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术 思 想

章星球:与朱学勤商榷:文化不能“革命”但文化仍具决定意义

    朱先生在演讲中提到,文化不能革命,英国人杀了国王,动了政治制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却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即政府权利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而中国上世纪的悲剧在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这些观点极其精辟。这是朱先生通过历史研究归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而我则主要靠抽象思辩并借助仿生社会学研究推演出了类似的结论(推演和归纳与科学的关系杨振宁曾有妙论)。我是在95年左右写《中华同人道》,演绎了“文化本位社会”,批判经济本位社会和政治本位社会,当时不知道朱学勤也不知道自由主义,今见其反对文化“革命”的观点与我一致,可谓殊途同归。
    虽然我们都得出了不能搞文化革命之结论,但我对朱先生的另一结论并不同意,他试图推出中国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这一结论,但我认为中国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正是他们的文化理想问题最终带来了文化大革命。朱先生反对文化决定论,我则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决定了制度。好比植物的根茎叶关系,有什么样的根就有什么样的植物,爬藤的根上长不出乔木来,关键是你知道文化是根、制度是茎、经济是叶,承认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决定性后要如何对待文化的问题。我和朱先生,一个说文化具有决定性最重要所以不能对文化搞革命,一个说文化问题不是核心问题所以不需要文化革命——该把重心放在其它方面,到底哪个逻辑更周圆?请先看一看《仿生社会学与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一节文字,然后我再作解释,分析朱先生的思维误区。   (阅读全文)

吴洪森:我看郑家栋事件

    由于郑家栋是研究儒家的著名学者者,围绕此案的争论就自然和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有价值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归纳起来,大致有这几派观点:
    一派属于否定传统文化派,认为郑家栋案表明了儒家历来就是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因此,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要继续打倒批臭;
    第二派认为郑家栋案件是个人行为问题,和儒家没关系,应该将个人问题和学术成就分开来。他们认为不能因为郑家栋个人行为出了问题,就完全否认他在儒学研究上的成果。更有人认为,在当今儒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还要求儒学研究和个人道德联系在一起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应该将学术与个人行为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儒家学者在当今时代不必承担起儒家所要求的德。  (阅读全文)

傅永新:为超女现象辩护

    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成功运作,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其波及面之广,社会影响之深,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而它的成功背后原因,如果大而化之谈论的话,不外乎是天时、地利、人和。人们还可以轻易地指出一些具体原因,如与商人们精明策划和团队精诚合作有关,也与我们处于现代多元社会相关,或者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在现实社会中遭遇的一次次挫折有关,而这些太多挫折,使我们渴望着成功,并从切近的人成功经验中,汲取他们崛起力量,或者寻求一丝安慰。还可能与现时绝望情绪纠缠在一起,因为人们在对股票、足球、电视节目的单调和包装明星的绝望情绪下,必须找到对生命热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以便激起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因此而造就了今日超女的成功。对于这种成功现象的解释,每个稍有理性的人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理由,它不需要所谓专家学者们隔靴搔痒式的解释,大众也不在意或不接受知识精英为其定制的所谓低俗文化的帽子。话又说回来,即便知识精英们的“科学性”指导意见是对的,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正确,它替代不了生活重负下的大众,以快乐方式洗尽自己的铅样岁月,正如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阅读全文)

邵建:无权者的权利和非政治的政治──后极权时代的自由主义策略

     极权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它是一种最现代或极端现代的政治体制形式。与古代皇权社会不同,它把自身的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古代皇权社会里在政治权力之外还有一个自生自发的民间社会,在这个空间中是所谓的“天高皇帝远”,那么现代极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则无远弗届,它吞噬了社会自治的空间。这样一种全方位的覆盖使极权统治下的社会被国家化了,只存在着“国家”,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20世纪的极权主义有两种形态:右翼极权主义和左翼极权主义。前者以种族或民族诉求为其意识形态,如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后者往往以全人类的名义包装其意识形态,如斯大林的前苏联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左翼极权打的是“全人类”的旗帜,因而比“种族”更具道德迷惑性。另外,右翼极权多少还保留传统的私有产权,因而在政治权力之外还有一个私人领域;而左翼极权则不允许这个领域存在,或者,私人领域完全被意识形态化。因而左翼极权的权力真正做到了古代帝王做不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某种意义上,极权社会虽然是一种现代形态,却属于向古代皇权社会的倒退。如果从价值维度而非单纯的时间维度来衡量,现代和古代的区别就在于“权利”状况的区别。现代之所以被视为“权利觉醒”的时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古代社会的臣民所没有的实质性权利。然而,极权形态的出现却产生了这样一种悖舛,即生活在当代的民众甚至失去了古代人尚且拥有的权利。(阅读全文)

徐贲:战后欧洲的文化使者:萨特、波芙娃和加缪在美国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又适逢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诞生100周年。战后初期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美国人能真正体会与欧洲苦难经历有密切联系的存在主义。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四十年代末任美国《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副主编的贝瑞特(William Barrett)在回忆中说,当时美国人知道欧洲发生的军事、政治大事,但并不了解“欧洲人在法西斯占领下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否偷偷在写一些值得阅读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绘画作品在变成一种新艺术风格?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是造就了什么新意识或者新运动?”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渠道重新打通了,双方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当时美国知识界对欧洲的了解还停留在战前“现代主义”和“前卫派”的水平。海明威那一代人熟悉的二十年代巴黎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欧洲文化象征。战后的美国文化人又把眼光投向了巴黎。贝瑞特写道,,“我们期待历史的重演,一次大战后发生的,二次大战后也会发生。当时发生的事情也确实象历史没有让我们失望。从巴黎确实传来了新运动的‘热烈消息’,那就是存在主义,它的代言人就是一位叫做让-保罗.萨特的法国青年。但是,谁也不知道‘存在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阅读全文)

