有了这个连襟,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苏俄呢,则在莫斯科开办了东方大学,军火也就一船船吧勾吧勾地运抵黄浦岸边,政治和军事顾问也就咵嚓咵嚓地昂首阔步来到中国。热衷于革命的先勇们,当初没有太动心区分什么是社会革命,什么是内战。(全文阅读)

从禁书到伪装书——国民党的新闻扫荡
  当年,革命者为宣传进步思想,可谓动足了脑筋。
  “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中国封建社会以禁书开始,而又以禁书终结”。是否可以说,民国也是以禁书开始,而以禁书终结。
  袁世凯政权于1914年12月颁布了一部《出版法》,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一些著名的书刊,如《湘江评论》、《觉悟》、《浙江新潮》等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1920年2月,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迁到上海,也遭查封,又迁到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宣传书刊,如《向导》、《工人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都在重点查禁之列。
  国民党政府为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1927年12月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共党书籍办法》等。1930年12月,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依据这些法规,实行文化专制。在沦陷区,日本法西斯军人大规模取缔进步及抗日书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载有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786种。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编了两部《禁止图书目录》,共查禁图书1841种。侵略者真是疯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全国究竟能出版多少种书,他们难道把中国人出的书统统归于在禁之列?(全文阅读)

伍国:印第安人和黑人在美国的不同命运
  200多年前的美国革命为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赢得了独立,颁布了美国宪法,树立了世界宪政民主的典范。这些共识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假如换到一个非主流的角度,我们会发现,美国的独立,至少在他最初的阶段,对于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白人的经验。历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正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他们在美洲大陆上定居的历史,远远超过了白人殖民者。他们生活,发展农业,商业,自己的宇宙观。印第安人社会建立在几大母系氏族基础上,女性负责耕作和家庭事务,男性负责狩猎,渔业。在公共事务中,女性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十七世纪,在面临欧洲殖民者侵扰的时候,这些大部落已经是一个个具备国家雏形的结构特点的大型部族了。他们稳定而平和的内部结构和传统文化虽然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殖民者,却是将自身内部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加强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
  美国黑人的经历则不一样。他们来到北美大陆不仅晚于白人殖民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非但不是主人,而是白人的奴隶,这一点注定黑人一开始只能处在一个绝对从属的地位上,甚至没有明确的民族文化认同。在奴隶主们的强力统治和有意的瓦解下,黑人群体被分散地附属于白人庄园。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白人奴隶主的眼中,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不过是活的财产,心智水平仅相当于儿童的水平,根本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全文阅读)

弗拉索夫:从红军英雄到法西斯
  在二战史上,弗拉索夫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作为苏联红军杰出的将领,他曾经建立过无数功勋,但在卫国战争那些最艰苦的岁月里,弗拉索夫的信念动摇了。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他完成了从红军英雄到法西斯帮凶的思想蜕变,像那个疯狂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弗拉索夫指望依靠德国人来改造苏联的社会制度,这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把他自己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声名显赫的红军英雄
  1940 年7月,也就是希特勒挥师入侵苏联的一个月后,德国第6集团军已经兵临乌克兰名城基辅。波塔波夫将军的苏联第5集团军被迫撤至第聂伯河一线,苏联人急需新的部队来填补缺口。一支由后勤人员、零散的士兵和民兵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已经集结待命,可是由谁来指挥它呢?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上将和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将。后者是一名精明干练的指挥员,1930年入党后一直是联共(布)的委员,虽然是富农出身,但非常忠于苏维埃政权,1938年到1939年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回国后调任第99步兵师师长。弗拉索夫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因为第99步兵师一直是红军中的样板单位,它的射击训练十分出色,而且这个师也是卫国战争中第一个荣膺红旗勋章的部队。基尔波诺斯决心任用弗拉索夫担任新组建的第37集团军的司令,但赫鲁晓夫仍有些怀疑,他打电话给负责苏共中央人事工作的马林科夫了解情况。而后者告诉他莫斯科已陷入混乱,不可能提供任何人的材料,任用什么人指挥部队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判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基尔波诺斯和赫鲁晓夫别无选择。于是弗拉索夫走马上任了,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非常正确。勇敢善战的弗拉索夫深得士兵信任,他带领第37集团军和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一起守住了基辅的正面防线,但由于库兹涅佐夫的第21集团军和波德拉斯的第40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才使德军有机会从翼侧包围基辅。特别是在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反突击失败后,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长驱直入,势不可挡。(全文阅读)

