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十八 期

真名每周精华文选

 
 

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传媒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也可以妨碍这种交往。前一种传播帮助人们广泛交往,把自己转化为能动的"公众"。后一种传播支配着人们,把他们变为被动的"受众"。在前一种传媒中,交往中的人本身就是媒介,彼此联系的人通过对生活事件的参与成为传媒公众。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是公众传媒的灵魂。彼此的交往使得公众传媒中的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传媒之人"。在后一种传媒中,人们从同一媒体接受信息,彼此很少或者从不往来。孤立的个人依赖于媒体接触外界,名为"受众",其实还是无法成"众"的原子个体。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媒批判认为,现代传媒技术是必然会造成原子孤立型受众的外界力量。由于传媒受众之间彼此缺乏联系和对话交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成为受权力控制的千人一面的"群众"。在法兰克福学派悲观的传媒技术决定论里,"传媒之人"和"传媒公众"都是不可能的。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汤普森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消极的传媒技术决定论。他认为,大众传媒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公共概念,缔造了一种不需要通过面对面对话,不需要在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发生,就能感知"我们"集体性的公众。汤普森的大众传媒新公众说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新传媒技术必定产生新公众。
  法国社会学家丹尼尔.戴扬把社会问题,而不是传媒技术摆在了形成传媒公众的首位。他坚持认为,传媒技术高科技不高科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社会问题参与才有公众。对照汤普森的新公众论和戴扬的社会问题公众论,我们发现,汤普森的贡献在于纠正了大众传媒时代只有"受众",没有公众的看法。但是,也就是在他强调新科技必然产生新公众的时候,他用乐观技术决定论代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技术决定论。在强调人和技术,人优先这一点上,戴扬比汤普森更往前走了一步。戴扬告诉我们,新传媒并不会自动产生传媒新公众,新传媒甚至常常被用作限制公众形成的工具。(全文阅读)

顾肃: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
  中国古人早有的"实事求是"的古训,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西方哲人也一再强调"回到事情本身",告诫理论家们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还是要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现代的实证主义者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注意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不要让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影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但实证主义以后的一些哲学家则认为,事实和价值的分界是如此地模糊,以致很难有绝对中立的研究。波普尔指出,甚至科学中的观察也不可能是绝对中性的,观察渗透着理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科学研究就一定可以完全不必回到常识和事实本身,可以随便地对各种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别人的学说和理论妄加主观随意的解释,乱贴政治标签呢?当然也不行。人们尽管做不到绝对中立的观察和研究,但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并且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论争,却是起码的学风和遵守科学规范的基本态度问题。
  之所以有这么一段议论,是因为佩里·安德森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近来的一些表现有点让人看不懂,或者说很难把他们的研究看作是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此公在北京的一番讲话尤其没有给我们做出客观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榜样来,反而有点强词夺理,随便进行学者间的划派,乱扣政治帽子,堆砌过时的意识形态说教,并且继续抨击西方世界主流社会的所有方面。这里不妨仅就几点略作评论。(全文阅读)

John Foran:1972年 阿连德的智利
    萨尔瓦多 戈森斯 阿连德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经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总统。1970至1973年他主政智利的那段日子,以巨大的创造力和民众热情,见证了试图建设一个“迈向社会主义的智利道路”。这也遭遇到社会既得利益,军方和海外美国政府的强烈抵抗。这个令人惊奇的民主社会变革历程,在它第二个年头踩踏上危机点,这就是1972年。1972年6月智利冬天阴冷,阿连德为了处置日益尖锐的问题,在罗库若(Lo Curro)召集了一个合作者们的高层会议。面对的问题是丛生的罢工势态,他们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困难和挑战中做出自己的抉择。
  历史背景
  智利是一个1000英里的狭长的国家,从北部与玻利维亚接壤的沙漠沿着安第斯山脉西麓展开,经由首都圣地亚哥所在富饶的中部峡谷与主要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连接起来,再向拉丁美洲寒冷的南端延伸。十九世纪后期,智利传统经济依赖于矿产和硝石,二十世纪则以铜业为其经济基础。自1821年独立,它的社会和政治机构为农业和矿业主主导,长期以来,他们以保守的国家党为角逐国家权力的工具。大约或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也出现在智利,争取北部的矿工和农业劳作阶级的拥护。智利的社会结构严重不平等,在富饶的中部峡谷地带,农民生活在极度的半封建状态里。(全文阅读)

大诗:有关语言、逻辑、科学
  中国人的毛病,按张五常的说法,是传统上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就是说,更习惯于谈论“好不好”的问题,对于“为什么”没多少兴趣,干得太少,就没什么经验,因而在科学方法上,先天性的营养不良。这样,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主要是兴趣的方向不同。对此我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人的兴趣、好奇心,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和人种应该没有关系。当然在后天上要受到传统这个环境的影响,但传统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套一句经济学的黑话来说,传统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同意一种说法,就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自语言形态的不同。
  语言是思维的家,更是传统的家。离开语言人还能不能思考,哲学家们已经掐得一塌糊涂,我们就让他们继续掐去好了。但离开语言,传统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存在。我们知道,文字最初出现都是像形的,中西方没有区别。在远古时代,中国人比较富足,用得起书面语言,所以我们的像形字就得以发扬广大,并且战胜了口头语言,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而西方人的祖宗比较穷,就只能用嘴巴说话,所以口头语言就占了上风,文字退化成了记述声音的符号。象形文字,它本身有很强的表意能力,对语法的依赖就比较弱,所以我们的语法就不发达。而语法是逻辑的基础,在逻辑上,我们就落后西方很多年。有没有形式逻辑,这是东西方文化一个最大的分水岭。(全文阅读)

廖申白:论西方主流正义概念发展中的嬗变与综合
  关于正义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表明着道德最初发源的观念,这种观念比礼法制度要更为古老。[1]在中国思想中,义的观念的语源学的意义是以干戈护卫财产,同利益的界分与平衡、越界行为与矫正有紧密联系。义与仁共同构成道德的本源。仁是义的补充,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是义的基础,是人对于一般他人的友善意向与态度。在西方思想中,仁被看作是正义的相关德性,只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才被视为正义的应有之义。义的观念在西方思想中始终是更重要的方面,这是同中国思想不同的。在古代希腊,正义概念至少同神话时代同样古老。正义一词来源于女神狄刻的名字,狄刻是正义的化身,主管对人间是非善的评判,她是宙斯同忒弥斯之女,忒弥斯是司法律和秩序的女神,在希腊人的雕塑中忒弥斯手执聚宝角和天、眼上蒙布,以示不偏不倚地将善物分配给人类。拉丁语中正义(Justice)一词得名于古罗马正义女神禹斯提提亚(Justitia)。禹斯提提亚是同希腊正义女神狄刻和忒弥斯等同的神。[2]如同在希腊语中一样,拉丁语正义一词中已经包含了正直、无私、公平、公道这些一直保持到现代的基本语义。正义不仅在东方和西方都是最早发生的道德观念,而且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精神。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正义概念的发展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如果将正义概念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发展同义或正义概念在东方文化传统中的发展作一个比较,可以说,关于正义的概念在东方,例如在中国,是一个较具综合性的概念,分析意义不彰明,在西方思想中它的发展较早地与对法律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并较早具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分析意义,这些意义可以借助哲学的分析来澄清。 (全文阅读)

