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十一 期

真名每周精华文选

 

学 术 思 想                                版主:吴洪森 庄朝晖 张晓波

 

苏联解体的两大教训
  当然,只有不问世事的“渔樵”和少数贤人能做到这一点,多数人都是“以史鉴今”,因而很难作超脱性地玩味历史。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历史的当事人戈尔巴乔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是非成败转头空”,当时人们无疑感到历史深处发出的巨大的震撼。而今,十多年过去,人世变化沧海桑田,回过头来重新打量那段苏联解体史和那段历史“英雄” 戈尔巴乔夫,我不提甚么以史鉴今。那就让我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以两个人的名字为标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造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是里面的最重要思想,所谓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桥梁,又是归宿。但除了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老人家都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在经典作家身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内发展着的一支之外,是列宁在相对于西欧显得落后的东西方之间建立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存在于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独立存在的民族(包括单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缝隙间,只能以国家形态出现。列宁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苏联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双驾马车,所谓一党专政,党政机关,双轨设立又结为一体;二是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以一党专制国家形式出现,国内多民族以专制意识形态为团结纽带。前者暗含体制弊端,党权与行政权有着矛盾;后者潜含着一旦专制意识形态失效就会发生民族分裂的危险。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两者的双向反动力作用的结果。(全文阅读)

丘岳首:以怎样的人性观设置政治制度——关于康晓光“儒化论”的思考之二
    一个半世纪前,在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并把它看作人类高尚本性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产生出来的客体反过来主宰了作为主体的人。在这种不人道、不合理的私有制下,资本沾满人的鲜血,人变得浑身“铜臭味”。人的劳动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自由,反而给自己戴上锁链。由此,马克思认定,只要消灭私有制,消除人的异化,人美好的“类本性”就可以回归,一个每个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充分自由的人类共同体就可以实现。
    半个多世纪前,在延安窑洞,毛泽东奋笔书写《为人民服务》时,人类善恶合一的自然属性就已经在他心中被“诗化”为他后来的诗句所描述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尽管诗人毛泽东有时也意识到“一个人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他强夺政权后还是决意开展了一场场改造思想人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中国人轮番进行强制性的“整风”、“洗脑”、“斗私批修”、“文化和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毛泽东深信,只要定期来一次这样的运动,“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风流人物”就可数遍“今朝”。(全文阅读)

季广茂: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咳!就^_^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征: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当然,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分裂。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全文阅读)

从新浪网关于陆德明事件的评论看大陆网民的思想状况世龙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被媒体暴光以后,立刻成为新闻事件,网络上的讨论一直非常活跃。仅11月1日到10日间,新浪网上的讨论区就出现了近10,000条帖子。本人从中随机选择了1000条(由于11月1日到5日是周一-周五,上网人数较少,相对地就陆德明事件发表看法的帖子也相对少得多;从周五——即11月5日——晚上开始,网上的帖子开始迅速增加,6日、7日达到高潮),通过初步的统计整理,得到了以下数字:支持、同情陆德明的言论共920条,大约占92%,批评、指责言论80条,占8%。其中支持、同情的言论中,按照内容与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认为嫖娼合乎“人性”、妓女应该合法化的占360条,占36%;2、认为知识分子同样是人,不应该对他们有特别苛刻的道德要求的言论200条,占20%;3、认为最可恨的是那些利用权力玩弄女性的官僚以及利用权力玩弄女学生的那些大学教师,而不是陆德明,陆德明至少是自己花钱嫖娼,相比之下是比较好的,这种言论400条,占40%(有些帖子很长,常常同时包含了支持陆德明的观点的三个方面,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作为三条言论处理的),认为陆德明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35条,占3•5%。(全文阅读)

魏晋风度和公民不服从的权利
        深夜翻书,听罗尔斯谈“公民不服从”,罗尔斯说,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改变,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
        罗尔斯却又紧接着强调,公民不服从只适用于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只适用于立宪民主政体,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
        阅至此处,不禁掷书长叹,罢了罢了,原来“不服从”是这样的艰难,竟需要如此严格苛刻的条件,全然没有为非立宪民主政体下的人们考虑、着想。
         好歹毒的罗尔斯!
         第一次提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的,是梭罗。梭罗不是法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介文人,骨子里浸透着彻底的个人主义的孤僻文人,以不朽的〈瓦尔登湖〉传世。也许这篇仅万余字的〈公民不服从〉,对于梭罗来说,只是完全私人性的心灵告白,体现了个人的灵魂追求和价值认知。但是就是这样一篇不长的文章,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后人为了自由平等而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极其深刻的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政治形势和社会格局。最著名的有圣雄甘地争取印度独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马丁 路德 金领导下的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运动。相互嫉恨、屠戮的人与人之间,毕竟还有共通的东西,这个共通的东西就是梭罗所说的每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良知”。(全文阅读)

反专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
    关于儒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从五四新文化活动以来就一直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路一边倒地进行着对儒学的极端否定,即是在上世纪末出现了为一些人讥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许多人把传统政治的罪恶算在儒家头上的做法。时下,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所经历的二千年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孔子儒家思想进行统治的专制时代,孔子儒学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给孔子背上了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罪名,还发明了一个“专制儒学”的名词。甚至有人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 
    说到“专制”,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专制是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开动头,发展明清之后为甚,至于过去流行的儒家“思想专政”一说是没有认真研究和客观分析历史的“时论”、“政论”,现在需要进一步从历史上进行澄清。 
    我并不否认儒学在历史上某些时段被统治者作为统治思想时确实受到了“专制”的感染,但“专制儒学”这个提法本身就不通,儒学作为学说是不可能专制的,既然能够专制那就已经不是儒学或者不是纯粹思想意义上的儒“学”了,而是成为了意识形态。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不是儒学的常态,而是儒学的变态。如马克思主义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是一回事,也自然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来承担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变吧。儒学一直就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想体系,在孔子本人当然是统一的,自成体系的。但他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而是越来越分化、分蘖。学派分化,如长江大河容纳百川,川大了势必泥沙俱下,而每一个时代有良知,有抱负的儒者所致力的首先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功能分蘖,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经济的责任,其道统也就不免被架空,这决不是所有儒者的责任。(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版主:周实 周泽雄 陈愚 刘刚

 