 

读 书 心 得

李冬君:走出天下观——中日文化纵横谈
    1、我们要反省
    问:中日关系是个大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谈了很多观点,你怎么看?
    答:我以为,中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太多,而我们自身对于这场战争却缺乏真正的反省,我们要求侵略者反省,其实我们自身更应该进行反省,因为我们受害更深。
    问:当国人都在愤怒声讨时,你强调自我反省,似乎不合时宜。
    答:谴责是必要的,但一味的谴责,不过是弱者的叫唤,真正的强者,要自我反省。
    战争早已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胜利者。我不反对当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在和平发展的今天,唱这样的进行曲已不合适,我们要用理性面对历史,对日本进行再认识。
    2、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
    问: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环顾东瀛,汉化之深者,无逾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反而是日本?这是日本后来西化造成的,还是汉化留下的病根?抑或兼而有之?
    答:我想,还是兼而有之吧。
    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国武力强盛时期,文化除了有尚武的精神,还有扩张性,“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这样的文化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也极具扩张性。
    这两种文化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  (阅读全文)

羽戈:一个批评家的朝圣路

    法国学者伊夫·塔迪埃先生撰写《20世纪的文学批评》,盘点这多灾多难的百年来喧嚣杂乱的批评盛况,无论立意还是立论都可谓深沉而高远。但让我惊异的是,塔迪埃直至最后一章做结语时,才提到20世纪后半期天皇巨星级别的批评家之一——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而在此前,他甚至不吝惜笔墨于那些渐被埋没在历史尘埃幽暗处的批评流派,如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批评、以乔治·布莱为灵魂的主体意识批评等。依据中译本书后的标记,塔迪埃这本书是在1987年由法国Belfond出版社推出,而在此14年之前,布鲁姆的名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就得以问世,并被赞誉为“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塔迪埃没有原由忽略乃至遗忘这位煊赫一时的天才批评家,既然他能将与布鲁姆同时期成名的罗贝尔·姚斯(“接受美学”的代表),以及当时并不那么成熟的昂伯托·埃科(塔迪埃只谈及他最早的著作《开放的作品》,1962)提上论述台面的话。
    所以,塔迪埃的取舍就生发了相当深长的意味。来看他的评论:“危机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和形式之一;危机呼唤着批评的危机,呼唤着把作品当作内部危机的解读方式。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指责解构主义的支持者们、特别是语言解构主义的信徒们把语言当神一样来信奉;语言之神并不比意象之神高明(《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之图》;《论争》,等)。这位批评家把批评史和诗史看作是一场永久的斗争,一种‘论争’,似乎每个作家对他的前辈都怀有一种俄底甫斯情结,一如柏拉图对待荷马那样,向他们斗争以创作新的作品。”塔迪埃转过语锋,“此外,布鲁姆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上溯到阿里斯多芬的喜剧,这一观点确实反映了《蛙》的实际情况;然而他的奇谈怪论还是达到了高峰,直到视批评家为散文诗人,而视诗人为弄诗的批评家,一反‘新批评主义’的主张,真正为主观性恢复了名誉。”(《20世纪的文学批评》,332页,译文有改动)  (阅读全文)

周泽雄:声气中的陷阱

    所谓声气语,我指的是那种描摹神态腔调的词儿。我们说话时难免带有某种情绪和动作,而天生跛脚的语言又未必能将这些情绪传递给读者,这便需要作者腾出手来,除了告诉读者笔下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有时还得描绘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同样一句话,声气语不同,意思也会沉浮不定。试以“你真地爱我吗?”为例,若前面分别冠以“含情脉脉地说”、“满腔幽怨地说”和“语带讥讽地说”,我们就会读到完全不同的故事和氛围。
    大致说来,在正面说理不充分的前提下,过多地使用声气语,有可能是一种卑怯行为。在正面论证足够充分的前提下,引入声气语,又可能属画蛇添足之举。说理类文章中的声气语,与文学作品中声气语的区别在于,它往往侧重于展现某种精神性姿态,对具体的音容笑貌则兴趣不大。比如,作者们常会强调自己的态度是“义正辞严”的,自己的观点属于“严正指出”,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用细腻的笔触去描绘自己的面部肌肉运动。另一个区别是,因为强调姿态而非表情,又因被强调的姿态大多带有鲜明的褒贬,故说理文字中出现的声气语,往往立场极端鲜明,所用的词汇不具有共享性质。比如,类似“强词夺理”“声称”“扬言”等令人厌恶的反面姿态,永远是为对方精心准备的,而前面提到的“义正辞严”“严正指出”之类声气语,就留给自己单独享用了。  (阅读全文)