刘燕波:我们恨美国什么?
  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我们身边,充满仇恨的人到处都是。只要一提到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尤其是美国,便咬牙切齿。我认识几个有钱的主,在驻南使馆被炸后,曾商讨买战术原子弹去炸‘狗日的美国’。 
  我注意这个现象很久了。 
  以前认为:我们的文化积淀加之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环境惯性,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会有个必然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冷战思维’会逐步淡化的。 
  但认真地去观察周围和网上的人们,并没有出现期望看到的迹象。反倒是;‘仇美’,‘恨西’的人数,以及程度是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炸南使馆’,‘撞机事件’,‘打伊拉克’等事件后,仇恨指数近乎是陡直上升。
  我所在的单位是重点大学。这里的教师、学生中,‘仇美’的人也占大多数。这是我真正地感到十分不安。 
我曾参加过一个单位的工人‘转干’考试的监考工作。在政治考题中,有一个“什么是帝国主义”的题目,许多人的答案是:“帝国主义就是杀人,放火,强奸”。虽然过去多年,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大家也不要好笑,那批人是‘文革’中下放的‘知识青年’。我们的畸形教育加以及‘文革’他们就没有上过学,使我们没有取笑他们的理由。但是在当今高等学府中的‘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们,也有类似“帝国主义就是杀人,放火,强奸”的简单思维;实在让人心寒。 
  有一个‘学者’曾写到:我国若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在世界上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失去应有的政治地位。 
  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道理。它即是冷战思维的核心思想。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冷战思维的本质,就是拖着整个民族去与树立敌人,再拿整个民族的生存和生活资源去做三件事:一是用于在外部抵消自树敌人的势力(例如建立强大军备,用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建立对抗同盟),二是在内部统一思想和舆论(使人民万众一心),三是用于粉饰(面子工程)来蒙蔽,麻醉本国人民。(全文阅读)

 

 
 

周实:守株者言
    一天过去了,不曾见到一只兔子。
    又一天过去了,仍然不见一只兔子。
    第三天过去了,还是不见一只兔子……
    到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是坐台是守摊是想卖出几本版权,情形好似守株待兔,想要逮住几只兔子。然而,结果那个凄凉,却是难以言语形容。一连五天过去了,不但未见一只兔子,连个兔影也未见到,有也只是一掠而过,撞到人家的树上去了。这时,我的那个心里真想歌德般的呼唤:停下你的脚步吧,兔子呀,你是这样的美!可是,兔子仍不停下,还是照旧一掠而过,死也要撞到人家的树上。
    人家的树有什么好呢?一眼望去,确实好。自由自在地生长着,千奇百态地舒展着,不但树形有姿色而且枝叶有风采,不但吸住了兔子的眼而且打动了兔子的心。不论那兔子多么愚蠢还是那兔子何等聪明。不论那兔子非常高贵还是那兔子极其低贱,全都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往那些树上撞。就连我这守株者,看着看着也慢慢蜕变成了一只兔子,恨不得一头撞死在人家的那些大树上。(全文阅读)

李冬君:哲人其萎——读《三松堂自序》
    富于哲理性的民族,不一定善于构造哲学体系。如果我们将中哲史和西哲史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哲史上的两个特点:一是哲学体系的贫乏,二是哲学的大众化倾向。
    此两点一以贯之,直至今日,并无大变。现代中国,写哲学、谈哲学的人多,能构造体系的人,却少得可怜;而已具体系的哲学家,就更为罕见了。
    冯友兰先生,就是一个构造了体系的哲学家。冯先生将其一生的哲学活动,分为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是创造时期,他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人生哲学》作为中学教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哲学史》获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好评,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贞元六书》构造了一个哲学体系,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而第四期则是他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学术生涯的忏悔期,时始于1949年。
中国革命胜利了,真理昭然如揭。面对真理进行忏悔,不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哲人良知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可以不畏强权,可以蔑视富贵,却不能不服从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求道的“座右铭”。为真理而舍生忘死,固然表现了人类的理性的崇高,但它同时含有某种固执、偏见和迷信,以及放弃自我的悲哀。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所独有的理性情结;然而对真理的崇拜,却往往会扼杀对真理的追求。
    1949年10月,冯先生写信向毛泽东表态,是他忏悔生涯的开始。(全文阅读)

钟叔河:《天窗》之《伟大的戏子》
    南宋嘉泰末年,韩侂胄自恃拥立宁宗皇帝有功,专权擅政,封了平原郡王以后,更是独断专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这时的宋宁宗赵扩住在临安(杭州)皇宫里,国家大事却一点也不由宫里作主。满朝文武以及关心时政的人,无不觉得这样很不正常,却都敢怒而不敢言。
    某次宫中举行宴会,有各种表演。一个演丑角的戏子王公瑾,见文武百官都到齐了,便利用拿出一把雨伞来表演的机会,故意面向台下,大声插科打诨道:
    “今天这把伞,是不油(由)里面的啊!”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中国古代行人治,执政者是好人大家便是福,是恶人大家便是祸。大家既然无权选择执政者,所以如果是宰相执政而宰相又是恶人的话,大家就会盼望皇帝出来干预一下。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往往便是这种情形,这且放下不表。(全文阅读)

狄马:陕北的阳光
    整整一个星期,我午睡醒来,蘸着古都长安发霉的秋爽,读尚飞鹏送来的新著《演奏家的旋律·情后》、《演奏家的旋律·舞者》、《演奏家的旋律·说话》。
    尚飞鹏的诗歌使我想起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陕北的阳光。那种浓烈、稠密、直射人头顶的透亮,使我想起早晨起来,当太阳临照到陕北,临照到那块干旱而焦渴的土地,那块产生英雄、史诗、美女、烈酒的地方,农人们手把锄耒越过山腰的晨昏线,走向新的一天。贫穷使他们不相信阳光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使他们不相信现实中的苦难是世界的全部,而尚飞鹏正是这样一个信守贫穷和阳光道德的人。
    他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浪漫诗人。尽管他说:“只有批判现实,才能完善自我”,但显然他不是屈原、杜甫的真正传人,也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他是拜伦、雪莱的远东兄弟。在这个抒情与宏大叙事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成为笑料的时代里,这个身体不好的人仍然执着地追求着自由、崇高、大气以及海一样深沉的爱,就像他笔下的时间一样永不言退。(全文阅读)

阳光-杨光另一片天空——读北岛的《失败之书》
  在我的印象里,北岛是诗人,《回答》是其代表作,脍炙人口的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概十四五岁时看的,至今还能脱口而出。北岛、舒婷是当年朦胧诗的主要人物,年少时,没少读过他们的诗歌。忽然间,北岛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他就作为一个斗士的形象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铿锵有力的“我——不——相——信!”。
  没想到啊,诗人写起了散文,更没想到,在消失大众视线里的许多年里,他辗转世界各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如一片树叶在风里飘来飘去。有一天,有位朋友拿了他的散文集《失败之书》给我,说北岛的语言很有看头。
  我是个闲散惯的人,现在已没有书吸引我不眠不休地看下去,更何况一本散文?散文集,没有文字内在的关联,没有跌宕情节的呼应,看一篇丢了,从任何一篇看起都可以。
  这本书的序我竟然看了很久。北岛关于散文的观点让我感到亲切,他说“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车是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是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息也是散文。”自序更多说的是诗人改写散文的原因:因为他多年的漂泊,“散文与漂泊之间,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他在四年的时间里,住了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他没说去国离乡的原因,但从文字里可以看出端倪:“历史的面具上(有)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灭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全文阅读)

