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十八 期

真名每周精华文选

 

学 术 思 想                                版主:吴洪森 庄朝晖 张晓波

 

杨 阳:极权政治的逻辑原点与价值基础
    如果依照最普通的两分法,以权力对社会的覆盖程度为基本的考量标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人类历史上的政府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相对收缩,被限制在一些特定领域内的政府,即有限政府;另一类是权力过度扩张,直接侵占乃至全面覆盖社会诸领域的政府,即极权政府。有限政府观念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中国则是近年来的事情。
    对政府权力有限或无限的认识,自有不同的逻辑和价值基础,关涉到政治哲学层面一些基本假设,其核心在于对人存在合理性的不同设计。如果我们接受卡西尔(Ernst Cassirer)、格尔茨(Geertz)等人关于文化是特定的符号网络的说法,并且仔细比较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各种宗教和文化所构造的符号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它们可能存在着各种差异,但其终极关切却惊人的相似,对人存在合理性的思考和预设,对人存在意义的追索与设计始终是构成了这些符号世界的永恒母题[1]。
    在这些民族文化演进的轴心时期,当时的先知们大抵都是在与动物的比照中规划人类的存在本质,将人存在的意义锁定于对动物性本能的超越——亦即对宗教——伦理生活的追求上[2]。然而,人既然先天具有动物性本能,其行为自然会受这些本能的支配,要实现对本能的否定或超越,在他们看来几乎注定需要外在力量的导引和鞭策。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些先知心目中,这个外在的力量一般都是高渺幽远的神灵,不会与普通人发生直接的联系,它对芸芸众生的导引和鞭策需要特定的人员充当媒介。在先知们看来,这些特定人员或者因为具有与众不同的先天禀赋,或者因为其后天的不懈努力,具备了不同于普通人的超凡能力,因而能够担当沟通神——人两个世界的灵媒。因为沟通两个世界的行为关涉到每个人本质的实现,在道义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担当这一责任的人员也就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是这一责任的承当,为大多数能够长久维系的专制主义极权政治提供了原初的价值基础。[3](全文阅读)

王晓华:命运论
    虽然命运这个词在哲学专著中不时出现,但命运范畴的意义依然暧昧不明。很少有人将命运当作一个本体论课题来研究,落实到个体层面的分析则更少。本文在个体层面上对命运概念进行了生存论—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后发现:命运确实意指着实在的生存论规定,因而应该被确认为正式的哲学范畴并获得严肃的研究。
    哲学家们否认命运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可以不断超越已有的规定性,对于人来说不存在所谓的命运。但超越总是对具体界限的超越,所以,人是超越性存在又意味着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人的有限性首先是人作为身体的界限:我是这个身体而不是其他身体,这本身就是一种界限。其次,超越作为身体的越界行为可以超越任何界限吗?显然不能。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有些界限是我无法超越的,它是对我的超越性不可超越的规定。这就是命运。命运之为命运就在于它的不可超越,因此,命运对我来说乃是必然性。本文所说的命运不是指某种外来的强制力量,不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就是人作为身体本身的规定性。简言之,身体即命运。所以,我的命运学说不同于世俗迷信和先前的命运学说(将命运归结为逻各斯、绝对精神、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永恒轮回、天命),它并不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开始之前就已经为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决定,因此并不否定个体的超越性,而只是想指出此超越运动的界限和它必然具有的结构和结果。(全文阅读)

孟德斯鸠:中国文明揭密
    (一)中国政体揭密 
  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用最无学识的人的观念就足以发现它们性质。我假定了三个定义或毋宁说是三个事实: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这就是我所谓的各种政体的性质。应该看什么法律是直接从政体的性质产生出来的,这种法律便是依附于该政体最初的基本法律。…… 
  由于专制权力的性质关系,施行专制统治的单独个人也同样地用一个单独个人去替他行使他的权力。一个人的五官如果不断地对他说“你就是一切,上天的儿子,别人什么也不是”的话,他自然就懒惰,愚蠢,耽于逸乐。因此他把一切事务都放弃不管了。 
  但是,如果他把国家事务交给几个人办的话,而这些人之间就要发生纠纷;都要阴谋设法成为他的第一奴才;而君主便又不得不亲自执掌国政了。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行政委托给一个宰相。首先,宰相要有和他同样的权势。在这种政体的国家里,设置一个宰相,就是一条基本法律。 (全文阅读)

倪梁康:希望与责任的对立
  《希望原理》写于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期间,从1938年到1947年整整用了10年时间。他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中心命题可以概括为: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因此,人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人类学核心特征就在于希望。只要人还活着,他也就在希望着。希望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布洛赫的这个中心命题得到了各方面的论证: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到童话、电影、旅游、时装、橱窗陈列、舞蹈;从宗教、神话、文学,到节日、假期、集市……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类现象的研究,布洛赫证明, 这些现象都是人类希望在社会与政治关系中的各种表达形式。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希望都代表着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向。而希望一般则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变本质。“在乌托邦的方向上所表露出来的各种面孔在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相反,乌托邦的整个方向则始终是相近的,并且在这个方向中所隐含的目标也始终是相同的:这似乎是在历史中唯一不变的东西。”而“在历史的动力结构中的最终基因”在布洛赫看来则是“由经济利益所构成的”。换言之,人类最根本的希望是与物质欲望密切相关的。(全文阅读)

杨通进:功利、正义与集体主义
    功利与正义是现代社会的两个重要价值,也是社会伦理的两个基本原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重建新型利益格局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呼唤,功利和正义原则正在成为指导我们的改革大业的重要指导原则。人们普遍希望,功利与正义能够成为构建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然而,功利与正义原则又不是圆满自足、无待于外的。事实上,我们只有透过集体主义、并以集体主义为指导,才能对社会主义的功利与正义原则作出准确、完善而具实质意义的说明;反过来,集体主义也要以功利与正义原则作补充,才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避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演变为虚假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用来调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趋势,这就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多元化、契约化、工具化,以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化。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这种新变化,要求我们对传统集体主义作出具有时代特征新阐释,对其具体内含作必要的"损益"。为便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操作而作了某些调整的这种集体主义,我们称之为市场集体主义。1(全文阅读)

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
  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式自由主义时,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孟德斯鸠(1689-1755)贡斯当(1767-183o)、托克维尔(180-1859)。依哈耶克之见,这几位思想家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而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区别。
  哈耶克关于英法自由主义的区别以及他对孟德斯鸠、贡斯当与托克维尔的厚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主义者的心态。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界出于对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当时的理论需求,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极权主义问题,并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结果之一就是把当代极权主义与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中的某些思潮联系起来。当然,在不同的作者中,当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也许不尽相同。譬如,哈耶克强调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所包含的极权主义成分,塔尔蒙(J.L.Talmon)强调极权主义民主与当代极权主义的渊源关系,伯林(I.Berlin)则注意到追求积极自由可能导致对自由的否定以及对某种超越个人的集体性权威的崇拜。
  尽管不同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对象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1712-1778)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
  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伯克(1729-1797)与托克维尔在五六十年代的复兴属于此例,贡斯当的复兴也属于此例。二战之前,贡斯当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并不受重视。贡斯当的名字更多地是与他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联系在一起。当然,历史学家在描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历史时,不会忘记提及这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派领袖,不会不描述他与拿破仑的冲突以及与德·斯塔尔夫人暴风雨般的爱情,但很少有人把他看作一位有贡献的思想家、理论家。(全文阅读)