李大苗:不读书地读书——也谈《汉语的危机》

    其实,不过读了zhujing的“《汉语的危机》多人谈”,感慨劣久。用余世存的说法,这“汉语”二字依旧不是“汉语”,还是“被别人描述”。从今天倒推150年,连“文言”这东西都很可疑,如同皇上不会自称“皇上”,这就是因为皇上自己不能“被别人描述”。再者,“危机”也很不“汉语”,汉语之所以“危机”,第一因为被标识做了“汉语”;其二,的确它内中有了“危机”,倘若这样的意思用“悬乎”,确切说是《官话的悬乎》来著文,那,汉语还危机么?
    ……阎真先生说“汉语是我们的文化身份证”,这耐人比喻来得很寻味。比如我忘记了带这张“身份证”,像孙志刚忘记带上“暂住证”一般,阎真的说法有其令我冷得恐惧。倘若没有身份证,我们的文化人格就不存在了,这样的恫吓,音响效果是不是太发烧地高保真了?我觉得,还是胎记比身份证来得慈祥些,阎真先生不用这种很皮肤的说法,让我们有些茸茸的寒毛感,却非要穿上一身警察的气派,这是否也过于直觉了呢?   (阅读全文)

张梦阳:现代中国的鲁迅与胡适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还是胡适的问题纠缠了一个世纪,至今仍然悬在中国人心中,远未解决。
    人们往往是从政党或政府的功利出发,去评判这两位文化名人。不是说“胡不如鲁”,就是说“鲁不如胡”,总在比较高低的怪圈中打转,难以跳出狭隘的视野。因而不是捧其中一位上天,就是按其中一位入地,大陆在把鲁迅抬入圣殿之后,于上世纪50年代又发动了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给他扣上反动的帽子,打入另册;然而,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相反的论调,说什么“鲁迅是破坏的,胡适是建设的。”“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总在“神化”与颠覆的秋千上摇摆,不能得出一个中和、衡定的识见。
    之所以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困惑,一是局限于从政治层面观察问题,不能深入到文明背景中去追根溯源;二是拘泥于一党一派的眼前利益和狭小格局,依据自己的利害关系评定文化名人的高低优劣,而不能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辨析文化名人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要从根本上解决鲁迅还是胡适的世纪难题,就须来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转换我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扩大我们反思历史的观察视域,重新“设置”一个宏观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思维框架,超越政治经济的层面,深入到人类社会冲突的背后,去思考各自的文明背景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重新估价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中国。  (阅读全文)

刘晓峰:汉字背后的东亚史

    暑假出差回到清华园,发现信箱里有一本阿辻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大32开,封面设计得很洁净。翻开书来,开篇就是这一句话。对于一个研究文字学或语言学的人,这句话很可能只是在陈述一个即存的知识。但做为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人,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书中读到这句话,一瞬间却勾起许多关于汉字的回忆,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每个字都有音、型、义,不仅词义丰富,而且表达精练,书写优美。并且每个汉字都可以独立使用,同音字也可以借助字型加以区别。没有汉字的日本语,假名多,占了不少纸面,造成浪费,表意上也损失了准确性,更少了东方文字特有的那份神韵。这场运动的结局不用细表。今天岩波书店重印津田左右吉的书时,不得不重新加进了“笨重”汉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阅读全文)

 

经 济 观 察

吴洪森:维权成本该谁支付?

    重庆山区中年农妇熊德明去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事缘前年秋天她打猪草回家遇见正在和村民聊天的总理温家宝,想到自己老公在外辛苦打工,工资却被包工头拖欠,家里急等钱用,就鼓起勇气向总理投诉,几个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拖欠的2千多元工资,几天后,她所在的龙泉村其他十多个被拖欠工资的村民也拿到了工资。温家宝因熊德明告状了解到全国拖欠民工工资的严重性,要求各地政府积极帮助民工追讨欠薪,让民工有钱回家过年。
    各地政府果然也有所行动,春节前,报纸隔三差五就报道某省某市清理欠薪进展,似乎彻底解决欠薪问题有指望了。然后,一年多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为此事发表了一分调查报告,却让我们看到事情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统计,9600万进城打工的民工,欠薪总数是1000亿人民币,该调查报告指出为了追讨这1000亿,却需要付出3000亿的成本。报告执笔者肖卫东说,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  (阅读全文)

谁抛弃了中国

    昨天在网易商业报道上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阅读全文)

袁剑 :一个新的经济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徘徊在1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发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到4785亿元。
  对于上面这组数据,不同的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启示则是: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新寡头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大致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即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推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在行政权力仍然绝对控制着要素资源的条件下, “抓大放小”取得奇迹式的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意外。这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固然是一个精彩的话题,但我们更想追问的却是,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寡头究竟意味着什么? (阅读全文)

秦晖:权力捉弄权利

  郎咸平在8月28日北京讨论会上开场就讲:"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就这一句话就有两个明显的语病:第一,没有主语:是谁,"把(国有)生产资料给了资本家"?难道是资本家自己给自己?包括郎咸平揭示的那几个案例,难道不都是政府批准的吗?第二,何谓"再度"?难道在改革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首度"把国有资产"给了资本家"的事?别说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转轨之前,谁曾经"首度"如此大规模地把国有资产"给了"私人?难道在郎咸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发源地与大本营美国,曾经有过这种事?难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民间资本家是靠瓜分国库起家的?难道美国或者哪个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是这样?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说,中国国企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尽管他们也搞国有资产私有化?难道"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的专利,人家只有新社会主义?  (阅读全文)