[原创]希腊文明自由谈之四
    人们一度认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400年,这一百年间的希腊,乃是米诺斯文明的一块半野蛮的经济殖民地,而将克里特内部的变化,归因于一个新王朝的兴起。因此,人们对于在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都曾发现的“线形文字B”的释读,也就顺其自然的认为是起源于克里特,由克里特岛传播到希腊的。1952年,一个名叫迈克尔·文特里斯的年轻的英国学者成功的释读了“线形文字B”,他认为“线形文字B”是希腊语的一种早期形式,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在米诺斯文明后期,是希腊大陆的阿卡亚人统治着克里特岛[1]。
    米诺斯文明是寿终正寝,自愿接受了欣欣向荣的迈锡尼文明?还是死于非命,或由地震、大水、海啸等自然灾害,使阿卡亚人乘虚而入;或因抵抗失败,而成了阿卡亚人的战利品?总之阿卡亚人是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克诺索斯王宫,直到公元前1400年,王宫被一场大火焚毁。点燃这把火的,究竟是当地心怀不满的叛乱者,还是来历不明的另一股希腊海盗?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现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对于克里特岛来说,阿卡亚人主要是掠夺者,而非建设者,由于对地震心有余悸,他们不愿对克里特岛做太多的投入,而是不遗余力的将克里特岛的财富和米诺斯文明搬到希腊半岛去。(全文阅读)

 

 
 

邹啸鸣:东郭先生与“廉正保证金” 
  小的时候,生不逢时,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些“坏”知识上。比如上课的时候集体朗读“毛主席万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到他老人家死的时候,愚昧的我不但感情上承受不了,感觉天塌下了,逻辑上更无法自恰,总想找大人问个明白:不是说好了“万岁”的吗?这才100岁都不到啊。再要么就是背诵一些诸如“狠抓‘斗私、批修’一闪念”这样铿锵有力,逻辑不通的愤青语言,以为人就分“忠、奸”两等。所以看电影的时候,每当出现一个新面孔,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便是打听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一点,后面的情节才是可以“预期”了,否则提心吊胆地不好受。
  长大以后,接触了大量的外来文化,才理解:那都是些愚民文化。黑白之间其实有大量丰富多彩的中间色彩,是这些中间色彩构成了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
  当然,除了课本以外,我也从小人书上学习一些民间文化,比如“滥竽充数”的典故啦、比如《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啦。于是知道我们的东郭先生是一个大好人,走路怕踩死蚂蚁,属于古代环保人士。
  《东郭先生和狼》说的是东郭先生有一天外出遇到一只狼,狼非常可怜地对东郭先生说,有一个猎人正在追杀它,希望能得到东郭先生的帮助,帮助它躲避猎人的追杀。东郭先生看到狼十分可怜,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好心的东郭先生便把自己的书都掏了出来,然后让狼钻进了自己的布袋里。一会儿猎人来了,他问东郭先生有没有看到一只狼。东郭先生说没有看见,猎人对东郭先生说那只狼十分狡猾,如果你看到他一定要小心。等到猎人走了,东郭先生打开布袋,把那只狼放了出来,但是他没有想到狼一出来就跟东郭先生说:既然你是大好人,救了我一命,那么你应该好人做到底,我现在非常饿了,所以,你让我吃掉算了。好在后来猎人又折回来了,一刀杀死狼,救了我们这位好心的东郭先生。(全文阅读)

钟伟:新双轨制复归: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一、作为渐进改革制度创新的“旧双轨制”
        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改革历程承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双轨制”的冲击。
        第一种“双轨制”,我们姑且称其为“旧双轨制”,其起点也许可以追溯到人们依稀记得的1984年浙江莫干山会议,从那次会议之后,“双轨制”这一思路成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标识,其终结大约可以划定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此后。根据杨小凯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旧双轨制”勾勒为以下三个层面。 
     旧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回顾当时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确倍感艰辛,经济学家当时有的忙于计算“影子价格”,有的忙于做“价格闯关”方案,有的则在缜密思考扭曲的价格不过是体制扭曲的影子,应该同时着手体制改革。
     旧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当时虽然国有经济的“存量”这一块没有十分激进的改革,但对当时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经济这一块“增量”,的确给了相当多的成长空间,使得除了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如同水银泻地,开始奔涌壮大。由于相对保住了国有的存量,同时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中国经济渐渐线路万象更新的气息。(全文阅读)

流水账本与城市深度:一位民工的幸福生活
  核心提示:越来越多的农村外来务工者涌入城市,都市越来越多了一份移民化的色彩。繁华、时尚、就业、娱乐、社会福利这些城市的符号仿佛离他们很远。他们的生活常态就是在创造一个账本,记录着每年每月每天的收入和支出,与账本无关的欢愉几乎完全被抛掉。因此,账本不仅记录着他们的劳动与消费,更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深度变化,说白了就是城市的一个深度记录。
  人物档案。杨大伟,36岁,信阳商城县人。1999年来郑州,在东韩砦租房,一直以手工作坊的形式组装抽油烟罩架子。6年来,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几乎全记录。一摞朴素简单的账本,承载着这个城市的深度记录。
  6年的账本的真实记录
  1999年11月,一个人。
  一、这个月的总收入:2650元。
  二、支出:1833.5元
  1、房租:250元。说明:在东韩砦租了一间平房。
  2、管理费:98元。说明:办暂住证和就业证。
  3、早餐费:28元。说明:早饭1块,2根油条,一只茶蛋,一碗胡辣烫,中饭4块。病了2天,没吃早外。
  4、买菜:78元。说明:豆腐、青菜,3天吃一次肉。
  5、买米;24元。说明:自已家里有米,但捎过来很不方便,再说家里的米价和这里的米价就差了一角钱,捎过来要多出8块钱的运费。
  6、日用:29元。说明:散装食用油20元,盐3元,卫生纸两包3元。
  7、洗澡:8元。说明:西门那家便宜,一次2元。(全文阅读)

不能用低保社保来与民争利
 从过去一年一度春节前夕的嘘寒问暖、送米送面,到今天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广大城乡广泛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贫困人口救助工作正在迅速向制度化迈进。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有迹象表明,在一些地方,以“低保”、“社保”为主要形式的底线保障已开始被扭曲、滥用,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大行“与民争利”之道的障眼法。
  改革与发展,往往意味着要对原有的利益格局与资源配置进行再调整。如果说早些年地方政府在推行其改革与发展计划时,还不时要为如何权衡群众利益的轻重缓急、如何平衡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而颇费思量的话,那么今天,“低保”、“社保”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异常清晰、而又便于高效操作的衡量群众利益的底线。有底线当然比没有底线好,然而由此引伸而来的动辄以“底线思维”来衡量群众利益的做法,却着实令人吃惊:
  农民被征了地、衣食无着吗?让你吃“低保”、“社保”还不行嘛!
  市民被拆了房、生计堪忧吗?让你吃“低保”、“社保”还不行嘛!
  企业被改制、职工想闹事吗?别闹了别闹了,也让你吃“低保”、“社保”还不行嘛!(全文阅读)

