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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血的神话》——文革道县大屠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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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7 18: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谭合成的书

周 实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出版了。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多么厚的一本书啊,我第一句是声感叹:这事终于做成了!从想做这事到做成这事,屈指算一算: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五年过去了,做事不容易,由此可见了。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想我能写什么呢?我的思绪自然地回到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年轻,三十刚出头,在《芙蓉》杂志做编辑。编辑部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要抓纪实文学,最好是每期能抓出一个,篇幅五万字左右。道县文革大屠杀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自然也就列入了。而合成在当时正好借调到编辑部,且他又会写,尤其擅长报告文学,自然就是不二人选,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落到他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缘分了。
五万字,他完成了,可惜,却没能发出,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有了这个五十万字,这就是所谓宿命了。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说出的第二句是: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份纪实,一份详细的档案纪实,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公开出版了,谁都能够看到了。这事,以前不容易,今天仍旧很难得。合成做到了,不是伟大是什么?
多年以前,编《书屋》时,我也曾经约过文章专门探讨文革的问题,也有人曾质问我:什么不好约,为何约这些?文革是错误,文革是灾难,已经有结论,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何偏偏还要提?这样对谁有好处?我的回答是这样:重提是为了不要忘记,探讨是为了不再重犯,以免灾难再次发生,这样对百姓有好处,这样他们在今后若是再遇上类似的情况,就有可能打个问号: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运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背后有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得利的会是谁?受损害的又是谁?我应采取什么态度?我自己有什么责任?这样多少能减少愚昧,使人能够更加像人。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问题本身就不复杂,只要你还具有良知。
合成是具有良知的,所以,他能去做这事,而且,能够做成这事。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就写下这点文字,以表我对他的佩服。







血的神话
--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谭合成

目 录

序: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几点说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类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  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  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  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杀场余生者说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栋大屋与一群人的命运
第六十七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卷八
第六十八章  “开大锅饭”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四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概述
卷九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第七十九章  华国锋的指示
第八十章   “9•23大武斗”
第八十一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第八十二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第八十三章  牢狱生活

后记

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带说明一点,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东西还在本书之中。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仅这些抽象的名词便足够叫人心惊胆战,而其间对人类良知和精神的杀戮更在其上。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他们还处于恐惧、贫困之中。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形成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一定会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几 点 说 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本文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一个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县城--道县。
道县位于潇水中游,南岭北麓,东接宁远县,南邻江华、江永县,西靠广西全州、灌阳县,北连双牌县,是为六县交通枢纽。如果坐飞机向下俯瞰,你会看到一个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水网交错,状如一片葱绿树叶的盆地。东边是把截大岭,东南是九嶷山系,南边是铜山岭,西边是都庞岭,其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3米,为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条河流呈叶脉状流经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条:潇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坝河)、泠水(宁远河)、濂溪河。整个水系分布情况可概括为“六进一出”。一进一出是潇水(潇者清且深也),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南麓,经江华、江永,从道县审章塘乡红星村入境,南来北去,几乎正好将道县分成对称的两半,到梅花乡的申尾村出境,流入双牌水库,然后经双牌至零陵的苹州注入湘江。它是道县水系的主干流。其余五进是濂溪河、永明河、宁远河、泡水、洑水等支流,从东西两侧呈叶脉状汇入潇水。弄清楚这点非常重要,这样你才会明白,1967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沿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据好事者统计,最高峰时,一个小时内有近百具尸体流过,平均每分钟1.6具),汇入双牌水库。以至双牌水库大量的鱼因吃死人肉而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发电(发电)。
既然说到双牌水库,不妨再多说几句。数百具尸体一下子涌进这个中型水库,水都变了颜色,浮着一层腥红油腻的物质。农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太阳一曝晒,“焚风”一吹,水库里恶臭熏天,几里地外都能闻到。怎样清理库区的浮尸,成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大问题。当时的决定是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来清理。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是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是有利于四类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净化了库区环境,还双牌水库一个山青水秀的本来面目。
笔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区很有名气的作家杨××,讲述了他在道县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杨作家,双牌县人,家庭出生富农,当年正好17岁,初中毕业后缀学在家务农。道县杀人风刮到双牌后,双牌也杀了不少人,杨××和他的家人比较幸运,没有被杀,他被大队安排到水库去出义务工。说起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驾着划子(木船)把死尸拖上岸,挖个坑埋了。虽然臭气熏死人,但埋别人的尸体总比自己的尸体被人埋要强多了。某天,杨××站在岸边向水库里一看,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开了的花。我们未来的杨作家连忙驾着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来这十几个人是被一根铁丝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围成一个圈分不开,用撑船的竹篙一钩,其中翻过来的一具女尸怀里还抱了个尺把长的婴儿。
尸体源源不断流来的潇水河是充满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岭山脉挤出的乳汁,滋养着两岸万千生灵,即使山洪暴发的日子,也从不肆虐成灾。它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江水平缓澄清,湛蓝凝碧,两岸树木成荫,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荡漾之中。这条南方的河流就像它两岸的子民一样平实、憨厚、波澜不惊。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鱼的渔船和运送木料的散子排驶过。那些散子排上总站得有一个或粗壮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条米袋子裤,或干脆一丝不挂,在太阳下心安理得地裸露着古铜色的皮肤、光溜溜的身子。手中攥着一根长竹篙,竹篙的一头包着一个尖尖的带弯钩的铁头。看见岸边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们,便叉开双腿,腆起肚子,嘶着喉咙打起粗野的山歌,调笑着,惹得那些堂客、妹崽们和他们对骂。可是,现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肿胀得像水牛一样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独单飘流,有的被索子(绳子)或铁丝串在一起,像柳条串鱼一样。浮尸多的那几天,河面上浮着一层暗红的油腻。这使得潇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的那一天起就习惯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绿色,不习惯其它的颜色,也不习惯那些航船、渔舟、散子排之外的东西,于是,它在那些乱石磷峋的小河湾,那些水淹了的柳树林子,那些河洲的沙滩上,不断地把这些尸体抛开,似乎是在逃避某种责任。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它什么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抚育它的大山一样什么都知道却守口如瓶。
这些沿河而下的尸体,常常是裸体的,有的仅剩下些布条丝丝缕缕的挂在身上,大多数骨骼折裂,或肢体残缺(最常见的是没有头颅)。要辨认出他们是谁,非常困难,饥饿的鱼群已经把他们的脸啃得乱七八糟,眼睛剩下两个深窝,嘴巴变成可怕的大窟窿。这些嘴曾经大段大段的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曾经无休无止地向革命人民请过罪,曾经能够非常愉快的欢笑和非常悲哀的叹息,现在已经全都无能为力了。
起初,尸体流过县城道江镇时,观者如堵,人们瞠目结舌,骇然惊讶,议论纷纷。见得多了,又觉得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突然刮起一阵飓风,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树。尽管谣言四起,说法各异,但这些尸体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而死,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人们不再去关心河里的那些尸体了,看见了也会很快地走开去,因为天气很热,尸臭非常难闻,还因为……他们也隐约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杀人或被人杀了。
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里,道江镇也遇到了一个与双牌水库有几分相似的问题:那些尸体并不全部规规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县,流入双牌水库。有些搁浅到城镇的渡口边、码头上、涵洞口,散发恶臭,既不卫生,又影响市容。地理位置紧靠河边的解放街道居委会首当其冲。问题十分实际,不解决不行。像双牌水库那样安排四类分子子女清理,在县城里实施起来有难度。解放街道居委会只好花钱雇了个癫子(精神病患者)来搞卫生。癫子要做的事比双牌水库四类分子子女的更简单,拿一根长竹篙把搁浅在岸边的死尸赶出去,让它顺流而下,流出道江镇,就算完成任务。对于这个癫子,道江镇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记忆。癫子姓名已经失考,都喊他“黑癫子”,年纪也很难分辨清楚,看上去约在30至50之间,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背上披个破棕丝斗笠,身上只穿一条蓝不蓝黑不黑的破短裤,一天到晚举着一根长竹篙在河边赶尸。据说“黑癫子”是个桃花癫,特别喜欢赶女尸。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别喜欢逗他玩,看见一具男尸谎说是女尸,唤“黑癫子”去赶。“黑癫子”屁颠屁颠跑过去,发现上当,便举起竹篙骂骂咧咧地要扑这些小麻拐。小乃崽们一边跑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学校停了课,家长们又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这帮无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疯野。他们跑到建有寇公楼的古城墙上,眺望绕城而过的潇水和濂溪河,数着漂浮江面上的尸体,比试目力。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七个。”一个孩子说。
“不对,是八个。”另一个孩子反驳道。
前面我们已经说,潇水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河洲特别多,靠近道江镇就有两个著名的河洲,上为西洲,下为东洲。站在寇公楼上,两洲皆在目内。此楼是北宋天禧年间贤相寇准贬道州司马期间修建,是道县著名的古迹之一。当年寇准曾手书“望太平”三字横额悬于楼上,寄托儒家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破四旧”将其捣毁一空。虽颓垣断壁,但空楼尚在。
尸体从长满桔树的河洲那边漂来,近了。坚持八个意见的孩子赢了,确实是八个:一具女尸的背上驼着一个孩子……
而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忆及当年之事,恍惚如在梦中。
说起来这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我之所以特别地写出来,是因为继1986年的采访之后,我又先后两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多亏他们中很多人鼎力相助。
他们认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不仅是道县人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必须把它写出来,以自省省人。

第二章 杀风卷地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道县城乡。
每一批漂流过去的尸体,都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着一种撩拨人心的信息。
到处可以听到 “阶级敌人”组织 “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
到处可以看见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最高指示。
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
在设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绿树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着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在车站,在码头,在一切有行人过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拦关设卡、放哨站岗。佩戴红袖章,荷枪实弹或扛着梭标鸟铳各式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行人。稍有动静,就攥紧马刀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接着就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或应答久妥,便捆起刑讯,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县一中学生杨悦坤,家在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沙窝大队,暑假回家,路过兴桥公社,被民兵栏住盘查。打电话到大平岭询问,回话说他是“革联”的探子,于是被押回沙窝公社与四类分子一起处死。行刑前,杨悦坤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竞被挖眼割舌。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道县祥霖铺区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一直在道县当老师,解放前曾担任过道县县中的校长。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县教育局的领导这样评价他:“蒋勋同志为人正直,勤奋工作,为道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道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一个时候唱一个时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时候,蒋勋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夫妻双双清洗回乡。
黄土坝村位于道县南部,距县城大约二十几公里,背靠一片山峦,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潇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应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一搞,山上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马尾松,还有一片一片的灌木丛。村子里的房子大都还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当的衰败了。笔者1986年采访时,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大致还是如此。
蒋勋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黄土坝,没有房子住,租了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总算安下身来。蒋勋考虑自己身份不同,下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思想准备,所以在生产队出工时,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脏话重活抢着干。下雨天,当地农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阳天,当地农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车水时,也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脱得赤条条的,只在腰间围一条粗布汗巾,全身晒得象腊肉,雨水落到身上,打个滚就溜走了。他还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说话,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争,吃一点亏不要紧,要好好表现,争取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如此,回乡两年来,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人印象都蛮好。
1967年8月,蒋晓初学校放暑假回了黄土坝。这时候,道县已经开始刮起“杀人风”,蒋勋经历得多,见识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预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蒋晓初比较走运,在父亲出问题之前考上大学离开了道县,对农村的事情确实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爱的儿子从长沙回来了,蒋勋又高兴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儿子马上走吧,又感到说不出个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当晚,他把家里养的两只大鸭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要吃一餐团圆饭才是。谁知望着桌子上的三大碗鸭肉,除了蒋晓初之外,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蒋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次你真的不该回来啊……”说着眼泪水流了下来,手中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看到爸爸这个样子,蒋晓初安慰父亲道:“爸爸,你不要那么心急。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我们坚决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村里的人不会把我们怎样的。就是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机关批准啊。”蒋勋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村里开会,把蒋勋和他的二儿子蒋晓中,以及同大队的十几个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来,关在大队部(原来的蒋家祠堂)里,准备要杀。蒋晓初听得这个情况,连忙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也被关了起来。
当晚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蒋晓中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刽子手喊了出来,用棕索五花大绑,押往九井河边。这时蒋晓初没有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头,以为是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关押。也难怪,从他的全部生活经验中,实在无法想像出,自己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连中三铳,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痛苦而愤怒地喊着:“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犯了什么罪?我弟弟这么小,他又有什么罪?你们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呀!”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聂××早不耐烦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蒋晓初的头就被砍了下来,滚进九井河中,胫腔里的血喷起一丈多高,溅了聂××等人一身。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无头尸身被踢到河里,溅起一片腥红的涟漪。
第二天,蒋晓初的父亲蒋勋和关在大队祠堂的其它四类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处死。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杀了15人!蒋晓初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人凶手轮奸,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纸“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家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一归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级干部,就是被这样一纸电文骗回道县,结果家门都没有进,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桥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执行人(刽子手),从后面一刀,砍死到河里边。其在道县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斩尽杀绝了。可怜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处了死刑。至于这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它是怎样成立的,怎样审案的,怎样判决的,怎样行使权力(杀人)的?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写到,在此且搁一笔。
下面再讲一段道县寿雁区卫生院医师熊运友被杀的经过。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道县杀人的随意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熊运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道县岑江渡乡两河口村人。熊运友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过文化教员、指导员。熊与家乡一个名叫吴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吴秀芹当时在读高中,由于家庭比较困难,学费基本上由熊运友供给。1962年吴秀芹高中毕业,两人准备结婚。但当时现役军人找对象是要政审的,熊运友所在部队经过审查,认为吴秀芹有海外关系(吴的父亲在香港),不同意他们结婚。当时年已32岁的熊运友放不下这段感情,执意要与吴秀琴结婚。组织上找他谈了几次话,工作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告诉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复员。”鉴于熊运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后作了复员处理,而未作转业。在当时复员和转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转业是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复员说白了就是哪来的回哪去。
1962年,熊运友复员回了道县,安排在复员军人疗养院工作,1964年调寿雁卫生院工作,属集体编制的医师。
熊运友复员回家之后即与吴秀琴结了婚。婚后生了3个男孩,大儿熊报忠,二儿熊国忠,第三个儿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出生仅一个多月,熊运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吴秀琴因生活无着只得改嫁,因为不便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嫁人,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人,大儿、二儿随继父改姓为陈。
熊运友被杀的事还得从这个小儿子说起,因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从寿雁卫生院回了老家两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运友从家里步行返回寿雁卫生院。虽然当时道县杀人已经杀起了风,但是熊运友并不担心自己被杀,他一不是四类分子,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三又是本地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路经零陵道与营江的岔路口时,营江“红联”指挥部的民兵在此拦关设卡盘查行人,熊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怀疑是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民兵抓进指挥部审问。事有凑巧,当天上午,寿雁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出于对道县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关心,也带着区公所和公社的几名干部来营江看形势,正好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 也在这里,陈告诉周等人:“熊运友被抓到了,据卫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这个家伙早三天就不在卫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里面去了。此人很坏的,可杀不可留。”陈智希估计熊运友这次回来寿雁很可能是从二中(“革联”总部)带了任务去的。根据这个估计,营江“红联”前指的主要负责人张明耻、刘原年与陈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样处理熊运友作了研究,张明耻、陈智希等人主张一定要干掉,最后决定将熊运友明着送回寿雁,暗地里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干掉。
当天下午2点多钟,陈智希亲自叫过寿雁民兵排排长唐祖回面授机宜:“你派几个民兵将熊运友押到东岭脚去,我们现走一脚在那里等你们,”在那里看情况把他干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陈智希的指示后,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长何旺喜带了义志昌等四个民兵将熊运友押送寿雁。唐祖回对何旺喜讲:“陈部长(道县农民讲区公安助理员称为区公安部长)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东岭脚等你们,到了那里,陈部长叫你们怎么处理熊运友,你们就怎么处理。”何旺喜做事细心,问道:“如果在那里碰不到陈部长他们怎么办?”或许是对陈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陈部长他们不在东岭脚,你们就把熊运友押回(寿雁)区里听候处理。”
何旺喜等人押着熊运友到了东岭脚,怎么也找不到陈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着熊继续往寿雁去。路过塘福大队时,义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装部长周元炳、人保干事何龙喜、信用社干部于彩平和塘福大队长何声洪几个人坐在井边的大树下乘凉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过去,想请示周部长怎么处理熊运友。于彩平站起来用手背向他摆了摆手,意思叫他不要过来,继续赶路。何旺喜回转身和其它几个民兵押着熊运友继续往寿雁去。走过大约200来米,何声洪从后面追上来说:“周部长和何干事说,陈部长叫你们在东岭脚干掉熊运友,你们怎么不听指挥?命令你们赶快在前面找个地方干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向前大约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何旺喜因为没有背枪,便示意义志昌从后面开枪打死熊运友。义志昌虽然号称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但从来没有杀过人,举起枪来战战兢兢,浑身发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枪没有打中。(为这事义志昌后来被取消了背枪的资格。)熊运友听得脑后枪响,大约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撒腿拼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让他跑脱了。”五个民兵兜屁股追。熊运友跑到前面排楼屋一个社员家里躲了起来,还是被搜了出来。被拉出来以后,熊运友拼命挣扎又跑,捆着手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几个民兵追得气喘吁吁,距离却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从义志昌手中接过枪来,对准熊运友开了一枪。还打得真准,熊运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几下,脚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看出一些问题了:不是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杀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吗?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我要回答的是,确实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读过一点书见过一点世面,惟其如此,他们的家人,也就是所谓“遗属”,才比较有胆量“乱说乱动”,多年来不断向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就是俗称的“上访”,要求平反昭雪和惩办杀人凶手。正是他们的申诉材料使我在未去道县采访之前,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队为单位被集体屠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遗属们,敢于挺身而出鸣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绝大多数至今连哼都不敢哼一声,更别说“乱说乱动”。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情况,要到我们的采访不断深入之后,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里面有一个抽丝剥茧,逐步加深认识,慢慢接近真相的过程,我以为这过程本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一种延伸。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大开杀戒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红联”要血洗道江镇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上街行走,在摊子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沙尘,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发出“咣铛”一声脆响,所有的人立即一阵惊呼,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 “发地皮疯”。这样的“地皮疯”在道江镇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人们的心弦已经崩紧到一触即断的程度。家庭出身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21种人 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人头落地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到黄昏来临,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经衰弱的人,通晚无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到来。
一位道江镇上开饭馆的小老板告诉我们:“那时候,我虽然没有犯一点法,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还是怕得要死,活着今天晓不得有没有命活到明天。那个时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说的。”
喝惯了清清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县人武部侧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爱吃鱼,特别时兴吃活鱼。老县城有个叫板子桥的地方,河水穿街而过,上面铺满木板,木板下一竹篓一竹篓的活鱼养在河水中,等待买主选购。平素时分,一大早来买鱼的人就挤得水泄不通,可是现在门可罗雀。鱼价从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钱,还是无人问津。因为据说有人买了鱼,在鱼肚中发现了人眼、人发、人的指甲……总之,在那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道县很少有人敢吃鱼。
不仅道县如此,与道县毗连的双牌也是如此。曾在双牌水库工作过的杨××告诉我们:“那一年,双牌水库的鱼长得特别肥,又多。经常在清早,水面上会浮起一些十来斤的大鱼,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胀死的。没有人去捞,更没有人敢吃,看见了躲都躲不赢。”
道县人爱吃豆腐,道县的豆腐很有名气。县城豆腐店多开在河边,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尸水豆腐谁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够,还够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制作过程用水量较少的米豆腐。即便这样,米豆腐仍然鲜有问津之人。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
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粟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躯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
这就是大量目击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现象。当年,他们还不能理解这些七零八碎的现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更无从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尽管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现象所包容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却依然没有能够知道它的全部真象。这确实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却无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之间作着某种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妙到毫颠。它第一次让我窥视这场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那时我还是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为了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跟着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县的老知青)和几位回第二故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江永知青到与道县毗邻的江永县躲风头。路过道县,在这里下了车,会几个知青朋友。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道县县城只有现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垒成的城墙,墙脚青树翠蔓,参差披拂,墙外一弯碧水。潇水和濂溪河交汇于此,潇水南来,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来的濂溪河相汇,而后绕过城墙的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其状宛如一张弯弓。站在城墙上,可见道县二中后面的铁索桥和潇水上游方向的水南浮桥。浮桥长135米,宽4米,由40只木船竹缆相连而成,船上架木梁,梁上横铺木板,再以两条两千多公斤的铁链压两侧。是道县通往宁远、蓝山的重要桥梁。县城里,街道不多,大约就十几条吧。街道两旁多是青瓦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楼房大多都有一个伸向街心的楼台,把一条本来不宽的街道挤成细细一线。房子虽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户都用砖砌得只剩窄窄一条,甚至有些门也是这样,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见的是一种用河卵石铺嵌而成的花阶路,很结实,宽约3-4米,状如玉米棒子,所以道县人又把它叫做“包谷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长途汽车站前有一口水塘,塘边用树枝搭建了一间棚子,办了个饭店,好像叫做什么“红星饮食店”,我们在这里吃的中午饭。简陋的店堂里摆着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配四条板凳。烟熏火燎的墙面,红红绿绿的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最新最高指示,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其中一条至今还记得清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点了几个菜,烫了一壶米酒,坐下来用餐。其它菜都没有丝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鱼叫人难忘。价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量大得惊人,鱼肉肥嫩鲜美,令人食指大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鱼喝汤的样子,旁边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着我们。(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些目光的真实含意,恐怕连肚子和肠子都会呕出来。幸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没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鄙夷之意:乡巴佬,不就吃餐饭嘛,在得如此!
酒足饭饱之后,我提出在县城逛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观光观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来到农村和偏远的县城,看着什么都觉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爱了,提不起一点兴趣。最后决定,爱逛让我一个人去逛,他们在汽车站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绕着县城逛起来,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那神气颇有几分不法分子踩点的味道。当时“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期正在过去,“破四旧”、“大字报”等等已成明日黄花,但遗迹随处可见。青砖垒砌成的古城墙围住的老城区,横直不过一公里,残垣、牌坊、碑刻、楼台,随处可见。位于南门城墙上的寇公楼匾额已被凿毁,油漆剥落的大门锁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楼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潋滟的河面和远树含烟的河洲。从城墙下来,绕过一座已经彻底砸烂的青石牌坊,从一孔城门洞穿过,来到河边,再行不远,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水南浮桥。浮桥北侧码头,怪石嶙峋,清流击石,卷珠激玉。桥头的两座青石宝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两个残座,但风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从水南浮桥踅回来,在县城边一个门洞边的墙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张布告——“贪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
查反动地主×××、×××、×××……罪大恶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长:×××
副院长:×××
×年×月×日

布告根据回忆写成,行文可能与原件略有出入,但内容绝对一致。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每个“死刑犯”的名字都被朱笔郑重其事的勾过。还有就是字写得还不错。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肾囊猛地缩成一团,头皮阵阵发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也没有错误领会布告的精神实质。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中层出不穷涌现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生事物早已见怪不怪,但,这张布告,这个“法院”,还是让我感到莫名惊诧!它是哪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剥夺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简单扼要、明目张胆?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恶作剧,充其量不过是一纸恐吓文字罢了。
回到汽车站见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点都不惊讶。表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这里杀了人,我们那边(指江永)也杀了,只不过没有这边恶。”道县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脸曾经沧海的表情:“这算什么罗,比这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村子就杀过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的,血肉横飞,乡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问起为什么杀人,究竟怎么杀起来的,都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们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长沙回城闹革命去了,杀人的时候,根本不在这边,知道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
说来说去就是几句话:杀四类分子。杀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杀,连吃奶的毛毛子(婴儿)也不放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离开道县到江永后,我又专门找到一名叫刘克思的知青去请教。刘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风云人物,一直扎根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读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应当对道县杀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刘克思说:“这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后果。”其余云云,却把我越说越糊涂。现在回想起来,也难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据刘克思说:“道县文革‘杀人风’的起因是道县极少数四类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成立了一些类似‘黑杀团’的反动组织,企图杀害贫下中农,被发现了,贫下中反过来杀他们,结果杀得不可收拾,出现了后来的滥杀局面。”刘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记得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听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讲的。”其余的问题还用多问吗?实际上,刘克思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它是当时道县官方对道县杀人事件起因说法的一个流行版本,类似的版本还有几个,大同小异。还有一个稍微晚一点的版本,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广西杀人事件影响而发生的。 有证据表明,这都是杀人者为开脱罪责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谈到。而此刻让笔者心头发凉的是,像刘克思这样的人,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人不可谓不精明,为什么竟会对这样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不去质疑呢?

第四章 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那么,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全过程和全部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还需要时间,需要机遇。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政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大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已。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习惯了麻木和遗忘。
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这个十九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记忆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十九年,时间的流逝,难道真的能舔尽旧日的斑斑伤痕?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性格比较外向的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站起又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宜于宣扬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零陵地区江华县)探亲。零陵地委负责人向他汇报“文革”中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么幽默,老老实实地答道:“没有啊,没有听说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他的堂弟堂兄就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以下简称处遗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6月正式进场,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对道县以及受道县杀人风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杀人事件的周围十个县市的文革杀人问题进行清查、甄别、取证、处理、安置。所有工作都是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的,从未对外公开。后来有人把我们这次采访说成是一次秘密采访,其实我们是得到了湖南省及零陵地区一些有关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它不是秘密的,只能说是不公开的。没有这些领导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根本无法接触到那么多机密材料,更无法采访到那么多敏感人物。我们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彷佛置身于狂风肆虐的大漠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呓语和呼号震耳欲聋,人的碎片如黄沙漫天飞舞,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将在后文披露,这里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据,对那场杀人运动作一个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7个公社,占当时区、社总数的100%,468个大队,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93.4%, 1590个生产队,2778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的2.7%,被杀光的有117户,共死亡451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17%,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的326人。被杀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分类,四类分子1830人,占被杀总数的41.4%,四类分子子女2207人,占被杀总数的49.9%,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其他成分31人,占被杀总数的0.7%。按职业分类,农民4208人,占被杀总数的95.2%,国家干部17人,占被杀总数的0.38%,教员141人,占被杀总数的3.19%,医务人员20人,占被杀总数的0.45%,工人34人,占被杀总数的0.77%。另外,被杀人中有党员8人,团员13人。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被查抄财产的有2423户,3781间房屋被侵占或拆毁,5.3万件家俱用品被查抄,629人被迫外逃,635人成为孤老孤残。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联的有14000多人。以道县为例,现已初步查明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联的国家干部426人,占当时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县级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牵涉在内),农村基层干部2767人,占当时全县基层干部的66.5%,共产党员38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36.9%。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        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标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        炸死(俗称“坐土飞机”,还有一个更带艺术色彩的别称:“天女散花”)。
5、        丢岩洞(包括废弃的矿井)。
6、        活埋(基本上是在埋废弃的红薯窑里,故又称“下窑”)。
7、        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        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        火烧(含熏死)。
10.其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初稿写成后,一直无法出版,1993年文聿先生所写全景式长篇纪实《中国“左”祸》得到出版机会,在该书特约编辑岳建一先生建议下,笔者将上述数据连同一个案例,以“湖南道县放出杀出‘卫星’”为小标题夹带出去,总算让世人看到了道县杀人事件的冰山一角。在这篇夹带文字中,我把杀人手段的第10种归纳为: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我以为已经足够包罗万象,无论刀砍枪杀、火烧水溺、挖眼割舌、开膛破肚、先奸后杀,乃至将梭标捅进阴道里,将四肢钉在门板上凌迟处死等等(以上类型的典型案例,笔者都将在后文中一一讲述)都能归纳于其中一类或几类。但是在后来的补充采访中,一位知情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案例: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一个生产队将该队的一名富农分子,捆起丢进一眼废弃的石灰窑里,盖上角灰(生石灰),浇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过程产生的高温将他烧死。这里有个名字,叫做“石灰烧鸡蛋”。
我对这种杀人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我承认这种方法确实很有创意,但既不简便,也不经济。浪费时间,还浪费物质,不合道县农民的习惯。道县的土壤基本是带酸性的红壤,每年农业生产都需大量石灰来中和土壤里的酸性,才能得到好收成。石灰不但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物资,来之不易,怎么会轻而易举地用去杀人呢?可信度不高。
听着我摇头晃脑头头是道地分析,向我提供材料的周××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我离开道县回长沙以后,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谭记者,那件事情我已经找到证人了,就是清溪区柑子园那边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生产队。你再来道县的时候,我带你去找他。” 我一时语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于是,我决定将杀人的基本手段的第10条改为:10,其它。这样就真的包罗万象了。无论以后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杀人手段冒出来,都在“其它”里了。
人性中所有的恶,在这场群体的大疯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究竟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呢?总体说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前嫌(少数例外),有的甚至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杀人者至今都说不清楚那些没有墓碑、没有坟茔、横尸山野、葬身江流的死者的存在,对他们的生活有些什么危胁,而他们的消灭,对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善。而绝大部分死者,生前都是安份守己,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在划定的小圈子里,用最最辛勤的劳动勉强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
处遗工作组的调查表明:
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
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
尽管类似的屠杀或不类似的大规模死人事件,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远的不说,仅以道县而言,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和病死的人就有3万4千多人,是文革杀人事件的7.5倍,但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无辜的臣民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道县文革杀人前无古人!杀不是问题,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才是问题。
对于死者,生命作为一种蛋白质的保存形式,是不计较结束形式的。对于生者,却不能不深思,因为生者还要生存,更因为生者也会死亡。实际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对生者应负的责任已经超过对死者应尽的人事。
一位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办案点上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阶级敌人。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要我杀你,我也会杀!”搞得这位同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句话作何感想?
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无能一一分析探讨,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厚重烟云包裹的民族伤疤,难为当政者见容,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民族形象。例如道县县委的一位负责人,他与杀人事件没有一丁点牵连,但是他还是认为:“处理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地让时间来淡化它。”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真正的悲哀,不在灾难深重,而在灵魂阉割、人文精神断裂。伤疤不揭开,就会窝在里面腐烂,酝酿新的灾难。如果刻意粉饰千百万人的历史灾难,这个民族就是在为自己酝酿更大的历史灾难。那些刻意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去重复它。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1968年初,我离开江永回到长沙,回校复课闹革命。此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也在时代洪流的裹胁下,到湖南耒阳农村插队落户,成了一名“接受再教育”的下放知青。经过八年的“再教育”,在知青返城的高潮中,我病退回长沙,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为喜欢搞点业余创作,最终弃工从文……到公元1986年,我从一名下放知青变成了一名靠爬格子谋生的写手。据某些评论家说,我的报告文学写得还有些看头。实际当知青也好,当写手也罢,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而是生活选择的我。就连去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也是生活选择了我。
当时湖南省有一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以下简称该刊),该刊负责人雄心勃勃地要让刊物更上一层楼,办得更好,更切近生活,更有影响力。当时历史纪实吃香,他们决定在刊物上推出一系列有震撼力的纪实作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便是选题之一。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从内部消息或曰小道消息得知,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导下,零陵地区组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工作组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做了三件大事: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三项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85%以上的遗属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干部、群众消除积怨,出现了安定团结、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大好局面。中央对工作组的工作也感到满意,有一个四句话的考语:“领导重视,政策明确,步子稳妥,措施得力。”
该刊负责人说:“我们希望这篇稿子能够在全面真实反映杀人事件全貌的同时,重点写好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零陵地委和地委工作组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希望你能拿出一篇像《唐山大地震》那样有份量的东西来。”
我心领神会地答道:“明白,明白。一切朝前看,把伤口愈合工作写好写足。”
该负责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平素不苟言笑,这时突然幽了一默,引用彭德怀《万言书》中的一句名言说道:“对,对。问题要讲透,成绩要讲够。”
就这样,我来到零陵(永州)地区开始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进行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采访。我万万没能想到,这一脚踩出去,我的人生道路又将面临重大的改变。我首先拜访了零陵地区一些相关人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他们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民族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铁证。之后,我见到了我的搭档张明红先生。明红当时在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任站长,本地宁远县人氏,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在明红家我们讨论并制定了一个粗略的采访计划,同时作了一个带有自律性质的约法三章:一、在采访中保持绝对的客观公正,不讲假话,不做违心的事,不带进个人的感情倾向。二、在采访中尽可能多听多问,不提有导向性的问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介入其中任何具体案件。三、在采访中两人之间如果出现矛盾和不同认识,不争论,也不分裂,留待采访结束后解决。
事后看来,这个约法三章真的十分重要!开始,我们的采访能够顺利进行,得亏了这个约法三章;后来,我们的采访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则是因为我不小心做了违背约法三章的事。
翌日清晨,我们乘车赶往道县。此时,我有一种悬在半空的感觉,心头空荡荡,眼前一抹黑,即将开始的采访,既无具体地采访对象,也没有明确的接待单位或个人。张明红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次下去,就是去浑水摸鱼的。”
天灰蒙蒙地下着小雨。
麻风细雨中,我突然感到是跋涉在一条时光倒流的路上……向那个难以言说的动乱年代流去。十九年前的记忆又在脑海里浮现,河流、城墙、门洞、浮桥、布告……我试图回忆得更清晰些,但却越想越模糊,越想越糊涂。比如车下的这条路,照理我应该走过两次,却一点印象都没有,越看越陌生,越想越神秘。通过一段平缓的上坡路,车子开进双牌大山,道路立即险峻起来,悬岩峭壁,急坡接着急坡,急转弯连着急转弯,转得我晕头转向。车窗外,烟雨濛濛,雾气蒸腾,我以为车子会一直这样带着我们向深山深处驰去,到那深得出不来的深山里去。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在做一次不知何往的冒险。然而车过司仙坳,到了打鼓坪,就开始下坡了。居然很快就爬出了紫金山的皱褶。过了虎岩坝,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是一片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开阔的土地。路边的路标牌赫然地标着两个斗大的黑体字:道县。
道县到了!这就是道县?道县这样容易就到了。不免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失望。
这时天上的云层如幕布拉开,露出了明晃晃的太阳。明红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湘南小气候:晴中有雨,雨中有晴。
汽车笔直朝县城驰去。身边是一片黄绿相间的大地,黄的是成熟了的稻谷,绿的是新插下的秧苗。它们在无限的旋转着,伸展着,若非周遭那一圈屏风似的山峦阻挡,天知道会伸展到什么地方去。
出了长途汽车站,原来有一口水塘和一家饮食店的地方不见了,变成了是一个集贸市场,主要是卖衣裳的。那些个体摊架上,五颜六色的服装,被风吹动,几乎遮断了视线。马路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道县二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的总部。道县发生的三次大规模武斗,都是围绕它进行的。
道县已经完全变样了。潇水上水泥大桥代替了原来的钢丝桥。又宽又直的水泥马路,商店如林,行人如织。车站饭店里挂的是最新商品信息,食杂果品店的墙上贴着“祖传秘方,专治阳萎不举,举而不坚”的小广告;西州面货商场拉着八折酬宾的大红横幅,马路上的广告牌,一边画着大美女图像,一边是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其时,县广播站正在播音,播放的是,耕牛的防暑措施和丝瓜的美容价值。
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包谷路”、“古城墙”和联舟浮桥都恭恭敬敬地退隐到背景之中,若不细心寻觅,很容易失之交臂。
沿马路与潇水平行前进,约二里路,过一座水泥桥,就是我们歇脚的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的围墙里保留着一段解放前的照壁,壁上有一条繁体字标语:

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中国工农革命万岁

这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长征西进,路过道县时留下的。
一路之上,我左顾右盼,观察县城的格局和路上的行人,希望能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很快我就失望了。不禁为心头那么多可笑的念头哑然失笑。这就是共和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县份,和其它县份没什么质的区别。只不过因为文革杀人事件使人们(包括我)对它产生了太多的误解和偏见,以为它是一个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民风刁蛮,械斗成风,动辄杀人的南蛮荒野。说出来真的太可笑了,我来道县采访之前,老婆忧心如焚,急得两晚睡不着,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孩子还小,千万不能把命丢在那里。一位大力支持我采访的老同志,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我带给他在零陵地区工作的一位老部下,要他一定保证好我的安全。这种多余的担忧,不但我们有,就连零陵地区一些没到过道县的人也有。一位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后来告诉我们,当初组织上抽调他来道县参加处遗工作,他也十分紧张。第一次来道县时,还随身带了一支手枪。来了以后,才发现纯属多余,又碍事,又累贅,且毫无用场。应该多带一个肚子来才对了。道县人最讲文明、最好朋友、最重感情、最要脸面,搞得好,把头砍下来给你垫坐都行。这一点,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们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
当天晚上,我们在灯下翻阅《道州志》及有关资料,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希望对道县的历史沿革有一个纵向的了解。据载:

……早在新石时期,即有部落于斯;舜之时,封象于有庳,即此地。……周属楚辖。自秦灭六国,废除王制,始郡县天下,改楚为郡,属长沙郡。汉初属长沙国。汉武帝元鼎年(公元前111年)始置营浦县,以在营水(潇水)之滨得名,沿至南北朝,故有六朝古郡之称。隋时改州为郡,合营浦、谢沐(今江永县)为永阳县,属零陵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县置州,并营道、永阳,始称道州。翌年改为南营州。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南营州为道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道州为江华郡,改永阳县为营道县,以营道山(今都庞岭)定县名,后又改称为宏道。宋时复改道州为江华郡,又改宏道为营道县。元置道州路,县名仍为营道。明为道州府,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降为州,辖宁远、江华、营道四县。清仍称道州,隶永州府,不辖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道州为道县,沿用至今。

道县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县。正是这样悠久的历史,这块土地孕育了宋代理家宗师周敦颐、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甚至据有人考证,当代文豪鲁迅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先生的祖籍也在这里。至于各朝各代举子、进士乃至状元,便不待细述。我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小花园中,尚留“状元石”一块(原存一座状元亭,现亭已毁石还在),说的就是宋代道州出了一个状元吴必达的事。可谓人文厚积,俊才辈出。
道县曾对“楚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是“百越文化”发祥地之一。
这里留下了虞舜南巡的足迹;
这里留下了刘秀讨饭的方竹;
这里留下了元结守郡的遗址;
这里留下了阳城罢侏儒的佳话;
这里留下了寇准望太平的寇公楼;
这里留下了洪秀全惊世骇俗的诗文……
窗帘没有拉上,月照纱窗,宛若一幅凝结的梦境。推门出去,县城一片宁静。漫步走出招待所大门,眼前就是那条著名的濂溪河,波光粼粼的河水静静流淌,带给人以远方的遐思。从九嶷山和铜山岭方向吹过来的风,鼓荡在道州盆地,沁人心脾。没有受到污染的天空,墨晶般澄静透明,缀满了一群又一群又大又亮的星星。这样的夜晚,伫立于月光融融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不停的絮语着,仔细一听却又万籁俱寂。忽然想到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一首诗: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角度的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心情的
有时候,听一种声音
是要选择一种时间的

不然  就听不见这声音
不然  就算听见也象没听见
不然  就算这声音天天在耳边也白搭

比如  一个孩子的脚步声
比如  几百个孩子的脚步声
比如  成千上万个孩子的脚步声
从一座古老的木桥上
走过  走过  走过

那是  那是整个春天都在
发芽  发芽  发芽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前文说过,笔者这次道县采访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差一点而不可得的机遇,其时恰逢地区处遗工作组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其中近一半在道县)经过两年工作,面上的任务基本完成,正进入最后的总结汇报阶段。来得早了,面上的工作还在调查处理阶段,各种书面材料还没汇总起来;来得迟了,这些材料就已成为绝密文件封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错过这个机会,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难获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是打着采访处遗工作组成绩的旗号去的,而且采访的初衷也确实如此,所以采访开始得较为顺利。也许一开始我们把困难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当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交给我们时,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我们,毫无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大大出乎意料。这是数以百计的人两年的心血结晶。正是它们使得蒙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上的层层迷雾在我们眼前慢慢飘散。除了一些细节还需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外,整个事件的轮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感谢方式,不过,有一点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民族。
应当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独特的契机和自身的原因。那么道县文革杀人的起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起回到当年去亲历一番吧。这样,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以下内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1984-1986年处遗工作组的材料;
二、1986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
三、我们的采访;
四、部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
1967年整个中国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进入7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不断升高,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也达到了沸点,所暴发的精神力量足够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消化好几个世纪。7月18日,中南海内组织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大会,抄了刘少奇的家。7月19日,彭德怀受到了残酷批斗。7月20日,武汉发生了所谓“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两报一刊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各地武斗加剧。8月5日,刘、邓、陶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判大会。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8月9日,林彪提出“现在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号召“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通过“红色电波”,织成一张密网,笼罩着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笼罩着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县出现了两派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份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正苗红”,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有理”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这里所说的现实当权者主要是指县人民武装部。县一级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的基础组织,条条上(军队系统)归军分区管辖,块块上(武装部所在地)受县委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地方干部。比如说,当时道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政委刘世斌同时又兼任中共道县县委会常务委员。自从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国变相进入“军管”, 道县以人武部门为核心成立了人武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结合的县、区、社三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简称抓促小组),道县武装部成为现实当权者。
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做“红老保”。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为了打垮对方,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道县的气候素有“四时皆夏,一雨成秋”之说,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下雨就凉快。可是据一些老人回忆,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进入八月以来,天总是阴着,不见晴,也很少下雨,闷热难挡。他们说:“老天爷也晓得要出事了!”
道县人有创作顺口溜的传统,对于文革“杀人风”也写了一首:

8•5会议信号弹;
8•8抢枪导火线;
下坝大队开杀戒;
喜鹊郑家点烈焰。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8•5会议”写起。
(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召开全县各区抓促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些人说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而另一些人说它是一次杀人的动员大会。
现将会议记录摘要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江西会馆(县委党校)
参加人员: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作会议总结。
熊炳恩(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
(接着熊列举了全国、全地区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情况,阶级敌人活动十分嚣张,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战争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乱砍乱阀、纠纷武斗、劳力外流、投机倒把,对这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六区在这方面做得好,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革命生产有起色。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在此,有必要将当时道县县委、县政府三位主要负责人的际遇做一番简介:
一、县委第一书记石秀华,南下干部,河北省玉田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时年(1967年)39岁。石为人脾气爆燥,作风霸道,干部群众背后称之为“南霸天”;加之中了阶级敌人的“美人计”,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被宣布为打倒对象;已由“红联”揪出并押送道县农村某地,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二、县委书记熊炳恩,本地干部,道县东门乡人,家庭出身雇农,时年39岁。熊在运动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现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来主持工作。
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本地干部,道县审章塘乡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时年33岁。现被关押在“革联”总部(道县二中)交代问题,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个问题:一、此时此刻,熊炳恩在道县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8•5讲话的份量。
从已掌握的证据看,直接指示杀人的话,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谁也没说,但都有一颗杀人的心,确切地说都有一颗杀四类分子的心。
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是区社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会议结束后,星夜赶回各区社,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件突发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被浓墨重彩反复说道的8•8抢枪事件。过程其实很简单,8月8日,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在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协助下,拿着零陵地区军分区赵副司令员的介绍信,闯进县武装部,砸烂武器仓库的大门,强行“接管”了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配件(撞针)全部取走。所抢枪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区“湘江风雷”带走,留下了150条枪和配件(撞针)给“革联”文攻武卫。
我们手头有一份“红联”头头、县生产指挥部干部张明耻1968年8月7日写的“揭发交代”,可从一个侧面对8•8抢枪事件做一个印证:

   1967年8月9日上午六点,在武装部仓库边我找到了刘政委,刘政委指着被砸烂的仓库门,边哭边说:“昨天晚上‘革联’配合零陵‘抗暴’抢劫了我们的战备枪支弹药。你们看了现场就清楚了,仓库门都给他们打烂了,这就是铁证。老右派、地主崽子都来抢我们的枪,三、四个人对付我们一个,他们是有意搞垮我们,是搞反革命政变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跟着哭了,也认为是搞反革命政变。
8月10号上午8时,我与刘振夏到武装部找刘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见了刘,他对我们说:“现在‘革联’全副武装进驻我们武装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论行动都受他们的监视,他们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们造反,要是准的话,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见他避而不谈武器的问题,我们硬缠着他到了生产办公室他的住房里。他招呼我们坐下后,对我们说:“道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革联’这样搞,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现在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装部确实一点武器也没有了,要是有的话,我们会支持你们的。‘革联’抢了枪,你们手无寸铁,但是不要着急,区社民兵有的是枪,农村的枪比‘革联’的枪还多,特别是一区、六区武装部长手里,还留有一些子弹,你们派人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刘又向我们透露:“‘革联”准备开个区社武装部长会,刚才逼我签字。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他们的企图是把区社武装部长都喊到县里来,好一网打尽,将来区社民兵就没有人指挥了。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你们给各区打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到县里来上这个当。”

    另有一份“革联”头头、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写的材料,可从另一侧面对抢抢事件做一个印证。

1967年8月8日晚7时许,县武装部赵德才副部长带着两个参谋,匆忙赶到了二中“革联”总部办公室,对“革联”领导小组组长朱永丰、副组长胡贤忠、朱峰章和“红卫兵”头头黄承利说冷水滩造纸厂生产科长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持零陵军分区司令部的介绍信(此介绍信现保存于县档案室)来接管道县武装部武器库的枪支弹药,当晚就要全部运走。赵副部长说:“武装部考虑到‘千家洞’和‘湘源锡矿’(湖南省防敌特空降重点地区)防空降任务的紧迫性,希望‘革联’领导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装部参加武装部和零陵‘湘江风雷’和‘抗暴’两派的谈判,请求他们以国事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弹药供防敌特空降使用。”
我当时是“革联”的普通成员,正带着女儿在二中后院看电影,事先并不知情,航运公司的何次才在电影机旁告诉我这个情况,何建议我也去武装部听听。我说:“赵部长是找‘革联’领导谈问题,我去算什么?”当晚我一直和女儿一起看电影,电影散场,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丰、胡贤忠、朱峰章他们几人在赵副部长的邀请下,到县武装部参加了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的,和冷水滩“湘派”头头毛建生、零陵“抗暴”代表的“四方会谈”。谈判结果是:好枪(苏式骑枪)全部由“湘派”冷水滩“星火支队”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机枪和一些短武器;其余配不上套的、打不响的150条破枪,移交“革联”防敌特空降使用。这些枪后来由复员军人吴××修好的。
“8•8”革联接管枪支时,我只是“革联”普通一兵,既没资格参加接管武器谈判,更没有抢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为。直到8月中下旬,“红联”指挥民兵师要血洗二中,“革联”危急,他们几个读书人束手无策,因为我是复员军人,在部队当过作战参谋,略懂军事,才在危急之中选举我为“革联”头头。
……1982年,道县大屠杀遗族数百人赴京“喊冤告状”,中央派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下来调查落实。周主任问当时的县委领导:“道县杀人是怎么回事?”县委副书记熊礼衡竟回答:“是刘香喜引起的。”周主任问:“刘是什么人?”熊答:“是打砸抢分子。”周问:“既是刘香喜杀人,为什么全县数万分状纸,上千人次上访,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专员熊炳恩、‘红联’头头郑有志、贺霞,还有你熊礼衡 呢?”熊哑口无言。

  8•8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
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耻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红联”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胜利的道路。
营江公社位于道江镇西面不到4公里处,它的前身是国营道县农场,实际上是道县的一个直辖公社,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镇。
此时的道县,县城道江镇基本上为“革联”所控制,出了道江镇便是“红联”的天下。
8•8抢枪事件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县武装部崔部长、刘政委等人经常到营江“红联”总部指导工作,其作战科长刘××、后勤科长周××坐镇营江,现场办公。有证据表明,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在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丛恿、策划组织等方面都有作为,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各区武装部长(大多数兼任各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和部分“红联”头头们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俱乐部召开战备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拔掉这个“土围子”。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郑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同时研究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等多项措施,特别强调要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严,“乱说乱动”坚决镇压。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同一天,县生产指挥部会议室里,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县委书记熊炳恩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议。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又一次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他除了重复5日会议总结的内容外,重点讲了武装部和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地进行着,似乎没有谁在布置杀人。然而,杀人的火已经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第七章 祭刀
       
        据地质学家考证,道州盆地由古代海洋退落衍变而成,看来古人对此也早有认识,道县许多地方都是以海命名,如深海、海龙、大海州、乐海等等。县城西北部12公里的乐海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寿雁镇,镇中有一座庙叫寿佛寺,背后有一座山叫雁峰山,寿雁因之得名。 1967年,寿雁镇远没有现在的规模,仅有丁字形两条街道。青石板和泥土路面的老街,弯弯曲曲,宽约2米,长约千米,两边多系木板青瓦和土砖青瓦的平房。1964年,修建道(县)全(州)公路,公路从老街北面通过,这段沙石公路两边修建了不少红砖房屋,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新街。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寿雁镇成了道县最大的农村集镇,有供销社,有粮店,有铁木社,有学校,还有卫生院……历来为区、乡政府机关驻地。
老街中心的区公所里,陈智希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感到疲惫不堪。近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可是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不敢松懈。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崩紧了他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睡不着啊!他从土改参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对区里的那些四类分子,心中一本册。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象过电影一样,把一个一个四类分子“拎”出来审查……一个格外惹他恼火的影子出现在脑海里,晃来晃去,挥之不去,这家伙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乡长朱敏 。朱敏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来以后,仍然很不安分。据说陈部长曾多次宣称要砸烂朱敏的狗头,但朱敏一句话差点没把陈部长气得闭过气去:“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陈智希敢断定:四类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还乡团长。
第二天上午,区干部开会,陈智希传达了县抓促会议的精神,又大谈了一通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那边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份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些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组织……气焰嚣张得很。 ”
陈智希把捕风捉影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安到朱敏头上,经他绘声绘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寿雁公社的干部大吃一惊:朱敏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这么多反革命活动,自己竟一点没有察觉,太麻痹大意了。(在这个会上,陈智希还点了下莲塘大队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后唐也被杀。)
会后,陈智希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敏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来批斗,杀杀他的气焰。”李来文举双手赞成。可是,仅仅“捆绑批斗”就可以了吗?朱敏难道还斗得少吗?这家伙皮子厚不怕斗。象这样的危险分子不除掉,后患无穷啊!
8月11日,正逢寿雁赶圩。寿雁圩是道县通往广西桂林、全州、灌阳的要道,赶圩的人熙来攘往、人山人海。陈智希站在路边,看见寿雁公社半脱产干部公社妇女主任朱清花从区公所前面经过,就把她喊到屋里……对她说:“你回去给胖子(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说一下子,是不是把朱敏搞掉算了。”“搞”这个字眼是现代汉语中最微妙的词汇之一,内涵十分丰富,经天纬地如“搞好阶级斗争”,卑鄙龌龊如“搞女人”,但不论用在什么地方,国人都能心领神会。朱清花家在下坝大队,回到村里,立刻找到朱家训传达了陈部长的指示。
朱家训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开会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名的紧张。有人说:“搞掉就搞掉,朱敏这家伙早就该搞掉了。”有人质疑:“杀一头猪也要批个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让陈部长拿个文来。”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
搞掉朱敏的事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五巨头”(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商议组织民兵自卫队和“双抢”工作等事宜。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陈智希和区长李来文的指示 ,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
何建锡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格的,怕是越来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敏到闹子(圩场)上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来开会的朱家训一到公社,何建锡连忙迎上来问:“胖子,你们大队的朱敏搞掉了没有?”
“没有。”
“回去赶快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敏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更生动:“‘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会后,朱家训一行人带着公社领导的指示精神,匆匆赶回大队去。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是一条沙石机耕路。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村路上,支书朱家训向同来公社开会的其它四位“巨头”讨主意,或曰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程辅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几个人就站在一棵树下,议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训话时找岔子把朱敏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敏和其他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道县大屠杀的第一刀,看得出,杀得颇费周章,反复动员,反复研究,究其原因很简单:杀一头猪还要批个条子,何况杀一个人呢?非得确认上头开了口,才敢杀人。岂可诬道县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就连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记载:道州民“性朴而不华,最好斗殴,一言不合,辄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闻官府至则解。”
这天晚上没有月光,天气特别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午夜后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会在大队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进行,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着头靠墙站着。昏暗的马灯把浓重的阴影投到他们脸上,使一张张十分憔悴的脸更显丑陋。朱敏没有家小,吃了晚饭早早地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象其它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贴耳。据下坝村的老人说,朱敏这个人读过不少古书,说话酸文假醋,如果不是头上这顶“帽子”压着,是个飞得起的角色。训话会由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和治保主任程辅主持,程照例念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他首先表扬了几名表现老实的地主富农,然后点名批评朱敏。朱敏斜眼瞄他,很不以为然。程辅厉声喝道:“朱敏,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圩)不请假?”朱满不在乎地说:“赶闹子又不是外出,请什么假?”这时,有人喊道:“朱敏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早有两个民兵拿出事先备好的索子,把朱敏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这时,朱家训带着开干部、党员、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人,涌进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说:“把朱敏送到农中去劳改。”有的说:“把他押到公社去。”上来七、八个民兵把朱敏拖起就走。
19年后,参与杀害朱敏的大队民兵营长周吉兰回忆那晚情景说:“拖着朱敏出门的时候,他还晓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下,朱敏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敏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上去。朱敏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后来就被丢到水塘里。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口直冲,睡着睡着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积云散去,湛蓝的天空游移着几缕薄云,和煦的阳光注进泥路上浅浅的牛蹄窝里,闪闪发光。下坝村的农民们照例收中稻的收中稻,插红薯的插红薯,昨晚的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早晨,使人想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上帝说:我把生命赐予世界。魔鬼说:我用死亡惩罚它们。上帝动怒了说:我把太阳从东方举起,又有谁能阻止它从西方落下?魔鬼无言。”诗耶?画耶?还是永恒的哲学命题?
打死朱敏后,周吉兰心里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赶到圩场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员何龙喜、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报告情况。陈智希说:“搞得好!杀了不要紧的,不但要杀他,还有一些坏家伙也要杀。”
传信搞掉朱敏的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也向区妇联主任和区长李来文作了汇报。李来文看到朱清花一脸紧张的样子,说:“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怕什么!告诉胖子(朱家训)一声,群众出于义愤打死的,哪个搞得清是谁动的手。”
就在打死朱敏的同一天,“红联”与“革联”发生武斗。又一说法是“红联” 派人到县粮店“搬运” 粮食,“革联” 出面阻止,双方发生武斗。不管哪种说法,结果是“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二人。“红联”抬尸游行,沿途高呼口号:“誓与‘革匪’血战到底!”“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憾道县的8•13事件。
有人说,这场武斗诱发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但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的必然联系。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这场武斗在二中里面(注意,我说的不是“革联”里面)引出了一个人物,该人就是当时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先生,他对制止道县大屠杀的蔓延和发展,以及揭开大屠杀的真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应就此写来,但因其间情节曲折复杂,恐怕把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切割得太零碎,故此先留个口子,后面辟出专门的篇章来写。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朱敏所在的寿雁区又称十一区,下辖寿雁、唐家、牛路口三个公社和寿雁镇。该区在道县大屠杀中首开杀戒,但杀人不是最多。据道县处遗工作组调查、核实,共杀535人 (自杀97人),其中,枪打241人,刀杀155人,沉河13人,炸死7人,活埋6人,棍棒打死15人,绳子勒死1人,其它方法致死97人,灭门12户。
三社一镇中杀人最多的是唐家公社。该公社在公社范围内煽动、策划、布署杀人的主要责任人有公社副书记兼组织宣传监察委员会邹云龙、副社长文福祥、公安特派员谢林通、红联头头公社会计何学能等人。最先明确指示杀人的是邹云龙,在整个道县大屠杀中也属最早之列。据唐家公社朱子复大队基层干部揭发,1967年8月11日,邹副书记在公社学校操场边的教室里,指示该大队支书冯立平:“朱子复的四类分子这样猖狂,回去布置干部社员打吧,注意不要当场打死就行了,最好让他慢慢拖死。”无独有偶,同一天,陈智希在寿雁圩上托人带信给下坝大队支书朱家训,要他“把朱敏搞掉算了”。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不过邹副书记的指示比起陈部长的指示,过于笼统且不简明,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一,没有具体点名,斗争的火力不知道向哪集中;第二,分寸难以拿捏得好,打重了难免当场打死,打轻了又达不到“让他慢慢拖死”的目的,所以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祭刀者最终还是出现在下坝而没有出现在朱子复。
唐家公社杀人最多,但在“杀人风”的第一个高潮中(1967年8月17—26日)只杀了19人,别人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里还冷冷清清、反应迟钝。而8月28日以后,短短几天就杀了100多人,也就是说该公社主要杀人行动都集中在8月28日至9月1日这5天。这是为什么呢?据查,全部与邹云龙、文福祥、谢林通、何学能等人有关,也与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红联”总部召开的“政法工作干部会议” 有关。
在杀人的第一阶段,邹等人虽然多次煽动,甚至具体指示杀人,但力度还不是十分大,态度还有些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8月28日,邹等人从营江开会回来,就像打了鸡血针,立即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这类会议一般都包括两个内容,一、抓阶级斗争,传达敌情,煽动、部署杀人;二、部署“双抢”和其他生产任务。即“抓革命、促生产”。为讲述简明,笔者原则上只讲与杀人事件有关的内容。特此说明。以后不再专门说明。)动员、部署杀人。在这个会议上,邹云龙明确指示:“各大队回去以后,要认真查一查,把调皮捣蛋的坏东西杀他两个。”红联头头何学能在会上表扬了唐家、文家等大队,行动快杀人多,批评了一些行动迟缓的大队,并指示:“你们这些大队支书,现在应该可以插手了,应该站出革命了!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不站出来,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公安特派员谢林通指示得更具体:“这些坏家伙,真正的坏蛋,你们给我杀他两个。有的地方地富跑了很多,上山去当土匪,你们要组织民兵搜山。在哪里搜到就哪里镇压,不要拖回来了。不要到胜利桥杀人,那里过路人多,血一盘一盘的,太难看。你们要杀,到山上杀,在下面注意站岗放哨,不要菩萨没雕出来,先把个卵雕出来。”
会后,全公社立即出现杀人高潮。
唐家公社杀人最多的是唐家大队,共杀50人(其中自杀2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50人以上的大队有4个,唐家大队名列第4,没能进前入三甲。 但该大队有一杀人凶手,名叫雷康古,一口气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一举夺得全县的杀人冠军。处遗工作组进场后,发现这个情况有浮夸,杀了36个人是雷康古自己吹出来的,经逐一落实,只有18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说是为了多领“手续费”。当时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给“手续费”,一般每杀1人给手续费2~5元不等,也有记工分、发实物的,如稻谷20斤或30斤等。唐家大队比较富裕,手续费相对高一点,每杀1人给5块钱。据说雷康古这一天就赚了180块钱。如果真是这样,他拿的就是夹粮夹饷。当时唐家大队劳动力日工值(10分工),大约在5角钱左右,如此算来雷康古在生产队出1年工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唐家大队被害者中,有一个23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从来不说多话,做事也下手(肯卖力),杀人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算了。”照理说干部开了口,应该躲得过这一劫,但其妻长得不错,劳动力也好,属于“白天累得,夜里×得”的那一种女人,惹得好些人眼红。一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看中了她,坚决要求镇压胡祥贤。此类杀人夺妻(或夺女)案,在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仅笔者手头资料就有40余起。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唐家公社不算厉害的,四马桥洪塘营公社杀人夺妻霸女仅立案追究的就有12起,女方没有提出申诉,根据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不予立案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唐家大队这起杀夫夺妻案的特色在于,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时,没曾想到半路上杀出两个程咬金,这两个也都是贫农的光棍跟他斗起争,都要娶胡妻做老婆。熊天苟说:“这两个东西比蒋介石还要坏蛮多,杀地主那刻他们躲在鹅毛山(峨嵋山),怕死不革命,这刻要分胜利果实了,跑下山想偷桃子。”争执不下,差一点点打起来,熊天苟气不过,干脆一刀子把女的也杀了,免得三个人争起来伤了阶级感情。
道县处遗工作组有同志总结了道县大屠杀的十大特色案例,唐家大队名列其中。
这十大案例实际上有15个个案,工作组的同志是分类归纳的,所以为十类,笔者认为还是分个案表述更清晰些。这些个案是:
一、        龙江桥万人杀人现场会;
二、        桥头圩万人杀人现场会;
三、        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吹号杀人;
四、        清溪区武装部长亲临杀场监斩;
五、        小甲公社武装部长用炸药炸死11人;
六、        营江公社主任杀害过路行人;
七、        杨家公社副书记亲自动手杀人;
八、        沿河塘大队斩尽杀绝黑四类;
九、        唐家大队一杀人凶手连砍36颗人头;
十、        岑江渡公社占甲完全小学6名教员被杀;
十一、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丈夫亲手杀妻;
十二、        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十三、        柑子园公社挂牌(“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审案杀人;
十四、        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支部书记杀害贫农社员一家9口;
十五、        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威逼地富子女杀害亲人。
上述案例,大多数我们都采访了,只有少数没能采访到,笔者将在后文中结合它们所在区、社的杀人情况一一交代。实际上,道县大屠杀的个案没有一个不典型,也没有一个没特色,只要你有机会深入了解,就会有很多内在的、独特的东西浮现出来,但深入采访的难度太大了,基层干部不愿配合,杀人凶手只讲他们愿意讲的,受害者遗属对我们充满戒心,而且明显地表现得心有余悸。有些被称为“告状油子”的遗属,我们又不敢轻易接触,因为太敏感了,弄得不好,会被认为是“制造新的混乱,企图激化矛盾”。为此,我常感到有些莫名的苦恼,甚至对自己的采访真实性都感到有些没把握。明红看得透彻,说:“可以了!能让我们这样采访,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霸蛮要削尖了脑袋钻出点什么东西,只会碰壁的。4千多人,光写名字就有一万多字,搞得那么过细?基本事实把握准确就可以了。”说得确实有道理,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尽人事以安天命。
笔者在寿雁采访时,就发现一个与案例十五类似的案例,该案发生在寿雁公社寿福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4人,一个伪连长,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地主子弟,一个贫农。这名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反革命分子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能够定得上;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新华词典对“坏分子”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把何明德归于这一类可以说严丝合缝,他搞过投机倒把,挖过社会主义墙脚,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四类分子的帽子又分三种,一种是扣在头上的,坐实了的;第二种是把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督改造的;第三种是对群众不宣布,由基层组织内部掌握的,又叫内控对象。何明德就是这第三种内控的坏分子。大队开会讨论杀人时,觉得每一类型都得抓个典型,所以把他也定了一个。何明德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昌保,一个叫何一功,杀何的头天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庆辉代表大队支部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找何昌保、何一功谈话:“明天要杀你老子了,你敢不敢父子革命,杀了你老子?不然……三个人一起杀掉。”何昌保胆子小,吓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一副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倒是何一功干脆,马上表了态:“我革命!我革命!我一定要坚决和我老子划清界线。”第二天杀人时,就由何一功亲手将其父何明德“处决”。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8•13武斗后,“红联”在县城道江镇已处于劣势,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还掌控着道县的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证明,四类分子就被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祭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也没有比严惩四类分子更轻而易举和没有风险的了。
一位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说:“下坝杀朱敏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拉开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东南角,与宁远县搭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1967年)8月13日,当下坝大队用群众专政的铁拳砸烂朱敏的“狗头”时,杨家公社周塘营大队的红东庙内,也在秘密地酝酿着新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上级的“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凹凸分明。他叫蒋文经,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在成了赫赫威灵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首先带领与会的各大队党员干部诵读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然后开始传达 :“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参加这一片会议的有郑家、合作、前进、周塘营等四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文革主任),共计二十余人。
蒋司令讲话后,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历史反革命郑元君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躲起来了。”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到他们手里。”
周塘营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虑万分:“吃亏了,我们已经走在阶级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经文一笑,叫大家打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语重心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就开口了,只是我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象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经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干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一个与“搞掉朱敏”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文经等人又到富足湾,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的党、团员会。这次会上,除了他的“战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四类分子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说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难。
8月15日晚上,郑家大队,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经等人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没等她说完,郑会久又是一声喝问:“钟佩英不老实,怎么办?”“捆起来,送到公社去!”众人一声吼。
下面的事,与“搞掉朱敏”基本类似。所不同有三个细节:第一,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贫下中农狠狠“教育了一顿”,打得口吐鲜血;第二、钟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锄头扁担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起一个事先没有考虑周到的问题:她的两个乃崽还在,肯定要给老母亲报仇的,怎么了得?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里安然。”于是,回头又到钟佩英家。钟佩英的两个儿子已经上床睡觉,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为真的是送到公社关押,这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被送到公社关押的人多了去,吊个“半边猪”,搞个“猴子抱桩”、“苏秦背剑”等 ,都是家常便饭。白天搞双抢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斗,就赶快洗脚睡觉了。人们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照章办理了。
事毕,辛苦了半夜的人们又聚集到钟佩英家,翻坛倒罐,寻找罪证。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宰了,一锅熬起,又打来几斤金刚蔸酿的烧酒,宵起夜来。待到锅里只剩下些汤汁的时候,蓦然听得一声鸡叫,众人心里一惊,想起白天还要出工,赶紧推门而出……
据郑会久写给处遗工作组的“揭发交代”材料说:搞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第二天早上,他早饭都没吃,心里不托底,不知道这件事搞没搞拐场,上级追究下来怎么办?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向蒋文经汇报。蒋文经一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得很!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后杀人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钟佩英母子被杀害后,滥杀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自然是杨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蒋文经又在塘坪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据查在道县大屠杀中,杨家公社所隶属的四马桥区共杀533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杀86人,刀杀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棍棒打死22人,绳子勒死57人,火烧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5户。该区下属4个公社(杨家、四马桥、大平岭、横塘营),杨家公社杀人最多,共杀190余人,其中蒋文经亲手批杀95人。这个双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后来被提拔为下蒋公社党委书记。
关于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钟佩英等人之后的杀人情况,我们想用一份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来作回答。

一、基本情况
郑逢姣,男,现年73岁,本人成份农民,汉族,住杨家乡郑家村,文革期间任大队支部书记。
二、犯罪事实
1967年8月上旬,郑逢姣因怀疑地主子弟郑生尧 报复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队已杀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前三批杀得很好,这次我回来,也要杀一批……”并点名要各队报名单,后决定杀七人。当天下午,郑逢姣指挥将郑际东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绳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没被杀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大队支委会,并在会上说:“要大家来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杀一批……”会议当中,杨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员樊书守等三人来到会场,郑逢姣将开会内容告知三人后,樊书守提出:“九五命令 早下了,杀人问题影响很大,不能再杀了。”郑逢姣不听劝阻,并说:“我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又这么坏,不准杀也要杀。”由于部分大队干部支持郑逢姣,彭心明无奈说:“我的先生……你们要搞就搞远点,搞到宁远界子边去,免得影响我们公社。”
当天下午,郑逢姣组织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在会上重复了在支委会的讲话内容,并分任务到各队。次日,郑逢姣指挥民兵,将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宁远欧冲垒山里杀害 。

我们来到了这个被称为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该大队文革中先后杀了37人,是道县杀人事件真正的爆发点。几十百把栋破破烂烂的砖房,成一大两小三个块,分布在一个山洞 里,背靠着一片平缓的红土丘陵。山上原来尽是合抱粗的大树,58年人民公社化办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的时候,都砍下来炼了(废)铁。现在只剩些低矮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较困难。现任支书郑逢桥要杀鸡置酒款待我们,被我们坚辞了。提起钟佩英,郑支书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大约四十多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贵州,和我们大队在那里做事的郑元君结了婚。六五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遣送回来的。”问起郑元君什么成份,有何劣迹,他说:“郑元君土改时没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乡里没听说有劣迹。只是他的堂兄郑元赞 ,1952年为首组织一伙土匪在宁远搞了个三•二九暴动,杀了我们一个县委组织部长和两名干部。参加暴动的人基本上都镇压了,只有郑元赞跑脱了,听说跑到了台湾。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听说的,搞不太清楚。”
“郑元赞的事与郑元君、钟佩英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郑元君参加了宁远暴动?”
“郑元君倒没听说参加了宁远暴动。他是64年社教时揪出来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来的,原来在贵州一个仓库里当保管员。65年在衡州(衡阳市)撞汽车自杀了。”
“这么说钟佩英本人并没有定为‘四类分子’,当时杀人时,队上那么多四类分子,为什么首选她呢?”
郑支书说:“唉,那阵子,钟佩英有了这层社会关系,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也难保没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搞反革命串联,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这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过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
“要杀她,就是因为她参加了‘湘江风雷’?没有别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杀钟佩英的事,不会这么简单。
“别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们可以问工作组的人,他们比我清白些。”
其实,我们已经问过工作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干脆:“要搞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反正宜粗不宜细,只要把她是怎么被杀的,谁指使的,哪些人杀的,杀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话确实有道理。但这毕竟是拉开大屠杀序幕的杀人事件,难道不应当查得更细些,调查得更清楚些吗?特别是钟佩英被杀后,传出一起谣言,说钟是1952年宁远革命暴动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钟佩英是怎么一下子变成郑元赞的小老婆呢?),奉命组织四类分子搞反革命组织,布置四类分子开会时,每人带一条狗仔凳(小板凳),准备要杀害贫下中农。钟佩英坐在中间,手摇鹅毛扇发指示,横摇三下如何如何,竖摇三下又如何如何……幸亏贫下中农警惕高,及时发现她的阴谋,把她镇压了。还说郑元赞已从台湾秘密潜回大陆,到了冷水滩,和钟佩英接上了头,准备血洗道县。这个谣言蒋文经等人多次在会议上作为敌情通报传达,难道他们没有责任说明消息的来源吗?
在了解该大队后来的几起杀人事件时,我们得到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选了几个当“耳机”,“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耳机”这个代名词,撩起我极大的兴趣。这类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线人”的,但都没有“耳机”来得生动形象。我在来郑家之前查阅相关资料时,了解到这个大队第四批杀七个人,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原)支部书记郑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杀一个分子,可保全家不杀,不知“耳机”有没有份?
“有份。”郑支书给了肯定的回答。
“后来这些‘耳机’也杀了吗?”我又问。
“有的杀了,也有没杀的。”
于是我向郑支书表示希望找个“耳机”谈谈。
“可能在责任田里扮禾,蛮远的,我去叫一下。”
郑支书去了。我趁这个机会,在村里四处走走,想找几个“遗属”了解了解当时杀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县里听得这么一个传闻,郑家大队67年8月26日第三批杀人,杀了一个快要分娩的妇女,先后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后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儿。该妇女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对她施以如此酷刑?绝不会仅仅为了杀人取乐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笔者问了郑支书。郑支书说,杀人的时候他不在场,不太清楚。没有办法,我只好另外想辙,从“遗属”那个方面调查一下。通过别人指点,我找到这么一户。一间新修的一栋两间的瓦屋,屋前一个小小的禾堂,屋里只有两个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猪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晒谷。其实不用指点,一看这房子,我就估计到这一户人家的身份了。当时道县文革被害者遗属的安置补偿政策大致是这样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补偿人民币300元;人被杀了的,按被杀人数每人补偿150元(俗称“人头费”);农具、家具等生产生活物资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价的1/4补偿。300元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相当于笔者三个多月的工资,但要砌一栋住房就远远不够了,便又采取“国家补一点,自己出一点,集体给一点”的三一点办法来解决无房遗属的住房问题。即使这样也只够砌一栋最简单的一栋两间的房子。于是道县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房屋。看见这样的房子,别问,走进去,百分之九十是遗属。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我对中年女人说。
她抬头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记不得了。”
“哦,哦,请你不要误会,我、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杀了的人。”我突然变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讷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她低着头只管晒她的谷,再不理我。
这时,郑逢桥也从垅里回来了,“耳机”不在,到四马桥赶闹子去了,他在闹子上摆了个修钟表的摊子,一个圩场弄得一、二十块钱。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见我。可能郑支书也不愿意我见他。
明红在一旁怪笑着看着我:“你想见‘耳机’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过刻毒了。”
我一时无语。确实,细想一下,刚才的那股子兴奋劲确实不厚道。他能活下来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漫长的岁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我又何苦在伤口上再撒把盐 ?但是,对我的这种想法明红并不认同,他说:“你放心,活得下来就不会受灵魂的拷问,受灵魂的拷问就活不下来。”唉,不知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明红总是比我看得更本质。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上述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行“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传言。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 搞出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杀人风”蔓延过程见下表:
区        开始杀人时间        被杀对象
寿雁        8月13日        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
四马桥        8月15日        郑家大队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钟佩英母子
清塘        8月17日        达村一大队右派分子唐玉
桥头        8月17日        胜利大队四类分子何光照、谢苏苏
蚣坝        8月20日        光家岭大队历史反革命分子杨竞成、地主分子何庆松、小土地出租者向齐家
车头(梅花)        8月20日        理家坪大队伪警察唐林贤
红岩        8月21日        七星大队四类分子胡祥
上关        8月22日        齐心大队伪保长何光钦
清溪        8月23日        青口大队地主分子魏永成、地富子弟何靖东
祥霖铺        8月24日        松柳大队3名外逃地富子弟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并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特别是县武装部有着“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尚方宝剑,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如果县里某些人站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难制止,更成不了规模。遗憾地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当时的县级领导干部中,暗中支持甚至怂涌杀人的大有人在。还有人根据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犯罪行径赞扬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从而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
第十章 传经送宝