王嵘:拨开云雾见青天——“云都”命案札记
  上海西郊沪青平公路旁的“云都温泉浴场”,是一家闻名沪上的休闲娱乐场所,常年顾客盈门,人气旺盛,1999年1月发生的一桩浴客在脉冲浴池中触电身亡的命案,更使它名播四方。
  死者沈京,一个普通人眼里绝对成功的男人,他1987年赴英国留学,有牛津的硕士学位,在国内外都开了属于自己的公司,经常飞来飞去,妻子秦朵是位数学家,剑桥毕业的博士,女儿沈秦很多年前就随母亲在英国生活,就读于伦敦附近的一所贵族学校。
  1月24日那天正是沈京44岁生日,傍晚,沈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庆贺,饭后,一行人便来到了“云都温泉浴场”洗浴消闲。谁也不曾料想到,脉冲浴池中突然漏电,池中的老少浴客连同沈京在内猝然遭受电击,有的惊叫着跳出,有的当场晕厥,混乱嘈杂的呼救声中,有大胆的浴客和服务员冒险将伤者拖救出池,但躺在水中的沈京却痛苦地沉入了池底。
  一阵惊慌的忙乱和焦急的等待过后,救护车终于赶到,昏迷不醒的六旬老人陈国桢和他八岁的外孙杨逸瀛被送往闵行区急救中心抢救,沈京的朋友李明生、张晓航用充满惊悸的声音呼唤沈京的名字,但沈京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他的生日竟然成了忌日!
  当晚,这起事故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云都”命案立刻轰动沪上。
  相隔大约一年,2000年1月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份民事判决:被告上海云都温泉浴场向原告死者沈京的妻女赔偿人民币64万余元。“云都”没有上诉,并主动履行了判决。这起错综复杂,广受关注的名案终于划上了句号。(全文阅读)

张梦阳:透·准·醇——汪曾祺文谈欣赏
  ……汪曾祺毕其一生都在追索文学的本质。他1947年,即57年之前,27岁时就写了《短篇小说的本质》。令当代作家李锐为之一惊,感到这是一篇刚刚脱手的“现代”和“先锋”味道的文章。
  汪曾祺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33年之后,即1980年,他60岁的时候酿出了一坛淳厚清香的陈年老酒----《受戒》。文坛惊呼: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殊不知汪曾祺早就明白小说应该这样写了。
  他是文学上早慧而晚成的明白人,透辟地懂得文学的本质。这正是他所有文谈的出发点。
  由此出发,他在《小说陈言》中提出:“目前的文艺理论家不是在谈文艺,而是在谈他们自己也不太懂的哲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哲学’是抄来的。”在《与友人谈沈从文》中又指出:“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一样)不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论争史,文学派别史。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排除各种门户之见,直接从作家的作品去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呢?”汪曾祺并不反对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和哲学,他认为小说里面“最重要的是思想”,甚至同意加缪的说法: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肯定“比较好的作品里面总有一定哲学意味”(《小说的思想和语言》),应该令人“感到一种哲学的美”(《关于<受戒>》)。之所以不同意有些同志标榜的“乡土文学”,就在于他们排斥“哲学意蕴”和“现代意识”(《林斤澜的矮凳桥》)。然而,他所强调的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里引申出来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思想·语言·结构》)。所强调的哲学正是“作者自己独到的思想”(《小说的思想和语言》),“是对生活的凝视”(《一种小说》)。“只能由生活到哲学,不能由哲学到生活。”(《小说陈言》)沈从文转业的根源,就是“思”与“信”的矛盾。他不是那种“让组织代替他思想”的作家,所以只能“被迫搁笔”,改行研究文物。建国后许多作家包括自己,才华的枯竭是因为“思想穿了制服”,背上了“沉重的框框”。新时期文学的转机,“也正是由‘信’回复到‘思’,作家可以真正地独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脑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现生活了。”(见《沈从文转业之谜》、《一个乡下人对现代文明的抗议》、《与友人谈沈从文》)“有扎扎实实的生活”,并“敢写生活”,“会写生活”,作品就会有令人吃惊的真实。而“有那么一些人,对于真实是痛恨的”。(《阿成小说集<年关六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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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华:一个痛苦的自由灵魂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名字对中国人并不陌生。她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早在七、八十年代流传于国内,引起国人甚至一些党内人士的震动。我重新想起她,是因为前不久读了一本国内出版的与她有类似精神历程,同样“大义灭亲“的书:一个觉悟了的女儿,爱恨交加,以理性和人道的名义,清算她那“革命”彻底,异化变态的母亲。一为俄国女儿,另一为中国女儿,个人命运悲剧,何其相似;而社会历史情境的重复,又岂分国别与民族!她们的经历,也是专制政治体制内许多知识分子良知逐渐觉悟的共同感受。现实与生活,时间和理性,会制造出更多的皈依者。
  斯维特兰娜在她的两本书里,通过对家庭往事真诚痛切的追忆、反省,呈现出铁幕政治下一个正常人追求人性辗转哀号的痛苦,以及她何以在中年抛子弃女,离开家国叛逃西方世界的精神历程。身为“红色公主”本可养尊处优,过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她却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并为此而一生付出沉重代价。但她的选择却完成了一个人对自由理想价值精神的追寻。
  这两本书的价值意义,绝不仅为一部特殊的家史。其丰富而祥尽事实和资料,为历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时期、乃至前苏共的社会意识形态,留下重要的历史佐证。(全文阅读)

雷电:一部人性的悲凉之书
  周实是我的新朋友,感觉却是老朋友,而且,是很老很老的老朋友。
  与周实的结识使我进一步体会了什么叫做一见如故。
  与周实结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读他的长篇《性比天高》。
  在中国,以性为描写内容的小说,从古至今,层出不穷。如在下辈,也看过不少。
  《如意郎君传》的草创,《灯草和尚》的发轫,《肉蒲团》的小有气象,《金瓶梅》的集大成,乃至几百年后《废都》的续貂,虽蔚为大观,但实在伧俗低下倒人胃口。用红楼梦警幻仙子的话讲:只懂得皮肉之乐尔。关键原因是:虽有种种劝善惩恶因果报应做高尚招牌,但仍掩盖不住宣淫泻淫的春宫状态。
  所以,有关性及其关联的汉语文学作品,是集体失败的,都难摆脱窥阴癖的标记和硬贴上去的尴尬。偶有例外,也被以种种理由不予承认。例如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从性活动中参悟文革与纳粹的共通处。
  及至看了《性比天高》,才有豁然一亮的意外:当代文学中竟有通篇以此人生大事为内容,还能写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真乃异数。
  此书尽管一泻千里式地写性,但看完后掩卷后,竟觉其无淫无色,无情无痴,真可谓所见诸相皆非相。倒是深感生命中一股悲凉之雾和无可奈何之意氤氲而生。(全文阅读)