国有商业银行与全球同等规模商业银行绩效比较
  商业银行国际绩效比较是反映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准确把握各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本文采用英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1000家最大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财务数据,选择了总资产规模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特大银行)进行绩效比较,从不同角度考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全球同等规模银行的绩效优势与差距,分析与上年相比绩效的变化,剖析其中的主要原因。 
  一、绩效量化和综合实力比较
  运用上述绩效评分方法,我们计算出96家最大银行的绩效分值。按照绩效分值排名,列全球前10位的银行中,美国占7家,英国占3家.其中英国的HSBCHoldings排名第1位,绩效分值为87.6,绩效等级为优(偏下);排名第2位的是美国的U.S.Ban-corp,绩效分值87.55。而上年排名第1位的美国WellsFargo£Co,本年排名降至第5位,绩效分值为86.2。按照一级资本排名第1位的美国Citigroup,绩效排名列第4位,分值86.3。绩效排名列第87~96位的银行中,德国占6家,日本占2家,英国和韩国各占1家,分值均在45分以下,除德国的Norddeut scheLandes bank Girozentrale 和韩国的KookminBank绩效等级为低(偏下)以外,其余8家银行等级均为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按资产排名分别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第91位;按_级资本排名分别为第25位、第29位,第21位,第36位,第101位;按照绩效排名分别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第71位。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绩效等级为中(偏下),绩效分值分别为56.0和55.4,其余3家银行均处于低档水平。(全文阅读)

卢周来:寻找均衡:在效率与公正之间——2004年经济管理类书籍回顾
   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建立一个不但富裕而且公正的和谐社会,已在当下中国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也反映到了书界
     “每个时代的文字都是历史走过时尾巴拖曳后留下的印迹”,所以一个年度的书籍往往能够反映出当下的社会关切与社会心理倾向。而社会关切与社会心理倾向是不断变化的,这才有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书不同”。经济学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应如此。行将结束的一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渐进式改革中不断累积的矛盾,也使我们隐隐看到,如何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建立一个不但富裕而且公正的和谐社会,已在当下中国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已反映到了书界。
     作为经济学专著,吴敬琏先生《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版)在年初的出版,似乎就已经预示着本年度经济学界将更多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吴先生在此书中提醒,如不加注意,中国改革有可能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走向。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经济,就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
     姚洋先生主编的《转型中国:审视社会公正与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是一本论文集,里面集中了包括阿玛蒂亚·森、林毅夫、樊纲、秦晖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皇皇高论。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曾经号称“经济学研究必须排除价值判断”的众多经济学界大腕,终于不得不坐下来重新面对“社会公正与平等”这样一个纯粹价值判断的问题。(全文阅读)

 

 
 

杨东平:百年回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
  中国现代教育的生长,始于清末新政时废科举、设学堂,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至今尚不足百年。中国教育的面貌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上半叶和下半叶,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教育现代化的脉络依然相连,其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基本问题也大致相似。 
  诚如一位教育家所言:现代教育变革的资源主要有三,一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是外来的教育文化;一是自身的教育实验和改革实践。从这么三个层面回顾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的确是简明清晰的,而且发人深省。由于现代教育——当时称为新学或新教育——本身是对陈旧传统背离和反叛的产物;因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改造成为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五四新文化对于反对旧的教育、文学、文化传统有摧枯拉朽之功,主张“打倒孔家店”,这种今天看来十分激进的态度,无疑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教育的革新者都对传统教育保持很高的警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一个漫长古老的传统并不可能被轻易打倒、置换。传统教育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的实际状况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中体西用”,事实上,“体用之争”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知识界对文化传统也有从激进反叛到保守的不同态度;但即便被归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等人也主张变革旧传统,只不过他们觉得这种改变应适应中国的现状和中国文化的形态。另一方面,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新式教育的影响始终限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广大农村和内地,教育的面貌仍然是比较传统的。虽然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不存,但儒教社会尊重知识、崇尚知识分子的传统氛围尚未改变;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私人办学的传统依然强劲,民间教育生长的空间依然存在。 (全文阅读)

萨默尔斯:大学的使命是传承人文学科的传统
  ……首先,我深刻地意识到,大学最根本的使命是传承人文学科学习研究的传统。
  为什么我把它称作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呢?因为即使哈佛大学没人从事经济学研究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一定还会有别的机构去思考经济如何波动、应该怎样重新设计福利计划,以及国际贸易如何运作等问题。即使和哈佛这样伟大的大学都不去琢磨细胞如何运行,也不钻研基因组如何起作用,国家卫生研究所也仍然会拨出大笔预算,相关人士也还会为开展此类重大研究而提出经费申请。由于种种原因,让大学来从事这些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这里请想想,我们的学生通过学习美术、音乐或者文学而变化并充实起来的生活吧——这与他们可能从事什么职业并美元什么关系。
  想想他们通过学习一门外语而对别国文化获得理解的经验吧。
  想想怀登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 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最大的一个,为世界大学图书馆之最。——译者)为人文学科所做的一切吧。
  假如这些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做不到这一点,我看不出社会上还会有哪个机构能填补这一空缺了。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葬送了人文教育的薪火相传,一切将覆水难收。所以说,对一所大学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每代人都加强人文学科研究,也即对美的理解,更重要的使命了。(全文阅读)

丘成桐:奥数扼杀好奇心
  今天上午,20位享誉国际的华裔数学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广州大学城,并与大学生们进行交流。国际数学大师、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为大学生作专题讲座。
  昨晚,华裔数学家们为来自广州、佛山、珠海、清远和江门的40名优秀学生代表现身说法,畅谈"数字人生"。
  得过奥数金牌差点难以毕业
  目前,中国已是国际奥数竞赛中的"霸主"。但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对奥数热却 "当头一棒":数学奥赛成就不了数学大国梦。"奥数即使得金奖,也只能证明考试的能力,不代表就有研究 能力。数学是做研究,研究的根本是找问题。奥数只训练别人的题目,而不知道去做自己的题目,"丘成桐说 ,"曾有几个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得过奥数金奖,到我这里来,结果学问狭窄,考试还行,思考没能力, 甚至都不能毕业。""奥数只是在做题目,跟真正的研究可以说截然相反。"中科院院士石钟慈对目前奥数成 风的现象深表忧虑,"比赛侧重的都是技巧性问题,那只是会'变戏法'的数学而已,失去了真正的数学那种 纯粹的美。"著名数学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侯一钊教授直言不讳:奥数只是在训练技巧,失去了数学应有的 创造能力的培养。(全文阅读)