蒋文经等人在杨家公社杀了钟佩英母子之后,8月17日,又在四马桥召开了全区“红战士”(“红联”)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钟佩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成了宁远反革命暴动总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女特务、杨家公社四类分子暴动的总指挥。而所谓钟佩英指挥四类分子搞暴动,郑家大队贫下中农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镇压了的故事,经蒋文经等人绘声绘色一番演绎,听得与会者如醉如痴,甚至还有几分遗憾:为什么自己公社就没有出个郑元赞,出个钟佩英呢?要是有的话,那该多好啊!
会议结束以后,18日,19日,蒋文经等人受大平岭公社和洪塘营公社邀请,专程到这两个公社“传经送宝”。
洪塘营公社位于道县东南部九嶷山系的层峦叠嶂之中,现在叫洪塘营瑶族乡,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瑶、汉人民混居的地区,不过这里的瑶民基本上已经汉化,如果他们自己不说是瑶民,你一点都看不出来。该公社在道县37个公社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层瘠薄,素有“洪塘无水,峻岭有峰”之说,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首民谣流传至今:“有女莫嫁瑶山窝,终年挨冻又挨饿;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红薯玉米它。”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别多。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公社杀人夺妻的案件发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点因果关系。
公社驻地洪塘营圩是道县地势最高的圩场,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时,眼前的圩场仅有横街一条,街道房屋都很破旧,甚至还有一点点衰败。山风掠过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种凄凉之感。
接到蒋文经等人送来的“革命真经”,(1967年)8月20日,洪塘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公社武装部长赖兴好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四巨头”会议。赖在会上大肆渲染蒋文经等人的谣言,介绍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原文是“镇压四类分子暴动的经验”),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对于“调皮捣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贫下中农同意杀就可以杀,并点名指示红花大队杀人,“带动全公社的对敌斗争”。
会后,红花大队率先杀3人,各大队陆续跟进,五天之内,共杀43人。
8月26日,洪塘营公社“三结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书记盘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会议。盘副书记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大队,重点表扬了“行动快,杀人多”的红花大队,号召各大队,外学郑家,内学红花。
会后,各大队积极行动,掀起了全社的杀人高峰;当天便杀47人。有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积极行动,迎头赶上。如佳竹洞大队,原来没有杀人,支书王建喜、民兵营长蒋汉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评以后,回到大队马上就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贯彻公社8•26“四巨头”会议精神,要各生产队就在会上摸底报名单,名单拿出来以后执行不过夜,立即派民兵分头抓人,当晚便将12个“阶级敌人”镇压了。第二天清早即打电话向公社报喜。
接着,27日,全公社又杀86人。
赖兴好、盘家端等人坐镇公社,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全局。
东江源大队是盘家端的点,经他指示、批准,杀了13个人。
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87人(其中自杀5人),仅8月26、27两天就杀了133人,占杀人总数的71%。
该公社杀人最多的是红花大队,共杀42人,占全社杀人总数的22.5%。该大队一个名叫李博清的杀人凶手,杀人上了瘾,每次杀人都主动要求参加,不让去还不行,该大队先后三次杀人,李博清每次都参加了,亲手杀害21人。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整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亲手杀人最多的应当是他。寿雁区唐家公社那个杀人冠军雷康古有水分,货真价实的冠军应当归李博清。李博清当时已经40出头,在当时的道县应当算是个半老头子,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相对要短一些,50岁就喊老倌子,60岁不为夭折,70岁就是古稀之年,笔者查了一下,道县一些出名的杀人凶手,年纪一般都在20岁左右,大的不过30出头,40岁以上的杀人凶手,除报复杀人、谋财害命、杀人夺妻这几种情况外,还真的少见。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李博清对杀人表现得如此积极呢?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李博清因多次主动要求杀人,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逮捕法办。专案组的同志要他交代杀人动机,他的回答竟然是:“为了多赚两个工分。”乍一听,觉得荒诞无稽,难以置信,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杀人成了一种革命行动,不但不要负责任,而且还有钱发、有粮食分、有工分记,这样的便宜人,愿意去杀的恐怕不在少数。笔者有幸亲历过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在学校里,每当有机会触及牛鬼蛇神肉体的时候,广大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开始的时候,这种痛殴“阶级敌人”的行为多少还有一层严肃的面纱,被看成是一种阶级义愤和革命行动,到后来几乎成了单调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味剂,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把它戏称为打便宜人。便宜人可打,亦可杀,关键在于便宜到什么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杀不杀三分罪。
采访中,笔者曾向当地有关干部请教过这样一问题:洪塘营公社大多数大队杀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过二十余人,为什么红花大队表现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负责处遗的同志这样回答:
“红花大队离公社很近,大约只有里吧路的样子,狗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这种地理位置,使得该大队干部与公社领导联系非常密切。‘乱杀风’中,公社盘家端、赖兴好等人把这里树成一个阶级斗争的点来抓。他们多次到大队现场办公,督促杀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红花大队一直都是公社的先进大队,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杀人也是一样,只能比别的大队杀得多,不能杀得少。当时煽动杀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叫杀人,而是说镇压阶级敌人的暴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保卫红色政权等等,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所以红花大队的干部积极带头行动。当时的大队支书陈明凤就亲自充当杀人凶手,带头杀人。大队贫协主席,叫个杨隆宽的,当时25岁,猛得很,每次杀人,都背着一杆鸟铳,冲在最前头,并且亲自杀人示范。大队民兵营长邹景桂当时在公社民兵自卫队当队长,带着自卫队的民兵到处支援杀人。这个人品质坏得很,不但杀人而且还乘机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几个为主的干部带了头,其他干部还能不动手?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带了头,群众还能不动手?第三个原因就是,红花大队杀人的面放得比较宽。当时这个‘乱杀风’,说是乱杀,实际上还有界线的。界线一突破,人数就要成倍的向上翻。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杀分子不杀子女,无论哪个大队最多也就只杀得十几个;如果说子女也杀,人数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说只杀男的,妇女、小孩不杀,怎么杀也杀不到四十多个人,如果要斩草除根的话,无论哪个大队杀四十个人都是少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为了杀人夺妻,不留后患,把女方的家人也就杀得比较彻底。另外一方面,红花大队不但杀地富,而且还杀了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说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业不给队上交钱的,在生产队出工偷懒耍奸的,或者不服干部的领导,跟干部斗着干的,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小问题,在当时,一上纲上线,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对抗党的领导,这都是砍脑壳的事啊!这三类人加起来,红花大队只杀了42个人,要讲还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尽得量杀,起码还要翻一番。当时红花大队杀人已经出现不断扩大的状态,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亏上头刹车刹得快,红花大队8月21号开始杀人,到8月28号打止,只杀了7天。据说还准备再杀一批,8月29号,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打来电话不准再‘乱杀人’,当天晚上,赖兴好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脱产干部开会,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电话会议精神,并分头通知各个大队。红花大队隔公社近,接到电话后马上就封刀了,以后再没杀人。但盘家端的点东江源大队不知道为什么给漏掉了,没有通知到,结果这个大队在8月30号上午,又杀了9个人,本来只杀十几个的,这下子变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二名。这次处遗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好让东江源抓紧时间再杀一批。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的情况,最让我们震惊的,或者说最具特色的不是“杀人最多”的红花大队,也不是“抓紧时间再杀一批”的东江源大队,而是处于中游水平的黄家塘大队。这个大队杀人居然不是公社干部指示的,而是一个名叫邓永裕的公社电话员指示的。当时在洪塘营乡处遗工作办听到这个情况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于洪塘营距县城比较远,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来得比较晚,此前已经在县城附近的几个区社采访过,红花大队那种情况,东江源大队那种情况,见得非常多,公社领导开会指示,大队干部开会贯彻,贫协和民兵组织具体执行,可以说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种基本模式,黄家塘大队的这种情况还真的少见。在我们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公社电话员,充其量就是个县邮电系统的合同工,跟民办教师的性质差不多,他凭什么“指示”杀人呢?下面的大队又凭什么听他的呢?
我们问处遗办的同志:“是不是哪个公社领导指使邓永裕传达的指示呢?”
该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纯粹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你们这个想法我们一开始也有,经过反复调查,确定没有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指使过他,纯粹是他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看到别的大队都杀了,黄家塘大队一直没有行动,就打过一个电话去指示杀人。”
于是我们决定把原来的采访计划调整一下,立即去黄家塘村。
黄家塘大队(村)位于洪塘营公社最北面,与蚣坝公社毗邻,东边是猫儿山,西边是枫木山,它就在两山夹峙的马鞍形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个公社距县城最近的地方,实际上交通并不便利。当时整个道县东南部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叫道坦公路,从道江镇到湘源锡矿的坦水坪,全长60多公里,主要是为运送湘源锡矿的矿石而修筑的,当然沿线村镇也跟着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于县城东郊的上关村,向东南通过蚣坝圩,越过泡水到后江桥,从后江桥转向东行,再次越过泡水到四马桥圩,从四马桥圩转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况不是很好,车行起来,黄尘滚滚,颠簸得十分厉害。公路距洪塘营圩最近的地方叫东江脚,从这里分叉出一条更加简易的公路,通到洪塘营圩。从洪塘营圩到黄家塘有大约15里山路要走,不算险峻,却也蜿蜒曲折。我们就是走这条路线到黄家塘村去的。实际上要直接去黄家塘村,还有一条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对平坦一些,就是不经过洪塘营圩,在四马桥圩下车,渡过泡水,步行20余里便可到达。我们离开黄家塘村回道江镇走的就这条路。但去的是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条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黄家塘村。
大约半下午时分,到了黄家塘村(大队)。由于来得仓促,事先准备工作不充分,采访很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大队干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明显不太欢迎,嘟嘟囔囔地说:“双抢大忙的,好多要紧的工作都搞不赢,搞这些空事干哄门(什么)?”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有大量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被卷入其中,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对于这一次的处遗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对抗的,特别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鲜血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本能地把我们看成是找麻烦的人,所以每次下去采访,一定要事先做好铺垫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钉子。
对黄家塘村的采访当然也不例外,临时起意,仓促而来,要是一帆风顺,那倒奇怪了。不过,不顺利并不等于一无所获。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讲了,直接讲采访结果。
事情还得从8•20公社杀人动员会说起,那天,黄家塘大队支书祝玉亮等人在公社开过会,回到大队,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队的几个地富分子还没有“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决定集中管制起来,以观后效。因为黄家塘跟公社离得比较远,平时联系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检查工作”的干部也把它给忽略了,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队都行动了,该大队忙着“促生产”,忘了“抓革命”。这个情况被公社电话员邓家裕发觉了。他虽然不是公社领导,但坐在总机旁边插接电话,公社和各个大队来来往往的电话,都可以监听得到,(那个时候,电话员又叫机线员,就是类似机要员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对全公社杀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据邓家裕说:“我因为发觉黄家塘一直没有行动,又晓得公社要开总结评比会,害怕他们受批评,出于一片好心,打过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没曾想到他们把杀人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说是我指示的。我一个公社电话员,连个半脱产的干部都算不上,凭什么指示杀人?”
邓家裕问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黄家塘大队干部群众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之处。当时接听电话的(原)大队会计祝重成说:“(1967年)8月25号中午,我在大队部值班,公社‘杀人办’主任邓家裕打过电话来,问我们大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批评我们拖了全公社的后腿,强行要求我们马上行动。我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向支书祝玉亮、大队长祝玉省他们做了汇报。大队上专门开了一个会,拿出了一个名单,决定杀5个地富分子。还打电话向邓主任作了汇报。第二天早晨,邓又打过电话来,是支书祝玉亮接的,说我们大队跑出去的两个地富(实际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区(蚣坝区)被抓住了,要我们派人去接。祝支书问,接回来怎么处理?邓主任说,在路上干掉算了。所以这两个人也杀掉了。后来,8月27号在公社开过会以后,因为大队上还关着几个地富没有处理,我们又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邓主任杀不杀,邓主任指示说,统统给我杀了。就这样又杀了3个。”
附带说一句,邓家裕对“杀人办主任”这个头衔,坚决予以否认,他说:“什么牌子不好叫,叫个杀人办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没有蠢到这个程度。”
好在这个问题无关宏旨,杀人办主任也好,其他什么办主任也好,还有什么司令啦,政委啦,院长 啦,叫什么都可以,关键是黄家塘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么直观理解的。如此看来,黄家塘大队杀人情况与其他大队并无本质区别,说它有特殊性,仅仅特殊在别的大队指示杀人的是“正牌货”,而指示该大队杀人的是个“冒牌货”而已。
不过,有一个情况祝重成没有说,那就是当天(8月27日)晚上,他打电话向邓家裕请示:“有些人虽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在外面打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这号人杀不杀得?”邓家裕答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都可以杀!”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后,第二天就带人把本大队在外地搞副业的中农社员祝重道抓了回来,骗他交出钱财之后,将其杀害,并顺便夺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处遗工作中被定为杀人夺妻案。
大平岭公社的杀人情况与洪塘营大同小异,相比而言杀人稍少一点。具体杀人情况,后文中有几个案例可作参考。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在区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八个区:上关区、桥头区、清塘区、祥霖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当时全县总区数的72%,在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8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午田公社……占当时全县公社总数的48.6%。有485个大队杀了人,占当时全县大队总数的93.4%,其中杀30人以上的大队有27个,杀40人以上的大队有7个,杀50人以上的大队有4个。
清塘区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叫月岩区,即“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当武装部长的那个区 ,是全县最先召开区级杀人动员大会的地方。该区文革时下辖清塘、久佳、午田三个公社,现辖清塘、久佳、午田、营江、万家庄5个公社。5个公社共杀269人,其中枪打189人,刀杀46人,沉河47人,炸死17人,活埋3人,棍棒打死8人,火烧死5人,其他方法致死37人,灭门5户。
清塘区位于道县西部,距县城十几公里。西部紧靠都庞岭,中部有清塘万亩大洞和营江大洞。著名的濂溪河发源境内,蜿蜒流经清塘、久佳、营江三个公社,在道江镇注入潇水。濂溪河畔的久佳乡楼田村是北宋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故乡。世人可不知周敦颐,而不可不知《爱莲说》。这朵千年的莲花,陶冶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史上,周敦颐的地位如禅家的慧能,如西方的马丁•路德。孔子以一篇两万五千余字的《论语》奠定儒家的思想基础,老子以一篇五千余字的《道德经》成为道家鼻祖,周敦颐仅以一篇两百余字的《太极图说》和一篇不满三千字的《通书》成为理学开山。朱熹有诗赞曰:“闻道移根玉井房,开花十丈是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
我们对清塘区的采访特地选择从楼田村开始。
沿濂溪溯流西上去楼田,河水越来越清彻,景色越来越迷人,悠长的路程也因之大大缩短了距离,不知不觉就到了楼田村。这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川灵秀,酷似桂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无与伦比的人间奇景。这是一块历史气息浓郁的莲花宝地。旧时“道州八景”有两景在此:“龙山烟树”、“豸岭云屏”。村后道山,层峦叠翠,犹如一座硕大无朋的笔架。村右龙山,烟树苍苍,状若游龙,绵亘数里。村左豸岭,雾气蒸腾,形如怪兽,气吞河山。村前一马平川,濂溪河宛如一条银色玉带,缓缓流过。当地人说,这是出宰相的风水。村后长满茂林修竹的道山山腰上有一个大溶洞,口小而腹大,可容千人,名曰“黑岩”。山脚下,村南端,有泉四时不涸,是为圣脉泉。泉边石壁上,依稀可辩传为周敦颐的题刻:寻源。泉水从石窦中汩汩流出,形成一条小溪,流过村前,注入濂溪河。小溪水浅而石圆,溪上有小桥,名曰大悟桥。相传当年濂溪先生常垂钓于此,天人感应,大彻大悟。当地村民告诉我们,前方不远,原有一片荷塘,面积有十亩之大,每逢夏季,荷花盛开,清香远溢,美不胜收。不过现在已成了稻田和鱼塘。
自此往西南十余里,是逶迤磅礡的都庞岭山脉,号称“湖南第二峰”的韭菜岭直插云天,终年烟笼雾锁。相传汉光武帝刘秀曾流落此地,行乞时跌落筷子在山上,化为方竹。如今岭上依然比比皆是。
西行八里,是道州八景之最“月岩步影”。传为周敦颐读书、静养、悟道之处。月岩是都庞岭下的一个大溶洞,一洞三孔,东西两个洞门,高数十丈,宛如城阙。洞壁峭石环生,晶莹璀璨。中间一个通天孔于洞顶之上,天光直透,东望如上弦月,西望如下弦月,中望如皓月当空。从西洞往东洞走,抬头看头顶的洞口,会看到一弯“新月”如钩,再行,象镰刀,再行象小船,逐步由缺而圆;行至洞中,便是“皓月”当空;继续东行,回头望“月”,则又由圆而缺,最后变成一钩“下弦月”。穿越约一公里长的岩洞,十几分钟时间,便可领略自然界30天的月相变化。令人惊叹者三。洞内至今尚存宋代以来名人文士摩崖碑刻四十余块。清代道士卢国纶曾以《月岩》为题,赋古风一阙:“岩以月名真奇绝,天光透入岩之缺。当头仰见月一轮,上下两弦随转折。月本在天不在岩,以天为月岩迥别。千壑奔赴响流泉,重门高爽积晴雪。飞鸟天边几回翔,洞里行人争皎洁。谷口时有好风来,山腰无数岚烟结。人言周子太极图,曾于此中悟真诀。假令斯岩不效灵,当年岂遂无图说。先生理学贯三才,区区岂假一丘垤。风景殊尤信有之,等闲应唯游人舌。若将商洛强安排,先生闻之恐不屑。”清咸丰年间,广西私塾先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起义反清,兵经道县,曾游月岩,并题诗一首云:

十万雄兵过道州,征诛得意月岩游。
云横石阵排车马,气壮山河贯斗牛。
烽火连天燃落霞,日月纵晖照金瓯。
天生好景观不尽,余兴他年再来游。

文气尚平,帝王之气蹶突其间。
我站在大悟桥上,凝视楼田村这个梦一般既遥远又真实的古老村庄,吟咏着周濂溪《太极图说》的千古名句:“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心中感触良多。脚下的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背后的青山如屏风环伺,突然感到仿佛多年前我就来过这里,也是这样站着,也是这样想着,也是这样一阵阵心酸痛着,也是这样无语的溪流,也是这样黛黑的青山。
此时的楼田村尚未从文革浩劫中完全复苏,“破四旧”的遗迹俯拾皆是,但依然美得惊人。千年古村,人文厚积,青砖黛瓦的庭院,劫后余生的牌坊,曲径通幽的青石板路,石阶、石槛、窗棂、屋檐……处处透出宋、元、明、清四代建筑风格。然而历史也给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这位理学鼻祖的家乡,他的石刻绣像早已被他的子孙打成三块,而他提出的宇宙构成论以及他所开创的“心性义理”学说,几乎无人知晓。
来到这里,不为观赏胜景,不为仰慕先贤,而为调查怎么杀人,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事情。
在楼田村我们采访了周敦颐的二十五代孙周民基。
这位68岁(1986年)的老农民是楼田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1944年日寇制造的震惊全国的“楼田惨案”的幸存者,又是1967年道县大屠杀的杀人凶手。他向我们谈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1944年古历8月,我26岁时,日本鬼子打到了道县,四处下乡抓人,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随乡亲们躲到后山的黑岩里。初三这一天,一大早,两个日本鬼子押着三个中国挑夫到我们村,看到家家户户都没有人,就返到后山上来寻找。这时,刚好有两个小孩去山脚井里,去提水,被日本鬼子发现了,追着他们,找到了黑岩洞口。这时,我正好爬到洞里来,给老婆乃崽送早饭,刚要出去,就听见洞口日本鬼子叽哩咕噜乱叫,也晓不得叫什么。我们谁也不敢吭声。鬼子兵叫了一阵,见洞里没动静,就惨无人道地逼着三个中国挑夫,搬来一大堆柴火,点燃往洞里烧,一边烧一边架起风车往洞里煽风。当时,黑岩里躲着周围四、五个村子一千多口人,一时间浓烟滚滚直往洞里灌,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不断咳嗽。熏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几个年轻的,火气旺,嚷着要往外冲,冲出去和日本鬼子拼了。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这么多人还怕搞不过他们?可是,族长周正悟带着一些人,拿把大刀在前面堵着,他怕打死了日本人,事情闹大了,收不得场,就命令大家把衣服、被褥拿出来堵洞口。结果,等于火上加油,堵洞的衣服、被褥被日本鬼子从洞口丢进来的柴火点燃了,火越烧越大,烟雾越来越浓,岩洞内渐渐没有了空气(应当是氧气),不断有人昏倒,站在洞口的人被烧得皮开肉绽,人油滋滋地流……那两个日本野兽守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洞口的岩头都被他们烧成了石灰。等到他们离开时,已经有四百多口人被烧死和熏死在岩洞里。我们村就死了87个。我的一个小儿子也呛死了。全村死绝了17户。那个惨象,真让人不忍心看。三天过后,洞里还点灯不燃……
“我大难不死。解放后,我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积极工作。后来入了党,当了大队支书。我当支书期间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不少蠢事、恶事……但从没做过昧良心的事,只有文革那件事做得亏心!那时候,我鬼迷心窍,不辩真假,听信了别人的谣言,以为当真地主富农组织‘黑杀团’来杀我们党员、干部了。那次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讲,人家把刀都架在你们脖子上了,你们还睡着不醒?要我们回去把调皮捣蛋的杀他两个。还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回来以后,我就与民兵营长周祖明、周仕祥几个商量,趁着别处都在杀人的机会,先下手为强,把我们村的几个地富都搞掉算了。结果一家伙杀了9个……其实杀起来蛮容易的,比杀只鸡都好杀些,捆起来牵到村外的河边,杀了,丢到河里。原来准备杀到后面山上,有人说怕坏了村里的风水,就改到现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反抗,都老实得很。只有富农周民正说,我们在旧社会吃过剥削饭,罪该万死!可是乃崽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能不能留下来?可是,你是晓得的,已经开过会讨论了的,怎么留得呢?只好一起都杀光了。这些年来,我的心里一直不安然,一想起这件事心口就痛,良心上过不去。其实,那9个人都是我们周氏门宗人哩,也是周敦颐的二十五代和二十六代孙。为了这件事,现在我受了处分。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我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的宽大。”
望着这位一手老茧如鞋底、满脸皱纹如刀刻的老农民,站在这片诞生过一代大儒的土地上,我们不知说什么是好!语言有时是苍白无力的,不如不说了罢。 
唯一使人感到幸庆的是,郑有志、周仁表等人的杀人动员大会没有选在这里召开,总算给濂溪先生留了一点面子。
此次采访后,我又数次到过道县,每次都想再访楼田村,不是以一个采访杀人事件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心无旁骛的虔诚的朝圣者去瞻仰濂溪故里,在莲花盛开的季节,于一轮满月之下,端坐于大悟桥上,面对川流不息的濂溪河,向濂溪先生请教天人心性的问题。
惜乎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听说楼田村已经开发成道县最大的旅游景点,观光过的人说,修缮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我却突然感到失去了再访楼田村的冲动。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里,挤满了从全区赶来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表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的“敌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郑有志邀功:“郑部长,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风为首的‘农民党’,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动组织是配合美蒋特务反攻大陆搞暴动的,有行动纲领,有计划,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嘴就来,汇报完后他又向郑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郑有志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谦虚地征求周仁表的意见说:“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一个党员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我马上赶回去做准备工作。”
 8月17日一大早,郑有志身着军装,屁股后面挎着把盒子炮,坐着拖拉机,“吐吐吐吐”赶回清塘,主持大会。
 周仁表办事得力,仅仅半天功夫就把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脚上沾满泥巴的基层干部,有的是从十几里地外赶来的,快开会了,还有人陆陆续续进场。会场门口布了岗哨,郑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大几百人挤在里面十分拥挤。道县农民一般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几口辛辣的土烟叶子。这些年来,区、社两级干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价的齐嘴巴纸烟,但生产队干部大都还停留在长烟筒阶段。空气中迷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和汗臭气,天气又热,叫人心里好烦燥。农村干部开会纪律性差,一般都是上头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整个会场闹轰轰的。会议一直拖到十点钟才正式开始,周仁表指挥与会干部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在手上,面对毛主席像站好。这是当时无论大小会议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门熟路,不用多招呼,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红宝书贴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预备姿式。整个会场突然奇迹般的安静下来。周仁表开始领颂:“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全体与会干部一齐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仁表接着又领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众人又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完毕,周仁表请郑部长作动员报告。这些天来,郑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较压抑,接任前线总指挥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联”抢了枪,一天天在壮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亏,更叫他气愤填膺,今天,总算找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显得十分亢奋,作报告时,时而站起,时而坐下,说到激动处,拳头擂得桌子嘭嘭响。
 现将《郑有志8•17讲话摘要》全文照录于下:(这份历史资料能够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全国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大好形势中,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复杂。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日又开枪打死了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反修。我们广大革命干部要提高警惕,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们六区,是防空重点又是防暴乱的重点,8•8抢枪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乱的时机进行破坏和捣乱,蠢蠢欲动!我们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他们还提出要地富当骨干。我们区如此,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有一天晚上,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四类分子每人一张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们站着听,他们偏要坐着听。听着听着,只见郑元赞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两下,四类分子就一齐动手,拿凳子打我们干部,幸亏支书及时叫来民兵,把四类分子拖出去杀了六、七个,才平息了这场暴乱。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敏,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如果让他们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
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有三条: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各大队都要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交代党的政策,不老实的要严惩。第二、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三、要赶快把干部、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四类分子牢牢看管起来,白天老老实实参加队里集体生产,晚上关门在家安份守纪。子女也不准到处乱跑,特别是防止他们跑到二中去。

会议要结束时,郑有志按照惯例征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见:“仁表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周仁表一鸣惊人:“我来补充几句,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脱产干部,还是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干掉。”接着又讲了“人民党”(假案)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老五(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全场顿时乱成一片,与会者议论纷纷。许多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兴奋激动,有人紧张惶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从。
散会后,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久佳的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久佳公社达一村 大队唐玉家。当时,唐玉已经在8月14日的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带讲个小细节,14号批斗唐玉时,蒋公安员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态度”,可是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灯火通明的,有点打不下手,再说让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这家伙咸鱼翻生又抖起来,难保不报复,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乱说乱动,也怕他的后人玩阴的,队上的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吹灯为号,灯一灭就动手。黑灯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锄头敲断了唐玉的一条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儿子和侄儿找来一张门板抬回了家。蒋柏柱把唐玉从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到屋门口坪子边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许人也?为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系小学教师,为人生性梗介,好管闲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公安员在该大队蹲点,“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受害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柏柱告了。害得蒋受了老大一顿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这在当时确实是滔天大罪,但“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笔者经多方调查,获知唐玉“企图篡党夺权”的最大证据是,有人揭发他在“发泄对党的仇恨”时说过:“如果让我当区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他们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恶不至死。
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唐玉呐,好人呀!”既然好人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时候,我没下狠手。”一位参加杀害唐玉的凶手对我们说。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还痛快些。笔者采访的杀人个案中,很多被害者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你让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会议结束后,久佳、清塘两公社有五个大队迅速行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在整个杀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杀36人(其中自杀4人),清塘公社杀75人(其中自杀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队贫农社员曾保保在“社教”中提过大队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意见,文革“杀人风”中,陈智才等人趁机报复,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已经怀孕6个多月,拖着大肚子被拖上杀场。被杀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错了,我改正。求你们不要杀我,我肚子已经有了毛毛,硬是要杀我,让我生下毛毛再杀也不迟。”陈智才说:“你想用缓兵之计,我们不得上你这个当!”一马刀剖开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况,下章专门另述。
笔者认为,在道县杀人事件中无处不见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诞生在清塘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个道县,一共只杀了11人,其中13日杀1人(朱敏),14日没杀人,15日杀7人(钟佩英母子等),16日杀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马桥区杨家公社一带。在对这几起杀人事件的查处中,没有发现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内容。而8月17日清塘会议后,“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公社级的,有大队级的,甚至有些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对这个创造发明的专利权始终不肯认领。他们中有人辩解:“道县出现杀人事件和‘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广西那边的影响,是从广西全州那边传过来的。”事实果真这样吗?我们为此查阅了大量文革资料 。不错,与道县相邻的广西全州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也确实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 “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后两个“委员会”道县没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应当是广西受道县影响,而不是相反才合逻辑 。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周仁表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队杀人,点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了17人,并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仁表同志可能记心不好,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带着两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下来督促杀人的光辉事绩,清塘乡的农民兄弟至今还津津乐道。在整个道县文革大屠杀中,杀人事件责任人中的脱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亲自动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有一个“三个一”的说法,即:地管干部有一个(原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政法干部有一个(周仁表),公社书记有一个(原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邓耀春)。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为什么要把午田公社单独提出来呢?因为涉及到一个重量级人物——道县县委副书记、原午田公社书记熊礼衡先生。
熊礼衡1967年道县发生大屠杀时任午田公社书记,作为公社一级的当权派,他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一点小小不然的冲击,但丝毫不影响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在午田公社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笔者在午田采访时,一位基层干部是这样评价“我们熊书记”的:“这个人不简单,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那么熊礼衡在杀人事件中是怎样发挥他的能力、水平和魄力的呢?采访中我们明显感到,他早已运用他的权力和威望做了很多工作,使得他的身影在杀人事件中变得迷迷离离,难以捉摸。
午田公社在“杀人风”中共杀42人(自杀3人)。杀人期间,一共开了4次会议,第一、二、三次会议动员部署杀人,第四次会议刹车、制止杀人。动员部署有熊书记的身影,制止杀人也有他的身影。杀人主要集中在两批,第一批8月23日左右,在清塘区三级干部会影响下,共杀12人;第二批8月26日左右,在公社8•24“抓促”会议部署下,共杀28人。现已查明,叫得最凶的是午田公社武装部长何孟祥,杀得最多的是午田大队,共杀11人,也是何孟祥亲自指使的。第二名是蒋家洞大队,共杀8人。在这个大队的杀人事件中,笔者终于看见了熊书记的身影。该大队在公社开过“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会后,下午回队立即召开干部会议,支书朱日生传达公社领导的指示:“你们要向幸福洞学习,杀地富要出布告,把他们的罪状贴出来。”于是研究杀人名单,初步定下了一个杀10人的大盘子。晚饭后,又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与会者30多人,经讨论有人又提出两个对象,最后决定杀12个。
8月26日傍晚大队民兵分头行动,将要杀对象控制起来,关到大队部的库房里。其中有一个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民兵抓他去大队时,他死赖着不走,只好当场干掉。当晚,大队民兵营长朱报生在大队部打电话到公社找熊书记请示,由于蒋家岭、麻元里、石坝头等三个大队共一条线,线况不是很好,开始没有打通。大队长朱用生在办公室值班,听得风吹电话线呜呜作响,说:“莫非有人破坏电线?”叫朱报生打电话到公社,看线路通不通。结果一打就通了。接电话的人正巧是熊礼衡。朱报生向熊汇报了“双抢”进度和大队其它一些工作情况,最后向熊礼衡请示杀人的问题,说我们已经开了会,决定了要杀的名单,又把拟杀对象的成分、表现等等都做了汇报,并把已杀朱景文的事也向熊书记汇报了。熊礼衡念了两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接着指示:“你们决定要杀哪些人我不作主,其他我没有意见。但是杀人的问题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分子和子弟区别开来。”
放下电话,朱报生、朱用生等人马上召开民兵干部会,共11人参加,传达贯彻熊书记指示,经研究决定宽大5人(都是子弟),只杀6人,其中5个分子,另有一个地主子弟叫朱牛仁,平时较为调皮捣蛋,不听招呼,决定杀了“给猴子看”。宽大的5个人,当晚教育释放。
第二天(8月27日)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发扬民主,要大家举手表态。要杀的6个人,捆起跪在台上。朱报生主持会议,宣布6人罪状,念一个名字,问一句:“同不同意杀?同意的举手。”所有的群众都喊同意,一致举了手。
走完这个程序后,民兵就把这6人牵到后背山上,用鸟铳打死。算上朱景文一共7人。最后被杀的是逃跑出去后被从外地抓回来的一名地主子弟。该子弟抓回来以后,公社已经传达了47军进驻部队的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大家讲不杀算了。可是朱报生、朱谷洪等人不同意,说:“如果不逃跑,可以不杀。逃跑了抓回来不杀哪还得了?土改时就是这样的,逃跑的地富,抓回来没有不杀的。”带着几个民兵半夜里偷偷杀掉了。
午田公社新茶大队,第一次杀人高峰时没有杀人。第二次高峰时也没有杀人。不是这个大队没有四类分子可杀,毛主席早就讲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个大队一千多口人没有一个阶级敌人,岂非咄咄怪事?也不是这个大队的四类分子表现得特别好,用该大队一位干部的话说:“这表现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说你好就好,说你不好就不好。”那么什么原因使得该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一直不开杀戒呢?原来该大队几名可杀对象背景太复杂,要么家里有人在外面当干部,要么家族势力在当地很强大,说盘根错节也行,说千丝万缕也行,总而言之一句话,杀起来有麻纱,不像其他大队的土地富,杀一个是一个,杀两个是一双,杀了就杀了,连哼都不哼一声。新茶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想扯那个麻纱。下面鼓潮的不是没有,上面批评的也不是没有,区里、公社里都派人下来督促过:“别的大队都杀了,你们这个地方的四类分子就那么好?”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新茶大队的几个主要领导还是咬紧牙关,“杀”字硬是不肯出口。
9月8日,午田公社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熊礼衡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新茶大队在对敌斗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思想保守,认识模糊,心慈手软。熊说:“新茶大队朱梅这个人顽固得很,调皮捣蛋搞破坏。他当过国民党的航空生,屋里势力又那么大,留下来不杀,对国家搞建设没什么用处,对你们大队的领导危害很大。你们现在不杀,以后又说难得领导。公社早就批下来了,其他大队都杀了,如果你们大队怕杀得,就派塘下、下汶的贫下中农去支援你们。”塘下、下汶等几个大队的干部跟着起哄,搞得新茶大队干部觉得很没有面子。熊礼衡笑眯眯地问新茶大队与会干部:“你们同不同意杀?”新茶大队的干部齐声回答:“同意!”“要不要塘下、下汶的贫下中农帮你们革命?”“不要!我们自己革命!”
散会以后,回大队的路上,民兵营长唐桂龙对其他四巨头说:“熊书记已经开口了,回去以后就不再通知了,吃了午饭,就去学校集合。”大家说:“好。”唐桂龙吃完饭,就到朱梅家叫他去学校有事。朱梅不知道要杀他,乖乖地跟在唐桂龙后面到了大队小学。一进门就被早已在这里等候的民兵捆了起来,绑到操场的篮球架上。
唐桂龙指着朱梅,把熊礼衡说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朱梅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民兵上来,把朱梅用鸟枪打死。上午11点多钟散会,下午3点不到就把熊书记的指示落到了实处。
最后,支部书记朱纯生带领大家喊了几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新茶大队在文革大屠杀中仅杀朱梅一人。
实事求是地说,熊书记在道县大屠杀中的表现绝对不是最恶劣的那一类,这一点从他主事的午田公社仅杀42人中可以看出,比其它公社的很多大队杀得都要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一个稳健派,午田公社在杀人事件中,开始杀人比较晚 ,四类分子子女杀得较少,灭门的较少,轮奸杀人、谋财害命的较少。笔者并无为熊书记辩解之意,当时比他恶的干部实在太多了,熊礼衡做得已经足够谨慎。笔者既然写了他的故事就有责任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从熊礼衡这样有能力、有水平、讲政策的公社领导干部也卷入了“杀人风”中,能够对这场大屠杀的本质有更深地认识。

卷三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当时的道县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是二中,“革联”总部所在地,一个是营江,“红联”总部退守农村后的所在地,道县几乎所有的重要故事都或多或少与它们有关。
郑有志在清塘主持杀人动员大会后,风风火火赶回营江,筹划成立营江“前线指挥部”等事宜。
1967年8月18日,晚饭后,六区武装部长郑有志、二区武装部长钟昌友、四区武装部长廖明忠,“红联”政委贺霞,“红联”司令张明耻五人,漫步来到白地头塘边的空田里,研究成立“前线指挥部”的相关事宜。
其时夕阳衔山,红霞漫天,清风徐来,稻菽飘香。正是“双抢”大忙季节,虽然天色向晚,正在收割的稻田里,到处可见农民们辛苦忙碌的身影。眼前景物使人不禁想起毛泽东七律《回韶山》一诗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郑有志说:“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一个小会,为的是组织民兵,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准备成立一个作战指挥机构……我们是前线,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前线临时作战指挥部,大家看要不要得。”
贺霞说:“成立一个指挥部太好了!我们早就想到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我代表革命干部、‘红联’和广大贫下中农表示坚决地拥护和支持。”
其余人也纷纷表态拥护支持。
郑有志说:“既然大家都一致支持,我们就来定一下指挥部的人员,议一议由哪些同志来负责。”
钟昌友说:“指挥长老郑担任,政委由贺霞同志担任算了。”
贺霞说:“指挥作战我不懂军事,还是你们武装部的人担任更合适些。”
郑有志说:“贺霞同志最近还有重要的任务,准备上北京告状,政委的工作老钟还是由你担任算了。副指挥长的担子老廖你就挑起来,要不要得?”
廖明忠说:“明天我就要赶回区里去。区里的事情撂了一摊子,只怕走不脱。”
钟昌友说:“怕个屌子,现在要顾全大局,阶级斗争的大形势这样严峻,还考虑区上的那点小问题。”
郑有志:“现在还回去干什么,让‘革联’翻了天,夺了权,什么都保不住了。”
张明耻也在一边说:“廖部长,把担子担起来把。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廖明忠这才勉强答应了。
接着又提议贺霞任副政委,张明耻任后勤部长。
张明耻是县物资局的干部,当即表态:“我当后勤部长,保证供应,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
几个主要的领导位置安排好后,其他事项也很快就研究通过了。
郑有志是个痛快人,办事不拖泥带水,立即以指挥长的身份宣布:“今晚召集‘红联’头头和武装部干部开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明天就开成立大会。”
当晚8时左右,在营江良种场召开了在营江的“红联”负责人和武装部干部会议,郑有志宣布成立“前线指挥部”与组建两个武装民兵连和一个独立排的决定。并宣布“前指”为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会后一起行动听前线指挥部的”。
第二天(8月19日)一清早,郑有志刚起床,就接到周仁表从清塘打来的电话:“郑部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廖家大队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了,昨天晚上杀了6个坏家伙。”
郑有志听了连声叫好:“好,好!仁表同志,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营江‘前线作战指挥部’今天就要成立了……廖家大队的贫下中农给指挥部的成立献了一份厚礼!”
早饭后,召开民兵大会,钟昌友主持会议,宣布“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郑有志作“重要讲话”。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调查材料披露;郑有志等人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大肆渲染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敌情,讲了四马桥杨家公社杀人的情况,还把早上刚刚听到的廖家大队杀人的情况添油加醋地大讲一通,并把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是“检验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
成立大会后,郑有志等人赶制了一面“红联前线指挥部”的大旗,有一丈二尺长,挂了出去。这面旗帜后来被“革联”缴获,与它一起被缴获的还有一块“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都放在道县二中门口展览过。
“前线指挥部”成立的当天,县抓促小组组长、县人武部部长崔保树等人专程从县里赶来视察。郑有志和贺霞等人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农村杀人的情况。崔部长指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县的问题主要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等军分区领导和47军代表来了,把枪杆子收缴上来,一切都好办了。”
同日,县总工会副主席刘××专程到县抓促小组办公室,向熊炳恩汇报农村出现的杀人情况:“熊书记,现在下面到处栏关设卡,有的地方开始杀人,弄得人心惶惶,县委怎么不出面制止呢?”熊炳恩说:“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武装部的枪被抢了,公检法散了,我一个人讲话谁听?”
然而,此前,“红联”头头贺霞和张明耻曾请熊书记就道县当时的形势发表看法,熊说:“这次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谁好谁坏贫下中农最清楚。”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驻跸营江公社良种场大院。该大院是一个面积相当可观的四方院子,对着大门是一栋两层小楼,两边两排红砖平房,中间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坪。大院和卫星般拱卫在它附近的两个村子里,集结了近千名来自各区社的民兵,组建了二个武装民兵连和一个直属民兵排。他们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腰上扎一根皮带或捆一条汗巾,背着不同层次的武器,基干民兵是步枪,普通民兵是鸟铳、马刀、梭标等,其中最神奇的,当然是穿黄军装的,他们大多是复员退伍军人,也是武装基本民兵的骨干。另外还有一批集中来的铁匠、木匠,在加班加点打制马刀、梭标。来的人想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就是来赚革命工分的,来这里的民兵和工匠除了有粮食补贴外,还要在生产队拿最高工分。
指挥部设在楼上一间简陋的小会议室里,指挥长郑有志、政委钟昌友(梅花区武装部长)、副指挥长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廖明忠(桥头区武装部长)、副政委贺霞(县委农村部干事)、王先志(仙子脚区武装部长)、参谋长黄涛(县公安局干部),以及后勤部长张明耻等人,云集于此,既要对付“革联”打派战,又要指挥全县农村“抓阶级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辛苦得很。郑有志更是废寝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红了,布满血丝。
尤其此地距“革联”老巢二中不过四里之遥,时刻要提防“革联飞虎队”偷袭。8•13武斗之后,郑有志等人已经领教了这帮“亡命之徒”的狡诈凶顽,更不敢掉以轻心,一只枪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门前小桥边、公路旁上了明、暗几层岗哨。郑有志等人都是当兵出身,在这点上绝对不会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时有喝问口令的声音划破静夜,惹得附近的狗跟着叫起来,使人紧张得太阳穴打鼓一样咚咚跳个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声象遥远的回音似的,愈传愈远,渐归寂静,才能把一颗悬起来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里。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6952部队梁连长,在先武装部崔部长和刘政委的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赵副司令员一行舍近求远,绕道宁远,从那里步行而来(当时宁远到道县还没有公路)。为什么不走道县县城呢?自然是为了避开“革联”。读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军分区领导会顾忌一个小小县城里的群众组织?请不要忘记这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基本瘫痪了,有的还被夺了权,但人民解放军系统还是坚如磐石,同时担负着“支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军不能炮打。但问题出就出在“支左”两个字上,前面笔者已经讲过,中央文革关于湖南问题的《8•10决定》批评湖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带着陵零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也跟着犯了错误。就是说从前“支左”支错了人,现在要把屁股扭过来。可是屁股说扭就扭得过来吗?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几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黑汗水流,当时见过赵副司令员一行的当地农民至今还在回忆:“啧啧!赵副司令员不简单!算起来要算是道台了,那么热的天,那么大的官,还走路,一身的汗,军装都不脱,帽徽领章整整齐齐。”
刚一落坐,赵副司令员顾不得擦一把汗,马上把正在开全县区武装部长会议的与会者和“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们(其中很多本身就区武装部长)召来汇报情况。二、三十个人把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那时节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会议室里闷热难当。赵副司令员身穿的确良军装,头戴军帽,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郑有志等区武装部长在农村随便惯了,见状,连忙手忙脚乱地整理风纪。
首先,由“红联”副政委贺霞汇报,他愤怒地控诉了“革联”的“滔天罪行”,又谈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说:“当前道县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发展了三千多个成员。她指挥四类分子打了大队治保主任。蚣坝公社有些四类分子聚集召开秘密会,搞反革命组织‘新民救国团’。六区(月岩区)地主蒋伟珠 有电台,她本人是发报员,经费是从冷水滩暗号叫‘609’的特务那里搞来的,准备到湖北省达子山搞兵工厂,企图搞军事暴动。杨家公社与宁远县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个四类分子上山为匪,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新车公社有六个小孩在山上放牛被这些匪徒杀掉了。”(据处遗工作调查,全系假案。)
贺霞还没汇报完,钟昌友抢着插话:“我们车头区理家坪公社就有四类分子搞暴动抢民兵的枪,西干桥后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类分子上山为匪……”
赵副司令员等军人,原本对地方情况接触少,不甚熟悉,听贺霞等人的汇报,个个感到震惊,脸上现出同仇敌忾的表情。
贺霞接着汇报说:“现在贫下中农都发动起来了,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还杀了一些阶级敌人。”
赵副司令员问:“杀了多少?”
贺霞说:“大概一百多个。”
赵副司令员当即指示:“你们要统计一个准确的数字给我们。”
周仁表接着汇报,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获”的两个“反革命组织”的反动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口号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两个反革命组织与二中(“革联”总部)有联系。他们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贫下中农。现在,农村里贫下中农都起来了,杀了一批阶级敌人。”
这时,有人插话说:“对农村杀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贺霞站起来反驳道:“贫下中农起来杀几个阶级敌人,杀得好!……是贫下中农阶级觉悟的表现,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们应当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让一个贫下中农被杀。”
赵副司令员说:“农村阶级敌人起来暴动,要杀贫下中,贫下中农起来杀阶级敌人,这就是江青同志说的‘文攻武卫’。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政法部门也管不了,四类分子要翻天,贫下中农恨四类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穷人出身,我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汇报结束时,赵副司令员又指示:“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道县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带回去向47军汇报,使道县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侦破,落实好材料,坚决打击。”
郑有志趁机向赵副司令员索要武器。
赵副司令员答复:“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能给。”
赵副司令员回到零陵后,也没再做调查落实,立即把他在营江听到的汇报内容,总结成一份《社情电报》,汇报给了47军。47军队这份《社情电报》加了按语后,又转发下来,之后又发到道县各区、社。
正好笔者手头上有一份《社情电报》的抄件,特照录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从7月底以来,特别是从8月22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47军在《社情电报》的按语中说:“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说农民按政策办事。”
这份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的电报,现已查明所述全部“敌情”无一属实。如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的空飘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之说,当时道县报上来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系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它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是别有用心制造的谣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又经道县基层政权层层传达、宣传、印发,成了“阶级敌人翻天的铁证”,甚至成了煽动和实施杀人的依据。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听得很多杀人事件责任人在谈到“杀人风”兴起的原因时,都说到了这个《社情电报》,他们说:“这个《社情电报》对当时的杀人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贫下中农看到这个电报,以为四类分子真的起来暴动了,上山当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杀起四类分子来了。”这一点,不知《社情电报》拟制者作何感想。
营江汇报后,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昨天向军分区赵副司令汇报了我们六区阶级斗争和群众起来杀四类分子的情况,赵副司令员表扬了我,这一下,我的胆子就更大了。”
这段记录营江汇报概况的文字是笔者,根据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材料整理的。为此笔者也采访了不少人,态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认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件的原来面貌,说心里话,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当年的汇报者和听取汇报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指示了些什么,一些主要的当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选择性遗忘症,还有一些人面对铁证如山的揭发材料,咬紧牙关不认帐,让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头痛,而笔者就更是无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说,他们还“搞了很多背后的活动”,要用人血“杀出一个左派来”等等,但笔者无权将这些缺乏有力证据的揭发材料作为事实披露。
赵副司令员视察营江的主题是了解下情、制止武斗。然而从道县杀人事件的有关统计材料上,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67年8月21日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个“飞跃点”!道县处遗工作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汇报材料中,把整个杀人事件分成四个阶段:

1967年8月13-20日为第一段,主要表现为零星和自发的(事实上是农村基层干部策划组织的――笔者)杀人。这一阶段历时8天,是杀人风的开始阶段,共杀81人,占杀人总数的1.8%,全县只有寿雁、四马桥、清塘三个区杀了人。8月21日-25日为第二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县第一次杀人高潮。多数区、社开了不同类型的杀人会,动员部署杀人。历时5天,共杀807人,占杀人总数的17.9%,全县10个区36个公社只有少数公社没有杀人。8月26-30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击杀人,补火杀人,平衡杀人,掀起了第二次杀人高潮。这一段杀人是在‘不准乱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历时5天,共杀2454人。占杀人总数的54.5%,全县36个公社全部杀了人。8月31-10月17日为第四段,是杀人风的制止和缓慢平息阶段……历时48天,共杀1177人,其中大量人员系被逼自杀,占杀人总数的25.8%。

与上述四个阶段相对应的有四个标志性事件:
一、8•8 抢枪事件;
二、8•21营江汇报会;
三、8•26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四、8•29 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从上面材料不难看出,8月21日这一天非常重要,从这一天开始,道县“杀人风”迅速席卷全县,呈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杀人态势,不但被杀人数激增,而且这天之前杀人多少还要找上那么一条、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这天之后就进入了想怎么杀就怎么杀的状态。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们不得不用力地思索。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钟昌友在营江汇报会上向赵司令和梁连长等人汇报的“地富抢枪暴动和上山为匪”等“敌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之前,营江“前指”成立的时候,还没听到他讲这个情况,怎么一天之后,就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敌情”呢?
(1967年)8月19日,开过营江前指成立大会后,钟昌友抽空子匆匆赶回了车头,身为二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区里的工作放心不下,虽然营江这边事关大局,但区里那一摊子也需要他拿个章程。我们在前面说他是梅花区武装部长,确切地说,是车头区的武装部长,梅花区那个时候还不叫梅花区,叫车头区,文革以后,1978年双牌(原潇水林区管理局)建县,将原属潇水林区管理局的月岩林场、桥头林场划归道县,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和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车头区更名为梅花区 ,下辖梅花、车头、富塘三个公社。
从营江倒车头只有十几里路,这点路程对钟昌友这样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家常便饭的事,但其间要过廉溪和洑水两条河,耽搁了一点时间,赶到车头已是半下午时分。车头区公安特派员何田等人已在区公所已恭候多时了。何田忙不迭地将钟昌友请进自己的房间,急切地向他询问县里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和营江前指成立的内幕情况。钟昌友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何田的问题后,忧心忡忡地说:“当前形势非常紧张,‘红联’和‘革联’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革联’8•8抢抢以后,气焰嚣张得狠,各地四类分子跟着蠢蠢欲动,根据我在营江掌握的情况,四类分子有可能要搞暴动。听郑有志讲,他们区廖家的地富搞暴动,幸亏贫下中农发觉得早,镇压了6个。”何田深有同感地说:“是啊,现在阶级斗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西干桥的山上就有10多个四类分子在活动。”钟昌友一听,立即紧张起来,指示道:“老何,你马上派人去查实一下,如果情况属实,赶快抓起来……当前一定要把民兵组织起来,把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要把四类分子管好,有调皮捣蛋的,反攻倒算的,群众抓到了要杀就坚决杀掉。不能留下隐患。”何田说:“钟部长,你放心,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
与何田谈话以后,钟昌友把区里下一阶段的工作稍稍做了一些安排,便急匆匆地赶回营江去。营江那边,“前指”刚刚成立,要做的事太多,离人不开,郑有志就像个催命鬼,钟昌友刚到车头,就把电话追了过来,催他回营江。没有办法,钟昌友只好以大局为重,把区里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
钟昌友前脚刚走,梅花就出敌情了。8月20日,社湾大队民兵设卡盘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该人50来岁年纪,手臂上有捆绑吊打后留下的淤血痕迹,扣留突审,果不其然,此人叫唐林贤,是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队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虽然是中农,但在国民党手上当过伪警察,不是个好东西。8月9日,唐林贤与侄儿媳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在唐看来,我是长辈,侄儿媳作为晚辈应当尊敬长辈;可是侄儿媳不这样看,她认为你是阶级敌人,我是贫下中农,阶级敌人理所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管制。两个人的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比较起来,还是侄儿媳的道理大些,所以大队上一索子把唐林贤捆起来,准备对他进行批斗,打一打阶级敌人的威风。唐林贤当天晚上弄脱索子逃跑了。
记得采访时,笔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过当地农民:“你们认为伪警察和现在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回答之精妙令我至今难忘:“都是抓人的。伪警察专门抓好人,现在的警察专门抓坏人。”这个“专门抓好人”的伪警察唐林贤8月9日逃跑以后,因为手上没有大队的证明,四处流窜,无处落脚,靠帮人打零工维生,直到8月20日落网。社湾大队民兵自卫队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公社公安特派员莫盛祚接到电话,又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大队。理家坪大队支书王焕良接到电话后带着治保主任王田清、基干民兵唐理强(唐林贤的侄儿),背着两杆枪,赶到社湾领人。由于唐林贤当过伪警察,“受过反革命训练”,王焕良等人对他警惕性很高,用索子五花大绑,捆得非常结实,准备带回理家坪处理。(据王焕良说:“本来没有打算杀唐林贤的,准备带回大队,请示公社看怎么处理。”)可是路上唐林贤很不老实,尽耍花招,磨磨蹭蹭,不肯好好走路,一会子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自己没做过任何坏事,求大队领导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回 ;一会子又说索子捆得太紧,走不动,要求松一松索子。侄儿唐理强骂他,他还敢回嘴。唐理强年轻气盛,脾气上来了,从王田清手中夺过步枪,(唐理强本人没有配枪的资格)对着唐林贤就是一家伙,“嘭”的一声枪响,唐林贤向前一仆,在地上拱了几拱,身子就挺直了。王焕良上前用手探了探鼻孔,已经断了气。这下子三个人有点慌了张。虽说当时农村里面,开会批斗打死个把四类分子(含子女),或者有的四类分子(含子女)想不开窜塘上吊寻短见,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像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还不多见。道县那时候“杀人风”虽然已经刮起,上上下下一片喊杀之声,但还没有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理直气壮、说杀就杀的态势。人已经打死了,怎么办?一块石头打上天,总要落地。思来想去,还是王田清机灵些,他跟唐理强说:“就说你叔叔抢枪,被打死的。”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好得很,连忙跑到区里,找到何(田)部长报告,四类分子唐林贤抢他们的枪,被打死了。何田说:“阶级敌人抢民兵的枪,这还了得!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
这就是后来在道县广为流传的“二区地富抢民兵的枪搞暴动”的谣言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版本。这个谣言,在8月21日“营江汇报会”上,被钟昌友等人作为四类分子搞暴动的例证向零陵军分区赵副司令员和47军梁连长做了专题汇报。
笔者曾经问过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这样的反革命抢枪案件在当时应当说是非常重大的案件,案发现场距区公所咫尺之遥,就是坐轿子也要不了一个小时,何田为什么不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呢?一个五花大绑的50来岁半老头子去抢三个全副武装民兵的枪,这里面有多少蹊跷,何田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政法干部难道会天真到一点都不察觉?”
专案组同志说:“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事情。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场后,一开始他们也说唐林贤是抢枪被打死的,我们一听就晓得是假话。可那个时候,像这样阶级敌人搞暴动的案子,没有,做都要做出几个来,何田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当然靠上去就呼呼打鼾。”
一位道县的老干部说:“这个阶级斗争说好抓,它也难抓,因为要无中生有。说难抓,它又好抓,因为可以无中生有。”
钟昌友人在营江,心里挂着区里的事,8月20日下午他从营江打电话到车头询问情况,何田不在家,区妇女主任张桂娥接的电话,她把唐林贤的事向钟部长做了汇报。钟昌友说:“他抢民兵的枪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当晚,何田又打电话到营江向钟昌友具体汇报。钟说:“四类分子自己跳了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赶快把材料整一整,明天我们要向赵司令员和47军的同志作汇报。”又指示:“让每一个大队都查一查,还有多少这样的坏东西,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唐林贤是车头(梅花)区文革“杀人风”中第一遇难者。受唐林贤事件影响,8月21日,车头公社社湾大队经请示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杨正东批准,杀了一名叫吴志承(50岁)的地主分子。
8月22日,车头区召开全区“文革”委员会议,区委秘书杨继富主持,讨论和贯彻县抓促领导小组电话会议精神,会上大肆渲染所谓敌情。
第二天(8月23日)上午,又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议,何田主持,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吴荣高讲话。吴在讲话中大肆渲染各种虚假的敌情煽动杀人,他说:“理家坪的反革命分子抢枪搞暴动,被贫下中农镇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区的群众真正发起来了。人民群众起来之日,就是反动分子灭亡之时。杀四类分子的问题,表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不杀行不行?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反过来杀我们……今后,杀罪大恶极的,一律由贫下中农讨论做主。”
临到散会的时候,吴荣高又笑眯眯地站起来,意味深长地对全体与会干部说:“同志们哪,我有一个建议,吃了饭以后,大家可以到梅花大队去看一看。”
本来安安静静地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熟悉吴荣高脾气和工作作风的区社干部们都知道,梅花大队肯定有好戏看了。但,究竟是什么好戏呢?有人迫不及待地向坐在身边的梅花公社干部打听起来:“好家伙,你们公社又有什么新动作走在我们前面了?”梅花公社的干部带着点小得意的微笑,跟着吴区长一起卖点小关子:“去看看嘛,一看不就晓得了。”
原来,早在区里开会动员杀人之前,梅花公社已于8月22日抢先一步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四巨头”会议,煽动部署杀人。会议由公社书记蒋益信亲自主持,公社秘书廖隆国作重要讲话。散会后,廖隆国将梅花大队的干部专门留下来,指示他们在23号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经商议决定在会上杀该队地主分子何文成(50岁)以发动群众,震撼敌人。廖秘书再三交待:“到时候会有人来参观学习,你们可别搞得不像样子,丢公社的脸哦。”
杀何文成时,先是把他丢到一眼废石灰窑里,治保主任何贤富站在窑眼前向他交待政策:“想活命不?想活,把浮财交出来,保你不死。” 这个政策土改时就有,何文成是土改的过来人,自然懂得,连连表示愿意交钱保命。让他没想到的是,交了180元 的买命钱,结果还是杀掉了。此次处遗工作组进场后,何家遗属反映了这个情况。工作组找何贤富谈话,他只承认拿了80元,其余100元到哪里去了,至今还是个迷。据何贤富说:“(拿了钱)本来确实想饶他一命,可有人来参观,不杀一个不行,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好杀了。”
参观梅花大队的杀人现场会后,车头、理家坪的干部马不停蹄赶了回去,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区8•23会议精神和梅花大队经验,部署杀人行动。会后,短短5天时间,全区杀了170多人(不包括理家坪公社的杀人人数)。
8月25日,何田离开车头到营江参加政法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以“红联前指”的名义召开的,会期3天,26日至28日,主旨是制止滥杀,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议之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8月28日散会,8月29日车头区再次召开脱产干部会议,由何田传达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就像营江会议一样,这个会也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大会。区委秘书廖隆国在会上念了由47军转发的零陵军分区起草的《社情电报》,何田作重要讲话,在谈到前一段时间的杀人问题时,他说:“贫下中农起来杀了一些调皮捣蛋、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这是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杀乱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现在不要乱杀了,特别是反动组织的头头,杀了,断了线,损失太大。留下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该杀,而是要通过他们继续深挖,把背后的反动组织一网打尽。至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要求一定要杀的,还是可以杀他几个,但是不要滥杀。”
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营江政法工作会议郑有志等人讲话的一个翻版。这次会议后,车头区也像道县其他各区一样,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
下面我们且就梅花、车头两个公社的杀人情况做一简述。(理家坪公社现已划归双牌县,杀人情况由双牌县负责查处。)
前面说过,梅花公社在区杀人动员会召开之前已经率先开了杀人动员会,并在会后树了一个先进典型——梅花大队。我们对这只麻雀进行了解剖。梅花大队在梅花公社杀人不算最多,仅杀7人(其中自杀1人)。8月23日杀何文成,地主,50岁。8月26日杀王进成,地主,50岁;王炳生,地主子弟,21岁,王进成之子。8月29日杀莫德生 ,富农,44岁;文尚易,贫农,53岁;文守福,贫农,22岁,文尚易之子。8月29日,吴男珠(女)自杀,地主,62岁。
在笔者看来,它的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紧跟上级领导,上面开一次会,它就杀一次人,配合十分默契;二是杀人虽不多但声势浩大,每次都要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由贫协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状”,然后浩浩荡荡地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还要押着没有被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陪斩,“接受改造”。
且以8月29日该大队最后一批杀的三个人为例说明之。这一天,区里开会贯彻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梅花大队决定抓紧时间再杀一批,说是“再不杀,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开会研究时,治保主任何国庆、文革主任何安桃和大队干部吴德学提了文尚易父子的名。可是文尚易是贫农,总不能只杀贫农不杀地富,于是又把富农莫德生搭上了。另一种说法是,杀富农莫德生时,把文尚易父子作为搭头搭上了。杀莫德生好理解,阶级敌人嘛,可是为什么要杀文尚易父子呢?据查,是因为吴德学与文尚易有私仇,“社教”时文尚易批判了吴德学。吴德学想报仇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直没有机会,眼前得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让它错过。他勾通大队干部何国庆、何安桃等人决定搞掉文尚易,但文尚易那个崽文守福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恐怕会要报复,斩草不除根,来春又复生,又决定干脆一起搞掉算了,利利索索,安安然然。不过杀贫农毕竟不像杀地富那么方便,搞不好恐怕惹出麻烦。为这事,何安桃利用他文革主任的身份专门请示了公社领导廖隆国。廖隆国说:“贫农又不是红色保险箱,该杀的还是要杀。”
杀文尚易父子时,吴德学、何国庆等人把他们和富农分子莫德生用索子捆在一起,用炸药炸,也就是俗称的“坐土飞机”。不知是炸药放得少了,还是位置不对,“轰”的一声炸响后,文尚易和莫德生倒是血肉横飞、当场毙命,文守福却没有死,只是炸脱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滚。吴德学赶上去,用手指头把文守福的眼珠挖出来,塞进文的嘴里。这里头有个说法,就是要让文守福到了阴曹地府变成个瞎子,找不到回来报仇的路。看到文守福还不断气,吴德学又用马刀将他的喉管割断。杀了文家父子后,吴德学觉得还不解恨,他拎着带血的马刀,跑到文家。文尚易的老婆正在家里哭天哭地,吴德学拿刀比着她说:“哭什么哭?你儿子就死在这把刀上,你把刀上的血吃了,我们就算了。不然就杀了你。”硬是逼迫着文母将刀上的血迹舔干,这才罢手。
地主婆吴男珠(62岁)看到莫德生等人被炸死的惨状,吓得魂不附体,当天晚上,自缢身亡。
杀地富的故事太多,前面已经讲过一些,后面读者还会大量接触到,在此再讲一个斜皮渡大队杀贫农的故事。道县大屠杀4500多名被杀人员中有350余名贫下中农,关于这些人被杀的情况,笔者也有责任给一个交代。
斜皮渡大队在整个文革“杀人风”中共杀3人(其中自杀1人),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就是:“杀了两个贫农,嚇死一个地主。”
8月22日,梅花公社召开杀人动员会后,公社几位主要干部都下到基层督促杀人,比如公社党委书记蒋益信亲自到了赤源大队,副书记王国祥、社主任何昌宝到了唐家山大队等。到斜皮渡大队指导工作的是公社团委书记李仁桃,前段时间,农村搞“社教”,他就是这个大队的驻队干部。8月24日,斜皮渡大队召开有民兵骨干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贯彻公社8•22会议精神。李仁桃以公社领导和驻队干部的双重身份主持会议。会上,他讲了大队的生产问题和全县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我们大队有没有调皮捣蛋的也要杀他一两个?”基干民兵李君生,李次生(铁匠)站起来答道:“怎么没有,何仲功就是一个。”但是群众都没有做声,没有出现其它地方那种有人提名,大家就跟着喊杀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何仲功是个贫农;二是李家兄弟与何仲功有过节;三是李家兄弟毛病太多,喜欢小偷小摸,还经常乱搞男女关系,特别是李次生因盗窃罪还被劳改了半年。虽然革命性很坚决,但品质太坏,群众不拥护。散会以后,李仁桃把大队主要干部留下来研究。大队支书何如顺认为:“何仲功这号人确实调皮捣蛋不好领导,杀也杀得。”但是李仁桃没有批准:“杀贫下中农还是要慎重一点,先关到起,把问题审查清楚再说。”李君生、李次生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立即把何仲功捆起来,关进大队的仓库里。当晚何仲功跑掉了。他是怎么逃跑的,由于两个当事人(何与他的儿子)都已遇害,现在很难搞清楚。要命的是何仲功逃跑时把儿子何如长也带走了。这是他最不明智的地方,自己逃跑就算了,把儿子带上算怎么回事?可能何仲功怕自己跑了,大队会找他儿子算帐,可就没有想一想,带着儿子一起逃跑,危险有多大!整个道县到处都有民兵拦关设卡,天罗地网一般,何仲功父子跑出去没两天,就在东门公社被抓住了。斜皮渡大队派人领回后,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头上。有人问:“怎么处理?”何如顺叹了一口气说:“这回想不杀都做不到了。”不过还是做慎重地搞,打发李君生到公社请示李仁桃。李仁桃答复:“打铁趁热,干掉。”李君生一路小跑回了大队,传达道:“李书记批判我们了,叫我们打铁趁热,赶快把他们两爷崽通通干掉。”何如顺说:“打铁就打铁。”
8月30日,杀何家父子的时候,李仁桃亲自去了。因为步枪子弹非常珍贵,所以用鸟枪打。执行的民兵开枪没有打死,李仁桃急得直跳脚,叫何如顺赶快上去补枪。何如顺穿一身白褂子,怕把衣服弄脏了,隔着老远打了一鸟铳,还是没打死,气得李仁桃直骂他没用。幸亏一个基干民兵冲上来跟着补了一铳,才算解决了问题。
杀了何家父子后,9月2日,一名叫吴成媛的地主婆吓得上吊自杀了。
梅花公社杀人最多的是东风大队,即处遗工作组同志总结的十大特色杀人案例中那个吹号杀人的大队。该大队包括西田、正鹄、黄土洞三个自然村,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8人(其中自杀3人)。
8月22日,公社书记蒋益信在公社主持了杀人动员会后,23日,马不停蹄来到东风大队督促工作。东风大队当即召开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名单。8月24日,第一批杀5人。8月29日,区里召开脱产干部会议,贯彻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精神。9月1日,该大队抓紧时间大杀一批,这一批16人。之后又零零碎碎再杀了几个。
该大队有一个名叫何铁贤的基干民兵排长,一个人就亲手杀害11人,强奸被害人妻、女多人。笔者手头有一份控诉材料,控诉他杀害地富子弟何若盛(30岁),强奸何若盛的妻子周教玉,还企图长期霸占周教玉为妻。
那么吹号杀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东风大队的一名基层干部说:“其实简单得很,杀第二批时,何国生这个背时鬼吹了冲锋号。那刻(时候)我们大队杀得不算最恶的,樟武坊 比我们恶得多,就是不该讨论杀人时,何国生提出吹号为令,号声一响,三个村子一齐动手。他在部队里当过号兵,生怕人家晓不得。结果这一次处遗运动中被揭发出来,搞得我们大队一下子出了大名,全县都晓得了。”
这时,该干部突然问道:“反正都是杀,吹号也杀,不吹号也杀,吹不吹号有那么重要吗?”
我的心头猛地一梗,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实际上要说的话很多很多,能说的话也很多很多,但在当时那个场合下,最明智的选择还是“多听少说,只听不说”,否则我们的采访难以进行下去。
9月1日,东风大队杀了16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上级关于制止“乱杀人”的精神传达到了大队。9月2日上午,大队召开干部会,传达上级制止杀人的会议精神。傍晚时分,该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那个时候人员流动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外出打工必须得到生产队、大队同意,并出具证明,打工收入要按规定数额上交生产队,折算成工分,年终再参与分配。)回来,晚上,一个名叫何定信的中农社员和他的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谈白(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更何况当时道江镇“红联”、“革联”打得天翻地履,有消息说地富分子翻天了,抢了枪,盘踞在二中做大本营,在里面挂起了蒋介石的像,还散发反动传单……何定信父子怎么说也是村里见多识广的人物,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来找何若贝探个究竟,也在情理之中。这个情况被何若贝的邻居看见了,认为何若贝从“革匪”窝子里回来一定是来搞串连的,马上报告了基干民兵何友贤,何友贤打起飞脚跑到水库管理所报告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何子良当即吹起紧急集合的哨子,带着十几个民兵把何定信和何若英抓了起来。为什么不抓何若贝呢?据说何若贝是回生产队交副业款的,是何定信和何若英心怀鬼胎,找他打探“革匪”的情况。可见何氏父子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只是刚开过会,杀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随便了,上头说了实在是“罪大恶极”,贫下中农坚决要求要杀的,也要整材料,报上级(公社)批准。不过,这也难不倒何子良等人,他们迅速以大队支部的名义整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附带整了一个“漏网的富农分子”何喜生(中农)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准 。公社同意了大队杀何定信的意见。
9月5日上午,何子良等人召开社员大会,宣读了何定信和何喜生的罪行材料。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五花大绑押到狮子山槽古里去执行。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捆去陪斩。先杀了何喜生,要杀何定信时,何子良喊了声:“慢点,我还有句话要问你。”原来,何子良要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免得他到阎王爷那里报到时,问起为什么死的,讲不清楚,惹阎王爷不高兴。他走到何定信面前,问道:“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带人将何子良的父亲何上光与他两家有争议的生在众人塘边的一株樟树强行砍了,做了禾桶。为这株树两家此前已争吵多次,何上光说是他家的,何定信说是他家的,何定信仗着区代表的身份,在上面走得起,强行把树砍了,霸为已有。于是两家发生了纠纷,还到了乡、区政府打官司。官司是何定信打赢了,但两家从此结下了仇。何子良说:“那时候你嘴巴大,我们讲你不过。但是那棵树实实在在就是我屋里的,还是我爷爷亲手栽种的。”
“什么樟树?”因为年头隔得太久,何定信一时没回过味来。
“什么樟树?你记不得了,我还记得哩。你到阎王那里好好想去吧。”
杀了何定信以后,何子良感到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杀了何定信,他的儿子会不记恨?这个何若英也不是个吃素的角色,万一哪天得了势,保不住又要来杀我,索性一趟水做了,心里安安然然。当天晚上,何子良假传圣旨,说:“公社来了电话,何若英参加了反动组织,今晚去几个民兵把他押到公社去。”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神堂屋提出来审问:“你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组织,搞了些什么活动,老实坦白交待!”何若英说:“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搞过任何活动,就是在外面搞了一点副业。”何子良说:“你同你老父亲一起参加了神岩的那个反革命组织,公社来电话说有你一个。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若英说:“你们去调查,如果查出来我有一个,坐牢、枪毙都可以。”何子良一拍桌吼道:“你还不老实,给我捆起来。”两个民兵上来把何若英五花大绑起来。何若英一看这个架式,知道不服软不行,他向何子良求情道:“子良哥,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保证老实交待。”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晓不得,你怎么怪到我身上?我父亲已经死了,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燥,打断何若英的话:“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一边就喊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命令民兵开枪。三个民兵觉得,不是讲押到公社去吗?怎么就在这里搞掉算了呢?都不肯开枪。何子良狠狠地骂了一句:“屌你老母亲的,留着他不怕翻天啊!”拿过一杆鸟铳亲自将何若英打死。何若英临死前大叫:“何子良,你敢公报私仇!”何子良冷笑道:“就是公报私仇,你又咬得我个卵脱!”
然后叫手下民兵用马刀将何若英的脑壳砍下来带回去示众。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车头公社当年可以说名气大得嚇人,它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 的点,道县有名的一面红旗。1958年大跃进期间,华国锋在车头总结该社石下渡大队晚稻高产经验时,写出了《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们》一文,上报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车头由此名声大振。
道县与处界联系的最重要的一条公路——零道公路(冷水滩至道县),从南而北贯穿车头全境。笔者赴道县采访,细雨斜风中,最先看到的就是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车头公社的杀人动员大会是8月24日召开的,当时主持工作的公社副书记贺永德在会上传达区8•23会议精神,并部署公社的杀人行动。
当天下午,贺永德亲自到司空岩大队“指导工作”。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杨正东、公社主任朱巧生、公社秘书盘继通等人也先后到下面各大队督促杀人。
比起梅花来,车头这个老先进这一回似乎落后了一步,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闲着,按时间算,车头杀人比梅花还要早一步,只是没有梅花搞得那么有声势罢了。除了前面提到的8月21日社湾大队杀了一个老地主吴志承外,22日仙田大队又杀了一个老地主黄永读,比梅花杀何文成还要早一天。23日,车头大队杀了一个老地主周家骈,跟梅花杀何文成同一天。
社湾大队是车头公社杀人最早和杀人最多的大队,共杀15人(其中自杀3人)。该大队8月21日杀了吴志承以后,23日,一名叫李斌青(59岁)的地主分子,嚇得自杀了。8月24日,公社开了杀人动员会,社湾大队为响应公社号召,决定再杀4人:两个地富子弟,吴光正,20岁,李勤寿,23岁;一对贫农父子,父亲李昌瑞,44岁,儿子李祖文,17岁,道县一中学生。道县处遗工作中有四类案子是要重点清查的,一是强奸轮奸杀人(包括杀人夺妻);二是谋财害命;三是报复杀人;四是杀害贫下中农。经处遗工作组多方查证落实,李昌瑞父子之死定性为报复杀人和杀害贫下中农。李昌瑞1962年农村“四清”运动(清粮食、清资金、清工分、清实物)中,按照四清工作队的安排提了治保主任李荣保和大队支书李以宽等人的意见,害得李荣保等人为“四不清”问题做了检讨和退赔。李荣保因此怀恨在心,趁文革杀人之机伙同李明宽等人,在大队支书李以宽的支持下,将李昌瑞连带他的儿子李祖文一起杀害。李祖文本来可以不杀的,但是他带着个红袖章在村里耀武扬威,号称“红卫兵小将”,杀他父亲不杀他,肯定要搞报复,只好斩草除根一起杀了算了。
这种报复杀人现象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敢说每个大队都有,但每个公社都不止一两例。仅笔者手头掌握的就有60余例。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的报复杀人案:该大队社员唐从蛟(贫农)在64年农村社教运动时,揭发了大队支书唐共求、民兵营长唐福洪、六队生产队唐进学等人贪污集体钱物、多吃多占的问题,1967年文革“杀人风”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从蛟之子唐和安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一家9口杀绝,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有身孕即将分娩的儿媳妇。
8月24日社湾大队杀了李昌端等4人后,第二天又杀了一个60多岁的地主婆盘端英。当天晚上,富农李荣辉的儿子李新庆因害怕被杀,逃跑了。感到走投无路的李荣辉在儿子逃跑后,选择了上吊自杀。26日,又有一名56岁的富农婆刘鸾英“畏罪自杀”。
以后,9月4日杀了一个19岁地富子弟,10日杀了4个地富和子女。
逃跑出去的李新庆(22岁),9月11日在外公社落网,被杀。
前面提到过石下渡大队的名头,在此说一说石下渡的杀人情况。这个创造过亩产万斤水稻神话的先进大队,这次文革杀人中倒是没有放“卫星”,一共只杀了5个人。8月26日,大队支书吴耀生、治保主任吴荣品等人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公社8•24会议精神,经请示贺永德同意后,杀了一个56岁的地主婆盘金姣。8月29日,区里何(田)部长等人从营江开会回来,召开了区脱产干部会议;9月2日,公社开会贯彻区脱产干部会议精神,说是以后不准乱杀人了,实在要杀,要整材料报上级批准以后才能杀。石下渡的干部觉得“吃亏了,落后了”,“前段时间我们杀得太少了,总共才杀一个,跟别队比连个零头都不够,无论如何还要抓紧时间再杀几个。”于是开会决定再杀4个。公社说了要整材料报批准我们就整材料报批。整材料对这个老先进大队驾轻就熟的事,整好了材料,吴支书亲自送到公社请示贺永德,贺不在公社,又去请示盘秘书。盘继通说:“现在杀人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上头来了指示,要经前线指挥部批。我的意见不杀算了。”石下渡大队的干部听得这个指示,觉得很难办,杀不杀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问题是人已经抓起来了,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死刑也宣布了,全大队都晓得了这4个坏家伙要杀,就这样放回去,以后大队干部的威信还要不要?四类分子还管得到管不到?于是第二次又去请示。盘继通勉勉强强同意了:“你们怎么研究的就怎么办吧。杀得时候弄到上莫对面河边上,不要搞到海头庙这边。搞得一滩一滩的血,难看,住在那里的两户人家也有意见。”
当天晚上,石下渡大队将吴德英(46岁)、吴有瑞(57岁)、吴有球(52岁)、吴永正(38岁)4人牵到富塘公社上莫大队对门的河滩上,“天女散了花”。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道县文革大屠杀时期,全县37个公社,有18个在公社一级范围策划部署杀人,其中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大会是最富道县特色的。
上关公社位于道县县城的东南方,紧贴沱江(潇水于道江镇的上游方古称沱江),与县城接壤,现隶属蚣坝区,文革“杀人风”时隶属上关区(现已撤销)。是道县比较富裕的公社之一。民谚曰:“江永的米,江华的蜂,道县的韭菜,宁远的葱。”道县韭菜名扬遐迩,但道县韭菜最好的要数上关韭菜。上关韭菜,高约尺半,30余根便有一斤,白茎如玉,绿叶如翠,清香脆嫩,十分爽口,为韭菜中之上上品。同样的品种种到别处,无论怎样精心培育,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品质。据说是因为此地土壤富含一种人体极需的微量元素硒的缘故。当然也有其它一些解释。说到底就是水土不同。
8月22日,上关公社第一场杀人现场会在沱江边的宝塔脚召开。
宝塔脚距县城东南七、八里,站在城里,隔河相望,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一座耸立于红土山包上的宝塔,在蓝天的衬底下,远远望去带点黄金的金黄色,其实是由青砖和青石砌成的。这就是道县著名的文塔,建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原为镇守潇水中的河妖,不使泛滥成灾而修建,但也同时被赋于了城镇标志的意义。塔名系当时的道州知府曾文鹤所取,意指文脉深远、文风昌盛。塔七层八角,高25米,东南西北四个正门各有横额。东门正对道州古道的万里亭,额题:“万里之程”;南门正对九嶷山的丰村大岭,额题:“气蒸丰岭”;西门正对道州群山的制高点都庞岭的韭菜岭,额题:“一州砥柱”;北门正对风光秀丽的宜山,额题:“秀挹宜山”。简简单单十六个字,将道州形胜一网打尽。塔内有石刻对联一副:“文星常主照,地脉永钟灵”。不言而喻此便是塔名的脚注。
宝塔山下这一片良田沃土,当地人顺理成章地把它叫做宝塔脚。不过因为破四旧,改名叫齐心大队。此刻,齐心大队虎子坪生产队宽阔的禾坪上,人头攒动,梭标林立。会场外围,有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守卫着。参会的除齐心大队以外,还有建设、向阳两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余人。禾坪一端,临时摆了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木椅子,便是大会主席台。为了产生震憾效果,会议主题事先没有向下透露。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都弄不清今天唱的什么戏。
道县的气候,一年之中8月最热,在阳光的暴晒下,田野里一股看不见的热浪在涌动。太阳已经开始晒人的时候,大会才开始。学习最高指示、敬祝万寿无疆等一应程序之后,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远济作报告,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扯起喉咙拼命吼:“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由于事先没有招呼好,大家面面相觑,不敢随便回答。
周远济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没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
周远济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等自己的话产生效果,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伪保长何光钦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走上主席台,代表齐心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拉后拽,把五花大绑的何光钦押上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由公社团委书记吴登荣起草的“判决书”后,模仿电影里法官的样子,拖声长调宣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何光钦死刑,立即执行!”
何光钦原以为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死刑,吓得瘫在地上,屎尿拉了一裤子,臭得不得了。两个民兵捏着鼻子,像拖死狗一样,拖起他,拖到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中稻的稻田里,把他架着跪好了,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散发着新鲜气的稻草上。据现场目击者说,因为杀得不利索,何光钦脑壳砍脱了,身子还在拉搐。
年已33岁的周远济是上关公社农技站的一名培植员,原来在公社里也就是个一般人物,文革以来,当上了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性情大变,一反过去油皮拖沓的习性,做什么事都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多次得到领导表扬。8月21日,上关区武装部长刘厚善等人在营江开会后,连夜赶到齐心大队,第二天在齐心小学召开干部会,贯彻营江会议精神。一位姓张的区干部代表区里布置了三项任务:一、在齐心设立武装基地;二、把齐心的民兵组织起来,拦关设卡,站岗放哨;三、管好管严四类分子。对第三项任务,刘厚善补充指示:“对一贯不老实的,调皮捣乱的,群众管不住的地富分子,我们要先动手。”他以手为刀做了个一看就懂的手式。会上决定杀鲤鱼坝的伪保长何光钦,发动群众。当时周远济正在齐心抓点,刘厚善拍着他的肩头说:“齐心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领导如此高度信任自己,周远济心情十分激动,会后马上组织齐心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开一个现场大会杀何光钦,打响第一炮。并派人通知齐心片的另外两个大队(建设和向阳)派代表参加学习。
开完了宝塔脚杀人现场会,周远济马不停蹄,又到龙江桥(建设大队),部署更大规模的杀人现场会。
这次,干部有了经验,群众也有了经验,现场会开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8月24日,上午。
嘡——嘡嘡——嘡——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向龙江桥变电站的几条路上,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舞龙灯一样的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边走边敲着手中的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绑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追在这些队伍后面的有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子和带嫩崽的婆娘。本来不要她们来的,不记工分,她们硬要跟着来。
“蒋娭毑,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不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哪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号大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冒看清楚。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老二没得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何光钦的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给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吔!那还不快点走!”
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三千多人。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和“革联”进行破坏,周远济特意请示刘厚善部长,从清溪区白马渡民兵指挥部借来了几十名武装基干民兵,清一色的步枪,维护会场秩序。参加会议的干部、社员分大队,按照事先划好的石灰印子,整整齐齐地站好。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上跪成一线。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还插了上十面红旗。周远济站在台上,目视前方,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看热闹的人还在继续增多。
开会之前,周远济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在一边的草地上,开了个碰头会。周远济说:“这一次,建设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有没有要杀的四类分子?有的话,就搭在里面,一起用洋办法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续报上名单:东进2人;东方、东风各1人;东源由于意见不统一,暂时没报。
大会开始了。
周远济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连小孩都不哭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巴里发出的声音,生怕听漏了什么。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现场会。今天的大会,是我们上关公社镇压阶级敌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
接着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六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楚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枪毙,不免有些失望。这种办法,土改时早就用过,把人捆起来,插上标子,跪着,用枪口顶着后脑勺,“呯”,天灵盖开花,身体向前一仆,鲜血脑浆,红的白的全都向前喷去,一点都溅不到行刑人身上。不像何老二那样用刀砍,弄得一身是血。方法好是好,就是太不新鲜了。
散会后,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开了个碰头会,明确分工,到各自驻点的大队督促杀人。在周远济当年的笔记本上,我们发现了1967年8月24日具体分工的名单:
  何瑞弟(公社主任):坝子塘、石门、董家冲、陆家四大队;
  熊立济(公社副书记):湘源、水楠两大队;
  左昌赐(公社组织干事):东源、东风、东进、东方四个大队;
  杨国龙(上关区委副书记)、吴荣登(公社团委书记)、杨道明(公社书记):齐心、向阳、建设三大队。