刘春:这些人啊,这些事——1984-2004诗坛人事印象
  “两报大展”、海子自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还有什么能比1986年的“两报大展”和1989年的海子卧轨自杀更值得一提的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即便是放到今天来讨论,它们仍然是近20年来中国诗坛不容回避的事件。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有着微妙的联系,它们都预示着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两报大展”结束了“朦胧诗”的“好日子”,点亮了“第三代诗”的辉煌(尽管部分“朦胧诗人”也参加了“大展”而且参加“大展”的许多“第三代诗人”的作品都相当幼稚);海子之死则是一曲唱给田园与淳朴精神的挽歌,此后,中国现代诗歌道路开始分叉,一条是向“暧昧”,另一条通往世俗,而无一例外的是,这两条道路都抛弃了海子孤独的歌唱和对乡土的缅怀。如果说“两报大展”还属于纯粹的“诗事”,那么海子自杀所暗示的内容则要广泛得多,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
  作为事件,它们是80年代烙在我心头的两个印记,今天,我仍乐意对它们表达我对前者的兴奋与对后者的忧伤。
  顾城杀妻、自缢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杀妻、自缢,《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正在四川乐山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辞世的消息。那个消息给我的是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而更重要的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把多年以来一直关爱着他的谢烨用斧头砍死!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会相同。(全文阅读)

赵诚:读《刘文彩真相》札记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的问世又为在意识形态色彩中着了重笔的一个典型人物还原了本来的面目。读了此书,当年当局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浓墨重彩逐渐褪去,才得知水牢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编造,而到处现身说法忆苦的冷妈妈,不过是当时按着当局需要的脚本能进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个好演员。收租院也是脱离了事实按照意识形态的逻辑层层演绎,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参加编导,完全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模式集体创作出的作品。至此,人们得以明白,6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的罪恶的地主阶级代表刘文彩,不过是当时意识形态需要下,人工塑造出的一个反面教员,而且拉出死人刘文彩来批判,也不乏当时的四川当局与刘文彩的兄弟起义将领刘文辉之间的过节。
     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这些事已无人多提,这段历史已不为当代的年轻人知晓,但由于刘文彩的知名度在40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几乎无人不知,当地政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宝贵的高知名度资源,在保存文物的意义上给昔日的“地主庄园”以文化意义,以“刘氏庄园”而招来旅游者,以增加地方收入。但是由于那个虚构的罪恶的刘文彩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存留,而刘文彩家乡的当地人则从未把虚构的刘文彩当成真实的刘文彩,这种认知上的差距,除去别有所图的人外,在善良的人中,还不时在感情上荡起波澜。去年我在一刊物上看到因该庄园旅游点卖出标以刘文彩家传的特色食品,而有一女士义愤填膺,痛斥这是为了赚钱而忘了血泪仇。为此,《刘文彩真相》一书的出版,可以说不但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真面目,而且也化解了不必要的情感冲突。(全文阅读)

魏得胜:韦君宜与沈从文
  韦君宜去世的时候,“留给”生者一个难题,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上层)所一向在意的盖棺定论问题。具体说来,大致如邢小群女士所述:
  1月27日晚,杨团来电话说:“我母亲去世了。”消息很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我明天去看你!”她说:“你来吧,有些文字上的事想和你商量。”杨团是韦君宜的女儿。我因为和孙珉编辑过《回应韦君宜》,同她有密切来往。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杨团,说这就动身去她家。她说,先传来两篇东西,让我帮她斟酌一下:一篇是《讣告》,一篇是《韦君宜生平》。两篇的开头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于2002年1月26日12时3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辞世。”
  我将《讣告》开头一句改成“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杨团看了我改过的地方,说:“完全同意。”并立即给出版社传真过去。那边很快来电话,不同意改掉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并删去“人民的好女儿”。杨团在电话中一直和他们讨论,说到如果母亲在世,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最后,“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都去掉了。(《湘声报》2002年7月19日)(全文阅读)

 

 
 

卢周来: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
  我其实没有能力来对这样一本论文集进行评析。因为它集中了包括阿玛蒂亚·森、茅于轼、秦晖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煌煌高论,消化这些高论本身就需要时间与智力的积淀。而且,作为这种论文集主编的姚洋先生,在导言中对各位作者的论文内容也已经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述评。因此,我仅想通过这篇小文,引起读者对这本论文集以及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
  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是我通读完全书后反复出现的一个想法。
  众所周知,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西方,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其背后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反复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有秩序状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契约自由已经证明了各集团之间形式与起点上的平等,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使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了这种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即结果平等。而且,原来强势的资本集团已受到约束,懂得让步;而弱势的劳工集团也已因为工会组织的强大而变得不再象原来弱势。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衡的局面,权力界定或广义的产权界定已近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典型西方资本统治社会反而几近结束。而曾被讥为"庸俗的赚钱术"的以研究"如何摊大饼"为已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被成为主流。(全文阅读)

帕特·沙:印度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制
  ……谢谢!我觉得今天没必要做一个非常冗长的演讲,相反我会首先做一个关于印度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一个简单介绍,然后,与在座各位进行交流。根据大家的提问,一步步地通过对话这种方式进行交流。
  我想从我自己认为印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开始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印度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印度被老人们统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你们中国目前还没不存在。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大约62岁,这是普通人。但是这些政客,这些占据国会议席的所谓政治家,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6岁。这样的话,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印度是由死人来领导的了。因此,现在印度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更多的年轻人走上前台,让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尊重基本人权的、了解开放的自由市场运作的年轻人来替代年老的、比较闭塞的这一代老年领导人。
  正如你们所知,印度是1947年从英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的。独立以后,印度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苏联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一种经济制度。印度也实行诸如“五年规划”、“五年计划”之类的计划经济。你们在过去也许同样经历过印度这种情况,“五年规划”、“五年计划”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所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只能是一种短缺经济。因为你要开个学校,你要开个工厂,你要扩大工厂的生产能力……你要去做任何的事情,都必须先从政府那里取得许可。这种许可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短缺的。
  作为商人、作为生产者,本来应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展开竞争。但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面,商人之间的竞争就变成了设法获得许可的竞争。他们在拼了命获得许可之后,还要再拼了命去设法阻止其他人去获得政府的许可。(全文阅读)