哭哭啼啼者的国度
    ……不妨看一下公园里的骑车者,他衣着整洁,戴着光洁照人的瓦蓝头盔,沿着臭水沟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骑三轮车。
    或者看一看今天的操场,孩子容易碰伤膝盖的表面都用橡胶皮垫罩着。请等一下,那不是小孩子在玩耍。他们的妈妈,更多的是爸爸在和他们要么一块儿做游戏,要么在一边教一边玩儿。很少有父母像当年他们的父母对待他们那样坐在周边的凳子上神情轻松,让孩子们自己玩儿。
    还有那些得到超级保护的姑娘。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父母现在送孩子上学。可能父母担心学校浴室对孩子来说不够好。
    想一下刚到消费高昂的郊区小镇的老师。翻阅一扎扎的报告和证明要求他为学历史的学生提供“优惠和照顾”,他会惊讶地发现报告面面俱到、文笔漂亮、显然花了很多钱。该报告要证明一个小姑娘在她的9年级学生中是最优秀的。他向人吐露说“她有点神经质,尽管她聪明,有条理,认真勤恳---是那种即使感冒拉肚子快死了也要按时上学交作业的乖学生。”最后他发现无法给予体谅照顾的原因:格式塔(整全概念)思维Gestalt thinking上的困难。这个13岁女孩“不能看一张大的图画”。那很巧妙地设计出来的缺陷(一个13岁孩子能够构建的大图画)使她参加什么考试都不受时间限制,尤其是彩虹结束的大考,决定是否上大学的学业能力倾向测试SAT。
    看一看经过彻底消毒了的童年,膝盖没有碰伤过,历史考试从没得过C的孩子。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心理学家大卫·艾金德(David Elkind)说“孩子们有时候需要感觉很糟糕。我们从经验中学习,我们还需要从糟糕的经验中学习。通过失败我们学习如何应对失败。”
    然而,即使在操场上把衣服弄乱弄脏都被看作不好的事。虽然错误和尝试是成功的真正源泉,父母却想尽办法完全剥夺孩子们这样的权利。(全文阅读)

克林顿预言: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必会被印度击败
  读中国的报纸,对于中国的未来总有那么多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国人畅想“中国人的世纪”时,我却要先泼桶冷水――别想得那么美,先看看中国的教育!根据木桶效应,愚以为,教育就是中国发展的最短一块木板,它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生活水平。 
  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两个因素是教育和政治体制。教育是立国之本,没有好的体制,培养的人才无法人尽其才;而即使有好的体制,没有人才也无法体制其优越性。在1月21日在达沃斯论坛上,克林顿就把宝押在印度身上,这位伟大的美国前总统讲话中说,印度的潜力将比中国大。他强调说,印度很快将有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将会推动国内消费。印度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象征,同时又是一个权力下放的国家。克林顿是位智者能人,他的话是有预见性的,很值得我们反思。 
   我知道中国人向来是看不起印度的,但我要说:不要小看印度,人家许多方面比咱强得多!就说教育,中国成人中文盲率不到15%,而印度则仍高于40%,但是印度有7%的青年能上大学,而中国只有5%,而且印度的高等教育比大陆好的多。一个文盲率高于40%的国家有7%的青年能上大学,是印度比中国有钱,还是印度人比中国人品种优良?不是,而是印度的民选政府必须拿出钱来办教育,否则,甭指望人D民选你做领导人(这便制度上的优势)!有人在报纸上取笑印度人贫穷,因为印度政府的办公室里是没安装空调的(印度的天气是很热的),甚至印度的国防部长办公室都没安装空调。读罢,我骂作者**!印度是比咱中国穷,但难道国防部长办公室都安装不起空调?当然不是,而是这是一个没有官员奢侈消费却挤出了教育经费的国度,而中国呢?我敢说,如果中国再不进行有效的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投资,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克林顿的预言就会实现,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必会被印度击败! (全文阅读)

 

 
 

严寿澂:百年中国回顾——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可说是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先是反满革命,清廷倾覆,民国肇造,政权入於项城袁氏之手。国民党於是有「二次革命」,旋即失败。袁氏踌躇满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国人反对,不久病死。北洋系群龙无首,一再分裂,连年混战。孙文则据广州,倡「国民革命」,联俄容共,蒋中正继之,终至击败北洋,於民国十六年迁都南京,与其先前盟友共产党決裂,实行所谓训政,成党治之局。共产党则依赖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在江西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不知当时赣省农民对此洋名作何理解?),发动「土地革命」。内战再起,持续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国命危如累卵。国、共二党迫於形势,暂时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离,摩擦不断。日本投降,不一年而双方又兵戎相见。共产党外有苏联之援,内得宣传与组织之力,终於战胜国民党,定都北京,放棄「民国」国号,代之以「人民共和国」之称,集中一切权力与社会资源,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原先名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结合,真乃辩证法之妙用)。四十年间,号令三嬗,变化亦云速矣。共产党甫得天下,不遑宁处,立即投入不断的革命运动之中: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集体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极。这百年间天翻地覆的革命进程,第一个「果实」,便是有形(制度)及无形(意识形态)专政的不断加强与人民自由的不断丧失;第二个「果实」,则是大量的冤魂厉鬼,为数当不下五、六千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莫之与京」。呜呼!革命之功伟矣。(全文阅读)

张国焘出走内幕
   当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获悉李特、黄超被处决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国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但是王明却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很反感。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见。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国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全文阅读)

张耀杰: 黄爱、庞人铨的生前与死后
    1922年夏季,正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写出一部独幕剧《午饭之后》。到了1932年,已经成为中国党员的田汉把该剧编入《田汉戏曲集第一集》,并在“自序”中着意介绍说:“写这作品的动机是因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为华实纱厂的年关斗争的严重,惨杀了黄爱、庞人铨两人。黄爱是由黄素兄的介绍刚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这剧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爱的纱厂男工林三哥。”以这段话为线索,笔者对黄爱、庞人铨生前死后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番钩沉,现整理出来就教于大方之家。
    黄庞之死
    黄爱字正品,别号建中,湖南常德人,1897年生,小学毕业后曾在店铺中当过学徒,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17年毕业后入湖南电灯公司任职,曾负责测绘长沙电流分配全图,称得上是高材生。1918年,黄爱入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表现积极,与周恩来、马骏等人共同担任《天津学生联合报》编辑,参加过学联执行部的工作。8月份因发生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济南事件,学生运动再起波澜,来自山东、天津、北京等地的数千名学生到新华门徐世昌总统府前请愿,黄爱、周恩来、马骏等数百名天津学联学生代表参加请愿,从湖南来京的刘少奇也是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马骏因指挥请愿被捕,黄爱组织“牺牲十人团”,带着“最激烈否认北京政府”的传单到北京总统府门口散发,准备让政府枪毙,借此“掀起最激昂的群众运动,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被天津各界联合会阻止。8月30日,马骏等数十名被捕学生得到释放,请愿活动宣告结束。10月间发生日军在福建屠杀中国学生事件后,黄爱代表天津学联去北京参加第三次请愿时被捕,一月后出狱被学校除名。此后他和许多预备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住在一起,在他们组织的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教课,也去北京参加过工读互助团,因意见不合而退出,1920年6月经上海回到湖南。(全文阅读)