 

 

读 书 心 得                              版主:周实 周泽雄 陈愚 刘刚

 

吴茂华:群众为何物————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整个青壮年时期历经战乱流亡,亲历希特勒纳粹党的兴起和灭亡,于战后于1949年写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结合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德法等主要国家之历史事实及社会政治现象,从反犹主义的泛滥、民族主义国家崛起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系统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罪恶以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多角度的探索、阐释了那一段痛苦历史的成因。一本洋洋五十多万字的大著,宏览多闻,议理剀切,涉猎历史与政治、国家与民族、群众与领袖、文化环境与人性多方面人类社会生活领域,让读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思索人类文明演进中的复杂纷乱,多舛而宿命的境况,认识历史政治环节相因相承,从而思考自身所处环境、社会形态其来有自的缘由。阿伦特以维护人类自由尊严为圭臬,怀着一腔悲天悯人的道德激情,用历史哲学家清明的理性之有关论述,在西方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现代极权主义现象的一种重要解释和观点,且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要津。
    人类发展史中,不同文明架构下形成各种国家社会形态。古往今来,从来不乏独裁野蛮的恐怖统治制度,但不管是欧洲的国王还是中国的皇帝,无论其统治如何残暴血腥,大都仅止于杀害政敌或敢于反抗其政体的“敌人”。而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叶的极权主义,这一人类历史的怪胎,其统治形态却是史无前例的,它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毫不留情的剿杀、迫害其治下的“顺民”。基本方法是将民众以种族、血缘、阶级的身份甚至思想倾向,划分出一部分“客观的敌人”,例如犹太人、资产阶级、地富阶级、右派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等等“非我族类”,用革命的名义、理想的名义、改造社会人性的名义,接连不断掀起一次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政治运动,营造出一种遍布全社会的恐怖气氛,使这些并未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甚至是毫无政治观点的人,沦为刀俎下的鱼肉被任意宰割。(全文阅读)

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编后絮语
    这是一部计划外的书。1998年末,辛朝毅兄动员我给他们弄一本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书。平生不爱凑热闹,要弄就弄本有点长远价值的东西。考虑的结果,是编一本资料选,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我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本书。其中我自己写下的评论约九万字,比重不小,文责自负,故称之为编著。
    把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资料重读一遍,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又在台北、北京参加了两个“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文化书院、《学人》、《读书》联合召开的座谈会,耳闻目睹,心潮一直难于平静。
    最强烈的感受是: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面对风靡海内外的指摘“五四”的霸权语言,作为19、20世纪中国的研究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滥竽大学教席几十年,对教师、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水平和思想观念有粗略的了解,有一个萦回脑际的念头老想冲口而出:应该补读新文化运动的文献!
    不喜结交权贵,但看报、听广播……总不能不聆听他们的训示。与50年代的土八路不同,他们都揣着毕业证书,最不济的也弄个党校大专班的文凭。洗耳恭听之余不时让我想起总设计师的一句名言:最大的失败是教育。先哲说过:“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陈独秀、胡适、高一涵、鲁迅、李大钊……都是名教授、名学者。中国人尊老。让手握大小权力的后学、晚生略窥先辈思想、学术堂奥,肯定有益无损。(全文阅读)

智效民:程巢父和他的《思想时代》
    十年前,谢泳在《民间有高人》中提到两位老人:一位是湖北沙市的京剧编剧,要写一本《陈寅恪诗笺证》;一位是安徽绩溪的机关干部,自费印刷《胡适研究论著资料索引》送人。文章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淡泊名利,研究完全出于兴趣,而决不试图以此换回什么,这个境界不是今日许多所谓专家学者能达到的。”遗憾的是文章没有提到两人的姓名,再加上该文收入《旧人旧事》后,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没能看到。
    后来我在太原见到其中一位,他就是湖北的程巢父先生。据说他已经退休,正在朋友家里看书。当时的感觉是除了嗜书如命外,他好像没有什么爱好。后来我看到他为香港某刊物写的几篇文章,印象有所改变。文章写的是面条、馒头、馄饨、大饼等食物,却将名物考证和古今典故熔于一体,读来趣味无穷。
    但是,这只是程巢父的“业余爱好”,他的“主攻方向”是陈诗笺证(尽管卞孝萱对他说“笺证陈诗之难,难于上青天”)和胡适研究。也许有人会说:咱学术界高手如云,他一个荒江野老能有什么成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该从他的第一本文集——《思想时代》说起。
    该书序言由钟叔河撰写,标题是《为陈寅恪、胡适说话》,也可以视为全书的主题。(全文阅读)

叶梦:播种幸福的种子,寻找精神的灵药——绘本图书走向何处?
现在的好多时髦的绘本和我们从前看到过的国外的经典绘本相去甚远。我的朋友蔡皋是一个著名的儿童绘本画家,90年代中期。我带六岁的孩子去蔡皋家玩,蔡皋介绍我和孩子读了她所收藏的各国优秀的原版绘本,她把我的孩子拥在怀里,一页一页地读给他听,蔡皋为我作出了亲子共读的榜样。在蔡皋的引导下,我也开始爱上了这些绘本。这些绘本,你也许会忽略,以为它们是孩子们的专利,没有想到,把我们大人也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台湾出版的美国绘本《爱心树》,是讲一棵树和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极其简洁的构图,极省略的语言,竟然容下了一个孩子也能够看懂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故事。就这么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印象。
我的孩子就是读着绘本长大的。欧洲绘本《彼得兔系列》美国绘本《爱心树》日本的绘本《种樱桃的小老太太》《小象的幼儿园》……还有国产的绘本《小蛋壳历险记》《贝加的樱桃班》等。我感觉那些绘本书,对于孩子来说是幸福的种子,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它又是我们人类用于抚慰精神的灵药。它让我们进入一个纯净的精神的艺术的境界。让我们在感觉快乐和愉悦的同时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全文阅读)