党国英: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中国有没有可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要看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多元化水平,在社会组织化水平方面更上一个台阶,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最后,能不能在政治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地获得进步。
  2004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词是“和谐社会”。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词典中不容易找到关于和谐社会的定义。
  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在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有了新的政治语言符号,如“市场化”、“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等,但支撑这些符号的理论架构并没有出现——人们要问:什么是和谐社会?我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裂痕。好的社会在于不断用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化解冲突,弥合裂痕。如果政治家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和裂痕,也就不可能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
  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理念的提出也许表明了当代政治家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全文阅读)

林毅夫:大规模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方向
  “我相信,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
  背景是,当前,有一种声音认为,私有化是国企的改革方向。特别是去年“郎顾之争”(现在演变为“郎顾案”)和伊利的“高层地震”以后,以国企私有化为目标的MBO(管理层收购)已经引起业界、专家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林毅夫认为,在国企改革这个问题上,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经把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能设想到的可能改革方式全部试过了,只有一项还没有,“就是大规模私有化”。但“大规模私有化”显然也不能解决国企的问题。
    每年都是国企改革年
   18年近距离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后,林毅夫认为,国企改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从1979年至今,国家有关部门每年出台的改革文件或法规中,一半以上跟国企改革有关,“可以说,每年都是国企改革年”。
  1979年以来,从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到“承包制”,再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家从“放权让利”发展到“产权改革”,林毅夫认为,和日新月异的民营企业所展现的活力相比,国企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全文阅读)

李大苗:游戏越来越不好玩了
  今天早上听广播,告诉说这两天进行的经济普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调查活动。这个意思是说,中国这个经济总量还远没有升华到世界第一的情形,经济调查却超先了。据说这次普查的范围涵盖到了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估计剩下的那不足百分之十五的部分也就是农村之类的地方。按照农业生产的均衡性理解,那部分调查部调查都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次经济普查是一次百分之百的覆盖范围。
  还是按照我得到的道听途说,数据采集点,也就是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总量大约为三千万个。按照每一套数据表1000个数据计算的话,也就是说中央数据库会生成300亿个数据条组。即使这样的数据组可以按分类梳理,其形成的对应关系至少也会有300亿的nn次方的规模,而由此形成的计算和统计量呢,将更为宏大。事实上,人类除了有物质产品平衡表(MPS)的失败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其它的经济矩阵模型的实际成功经验,包括经由联合国推荐的“国民帐户体系”(SNA)。
  以要素单位构成的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矩阵计算的功勋应当首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并由此形成技术经济的理念构架出来MPS和SNA两个不同经济理念的国民经济计算体系。其实,整个理念的基本核心在于打通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并以其科学结构使得列昂惕夫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奖。但学术毕竟是学术,而实务依旧还是实务,实务的根本价值基于经验策略,和学术的关系甚微。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和问题说明,即使SNA,也调制不出来期望的优化。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罢、国民经济的质量状态也罢,矩阵式的经济分析与引导,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与调整毫无贡献。(全文阅读)

侧评:杂谈捐赠
  刚准备进入新年,就传来南亚罕见的海啸造成了近15万人的死亡的悲哀消息。面对如此天灾,谁都会动恻隐之心,聊以表达自己的爱心。于是我们看见了香港赈灾义演以及国内的一些大城市的赈灾义演。这都是在做善事,按照中国佛教的说法,是积善积德,荫及子孙大的大好事。
  一、古人赈灾的两个必须知道的故事
  这几天在家看03年的《晋商》,里面的一个故事很值得琢磨。话说1823年山西、河南等地遇见罕见的大旱灾,光山西一地就饿死近1/3的人口。而当时非常有钱的山西大商人常家大院的主人,虽然也遭遇了商业上的巨大打击,但是却毅然作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建大戏台。凡是路过常家大院的人等,只要能搬动一块砖,就能得到饭吃。结果大灾三年,戏台也盖了三年,花银3万两。看这位老商人,赈灾却不忘给被救之人以尊严,真乃赈灾之最高境界。
  上个世纪20年代,北方发生严重水灾,也是死人无数,很多民间团体自发组织赈灾,结果赈灾筹款在灾后都没有用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于树德先生带领自己的学生,于1923年6月,在河北香河县利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赈灾款,首次建立了德国雷发舛式的农村信用社。奉行“救灾不如防灾,防灾之要义在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思想。而且多次派人到国外考察,学习外国成功经验,举办合作讲习会。甚至受毛泽东之邀。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讲授农村合作制度。到1928年,全国信用合作社发展到569个,社员13711人。发展速度惊人,远远超过德国、日本等国的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赈灾款项居然被中国人用于引进了一种先进的发展经济的金融制度。(全文阅读)

 

 
 

从一次问卷调查看当今中学生的成长环境对课外阅读的影响
  2004年9月,我们在上海交大附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1],受访对象为该校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发放问卷共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本次调查旨在探明当今中学生的成长环境对课外阅读的影响,找出妨碍中学生完成必需的课外阅读和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因素,为改进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依据。
  通过对回收问卷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当今中学生的课外阅读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20 %的受访者过去一年内通读的课外书籍在3本或以下,另有46.25 %的人一年间只读了4~10本书;半数以上(52.5 %)的受访者坦承自己读书从不作札记、不与同学交流心得、更不查阅相关资料以深入研究,而是采取“看过就算”的态度;43.75 %的人的课外阅读时间仅占全部课余时间的30 %以下;只有7.5 %的受访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过明确的读书计划;76.25 %的受访者认为课外阅读对自己没有明显帮助或根本没有帮助。
  我们认为,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成长环境可以分为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因此我们从对这三方面的考察入手,寻找导致目前状况的原因。(全文阅读)

盲目创造“就业”,导致更多人“失业”原理
    在缺乏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约束权力下:(一)政府维护“垄断抬价”来保护一些企业运转,以希望增加就业岗位。其靠垄断抬价,牟暴利,养惰性、寄生、腐败的团体就多。如,电力、电信、教育、医疗、石油、公路、铁路等。由于腐败严重,既制约自身发展,又剥夺得非垄断业人们利润下滑而发展放慢。相互制肘,必制约得瘫痪的企业多而失业增多。(二)政府用增加税费、投资于公益事业来增加就业。其忙于收税和管理投资的官员就多,不受约束的官员就会乘收税之机执法牟利和投资捞回扣,而致特权层层卡剥和挥霍加剧,造成民间资本被卡僵和挥霍而浪费加大,增值慢,贬值、跌价、滑坡快,相互制肘,必制约得业业僵化、瘫痪而失业的人增多。
    权力不受约束,政府维护垄断抬价和重税来创造就业。特别是创造非生产业、公益性的、低效率的、偏得工资的、可有可无的寄生性质的就业人员越多,就越加重工农负担。这必导致“生产业”工农将要扩大再生产的利润减少而产出乏力,社会总产出和产品换代变慢,实际经济增长就慢。各业发展就缺少物质和资金的供应(实际经济增长)而后劲乏力,相互制肘,失业必多。(全文阅读)