“流放”的历史
    一个“仁慈”的选择
    在远古时代,流放几乎等同于死刑,只是让犯人多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受人憎恶的单身远行者,很容易成为捕猎者的目标。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猎杀被流放的人甚至还是一项受到鼓励的活动。
    1579年英国起草了有关计划,让装备了帆船的舰队把大批的重犯带到船上,把时常制造麻烦的罪犯驱逐到更远的地方。
    二十年后,一项允许把犯人运走的法律生效了。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的最后几年,流放变得国际化了。英国犯人的流放目的地是一个世纪前哥伦布发现的美洲。
    流放行动曾因几次战争中断了很长时间。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使数百名男女犯人的流放行程受阻。流放行动的另一个困难是,美洲定居者们已经不愿意再让顽固的罪犯到他们的土地上来,从定居者们的劳动生活看,他们已经不是罪犯了。种植园主们发现了比白人廉价得多的劳动力——从非洲送来的奴隶。所以从1775年起,再没有人愿意用英国罪犯做劳力了。这还是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全文阅读)

Rudy Baum:科学以及敬畏的本质
   译者按:最近,杨振宁关于《易经》的发言,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使我想起了三年前读过的一篇书评。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新闻周刊《化学和化工新闻》的这篇书评,通过对首创“两种文化”的斯诺、科学文化的代表威尔逊、和科学前文化的代表贝里分别发表的三本书的评论,对科学文化和科学前文化的鸿沟作了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科学和科学前文化的鸿沟不可能消除,因为源于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关于《易经》的争论、关于中医药的争论、新语丝和所谓的(反)科学文化人的争论,还有对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正是这两种文化的鸿沟在中国的表现。
  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继续存在,因为人们推崇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二十一世纪伊始,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继续完好地存在着。“两种文化”是指科学和人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科学和非科学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还是如四十年前斯诺第一次阐明他强有力比喻的时候同样之深。然而,这个问题不是源于这两种文化互相之间没有了解,象斯诺和许多后来的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可以通过教育来缓解;问题远比此更深、更难以把握。(全文阅读)

 
 

王一苇:我的网友记忆:周实
    九月中旬,好友看我在真名网忙得疲惫不堪,快哭哭啼啼了,告诉我可以向周实求助。留下周实的联系方式后她警告我:“周实年龄比你大很多,你给他打电话一定要注意态度。你应该知道怎么和年龄比你大的说话吧!”我被她从未有过的认真语气吓到了,别是周实年龄大得离谱吧?我小心地问:“周实到底多大年纪了?”她沉吟了片刻,说:“周实快退休了年龄不会小。”我挂断电话就盘算:中国男性一般六十岁退休,稍有官职就挣扎到七老八十。周实少说也该有六十五到七十岁吧。这年龄的人多了,为什么朋友会警告我?难道周实很严肃很厉害?想想也是,当年他能把《书屋》做得这么好,肯定不是省油的灯!
    我贪生怕死的本性立即发酵,找了N多理由说服自己别急着打电话和周实联系,先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文章。等研究好了我再打电话不是更有共同语言?其实纯粹自己骗自己,周实的文章和诗我早看过不少,小说《刀俎》想看也没胆看。
    稍后,我看到周实在真名网注册登录。也许是被朋友的警告吓到了,我象《黔之驴》中的老虎好奇又警觉地盯着他。看到周实在《清华浙大学生抵制日货,请大家发表看法》一贴回复,我立即点开看:“这就像一个男人想抵制一个漂亮的女人。”哇哈哈哈,一个六七十岁的人出手就写这么句话,肯定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兴冲冲要找周实玩,刚开口吹捧他就警觉:“你不要想捧杀我,我不会上你的当的!”不理他!我继续盛赞他的不严肃,心想要想混到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严肃认真的气氛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周实确实老实,没几句话后就开始是非不分地心虚:“我就是天昏地暗的严肃,只是有时内心还有点调皮。”(全文阅读)

李大苗:鞭心的故事一个个地来
    关于费卢杰,我们知道最清楚的还是美国军人死伤多少。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全部美军死亡人数,一直精确在个位上统计。龙应台作文《一个美国人死了》,我们作心地数着又一个或者几个、十几个“美国军人死了”。可谁在留意,自打神圣的费卢杰沦陷后,伊拉克绑架事件却忽然沉寂下来了呢?确实,刚刚过去的一个来月里,我们很难再被绑架和撕票牵心挂肚地震惊或者振奋什么了,我说的是,在内心的底层的良知里。
    毫无疑问,我们的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了的注意力在用荒诞的伎俩敷衍社会的神志。比如,伊拉克的“反美武装”自杀式地爆炸了一个当地的警察局,“反美武装”自杀地炸毁了一个老百姓的集贸市场等等,信口而来。注意力之所以转移,实在在于伊拉克的近况再灾难,最多也只剩得解恨,可揪心的恐惧却日益在乌克兰发展着,像库奇马、优先科和亚努科维奇这些名字,现在和萨达姆比照,让人有些差不多的上口。看到了房宁、秦晖、徐友渔和王绍光的坐谈,觉得好似打出桥牌的朗朗叫声。当然,还有像左大培什么的,那个难过呀,那个愤慨呀,终于我看到 强世功 先生也被传染上了,其时呢,恰逢钟南山颁布呼吁令,在警惕什么禽流感或萨斯之类的入侵。
    乌克兰的大选,看起来为世人所瞩目,当然也就为世人所插手。美国在插手、欧盟也在插手、俄罗斯呢?看起来,更在插手。可这样招展的事实却有人执意抱出来琵琶的苗条,连普京总统一而再地祝贺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这样的外交笑话都不觉得羞涩,以为自己义正词严些许就能扶正亚努科维奇的总统座椅了。库奇马,作为今日的总统,自己都没胆量开口说大选是公正的,房宁、王绍光们也没有比库奇马更有证据地说这个大选是公正的,但却比普京和库奇马更有胆量放言,以为只有自己撩开别人的什么面纱,其实呢?不过在T台上做姿地摆弄自己的新衣。(全文阅读)

孟庆德:遥想史铁生
有一个叫史铁生的人坐下了,坐下以后他又站了起来,站成一个作家,甚至比许多一流作家更有所超越。有人说,史铁生的病腿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使他得以成为一个作家。我却不这样认为。作为一个人,残疾总是他的不幸,我们无法想象可以用生命以外的任何东西去换生命的健康与强壮。一个人残疾了,从生理到心理都有许多难处,这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也不是用一句身残志不残就能解决得了的。史铁生的坐下,也许是中国文学的一件幸事,但不能说是史铁生的幸事。一个人在这一方面有所缩减,就需在别个方面有所延长,这延长是很艰难的,而且未必人人都能成功。如果能够,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一个身体健康的史铁生,我相信史铁生也会这样希望。我们只能赞叹一个人对厄运的抗争,但不能去赞叹厄运本身。
  一些年来,许多人都很累,以各种方式坐了下来,坐下就不肯站起。史铁生坐下,却又站了起来,他把一个个文字写到纸上,而且使这些文字集合成非常不错的文学著作。我永远忘不了史铁生的那篇走向过程的存在主义味道的《命若琴弦》。1989年,就在我很迷惘的时候,我读到了史铁生的这篇作品,读了这篇作品我长叹了一回,心想,还是继续走下去吧,走到不能再走的时候。
  相信,读过史铁生作品的一定不只我一个,读过以后深受影响深受激励的也一定不只我一个。这是史铁生通过文学向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全文阅读)