赵诚: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读《三晋有材——闫锡山幕府》所思
    2001年9月岳麓书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从书,雒春普《三晋有材——闫锡山幕府》幸得与焉。民国时期,晋没有通都大邑,又受山川阻隔,交通颇为不便,可谓闭塞之地。闫锡山执政晋省近四十年,期间能使晋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一定聚集了相当的人才。笔者作为晋人,闫锡山的传记读过几本,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但从他周围人才群体的角度来看闫锡山的为人、处事和作为,这本书是第一本。其次,近年大陆关于闫锡山的评传只涉及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未能使人洞悉他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也未能更多地了解他与人共事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这方面的缺遗。……
    闫锡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除去国共之争不论,在其执政期间,山西省从传统的封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闫锡山的积极历史作用,可圈可点。其中建立义务教育,兴办各种现代社会需要的学校,提倡植树,发展公路(闫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华义赈会的协助下,1929年在山西修通了1000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电讯,建立钢厂、化工厂,组建军事工业,大力发展实业,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政建设,军队屯垦,广泛建立各种社群组织对民众进行国家现代化动员,这些努力都是当时社会所急需,而且多数都是卓有成效的。1936年11月闫领导下的晋绥军绥远抗日战役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功不可没。西安事变时,主张和平解决,全国瞩目,符合当时中国的大局需求。抗日战争开始后,曾亲临前线布防,在忻口等地组织战役阻击日寇,青史可鉴。在平型关和忻口战役中,率先开始了国共军事合作的共同抗日之路,引进薄一波等共产党革命青年组织牺盟会动员山西民众抗战,帮助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重大举措,是有诚意的。(全文阅读)

童志刚:读书经历·我读过的几本“黄书”
    一直没闹明白,为什么有些“坏”书被称为“黄书”。黄是黄帝的黄,也是炎黄子孙的黄;黄袍是皇帝的袍,黄色是皇家的色,究竟打什么时候起,这高贵的黄被贬到了低俗龌龊的阴沟里去的呢?过去闹不明白,那是知识不够,还说得过去;现在应该也算有点阅历了,可还是整不清楚,就只能是读书不求甚解的过错了,弄不好还是智力问题和悟性问题了呢。不过,虽然说不清楚“黄书”的渊源、“黄书”的定义,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个标准的,黄还是不黄,深黄还是浅黄,黄中带黑还是黄里泛蓝,随便翻翻,大抵也无须请教方家,自己总能给出个基本的定性,而且大体错不到哪儿去。可见,有些事情,不用老师教导,也能无师自通的,至于通到什么程度,看个人造化罢。 
    “黄书”的标准,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在禁欲时代或禁欲社会里,黄书家族成员包罗万有,可谓涉性即黄,甚至涉情爱即黄,比如咱们的“文革”时期。真的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真的几乎都不涉及爱情,更别说什么“性”了,有的只是硝烟下的战斗和阶级里的斗争。记得那时候,咱家隔壁有个姑娘,在矿务局所属的一个机电厂当工人,因为努力,入了党还当了标兵什么的,到了二十**才谈恋爱,结果谈了两年,愣是没人见过那对恋人当众拉过手——咱住她家隔壁,近水楼台都没见过,别人就肯定更没那个眼福了——你说那个禁欲时代有多厉害?其时唯一有点例外的,大概就是浩然的书了,他的《金广大道》写了高大全的爱情,他的写于文革前但在文革中仍被允许阅读的《艳阳天》里有萧长春的爱情,虽然分量有限,却也够其他作家羡慕到死了。当然当然,禁欲时代里的所谓黄书,到了开放时代,大多都变成小儿科了,简直笑话一般。 (全文阅读)

 

 
 

(讨论)从一个小村看政府转型后的希望
    村委虽然不是一级政府单位,但其运作却有很多与政府相似的地方,也是政府转型必须涉及的微观区域,类如村级财政也一样可以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本文中提到的村庄,是笔者非常熟悉的一个小村,这里以A村代替。多年来,A村村委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投资,放在“增收”上。该村虽然每年有三四十万山价、积累等进帐,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盲目投资中挥霍一尽,办果园场、筷子厂,采石厂,多年来,大量的钱财被花掉了,村民却没有因为村委的“增收”工作增一分钱。因此,本文假设这些钱是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投入的,即促教育,兴培训,发展文化事业,奖学励志、培育乡村文化生态。我想由此揭示一种可能性――把钱用于文化消费反而可以实现无形财富的高积累,最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不过,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写作本文的目的只是想运用我对财富的一点认识论证公共服务型政府与经济建设型政府相比不仅是因为其将为公民带来更多的公平和福利、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还可能存在比经济建设型政府更高的效率。因此我不打算讨论其它问题,诸如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怎样产生、监督,应该与民主、宪政还是权威体制结合。最后我假设我自己当了一回村长,基于上述理由,我也没有说明我这个“村长”是民主还是其它原因产生的,而且也没有说明我将在怎样的监督机制下行使权力,并非我不关心这些,而是为了在一个较为简单的框架下分析问题,本文只关心公共服务型政府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的一种。(全文阅读)

钱颖一:地方分权与财政激励: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
    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以往人们往往注重研究转轨经济的价格自由化、宏观稳定化和企业私有化问题。但是后来人们逐渐的发现,政府行为对经济转轨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行为没有有效的转变的话,经济转轨也不大可能获得成功,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俄国。由此,人们开始关注转轨经济中政府行为的研究。对于政府行为的研究,除了法治建设、宪政改革、权力制衡等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需要进行研究。
    钱颖一教授接下来简单介绍了中国地方分权和财政承包的有关背景。1980年,中国开始了分权改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支出权力,可以管制本地经济(regulation of local economy);可以管理国有企业,中国有80%的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负责管理,而前苏联80%的国有企业是中央计委负责管理。地方政府投资规模非常大;地方政府对信贷的影响也非常大。虽然从法律上讲,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是从经济决策权上讲,中国有很明显的联邦制国家的色彩。从财政的激励角度讲,从80年到93年中国施行了财政承包制。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中地方收入是由中央和地方按照一定的形式分配。基本上,地方政府的财政边际留成率(marginal revenue retension rate)非常高。不过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党管人事,省级官员是由中央任命的。因此中国地方的官员就显现了各种特色,有的从本地升任,有的从其它地方调任,有的还兼任中央的职务。(全文阅读)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得变迁
    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得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根本性重组,其最直接的目的是增强国家的能力,从而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即结束自清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最后以军阀混战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在总体性危机基本结束之后,加速进行工业化,以富国强兵。应当说,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建立,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之中,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迅速地结束,社会恢复了稳定与秩序。在国家的有效动员和组织之下,工业化迅速推进。195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但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随着工业化超过简单资本动员阶段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这种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即从有力的推动逐步变为不适应,最后,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矛盾焦点集中地表现为动力与秩序的无法兼容。在此期间,虽然也在中央和地方以及条块之间多次进行权力关系的调整,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全文阅读)