 

百 年 树 人

林达:美国《公民读本》的第一课:“你”

  公民教育是个一直在谈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公民社会,要从公民教育做起,要写出高质量的《公民读本》来。美国很多学校有公民教育课程,《公民读本》的教材很多,一般是学者写的,各地学校的老师从中选挑。可是,他们的大原则在那里,课本也就大同小异。我随意挑了一本看看。那是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写的。
  前言里引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话:“了解你自己。”课本认为,你要做个好公民,先要了解你自己。这一部分,一共谈了四章。从第一章,“你:一个人”开始,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直到“做个好公民”。第二章是“你:一个学生”,谈“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的思考”。第三章是“你:一个家庭成员”,谈的是“家庭是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第四章才是“你:一个公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公民读本》如此开端的原因,是此书在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孩子们的,这个国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它的政府制度、经济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你作为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你必须能“自由买卖和拥有,你自己决定做什么”。而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像一个奴隶那样,不再重要了。”课本还告诉孩子,由于“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生意人,生意人就不能欺骗顾客,工会才必须要代表它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个人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 (阅读全文)

龙应台港大"发现":期待人文港大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kk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李卓芬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195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因为惧共而有心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他的诊断多么精确。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阅读全文)

袁鸿林:我将课堂搬到绮园——我对女儿的早期教育散记

    还在暑假前,我的英语角来了个小男孩,其年龄与我女儿只差不到一月,颇得我的喜欢,我用英文名叫他“David”。他的父母也是澉浦人,我们两家已多年相交,算是老朋友了。在David之前,他们有过一个儿子,养到二十来岁,却不幸淹死。夫妻俩痛不欲生,后来才下决心,又生了David,其时,其父已年届五十。得此子后,其父母精心育子,多年不出家门,直到去年才来海盐做点小生意。其父从David两岁不到,就以他伟大的父爱和韧性,教儿子认读汉子,积多年之功,已使儿子识字多达三千余。此事在当地媒体上已有报道。
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这样好的苗子。虽说他认读的三千多汉字未必能真正掌握使用,有不少甚至都不知其意。但它毕竟通过学习,记忆了那么多的汉字,有了初步的中文阅读能力,并且也养成了学习习惯——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从他身上我还看到了良好的性情和习惯,就好比一块质朴的美玉。开始,David 只是跟我学英语。后来我又说服其父母跟Angella一起学习,这样,除英语外,还要学习国学、日语等。从八月下旬起,差不多每天上午,我都带着他们去绮园晨读。  (阅读全文)

任晓东:给“没有时间”的爸爸们

    任时弘是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四(2)班的学生,在学校他是公认的“全才”:每次考试总能排在年级前列;作为少先队大队长,他是老师的好帮手,由于工作出色,被同学们评为“五星”大队长;5岁开始习琴,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技艺突飞猛进,8岁那年斗胆报考乐理十级,结果竟然得到优秀的成绩,成为当时年龄最小、报考级别最高的考生……同学的家长都来取经,这样的孩子是怎样培养的?被问得多了,爸爸任晓东也在不断思考、积累、总结,最后把这几年的教子感言汇集成了《适可爸爸》这本书,它告诉我们,孩子在成长,爸爸也在成长。
    天底下千千万万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但各有各的爱法。初尝做爸爸滋味的时候,年轻的爸爸往往正值事业发展的上升期,奔波的艰辛和竞争的压力使爸爸们很难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与自己孩子相处。即使有短暂的宝贵时间父子或父女共享天伦之乐,爸爸关心孩子的成长也仅限于礼貌的问候、无关痛痒的鼓励等,放松和休闲是爸爸们居家的主题。  (阅读全文)

杨支柱:爱是不朽的——怀念陈琼芝老师

    ……这次陈老师住院总共也就一个月左右,住进去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我去看她大约是在她住院的第二天,星期二,跟王东成老师一起去的。这天去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大概对她只说了一句话。刚见面时她说,她这次是真的不行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而且浑身不舒服,自己不快乐,还拖累别人,还是早点走好。看到她脸上浮肿,说话有气无力,很痛苦的样子,我内心难过,竟一时说不出话来。王老师比我强一点,总算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突然陈老师问我:“支柱,你觉得S跟K怎么样?”我脑袋里立即出现一个高个子将军头(前额掉头发,显老,似乎到了当将军的年龄)和一个小个子娃娃脸。这两人都是陈老师教过的学生,大龄未婚,男孩是我的朋友,女孩曾是我的学生。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恐怕不成”,就被护士赶走了。后来那女生还打电话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成”,显然陈老师对我的看法很重视,曾把我的看法告诉她。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成”;这只是直觉,说不出什么道理的。
    “支柱,你觉得S跟K怎么样?”这就是陈老师在“这边”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在病危状态下还惦记着某个学生没媳妇、某个学生没丈夫,这哪是师生情?这分明是母爱。我很感动,回到家里就给S发了条手机短信,S也很感动。我不禁联想到我的母亲。27年前我母亲辞世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孩子,你回学校去吧。别耽误学习。”这话倒更像是老师对学生说的。不过我那时还不满十二岁,生活自理能力有了,又没到想媳妇的年龄,我妈最关心我的学习,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母爱和师恩,到了深处,是相同的。友情、亲情和爱情到了深处,也是相同的。同是一颗爱心,落在不同的对象上,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阅读全文)