周泽雄:笑的意味(诗)
    一堆篝火烤熟了秋天
    夜色把我们拉向遥远
    大洋彼岸的地震波似乎还在搜寻
    那个嚼着长辫子充饥的姑娘
    江南才子殉情的树下
    是这样一棵树
    是这样的月光
    你微笑雪亮如一把土耳其弯刀(全文阅读)

摩罗:我的财富观
    财富是什么?大概是一切财产的总和。这个“总和”我看还得有个标准,能把逃荒路上人们背着的那个包袱叫做财富吗?能把水库工地上千万役夫用草绳扎起来的那件棉袄叫做财富吗?能把农民用一辈子的汗水打造的除了墙壁和屋顶什么也没有的那个狗窝叫做财富吗?
    我认为肯定不能。在我看来,财富应该是在满足必不可少的日常消费之外尚有剩余的那部分财产的总称,或者是日常消费在其总量中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规模的财产的总称。
    如此说来,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财富,很多城市贫民也没有财富。有的城里人虽然有一个祖传的住所,可是他如果卖掉住所就无藏身之处,不卖掉住所又没有饭吃,这样的人其实也没有财富可言。
    如此说来,我像我所来自的那个阶层的兄弟姐妹一样,也是一个没有财富的人。我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在国家体制中工作了二十多年,如此漫长的劳动仅仅维持着衣食所需,竟然不足以挣来一个住所,哪怕是像农民兄弟那样家徒四壁的狗窝也不曾得到过。近年,我为了在城市边缘买下一个安身之所而负债几十万,只能用以后几十年的汗水来填补这个对于穷人来说很大很大的空缺。我这房子能算是财富吗?
    一个没有财富的人还能有财富观吗?我觉得自己更适合讨论贫穷观。但是贫穷观和财富观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要稍有一点超越财富、财产、金钱的心力,就犯不着在这样的问题上抠字眼。(全文阅读)

单正平:《闲话女人》:口红
    如今的女性,可能有很多人拒绝接吻,但我估计没人拒绝口红。接吻总要有个你喜欢的嘴唇才行,这个嘴唇就比较难得;就算你看上了某个嘴唇,可能还担心它有爱滋的危险潜伏,不吻也罢。但口红不可少。你只要看看商店里卖口红的柜台生意之兴隆,看看那两抹形状相近而光谱各异的类红色之无唇不涂,就知道口红对大小老少女人的嘴巴多么重要。口红非常走红,红得发紫,结果其颜色还真的由桃红而朱红而猩红直至出现紫红深紫——最终几乎变成黑色,有人就喜欢如此,因为黑唇最酷。口红发展到这一步,再叫口红显然名不副实,于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把口红改称唇膏了。唇膏可简单看作口红的时髦别称,或者干脆就是口红的后现代新名。
    由此出发,我们大致也能看出口红与唇膏在功能上的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口红,其作用《红楼梦》里写得很明白。贾宝玉见着女孩子,就要吃人家嘴巴上的胭脂。虽然这个小贾用弗洛伊德的标准看未免有色情狂的嫌疑,但如若那口边胭脂没有香味,色彩恐怖,小贾恐怕也不会去舔。《红楼梦》里的古典口红,其作用就是增加女性直接的美感和性诱惑力。
    但现在的唇膏则不同。它主要不是为了在庭院室内这样比较小的私密空间范围内使用的,它是为了在公共场合,在特殊光线下,在较远距离外,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它和女性的服饰、姿态、动作,组成一个具有性挑逗意味的整体形象。但是当你走近时,这种唇膏完全不像过去的口红那样具备性的诱惑力。它那夸张放大的尺度和形状,掩饰了真实的嘴形,遮蔽了嘴唇的运动变化,进而扭曲了嘴巴所表达的真实信号,令人产生唇笑眼哭或脸欣喜而嘴悲哀的奇怪感觉。尤其是,有些女人的唇膏质量可能不好,涂抹保护的功夫没有做足,随便说笑吃东西流哈拉子,一不留神那颜色就越界走私到牙齿上去了。(全文阅读)

 

 
 

李颜春: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是许多老人的生存状况。一道道简单的就是迈不过去的门槛使他们晚景凄凉。怎么办?有条件者,住房最好与子女保持“一碗汤距离”……
    2003年5月至7月,一篇题为《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的报告文学连载后,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该书作者曲兰采写的三个社区数十个空巢家庭,代表了我国老年现状,揭示了社会问题,反映了解决的急迫。权威数据支持着曲兰的具体描述。目前,我国有2340多万65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城市空巢家庭已达36%,预计2010年达到80%以上。在社会养老未能完全取代家庭养老之前,该数字意味将有更多老人抱憾而终。如何确保夕阳红,急需政府和社会各界改写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
    ◆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
    曲兰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母亲,在她进入40岁时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代独生子女会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124”的现实(一对夫妻、两个家庭,四位老人)使独生子女不可能承接传统接力棒。那么,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则是必然选择。2001年,《北京文学》约关注老年问题的曲兰撰写已成社会之患的空巢,以期引发政府关注及改变。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撰文:“我国人均寿命已超过71岁,城市人均寿命77岁,但其中10到15年的生命质量较低,疾病缠身,痛苦不堪。”曲兰在三个社区数十个空巢中见证了低质量的生命。她选择了公务员集中的团结湖社区;主体为动迁户的潘家园社区;知识分子聚集的社科院社区。三个社区及与“红枫妇女热线”的座谈让她有足够的例证说明:“孤独是件外衣,疾病、贫困、丧偶、边缘化是内容。”(全文阅读)

黄继新:伏特加,俄罗斯的神
  俄罗斯人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俄罗斯人并不认为在上帝创世之前天地是一片混沌,至少混沌中还有伏特加。在辽阔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一切全源于伏特加,一切全归于伏特加。
  二十世纪初,俄军官兵能够完成艰苦的训练,惟一的支柱就是斯米尔诺夫(Smirnov)牌的伏特加。与此同时,伏特加给这个国度带来的伤害却大过了任何一次战争。在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十年间,共有14000名士兵死亡,但每年俄罗斯却有三万多人死于酒精中毒。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每年能喝下比俄罗斯还多的酒: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5公斤白酒,其中至少一半是伏特加。
  伏特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共同点是,二者都给无数俄罗斯家庭带来了伤痛。伏特加这个词儿一旦被人提起,就会引发出无法预料的行为。有傻笑的,有不停打响指的,有自己跟自己掐的,有闷不吭声的,什么都有可能,惟一不可能的是独醉。不管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下,俄罗斯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伏特加能决定俄罗斯人的生和死。伏特加就是俄罗斯的神。2003年,这位大神迎来了它的500岁诞辰。
  1970年代初的一天,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从郊外的扎维多沃高官官邸返回莫斯科。那天,给他开车的是苏共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两位领导人共处一车,葛罗米柯觉得现在正合适谈一个比较难弄的话题,于是他说道:“列奥尼德·伊利伊奇,我们得管管伏特加了。人民就要全变成酒疯子了。”(全文阅读)