李大苗:红顶汽车的悬念
    奇瑞,是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异类,相比那些动作大气的厂商,奇瑞的背景是最弱的,也就有了异军突起的感觉。今天我对这个企业、这个品牌依旧知之寥寥,全在于奇瑞本身就是“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的策略。今天,走在马路上,从后面看得那些长相很玲珑的,远远地我就敢相信是辆奇瑞。这个波及的是汽车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奇瑞,作为商品符号,玩具的寓意远胜于其它类型的汽车。
     ……决定汽车生产的根本因素之一是汽车的标准体系。而且这套标准在有效公差和品质范围内最大限度满足安全性可靠性的同时,具有相当竞争力的经济性,而且还要能保证满足工艺实现。举例来讲,钢板薄上些许,冲压和弯曲的工艺就比较容易实现,造出来的车型也就玲珑有致,车辆的自重也就减轻下来。可安全性稳定性高要求的车辆,钢板的厚度就要增加,造型也就面对钢板加工的工艺限制。厚实些许的钢板,对磨具的损伤也就比较明显。
    奇瑞汽车的出现,恰逢其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汽车生产的单位规模急剧扩大,零部件生产和供应走出了传统的国有集团的限制,在社会扩散出来。生产汽车,不再需要彻底从零配件白手起家,拥有一套有效的工业生产标准再建立一个流水线的组装厂,就可以生产出来汽车了。所以,相比设计技术而言,生产技术和经验技术来得更直接更关键。比如哪家厂商的万向节是最好的、哪家厂商的差速器是最好的、哪家厂商的悬挂器集成是最好的,至少从性能价格比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对组装厂都比技术设计来得直观。(全文阅读)

谢国忠:中国地产市场是10年前东南亚的翻版
  10年前,雅加达是全球的热点城市。在1990年到1997年间,这个地区的GDP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外籍人口也增长了10倍。但自金融危机发生后,雅加达及附近地区的房屋销量减少50%,进入1998年,整个印度尼西亚房地产业的业务大幅度下降,造成至少200万名工人失业。
  雅加达只是当时东南亚经济急速变化的一个缩影。10年前的东南亚,国家经济繁荣,出口和投资增长很快。“东南亚奇迹”概念横扫全球商业社会。带着狂热的情绪,西方银行疯狂地为东南亚商业活动提供贷款。涌入的热钱给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带来升值压力。房地产泡沫遍及所有东南亚大城市。 
  出色的经济表现和来自全球商业社会的赞扬让东南亚陷入狂热的快乐中,甚至让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没有想到,东南亚的经济增长首先归功于美国的低利率,其次是美元的弱势和日元的升值。他们的经济某些基本条件,例如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企业监管和相关法律,都很薄弱。他们只盲从于那些急于参加这个经济盛宴的投资者。 
  这个盛宴在日元升值逆转时戛然而止了。在经济繁荣期间,东南亚国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有足够竞争力以至于可以应对货币升值情况的企业群体。那些企业只是伴随廉价资金和房地产通货膨胀出现。在日元贬值作用下,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这些企业的收入也因此锐减。巨额外债和不断恶化的贸易平衡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恐慌,因此抽回资金,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全文阅读)

熊伟:宪政与中国财政转型
  17、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洗礼之后,英、美、法三国相继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回首往昔,学者们在论述“宪政何以形成”时,大都将其原因归结为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或者是社会精英的推动等等。[1]也有的学者另辟蹊径,试图掀开宪政神话的面纱,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寻找原因。[2]尽管后者的结论过于直接,可能使宪政的光环略显褪色,但其揭示的事实却发人深省。观察宪政与财政之间的共生互动,有助于更好地解读西方宪政史,为宪政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财政改革推动宪政文明,如何用宪政精神指导财政转型,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财政权与财产权的互动
    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传统宪政理论认为,“实行宪政无不基于如下两方面的经验性认识:其一,权力及其制度设施是国家或一定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存续的前提,但国家权力有扩张或被滥用的危险。其二,公民权利是对公民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员身份的正式确认,它是公民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但公民权利易受侵害。”[3]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在财政领域表现为私有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对立。公民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是私有财产权。如果没有财产权利,人就不能满足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没有财产权利,人们也就会缺乏投资和劳动的激励。如同财产权是个体的最基本权利一样,国家财政权也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权力,是国家的“生存权”。私有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均应得到宪法的保护。(全文阅读)

 

 
 

苦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写给女儿的话
    ……上个星期六晚上,爸爸陪你去青少年宫练琴。当时,老师让一个比你小一岁的小朋友弹奏时,她因为胆怯,躲在妈妈的身后,不肯走到琴前。我知道,你可能是觉得她那种羞怯的样子好玩,或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就大声地边笑边对我说:“爸爸,你看她,太好玩了……”我看到,那个孩子听到后,更紧地抓住了妈妈的衣服,眼泪都要出来了。而那个孩子的妈妈,也被自己孩子的表现和你的这一句话弄得很尴尬,差点要抬手打自己的女儿。
    你也许早已经忘记了那样一个细节,但那个小到可以忽略的细节却给爸爸敲响了一个警钟,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
    你知道么,女儿,就是你的这一句话,也让爸爸极其尴尬。那一刻,我真想大声地呵斥你:“不要乱讲!”但爸爸没有那样做。为什么?等你长大后,你就会感激爸爸的做法。不错,你是个仅仅六岁的孩子。但爸爸知道,仅仅六岁的你也有自己的“面子”──自尊。哪怕是你的爸爸,我也没有权利去侵犯,去不尊重。(全文阅读)

沈睿:没有语文课本的美国中学英文教育
    我的孩子在美国上的中学没有与中国语文课相似的英语语文课程。孩子来到美国一两个月后,他收到了学校发的选下学期课程的通知。我仔细阅读,发现他们学校没有英文课,没有专门学习英文的课程,这怎么成? 我大吃一惊。美国的孩子怎么学英文?我立刻匆匆地跑到学校,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没有英语文课,美国的孩子怎样学英文的生词,语法和写作?
    我拿着下学期课程简介,找到学校的学生指导。学生指导对我的问题,也吃惊得不亚于我。“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美国的中学生怎么学英文?美国的中学生天天都学英文呀。”“可是你们没有英文课。孩子怎么学?”我们对彼此互相解释自己的理解。我是从我的中国经验出发的。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学期都有语文课,都有一个课本,通过课本,我们学写认生字,写生字,学怎样写记叙文,评论文等等。学生指导从她的经验出发,不解地说,“你们中国的中小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每个学期读一本特地为不同年龄的孩子编的课本。”对呀!我高兴地大喘了一口气。“可是,为什么只是在一本门课上学习语言和写作?学生们在其他的课上不学吗?他们在历史课上不学怎样写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吗?在世界文化课上不学怎样理解和分析其他国家的文化吗,不学怎样描写生活经验和观察吗?”我被她的问题也问愣了,想了想自己的经验。语文课本学一个学期,地理课是背事实,历史课是背史实,这些课都用不着写长篇大论,连小篇评论文也没有。我摇摇头。中国只有语文课才学写作。(全文阅读)

采桦:给孩子一个有童话的童年
    去年冬季的一日,林子从幼儿园回来问我们:“谁是圣诞老人?我们老师说了,他要给每个乖孩子送礼物的,而且他是从每家人家的烟囱里爬进来的!”林子的眼神很兴奋,并且充满期待地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给以一个权威性的解释。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对林子说起过圣诞节的事,总觉得林子还小,何必过早地接触那些外国的节日?况且说起里面的典故,林子也未必会弄明白。现在,既然林子提到了,我们当然如实回答了,林子爸爸说:“是啊,可是那要等到圣诞节,圣诞老人才会来呢。”“那什么时候才到圣诞节呢?我想他快点来。”“呵呵,还有一个星期呢!别急,只要你是个乖孩子,一定会有礼物的!”我们安慰林子,可是林子似乎不服气,委屈地说:“可是,我一直是个乖孩子啊,圣诞老人以前怎么没有给我礼物?”是啊,林子生活在鼓励里,长这么大,我想她听到最多的话是“你真乖”,我只好说:“也许圣诞老人觉得你以前吃饭不是很快吧?现在你已经进步多了,这次一定不会没有礼物了。”林子开心地笑了。
    这以后的日子,林子几乎每天都要问好几次还有几天是圣诞节了。而且,她每一天都向我们汇报在幼儿园的情况,总之,我们能时时感受到孩子的那一份虔诚和努力。(全文阅读)

