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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淳于国风

[转帖]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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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9-15 23:17:37 | 显示全部楼层
    58、危害不浅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因何而来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容易腐化变质。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这样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决定要让干部要长期参加劳动。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后来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从这个“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五七干校”产生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把各级政府变成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裕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的精简问题。

    1970年6月,国务院对所属各部委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减,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省革委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这天,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美其名曰:柳河“五七”干校。

    到达柳河农场的干部在那里开荒种地,盖房栽树,搞副业生产,搞得还算顺利。黑龙江省革委会把他们的这一做法作为经验介绍材料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泽东的“圣旨”一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办起了许多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指示造成了哪些危害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本意,是想让军队在完成军事训练任务之余,也从事一些农副业、工业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有些部队为了贯彻执行毛的“圣旨”,不顾自身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惜抽调大批官兵去开荒种地。一些地方人多地少,无荒地可开垦,部队官兵竟干出了“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蠢事。如在有着“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官兵们将数十个面积上千亩的湖水抽干,使一大批鱼肥水美的湖泊变成了农田,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有的部队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竟然不讲经济效益,开着汽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塘泥作肥料,使生产一斤粮食的成本比粮价高出几倍。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干部进‘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这话不错。笔者当年曾进过河北省的几个 “五七干校”,那里的宿舍是用土坏和草席搭建的,与圈养牲畜的牛马棚没什么两样。但人们不敢那样叫,因为那里是“改造世界观”的地方,只能称其为“革命棚”。许多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演艺界人士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接受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惩罚性劳动。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让在校的学生深受其害。为了贯彻“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指示,许多学校规定:初中、高中学生每学期必须用一个月的时间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一年中除去寒暑假两个多月,又多了两个月的学农、学工时间,学生用来学习的时间就更少了。孩子们本来就是长身体的时候,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在不是他们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为了落实“五七指示”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句话,将原先的十二年教育改成了十一年,这样一来,学生们不到十八岁就高中毕业,不得不提前一年“上山下乡”当“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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