戴海斌:我读《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顾名思义,该书所本的材料为蒋介石日记。问题在于,完整的蒋介石日记迄今并没有发表过。黄仁宇采用的办法是“以日记为主体所编修之史料”代替“无从窥见之原件”(第10页),也就是说,黄读解的蒋介石日记非第一手资料,而是从别的几本书,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蒋总统密录》、《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辑出来的。在蒋介石日记原件发表前写作这样一本书,本身就已经先天不足,兼之可利用的资源又数目有限,对黄仁宇来说作史之第一步——史料掌握即先打了折扣。而且据他的观察,有些日记条目是有出入的(第19页),是不是有可能在发表时作者或者编者为了某种目的篡改了原文?史料既伪,史论基础何在?即便退一步说,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没经过篡改,还是需要提防一手,蒋介石“作圣”之心一向甚重,他的日记本身在产生时就断非为自己而写,而早就有了日后被后人查看与研究之戒心,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会贯彻文过饰非的意图,用黄仁宇的话说,“他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第5页)。既然已发表的日记,远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黄仁宇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本书?也许材料对于黄仁宇的现代史研究来说,并不算是十二分的重要。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尚可以归因于该书非凡的“叙事魅力”,而《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放宽历史的视界》更多体现了作者在专业领域把握问题及材料的功力,那么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则最强调了历史的“结构性”。《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亦属于后者,黄仁宇总结现代史更多从“结构”处着眼,论证框架其实已预先设定。他自己也承认,他从大历史之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只希望提供若干资料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等于“先赋予骨骼,次填补之筋肉”(第8页)。多数人皆欣赏黄仁宇明史的研究扎实厚重,史论与史料有着相当精致的结合——虽然有时给人过于精致的感觉,相比之下,此间的才情挥洒多少显得有些轻巧。黄几乎从头至尾都对蒋介石日记的话语与事实之出入不加怀疑,全书立论皆建于其上,其他方面资料的引证与审订均告阙如,如此一来未免有失其先前一贯的谨慎。(全文阅读)

黄钟:从叛军司令到大学校长
  要判断一个国家和人民胸襟之大小,莫过于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室操戈的内战了。
  民国元老颜惠庆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他19世纪末在美国一所中学留学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南方,就美国南方崇拜的英雄而言,没有人比得上李将军和有着“石墙”绰号的杰克逊。
  这个李将军就是南北战争中南军的司令。
  颜惠庆留学美国时,已是林肯“统一”美国三十年之后了。按照我们熟悉的成王败寇标准,南北战争就是是非分明的解放战争,李将军的形象,应该是非匪即盗,非寇即妖才对,一度弄得联邦军队有些左支右绌的叛将,怎么还能是被崇拜的英雄呢?
  可是美国没有官方教科书,出版历史著作也不用官方审查,就李将军的形象,谁也没有权力向国民强制灌输某种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答案。对李将军和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比如史密斯在他的书中就说:“他俩一起名垂青史。”
  这位李将军也算是美国的名门之后了, 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就是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的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
  应该说,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可李将军却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
  这还得从美国的制度说起。
  我们通常说的美国这个“国”,跟我们经验里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合众国”,是把许多“国”通过宪法凑到了一块的“联邦”。加入这个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不像是秦始皇横扫宇内那样,通过杀人放火生拉硬绑到一起的。在这个被叫做合众国的地方,历史学家横竖是写不出华盛顿统一了美国这样的故事。(全文阅读)

 
 

钟叔河:老社长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迭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李朱”连写,如“林罗”、“刘邓”,是从解放区解放军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经武路是民国初年在原城墙基址上修成的一条马路,现已不再存在,拆宽成了芙蓉路的一部分。二六一号原为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的公馆,还记得二楼大厅门首,木板上刻着的联语是:
  门有骅骝开道路,
  座看鹰隼出风尘。
  当学生时从这座新建的红砖洋房前面走过几回,见有卫兵站岗,很是气派。经过风雨苍黄五十年,如今比起我自己滥厕其中的这栋干部楼,则又大为逊色矣。而这时在门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传达同志了。
  传达同志领我去见的是朱(副)社长,当即叫我跟两位记者一同下乡采访,第二天便出发。
  李社长就是李锐,当天并未见到。(全文阅读)