美国的博士后
    1、美国博士后制度的历史沿革 
    美国博士后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今已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善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美国博士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以单位自主发展为主的自然成长阶段和政府介入并提供积极支持的阶段。现分别简述之。 
    (1)博士后制度的兴起和早期发展 
    美国的博士后制度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中下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一项研究基金,用以资助优秀的青年学者在较好的研究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由于在最初基金资助的20人中有4人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故人们称之为“博士后”。 
    最初的目的有两方面,培训青年学者和推进科研。1877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年轻的哈佛天文学家爱德华C.Pickering在一篇题为《资助科研》的演讲中称赞霍普金斯研究基金是沿着正确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他还指出要扩大资助科研的重要性。当时,许多其他的大学间接地奖励或适当地鼓励科研工作,有一些是主动的,但大多是被动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教授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就是用来教书,而搞科研是不务正业。假如这种想法得以泛滥,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会有大的发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吉尔曼认为:“我们希望得到—伙能力强的年轻人,并委任他们,因为他们还有20年的工作时间。根据他们的能力选择他们,不断增加他们的薪水,根据他们取得的成绩提拔他们,这个计划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引进一些英国研究员制度和德国无薪俸讲师制度的特点,或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愿意投身大学教师生涯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基金。的确,至少对那些等待提升的年轻人是—个支持。”他还说明,“大学对于传播知识贡献很大,但是扩展的深度相对有限……如果将用于教学方面经费的十分之一用于研究,美国不久就会在世界科技界伟人中占据适当位置。” (全文阅读)

成长中淡去的几种情感
    当今天的我觉得昨天的我所做的事很幼稚时,我们还在成长;当今天的我觉得跟昨天的我没两样时,我们已经停止成长。

    成长,是一段必须付出代价的旅程,行路过程中总会不断地捡到和丢掉一些东西。只有走到世界尽头时,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所捡的与所丢掉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记忆。(全文阅读)

 

 
 

范泓:《独立评论》中陶希圣
  关于陶希圣这个人,长期以来,在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中,是一个贬多褒少的人物。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陈谦平教授曾在《历史教学》1999年第二期上撰文臧否其人,题目就是《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陶希圣》;在《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四期上也有一篇许恺景先生的文章,将陶希圣目为“名噪一时的反动政客”。我无意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什么评价,对于一个隐微复杂、与一个时代潮起潮落的文人来说,设若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审视,尽管采用相同的文献史料,却也可能出现对一个历史人物评价的言论两极。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人物就是人物,作为旁观者或研究者来说,总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爬罗剔抉、排沙简金,乃至史海勾沉、感悟梦痕,重返历史现场或还原人物真貌……于是沿着这个思路穿越曲折的时间隧道,我看到了一个周旋于汪静卫与蒋介石之间的陶希圣,看到了一个引发过“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看到了一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置身于《独立评论》中慨然发声的陶希圣,也看到了一个在“汪伪密约”中如坐针毡、诚惶诚恐、困惑不堪的陶希圣。
  《独立评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群身处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在“国难临头”的悲愤情绪中创办的一份政论刊物,清华历史学家蒋廷黻曾引用老友丁文江的“经验谈”,称“《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出自胡适之手,当时他们“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精神”。因此,北京城里或清华园的一些经常在胡适家中或欧美同学会里聚会的学者、教授,自然就成了《独立评论》社成立时最初的社员,有十一人之多。(全文阅读)

费正清《中国新史》自序
   一九七O年代是替中国目前大规模改革确立方位的现代化运动的肇始期,自那时候起,中国就一直逐步趋於多样化而有机动力。反映儒家主政者固有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华夏文化,一统中国」,也许仍是十二亿五千万中国人的爱国口号。但是,一九三O年代以来的受侵略、叛乱、内战、改革等等中国经验,已将人们自古对於「中央独裁,地方默从」的认可瓦解了。教育与经济现代化在广大中国民众之中创造了新契机和新的生涯与生活方式,新颖的观念和政治制度应指日可待。
   伴随著中国人的生活转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所作的中国研究激增。过去二十年中大量问世的有见地的专书,已开始扭转人们对中国历史与制度抱持的旧观念。旧式汉学家把中国看作一个由「中国人」占据居住的单一整体的治学观点,因而遭到淘汰。考古学家发掘数以千计的古代遗迹,历史学者研究了大量新的档案文献,社会学家做了各种地域调查,都正开始打破华夏一统的大塑像。
   本书十分重视上述的这些工作成果。然而,新证物与解释方式之间不断的拉锯战,往往使新撰历史在原本就有许多仍待解答疑问之余,带上模糊的轮廓。历史见识的本旨在於认清哪些课题仍在争议之中,辨明现正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不是试图於此时此地把问题都解决。图书馆里不乏撰写者大发其对中国无所不知之论,却对自己无知之程度茫然的作品,可见我们知识领域的扩充,也扩大了我们愚昧的周边。(全文阅读)

浅论上甘岭
    基本上上甘岭是个小型山地争夺战,规模跟同时期同地域(同属美国第9军)的白马山之役差不多,主要的交战者是中国和韩国部队,各是一胜一负。平心而论,上甘岭当然还是志愿军的胜利,其间美军虽然占领了三角高地数周,交给韩国军队后最后还是失守。以最后控制权来看,还是中国战胜;就如白马山最后还是韩军保住阵地而获胜一样。 
    为什么提白马山?因为,白马山和上甘岭这两次战斗不论在地域上、时间上、规模上、以及参与兵力上都差不多或有所重叠关连;但在许多中国战史资料中,这两次战役都被分开处理,让人误以为是两次毫不相干的战斗。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白马山和上甘岭串起来看,了解了当时的战斗地域、兵力分布、以及时间先后顺序之后,会对它们背后的宏观脉络较为了解,也才能给予正确的定位。 
    1952年下半年时的作战态势是双方都进入胶着的静态。联军方面在1951年中进抵38度线以北时,就已经决定要寻求政治上的解决,进行停火谈判。自此后沿着前线都不再展开大规模攻势,最多仅进行小规模的山地争夺战,攻取地形要点以巩固防线。1951年11月27日双方谈判代表同意停火线的原则后,更认为随时可能停火,不愿为了多一点土地而增加许多无谓伤亡;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几次相当进取的作战计画都因为停火谈判的进展或者对伤亡的顾虑而终取消。另一方面,联军兵力不足,也无法采行大规模攻势。当时联军远东指挥部的克拉克将军就说了: (全文阅读)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问津中国近代思想史,始于他对梁启超的研究。《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原为其博士论文,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书作为海外梁启超研究的开山之作,出版后使列文森一举成名。
    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中,列文森与梁启超的心灵展开对话,重点探讨了作为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其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列文森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价值”二分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2](P1)。他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成员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中被撕裂了”[2](P1)。他的这一发现一度为许多学者所称道,也为一些大陆学者所认同。在大陆学术界,这个命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列文森还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区别开来。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2](P1)。“在理智上疏离而在情感上倾向他的传统”(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and emotionally tied to his tradition)[3](P219)这句话,成为列文森贯串全书的—句名言。(全文阅读)