这些同志在下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且以熊立济副书记在水楠大队的表演说明之。
水楠大队地处城郊,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水楠的柑桔和东瓜堪称道县之最。这个大队村民相对而言,普遍比较富裕。四类分子也不少,但其中有几家人有子弟在外工作,有的还当了不小的干部。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大队干部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思想有顾虑。熊立济急了,反复做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的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白纸。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5名地富分子及子女。
其他大队在区、社干部的督促下,相继动手,到8月30日止,短短8天时间,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112人。
据处遗工作组查证,上关公社在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和公社党委书记杨道明等人的部署、指挥下,在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了173人,杀人手段基本为枪杀、刀杀、沉河三种。其中有一名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的复员退伍军人杜朱忠。据查,杜朱忠就是刘厚善亲自批准“搞掉算了”的,因为他胆敢和领导吵架。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我们在前面讲过,上关公社文革“杀人风”时隶属于后来撤销了的上关区。也许有读者朋友要问,这一点那么重要吗,值得如此反复说明?确实如此。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的。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1984年行政区划调整,公社建乡,大队建行政村,原来的基本格局虽未动,但有些区撤销了,有些公社(乡)划到了其他区,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去追溯当年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常常会在那些隶属关系变更了的地方出现混乱。我们刚开始采访时不清楚行政区划的变更情况,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进行采访,结果产生了很多疑惑和误会,比如,上关乡(公社)和兴桥乡(公社)同属蚣坝区,为什么到公社煽动、部署、督促杀人的区干部是完全不同的两拨人呢?为什么时间不同步而且杀人的作派也各具特色呢?后来才弄清楚,它们原来不是一个区的,是后来划到一起的。搞清了这一点,两个公社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立即就清晰明了了。
文革杀人事件期间隶属上关区的除上关公社,还有富塘(现属梅花区)、东门(现属清溪区)、万家庄(现属清塘区)三个公社。上关区又称一区,从这个序号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打开道县地图,位于道州盆地中央的富塘、东门、上关、万家庄四个公社,依次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呈新月状把道江镇怀抱其中。如果加上北面的营江公社,那就四壁合围了。潇水从万家庄、上关、东门、富塘穿流而过,灌溉着两岸肥沃的土地。这个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上关区与营江公社一样,是“红”“革”两派生死搏斗的风尖浪口。由于“革联”的不断渗透,该区四个公社的“阶级队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分化,有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倒戈到了“革联”一方,比如东门公社基干民兵连长李成苟等人就连人带枪进了二中,成了“革联”下属的“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头头,还兼任“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指挥长,一天到晚背着步枪,“带着一帮四类分子的狗崽子在道江镇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这帮家伙的破坏性比四类分子大多了,“革联”把他们当幌子举在前面,以隐蔽自己的“反动本质”。因此上关区在文革杀人事件中,不仅杀地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杀“叛徒”。所谓“叛徒”指的是贫下中农社员和基层干部中同情“革联”观点或者参加“革联”组织的那样一些人。众所周知,我们东方民族对敌人尚有网开一面之时,但对叛徒无论何时何地绝对不心慈手软。
东门公社友谊大队有一个26岁的贫农社员何善亮,是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又是社教积极分子,应当说这次杀人事件中应该也是杀人积极分子,至少不会被杀,可是他却鬼使神差地参加了“革联”,结果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罪状有两条,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会主义墙脚,60年时过苦日子时偷了生产队两蔸菜。这第二条罪状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别说几蔸白菜,就是偷一担白菜也还是批评教育范畴内的问题。可在当时就没有这么简单了,60年是什么时候?过苦日子呀!连糠饼都没得吃,一蔸白菜可以救得一条命。那两年道县饿死的人有三万多,就跟何善亮这类人挖社会主义墙脚有关!难怪开大会讨论时,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群情激愤,异口同声喊杀。大队支书蒋世明倾听群众的呼声,只好批准:“把他跟那几个地富一起搞掉算了。”
类似案例在上关区各个公社都有,比如万家庄公社五星大队的干部因怀疑一个名叫张初学的青年社员参加了“革联”,就把他牵出去杀了。
万家庄公社红旗大队(下龙洞村)的何子元是道县审章塘小学的校长、中共党员,也许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杀“四类分子”的“杀人风”会刮到他的头上来。据说他也是因为参加了“革联”被家乡的贫下中农捉拿归案的。笔者曾向一位原“革联”的头头求证过此事,在他的记忆中,何子元好像并没有加入过“革联”组织,充其量是支持“革联”观点而已。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贫协主席何征先和文革主任何生红等人提出何子元非杀不可,不杀不行。第一次将何子元与几名地富一起牵出去要杀时,他念毛主席语录:“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示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我是党员,犯了什么事有党纪国法来处理,你们‘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杀党员的资格。”红旗大队的一些干部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几个地富杀了,把他牵了回来,关押起来,听候上级处理。这时,何子元家所在的生产队有人提出,他虽然是党员,但是已经叛变了革命,应当按“叛徒”处理。于是第二次又牵出去杀。何子元故伎重演,又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十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又说:“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干革命工作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杀我,你们先得把我的党员帽子取脱了。我现在还是党员,你们要杀我,不是杀我个人,而是杀党员,是杀党!”没想到这几句唬人的话还真管用,大队干部中又出现了不同意见,有的说:“管它那么多,杀了再说。”有的说:“地富杀了就杀了,这党员还是不能随便杀的。就是要杀,也得要请示上级批准了。”结果又没杀成。大队民兵营长何苟祥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公社党委组织宣传监察委员、公社“红联”负责人蒋志接到电话后不敢擅作主张,又打电话请示区委组织委员、区“红联”负责人彭禹铭。彭当即指示:“群众要求要杀,管他党员不党员,杀了再说。”何苟祥得了指示,哈哈一笑:“夜猫子(黄鼠狼)只有三个救命屁,这一回看你何子元还有什么屁可放!”就这样,纵使何子元巧舌如簧,第三次终于把他杀掉了。
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周折,一定要把何子元杀掉呢?处遗工作组专察组的同志向笔者作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何家成分较高,杀何子元之前,该大队已经将何的妻、儿杀掉了,大队干部怕留下何子元将来报复,为免除后患,所以想方设计将何子元杀掉。
上关区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415人(自杀46人),其中上关公社杀173人(自杀9人),东门公社杀78人(自杀7人),富塘公社杀24人(自杀2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杀人的主要责任人有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杨国龙、区委组织监察委员彭禹铭、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区妇女主任魏树英等。定为主要责任人的标准如何呢?且以其中责任最小的魏树英为例说明之。魏主任在东门公社东升大队亲自主持召开大会,杀14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9人,贫下中农社员5人。下属四个公社:东门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公社副书记兼组织监察委员黄长庆、公安特派员何梅山、公社武装部长罗书文、红联头头肖家万等;富塘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公社主任丁天志、公安特派员唐咸书、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等;万家庄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副书记兼公社主任张春荣、组织宣传监察委员蒋志、公安特派员廖承沅、红联头头廖承福等;上关公社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有公社书记杨道明、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熊立济、公社主任何瑞弟、组织监察干事左昌赐、团委书记吴荣登等;笔者在前文中浓墨重彩大肆铺陈过的那位公社培植员周远济,原来他只是一个马前卒、急先锋式的人物。
关于上面的这个名单,笔者有三点说明:
一、这个名单的人名并不重要,关键是人名前面的头衔,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笔者常有这样一种幻觉,好像这些人都是演员,是上苍用它那只高深莫测的神秘之手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来演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用以警醒和启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剧本其实早已内定,甲演也罢,乙演也好,基本剧情都不会有太多区别。这是时代的悲剧,黄巢杀人——在劫者难逃。笔者手头有一份200多人的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中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人员的名单,随意抓住其中一只手放到阳光下,都会看到殷红的斑斑血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他们的姓名一一公之于世。笔者深知这篇纪实文字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读者见面,需要足够的时间,需要整个民族的进步,本文一开始就写明了这个意思,它是为生者的生而写,并非为死者的死而写,追究个人的责任意义已经不大,唤起整个民族的觉悟,才能避免新的悲剧再次发生。因此笔者最初打算,不写姓名,用写明职务而隐去姓名的形式处理上述名单,但后来又考虑到不妥,因为本文不可能不接受社会和后人严格的质疑和求证,这些连笔者自己写来都常常感到难以置信的内容,如果现在模糊处理了,恐怕后人会质疑所言有虚。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只能像呈堂证供一样,字字写实。
二、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这些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也就是书记的身影,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色。是不是大多数的一把手(书记)都对杀人持保留意见呢?或者他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硬是要高明一些呢?不是。关于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不用解释,都明白。但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难免感到费解。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几乎触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灵魂与肉体的群众运动,它的形式和发展过程奇特且充满戏剧性,有人说它是一场现代版超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毛泽东本人对此亦不持异议,并欣然赋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虽死魂尤在,孔孟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我们搞得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何止高明一万倍” 。然而焚书坑儒也罢,破“四旧”、搞极左也罢,杀地主也罢,搞个人迷信、争权夺利也罢,统统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产,文化大革命的特产只有四个字:“造反有理”。因着这四个字,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不能不按着毛泽东个人的意志前进,也不可能全按着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前进。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 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冲击。特别是1967年的“一日夺权”以后,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支左”(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全国变相实行军管,各单位的当权派(首当其冲的就是一把手)有的被打成“走资派”,有的“靠边站”,也有一部分作为“革命亮相干部”站了出来。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除了已经“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外,其他“走资”的、“靠边”的,不管你赞同杀人还是反对杀人,统统没有太多表演的机会。及至后来他们获得“解放”,重新主持工作时,道县大屠杀这一页历史已然翻了过去。
三、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再次重复说明,道县文革大屠杀期间,道县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手上。有证据表明,煽动和部署杀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这条线贯彻的。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8月19日,丁天志参加了区里的“战备会议”,回到富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公社干部肖XX带领民兵将东阳大队的双料货(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熊贯益抓起来。
这位29岁的公社主任心头压着一种“临危受命”的沉重感觉,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富塘公社党委瘫痪得很厉害,干部群众思想混乱,几个主要领导,有的“靠边站”了,有的躺下来不工作了,千斤重担一下子落到他的肩上。丁天志不是怕担重担的人,更不是没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干革命工作,他从来都是认真负责、雷厉风行。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虽然年纪不大,大大小小的运动经历不少,反右、反“右倾”、整风整社、搞“社教”,都经历过,哪一次不是积极分子?可以说他本人就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理所当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县里抓“小邓拓”和“政治扒手”的各项行动,但紧接着,《十六条》下发了,县里派到各单位的文革工作组撤出了,改派联络员到各单位指导工作,这时候,有些外地学生挂着“红卫兵”的袖章跑到县里搞串联,煽风点火。一下子乱了套,县里几个中学,有人贴“大字报”,有人散传单,有人破“四旧”,搞得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接着又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城里出现了“改组道县县委”的标语,还有“炮轰县委”的大字报。丁天志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冷笑。他是参加过反右的人,明白什么是“引蛇出洞”,怎样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这帮家伙离死也不远了!他想起反右那刻,前几天那帮“右派分子”一个个还人模狗样的大放厥辞,给党提意见,结果上面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县委一个会议,你再看这帮家伙,一个个哭着喊着,找领导解释,作检讨,骂自己,丑态百出——迟了!反动本质已经充分暴露了,露出来的狐疑尾巴想缩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只几天工夫,一个个脑袋衔到裤裆里,连小乃崽都用石头打他们。果不其然,这一次这些“反动标语和大字报”出笼以后,县委连着召开了两次大会,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次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部署“抓右派、促生产”和批斗“政治扒手”。这一次是贫下中农说话了!那些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和“政治扒手”,顷刻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丁天志做梦也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帮家伙居然咸鱼翻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这一下把人的思想彻底搞乱了。县里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一边是受到县委支持的“红战士”(“红联”的前身),一边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革联”的前身),丁天志理所当然参加了“红战士”。令丁天志又没有想到的是,“革联”这个成份严重不纯的群众组织竟然在县里得了势。8月8日,他们抢了县人武部的枪,第二天,县公、检、法机关也被砸烂了,道江镇成了“革联”的天下,他们背着枪在道江镇耀武扬威,到处巡逻,到处发通令,逼得“红联”总部不得不退守营江。但丁天志深信,“革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党不依靠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会去依靠那些屁股上有粑粑的?他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要想进步,要得到党的培养和信用,就必须在运动中好好表现。在运动中好好表现的关键,第一是站稳阶级立场;第二是紧跟上级领导;第三是加强阶级斗争精神。任凭风云变幻,这三条到任何时候都错不了。目前,富塘公社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一、领导班子涣散,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二、“革联”势力渗透严重,特别是紧挨道江镇的东阳大队,不但地富蠢蠢欲动,很多贫下中农也跟着起哄,简直要成了“革联”的天下。关于这一点,区里开会时作了专门的研究,要求公社领导要站出来,采取断然措施,把阶级队伍整理好;进一步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治;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关于“革联”的性质问题,上级领导已经定了性: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革联”已经演变为道县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阶级敌人的总根子。要采取果断措施斩断“革联”伸向农村的黑手,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道路。
把熊贯益控制起来,可以说是富塘公社贯彻区战备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措施,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对东阳大队那些与“革匪”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也是一个严正的警告。
肖XX带领民兵去抓熊贯益时,熊正在田里搞“双抢”。他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都要受到不同形式的批斗,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被触动,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因此更有些忐忑不安。看到公社来人抓他,心里反倒踏实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捉到公社里,日子可能会被留在大队要好过些。因为在公社里接受批斗虽然也要触及皮肉,但比在大队上要轻得多。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捉了去会被杀掉。而且会死得很惨。
8月21日,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支部书记、宣协主席、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会议煽动杀人。
“四巨头”会议之后,8月23日,东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熊贯益死刑,立即执行。为了取得震撼性效果,采取了用炸药炸的办法。据笔者调查,熊贯益很可能是道县“坐土飞机”的第一人,在他之后“坐土飞机”的案例很多,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听说有类似案例。
丁天志说:“我们把熊贯益控制起来,是贯彻区会议的精神,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区里开了(杀人)现场会,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抓一、两个典型,我们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贯益开刀。这是历史的错误,没有理由要求个人来承担责任。不杀熊贯益,就要杀了马贯益;我不批准杀,总要有人批准。何况跟别的地方比起来,富塘公社在‘乱杀风’中只能算一个轻灾区,杀的人比其他公社一个大队都要少。”
尽管我们不能苟同丁天志的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道县37个公社,大部分杀人的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杀得特别多的,如四、五百人,很少;杀得比较少的,如一、二十个人,也少;像富塘公社这样只杀24人确确实实要算“轻灾区”。
那么,这个“轻灾区”到底怎么个轻法呢?
还是从东阳说起。东阳大队8月23日率先杀了熊贯益之后,8月26日又杀了一个19岁的四类分子子女梁先莲。据说这个姑娘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长得乖(漂亮),而且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县剧团曾有意招收她,政审没过关。当地村民说:“可惜生拐在地主屋里,不然是个飞得起的角色。”当年道县农村,女孩子一般十七、八岁就订了亲,20岁之前都嫁了人,梁先莲拍满的19岁了,还待字闺中,这姑娘成份高心气却不低,太褛水的她看不上眼,看得上的,人家又不敢沾她的边。要说一个女崽能够长得这么乖也实在难为她了,要是放在前些年,有得这个资格(姿色),公社当领导的、城里穿可可鞋的都会抢起要,可现在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了。人家石秀华石书记,南下干部老革命,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都整得五痨七伤,其他人谁还敢触这个霉头?反过来,梁先莲本人也应当人贵有自知之明,差不多找个人家嫁了算了。她这个样子,有些成份好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会要。老老实实生儿育女过日子,也许逃得过这一劫,至少不会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还害得家里人跟着遭殃。这人呐,一旦没得根索子拴着,就容易身子发飘,招惹是非。那年头,成分高的人家,躲在屋里不出门,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都不一定保得住不出问题。她呐,一个女崽,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挣工分,跟着那帮人“造反有理”,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一个牛鬼蛇神屋里出来的,革什么命?梁先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脱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有人亲眼看到她拿着一个小本子鬼鬼祟祟地跑到道江镇去抄大字报,还有人看见她偷偷摸摸钻进二中参加了“革联”,从二中带着反革命任务回大队搞“串联”。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老鼠舔猫仔屁眼——找死!
对于梁先莲的问题,上关区领导非常重视,(1967年)8月18日,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罗书文(东门公社武装部长)、万光裕(富塘公社植培、“红联”头头)、肖家旺(东门公社植培员、“红联”头头)、何维清(公社干部、红联头头)、左昌赐(上关公社组织干事)等人,专门开会研究过,一致认为,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参加“反动组织”,“进二中接受反革命任务”,是上关区“四类分子翻天”的一个典型代表,必须对其果断措施。会后,由万光裕带领民兵自卫队将梁先莲抓捕归案,关到冯家小学,(当时学校已经停课,冯家小学是上关区民兵自卫队的一个据点。)由肖家旺负责审讯。
具体怎么审讯的,动没动刑,动了哪些刑,由于死无对证,时间又过去了19年,现已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项内容确切无误,就是逼迫梁先莲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动”和在二中接受的“反革命任务”,并揭发“革联”的反动内幕。我不知道梁先莲到底是怎么“交代”和“揭发”的,但估计她很难交代得令人满意,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参加过“革联”。为此事我专门采访过一位原“革联”负责人,他说:”梁先莲参加‘革联’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我们虽然坚持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不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投身文化大革命,但是当时‘红联’攻击我们很厉害,为了避免给‘红联’提供口实,对于农村中四类分子子女一般不接受他们参加‘革联’,主要是在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中发展成员。”
1967年8月25日,区里通知东阳大队派人将反动组织成员梁先莲领回去,交贫下中农处理。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地主阶级孝子玄孙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据说杀之前,出了一点小状况,几个看押他的民兵觉得,看到这号女崽,哪能个不流口水?看那个头发,看那个奶子,看那个屁股,都关在笼子里了,还透着好大一股子骚劲,就这样白白的杀掉,太过于可惜。几个人一商量,反正要杀的,不搞白不搞。想想从前一起在生产队出工的时候,跟她开一点子玩笑,偷空子摸一下她的奶子,掐一下她的屁股,你看她那个鬼样子,就像要强奸她一样,你不是摸不得,掐不得吗?对不起,这一回,我们不但要摸要掐,还要搞你一个痛快,叫你到阎王老子那里还记得我们。
8月26日,梁先莲在惨遭轮奸之后,“坐土飞机”上了西天。
8月29日,杀地主分子何麟。
9月4日,杀梁先莲的哥哥梁先琅(26        岁)。
9月10日,杀梁先琅的妻子周平珠(20岁)。像她的小姑子一样杀前也被轮奸,另一种说法是轮奸后被杀人灭口。
东阳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5人,梁家占60%,只留下一个46岁的老母亲和一个3岁不到的小孙子梁月明。人杀后,梁母带着孙子梁月明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某,梁月明亦随继祖父改姓为蒋,梁月明这个无缘得到父母管教的孩子,跟着祖母和继祖父在道江镇慢慢长大,他后来的故事叫人痛感命运的乖舛无常和人性的繁复幽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与读者朋友们好好地聊聊他。
下面,我们到富塘公社五星大队看一看。
五星大队公社化前叫五候村,现在也叫五候村,因村边五老山上的一座古寺——五候庙而得名。《清道光•道州志》记载:唐德宗年间(公元780-805年),名吏阳城被贬迁道州刺使,赴任途中,行至襄阳,有五位童颜鹤发的老人前来迎接,问及何事,曰:唯愿使君能为道州百姓多行好事。问及五老家住何处,曰:“道州城西北五里处。”阳城感谢五老远道相迎,以彩帛五匹赠之。赴任后,问道州城西北五里处是否住着五位老者,旁边的人告诉他,那里只有一口五龙井,并无人住。阳城讶之,亲自前往查访,但见五龙井边撂着五匹彩帛,正是自己所赠。知五位老人为仙人所化,遂立庙祭祀,称为五候。
如此看来,五候庙应始建于唐德宗年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1986年我在道县采访时,到过此庙。岁月的侵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该庙已破烂不堪。庙门是个旧式牌坊,庙里有块断成几截的残碑,上书:“五候庙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当是清代所立。我对着几已空空的神位,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没有任何求愿,只是虔诚的祈祷,纯粹的祈祷。
在我看来,五候庙与其说是道州百姓为五位仙人修建的神庙,不如说是为唐代名臣阳城建的一座纪念碑。唐史载:阳城(公元753-805)唐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县)人。唐德宗年间官授谏议大夫,因弹劾权相裴延龄被贬为陕州剌史,后又迁道州刺史,以博学多才,耿介直言而名重一时。阳城迁任道州剌史后,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得道州民众爱戴。时,道州年年向朝廷进贡侏儒(称为矮奴),供皇家赏玩,为“道州任土贡”。一时道州以侏儒为贵,更有为父母者,以违背人伦天理之手段,残害亲生骨肉,使之成为侏儒。阳城痛心疾首,立志革除。上书德宗:“臣按《六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而无矮奴……”德宗阅罢奏章,终于废除了道州岁岁进贡侏儒的虐政。史称阳城罢侏儒。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一篇脍炙人口的古风——《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奉,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意,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如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太善良了,太容易满足了,一个人只要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就子子孙孙记着他,感激他,歌颂他。
步出庙门,眼前大片的山、大片的水、大片的田畴,置身其间如依偎于母亲的怀抱而回归于婴儿。在这个地方谈论杀人的话题,真的有点不合时宜。
我坐在庙门的石礅上,看着门前空坪上石缝中丛生的杂草,心头一阵恍恍惚惚……
也许是真的得到了五候的保佑,五星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仅杀4人。
(1967年)8月21日,五星大队支部书记蒋龙祥到公社参加“四巨头”会议,回村以后,没有马上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因为蒋支书认为,公社领导讲的是“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他一两个”,但目前看来,大队上的几个分子还没有发现“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的程度,要说“调皮捣蛋”的,贫下中农里头还真有几个,可惜上头又没有开这个口子。当然,这个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因为这是立场问题,话一出口,屁股就坐歪了,屁股一歪就站到了阶级敌人那一边,站到阶级敌人那一边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人民的敌人脑壳就危险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活思想,行动就不免迟缓了一些。
一连好几天没有行动。
后来看到别的公社、别的大队杀得热火朝天,公社又打过两个电话来催要(杀人)数字。再不行动就说不过去了。于是,8月25日,在大队部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公社8•21会议精神。会上,经研究决定杀地富分子胡荣等2人。抓人的时候,却只抓到了胡荣,另一个家伙不知道如何得信跑脱了。蒋龙祥非常生气,指示民兵营长带领民兵追捕。结果还是没抓着。蒋龙祥说:“数字已经(向公社)报上去了,怎么办?再补一个上来吧,报到公社的人数不能少。”经研究决定再杀2个,一个是16岁的周德吉,另一个是25岁的胡荣权,都是地富子弟。之后又杀了一个53岁的中农社员何清明。
杀何清明的情况处遗工作组有专案调查材料。何清明被杀与大队副支书文仕才报复杀人有关,何在“社教”运动中,根据社教工作队的安排提过文的意见,并参加了对文等人“四不清”问题的批判,文怀恨在心,文革“杀人风”中,文仕才借口何清明参加了反动组织“革联”,提出要杀。讨论时,多数支委不同意,但文坚持要杀。此案经过处遗工作组多方查证落实,定性为报复杀人案。
再讲一讲李家园大队的杀人情况。
李家园大队是富塘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共杀7人,其中自杀1人。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就是这个大队的贫协主席,他是以贫下中农代表的身份担任公社文革主任的。说到杀人又得从8月21日公社召开的“四巨头”会议说起,支书吴永茂到公社参加会议回来后,于8月25日召开支委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杀5人。次日,又召开全大队基干会,具体部署,当晚开始杀人。
8月26日杀4人:地主分子魏正福(男,50岁)、唐原娥(女,50岁)两公婆,地主分子聂连杰(男,44岁)、地主分子陈仰瑞(男,51岁)。
魏正福和唐原娥是“坐土飞机”炸死的。据知情者说:“因为别的大队杀地富,坐了‘土飞机’,所以我们大队开会研究时,支委陈帮学(已故)提出也让他们‘坐一坐土飞机’。当时大队的人没有什么经验,晓不得怎么搞,就把魏正福两公婆背靠背用绳子捆在一砣,中间插一包炸药,装上雷管,牵一根引线出来,就跟修水库炸石头一样,把引信一点燃,结果炸药放得太多了,炸得血肉满天飞,那个场面嚇死人。”
大概是场面过于惊心动魄,接着杀聂连杰和陈仰瑞时,有人动了怜悯之心,提出杀了算了,别“坐土飞机”了。好,不坐就不坐,就用刀砍了。
第二天(8月27日)又杀两人:富农分子文绍富(47岁)和他的老婆杨月英(45岁)。
本来大队开会研究名单时,没有杨月英。妇女主任李瑞娥带着一帮女民兵把她也捆了来,已经捆来了再放就不合适了,只好一起杀掉算了。
富农分子陈发寿看到魏正福两口子被炸的惨状,嚇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自己哪天被杀,一天到晚神神道道地念:“我留个全尸就好!要给我留个全尸就好!”9月1日,民兵到他家通知他到大队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一敲门,陈发寿以为要杀他的来了,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脖子,上吊自杀了。
8月29日,富塘公社在李家园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有300多人参加,主旨是制止滥杀。会议的召开有两个背景,一, “红联”营江前指牵头,于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虽然这个会议最后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大会,会后很多地方搞了平衡杀人和补火杀人,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但也有部分区社还是召开了制止滥杀的会议,富塘公社可以算是其一。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6950部队之一部奉命进驻道县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制止杀人,已于8月29日上午进入道江镇。笔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从8月21日到29日,富塘公社一连开了四个会议。前三个是动员部署杀人的,第四个是制止杀人。这四个会议全部是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的。尽管笔者对这个说法还有一些疑问,但,无论怎么说,8月29日李家园这次会议应当算是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至少是一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唐咸书在会上说:“今后不准再乱杀人了,谁杀谁负责。实在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整材料报上级批准,批准以后才能杀。”
但在会议快结束时,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站起来说:“开会讲的听他那么多,各大队自己考虑,有调皮捣蛋的,杀几个也要得。头发打湿了总要剃,该杀的还得杀,贫下中农同意杀,不要报公社,自己决定。”
会后,立埠等大队又抓紧时间杀6人,其中立埠大队杀3人。
立埠大队在“杀人风”中属于行动比较迟缓的大队,最大的问题出在领导班子比较涣散上。8月21日,公社召开各大队“四巨头”会议,只有大队长曹发开去参加了。回来以后,一直拖到8月27日才开会传达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时,又因为有人思想右倾,没能达成一致,最后决定先将四类分子何告昌、何仁胜两爷崽,还有一个中农何润胜三人关起来,请示公社后再作处理。
没想到去抓人的时候,3个家伙全逃跑了。太明显了,肯定是出了内奸,走脱了消息。这个内奸是谁呢?简直吃了豹子胆,公社领导早就说了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本来要严肃追查,可是一看可能当“叛徒”的嫌疑犯太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查得不好伤了和气,查出问题来又得杀人,也就网开一面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给通风报的信。)
8月29日,公社在李家园开会,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公社领导在会上讲了立埠逃跑的三个坏东西,两个在梅花落网,一个被清溪的民兵抓住,要大队去领人。与会者一阵哄笑,搞得立埠大队的干部感觉到很有点颜面扫地。开完会,把人领回来以后,当天晚上,支书何富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3人。由于公社领导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罪大恶极一定要杀的,要先报材料,开会时大家都不吭声。大队贫协主席何能昌看到这帮人一个个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心里有气,就站起来说:“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字,杀!他们不逃跑还可以宽大,逃跑了抓回来的,还留得么?你们怕负得责,我来负责,以后要作检讨我去作。”既然贫协开了口,还有什么可说的,当晚,便将3人杀害,抛尸洑水。

第二十一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1967年)8月21日,万家庄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主要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又叫“可靠干部会议”,那些立场不稳的,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就不叫他们参加了。会议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志主持,公安特派员廖承沅作“战备报告”。廖在报告里说:“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武装部的枪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敌人有暴动,大家要注意。各大队的公粮准备好,暂时不要送,什么时候送,听公社的通知。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民兵组织好,把四类分子管好,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对那些调皮捣蛋管不到的怎么办?就是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切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八区3个贫下中农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杀了三、四个地主。二区也宰了两个……我们公社的地富这么猖狂,怎么办?我们要站出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会后,五洲、八一两个大队闻风而动,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决定把“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报请廖承沅等批准后(另有一种说法是在廖永沅等人的具体指示下)五洲杀了一个(四类分子);八一杀了二个(四类分子)。但其他大队还在观望。
蒋志、廖承沅和公社的其他几位领导一研究,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会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
8月24日,公社又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议还是由蒋志主持。会上,公社秘书钟期启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念了文件,蒋志作总结发言。蒋在发言中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五洲干掉了一个,八一干掉了两个。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现在到处都行动起来了,你们还不动?”
据当年与会的干部说,蒋志此言一出,会场立即炸了雷,群情激奋,议论纷纷,只听得一片嗡嗡营营的声音。蒋志费了好大的劲,才让大家安静下来。
散会以后,五一大队支书蒋芳如专门找到蒋志请示:“我们大队小学的刘富才(小学教员)在我们大队搞活动,在地富家里串连,要求公社把他调走。”蒋志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马上就带着蒋芳如找到刘富才的顶头上司长兴完小校长黄熙圣。蒋芳如对黄熙圣说:“黄校长,刘富才这个人要求你们调走算了。我们大队分子多,管不到,刘富才在这里起坏作用。”黄熙圣说:“蒋支书,本来大队要求调走他,我们应该尊重大队的意见,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调不成。反正在你们大队教学点教书,就属你们大队管,群众意见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批斗就批斗,该杀就杀。杀了,我们帮你们再调一个好的去。”
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刘富才人并不多事 ,教书也认真,拐场就拐在一个坏毛病上,喜欢会读书的乃崽。当然,会读书也算不上什么坏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有小道理,还有大道理,小道理得归大道理管。一个当教师的懂不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大道理,何堪为人师?道县这个地方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大队教学点上读书的不光有贫下中农子弟,也有几户地富人家也把子女送来读书,偏偏其中有两个特别会读书,逗刘富才喜欢,有时间就借家访的机会上他们家去坐坐,没想到惹来杀身之祸。
对于刘富才被杀,蒋芳如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大队本来不曾要杀的,只是想要把他调走。不但没准备要杀刘富才,其他地富也不曾要杀。后来出了一件事,一个地富逃跑被抓住了,说是要上山当土匪,搞暴动,那个时候哪个搞得清是真是假,不是想杀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请示公社一起搞掉算了。”
原来,(1967年)8月25日清早,五一大队一个名叫蒋流明的地富子弟因害怕被杀逃跑了。这个蒋流明以为只要跑出了五一大队,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根据区和公社的统一布署,通往县城的各个路口、渡口到处都有民兵设卡站岗;大队上对所有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都派了专人暗中监视。连大队都没跑出去就被抓住了,不但自己被杀,还连累得刘富才等人人头落地。
早饭后,五洲大队派人来,下了一张聘请书,请各大队干部和民兵参加五洲大队的杀人现场会。五洲大队8月23日率先杀了一个四类分子,受到公社的表扬,准备再接再厉再杀一批。根据公社廖承沅等人的意见,要搞得气势大一些,要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把革命的烈火在全公社点燃起来,经研究决定学习齐心经验,搞一个杀人现场会。
当天中午,蒋芳如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去五洲大队接头,找到五洲大队支书欧国兴,要求五洲开完现场会后派民兵支援五一的杀人行动。因为对杀人的事五一大队有部分人思想保守,需要借外力促进一下,“从背后猛击一掌”。
五洲大队派去支援五一大队的民兵,完成任务后,回家的路上,路过公社,被蒋志和区团委书记蒋芳宣拦住,要他们报上杀人数字和被杀者的基本材料。带队的民兵营长把五洲杀人现场会和支援五一杀刘富才等人的情况做了汇报。蒋志连声说:“好得很!”又指示:“五洲杀了一批,八一杀了一批,现在五一也行动起来了,形势大好呀!你们要注意,现在各队查各队,不准走漏消息,走漏消息照办。”
之后,五洲大队、五一大队又杀一批。其中五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唐保珠(下中农)因在社教中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意见,也被牵出去杀了。杀之前,几个被提过意见的干部站在唐保珠面前,用手指着他问:“看你狠,还是我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
五洲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31人,是万家庄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五一大队相对少一点,共杀13人。
万家庄公社共有15个大队,全部开了杀戒。
下面我们再讲两个大队杀人事件的概况。
一个是沿河大队(不是沿河塘大队)。
该大队几名主要干部8月21日参加公社杀人会议回来以后,觉得本大队的地富虽然可恶,但还都没到要杀的程度,就没有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执行。8月23日,公社会计张桂荣来到该队,看到四处寂里清静,对大队干部说:“五区那边已经杀绝几户地富了,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就跟土改时一样,一切权力归贫协,贫下中农决定地富该杀就杀。全县到处都动起来了,你们大队还不赶快行动起来!”
第二天,8月24日,公社又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表扬了五洲大队、八一大队的贫下中农觉悟高、行动快。批评了沿河等大队,公社领导说:“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杀我们,我们有些同志现在心慈手软,到时候只怕哭都来不及了。”
散会以后,回到大队,支书何圣志、副支书蒋流鸾等人碰了一下头,觉得杀人的事还是要慎重一点,决定开会再研究一下。26日,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杀人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上面既然已经开了口,多少总得杀几个,何况别队都杀了,我们再不动手就落后了。认识统一之后,第二天(27日),再次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基干民兵也参加,由蒋流鸾主持,具体研究杀人名单。
然而,事情只要一具体,问题就出来了。原打算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可是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德福提出:“要杀一起杀,是分子一个不留。别个大队杀得那么凶,我们还怕卵子!”贫协主席何天成说:“杀了大的,小的怎么处理?”何德福说:“先不管那么多,大的杀了,小的以后再说。”有一个支委思想比较保守,顾虑多,提出来:“说杀就杀,是不是会犯错误哦。前几年刮‘五风’,一开始搞起那么凶,后来不都犯了错误吗?”何圣志说:“杀两个地富犯个屌错误,最多不过作两个检讨了不得了。将来要作检讨,我去作,不麻烦你。”
最后决定关起14个,究竟杀多少,请示公社以后再定。
28号一大早,何天成就赶到公社去请示。恰巧公社几位主要领导都不在,只留下一个名叫李元熙的公社干部守家。李问何:“你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情?”何天成说:“我们大队的地富现在已经捆起14个了,大队上叫我到公社来请示怎么办?”李元熙说:“这事情不必要请示公社领导了,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讨论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何天成又问:“杀了大的,小的怎么处理呢?”李元熙答复道:“小的也由贫下中农决定,同意杀就杀,同意不杀也可以不杀。”
何天成回来把公社这一指示一传达,经研究决定还是全部杀了好,用何德福的话来说就是:“杀光了安安然然,心里踏实。”
牵出去杀的时候,一个贫农老光棍看中了一个地主婆,请示大队可不可以留下不杀。大队支部考虑到该老光棍没个老婆日子过得委实作难,就同意了,同时宣布:“判了死刑的地主婆同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但是要立即成亲。”
最后杀了13人。
第二个是七一大队。
公社开会动员、大队开会研究等内容基本与沿河大队相同,略去不讲了。且讲一个小故事,8月26日这一天,七一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一个名叫廖承茂的四类分子子弟的死刑,牵出去杀的时候,廖承茂的母亲蒋芝英跟在后面边哭边骂。看着蒋娭毑老懵颠懂,不知利害,有人拦住她说:“你在这里哭一哭就算了。再跟着哭,连自己也会杀掉去。”蒋芝英说:“杀了不是杀了,崽死了,哪个养我?一样还是一个死。”硬是不听劝,追着哭骂。蒋芝英都骂了些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笔者对这一点感到特别有趣。给我们讲故事的工作组同志说:“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能骂什么东西,也就是:‘我的崽犯了什么事,你们凭什么杀他?哪个跺脑壳的害我们,不得好死。’当时那个情况下,别的四类分子赫得鸡崽仔一样,出气都怕声音粗了,她还敢哭敢骂人,结果可想而知。大队治保主任当时就说:‘蒋芝英太猖狂了,还不杀掉,以后地富还管得到。’几个民兵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她也不哭了,也不骂了,像拖死狗那样,拖到后背山上,跟她儿子一起丢到一口废窖眼里,活埋了。”
这件事在大队上引起强烈反响,大队开会研究杀二批时,妇女主任何杏花就提出:“我们自己也有崽女,有爹妈,将心比心,杀掉了,心里会不恨?说划清界线那都是假话,所以子女也留不得。分子杀了,子女留到好报仇?我的意见,要就不杀,要杀就杀光。”她的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本来准备只再杀几个分子,最后来了个老少不留,统统杀光,共杀17人。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没有了不绝于耳的稚子书声,不见了哦吟草堂的乡儒学究。
“哞——”
一探头,迎接我们的是一声悠闲而宏亮的牛鸣。这……这就是被誉为“二百年来书法第一人”的清代著名大书法家何绍基当年读书习字的“东洲草堂”吗?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大牛栏,关着东门村十几条膘肥体健的耕牛。一股热哄哄的牛粪发酵的气味迎面扑来,十分熏人,我们急急地退了出来。外面的一大块空坪上,有些不协调地长着一蓬状如豪笔的篁竹,漂亮得叫人心跳。
史料载,“东洲草堂”曾遭兵乱毁坏,没想到竞衰败如斯。当年天王洪秀全率义军席卷过后,何绍基曾为草堂被毁悲愤地写过一首七律:“鹤鸣轩本大书房,卿借东洲伴草堂。桂花双撑满树月,桔园添染一林霜。百年讲社成焦土,一曲瀛桥扩水光。环秀孤亭无恙在,谱轩诗境付苍茫。”从诗中看,此处原应有书房、讲坛、回廊、孤亭、小桥、桂树、桔园等等。(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除了桔园,其余景物难觅踪迹。农舍间小巷格外仄逼,牛粪混着泥浆布满青石板和鹅卵石的路面,滑滑溜溜,路边的阴沟里乌黑的水中冒着白汽泡,到处弥漫着潮湿霉腐的气味。只有村头的门楼子、庭屋的梁柱、尖顶型山墙,还在顽强地提示当年的辉煌,只是也很颓败了。时间流逝改变一切,吞噬一切,凡人带到这世界上的有形之物,年深月久都会破败,甚至化为乌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绍基的故乡已经没有人再练毛笔字了,但字写得很好的人还是不少,这一点可以在东门村的杀人布告和杀气腾腾的大幅标语上看得出来。笔者讲一个笑话,该大队有一个人字写得很不错,写得最好的就是“杀”字,铁画银钩,龙飞凤舞,深得何体精髓。何绍基曾有一副著名的“座铭联”:坐到二更合眼即睡,心无一事敲门不惊。当时有人改了两个字:坐到二更合眼难睡,心无一事敲门就惊。
这是一块由潇水和右溪切割出来的肥腴之地。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公元763年—768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右溪记》,记曰:“道州城两百余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营溪(即今潇水)。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为溪在州右,遂命之‘右溪’。刻名石上,彰示来者。”而我们来此采访之时,元结笔下的美景已无觅处,潇水尚在,右溪则已变成一条毫无特色的小渠沟了。
此地紧靠道县县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是“革联”和“红联”两派斗争风口浪尖的风口浪尖。
1967年8月17日上午,东门公社“红联”政委肖家旺在该公社高车大队唐家生产队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名字较长,叫做各大队可靠的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脱产干部会议。会上,肖家旺作了“战备布署”,一共五条:一、红、革二联的基本情况分析;二、各大队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三、管严四类分子,调皮捣乱的由贫下中农处理,同意干掉就干掉;四、注意叛徒的问题;五、加强领导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全公社没有发生杀人情况,一直到8月23日受派性斗争影响杀了1人,紧接着24日晚——
静静的潇水河中,出现了两只木船,浆声咿呀,船头犁破溶満月光的江面,悄无声息地向河心东洲方向荡去。每只船上都蹲着两种人:一种手持梭标马刀,一种五花大绑。船到江心,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只船上持刀枪的人一起动手,将早已备好的装満石块的竹篓拴到被捆的人脖子上,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推进河里。潇水卷起一个旋窝,又一个旋窝,接受一份贡献,又一份贡献。被沉河者并没有被堵上嘴,却无人呼救,无人哀号,无人挣扎,平静得叫人难以理谕。満天星斗,亮得叫人胆战心惊。突然,东门大队的地主分子何积仁站了起来,喊了一句口号。当时夜很静,声音很凄厉,在夜空中传得很远,站在河岸上的人都听得见。声音未落,何某就被推下河中。与他同时被推下河的还有他二十岁的大儿子。这就是当年地主分子被杀时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的著名事件,这件事,曾被作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用来教育人们。何积仁为他的这句口号付出了比自己死亡更沉重的代价:几天以后,他的妻子和12岁的小儿子在几乎相同的地方被沉河。东门公社全家被杀绝的仅此一户。
何积仁到底喊了什么呢,后果这么严重?我们专门向一位参加过当年沉河行动的知情者请教。他有些闪烁其词地答道:“也没有别的什么,就是一句反动口号,恶毒得很。”“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呢?”“就是什么蒋介石什么什么万岁吧……”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们在村里采访时,有人向我们反映了何积仁生前有这么一段“反动言论”:“蒋介石他倒好,好好一个江山弄丢了,自己跑到台湾吃肉喝酒、洗牛奶澡,搞起我们这些人给他顶缸。”
如此看来整个道县大屠杀(含周围10个县市)被杀的九千多人,何积仁要算杀得最不“冤”的一个。他是我们听到的唯一一个被杀前喊反动口号的人。
然而,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说何积仁临死前喊的是:“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这些土匪……”从逻辑推理上看这句话可信度应当比较更高一点,但是……即使如此,何积仁还是杀之不“冤”!因为在被杀人员中敢如此明目张胆攻击“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的还是只有他一人!
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何积仁是何绍基家的后人。 其实是与否没有太多意义,当时那个情况,就是何绍基本人活过来也照杀不误,况乎后人!说不定和周敦颐的家乡楼田村一样,杀他的人中也有何绍基的后人。
关于何积仁被杀前喊反革命口号的事情,笔者在道县一中采访一位姓黄的老师(文革中曾是道县“革联”政委)时,也曾顺便谈起过,当时采访黄老师是为了解“文革”武斗的事,并无印证何积仁事件真伪的意思,交谈中,话赶话顺便说了出来,没想到黄老师反应十分激烈:“简直是天方夜谈,完全是造谣,都是‘红联’那帮人造的谣。反正造谣不犯法,这些人造起谣来,你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当时他们就造谣说我们二中(‘革联’总部)是四类分子的窝子;讲我们在二中里面挂了蒋介石的像;讲国民党派了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面暗中指挥;讲我们‘革联’游行的时候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讲农村中杀四类分子就是杀我们‘革联’的阶级兄弟。”
“有这样的事?”我感到一种超出常识范畴的惊愕。
“怎么没有这样的事!他们的谣言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达的。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下面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听到这个谣言以后将信将疑,专门跑到二中来探个究竟。在二中门口碰到了我,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带进学校,把全校每一间房子所有的门一张张全部打开,让他看,里面除了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样造谣就是为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打进二中以后,好杀我们。反正当时杀反革命不犯法。幸亏他们没能打进二中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会杀光了去,杀了以后,还会像何积仁一样,扣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黄老师的话当然很有些“派性”味道,但其真实性笔者在道县处遗工作组给县委的汇报材料中找到了佐证。《关于道县“文革”中杀人的情况和查处进度汇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7年8月8日,“革联”抢夺县人武部枪支后,“红联”退驻农村,掌握民兵武装,两派斗争更为激烈。全县普遍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员,后杀干部,贫下中农杀一半。”清塘、寿雁、梅花、桥头等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所谓反革命组织七起(经查证否定),杨家公社谣传有百多名四类分子以及子女上山为匪,杀害贫下中农。于是有的地方的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对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采取“先下手为强”,将其杀掉。从8月13日至20日,全县杀155人,这一段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在这期间控制整个农村的“红联”,大肆散布“革联”成员有93人出身不好。“革联”总部挂了蒋介石的像,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等口号,还造谣:“革联”说农村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红联”还扬言:“农村杀了四类分子是农民运动,好得很!”“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来,更助长了农村中的杀人风,发展到区、社召开杀人会议部署动员杀人。当时支持“红联”的权威机构县人武部和县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放弃职责,不加制止,极少数领导干部甚至同情支持,致使杀人形成高潮。