刘齐:该不该向月亮开枪
  从网上得知,在一次月蚀中,某国南部小镇有八名身份不明的人向月亮开枪。警方闻讯赶来,迅速拘捕了这八名嫌疑人,并没收了他们的来复枪。该镇一名宗教官员指出,向月亮开枪没有任何宗教基础。他督促人们应在月蚀时虔诚祈祷(21CN.COM新新闻)。
  消息虽短,却让人忍俊不禁,并联想多多。
  一,该不该向月亮开枪?
  不管那八名射击者是什么出身,什么文化,哪个单位,有没有单位,我觉得他们都挺有想法的。他们半夜三更放弃休息,高举枪,猛拉栓,把自家子弹嗖嗖往天上送,图的什么?眼瞅着好端端的月亮出现意外,地球上几十亿口子人居然没心没肺,不管不顾,像话吗?多少年以前,中国那边还有人敲锣呐喊,防止天狗吃月亮,现在那帮小子好像也漠不关心了,是不是都下海了?算了,甭指望别人,我们挺身而出吧。(全文阅读)

陈仓:告老无法还乡
  1982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正当我与父辈们一样,冒着酷暑在玉米地里劳作时,盖着红色大印和凹凸钢印的一张录取通知书邮寄到村子。我是本村第一个通过考试出去的农家子弟,为此,乡亲们说了很多话,而每个中老年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将来退休一定要回到家乡。”后来,憨厚的叔父多次对我说,“出门在外不容易,过得不好就回来,有地有力气,饿不死人”。
  “告老还乡”是古代官员退休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离乡商贾一种相因成习的风俗,也是四海游子的最终归宿。“告老还乡”不仅仅是“落叶归根”的生命历程,或恋乡思土的感情回归。这种回归带给农村的不仅仅是一个老职员、老学究、老商人,还有附着于人的财富、学识、信息,特别是乡村社会与外界的关系。山西晋中的“大院文化”,陕西省韩城党家村的院落文化遗产,许多是赤子回归的产物,如果那些地方的明清官员、商人都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就不会留下那么多豪华精致的深宅大院。
  我十分感谢父老兄弟的深情厚谊,然而,“告老还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难圆的美梦。离开家乡时,家里存放农具、物件、柴禾的两孔窑洞已经塌了,居住的两孔窑洞中有一孔用大木头顶着,与别人共用的三间(两家各一间半)瓦房已很破败。村里人多地少,学生的户口迁出后就失去宅基地分配权,“集体所有制”的“口粮地”也被收回。乡村公共社会的落后、冷漠,以及宗族矛盾、传统恶俗给予农家子弟太多的辛酸、沮丧、伤痛,“跳农门”本身就是一种逃离方式,一般的出逃者岂能积极“回归”?而企盼回归的都是难舍故土,眷恋家乡和亲人的人。(全文阅读)

周实:卞之琳先生
  卞先生是认识的。很久很久的以前,就读了他的诗,并为他惊讶,惊讶他在数行之中就能表达那么多意思,而且让人想了还想,隔了一段,忽然又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一想起这首诗就想起卞先生,一想起卞先生就想起这首诗。
  我想很多人都这样。
  与卞先生有联系,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这一年,我有了机会创办《书屋》,开始给他寄杂志,想发老先生的稿子。一寄,好多年。
  卞先生是喜欢《书屋》的,也看重,来过信鼓励,表示要赐稿,却又未见稿子来。我也不催稿。一是先生年岁已高,二是先生若有稿,且合适,一定会马上寄给我。这一点,我很肯定。(全文阅读)

猪头猪智慧:乱谈喝酒
  
我很少喝酒,只和那种无话不说的朋友喝酒。我认为喝酒如同做爱,对象很重要。两相情愿两情相投随心所欲才能情趣盎然兴致勃勃。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和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吃饭。这种情况下,我是以吃为主,决不说自己会喝酒。和一般关系的人喝酒,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喝酒和我爸爸也有关系。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经常喝酒,辗转于醉与吐之间。为此,我妈没少和他吵架。给我造成了不好的印象——男人喝酒,酒后无德酒后失态。我爸酒后也有好的时候,自弹自唱自娱自乐。有时还让姐姐和我唱歌,他弹阮伴奏。可惜我和姐姐的五音都不全。全的都被我妹妹占去了。我爸爸特别宠爱我妹妹,有音乐天赋。
  活了35岁我只醉过一次,如果呕吐算是醉酒的唯一标准的话。失恋那天,一个人关在屋里四瓶啤酒一盘花生豆,打算把自己灌晕。奇怪的是越喝越清醒。呕吐的时候那个难受啊,后悔自己不该借酒浇愁。后来我找到了不喝酒也可以解愁的办法。1、去图书馆或书店看书。2、睡觉。我的这点知识差不多是愁出来的。
  据说李白喝酒诗百篇。不知道是酒中还是酒后。反正我没这个能耐。如果和好朋友喝酒,我的话比平时要多一些。感觉就是高兴痛快畅所欲言。就是没有写东西的欲望和冲动。所以我不是李白,只能是猪头。(全文阅读)