查维成:兴趣与职业
  常听朋友说,每到星期天晚上,想到第二天要上班,人就不舒服;还有的说,干我这行太辛苦,等哪天中了大奖就立即退休。
   美国是个崇尚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的国家,你若不喜欢这个医生,可以换个医生,不喜欢这家保险公司,可以换家保险公司,不喜欢现在住的房子,可以卖掉重买,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或职业,当然也可以放弃它,从新开始。但是,又得花上几年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在选择某种专业或职业之前,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为什么当初参加革命时不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呢?
   第一代来美国的移民一般没多少选择,什么专业有奖学金就学什么专业,什么专业将来好找工作就学什么专业,甚至什么专业能获得来美签证就学什么专业。这代人在这异国他乡拼博奋斗多年,期间充满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无奈。这自由的国度没给他们多少选择的自由。最后革命终于成功,他们有时间坐下来品尝一下胜利成果,猛然发现自己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的专业。血肉之躯竟然象颗螺丝钉,还得在有生之年争取永不生锈。可悲,可叹。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移民的后代有福了,他们也可以象大多数美国人那样,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职业。然而,许多人并不明确知道自己的兴趣。有的虽然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但并不知道哪些职业与他们的兴趣相匹配。这里我想给朋友们介绍一下SDS,它是用来寻找兴趣和职业的一种测试方法。(全文阅读)

江南妙妙生:人与狗
  从小到大,小妙的想法一直比较单纯,总想着人是好的,人做的事情也是好的,在接受的教育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向往着那些好人好事、道德文章,努力以此激励并提高自己。从学校到工作,做事说话的出发点都本着一个善字,待人如己、视己如人,数年来却是屡屡碰壁,丧气之余,于是开始眯着眼睛细细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却发现这人这事并非如自己所想象般的简单,一如身处镜花缘里面的两面国,这形形色色的人,只是在面子上冠冕堂皇罢了,在里子上让小妙高山仰止的、足以作为道德前辈的,却还真没发现过。想想自己懂事来前后要学习的模范也不少了,模范背后的那些不好的事,知道的也越多了,还是老爸说的好,这些人,基本上是死了才能立的。
  再推人及己,小妙当年好歹也是校长大人亲自树立的全校学习标兵呢,仔细揣摩自己,诸般细节掠过,不禁惊出一大身冷汗,我这三十年,其实干的坏事也不少了,加上那些曾经闪现过的和至今仍出现的难以启齿坏念头,也可谓“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了。但至少有一点不能否认的,就是小妙在单位也算是公认的老实本分善良的人了。当初小妙这么想的时候,颇失落了一阵子,想着有那么多的人,学会了人前人后的一套,学会了如狗般替上司们想到并做好每一件事情,小心翼翼的不得罪任何一个人,说着自己也不相信却又不得不说的一贯正确的话,盘算着自己今天的行为会不会有领导喜欢,这样做无非只为着能再往上爬一步、能再多捞点收入、能成为别人眼中的人上人、能有着下一批来伺候自己的人,在面具中白了少年头,惶然过一生。
  累不累?(全文阅读)

 

 
 

刘齐:游大寨
  写完标题愣了一会儿,多年以前即使喝醉了酒也不敢这么写,上面树了大寨,不是让你“游”的,是让你学的。
  学有两种,一是在原地学,二是到现场学。中国辽阔,山高水远,能亲身到大寨走一遭的都不是等闲之辈。我在东北当知青的那个地方,只有县委书记一人有此幸事。回来后,他在有线喇叭里给人民念铅印或打印的现成材料,纸页翻得哗哗响,语气高昂、神圣、自豪。
  和我一起听广播的社员们十分钦佩,认定他是见了真佛,沾了仙气。
  也有人悄声说,书记这一趟,伙食孬不了,一准吃到了肉菜。
  地富子女则神色肃然,不敢议论半句。学大寨不是闹着玩的,又要大干,又要大批,一不小心就会出事,被弄出来“祭旗”。
  那时的大寨,简直就不是个村子,是圣地!
  大寨农民种的好象也不是庄稼,是经验,是典型。
  印象中,除了毛主席太忙、林副主席机毁人亡之外,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到过大寨。而且,大寨本身也出国家领导人。
  这样一片非凡的山河,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现在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追星族无法想象,非追星族也无法想象,除非他知道近年来一个时髦而又离奇的说法:美洲一只蝴蝶轻轻扇一下翅膀,可能引发千万里以外的一场风暴。(全文阅读)

吴国桢一生点滴
    吴国桢和他的哥哥吴国柄都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当时,年仅15岁的周恩来也考入南开中学就读,看见吴国桢年纪小,有些生活上的事情难以自理,一向“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的周恩来便常常以大哥哥的身份多方照顾吴国桢。天长日久,二人感情倍增,情同手足。在校期间,两人曾合影留念,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这张照片现在还悬挂在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里。
    周恩来等在校期间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原本性格内向的吴国桢也加入了该会。在周的帮助下,吴国桢的活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并在演讲比赛中获奖。周恩来担任会长时,吴国桢担任童子部部长。后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扶桑,而吴国桢则考进了清华学校。
    1921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惟独市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后来吴国桢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像1932年出任汉口市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全文阅读)

含冤死去的吴晗爱女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 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天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她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吴晗被捕入狱后第二个月,妻子袁震被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次日袁震就与世长辞了。(全文阅读)