东门乡政府座落在潇水边,与河心的东洲正好在一条垂线上。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现任东门乡党委书记蒋××和纪检组长冯××,他们向我们简述了东门乡文革杀人的概况,还特别讲了该公社乌家山大队的一个悲惨故事。
1967年9月2日,乌家山大队有个民兵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名单身青年妇女坐在茶山里歇脚。面生,不像是这附近人。见有人来,该妇女显得神色有些紧张。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驱使该民兵上前拦住盘问。妇女闭口不答话。该民兵看到她的手臂上好像有绳索捆过的痕迹,断定不是好人,立即将她带到大队进行审问。开始,民兵们厉声问她:“什么人?”“什么成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睁着两只惊恐不安的眼睛,总是不作声。后来,把马刀架在她脖子上问:“再不说,就一刀宰了你!”这才战战競競地开了口,好像说是“广东的”。听口音也像是那边的人。但由于双方口音都很重,他们的话她好像听不大懂,而她的话他们也听不大懂。民兵们想,这女子莫非装聋作哑,在大队问不出个名堂,干脆送到公社去。于是派了四个民兵押着她,送到公社民兵指挥部。公社民兵指挥部事情多,人手不够,不愿意再揽这档子事,叫他们原自押回大队去。只好又把她押回大队来。当时,正是黄昏时分,但白天长,离断黑还有一段时间,一行人走到大队乌家塘边上,四个押她的民兵看看到天色已暗,动了邪念。其中一个叫郭成仕 的提出:“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是枉然,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浑。”其余三人欣然同意:“搞就搞吧。”于是四个人就在塘基边上,扒光这名妇女的衣服,将其轮奸了。轮奸后,其中一人对郭成仕说:“搞都搞过了,放她走算了吧。”郭成仕说:“不行!回过头她来找麻烦怎么办?”几个人一想有道理,问:“那,怎么办?”郭成仕说:“好办得很,就说是四类分子,搞死算了。”于是由郭成仕带头用锄头和石块将这名陌生的受害妇女打死,弃尸塘中。后来,又一想,怕尸体臭在塘里,闹出意见来,又返回来移尸到附近的茶山里,挖个坑草草埋了。土埋得很浅,连个脚都没有完全盖住,后来被野狗刨出来,拖起残肢满山跑,其情惨不忍睹。
该妇女,体型廋高,年纪约在25至30岁之间,广东人(又一说是衡阳人)。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处,谁也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只身闯入1967年8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更是一个謎。在今天道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册上,只留下如下记载:外地无名妇女,年纪约三十左右……
蒋书记和冯组长告诉我们,东门公社在文革“乱杀风”中共杀78人,其中新立大队杀11人(自杀1人),公社“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东洲山大队杀4人(自杀1人),原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原区妇联主任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下关大队杀19人(自杀3人),刘厚善、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东门大队杀11人,原公社武装部长罗书文、原公社会计蒋英栋负有直接责任;埔口大队杀5人;乌家山大队杀14人,原公社公安特派员何梅山、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白泥塘大队杀4人,原公社副书记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双塘大队杀4人(自杀1人),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高车大队杀6人(自杀1人)。本文中所说的直接责任说的是直接到该大队煽动、督促、部署、指挥杀人和直接点名杀人,开会煽动、电话批准等等都不算。
蒋书纪和冯组长还告诉我们,东门公社中唯一没有杀人的是北门大队,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但是,没有杀人并不等于没有死人。该大队一个名叫冯飞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因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多次受到批斗,于1967年“杀人风”中“畏罪自杀”。国民党最后一任道县县长蒋贤南也是北门人,蒋伪县长自民国38年(公元1949年)9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1949年11月6日,与道县部分开明绅士决定通电起义;10日帖出起义布告,宣布道县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蒋贤南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告老还乡。因有和平起义这一章节存在,历次运动对他触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多次遭到批斗。1967年10月,蒋伪县长自持起义有功,写了个报告给进驻道县支左的47军6950部队反应情况要求以起义人员对待,又被打为诬陷翻案,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之后“畏罪自杀”。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蚣坝区位于道县东部,区政府所在地蚣坝圩距县城21公里。该区是道县杀人的区冠军。文革期间,该区辖蚣坝、兴桥、小甲三个公社;1986年我们赴道县采访时,辖蚣坝、兴桥、小甲、上关四个乡。据处遗工作组介绍,蚣坝区杀人的最大特点是时间集中,手段残忍。1976年8月23日到8月30日,除蚣坝公社的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通知派人来开会,故尔没有杀人外,全区59个大队八天时间共杀1054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1.98%,约50人杀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四分之一强。之后又零零碎碎杀了30人,整个杀人事件中,共杀1074人,另外自杀122人,合计1196人;其中枪打145人,刀杀442人,沉河90人,炸死21人,投岩洞137人,活埋130人,棍棒打死68人,绳子勒死4人,火烧死37人,其他致死121人,灭门46户。杀人手段门类齐全,残酷之极,亦为全县之冠。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 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会议是怎样召开的。
(1967年)8月20日傍晚,蚣坝区武装部长杨衍生从外地回来,刚进区公所大门,就见区“红联”政委、区团委书记叶成虎沿着走廊跑过来:“哎呀,杨部长,你回来了,可把我给急的。上午郑(有志)指挥长打来紧急电话,要你明天务必赶到营江开会,军分区和6952部队的首长要来。”吓,这可是比什么都要紧的头等大事,杨部长心里自然十分明白,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事最讲究稳重,为了给年轻干部言传身教做个表率,故意漫不经心地答道:“知道了。”叶成虎见杨部长答得轻慢,更急了:“郑指挥长对我们区迟迟没有集中民兵行动起来很不满意,你看怎么搞?”杨衍生说:“急什么?鸭子煮到锅里,你怕它飞起了。找郑书记、何司令他们来商量一下吧!”叶成虎赶忙把革命亮相干部区委副书记郑际田、区会计区“红联”司令何昌学找了来。四个人坐在区公所门边的大樟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杨衍生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的种种新动向后说:“我明天要去营江开会,你们在屋里大胆搞。尽快把民兵集中起来……不组织民兵就要吃亏,不能走在敌人后面,越快越主动。”郑际田接着表示:“组织民兵无非就是要点钱粮,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叶成虎年轻,说话血气方刚:“不把民兵组织起来,要是也让人家把枪抢了,那还有什么搞头!贫下中农都会骂我们有枪保不住,岂不成了饭桶脓包。”郑际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思想很乱,有必要召开一个各公社负责人和武装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杨部长,你看怎样?”他把眼睛看着杨衍生,按照党内职务,他在杨之上,但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支左,杨衍生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自然也就成了区里的实际掌权人。见杨衍生点头认可,郑际田又问:“是不是明天就开?”杨衍生说:“郑书记你就决定吧。”何昌学是当会计的,对会计工作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些,他建议:“考虑到集中民兵需要钱粮,明天的会议最好叫各公社的会计也参加。”“好、好!”大家一致同意了。
召开一个集中民兵、动员杀人的大会就这样简简单单酝酿通过了。
第二天(8月21日)由郑际田主持,在蚣坝公社召开了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干部、群众组织头头会议。郑际田在会上,大肆渲染和传播了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些谣言),向各公社布置了组织民兵的具体任务。区“红联”副司令(兴桥公社会计)王盛光接着讲话,他说:“现在,我们与‘革联’已经不是组织与组织的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现在地富很嚣张,与‘革匪’遥相呼应,要暴动,要进行阶级报复。梅花区有个四类分子抢枪被搞掉了,郑家也杀了四类分子,我们不能落后!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他杀一个、两个,越快越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最后,叶“政委”讲话,他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几段毛主席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只有土地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接着说:“刚才郑书记、王副司令讲得很好,很全面,现在是贯彻执行的问题……我们蚣坝区的各项工作从来都是不落人后的,大家要当好革命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 ,回去以后要贯彻好会议精神。”
8月22日,小甲公社率先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贯彻区会议精神,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隆久有感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传来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经开会研究过了,现在打电话来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奎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第二天(23日),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里。这是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被害者。
同一天(22日),杨衍生从营江开会回来,路过兴桥公社,在这里碰上了郑际田、王盛光。王盛光问杨衍生:“听说二区(车头区)的四类分子搞暴动,让贫下中农干掉了?六区(月岩区)、八区(四马桥区)的贫下中农也行动起来了,开始杀地富。”杨衍生说:“二区的事我倒是没有听说,不过六区、八区确实已经行动起来了。清塘廖家一个晚上就干掉了6个坏东西。革命形势喜人啊!”王盛光又向杨衍生汇报:“我们区金星大队反革命分子杨贵清前不久进了二中,现在回来了,扬言要带几个脑壳回二中去,贫下中农要求搞掉他(查无此事)。你看怎么办?”杨部长答复:“群众要求搞掉就搞掉,但是不要开大会,开大会影响不好。”郑际田说:“杀只鸡给猴子看,可以的。”王盛光领到尚方宝剑,立即通过兴桥公社武装部,指示金星大队的民兵将杨贵清捆起来,并于当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批斗后,谎称将杨贵清押送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王盛光等人事先的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在此插叙一段兴桥公社金星大队的杀人情况。金星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9人,在整个蚣坝区只能算中游水平。杨贵清史该大队的一个中农社员,不是什么四类分子,据查杨贵清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诬告他参加了“革联”。杨贵清虽然是上级领导点名要杀的,但因为有些秘密处决的味道,杀了以后大队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对金星大队的杀人行动影响不大。
(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收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决定“迎头赶上”一次性杀23人。被杀对象大多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杀人的时候, 一个名叫杨修凤的基干民兵(20岁)一口气杀18人,浑身被血染红,还问:“(杀得)有(够)不有了?还有没有要杀的?”
之后,杨盛满、杨辉吉等人又报复杀害贫农社员三名:杨平新(20岁)、杨平庆(18岁)、杨平畅(16岁)。
该大队杀人的最大特色体现在最后杀的一个五保户身上。9月3日,该大队已经杀了28人,公社也传达了上级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这时四队的贫下中农却突然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就忘了杀孤寡婆子何宣翠呢?她已经吃了好几年五保,给生产队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这家伙是个富农婆,早拉出去搭在一起杀掉就好了。现在怎么办?有人提出还是要杀,杀了好减轻生产队的负担。但是上面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说是谁杀谁负责。四队队长一个人不敢作主,召开全体贫下中农开会讨论。群众的意见还是杀了的好,已经杀了那么多,也不差她一个。队长说:“既然群众讨论通过了,那就不要伸张,悄悄地拖到后面山上搞掉算了。”于是安排几个基干民兵去执行(这是要记工分的)。当晚,几个民兵到了何宣翠家,把她从床上拖起来。何宣翠问:“这么晚了,你们牵起我到哪里去?”一个民兵幽默地答道:“看你老人家一个人过日子确实太作难了,生产队决定送你到一个好地方享清福。到了那里,你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几个民兵把何宣翠拖到石山塘,用马刀砍死,挖坑埋了。
这件事好像做得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直到这次处理工作中才被清查出来。
回过头我们再说8月22日杀了杨贵清以后的事。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何昌学,通报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蚣坝两个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搞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杀人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标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要求每个大队把“调皮捣蛋的搞掉两个”。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大队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兴桥公社还专门派出公社干部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于出工,可以拿到最高工份,还可以分“浮财”。一时间,杀人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杀了人,唯独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该大队在8月24日开会讨论贯彻公社“革命会”精神时,有人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杀只猪还要批张杀子,杀人恐怕也要有个文才行,是不是等一等,等上边来了文,再动手也不迟,反正四类分子已经圈起来了,跑不脱的,迟杀几天也没关系。二是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以后派工就作难了,好些事没得人肯去做,还有修桥铺路等义务工也没有劳动力好派了。加之该大队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群众感到下不得手。另外,据说小甲大队还有一批人站到“革联”一边,唱对台戏。这样一来,思想就统一不起来了。公社主任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隆久几次三番给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特别是8月27日,小甲大队接到公社督促杀人的电话后,治保主任周文光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周文光说:“公社已经来过两个电话了,说什么也得杀他一个两个。”可是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通过。个别大队干部甚至说:“公社要杀,就让他们来杀,我们不杀。”公社领导气坏了:“他老母亲的,老子的眼皮子底下,不允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等人于8月29日召开了一个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廖隆久说:“别队都杀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全公社对你们都有意见。”公社秘书杨庆奎说:“定时炸弹埋在公社的边上,这还了得!你们到底杀不杀?你们怕动得手,就把人捆好,我们派自卫队支援你们。”第二天,干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由廖隆久亲自带队,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场面也很壮观: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他们坐“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被杀者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杀人者欣赏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19年后听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廖隆久命令民兵们上去用锄头、马刀一顿乱砍……人散后,一群群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枝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这种杀人方法,刚开始叫“坐土飞机”,后来因其极具震憾力的视觉效果,又得了个更富艺术性的称谓——“天女散花”。在此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这些“专用名词”,包括此前出现过的和今后还会出现的另一些“专用名词”,都不是笔者的创造,而是这些行为实施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奇思妙想,天知道花费了多少灌饱了红薯稀饭没处发泄的精力!
小甲公社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237人,其中被逼自杀33人。
该公社杀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火线入党”,凡是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律要上火线,刺刀见红,“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该公社精华大队,杀人不算多,一共只杀了13个(自杀1人)。8月22日,精华大队支部书记蒋上代、民兵营长蒋先启等人参加公社的“革命会”回村以后,当晚就召开大队干部会传达。会上决定把本大队的地富及其子女关起来。第二天(8月23日)又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杀人名单。当晚开始杀人。先后杀了10人。
9月7日,公社开会制止杀人。散会后吃中午饭,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张光亮端着饭碗来到精华大队干部身边说:“你们大队怎么搞的,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何清友是地主分子、三青团的分队长,张芝成是特务,杀十个不如杀他一个,你们大鱼不抓尽抓小鱼!他们是定时炸弹,到时候要爆炸的。”听到领导的批评,精华大队的干部当即就在饭桌边开了一个临时支委会,决定回去以后,马上将这两枚“定时炸弹”引爆了。张光亮等人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这就对了,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迷惑了。”并要求全社10名预备党员都要到场接受考验。其中一个年轻的女预备党员,胆子小,不敢杀人,就用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一点血,回来验刀。结果被人揭发了,差一点没入成党,硬是把转正期延长了一年。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的区“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就是“冠中冠”,共杀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漏网的少,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杀掉。
蚣坝公社最典型的杀人案发生在沿河塘大队,该大队一天之内几乎把本大队的“黑四类”斩尽杀绝!
1967年8月26日上午,沿河塘村笼罩在一片灰白的雾霭之中,往常这功夫早有勤快的庄稼汉在田里劳作了,可是今天,收完早稻的田野,薄薄的地气中,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茬茬黑黜黜的禾蔸如大地的汗毛根根乍立。这时各生产队陆续涌出几支队伍。队伍由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标、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组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路口汇集到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虔诚的求神拜佛的队伍。
“一、二、三、四、五、六……”
大队文革主任贺新昌站在一处高墈上,象点牲口那样,将各生产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他这才放下心来,命令道:“齐了,出发吧。”
于是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的汉子吆喝着,用马刀拍打着,像驱赶一群即将被杀的畜牲一样,押着这一串五花大绑的人,拐上了左边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眼前的雾岚使他们感到,彼此都是走在一条早已注定的路上,只是不让彼此看到罢了。
沿河塘大队采取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的战略,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统统搞掉。
三天前(8月23日),沿河塘大队支书周家爱、治保主任贺来昌、贫协主席贺新昌、副支书贺家茂、周瑞成等人5人到公社参加了由公社副书记刘富保、武装部长曾庆松、文革主任莫家坤等人主持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后,回到大队,议了一下,杀还是不杀?怎么杀?意见有没有统一。杀四类分子的事也就拖了两天。到25日,看到附近大队都在杀人,几个人坐不住了,周支书通知大家晚上到大队部开支部会,研究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的问题。会上,定下一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先杀“有可能暴动的大老虎”。第二天(8月26日)一大早又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具体研究杀人名单,然后各生产队分开讨论,报上各队的杀人名单,大队会计统计了一下,一共21个。于是立即分头行动抓人。周家爱一再嘱咐大家,注意安全,不能让这些“大老虎”跑脱了。实际上根本不用去抓,出工的钟一敲,这些“大老虎”一个个乖乖地跑来了,说是“老虎”其实比绵羊还乖,根本不用费力,拿索子一个一个捆起来就是了。
被捆的青壮汉子,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这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谁都明白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详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心底不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里是他们的家!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这样去了,留下来的亲人们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啊!?
他们也许有很多问题要问,但至死都没有人问过一句为什么要杀自己。
屠场选在山腰一处叫葫芦岩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溶洞,夏天有嗖嗖的冷气吹出来,冬天常见缕缕白雾飘出来,黑黜黜的,不知有多深,丢个石头半天才听到落地声。以往他们打柴、放牛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把这些四类分子(其实大部分是子女)弄到这里来“丢硝眼”是贺新昌的主意。
昨天,大队开会讨论杀人时,有人提出押到后背山上用鸟铳打,有人提出挂一块石头沉河,有人提出下窖眼,这几种办法各有利弊,引起了一些争论。这时,贺新昌说:“这些办法太损心,麻烦事多。有现成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有意卖了个关子。等到大家七嘴八舌问他什么现成的条件,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大队那边的那个山上,葫芦岩那里有一眼很大的硝眼(岩溶性地貌的溶洞),有好几十丈深,把这帮家伙押到那里,打一棒子丢进去,几多的简单。”大家一听,都说:“这个歪点子可以。”
待到把人押到葫芦岩时,雾气已然散尽,鲜红的日头从两座山峰间艰难地露出头来。一片殷红的东西从那里流出。突如其来的风像一个横蛮的产婆,扯起大块大块云的毛巾,使劲地揉着山峰那憋得发紫的乳房。众人们一时都静穆下来,仿佛受到某种神圣的点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人的痛苦的诞生。
贺新昌命令民兵将“犯人”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他的嗓子有点干,声音也有点发紧。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的平静,呆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些在暴力镇压面前早已吓破了胆的人,在暴行和暴行的行施者面前,驯服得象一头头绵羊。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标、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溶洞,直到这时,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名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贺新昌面前:“贺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伺候你一辈子。”
贺新昌说:“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旧社会,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孝不义的不肖子弟,就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将洞边的那些绿色的杂草染成紫红。
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喊。贺新昌在洞口窜来窜去,急得直跳脚。不停地叫民兵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烧了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了丢进洞里,“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过后,葫芦岩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时近晌午,贺新昌象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凯旋回村。
日头已经当头,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亢奋,又有那么一点烦燥不安。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众人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留着小的,长大了要报仇怎么办?”
有人建议:“索性斩草除根,老的小的一起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贺新昌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虎统统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蚣坝区委秘书,他有些犹豫,答复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贺新昌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鼓噪。二队队长周家秀已经把他们生产队的5个小孩关到起,放出话来:“大队不杀,我们自己来杀。”贺新昌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书记刘富保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贺新昌还是不托底,区里说“杀小老虎不合适”,公社说“一个个都搞掉”,到底听谁的才是呢?他再次摇电话向区里请示,这回是区委负责人之一叶成虎接的电话。叶书记(团委)指示得非常干脆明了:“全部杀掉。”贺新昌立即将这个指示通知给各其他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并当即开会布署行动。
日头衔山了。夕照溶进潇水河中,一河的水红得像血。整个沿河塘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被杀者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饮泣,又不敢大声,声音压得低低的生怕招来更大的灾难。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特别是经过土改,已预感到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地从箱子底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穿起,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准备随时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份守纪,为人小心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语、闷头闷脑只晓得干活的丈夫一道修桥补路做好事。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夫妻两个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能尝尝味,死了也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的把家里养的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仔仔细细收拾干净,做一鼎锅炖了。鼎锅在火塘的撑架上朴朴作响,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屋里迷漫着诱人的鸡肉清香。鸡炖熟了,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又送给妻子让她先尝。就在这一送一让之间,可怜一口都没喝到嘴里,敲门的声音响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便放下汤碗,一声不响地站起来。一个民兵揭开鼎锅盖看了一眼说:“还讲你们老实,临死还作垂死挣扎!”他们一言不发地出了房门。这一对一辈子老实忠厚沉默寡言的老夫妻,至死都没有说一句话!
大队部的禾坪上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人,就是杀红了眼的人。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有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已病得卧床数日,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不辩方向,总在问押他的民兵:“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哪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见他问得罗嗦,就回答他说:“你儿子判了死刑。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上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会走的婴儿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太阳象一个巨大的车轮被猛推了一下,轰隆轰隆地滚下了山坡。高高在上的天空收尽了最后一片斑瓓……夜幕渐渐拉严。没有月亮,星子却又大又亮。秋初了,夜来有些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几个小孩被这里夜的阴森景象吓得大哭起来,被民兵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收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这一次不是丢岩洞,改“放排”了(就是沉河)。因为实践证明丢岩洞并不省心,麻烦事多多。何况黑灯瞎火地拉起一队人马上山也容易出事,所以经研究还是沉河好。
与上午不同,没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宣读“罪行”,宣布“死刑”这一套过场,什么废话都不讲,杀人者也好,被杀者也好,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贺新昌忽然感到有几句话闷在心里,不说出来不痛快,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虽说是“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到底没什么血海深仇,但这是革命的需要,是阶级斗争,上面说了,你死我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反过来杀我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干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怪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们!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的划到河中间,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里……
一阵浪花,接着一阵浪花,把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冲得无影无踪……
月亮升起来了,岸边的山峦反而显得更加黯黑,象一个知道得太多的证人,被毒药塑成了雕象。
据处遗工作组统计,沿河塘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52人,年龄最大者74岁,最小的才56天。被杀人数占当时大队总人数的8.4%,占全大队四类分子及子女总数的72%。仅有几名年轻的妇女留下来,准备给她们“换成分”。
顺便说说那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的故事。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更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又没选到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56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浑身发抖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睛,看着一群手持梭标、马刀的人(论辈份他当管他们叫叔叔或者伯伯)闯进家里,拉走了他72岁的奶奶、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凄惨的啼哭声中,一家六口转眼之间只剩两口。
他的母亲张秀华能幸免于难当然是有原因的。
中午大队研究杀人的时候,同村的蒋癲子提出:“是不是把秀华仔留下不杀算了。”
几个青皮乃崽马上取笑道:“你是不是想呷地主婆的大饽饽了?”
“想女人想疯了,打饿肚主意。”
幸亏周支书理解人,骂那几个卵仔说:“笑什么?你们屌毛还没长抻,晓得什么。屋里没个女人确实作难。这样吧,凡是同意嫁给贫下中农单身公的,可以免死。我们给她改成份。”由于周支书这个土政策出台,村里好几名年轻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
当天晚上,张秀华呆呆地坐在床沿,悄悄饮泣。哭累了的孩子在她的怀里睡熟了,她把孩子紧紧搂住,这是她唯一剩下的命根子。
咚咚,有人敲门。张秀华不敢怠慢,连忙把门打开。蒋癲子笑嘻嘻地走进来,他今年37岁,祖孙三代贫农,由于好吃懒做,人又长得不体面,至今光棍一条。今天为了保住张秀华这条命,他做了好多工作,现在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拖起张秀华就要上床。这时,他发现张秀华死死地抱着怀里的孩子。蒋癲子心里一惊,要和张秀华成亲,留下这个毛乃崽,岂不后患无穷!蒋癲子一把从张秀华怀里夺过孩子,打起飞脚出了门,一口气跑到前不久沉河的白石渡,嗵的一声丢进了河里,“让他和其它亲人一起作个伴” 。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回张秀华家。张秀华早已吓呆了,像个木头人一样由他摆弄。蒋癲子37年来头一回真正接触女人的身体,心里好激动。他深切的感到,女人真好,女人真有味,有女人的日子真舒服。他紧紧地搂着身下的张秀华,不断地安慰她:“秀华仔,你不要怕,跟着我你就不是地主婆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秀华仔,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第二天,蒋癲子果不食言,考虑到秀华仔过来以后就是贫农了,不能委屈她,让人家以后看不起,一定要明媒正娶。他特地请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包上一包糖上张秀华那里去说亲。蒋癲子亲手将自己的茅草屋收拾一新,在门口恭恭敬敬地贴上一副喜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杀人当晚,沿河塘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着手分“浮财”。因为搞过土改,这方面有经验,工作井然有序。又从被杀人家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在禾塘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那五只煮好了而未动筷子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家爱,喜气洋洋地高举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一起喝一杯庆功酒。”周书记先干为敬,仰脖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带头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在道县看守所预审室里,我们采访了蚣坝公社杀人问题主要责任人之一——曾庆松。
蚣坝公社由于杀人问题特别严重,处遗工作中,有好几名公社干部被送进了监狱,但采访到他们并不容易,道县方面,没有人为我们提供这种方便,我们自己也不敢轻易提这方面的要求,为的是不给别人找麻烦也不给自己找麻烦,因此能不能采访到他们真的要看缘分到不到。曾庆松跟我们有缘,我们去道县看守所本来不是采访他的,而是为了与他不相干的另外的一个人。
在蚣坝采访时,有一个青年妇女风风火火找到我们:“记者同志……我们这里杀人的事,我有冤情要向记者同志反映。”听到这句话开场白,我们不由心头一震,以为是被害者遗属主动来找我们反映情况,这可是破天荒啊!仔细打量,但见她整整齐齐、端端正正、白白净净,双眼睛直视着我们,丝毫没有遗属们眼里惯有的那种畏畏缩缩的神情,望之不似遗属。我们连忙招呼她坐下来,有话慢慢说。一听下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名杀人凶手的家属,不过,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她是笔者在道县采访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笔者反映情况的杀人凶手的家属,确切地说,她是为了弟弟被判刑的事来找我们的:“记者同志,我们这里文革那刻杀地富杀得蛮凶,都是大队干部主使的,我老弟就是一个基干民兵,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喊杀张三就杀张三,喊杀李四就杀李四……现在他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老弟头上。这一次工作组进场就住在他们家,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包庇他们,一个大队就追究了我老弟一个人,冤里冤枉判了三年刑。那些比他恶得多的,一点事都没有……请记者同志为我们作主,帮我们把情况反映上去。”她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采访中也有所闻,但我们的采访原则(约法三章)是不允许介入任何具体案件的,被害者如此,杀人者就更是如此了。只好向她解释:“我们下来是了解处遗工作情况的,具体案子我们不能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你的情况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也可以向乡里、区里、县里的有关部门反映,请他们解决。”这名妇女显然见过一点世面,她接着我们的话头说:“已经反映过好多次了,没有用,还是要请记者同志帮帮忙,向上头反映一下。我们这些蠢子农民讲话有什么用,只有你们记者讲话飞灵的,好多事情区里、县里,还有地区都告不通,你们记者一出面就告通了。我求你们一定要帮这个忙。”听她这么说,我们只好把话说得更白一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次处遗工作对杀人凶手一般都不大追究刑事责任,你老弟被判刑冤枉的可能性很小。至于别人比他杀得恶,比他责任大,又没有被追究,那是别人的本事,并不说明你老弟是被冤枉的。我估计他手上少说也有五、六条人命。”听到我们这么说,该妇女急了,瞪圆了眼睛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问问大队上,哪个晓不得,我老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平时在家里连只鸡都不敢杀,还敢杀人?都是他们看他老实好欺负,冤枉他的!”她说得这么肯定,我们也有点没把握了,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时,心里也隐隐约约闪出了这么一个企望,说不定真是一件冤案呢,那可又是一个有价值的好素材啊,于是说:“既然你这么肯定,我们可以帮你去了解一下,然后给你一个答复。我们不和别人比,只就他自己的情况,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好不好?”“好,好,谢谢记者同志,谢谢记者同志。”就这样,我们专门来到该妇女弟弟被关押的道县看守所,同时也想搂草打兔子,捎带了解一些典型的杀人案例。
正好明红的一个朋友在看守所负点小责,人熟好办事,稍事寒暄便言归正传。该负责人听了我们的讲述,哈哈大笑:“笑话!我们这里关的(文革杀人事件)杀人凶手只有宽大无边的,没有可能被冤枉的!来,来,我帮你们查一下……你看,这个人一个人亲手杀害的就有十一条人命,还不包括他其他参与杀人的情况,这都是铁案,不光是本人供认不讳,旁证材料也一应俱全。”我们听了不由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又天南地北地扯了一些当年道县大屠杀的事情,特别是蚣坝公社杀人的事,得知曾庆松也关在这里,我们就提出:能不能采访一下他呢?
该负责人答应得非常爽快:“这有什么不能的,我去把他叫来就是了。”
很快我们就在预审室里见到了曾庆松。
这是一个黑胖大汉,看上去约五十上下年纪。身材在他那一辈人中要算是高大的,虽然已经充分发福,一件深色的背心紧绷绷的裹在身上,还不显得臃肿。眼睛很大,平头,可能是入狱以后剃的。不过我认为平头是他最适合的发型,显得既朴实又精神。他自从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后,一直在道县看守所服刑,除了大墙通向外面的那张大铁门不能随便出去之外,在大墙之内基本上是自由的,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在厨房里帮厨、协助看守人员管理其他犯人之类,但即便如此,对他来说也足够委屈了。
何审判员将他带进预审室时,明红立即感到此人在哪里见过,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们给他看过证件,再三声明,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别无他意,他可以拒绝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他则表示非常愿意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他的目光直视着我们,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
“曾庆松,你知道你是为什么事情被捕的吗?”
“知道,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乱杀人的问题。”
“当时你在蚣坝公社担任什么职务?”
“公社武装部长。”
“那你被捕前是干什么的?”
他苦笑了一下:“祥霖铺区区长。”
哦——这一下,张明红想起来了,去年春天,流经祥霖铺的永明河上游山洪暴发,冲断桥梁,冲垮房屋,造成严重的水灾,明红随地委领导同志深入抗灾第一线,曾见过曾庆松一面。当时他一身泥一身水地指挥抗灾,表现相当感人。
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曾庆松也没说出什么新鲜内容,因为对当年杀人的事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反复说明,他在杀人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是向上级请示了的。
“什么时候,向谁请示?”
“1967年8月21日,向县武装部刘政委请示的。那天下午,我和公社煮饭的大师傅张季生一起进城,找到刘政委,在他屋里向他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武器很难保住;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出现了抢枪的情况应当怎么办?第三个问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杀人的情况,我们应当怎么办?刘世斌说,县里的武器已经被抢了,现在道县主要靠民兵的枪来保卫贫下中农了,你们要坚守岗位,要把武器管好。农村出现是了杀人问题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你不要管。你主要是搞好社会治安,保管好武器。第二天清早,在武装部葡萄架下,我碰见了赵副部长,我又把向刘政委汇报的问题向他汇报了。赵副部长说:要纯洁队伍,民兵队伍中千万不能再出现李成万那样的叛徒……杀四类分子的事,你不要管,要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当我们问他对自己所受的处理有什么看法时,他说:“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没有具体指示和布置下面去杀哪个人;第二,有些人比我喊得更凶,为什么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接着他有些伤感地说,“每次都是我们区社干部最吃亏,工作要我们去做,出了问题又要我们担责任。‘五风’是抓我们,这次又是抓我们。”
“你说,你没有布署和指示杀人,为什么你主持工作的蚣坝公社杀人那么多,时间那么集中,手段那么残忍,层层冒烟,遍地开花?”
他沉默了很久,呐呐地说:
“这个问题我也是想过好久,一直没想通。”
但是,处遗工作组想把一名干部送进监狱,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手上没有十几条扎扎实实的命案,就是想送也送不进去。笔者在清溪区青口公社采访时,听得该社一名蒋姓杀人事件责任人对被害者遗属说的一段话:“别人只有一个头,老子有三个头(党员、干部、还有爹娘给的吃饭的家伙),杀个把两个四类分子最多搞脱一个头,还有两个,保了自己,还保得了儿子半辈子,你咬得我卵脱。”据说,道县对文革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处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党籍可顶三条人命,一个干籍也可顶三条人命。由此不难想见曾庆松能够蹲进看守所,该有多么不容易。至于他的“记不清楚”和“想不通”,也没有什么关系。笔者在采访中接触过不少少人事件责任人,“记得清楚”和“想通了”的几乎没有。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蚣坝公社是道县杀人最多的,但不是最早的。该公社第一批被杀者是光家岭大队的杨竞成、向家齐、何庆松三人,时间是1967年8月20日,在此之前全县已经杀了80多人。
8月18日是蚣坝的圩日,光家岭大队民兵营长杨布兆到圩上赶闹子,正巧被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曾庆松和文革主任、公社组织干事莫家坤碰见了。曾、莫二人招呼杨到公社里面坐一坐,向他讲了很多“敌情”(就是笔者在前文中反复记录的那些谣言),要杨回去查一查,看一看大队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的话,要“先下手为强,杀他个把两个”。杨布兆回去以后,马上把曾部长和莫主任的指示向大队支书蒋友元作了汇报。当晚大队即召开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会,决定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几个“调皮捣蛋的”进行批斗,必要时捆一索子,打打威风。据说没有讲要杀,当时“杀人风”刚起不久,杀人还是比较慎重的。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叫杨美吉的地主分子逃跑了 。杨布兆得信后,马上找到治保主任杨才吉商量,肯定有人走漏了消息,这还了得,阶级敌人渗透到我们贫下中农的队伍里来了,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四类分子何庆松、向家齐、杨竞成关起来。之后又与支书蒋友元等人研究决定干脆搞掉算了。不过蒋支书说:“还是要请示一下公社。”
8月20日,杨布兆打电话到公社,向莫家坤请示。当时年仅25岁的莫家坤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连声表扬光家岭的贫下中农“觉悟高,行动快”!并说:“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大力支持,公社要开会表扬你们。”
光家岭大队当晚即将3人杀掉。
8月21日,蚣坝区召开脱产干部参加的(杀人)吹风会,曾庆松、莫家坤,还有蚣坝公社书记邓长春、副书记刘富保等人参加会议。散会后,公社立即召开核心会议,研究贯彻区会议精神。
8月23日,蚣坝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8.21区会议精神,名曰“革命会”。会议由曾庆松主持,曾庆松与莫家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煽动和指示杀人。重点表扬了光家岭大队,号召各大队向他们学习。会后,曾、莫二人坐镇公社,电话指挥,刘富保和公社会计、“红联”头头陈代芹等人分别下到马江口、井塘、福禄田等大队督促杀人。
我们且看一看这次会议以后各大队都发生了些什么。
(一)        福禄田大队,杀31人,其中自杀2人。
该大队文革主任钟友中等人参加8•23公社“革命会”后,当晚在后江桥锰矿负责人张德生等人的指使下,杀了锰矿工人李天生、张开瑞等5人(大部分是福禄田大队的人)。8月26日,公社干部李建德到大队检查工作,福禄田大队立即召开大队党员和干部会议研究杀人名单。同日刘富保亲自到该大队“现场办公”。8月27日,福禄田在公社领导的指示下,杀二十余人。
该大队一个姓邹的地主分子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被杀,只留下了他的老婆邓贞凤,因为有人看中了她,想娶她。杀邹和他的三个儿子时,邓贞凤把最小的一个,才10个月大,死死抱在怀里,苦苦哀求:“求求你们,给我留一个最小的,给我留一个最小的吧!”民兵唐某某说:“地主崽子留着做什么?”一把从她怀中夺下,丢进大河(福禄田大队边上的一条河流,名字就叫大河)里。邓贞凤的大儿子邹宝成当时17岁,拉去杀时,拼命地喊:“我是新社会长大的,我没有吃过一天的剥削饭,你们不要杀我。”又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结果还是杀了。大队支书钟维勤说:“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是真感情。他喊是想蒙混过关,将来好搞报复。”
(二)        井塘大队,杀14人,其中自杀2人。
8月23日,该大队文革主任杨庭修、民兵营长邹莫森参加公社杀人会后,第二天召集党员和队干开会,研究杀人名单,并打电话请示公社主任刘富保,得到批准。
8月26日,李建德在福禄田大队点旺“革命烈火”后,马不停蹄来到井塘大队主持杀人会。当晚即杀10余人。
随后,刘富保、陈代芹也到井塘进行“检查督促”。
在文革大屠杀中,井塘大队发生多起杀人轮奸案。大队文革主任杨庭修等人杀害兴桥荆山完小教员田自壁 后,一名叫邹井仁的民兵从田妻唐毛女怀中夺下田一岁半的幼子,丢到大河。杀人后,杨庭修为首轮奸了唐毛女。还有一个叫邹玉花的少女,当时17岁,杨庭修等人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她的父母、弟弟4人“判了死刑”,又将她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还要逼迫她嫁给一个30多岁的贫农老光棍。邹女不愿意,就把她捆起来批斗,批斗时用脚猛踢其下身,一边踢一边骂:“你这个臭拐(女性生殖器),不给贫下中农×,想留着等蒋介石回来×?”竞将邹女踢成重伤。1967年农历9月初9晚,杨庭修等人闯进邹家将邹玉花强奸轮奸。
(三)        马江口大队,杀18人。
8月23日,该大队民兵营长黄和芝、治保主任谢见钖、文革主任谢开甫3人到公社参加了杀人吹风会后,当晚即召开大队党员和队干会议,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支部书记谢贞成主持会议。会后,杀3人。
8月30日,在曾庆松的直接指示下,杀7人。
在接到公社传达47军制止杀人命令后的第4天,9月6日,又杀7人。9月7日挟嫌报复杀害1名在“社教”中给大队干部提过意见的中农。
该大队有个地富子弟黄仕金,在马江口完小桃花井教学点教书,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谢贞成提了他的名。有人说:“他是小学教员,吃国家粮的,不归我们大队管。”谢支书说:“现在我们贫下中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只要是马江口的人,都归我们统管。”会后派民兵到桃花井将黄仕金捉拿归案,将黄与他的大儿子黄友庆一起杀了,只留了一个15岁的女儿叫黄礼花。由于黄礼花长得乖(漂亮),大队上好些人都想她做老婆。先是治保主任逼她嫁给自己的跛子侄儿,黄礼花不肯。后来五队队长谢××又逼她嫁给自己的儿子,黄礼花还是不肯。谢队长生气了,说:“你在这个时候还不和我儿子结婚,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大队领导也放出话来:“只准嫁给我们大队,不许嫁到别的大队,否则别怪不给你出路。”可是这个烈性的姑娘心头总有一个坎过不去:杀了我的爸爸、哥哥,还要我给你们当老婆,我做不到,要杀要剐,听天由命吧!两个月以后,黄礼花在亲戚的帮助下,逃了出去,逃到黑龙江,在那里做零工为生,八年之后才敢返回道县,但仍不敢回马江口,经人介绍嫁到了四马桥公社周家山大队。
该大队还有一个名叫黄义仪的下放人员,1962年从地质队下放回乡,国家给了1000多元下放费,大队里有些人眼红这笔钱,文革“杀人风”中乘机把他杀了,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浮财”,每个生产队分得100多元。
(四)        桃花井大队,杀48人。
8月23日,该大队文革主任王昌珍等4人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
8月25日,大队召开党员、干部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当晚杀6人。
8月27日,第二批杀22人。
9月9日,补火杀20人。
其中王昌珍和大队长王明珍主谋杀害的有39人。
桃花井大队,还有后面要讲的到的金鸡洞大队,杀人情况非常复杂,内容很多。据有人说,比沿河滩大队还要血腥恐怖。可惜笔者因故错过了采访机会。在此只能讲述一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非常著名的案例:桃花井大队报复杀害复原军人张明玉案。
张明玉是桃花井大队桃花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土改时,家庭划了个中农成份。张明玉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务了几年农,后参军到了部队上,1964年复员回乡。这家伙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好像做了官回来了,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对生产队的事、大队上的事,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儿。一时说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家乡越搞越穷;一时又说生产队的干部,还有大队干部,叫化子烤火――专往胯里扒。最可气的是,他还有狼子野心,想夺生产队的权,还想夺大队的权。他在生产队里哄起一班小青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他说黑就是黑,他说白就是白。如果不是大队上压着,差一点让他在生产队里“政变”成了功。把生产队长张明爱恨得牙齿都咬脱。反正一句话,这就是个害群之马,有他在,上头的指示在生产队里就难得贯通。什么事情,只要他一打反口,就会有一班人跟着起哄,大队上捡到他也是很伤脑筋。张明爱等人与张明玉闹得势成水火,吵也吵了,闹也闹了,骂也骂了,只差没有打架了。但张明玉挂着复员军人这个牌子,生产队也好,大队也好,一直奈他不何。
“杀人风”刮到桃花井大队时,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时,张明爱提出:“别个都可以不杀,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张明玉,这家伙破坏性太大,比地富坏得多。”大队干部邓国良(现支书)、邓满清(原支书),还有王昌明、王明珍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一致决定将张明玉按四类分子论处。
杀张明玉那天,张明爱等人把他的手脚作一个大字状钉在墙上,张明爱亲自操刀,要与张明玉见一个真章。他要用小刀子片肉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说的凌迟,杀张明玉,以解心头之恨。他提着马刀,割一刀问一句:“是你狠,还是我狠?是你整死我,还是我整死你?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张明玉这时已经完全软了,哀叫着求饶:“明爱兄弟啊!我错了!我再不敢了!求你饶了我吧!”张明爱说:“我饶了你,好等你来杀我?今天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我!”一刀一刀把张明玉活剐了。
(五)        加六洲大队,杀29人,其中自杀1人。
该大队文革主任陈礼际、民兵营长王先加参加公社8•23杀人动员会后,当晚便开会传达。
8月25日,在驻队干部张××的煽动下,再次开会,具体研究杀人名单。第一批杀了7人。
两天之后,经刘富保指示和批准,再次杀21人。
(六)        沙子河大队,杀19人,其中自杀6人。
8月23日,半脱产干部郑万秀、大队民兵营长胡孝成、贫协主席郑万兵等人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回队后立即向在家的其它大队干部进行了传达,但未召开会议贯彻执行。
8月25日,刘富保到该队检查工作,对大队治保主任周良才说:“别的大队都搞了,你们还不动手?等着阶级敌人搞暴动啊?到时候吃了亏,别怪我们没有给你们打招呼。”
8月26日,大队召开支部会,支书潘井月提出:“我的意见,对这些家伙还是以教育改造为主,个别调皮捣蛋的杀不杀,看他们的表现决定。”治保主任周良才表示反对:“子女可以先不杀,分子要一律杀光。”另有一个支委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要斩草除根。”这个提议由于潘井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通过。最后研究决定:杀分子,把子女集中关押起来,监督劳动改造。
第二天,召开群众大队,由贫协主席郑万兵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12名四类分子的死刑,同时宣布对其他14名地富及子女“宽大处理”,监督劳改,以观后效。宣判后,14名“宽大对象”押到大队临时改为监房的小学教室关押。12名被杀者由周良才带领民兵押到秀水园“执行死刑”。
之后虽然没有杀人,但有6人因害怕,先后自缢身亡。还有一个名叫潘井忠的地富子弟,逃跑出去,躲在山上,民兵搜山时,放火烧山烧死了。
(七)        金鸡洞大队,杀45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该大队支书刘厚杰、贫协主席刘佑云、文革主任李忠亮、民兵营长刘富贵和驻队干部秦白皇(林业站站长)、程安宙(农业局干部)参加了公社杀人动员会,回队后,当晚召开支部会,会上决定杀刘厚红、刘富贤、刘富明3人。因消息走脱,刘厚红连夜逃跑了,只杀得刘富贤、刘富明二人。两天以后,刘厚红逃到横岭,被四马桥区的民兵盘查时捉住,大队派民兵去接,在路上执行了死刑。
8月26日杀第二批19人。这次杀人,驻队干部秦白皇、程安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支书刘厚杰找他们研究,秦说:“当然要杀啦,反正地富反坏右就要一刀切。”召开支扩大会议时,刘厚杰从身上掏出一个本本来,上面记着他与秦站长等人事先摸底的杀人名单,一共19人,刘厚杰念一个,大家讨论一个,通过一个,最后全部通过。
杀完了一、二批以后,金鸡洞大队也面临一个与沿河塘大队同样的问题:“大老虎”杀光了,“母老虎”还好办,可以给她“改成份”,“小老虎”怎么办?谁去养他们?养大了咬人怎么得了?
8月29日,大队决定杀掉15名未成年的地富子女。请示公社领导时,曾庆松、莫家坤、刘富保等人认为太不人道,没有同意。驻队干部秦、程二人也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们谁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让金鸡洞的贫下中农作了难。如果他们能出钱出米把“小老虎”都领去养了,金鸡洞的贫下中农并非一定要杀,但是他们谁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金鸡洞的贫下中农只好自己当家作主了。
接着,8月30日,又杀了4名小孩。
金鸡洞村(大队),还有前面讲过的桃花井村(大队)都是笔者准备重点采访的地方,但它们在蚣坝公社屈居二、三名,我们的精力首先集中到了第一名的沿河塘大队,没想到后来就再没有得到采访金鸡洞和桃花井的机会了。笔者至今深以为憾!
(八)        沿河塘大队,杀52人。
杀人情况,前文已述。
(九)        莲花塘大队,杀29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支部副书记周瑞福、民兵营长朱志荣、文革主任欧长跃、治保主任黄进保4个到公社参加杀人动员会。
24日晚,大队召开“五巨头”预备会,初步研究了一个杀人名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决定。
8月25日,在大队小学召开党、干会。朱志荣主持,周瑞福讲话,传达公社的会议精神。黄进保拿出一个花名册,点了15个人的名字,大家一致喊同意。
会后,召开群众大会、“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等等章节与其他大队基本相同,便不赘述。
(十)        木景洞大队,杀8人。
8月23日,该大队五巨头:支书蒋声光、贫协主席胡代连、民兵营长邓英武等全部到公社参加杀人动员会。回队以后,决定按公社指示办事,杀1人。
8月27日,考虑到别的大队杀得多,木景洞不能太落后,决定再杀7人。
(十一)黄家大队,杀9人,其中自杀2人。
8月23日,该大队支书杨思友、文革主任李显龙,民兵营长蒋元和等人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
8月24日,大队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贫协主席黄长和主持。会上,提出杀分子留子女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经讨论决定杀地富分子6人。之后又杀1人。另有2人自杀。
(十二)新油榨大队,共杀25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新油榨大队民兵营长杨角吉、贫协主席蒋真新、治保主任蒋明喜、文革主任朱福详、大队长罗序芝到公社参加曾庆松主持的杀人吹风会。散会后,曾庆松专门将杨角吉留下来,叫到自己的房子里,交待任务。曾庆松要求杨角吉回去以后,赶快行动起来,起到一个积极带头的作用,带动全社的对敌斗争。
当晚,该大队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曾部长的重要指示。
第二天(8月24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下午,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队讨论杀人名单。
25日,又召开会议,要求生产队上报杀人名单。当晚开始杀人。先后共杀24人,被逼自杀1人。
新油榨大队在蚣坝公社虽然杀人不是最多,但最为雷厉风行和轰轰烈烈。不但杀人,而且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
(十三)上云坝大队,杀13人,其中自杀2人。
8月23日,该大队贫协主席张肖成、文革主任蒋顺田、民兵营长周崇维三人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返队后,当晚便分头通知其他干部开会。
第二天,莫家坤打电话到该大队,点名指示对周容、周生勤两人“采取革命行动”。
25日,曾庆松和莫家坤二人又专程赶到上云洞督促杀人。
该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虽然只杀了13人,但支部委员张肖炳一口气手刃8人,至今村民谈起来,仍然啧啧不已。
(十四)马家岭大队,杀33人,其中自杀3人。
8月23日,大队支书蒋华宗,治保主任陈仕明、民兵营长朱贤煌到公社开会后,当晚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上要求各生产队提出杀人名单。
25日,召开大队干部会,决定杀人名单。第一批杀10人。
8月30日第二批杀18人。杀人会由蒋华宗主持,蒋在会上说:“要赶快采取行动,再不杀,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同日,四类分子蒋儒煌,陈名旺、胡秀娥上吊自杀。
马家岭大队杀人详细情况,笔者有一份劫后余生的地主子弟朱贤厚的口述实录,将在后文中呈献给读者。
(十五)蚣坝大队,杀35人,其中自杀6人。
8月23日,该大队治保主朱贤停,贫协主席蒋绍芝,民兵营长蒋学宝、文革主任蒋停章、红联头头张启念、陈万一等6人到公社参加了杀人动员会议。散会后,当天下午召开大队党、干会传达贯彻。会上决定杀3人。之后又分两批杀26人。
蚣坝大队杀人情况,笔者将在后面结合一个具体案例讲述。
(十六)后江桥大队,杀19人,其中自杀4人。
8月23日,后江桥大队文革主任成庚胜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返回后,当晚便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传达。第二天继续开会,研究贯彻执行。8月25日决定第一批先杀月形洞村的8名地富。回过头,第二批,又在后江桥杀7人。
该大队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个不满20天的婴儿地富孙女邓满妹,被杀人凶手胡旺明拎起来,活活扔进窖眼里。
(十七)丰村洞大队,杀18人,其中自杀3人。
该大队支书杨才有、民兵营长李跃德、治保主任莫明山、贫协主席彭治鸾4人参加8•23公社会议后,返回大队,马上进行了传达,但并没有决定杀人。
8月26日,曾庆松打电话给该大队,对他们这种“前怕虎、后怕狼”的作法提出严厉批评,曾在电话中说:“别的大队都行动起来了,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已经拖了全社的后腿,大家对你们很有意见。”大队干部吓得浑身冒汗,连声表示马上开会贯彻执行。曾又具体指示大队会计彭治远,要他把全队四类分子的名单准备好,拿到会上一个个讨论:“谁个好,谁个劣,谁个最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坏东西一个都跑不脱。”
当天,大队即召开党员、干部紧急会议,按照曾庆松指示的办法,把全队的四类分子名单拿出来过筛子筛,最后决定杀9人。
第一批杀9人之后,8月30日第二批又杀6人。另有3人自杀。
(十八)下湖洞大队,杀3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该大队文革主任廖尤胜、贫协主席孙玉规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去后向支书孙玉权作了汇报。孙玉权说:“那就按公社指示的办,把调皮捣蛋的杀个把两个。”三人研究决定,第二天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贯彻执行。
该大队行动快,且执行不走样,整个“杀人风”中只杀两人。自杀的是一个地主分子,胆子小,嚇得上吊了。
(十九)中湖洞大队,杀18人,其中自杀4人。
8月23日,该大队民兵营长杨惠学、治保主任杨增继参加公社会议,返回大队后,马上到支书丁启秋家,向他汇报。丁启秋决定当晚开会贯彻执行。会上决定杀15人,后因消息走漏,逃脱3个,只杀得12人。以后又杀2人。另有4人自杀。
因原支书丁启秋已故,此次处遗工作组进场调查时,大家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丁家人不服,曾多次上访、申诉。
(二十)沙仂江大队,自杀3人。
该大队可以算做蚣坝公社唯一没有杀人的大队。大队支书朱治保、民兵营长朱显明8月23日参加公社杀人吹风会后,24日上午召开大队干部会进行传达。会上有人提出:“先不着急了杀,等别的大队杀了,我们再行动。”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支持,于是决定先把四类分子控制起来。一直没有杀人。
8月27日,地主分子朱香看到别的大队杀人,嚇得上吊自杀了。
8月29日,富农分子黄桂秀母女上吊自杀。
(二十一)长江圩大队,杀27人,其中3自杀人。
8月23日,该大队支书黄世智、文革主任刘宽吉、民兵营长杨元太、治保主任杨在太参加公社杀人吹风会,返回大队后,没有马上传达。
8月25日,邓长春(公社书记)、曾庆松、莫家坤等人到该大队检查工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会上,莫家坤通报了一些行动快的大队的杀人情况,督促长江圩赶快行动起来。邓长春书记委婉地批评了该大队干部:“你们大队四类分子就那么好,一个调皮捣蛋的都没有?”
当晚,莫家坤又从公社打来电话,了解该大队杀人进度,督促尽快报上杀人数字。
8月26日晚,文革主任刘宽吉召集大队党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开会,有30多人参加,民兵营长杨元太主持会议,传达公社邓书记和莫主任等人的指示。支书黄世智说:“上头已经开口了,我们要坚决执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犯这个农夫和蛇的错误。这一次,各生产队都要行动起来,把调皮捣蛋的杀他几个。”会上有人提出,要就不杀,要杀就一蔸伙一蔸伙的杀。大家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都表示同意。
第二天,逢南洲(长江圩大队下属的一个自然村)首先传来捷报,决定杀6人。
中午,长江圩村召开社员大会,决定杀杨秀成一家10口。
8月31日,公社副书记胡代花来大队检查工作,大队支书黄世智在上马石村召开“研究会”,胡代花列席会议。会上决定将蒋友书、陈治青两家斩草除根。
(二十二)草鱼塘大队,杀7人,其中自杀1人。
8月23日,该大队民兵营长陈知先、治保主任杨前吉、文革主任张先志、贫协主席贺来林参加公社杀人动员会返回大队后,当晚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据该大队干部说,本来并没有准备杀人的,只是决定把几个地富先关起来再说。
正在开会时,莫家坤打来电话询问:“你们行动没有行动?你们要赶快行动,一定要走在阶级敌人的前面。”
第二天,莫家坤又打来电话询问行动了没有。当天下午,民兵营长陈知先带领大队民兵将已经关押起来的6名地富(分子及子女)杀掉。
(二十三)光家岭大队,杀22人,其中1人自杀。
与前述22个大队相比,光家岭大队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其他22个大队都是8月23日公社开过杀人动员会以后才开始杀人的,处遗工作组定性为“奉命杀人”,应当是实至名归。光家岭大队8月20日就开始杀人了,其时公社的杀人动员会还没召开,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一起“自发性的杀人案”。但光家岭大队的干部群众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杀人事件主要责任人杨布兆说:“我与他们(指被杀者)无冤无仇,为哄门(什么)要杀他?是上头喊起来要杀的。我到蚣坝圩上赶闹子,曾部长(曾庆松)和莫主任(莫家坤)把我叫到房里讲:八区的四类分子上山打游击了,要杀我们贫下中农;一区、六区的贫下中农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把调皮捣蛋的都杀了。要我回大队以后,把四类分子管起来,调皮捣蛋的杀他个把两个。还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回大队以后,开了会,本来还不曾打算要杀的,后来杨美吉逃跑了,说是上山当土匪去了,逼起我们不能不杀。杀的时候我们也请示了公社的莫主任。莫主任也批准了。这个事情怪不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也是‘奉命杀人’的。后来杀人,我们确实有责任,那个时候,已经是大队跟大队,生产队跟生产队比起来干,想不杀都不行了。”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我们在光家岭采访时,听人讲得最多的就是杨竞成被杀的事。杨竞成家在“杀人风”中不是被杀得最恶的,一家5口只杀了他一人,四个儿女一个没动,也不是杀法最新鲜的,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在笔者看来,不外乎这样三点原因:一、他是整个蚣坝区第一个开刀问斩的人。二、这个人经历有点特色。三、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儿子杨庆雄到处告状,道江镇、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城跑了不下二百趟,状子撒得满世界都是。
杨竞成,原名杨厚吉,1920年生人,家庭成份富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杨竞成出身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小康之家,父亲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搞了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征兵活动,道县是国民政府的模范县,自然积极响应。杨竞成报名从军,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奔赴抗日前线,并根据自己的座佑铭“有志者事竟成”,将原名“厚吉”改为“竞成”。1948年,当时在国民党青年军某部任上士班长的杨竞成从台湾投诚归来,领了两块光洋,回了道县。1950年道县和平解放后,杨竞成子承父业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在马江口完小当了一名人民教师。1951年土改开始,被抽调到土改工作队,到金鸡洞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接着光家岭村的土改也跟着铺开,杨家当时有水田二亩六分、旱地六亩,按照道县的土改标准,最多只能划一个中农,连上中农都有困难。身为土改工作队员的杨竞成带头提名将自己家划了富农。当时看来似乎没有多大损失,由于田少,浮财少,没有被分掉什么的东西(当时光家岭贫农人家土改时按人头每人可分二亩田,杨家按人头平均还不到二亩田),殊不知却埋下了无穷祸根,及到后来肠子悔青为时已晚。1957年“反右”,他虽然没有什么“错误言论”,但被揭发出有“台湾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的嫌疑”,这个怀疑也有其道理,一个富农分子,已经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又跑回来干什么?1958年6月以“反革命罪”,开除教师队伍,并判管教三年,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1962年,杨妻与他离婚,丢下四个儿女,自谋生路去了。要说这个杨竞成还真有点本事,一个中年男人,光棍一条,带着四个孩子,半路出家,回乡务农,一无劳力二无手艺,居然还能把个家搞得清清彻彻、窝窝热热。干农活他不行,却会搞副业,也不知是怎么学会了养鹅养鸭,靠着养道州灰鹅和麻鸭,居然把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尤其养的这种道州灰鹅,是道县一项重要的出口产品,经济效益相当不错。蛇有蛇路,龟有龟路,杨竞成靠养鸡养鹅,不但没有饿死,而且好像活得还不错。
时间到了1967年8月,杨竞成的大儿子杨庆雄快20岁了,成了一个壮劳力,杨竞成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
某天,杨庆雄出工时,一个在大队当基干民兵的堂兄对他说:“庆雄,晓不晓得,上头开会又要杀地富了,你爸爸危险哦,要他想办法快跑。”收工回到家,杨庆雄把这个消息跟父亲说了。这时候,杀地富的事在道县已经讲起了风,杨竞成也有耳闻,但他毕竟见过些世面,又在土改工作队搞过,考虑问题细致些,说:“跑不得。我跑了,你怎么办?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跑脱了,账都会算到你的头上,杀不到我,会杀你。”杨庆雄说:“那我们一起跑。”“我们跑了,你弟妹怎么办?他们还小,走不脱。”“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先做出个出门不在家的样子,躲到后面山上去。你在家里发现情况不对,也赶快躲出来,到你外祖父的坟山上跟我会面。共产党的搞法我清楚,先要发动群众,一个猛虎洗脸,凶得很。过一阵子,就要纳入正轨,会要好些。最后还要落实政策,区别对待的。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队上的人都看到的,只要躲得过第一关,不会有大问题的。”“那,我也跟你一起躲出去。”
两父子当天就挟了床被子,躲了出去。在外祖父的坟山上躲了两天,看着没什么动静,想着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放心不下,就趁着天黑偷偷溜回家来看。当天晚上一个叫杨娥吉的基干民兵,在小井坝边的油榨房开会回来,从塘基上过身,发现杨竞成父子在自留地里锄辣椒草,便悄悄跟踪,看着他们锄完草,回了屋,上去把房门从外面扣住,打起飞脚,跑到支书家报告了。大队马上派民兵站岗看守。杨竞成成了瓮中之鳖。
杨庆雄年轻气盛,看到这种情况,拿把猪菜刀想要冲出去。杨竞成死死地拉住他,把刀夺下:“你想死啊,一家人都会杀光的!”“那怎么办?就这样等死?”杨竞成虽然也是又急又怕,但看来还没有乱方寸,他说:“当然不能等死,但也不能蛮干。先不着急,慢慢看情况想办法。”
这时,正好快到七月半过鬼节,生产队杀了一只猪分肉,杨家也有一份。每次生产队杀猪分肉总会有一点肉剩,经济好的人家可以出钱买一点。杨竞成打发儿子杨庆雄揣了一块钱去领肉,吩咐他再多买1斤回来。杨庆雄到队上分了两斤肉,提出再买一斤。负责杀猪分肉的杨凤吉回答得冰梆硬:“不卖!”杨庆雄说:“这不是有多吗,多卖一斤有什么要紧?”杨凤吉说:“少罗嗦,不卖就是不卖,有多也不卖给你。”在一旁的治保主任杨才吉说:“凤吉,就多卖一斤给他吧!”实际上,杨才吉也是心存一片厚道,想起反正是要杀的人,让他多吃斤吧肉也不为过,皇帝老子杀人,也给一碗断头饭咧。自以为得计的杨竞成却会错了意,看着儿子多提了一斤肉回来,高兴得很,对儿子说:“看样子一时半会还不会杀我们。”
当晚把肉煮了,一家人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农历七月十五,大队特意地调长兴洞(村)和洪家垒(村)的基干民兵前来支援,抓杨竞成。因为杨竞成当过兵,性子又比较刚烈,怕他拼命,大队在行动前专门研究了一个智取杨竞成的计划:先不说要杀,只说送到区里去劳改,然后在路上拉到土寨岭那边的废矿井边干掉。
杨家父子看到民兵前来抓人,晓得大难临头。杨竞成爬上屋顶躲起来。杨庆雄慌不择路,爬上屋顶,沿着水漏,翻到了隔壁二祖父家的猪栏里,一头钻进栏里垫的稻草堆。猪栏里关了头百多斤的壮猪,被人惊吓,拼命地往栏外面拱。民兵看见了,就用梭标往草堆里戳,一边戳一边喊:“投降吧!看见你了!”一梭标捅在杨庆雄的额头上,血涌了出来,热呼呼一片,糊住了眼睛。杨庆雄无师自通地高举双手作投降状站了起来。没想到这个动作竟救了他一命。一个叫杨龙吉的民兵打了他一棍子说:“拉出去,一起搞掉算了。”幸得一个在大队贫协负责的叔公说:“不着急,敌人已经投降了,先关起来,什么时候调皮什么时候搞掉。”
这时候,杀猪的杨凤吉搬了一架楼梯,从牛栏门爬到房顶上,看到杨竞成躲在房顶的过水斗里,就说:“杨竞成,躲不脱了,下来吧。区里来命令要送你到区里去劳改。”杨竞成听到这个话,以为真的是送区里去劳改,就乖乖地跟着杨凤吉从房顶上爬下来。脚刚落地就听得一声喊:“捆起来,送到区里去。”几个民兵一拥而上,把他捆得像个五月端阳节的棕子。一个民兵用切马草刀的侧面抽了杨竞成一嘴巴:“还跑不跑?还跑不跑?”只一下杨竞成的脸就肿成了个紫茄子。打得杨竞成拼命求饶。接着几个人拉起杨竞成就走
因为天气热,刚从田里收工回来,杨竞成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条内短裤,就说:“求你们,让我儿子给我弄条裤子来,让我穿起。”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杨庆雄的大妹妹赶紧找来一条裤子,给父亲穿起。杨庆雄看着父亲被民兵押出了村子,他没有想到这是父子间最后的诀别,而是想送到区里去劳改还好些,至少没有生命危险了。
走出村子大约半里多路,一个三叉路口,民兵拖起杨竞成往土寨岭那边去。杨竞成一看不是去区里的路,死活不肯走,但此时已经由不得他,几个民兵连拖带推,把他拖到一口从前地质队探矿留下的废探矿井边。这种矿井,井口大约两米见方,深10米以上,从前生产队有牛掉进去就死在里头了。杨布兆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杨竞成的死刑。据当事人回忆,判决词大约如下:“查反动富农、特务分子杨竞成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代表光家岭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院长:杨布兆,监斩:杨亮吉。”
杨竞成站在矿井口,拼命分辨:“我不是特务,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向组织作了交代,组织上也没有把我定为特务。”
杨布兆说:“少罗嗦,你不是特务,谁是特务?跪下!”
杨竞成不肯跪:“我没犯法,为什么要跪?”
杨布兆看到他如此顽固非常生气,抡起一根压棉机的钢轴,当头一下。血从杨竞成的头上喷射出来,溅了杨布兆一身,接着身子一软,瘫在地上。杨布兆叫两个民兵把杨竞成拖起来,跪在地上,杀了一马刀,丢进废矿井里。
杀人后,又返回杨家将鹅、鸭、牲猪,以及其他“浮财”统统缴获归公,慰劳杀人凶手。
杀杨竞成后,光家岭大队又将石沽眼村的向齐家 (38岁,小土地出租者)和长兴洞村的何庆松(48岁,地主,中医师)杀害。
附近几个大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里选为杀场。整个道县文革“杀人风”中,这口废矿井先后接纳了77条生命。如今这77具白骨还在里面。
第二天,光家岭大队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在公社大门口放了一挂万子鞭。
这口废矿井77具尸骨中有光家岭大队一个18岁的少女向新珍和她父母、弟弟4人的尸骨。他们是第二批被杀的。时间大约在1967年8月26日下午5时左右。光家岭大队讨论杀二批时,有人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笔杆子,打江山靠这两杆子,保江山也要靠这两杆子。’我们杀地富,不能只杀调皮捣蛋的,也要杀笔杆子,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定把地主出身的小学教员向隆儒杀掉。向隆儒在蚣坝小学教书,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放假回到家里,向家是所谓的“半边户”,就是向隆儒在外教书,吃国家粮,妻子带着子女在家务农,吃农村粮,一户人家一边一半。像大多数出身不好又有一点文化的人一样,向隆儒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有所了解的,但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还是缺乏思想准备,突如其来地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一下子蒙了,语无伦次地哀求着那些押他们上杀场的人,请他们调查一下,一定是搞错了。遭到一阵厉声呵斥。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杀向新珍,只是把她的父母和弟弟牵去下了废矿井。留下她是因为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负责人何××的想娶她做老婆。何××因为家里太穷,人又长得褛水(褴褛),30多了还是光棍一条。父母弟弟被牵走以后,向新珍惊慌失措、悲痛欲绝,一个人躲在家里失声痛哭。被住在隔壁的邻居听见了,马上向蒋友元书记做了汇报。蒋支书叹口气说:“本来是要留下的,她自己非要做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我们也挽救不了她。”杀人凶手们杀掉了向隆儒等人以后,又转回到向家。这时,向新珍正伏在地上哭泣,几个人上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说:“你老子、老母亲已经判了死刑,想活命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新珍听到父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发疯地嚷道:“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几个民兵看到她不识抬举,用棕索把她捆起,押着往土寨岭的那口废矿井去。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看见向新珍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
到了向隆儒等人葬身的废矿井边,凶手们把向新珍推到井边,何××还是心有不甘,给了她最后一次机会:“你愿意做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就怨不得我们。你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只要你答应嫁给何××,就马上放了你。”
向新珍停止了哭泣,眼睛一下子睁得圆鼓鼓的。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当时在道县,许多出身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就是这样在刀口上屈从嫁人换回一条性命。向新珍这种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女孩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想转过弯来,心理斗争该有多么激烈啊……可是,这时对向新珍来说,时间已是昂贵的奢侈品了,不能以天计算,也不能以小时计算,甚至不能以分钟计算,它是以秒计算的,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这样不识抬举,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18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家伙看着向新珍长得这样乖(漂亮),让何××这个褛水鬼捡了便宜去,心里好过不得想,干脆一锄挖死,大家搞不成。因为事后,何××与该凶手大吵一架,骂他坏自己的好事。
杀人的地方,笔者去过,一块狭长的红壤土地,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油绿的杂树和嫩绿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尤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
从8月20日起到8月28日止,8天时间,光家岭大队先后分三批共杀22人(其中1人自杀)。8月29日,大队磨了一天刀,准备再杀一批。据说摸底的名单竟有81人。说得笔者都有点不敢相信。如果真是这样,道县杀人的大队冠军就要被光家岭一举夺得了。29日晚,天下大雨,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才淅淅沥沥停住,所以30号没有行动。到了31号,公社来了指示,不准再擅自乱杀人了,“个别调皮捣蛋、民愤极大的,贫下中农要求一定要杀,也要整材料报批,批准以后才能杀。”有了这个指示,光家岭大队杀人数字只好止步于22人。杨庆雄也因此捡了“一条狗命”。
“留着他到处告状生事。”该大队的一位干部这样说:“说起来他屋里还是杀得最少的,只杀了他老子一个人,别的比他家杀得多的都没作声,只有他告状告出了甜头,成了告状专业户。”
说到杨庆雄告状,确实有些无孔不入,甚至给人一种病急了乱投医的感觉。就连笔者手上都有一份他上告的“状子”,这份状子不是我采访他时,他递给我的,而是我去道县采访前,一位省档案馆的朋友交给我的,他说:“这个人(杨庆雄)状子撒得满世界都是,政府部门就不用说了,连大专院校、图书馆、档案馆都撒到了。”可谓无可奈何,用心良苦。
下面,笔者将杨庆雄的这份“状子”略作删节,以飨读者,以慰故人 。


我的血泪控告

事由:我父杨竞成1967年无故惨遭杀害案
我名杨庆雄,男,现年35岁,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人氏。
1967年道县在原县委书记熊炳恩的筹划和指使下,从公社到大队普遍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残酷屠杀数千无辜民众,仅我光家岭被杀者就有20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药炸死,其状惨不忍睹……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用箩筐担西瓜似的挑到大河边,连人带筐扔进水中。更有甚者将被害人家妻女强奸轮奸,然后杀害。还有杀人夺妻、杀人谋财、杀人报复等等,不一而足。整个道县血雨腥风,尸横遍野。
我父杨竞成,家庭出身富农,1950年参加工作,系道县马江口小学公办教师。解放前他在国民党青年军当过上士班长,这个历史问题多次政治运动中,都向组织作过如实交待。1957年反右运动中亦无任何错误言行,不意却在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开除公职,遣送原籍。我父杨竞成回到光家岭村后,遵纪守法,在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不满言行,全村皆知,却在1967年道县文革“乱杀风”中被本大队杨才吉等人残酷杀害,时年47岁。
现状告杀人凶手:
杨才吉,男,现年57岁,67年任本大队治保主任,现住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布兆,男,现年50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杨庆余,男,现年41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杨亮吉,男,现年54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现在道县化肥厂工作。
以上四犯于1967年古历7月15日晚将我父杨竞成捆到村外土寨岭杀害并抛尸废矿井中。至今尸骨未收。
另控告杨庆余强奸我妻唐××。
我父杨竞成被杀后,我因害怕被杀逃离家乡,在外做工为生。1979年4月,我与妻子唐××从湖北返回道县为父申冤。1981年古历3月26日晚,杨庆余趁我去县里上访之机,窜进我家强奸我妻。当晚我从县城赶回,亲手抓获。然而该犯在我村某些实权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处理。
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我于1979年4月15日开始上诉,至今7年之久,共上诉上访244次,仅车费一项便用去600多元,以至一贫如洗,负债累累,连农村的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连国家拨下来的被杀者遣属的救济款都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门路。那些道县文革“乱杀风“的主谋者和杀人凶手,有的杀人升官,有的杀人提干,有的杀人入党,占据了道县从县到大队的各个领导岗位,大权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属忍气吞声,有冤难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光辉普照大地。1984年10月30日,道县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我父杨竞成解放前仅任过伪青年军上士班长,1950年参加教师队伍后,对其历史问题,基本上已作交代,1958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属错判。据此,判决:撤销(58)刑字第211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纠正。(附:道县人民法院(84) 复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
我们全家对此感激万分,但是乞今为止,对我们应当落实的各项政策依然没有落实,例如1979年7月23日道县县委落实办关于收回杨竞成家属子女四人城镇人口粮食呈报表,报了7年,至今不见下落。杀人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耀武扬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级上呈,伏乞加查而处,特迫切要求如下:
1、        将我父收回教师队伍,恢复公职名誉,安葬抚恤。
2、        退赔没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财产。
3、        恢复我们兄妹四人的城镇户口。
4、        依法严惩杀人主谋及凶手。
此呈
申诉人: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庆雄
1985年2月17日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被逼外逃人员有688人,这些人曾经被诬为上山为匪。他们到底是怎样刀口逃生,怎样逃亡,外界一直是个谜。笔者在道县采访之初,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特别希望从他们的嘴里得到道县大屠杀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照我们主观想象,688个大活人人还在心不死,采访这方面的情况,应当是最为简便的事,可是大谬不然,大多数逃亡者被吓破了胆子,不敢乱说乱动,或者不善于表达,嗫嗫嚅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平了反,让我们重建家园。也许我们走的路子不对,我们从乡政府出来,走进大队书记的家门,然后由大队书记或处遗工作组的成员陪同“接见”这些外逃人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提问才好,更不用说深入采访了,常常是谈过几句之后,双方就感到无话可说了。也许外逃人员中不看场合敢于乱说乱动的人并非没有,但是人们不希望他们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提供我们见面的机会。我们只好另辟蹊径,通过私人关系,与这些人暗通款曲。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先打开缺口就在蚣坝公社,在这里我们采访到了三个逃亡者:一个摘帽右派,一个小学教师,一个地富子弟。下面是他们的口述实录。

许振中,摘帽右派,退休老师,男,63岁(1986年)。
那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大队干部甚至贫下中农开句口,谁谁要搞掉,那他的脑壳准保不住。
我原来在道江镇东阳小学教书,1957年,帮助党整风,领导上动员我给领导提意见,我讲了几句真话,其实也没说什么,你想,既然是提意见,总不能全部都讲歌功颂德的话吧,实际上我也讲了好多歌功颂德的话,附带着讲了几句提意见的话,就被划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家。67年那场动乱中,我也在“搞掉”之列的,幸亏命大,跑得快,才保全了这条性命,总算得了今天这个好结果。要是像村里那几个地富在家死捱,这会骨头都打得鼓了。
我所在的蚣坝大队第四生产队,是1967年8月24日晚上开刀的。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之前,看不出有什么迹象。
那天白天,我割了一天禾,腰酸背疼,我体质弱,原来是当教员的,干农活本来就比不过人家,可是又不能比人家少干,比人家干得少了那也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要是哪个说你不好好劳动,抗拒改造,就要挨批斗。只能拼老命拼命干,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有个80岁的老母亲,耳朵背,平时打雷都听不见。当天晚上,民兵来喊门时,我睡得死猪一样,我母亲耳背,都没听见,所以就没开门。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擂了一阵门,见没动静,以为我们不在家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平常一样,早早地赶到田里,我从遣送回农村起,一直就坚持出工比别人早一点,收工比别人迟一点。我刚割了一行禾,贫农李发顺挨到我身边,一边割禾一边挤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喂,老庚 ,晓不得你留心没有,今天割禾,有哪些人没有来。”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平时出工总是来得最早的几个“分子”,其实大多数都是些子女,不见了。李发顺又悄悄地说:“昨夜晚搞了一夜……你要及早打主意哦!”说完,他就走到一边,干活去了,再不理我。
这时候,我心里打鼓一样,不知道怎么好。
中午回家,我母亲也已经听到了杀人的风声,她对我说:“桂兴(我的小名),一个人死要死个明白,像昨晚上,把人象抓笼鸡样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就埋在窑眼里,太不抵了!你还是快跑吧,不要让我这个80多岁的人倒过来给你送终。”我听了这话,眼泪水往肚子里倒流。对于老母亲,我内心是有愧的,我们家本来是响当当的下中农,家里不是很有钱,为了送我读书,不知吃了多少亏,怪就怪我嘴巴上缺个把门的,自己领来一顶“帽子”戴起,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得老母亲成了“四类分子”家属,跟着做人不起。我老母亲听到说昨天晚上,大队上把二十几个“分子”,其实大部分都是子女,抓去了,押到村子后背的钻子岭上,往一眼废窑里一推,用稻草点了一把火,熏一阵子,再把黄土一盖,就埋掉了。她老人家很为我担心,催我赶快逃命。我从打成右派也有将近十年了,经过反右,又见过“五风”那个场合,知道厉害,心里想,这一次恐怕是真的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四类分子”了。虽然我被遣送回乡以后,一直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表现得也很好,但是我知道那没用,被杀了的那二十几个人,哪个表现不好?一个个老实得阿弥陀佛。他们大部分是子女,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分子”,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我晓得杀人也一批一批的,就象当年反右一样,右派分子也是一批一批宣布的。看来只有逃跑这条路可走了,逃出去,被抓了,由政府判了死刑,也比在屋里被活埋了强。我就安慰母亲说:“放心吧,生死有命,我既然逃过了昨晚那一关,幸许能有条活路。”心里已经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样同社员一起出工,不露声色地割禾、扮禾,一边寻找逃跑的机会。一直没有机会。快收工时,我趁别人不注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我的一个侄儿许家兴身边,说:“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没有力,你先走一步,等会在路上来接我。”他说:“好。”收工的时候,我故意担着一担湿谷子捱在后面,捱到天渐渐黑了。我侄儿送完一担谷,打倒回来接我。他接过我的担子,我问他:“队里有什么动静没有?”他说:“没什么动静。”我装做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叫他先一步,自己到沟里洗了手脚,四顾无人,就不顾一切,转身钻进一座茶树山,拼命地向深山里跑。
我在山里躲了一夜,第二天盲无目的赶路,慌慌张张心里没个主张,只晓得要跑得越远越好,翻过丰村大岭,来到小甲坝山冲里。连续两天没命的奔跑,我又累又饿,只在路上挖了几个生红薯吃了。饿得实在不行了,想冒险到山外去找点东西吃,刚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的一个本家兄弟许振思,他也是逃出来的。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下山弄点吃的。”他说:“去不得!山下到处是岗哨,对来路不明的人盘得很紧,不要去自投罗网。”他逃出来时,身上带了点过鬼节(阴历七月半)打的粑粑,就分了一点给我吃。说也奇怪,人吃了东西,又多有一个人在,心里就安了许多。我们商量了一阵子,决定一同躲到江华他妹妹家里去。有了个方向目标,我们行动起来,就不像刚开始那样,象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我们昼伏夜行,过了大河(潇水的一条支流),绕过大坪岭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到江华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见了我们,一个民兵朝我们开了一枪(鸟铳),我们扭头就跑,结果被冲散了。
冲散以后,我独自一人继续逃命,在山上乱走了一阵,又在笋冲园的荒山野岭上睡了一晚。我搂着一把纵树毛睡在一棵大树下,那滋味,不亲身经历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的。虽然是刚刚立秋,但晚上山里已经很冷了,寒冷、饥饿、干渴、潮湿、孤独、蚊叮虫咬……还要时时提防毒蛇野兽的袭击和民兵搜捕。我因为太累了,居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睡了一阵子,又在恶梦中惊醒,醒来以后吓得半死,一看没什么事,又赶紧继续逃命。由于和许振思冲散了,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妹妹家是去不成了。我像梦游一样,慌不择路地在荆棘和灌木丛中穿行,浑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惫不堪,荆棘划破了我的皮肤,留下一条条血痕,幸亏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厚,还不致于将衣服挂得稀烂。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所服从的是否是我自己的意志,我象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野狗,受本能的驱使,拼命地企图穿过那些无法穿越的深山密林。有时我碰到了野猪和豹子留下的脚印,我非但不害怕,反而产生了一种与其他动物接触的亲切感。只有一个感觉像烙铁一样烙着我的心,我总觉得,有人在追捕我,我看不见他们,却深信不疑他们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附近,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拿着马刀,举着鸟铳,向我开枪。我甚至根本没想过,我犯了什么罪,他们凭什么追捕我,相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逃犯,他们追捕我是天经地义的事。一种尖利的、无孔不入的声音总是在耳边响着,听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只觉得浑身发抖。我觉得我已经濒临绝境了。一个逃命的人,只有变成一只野兽才能自卫。他必须完全抛弃文明所赋予的一切东西,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才有避开危险的可能,才有在深山野岭中生存下来的可能。
在山里窜了两天,我逃到了江华县的竹营寨。这时,这里还没有杀人,也没有民兵巡逻盘查,我一摸口袋里还有几块钱和一点粮票,这是准备逃跑时带在身上的,就在街上剃了头,吃了东西。但是那时候,出门在外,都要大队、公社开证明,没有证明寸步难行。在这深山瑶寨,举目无亲,吃没有吃的,睡只能露宿荒野,我一下子灰心了,心想,长此下去也不是个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家门口去,做个鬼都离屋里近些。俗话讲: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我就返身又黑心回丰村大岭。我扯起一根长棒子,背起一把管草,装做上山打柴的样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到地主子弟朱贤厚几兄弟,他们也是逃出来的。一看就晓得,又没背铳又没背刀,慌慌张张,狼狈不堪,一眼就认出来了,绝对不是民兵。于是便与他们结伴同行。他们几兄弟看到我年纪大一点,又是读过书的人,都向我讨主意。可怜的天啦,我哪里有一点主意!连逃跑都晓不得往哪里逃好,只是觉得几个人在一起心里安些。
下午两点钟的样子,我们在生产队出工时,队上也没有哪个有钟有表,都是靠看天估计时间,大河大队十几个民兵牵着狗,扛着鸟铳,背着马刀,带着号,又来搜山。发现了我们,就追。我躲到柴草里,躲过了。朱贤厚几兄弟逼得走投无路,就跪在地上,向他们求情:“我们都是安分守纪的本份人,跟你们一样都是受苦的,没有享过一天福,也没有吃过一天剥削饭,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硬要抓我们呢?求你们放了我们,我们会一辈子记你们的恩情。”搜山民兵说:“你们投降吧,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我们不杀你们,只把你们送回去。”朱贤厚几个人见告饶求情不顶用,把心一横,站起来了,手握着纤担说:“反正我们是要死的人了,你们硬要抓我们,就拼了算了。”他们几个兄弟也跟着喊:“拼了算了!”一句话把那些民兵吓住了,就放了他们,一路吹着号,下了山。
 朱贤厚几兄弟脱身后,拼命地向深山里跑。我因看到他们有反抗行为,害怕招来更多的民兵搜山,不敢去追他们,就朝另一个方向,赶紧逃跑。就这样,我们又冲散了。朱贤厚几兄弟后来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自己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丛中,晚上藏到石灰窑里,饿了吃生红薯,渴了喝山泉水,足足在山里熬了半个月。到了9月13号,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咬着牙,偷偷摸摸跑下山,找到蚣坝公社金鸡洞大队下河洲村我表哥家里。悄悄地敲开门,我表哥一看吓得一跳,想不到我还活着。开始表哥害怕,不敢留我,表嫂心好,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总不能在我们家推出去送死。”经表嫂劝说,表哥勉强同意我留下来。白天躲在表嫂房里,晚上到表哥的杂屋过夜。躲了几天,我看着表哥人都瘦了一圈,怕太连累他们了,就要走。表哥说:“不是我不留你,出了事,只怕我们都会被一起杀光。”离开表哥家,我又躲到兴桥公社许家大队我叔叔许修德家。那时候杀人风已经没有那么凶了,再加上我屋里的几个亲戚都是贫下中农,所以还躲得下。只是有时间我叔叔气不顺的时候骂我:“你好好地端着公家的铁饭碗,不知好歹,还要提意见,找死!要是我能端你那个铁饭碗,要我天天嗑头都做得。你呀,生在福中不知福,都是自找的。”我呢,只要叔叔不赶我出去,除了拼命地跟着骂自己,还有什么多话可说。可是没想到农历八月二十(阳历9月23日),我叔叔家娶媳妇,我被我们大队一个前来吃酒的人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我们蚣坝大队前来捉人,说我上山当了土匪。幸亏叔叔这边生产队有人给信,我躲在阁楼上的柴堆里才得逃脱。叔叔这里也住不成了,我只好又逃出去,逃了几个地方,到10月初,杀人风开始平息,我在县城工作的妻子得了信来接我,我这才历尽千辛万苦被妻子接回县城。这个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了道县,道江镇这里绝对不允许随便抓人、杀人,我这才算保下了一条命来。
我后来了解到,我逃跑以后,大队上竟有人说我是上山当土匪了,还派人搜捕过我。还有好多像我这样被追杀得东躲西藏,流落荒山,无处安生的人也被一些人说成是上山当土匪,聚众顽抗,并总结成材料上报,广为传播。真是天理何在?天良何在?旷古奇冤,欲哭无泪呀!