 

历 史 科 学

胡晓明:生气凛然的儒家

    陈寅恪先生1943年曾做出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大判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先生在失眠膑足的晚年,依然对宋文化之美念兹在兹:“天水(按,即赵宋)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赠蒋秉南序》)“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可是,陈先生的预言与判断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一般人提起宋代,还是不免蔑为偏安文弱之朝;提起宋学,也不免讥为“袖手心性”之学。陈先生所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仍不免久久落空。现在,终于有了一部重量级的作品,不仅以元气淋漓的史学力量和纯正厚重的儒学正解,强烈冲击着烦琐考证的汉学和精致谈玄的哲学,找回宋代文化研究的一条大道,而且很好地诠释了陈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一著名预言,漂亮地解答了宋代文化何以“造极”的命题,这就是余英时教授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省称《朱熹》)。  (阅读全文)

范泓:书生论政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在云雾叠障的中国现代史中,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而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旋涡之中,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缠纠在一起,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今天似不应再以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而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作出最理性的判断。   (阅读全文)

袁伟时: 抗战:文明的进展与中国的反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滞留在那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因“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压抑伤痛,穿透黑暗,寻找“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
    对诗人说来,他用“残损的手掌”一再抚摸的黑暗的中国土地是具体的,那个“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国”则是朦胧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战争,而且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里程碑。通过这次战争确立的文明原则,把“永恒的中国”的基本轮廓描绘出来了。  (阅读全文)

日本遣唐使墓志证实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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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名 笔 会

周实:一条狗看到听到想到的:只要大节没有问题

    人们之所以养狗,是因为狗是人的最好的朋友。“狗最讲义气了!”这是人们对狗们所做出的最高评价也是人们对狗们所提出的最低要求。狗若不讲义气了,那狗对于人来说,就无存在的价值了。狗对这一点都很明白的。依照狗的本性来说做好也是顺理成章。难的只是面对主人——因为主人大不相同——于是,每条狗的狗生自然也就不相同了。
    我的狗生还算好——相对于很多狗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不像在什么欧洲——人们对狗,亲如家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若不喜欢一条狗了,就会打死,剁碎了吃,不是煮着吃,就是炒着吃,吃到人的肚子里,变成人屎拉出来——有的梆硬的,有的稀软的。
    我很明白这一点——明白我的狗命狗生就是侍候我的主人——让他高兴,使他欢心。主人高兴了,主人欢心了,即使事情未做好,偶尔出点小差错,也是小节有问题,主人也会原谅的——譬如我对主人摇尾,尾巴却把扫帚打倒。譬如我跟主人撒欢,爪子却将他衣弄脏。譬如有次寻花问柳,没有经过主人同意。譬如某回偷鸡摸鸭,使得主人遭骂挨罚……只要大节没有问题,主人都是能忍受的。我在主人的心目之中也就还是讲义气的,还是很够朋友的。  (阅读全文)

天高地厚:没有真名的日子

    这段日子,算是相对离网比较多的,除了在几个坛子稍稍潜水,没有移情别恋任何坛子。倒不是特意为之,而是我已经没有耐心去融入其它的陌生氛围,我可以沉默,但不想喧哗地再获得新的认同。我是在真名的默契水塘尽情畅游的一尾鱼。
    没有真名的日子,读完了周泽雄的《性格词典》,任复兴的译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感谢王一苇帮我弄来这两本好书!其余的书就读得少了,《史记》读了若干篇,《李太白集》读了一小半,再就是翻翻卡夫卡和刘小枫,“暑假”漫漫,才读这么些数量,应该说不算嗜书人,实在交不了作业——看的碟都比书多。
    不长不短的两个月,没有写一首诗。甚至有朋友询问我的小说进展如何了,实在汗颜,我还没有下笔呢。在你们默默的关注下,我又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那份写作冲动。内心里仍然有那一份涌动的激情,不过是在潜滋暗长,在不断思考它的形式,点滴的细节。如同米开郎琪罗刀下的石头,必须把多余的一切去掉,把精华的部分留下。它也在我生命的某一刻,寻找一个倾泄的出口,我在等待那个可以动手的时刻。  (阅读全文)

古清生:江畔何人初见月

    杭州依然是如此暖昧,那情意缠绵的柔风,从西湖的水波上踏来,梳着依依垂柳,摇动岁月的光晕。接上钟老先生,我们绕西湖兜了一段,远远的看见断桥、苏堤和花港,那湖光水色,那游人如织,隐约地还有湖畔诗人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笔下底意韵。英国著名湖畔诗人沃兹华斯曾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在光影的幻化之中,展示出如此壮观优美的景致。”沃兹华斯说的是英格兰坎伯里山脉的湖温德米尔湖,此湖堪称英格兰的西湖罢,那里有个小镇叫做凯斯维克。
    与西湖擦肩而过。此时的杭州,有几分喧嚣里的悠然,恰是风和日丽,柳绿水蓝,几朵淡淡的白云将天空装点,开迪车擦着柳梢而过,细风的温婉,却也是梭行在别人的温柔之乡。郁达夫曾在他的《还乡记》情深意切地写到他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坐船去的富春江的经历。难得郁达夫将一篇命题作文写出那般情境,文章是上海铁路局在开通上海至杭州的客运列车时请其写的,我估计那时候坐火车的人不是甚多。
    我们也去富春江,沿着江走,要一直去到淳安的千岛湖。千岛湖很美么?它是一个人工湖,新安江水电站大坝栏起来的。先搁置这个想象,只道是富春江的风光,江南的青山秀水,我一直想乘舟而上,悠悠的在富春江上,或看取渔人的撒网,或执竿垂钓,在舟上把盏对月细细品饮。然而,乘车也是一种抵达形式,在车上远望,会有另外的一种想象。  (阅读全文)