中国年画

    民间年画、门神,俗称“喜画”,旧时人们盛行在室内贴年画,户上贴门神,以祝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年画是中国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品之一,每值岁末,多数地方都有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年画因一年更换,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用,故称“年画”。  (全文阅读)

华新民:北京孟端胡同45号院
  有朋友劝我,不要再去想孟端胡同45号院了,那只会伤害你自己的身体。但我如何能不去想它呢?仅仅在14天以前,它还好端端地在那里,那么美丽那么高贵那么完整,沉淀着几百年的文化,又从来没有失去过呵护:三层2000多平米的四合院,55米高的北房,粗壮的房陀,垂花门和两侧绿色的走廊,一切都依然如故没有任何的残缺。
  还有那些丁香树、松树、竹林、海棠和柿子树,风一吹动,丁香花便泻满一地,风一吹动,那已长成海的竹林便挲挲作响,在大粒的雨珠落在碎石甬道上的时候,我可以听见昔日的几代王爷缓缓关闭朱红大门的声音,不知他们从何处来,又走向哪里……
  我是在一年半以前走进这座令人倾倒的大宅院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一座王府的遗存部分,只感觉到了它的皇家气派。后来我查阅了《燕都丛考》和王府专家金寄水及冯其利的文章,才了解了它的身世:这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从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纪40年代初。过去此府的范围是:西至顺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除了。
  在此后的这段时间里,不少教授和领导都去领略过它的美景。我一直在为它求情,梁从诫先生也特意写过信强烈要求保护它。在我最后的一封信里,是建议把45号院做成一个最高品级的饭庄、酒店或俱乐部等,希望像欧洲国家那样来善用自己的一些文物建筑,那是最有身份的去处啊。我劝说,在日后高楼林立节奏紧张的金融街里,白领们会多么高兴到一所古典庭院里休息一下。可是我的话没有用处。(全文阅读)

当代中国工笔画
    这些作品来源于《当代中国工笔画》册 ——河南美术出版社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文司    河南省文化厅  承办:河南省中国画院 协办:海南禅画研究院  艺术顾问:潘洁兹(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全文阅读)

黑镜头--丧失生命光辉 死神召唤的瞬间

    这是一个印度博帕尔发生的联合碳化公司化学事故中的幼小受害者。这个小孩的脸色苍白,眼睛失去了光泽,活像一个僵硬的死亡面具,一个没有生命的肌肉结构。(对博帕尔大灾难的控诉 帕布劳·巴塞洛缪 [印度] 印度 1984年 获1985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全文阅读)

 

 
 

小小老鼠过圣诞(全文阅读)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揭密:想呕的准备好!
    昨日,一些媒体报道了鸡年春晚节目安排上的许多细节,但经记者了解得知,所有这些节目安排还都只是剧组方面的意向。对那些传说中的节目,春晚的导演陈维亚没有明表态,即没肯定也没否定。
    开始首先是歌舞:《群鸡闹新春》 表演者:河南宋江文武学校、小香玉戏剧学校的小演员们 提前曝光:本节目由五十名头戴小鸡面具的小演员表演,其中最小的只有六岁;表演的翻筋斗、劈砖头等绝技让人看了目不暇接,令人叹为观止。同时电视上打出字幕:“非贫困儿童请勿模仿。”
    音响渐弱,掌声渐强,再渐弱──突然,周涛阿姨、倪萍奶奶、朱军叔叔、赵忠祥老爷爷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地出现在了舞台中央:“我们给大家拜──年──了!今年,为了突出我们晚会的人文特色,我们特地准备了五次“真情呼唤”活动,简称「我要call」。”
    周涛阿姨音色迷人地说:“您现在可以登陆我们的央视国际网站或者通过短信将人民币两块钱发送至中国电信。”(全文阅读)

不完全匪徒手册
    倘若运气没有了,家伙再大也没用 (代结束语)
    ......................
    赎金啊赎金(上)
    1960 年初,北京曾经出过一起冒充总理签名诈骗银行20万的案件,当时是举国震惊。我看这个案例的时候还不足十岁,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20万,好多啊(53 年换的新人民币,要是53年以前20万倒不怎么样)!”这个感觉一直持续到后来通货膨胀到无以复加的95年都丝毫没有改变——需要惭愧地补充一点,小可生就一双笊篱手,银钱从指缝间哗啦啦地流走,平生存款就没突破过两万。一直到今天,20万对我来说仍然是个天文数字,只不过不会像小时侯那样大惊小怪了,因为现代的贪官都是论千万的,你要是只搞个几十万都不好意思和人站一个审判席上。而在众多的大案中,最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无疑是1996年张子强绑架李先生的大公子泽矩兄,当时开出的价码居然是:二十亿。
    在张子强之前的省港旗兵曾以强大的火力娴熟的战术,搅得香港人心惶惶。相比之下,张显得不那么威风,但他无疑是个成功的绑匪——因为他不但拿到了钱,还一直挣扎到了世纪末。对于一个亡命之徒来说,遗臭万年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全文阅读)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苏轼-----红梅
    怕愁贪睡独开迟,
    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
    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
    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
    更看绿叶与青枝(全文阅读)

情书写作技法
  作为一种文本,情书的头号大敌就是新闻(第一封或早期作品除外),不过就基本写作技法而言,一封标准体例的情书其实和新闻写作之“五个W一个H”的原则心照不宣,不谋而合。
  What(何事)———虽然有一点明知故问,不过还是要毫不犹豫地直奔主题———爱你,或者想你。真的情书,勇于直书近乎绝望的爱意,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Who(何人)——“我”爱的是“你”,只有你,而且是“我”在爱“你”,卿卿我我,大是大非,千万不可搞错。如果是投石问路的首发情书,在拼了老命赞美对方时,务必记得交代你是谁,不然,你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随时都有惨遭别有用心的“摘桃派”掠劫的可能。  Where(何处)——我爱你哪里,或者我的哪里爱你。如果情书的读者是女性,这一点尤其要交代清楚。女性最关心的并不是男性对“爱”的那种抽象的概念,当她们无比耐心地第十五次问到“你爱我什么?”时,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给予比较具体的答复,例如:“我爱你的眼睛”,“我爱你的鼻子”、其余如头颈、胸部、脚踝以及发型等等皆可类推,惟不可搪塞以“美丽”、“善良”之类。要知道,Where这个词具有严格的方位和地理上的意义。(全文阅读)

从键盘知道你是什么人
     从一个人的键盘磨损度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比如:
   1、W严重磨损
  原因:FIFA的加速键是W。
  分析:此人是个FIFA高手。这种人在看球时左手中指会不自觉地狂点;踢球时会抱怨说:又按错键了;跑步时会默念:w、w、w……
  2、ALT+S或CTRL+ENTER磨损
  原因:这两个组合都是OICQ的发送讯息。
  分析:此人是QQ狂,具备以一当十的能力。这种人会把别人的电话号码当作OICQ去查询;写文章时会大量使用GG、MM、hehe、haha、o、886、520、7456等字眼;在动物园看见企鹅会说:拜托你丫换个头像好不好?(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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