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许振思,小学教师,男,55岁(1986年)。
提起杀人的事,我就还像在做梦一样,没有醒来。
我是1950年3月参加工作的,一直在当小学老师。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回家。其实我在教育战线工作,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别认真,做人特别小心,真的是一点毛病也找不出。可是还是被开除了。回家以后,我任何地方没有去过,一直老老实实地参加农业生产。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尽自己的能力把屋里生活搞得稍微象样一点,把几个乃崽抚养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这个家,就心平气和了。我妻子蒋兰桂,温柔贤惠,跟着我吃苦受罪,总没有怨言;我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两岁,一个个长得聪明伶俐,逗人喜爱。别人都说我们是地主分子破窑出好货。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么破窑,而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1967年刮杀人风时,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了性命。
记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吃过午饭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里睡午觉,休息一会,因为邻大队有杀人的消息已经传来,心里总象有事一样,不安。虽然自认为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来的,这本身就是大罪过;由于读过几句书,头脑复杂一些,晓得杀起来会不分青红皂白,就特别多留了一个心眼。这时候突然听得一阵子打点的钟声,当当当当响个不停。打一下,我心里就颤一下。这钟声响得不是时候!我赶快爬起来,向外一看,油榨房那边许多民兵背着鸟铳、梭标、马刀赶过来了。早两天,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经布置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我的是一个名叫黄大贵的贫农,也许是我命不该死,这时黄大贵闹肚子疼回了家,我这里没人看守。我看到风声不对,觉得还是要跑。我赶紧将一双草鞋放到床边,把蚊帐放下来,做出一个我还在睡午觉的假象,只穿一条短裤,抓起一条汗帕,一顶斗笠,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就要上路。我妻子对我说:“只要救出你自己来,别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儿子家文送我:“快给你老子拿几个粑粑,拿条裤子。这一去,还晓不得能不能再见面。”我也哽咽地对她说:“你们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里,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说:“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我大儿子家文背着背篓追着我,从后门溜出去,上了村子后面的丰村大岭。家文跟着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着我危险,就对他说:“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带好弟弟妹妹。”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会杀大人,没想到会杀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险,没想到他们更危险!更没想到会一家一家斩尽杀绝!我后悔呀!肠子都悔青!这些年来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着我,兴许还能留条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来他也跑脱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
(说到这里,许振思嚎啕大哭起来,那种嘶哑的捶胸顿足的哭声,叫我们心惊胆颤。可是,我们除了陪着他默默落泪外,一句话都不敢说。说什么呢?他不愿意回忆的往事是我们勾起他去回忆,他不愿意说的话是我们挑起他去说。道县杀人的事,不仅当局者有人希望遗忘,很多被害者遗属也希望遗忘,不遗忘,他们活不下去!许久,许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静下来,但那个胸膛深处喘出来的粗气,怎么听,怎么叫人心碎。)
我接过家文递过来的粑粑,这是七月半过鬼节打的粑粑,沿着一条上山的小路跑进山里。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后来我听说,到我家里来抓人时,我12岁的儿子家武,躲进猪庐里,身上用稻草盖了,可是因为害怕,吓得浑身发抖,被发现了,抓了去。我妻子蒋兰桂和5个崽女被李耀得等几名凶手用绳子捆起,牵到村子后面的烂泥塘,那里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两米见方,是当年探矿队下来探矿,留下的废井槽,一梭标一个戳了下去。我们大队那一次一共丢了16个人下井。他们把人推进去后,又把稻草点燃,丢下去烧,里面的人还没有死,烧得一片惨叫。听说,我有个儿子当时没被烧死,几天后,还有人听到他在探井坑里哭……
我在岭上遇到了我们大队一个右派分子许振中(略)。
……我在岭上与振中哥被冲散后,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华县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当时他们那里还没有听到杀人的风声。我妹妹问我做什么来了,我不敢说实话,讲路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见得好,我害怕连累他们,有话不敢说,有泪不敢流。一看他屋里的情况,我晓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问了一下消息,就告辞了。我妹妹追出来,见我神色不对,就追问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忍不住,哭着对她说:“你不晓得,我们那里杀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杀。你嫂子和几个侄儿现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来见个面,以后恐怕就见不到了。”我妹妹一听,哭了起来。我说:“你不要哭,自己还要多保重。我在这里对你们有妨碍,走得越快越好。”她不当家,身上没有钱,叫我等她一下,又转身回家从妹夫手里拿了一块二毛钱给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远。
离开妹妹家以后,去哪里呢?我左思右想,无路可走。因为从1959年开除回来以后,好多年没有出过远门,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晓不得。思来想去,只有回道县,因为那时候我晓不得这口风到底是从哪里刮来的,晓是晓得从上面来的,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随便杀人。要是敢的话,我们不早就杀掉了,还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点我心里清楚,执行政策,下面总是比上面左一点,搞得恶一点。不如干脆到县里,找公安局投案自首,当时我估计我这个样子最多就是劳动改造,还不致于杀头,硬是要杀头,也就死在那里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着务江水库一直往回走。沿途岗哨很多,见了行人都要盘查,没有路条就抓起来。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岗哨虽然严密,但大多都设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岭上很少有岗哨,我就翻山越岭,专走小路,见人就躲,见岗哨就弯路,一路上是说不完的惊险……但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躲在农村里肯定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到县里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几天,走到离县城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岗哨更密了,查问得也更紧了。到处抓人。对空着两手的人特别注意。我一看,这一关不好过,心里直发怵。可是退还回去也不得了,危险性也大得很,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担红辣椒到县城去卖,我急中生智,连忙跑过去,说:“伯伯,这么大一担辣椒,上城里去卖呀?我来帮你挑一截。”老人说:“那怎么要得呢。”我说:“那有什么要不得呢,学习雷锋嘛。”不等他答应,就把担子接了过去,把称杆让老人拿着,装作一起进城卖菜的,因为老人就是当地人,站岗的民兵认得,终于闯过了最后一关,进了道江镇。
进了道江镇以后,我跑到县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没有钱住旅社,只好在城里乱转。当时,道江镇的气氛也很紧张,但是不杀人。有个“革联”总部设在二中,二中的大门闭得紧紧的,不准人进去。二中对面的空坪,就是现在的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铺了一些稻草,里面住满了逃出来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几个人。我也在里面住下来。二中里面的“革联”害怕我们影响他们,也不理我们。这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了道县。我们每天到武装部排队领两餐饭吃,后来,人员越来越多,部队负担不起,就动员我们回去,说已经下了通知,不准杀人了。可是我们都吓破了胆子,谁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装部门口等饭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车路通了。道县集中了19部汽车,运送因公路阻断而滞留在县城的旅客去零陵。为了保护旅客的安全,每部车上派了两名解放军护送。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也跟着混上了车。其实,当时我们那个样子,浑身脏兮兮、臭哄哄的,别人一看就晓得是什么人,那个时候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社会是非常歧视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县滞留了这么多天,对农村杀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目睹,对我们非常可怜,都不赶我们下车。
车子从道江镇出发,经过十里桥时,被“红联”武装民兵拦住了。命令我们全体下车,要逐个检查。我一听,差点吓晕过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来,这一下又自投罗网了,再一看其他几个人,一个个吓得面无地色。幸亏护车的解放军坚持不答应,他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堵住车门,说:“凡是车上的人,我们在道县已经检查过了,一切问题由我们负责,请你们放行。”民兵们见解放军同志态度坚决,交涉了一阵子,最后开了卡子放行。等车开出十里桥,我一颗悬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里。
我跟着车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气氛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起道县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们又找到地区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们,把我们赶了出去。我看到在这里没有人肯收容我们,只好自己找活路,说句丢人的话,读过几句书的人,讨饭张不开口,找事做连门都进不去,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一些做手艺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收留了我。我就跟他们走了湖北,在那里学砌匠,烧砖瓦,打零工,什么能糊口就干什么……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懒,总算还能活下去。一直到69年,听得道县恢复了平静,才回了老家。这时候,我才晓得一家人早杀光了,房子也被人占了,东西也分光了……可是那个时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脱牙齿往肚子里吞。
三中全会以后,我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现在,在学校里搞总务工作。总算有个善终。只是一想起那些冤死的亲人,就整夜整夜泪流不干!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朱贤厚,农民,地富子弟,41岁(1986年)。
我从大队(蚣坝公社马家岭大队)跑出来大概是1967年的古历7月18(8月23日),那天早上,我在田里割禾,我老母亲担了一担糠到蚣坝圩上去卖。很快的,她糠也没有卖,就从圩场上赶回来了,神色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了不得啦,蚣坝圩上杀地富了。”我一听,心就提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才25岁,应当说不是分子,是子女,可是当时那个情况,只要你们家划了地主,那就是全家老少不论男女都是地主,3岁小乃崽都是地主,何况我已经20多了。我问母亲:“我们怎么办?”我母亲说:“你在屋里呆不得了,赶快跑。”我说:“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为什么要跑呢?”我母亲骂我:“你这个乃崽蠢得死,那个杀起人来还管得那么多,一声喊就杀掉了。现在跑还留得一条命到,跑迟了想跑都跑不脱了。”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紧张,也想跑,但是放心不下老母亲,我老母亲当时70岁了,我是满崽,几个哥哥都成了家单独过,我那时候没娶亲就跟着老母亲一起过。我就问:“我跑了,你怎么办?”我老母亲说:“你不用管我,我还动得,饿不死的。你自己保命要紧。”当时我就下决心要跑了,可是没有一分钱,怎么办?再一看屋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老母亲就指着(猪)栏里两头半大子的猪仔,要我担到闹子上去卖掉。这猪仔刚买回来不久,准备养大了换钱的,我说:“这么点大的猪仔就卖掉,太可惜了。”我母亲生气了,说:“说你蠢,硬是蠢得死。赶快卖掉,留下来都是人家的。”我赶快把猪仔捉了,一担挑到蚣坝圩去卖。我们这个地方离蚣坝圩很近,只隔着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是蚣坝圩。我当时虽然晓不得“杀人风”已经刮过来了,但是那嚇死人的气氛,就是瞎子聋子都感觉得到。我到了圩上以后,心里急着拿猪仔换钱,就出了个低价钱,把两只二十多斤的猪仔卖了,得了34块钱。匆匆忙忙赶回来,想给老母亲留几块钱,她死活不要,全塞在我手上。我老母亲说:“我在屋里没得用钱的地方,你在外面多得一分钱就多有一分用处。你这一走,千万不要随便回来,一定要等到风平浪静了才回哦,记住了!”可怜我老母亲聪明一世的人,只晓得我危险,就不晓得她自己也危险!可能也晓得危险,只不过七老八十的人死也死得了,不想拖累儿女。
大约上午10点来钟的样子,大队上喊开会,我感到大事不妙,就悄悄地从后龙山上溜出去,钻进了后面的丰村大岭。
我逃走以后,大队开始杀人,前后分两批,一共杀了30多个 。具体怎么杀的,其他屋里的人,我不太清楚,我们家里的人一共杀了9口,我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家里杀了4口。我母亲陈美娥,当时70岁,被大队上的杀人凶手拖到蚣坝桥上,就是你们从蚣坝圩上过来时,走过的那座木桥,丢到河里淹死的。我大哥朱贤德,53岁,下到窖里。大嫂陈小女,也是53岁,下到窖里。我小哥朱贤光,50岁,他是个中农,晓不得为什么,也下到窖里去了。我三哥朱贤俊,48岁,下到窖里。下到窖里活埋的大概就这么几个,其他几个都是沉河的。我的两个侄子,一个叫朱友龙,6岁,一个叫朱志龙,3岁,丢到蚣坝河里淹死的。死得最惨的是我四嫂潘俊媛,40岁,丢到河里没淹死,躲在河边的鬼柳树下面。你们从蚣坝河边过,可以看得到那些鬼柳树,一蓬一蓬长在岸边上,好多树根子伸到水里头,叶子盖在水面上,我四嫂,站在水里头,手抓着鬼柳树的根,身子躲在树枝子底下,从外面看她不见。躲了一天一夜,头天丢到河里,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没有人发现。但是那个地方岸边是条路,来来往往的人蛮多,我四嫂一个女人家,胆子特别小,一有人路过就嚇的浑身发抖,搞得那个树叶子一阵一阵抖动,结果被人发现了,报告到大队上。大队上派了几个民兵过去,命令她上岸,她躲在水里头,浑身发抖,不敢上来。生产队政治教导员蒋儒田拿起梭标就捅。据在场的人讲,一梭标捅下去,一股血把那一片水都染红了。我四嫂临死前叫都没叫一声,身子往水里一沉就在没有看见出来了。这个蒋儒田平时最为好吃懒做的一个人,这一次杀人时,他积极得很,一个人就杀了十几个人 。
我的六哥朱贤忠,当时37岁,土改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是64年“社教”的时候,给他戴上的。他在外面做过篾匠,人比较灵活,大队上刚开始杀人的时候,他也跑了出去。他不像我们,死蠢,只晓得往山上跑,他想跑出道县,到广西那边去。他从前在那边搞过副业。在审章塘公社葫芦岩渡口过渡时,碰上了我们的一个堂侄朱良瑞。幸亏遇到了朱良瑞,不然的话我六哥怎么死的,我们都不知道。朱良瑞屋里也是地主出身,是我们大队第5生产队的。8月24日那天,他被捆起来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我们农村的房子,屋檐和墙壁之间都有一点缝隙,当天晚上,他就从这个缝隙中钻出去,逃跑了。朱良瑞也有篾匠手艺,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广西那边做手艺谋生,就结了个伴。过了河以后,跑到朱良瑞一个姑姑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候,朱良瑞姑姑家那边还没有开始杀人。农村里大家都困难得很,亲戚家住得一天,住不得两天,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从红岩(仙子脚)那边往广西走,结果在红岩(仙子脚)公社被拦关设卡盘查的民兵截住了。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说是篾匠,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但是一没有证明,那个时候出外搞副业都要大队,有时间还要公社打证明,不然的话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二又没带工具,引起了怀疑。我六哥会说话,说工具、证明都放在广西那边了,这次回来是给队上交副业款的。说得那些民兵将信将疑,就把他们带到公社加工厂,丢给两人一人一把篾刀,要他们破一根竹子看看。这个事情难他们不倒,本来就是饭碗里的事情。一看确实是手艺人,就把他们放了,叫他们回大队打证明。
我六哥和朱良瑞在红岩脱离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广西走了,更不敢回大队,只好转过头沿着大路,从寿雁那边往县里走。
他们走了以后,红岩公社的民兵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把电话打到蚣坝这边来问,我们大队上的人答复说是逃跑的坏人,要抓。回过头又来追他们。那个时候,打一个电话非常不方便,来来回回好几次,才打得通,很费时间,所以电话打通以后,他们已经走远了,没有追得到。但是我六哥的命不好,他们往县城里走的时候,县里头“红联”和“革联”正在搞武斗,“红联”吃了大亏,在各个通往县城的路口设卡盘查,抓逃跑的四类分子(子女)和“革联”探子。我六哥和朱良瑞哪里晓得这些,糊里糊涂走到了鬼门关里头。他们走到县城西门外时,又累又饿,那个地方有个西关桥,正在濂水(濂溪河)和沱江汇合的地方,桥边上有家饮食店,卖面条和米粉,我六哥和朱良瑞就进去吃碗面,歇一下气。我六哥坐的地方背对着饮食店大门,朱良瑞坐在桌子对面,正好面冲大门,他看见一些背着枪的民兵过来了,盘查行人,连忙给我六哥使了个眼色,但是我六哥正在低头喝面汤,没有看见。朱良瑞起身走进灶屋,灶屋有个小门对着河边头,他从小门溜出去,沿着河边跑脱了。我六哥没跑脱被戒严的民兵抓住了。打电话给大队,要大队到县里领人。古历8月初一(9月2日),支书蒋华宇亲自带了几个民兵去领人,回来的路上,走到水南浮桥上,蒋华宇讲:“反正押回去也是要杀的,不如就在这里送他上西天算了。”就在桥中间,把我六哥推到了河里。
朱良瑞没死,现在还活着。他从那个饮食店跑脱以后,躲在县林业局的松油窖里,在哪里躲了7天,后来县里到处发通告不准乱杀人了,他就跟着一些外地人到零陵去做篾匠,好像过了一、两年才回村子的。不过,他屋里的人杀得有蛮好,他的祖父朱友志,当时76岁,父亲朱贤士,当时58岁,三叔朱贤哲,当时35岁,都沉了河。他的弟弟朱良珊,当时只有18岁,捉去沉河的时候跑脱了,跑到兴桥公社的夏柳村,他有个姑姑嫁到那里,可是路不太熟,三更半夜,黑灯瞎火的一下找不到地方,就在一个南瓜棚里面躲了起啦。天亮的时候,被夏柳的民兵抓住了。大队上得了信,派治保主任蒋学珍带人去领回来,走到半路上,蒋学珍在后面一马刀把他的脑壳砍了下来。听他们讲,当时大队上决定了,凡是外逃的,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处决,一个不留。
现在讲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九死一生啊!跑出去以后,当天晚上在山上碰到我堂叔的儿子朱良谋,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从宝塔脚那边莲花村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何登云。第二天晚上又碰到了朱贤赐和朱贤奎两个堂兄,都是我们大队的,也是地富子女。谈起村子里杀人的事一个个嚇得双腿打跪。因为都没有地方可去,就结伴在一起逃命。后来又碰到了许老师,他是蚣坝大队的人,是个右派,下放下来劳动改造的。我们几个都是些蠢子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许老师比我们年纪大些,又是在外面当过干部的人,我们都想跟着他,心里好有个主意…...可是后来被民兵搜山给冲散了。
第五天,这个记得最清楚了,碰到了蒋三明,他是一个富农子弟,也是我们一个大队的。我们几个就躲在金鸡洞的刘家岭上。你们晓不得,那个山上的日子难过得很,蚊子叮还是小事,一到晚上阴冷阴冷,冷死人,我们又没有铺盖,又没有吃的,如果不是为了活命,一天都呆不下去。我们几个躲在山上,又不晓得山下是个什么情况,也不敢下山,开始身上还带了一点干粮,到后来只能靠野果子和到山边的地里抠点红薯来渡命。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灰窖里。就这样在山上躲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后来天下雨,没处躲,这时候,幸亏找到了一个烧炭人留下来的小窝棚,人家烧完碳走了,空的,没人住,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下来。白天分头出去找吃的,晚上就回到这里来过夜。
蒋三明比我们娇气些,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苦,想着就是死也要回一趟家,就悄悄下了山,回去了。我们大队主要人家都是姓蒋和姓朱的,其他杂姓的有一些,人数都很少。蒋姓是最大的姓,人也多,在大队上势力也大,相互之间也团结,所以这一次杀人中,我们朱姓的杀得最多,蒋姓的杀得少。蒋三明悄悄溜回家以后,家里人就劝他到大队“投案自首,立功赎罪”。蒋三明这个东西坏得很,都是一起的患难兄弟,你自己要自首就自首,不能害我们啊!
那天晚上,应该是古历8月26(阳历9月28日),天下大雨。我的心里头感觉很不安然,心里慌慌的。蒋三明下了山没有回来,我们几个都蛮为他担心,怕他出什么事。当时没想到他会告密。我堂兄朱贤赐讲,这个地方(小窝棚)住久了怕不安全,要换个地方就好。可是那个山上要找这么个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换个地方,换到那里去呢?再一想,天下着雨,又这么黑,哪个又会上山呢?所以想等天亮以后,雨停了,再找新地方,找着地方就马上离开这里。半夜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大队支书蒋华宗、民兵营长朱贤煌他们带着几十个民兵,拿着鸟铳、马刀、梭标,冒着大雨,悄悄地摸上来了。因为怕暴露了目标,他们没有带狗,只带着两把电火(手电筒)。也是命不该绝,我的堂兄朱贤奎起来解手发现了,喊了一声:“民兵来了,快跑!”撒脚就跑。我们几个虽然睡着了,但都睡不踏实,听得声响,马上惊醒了,爬起来就往棚子外跑。只听见外面一片喊“缴枪不杀”的声音,接着就是鸟铳打得“嗵嗵”响。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冲出棚子就往旁边一条小路上跑。只听见得脑后“轰”的一声,一个东西重重打在脑壳上,打得我仆到在地上。我仆到在地上以后就拼命地钻进了身边的刺篷(有刺的灌木丛)里,拼命地往里面爬。从后面追上来的民兵,用梭标顺着声响,对着刺篷拼命地戳,一梭标戳在我手上,幸亏没戳到要命的地方,当时我也晓不得自己受了伤,也晓不得痛,只觉得手一热,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了。我拼命地往刺篷的深处爬,总算逃脱了。那天晚上,朱贤赐被鸟铳打瞎了双眼,躺在地上不能动,何登云跑得慢被砍了9刀,虽然没死,也动不了啦。因为我们几个逃跑了,搜山的民兵也蛮紧张,当天晚上,很快就吹号集合,下了山。第二天天亮以后又上山,把朱贤赐、何登云,像抬野猪一样,手脚捆在一起,我们这里叫“四马攥蹄”,把两只鸟铳捆起来穿着手脚中间,抬下了山。我们这里从前上山打猎,打到了野猪都是这样抬下山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准乱杀人了,朱贤赐抬下山以后没杀,由他屋里的人领回去了,81年饿死的。何登云也由他们大队来人领回去了,死没死,我不太清楚。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在山上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才听人说的。
当时我也受了重伤,一鸟铳打到左边的脑壳上,到现在铁子还嵌在骨头上,没取出来。这里挨了一梭标。
(朱贤厚取下帽子,让笔者用手去摸,又伸出左手让笔者看手上的伤疤。头皮上已经看不出伤疤,但头皮下,清晰地摸到了头骨上凸起的七八个小颗粒。手上梭标戳伤留下的疤痕虽然历经19年岁月依然可辨。)
天亮以后,我在我们从前躲过的一眼石灰窖里碰见了朱良谋,后来又碰到了朱贤奎,他们两个命大,都没受伤。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窝在一起太危险了,决定分头逃命。我四嫂的娘家在沙子河那边的枞山岭村,是个贫农,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情况。朱贤奎无处可去,想和我一起去,我同意了。我们就趁着夜晚到了枞山岭。四嫂的哥哥和嫂子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吓了一跳,四嫂的哥哥不敢收留我们,四嫂的嫂子心好,说:“这么晚了,你让他们到哪里去?就让他们住一晚,明天再走。”安排我们在她家的柴屋里住下了,搞了一条帕子让我把脑袋包起,又给我们煮了一锅饭和一大钵芋头,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一餐饭了,做死的吃,胀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因为吃得太猛,当晚我睡在柴房里,肚子痛得要命,我一只手捂着肚子使劲揉,嘴里不停地哼,又不敢大声,只能一边揉一边喘粗气,整整揉了一个晚上。
天亮以后,嫂子过来跟我们讲:区里、公社里都来了文,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个47军到了县里制止乱杀人,你们不如到县里去躲一下。就这样我们到了道江镇,去找47军反映情况,但是人家管不了这么多事。不过还好,他们叫来卫生员帮我看了伤口,上了药。那时候,道江镇上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人蛮多,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住了蛮多人,但我们去迟了,人都满了,挤不进去。我就在县二机械厂旁边的河边上,找到一个南瓜棚子,在那里住下了。每天就是在道江镇上讨吃,有时间到县武装部去排队领饭。幸亏身上有两个钱,又找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治伤。不然的话,伤口发炎,烂都会烂死去。就这样过了1个月零3天。县里动员我们这些人回去,说是保证不会再乱杀人了。他们有些有手艺的、有门道的,都不愿意回去,有些人跟着别人到外面做工去了。我一没有门路,二没有手艺,心里又惦着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就同意了回生产队。回到家里才晓得,一家人杀得光光,家里的东西分得光光。可是那个时候哭都不敢哭,一个人在家里偷偷流眼泪都怕被人看见。唯一暗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总算给我们家留了一条根,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的老母亲,不是她喊我躲出去,只怕我也跟着几个老兄一样,杀掉了尸骨都没人收。
但有时间我又常常犯蠢想,搞不清是他们死去了好些,还是我留了条命活下来好些?他们死了比我少受了好多活罪,我活下来比他们又多受了好多折磨。生活困难那都不讲,反正从小苦惯了,主要是身体难受,自从脑袋被枪(鸟铳)打了以后,就落下一个病根,经常炸炸地痛,有时间痛得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恶梦,梦见我的老母亲一身是血站在我面前……惊醒以后,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汗湿。十几年来,难得睡一个好觉,总是做那些嚇死人的梦。
哎!人活下来不容易啊。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蚣坝圩位于道县东南部的泡水(蚣坝河)之滨,距县城约20公里,有一条砂石公路通到那里。圩场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普通了,就像大多数湘南地区的农村集市一样,一条里把长的主街,两边起了几百栋房屋,还有几块空坪,用于牲猪、耕牛,以及其他一些大宗农副产品的交易。平时冷冷清清,一到赶圩的日子,四乡八里的农民担着担子,推着车子前来赶圩,一家伙把个圩场挤得满满当当,还真有点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味道。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蚣坝圩前横跨泡水的那座木桥。木桥长约50米,宽约1米,全部木质结构,河中松木打桩置柱,上串横梁,梁上盖有杉树圆木,相互连结,构成桥面,很有特色。该桥始建于何年何月,笔者无从考证,当时也无心考证,从风雨侵蚀的程度看,估计应有百年历史了。每次从桥上过,看着脚下泡水从容流淌,听着脚步踏在桥面发出巩巩的声音,我总会感到血在血管里流动得如此湍急。朱贤厚就是手指这座木桥告诉笔者,他70岁的老母亲在这座桥上被活活地扔进河里。
这座木桥所在地的蚣坝公社蚣坝大队有三个女孩子,当时都只有17岁,是叔伯姐妹,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梅珠、涂秋蕾。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场灾难,对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就像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被后面开来的汽车追上来压死一样突如其来。当时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她们一天到晚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挥汗如雨,累得两头不见天,每天除了干活、吃饭、睡觉,第二天再干活、吃饭、睡觉之外,什么都不想,也没功夫想。北京发生了什么事,长沙发生了什么事,道县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通通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不干活就没有饭吃,干活不卖力就会受批判。
(67年)8月24日那一天晚上,大队突然召开群众大会,捆打批斗了十几个人,活埋了3个“调皮捣蛋,罪大恶极”的家伙: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一个17岁的富农子弟,还有一个就是涂梅珠的母亲、43岁的“地主婆”黄仁凤。黄仁凤当时怀有7、8个月身孕,挺着个大肚子,仗着娘家是贫农,竟敢顶嘴,被打得皮开肉绽。据说前一天(8月23日)下午大队开会讨论杀人名单时,定了3个人,其中并没有黄仁凤,而是她的丈夫涂宏昌,但涂宏昌“畏罪潜逃”了,只好将黄仁凤拉来顶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笔者一直没有能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24日这天杀人的时候,还有几个人也一起下到了窖里,后来又用绳子拽上来“宽大处理”了。是不是应当这样理解,蚣坝大队实行的是“杀一儆百”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准备大开杀戒,而是像上级指示的那样,把“调皮捣蛋的杀他一、两个”给猴子看。可是为什么第二天突然又召开群众大会,一家伙杀了22个,其中包括昨天已经“宽大处理”了的,这中间有何玄机?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他们回答说:“当事人中有好几个已经死了,其他人都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说是他们决定的。说他们说杀3个人太少,革命不彻底,还要多杀几个才行。死人又不会说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8月25日正逢蚣坝圩日,圩场上人流如织。蚣坝大队支书李自桂、大队长周时珪、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已故)、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已故)等人赶着这个人多的时候在蚣坝圩场上,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不论老少通通地捆了来,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其中有个叫周德有的中农,因为与周时珪等人有私人意见,周时珪等人乘着这个机会,把他和他的老婆、儿子也搭在地富一起顺便消灭了。因为这一次“下窖”的人较多,为了不出问题,没有采取前一天那个活埋的办法,下窖之前都先杀一刀,然后丢进窖里,再填土掩埋。大队领导宣布:“看谁的刀快,杀得多的有奖!”
把这22个人下窖以后,剩下来四十多个妇女和儿童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了公社供销社的仓库里。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点,人们的神经早已麻木,就连小孩子也不会哭了,已经完全丧失了失去父母亲人的痛苦。他们就那么木然地蹲在地上,目光无神地一片沉默,静静等候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也送上屠场。
8月27日中午,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剩下的这四十来个“阶级敌人”斩草除根。
一行人被拖出来押送刑场。
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叫,其中一个小男孩因为被捆得太紧,痛得一边走一边跳,把裤子都跳脱了,也不做声。
这时,区里一位领导 路过这里,看到人堆里那么多小孩、女孩,就问什么事。押送的民兵说,都是“地主崽子”,拉去“斩草除根”。该领导说:“大老虎杀掉那是罪有应得,小孩子就不要杀了嘛。一定要杀,必须等中央的指示精神下来后才能处理。”
没想到,就这么轻轻巧巧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几十个小孩和女人,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真是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几个大队干部一商量,觉得还是上级领导有水平,站得高,看得远,小老虎留着继续改造,蛆婆子拱得磨子翻?刀把子抓在自己手上,阶级敌人什么时候翻天,就什么时候专政也不迟。再说还有那么多女人,杀了太可惜,大队上还有好多阶级兄弟没有老婆,就是生产队干部里还有几个单身公,正缺女人哩。于是她们又被押送回大队。父母亲人被杀,房子被没收,财产被分,不过还是给出路,留下一栋房子给涂氏三姐妹带着几个更小的妹妹们居住。这时,大队党支部已经开始考虑给她们“改成份”的事了,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单身公,其中一个是傻子,另外两个褛水得没法提。在大队贫协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给她们最好的出路,既解决了今后的生活问题,又改了成分,获得了新生。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大大出人意料,竟没有一个愿意嫁。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口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也许是在鬼门关上走过一圈的人,对生和死的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或者说对死的恐惧已不那么强烈了,三姐妹想:爸爸妈妈死得,为什么我们就死不得?
看到几个地主崽子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思想,大队贫协十分恼火,早知如此,上次就不该放了她们,有心搞掉算了呢,上面又下了通知,不准再乱杀人了。再说杀了她们,三个阶级兄弟没有老婆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把她们捆起来,一顿暴打,戴上高帽子批判斗争,没想到三个家伙还是不肯就范。
硬的不行,来软的,又派人来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女人家生下来就是别家的人,哪个女人不嫁人呢?嫁过去,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成份也变成了贫农了,该有多好!”
可是三姐妹认死理:既然那么好,你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嫁他呢?当然不敢说出口来,只敢在心里想。
后来,三姐妹中涂月华、涂秋蕾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留下涂梅珠带着三个年幼的妹妹没处逃,只好留下来拿命顶。
可是没想到,你嫌别人打牌赌钱、好吃懒做、智力有问题,人家还怕政治上受你牵连,坏了三代贫农的根,指定涂梅珠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上写信回来,嫌她成份太差,怕影响了他在部队上的前途,坚决反对,事情这才作罢。
然而,在农村,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年幼的妹妹,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后来,东门公社水南大队一个家庭出身贫农的青年,因为家穷娶不起老婆,愿意娶她为妻,并答应帮她一起养大三个妹妹,涂梅珠这才嫁了过去。她的丈夫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为此受了处分,撤了团支记的职。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三姐妹的深深敬意。这三位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女孩子,在死亡和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尊严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无论如何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光亮,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多年以后,在对道县大屠杀进行补充采访时,笔者再次见到三姐妹之一的涂梅珠。这时的她已是半百老妪,岁月如刀,把所有的苦难和艰辛都刻在了她的脸上。使人聊以自慰的是,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改变,她已走出了家破人亡的浓重阴影,逐渐地恢复着做人的尊严。她仍然在起早贪黑的忙碌着,为的是活得好一点,稍微再好一点点。
我和她谈了一上午的白(不是采访,因为她不在我这次采访计划中。诚如某些人所预料那样,随着时间流逝,人的寿命有限,个人的苦难无可奈何地退居到了二线,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民族苦难和全社会对道县杀人事件的反思却更加凸现出来了,一些从前对杀人事件三缄其口的人物也感觉到不能把知道的东西带到骨灰盒里去,应当说出来给全社会听,给子孙后代听。都是些离天远离地近的人,心怀一片悲悯,就是不为自己作想,也当为子孙后代作想。我这次是来采访他们的。)回宾馆整理谈话记录时,我却再一次陷入沉思。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采访,特别是1986年的那次采访,由于采访渠道的限制,还有时间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思想观念的局限,使得采访中只注重杀人事件和杀人过程,而忽略了对人(被杀者和杀人者)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观照和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本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涂梅珠家的“被革命家史”记录在案,供当政者和相关者研究。
涂家原本不是蚣坝大队人,老家在蚣坝乡(公社)上云坝村(大队)。
涂梅珠说:“我们家家破人亡的根子要怪我公公(爷爷),要是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我们家土改时,肯定是贫农。文革中不讲杀别人,肯定不会被别人杀……”
那么,涂梅珠的爷爷是一个什么人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手艺不错的石匠师傅。涂石匠出生在上云坝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留给他的东西主要只有两样:一个比较机灵的脑壳,一副比较健壮的身体。当然还让他学了一门手艺,不过这不是主要的,涂石匠不学石匠,可以学木匠、砌匠,就是作田也是个田秀才。那一年,道江镇修码头,涂石匠走狗屎运,包下了码头的石匠活,赚了一笔钱。正好第二年,道县遭旱灾,地价溅,涂石匠乘人之危,买了一些地,奠定了他小地主的基础。
这个涂石匠平生有几个可恨之处:第一、见了有钱的、有权的人,点头哈腰,脑袋恨不得揿到裤档里。第二、见了穷人,特别是那些打牌赌钱、好吃懒做的人,就眼睛翻白。第三,吝啬,从来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有了九角钱还要想办法跟人家再借一角,凑成一元整钱存起来,留着买地。第四、心狠,一天三餐只准崽女吃稀饭,儿子出去帮人家做事,他还要追到门口喊:不准死胀,胀大了肚皮,回家没得吃。涂梅珠的父亲外号叫“疤子”,就是小时候抬煮稀饭的鼎锅,人小鼎锅大,不小心弄倒了鼎锅,让稀饭烫伤了,留下一腿伤疤。
一个床上不睡两号人,涂石匠的老婆也跟涂石匠一个德行,一天到晚除了苦巴苦做之外,就是盘算着怎样发家致富。各种毛病比涂石匠只多没少。村里要是有人在他家园子里偷了一个瓜,在他家的茶山上砍了一棵树,她要骂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晓得。
因为羡慕人家家里有断文识字的人,涂石匠经过长期考察,决定送二儿子涂宏昇去读书(回头去看,这也许是涂石匠一生中所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尽管因为读了几句书给涂宏昇带来了无穷的磨难,但也因之躲过了文革被杀一劫)。
道县是1951年开始土改的。土改前夕,涂石匠的家庭情况大致如下:五十亩地,一栋大瓦房,一座柴火山,五个儿子(第四子解放前外出谋生,不知下落)、四个儿媳妇,加上孙子、孙女,一家二十多口人,子女全部参加劳动,同时也请了长工。
涂石匠在土改中作为恶霸地主镇压了。
据涂梅珠说:“我公公(爷爷)就是不会做人,他对家里人恶,对别人并不坏。我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听他们讲,从前家里人长年吃稀饭,但请的长工师傅都吃干饭。人家屋里的人,你不让他吃饱,他不给你下手做事;自己屋里的人,就是不给饭吃,喝凉水也得发狠做。我公公家当时有50亩地,从数字上看确实够得划上地主的标准,可是当时我们家有二十几口人,平均每个人只有两亩多地,只相当一个中农的标准。土改以后,我们乡贫农人家按人头都分了两亩地,和我们家土改前的情况差不了许多……你说我公公家的财产是剥削来的,不合理,你没收就是了,不要杀人嘛;你硬要杀人,旧社会吃了剥削饭的人杀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后人嘛。我自己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靠双手劳动生活,从来只有多做少得的,没有少做多得的,为什么还要把我做剥削阶级搞?那个时候,一个三岁的小孩子都敢骂你,都讲你是坏人。坏人总要做了坏事才是坏人,我,我父母,还有一起杀掉了的伯伯、叔叔、婶婶们一辈子都没做过一件坏事……就是旧社会比别人家多两个钱,那也是那个社会允许的呀!”
土改以后,涂氏兄弟分了家,各顾各地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在都是从小做惯了的,在地里刨口饭吃还是刨得到,至少不用一天三餐都喝稀饭了。1954年,涂家兄弟将上云坝的房产卖掉,迁到蚣坝圩靠做小生意为生。当时蚣坝圩非常萧条,仅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土石路,100多栋木板房、水砖房和茅草屋。因为涂家兄弟精明能干,很快就在蚣坝圩上扎下了根。也许他们认为离开了老家,不再务农就永远甩脱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没想到这顶帽子就像长在脑壳上一样,任凭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958年农村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做手工业的木匠、铁匠,通通收了进来,涂家兄弟成了卫星人民公社蚣坝大队的社员,后来又改为蚣坝人民公社蚣坝大队。老大涂宏光、老三涂宏昌在蚣坝圩上有铺面,留在公社供销社工作,性质就跟民办教师差不多。小日子应当说过得不错,在当地农村可以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水平。只是苦了涂老太婆,要吃轮供,还要挨崽女媳妇的骂。崽女媳妇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就拿她当出气筒,骂她吃晓不得吃,穿晓不得穿,买田置地害后人。老太婆也自知理亏,缩成一团不敢做声。后来三年苦日子的时候,崽女自己都没得饭吃,哪里还顾得上她,涂老太婆得了水肿病,吃糠团、石榴叶,肠梗塞憋死了。
涂家老二涂宏昇的命运比起三个兄弟要坎坷得多。1953年,因为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关在衡阳劳改。1962年刑满释放回家。仅凭这一点,他的处境比三个兄弟就要惨了蛮多。他虽然心灵手巧,但体质较弱,加之从小读书,后来又劳改,劳动力不是很好,农业活有些吃不消。幸亏当年涂石匠作主给他娶了个五大三粗的老婆,虽然长相有些不尽人意,干起活来比一个男人还强。那个时候,想跟涂家攀亲戚的人不少,涂石匠选儿媳妇的标准只有一条:不看长相好不好,只看干活行不行。要当涂家的儿媳妇,必须会筛米、会酿酒、会淹酸咸,特别还要提得起几十斤重的潲鼎锅。干这些活涂宏昇的老婆秦继娥那绝对是一把好手。只有到这个时候,涂宏昇才真正认识到这个老婆的好处,没有她这个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自己恐怕连稀饭都喝不上。
干农活涂宏昇是半路出家,不象他的兄弟是奶叉子,所以做起事来总是手脚不那么利索。1963年的某一天,涂宏昇在田里犁田,吆喝牛的时候,鞭子向后一甩,打在一个贫农社员的额头上。涂宏明连忙停下犁赔礼道歉。由于打得不重,且是无心之过,对方也没有怎么责怪他。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晚上记工分时,治保主任将涂宏明叫上了台,刚上去,七、八个人围上来抡起扁担就打,涂宏昇被打得口吐鲜血当场昏死过去。涂家几兄弟在下面看着,吓得要死,都低着头,不敢做声。等到散会以后,才敢去看,一看人快不行了,连忙找了一块门板抬回家。第二天又偷偷地抬到蚣坝圩上看医生。医生一看就问:“什么事情打成这样?”查过伤情以后,医生说:“伤得太重了,农村医院治不好,要到城里去治才行。我这里给你先开点药,回家先吃着,要想法子马上到城里医院去治,不然的话,不死也是个废人。”就这样又抬回家里。养了一段时间后,涂宏昇对秦继娥说:“我这样不死不活的,终究熬不过去,我还是想到城里去治病……如果治好了病,我就回来,如果治不好,死在外头,你也不要管我了。”秦继娥一听就哭起来,可是也没有其它办法可想,只好同意了。就打发儿子跟他爸爸一起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涂老二收拾了一个小工具箱(他有修理钟表、收音机、钢笔的手艺),带着9岁的儿子悄悄地离开了家……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暴发了,道县刮起了杀人风……
涂梅珠说:“杀人的时候,正在搞双枪,我们每天在队上出工,连个信都晓不得。那一天,大队上来人叫我爸爸妈妈去开会,我们都晓不得是什么事。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已经怀孕7、8个月,挺着个很大的肚子跟着去了。我带着两个妹妹在家里等他们回来。一直等到很晚还不见人,我不放心,就跑到二婶家里去问情况。一进门,看见我二婶一个大字样躺在床上,浑身是汗,胳膊肿得多粗(涂梅珠用两只手比划了个菜碗大小的手势),尽是血印子,我惊问出了什么事了。他们连忙摇手,叫我莫做声,一做声一屋人都会杀光去。我这才知道,我母亲被下到窖眼里活埋了。本来还没有埋我母亲,我母亲娘家是贫农,因为我母亲跟他们闹,所以被埋了。这一次,一共埋了3个,除了我母亲外,还有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富农子弟,这个人和我一样大,当时也是17岁,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同过学。他们说他调皮捣乱,不服从改造。当时捆我二婶,新箩索捆断了两根,手都捆断了,他们还说她学了剪刀法。我叔叔涂德被一锄头打断了腿。他们两个本来也下到窖眼里去了,后来问他们认不认罪,他们讲认罪;问他们老不老实,他们讲老实;就用索子又吊出来,作为宽大处理。我这时候也晓不得伤心,只晓得害怕,赶快回到家里,叫我小妹妹给舅舅家报个信,因为我舅舅家是贫农,请他们过来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舅舅过来了,也不敢进我们的家门,约在后面茶山上见面。舅舅也没有办法,只是交代我好好守住屋,小心一点,自己不要出了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父亲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是听了消息,连夜逃跑了。听到队上的人讲,我父亲逃跑以后,在洪塘营那边的瑶山上,被巡逻的民兵发现了,活活地乱刀砍死,抛尸荒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具体死在哪个地方。
“第二天,头天没杀的人又被捉了去,杀了。其中就有我叔叔、婶婶,还有大伯。当时把我们大队的,还有其他几个大队的地富分子和子女,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捉了去,捆得死去活来,关到公社供销社的仓库里,老老小小几十个人……最后决定全部都要下到窖眼里去。那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木的,也晓不得伤心,也晓不得害怕,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晓得他们喊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也是命大,拖出去杀的时候,正好碰到区里一个干部路过,看见了说了一句:‘大老虎杀了罪有应得,杀小孩子不符合党的政策吧。’结果临时又把我们三十多个小孩子和女崽留了下来,稍大一点的男人们还是下到窖里去了,和杀我母亲他们一样的方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人。现在我母亲的尸骨和他们的尸骨都还在那些废窖里面。我母亲的尸骨正在蚣坝农业银行的柜台下面,他们的尸骨就在蚣坝乡政府围墙外面不远的地方……
“我们家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家的男人们都杀光了。只剩下二伯伯和一个堂弟因63年那件事,跑出去治病,才留下命来,现在在新疆工作。82年,我二伯拿着平反通知书回了一趟道县,大队上还要抓他,吓得他跑回了新疆,再也不敢回来。
“父、母被杀之后,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又来搞‘第二次土改’,把我家的房屋、牲畜、农具、粮食、衣被抄没一空。只给我们几家人留下房子一栋,把堂姐、堂妹和我们姐妹赶到一起住。当时我17岁,大妹妹11岁,二妹妹8岁,小妹妹4岁。可怜我们四姐妹过的日子,真是饥寒交迫,猪狗不如。那一年9月份,治保主任朱贤儒、李德兵几个人为首的所谓‘法院领导’来给我‘指婚’,指名道姓要我嫁给同组一个蠢子(傻子)当老婆。我坚决不同意,结果被当场一顿毒打,后来又大会斗,小会批,经常游街示众,受尽侮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家里独自流泪时都无法安宁,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堵在门口对我进行调戏、侮辱。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几次想到寻短见,可是一看到年幼的妹妹,尤其是刚刚4岁的小妹妹美珠,我又不能死。我死了,她们怎么活呢?后来,听说县城里有部队叫47军能救我们,我想反正大不了都是一死,留在屋里迟早也会饿死,不如拼着一死到县里去找条活路。我就在一天夜里带着三个妹妹逃了出去,向县城方向逃跑。妹妹们年纪小,我一个人拖大带小,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睡着了。天亮的时候,一个老婆婆把我们叫醒,她就是这家屋里的主人。她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看着老人家慈眉善目的就像我妈妈一样,就哭着把我们家的悲惨遭遇对她讲了。老人家说:‘你这事情,47军也解决不了。县城里好多逃出来的地富(子女)都在那里要饭,你一个女崽,还带着3个小女崽,怎么活得了。我给你指条路,看你走不走。’她就给我介绍了他们村一个叫何维顺的青年,要我嫁给他。又把我带到何维顺家去看人,我一看,何家虽然很穷,还有一个70多岁瘫痪在床上的老父亲,但人蛮老实,也抻抻吐吐(长相还可以的意思)。不是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娶我为妻,而且何维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答应帮我养大三个妹妹。当时我已是走投无路,为了年幼的妹妹,也为自己求一个安定,就答应了。我的丈夫原来是水南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跟我结婚,说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把个团支书也给撤掉了。
“1968年的5月,我在丈夫陪同下,麻起胆子回了一次蚣坝娘家,只有短短大半年功夫,我家的房屋竟然变成了猪圈,四壁全无,猪屎满地,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唐化通把我家房子的板壁拆走了,又把房子做了他家的猪圈……”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采访了蚣坝公社以后有没有必要再去兴桥公社采访呢?当时我们有些犹豫。
兴桥公社杀人并不在少数,有264人之多(其中自杀17人),全县排名第三。特别是该公社洲背大队文革杀人风中有一个地主分子点火自焚,影响很大。根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1967年8月25日,蚣坝区兴桥公社洲背大队决定杀害本大队地主分子何明昆父子4人,民兵来抓人的时候,何的大儿子何社安,当时35岁,带着14岁的弟弟何解成侥幸逃脱,何明昆和他卧病在床的二儿子何安东被堵在家里。何明昆用一根杠子把门顶住,抓把刀坐在屋里。当时外面喊声震天。何明昆自知无法逃脱,遂放火点燃了自家的房子,水(土)砖木板结构的房屋顷刻大火冲顶,何明昆自己的两间房子,还有隔壁何平珍 家的一间半房子,以及牛栏、猪圈等全部烧光。何明昆父子在大火中烧成两段焦炭。此事原作自杀处理,后经复查定为被杀。自杀与被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自杀没有杀人责任人,被杀有杀人责任人。
实际上要采访的内容还很多,关键的问题是时间不够,我们在蚣坝采访花的时间多了一点,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区、社急着要去。而且越采访心里越虚,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事件一般都是包得铁桶一样,让我们这样大大方方地采访,心里反而觉得不踏实。我与张明红商量了一下,他说:“处遗工作宜粗不宜细,我们也要宜粗不宜细,首先抓紧时间把八个区全部跑一遍。以后有时间,再杀他一个回马枪。”于是我们决定尽快结束在蚣坝的采访,马上转到祥霖铺去,据说那边的情况比蚣坝这边还要惊心动魄。
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地在蚣坝乡马家岭村结束采访以后,准备赶到蚣坝圩坐班车返回县城。我们离开马家岭,沿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去蚣坝,路过一片茶山时,听得路边茶树林中一阵簌簌的响声,彷佛有一条赶山狗在里面穿行,我们心里一惊,正扭头观看时,一个人从茶山里的小路上窜了出来,气喘吁吁地拦住了我们,把我们吓了一跳。该人五短身材,蓬头垢面,年纪二十上下。
“记者同志,记者同志,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汇报。”他急切地说着,样子好像很紧张。
这时候我猛然想起,刚才在马家岭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时,禾堂边有一个正在做木工活的年轻人,好像就是他。当时他正专心致志做着手上的事,头都没抬,莫非在尖起耳朵听我们谈话?
年轻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得出追我们追得蛮急:“记者同志,你们是不是下来调查的?能不能到我们大队去调查一下?”看到他说话很急,我们说:“不要急,有什么事慢慢说。你是哪个村子的?叫什么名字?”“我是兴桥公社许家大队的。我们大队也杀了蛮多人。大队上的人不准说,说你们这些地主崽子这一次表现好就算了,表现不好,下一次上头又喊杀,要杀你们个做种的都没有。把我们那里的人(遗属)吓得都不敢说话。”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又跑进茶山里,跑得那么突然,就像他来得那么突然一样,没等我们反映过来,已经消失在茶山之中。
我们站在那里,良久无言。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遇害者遗属,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采访遗属的机会并不多,像这样自己找上门来的这是头一次,这个年轻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追过来向我们反映情况,该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啊!想到这里,对他不留姓名匆匆离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张明红说:“小谭,农村中‘左’的影响还是很深,想要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采访中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给受害者遗属留下不必要的麻烦。”
我说:“这个我明白,我会注意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说,许家大队我们还是要去一趟的。”
“那是当然。冲着这个告状的遗属我们也应该去。”
听到我们说要去许家大队采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有些奇怪:“你们要采访可以去夏柳(杀36人,其中自杀1人),去麦子塘(杀36人,其中自杀4人),去洲背(杀31人,其中自杀2人),那里杀人比较多,情况比较典型。 许家那边比较简单,也就是个中游水平(杀10人,其中自杀1人)。”
但是——许家那边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还真不简单。笔者在前面说过,道县文革杀人的个案,只要有机会深入采访,就会有许多深层次有特色的东西浮出水面,许家大队也不例外。
许家大队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公社召开杀人动员会谈起。(19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召开全社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红联”司令王盛光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大肆传播“敌情”。王盛光在讲话中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要求“每个大队把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坏家伙干掉两个。”许家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到公社参加会议之后,回到村里,第二天(25日)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决定打个折扣,“干掉一个”。干掉的对象叫胡成洁,上中农,解放前当过伪保长,民愤很大。
8月26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先没有惊动胡成洁,只是喊他和其他的四类分子都要参加会议,接受批判。开会时,大队支书蒋绍友首先把从公社会议听来的“敌情”传达了一遍,然后说:“我们大队也有这么一个坏家伙,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不老实改造,跟外面的‘黑杀团’遥相呼应,企图翻天……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干的那些坏事别人不知道,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一切反革命活动都在我们掌握中。现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站起来,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坦白从宽。”
此言一出,会场里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都把头揿得更低了,都把眼睛看着地下。
蒋支书说:“他现在还不老实,还在负隅顽抗,企图蒙混过关,大家说怎么办?”
与会群众一声齐吼:“揪出来!”
话没落音,早就站在胡成洁后面的两个基干民兵一把扭住他的手臂,反到后面,把他揪了出来。
会场上马上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打到胡成洁!”
“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
……
把胡成洁揪到台前以后,马上又有人拿过索子来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大队贫协主席胡成明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胡成洁的“罪行”和死刑。治保主任黄永恩、民兵营长许家龙带领几个基干民兵把胡成洁拖出去用马刀砍了。
杀了胡成洁之后,一个名叫杨玉如的地主婆吓得魂不附体,窜塘自杀,喝了一肚子水没死成,被家人捞起来,救了回去。
8月27日,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协主席、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会上,许家等大队因思想保守、杀人太少受到批评。
8月30日上午,兴桥公社党委组织委员邓宏春来到团结大队(豹岩村、蓬塘屋村),召开团结片(包括许家、团结、叶子山等三个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各大队党员、红联头头全部参加,有40余人。邓宏春在会上说:“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他们要搞政变,搞暴动,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要杀谁,贫下中农说了算。团结大队、许家大队、叶子山大队该杀的四类分子还要再杀一批,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就不得了。要摸清底子,凡是在社会上捣乱的、扰乱社会治安的、调皮捣蛋的,该镇压的立即镇压。”
据处遗工作组有关材料披露,团结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0人,其中自杀2人。67年8月30日,公社组委邓宏春到团结大队召开会议,督促杀人,这次杀了9人。在策划组织了团结大队的杀人行动后 ,邓宏春又亲自来到许家大队,研究“补火”问题。邓委员说:“许家大队对阶级敌人的镇压行动太过于心慈手软了......好比煮了一锅夹生饭,吃不得,要狠狠地补上一灶火。”经研究决定再杀8人,名单如下:地主分子许振舒,男,56岁;许振舒的儿子许家銮,男,37岁;地主分子许振柏,男,54岁;许振柏的儿子许家益,男,21岁;地主分子许振书,男,54岁;地富子女许家昆,男,33岁;许家伦,男,31岁;上中农许家能,男,50岁。许家能虽然不是四类分子,但这个人嘴巴子多得很,喜欢讲怪话,对社会主义不满,因此决定也同阶级敌人一起镇压了算了,反正一个富裕中农离阶级敌人也就是一步之遥。
当天晚上开会宣布死刑的时候,许家益拼命地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大队支书蒋绍友听了,对其他几个主要的干部说:“家益这个乃崽平时表现得还是蛮老实的,这一次他要走革命的道路,我看还是给他个出路,留下来也好教育其他地富。”其他几个干部说:“蒋支书讲了给出路,就给出路吧。”于是就叫民兵把许家益牵了过来,跪在地上。蒋支书问他:“家益,你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要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那我问你,贫下中农这一次杀得对不对?”“杀得对,这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把你老子老兄他们杀了你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他们是罪有应得!”“判你的死刑,你也没意见?”“也没有意见,但是我要求跟他们分开杀,我就是死了也要跟他们划清界线。”“好!”蒋支书高兴地说:“有你这个态度,我们可以考虑对你宽大处理。但是这个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还得广大贫下中农说了算。”许家益听得这个话,转过身子对着站在一旁的贫协主席胡成明拼命磕头,留着眼泪说:“成明叔,你老这一次能够给我一条出路,我这一辈子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胡成明说:“家益啊,给你一条出路不难,但是你要保证老老实实改造,地富里面有什么情况你要马上汇报。”许家益连声保证:“我老实改造,我一定汇报。”于是当场就把他的索子解脱了,宣布宽大处理。
这时候,又有人提出来,杨玉如这个地主婆抗拒改造、畏罪自杀怎么办?又决定把杨如玉捆起来,陪斩。杨玉如当时躲在家里,把门闩得紧紧的,民兵跑去敲门的时候,她以为是要来杀她了,一索子吊死在梁上。
7个人被杀对象,当天晚上由治保主任黄永恩和民兵营长许家龙带领民兵押到鸭子塘那边,黄永恩一个人一口气砍了6个人,剩下1个,黄永恩说:“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革命,你们都不革命。”众人闻言,一起上来把最后一个乱刀砍死。
杀人之后,大队成立“浮财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财物查抄一空。
接下来,大队团支部书记许立元和他的父亲许成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大队还隐藏了一个日本保长,我们不能只杀地富,不杀汉奸。”
原来本大队有一个叫做许立陞的人,这个人土改时划的中农,土改后参加工作,现在兴桥公社夏柳小学当老师。说起他当日本保长这段历史问题,如果不是许立元、许成仁两父子提起来,大队上的人几乎都不记得了。1944年9月,日本鬼子打到道县,在县里成立了“维持会”,县“维持会”要求下面各村每村推举一个保长出来,当时年仅18岁的许立陞因为读过几句书,断文识字,被族人推举出来应了这个差。到当年年底,日本鬼子退走,许立陞这个挂名的日本保长当了不过两个月,不但日本鬼子的面没见过,连县里汉奸的面都没见过。但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严重的政治污点。按照乡亲们回忆许立陞在当日本保长期间没干过什么坏事,是族里人推出来应付上头的。可是那年年底许成仁被白崇禧部队抓了兵,怀疑是许立陞背后搞的名堂,一直耿耿于怀,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报仇雪恨。
许立陞做梦都没想到这段经历会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家庭出身中农,又是人民教师,吃国家粮的,不归农村管,各次政治运动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就是村里的人杀光了也莫想杀到他头上来。所以当许成仁等人带着民兵来抓他的时候,他愤怒地抗议:“我是中农出身,人民教师,你们凭什么抓我?”许成仁一句话就把他打蔫了:“你这个日本保长,你这个汉奸!还不老实,老子一枪(鸟铳)毙了你。”
由于许成仁、许立元等人坚持要杀许立陞,大队上的其他干部也都同意了。9月21日,许成仁亲自把许立陞牵去“执行死刑”。这时候许立陞大概也知道了一点事情的来由,他哀求许成仁道:“成仁叔,(二人年级相仿,但辈分相差一辈)你我无冤无仇,你老放我一条生路,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许成仁冷笑一声:“无冤无仇?你解放前抓了我的兵,这个仇我记了一辈子。”许立陞还想解释:“成仁叔,那个事情怪不得我……”许成仁打断他的话怒斥道:“不怪你怪哪个?少啰嗦,今天放了你,好让你明天来杀我?”说完端起鸟铳对着许立陞开了一铳。许立陞中弹倒地以后没有死,许成仁又拿过一把马刀来,把许立陞的手指砍掉放血。许立陞痛得在地上打滚,拼命哀求道:“求你给我一个痛快,求你……”许成仁说:“你想死得快也可以,我问你,认不认罪?服不服法?”许立陞把眼睛死死地闭上,直到断气,再没说一句话。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清溪区位于道县东部,地跨潇水、泠水(宁远河)两岸。著名的把截大岭从宁远入境,向南延伸,形成道州盆地的东部边缘。潇水经东门、清溪、青口三个公社流入双牌县的紫金山,1961年双牌水库筑坝蓄水以后,这段河道和三个公社的部分地区成为双牌水库库区。发源于宁远县九凝山的泠水,在水市、大阳洞穿过把截大岭流入道县,经柑子园公社,沿把截大岭西麓北行,到达油湘公社,在这里汇纳两条发源于宁远的小河,拐头向西,于青口公社的武家滩注入潇水(双牌水库)。该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个杀人“重灾区”,共杀617人(被迫自杀51人),其中枪打74人,刀杀93人,沉河180人,炸死14人,投岩洞19人,活埋108人,棍棒打死51人;灭门24户。
要摸索清溪区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该区武装部长蒋友元说起。蒋部长是个直筒子、爆脾气,不像钟昌友那样天生是块当政委的料,生性是个喜欢打冲锋、打硬仗的角色。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他手下的清溪民兵自卫团在道县民兵师中也是大腿上绑铜锣——走到哪响到哪。(67年)8月15日,蒋友元接到“红联”总部通知,到营江参加武装干部会议。会议在营江小农场的塘边召开,融融月光下,大家一边乘凉,一边吃西瓜,一边开会。郑有志在会上介绍了“革联”8•8抢枪的过程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然后出了个题目叫大家讨论:“革联”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革联”抢枪是否是反革命政变?与会者对“革联”的反革命性质和滔天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阶级义愤。经讨论,会议决定:一、每个公社抽调20名民兵集中到营江进行文攻武卫;二、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道路;三、每个区都要把民兵组织起来,设卡站岗,清溪区负责水路,四马桥区负责湘源锡矿方向的道路,车头区负责零道公路,寿雁区负责通往广西方向的道路,严防“革联”下乡串连,严防阶级敌人暴动。同时研究了拔掉二中(“革联”总部)这个土围子的初步方案。在谈到加强对四类分子管制的问题时,郑有志说:“四类分子调皮捣蛋的可以干掉几个。”
会议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有人来报,说二中“飞虎队”要来偷袭。为防万一,郑有志连忙招呼大家散会。
8月17日上午,蒋友元在营江给清溪区秘书左昌云挂了个电话,传达营江会议精神。电话中特别强调,四马桥有地富杀贫下中农,要清溪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敌人先下了手。左昌云接到电话后不敢怠慢,立即向下面各公社秘书作了传达。
第二天,蒋友元回到清溪,找到区公安特派员聂告春商量加强对四类分子管制等事宜。两人议了一下,决定20号开一个全区干部大会,由蒋友元传达上级精神。
20日开会之前,郑有志从营江来过电话,说军分区赵司令和47军梁连长要来营江,叫蒋友元赶快赶来汇报敌情。事关重大,蒋友元只好把清溪开会的事交给聂告春和左昌云等人,自己带着一队民兵火速赶去营江。
21日,向赵副司令员和梁连长等汇报敌情,就是笔者前面写过的“营江汇报会”。
“营江汇报会”结束后,下午3点多钟,郑有志招呼蒋友元等人,在白地头大队部开了一个各区武装部长联席会议。这是一个小范围的核心会,与会者只有8人:郑有志、钟昌友、廖明忠、刘厚善、刘富希、蒋友元、杨衍生、彭仲球(营江公社武装部长)。会上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做好革命的两手准备,如果47军不采取措施取缔“革联”,我们就组织力量消灭它。每个区挑选60名比较好的退伍军人,8月23日晚到一区郑家大队集结待命,由刘厚善负总责,其任务是守住去宁远、(湘源)锡矿的公路,水陆两路卡死二中(“革联”)的进出,统一行动,两面夹攻,消灭“革匪”。另外,发动全县民兵和群众不送公粮,也不进城卖小菜,看“革匪”能顽抗多久。民兵组织起来以后,吃饭的问题从公粮中解决,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联席会议开到下午6点多钟散会,路上,郑有志询问各区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刘厚善(一区)、蒋友元(九区)、杨衍生(十区)都说自己的区里没有听到有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刘富希(八区)说:“杨家杀了7、8个,怎么办?”钟昌友(二区)说:“梅花打死了一个。”廖明忠(四区)说:“桥头斗死了一个。”郑有志:“我们区廖家一个晚上就搞掉6个。武汉、长沙武斗打死那么多,死了还不是死了。崔(保树)部长说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解决‘革联’的问题,‘革联’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办。”
22日上午,蒋友元从营江回到清溪,刚进区公所,就在房间门口遇上了左昌云,左笑咪咪地迎上来说:“蒋部长,你回来了。”蒋友元说:“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营江的民兵已经组织起来了,还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有两个调皮捣蛋的坏东西,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干掉了。我们区如果有调皮捣蛋的也要干掉一两个,刹刹歪风。”左昌元说:“蒋部长,我也要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们区各项工作都已经全面展开了,尤其是青口公社走在最前面,他们已经开过了‘五巨头’会,搞得轰轰烈烈。”原来,8月15日,青口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跟蒋友元到营江参加武装干部会后,回到公社没有按照惯例等区里开会以后再跟着开会,而是抢先一步,在8月17日召开了全社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会议(俗称“五巨头”会议)贯彻营江8•15会议精神,渲染“敌情”,煽动杀人。(区里20日开过会后,该公社又于21日再次召开会议部署杀人。)
听了左昌云的汇报,蒋友元连声说好,又说道:“我在营江那边还有一些要紧的事要办,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左昌云连声说:“蒋部长,你放心,你放心。”
当天下午,左昌云就向清溪、青口、柑子园、油湘、白芒铺等五个公社全部打了一通电话,传达蒋部长关于“调皮捣蛋的干掉一两个”的重要指示,并通知各公社主要负责人23号来区里参加脱产干部会议。
从来做事雷厉风行的蒋友元也于当天把集中民兵的事情办妥了,并于23日晚带到平塘,封锁零道公路,准备攻打二中。但由于蚣坝区民兵未来,破坏了统一步调,攻打二中的事情暂时搁了下来。
这一天(23日)清溪区里召开了第二次杀人动员会。当天下午,青口公社青口大队将本大队一名地主分子魏永成和一名地富子弟何靖东(据说参加了革联)牵出去沉了河。当天晚上,白芒铺公社白芒铺大队在公社武装部长余芳元的指示下杀了3人;野竹福大队也将一名四类分子周健沉了河。
其他几个公社动作稍慢一点。
油湘公社8月25日召开民兵誓师大会,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主持,公社秘书何润龙传达区8•23会议精神,煽动部署杀人。
当天晚上,痛感已经落后于形势的李本跃亲自到油湘大队找到大队支书王茂彬面授机宜,当晚即召开大队干部紧急会议,研究杀人名单。第二天杀了6人。
8月27日,公社主任陈四桂到同心大队煽动部署杀人,效果比较明显,一家伙杀了16个。
清溪公社的杀人动员会也是在8月25日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公社武装部长李贤才,传达区8•23会议精神的是公社秘书廖明彪。此二人在本次处遗工作开展前相继病故,很多事情因为死无对证变得很难说得清楚。
相对而言,白芒铺公社的情况要清晰明了一些。白芒铺公社也是8月25日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动员杀人的。
下午,公社红联头头、公社干部何明玉以特派员的身份下到湾田大队督促杀人,共杀12人。
当晚,公社妇女主任何茂菊到新铺大队煽动督促杀人,共杀34人,其中最小的只有28天。
当天,红联头头、公社会计左昌琪下到竹山大队煽动杀人,因大队干部意见不统一,没杀成。28日,左再次来到该大队,结果杀2人。
8月26日晚,公社妇女副主任吴代贞下到绕塘大队煽动督促杀人,共杀17人。
8月28日,公社武装部长余芳元再次召开大队干部会,统计杀人数字(根据余部长的统计,白芒铺公社8月23-28日共杀72人),表扬先进,督促后进。会后,8月29日又形成一次杀人高峰,杀30余人。
柑子园公社的杀人情况,将在下文中结合“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的过程专门讲述。
关于清溪区层层开会、层层策划部署杀人的具体过程不再赘述。不赘述的原因有二:其一、这些会议,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我们前面写过的清塘区、蚣坝区大同小异,几句话反反复复,说来说去,没什么新鲜东西。其二、与清塘、蚣坝等区一样,现在揭发出的各个责任人在会上的发言、讲话、指示都明显地有作过某种修正的痕迹,特别是某些关键性字眼,无一例外地使用其他中性字眼替代了。不过这也容易理解,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杀人有功的时候,恨不得说都是自己亲手杀的,没有自己,人就杀不成,他们怕死不革命,老子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临到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从来没有指示过杀人,开始杀人时我信都晓不得,后来下面杀得血湖血海我才晓得。人们只能从会议之后出现的严重后果去反推他们在这些会议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区武装部长临上杀人第一线的仅有蒋友元一人,其他人基本都是君子远庖厨,不去这种地方。对于这一点,蒋友元感到憋屈得慌,他说:“我就是一根肠子到屁眼,笔直的一个人。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破事,我是老虎不吃人,形象恶。不像有些人躲在后面尽出歪点子,把我顶在前面当枪使。”
那么这杆枪到底是怎么使的呢?
前面已经说过,8月23日,蒋友元按照8•15营江会议的决定把清溪民兵自卫团的60名骨干带到了指定的集结地,准备打二中,没打成。这时,一区武装部长刘厚善来找他借枪,因为一区决定24号在龙江桥开一个万人杀人现场会,会上准备枪毙1个坏东西(后临时增加至6个),害怕“革联”搞破坏,特请求清溪民兵自卫团派武装民兵支援。蒋友元说:“派人派枪没有问题,但是没子弹。”蒋友元手上枪倒是有几十条,但子弹奇缺,特别金贵,他有点舍不得。刘厚善说:“子弹我来想办法。到时候,你的人马一定要到堂,千万误不得事。”蒋友元是个实在人,应承的事,就是驷马一鞭,次日清早就带着十几条枪到了龙江桥,索索利利把事办了,也不待刘厚善说声多谢,又带着民兵回了白马渡 民兵指挥部。
第二天(25日)下午3点多钟,清溪民兵自卫团设卡站岗时,看到河对面东门公社高车大队牵着一队地富去沉河。被沉河的人中,一个叫梁先雨的地富子弟仗着水性好,突然跳河泅水逃跑。高车的民兵沿河一路喊一路追。清溪民兵自卫团的民兵在河这边看到了,也跟着追。一个名叫李先财的民兵排长端起步枪,瞄着水里的“逃犯”,“砰砰”两枪,可惜没打到。蒋友元的鼻子都气歪了,大骂李先财:“你浪费我两发子弹,要赔!还说是什么复员军人、神枪手,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犯法。”骂得李先财面无地色。
说到梁先雨,笔者不禁有点为他惋惜,本来他有可能创造死里逃生的奇迹,但运气实在差了一点,碰到了清溪民兵自卫团的民兵。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沉河的一般做法都是将“人犯”双手捆在背后,再吊一块大石头,或者挂一个装满卵石的小竹篓子在脖子上,然后丢进河里。据说梁先雨吊的是一块石头,不像竹篓子那样容易系得牢实,跳到河里以后,七弄八弄,不知道怎么弄的,竟然把捆在身上的大石头弄脱了,石头一脱,“通”的一声,脑壳冲出了水面。 随着民兵们的一声惊呼,已经顺流游出了几丈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跳河逃跑的举动,被河对岸的清溪民兵看见了,李先财砰砰两枪没有打中。狡猾的梁先雨把头向水里一沉,做出一个好像被打中了的样子,潜在水底向下游游去,再次露出头来,又是十几丈开外。虽然还在步枪射程之内,却已远远超出了鸟铳的杀伤范围。鸟铳打不着,步枪又怕浪费子弹,民兵和干部们只好高声吆喝着沿河岸追赶。梁先雨双手被捆,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眼看就要被追上,强烈的求生欲望,竟然使得他猛地挣脱了捆手的绳索,人好像一下就飘了起来,游动的度明显加快。沿河游了大约两里来地,前面出现了一条废弃的拦河坝,两排残缺不齐的木桩有些还露在水面上,水流过去激起一线水花,远远望去一道白森森的水线横在河中。梁先雨如果能赶在民兵之前游过拦水坝,或许尚有一线生机。但人在水里游毕竟不如岸上跑得快。沿潇水两岸追赶的民兵先后都在梁先雨之前短到了坝上。梁先雨看到前面拦河坝上有民兵短着,转身向河西游,河西的民兵端着鸟铳、挥着马刀短过来;他又转身向河东游,河东的民兵端着鸟铳、挥着马刀短过来。这时候,岸上的民兵已经完全不着急了,轻松地在河岸上跑来跑去,看着猎物在河里作徒劳的垂死挣扎。几个来回下来,梁先雨精疲力竭,彻底绝望。他放弃了最后的挣扎,手也不划了,脚也不踹了,让水流推着他慢慢地靠近拦河坝坝基,当身体触到了倾斜的坝体,他抬起头,看着坝上端着鸟铳的民兵,拼命地向前爬了两下,猛然从水里站起来,双臂下垂,闭上眼睛张大了嘴巴拼命喘气。十几支上了铁码子的鸟铳一齐轰响,一团团灰色的烟雾在坝上腾起。梁先雨身子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在水中,一圈又一圈殷红的血液在湍急的流水中漾开,旋即吞没在白色的水花中……
就在同一天,白马渡大队开会研究,决定杀5名坏东西(3名地富、2名贫农),大队支书黄名佑(党的“十大”代表)打发治保主任朱荣恩到白马渡民兵指挥部请示蒋友元。蒋友元说:“群众讲杀就杀。”得到批准后,白马渡大队当晚就行动抓人,有2个家伙得了信逃跑了,只抓得3人,于27日沉了河。为表示对“贫下中农革命行动”的大力支持,蒋友元亲临杀场监斩。
同日,(8月27日),蒋友元带领清溪民兵自卫团的40多个民兵到油湘公社执行任务,在油湘大队干部叶友成家吃晚饭时,叶友虎向蒋部长请示杀人问题,蒋答复道:“一两个四类分子杀了还不是杀了。”
第二天,油湘公社在供销社楼上召开各大队干部会,李本跃主持,蒋友元作报告。蒋在报告中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革联”的问题。他说:“革联这个组织严重不纯,9个头头有7个出身不好,扛枪的人70%是四类分子(子女)。8月8号,他们抢了武装部的枪,搞反革命政变,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就跟国民党一样,下来抢钱抢粮,杀猪,无恶不作。”二是杀地富的问题。他说:“贫下中农起来杀了几个地富,这是革命的行动。我们说‘好得很’,‘革匪’说‘糟得很’,说明他们跟地富是一个鼻子出气的……对于四类分子老老实实的可以不杀,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两个。”并发了摸底表,要求各大队上报杀人名单。
会议后,油湘公社再次出现杀人高峰。下面要讲的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就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任中共道县县委组织部长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作为“犯过错误的当权派”挂了起来。“革联”8•8抢枪之后,“红联”总部从县委大院退守营江,一批受“红联”控制(或曰保护)的领导干部随之疏散到道县各地农村。王安生就是这些干部中的一员,他到了清溪区青口公社团结大队。团结大队是王安生搞“社教”时蹲点的地方,他跟这里的干部群众很熟,这里的干部群众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能到这样的地方暂避风浪,确实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虽然王安生这一次来青口,远远不如前一次那么风光,但团结大队的干部群众还是认他这个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颇为流行的民谣说得好:鸡是鸡来凤是凤,凤凰落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起,鸡还是鸡来凤还是凤!王部长就是这样一只脱毛的凤凰。
(1967年)8月中旬,王安生来到团结大队,先在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家住了三天,后被青口公社副书记周书接到庙头三队老贫农何文扰家住,和周书两人同住一间房子。王安生来大队时,大队尚未出现杀人问题。以后大队先后两次杀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扰家。
8月21日,青口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会议,贯彻上级领导的精神,说是又要杀地富了。团结大队派去参加会议的民兵营长何昌锟、贫协主席蒋先富、治保主任郑三喜回来后,向支书何家生做了汇报,当晚即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杀地富分子何靖东、魏永成二人。
8月23日上午,杀何、魏时,王安生和周书都在这个大队 。梅花公社社长何昌金是青口庙头人,正好回家休息,当时,潇水涨水,何昌金到河边看洪水,看见王部长和周副书记也在这里,连忙接到家里。泡上茶,点上烟,摆上红瓜子,刚坐下来不久,就见民兵营长何昌锟等人赶来报告:“王部长,今天我们大队要杀两个坏分子。”王安生点头笑笑,说了一句他平时最爱说的口头禅:“那好!那好!”何昌锟等人风风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们喝杯茶再走,何昌锟摇摇手说:“等一下来喝。”茶水还没凉,何昌锟等人又来报告:“两个坏东西已经干掉了。”王安生又是点头一笑,又说了一句:“那好!那好!”
9月4日,团结大队在大队小学校的大厅屋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参加的干部会。周书和王部长列席会议。周书首先领读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方面的几条语录。据与会者回忆大概是这么几条,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条是“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一条是“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着要民兵自卫团成员、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介绍外边阶级斗争的经验。听了蒋先富的介绍,与会的干部和党、团员一致认为:我们大队太保守了,必须迎头赶上。特别是几个团员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着要杀(阶级敌人)。治保主任郑三喜、大队长魏在华就杀地富反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杀就全部杀光的意见。王安生坐在门边,笑眯眯地抽着香烟,看到贫下中农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他的心里非常欢喜。具体定杀人名单的时候,怕泄密,又把会议缩小范围转移到四队后面的广山里去开。广山里会议上定下了杀19个人的大盘子。
9月5日, 19个对象无一漏网,被干净彻底消灭。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滩去,路上碰见了郑三喜。郑三喜看到王安生高兴得很,问:“王部长,你看我们干得怎么样?”王安生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干得不错!这问题是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王安生从王家滩回到庙头以后,房东何文扰在王的住房边碰见王安生。何文扰问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杀?”因为昨天杀人的时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杀掉了,老贫农人老心慈,觉得杀地富天经地义,杀子女是不是有些过火了,想请教一下王部长。王安生回答说:“子女能不杀当然最好不杀,问题是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敌人,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的。”
另外据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7人)的基层干部揭发,文革杀人期间,他们曾就杀人问题请示过王(安生)部长。当时正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该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均未开始杀人,宜山坪大队支书唐芳明问王安生:“王部长,有的地方在开始杀地富了,我们大队也想杀几个可不可以?”王安生说:“哈,你看不到呀?群众要求杀就杀吧。不过你们的动作要快,再迟可能就不行了……”该村第二天就杀了4个。此事1968年47军6950部队和道县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揭盖子学习班”上,经检举揭发并当面对质,王安生本人当场低头认罪。
但是这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王安生对以上问题全部否认。道县处遗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组成“王安生同志问题专案调查组”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认定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问题因当事人死亡而难以认定。如此看来,笔者的这段记录似乎有悖于本文写作的基本原则:所写内容,必须是旁证者众口一词,当事者供认不讳的。王安生死不认账,怎么能写上呢?但笔者手上有一份1968年“揭盖子学习班”留下的检举材料,白纸黑字记录着,在这个学习班上,王安生与其他当事人当面对质并低头认罪的情况,这——能不能认为是王安生已经供认不讳了呢?至于以后的翻案说词有多大的真实性,尽可见仁见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道县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数以百计,但大多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基本上是所谓“贫协”的一个代名词,正式成立组织挂牌办公并开庭审案的仅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一家。
1967年8月23日。柑子园公社小会议室。公社武装部长敬慎修、公社“红
联”政委胡代维、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等人,临时召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研究区委秘书、区“红联”政委左昌云的电话精神。早晨边子,左政委从区里打过电话来: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营江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已经杀了两个,你们那边情况怎样?”公社秘书接到电话后连忙向在公社主持工作的敬慎修等人作了汇报。敬慎修立即指示秘书通知有关人员火速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与会者都感到非常振奋。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公社小学民办教师)说:“我们柑子园的工作一贯不落人后,这次也不能例外,我们也要马上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并推举梁域任院长。
这一下,倒令梁域感到很不好意思,说:“我能力差,怕担不起这样的重担。我看还是请敬部长兼任比较合适。”
敬慎修说:“梁主席你就不要谦虚了,你是秀才,年纪比我大,水平比我高。我工作多,还是你当更合适些。”
最后决定举手表决。
表决结果梁域当选。
梁域当选院长后,马上找来木牌、油漆等物做招牌。他是小教出身,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写完“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九个字,正要落笔“最”字时,梁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停住笔请示一旁的敬部长、胡“政委”等人:“这个‘最高’两字是不是改一改?如果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几个字,就表示我们在夺中央的权,中央的权是夺不得的,搞不好要犯大错误。”“那,你看怎么改好呢?”敬慎修问。梁域略一思考说:“是不是改成‘高级’?”“好,就改高级!”敬部长一锤定音。
中午时分,在一阵三眼铳和鞭炮的轰鸣声中,“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招牌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格外醒目。
好多人跑来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当即就有红卫大队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向公社武装部长敬慎修和梁院长报告该大队陈世碧等人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 敬、梁当即带领公社自卫营民兵三十余人,赶到红卫兵大队“剿匪”。发现陈世碧等人正在田里搞“双抢”,一身水一身泥,黑汗水流。梁院长站在田坎上,招招手,把他们喊上来。民兵们一涌而上,把6个正在出工的“土匪”擒住,捆个结实。由于是捆“土匪”必须要捆紧些,痛得陈世碧等人拼命叫唤。梁域命令,押回公社,听侯处理。陈世碧等人痛得浑身冒汗,身子拘成一团,走路不动。民兵们便在后面,用枪口顶着,催他们快走。陈等人不知死期已近,拼命地喊着:“小心点子,小心点子,千万别走了火!”
翌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梁域主审,对陈世碧等人进行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由于唐再红等人反映的情况太过离谱,陈世碧等人拼命喊冤。梁院长决定先关起来再说。
同日,公社干部会上,胡代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营江有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我们这里有没有呢?营江搞掉了两个,我们这里也要不要搞掉两个呢?”
25日,公社召开各大队主干会议,作出了“个别四类分子调皮捣蛋,可以搞掉两个”的决定。
当天傍晚,敬慎修召集梁域等人在公社门口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议工作,研究如何处理红卫大队抓来的那几个人,决定宽严相济:杀四人,宽大二人。
正好有个宁远地方的癲子(精神病人),叫刘洪福,疯疯癲癲窜到了这里,被站岗的民兵抓住盘查,见他“装疯卖傻”,答非所问,认定是“革联”派来的探子,送来公社处理。敬慎修亲自审问后,下令自卫营民兵将他与陈明勋等四人一起执行。行刑时,陈明勋四人吓得屎尿拉了一裤子,刘洪福觉得好玩得很,高兴得不得了。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后,先后共开庭审判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5人“宽大”处理。这在当时还算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人犯”还可以申辩(有没有作用两说)。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社这里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8月27日,敬慎修了解到艳旗大队在他与梁域两次指示干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的情况下,一直拖着不执行,非常恼火,他气呼呼地给艳福大队支部书记摇电话:
“万支书吧,我是敬慎修。你们那里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动手?岩口已经杀了两个,你们那里情况那么复杂……不能掉以轻心啊!”听到万支书还在电话里嗫嗫嚅嚅,敬慎修说:“怎么这么右倾啊?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再拖了!赶快商量一下,该杀就杀。”
当晚,该大队杀了7人。
同日下午,敬慎修在公社门口碰见红旗大队的民兵营长,指示他:“你回去传达一下,岩口已经杀坏人了,你们大队有坏家伙的话,明天开个贫下中农会,发动群众杀他几个。”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6人。
于是杀得遍地开花,而且花样翻新、残忍之极。例如,该公社善祥大队第二批杀人时,把地富子弟范成先,17岁,弟弟范解光,14岁,妹妹范荣云,15岁,三兄妹活活下到废窖里,然后点燃一捆稻草丢到窖里慢慢地熏。滚滚浓烟呛得范家三兄妹在窖里鬼哭狼嚎,窖上的杀人凶手兴奋得手舞足蹈。等到窖里听不到动静,估计熏得差不多了,又搬来几块大石头,一阵猛砸,这才扬长而去。
……
紧接着,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集各大队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干部开会。本来说是召开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开着开着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这一天,47军6950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武斗,制止杀人,会上,公社副书记裴××传达了47军制止杀人的电话。可是紧接着胡代维的讲话,却表扬了那些行动快、杀人多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未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杀人谁不会呀?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就杀了15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权,把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留下来碰头。梁域说:“叫你们留下没别的事,主要就是研究搞掉朱用进的事。这个家伙‘社教’时被划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撤了副大队长的职,党员也免登了,他一直不服,到处告状,翻案,很嚣张!还扬言要杀我和敬部长。为保卫‘社教’成果,‘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决定今晚行动,干掉他。”
前来碰头的几个大队干部说,光搞掉他一个人不行,非得要搞,就连他的儿子朱时佑、朱时春,兄弟朱用章一起搞掉才行,不然后患无穷。梁域表示同意。研究具体行动方案时,大队干部提出,朱用进干部当得久,虎死不倒威,在大队有一定势力,要搞掉他家父子恐怕还要公社出面才好。梁域说:“你们放心,只要你们好好监视起来,莫叫跑脱了,其他问题公社解决。”
梁域为什么非要干掉朱用进父子呢?
据梁域等人说,是因为朱用进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以后,不但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反而十分嚣张,多次扬言要杀人,广大贫下中农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一致要求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据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认为——
梁域提出杀朱用进父子的主要原因是:1963年梁域贩卖毛线、茶油被宁远县水市工商所没收,梁回大队要朱用进开出证明,朱未给证明,产生隔阂。梁域“社教”时任大队贫协主席,整过朱用进家里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材料,并组织批斗朱用进数次。朱用进一直不服,多次上告。“文革”杀人中,梁域多次向敬慎修汇报朱用进的问题,借机报复。
关于要杀朱用进父子四人的原因还有一个说法:朱用进有一个弟弟叫朱用通,当时在东北工学院读书,暑假回家,被怀疑是“革联”派来的探子,派民兵去抓捕,被他躲在屋檐下面逃脱了。怀疑是朱用进透的消息,所以决定要搞掉他。
不论哪种原因,要杀朱用进父子,梁院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晚,趁着月光好,敬慎修、梁域亲自带领公社自卫营民兵,在卫星大队干部民兵配合下,将朱用进等四人抓到公社卫生院后面的茶山里。朱用进对自己也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茶树林,才晓得大事不好,双腿一软,扑通跪了下来,磕头如捣蒜地求饶:“梁域兄弟,不,不,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过苦……”
梁域用鼻吼笑了一下:“呸,你以为是你还是贫农、党员、干部?你是新生的四类分子!”
“我们犯了什么罪要砍脑壳,你也得说个明白呀。”
  梁域厉声喝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已经蜕化变质,成了我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之后用马刀将4人杀死。
附带提供几个数据,柑子园公社在敬慎修、胡代维、梁域等人的策划部署下,从1967年8月25日起到9月10日止,共杀128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89人,中农17人,贫农22人。最先向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告状的红卫大队就杀了4个贫农2个中农。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道县的汉子没有帮老婆做家务的传统,生产队出工,一般要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回到家里,女人家锄头一放,就忙着把围裙一围,双手在围裙上擦几擦,算是洗了手,然后便抢火一样地忙碌起来,将鸡、鸭喂了食,收进埘里;又将猪潲热了,倒进糟里喂猪;如果有毛俫崽(婴儿)哭得厉害,就从碗柜里抓出一根“酸咸”(泡菜)塞给他(她)去吮,待到鸡、鸭、猪都安顿好了,才能安顿人。饭菜上桌,一般都是掌灯时分了。男人们呢,收工以后,马上到自留地里打点菜蔬,忙过自留地里的活,就坐在厅屋的门洞里,拿起一根尺把长的烟袋抽着旱烟等着饭熟。蓝幽幽的烟雾从嘴巴里、鼻孔里逸出,一天的疲劳好像都随着辛辣的烟雾从肺叶里吐了出去。但是绝对不会帮着老婆动一下手,不是不想帮,怕人笑话,“男人不摸锅边铲”,在这里帮老婆做家务就是怕老婆的铁证,怕老婆就是无能的铁证。哪怕只是帮着挑一担水,也会有人开玩笑地说:“哎呀呀,把个婆娘当个皇帝娘娘供起来,怕么是晚上好睏些吧?”
但何芳乾例外,他在大队当支书,当家理事,说一不二,回到家里,挑水、烧火、带乃崽,什么都做。把同村的女人们羡慕得眼睛都滴血,都说何芳乾的老婆命好,前世做了好事,这世才修得这么个好丈夫。
(67年)8月28日,何芳乾从公社参加大队干部会议回来,见天色尚早,在自留地里打整了一会,又把水缸挑满,这才含着烟筒,坐在厅屋里抽起来,看着西边山上的红日头一寸一寸地落下去。
早几天(8月25日)公社召开民兵誓师大会,根据公社的统一部署,大队杀了两个“调皮捣蛋”的坏东西。今天上午,李部长(公社公安特派员李跃本)又在公社供销社的楼上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干部开会,会上,何秘书(公社秘书何润龙)传达了县里领导的指示(实际上是“红联”前指的一个代电),通报了全县的杀人情况,区里蒋部长做了“重要讲话”,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全县阶级斗争的形势如此严重真的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油湘公社这一次在全县大落后了,不但公社落后了,自己的跃进大队在公社里面也落在了后面。特别是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李部长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了自己大队拖了全公社的后腿,给他震动很大。何芳乾虽然身体不是太好,整天病怏怏的,但工作从不落后,领导一指责,惊出一身汗,回大队的路上就与其他几个同去开会的大队领导商量好了,这一次一定要大干一场,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时候,老婆收工回来了。何芳乾忙吩咐:“快点搞夜饭,今晚上有个重要的会要开。”
老婆见他很兴奋的样子,问:“什么会?”
“公家的事,你们女人家少管。”
老婆马上闭上了嘴,忙着刷锅做饭。她知道,老公在外工作,老婆要支持,公家的事,能不问就不问,能不管就不管,免得有人说她吹枕头风,影响党的威信。
吃过夜饭,草草地洗个澡,何芳乾匆匆赶去开会。农村干部开会,时间观念不强,说好八点到,不到个九点,人难得来齐,可是这回,等他走到开会地点——第五生产队的禾堂时,只见坪子上,早就沤好了一堆熏蚊子的烟火,黑压压一片人头,参加开会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几乎到齐了。何芳乾赶紧入座,交待负责站岗的民兵提高警惕。一清人数,洲子上村的都到了,五里洞村的因为路远些,还有几个没到。何芳乾朝五里洞方向看去,黑黜黜的旷野里,几点火光正向这边移来,心知是那几个没到的人来了,便放心地接过别人敬过来的烟袋,嗞嗞地叭起来。
“何书记,开会吧。只有几个没来了,边开边等吧。”有人催道。
“不急,再等一下子,今天的会议重要,一个人都不能缺席。”
一会功夫,便听得站岗的民兵一声喊:“哪个?口令?”
“哎哎,是我哩。革命!”
开会的人到齐了。搞完“敬祝”,学过“语录”,何芳乾开始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在会上,李部长表扬我们大队,说我们觉悟高、行动快……李部长说,我们大队搞掉(左)永祥、(左)昌允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现在,好多大队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自从25号搞掉两个以后,到现在还是一塘死水,没有行动。李部长说我们是一个先进大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我们回来查一查,调皮捣乱的还可以搞他几个。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主要就研究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大队还有没有调皮捣乱的家伙,要不要再搞掉几个?第二、要搞的话,搞哪几个?第三、怎么个搞法……”
 第一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呢?四类分子都老实了,共产主义早就建成了,还要抓阶级斗争干什么?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当然还是我们先杀他们,免得将来吃了亏,后悔都来不及。
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一名贫下中农代表提出:“杀了劳力,老的、小的哪个养?小的养大了好给他们报仇?要就不杀,要杀就一蔸蔸杀。”
何芳乾表示同意:“那就一蔸蔸杀。”
当即要各生产队报上名单,何芳乾亲自负责登记汇总。此事关系重大,交给别人,他不放心。
会议却一下子静了场,都垂着头,叭着手里的烟袋,黑暗中,猩红的烟头象河边草丛的荧火虫一闪一闪。每一闪,都把一张憨厚朴实、心情复杂的脸叠印在夜幕上。唉唉!人和人在一块天下生活,在一口大锅里捞饭吃,哪能没个磕着碰着的时候,哪能没有矛盾呢?可是,无缘无故要杀人家一蔸子,想起来还是有些肝颤。何况这个大队,以何、左两姓为主,洲子上的多数姓何,五里洞的多数姓左,姓左的心里又多有一层不平,上次杀的都是我们姓左的人,未必调皮捣蛋的都姓左,没有姓何的?
  何芳乾见大家不开口,只得又起带着作用,报了自己生产队的名单。这一来,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五里洞那边了,好了,我们这边出了人了,你们那边革不革命?
就这样,你报一户,我报一户,比着来,最后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子女全部作为要杀的对象报了名,一统计共61人。
何芳乾一看名单,犯了愁:“这么多人,搞到哪里去呢?”
副大队长左昌贵建议:“石头山水库尾巴有三眼窖,搞到那里算了。”
何芳乾说:“晓不得窖坏了没有,还是请你马上带两个人去查看一下,好不好?”
大队看水员一边答道:“我前两天从那里过身,看了的,没坏。”
何芳乾说:“没坏就好,明天上午就到那里去开宣判会。”
接着研究具体事宜,安排大队会计明天领头喊口号,安排大队副支书负责写“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
何芳乾再三交代:“今天晚上都要搞好,不然,明天上午就没有把戏耍了。”
最后决定,鸡叫头遍开始行动,抓人时打钟为号,五里洞村和洲子上村的民兵斢换行动,并宣布:“今晚决定的事,任何人不得通风报信,违者同罪!”
第二天清早,随着第一遍鸡叫的声音,行动开始。铛铛铛铛……挂在大队部前面用一块废铁板做成的钟敲响了。接着,五里洞那边也跟着响起来。
好!一切顺利!
坐镇大队部负总责的何芳乾连忙给公社摇了个电话:“喂,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的何芳乾,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决定用扫把扫,杀60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来喜“咿”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准备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何芳乾:“何支书,可要注意安全呀!”何芳乾说:“郑主任,我做事你就放心吧。”又嘱咐郑主任,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尽快报告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好了。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一大早就把“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背到了杀场,用两根棍子叉着立在三眼窖边。
上午9点多钟,何芳乾带队押着61.5名(其中一名孕妇,腹中胎儿算半个),被杀对象,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后面还跟着一群人数可观的看热闹的队伍。天气热,捆得紧,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就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丢进河里。这一招立杆见影,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马上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朝着死亡的路上迅跑。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5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用马刀一阵砍杀,不论死活,推下三口窖眼里。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烧,最后盖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经“处决”的2人,跃进大队大跃进,共杀63.5人。何芳乾可能没有想到(当时也没有作总结评比),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放出了一颗“卫星”,一举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至于那些被杀的人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现已无从考证。一个被送上杀场的人心里该会有多少事在翻腾呀!可惜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被杀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不但是清白无辜的,而且是老老实实,绝对不乱说乱动的,所以也就没有作过任何抵抗的准备。如果进行抵抗的话,那才是真正唯一的罪行。
而杀人者何以如此残暴呢?刀劈孕妇连眼皮都不眨一眨!莫非人类的灵魂深入真有残暴基因存在?它有时用于仇恨的报复,有时用于填充某种百无聊赖的空隙,但它一旦在“正义”和“革命”的名义下出现,更会变得百倍疯狂和理直气壮。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芳乾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边抽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没死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决定做牢靠的搞,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大的响声,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直跳。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事后,何芳乾非常兴奋,逢人便吹:“老子当时杀得浑身是血,成了个血人。”
这个“血人”后来被提升为公社书记。
如今那三口窖埋着59.5具尸骨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岁岁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成了一块鬼地。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须知,有些东西是很难腐烂的,埋下了就和埋藏它的土地一样地久天长了。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夜夜噩梦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道县愈演越烈的杀人事件,在道县以及全省,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是“一分为二”的,除了我们以后将要讲到的,它在附近十个县市引起的大屠杀外,也有强烈的反对之声。杀人的情况(真假混杂)通过民间、军方、政府三条渠道传到省会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筹备小组、47军支左部队和一些群众组织的关注……人们在慎重地考虑制止杀人事件发展的措施。在这先后,湖南省革筹、47军支左曾多次打电话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询问杀人事件真相。
然而,道县杀人风还在那片青山绿水中强劲地刮着,而且越刮越烈。它们就象瘟疫一样,刮到哪里那里就杀人。杀人的成分已经越来越扩大,不止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有被杀的可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与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难保安全,甚至观点不同也成为杀人和被杀的充分理由……人们对开会的消息已经恐惧万分,因为,只要某地开会,要不了几天潇水河里就会有几具尸体浮起。道县杀人风正在向周围县市迅猛扩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从农村杀向城市,从道县杀遍湖南,杀向全国。就连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挂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标语。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摄于各方压力,于(1967年)8月26-28日,在营江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
然而这个名为制止滥杀的会议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从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时间,全县共杀2454人,占全部杀人总数的54.5%。原先有些行动迟缓没有杀人的公社也行动起来了,全县37个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杀了人。
道县处遗工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谈到这个现象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营江前线指挥部在营江公社召开的各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会议(营江政法干部会)的指导思想是‘不准滥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重点还是落在一个‘杀’字上。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把那些用老虎凳、辣椒水和烙铁‘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大肆渲染。指挥长郑有志、‘红联’司令张明耻、政委贺霞都讲了话。讲了所谓的当前形势,‘革联’的问题,以及对农村杀人问题的看法。有些同志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罪行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加赞扬。还上升到理论高度,说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高思想认识。郑有志在会上说:‘这一下我们道县出大名了,连中央都晓得我们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组对零陵军分区上报47军的《社情电报》的批复)。中央虽然没有表扬我们,也没有批评我们,这说明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中央还是支持的。’当然也讲了杀人要整材料报批,要将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区别对待等等,但都是官样文章。在当时的农村里,四类分子是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子女也是四类分子,连四类分子的孙子都是四类分子,杀起来哪有个青红皂白。8月28号,郑有志在会议小结中说:‘前段杀得有些乱,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要劝说群众不要再随便杀人了,杀多了就会杀乱了,杀出宗派来,误杀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恶极的,群众有要求的,还是要杀他一、两个。’8月29日中午,郑有志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虽然也讲了‘不准滥杀’的问题,但在讲话中,仍然是大讲全县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说‘四类分子’要搞暴动,要杀党杀干杀贫下中农;说贫下中农起来先下手为强,结果把四类分子杀了;说‘乱杀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又说了前段杀人杀乱了,有的地方把四类分子子女也杀了,把小偷小摸的也杀了,把脱产干部也杀了;还有的地方提出要杀‘四清’下台干部,要杀搞副业不给集体交款的人等等。郑有志说,不能乱杀,对罪大恶极的,要整材料上报,批了之后才能杀。应当说郑有志等人的讲话对于杀人风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讲这个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他是个代表人物。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本质的原因,就是左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讲个笑话给你听,那个时候,天不下雨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山洪暴发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水库漏水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脑膜炎流行怎么办? 批斗阶级敌人。粮食减产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总之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也灵,不灵也灵……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都是个笑话,但在当时神圣得可以掉脑袋。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使人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那么杀四类分子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怎么杀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错,‘感情’一定要宁左勿右,‘左’一点有好处,‘右’一点自己吃亏。再有一点就是派性作怪,当时‘红联’和‘革联’斗得你死我活,‘红联’把对‘革联’的仇恨发泄到四类分子身上,至于四类分子与‘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当时就有人造谣说:‘革联说农村杀四类分子就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营江政法工作会议还没结束,各区社就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26、27、28突击大杀三天,杀了500多人。四马桥区四马桥、杨家、洪塘营、大平岭等公社给大队打电话指示杀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紧时间搞他几个,免得将来要整材料。’清塘区有的大队原来杀得少,有的没有杀,区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说:‘别的地方都杀了,你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就那么好?’仙子脚区,那个时候叫红岩区,该区沙田公社原来只有个别大队杀了人,营江会议后,公社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要杀就赶快,不然就没有机会了。’结果几乎每个大队都杀了人。寿雁区在会前只杀了40多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0多人。营江公社原来只杀了9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多人。清溪区柑子园公社在贯彻营江会议精神的当天晚上就杀了39人。特别是该区油湘公社跃进大队原来只杀2人,28号在公社听了营江政法会议精神传达后,29号一天就杀了61人,成了全县的杀人冠军。”
笔者在处遗工作组写给县委和地委的汇报材料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本身就是道县文革“杀人风”的点火者、煽动者和部署者,他们去制止杀人无异抱薪救火。