夏正平:殷红如血

    记忆中那个初秋的黄昏,一切似乎都是寂静的。晚霞殷红如血。田野里薄雾氤氲。此刻,发如茅草的我站在旷野里,也变成了田野里的一株野草。远处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哀乐和电台播音员沉痛的声音,使一个八岁的乡村孩子莫名地忧伤、迷惘、隐隐作痛。
    这是1976年9月9日,不落的太阳陨落了,远处有一头巨大的怪兽在虎视眈眈。
    大人们丢下手上的活,如惊惶的鸟从田间地头向生产队的土场上聚拢过来,恐惧和悲戚让他们眉头紧锁,间或有一两声老女人的悲嚎骤然响起又骤然落下,像老鸹的的翅膀掠过头顶。村里游荡着的狗警惕地竖起了耳朵。此时我的母亲——一个才30多岁的乡村女人也挤扎在人群里,她脸上的神情就像沉浸在漆黑的夜里,让人看不到一点前途和希望。我忍不住扑进了母亲怀里,我想我沉甸甸如石头一样的身子可以给她一些踏实。
    夕阳慢慢地褪尽,黑暗漫上来,空气中弥漫着腐草和泥土的腥味,母亲牵着我的手沉默着走回家。  (阅读全文)

老残游记:乐水漂流 险过剃头

    事后回想,下漂前其实已有许多凶险之兆。如导游曾反复强调,乐水五公里的漂程,垂直落差达136米,为国内之最,玩不了过山车的人,断不能漂,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更是严禁下漂。又如,下漂点不卖吸水筒、水勺等供游客戏水的工具,但却强制要求着头盔和厚达寸许的护膝、护肘。由于一行人大都不是第一次玩漂流,穿戴上厚重如橄榄球服的全套行头,一个个好生得意,全没把那些个不祥之兆当回事。
    三人一组兴高采烈上得船来,一看起漂点,大家才明白乐水漂流真个是凶吉未卜。乐水位于湖南宜章的莽山,为珠江源头之一。当地人已在乐水建起五级水电站。下漂处是第三级电站,而起漂点竟是电站大坝的闸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道理平民比官府更清楚。眼看着湍急的水流从闸门倾泻而下,再想着孤舟一叶将随着水流自闸口喷出,刚才还豪情万丈的众游客一时都有些发怵了,几条船在闸门前踌躇徘徊,不敢造次。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船上的水手却没有这份好耐心,在游客的惊叫声中,只是将船对准闸口驶去。我们的船排在第三,眼见得前两条船呈45度角从闸门飞出,在第一道水坎处打了个趔趄,又冒出水面向下游漂去,心里也踏实了几分。于是在水手“抓紧”的断喝声中,我们紧抓两边船舷的把手,随水流从闸口冲出。过第一个水坎时,只觉得身子刚要从船头冲出,复又要从船尾甩出,眨眼功夫,齐脖高的两个浪头已把全身打得透湿。  (阅读全文)

吹笛在湖北:一条名叫欢欢的狗能否飞上天空

    想一想一个人一辈子,大约能够识认三五千字,大约读过三五千本书,大约见过三五千个人,大约也写过三五千篇书信短文。而且,只要活着,这样的累积还会增加。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看到的街面、人脸和植物的容颜,都不一样,都以变幻的影子进入生活、身心和思想。
但是,我们似乎迟迟不能开口,似乎不会描述和状写这个世界新一点的一面,更无法日日常新地言说哪怕一点点与前天、昨天不一样的感觉、身心和认识的一面。正如一手歌里唱到的那样:面对重复的生活,我们说着它的说、想着它的想、唱着它的唱、牵着它的牵、感受着它的感受、生活着它的生活......。
    平常如昨的昨天,无聊楞在丑陋如枯妇的花架下,蹲在水磨石凳子上发呆。抬头看看坩埚一样的天空和陈茶一样的枯叶,低头揣息了满口地面干灰。本来试图:说出点什么,想一点什么——让自己产生一点点鱼跃水中那样水淋淋的鲜活的生命劲。但是,可恼的是,口张开久久,吐不出一个字,拼命挤兑干涸的油抹布一样挤兑,仍然不出一字。
    想到古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真真羡慕!   (阅读全文)

 