时间有起始点吗?
    大爆炸真的是时间的起点吗?抑或宇宙在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存在?如果在10年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简直是对宇宙学大逆不道了;绝大多数宇宙学家会认为,思考大爆炸以前的时间,就像打听北极以北的地方在哪里一样。然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弦论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宇宙学家的视角,大爆炸前的宇宙已成了宇宙学的研究前沿。
    探索大爆炸之前发生过什么的新思潮,其实只是数千年来的理性钟摆的最新一次摆动。几乎在每一种文明中,终极起源的问题都会让哲学家和神学家忙个没完没了。它所关怀的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其中著名的一个出现在Paul Gaugin(高更)1897年的名画中: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这幅作品描绘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每个人的起源、身份与宿命,而这份对个人的关怀,直接连系着宇宙的命运。人类可以寻根,追溯自身的血统,穿越世世代代,回到我们的动物祖先,再溯及生命的早期形式和初始生命,然后回到原生宇宙中合成的元素,再到更早期空间中的飘渺能量。我们的谱系树是否可以这样一直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呢?抑或它会终止于某处?宇宙是否也像人类一样,并非永恒的?(全文阅读)

十大元帅后代现状通览
    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建,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译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钢,少将军衔,中纪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 
    林彪元帅的儿子林立果,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担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父母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元帅的女儿林立衡,曾担任过《空军报》副总编,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亲笔批示解除了对林立衡的隔离审查。随后,她跟男友张清林结了婚,并被安排到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立衡的问题直接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她在北京的工作问题和户口问题随之解决,并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她的爱人也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工作。从此,林立衡一家终于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2001年5月18日,林立衡应家乡某公司之邀请出任北京黄鹤大酒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全文阅读)


 

真 名 笔 会                               版主:杨竞 笑书 梁知 古清生

 

朱纯:一张老照片
    这张老照片摄于1950年春节,地点在长沙东庆街《民主报》编辑部(同时也是单身职工宿舍)大厅前。照片中左起第二人是诗人朱健,现在他“庾信文文章老更成”天下闻名,当时我们只叫他杨竹剑;第三人是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曾直(八十年代任交通部长时去世),第五人是当时的团市委书记王化中,第六个穿黑上衣留长辫子的则是我,第七个是我妹妹朱韵华。照片的背面写着:“摄影中大部分人赞成委托朱纯同志保存。一九五零年旧历元旦。”
    1950年春节到今天正好五十五年,五十五年中照片里的人都经过不止几番风雨。特别是我这个保存照片的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家属”,抄家的事自然躲不脱。可是这张一寸大的照片,居然能够原物保存至今天,要算很难得了。
    前年冬天,我出了一本小书,通过朱健的儿子杨铁原送了一本给朱健。他看过后打电话来问:“我们是什么时候相识的,你还记得吗?”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声音依然那么宏亮。于是,我把五十多年前在东庆街照相的事告诉了他,他连声道:“对对对!”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全文阅读)

吴洪森:梦的残忍
    ……依精神分析,梦常常透露出比日常生活更为真实更有深刻的信息,它不但揭示自己的秘密,而且甚至还揭示他人故意隐瞒你的秘密——当然这需要有识梦的慧心才能明白梦的真意。
    因此,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应该庆贺。它等于比没做梦的多活了一天。
    自我来美国之后,却害怕做梦了。尤其害怕做美梦。刚才还和爱人在一起,亲密无间,幸福欢乐;或者和亲人在一起享受着和睦温情;或和知交密友欢快聚首,转眼间烟消云散,一切皆空。睁开眼,四壁向隅,茕茕孑立。而梦中的快感却还留存心头,两相对照,反差如此之大,忍不住使人潸然泪下。(全文阅读)

周泽雄:梦里梦外
    上帝划分昼夜,使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两种人生体验,一在梦外,一在梦里。前者来自喧嚣的白日,后者向幽冥的黑暗潜行。
    人间所有法律、制度、习俗,都是针对梦外人生的。梦外世界栅栏密布,充满禁忌。邻人的妒眼如芒刺在背,同行的倾轧似虎狼当道,上司的偏见像冷汗浇身。至于春风秋雨,寒地热天,鼠窜蛇行,蚊叮虫咬,亦使我们举步维艰,不胜仓皇。梦里世界则迥然不同了,当二十四岁的拜伦高叫“一觉醒来,我已成了诗坛上的拿破仑”时,我们知道,在梦中你甚至可以一夜间成为朱庇特。尘世功名通常总不如夜半发迹,子夜的腾达尊荣,乃是一部在每个人梦中都已上演了无数次的老片子。我们效敦煌飞天,登东方魔毯,心如太极,碧落黄泉。至于擅闯皇宫而不遭惩罚,杀人越货而逍遥法外,或子弹贯胸而兀自不倒,谈笑自若,也只有在梦中才成为可能。
    梦里梦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较之梦外世界的单调卑俗,波澜不惊,我们毋宁说,人更是在梦中成为人生大戏的主人公。(全文阅读)

老酷:中国改革与“怪胎之母”
   
按照国人几千年的逻辑,打江山者坐江山,外人是绝无染指的可能性的。不仅外人不可染指,就是自家人,也不能改制。打江山者每每恩威并用地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久而久之,这“不可变”就成了紧箍咒,把上上下下所有的脑袋们都勒得像个亚腰葫芦。直到内忧外困、难以为继的时刻,“变”才被坐江山者容许思考和非常有限地讨论。
    变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可是一变,既得利益者的地位难免遇到挑战,其中一些民愤极大者还会坐上被告席,即使被赦免,也会丢尽脸面。所以,一提起“变”字,统治者先变了的是脸色。然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变革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起码常识,再拿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来搪塞就有些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全文阅读)