“红联”少数头头(包括支持他们的一些干部),一方面与“革联”打派仗、搞武斗,一方面插手农村的“乱杀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造了大量杀人舆论。
二是对杀人作了动员、部署和督促。各区社开会动员、部署和督促杀人,都是“红联”头头和站在“红联”一边的干部搞的,“红联”总部和“前指”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郑有志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动员部署杀人,又两次在清塘区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鼓动杀人,还在营江公社召开营江公社基干民兵会议,布置杀人,到桥头、红岩、寿雁等地督促杀人,煽动说:“罪大恶极的就是要杀他一两个。”“只要群众起来了,先下手为强。”批准清塘、久佳、营江等公社的几个大队杀了5人。
贺霞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鼓动杀人,说:“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的问题。8月26日给祥霖铺区的苑礼甫打电话说:“把该杀的四类分子都杀掉。”
张明耻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对乱杀人问题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问题,为各区社提供炸药,支持杀人,并电话布置祥霖铺等区抓捕站在“革联”一边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说:“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枪毙。”批准寿雁区的何寿植杀1人,指挥营江良种场民兵杀了技术干部周德俊。
刘厚善8月21日从营江给本区打电话说:“六区、十一区、八区都杀人了,我们那里有四类分子暴动,要干掉他,免得贫下中农吃亏。”在万家庄公社八一大队、上关公社齐心大队等地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动员杀人,说:“最高法院就是贫下中农,要杀就杀。”“四类分子要管好,跳皮捣蛋的,经贫下中农讨论,就可以干掉他。”8月30日指使人将富农分子林彩和杀死在松树林里,点名将齐心大队的李如标杀掉。在齐心大队的龙江桥借枪给一个大队杀了6人。
钟昌友8月19日从营江给本区(车头区)公安员何田打电话,布置杀人,说:“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8月20日,听车头公社妇女主任电话汇报杀了一个四类分子,说:“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8月29日,又给本区打电话布置:“各大队把四类分子集中关起来,情况不对,就全部干掉。”
8月26日至28日,“红联”召开的全县武装政法干部会,名义上制止杀人,实际上起到了进一步动员杀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红联”派出人员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谓敌情和贫下中农反暴动的情况,并布置祥霖铺等区搜集并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为统一向上汇报作准备。
三是组织民兵控制全县农村。“八•八”抢枪以后,“红联”即布置区社组织民兵统一活动,阻止“革联”下乡,控制四类分子的活动。全县所有区社都集中了民兵,成立了“指挥部”、“民兵营”、“自卫队”一类组织,脱离生产,站岗放哨,拦关设卡,堵截搜查来往行人车辆,全县民兵上下左右之间都有联系,整个农村被“红联”严密地控制着。
四是“红联”统一解决了民兵的用钱用粮问题,为区社提供了炸药。“红联”总部统一向下布置,民兵费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粮。有的区社对这种作法提出疑问,“红联”头头说:“现在考虑的不是几个钱、两斤粮的问题,‘革联’要搞反革命政变了,吃了再说。”有的地方则是由区社统一部署,向生产队摊派粮钱。“红联”总部从县物资局搞了两千多斤炸药,发到了各区社,绝大部分用来杀人。9月初,“红联”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军装,买了一双解放鞋、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红联”召开了两次全县贫代常委会和一次全委会,通过他们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健全工作,组织贫下中农参与“乱杀风”活动。不少区、社、队都建立了贫代会组织,开展了活动,很多地方的杀人宣判活动,都是由贫代会组织的头头主持的。县贫代会的不少常委,都是“乱杀风”的积极分子,如祥霖铺区蒋良珍,在区社参加了不少组织、指挥杀人活动,在本大队批准杀了5人。
六是组织专人对所谓反革命组织成员进行了审讯。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区社将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送到营江,由黄涛组织何荣昇(公安局股长)等人统一进行审讯,并专门成立了“红色前线政治指挥部”,前后被审讯的有二十多人,从九月一号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经过审讯的人,放回后绝大多数都被杀掉了。在此期间,“前指”曾作出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则将被审讯的人统统杀掉(未成事实)。
七是有人上下联络。8月中旬“红联”撤到农村后,仍有3人留在县城与上下左右进行联络。他们是唐铭植、刘昌林、王恩昌。唐以“红总”(道县红卫兵总部)出面,刘、王以贫代会出面,经常与各区社通电话,了解动态,要杀人数字,通报全县各地发生的重要情况,传达“红总”和“前指”的意见,答复区、社提出的问题。祥霖铺区提出要出杀人布告和组织力量突击杀人,王恩昌都在电话里做了肯定的答复。唐铭植还经常与熊炳恩联系向他汇报情况。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8月25日报到,26-28日正式开会。开会地点,原定在营江公社,后因担心“革联”破坏,改在营江小农场。
开会不久,祥霖铺区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留守区里主持工作的副区长苑礼甫摇了个电话:“苑区长吗?我是蒋光德。请你赶快把几个公社的公安员都通知来营江开会,要快。对,对,马上赶来。”苑礼甫向蒋光德问起营江会议的情况,蒋光德说:“正在讨论这个(指滥杀)问题,以后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要求迫切的,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要注意阶级路线……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随便了。”接着,蒋光德通报了一下其他几个区杀人情况,蚣坝杀了200多,月岩杀了100多,四马桥杀了100多……说:“别的区杀得多,我们区进度慢……形势要求我们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
苑礼甫接到电话,双眉紧皱到一起。与清塘、蚣坝、四马桥等几个“先进区”相比,祥霖铺区的工作是有些落后于形势。作为区里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同时又是区“红联”的顾问,苑礼甫8月中旬到了营江“红联前指”考察革命形势,回区以后,8月17日出面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策划按照营江“前指”模式成立区里的民兵指挥部。8月21日,在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召集全区干部、民兵骨干约300余人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挥部。8月23日,苑礼甫、黄尚森等人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下一阶段抓促工作。当天晚上,新车公社八家大队在新车圩浮桥 口栏关设卡盘查行人,抓住了3个形迹可疑人员,说是外出搞副业,身上有没有带公社和大队的证明,抓住送来上渡指挥部。第二天,经过突审,发现是3个从本区审章塘公社松柳大队逃跑出来的四类分子(子弟)。当晚,经区委组织干事、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黄尚荣等人批准将3人打死。但这个事情搞得没有一点声势,简直是偷偷摸摸的,一点都不光明正大。苑礼甫和区里其他几个领导很不满意。幸亏黄尚森脑子灵,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写了布告,张贴到祥霖铺圩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轰动了,这才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苑礼甫自己也亲自出马,在上渡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杀了上渡大队的4个坏家伙,总算把全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
可是,工作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就要剎车了。苑社甫非常婉惜。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开创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苑社甫心里反复分析着、思考着……蒋光德的电话无疑给了他一个讯号,再不杀,机会就不多了。这位年轻的区委秘书兼副区长是道县重点培养的干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干劲、有水平得到县委领导的高度肯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必须有所表现。
一直站在身边的黄尚森被他严肃的表情吓住了,悄声问道:“苑区长,蒋部长在电话讲了什么事?”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苑礼甫作出了决定,他一拍黄尚森的肩头,说:“马上通知指挥部的脱产干部和在指挥部的排以上民兵干部,今天晚上在晒谷坪开一个紧急会议。”
当晚,晒谷坪上点燃了两盏咝咝作响的大汽灯。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之前,苑社甫又把黄尚森、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审章塘公社组织委员蒋贤柘、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新车公社培植员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等几位骨干干部叫出会场,开了一个预备会。苑礼甫传达了蒋光德的电话内容后说:“……光德同志叫我们采取措施,抓紧一点,抓平衡一点,指挥部的意见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队督促一下……看你们的意见如何?”
大家一致认为苑区长这个意见很好。
于是,派民兵下大队督促杀人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接着几个人回到会场,宣布正式开会。会上苑礼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挥部决定,以公社为单位,每个大队派两个基干民兵去打突击。具体派谁去由各公社自己决定。……过去杀一个坏家伙要写好多材料,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准死刑……以后,等各公社特派员从营江开会回来,又会要批了,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一个大扫除。”
会后,苑礼甫又单独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营长杨秀志留下,面授机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挥部全体民兵紧急集合,召开誓师大会。杨秀志首先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昨天晚上开了个干部会,苑区长部署了,今天要给每个大队派两个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动,三天之内把该杀的四类分子杀掉。今天大家回去后,要崭劲搞一把……苑区长又指示了,要我们回去以后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革匪来抢人。”
接着大会主持人黄尚森讲话,鉴于一些历史经验,他反复强调:“回去只准杀四类分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最后,苑礼甫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这一次回去执行新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在这里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他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了一头猪,打牙祭(会餐),指挥部又特意赶制了一幅大横幅:

热烈欢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线执行光荣任务!

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苑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6名(63个大队,每个大队派2人)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年轻的苑副区长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咤风云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咏起毛主席词诗中的名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三天后(8月30日),126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共杀569人!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关于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样督促杀人的,我们想用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口述实录作一个回答。因着偶然的机会,我们采访到了他。我们不想把他称为杀人凶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琐,身材瘦小,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杀人,甚至能杀人,更不用说还曾威风凛凛地掌管生杀大权!他那绝非伪装的朴实憨厚,你会以为是那种只会被人杀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杀人时是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的贫协主席。当时,刚刚被牛斗伤了腿,伤在大腿那里,在家休养。走路一颠一颠,痛得跐牙咧嘴,可还是忙上忙下的给我们端茶递烟。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那时候,乱得很,各地起了舆论,四处刮风,一天好几个消息传到村子里来。有人说,清塘公社有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有二十户地富,二十户地富先动起手来,把十户贫下中农都杀光了。有人说,全县好多村子都杀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夺了枪,要血洗道县。风声越刮越紧。阳历8月26日,我们公社开始杀人,15个大队有13个杀了人。我们没杀。天天有来鼓潮的,某大队杀了几个,某大队又杀了几个,我们怎么还不动手?那个时候讲究的是依靠贫下中农,我是贫协主席,就喊拢几个大队干部议了议。我问他们:“别个大队都杀了,我们还没动,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没底,谁也不做声。支书周永斌看到支委没来齐,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齐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开会时,我出了个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来,关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请示,上面喊杀就杀,上面不开口就放。”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书和周家的周发亭、唐家的唐绍功,他们两个,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民兵营长,一同去公社请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干部黄仁义,三个人问他:“黄同志,杀人的事公社有什么指示。”黄仁义说:“外面打烂了十面战鼓,你们还以为是鸡啄簟盘!赶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动手杀。区里派了突击队下来督战,你们落到后面去了!”
这天中午,我正睏午觉,唐绍功闯进来,把我从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区里民兵司令部来人了,骂我们是怕死鬼,你看怎么搞法?”我说:“既然来人了,还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来再说。”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要他通知贫下中农开会,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个时辰,唐家仓库后坪上,贫下中农来齐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个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关到仓库里。我看到富农子女唐寿娥手上抱了个两、三个月的毛乃崽(婴儿),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齐后,由支部副书记唐绍光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个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维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第一个提了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周家的人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没有一个人做声。你要杀我队里的人,我就要杀你队里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个场合,就晓得了,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
接着开宣判大会。区里民兵司令部派来督战的民兵队长是我表哥,我请他讲话。他呢,因为走了一上午路赶到我们大队,我们又没有招呼得好,没安排他吃饭,心里有气,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讲,要我讲。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红宝书来,那时候没得红宝书办事不成的,先读了几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下面的我现在记不全了,我不识字,但那时候,那厚的语录本还是背得几百条。我接着讲:“今天的会主要是杀地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见是同意杀!”我不会讲话,讲了几句,没得词了,说了声“完了”,就站到一边去了。
接着就是宣布死刑名单……开完会,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绍功研究,人杀到哪里去呢?我们两个扯了一气,开始打算杀在岑江河对门山上,一想那里是赶闹子必经的路,怕人;杀到河里,又怕把水搞脏了;上面大队杀人,把人丢下河里,尸体流下来,烂在我们这边的坝子上,臭气熏天,我们还跟他们提过意见。扯来扯去,定在周家对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决定唐绍功安排船过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两个押一个,不能让跑脱了。
周家对面山上那块地方原是个老坟场……茅荒草深,学大寨开了几块梯田,种了些油茶树,稀稀拉拉,长得还没有茅草高。驾船过了河以后,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銃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和别个大队搞过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銃,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标、木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些看热闹的也自动站在了后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功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起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个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可是,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口令。
我的手也发起抖了,鸟铳上的鹅公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标、棍棒一阵戳、一阵打,接着一窝蜂的人又用石头砸了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了,浑身稀软的,累得要命,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那个心情,就像做了强人(土匪)一样。刚躺了一会,听得门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没有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支书)、周发亭(大队长)和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过河去补火。唐绍木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唱:

叫你杀,你不杀,
叫你夺(戳),你不夺(戳),
千斤重担我担承……

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家屋场的毛田拐在土里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那边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工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公,去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得这个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没断气的,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帕,拿回家去。我们这里有个讲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长寿。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过河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里。)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个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在山上没有管,当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了,在东昇机械厂当炊事员。这一次清查一开始,刚刚学习了文件,我就主动找到厂党委坦白交待了。
厂党委派专人送我回大队,参加了20多天的学习班。因为我不在,大队上的人把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那不行,要实事求是!我找到他们,当着工作组的面,一项一项讲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们的,一五一十都讲清楚。还有什么不认账的!谁不认账都不行。说记不得了,都是假话,这种事情,哪么会记不得呢?我记得一清二楚,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哪个敢不认账?后来,工作组的同志还对我表示了感谢,协助他们把我们大队的问题,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祥霖铺区位于道县南部,辖祥霖铺、审章塘、下蒋、新车、岑江渡五个公社,区政府驻地祥霖铺圩距县城20公里。该区南面铜山岭、黑头山、猫儿山、马鞍山横亘数十里,地势南高北低。东部紧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从桐溪尾入境,流经新车、岑江渡二个公社,在两河口与沱水汇合,形成一大片广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产茶油、稻米、烟叶而著称。
祥霖铺区是道县文革人事件中的区亚军,共杀916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打495人,刀杀152人,沉河88人,炸死28人,投岩洞9人,棍棒打死88人,绳子勒死4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7户。
笔者特别提供一份祥霖铺区文革杀人进度统计表,这些单凋枯燥的数字,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时间(1967年)        人数(人)        备注
8月24日        8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率先杀人。新车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5日        24        审章塘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岑江渡公社召开会议煽动杀人。
8月26日        105       
8月27日        242        区上渡民兵指挥部派民兵下队突击“补火” 杀人
8月28日        218       
8月29日        109        “突击”补火杀人结束。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
8月30日        40       
8月31日        55       
9月1日        35        区召开会议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通告。
9月2日        13       
9月3日        15       
9月4日        2       
9月5日        23       
9月6日        4       
9月12日        1       
(注:本表统计时间较早,杀人数字与最后落实人数略有出入)

从上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铺区杀戒开得晚,8月24日才开始杀人,十个区它是倒数第一名。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开始,8月21日到8月25日形成第一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只赶了个尾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请教过好几位道县朋友,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样回答笔者:“我县由于地处湖南边陲,文化大革命乱得比较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县委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运动纳入县委的轨道里来。这个情况大概全国都差不多。也好理解。当时作为县里的领导并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只能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比照反右斗争的经验来搞。结果一下子翻过来,受到很大的冲击,县区两级党委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公社一级稍好一点,也受到不小的冲击。这个时候,中央来了一个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支左。县人武部作为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序列就在县里支左,从这个时候开始,县里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了。人武部这些人,原先在同级党委里位置比较低,一般就是一个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把原来党委里的某些人拉出来坐在前面,我不是说杀人的问题党委这边的干部就没有责任,我是说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实权在人武部手里,这些人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简单粗暴,胆子大得嚇人。1968年,47军支左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搞了一个‘揭盖子学习班’,针对1967年发生的‘乱杀风’进行查处,这个学习班我参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到现在为止(1986年)所有的查处,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没有超过这次‘学习班’。当时我们揭出很多问题,可以说铁证如山。县里的问题,我现在不敢乱讲,但每个区杀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几乎都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这个话走到哪里我都敢讲。红岩区杀人杀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红岩区武装部长)说:‘让他们先杀,我们看一看再说。’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的事。祥霖铺区杀人杀得迟,就是因为陈国保(祥霖铺区武装部长)是个病壳子,当时在家养病,他的工作由下蒋公社武装部长暂时代理,一个公社武装部长要在一个区里布置杀人显然名不正言不顺,哪个会听他的呢?这就需要区里有人站出来。最后苑礼甫站了出来,但是走迟了一步。祥霖铺开始杀人的时候,全县已经杀起了风,到8月25号,整个祥霖铺还只杀了三十几个人,所以26号蒋光德从营江打回电话以后,苑礼甫要‘补火’突击杀人三天。结果一下子杀了500多人,全区60%的人都是这三天杀的。苑礼甫这个人你们可能不了解,从材料上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实际上文质彬彬,也很正直,还有郑友志也一样,从材料上看好像杀人不眨眼,其实蛮忠厚老实的。如果杀人可以不偿命而且还是‘革命行动’,人太容易变成杀人犯了。”
祥霖铺区杀人虽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现出一种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态势,各个公社紧急行动,连轴转,杀人数字直线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审章塘公社。
审章塘公社是祥霖铺区杀人最早也是杀人最多的公社。笔者在本文开始时讲的那个杀害蒋勋父子、强奸蒋勋妻女的黄土坝大队就隶属这个公社。该公社也是全县的(公社级)杀人亚军,共杀285人,其中被逼自杀14人。最先杀的3个人是该公社松柳大队的三个地富子弟。前面已经讲过,这三个人因为听得“又要杀地富”的风声,害怕被杀嚇得跑出去,想到广西那边去避风头,(1967年)8月23日在永明河新车渡浮桥过河的时候,被八家大队的民兵抓住,送来上渡民指。当时苑礼甫等人正在水龙农业中学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煽动部署杀人,这三个背时鬼正好是送上门来的典型材料。第二天(24日)经过审问,没审出什么名堂,当然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黄尚森和审章塘公社党委组织委员蒋贤柘、公社秘书杨景荣、公社武装部长杨家旺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借这三个“坏东西”脑袋发动群众。按照当时道县杀人的惯例,区和公社这两级单位一般都不亲自动手杀人,即便是点名要杀的对象,也是交给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电话给松柳(大队),要他们来人领回去杀。黄尚森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烦琐哲学。简单处理,由(上渡)指挥部解决问题。”当晚将3人打死,第二天(25日)正逢圩日,黄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铺圩场上张贴杀人布告,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贤柘、杨景荣、杨家旺、以及公社红联头头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队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部署杀人。会后,蒋、杨、杨、周等亲自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形成了审章塘公社第一次杀人高潮。第二次杀人高潮虽然是由苑礼甫派上渡民兵指挥民兵下来“突击补火”引发的,但蒋、杨、杨、周等人坚决执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没。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审章塘公社杀人前三名的大队是:前进大队,杀39人,其中自杀1人;红日(送洲)大队,杀33人;红岩(葫芦岩),杀30人,其中自杀7人。三个大队中,红岩大队相对而言更有特色一些。
红岩大队,也就是葫芦岩村,是沱水边上一个依山旁水的村落。村子东边的沱水(潇水的上游)上有一个渡口叫葫芦岩渡,这个渡口很有名,凡道县人很少有不知道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摆渡,大约可载十八、九人,通往江永、江华的古道从这里通过,行人不少,渡船在碧水清波中来来往往倒也难得清闲。村后的山上,石多树少,但总体说来山清水秀,淳朴,自然,简约,又充满灵秀之气。
(1967年)8月25日,红岩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甫爱等人从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回来以后,第二天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骨干开会,贯彻洞民会议精神。
周甫爱把公社开会的那套程序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大队会上,他招呼大家对着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像的忠字台站好,拿出红宝书先搞敬祝。敬祝完毕后,周甫爱说:“大家先不忙着坐下,让我们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大家把红宝书翻到第×页,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一、二、三——起”与会者随着他的口令齐声读道:“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扫,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个程序叫做请示。请示完毕后,会议进入正题。
周甫爱说:“……前一段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别的先进大队比,我们还是落后了。现在道县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的活动十分嚣张……别队早就行动起来杀地富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行动。今天把大家找得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调皮捣蛋的要不要也杀他两个?”
“要杀!调皮捣蛋的不杀他两个,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
“上面已经开口要杀了,那就杀吧。”
周甫爱看到大家认识已经统一了,又说:“那好,我们就议一议杀哪几个。”
他这一开口,下面反倒冷了场。因为问题具体了,点名点姓把人提出来,多少还是有些为难。够得上砍脑壳条件的,政府早就砍了,剩下的这些人,不说老实阿弥陀佛一个,但也很难想出什么非杀不可的理由。这种现象,笔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第一次研究杀人的时候,很多大队杀人的名单总是很难提出,总是要上头(公社)来人督促,或者大队上有人坚持。杀了第一批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
周甫爱见大家不吭声,就说:“你们不提,我来提。杀一个(周)甫文,再杀一个(邱)声凤,大家讨论一下。”
此言一出,整个会场骤然安静下来了,原先还有些人在交头接耳,这一下都把身子坐直了。怎么会这么紧张呢?蹊跷就在周支书提名的这两个人身上。周甫文好说,富农(其实是子女),杀就杀了;但是邱声凤是个下中农,关键是他还是周甫爱母亲陈满女的老相好,这在村子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周甫爱对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觉得太伤面子,按说他是一队之主,大队上的事他说了算,要对邱声凤采取点措施,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又是个孝子,有些怕母亲,不敢惹母亲生气,所以就变成豆腐跌到灰里面,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退一步说,邱声凤这个人杀了也没什么大关系,但陈满女性子烈得很,杀了她的老相好,会跟你破命的。这个谁受得了?
周甫爱看到众人不做声,心里好恼火,但话已说出了口,怎么收回来?吐出的口水难道还要自己去舔掉?他把眼睛看着众人说:“怎么都哑巴了?怕死不革命啊?”
但是——大家还是不开口。
周甫爱脾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说:“今天不回去了,谁都不准走。(周)甫玉(民兵营长,周甫爱的叔伯兄弟)带几个人把邱声凤、周甫文抓起来。我就不信革命就有这么难!”
还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甫玉立即带领几个与会的民兵骨干将邱、周二人抓起来,又按照周书记的意见,拖出去“处决”了,这才散了会。
由于这一折腾,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喊口号给忘记了。
第二天(8月27日)一大早周甫爱又通知开会,研究杀人问题。昨天刚刚开会除了两个心头恨,怎么今天一觉睡醒来又想起还要再杀呢?
葫芦岩村的一些村民给了笔者这样一种说法,杀了邱声凤以后,陈满女哭了一个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爱再三给母亲解释,不是自己要杀的,是上头指示的。但是陈满女不信,上头只喊要杀地富,哪个说了要杀贫下中农?你地富不杀,杀贫下中农,分明是成心。也许是这句话让周甫爱意识到自己昨天的做法有点过了,放着那么多地富没开刀,急急忙忙把邱声凤杀了,上头问起来,怎么交代?想来想去,还得赶紧再杀一批,如果杀的大部分是阶级敌人,只有少数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天上说到地下都不怕。
所以,一早起来,他就通知大队干部、民兵骨干开会。会上,周甫爱拿出了一个杀人的大名单,这一次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四类分子(包括子女)。但是,出乎周甫爱的意料,群众居然不同意。很多人对他昨天的做法有意见,认为他私心太重,做事不公,太霸道,太不把人看在眼里了。几个昨天死活不开口的大队干部这一次开口了:“上头说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一两个,我们已经杀了两个,下一步怎么搞,还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再定。”弦外之音不就是说周支书是在擅自做主嘛。周甫爱听着心里窝火,又不好发作,人家的话说得不软不硬,在情在理,又把个上级领导端出来,叫你很难反驳。有心动用支部书记的权威强行通过,可是这样的事可一而不可二,昨天已经做了一次,今天连着再做第二次有点说不过去。周甫爱在大队的威信高是高,但还没有高到说一不二的程度。再说,这些人杀不杀对自己又有多大的好处?反正只要自己有这个态度摆在这里就可以了。于是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说不着急杀,那就不杀算了。”
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杀不成器了。
但是——当天中午,大队派到上渡民兵指挥部的两个基干民兵带着区里的指示赶了回来,说要“补火”,大杀三天,该杀地富都要杀光,还说再不动手就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好了,太及时了!你们不是说要等上面的指示再定吗?好,现在上面的指示来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周甫爱马上通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杀人问题。这一下再没有人敢唱反调了。个别对杀人问题有保留意见的大队干部也把脑壳做个乌龟缩了起来。谁都明白,再唱反调,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过来可不是好耍的。杀,还是不杀,已经不成问题。讨论的焦点围绕着怎么杀展开。
周甫爱说:“根据蚣坝那边的经验,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种刑法。金就是背刀砍,木就是用棍子打死,水就是沉河,火就是用鸟铳打、炸药炸,土就是活埋、下窖眼、丢天坑。大家讨论一下用哪一种方法好。”
治保主任邱声洋说:“我看哪种办法简单就用哪种,就是不要搞得太损心了。”
“对,对,简单好。”马上就有人附和,“前几天沿河滩大队在葫芦岩下天坑,丢下去没有死,又用火来熏,又用炸药炸,搞得太损心。”
邱声洋说:“干脆用水刑算了,往河里一丢就完事,了了撇撇,连船都是现成的。”
“要得,要得,就用水刑。”
“同意!”
“同意!”
这个办法得到众人一致拥护。
接下来就是安排谁谁负责抓人,谁谁捆人,谁谁负责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状,谁谁负责行刑,谁谁负责站岗,以及杀人的报酬、行动的时间等等。
最后,周甫爱招呼大队会计带领与会者喊口号,这一回,他没有把开会的这最后一道程序给忘了。
大队会计站起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带领大家喊口号: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万岁!”众人跟着振臂高呼。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不是绣花!”
“绣花!”
……
应当说工作已经做得很细致了,寸寸节节都有专人负责,但是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因为在杀人的问题上,一反一复,开会的时间拖得有点长,不知怎么搞的把消息走漏了,到抓人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地富分子“畏罪自杀”了,还有一个家伙名单上没有她,也稀里糊涂跟着上了吊,原定11个,最后真正抓人去沉河的只有9个。这9个对象五花大绑,押到葫芦岩渡口,邱声洋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当场就有几个瘫在地上,走不动路。邱声洋、周甫玉等人带领民兵把这些人连拖带拉弄到渡船上,把船划到河中央,“噗通——”,“噗通——”丢进了沱江。
“这些人临死前没有说些什么吗?”笔者问知情人。
“没有。”知情人答道:“人都吓瘫了,还能说些什么呢?再说,就是想喊点反动口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根索子套在颈根上,只要听得他想开口,背后的人把索子一拉,就锁住了喉,莫想发出一点声音来。”
紧接着,8月28日,审章塘公社为了配合上渡民兵指挥部的行动,再次召开全公社各大队主要干部开会,统计杀人数字,了解杀人进度,督促补火杀人。
会后,葫芦岩大队理所当然又得杀一批。这一次杀地主要都是四类分子子女,但年轻一点的女人家周支书没舍得杀,特别有两个地主婆子人长得还可以,劳动力也好,杀了太可惜了。周甫爱发下话来:“地富家的女人,汉子被镇压了,如果本人愿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这个决定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拥护,都说这个主意好,既可以少死几个人,也可以解决大队上好些老光棍的老大难问题,一举两得。正是因着周支书这个土政策的出台,葫芦岩大队(道县其他很多大队也类似)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得以苟全性命,说起来也算是一件积阴德的事情。
十九年以后(1986年),笔者因缘附会来到道县采访,听得葫芦岩村村民反映这样一个情况:67年“乱杀风”时,周甫爱等人把地主子弟邱声向一家杀害,只留下邱妻刘桂翠配给他三哥周甫近为妻。现在处遗工作落实政策,政府赔了人头费、建房费、补助费等等,因为邱声向没有别的直系亲属,大队上就把钱赔给周甫近。杀了人、夺了妻、占了财产,政府还把补助费给了他,便宜让他一个人占全了,群众很不服气。
听得这个故事,笔者心中如打翻了调味瓶,五味杂陈,也许我比村民们想得多了一点,也许村民也想得很多只是不愿说出口,我们想法当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无可奈何。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笔者在前面讲述(公社级)杀人冠军蚣坝公社杀人情况时,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实录,在这里,讲述杀人亚军审章塘公社的杀人情况时,准备引用三名劫后余生的弱女子的血泪控诉。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被杀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约为3.5:1,但,这并不说明男性受到的伤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泪!多少磨难!多少屈辱啊!但是这次处遗工作中敢于站出来为自己、为死去的亲人讨一个公道的女性却很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我能够理解她们的选择,同时也因为这理解而生出了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在亲人被杀地情况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给了杀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凶手,但十九年的岁月过去,她们已经在新的家庭里生儿育女,并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们选择沉默更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为了生命的延续,这是老天爷赋予女人伟大的天性。同时,我也向站出来为自己、为冤死的亲人讨个说法的女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们选择控诉,为的只是四个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县东门乡东子山人,46岁(1986年)。
我原先是审章塘公社东风大队鸭婆颈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乱杀人的时候在祥霖铺卫生院当医生。我们大队是(1967年)8月26日开始杀人的,怎么杀起来的我搞不清楚,只觉得来得好突然,说杀就拖出去杀掉了。只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主了。由于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当时我嚇得要死,后来看到没有动我们屋里的人,才稍微放宽了一点心,想起丈夫在区里卫生院当医生,不归大队管,总不可能杀到我们屋里来吧?可是想不到因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资,稍微有两个活钱,日子过得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就惹起好些人眼红。8月28日大队上开会研究杀二批,(大队)文革主任丁运华在会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来杀掉,支书刘进昌表态同意,安排民兵营长唐明生带人去祥霖铺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带着大队上的几个民兵到祥霖铺卫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队。听讲当时他在给人看病,他们连病都不让看完,说是害怕他毒害贫下中农。
我丈夫抓回来以后,当天没有杀,隔了一天,到古历7月29日,阳历大概是8月31号,下午5点左右杀的。杀人凶手我记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冯来源两个人。
杀我丈夫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伤心,只晓得害怕,坐在屋里浑身发抖。我的两个乃崽,小的还只有3岁,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闹,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把他们一把接在怀里,发现他们两个也在发抖,可怜这么小的年纪也晓得大祸临头了。
这时我想起柜子里还有200多块钱,这是我和朱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将来还要靠它度命的。我连忙起身,打发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从柜子里把钱找出来,想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一看屋里,藏到哪里都不放心,前几天杀的那几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里翻得稀烂的。我就找了块布在贴身的内衣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装好,又把口子缝上,感到钱贴着肉,心里才稍微安了一点。
唐明生他们杀了人,又返回到我屋里,进门就喊:“朱桂秀出来。”我以为他们要来杀我了,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转筋,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紧,两个乃崽还小,哪个来养他们呢?这时候又听得唐明生说:“走,到卫生院去,把朱可能的东西搞回来。”我一听不是来杀我的,一颗冲到口里的心才落了回去,连忙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祥霖铺卫生院,从我丈夫住的间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铺盖、衣服、洗脸盆、热水瓶一起收拾好。他们要我一担挑起,送到大队部,说是没收归公了。接着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块钱搜走了,又把家里的鸡、鸭、猪、谷子全部都抄走,把一个屋里到处翻得稀烂的,还逼我把“隐藏的存折”交出来。我赌咒发誓说:“从来没存过一分钱,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钱,就杀了我。”他们这才作罢。
他们抄完家走了以后,我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着两个乃崽睡了。这时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一阵地发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声来惊动了隔壁邻居,只好拼命地咬紧嘴巴。整个一天,我一个人都是木的,脑袋也是木的,身体也是木的,只想着如何顺着他们来,莫惹他们生气,把一家人的命保下来,到这时才觉得太冤枉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哪一个做过一点坏事,没犯过一点法,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屋里的人,抄我屋里的家?上头说了要杀地富,可是我们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虽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个子弟啊!我点亮了灯,看着两个已经睡着了的乃崽,心里好着急的,丈夫杀掉了,钱也搜走了,屋里的东西也抄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带了几个民兵上门来了,二话不说,拖起我的两个乃崽就走,我晓得是要斩草除根。我抱住我那个3岁的小儿子,求他们给我留一个。他们一把从我怀里夺过去,说:“留一个?留到将来好报仇?”
一家四口人就这样两天功夫杀了三个。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什么不顾了,扯开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后来,天慢慢得暗下来,我的嗓子也哭哑了,眼泪也哭流干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也不晓得饿,也不晓得渴,就是那样发呆。这时候唐明生又来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来牵我去杀的,我坐着不理他,把个眼睛闭起来,心里想,杀就杀吧,杀了干净,杀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阴洞地府里团聚,免得留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遭罪。没想到这个绝兜子(绝后)的一进门就把大门关起,拖起我进了里面的屋子,就来脱我的衣服。我拼命地拉着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这样……朱可能才死,做不得这事。”唐明生这个畜牲拿着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这个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实,叫你跟朱可能一个下场。”……最后被他发蛮力把我按到床上强奸了。
被他强奸以后,他看到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眼泪,又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哭什么哭,我这根东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来过瘾些吧!以后你就跟我做爱人(情妇)算了,我保证没人敢来欺负你。”还讲了好多流痞话,我都说不出口。
这个家伙比畜牲还不如,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崽,占了我的身子,还想长期霸占我,我心里又恨又怕,想起鸭婆颈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办法逃出去的时候,9月9日这一天,大队又杀了16个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杀人家屋里的子女。那时上头已经下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47军也下来过人到村子里宣布不准乱杀人,但是大队会计陈友忠坚持要杀,他说:“斩草要除根,我屋里人手单薄,搞他们不赢,现在杀光了,心里安然,免得以后给他们报仇。”那个时候要杀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说一个大队干部,就是一个贫下中农提出要杀哪个,只要你屋里成分不好,就杀得成器。杀了你,家里的人还不能做声,还要表现好,不然一家人都会杀光了去。要是平时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险了。我们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这些人,一家8口杀得一个不剩。

张三妹,女,审章塘公社光辉(皂角坝)大队人,48岁(1986年)。
我叫张三妹,家住审章塘公社皂角坝村(大队)9组(生产队)。67年乱杀风中,我丈夫扈裕发被扈千花等人杀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奸污。
我们大队是怎么杀起来的?杀人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要问那些杀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每天只怕被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除了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哪里敢打听这些事情。我只晓得我们大队是(农历)7月13日开始杀人的,第一次杀了一个,是个地主子弟。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的。(农历)7月半过鬼节的那一天,又杀了一批,好像是3个还是5个,记不太清楚了。又过了两天,上头来人督战,说还要杀一批。这一批杀得多,有十几个。我丈夫扈裕发就是这一批被杀的。说是杀地富,其实子女也杀,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贫下中农也杀。我们家虽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个时候不管那么多,都是一样对待的。杀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个我是记死了。
杀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们通知我晚上到大队礼堂开会。我问他:开什么会?他说,不要问那么多,去了你就晓得了。后来我才晓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会,是他和扈德立(大队贫协主席)定下的诡计,要在路上强奸我。但是当时我并不晓得,心里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时候,开不得会,开一次会就要杀一次人。
当天晚上,收了工以后,我赶快把夜饭做好,吃了饭,把两个乃崽安顿好,急急忙忙往大队礼堂去,我晓得迟到了不得了。这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从我屋里到大队礼堂要过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边上时,被扈千花和扈德立两个人短住了。扈德立上来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刚开始我还没想到他要做什么,后来他把我压到地下,脱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脸都气红了,我们虽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他们这样做叫我以后怎么见人?我就拼死地反抗,最后被我挣脱了。慌慌张张,我就拼命地往屋里跑。没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后追。我刚进屋,他就追了进来,装模作样地说:“我不晓得扈德立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太叫人气愤了。”然后就赖在我家里不走。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晓得他心里又在打歪主意,心里好气的,但又不敢赶他出去,那个时候他在大队造反派(“红联”)当头头,在大队上威风得很。我就一声不吭,陪他干坐着。
他看到我不作声,就讲:“你晓不晓得,不是我给讲情的话,你,还有这两个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还不感谢我?”
“感谢,感谢。”我没得办法,只得昧着良心这样讲。
他就讲:“感谢的话,不要尽口里的,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我讲:“你看这屋里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去吧。”
他讲:“东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讲:“要人也做得,但是现在不行,过几天好不好?”当时我只想着赶快把他哄出去。
他讲:“答应了,还等什么呢?”
上来就动手动脚。杀了我的丈夫,又要占我的身子,太过于欺负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讲:“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发一样的下场。”听得这个话,我一下就软了。我并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两个乃崽没人养,会要饿死去。最后没有办法被他强奸了。
几天以后,就是(农历)8月初5的晚上,这个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里的门抽开,又强奸了我。我们农村那个门,不像你们城里的门,上下是个门窦子,从下面拿东西一撬就抽开了。以后,为了防止他再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门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门顶住。就是这样还是没有防得他住。(农历)8月28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里,第三次强奸我。
后来大队上安排我们这些杀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赶紧嫁了,这才摆脱了他的纠缠。

(张三妹这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搞不太清楚的情况笔者在此略作补充。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光辉(皂角坝)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3人。1967年8月24日,大队支书朱荣跃受其他社、队杀人的影响,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1人。8月25日朱荣跃、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干部会贯彻会议精神,第二批杀5人。8月27日,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挥部民兵下队督促“补火”杀人,光辉大队第三批杀11人。8月28日,公社开会统计杀人进度,之后该大队又杀4人。其中贫农社员杨光俊因在“社教”运动中提过朱荣跃的意见,骂过朱荣跃“不得好死”,被朱亲手杀害,杀的时候,朱问杨:“看你不得好死,还是我不得好死?”)

杨庚娥,女,江永县界牌乡黄家田村人,37岁(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县审章塘公社张家村,现在娘家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父亲杨开锡,死的时候41岁,母亲邱代秀,死的时候38岁,哥哥杨景芳,死的时候21岁,弟弟杨发新,死的时候12岁,还有一个小弟弟杨正新,死的时候9岁,他们都是1967年道县“乱杀风”中,被同村的杀人凶手蒋得得残酷杀害的。还有一个最可恶的帮凶就是我原来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杨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结婚的,刚开始夫妻感情蛮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与本村的蒋得得勾搭成奸,两人就产生了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家成分高,在队里受欺压,我爸爸人特别老实,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声。只有我母亲咽不下这口气,经常跟朱金姣怄气,有时间在屋里讲一下她的空话,但都不敢在外面讲。没想到,就这样,蒋得得还是起了杀夫夺妻的心。
1967年8月,杀人风刮到了我们村子,8月25日,蒋得得为首带着大队上的一帮人抄了我们的家,把牲猪、鸡鸭、谷子……凡数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抄起走了。当时大队上已经开始杀人了,我们家因为人特别老实没有被杀。隔了一天,8月27号区里来人督战,说是要“补火”,蒋得得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母亲邱代秀和我哥哥杨景芳,拖出去杀了。跟蒋得得一同去的杀人凶手还有张光顺。
当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里抄家剩下的东西搬到了蒋得得家。
我们屋里的人看了,心里气得要死。我父亲要我们千万莫做声,脸上也不要做出样子来,他讲:“人已经杀了就算了,东西也不要紧,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你哥哥已经死了,朱金姣迟早是蒋家的人,随她去吧。”
我们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由着朱金姣在屋里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声都不敢做。蒋得得晚上过来,大摇大摆和朱金姣两个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们都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没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恶梦喊妈妈,被朱金姣听见了,她对蒋得得说:“年纪虽小,大了一定会报仇的,还是要斩草除根才行。”
8月30号,蒋得得带人把我的两个弟弟杨发新、杨正新抓去杀害了。
9月3号,蒋得得和朱金姣举行了婚礼。
我父亲赶快打发我到亲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这时候,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可是蒋得得又在9月10号这一天,在白石塘用锄头将我父亲杨开锡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杀光。现在他讲他是奉命杀人,这个问题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杀人,而是勾搭成奸、杀人夺妻、斩草除根、谋财害命!我强烈请求政府让蒋得得抵命,我们要求也不高,我们5条命,只要他1条命来抵。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几经周折,终于办好了采访苑礼甫和郑有志的手续。我们坐在零陵地区三监狱的接待室里,眼睛盯着窗外的高墙和墙上的电网,脑子里充满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材料和叫人肝肠寸断的血泪控诉,我们不敢据此去想象他们的尊容,在道县这一段时间的采访经验告诉我们,用沉淀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个疯狂时代的事物,十有八、九者错。
深深的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人来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阴影正在逼近。
首先会见的是郑有志,他在狱警小林的监护下,接受我们的采访。
郑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前线总指挥长”的余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个粗人,也不善辞令,所说情况,与我们看到的材料基本无异。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此人比较实在,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凭多年的记者生涯,阅人多矣的直觉罢了。
他说:“我50年当兵,58年转业回道县,任邮电局指导员。原来准备提拔我当邮局局长,后来领导看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袭重点月岩区担任武装部长。区内有个千家峒,是防敌特空降的重点区域……我在那里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得到县、地区和省里的表扬。65年和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1日,县里还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你们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从那上面,可以看出,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是没有个人考虑,反正要求自己斗私批修。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每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得下心?67年8月8日,县里少数派枪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
“8月16日,我在营江,周仁表来说我们区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都发展了上千人,行动计划是‘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等等。我一听感到问题严重了,就同意回去开个干部会。在会上我传播了这些敌情,后来听说都是假的,可当时不知道呀,没想到后来杀了那么多人。真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想到!我凭良心讲,当时我对杀人是不主张的。8月19日,区秘书曾庆宣打电话来,报告我一个好消息,说清塘廖家一下子干掉了6个四类分子。我听了心里暗暗感到吃惊,说这样杀要不得,要他赶快制止。这个事,你们可以找曾庆宣调查。第二天,当时县武装部部长崔保树来营江,我向他汇报,说我们区杀了6个人怎么办?他说:‘现在不是杀人的问题,主要是枪杆子的问题,枪杆子解决了,一切都好办了。农村里的事暂且不要去管它。’21号,军分区赵副司令员、鲁参谋、47军梁代表来营江,我又向他们汇报了杀人的问题。赵副司令问全县杀了多少?贺霞告诉他,大约杀了一百多。赵副司令说:究竟杀了多少人,统个数字报上来。我又提出:‘这么杀都行的?’赵副司令说:‘江青同志讲了的,这就叫文攻武卫。杀了还不是杀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卫贫下中农的问题。’
“你问这些情况确不确实,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乱讲的,有实讲实,没讲的不会说讲了,讲了的也不会说没讲。23号,我与贺霞又商量派人去请熊炳恩出面开会制止杀人。24号,贺霞告诉我熊炳恩说他没有办法,枪也抢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没有保障,怎么开会?其实,当时究竟杀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到道江镇居民,三个五个一伙,到方向好大队的水井打水,就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担井水,他们说河里浮满了死尸,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晓得问题严重了。后来,我们商量开个会制止,原定区、社来个领导,‘红联’来个负责人,25号报到,26号开会,开三天。贺霞与黄涛他们一商量,改成开政法干部会。
“到29号,会上,有人提出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坚决要杀的怎么办?我打电话请示武装部政委刘世斌,刘政委答复说:‘我也没得办法……’
“判我的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但是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我当时所讲的话,都不过是把他们讲的重复一遍而已。再说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都说要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四类分子可以杀一、两个……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关了,现在又说我是故意杀人罪,又要坐牢……我认为道县杀人的事,我有责任,但绝对不是主要责任。”

接下来的是苑礼甫。他为无辜被杀的569条人命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然而结果却使我们失望。他与郑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好像很恭顺的样子,但说出来的话句句蕴含玄机。他是1961年从衡阳师专毕业后,从学校调干,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政治学徒。1967年时任道县祥霖铺区区委秘书兼副区长,1984年由道县纪委副书记调任东安县乡镇企业局任局长。入狱后在教师队教书。
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文质彬彬白面书生似的人物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王呢?
他说:“我因1967年8月道县杀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脱产干部中的冠军。捕后,思想很复杂的,从大局看,想得通,这么大的事件需要有人来负责;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道县杀四类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组成的。不是哪一个人一声喊就能杀起来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后,党的路线越来越左,农村阶级斗争观念越来越强,农民对阶级敌人越来越恨,这是思想根源。62年道县的战备教育影响很深,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那阵子,道县先后开了三次会,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对区、社书记讲话时就说过,凡是有风吹草动,就要把四类分子通通杀光,要蒋介石走上大陆找不到一个带路的。当时空飘的反动传单也很多,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抓得很紧,唱歌也唱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群众对阶级敌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县出现大乱,8•8抢枪,各级领导,还有公检法都瘫痪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少数阶级敌人破坏,这里有反革命组织,那里有反革命组织,这里地富反攻倒算,那里地富造谣破坏,你现在讲都是假案,可当时哪个晓得?全县7起大案,破案4起,抓了人,杀了人(全部冤家错案)。在宁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响下,以为真的阶级敌人要变天了。全县乱得很,群众怕得很,从开始杀人到结束,也没看到上头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只讲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一点,当时47军发了个《社情电报》,下面又错误理解,讲阶级斗争严重,讲贫下农自卫,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说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干部,我不可能超越时代,肯定在这个杀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现。但是,判决书与事实出入太大,颠倒是非。责任没有分清,用法不当。蒋光德打电话来,要我补火,要我抓紧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会上传达了他的指示,却判了13年,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蒋光德说是向我汇报工作,这完全不合事实,我作为一个副区长,当时还是挂起来的领导干部,哪有那样大的权力? 你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我想你也会有所了解的,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执行。我当时还打电话向县里请示了,县里叫我莫管。再说,我并没有布置怎样杀人,杀多少,相反我还宣布了坚决不准乱杀,谁乱杀谁负责任。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结束了对郑、苑二人的采访后,从那扇沉重的大铁门里走出来,走上繁华似锦的街市。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气鼓鼓的。特别是对苑礼甫印象坏极了。讲了那么多历史背景、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更谈不上所谓的良心忏悔。569条人命,13年徒刑,他还有胆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对张明红说:“你信不信,把郑有志换到苑礼甫那个位置上,他绝对想不出‘大扫除’这号损招。”
张明红一笑道:“那是当然!郑有志这种人,上头喊杀,他绝不手软,上头喊停,他马上收手。不像苑礼甫,还要有所发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号人身上!读了几句书,背得几句语录,就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实屁都不懂,浅薄得很。你说他屁都不懂,官场学、登笼术,他又无师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红顶子,他还讲得冠冤堂皇。什么敌情啦,什么大案啦,什么反动组织啦,什么反动纲领啦,全是他们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啦,什么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啦,全是他们这号人煽动的。几十年来,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作为垃圾抛弃,糟粕改头换面蛊惑人心,这号人物正好风云际会、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没饭吃,做工的人没衣穿,他们还不罢手,大话、假话、套话,一套一套,真话一句没有……”
“好了,好了。”张明红见我说得义愤填膺,打断我的话说:“‘牢骚太盛防肠断。’你这样容易激动,迟早要出问题的。”
没想到,明红一语成谶,不久之后,果然因我呈一时口舌之快,致使我们的采访工作被迫中断。