天高地厚:谁都说这一方水土可以终老一生--写给同里
  让冬日暖阳覆盖,让微风轻轻掠过
  让白日梦爬上粉墙黛瓦和滴水檐
  长橹划进波心,正午荡开了时间皱纹
  黄酒酽酽--一生原来可以这样悠悠

  廊桥向前,细碎的陈年往事连绵
  老榆树在风中摇曳,鱼鹰默立船头
  三桥,串心弄,多少仪式世代经过?
  嘉荫堂,耕乐堂,多少心思庙堂外起落?(全文阅读)

 

 
 

美国天才女预言家珍妮.狄克逊
    编者按:美国天才女预言家珍妮.狄克逊,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出色地显示了她透视人生、预测国家未来、预言国际间重大事件的本领;以及揭示本世纪末人类命运的非凡能力。她的预言准确无误,许多国家的总统和总理纷纷向她请教,以至使她成为本世纪内最令人好奇的女性。
    故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天,一直对吉普赛人十分着迷的弗兰克.平克特听说一位吉普赛妇女扎营在附近,便让妻子带着八岁的女儿珍妮.平克特去见见吉普赛女人。
  吉普赛女人坐在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外面,马车的帆布顶上冒出一只烟窗,一只只母鸡将脑袋伸出车门,一匹系在树上的大马发疯似的踢着跳着。她抓起珍妮的双手翻了过来,突然长长呼了一口气:“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手掌纹路哩!”接着,她指着珍妮的左手对其母亲说:“这是颗大卫星,从这颗星向外伸出的双头纹路,足以说明她具有预言天才。她的米庇特山(看相用语,指食指根部的驼峰。)上也有一颗星!再看看右掌吧,有颗十分硕大的星,射向四面八方,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头纹。你看它,横跨手心,而且还包住了整只手,在外掌上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它意味着------吉普赛女郎突然变得庄重起来:“她将能够预见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因为上帝赋予了她预言的能力。”说完,她走进那辆封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里,拿出一个水晶球,递给珍妮:“这个你留着,将来你能借助它思考。”
  珍妮迫不及待地抓过那光彩夺目的新“玩具”,突然大叫,说球里有波涛汹涌的蓝色大海,并将自己所看到的景物描述了一番,认定那吉普赛女郎就是从那里来的。吉普赛女郎承认,那正是她记忆的故土。接着双手拿着水晶球的小女孩又高叫,要吉普赛女郎小心别烫伤了。原来,她在水晶球里看到吉普赛女郎正把双手伸向一只奇怪的烧锅。不久,吉普赛女郎做饭时,不慎将一锅开水打翻,两只手严重烫伤。(全文阅读)

寺院楹联集锦
  山水之间有清契
  林亭以外无世情
  ----林则徐题成都文殊院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方鹤斋题成都文殊院

  竟能与羲卦麟经并垂宇宙
  应不让元亭石室高峙岷峨
  ——四川新都宝光寺

  自知性僻难谐俗
  且喜身闲不属人
  ——何绍基题四川新都宝光寺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何元普题四川新都宝光寺(全文阅读)

清·《院本十二月令》画轴(全文阅读)