老村:君子固穷——我在京城的写作与生活
    几天前,我受一位商人朋友的邀请,搭坐他的豪华奔驰,在京郊平谷一个叫做熊儿寨的深山里游玩。这里有着燕山山脉保留最完好的林木和植被。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婉转自如的行进,人宛如乘坐着阿拉伯童话中的飞毯。车内奏鸣着高级的电子音响,悠扬的琴声、满目的绿色、清新的山气扑面而来,使你如置身于一座会移动的音乐厅里。我为之沉醉并脱口赞叹,说这是平生首次体验到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巨大享受。商人朋友随口说,我邀请你,咱们去一趟欧洲,一起乘坐豪华游轮,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穿越马六甲海峡,让你体验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朋友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前正好出现一片玉米地。我笑着回答他,我不会去,就我目前的层次,所能体验的,大概只能是从路旁的玉米地里掰只玉米棒子,拣些树枝来烧着吃。这样回答并非虚应,而是眼前生存的事实。我得为生计奔忙,并在奔忙中体验属于穷困文人的尴尬、落魄和怡然自得。当然,我也欣赏商人朋友的生活,他已经进入极个别人才能达到的层次。他的财富,起初曾是靠他自己背着国产的万金油,在德国的大街小巷沿街叫卖,用他的辛苦和血汗换来的。如今他在国内做着效益很好,同时又有利于环保的买卖,居住在京城一隅的别墅里。别墅紧贴着繁闹的都市,眼前却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高尔夫球场。这自然也是人生的一种非常稀有的美妙感受。(全文阅读)

古清生:竹叶菜
        竹叶菜的清秀,是竹那样的一种洁,光亮绿嫩,翠汁欲滴,骄阳将其掀翻在地,晨又举托起新鲜的叶子,精神抖擞娇含笑珠,只是想了用很多的柔情,用泉水般的心境将竹叶菜滋润,与其一道抵达春或者夏天。
        很长的时间遥望江南,那晓月玉露,竹雨松风,西塞山脚不止的江涛波涌,丝瓜花一般明媚的少年时光里,曾在东方山下工人新村种植过竹叶菜,是用带棘藜的铁丝围成的菜圃。竹叶菜山水诗般悠然随意,几节苗扦插土壤,浇了水,就生出洁白的根,舒展数片天真绿叶,眼见着生长,挺拔的苗尖拨动阳光之弦。想到那时,极喜欢在夕辉里,绾了裤管,从田沟提水浇灌竹叶菜地,浇得透,透得像给竹叶菜沐浴,相比较下,冷落了一边世俗的茄子和辣椒,南瓜与扁豆。浇水,是穿红背心,蓝裤子。
        喜欢吃竹叶菜,开始吃它的嫩苗,薄油清炒,是吃几许绿意,在舌尖上水藻般漂摇,柔光若绸,青郁余鲜,好像是毫无顾忌,呵护般含于口,或粗鲁大嚼。以后又吃它的管,叫做竹叶菜管,掐成寸长,带一或二柄叶子,管是青脆事物,像散文里的中心叙述,触到了主干,越过了鲜活的嫩苗意象。再以后,将叶和管分开,那管是一分为四,细细地将小日子撕开,像小闹钟的滴哒,佐瘦肉丝和青椒丝炒,味道俗了,则敦厚。再再以后,又将竹叶菜整棵清炒,只将一抹绿意播种心间。(全文阅读)

 

 
 

任复兴:口述记录:董寿平谈齐白石
   齐白石门下到现在没有出了一个人才,没有突破齐白石的,也没有在中国不突破而能够站得住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说法,一句话害死人,他说‘学我者生’。 这个对齐白石来讲,可以这么讲。因为齐白石不属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是工匠。齐白石的志愿,不是发展艺术,而是为了赚钱,卖钱。那么这个他的思想,依据这个赚了钱就行,至于中华艺术的发展,这个与我无关。齐白石是这样的,而且他没有说,基本是这样做的。相应他本人的创造能力,要承认,要推重他。但是在这个上头,他另外又有一个观点,对他也许很适用,很适合于他的创造。当年,故宫开放以后,就请他参观。那是在二十年代。他不去看,于是别人就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看了这些,扰乱了我的思想,干扰了他的思想。齐白石本身,他就是自己闯的,这个也是很伟大,自己闯出来的,也很伟大。我们应该承认,对于民族艺术的传统,优越的传统,不要去认识这一点,怕干扰他的创作。这个对齐白石来说是可以的,而对于其他的人,没有白石的独立创作的人,传统的不要看,就是盲人骑瞎马。
    这一句话,学我者生,就影响了今天。齐家的系统,没有哪一个,能够站得住,够一个大家。(笔者:我在广州黄花岗看过齐家后人的画展,风格和齐差不多。)你说他的后代,不必谈,就是他的学生也不行。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像齐白石一样,但不要以齐白石的态度对待民族优秀传统。创造方面,一个艺术家,也要有坚强的、独立的创作风格,要不然,人云亦云,那就平凡了。但是他一说学我者生,这些人就学他的。一个是李苦禅,一个是李可染。这两个人老是讲学我者生。你注意看李可染的语录,看李苦禅的说话,啊,齐白石老人讲学我者生。他不想一想。李苦禅我和他在一起比较多,人品很好。他倒不是分析事物的能力不够,脑子很好,有感情,而无理智,这是一个。再一个,知识不多。历史方面他完全是错误的。不要多说,三四千年的历史他给你颠倒。他有功力,知识一到他那儿全混了,没有知识化了。这样他对事物没有认真的条理的分析,所以他教人是教人方法,我就是这么画。跟齐白石一样。你注意看他里边有许多学我者生。(全文阅读)

靳卫红:中国文人心理架构与当今水墨画创作 
    自20世纪80年以来,中国画危机论及重建水墨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中国画并没有象人们想象地那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绘画是死的还是活的,已不用多加讨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仅从文人画的运行的轨迹——经元代的高峰以后,虽一直式微,但仍有大批的追捧者——已经可以看清楚,任何一种文化一经形成,要消灭它,可不是人的意愿能够做到的。当中国文人画在中国大面积盛行了上千年,依然是一种活跃的因素,支撑于该创作形式之后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讨论绘画意义的同时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饶有兴味的问题。
    “仕”与“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关于存在的两个重要命题,在这两个命题之下便是以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文人基本心理结构。成熟于动荡时代的庄学的出世思想一直为文人推崇,要求解脱肉体物质性的痛苦,获得精神自由,因此道家常常表现为隐逸的人生状态。而“仕”则是儒家的结果,奉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是文人在封建体制中的唯一出路。对“仕”与“隐”的不同态度表现了文人在现实世界中进退的态度。文人画就是在这一心理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宋代文人画开始摆脱“象”的束缚,转而向精神自足追求,这里深受道家思想的浸透,追求萧散简远,借物写心,妙在“象”外。米氏云山墨戏,倪云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也是对这种思想在绘画中的进一步阐述。文人画创造出一种由笔墨独立存在的形式,强调笔墨趣味本身便是一种艺术。而这种对形式表达的独特思想在西方直到20世纪上半页现代主义运动中才得以实现,现代主义大师用作品表达异化的社会对人性的扭曲,绘画不再用写实的方式呈现,而是以非写实的手法表现画家作为艺术主体对世界的体验。中国在宋代以苏轼为首的士大夫文人早已放弃与世界的直接对抗,转而进入深沉的艺术哲学的思考,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的混合体,他的作品时时都在表达进取与退隐的关系。说得更宽泛一些,文人画家们的作品无一不是表达这种关系的,也只有这一关系才决定着文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今天,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心理基础在绘画中的发展,对研究文人画这一形式十分重要。(全文阅读)