笔者的一位朋友针对苑礼甫,还有蒋文经、梁域这类人写过一篇专论,特录出与读者,也与苑、蒋、梁等人共析。

中国乡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论苑礼甫现象

举世震惊的道县大屠杀,实是由来自有。窃以为其根植于我国传统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两千年前,痞子文化即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楚汉相争,农村痞子刘邦胜,旧贵族项羽败,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气质打下灾难性烙印。其后历朝历代,上至宫庭斗争,下至黑道倾轧,无不渗透了痞子化的实质性影响。中国向来缺乏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起到某种类宗教的代偿作用,经由统治者钦定御用而产生蜕变的旨在调节社会的儒家学说,近代以来,在其他强势思潮的冲击下则又礼崩乐坏、日渐式微,实难遏制不择手段、没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于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的剧烈痉挛,亦不过是痞子化地延续着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远胜于建设性。改朝换代,战乱频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战乱,都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都致使人们流离失所,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会土壤。降及近代,整个农村社会在清乾隆中叶即已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的“未庄”,其实正是这种劣根效应的文学缩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态大破坏和三年大饥馑,由“一大二公”而“一穷二白”。如此屡经折腾、饱受贫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国农村,遇上特定的社会大气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为祸暴烈,亦自是势所必然。
河清难俟,否(痞)极泰不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如此,与痞子化凿枘相应的“贫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广阔天地”。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当此“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毛成功地将中国农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武装夺取了政权。继而,便有了横行中国大陆数十年的极左政治,有了饿殍千万的三年大饥馑,有了王光美自作聪明的“桃园经验”,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力归贫协”,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顺势而发,灭绝人性地制造惊天血案的道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应运而生!此旷古未闻之大屠杀,杀人理论上、力量上皆处于绝对强势状态,抵制杀人的则是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礼甫者流,就是与农业中国痞子文化血缘最近、最可靠的学生和基本队伍。这些人能力有大小,个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价值观绝对一致,他们的所有言行,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从娘胎里带来的封建主义 烙印。他们骨子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恶事都敢做。切勿小觑了这帮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农村秀才干部的巨大能量,一个强大的系统如果充溢着这种人其危害性更会百倍放大,道县大屠杀就是他们一手策动并组织实施的,光是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阿Q们绝对掀不起这样的滔天恶浪。这些人对中华文化的糟粕无师自通,又无道德信仰约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请赏,并期以挠到痒处,而平步青云。此种例子,屡见不鲜。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们最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亦具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奴性异化的盲目发泄和盲目追寻出路。而趋炎附势的习性,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谬。这些人浅薄浮躁而又嗅觉灵敏,不学无术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杂以封建主义糟粕,奉为金科玉律,以谋私利,以售其奸。他们深悉“宁左勿右”个中妙处,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此类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道县大屠杀不过是其中小小一例。一个再伟大的国家,一个历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经不起这些人经年累月的啃噬。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和杀人最少的区、社,企图从中找出一些所谓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做有两点原因:一是采访本身的需要。应当说我们这次采访是带有某种任务的,那就是寻找光明面,不能把道县杀人事件写成漆黑一团。二是我们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县采访的过程中,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所有支柱,都在倾斜、崩裂、坍塌,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唐山大地震。对别人,对自己,甚至对人类本身,至少是对中国人本身都产生了一种凉透心底的绝望感!许多个夜晚,笔者在一些极其荒诞的梦中惊醒,醒来后,却又想不起梦中的内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觉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来支撑自己不至于彻底崩溃。
那么,除了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没有来开会,从而没有收到杀人指令而没有杀人外(我们称之为鲁草坪现象),其他那一些杀人较少或没有杀人的区、社、大队又因所而何呢?
我们来到仙子脚区进行采访。
仙子脚区位于道县西部都庞岭山麓,区政府所在地仙子脚镇距县城32公里。这里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势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岭就耸立在该区的西南端。西部都庞岭,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两大山系分界线上,有道县最为险要的关隘——永安关。永安关雄踞仙子脚公社下坝洞大队的梯子岭上,海拔304米,距县城96公里。梯子岭下是广西境界。关口居高临下,峻峭险拔,昔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关处有石窦,泉水潺潺,清可见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发源于该区桥头公社崩塘大队。洑水的源头是一条地下河,河水从崩塘乡的一个岩口迸出,水质清澈,长流不断。据当地人说,这下面的地下河是从广西全州白岭山中入口的,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从这里流出来。据说有人在这里看到过从广西那边撒入水中的谷壳。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发源地下行不远的上坝村附近,是道县著名的上坝水库,山青水秀,风光潋滟。该水库文革刮“杀人风”时尚未修筑,1971年底开始拦河筑坝,1980年4月大坝主体竣工,1983年6月大坝闸门因质量问题,变形断裂,致使洪水成灾,给水库下游的桥头、会潭、仙子脚三个公社造成巨大损失。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水库的抢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水成灾的痕迹还依稀可辨。
仙子脚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得名。相传舜帝南巡时,在草鞋岭丢失了一只鞋履,赤着一只脚走到这里。在这里一只脚站着,换了一双新草鞋。在舜帝换鞋的石灰岩坡上,留下了一个硕大的仙人脚印。舜帝的两个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寻夫,在这里发现舜帝的脚印,非常高兴,于是将“五谷丰登”和“人丁兴旺”两句美好的祝愿留给了这块土地。从此,这块女英、娥皇祝福过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岁岁,盛开鲜红的杜鹃花。
“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杜鹃花层层开过……”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专门为歌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写的歌曲,可歌词的内容竟与眼前的景物如此惊人地不谋而合。在仙子脚区采访时,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专门带我们来此寻迹瞻仰。我们按照当地人的传说,五体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迹里,想吸取一点帝子留下的仙气。
仙子脚区是道县杀人最少的区。全区有八个大队未开杀戒。说杀人最少,其实杀得也不善!全区共杀152人(被逼自杀32人)。其中,抢杀103人,刀杀4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12人,其它致死32人。 为唯一没有灭门的区。笔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杀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3.6‰,如果以当时全国7亿人口计算,按这个比例杀遍全国,至少要杀250万人以上。当然不能跟蚣坝区相提并论,按蚣坝区的比例杀遍全国,要杀3500万人!
该区开始杀人的时间并不晚,应当说是属于较早开始杀人的区之一,第一个被杀者是红岩公社七星大队的四类分子胡祥,被杀时间为1967年8月21日。因当时“杀人风”刚起,该大队支书心里不托底,杀人前,曾三次请示区秘书胡光学。(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胡是该区主杀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该区的很多杀人事件都与他有关。)胡光学第一次答复:“你们自己决定。”第二次答复:“我跟你们讲了,这件事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是贫下中农说了算。”第三次答复:“你们决定要杀,那就整好材料,开会宣布再杀。”并借了区武装部长王先志的手枪给七星大队去执行死刑。
七星大队杀胡祥在仙子脚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其他各区情况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发,万紫千春满园”。仙子脚区的杀人情况又会怎样发展呢?
(1967年)8月24日,该区“抓促小组”负责人区公安特派员蒋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没有查到一处写着可以随便杀人” ,他带着这个“活思想”敲开了区武装部长、区“抓促小组”的另一负责人王先志的房门,与他交换意见。王先志表态说:“那就让他们先杀吧,我们看一看再说。”
8月25日,区里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杀人问题,由于蒋、王二人的态度,会上出现了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会后,胡光学打电话给红联头头唐铭植、刘昌林等人汇报会议情况,说:“他们说不杀,我们要杀还不是杀。”但是权力核心不动,下面纵使要杀也只有这样凶。
后来营江“前指”两次打来电话,督促杀人,该区都没有往下贯彻。蒋正田的“右倾思想”使得郑有志等人非常义愤:“这个东西离阶级敌人只有三寸远了!”为了挽救他,帮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过来,郑有志请示上级同意后,缴了蒋正田的枪。
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直接采访到蒋、王二人。他们不愿意就这个事情接受任何人采访,因为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只是凭良心说了两句话而已。他们希望平静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宁。
当时担任仙子脚公社党委书记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
“我们区(五区)的杀人,主要是在附近区社杀人风的影响下发生的,当然少数区社干部也有责任,但大部分人对这样乱杀人还是有看法的。8月下旬,我们公社下石塘、七家湾、老福地等大队陆续发生了滥杀四类分子的现象。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马上与公社武装部长周桂章商量,决定召开一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制止杀人。我们先后开了六次会,47军(不准随便杀人的)通告下达后,我们公社干部又分头下到各个大队,宣传贯彻。杀人风杀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变了味,是人都杀。当时我下到的点是老福地大队,我隐隐听得一点风声,这个大队的贫协和造反派策划着要搞掉原大队长睦道义(“四清”下台干部)。他们在税务所开了讨论会,决定晚上十二点正动手。当时,农村里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把电话打到公社邮电所,问几点钟了。值班的话务员问他,这么晚了,问时间干什么?那人笑了一下,说十二点杀壮猪哩。话务员多了个心眼,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话务员的报告,虽然搞不清楚是要杀哪个,但知道是要杀人,连忙叫了武装部长周桂章、公安派员郑启炳 ,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抢在十二点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队。一了解情况,要杀睦道义。我们连忙制止了。又把睦道义带到公社保护起来,直到5天后风浪平息了,才放他回去。”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少的是仙子脚区会潭公社,仅杀17人。我们为此专门到会潭采访,此行的目的不是采访杀人,而是试图采访抵制杀人的事例。一个公社杀17人,放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可是在道县,36个公社杀4500多人,平均每公社125人,能够把杀人数字控制在这样的小两位数上确实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杀人风”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失望了,会潭公社杀人较少的原因简单得叫我们感到绝望:仅仅因为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而与它同属一区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远更靠深山老林,却杀人比较多,就是因为公社召开了杀人动员会。
结果,原本打算采访抵制杀人,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采访杀人情况。
一位在仙子脚区搞专案的工作组同志告诉笔者:“会潭乡的杀人事件虽然公社没有召开杀人动员会,并且明显地有受其他区、社‘杀人风’影响的迹象,但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可以说基本没有。所有杀人个案都有社、队干部插手的证据。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员熊景峰,他亲自写条子批准下面大队杀4人。”
他向我们讲了该公社的三个杀人案例。
一、会潭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子弟叫熊义枫,是桥头小学的教员,“杀人风”中,被会潭大队民兵彭家奇等人从学校抓回大队,逼他出钱赎命。为活命,熊义枫交出现金150元和存折170元。几个凶手把钱分了,又把人杀了。这个案子就是请示过熊景峰的,熊景峰说:“赶快杀了。”
二、石枧大队要求每个村子(生产队)杀一个,结果为了凑数,同时也顺便减轻集体的负担,熊家湾村将一个五保户杀了。
三、大地夫大队大队会计何月拱、民兵营长唐广元等人,在公社已经传达了47军制止山人的通告后,仍坚持将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儿子唐广友杀害。唐修春有个女儿叫唐广惠在寿雁镇雁乡中心小学教书。何月拱又纠集多人到学校,要把唐广惠揪回大队“交贫下中农处理”。由于学校领导不同意,并派人到区公所请来领导制止,唐广惠这才躲过一劫。人带不动,何月拱提出,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从会潭赶过来,中午饭都没有吃,怎么办?唐广惠只好拿出仅有的30元 ,为他们办了中午饭。吃完饭,何月拱等还不走人,还要跟唐广惠要路费。唐广惠没有办法,向其他老师借了35元钱交给何月拱。不过,她还算是幸运的,没有像熊义枫那样交了钱丢了命。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来到沙田公社采访,想对比一下,开了动员会与没开动员到底有些什么不同。
1967年8月21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日岗等人召开了一个公社干部和各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抓促”会议,会上,蒋日岗等人大讲特讲所谓“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所谓的“敌情”,当然也讲生产问题,但重点讲杀人问题。蒋日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要四类分子不乱说不乱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不能太天真了!……关、斗、杀都得用上,该关的关,该斗的斗,该杀的杀。”又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们(贫下中农)就是人民。”这次会议之后,该公社陆续杀了26人。当时,公社干部傅关爱、王许夫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杀人不行。蒋日岗说他们是叛徒,指示民兵把这他们吊起来,捆了7个小时。第二天又专门开会,“帮助他们受教育”,并勒令二人“低头认罪”。幸亏傅、王二人“根正苗红”,不然危乎险哉,加之检讨写得“深刻”,总算把命保住了。
8月29日,蒋日岗从营江参加政法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又召开了一个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蒋在会上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抓几条大鱼的,小鱼崽崽我不感兴趣。”又说:“你们要杀就快一点,不然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会后,一些大队又匆匆忙忙杀了一批,有些原来没有杀人的大队,这次也杀了。
沙田公社杀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队杀贫农社员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队长何礼道的意见,文革“乱杀风”时,何礼道借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积修(中农)解放前在国民党手中当过“伪教员”,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提出要杀。杀何积修的时候,何礼道顺便把何正民一起牵出来杀了,遇害时25岁。杀人之后,何礼道带着几个杀人凶手,拿着马刀和索(绳)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着何正民的妻子阳修元说:“我们这几个民兵,你跟哪个好,你自己选,不跟就杀了你。”几个人将阳修元轮奸后,又威逼她嫁给老光棍何好菊。阳修元不愿意,又被何正榨霸占了20多天。直到47军宣传不准杀人,来到村子里,阳修元才得以脱身跑回娘家。
笔者在沙田公社采访时,还发现了一个案例,这个个案在专案组同志的眼里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它既没有杀人、又没有强奸,而笔者却顽固地认为它的典型意义丝毫不逊于那些杀人夺妻案、杀人谋财案。此案发生在小伟大队。8月29日,该大队的干部在公社开完杀人动员后,回到村里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召开大队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杀人名单。由于在公社开会时,公社领导说了“调皮捣蛋的杀一、两个”,同时也说了“不要滥杀”,这个调子定在这里,不好大开杀戒。“调皮捣蛋可以杀一、两个”这个不消说,问题是一贯“老老实实的”怎么办?该大队有一个富农子弟叫何汉存,平时表现还算可以,那么就叫他出钱保命吧。但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于是生产队干部就对何汉存说:“你是属于那种可杀可不杀的,但是我们还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么表现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动交出浮财、地契,结果都没有杀,有的还给定了个开明地主。”何汉存一听,连忙回家拿出仅有的90元现金交到生产队。队上的人一看很生气,这么一点点钱就想保命?对他说:“你呀,不要想蒙混过关,真心愿意重新做人,就要脱掉裤子割尾巴!”何汉存一听连忙跪下来:“我脱裤子,我脱裤子!”马上跑回家,把家里的一头毛猪、2床棉被,20斤猪油、9只鸡、4床被单、8件衣服、床铺、洗脸架、银首饰约3斤,一间房子统统地交了公,总算免了一死。但何汉存的妻子又惊又吓,忧虑成疾,不久后病死。剩下一个16岁的女儿,何汉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万一又要杀的时候,好给她留条生路。
令小伟大队的干部、群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村以后,何汉存第一个跳出来了,“变天帐”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想当年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动要求交公的,队上不愿意收,他急得直哭。这会子,又说是逼他交钱保命。谁逼他了?大队干部气得要死: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把这小子留下来!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在仙子脚区,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区所属四个公社(仙子脚、沙田、会潭、桥头)中,桥头公社不但杀人多,超过其他三个公社的总和,作派也与其他三社大相径庭,不但杀得早、杀得有模有样,而且还像上关公社一样召开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呢?
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向我们解释道:“现在的仙子脚区包括了文革‘杀人风’时的一个半区,当时的仙子脚叫五区,包括三个公社:仙子脚、沙田、会潭。桥头公社隶属四区,当时叫桥头区。后来桥头区撤消,桥头公社和桥头林场划到现在的仙子脚区,桥头区的另外两个公社,乐福堂和杨柳塘划到了寿雁区。 我们说的全县唯一没有在区一级范围召开杀人动员会的,是当时那个仙子脚区,也就是五区,也叫红岩区。桥头区,也就是四区,不但区里开了杀人动员会,各个公社都开了会煽动、策划杀人。这里面主要责任人有(原)桥头区武装部长廖明忠、(原)区公安助理员黄来顺、(原)区委秘书魏永登、(原)区农机站培植员柏福然,(原)桥头公社公安助理员杨盛卿等人。”
“你讲的这个廖明忠是不是在营江‘红联前指’总部担任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的那个廖部长?”我问。
“对,就是他。他是桥头区策划、煽动杀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亲自批准杀害了两名贫农社员。黄来顺比他厉害,不但在全区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而且亲自批准杀12人,桥头公社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就是黄来顺和杨盛卿策划的。桥头公社在公社范围内为主策划、部署杀人的是杨盛卿,他亲自开口点名杀4人,批准杀20人。还有那个柏福然,他是一个“红联”的头头,是策划乐福堂公社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他在该公社亲自点名批准杀9人。桥头公社杀人最多的也是杀人最早的是胜利大队,共杀57人,位列三甲,冠军是油湘公社的跃进大队,季军是蚣坝公社的沿河塘大队,亚军就是胜利大队。胜利大队杀人的主要责任人第一个就是杨逊卿,是他最先开口指示杀人的,其余的就是该大队的书记何进兵、会计何臣安、民兵营长何来球、治保主任熊福保等人。被杀的人中有一名孕妇,一名在校学生。一个叫熊福昌的贫农,因与熊福保有私仇,也被他牵出去与四类分子(及子女)一起杀掉了。胜利大队杀人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私设公堂,毒刑拷打被杀对象,用了老虎凳、火烧等刑法,搞得险火得很。所以这个大队不仅人杀得多,致伤致残的也不少。
“该大队最先杀的两个四类分子,一个叫何光照,一个叫谢苏苏,这两个人是开斗争会打死的。8月17号上午,杨逊卿路过胜利大队,区贫协委员、大队会计何臣安向他汇报大队的‘敌情’,杨逊卿说:‘你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六区、十一区、八区贫下中农都行动起来了,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你们还不行动起来,等着地富搞暴动?’何臣安立即将杨部长的指示向支书何进兵等人汇了报。当晚,胜利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分子何光照、谢苏苏。何光照被当场打死,谢苏苏打得七窍流血,用门板抬回去的,第二天也死了。家人不敢伸张,用一床篾席裹了,偷偷埋了。
“19号,大队召开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联席会议,点名要把何静青干掉。散会后,大队治保主任何胜强到杨逊卿的住处请示。杨逊卿看到他顾虑重重的样子,很生气,说:‘你们大队干部胆子太小,作不得卵用。’何胜强受到批评以后,连忙回去,对何世兵、何臣安、熊福保等人说:‘杨部长的批评我们了,怎么办?’大队马上召开斗争大会,民兵把何静青押进会场,何臣安带领大家喊口号,用事先准备好的洗衣棒一阵猛打,何静青满头满脸是血,晕死过去。民兵营长朱来球(后来当了书记)伸手在何的鼻子上试了试,还有气,又补了一鸟铳。
“第二天,杨逊卿专门到胜利大队,找到何臣安说:‘何善妙怎么还不斗?你们听不听讲(话),这种人还不斗,斗谁?……这种人不要说斗,打死都是应该的。’当晚,胜利大队又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何善妙,不过没有在会上把何善妙打死,是会后拉出去杀掉的。杀了何善妙后,何臣安专门赶到公社,向杨逊卿汇报。杨逊卿说:‘好得很,这是贫下中的革命行动……你们为什么不用枪打?何部长(桥头公社武装部长何福章)从寿雁回来,看到的那边都是用枪打的。’从这以后,胜利大队杀人,基本都是用枪和鸟铳。
“在这之前,桥头公社,还有整个桥头区杀人都不是很多的,接着搞了一个万人杀人现场会,把全区的‘杀人风’推向了高潮。8月21号晚上,桥头区公安助理员黄来顺从营江开会回来,打电话给杨逊卿要他到区里汇报敌情,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区公所和桥头公社得很近,杨逊卿接了电话,马上就到区公所向黄来顺汇报。听了杨逊卿的汇报,黄来顺说有必要搞一个大动作,充分地发动群众。研究后决定,乘着赶圩人多的时候,开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大会,给大家看看。黄来顺说:‘以前的那种斗争方式已经不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了,这一次一定要动点真格的。’杨逊卿说:‘黄部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办事什么时候塌过场?’
“第二天上午,桥头公社召开各大队负责人开预备会,研究开现场会的时间、要杀的对象、杀人地点等等,区里也来人参加了。黄来顺指示说:‘你们不要只抓小鱼不抓大鱼,像蒋豪(军统特务)、何国瑞(伪团长)、熊艇(伪军官)这些人危险性最大,一旦阶级敌人搞暴动,他们是会指挥战争的。’开会之前,杨逊卿把何世兵、何臣安等人喊到一边打招呼:‘今天开会要从你们大队杀几个人。’何世兵等人说:‘杀就杀吧!’首先点了蒋豪的名,但是年纪太大了,走不动。有人提议用猪笼子抬起来。杨逊卿说:‘太麻烦了,换一个吧。’最后换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地富子弟叫何广贤。大家一致同意了。又向黄来顺作了汇报。黄来顺说:‘要杀就杀吧。’
“8月23日,万人杀人现场会在桥头圩召开,胜利、大江洲、石排楼、上坝等大队都组织社员来参加,乐福堂、杨柳塘两个公社也派代表来取经。整个桥头圩挤得水泄不通。现场会由公社团委书记蒋子荣主持,杨逊卿讲话。在宣布了何广贤反攻倒算等罪状后,杨逊卿说:‘现在各大队反攻倒算的,反动组织的,我们要注意他们的动向,揭露他们的阴谋。会后,各大队都要行动起来,像这样的(指何广贤)统统干掉!’然后公社民兵将何广贤拖出去枪毙了。现场会以后,区、社两级干部纷纷下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杀人事件在桥头区,不光是桥头公社,还有乐福堂公社、杨柳塘公社,很快形成高峰。”
接着,该同志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桥头万人杀人现场会后,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督促杀人的故事。这个仅杀两人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竟比轰轰烈烈的桥头万人杀人会强烈百倍。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8月23日桥头杀人现场会后,区、社两级干部纷纷下到各大队检查督促(杀人)工作,8月24日,杨逊卿带着公社妇女主任鲁××下到大江洲大队。 他发现大江洲大队开了现场会以后,居然没有很大的反响,非常生气,严肃地批评了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思想保守、行动迟缓,并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骨干会议,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了两人。
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75岁;何国新,男,5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优先杀这一老一小两个“阶级敌人”呢?原来大队开会时候,有人提出地主分子秦秀容家土改时还藏有蛮多光洋没交出来,还有存折。秦秀容的汉子(丈夫)在外面当过官,家里都是读书人,哪会没得钱?据在她家做过长工的老人揭发,旧社会,她家里光洋用升子量,餐鱼顿肉,连我们做长工的都跟着吃好的,腊肉切得巴掌大一块,油水重得粘嘴巴。还说秦秀容跟孙子何国新传授变天账,指着那些土改时分掉的田和房子说,这里原来是我们家的田,那里原来是我们家的屋等等。现在秦秀容家已经没得什么人了,有个小儿子在外县教小学,已经和她划清了界线,断绝了母子关系,好几年没有来往,只剩下这一老一小,老的老,小的小,要是哪一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到哪个手里。耍不好,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
于是决定先拿这祖孙两个开刀。
谁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有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索子(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5岁的何国新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式,吓得跪在奶奶膝下,哭得凄惶:“妈妈(奶奶----道县方言将袓母称为妈妈),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他们就不会杀我们了。”
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都说人越老越怕死,这个秦老太太硬是看到棺材不落泪。你自己自寻死路也就罢了,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5岁的小孙子也要陪着自己死?
何国新见奶奶没反应,又转过身求那些拿着梭标、马刀、鸟铳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我听话,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他抱住这个人的腿,这个人轻轻一脚把他踢开。他跪在那个人面前,那个人把个脸背过去……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们。”杨公安再次交代政策。
“去,跟你妈妈(奶奶)说去,只要她把光洋和存折交出来,保证不杀你!”大队上的人见他说得可怜,再次指条生路给他。
何国新又回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地哭嚎,拼命地哀求,哭得嗓子都哑了:“妈妈,妈妈,你把光洋交出来啰,他们说了,交出来就不杀我们!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来有什么用?妈妈,我怕死,我想活……”
可是,秦秀容居然还是无动于衷,还是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养活你?履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如跟妈妈(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遂一起被活埋。
回到县委招待所以后,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满眼满脑都是秦秀容和何国新扑朔迷离的身影……一点黏黏糊糊的液体最终还是不听话地从眼角溢了出来,沁湿了我的双鬓。说来也怪,它一流出来,紧绷绷地心头顿时就松了许多。我悄悄地爬起来,到公共卫生间打了盆凉水,洗了把脸,然后又回到房间里,打开灯,在记录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点吧
别让野狗把我刨了出来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点吧
像一颗种子那样
深深地种下

我会慢慢发芽
慢慢长大
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
开出一朵流泪的小花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听了专案组同志关于仙子脚区杀人概括的介绍后,我问:“听说上坝大队杀了一个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来之前,我们在县里查阅材料时,得知道县杀人事件最后一个遇害者是桥头公社上坝大队的中农何余祥,但究竟为何被杀,怎样被杀的,材料中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到桥头公社重点要采访的除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之外,就是这件事情。这封刀一杀不弄清楚,我们对道县杀人事件的采访就无法画上一个句号。
专案组的同志听我这么一问,笑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事。何余祥是‘乱杀风’中最后被杀的一个人。他们叫‘封刀’。杀了这个人以后,‘杀人风’就算彻底停息了,以后再没有杀人。实际上这是一桩典型的谋财害命、杀人强奸案。何余祥是(1967年)10月17号被杀的,这个时候,道县的‘乱杀风’已经基本平息。47军6950部队是8月29日进的道县,到9月下旬整个道县基本上就不怎么杀人了。杀害何余祥的两个主谋,一个是大队长易长进,一个是民兵营长唐贵庭。唐贵庭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的兵,恶习很多,他与何余祥过去为一些小事结过仇,想乘这个乱杀人的机会搞报复。正好大队长易长进想要侵占何家的房子。两个人一商量:再不动手就没得机会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在马鞍桥的凉亭屋用鸟铳将他打死了。杀了何余祥以后,易长进不但霸占了他房子,还强奸了他的老婆……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还多次参与该大队的杀人活动。特别是唐贵庭,他在8月29日,参与杀害了地主分子唐广厦,当晚又伙同另外两名杀人凶手易长正与刘大钧把唐15岁的女儿轮奸了。”
听了专案组同志的介绍,我们提出想去上坝村采访一下当事人。专案组同志说:“这两个已经逮捕法办了,具体关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你们回县里一问就知道了。你们要去上坝村采访,那里离这边有蛮远,路也不好走。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在区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们想办法弄辆车,送你们到上坝水库,从那里到上坝村很近。”
专案组同志的这个建议其实很不错,当时我们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时间还早,所以还是坚持马上动身去上坝村。专案组同志看到我们这个态度,就想办法帮我们借了两部自行车,告诉我们骑单车两个小时可以赶到。他本来也想陪我们一起去的,由于只借到两部车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们的下怀,这段时间我们的采访,多数由专案组同志引领陪同,一方面给我们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由度的采访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像两只翅膀开始长硬了的小鸟,跃跃欲试地试图体验单飞的滋味。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简易公路,我们骑车去上坝村。骑单车对我不是什么难事,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每天都要骑四、五十分钟的车上下班,一口气骑下来,根本不觉得累,速度还蛮快。可是这回才深刻得体会到沙石简易公路和柏油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骑出去没多远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张明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想起当年当知青时,担一百多斤的担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粮站送公粮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叹,人变“修”太容易了。骑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两个大腿根也被车凳磨红了。山路却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们只好采取上坡推车步行,下坡骑行的办法继续赶路。这一招还真管用,马上轻松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这样走走骑骑、骑骑走走,花了大概有三个小时总算到了上坝村。进村一打听,不巧得很,支书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们顿时傻了眼,接头的人不在,找别人,又不当家理事,作不了主。一个我们在很多地方采访遇到的情况,在这里同样也遇到了:被害者遗族对我们有戒心,尽量地回避我们;基层干部对杀人情况或者记不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杀人责任人要么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要么干脆躲着不跟我们见面。说来说去,对杀人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地还是专案组的同志。我们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得的就是这么个结论。张明红感叹道:“看来,哪条路子上来的人,就只能走哪条路子。‘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阵。”
        这时天色已然向晚。山区的夜晚来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绛红的霞光降临到都庞岭上,观察它瞬息万变的色调确实是一个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峦如此雄浑、淳朴,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风,纯净得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罪孽的痕迹。从群山中吹来的凉爽的夏季风,鼓进衣服里,浑身的汗马上收尽,但两条大腿却痛得更厉害了。没有办法,还得赶回去,至少得赶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来。”我对明红说。
“怎么样,走不动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张明红看着我,嘴角含着一丝诡异的笑纹,“还是看我老张的,这附近有个桥头林场,我们到那里去想办法。”
张明红不愧是“地头蛇”,桥头林场的领导看到记者站张站长来了,热情得不得了,马上杀鸡置酒款待我们。我们也真的饿了,顾不上讲太多的客气就大吃起来。大块鸡、大块肉倒是很对我的口味,但是那个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打头,当时我并没有多喝,尽管场里的几个干部轮着劝酒,我还是把着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劲很快就直窜头顶。这酒肯定有问题,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假酒,奇怪的是他们喝起来都没有我这么强的反映。也许是他们喝惯了。也许是我太娇贵了。酒足饭饱,月上中天,几位场长留我们在场里过夜,我们坚持要回区里去。场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们回仙子脚镇。
上车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三晃两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有些发胀,还有些发痛,但还是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了。这时候,车子突然停下来了,车灯的光柱里照着了一只野兔子。他们几个人跳下车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车上感到膀胱胀,有小便的要求,也跟着下了车。其实夜半三更整个公路上就是我们一辆车,下了车扯脱裤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见一样,想躲到路边一块黢黑的阴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个阴影里走去……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从背后将我拉住:“小谭,你干什么?”是张明红的声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试图挣脱他的手,他却把我拉得更紧了,连小便都不让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车,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脚区的旅馆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张明红哈哈大笑着走进来:“来,来,我们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阎王的鼻子,差一点我们今天就要给你开追悼会了。”看着我茫然惊讶地眼神,张明红告诉我,昨晚他们几个人下车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来还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见了,这时候,他一回头,看见我正向悬崖边走,连忙大声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听见,急得他跑着追过来,就在我走到悬崖边上还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桥头林场的司机讲,那块悬崖下面有十几丈深,一脚踩下去,肯定没命了。”我听了惊得倒抽一口冷气,好久嘴都合不上来了。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把再去上坝采访的计划放弃了,匆匆地赶回了县里。当时想,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
不过,在仙子脚区采访中我还有一个在其他区社没有的收获,那就是在一位专案组同志的记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诗。

七律
处遗工作有感
步主席《长征》韵而作

处遗不怕工作难,
废寝忘餐只等闲。
桩桩血案无法纪,
滚滚人头似泥丸。
潇水当年浮尸满,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会指航向,
拨乱反正尽开颜。

我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不是因为它写得多好,多深刻,严格地说,作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处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感情倾向!同时也折射着处遗工作的难度。这样的诗(或文)出现在杀人最少而问题揭露得相对较深的仙子脚区难道仅仅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吗?道县处遗工作组中,喜欢舞文弄墨的笔杆子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处遗有感”呢?也许是我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发现了,每一个处遗工作组具体工作人员对待道县杀人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他所负责的那个地方或那些专案问题揭露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有些地方,处遗工作组的人员与杀人责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干脆就住在杀人责任人家里,这些地方杀人问题就根本揭不开,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涂。
道县县委在“文革”非法杀人事件处理遗留问题工作情况的总结材料上说:“通过处遗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第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绝大多数遗属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缺乏事实依据,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的情况是,整个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但严重的历史教训并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数被害遗属感到有冤难申,大多数杀人事件责任人不认错,更无从谈到认罪。我这样写,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对不起广大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特别是那些给予我们采访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们一定对我失望极了,认为我就是一条养不亲的“白眼狼”!
我们深知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非常不容易,两年多来,付出了极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艰难,之细致前所未有。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被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
处遗工作组的一位同志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下到道县时,道江镇到处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饭馆里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饭。一端起饭碗,就有好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乞丐围在一边,眼睛巴巴地盯着你手中的饭碗,有的甚至干脆就跪在一边,等着,也不说话。那个样子叫人哪里还吃得饭下。只好放下碗走人。这些乞丐一窝蜂涌上去,连盘子都舔得好像洗过一样。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道县杀人事件遗留下来的孤老孤残,和有家难归的遗属。他们想做工,没得人要;要干点别的,早已下破了胆子,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自古讨来不犯法。”
当时在道县“杀人无罪论”(杀四类分子没有错),“杀人有理论”,“杀人有功论”、“杀人保权论”(杀四类分子就是保卫红色政权)大有市场。传统的常识遭到颠覆,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常识范畴,特别是它侵入的不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脑,还有大量的读书识理的大脑。意识一旦成为常识,就会变得有理讲不清了。工作组一进场,立即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几个四类分子,杀了十几年了,还翻起来搞什么名堂,真的是吃了饱饭没事干!”有的说:“好多工作都没做好,还来做这号没屁眼的事。”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
一个公社书记则说得更具体:“你们下来帮我们抓生产,搞计划生育,我们杀鸡杀鸭打酒给你们吃。搞这个事,不得人心,饭都请你们没得吃!”
为了帮助群众搞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法制观念,工作组的队员口都讲干、腿都跑细。特别是为了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逐村逐人,一个一个地落实,真正做到了“来要到头,去要到尾”。 为此,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401个专案组,进行重点清查。工作量之大亦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胆大包天,竟敢轻轻巧巧进行否定。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时代有它内在的苦难,身处其中的人谁也无能逃脱,但是希望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对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才能拯救我们自己,除了勇敢地大声地说出事件的真像,我们别无选择。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行文至此,我已经把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作了一个虽然粗略还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原貌,但可以保证是百分之百客观公正。还有一个情况一直没有讲述,那就是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的情况,本来打算在写仙子脚区文革杀人事件时,重点讲述的,结果讲来讲去还是讲成了杀人的情况。在道县,杀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没有(或抵制)杀人的情况却寥若晨星。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依然收获甚微。物以稀为贵,虽然采访的东西不多,但仍然觉得有必要记录在案。
一、寿雁区牛路口公社党委书记唐仁汉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文革术语,意指停止行使职权)了,不过公社干部开会还是喊他参加。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听到公社武装部长提议:“现在别的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搞两个(四类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来明确表态:“刚才刘部长的讲法是错误的,要作废。”由于他极力反对,其他公社干部也不好意思再讲杀人的事,使得这一次部署杀人未能实现。该公社23个大队中有两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与唐仁义有相同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大队没有杀人。

二、原道县农业局局长秦庭良当时作为“走资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设大队搞“双抢”。开始杀人后,与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干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个人坚持在这里改造思想。当时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已经确定了名单,准备第二天动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后,冒着“站在阶级敌人一边”的危险,跑去找这两名基层干部进言:“杀人的事无论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头不是韭菜,随便割不得。现在这些情况,迟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们要杀,叫他们自己来杀,我们万万乱来不得!”支书和民兵营长一听,觉得讲得有理,就改变主意,把人放了。结果这个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杀人。

三、油湘公社黄金大队的大队干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参加公社召开的全县杀人情况通报会后,当晚召开全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提出要杀26个人,名单也定了。因为大队支书蒋仁俊一直坐在一边抽烟,不发言,贫协主席说,还是要党的一元化领导,请蒋支书表个态。蒋仁俊说:“你们一定要杀,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这个态。杀人要我开口,我是绝对不开的。”看到蒋仁俊这个态度,支委里也有几个人出来说话了,蒋支书不表态那就算了。蒋仁俊说,既然算了就散会。杀人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上了名单的26个人中,有3个胆子小的嚇得自杀了,还有几个胆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员打电话到大队,民兵营长陈玉贤接的电话,说该大队逃跑的一个地富子弟邓见生被抓住了,要大队来领人。大队的几个“巨头”,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量怎么搞。有人提出这号人不杀不行。不然,别的四类分子都跟他学样,那还了得!但蒋仁俊还是不表态。陈玉贤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公社。蒋仁俊说,那就请示吧。电话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接的电话,郑来喜犹豫了半天,说:“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杀人了。”既然上头是这个态度,于是大队决定先把人接回来再说。
治保主任邓江清和民兵营长陈玉贤带着两个民兵到公社领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李本跃问:“怎么搞的,你们大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邓江清说:“主要是蒋仁俊这个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书,他不开口,我们有什么办法。”李本跃说:“他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呢……党的领导还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像邓见生这样的人,我看就可以杀。”
返回的路上,邓江清说:“上头讲了邓见生要杀,牵回去只怕又杀不成。”陈玉贤讲:“上头讲了要杀,还管他那么多,杀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邓见生杀了。

四、在“红联”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营江公社,有一个叫正岗头的村庄,当时叫和平大队,全大队有9户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余人,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一个被杀,成了名符其实的和平大队。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采访了该大队文革时任党支书的蒋良忠老人。我们来到正岗头时,他正在盖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赢,听说“省里来的领导同志”(当时我们被介绍为省里来的干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杀人的事,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县老农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经明显的佝偻了,打着一双赤脚,一看就知道是个做惯了事的人,当干部的经历虽然看得出来,但已经不十分明显了。质朴的脸不善表情,见了我们,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欢迎。我们有些奇怪,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他何以能顶住那股杀人风?他用与他的脸一样质朴的语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风咧!喊起要杀的,上头一喊,下头就充积极,放肆杀。那些年刮‘五风’也是这样刮起来的,饿死多少人!我到营江开了会回来以后,他们问我,我们大队怎么搞?我想,杀一头猪还要批张条子,杀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土改时杀人简单也没有简单成这个样子,还有个土改法,上头还要发个文。自古以来,杀人总得要见官,要批准,还要有人监斩,犯到哪一条办到哪一条,怎么能在我们这里乱了规矩呢?那些谣起要杀人的,都是充积极,想升官,我不想升官,也没得官运,我懒杀得。既然上头都瘫痪了,我们也跟着瘫痪算了。贫农代表蒋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见,他跟我讲,别的大队要杀,让他们杀,我们不充这个积极,我们不杀!
“后来,杀人风越刮越凶,别的大队越杀越厉害,我们大队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蒋福保父子捆了起来,召集干部在禾坪里开会研究怎么搞,逼着我表态。蒋福保父子两个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经把几件好一点的衣裳都换上了,准备去死。别的大队地富表现怎样,我不知道,可蒋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现怎么样,大家未必看不见?除了蒋福保解放前吃过剥削饭以外,其它恶事从来都没做过,土改处理一回了,未必这回还要处理?我横直不表态。后来他们逼急了,我就说天气凉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来。他们几个见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还是把人给放了。”
我们由衷敬佩地说:“蒋支书,你老真正是觉悟高、水平高!”
蒋良忠老人把个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你讲我觉悟高、水平高,县里盘副县长,就是现在在县里当人大主任的,到这里来把我骂得该死,说我是胆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们一时竟愣住了,盘副县长内心倾向我们很明白,也不难理解,但如此明目张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顿了一下,只好说:“历史自有公论!”
离开正岗头村,我们在山回路转处,停车回望。这是一个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落,一条很清的小溪,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在我们眼皮下面,有一座庙,庙里养了一匹很可爱的小马,棕色的。而我们背后的这片山林,长满了低低的马尾松。这种松林,徐霞客当年游历道州时,在《楚中日记》中便有记述:“大道旁边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种特见之,他所无也。”惜乎弘祖先生笔下松图,如今道县已难寻觅,不知何年才得再见。说风景幽美、人文厚积,它远不如楼田村;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它远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县著名的柑桔之乡,该地有一株柑桔树高约两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挂果千斤以上);倒是与杨家乡的郑家村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那里杀得血湖血海而这里没有杀人。
我们把正岗头村在文革杀人事件的表现称为正岗头现象。和鲁草坪现象一样,它们给我们所提供的启迪一点也不比那些杀人冠军大队少!或许正是它们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对这类没有杀人或杀人较少的大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该大队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二、该大队的各项工作一贯比较落后;三、该大队的地理位置比较远离行政中心;四、该大队没有公社干部下来指导工作;五、该大队主要干部之后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例如蒋仁俊就被撤了大队大队支书的职。发现这一点,或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而且是一个生理上的沉重打击,我像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扪在尚未完全烂透的良心上,对苍天起誓:我来道县采访的初衷,确确实实是想写一篇既揭露问题又歌功颂德的纪实文学,但是我做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请原谅了!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道县大屠杀呈波浪型态势,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很快就杀出道县,影响到周围县市也跟着杀人,大有杀遍湖南,杀向全国之势。
(1967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驻扎在湖南广西交界处麦岭的一支部队,代号6950,接到军部从长沙市黄土岭(47军军部所在地)发过来的紧急电报,询问道县是否发生乱杀人现象。
6950部队是一支炮兵部队,一个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团,只有10个连的兵力。他们驻扎在麦岭,是因为此地曾多次发现台湾国民党当局空投过来的反动传单,中央军委把它作为一支战备预备队放在这里,“准备反空降的斗争”。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部队在这片人烟稀少的丘陵地区开垦了数千亩荒地种花生。团部大门口一幅大标语写的就是:“一边防空降,一边搞生产”。因为国民党敌特空降的迹象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部队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搞生产,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种花生,对于地方上的情况不甚了解。
8月26日,军部又追发一份紧急电报:“据悉道县确有乱杀人现象,希你团火速派人调查制止。”
接到电报后,团领导立即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鉴于事情紧急,而情况不明,决定派团副参谋刘兆丰带领3名政工干部先赴道县调查情况,再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次日清晨,四位军人乘坐一辆深绿色的军用吉普急赴道县。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道县,吉普车一直开到县武装部,刘兆丰等人下了吉普,径直去找武装部领导。武装部领导接待了他们。但对于杀人的情况,说不清楚,只是证实道县农村确实发生了杀人事件,至于具体的杀人原因,被杀人数,是否还在继续杀人等问题,武装部一概搞不清楚。
从武装部出来,四位军人走上街进行调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满墙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显示着“红联”和“革联”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一个大字报棚上面对面的两张大字报,可以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道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等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口,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弱病残……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它对面“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针锋相对地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反动组织,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分子的操纵下,一部分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使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整个道县笼罩在极度的恐怖氛围之中,居民的家门全都紧闭着。四位军人好不容易敲开一户居民的房门,通过了解,得知道县早就开始杀人了,现在已经杀得血湖血海,至少杀了好几千人了,而且还在继续杀人,潇水里面像炸麻花一样浮满了死尸……
四位军人赶快又来到潇水边上,走上二中后面的钢丝桥,立即看到,河面上一具又一具尸体随波逐流向桥下漂来,刘兆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针正指下午5点35分,然后开始计算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数,一具、二具、三具、四具、五具……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五十具。他抬起手腕再次看表,正好6点整。短短25分钟时间里,漂过钢丝桥下的尸体竟有50具之多,平均每分钟两具。刘兆丰在心里作了一个简短的计算,如果按这个速度,1小时120具,1天就有2880具,看来居民所言不虚。
他们正要离开时,一群农民模样的人哭哭啼啼地赶过来了。这些衣裳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太多是道县农村中逃出来的地富子弟,他们有的挤在二中对面汽车站的棚子里,有的躲在县招待所旁边的一家旅社的楼上,其中一个人,头上被打了一鸟铳死里逃生的。他们听到解放军派人来调查道县杀人的事,都赶过来了,走近后第一句就是:“解放军同志,求求你们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牢里吧。”
刘兆丰叫他们不要乱说,有什么情况慢慢反映。其中一个看来有些文化的年轻人说:“道县农村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名义上是杀四类分子,实际上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四类分子子女也杀,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也杀,连吃奶的毛乃崽都不放过,许多家庭都被杀绝了。听说县城里很快也要杀人了,说是要把整个道县出身有问题的人都杀光……我们这些都是死里逃生跑出来的。我们虽然出身不好,但是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愿意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愿意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走革命的道路,请求解放军同志给我们一条生路……”
听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也跟着说起来了:“我们愿意坐牢,愿意改造……”
听着这群四类分子子弟的哭诉,四名奉命前来调查的军人,心重如铅。凭直觉他们感到这些地富子弟说的不是假话,但是当时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阶级斗争这个模子来套。所以对这群与“阶级敌人”靠得最近的人所说的话,四位军人不能不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敢轻信这些人的哭诉,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调查。一个又一个善良正直的道县人,向他讲诉了一桩又一桩血腥的故事。
“革联”也不失时机地派人送来了他们搜集的“红老保”在农村煽动、实施杀人的材料和证据。
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四位军人深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当晚,在住宿的县工会内,四人几乎通宵未眠,赶写调查材料。
考虑到杀人的行动与“红联”和“革联”之间的派性斗争有关,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分别去拜访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刘兆丰副参谋长代表6950部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无论任何人,没有经过政法部门的批准随意杀人,都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止!”但他的这个讲话遭到了“红联”方面一些人的抵制。
当天下午,四位军人将调查结果电告麦岭团部,要求团部迅速派人前来道县制止杀人,越快越好!
团部领导接到刘兆丰等人的急电,立即向军部做了汇报,同时召开团党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通过刘兆丰等人的调查,对于道县“乱杀风”的规模和严重程度,6950部队的领导已经有所了解。但是部队种下的几千亩花生也正在收获季节,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扔下不管。为了保证抢收花生和制止杀人两不误,团部领导讨论后提出一个方案;留两个营在麦岭收花生,派一个营赴道县制止杀人。这个方案得到了军部批准,并命令他们做好接替道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准备。接到命令后,团部从一营抽出两个连,从二、三营抽出几十名比较强的政工干部加强领导,急赴道县制止杀人。命令连夜传达到各营连。
8月29日清晨,6950部队首批赴道官兵登上了北去的卡车。麦岭距道县大约100公里,距离不是很远,但路不好走,部队官兵在卡车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道县。卡车停在道县城郊的小江口,官兵们下车,拍打掉满身的尘土,整理好军容风纪,排成四路纵队,红旗先导,跑步进城。
县城道江镇的居民,闻讯纷纷涌出家门,夹道欢迎。一位居民是这样讲述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况的:“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钟左右,听得这个消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当时)有人说,47军进了道县,21种人安心了,我们这些不是21种的人也安心了,那个样子杀下去,天知道会杀成个什么结果!我听到消息来到街上的时候,两边已经站满了人,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横幅,也没有标语旗帜,也晓不得喊什么口号好,看到解放军过来,就是拍手,拼命地拍手。”
然而,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以后,全力以赴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却不是杀人问题,而是“红”、“革”两派的一场大武斗——8•30武斗。
根据处遗工作调查落实的材料,这场大武斗应该是由“红联”方面挑起的。拔掉二中(“革联”总部)这个土围子是“红联前指”成立时的既定的方针,为此“红联”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然“革联”方面也没闲着,他么也迅速地改组了领导班子,将有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背景的人推上了领导班子的第一线,并组成了以复员军人和基干民兵为主体的武工队。“革联”头头刘香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选为革联的总负责人,然而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的上台对“红联”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致命噩耗。双方都在为这场迟早都要到来的大武斗,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备工作”。只是武斗具体发生的时间,还没有决定。6950部队的进驻,把时间锁定在了8月30日。人数和武装力量都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在获知6950部队将接替县武装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决定一举拿下二中,造成全县一片“红”的既成事实,逼6950部队表态。
大约是因为输得有些过于丢脸,“红联”方面的知情人大多不愿意多谈这次武斗,我们只好以“革联”的叙述作为蓝本对这场大武斗做一个简介。据“革联”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李成苟回忆:“武斗的前一天,就是8月29号,我们得到消息,‘红联’在(道江镇)五星居委会的城隍庙和几个居民点里关了200多个无辜群众,准备要杀,其中有县政协的委员何××,杨×、李××等人,他们都是现在道县有名的人,刘香喜命令我派人去‘勒令’放人,告诉我‘红联’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要我派出巡逻队加强对道江镇的防御工作。我就叫熊××带人去城隍庙‘勒令’放人,当时把人都解救出来了,但是没想到‘红联’小头目、民兵营长聂元保,第二天早上,又把周尚德等9人再次秘密抓捕了,牵到道江镇南门口河下边杀害了,把尸体抛进了潇水。被害者蒋××、汪××家有4个未成年的孩子,被聂元保等人在城隍庙里,扣在扮禾的大方桶里面,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活活的闷死了。
“当天晚上(29日),我们派出的巡逻队在县城里和‘红联’派到县里来的先头部队发生冲突,被他们打伤了好几个,抓走了10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红联’准备,要血洗二中,还带了几千条索子,准备捆人。当时我们‘革联’的几个头头吓坏了,找到刘湘喜问怎么办。这几个人都是老师出身,耍笔杆子行,遇到这个情况,一个个怕得要命。刘香喜叫他们不要害怕,做好战斗的准备。我记得刘香喜当时讲,退缩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死战一条路可走。刘香喜又把我们几个人专门叫过去,要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革联’总部的重担。要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团结战斗,一定能打败‘红联’的猖狂进攻。”
8月30日凌晨,“红联”集结在营江等地的民兵队伍陆续进入县城,三个尖刀连清一色由复员军人组成,其中有些人还上过朝鲜前线,真枪实弹地和美国鬼子打过仗,这些人配备有轻、重机枪、步枪,还拉了一辆板车,装着炸药包和成箱的手榴弹。相对而言,二中里面的“革联”,只有300人不到,100多条枪,处于绝对的劣势。“红联”头头张明耻打过电话来,点名找“革联”头头刘香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革联”的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刘香喜接到电话后说:“好得很!我已经把所有的枪都擦好了,就等着你们来缴哩。”
这个时候,6950部队的刘兆丰副参谋长带着几名干部战士来到二中门口,手举“红宝书”,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刘香喜命令放他们进来,刘兆丰等人进入二中以后,劝说“革联”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由解放军接管二中的保卫工作。刘香喜说:“放下武器可以,首先,‘红联’的人必须撤回营江去。”刘兆丰说:“好,你们先等1个小时,我们去做‘红联’的工作。”不到1个小时,刘兆丰又返回来了,说:“一小时不够,时间要延长。”就在刘兆丰再次离开二中去做“红联”方面的工作时,激烈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响了起来……
原来,在刘兆丰等人反复劝说“红”、“革”两派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的过程中,两派的头头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红联”的三个尖刀连已经悄悄得接近了二中,只等总攻的号令一响,就打进二中去。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革联”的武斗人员并没有龟缩在二中内,负隅顽抗,而是派出了一支强悍的小分队,由李成苟带队,带着‘革联’最精良的武器,两挺机枪,七、八支半自动步枪和充足的弹药,利用穿城而过的河道 ,乘一只竹篷船,悄悄地插到了他们的身后,把“红联”的先头部队和后面的大队人马切成了两截。
据李成苟说:“刘香喜要我们悄悄的爬到邮电局的楼上,把机枪架在上面,把‘红联’的先头部队放进来,关门打狗。他说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胜利就到手一半,他要我们不管‘红联’的大队人马,集中火力打先头部队,打掉了先头部队,我们就胜利了。我爬到了邮电局的楼上一看,‘红联’的先头部队正好被我们堵在一条长巷子里,一梭子扫过去,晓不得要打死好多人,我一想都是阶级兄弟,就交代其他几个人,不要打人,对天上开枪。我们的枪一响,关在里面的那三个尖刀连乱成一团,后面的大部队扔下手里的梭镖、马刀、鸟铳,倒柴一样地向后面跑,有些人把鞋子都跑脱了……”
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革联”死2人,“红联”方面死2人,伤7人,被俘360余人,被缴枪支160多条,梭镖、马刀、棍棒、鸟铳丢弃无数,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二中的操坪上。6950部队三营二连副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被流弹击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职。
当天上午,“红联”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沉痛追悼死难“烈士”。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红联”头头贺霞、张明耻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除根!”追悼会后,因担心“革联”乘胜追击,“红联前指”由营江仓促迁往清塘。
处遗工作组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13日—20日,历时8天,共杀81人,为杀人风开始阶段;第二阶段8月21日—25日,历时5天,杀807人,为杀人风的第一次高潮;第三阶段8月26日—30日,历时5天,杀2454人,为杀人风的第二次高潮;第四阶段8月31日—10月17日,历时48天,共杀1177人,为杀人风的制止和平息阶段。四个阶段对应四个标志性事件,8•8抢枪,营江汇报会,营江政法工作会议,6950部队进驻道县。
一位道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干部这样总结这段历史: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的确不负重望,立即发布命令,将省革筹和47军所发的制止杀人的四条公告在城镇和广大农村广泛张贴;并开动广播机器,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贯彻;同时组织两大派群众组织坐下来面对面地协商谈判,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制止杀人,并派部队人员深入杀人的重点乡、镇、村去面对面地做工作,使形势很快得到了稳定。虽有个别不法分子仍然顶风作案,但全县大局很快稳定,‘杀人风’逐渐平息。随后又着手帮助群众恢复生产,解决宗派械斗;着手成立新生的革命政权——县革命委员会,使瘫痪数年的领导班子,逐渐得以恢复开始行使职权,形势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转化。这是6950部队的历史功绩,也是道县人民的幸福。”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6950部队进驻道县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红”“革”两派的武斗;二、制止农村中的杀人现象;三、调查研究,查询乱杀风的真像。
9月5日,由部队出面,召集县人武部领导、“红”“革”两派头头,开了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会上,部队同志再三表示:“红联与革联都是群众组织,彼此的关系是‘延安和延安’的关系,而不是‘延安与西安’的关系,两派应当团结。”
会后,发了通知,开了电话会议,出动了宣传车,派出了宣传队,“宣讲党的政策,严厉制止杀人。”同时,由部队官兵组成巡逻队在道江镇巡逻,稳定人心安定局面。
但由于两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合,说白了就是“红联”想把“革联”打成“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革联”想把“红联”定为“反革命大屠杀和镇压革命人民”的罪魁祸首,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特别是“革联”,此时仗着有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的支持,以“革命左派”自居,坚决不同意和稀泥。加之杀人事件已成燎原,想要扑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时(9月上旬),6950部队留在麦岭收花生的二营和三营已经完成了生产任务,收的花生榨出了近30万斤花生油,送交广州军区。刚刚忙完,就接到军部命令:全体出动,赴道县及相邻几县制止乱杀风。
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相对动乱时期,为防止意外,团部命令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大炮隐藏起来,留少数人员看管,其他人员随团部赴道县。还有四门122毫米榴弹炮,因体积较大不便隐藏,也随部队带到了道县。并将团部驻扎在道县,以道县为中心,派出人员分赴道县及周围正在杀人的县市开展工作。
由于情况混乱,真相不明,谣言满天,派性斗争干扰特别大,甚至还有某某组织准备抢夺解放军的武器等等传闻传来,团部首长想到一个绝招:命令部队把四门熘弹炮拖到道县城南小江口的荒山上,并向全县发出通知,解放军准备试炮,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前来参观。试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试炮开始,只见一条火光从炮口喷出,随着一声轰响,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现出一道浓烟。接着每炮发了两弹,打鼓坪上腾起八道烟柱。参观者发出一片欢呼声,有熟悉地形的人估计,这一炮射出去,少说也有10公里。当时人们把这次试炮叫:炮打阶级敌人。
试炮后,道江镇很快流出一个传言:“哪一派再搞武斗,解放军就用大炮轰他们的总部。”
也许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红联”原准备成立一个500多人的民兵师,于9月8日晚宣布不再成立,并让集中在营江的民兵返回各区社。
9月9日,6950部队召集有关人员在县人委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6950部队、县人武部、“红联”、“革联”四方面的负责人。6950部队赵永久副团长主持会议。会议主题是:坚决制止武斗,制止乱抓乱杀,执行中央“9•5命令”(《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共同维护好道县的社会秩序。
会上,“红联”与“革联”达成五点协议。据知情人回忆,协议内容为:一、双方枪支弹药就地封存,听命上交;二、双方不准喊对抗性口号;三、双方不准搞对抗性游行;四、双方不准搞对抗性集会;五、谁先冲击对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谁负责。这就是道县文革史上著名的“9•9协议”。会议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开始,也在一种十分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不过,两派头头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对制止杀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杀人风”并未停熄,有少数地方甚至加快了杀人速度,类似于祥霖铺区那样要“抓紧时间再杀一批。”
据6950部队团部组织股长吴荣华(现任陕西某部队农场政委)回忆:“我们到道县后,马上组成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国家法令,制止乱抓乱杀行为。工作中阻力很大,特别是在农村中,经常遭到一些不分身份的人,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等凶器对我们进行围攻、威逼、谩骂。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的’,要跟我们‘血战到底’!有一次,我们在蚣坝宣传时,受到围攻长达4个多小时,经反复说理、辩论,才解除了围攻。还有一次在县林业局附近,当时我们宣传队正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看见一伙人背着鸟铳、大刀,捆着两个中年男人,说是要押到祥霖铺区去。我们上前进行制止,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谩骂,说他们是祥霖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来的,我们无权干涉。被捆的其中一个就是县党校附近的居民。经我们反复宣传毛泽东思想,极力阻止,他们才被迫将二人松绑释放。”
据一营副营长刘福安(现福建省粮食系统退休干部)回忆:“一天下午,我们得到下面的消息,说清塘区的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派我带二连的一些同志赶去制止。到了那里时,天已经快黑了,人也已经杀了,尸体摆在一口井边。几个手持切西瓜用的长刀和鸟铳的人堵在村前,不准我们进去。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吃晚饭又没有地方住,就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小卖部的人看见我们,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收起来,不卖给我们。我们拿出钱,问他为什么给钱不卖东西。他说:‘不是不卖给你们,是不敢。大队上讲了,谁给了就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畏艰难,采取各种措施,从屠刀下救出了很多受害者,阻止了一起又一起的杀人行动。比如也是在清塘区,我们听到一个村子关了好多人,准备要杀,赶快赶了去。结果走错了路,被一条河隔住了,要过桥就得再转一截很长的路。干部、战士心里着急,干脆就涉水过河,赶到村子里,人正好押去要杀,被我们发现制止了……”
据参谋长刘兆丰(现北京某军事院校干部)回忆:“当时的工作非常难做,情况很复杂,杀人的事每天都有发生。有个姓何的人,他的父亲当过伪保长,当时他躲在县城里面。他们大队派了三个人到县里抓他,抓到以后,他拼命喊救命。有人跑来向我们报告。我带了几个战士赶快跑去将人拦下。我问那三个抓人的为什么要杀他?他们说,他是反革命。我问,有什么证据。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说了半天就是他父亲当过伪保长,他自己不好好在生产队劳动,在外面打流。我就吓唬他们说,我认为你们是反革命,可不可以杀呢?三个人吓得跪在地上哭,说我们不是反革命,是贫下中农,我们家还有老父亲、老母亲,杀了我们,哪个来负担……我说,你们家有老父老母,人家就没有?老实说,你们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他们说,不关我们的事,是大队上派我们来的。我说,大队上派你们来也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处理人的权力,只能教育以后,把他们释放了。”
我们在采访期间,听到的关于6950部队制止杀人的故事很多,但道听途说的东西,原则上不能入文。我们且摘录一段比较原始的资料说明之。这份纸张已经发黄的油印资料是1967年10月17日,道县下放寿雁区大塘湖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写的,标题是《血泪的控诉》。

……九月九日早晨,我场杀人派头头杜××召开了一个“贫下中农会议”,提出杀李加太和曾波涛。因为这两人平时表现较好,大多数人不同意杀,杜××凶相毕露,威胁贫下中农。早餐后,杜××叫××打电话叫东方红农场何××、周××等六个凶手来我场杀人。将曾波涛、莫方义、何婵娟等人捆绑、吊在梁上,用铁棒(约三尺长、锄头把粗)毒打,曾波涛脊骨被打断,莫方义手脚打成重伤,已有六、七个月身孕的何婵娟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嫌不足,又将我和杨忠华、于牛顺、吴迪、义许成等五人捆绑,亦用棒打,并逼问我们是否加入了青年近卫军。在场的几个贫下中农目不忍睹,说了句“参加反动组织也要事实和证据”的公道话,也遭到棒击。吓得在场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把我们饱打一顿之后,将我们五人押至寿雁黄土岭山上。首先,凶手用鸟枪打了曾波涛一枪,又用马刀连砍两刀,血花飞溅,这位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接着,义许成又被刽子手们用鸟枪杀了。在暴刑面前,我们只有等死。这时刽子手使出更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叫我们知青周继然亲手杀害其他的知青,凶手威胁说:“你不杀他们,就将你杀掉!”他怎么能忍心杀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啊!幸好,就在这时,有人来屠杀场叫去了刽子手们到公社开紧急会议,人民的子弟兵闻讯赶来了,他们发出命令:严禁乱杀人。我们从“阎王”手里脱身了,幸免一死……



从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出6950部队8月29日进驻道县后,杀人事件立即呈现下降态势,并开始缓慢平熄。从某种意义上说,6950部队进驻道县本身就是制止道县大屠杀的最重大举措。
一位因反对杀人而付出沉重代价的道县当地干部对我们说:“为什么47军进驻之前,道县杀人风愈演愈烈,进驻以后很快就平息了呢?难道47军个个都是三头六臂,我们县里的干部都是草包饭桶?难道进驻之前,群众的法纪观念薄弱,进驻后马上就加强了?难道进驻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帮’给搞乱了,进驻以后马上就拨乱反正了?难道进驻之前,公检法瘫痪了,进驻后马上就康复了?难道进驻之前,阶级斗争形式非常严重,进驻后马上就安定团结了?这其实原因简单得很,道县杀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军一进驻,县里这帮人,还有区社这帮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们一收手,杀人风自然就平息了。”
这话听上去虽然带有很浓的“派性”色彩,但细想一下,确有发人深省的地方。
笔者手头有两份47军和湖南省革筹发给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加急电报,从中或可窥见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缓慢平息阶段的过程。
九月十五日电报:

据零陵分区武装部、零陵驻军和群众组织报告,该专区部分县的农村中,出现了一股滥杀人的歪风。半月下旬从道县的八区、十区开始,九月初已蔓延到江永、江华、宁远、零陵、新田等六县。据初步了解,目前已杀两千余人。道县最严重,杀了近千人。被杀者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有个别的贫下中农和造反派。由于军分区、武装部、政法机关均已瘫痪,当地驻军又少,所以对滥杀现象制止不力。目前除道县、宁远已基本停止外,其余各县还在蔓延。由于大量杀人,当地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大批上山或外逃,未跑的惶恐不安,有的要求到公安局坐牢。贫下中农也是人心惶惶,害怕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
出现这股歪风的真正原因,目前正在调查,现从各地报告的情况来看,主要如下两点:(略)
上述滥杀现象的发生,我们认为是极严重的政治事件,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由零陵军分区、武装部召开了全县性的电话会议、广播会议、区社武装部长会议,立即制止滥杀现象。
二、已责成零陵军分区政委朱奎亲自负责,组织全区驻军、武装部及造访派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一面宣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中央“六•六”通令、以及党的有关政策,一面调查事实真相。
三、准备以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名义,发表一个关于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抓、杀的通告,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并要求各地驻军和造反派一起,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制止打、砸、抢、抓、杀的歪风。

九月二十二日电报:

零陵专区道县滥杀人的详细情况和我们的措施前已上报。现据我部驻道县部队报告,该县滥杀人现象仍未完全停止,十八日还有杀人的。经与各区、社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核实,全县已杀3871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数“四清”下台干部、外流人员、伪职员、小偷小摸及“革联”家属,还有个别贫下中农,农村干部的造反派。全家被杀的已知八区有16户,十一区郑家大队7户。此外,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自杀现象也在发生,据八个区一个公社统计已自杀269人,外逃658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

196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道县文革杀人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宁远、蓝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关卡,要立即撤销,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通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6950部队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道县及周围发生杀人事件的县,深入区社,乃至大队宣传通告内容,制止杀人。
10月1日清晨,道县上空晴朗无雾,随着一阵嗡嗡的轰鸣声,一架苏制伊二型飞机从东北方向的一片云层中穿出,猛地降低了高度,在道县上空低空盘旋。正在田里劳作的农民们,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开始还以为是敌特飞机搞空降了,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眯着警惕而又惶惑的眼睛追视阳光下闪闪耀眼的飞机。机身上的红星和字码都看得清楚。是自己的飞机。但,它来干什么呢?为什么飞得这么低?突然飞机尾巴上喷出一片白色的东西,雪片一样漫天飞舞。原来是飞机撒传单。  
“飞机,飞机。”
一群小孩在飞机下追逐着,欢叫着,伸手去捕捉那些在空中飘舞的传单。
这是湖南省革筹和47军支左部队为配合6950部队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后,派飞机散发制止杀人的传单。据知情人回忆传单内容主要有三条(有说五条):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准乱杀人);二是“七•一三通知”(不准农民进城参与武斗);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制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
第二天,飞机又撒传单一次。
数以万计的传单,覆盖整个道县以及周边一些县的城镇、村庄、田野,有的甚至没有解散,成捆成捆落在地上。这些传单满地都是,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成捆成捆的传单,被当地农民捡了去卷喇叭筒烟。可是现在想要再找一张却不可得。道县人民政府曾以5000元奖金(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10个月的工资)悬赏征集,一直无果。
一位家在县城附近的农民十分懊恼地告诉我们,当年他捡了好几大摞,晓不得有用,都卷了“喇叭筒”,要是留下来,一张5000元,那几摞至少也卖得几十百吧万元。我们也为他惋惜,如果他留下了那些卷“喇叭筒”的纸,几十百吧万当然不可能,5000元却是一定的,关键是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
进入十月,道县一片宁静。由于四周群山的屏障,道县的秋天来得很晚,金秋的十月尚未退去浓绿的夏装,换上色彩斑斓的秋装。但风变得温柔了,水变得平缓了。文革杀人事件已经渐归平息,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发生了。突然,(1967年)10月17日,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传来一声枪响,大队民兵营长唐桂庭在马鞍桥凉亭屋,用鸟铳将中农社员何余祥打死。彷佛天意一般,下坝祭刀,上坝封刀,随着打死何余祥鸟铳的浓重硝烟,在这湘桂交界的山冲里缓慢散尽,历史的巨手终于为这次震惊中外的文革杀人事件沉重地打下了一个血色的句号。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粉碎四人帮以后,道县大屠杀被害者遗属数千人次到长沙(湖南省)、北京(中央)上访上告,数以万计的控诉书、告状信雪片似的飞向地区、省、中央三级政府部门。控诉书和告状信中,遗属们众口一词地把熊炳恩称为道县大屠杀的总指挥、总后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总院长,要求对他进行惩办。在这些控诉材料中,指控的还有原县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原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原六区武装部部长郑有志、红联头头张明耻、贺霞等人。
处遗工作组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查清了一些事实,但对熊炳恩直接“指示杀人”始终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或者说熊炳恩始终没有直接作“杀人的指示”。时任零陵地委书记的邓有志同志还专门亲自找熊炳恩在文革中的对立面原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谈话:“黄义大同志,你对道县文革杀人的事情比较了解,我要听你一句实实在在的话,熊炳恩到底指示杀人了没有?”黄义大回答道:“我与熊炳恩共事多年,他那么个谨小慎微的人,一直是出格的话不说,过份的事不做,他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县委主要负责人,没有制止杀人,反而支持杀人,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策划和指示杀人。当时,他站出来工作,主要是分管生产,大权实际上还不在他手上。”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道县大屠杀如此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迅速铺开,没有一个统一的策划布置可能吗?
通过中间人沟通,我们采访了“革联”总指挥、道县武斗的“罪魁祸首”、原道县粮食局工会主席刘香喜先生。对他进行采访,无疑有极大的敏感性和风险性,但为了对历史负责,也就别无选择。采访之前,我已了解到,刘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坐了七年牢,差一点判了死刑,后又长期监督劳动改造。我们担心他畏畏缩缩,不敢讲话,及至见面马上发现所有的担心纯粹多余,这绝对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而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条汉子。他个子不高,精精瘦瘦,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双眼睛和嘴边的法令纹,眼睛又明又亮,特别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竟看得笔者有些发悚;嘴边的法令纹(俗称腾蛇)又深又长,麻衣相书云:“腾蛇入口,饿死他乡。”刘某的腾蛇有惊无险地紧贴着嘴角而过,伸向下骸。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精明强干、固执而又自负的人。我不由在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采访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千万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刘香喜是道县本地人,1931年生人,家庭出身贫农,小学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宣化通信学院第一期。在部队历任文书、无线电班长、军官学校学员,无线电排长,军、师、团、司令部通讯参谋等职。因军训中,腰部负伤致残,于1966年2月转业下地方,回到道县工作。回来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坐牢的时间太久了一点,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还停留在文革初期那个年代,他自称是毛主义革命造反派战士,而将文革中的对立面 “红联”称为“反革命杀人派”,将熊炳恩称为“道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家住在县粮食局里,一套老式的宿舍房,陈设老旧,看得出主人的生存状态有相当程度的窘迫。比较有特色的是,客厅里挂满了条幅,都是刘本人的墨宝,内容也都是他本人的诗。刘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就开始练字,据他自己说,为的是修身养性疗伤,他在牢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双臂几乎残废。看得出习的是颜体,虽然功力尚嫩拙,却也方方正正,墨墨黑黑。其中一幅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七律  “文革”浩劫

白色恐怖“八•一三”,
拯救百姓保城关;
县中被困难防守,
“革联”智退杀人狂。

枪林弹雨“八•三○”,
“红联”血洗道州城;
英勇抗击一小时,
生俘贼兵三个连。

反动暴乱“九•二三”,
冲进县中要抢枪;
破坏中央“九•五”令;
贼心不死更猖狂!