王鹏:直面生态危机
  沙漠化吞噬北方
  2004年,当亚洲第一大沙漠水库——甘肃红崖山水库枯竭时,赖此水生存的“沙漠楔子”、“沙海之舟”、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的天然屏障——民勤绿洲陷入生死边缘。民勤曾有大禹治水到此才大功告成的说法。再看今日民勤,一亩亩良田变为荒漠,一个个村落沦为废墟,再面对一群群背井离乡的生态难民,有专家预言,民勤绿洲将在十几年内消失,民勤将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进而,北方巴丹吉林、腾格里、库姆塔格三大沙漠将连成一片。北方——这一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成了沙的前沿和沙的海洋。
  对我国沙漠化现状,这里只举两个数字就可充分说明问题: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约为174.3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沙化的年扩展面积为3436平方公里。
  人沙之斗何止千年,但是人类至今仍然无法把握沙的品行,这一沉默而疯狂的敌人以各种形式吞噬着人类生存的基础。政府执政能力的有待提高、对环境保护者政策的优待、研究与治理的进一步结合、转变当地居民的治沙意识、转变非当地居民的忧患意识也许就是我们从2005年开始不得不做的大事。
  今日的治理思路和技术要经得住明日生态的考验。在张掖梨园河灌区,我国第一个农业节水灌溉试点,为了给下游内蒙古居延海输水,更大程度上节省了当地的生态用水,可怕的是这一流域都是沙化严重的地区;全国治沙女杰宁夏白春兰治理沙化成绩突出,却欠下了植树种草的一大笔贷款;50年前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治理沙漠化植的树、种的草因为无水浇灌,如今大部分已经死亡,破毁了土壤层,反而加速了生态恶化。就连号称沙漠不倒翁的胡杨树,今年也大批死去。似乎所有的一切,在沙的面前都不堪一击。(全文阅读)

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
  一、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
  2003年底,隋唐史专家胡戟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交流中心作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他提出“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一个政权好不好的标准。”
  我认为胡戟先生这两条原则提得很好。
  过去几十年历史学的着眼点,主要是政权兴替的历史。政治学的着眼点,主要是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游戏规则。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人的权利和人的素质成长发展的历史。
  衡量一个政权、一种理论、政策好不好,过去也有一些权威的标准。譬如生产力标准,就是看一个政权是推动还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却不问发展生产力是为了维护君权,维护国权、党权还是维护民权。再如综合国力标准,就是看一个政权是增强了还是消弱了综合国力,而不问增强综合国力,是为了争夺地区霸权或世界霸权还是保障人权,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实践标准,检验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政策是否正确,当然要靠实践。但是,实践的主体不同,例如: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利益集团的实践,又有全体人民的实践;实践的内容也不同,有维护党权的实践,有维护国权的实践;有维护一部分人特权的实践,又有维护人权实践。只有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维护民权、民利为内容的实践,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实践。因此,以人民的满意度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权、一种理论、一项政策的好坏,才是最根本的标准。(全文阅读)

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由於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於此。(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版主:杨竞 笑书 梁知 王一苇

 

樊伟:新式文章作法揭秘
  新派评论家动辄洋洋洒洒几万字,本人实在佩服得紧。佩服之余,不由萌生了也做新派评论家的念头。为此,本人多方收集新派评论家的文字,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吴敬梓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终於愤发而有所得。有所得自然不敢掠美,现将本人心得写出,遍示于天下有志于新式文章的同好,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本文将先分条列出秘诀,最后再出示本人依此秘诀而撰写的习作。
  总体说来,作新式文章大概有下面十大秘诀(注意,我们在总结任何问题的时候务必凑够一个比较好的数字:“十”便很好):
  1、不论你写什么文章,“话语”(包括其派生词“话语权”)、“文本”两词是万万不能没有的。还有,“解构”、“重构”、“言说”几个词,也是万万不能没有的。
  2、千万要提到各种“主义”,特别是“后......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是必须要提到的。
  3、务必要有一些在普通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杂乱的和谐”、“温柔的强暴”等等。(全文阅读)

吴茂华:饮食、娱乐与文化
   我的胃口一直都好,对饮食从来采取积极态度。不管是中餐西餐、日本料理、韩国冷面还是伊斯兰的回民烧烤,只要是好吃的东西,都一律笑纳。我认为一个人在餐桌上的表现,可以窥见其性格脾气、人生态度乃至于哲学思想。一般说来,对各种美味来者不拒之人,不仅身心健康,肚量大心胸也大,性格爽朗宽容随和,不作睚眦计较之态。而在餐桌上选肥拣瘦,偏食挑嘴者,往往性情古怪刁钻,不易与之相处交流。谢天谢地,我的胃容量虽不大,但至少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
    其实人的精神蕴含,审美趣味也是如此,文化就是精神食粮。古今中外,大千世界,文化艺术生活的内容何其缤纷万象、丰繁多姿。一个视野广阔、求知欲旺盛、趣味良多的人,在获取精神食粮时一定不会像“挑食者”那样偏废于其内容形式的一两种定势。我激赏罗素先生之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中国古代南朝的刘勰也说到文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的多样性。在此理念上文化的雅与俗、内涵的或深或浅、形式的变化多端,于相对应层次的欣赏者或消费者来说,皆是合理合适的。因此,雅的不必蔑视俗的,俗的也不必排斥雅的,俗话说;吃酒吃菜,各人所爱。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做到的底线:“食物”是进得口的,对肠胃无害的东西,而不是潲水或随便什么食物的垃圾。否则,就要提供此类东西的饭店老板关门滚蛋和负法律责任。(全文阅读)

李大苗:呃呃,曾经的宠物,曾经的精神
  北国的冬天,好像三十年前比现在冷得多。北国冬天的农村,空旷着她的胸怀,现在想起来都索索发抖。很多时候,感觉太阳毫无意义地升起来落下去,例行公事似地巡视它的冷漠,人们在旷野和村落的边边角角找些出力气的活计来活络些许暖和,譬如起猪圈、出河工或者整治整治农田什么的。
  那是地震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们住的房子还没有修好,知青们挤在一起也不够住的,自己就搬到小队的马厩暂栖身去了。说是马厩,其实还是住房,但简陋得也和马厩差不多,也和真正的马厩在一起,用给饲养员住。房子其实还是很大的,堆积着牲口的精饲料,如黑豆、杂豆、豆饼、乏玉米什么的,弥漫酸腐的厚味。白天黝黝映进来光线和晚上的油灯差不多一样明亮。
  现在想起来,有些事情是自己咎由自取。矜持的城市作派和农村老汉总在不自觉中来开暗中的距离,所以饲养员把自己的炕头烧热乎就拉倒了。其实即使自己勤勉起来,能把自己的那段炕温暖起来,烧掉的柴禾也让老汉眼里露出着急,他守在炕头的那段也早就火烧火燎的不能躺下人了。好在下乡前母亲给我的大衣又絮了厚实的棉花,且不说厚厚地抗风,那个重量,走上几步路就能把自己练得浑身悄悄发汗,晚上盖在被子上,多冷的炕,躺上面都能感受沉重的责任感。有时静在寂寂的夜里,听着驴马偶或刨蹄喷鼻声,心里鼓励自己道,好好活吧。(全文阅读)