夏绿蒂经典圣诞歌曲

  专辑名称:《DREAM A DREAM》(《美梦天使》)
  歌手名称:CHARLOTTE CHURCH(夏绿蒂)
  发行公司:SONY
  产品编号:SK89459
  “跨世纪美声小天后”夏绿蒂,是英国史上年纪最轻,横跨流行与古典榜的天才歌手!这位去年仍在小学上课的威尔斯美少女在一次公开的卡拉OK歌唱比赛献声,她天生的一副好歌喉和甜美纯真的出色外表,立即引起极大的轰动,如此的出道过程在古典音乐界算是史上破天荒头一遭。开创了这个传奇式的开端,接下来夏绿蒂以本身纯净却又富含个性的音色,优雅诠释古典与跨界歌曲代表作品,98年圣诞节前夕,她重新诠释洛依韦伯原为莎拉布莱曼量身订作的"Pie Jesu",一举将她的首张专辑『天籁美少女夏绿蒂』冲进全英流行专辑榜的第四名,古典销售排行榜冠军!夏绿蒂顶着「天籁美少女」的光环,让其它在流行乐坛经营多年的天王天后又爱又妒,全英国的新闻与娱乐报导更是以一种“现象”大幅报导这位自黛妃仙逝后最受英国上下欢迎的“天籁美少女”.
  在连续以两张全球销售超过五百万张的白金专辑,缔造“最畅销古典女艺人”、“最畅销之首张专辑”以及“史上最年轻的冠军歌手”等纪录之後,夏绿蒂,这位年仅14岁、刚获得英国年度最佳古典艺人的年轻女歌手,在《DREAM A DREAM》这张专辑中演唱了多首最脍炙人口,也最令人回味无穷的经典圣诞歌曲,再次以天使般纯净的歌声为大家捎来她温暖的祝福。(全文阅读)

只为情人作画的女画家

  近几年,欧美众多艺术画廊突然四处搜寻一个名叫塔玛拉·德兰姆皮卡的波兰女画家的作品。大肆收购的起因,得追溯到几年前,麦当娜以惊人的天价从克里斯蒂拍卖行拍走了她的一幅双手被缚的女裸体肖像画。至于像杰克·尼科尔逊这样懂画又会画几笔的大明星,更是对这位女画家情有独钟,他曾立下豪言壮语: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塔玛拉的所有作品统统收归于他的私人藏品室。在这股塔玛拉风的牵动下,巴黎的时装设计师纷纷推出依照塔玛拉画作中人衣着设计的摩登时装,以满足那些喜欢赶时尚潮流的男女白领。其中一个品牌的名称干脆就叫:“LoliteLempicka”。其前半部分“洛丽塔”取自一部小说,后半部则来自画家塔玛拉的名字:德兰姆皮卡。
  塔玛拉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竟能如此征服欧美的呢? 
  以“献身”为代价拯救丈夫 
  塔玛拉·德兰姆皮卡(TamaradeLempicka),1898年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她曾发誓“一生过奢华的生活”。依照这条誓言,塔玛拉18岁时就嫁给了出身名门望族的俄国律师T·兰姆皮库奇,两个人婚姻生活循规蹈矩,波澜不兴。 
  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沙俄政府效力的丈夫遭逮捕。这对刚满20岁的塔玛拉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了营救丈夫,塔玛拉不惜以“献身”为代价,做了一位瑞典外交官的情人,通过外交途径来拯救丈夫。1918年,塔玛拉与获释的丈夫双双逃往巴黎。 (全文阅读)

宋人小品画

马远《梅石溪凫图》(全文阅读)

 

 
 

单正平:去“都”才能去“堵”——关于北京的发展战略
  北京的交通拥堵一度成为全国的话题,广州上海等城市交通拥堵也很厉害,但外地人似乎并不关心。原因很简单,北京是首都,中国每个人似乎都与北京有点关系,北京人一打喷嚏,外地未必感冒,但那声音总是能听见的。广州“非典”猖獗,全国无动于衷;北京出现“非典”,你看闹出了多大动静!从这一点看,北京的问题,确实是全国的问题。所以,北京人饱受堵车之苦,虽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我也想说几句。
  造成北京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不在规划的失败,而在于它是首都。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有权力机关都在北京,全国人民无论办什么事都得往北京跑,所以那里很拥挤。如果这些权力机关分散到外地,北京自然就不拥挤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近年来,我从网上偶尔看到一些有关迁都的建议,但大都失之简单,说首都应该迁往西安、南京等地,没有更为具体的设想,缺乏说服力。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多数大城市的发展现在也都遇到很多麻烦。简单把首都迁往比如石家庄、南京、西安或合肥这样的城市,北京的灾难会在那里重演。我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在迁都的同时,要考虑把这个全能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从功能上分散成几个中心,如此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我的具体建议是:
  ——金融中心,即各大银行的总部,迁往天津。天津市区如果太拥挤,可以考虑设在塘沽一带,那里有非常广阔的盐碱滩,可以用来建设新的港口城市,天津开发区就是成功的范例。现在一般舆论似乎倾向于在上海形成金融中心,但我们知道上海也早已经人满为患,拥挤几乎不亚于北京,所以不大合适。(全文阅读)