文 化 艺 术

绿骄阳:武侠电影的里程碑——不完全解析《七剑》   

    这十年中,华语影坛整体没落,武侠片却是一枝独秀。徐克身为武侠片大当家的,被迫以旁观者的姿态悲看风云。倒是李安,张艺谋,周星驰等别派高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为影坛奉献了几部重量级的另类武侠片。同时,香港武侠片的部分中坚人物,远赴好莱坞扶贫助学。虽然初露锋芒,但离开花结果还遥遥无期。好莱坞要进口的是香港的“武”,对“侠”却视若无睹。贴上了“香港制造”标签的“武”,成了好莱坞电影大餐中的香菜萝卜花,中看不中吃。
    交了十年的买路钱之后,徐克终于以《七剑》扬眉吐气,夺回武侠片的山头,证明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武侠片山大王。同时,也让观众嗅到了久违的浩然侠气。有人拿《七剑》和《七武士》套近乎攀亲戚,一厢情愿地摁倒徐克向黑泽明鞠躬。其实不然,两部电影的气质完全不同,标题都是“七”字打先锋,但正主儿却在后头。剑乃百兵之长,正义凛然,《七剑》是匡扶正义替天行道的义勇军进行曲。武士则是武士道没落的代言人,七个雇佣兵合奏出一曲凄凄惨惨切切的潇湘夜雨。一个是高歌猛进,一个是白头宫女说玄宗。(阅读全文)

崔卫平:观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

    谓之《十诫》,是教会对于《圣经·申命记》中“在摩押与以色列人立约之言”一段的加工,从圣经本身去寻找,其实数不齐哪十戒。1988年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所拍摄的《十诫》,以十个当代波兰人的故事将古老的“十戒”重新演绎,揭示了当代人所处的种种道德困境。其中每一集与基督教教义里的《十诫》有着一种松散的对应关系,一共十个短片。
    十岁的男孩帕维尔母亲去世,父亲独自抚养着他。经常来帮助的有姑姑依雷妮。父子之间有着独特的亲密方式,两人在电脑上有着长足的发展。儿子自己编了一个程序,可以和死去的妈妈对话。“现在是下午三点,你在干什么”?电脑屏幕上很快显示:“我在睡觉”。姑姑让他进一步问:“梦见了什么?”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不知道”。梦是程序之外的领域,是程序所无法理解的。
    儿子会问一些仿佛不是他这个年龄所问的问题。他在报纸上看到讣告,问父亲:那些死在国外的人,也可以上报纸吗?人为什么要死掉?什么叫做死亡?父亲的回答是:“心脏停止把血液压进,血液进不了大脑,新陈代谢停止了,这就是终结。”“还有呢?”儿子问:“你没有说过灵魂的事情?”父亲答:“(灵魂)那是告别用的,没有什么灵魂。”姑姑这样形容父亲:“他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测算。”  (阅读全文)

王一苇:忘情的哼唱,从开始到结束……

    在我看来,加拿大音乐家格兰 古尔德(Glenn Gould)是世界上演奏巴赫作品最有特色的演奏家。《歌德堡变奏曲》是我买的第一张古尔德的CD。我对他的兴趣从他在这张CD中的轻声哼唱开始的。我惊讶于他的率性自然。我象捕捉寒风中的歌声似的静心聆听他的哼唱,从他的音乐中感受到冬天清晨独有的清澈静谧。
    我买的81年版本是他的最后一次录音。同样演奏《歌德堡变奏曲》,古尔德81录音时的演奏速度比55年录音时的要慢很多。古尔德1955年录制的《歌德堡变奏曲》是他刚出道时的作品,为他带来极大的声誉,该唱片一直畅销不衰。他以独特演奏风格把一个让人略感陌生温情浪漫而极具生命热情的巴赫带到众人的面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他在年近半百时重新录制这部作品。他在Vincent Tovell访谈时说的“巴赫没有给出力度标记,他们便很书面化的将音乐段落理解为简单的强弱对比,因而忽视了从强到弱之间所跨越的所有微妙的力度和明暗变化。”从这个角度听他81年的新录音,你会发现他把自己对音乐执着和敬意,对人生的回顾融入《歌德堡变奏曲》演奏,音乐细节的处理变幻莫测,整体风格更显沉静和柔情,他的轻轻哼唱一如既往伴随全曲走到的终点。《歌德堡变奏曲》既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又是终点。81年版的唱片录制完成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82年古尔德中风去世。  (阅读全文)

上海申窑

  上海申窑在嘉定区江桥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2001年借了一个旧厂房,建立了名为申窑的陶瓷作坊。申窑的创始人罗敬频,有过弃画从商的经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接触到一批在瓷器上作画的艺术家。凭着敏锐的判断力,他意识到这是为中国的陶瓷艺术走向当代的一条新路。于是,将颇具现代感的绘画烧制在造型古拙的瓷器上,不仅不显突兀,反而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这种大胆探索的创作手法不仅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而且其产品正在成为陶瓷投资者的新宠。
  与其他陶瓷作坊不同,申窑最大的特色是有自己的签约画家。上海申窑向俞晓夫、黄阿忠、马小娟、石禅等画家提供优厚的创作条件,这种做法能够给画家提供最好的创作条件和环境,并不断激发他们的创作力和想像力。在申窑,每一个器型都由画家设计。而且无论瓶子或碗多么庞大,都由拉坯而成,没有灌浆胎,这样保证了画家创作有一种很好的手工感。  (阅读全文)