博客文化游走在自由和平凡之间
  网络影响人们的方式不是排山倒海式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博客和博客文化也是一样。网络从最初的几个计算机专家自娱自乐,到现在深刻地改变着全世界人们的生美得让人屏吸的茶具活,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博客从最初几个记者在自己的页面上批发新闻的中转站,发展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网络写手和喜欢“码字”的网虫都乐此不疲的 “博客语体”,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跟风似的玩起了博客,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网民呢?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博客文化就是网上最平凡的生活状态之一。也正式因为这种平凡,才使得博客如此具有亲和力。加入博客几乎是“零门槛”,并不需要你具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凡是知道博客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你只要会——打字。以文字为主的博客甚至抛开了视频、声音、图片等多媒体的表现形式,它以文字最质朴的方式试图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你可以没有DV,你可以没有DC,你只需要有一台电脑、一个键盘和你的思想,你就可以成为博客的一员。网络从第一波的商业化,到后来的收费短信,承载了太多的商业化诉求。也许人们面对越来越华丽的网站制作感到了厌倦,反而觉得质朴的博客最能反应自己的思想,感受网络上的平等和自由。(全文阅读)

虚幻梦境:厄恩斯特·哈斯作品
  厄恩斯特·哈斯的作品以多变的色彩、丰富的题材和目眩的拍摄手法让我痴迷,色彩表现运用自如,或鲜艳或晦涩,或明亮或抑郁,传达着自我和现实世界的信息。
  1921年3月2日,哈斯生于维也纳,父亲是奥地利政府中的一位高级官员,母亲酷爱艺术,一直致力于在哈斯幼小的心灵中培植真善美的根苗。
  1946年,哈斯拥有了自己的禄莱相机。1948年,美国红十字会维也纳分会举办了一次影展,其中展出了哈斯关于维也纳战时景象的照片,这幅照片被《HEUTE》画报主编沃伦·特拉班看中,于是聘请哈斯为画报进行摄影采访。(全文阅读)

严重推荐DVD——旋律時光Melody Time
    【旋律時光】(Melody Time)是迪士尼推出的第10部經典動畫,迪士尼是於1948年推出這部作品,是一部短篇音樂合輯動畫片,共有七個短篇段落所組成。
    本片是繼1946年的【為我譜上樂章】後,迪士尼又一部短篇音樂合輯動畫片,不過本片著名的短篇較多,其中除了“狂亂的飛行”、“樹木之頌”與“忘情森巴舞”是無劇情的純音樂片之外,其他段落都屬短篇劇情性質,而且其表現的方式如同音樂劇一般,敘述、對話都用歌唱來進行。而且在取材方面“強尼蘋果籽”與“佩柯斯比爾”都是美國本土流傳的傳奇故事,是本片最有名的段落,其他如“冬日回憶”是一個愛情故事,“拖船小嘟嘟”則充滿寓意,唐老鴨在“忘情森巴舞”又再度亮相,帶來一段饒富拉丁風味的森巴旋律。 
    本片各段是由 Clyde Geronimi 、Wilfred Jackson 、Jack Kinney 、Hamilton Luske共同執導,音樂則由多人負責。原版錄影帶一直到1998年本片五十週年時才發行,並且本片也於2000年在美國發行『黃金典藏系列』錄影帶和DVD。另外在片中“強尼蘋果籽”此一段中的招牌歌曲“The Lord Is Good to Me”還被童子軍拿來當作每餐開飯前的“謝飯歌”。(全文阅读)

State of Grace 心境

专辑名称:《State of Grace 心境》
歌手姓名:paul schwartz
专辑类型:凯尔特音乐
发行日期:2000年
唱片公司:Windham Hill(全文阅读)

 

 

休 闲 天 地                            版主:汪洋 乔兆姝 小蝶 安心 

 

全球自行车设计比赛获奖作品欣赏
    金牌奖:Xiclet
  金牌奖最终由阿根廷设计师玛赛洛·马丁南尼(Marcelo Martinelli)所设计的Xiclet获得,赢得金牌奖新台币50万元。Xiclet由五个简单的元件组合而成,整车相当轻巧,不仅制造容易且成本低廉,骑乘者无论以走路或跑步方式驾驭此车,均可享受快速、轻便、无阻力又安稳的骑乘快感,人车一体的协调效果,让此车当作运输工具之余,同时兼具健身及娱乐的双重功能。(全文阅读)

索德格朗:星星
    当夜色降临
    我站在台阶上倾听;
    星星蜂拥在花园里
    而我站在黑暗中。
    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
    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
    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全文阅读)

金庸小说中的农业漏洞
  历史悖谬问题在小说中是极常见的,《金瓶梅》和《堂吉诃德》等都有很多疏漏,其中有些是有违历史常识的。“金庸茶馆”网站上有一个小专栏名为“骨头大家挑”,专找金庸小说中的漏洞,其中还从未涉及到农业历史的问题。不过我只是茶余一时兴起,并不准备上纲上线。金庸这些破绽,大概也如《白鹿原》中朱先生说的,“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
  1、 玉米
  《笑傲江湖》第2回:“那农妇从屋中出来,拿着四枝煮熟的玉米棒子,交在他手里。”
  《神雕侠侣》第6回:“他(杨过)自幼闯荡江湖,找东西吃的本事着实了得,四下张望,见西边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玉米,于是过去摘了五根棒子。玉米尚未成熟,但已可食得。”
  《碧血剑》第1回:“老婆婆拿出几个玉米饼来飨客,烧了一壶热水给他们喝。张朝唐吃了一个玉米饼。”
  玉米本非中国土产,这是常识。玉米原产美洲,1494年哥伦布从美洲回来后才传入欧洲,辗转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估计也在16世纪中期(现在最早的记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当时叫“番麦”)。(全文阅读)

紫禁城后宫选美大赛:那些皇后妃子真那么漂亮吗
  1.孝庄 被誉为“清朝兴国太后”的孝庄文太后, 
小名“大玉儿”。她一生经历太宗、世祖、圣祖三朝,辅佐两代幼主,是一位非凡的蒙古族女性,她13岁进宫,62年间辅佐清太宗、清世祖、清圣祖三朝皇帝主政,为清初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子康熙这样评价他的祖母:“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敦有今日成立。” 
  其实,孝庄没有当过皇后,而是皇太后、太皇太后。之所以称为孝庄文皇后,是她死后康熙皇帝给其谥号的简称。 
  这是真实的她的画像,和银屏上的演绎形象对比一下,呵呵。 (全文阅读)

美得让人屏吸的茶具(全文阅读)

记住了,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说话别那么直,绕着走:
    别说「不好」,要说「欠佳」; 
    别说「罚款」,要说「执法」 ; 
    别说「停滞」,要说「零增长」;
    别说「下滑」,要说「负增加」; 
    别说「偷税」,要说「避税」; 
    别说「涨价」,要说「调价」; (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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