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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强权政治下知识分子的伦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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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1 01:43: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强权政治下知识人的伦理焦虑
時間:2014-07-20 22:36

1949年的一个夏夜,华沙,短暂回国逗留的波兰驻美外交官米沃什像往常一样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人们喝酒跳舞,狂欢到凌晨四点才各自散去。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出现在米沃什眼前,在夏夜的冰凉雾霭中,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军大衣,囚犯们则只穿着单薄的夹克,瑟瑟发抖。

这一幕改变了米沃什的生活轨迹,二年后他以波兰驻法大使身份出走,流亡法国。“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多年后,米沃什如是说。在《被禁锢的头脑》里,米沃什像一切诚实的作家和思想家一样解剖他在1951年之前的生活,他说:“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过玩这种游戏:妥协让步,对外公开表明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些价值实施一些计谋,采取一些复杂的步骤。”

我相信作为生活在比当年东欧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权制度下的中国人,对米沃什说的这种生活状态应该熟悉得像照镜子。谎言和暴力是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服从者所要服从的不仅仅是暴力,还有谎言,不仅仅是服从极权统治者的谎言,还要自己创造谎言并服从自己的谎言,比如你得相信自己是为了家庭才屈服于极权暴政——而关键是这并不完全是谎言,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于是,无论你离暴力有多远,也不管你是是施暴者还是被施暴者,你都会被谎言渗透,沁入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对这个问题,米沃什的好朋友,在米沃什得诺奖七年后获奖的另一位大诗人布罗茨基有过更精彩的表述: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的关系。然而,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他所编制的网是一张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这便是这个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于是,米沃什只好:“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这是在伦理上十分清晰之后,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一个决定,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甚至它也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只是从比例上看微乎其微极少数人的选择——即便在这么小的人群里,具体到某个人它也可能仅仅是一时的人格冲动。

我们所能探究的未必是什么勇气,而是米沃什所代表的可能具有某种知识分子典型意义的“对自己的忍无可忍”到底是什么。即便21世纪已经马上要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人们对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暴政却还没有足够清晰和理智的认识。在人力无法对抗的现代科技为组织化的技术支持下,以抢劫与屠杀为经济理论,以赤裸裸的谎言为意识形态,共产极权暴政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恐怖残酷和丧心病狂的奴隶制,其罪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和程度上都远超过去两千年里非战争状态下人类作恶的总和。迄今能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还数量不多,即便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一样——当年萨特们把极权暴君斯大林供成宙斯的历史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中迄今尚未得以深入反思。没有在共产暴政之下生活过的西方人,很难体会被共产暴政奴役者的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黑暗与灵魂上的焦虑,就像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女人忍无可忍杀夫而终的婚姻一样。于受奴役者而言,极权恐怖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浮萍托着秤砣的恐惧,更是船底朽烂无舵飘蓬即刻沉沦的自我否定。

由于现代科技以及官僚体制的精密与精巧化,极权暴政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专制主义更深入地摧毁人们的生活,谎言和暴力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上空。共产极权下人的生活在被这张大网笼罩过程中,伦理随之而鱼烂。捷克作家克里玛曾经专门观察过共产极权下人们道德堕落的路径,从谎言到盗窃,一落千丈。换句话说,极权统治所需要的谎言,不仅仅是统治的需要,它也是甘受奴役者以及无法反抗或不愿意反抗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前引布罗茨基的话,它的可怕在于无论你服从它的统治而心甘情愿地撒谎,还是因为你为了反抗它跟它周旋而被迫撒谎,你都撒了谎,极权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所有挺不直的腰杆上永远贴着猥琐的标签。当计生暴徒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已婚女人的子宫时,绝大部分的丈夫和妻子都至少会出于无奈去领准生证,不然,别说孩子将来无法落户,连产检都会师出无名。对于生育权完全没有感觉的人自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人类的起码尊严,但对于明知生育权是人类不可剥夺之权的人来讲,办不办准生证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办准生证很屈辱,但不办很麻烦,如果伪造一个,那就是造假,如果顶着不办,被强制堕胎怎么办?

类似这样的情境可谓俯拾皆是:

被逼迫着参加那些人人都知道鬼话连篇的意识形态会议,是跟着一起说瞎话,还是直斥其虚假,抑或根本不去参加?

在教育被伪政权垄断和管制之下,历史教师该如何讲述历史?是按照教材撒谎还是秉真直言等着自己被下课?

在遍地司法腐败下,律师该如何工作?是像普遍所见的那样做权力和金钱的皮条客,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若是后者,会对当事人因此而来的不利后果心存歉疚吗?