铜镜鉴识

  铜镜就是古代用铜做的镜子。在古代,铜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铜镜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它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上古的镜,就是大盆的意思,它的名字叫监。《说文》中说:“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在三代之初,监都是用瓦制成的,所以古代的监字是没有金字旁的。到商代初年的时候,开始铸造铜鉴,后来鉴字也有了金字偏旁。商周时期,虽然有铜鉴,但是瓦鉴依然通行。到秦朝时期,才开始铸造铜镜,因为镜的适用优于鉴的方面很多,所以到秦以后,再不用水作鉴了。秦汉以后,镜的使用更加广泛,镜的制作也更加精良。它的质料包括金、银、铜、铁等,以铜最为多,也有镀金银的、背面包金银的、或镶嵌金银丝的。隋唐以来,还有带柄的、四方的,各种花纹应有尽有。直到明代末期,开始有以玻璃为镜子的。清代乾隆以后,玻璃开始大兴于民间。直至民国初年,少数边远地区还有以铜为镜子的。  (阅读全文)

部落民间音乐精选

这个音乐类型更多地在新世纪音乐的概念里可以大概表述为通过发烧器材和电子合成器将原始部落里的民谣和人声在采样后进行重新混音编曲来实现音乐理念的一种音乐类型,当然这里不能不包括一些涉及民间宗教图腾甚至祭祀类的音乐元素.这种音乐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文化背景质朴淳厚,而器材发烧,人声粗犷而飘忽,或喜极而泣,或哀鸣阵阵,总是让人有种撕心裂肺的震撼之感.在这个领域里的杰出代表有Karunesh, Deep Forest, Govinda等等.  (阅读全文)

 

休闲天地

难得一见:蜗牛是怎么过桥的?  (阅读全文)


 

Google卫星地图范围扩大到中国 能找到你家胡同

   身处异地的你如果想念自己家住的那条小胡同了,只要上网Google一下,问题就全解决了。近日,Google的卫星地图服务范围扩大到了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从Google Maps中清晰地看到自己孩提时代的家。
  Google Maps玩法很简单
  记者来到Google的英文网站,体验了一把卫星定位的感觉。首先进入http://maps.google.com,然后在搜索空白栏里输入一个地址并点击“人造卫星(Satellite)”链接就可查看该地区,并可通过移动指针拉近所寻位置或浏览邻近的地域,再按“+”号或“-”号将该处地点放大或缩小,就可清楚看见卫星从太空拍到的街道楼房鸟瞰图。记者在搜索空白栏里输入“Pizza, Los Angeles, USA”(比萨店,洛杉矶,美国),点击按钮“人造卫星”,最后就会出现美国洛杉矶所有比萨店的具体地理位置是什么街几号,输入“Beijing, China”(北京,中国)检索就能清楚看到天安门广场、故宫、景山、中华世纪坛等著名景点的情况;输入“Shanghai, China”(上海,中国)检索,可看到高耸的东方明珠塔。  (阅读全文)

银行BT制度全攻略

    刚刚去X行取钱的遭遇
    小小的惩罚 了他们一下!
    刚刚去医院旁边的X行取钱,门口的取款机人很多,大家都在排队晒太阳。但是奇怪的是里面的营业厅确只有一个顾客。
    于是我走到一个窗口,对那长的人模狗样的职员说取800块,那个人竟然说到外面的取款机取,我问他为什么卡不能在柜台上取?他说5000以下都到取款机上取,说这是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分流。
    我当时就傻了,分流?我问他,现在外面的取款机排队排的老长,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节约的什么效率?有哪个文件规定5000以下的不能在柜台取?其他的银行都可以!
    那个家伙说是X行的文件,我说拿给我看!他拿不出来,反正就是不给取。  (阅读全文)

风车 —— 荷兰最经典的美丽景象  (阅读全文)


 

神秘的北纬30度 “火凤凰”现身巴渝大地

蔡跃宏:现为重庆地图文化研究所所长,应2005年全球华人地理学家大会邀请于今年8月17日在北京作《神秘的北纬30度于重庆地图中的火凤凰》专题发言。直辖新重庆地跨北纬28度至北纬32度,神秘的北纬30度线正中横穿重庆地图,一只火凤凰突然出现,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这个伟大艺术家的作品。  (阅读全文)

内幕:超级女生终于把央视给惹急了!

    伴随2005超级女声进入选秀高潮,湖南卫视的收视率一路狂飚!最高时达到4个点.而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收视的常年冠军,最高时收视率也只拿到3.8个点!
  至此,湖南卫视的麻烦来了!!!!
  8月以来,央视联合国家广电总局,开始频频向湖南卫视高层施加压力.
  二,怒火和行动
  导火索:
  1,中央电视台的收视份额被湖南卫视抢占.央视怎么可以搞不过地方台?!恼怒.
  2,中央电视台的插播广告额,最高是15秒11万,而湖南卫视因为收视率涨势凶猛,广告投放费最高达到15秒11.5万,刷新了全国最高价格.对央视来说,湖南卫视实在是欺人太甚,咄咄逼人.
  行动:
  1,2005年8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节目.含沙射影.笔者要问,中央电视台搞的和就不低俗?!
  2,2005年8月上旬,超级女声的收视率最高达到4个点,国家广电总局向湖南卫视高层发出指令,觉得超级女声要调整,不能够太热闹,要正面\积极\严肃,要把青少年引向正确的道路”。
  湖南卫视逼迫对超级女声进行了一些调整,估计广受欢迎的超女评委柯以敏的退出,也是相关举措之一.
  可是在8月10日左右,- 超级女声的收视率最高飚升到7个点! 国家广电总局再次向湖南卫视高层发出指令,要求对超级女声进行调整!
  湖南卫视开始史无前例地想尽办法要降低收视率!!!!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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