毛喻原:中国人的笔误和口误:中国文化
  错误说法:中国文化
  建议改为:中国少数文化人的文化
  改正理由:“中国文化”是一个长期指代不明,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被滥用了的概念。我们认为,当今中国人最大的误会,莫过于就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这四个字的传统谬释和现实解读上。很多问题,如中西文化之实质、中西文化之比较、爱国主义之根据、民族主义之矫情,以及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过分良好的自我感觉,其实质都是一种妄自尊大、无知愚昧的心理使然,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性顽疾。它们的偏颇,甚至颠倒之处,究其原因,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人们对“中国文化”这几个字的理解失误上。
  人们通常所说的、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大加怀疑,是否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找错了对象?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人们(无论是人文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平常所言说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它压根儿就不代表中国文化的普遍特征和实质性内容。
  这儿有两个基本的概念必须弄清楚,并应加以严格的区别。其一是中国文人的文化,并且是少数中国文人的文化;其二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即中国之最为普通者、最为一般者的文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全文阅读)

負蝂:青色与民主
  早起,用餐,挟一书,乃《东山魁夷散文选》。
  随手一翻,见《青青世界》一文。作者指出,同是青色,东西方民族却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青色是“精神和孤独,憧憬和乡愁之色,它带有颓废和死的诱惑的调子。”在东方,青色属于绿色世界,是万物生长的标志。
  西方人画圣母像,以青色为调子,哥特式建筑所表现的精神,给人的感觉也是青色的。青色,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同样崇尚青色,意义却截然不同。中国人爱在瓷器上着青色,日本人作画也爱用青色,但青色的意义,却不是忧郁和沉思,而是素雅和恬淡;不是对于死的诉说,而是对于生的微笑。
  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对色彩的理解上,也反映在政治观念上。如“民主”一词,我国古已有之,在我们的传统语汇中,它指的是“民之主”,即君主。在西方则相反,它反映了人权思想。
  这两个观念,南辕北辙,各行其道,转了一圈之后,竟然殊途同归,走到一起了。“德先生”道:我是西方来的人权。“民之主”曰:彼此彼此,我是东道主,东方的民主。于是,握手言欢。(全文阅读)

黄理波:写给黑夜的献辞
  因为爱情,父亲与母亲的爱情,我来到黎明的村庄。
  但是现在,我流浪在城市的黑夜。
  我成了自己的主宰,同时也沦为自己的奴隶。
  命运没有掌握在我的手里,时间老人把我的生命一半呈献给了光明,一半遗留给了黑夜。
  但是,我热爱并且向往于光明。没有谁能阻止我对于光明的信仰,正如没有谁能阻止我对爱情的渴望。
  光明是黑夜消亡后黎明带来的晨曦,光明是东方升起的太阳,火光熊熊燃烧,照亮了我的村庄,我的脸庞。
  但是,我又沉醉于黑夜了。
  当夕阳的残霞随着云彩从西山隐去,我们迎来了夜。
  夜是孤独客飞逝而过的天堂,夜是寂寞者山花烂漫的故乡。
  你看,那静穆的天河,一轮弯弯的月船划着无声的船浆,在幽深幽深的银波里荡漾,点点闪耀的星光是谁家儿女点燃的渔火?静静的燃烧,燃烧于这寂静的悄然。(全文阅读)

 

 
 

东山魁夷
  我的胸中深藏着黑暗和痛苦,但我没有把苦恼向别人公开表白过。然而,有着黑暗和苦恼的人,同时也是祈求灵魂的净福和平安的人。我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静谧和纯朴的风格,抑或正说明我缺乏这些,才如此希望,如此进行切实的祈祷的——东山魁夷(全文阅读)

车前子:淡红深碧挂长竿
  什么地方没有缸?石门的缸让我有印象。以致我觉得石门就是一只缸,石门的丰子恺故居也是一只缸。丰子恺故居这一只缸里,我第一次去,装满黄酒,杯盘草草供笑语,灯火昏昏话平生,这两句诗如果没记错,是王安石妹妹的绝妙好词;第二次去,相隔不到五六年,丰子恺故居这一只缸里,对面青山绿更多,我觉得装满掺了水的黄酒,味道不对了。
  黄昏,我从丰子恺故居出来,黑漆漆的门发出摇橹一般声响,在我身后摇上。码头上没几个人,形体黯淡且瘦。抽烟的;咳嗽的;一边抽烟一边咳嗽的;帽子下警觉的神色;老头;老头。我在石门镇上瞎转,走进供销社,瓶子里装着红红绿绿的硬块,我知道这是糖。肥皂。套鞋。柜台里还有连环画,是营业员自己的读物。我看着那个已过中年的男营业员,他见我进门,忙放下连环画,朝着我看。我就买了一盒火柴。他坐下后我走到农具柜台前望了一阵。
  第一次去丰子恺故居,许多房间都没开放。我觉得好,有想象。想象丰子恺在这间房里喝酒,在那间房里读书,或者干一点不可以给我看见的事。这多好。后来再去,修葺一新,全都打开了,成了展览馆:到处挂着复制品。有一件很有意思,是丰子恺代孙子还是孙女捉刀,画了一个红小兵在听半导体,图画老师在上面打了个分:“良”。想象丰子恺的孙子孙女回家,缠着爷爷不放,我们作弊,让你代笔,结果还是没得到“优”,早知道自己画了,也不用老忐忑不安的,怕被图画老师发现。啪啪啪,揪下丰子恺三根胡须———为什么是三根?他们要去玩三毛流浪记。一个丰子恺,一个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中国这两个艺术家,对孩子是真有体会的。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或者是同的,都为了吃饭。(全文阅读)

苌苌:三个摄影师
  布列松、纽顿、阿维顿,三位都是世界著名的摄影大师,他们同在2004年离我们而去。布列松和阿维顿的职业生涯被苏珊·桑塔格列为“上个世纪职业摄影的典范”,布列松将纪实摄影推向一个极致,他是马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独立图片社,马格南因其“关怀人类”的精神受到全世界新闻摄影师的尊敬;和主张即时拍摄的布列松相反,阿维顿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在他安排的场景中拍摄的,因为他相信“人人都在表演”;纽顿上半生大起大落,但是一直心怀成为时装摄影大师的梦想,他关心时事,爱动脑筋,所以他从诸多杂志摄影师中脱颖而出……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怀念他们,记住他或者忘记他,而他们不朽的作品终将留传于世。
  亨利·卡蒂亚·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 
  “对我来说,照相机就是一本写生簿,捕捉即时灵感的工具,你要在瞬间对你所看到的一切提问并做出决定,通过一个有限的取景器向人们解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最简单直接的表达,却也需要你集中精力、训练有素、敏感并有几何构图的美感。”(全文阅读)