2004年中国职业劳动强度排行榜
  2004年《中国青年报》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目前国家公务员中,亚健康人群增多,主要原因为:劳动强度过大。
  为了讲清道理,说明问题,打消各位疑虑,天末做了一个劳动强度排行榜,本榜的排行原则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平衡心态,公正严明,杜绝黑哨。
  下面是排行榜,劳动强度由高到低。
  第一名 政府公务员 劳动强度指数:10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现在的公务员,每个人要干三个人的工作,足见劳动强度极大。
另外,仍据报道:全国政府机关共1.5亿人,从1996年至2002年,辞退了18100名公务员,每年辞退率高达为0.002%!据天末调查:辞退的18100名公务员中,因超过退休年龄60岁被劝退6000名(多数超龄者就是不退),因贪污受贿判刑10年以上者,被辞退12000人(判刑10年以下者,才保留公务员身份),原因不明自动离职100人,据查这100人全部移居国外居住。
由此可见公务员不但生理上操劳过度,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心理压力! 提起公务员,我都心疼啊!
  即便如此,公务员报考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仍然高达40 :1,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仍然是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第二名 播音员 劳动强度指数:9
  播音员这一职务,劳动强度无疑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先看男播音员,男播音的掌门人赵某,替其女保健医生按摩、推拿,其先进事迹,流传在大江南北,辛苦一天后,本来是女保健医生给咱按摩,但我们的男播音员们,不辞辛苦,不怕累,不怕“紧”,反而替女保健医生按摩、推拿,劳动强度多大还用说吗?
再看我们的女播音员,劳动强度则更为惊人,最近有一位女播音员,不但平时工作忙,业余时间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叙天伦,而是忙于与领导扎堆,终于因为激动过度而死在了领导的床上。(全文阅读)

一年又一年

年轮的风已渐渐地远去,
岁月曾给与的沧桑也并非苍老
当冬季来临时
一切的一切都轻轻的吟唱(全文阅读)

冲出办公室
  又是一个休息日,单位没有人上班,我独自坐在十四楼的办公室,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帘斜射在我的身上,因为办公室是玻璃不可以打开,阳光这么的明媚,我却好长时间没有直接受到过她的照射了。我在办公室有多长时间了?我已经没有记录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多长时间没有离开办公室,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被关在了办公室,因为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致使我没有办法离开办公室了。
  一
  我们单位是个很正规的单位,正规的标志是各种规章制度十分的健全,可以说各种制度都制定的非常完善,因此,制度更改也就十分的困难。因为太完美了,更改以后就不完美了。我的办公室在单位的十四楼,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打卡,任何人都要出示贴有本人照片的工作证才可以出入。并且要统一着装,每个人的服装样式都要完全一致。我曾经有几次因为没有带工作证,被拒之门外,工资惨遭扣除。享受旷工的待遇,领导警告我,再旷工当心炒鱿鱼。因此我的工作证从来不离身的。走到那里随身带到那里。单位毕竟还可以,被炒了我去那里啊?要糊口吃饭啊。
  那天,我总算没有忘记带上证件,按时上班了,好乱的一天,我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张,因为突发病,被送到了医院。他长年要制造数据,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在各种报表上填写各种数据,而这些数据全凭他拍他那硕大的脑袋来编造。所以,他最近就很不正常的,因为他报的一次数据不符合上级意图,失去了提升的机会,所以,对任何数据都十分敏感,我看他每天上班后都要把桌子腿,椅子腿,全都数一遍,把所有桌子上的文件数清份数,那怕今天没有新的文件,第二天也要重数一遍,总之,他每天就是数数,甚至把我放在办公桌上的大头针都要数数清楚。今天上级领导来在我们这里视察工作,他居然要数数领导有几颗扣子。随从有几人,每人又有几只眼睛,一共有几只眼睛。因为领导随行的女秘书一笑就露出几颗可爱的牙齿,他就要数领导的女秘书有几颗牙齿……原来他这是属于精神病中的强迫症,不由自主的做事情,于是他就不由自主的被送走去治疗了。(全文阅读)

假如圆变成方(全文阅读)

对于艺术的看法

今天,我想在这里随便谈谈对于艺术的看法。
有时,艺术会向权力低头,不要指责他太多,谁都要吃饭,艺术也一样。可是,像艺术这样的玩意儿如果它失去了独立的意志还能剩下点什么呢!!(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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