寻租性管制无所不在,在每一个制度的孔道里都插着贿赂的钢针或铁杵,原本按理该办的事都得你去打点,小到几包烟,大到巨额金钱,你送还是不送“礼”?尤其是如果送礼能办成,不送就办不成,你怎么办?
……
焦虑的事还有更多。

当你忍不住批判荒诞和不公不义时,当你将批判的锋锐不只是指向现象,而是直抵政治合法性时,当你想要更多人参与种种公义事业时,仿佛穿着红色衣衫带着红死魔面具的秘密警察必然光顾你,或直接面对面的恐吓,或隐身直入你的家,留下各种暗示让你别忘了他们的存在……你还继续吗?好的,你继续,那么无证件无身份的黑头套绑架,甚至直接按个罪名逮捕入狱……你还想继续做个你想做的人吗?肯定性的回答会落实一切你担心的后果。

焦虑是因为两难选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像共产极权一样专事制造伦理困境,除非你愿意成为一个自我鄙视的猥琐的人——最好是你的伦理意识彻底昏迷到连自我鄙视也完全消失无踪,否则你无法正常生活。如果你希望自己像个人一样活着,如《圣经》教导“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可能面临生活无着,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所以,你想好了“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就要承受恐惧,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不恐惧——你不知道自己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但它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你头顶,随时空降取你首级,这就是恐惧。正如另一个极权者托洛茨基所精确断言的,(在斯大林的苏联)不服从者不得食。即使在允许私营经济部分存在的后极权中国,有些不服从还不至于带来完全“不得食”的后果,但它也常常给人带来诸多额外烦扰,不同的事后果不同,不办准生证的后果和你拒绝在学习文件的会议上发言的后果显然不同。

亚里士多德说自由是伦理的起点、奴隶没有道德。在人类前所未有的奴役性制度共产暴政下,被全面奴役毫无自由的人们如何寻回自己的伦理意识?如何做一个能够对自己负责因而能够对别人负责的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那句名言:“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几乎所有反抗极权的人们,对极权说不的最初动因都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被奴役者渴望自由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作为一种伦理焦虑,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极权的反抗者都经历过,直到出现某件特殊的事件后,先前累积已久的伦理焦虑才被打破。

甘地在南非的头等车厢里因为肤色而被扔出火车,促使他在南非首先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因工运活动而被他工作的格但斯坦造船厂开除,对于此事的影响瓦文萨在自传里说“我生活中的新篇章正在开始”;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写的公开信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捷克的民主化转型事业,他说过写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自己的伦理困境;曼德拉在电车上不但被蔑称为“卡菲尔”,还被送进监狱,从此他明确走向反种族歧视之路;……这些案例除了说明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破壁者除了某个机缘打破心理僵局,尤其表明在僵局破碎之前他们的伦理焦虑,他们都曾深深地焦虑于自由与奴役之中。布罗茨基在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小于一》里写到他的人生第一个谎言:小学时填表隐瞒犹太人身份。这显然是诗人最早的潜在伦理焦虑:为了自我保护而隐瞒民族身份,这是何等的屈辱。骄傲如布罗茨基在写这一段时尽可能显得轻描淡写,但这只是一种写作匠心而已:他用不着将屈辱作为屈辱来表达。今年9月份被捕的王功权先生也有过长期的伦理焦虑,最后,他营救了北京黑监狱里关押的访民,在将他们送回住处,也就是寒冷冬夜下的桥洞时,犹豫片刻后他将访民接回家,那一刻成为他直接加入新公民运动的重要临界点。

就像一个人仰天望月不能就被当作昂头挺胸,将反抗制度性压迫的行动仅仅解读成政治行动,如果不是过于浅薄甚至庸俗,至少是不准确的。我更相信这些表面上的行动首先是伦理焦虑下的产物,其次才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包括米沃什在内的甘地们最初就看似很政治的行动,只是伦理焦虑下伦理自觉行动的派生物。

布罗茨基说:“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这话固然过于庄严,但我依然赞成他说“人是自身阅读的产物”——至少用在知识人身上是妥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甚至在自传中说没有六年牢狱中的阅读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然而,知识人有各种各样的阅读偏好,就像吸烟者往往忠诚于自己偏爱的某种品牌,而与价格关系不大。有博览群书博成刘小枫的,也有博成钱钟书的;诺奖作家里有叛国者汉姆生、希特勒崇拜者萧伯纳、通敌者庞德、斯大林崇拜者萨特,也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纪德、加缪、布罗茨基、米沃什等更多反极权的人道主义者。

“一片叶子压于胸下,勉强成为世界 / 为了一口纯洁的空气 / 而过于纯洁,仿佛就是人间的罪 / ”诗人多多的这句诗或许可用于隐喻极权暴政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深刻屈辱,当这种屈辱感强烈到夜不能寐渴望喷薄时,便是破茧欲出的伦理蝶化的到来。真实生活,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从而诚实面向外界,这是走向自由无可逃避的宿命,是中国知识人早该来临的世纪,如卡瓦菲斯的遥远吟诵:

“来临的日子站在我们面前”。

(作者为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后因故停课)

萧瀚,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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