苏州刺绣
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现已遍衍江苏省的无锡、常州、扬州、宿迁、东台等地。江苏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刺绣用于服饰。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图案,有“绣万国于一锦”之说。据《清秘藏》叙述,“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乌极绰约底馋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可见宋代苏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水平。(全文阅读)

鱼小妹西班牙游记: 圣家赎罪堂&街头风景
  和2个朋友开了辆89年的破雷诺5,一张地图没带从法国图鲁兹出发,为了省钱没走高速(其实到西班牙的高速收费也不贵,10欧左右)在2国道上爬了7个小时,终于到达巴塞罗那....
  TEMPLE DE LA SAGRADA FAMILIA
  传说中的圣家祠教堂
  圣家赎罪堂(又名神圣家族大教堂)是由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高迪设计的,无论你身处巴塞罗那的哪一方,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它。这座教堂从高迪在世时直到现在都在不停地建造,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仍未造完,在它高高的塔顶上仍是布满了脚手架。 这是一座象征主义建筑,分为三组,描绘出东方的基督诞生、基督受难及西方的死亡,南方则象征上帝的荣耀;它的四座尖塔代表了十二位基督圣徒;圆顶覆盖的后半部则象征圣母玛利亚。它的墙面主要以当地的动植物形象作为装饰,正面的三道门以彩色的陶瓷装点而成。整个建筑华美异常,令人叹为观止,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间小型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着高迪的相片及生平介绍。(全文阅读)

《蒙娜丽莎》诞生画室隐身修道院
 《蒙娜丽莎》的“微笑之谜”几个世纪来总在牵动着世人的神经。1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蒙娜丽莎》的“诞生地”找到了!这一发现非同寻常,因为这将可以揭开《蒙娜丽莎》人物的来历和达.芬奇创作这幅名作的真相。
  偶遇画中原型蒙娜丽莎应该是富商之妻
  对于《蒙娜丽莎》画中的原型,几百年来人们的猜测从未间断过。有人说画中人曾是当年佛罗伦萨城中的一个名妓,也有人说那是达.芬奇本人的自画像。根据多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吸引着全世界的“微笑”来源于一名佛城贵妇。
  这位名叫丽莎.格拉迪尼的女子乃是当时佛城富极一时的丝绸商佛朗西斯科.乔康达的妻子。富商在当地拥有许多块地,位于佛罗伦萨中央的阿努佳塔修道院中甚至也有他的礼拜堂。丽莎经常会去这家修道院中做礼拜。日前惊现人前的蒙娜丽莎的画室正好在这家修道院的隐蔽处。对丽莎本人做过大量研究的吉塞普.帕拉尼认为,达.芬奇很可能是在阿努佳塔修道院遇见丽莎的。(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版主:汪洋 乔兆姝 梅茗

 

若能在最美的时刻遇到你

终于
我没能飞翔
我的翅膀在某年某月某日已断
后来我蜷缩起来
我宁愿做一个从来没有翅膀的人
忍受天生的平凡与卑微
安静的走在人间最不受注目的角落里
独自叹息 独自微笑
天地静默
而我的幸福一无所有。(全文阅读)

相伴一生的梦(全文阅读)

 

商界里这帮好色之男
         当男人们学会修饰自己时,对华丽和个性至上的追求正是时尚的一大“进化”。我在想,用基因这个角度去分析,在商界活动里面,“色男”们是否更有潜在的创新和发展的能力呢?
  色男·色男
  在古罗马美学中,早有“男色”概念,他们相信,男人是上帝的杰作,男人的身躯是天的骨架,肌肉是大地万物的生机。到今天,许多男人就这么猝不及防地被扒下了“色男”的毛皮,被推进“男色”的舞池。预言家预测一个以女性作为主要消费诉求对象的时代已经来临,男人也需要向女人推销他们的“美色”。不修边幅自诩粗犷的男人已成为老土的代名词,粗鲁邋遢早已是“男人味”的过去式。现在的精品男人甚至要比女人还懂得衣着打扮之道,比女人还关注时尚动向。正如“女为知己者容”一样,在两性关系中懂得以姿容来取悦对方的人才是成熟和富有情趣的男人。如今的商家眼光敏锐,早盯准了有着大好前景的“男色”市场,越来越多的男性美容、化妆品被人所接受,餐厅、店面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男们等候着为女性顾客服务。美国就还有一档收视绝佳的电视节目《粉雄救兵》,5个各有所长的同性恋男人专门指导在取悦女人上有困扰的观众,教他们如何穿衣打扮提高品位,如何培养言行举止的优雅得体,如何布置家居、做饭烧菜等等,总之一副不把女人拉下马就决不善罢甘休的架势。
  其实,远不必把“男色”的出现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如今的男人也有义务把自己打扮得赏心悦目,走在街上都可以为市容市貌平添几分光彩。(全文阅读)

寻找与等待 …

我在深夜无法入睡,
不是因为那种我喜欢的声音,
是因为心情,
那种飘到很远的心情,
是因为那种“也许”的思念......(全文阅读)

UT Starcom周报(暴笑)
工作周报
无线编
1.与市分公司协商网优车辆事宜, 无线室答复目前只有两头骆驼可用.
2.周一骑骆驼去PA31,36勘察,上午较顺利,下午因一头骆驼罢工,只有把它喂饱后再工作,随行的局方维吾尔小伙又看上了基站安装户主家的小姑娘,借改基站为名套瓷,导致下午工作无进展.
注:骆驼的饲料因老乡无发票,不好报销.
第1楼:
3.周二继续在PA36勘察,发现有三个基站安装不合理,主要是位置太低,还没有骆驼高,导致同步不好以及话务吸收能力低.建议调整.(全文阅读)

最尴尬,悲壮的事
  那天约了个女网友见面,地点某公园,正值早晨人员稀少。 
  时间快到时忽然发现肚子疼。 
  诅咒着卖油条的无良小摊,继续忍着等。 
  疼。 
  很疼。 
  相当疼。 
  急冲去厕所先。 
  一番狂轰滥炸后,顿时为之一爽,摸口袋时僵住:没带手纸。 
  等会有人进来要张便是。 
  于是等。 
  二十分钟也无人进来。 
  正值深秋,厕所通风条件良好,刚进来时着实赞了一番,现在却深深地感到风吹屁股凉的痛苦。 
  忍了! 
  等了网友若干时间,站得疲惫不堪,刚蹲下时着实惬意了一把,现在却深深地感到双腿麻冷胀痛的痛苦。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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