这三首打油诗说的是道县文化大革命史中,“红联”和“革联”的三次大武斗。刘香喜便是因此被定为“打、砸、抢分子”的。其间充满了戏剧性,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便不横生枝节。
我们采访到刘香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听一听他,确切的说是想听一听,“红联”的对立面“革联”对道县大屠杀的说法。
看得出来,刘香喜对于我们的采访充满了高度的戒意,也难怪,他凶险多舛的人生经历早已教育他,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第一个不可以轻信的东西。
我们的采访,严格地说是对话,围绕他在文革中的遭际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其中必然要遇到道县文革杀人的问题。以他的精明不会不明白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虽然彼此缺乏信任感,但有一点我很自信,我们想要的,正是他特别愿意提供的。果不其然,当我提到文革杀人的问题时,刘香喜深沉地一笑说道:“你们算是找对了人,我就是道县大屠杀的一个‘活化石’,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提供。”
他拿出一份自己写的对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揭发材料给我们看,但不准带走,要我们当场阅读,也允许适当地做一些抄录。这份控诉材料的最后一段赫然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甘愿砍头示众!”我们仔细地看过了这份材料,凭心而论,抛开观点不言,所述基本事实与处遗工作组的查证材料出入不是很大,但处遗工作组的材料要更全面一些,更客观一些,当然也更权威一些。
刘香喜说:“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后,‘红联’杀人帮由于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行逆施,很快就土崩瓦解,广大受蒙蔽的干部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革联’这一边,只有郑有志等少数顽固派,跑到月岩林场,负隅顽抗。1968年初,道县成立了47军6950部队、革命领导干部和我们‘革联’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6950部队的孙政委兼任革委会主任,第一副主任是县委黄义大书记,我被任命为革委会常委,负责财贸口的工作。革委会成立以后,不到一个月,1968年的3月,在6950支左部队和县革委的主持下,我们在县三粮库,就是原来的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参加的人有各单位的领导,‘革联’还有‘红联’的代表,还有与杀人问题有牵连的人员,一共250多人。这个学习班开了有21天,对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揭发交代和对质。当时我们派人深入各个区社,反反复复,几上几下,调查取证,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搞了一份调查材料,还有一个花名册,都是铁证如山的。我记得,这些材料,我们当时打印了几十份,地区、省里、中央都寄得有。底稿保存在张福山手里,他也是‘革联’的一个头头,东北人,现在已经调回东北去了。本来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一片大好,大屠杀的内幕也已经水清见底,当时我找到黄义大书记,建议他赶快把材料整好,报到省革委去,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杀几个,关一批。可是黄义大这个人太过于心慈手软,说什么‘不要着急,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材料摆在这里,不怕他们飞上天去。’结果留着这些家伙来搞反革命复辟……
“那个时候,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要把湖南作为他们的战略基地,当时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就是林彪的一个黑干将,他们为了牢牢地控制住湖南这个战略基地,把47军排挤出了湖南。1967年7月份,在道县支左的6950部队,突然悄悄连夜撤走,连个招呼都没跟我们打,就撤走了。6950部队一走,县里武装部的那班人又掌握了大权,就跟还乡团回来了一样,一下子天又翻过来了,‘红联’那帮杀人狂又再次掌权。这些家伙对我们怕得要死,恨得要死,想方设计,捏造罪名,把我,还有黄义大书记,还有我们‘革联’的其他几个头头,统统抓起来关进牢里,捆绑斗打,进行残酷的迫害。张福山也被关进了牢里,他被抓以后,保管的那份材料和花名册也不知了下落。
“因为我反对他们胡乱杀人,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和他们进行坚决地斗争,被他们看成眼中钉,骨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先后两次被他们抓入牢房,整整关了四年。当时只喊要判我的死刑,听说向上报了好几次材料,都没被批准。我刘香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一身正气,光明磊落,想靠捏造的罪名把我置于死地,也没有那么容易。从牢里出来的时候,两条胳膊几乎已经残废,我没有别的办法想,只好每天不停地用手搓,另外一个就是练字,天天锻炼,用这个办法来治疗。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自己的胳膊废了。他们想我死,我偏偏要好好地活,活一天就跟他们斗争一天,我不相信这世界就没有天理了。这帮杀人狂的主子林彪说过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这话我也信,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像他们的主子一样得到报应的。”
当我们问及:“据你所知,道县大屠杀,县一级的策划部署者是谁?”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熊炳恩!”
“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第一、他的8.5讲话和8.11电话会议指示,就是道县杀人的总动员令。”
“但是——他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指示要杀人呀?”我质疑道。
“你一个当记者的,怎么对中国的事情这么不了解?哪个当领导的作指示,会把话讲得那么明白?要靠下面理解执行。哪一次不是领导发话,下面层层加码?”
“当时讲这种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人呀!就是当时被打倒的石秀华书记都说过,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杀得他一个带路的都没有。”
“那要分时间、地点、对象,熊炳恩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讲的?区武装部长、公安干部,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
“那好,请说第二条吧。”
“第二、他的老婆何德娥就是东门公社冯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誉院长’,杀人的时候积极得很。”
“他老婆的事不能算到他头上吧?”
“怎么不能算到他头上?如果他不主张杀人,他老婆会那么积极?这就跟贪污受贿一样,老婆出面比自己出面好。熊炳恩那点小九九我还不清楚。”
“请说第三条。”
“第三条最重要,杀人期间,他的秘书王××,多次给下面打电话,了解杀人进度,督促杀人。”
“但是,王××不会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当时正是双抢时节,熊炳恩分管生产,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各区社了解生产进度,顺便关心一下杀人的情况,这和指示督促杀人不能划等号吧?”
看得出刘香喜有些急了:“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明白?有些话只要把个别字眼变一下,意思就都变了。那些人都是他的人,当然会帮着他说话。熊炳恩当时是一县之主,一县之主支持杀人就是指示杀人!”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必须要有证据才行。再说了,事情已经过去快20年了,要查清楚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让我来查试试看,一个月之内,保证查得一清二楚,那些组织策划杀人的,一个也跑不脱!乖乖地都得给我交代出来。”
我看了刘香喜一眼,突然一笑:“难怪他们要判你的死刑。”
刘香喜说:“他们要判我的死刑,我不怪他们。如果我上了台,也要判他们的死刑。我不像黄义大他们心慈手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党纪国法拿出来一条条套,套上哪一条就办到哪一条,没客气讲!为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早就作好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的准备。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又把我关了三年,无罪释放那一天,我冲到县委,抓住县专案办主任杨××这个老反革命分子,要把他扔到南门河里喂王八。”
临告辞时,刘香喜突然说:“再给你们提供一条线索,你们可以找贺霞采访一下,这家伙是个黑秀才、理论家,他手里有证据。”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次(1985年)在××宾馆办学习班,处遗工作组廖部长、郭校长、陈书记等三位领导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他嚣张得很,说手里有原始记录,现在不得交,什么时候抓他什么时候交。结果,到现在不敢抓他。为什么?就是怕他手里的那个东西。你们可以找他要这个东西。”
“他连处遗工作组都不肯交,还肯交给我们?”
刘香喜一笑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刘香喜说的这些,我们在处遗工作组的材料上都看到过,凭这些要把熊炳恩定成道县杀人事件的总指挥,证据显然不足。反映熊炳支持杀人的证据非常多,但反映他直接指示杀人的证据很少。老实说,从内心深处,我们也曾隐秘的希望熊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头号人物。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罪魁祸首也找到了,来龙去脉也查清了,可以向社会向人民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了。当时,熊炳恩已经调离道县,在零陵地区任副专员。我们希望能够采访他,听听他本人的说法,但他拒绝了。我想,他大概以为我们是把他作为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总后台来采访的,如果真是这样想,那就真的想岔了,我们不会,至少不会允许自己带着任何框框条条区采访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处遗工作组的成员、被害者遗属,还是杀人凶手和杀人事件责任人。我们只是认为,如果他愿意开口说话的话,一定会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更本质。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笔者第一次来道县采访时,采访贺霞以及“红联”的其他几位头头已在计划之中,不过由于对采访他们比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等人还要困难,所以安排在最后。但后来我们的采访工作出了问题,因故中断,采访贺霞等人的事也随之搁浅。与贺霞见面在笔者第一次道县采访20年、道县杀人事件40年后才得以实现。此时,贺霞已是76岁高龄,而笔者也齿牙松动了。
贺霞的晚年过得恬淡而闲适,从××局局长的职位上退休后,一直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生活轨迹简明扼要,每天清早起来到菜市场买菜,接着到周敦颐广场锻炼身体,然后看看报,看看电视,关心关心国家大事。除此之外,谈论和关心最多的就是养生之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往事,从不与人谈起,就连地委、县委的一些领导,有兴趣问他,他都婉言谢绝。
2007年底,笔者第四次到道县,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贺霞亲近的人,终于做通了他的工作。不过,不是接受采访也不提供任何资料,是“像朋友一样谈谈共同关心过的事情”。笔者觉得贺霞的这个提法很好,因为这时,采访贺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见他只是笔者心中多年的一个夙愿。只是想听一听经过四十年的社会变革和观察思考,他对当年杀人事件的看法有些什么变化。“革联”把他称为“笔杆子”、“理论家”、“黑秀才”、“狗头军师”,想必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我不知道贺霞同意与我见面基于何种考虑,而我想见他就是这么简单。
朋友把我带到贺家楼下。
这是位于廉溪河畔爱莲路的一座两层小楼,宽敞而洁净。贺霞本人住二楼,一楼办了个小小的电脑学校。贺霞亲自下楼,打开厚重的防盗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二楼客厅。
这位身高不足1米6的矮个子老头,面相慈祥平和,俗话说:看人一双眼。那双眼睛,虽然略有浑浊,却还保留着几分当过局长的那份自信,从中依稀可以窥见当年的精明强干。说话不急不徐,条理清楚且富于逻辑性。对于文革杀人的事,他的记忆惊人清晰,人名地名,时间地点,丝毫不爽。
双方分宾主坐下,寒暄之后,朋友起身告辞了。
由于双方都有思想准备,不该问的我不问,不该说的他不说,气氛十分融洽。
贺霞首先谈了他眼中的杀人事件过程,虽然视角不同,但基本轮廓与我所了解的出入不大。不待我提问,他便主动谈起了自己在杀人事件中的表现:“我知道,外面对我谣传大得很,很多遗族写的告状信把我和郑有志、苑礼甫他们一样,说成是‘乱人风’的罪魁祸首。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没有指示过杀人,相反,还在很多场合发言,要求注意党的政策界线,不能乱杀。这一点在任何时间都经得起调查!你可能不了解,但是领导和同志们都了解,我贺霞为人做事,几十年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一个稳健派。84年,处遗工作开始后,立了我的专案,组织上找我谈话,我当时就表了态,如果查出我在任何地方指示杀人,就枪毙我。结果,他们反复调查,最后地委廖部长他们找我谈话时说:贺霞啊贺霞,没想到你还真的稳,这一次要是查到了你指示过杀人,‘二进宫’你靠得住。 我这个人,不像张明耻、郑有志他们,一个个猛子鬼。不合党的政策的事,从来不干。8.13武斗,当天晚上,张明耻、郑有志他们,把炸药堆到二中的围墙上,要炸平二中。我硬是急得哭,要知道,那会死好多人呐!真正的坏人有几个,都是阶级兄弟。我再三劝阻,不听,我又跑到武装部,请他们出面制止,总算没有酿成大祸。这一点,你们可以去调查。”
“既然如此,为什么各方面对你反映那么大呢?”
“那都是因为谣传。打个比方说,都说我是‘红联’的政委,连有些官方文件上都这样写,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当过‘红联’的政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只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一般干部,文革开始时,我还在下面点上搞‘社教’,等我回到县里,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轰轰烈烈。我呢,根据县委的指示,参加了县委会的‘红战士’造反兵团,在这个造反兵团的五兵团当了个政委。要讲在‘红联’当政委,就是这么个政委。‘红联’总部撤到营江以后,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给我挂了个副政委的头衔,实际上管事的都是郑有志、钟昌友他们。武装部刘政委、崔部长他们到营江来,只找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关起门来谈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我之所以在道县这么出名,就是道县‘一月夺权’以后,县里成立了一个三结合(支左部队、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的道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发了一个文,组长是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我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熊炳恩是第二副组长,名字排在我后面,这一下全县都晓得有个贺霞了。这个革命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办过一天公,成立不到一个星期就撤销了。我这个第一副组长也就当了不到一个星期。”
“据我所知,‘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是各区的武装部长,他们和‘红联’是什么关系?”我问。
“应当说他们都是‘红联’的成员。他们是根据县武装部的指示,集体加入‘红联’的……他们加入‘红联’以后,‘红联’的领导权自然就由他们接手了。营江前线指挥部成立后,‘红联’总部就由‘前指’取代了。”
“哦——是这样的。那么,贺局长,你是道县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在你看来,道县出现杀人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6条。关于这6条,我和处遗工作组,还有地委、县委的领导都谈过。第一条就是‘革联’8.8抢枪,在全县引起很大的震动。”贺霞不假思索地答道。看得出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得很久很久了。
“文革中,抢枪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地出现过,为什么别的县也抢了枪,却没有出现杀人风呢?”我插断他的话问道。
“你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8.8抢枪后,武装部发出了错误信号。当时,县武装部把8.8抢枪事件,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变,是四类分子翻天。抢枪的当天,他们就对下面做了传达。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县武装部的枪被阶级敌人抢了,这使得广大贫下中农十分紧张,以为真的是四类分子翻天了。8月9日,我本人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就马上跑到县武装部打听消息。在刘世斌政委房里见了他,当时他十分难过,都哭了,跟我讲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这次抢枪事件是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变,要我们组织起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保卫红色政权。还有这么个细节,我们正说的时候,‘革联’的人又来了,因为他们抢去的枪,很多都没有撞针,打不响,又跑来武装部要撞针。刘政委把帐子放下来,让我躲到床上,不要露面,自己去应付。那时候,条件十分简陋,刘世斌的卧室外面就是武装部的办公室,很大的一间房子,摆了很多桌子,大家挤在一起办公。我躲在床上,听他们在外边谈判。等革联的人走了,我才走的。”
“撞针给了‘革联’的人吗?”我明知故问地问。
“给了。是‘革联’的人从武装部的天花板上搜去的。”
“他们怎么知道撞针藏在天花板上呢?”
“还不是武装部内部出了叛徒嘛。”
“哦,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是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对47军和零陵军分区的《社情电报》理解有误。当时47军和零陵军分区发了个《社情电报》,电报里把道县四类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说得很嚣张,说四类分子杀贫下中农、搞破坏、组织反革命组织等等。电报里只讲四类分子不宜滥杀,没有说不准杀。传达以后,下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四类分子中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个吧两个’。”
本来我想顺着贺霞的话问他零陵军分区的电报是根据什么写的,又怕这样追问下去和谐的谈话氛围会被彻底破坏。再说这里头的来龙去脉我在20年前就调查得清清楚楚,现在不如贺霞愿意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贺霞接着说:“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全县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獗。县里连续破获多起反革命组织,同时,还有国民党特务在暗中活动。”
“不过,我听说那全部都是假案。”
“假案?扩大化是有可能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假案!那些反动传单,我亲眼见过,丑化毛主席、丑化共产党,那个语言都是十分恶毒的。现在县公安局档案里还有存档。”
“那么,第四条呢?”
“第四条就是左倾思潮的影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被绝对化。真理向前一步成了缪误。第五条是,公检法组织被砸烂了,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第六条就是谣言满天飞,说阶级敌人组织了‘黑杀团’要暴动,要杀贫下中农,要杀共产党员,部分干部群众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没有调查研究,采取了极端措施,结果杀得不可收拾。”
“唉——”听了贺霞讲的6条原因,我在心里哑然失笑,希望听到一个人忏悔的声音是多么幼稚可笑。人的思想要改变,太难了!同样,一个民族要进步,也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很多事情当事者本人是永远转不过弯子的。忏悔之于中华民族,犹如民主、科学,都是亟需认真学习并且努力践行的。忏悔是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思想精粹;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必将文过饰非、重复错误、人格分裂、道德沦丧、精神崩毁、人权践踏、野蛮愚昧;一个勇于忏悔、善于忏悔的民族,无论多么灾难深重、危机四伏,必将能够精神重塑、文化复兴、政治进步、道德高尚、公平正义、尊严高贵。同样,我也深深地知道,忏悔意识的建立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于是,我决定将问题更具体化一些,就问:“贺局长,你认为熊炳恩对道县杀人风应当负什么责任?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们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进行一下反思。”这个问题20年前我就想问他。
“他没有什么很大的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说有什么责任,就是他态度暧昧。”
“一个县的主要负责人,对发生在自己辖地的事件态度暧昧,应不应当对事件的后果负责?”
“你这个话,如果放在现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是文化大革命,情况特殊。记者同志,你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应当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来,可不可以认为熊炳恩是同情支持杀人呢?”
“嗯——”贺霞沉吟良久,说:“这样说也可以。当时那个情况下,每个人的态度都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当时持这种态度的县委领导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和他差不多。这场‘乱杀风’有他的偶然性,也有他的必然性,这一点从这么多党员和干部卷入其中就可以看出来,还可以从道县这边一杀,周围的县市跟着也杀起来,看出来。难道说是地委有人作了指示?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哪个人喊杀就可以杀起来,喊不杀就可以不杀的。”
贺霞的话使我想起1986年第一次来道县采访时,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说过的一段话,这位半文盲的贫协主席说:“我杀人,没有私心杂念,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不像有些人,乘机谋私利,搞些个乌七八糟的事。为这个事坐牢,我感到光荣。”
于是我便顺口问道:“那么责任最大的人是谁呢?”
我以为他会答郑有志。没想到贺霞非常快、非常干脆地答道:“是武装部!”
“凭什么这么说呢?”
“记者同志,我看得出来,你对‘乱杀风’的情况非常了解。你想想看,哪一个区社杀人,不是通过武装部这条线贯彻执行的?当时道县是他们说了算,我们这些人,说要杀也罢,说不杀也罢,实际能起多大作用?”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当年刘香喜提供的一条线索,于是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听说你手中还有些当年会议的原始记录材料?”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不守信用,贺霞马上警惕起来:“记者同志,不是说好了,不谈这方面的事情吗?”
我自知理亏,怕对不起牵线搭桥的人,忙笑着把话题岔开。
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感到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不会问,他也不会说,便起身告辞了。
离开贺家,我沿爱莲路,漫步到周敦颐广场。这是道县新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潇水西岸,有一座水泥桥通向河中的西洲公园。广场很大,花岗岩铺地。高二十余米,也是花岗岩质地的周敦颐雕像耸立于广场中央,是道县最热闹的地方,清早,到处都是晨练的老人,白天,熙来攘往着为生计奔波的人群,晚上,则成了霓虹闪耀、热歌劲舞的海洋。道县这个地方比较怪,没有人们常说的小县城的那种宁静悠然,让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四向发射的活力。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喧嚣在涌动。广场靠潇水岸边,有一线麻石雕花栏杆,我依在栏杆上,俯视脚下的潇水静静流淌,自从知道它的故事以后,我每次来道县,总要到它身边走一走,坐一坐,看一看,如同拜访一位老朋友,每次见到它,我都不由自主地心情激动,甚至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而它则总是一如既往地平静,波澜不惊,默默无言,只有在夜间,夜深人静,你悄悄地来到它旁边,才可能听到它艰辛的喘息声。
忽然想起1988年的一桩往事,那一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对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很感兴趣,有意出版,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把握,特别派了两名编辑岳建一和黄晓中,随我赴道县落实。我们到道县时,正是中午时分,便在城边的一家小餐馆用餐。这家小餐馆经营野味,小岳和小黄在北京大鱼大肉吃得多,吃野味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点了一盘野山鸡、一盘竹根鼠、一条鲶鱼、还有腊肉、山菇等六、七个菜,烫上一壶米酒,慢慢品尝。小岳指着盘子里的鱼开玩笑地问我:“这条鱼没有吃人肉吧?”我说:“如果它吃了人肉,早就成精了。”我们一边吃菜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小岳和小黄把眼睛总是瞟视着路上匆匆来去的行人。我知道他们也像我初来道县时一样,企图看一看这里的人与其他地方的人有什么不同。
路的正对面有一家供销社,一个50来岁的老农民挑着一担篾货到供销社来卖,当时农村的供销社不但卖商品,也有收购土特产的任务。老农民卖了篾货,得了钱,就在供销社的柜台上打了一碗烧(白)酒,买了一包小花片,坐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喝酒晒太阳,拈一片小花片,滋一口酒。当时正值冬季,但道县的冬天不冷,平均温度在8、9度,老农穿一条单裤,一件破旧的寡棉袄,袒露着胸口,眯着眼睛,边喝酒边晒太阳。喝到高兴时,哼哼地唱起了小曲。
小黄问小岳:“你说对过那老头快乐些,还是我们快乐些?”
小岳说:“肯定他比我们快乐些!”
小黄又问我:“杀人的事,那老头知不知道?”
我看了老头一眼,说:“根据他的年纪,不但知道,而且亲身经历过。”
“你估计他是一个遗属,还是一个杀人事件责任人。”
“这个难说。不过,看他那个怡然自得的样子,遗属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不可以去问问他呢?”
“当然可以啦。”
小黄端着酒碗,走到路对面,和老农民攀谈起来。突然,他直起身来,站到路的中央,仰天长啸:“可怜愚昧至此啊——”
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等小黄过来,我问他什么情况。他说:“我问他知不知道文革杀人的事。他说知道。我问你们村子杀了没有。他说杀了。我又问杀得什么人。他说都是地富坏家伙。我问怎么杀的。他说牵出去用刀杀的。我问这样杀人对不对。他说杀得对……”
我把眼睛从潇水上收回来,转向广场这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想,如果现在再随便找一个人,问他道县文革杀人的事,会怎么回答呢?我知道这个话题在道县是很忌讳的,但架不住内心的冲动,还是想做,就像小黄当年做的那样。
我特意找了一位年纪较轻的、戴着一副很时尚眼镜的男青年,拦住他问:“请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件大规模的杀人事件,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说:“晓得啊,这个事道县人没有不晓得的。”“杀人的情况你清不清楚?”“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你觉得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杀人有没有道理呢?”“没有道理,在任何时候杀人都没有道理。”他把眼睛看着我,反过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问这些事情做什么?”我说:“我是来旅游的,听到讲这个情况,感到很好奇。”他说:“唉,都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的事情哪里讲得清楚,现在我们这里的人都不讲这个事了。这是给我们道县抹黑。”
年轻人的话让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自1986年采访之后,我又来过道县三次,每来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这座城镇的变化真的太快了、太大了。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位年轻人放到长沙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放到上海、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都很难把他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然而总有一个想法萦绕心头,挥之难去:假如有一天,上头有人一声号召,要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会不会,振臂一呼而天下云合响应,再次杀得血流成河?
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亡!
一个民族走出固有的劣根性和悲剧性格需要自身的觉醒和历史的顿悟。无从回避,也没有捷径可走。
自从86年道县采访之后,很久不再写诗了,采访贺霞之后,在周敦颐广场,我写了一首:

枝头的果子越来越少
却越来越甜
心头的果子越来越多
却越来越涩
爱的荒原没有季节轮回
收获的歌吟总是响在
地平线的那一侧
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等待
古莲开花的那一刻






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全县36个乡镇 
区别        涉及面        性别        成份        政治
面貌        职业        杀人手段        被
杀光户数        被迫外出人数
        公



数        大


数        生



数        户



数        男        女        合


计        其
中被迫自杀        四


子        四




女        贫下中农        其



它        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国家干部        教员        医务人员        工


人        农

民        枪


打        刀


杀        沉


河        炸


死        投



洞        活


埋        棍棒打死        绳子勒死        火烧死        其

它               
梅花        3        32        90        135        138        19        157        19        86        49        22                        2        2        8        1        1        145        53        40        17        21                3        1                3        19        5        58
仙子脚        4        43        99        134        143        9        152        32        71        49        28        4        1                2        8        2                140        103        4                                1        12                        32                26
清塘        5        56        163        269        288        64        352        37        202        107        40        3        2        1        2        10        2        1        337        189        46        47        17                3        8                5        37        7        23
祥霖铺        5        63        250        543        725        191        916        52        346        520        31        19        2        5        5        25        2        5        879        495        152        88        28        9                88        4                52        57        106
四马桥        4        54        153        270        400        133        533        52        213        287        32        1                2        1        11        3                518        86        126        1                38        128        22        57        23        52        55        56
清溪        6        59        217        358        446        171        617        51        239        304        70        4        1        3        1        21        3        6        586        74        93        180        14        19        108        18        1        59        51        24        71
蚣坝        4        72        336        643        897        299        1196        122        531        575        75        15        2        2        4        29        2        5        1156        145        442        90        21        137        130        68        4        37        121        46        102
寿雁        4        72        250        396        443        92        535        97        281        201        46        7        1                3        6                        526        241        155        13        7                6        15        1                97        12        133
道江镇        1        5        8        17        23        4        27        6        13        12                2                                                        27        4                16                                        1                6                12
县直                12        24        63        64        10        74        18        12        49        6        7                3        9        7        8        19        31        38                1        10                5        2                        18        1        1
合计        36        468        1590        2828        3543        1016        4559        486        1994        2153        350        62        9        18        29        125        23        37        4345        1428        1058        453        118        203        384        234        68        127        486        207        588
说明:梅花区1967年全区人口约29000人,被杀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5.4‰ 。原隶属该区的理家坪公社文化大革命后划归双牌县管辖,杀人数字也转到了双牌县。
附录二
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1967年8月13日-10月17日)
时 间        被杀人数        备   注
8月13日        1人        祭刀:杀寿雁久佳公社下坝大队朱敏。“红联”、“革联”8.13武斗。
8月14日        0人       
8月15日        7人        拉开序幕:杀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母子。杀寿雁区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唐明顺等。
8月16日        3人        零陵县(文革后分为永州市和冷水滩市)开始杀人。
8月17日        15人        清塘区召开杀人动员会。清塘区开始杀人。桥头区开始杀人。江永县开始杀人。
8月18日        17人        “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宁远县开始杀人。
8月19日        20人        蚣坝区开始杀人。
8月20日        23人        车头(梅花)区开始杀人。
8月21日        30人        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负责人、47军6952部队代表视察营江。第一次杀人高峰开始出现。红岩区开始杀人。
8月22日        87人        上关公社在宝塔脚召开杀人现场会。上关区开始杀人。
8月23日        205人        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清溪区开始杀人。桥头公社在桥头圩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潇水林业管理局(双牌县)开始杀人。
8月24日        135人        上关公社在龙江桥召开万人杀人现场会。祥霖铺区开始杀人。
8月25日        350人        蚣坝公社沿河塘大队斩尽杀绝黑四类。
8月26日        638人        “红联”在营江召开全县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却出人意料地掀起第二次杀人高峰。
8月27日        590人        祥霖铺区布署民兵补火三天“大扫除”,27-29日三天共杀569人。
8月28日        501人        47军和湖南省革筹电告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要求制止杀人
8月29日        452人        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武斗、制止杀人。
油湘公社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8月30日        273人        “红联”、“革联”8.30大武斗。
8月31日        176人        江华县开始杀人。
9月1日        155人       
9月2日        142人       
9月3日        88人       
9月4日        91人        祁阳县开始杀人。
9月5日        156人        零陵军分区转发湖南省革筹、47军关于制止杀人的电报。
9月6日        75人       
9月7日        36人       
9月8日        47人        新田县开始杀人。
9月9日        72人        “红联”、“革联”签订“9.9协议”。
9月10日        25人        蓝山县开始杀人。
9月11日        13人       
9月12日        12人       
9月13日        5人       
9月14日        5人       
9月15日        22人       
9月16日        9人       
9月17日        2人       
9月18日        2人       
9月19日        1人       
9月20日        3人       
9月21日        11人       
9月22日        1人       
9月23日        1人        “红联”、“革联”9•23大武斗。
9月24日        0人       
9月25日        0人       
9月26日        2人       
9月27日        0人        47军和湖南省革筹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制止杀人。
9月28日        0人       
9月29日        0人       
9月30日        7人       
10月1日        0人        飞机散发落款湖南省革筹和47军的制止杀人传单。
10月2日        0人        又散发一次。
10月3日        0人       
10月4日         0人       
10月5日        0人       
10月6日         0人       
10月7日        0人       
10月8日        0人       
10月9日         0人       
10月10日        1人       
10月11日        0人       
10月12日        0人       
10月13日        0人       
10月14日        0人       
10月15日        1人       
10月16日        0人       
10月17日         1人        最后一个殉难者: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何余详。
合计        4509人       

       

附录三  
笔者手头有一份道县处遗工作组写给零陵地委汇报材料,1986年初稿时,曾予全文引用,后经一些同志劝说拿下了。拿下的原因很多,有出版方面的要求,有保护材料提供者的考虑,有维护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需要等等,但根本原因还是它太尖锐了,太具有震憾力和颠覆性。此次修改,因写作主旨已不为出版而是留给后人看,所以将此材料补上。补上前,为慎重起见,我把这份材料给一位同样堪称“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同志看了,想听听他的意见,该同志1968年时参加过“道县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并受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指派参与了整理材料的工作,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该同志看完材料后说:“真实情况比这严重得多,道县杀人事件的盖子还是没有真正揭开。特别是这个材料里面没有涉及到人武部这一条线上的干部,不涉及他们,道县杀人事件的盖子就不可能真正揭开。我们在1968年的时候,办了一个‘揭盖子学习班’,揭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盖子。贺霞、张明耻等人都写了交代。矛头集中指向武装部的几个领导和少数县委领导身上。(县人武部政委)刘世斌讲得最多,每次开会就通报敌情,煽动杀人。(县人武部政委)崔保树欺上压下,谎报军情,向47军和省革筹隐瞒杀人真相。还有一个副政委邱庆龙,这个人水平很差,简单粗暴,讲了很多蠢话。武装部军事科科长周××,后勤科长刘××,坐镇营江‘红联’总部,问题很大……这些人都对道县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份材料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对被提名的这些人显然不公平。当时(1968年)我们写了一份《关于道县人武部几位领导制造道县大屠杀的言行》的材料,打印了四十份,上报中央和省、地革委会。这份报告现在县里可能已经找不到了,但地区和省里肯定还有,你们找出来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受到追究就是因为他们穿的是黄军装。我就一直想不通,穿蓝中山装的人犯错误要追求,穿黄军装的犯错误就不能追究。一追究就是毁我长城。我们的长城未必是土坯垒的,那么容易毁呀?我就不相信,一个穿上黄军装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世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与“乱杀风”有牵连的人员较多,仅国家干部就有215人(实际还远不止这么多)。这些人员中,现已基本查明情况的150人中有公社副主任以上干部95人,其中地管和地管以上干部25人。

与乱杀风有牵联的干部,原则上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进行煽动和组织指挥、亲自提名、批准、动手杀人。这类人员中,国家干部有188人,其中公社副主任以上干部78人(地管干部10人)。这些人中,问题较大的有:
(1)地区冷水滩造纸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欧才清。1967年8月27日,欧在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队主持审问了四名即将被杀的人员,亲手捆绑一人,将其中另一人砍了一马刀,四人都杀掉了。
(2)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礼衡(原午田公社书记)。1967年8月29日,熊礼衡批准蒋家洞大队杀了胡洪女等3人。
(3)道县纪委副书记苑礼甫(原详霖铺区副区长)。苑当时是详霖铺区“红联”和区民兵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多次主持区社队干部会,动员杀人,说:“该杀的在两三天内统统杀掉。”“可杀可不杀的,坚决要杀。”为首组织杀人突击队,8月27、28、29在全区大杀三天,指派了不少区社干部到社、队督促参与杀人。在全区主持研究杀人平衡补火问题,亲自到一些大队、生产队进行督促。参加了祥霖铺区公社上渡大队的杀人现场会,在会上说:“上渡的贫下中农对四个坏蛋进行了斗争,判处了他们的死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代表祥霖铺区民兵营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批准上渡、祝福等大队杀掉17人。在苑礼甫等人的组织指挥下,祥霖铺区杀了915人,其中贫下中农23人,国家干部3人,在职教员14人,工人1人,党员1人。
(4)原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现一般干部)。李在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的杀人现场会上,亲自宣判了三人的死刑。受苑礼甫等人指派,到祥霖铺公社的久佳山、祝福、大小盘、达山头等大队参与研究和主持杀人活动,共杀55人,其中6人被杀后,李担心未死,还亲手补了刀。
(5)原唐家公社公安员谢林通(现蚣坝派出所干部)。谢在唐家公社朱子复大队参与研究和主持杀人会,杀了2人,在杀人会上讲了话,到现场验了尸。
(6)原洪塘营公社书记盘家瑞(现大坪岭公社副主任)。盘主持召开了全社大队干部会,动员杀人,说:“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要争取一两天内完成任务。心要硬一点,手要硬起来。”指导各大队找“消眼”和红薯窖,说:“丢下去就是了。”号召向杀人最积极的红花大队学习,并亲自到东江源大队与队干部一起研究杀人名单,杀了13人。
(7)原杨家公社秘书蒋文经(现下蒋公社书记)。蒋1967年8月13日主持郑家等四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会,号召杀人说:“毛主席早就开口了,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搞了丢到坡边就是了,哪个知道。”点名杀郑家大队的钟佩英,后钟母子三人于8月15日被害,使郑家大队首先在全区、全社刮起了“乱杀风”。批准周塘营大队杀了5人。
(8)原油湘跃公社进大队党支书何芳乾(现清溪食品站党支部书记)。何1967年8月25日主持大队干部会,研究决定,并向公社请示,杀了2人。8月28日又主持召开大队干部和群众会讨论杀人,亲自记名单,当场决定杀64人。何打电话向公社作了汇报后,带领了一些人用三口红薯窖活埋了61人。
(9)原梅花公社书记蒋益政(现县蔬菜公司经理)。蒋主持全社大队主要干部会议,号召杀人,说:“理家坪群众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把四类分子宰了,现在贫下中农真正发动起来了,各大队要摸好底子,做到心中有数,交群众讨论决定。”并批准赤源大队杀了5人。
(10)祥霖铺区党委组委黄尚森。黄与苑礼甫等人一起组织指挥了祥霖铺区的杀人活动,多次在区社队干部会上号召杀人,说:“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我们讲杀哪个就杀哪个。”“四类分子统统给我杀掉,个别调皮捣蛋的子弟也给我杀掉。把该杀的都统统杀掉。”向苑出主意抽调民兵到各大队突击杀人,并向突击杀人民兵作了动员讲话。批准审章塘公社杨柳塘等大队杀了10人,督促白家田、塘背等大队杀17人。参与祥霖铺大队干部研究杀人名单,杀掉5人。
(11)原上关公社书记杨道明(现蚣坝区委书记)。杨到本社的东方、建设、齐心、郑家等大队,与队干部一起研究杀人问题。当东方大队有的支委不同意杀人,开会不发言时,杨说:“共产党员要慷慨一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怕什么?”“你们现在不杀,将来又说难领导,又说工作难做,不要怪我没有喊醒你们。”在杨的督促下,该大队杀2人;建设大队经杨主持研究后杀了3人;郑家、齐心也杀3人。批准向阳大队杀了地主子弟黄书平,还点名要杀东方大队的贫农吴况忠。
(12)原清溪公社白马渡大队支书黄名佑(党的“十大”代表,现白芒铺公社主任)。黄多次主持大队支部和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问题,当一些党员和干部提出不能杀人的意见时,黄多次提出反对意见,最后表态:“要杀,一定要杀。”为首研究决定杀了5人。
(13)原清塘区法庭干部周仁表(现岑江渡公社副书记)。周多次主持召开区、社、队干部会,动员杀人,说:“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后杀人可以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只要不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的,不管职务多高资格多老,不管是坐单车的、戴手表的、穿可可鞋的,都可以干掉。”并下社队督促杀人。点名批准廖家、蒋家、狮子头、大神山、团结等大队杀掉17人。在蒋家大队亲自开枪杀人,给民兵作示范。

第二,随意表态,同情支持杀人,据初步掌握,这类人员中,国家干部有27人,其中现任公社副主任以上干部20人(地管以上干部11人),主要人员有:
(1)原县委书记熊炳恩(现地区行署副专员)。1967年8月23日,熊在听取了县委办公室干事唐告龙汇报农村杀人问题后说:“敌人公开进行活动,要杀贫下中农,阶级斗争这么复杂,谁好谁坏,贫下中农最清楚。”熊还对县委办公室干事张瑜说杀掉所谓要炸邮电局的人是办了一件蠢事,这样就断了线。8月24日,县贫协干事王恩昌向熊汇报了农村杀人情况严重。熊说:“这怎么行,个别坏的杀一两个是可以的,你们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下面说说,要他们讲究一下策略。”有次黄礼宽从下面给熊炳恩打电话反映杀人问题,熊说:“不要紧,杀几个四类分子不要紧。”有次郑有志给熊打电话,反映杀人问题,熊说:“四类分子要造反,杀几个不是不可以。”杀人高潮中,田正等一些科局长向熊反映杀人问题,要求出面制止,熊说:“我原来没有讲这么大杀,只说杀一两个可以。”9月16日,熊在县委会对张明耻说:“这回贫下中农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农村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是革命行动,杀就杀了,管他那么多。”10月某日晚,熊在红岩区粮站对张明耻等人说:“四类分子捣乱,杀个把两个可以。”
(2)原县委副书记郁山(现东安县委副书记)。1967年8月17日,郁在清塘区参加了郑有志等人主持召开的全区杀人动员会。会后,郁说:“你们这会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主动。”8月23日,郁在清塘对周盛瑶等人说:“杀人问题,原来我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也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问题。”还在清塘对一些人说:“我们土改时,四类分子逃跑,也是抓着就杀了。”“道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四类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补课。”9月21日,郁对姚岳松等人说:“对农村杀人问题不要怕,四类分子要暴动,贫下中农自己起来杀的。”9月底某日,郁在大塘大队对一些群众说:“毛席主讲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到时全报。……我们贫下中农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要紧。”
(3)原县委组织部长王安生(零陵地区社队企业局局长)。1967年8月24日王在青口公社指示公社副书记要立山坪大队干部唐水光召开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问题。30日,唐向王汇报说队干部正在研究杀人,王说:“群众要求杀几个就杀几个吧。”9月初某日,王在青口公社青口大队对一大队干部说:“分子可以杀,子女不能杀,这是政策。”还在清溪对一些人说:“我们那里杀人带劲啊,刀砍呀,活埋呀,火烧呀,特别沉河有味,到处是死人,狗都吃不完,胀蠢了,乱咬人。”
(4)原县委副书记胡荣玉(零陵地区轻工业局副局长)。1967年9月4日,胡在青口公社团结大队参加了公社副书记周书主持召开的大队干部会,周在会上动员杀人。胡边听边笑。9月5日团结大队杀了19人。9月6日胡对该队三队社员何元锡说:“你们昨天的会开得好,我们不杀阶级敌人,阶级敌人会杀我们。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一次团结大队干部研究杀人,请胡参加,胡说:“你们研究就行了。”后杀12人,队干部请示胡尸体怎么处理,胡说:“往河里丢。”
(5)原县公安局秘书股长何荣升(现县人大专职委员)。1967年8月14日,何在寿雁公社听公社的同志反映杀朱敏的情况后,何说:“这个人土改就要杀的了。这回杀了,给你们减少了一个麻烦。”8月16日,何在寿雁向唐家公社特派员谢林通介绍了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和平地尾大队杀人情况,说:“你们公社何聘之杀了算了。”8月24日寿雁公社平地尾大队唐国运到区里汇报杀人情况。何说:“这些地主仔子坏家伙,不杀留他干什么。”8月26日,何对桥头区公安特派员黄来顺说:“那两个正牌子货(指传说的一个军统特务和一个伪团长)杀了没有?那两个老牌子货杀了就好了。”9月1日,何对寿雁公社的何添贤说:“你们大队搞得冷冷清清的,你们大队干部商量一下,是不是有四类分子要杀干部,如果有,就杀两个。”何添贤问要不要批,何答:“批什么,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6)原道县一般干部唐铭植(现郴州地区农办主任)。1967年8月18日晚,唐给梅花区杨继富打电话,介绍寿雁等地杀人情况,要求对四类分子加强管制,说:“如有调皮捣蛋的,你们可以先干掉他。”当晚,唐家公社干部何学能电话向唐反映大刘大队杀了一人,唐说:“你们少管闲事。”8月21日,红岩区秘书胡光学电话向唐反映杀了一人,唐说:“别的区比你们杀得多。”8月22日,胡光学又给唐打电话,反映有的地方要杀人,唐说:“群众起来了,杀几个就杀几个。你们区是杀得最少的,九区、二区杀了几百。”

第三、挟私报复、谋财害命、杀人夺妻这类情况初步掌握有25起。

据初步掌握的情况,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公社副主任以上干部90人,其中:
1.        动手杀人的5人
2.        批准或提名杀人29人
3.        参与研究杀人8人
4.        指名动员杀人15人
5.        督促杀人8人
6.        表态支持杀人25人
其中:副专员1人;县委正、副书记2人
副县长1人;县委顾问1人;
区委书记2人;地局级干部2人;
县委部办领导4人;县政府部办领导4人;
区委副书记3人;区长3人;
副区长5人;公社书记7人;
公社副书记5人;县厂矿场负责人6人;
区委委员7人;公社主任5人;
公社副主任9人;县公司负责人5人;
县股级干部8人;区直单位6人;
中央和省属单位处级干部2人;地属厂矿级干部1人。

      分类
职务        动手
杀人        批准
杀人        提名
杀人        参与
杀人        动员
布置
杀人        督促
杀人        同情
支持
杀人        报复
杀人        总计
专员                                                        1                1
省地局处                                                        4                4
县正副书记                1                                        1                2
正副县长                1                                                        1
部办委        2                1                1                1                5
正科局长        1                1                                                2
副科局长                1                1                        3                5
区正副书记                2        1                1                2                6
区长                                        2                2                4
副区长                2        1        2                        1                6
股所长        1        10        2        2        3        3        2        1        24
公社正副书记        1        1        3        2        2        3                        12
正副主任        2        6        2                2                2                14
区委委员                5        2        1        1        2        1                12
一般干部        6        10        5        13        11        5        2                52
任职不明        3        19        5        10        15        7        5        1        65
合计        16        58        23        31        38        20        27        2        215


        原地管干部        现地管干部
动手(杀人)        1        3
批准(杀人)        4        4
提名(杀人)        1        3
同情支持(杀人)        7        11

参与布置(杀人)                1
合计        13        25

名单如下:
同情支持(杀人):熊炳恩、郁山、王安生、胡荣玉、李明德、祝广荣、肖福志、张仁达
批准(杀人):李来文、郑际田、杨君贤
提名(杀人):吴荣高
动手(杀人):欧才清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杀场余生者说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栋大屋与一群人的命运
第六十七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路为什么总是那么幽远,那么绵长,仿佛无幽不至地化入那一片迷濛的青山绿水间。一个个村落果实般结在河叉的枝头上。大自然非凡的美丽面对人类伟大的奇迹黯然失色。潇水和它的几条支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同时也得到了建设和保护。好在河水依然是豆青色的。我们沿着那些路去寻找当年作过杀场的地方,有公路的地方,乘车去;没公路的地方,骑自行车去;自行车也不能骑的地方,走路去。火辣辣的太阳照得脊背流油。正是农民们累得脱皮的双抢大忙季节,呼呼的打稻机声总在陪伴着我们赶路。那些在责任田里忙得两头不见天的男人和妇女们时不时直起腰来打量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吃吊手饭的人,他们见惯不怪,只是有些不明白,大热的天,不在阴凉地呆着,火辣辣的毒日头下跑来跑去搞哄门(做什么)?
在曾经开过万人杀人现场大会的龙江桥,我们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赶着六、七只神气十足的灰鹅迎面走来。牧鹅小姑娘个头很小,比最前面那只公鹅的紫色冠子还要矮上一、两寸。她双手在背后,拖着一根长长的柳条,带着三、两片叶儿,用稚气的小眼珠盯着我们。而灰鹅们却昂首挺胸、不屑一顾地从我们身边摆过去。这种灰鹅是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的道州灰鹅,是道县一种主要的外贸出口产品。
道县至宁远公路旁的上塘嘴,曾是用“土飞机” 送人上西天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片低低的马尾松小树林,几个穿着五颜六色统裙、打着印花洋伞的姑娘正在牧牛。
沿着清澈的洑水向上走,在曾经作过断头台的寡婆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队男欢女笑的农民,挑着一担担沉甸甸的湿谷从桥上走过。
……
面对着这些青青的小河,美丽的山林,热情好客、淳朴憨厚的农民,我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人们对我们所叙述的一切。闭上眼睛,也许能看得到那种种的恐怖景象,听得到那垂死挣扎的哀号,甚至那震耳欲聋的“土飞机”起飞的声音……睁开眼睛,想象的翅膀立即被剪断了,一发似乎都不曾发生过,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发生,我们所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用土红写成的神话。
寡婆桥。我们曾两次来到这里。
第一次,正逢下雨。东昇机械厂(一家厂址在道县的三线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老刘打着伞,带我们沿一条田间小路从厂里去寡婆桥。
一时间我们恍若置身于烟雨漓江之畔。这里的地形地貌也确实与桂林一脉相承,只是看上去更精致些。两岸青山,一座座如独秀峰般拔地而起,在霏霏细雨中滋润出很光滑的青黛色。明明是清一色的石灰岩山峰,却这里那里长满了绿油油的树木,也不知是如何植根于石上,又从何而汲取营养,使人不能不感慨生存的艰辛和生命力的顽强。
一片墨绿色的甘蔗,在风雨中絮语。
“好漂亮的景色!不让桂林山水。”我情不自禁赞道。
“初次来这里的人都这么说,这里本来又称小桂林。我们在这里住得久了,也就不觉得了。”刘书记在一边笑道。
我们没有穿雨鞋,路边的青草把鞋湿透了。前面的路更加泥泞。而寡婆桥已经历历在目。这是一座五孔石桥,两边桥头,大树成荫。相传是清代一位寡妇捐款修建的。这位寡妇是桥那边唐家乡人氏,家道殷实,而少年丧夫,孤苦伶仃守节一辈子。她哀叹自己命运不济,决心行善积德修来世,倾囊而出,在洑水河这段经常有人溺水的深潭上方,修建了这座石桥。后人称之谓“寡婆桥”。
因路面积水太深,我们停了脚。
“就在这里看看吧。”
“也好,有些景致,远观比近看更别具风味。”刘书记手指寡婆桥,“文革那阵子,经常可以看到农村里在这座桥上杀人。那时候,我们厂刚刚搬迁过来,工人们都住在附近的两个村子里,经常就站在这里,远远地看。因为搞不清情况,不敢太靠近了,也不敢多过问。桥下面是一个深潭,杀人时,桥两头都站了岗,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只看见马刀亮晃晃地挥动……尸体就从桥上扔到河里。杀人多的时候,潭水都染成红色。有没杀死的,浮起来,守在桥两头的民兵就沿岸追着用鸟铳打。”
我们从手头上的资料中看到,道县师范的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座桥上被杀害的。我们追踪采访来到道师,访问了老校长尹少萼同志。他告诉我们被杀者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老师。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眼含着压抑的泪水,无比伤感地向我们谈起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他热情、正直、能吃亏、肯帮助人,工作有能力,责任心强,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解放前,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和平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解放后,开始当区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工作换来换去,他毫无怨言,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干一行,爱一行。
“1958年,县里筹建师范,让我负责,人员也由我来挑。我第一个就挑中了何聘之。他那个人办事让人放得心。虽然脾气有点倔,但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说到做到,尤其可贵的是表里如一。建校那阵子,条件艰苦,他带领学生挖基脚,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那面那栋教学楼,所用的木材,全部是他带领着学生从60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是我们学校建校的功臣,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留着他的汗水。
“学校建成后,组织上安排他当教导主任,抓教学工作,他更是认真负责,工作起来可以说是真正的废寢忘餐。他常说,我们是培养老师的老师,稍有懈怠,就要误人子弟。他担任教导主任以后,仍然不离教学第一线,继续兼任语文教学工作。他的教学态度,认真得叫人感动,到现在,我还没有碰到第二个象他那样认真负责的老师。他提倡为人师表,说当老师的人从人品到学问,都应该是第一流的。他对自己从来就是要求很严格的,按照当时情况,我们学校的一般教师都可以解决家属农转非(吃国家粮)的问题,但是,他总是首先考虑别人,每次都把指标让给别的老师,自己从来不向组织提出要求。结果把这个事给耽误了。
“他这个人多才多艺,精力很旺盛,平时除了教学工作外,还喜欢写点东西。不过倒霉也就倒在这个舞文弄墨的毛病上。1958年下半年,他写了一个剧本,叫做《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用现在的观点看,这个剧本打下了很深的那个时代‘左’的烙印,有的地方,还有为当时的‘浮夸风’拍马屁之嫌。这个剧本,经当时的县委宣传部审阅批准,学校师生排练出来,在群众中公演了几场。可是马屁拍在马蹄子上,就是这个剧本,使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个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竞把剧本中反派人面的台词,当成何聘之老师本人的反动思想来批判。59年反右倾时,他受到了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批判斗争,开除公职,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开除回家后,他老老实实参加农业生产,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汇报,报告思想改造情况。就是在文革杀人时,他至死仍然相信党的政策,相信不会乱杀人,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搞清楚的一天。就在被牵上寡婆桥砍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牵他的民兵说:‘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你们不杀我,我到北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保证可以搞清我的问题。’可是,那些民兵哪里会听他这一套,一把按到跪起,举刀就砍。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就被砍脱了脑壳,丢进洑水河里。和他一起被杀害的,还有他18岁的大儿子何上明。”
我们问:“杀他的人中间有他的学生吗?”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深知那个时候,学生打老师,批判老师那是家常便饭。笔者的母亲就被她心爱的学生,剃了阴阳头,打得几天起不了床。
尹少萼苦笑了笑答道:“那哪个晓得呀,反正那个时候,师也不师了,生也不生了。”
关于何聘之老师的人品学问,我们在处遗工作组一位有关同志那儿也得到了印证,该同志告诉我们,何聘之在他的学生中威信极高,以至他被打成三反分子之后,还有学生和他划不清界线,冒着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为他辩护,以至自己也遭到灭顶之灾。他给我们讲了县公安局干部刘良义的故事。正好笔者手头上有一份道县公安系统1966年的官方文件,不须多写一字,用它来表述刘良义的故事可能更具权威性:

关于刘良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事实
刘良义,男性,现年28岁,汉,家庭出身中农,籍贯湖南省宁远县逍遥公社。刘1953年在宁远一中读书,56年参军,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直属通讯营任大型无线电收发报员,1958年退伍回乡生产。同年8月考入道县师范学习,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61年道师毕业后,调教育科工作,62年5月调县公安局任侦察员。
刘良义的主要错误事实有:
一、        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坏人鸣冤叫屈;
二、        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
三、        攻击党的领导,污蔑专政工具;
四、        攻击党的工资政策。
根据刘良义的错误事实,性质是严重的,特别是长期以来,勾结三反分子何聘之,为何辩护,仇视党,仇视人民,已经堕落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物,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特请报上级党委批准斗争。
道县公、检、法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十九年后,刘良义终于获得平反。
当年翩翩一书生,此时皱满面鬓如霜。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其间的磨难和对中国人良知的阉割可想而知。
叫我们稍感疑惑不解的是,这个刘良义到底吃了何聘之什么迷魂药,以至如此丧失理智,作为他曾经的学生,即便不愿意落井下石,也不至于做抱薪救火的蠢事嘛。
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当晚,我们在招待所阅看何聘之老师的剧本和思想汇报(各类检查和检讨),心头无比凄凉。人怎么可以这样抵毁、贬损和批判自己呢?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剧性。他违心地、也是自觉地为大跃进之类对国民经济起到摧毁性破坏的东西歌功颂德(《红旗越举越高》),虽有邀功请赏的嫌疑,但绝不缺乏对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的真情;他自觉地进行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各种思想汇报),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却从来不去对这种批判、改造作进一步的思考。从他的剧本和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到,他在丧失生命之前,早已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一个悲剧,他越真诚,悲剧色彩就越浓。他的死从来就不是什么他本身的问题,而是他无法逃避的时代悲剧。长久以来,各种改造和运动剥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权力,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打断了他们的脊梁。何聘之当然也在刼难逃。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虽然讲究的是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慎独其身,但归根结底还是臣、草民、奴才。何老师本人实在可以树为 “标兵模范”供人学习,当然也可以作为“阶级敌人”杀一儆百,一切视“革命”需要而定。也许他曾为自己设计过上百种死法,其中必定包括以身殉职、杀身成仁、舍已救人、为国捐躯、寿终正寢……绝对没有一种是他事实上的死法。他也许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些清醒的头脑,而直到掉脑袋的那一天他都是稀里糊涂的!这样议论一个无辜受害者也许有些残忍,有些铁石心肠,但是我们实实在在是悲伤得出离了悲伤。何聘之的路过去有人走,现在有人走,将来还会有人走。我们总是在想,何聘之的死应当给我们知识分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和教训。
几天以后,结合采访其他的个案,我们第二次来到寡婆桥。
这次是个大睛天。
蓝天如洗,阳光灿烂。寡婆桥却在一片浓阴之中。一株华冠如伞的大樟树,粗大,挺拔,如同一个饱经沧桑、忧患余生的老人伫立桥头,似乎有意地裸露出粗大的树根,供过往行人坐下歇脚,谈古论今。桥下深潭,清彻的河水卷起一个个不易察觉的旋涡。几只灰鹅,在河面上高傲地游弋,时而扑腾翅膀,时而用坚喙梳理羽毛,自得其乐。桥上,有行人走过,打赤脚的,穿皮鞋的,担担子的,骑单车的。有牛走过。还有一只灰不灰、黄不黄的狗一路小跑颠过。初秋的太阳正当顶,桥头的栏杆却凉浸浸的。当年杀人的痕迹似乎荡然无存,但是我们还是在青石的栏杆上找到了一些依稀可辩的刀痕。手抚刀痕,眼前的一切顿时模糊了,这实在不该是一个杀人的地方,过去,土匪抢东西都要避开这里5里地!这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锥心之痛,禁不住泪流满面,不是为何聘之哭,而是为自己哭。我们都是读过几句书的人,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都自以为有思想、有理想、有分析能力,都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是人的思想一旦遭到某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的本体也就同时完成了“非人化”的过程。杀人者如此,被杀者亦如此。何聘之比我年长一辈,他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这一代人,与其说是被拖进了灵魂的屠场,进行了阉割,不如说是人人争先恐后地挤进灵魂的屠场;与其说是人人恐惧精神阉割,不如说是人人“斗私批修”,自觉地自我阉割,并努力地去阉割别人。那些深入全民族人心的、普及千家万户的专制、禁锢、蒙昧、奴性、残暴、谎言,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哈维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制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长久以来,我们曾经信奉和大力宣扬的社会理论,使得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得坏人得到了持久的坚强意志,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粉饰行为,使得他们得到的不是责难和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使得他们的种种恶行笼上了正义的光环,从而使千百万人(包括我们自己)遭逢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在为别人编造思想牢笼的同时也把自己兜了进去,这太搞笑了!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对于别人,特别是别的知识分子,蒙难而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甚至窃窃私喜,甚至以为这些人的蒙难是在为自己平步青云提供机会。每一次运动都是在清除了一批人的同时,另一批人开始获得出卖灵魂而辉煌腾达的资格。想想我们那些丑态百出的表演,真的无地自容。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是靠下层人民血汗养成的,而我们又回报了他们些什么呢?我们在制造众多文化成果的同时,创造了极端违背人性本质的政治文化,创造了极端的专制形式,极端的专制形式用铁腕囚禁思想,造就了全民族人格的普遍奴化(理所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本身的奴化),全民族人格的奴化必然受到历史的篾视和命运的惩罚。以史为鉴,中国近、现代史的所有苦难、屈辱和笑语,其终极原因皆出自于此。我们常常哀怨自己在这历史的篾视和命运的惩罚中所际遇的种种羞辱、不公和苦难,可是下层人民所际遇的凌迟一般的苦难又何止百倍于我们!只不过他们没有我们能说会道罢了。
寡婆桥啊寡婆桥,你记录了我们全部的尊严和耻辱!
陪同我们采访的人诧异于我的突然失态,问我哭什么。
我抺了抺眼泪,掩饰道:“这座桥上被杀的人,有寡婆的后人吗?”
他被我这个问题搞得有些莫名其妙:“这又怎么搞得清呢?寡婆那么有钱,后人中难得没有成份高的。硬要搞清楚,可以到村里去查一查族谱。”
“哦,哦,没这个必要了,不过随便问问而已。”
确实如此,有与否又何妨呢?说不定何聘之老师本人就是寡婆的后人,说不定杀他的人也有寡婆的后人,就像我们在周敦颐故乡楼田村看到的那样。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与何聘之老师情况类似的还有道县二中的李景熙老师。
李景熙,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员,1920年出生,1967年8月29日遇害,享年47岁。
李景熙老师1948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献身教育事业,1949年在道县二中开始教书生涯,1953年调道县一中任教,1958年调回道县二中,担任高三数学把关老师。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工作特别敬业,做人极其低调,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家长信赖的好老师。”
李景熙1965年“社教”运动中被定为“漏网地主”,1966年9月文革开始以后,被正式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道县祥霖铺区新车公社桐溪尾大队劳动改造。关于这一点,笔者开始有些疑惑,为什么“社教”定了案不马上处理,要拖到文革开始以后才处理呢?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解释道:“这叫‘社教定案,文革处理’。这个现象在道县很普遍,因为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5年8月全面展开的,当时零陵地委从各县抽调了近5000名干部,在道县成立了社教总团,下设10个农村分团和1个城关分团。是作为重点样板来搞的。准备在这里取得经验,在全地区全面铺开。整个运动分两批按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步,帮助领导自觉革命,教育干部放下包袱;第三步,组织职工‘洗手洗澡’;第四步,清政治、查阶级,开展对敌斗争;第五步,进行全面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来得比较突然,1966年文革开始时,社教工作刚刚进行到第四步,到1966年8月社教工作宣布结束,第五步尚未真正开始,因此大量社教中定了的案子,只能留到在文革初期进行处理。”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土改的时候,李景熙大概有30岁了,从年纪上看,划地主分子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教书,没有参加家庭的剥削活动,没有吃剥削饭,为什么还是定了个漏网地主呢?”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当年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农村的事情,不能用城里的眼光去看。李景熙老师这个情况在当时定个漏网地主,理由多得很,随便抓一两条就够了。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说李老师没有参加剥削活动,我问你,他读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家里剥削来的钱,还不是吃的剥削饭?哈哈,这些事情讲不清的,深究不得,深究不得啊。反正现在全部都平反了。”
1966年9月27日,李景熙戴着漏网地主的帽子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桐溪尾大队。
桐溪尾位于道县、江永交界处,夹在都庞岭和铜山岭之间,从江永县凉伞界发源的永明河(淹水)从这里入境。清澈见底的永明河,两岸杂树丛生,风光绝美。这条河,解放前,春夏之季可通航4吨重的木船,秋冬枯水季节也可通航1到2吨重的木船,顺流而下,可到道江镇,溯流而上,可抵永明(江永)县城,是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解放后,大兴水利,沿河修筑了好几条滚水坝,已经基本上无法通航。好在从道县到江永修了一条公路,永明河能否通航已然无伤大雅,反而因为滚水坝的修筑而凭添了一道风景。
滚水坝是湘南农村沿河村寨群众修筑的一种水利工程,因为这些河流一般都比较浅,当地农民选择河床中比较平坦的地方,夯入两排松树木桩,将从两边山上采来的数百乃至上千斤重的大石块,用泥橇沿山坡拖下来,垒在松木桩中,筑成一道高约四、五尺的拦河堤坝,提高水头。水枯季节,水拦在坝内,雨水充沛时,河水可以从坝顶上滚过去,不致泛滥成灾,当地农民很形象地将之称为滚水坝。滚水坝,滚水坝,就是水可以从上面滚过去的水坝。
滚水坝两端靠河岸处一般都留有过水的缺口,缺口处安着一种古老的提水设备——筒车。筒车状如一个巨大的车轮,木制,直径五、六米,乃至十多米不等,轮沿有薄木板做成的叶轮片,并按一定的倾角安装若干粗大的楠竹筒,这种楠竹筒就是所谓取水器。水从缺口中流下,冲击叶轮片,带动筒车转动,楠竹筒随着车轮转动,将河水一筒一筒提起,随车轮转动过顶部,由于竹筒的倾斜度,水从筒中流出,注入岸边水平放置的木槽,从而完成一个取水、倒水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河水源源不断地被提起,灌溉两岸的农田。有史料记载,早在南宋时期这种古老的自动提水工具已在当地农村出现,迄今应有千年历史。笔者在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曾读到关于它的描述,第一次见到实物则是在去桐溪尾的路上,记得第一眼看到它,心脏就猛然收紧了,被蕴藏其间的伟大智慧和岁月积淀强烈地震撼,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匆匆赶路的脚步,好让心沉下来慢慢体味。当时已经开始进入枯水季节,坝顶上失去了往日哗哗滚水的壮观,只有少量河水缓缓漫过,沿筑坝石块的缝隙流出,泛起一片小小的水花。坝体上游的水面更是平平静静、波澜不惊。眼看着滚水坝两岸矗立的两个筒车缓慢之极地转动着,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咿咿咔咔的声响,把一竹筒一竹筒少得可怜的水艰难地提到上面的木槽里,真的担心它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地转不动了,甚至会因不堪重负而散架。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心有些多余,它转得再慢也绝对不会停止转动,它响得再沉重也绝对不会散架,它提起的水量再少再艰难也绝对不会停息……
李景熙老师回村以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几十年来很少干过农活,确实很难适应,幸亏思想上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准备,再苦再累还能扛得住。再说毕竟教了几十年书,有些关系不错的学生暗中多少有点关照,二来手头多少还有几个积蓄,三来亲戚里面还有些出身好或者在生产队、大队当点小干部的人对他还算高看一眼,所以日子过得比当地农民差不到哪里去。当然,不能跟在县城里当老师的时候比。人呐只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明白这个道理到哪里都能活得下去。只是开四类分子训话会时,要他参加,要低头认罪,有时间还要跪一下台子,受点体罚,一开始不习惯,脸皮撕破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但有一条李景熙老师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习惯,就是一年到头吃红薯。那个年头,由于粮食不够吃,农村的人一年之中吃小半年红薯是很正常的现象。李景熙半路出家干农活 ,劳动力不行,生产队照顾他,勉强评了个8分的底分,相当于一个妇女劳力,底分低,挣的工分就少,工分少,分的谷子就少,谷子少就只能更加多吃红薯。他有个教书时留下的老胃病,一吃红薯就反酸水,一反酸水胃就痛得不行。可是胃再痛也得要出工,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分,没有粮食分就连红薯都没得吃。这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不出工就是偷懒耍奸,偷懒耍奸就是抗拒改造,抗拒改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开会批斗。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谁愿意跪在台子上让人指着鼻子骂?人呐就是这样生得贱,在县里教书的时候,胃痛起来,躺在床上,捂着热水袋还痛得冒冷汗,而这时候,只要咬紧牙关,往太阳地里一站,立刻就会好了许多。
万幸的是,李景熙老师的胃病并没有因为天天吃红薯而加重,反而一天天减轻。农村里有一句俗话说:“细粮养病,粗粮养人。”看来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1967年8月,屈指算来,李景熙老师遣送农村将近一年了,他已经开始适应新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精精瘦瘦的农村老头。对于组织上把他划为“漏网地主”,他也从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到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他在写给大队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中说:
“自己虽然解放前一直在外面读书,没有参与地主家庭的剥削活动,但是从小到大,所吃的每一口饭,所花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剥削的贫下中农的血汗……更何况我在出外读书之前就已经参加了家庭的收租记账等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地剥削活动。从前我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只承认自己是变相地吃了剥削饭,现在我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靠吸食贫下中农血汗养活的寄生虫。认清这一点对我而言,无疑是很痛苦的,但想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必须从认识自己的反动本质、承认自己的反动本质做起。我现在真正的认识到,组织上把我划为‘漏网地主’,是我剥削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组织上对我最后的教育和挽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作为一个吃剥削饭长大的人,思想深处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决心在大队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监督、教育、帮助下,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洗心革面,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
然而乡亲们却仿佛忘记了他是上面交下来监督劳动的阶级敌人,甚至有些有糊涂观念的人还认为:“李老师人品好,学问好,这号人上面迟早会收回去的。”无论是生产队还是乡亲们个人有什么需要舞文弄墨的事总会第一个想到他,因为这些事情李老师搞得好。
这时候,道县刮起了“杀人风”。
(1967年)8月24日,新车公社秘书张光汉、公社武装部长蒋良椿等人主持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五巨头”会,煽动、部署杀人。桐溪尾大队支部书记李成龙、民兵营长李春林、文革主任李结梅等人参加公社“五巨头”会议以后,回到大队立即行动,将四类分子控制起来,但没有马上杀。
8月26日,公社书记陈平日带着公社秘书张光汉来到桐溪尾“检查工作”,看到这种情况,很不满意。陈平日说:“别的大队都已经杀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到敌人搞起暴动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听到陈书记的批评,桐溪尾大队马上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进行讨论,决定将“调皮捣蛋”的杀掉4个。这4个里面没有李景熙,因为李景熙表现得实在太老实了,一个三岁小乃崽骂他,他都陪着笑脸。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改造得可以了。
杀掉第一批4个“阶级敌人”以后,上渡民兵指挥部又派民兵下来来督战,说是区里指示还要抓紧时间补火再杀一批。大队再次开会讨论杀人的事。会上,文革主任李结梅提出:“光杀这4个不行,革命太不彻底了!这些都是凫头鱼,浮在水面上的,要把那些躲在水下面的沉底鱼捞出来,这些家伙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定再补10个人的火。这10个人中第一名就是“漏网地主”李景熙。
名单报到公社审批,公社书记陈平日说:“贫下中农就是火眼金睛、照妖镜,阶级敌人不管你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火眼金睛一看,照妖镜一照,就原形毕露。”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李景熙和他的家人作为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李景熙老师的儿子李冬德向笔者讲述了父亲遇害的情况:
“1967年农历7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风是从四马桥那边刮起的。一开始,祥霖铺这边还没有杀人,还在酝酿阶段。我父亲在祥霖铺圩场上赶闹子的时候,碰上一个在生产队当干部的本家叔叔,他把我父亲拉到一边跟他说:‘老李,你听到消息没有,上头来了新精神,又要杀地富了,你要及早打主意哦。’我父亲回答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不要听信谣言。党给我们戴上帽子,是为了促使我们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绝对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只要我听党的话,改造得好,我相信头上这顶帽子党迟早会给我取脱的。’话虽是这么讲的,但我父亲心里还是不踏实,到底还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比起乡里的那些个土地主还是多点见识,回到家里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讲给我母亲听了。我母亲听了很着急,对我父亲说:‘看来这杀地主的事,不像是一口风(谣传),你戴着帽子,还是想办法躲出去好。’我父亲说:‘躲到哪里去?躲到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再说我躲出去了,你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要为孩子们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前途,至少不能再去影响他们。我相信党的政策不会这么一刀切的,即使真的要杀地富,也会有个区别对待,总要有现实活动才会杀吧,总不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也要杀。’平时,我母亲蛮信我父亲的话,可是女人家的直觉有时就是比男人准。当时我母亲就说了自己心里还是感觉得很不安然。我父亲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安也罢不安也罢,只有听天由命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出工要更加下手(卖力),说话要更加小心,千万别让别人抓住什么小辫子。’可怜我父亲以为不让人抓住小辫子就能保命,做梦都没想到会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没过几天,就被大队上的民兵捆走了关在大队部。当天晚上,杀了4个人。这是我们大队杀的第一批。这一次没有杀我父亲。我父亲他们十几个人陪斩,杀完人以后,又牵了回来。杀的4个什么人,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不在桐溪尾,我是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其他地方,要是在家里说不定也会杀了。听说杀的4个都是年轻力壮的,说是分子,其实都是子女。
“杀了第一批以后,我父亲他们这些没有杀的,关在大队部的仓库里。农历7月21日,上头来人督促杀人,说是要‘补火’。当晚,桐溪尾大队在小学校的操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了我父亲等10个人的‘死刑’。当晚没有杀,第二天上午9、10点钟杀的。我父亲死蠢,要杀他的事,他早一天就晓得了,是他从前的一个学生,在大队当基干民兵,偷偷给的信:‘李老师,明天可能会要杀你了,你要想办法赶快逃跑。’”(这位学生可以说是冒了血海般的干系,因为在大队讨论杀人时,已公布了纪律,给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待叛徒的态度,比对敌人还更严厉,敌人可以只杀1个,叛徒要杀1家。)我父亲说:‘我不跑,我没有罪,我热爱毛主席,我相信党的政策。’就这样把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给错过。其实当时要逃跑容易得很,那个关人的地方是临时改的,跟真正的牢房没法比,窗户棂子都是木头的,一用力就可以搞得脱。要是他跑了就好了,不但他自己活了命,我们今天的日子也要好过得多。”
“是不是你父亲害怕他一逃跑,会给你母亲和你们带来灾难?”我问李冬德。
“哎——”李冬德长叹一声说:“就是这个意思啰。其实跑了就跑了,要杀我们,他不跑也会杀,不杀我们,他跑了也不杀。可那个时候,就是想不明白这一点。第二天上午,天下大雨,我父亲这些被杀的人不用说,杀人凶手们穿着蓑衣斗笠都淋得一身透湿。牵到河边要杀的时候,我父亲还跟他们说,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说的那帮人都不耐烦了,其中有一个最没得水平的家伙,好像是个贫协的什么头头,对我父亲说:‘你讲笑话给鬼听吧,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党会杀你?’我父亲听到这个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说:‘那就快点动手吧,天下这么大的雨,你们也作难。’杀人凶手就叫我父亲跪下。我父亲说:‘我没有罪,我要求站着死。’一个民兵说:‘胡说八道,天下哪里有枪毙人,还让站着的道理。’一脚踢到我父亲的腿肚子上,把我父亲踢得跪下了。我父亲说:‘我有个最后的请求,求你们搞得干脆一些,不要让我再受磨了。’他最后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杀人凶手的满足。杀人凶手把鸟铳顶住他左边的太阳穴,一鸟铳,听在场的人后来说,我父亲连哼都没哼一声,倒在地上就死了。
“其他的几个人也都是用鸟铳和马刀杀死的。杀了以后,埋都没埋,往永明河里一丢。当时抛尸永明河的遇害者不在少数,我们这些遗属没有人敢去捞尸,河里又修了滚水坝,尸体流不下去,浮在水面上就像炸麻花一样,臭不可闻。有些尸体被冲到滚水坝上,有些尸体挂在岸边鬼柳树的根上,在那里烂成一堆白骨。”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岑江渡是一个好地方。它指的既是永明河(淹水)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又是渡口边那个美丽的村镇,还是沱江之西、永明河下游这一片丰饶富庶的土地——祥霖铺区岑江渡乡。渡口上有一座三孔公路桥,长约百米,南北贯通道县的唯一一条国道从这里跨越永明河,经祥霖铺通向江永(县)、江华(县)。永明河在渡口下游成大约80°的角度汇入沱江,因着两江交汇,江面便突然地阔大了。河道里包容着大大小小15个河洲,最大的叫洲子上,最小的叫郎巴洲。洲上古樟、鬼柳、翠竹丛生,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丛之中若干条小溪纵横交错潺潺流淌,形成了河上有洲,洲上有溪的奇景。特别是江州边上的鬼柳树,春来水涨,树木浸在水中,向上疯长,秋高水退,树根裸露出来,密密层层,错落遒劲,千姿百态。环洲江水,湛蓝凝碧,清明如镜,洲上树,天上云,空中鸟,倒影水中,随着波光耀眼的晃动,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幻觉。当地老百姓把这里叫做两河口,是整个道州水系最宽最美的地方。笔者在道县采访时,曾假当地农民一叶扁舟到此一游,当扁舟悄无声息地划入河洲青黛的浓荫中,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感觉到胸膛中那颗已经磨得起茧的心,在一种舒服之极的酸楚中慢慢地变软,慢慢地溶化......
朋友,我要讲的故事又要开始了!
这一次我采访的是岑江渡占甲完全小学。这所小学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了6名教师,被列进道县十大杀人特色案例。由于事情已经过去19年,被杀者早已死去,杀人者也早已不在这里,所谓采访,实际上就像参观某个历史遗迹,实地感受一番罢了。尽管来前有所思想准备,还是感到十分失望,它太普通了,可以说毫无特色,这样的小学在道县起码三、四十座,无论历史沿革还是学校规模,它都排不上队,唯一使它大大出名的就是文革时杀了6名教员。
据道县教育局的同志介绍,当时(1967年)道县的小学,分三个等级,第一等叫中心小学,全县大约有5所,这种小学一般都带有附属初中班;第二等叫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全县约有38所,基本上每个公社一所,这种小学1到6年级全有;第三等叫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全县约有400多所,这种小学一般只有1到4年级,条件差一些开复式班,就是一个老师几个年级一起上课。中心小学和完全小学没有隶属关系,而初级小学一般按行政区划隶属完全小学管辖。占甲完小属第二类。
占甲完小文革杀人的事情牵涉面很广,当事人互相推诿,好像很难说得清谁该负主要责任。处遗工作组经过多次反复调查,却出现了越调查越复杂的情况。好在本文没有追究谁该为杀人事件负多少责任的责任,只是企图尽可能完整地将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并使之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这就好办多了。
先从第一个被杀害的周盛洪老师说起。
周盛洪老师因为家庭出身地主,文革开始时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斗争,触及灵魂的时候也被捎带手触及了一下皮肉。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严重,但不会有他感到的这么严重,他这个人太内向,遇事想不开,爱钻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照理说把他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点抬举他了,一个师范毕业生,算得哪一号知识分子?当然话又得往回说,当时道县大学毕业的有几个?县委书记石秀华初中文化,笔杆子县长黄义大也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说白了后面4个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4个字,或者说后面7个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头的那一个字,是“无”还是“资”,这就决定了你是革命的还是被革命的。这前面的一个“资”字把周老师的胆子吓破了。
他这个人平时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壳。这个性格又好又不好,不出事就好,一出事就糟糕。57年,县里把中、小学老师集中起来,请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那样动员他,他硬是一点意见都不提,说来说去只有10个字: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好!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上,硬是没办法扣到他脑壳上去。这就是好。你想想,他那个家庭出身,要是嘴巴上没有个站岗的,10个“右派”都打了。但碰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暴风骤雨,毛病就出来了。1967年8月22日,周盛洪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了杀人的风声,吓得魂不附体,惶惶不可终日。其实那是杀别人,并没有说要杀他。下午两点多钟,他带着一根绳子,悄悄地溜出了学校,到了岑江渡弯塘山,准备上吊。他在一个山坎边上,找到了一棵比较合适的树,把绳子挂上去,脚下垫了一块大磨碌古(圆形的石块),正要把颈根伸进去……被山上采草菇的一个社员,常青大队的,叫何代修,看见了。何代修看见有人上吊,一边喊一边跑过来,一看,认得是周老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想不开,要寻短见。周盛洪一边流泪一边说:“你莫管,让我清清静静的去。”何代修说:“那不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就大喊起来。这时候,山下巡逻放哨的两个民兵何代柱和陈兴任被惊动了,跑过来,听到是这回事,也劝他不要犯糊涂。三个人左劝右劝总算劝得他回了心。何代柱和陈兴任还不放心,又把他送回了学校。
何代修回到大队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大队支书何代积。何代积一听,跳起脚骂何代修糊涂,脑袋里少根弦,阶级敌人畏罪自杀,你们不但不提高警惕,还要放虎归山。
因为常青和岑江渡隔得很近,又同属一个公社,何代积马上跑到占甲完小找到校长何卷姝,报告了周盛洪企图自杀的事情。何卷姝根正苗红,阶级斗争觉悟很高,她一听感到事情非常严重,说:“周盛洪是个地主,问题很大,必须马上把他控制起来,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力量,是不是请你们大队出面,派人把他抓到公社去。”何代积说:“这个好办。”马上就回去派治保主任何光忠带了几个民兵到占甲完小把周盛洪抓了起来。接着又打通公社的电话,把人送到了公社。公社秘书莫荣星指示:“捆在公社的电杆树上。”
因为周盛洪是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人,莫荣星马上打电话给上渡民兵指挥部,要他们火速前来领人。上渡民兵指挥部接到电话后,派祥霖铺公社人保员何世元带着一个民兵,坐往返道江镇和祥霖铺的短途客车前来领人。这趟客车一天来回有好几个班次,所以回去的时候也是坐的这个客车。上渡在祥霖铺圩南面大概2公里的地方,客车转过祥霖铺弯时,何世元等押着周盛洪下了车,步行去上渡。这时,周盛洪不肯走了,他跪在地上哀求道:“求求你们就在这里给我一个痛快吧!”何世元说:“周老师,你不要多心,上头并没有叫我杀你,叫我把你带回上渡去。你不要让我为难。”但是周盛洪死活也不肯再走。何世元急了,一发蛮,和同来的民兵两个人架起周盛洪,连拖带拽把他弄回了上渡。
第二天,经上渡民兵指挥部批准,周盛洪被押到狮子岭执行死刑。为了满足周盛洪昨天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何世元亲自用鸟枪将他打死。跟周老师一起枪毙的还有三个人,据说是审章塘公社松柳大队三个外逃的地富子弟。
占甲完小第二个被杀的是徐治身老师,也是个地富子弟。据说徐老师被杀跟周老师自杀有一点点关系,不是直接关系,是间接关系。徐治身和周盛洪在学校里关系并不密切,就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来往很少,两个人性格不同,年龄也相差得比较大,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出身有问题的人走得太近了,会引起别人一些不必要的怀疑。问题出在徐老师就是常青大队的人,因为周老师自杀的事,常青大队介入很多,周老师被杀他们也得了消息,所以(67年)8月25日常青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的时候,自然就想起了徐治身,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别的大队杀得,我们大队就杀不得么?大队支书何代积提了他的名。他说:“何校长说了,徐治身这个人思想反动得很,这种人不能留在学校里毒害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另据知情人说:“别的地方杀人,怎么搞的我不清楚,我们公社(岑江渡)杀人,都是要报到公社批的。杀徐治身是公社秘书莫荣星批准的。”
8月28日常青大队把徐治身从学校里捆了回去,当天晚上就杀掉了。
占甲完小第三个被杀的是何荣梓老师。
何荣梓老师是祥霖铺公社郎龙大队人。他的遇害得从苑礼甫说起,和苑礼甫没有直接关系,是和苑组织上渡民兵下队督促杀人有关系。前面我们讲过,8月27日到29日苑礼甫搞了一次“大扫除”,组织了130来名民兵下到祥霖铺区各个大队突击杀人三天,全区63个大队,每个大队派两个,派到郎龙大队去的是何世诛和何发苟,二何回到大队传达了区里的指示,大队马上召开会议讨论补火问题,因为头天(8月26日)大队已经杀了一批,一共9人,主要都是地富和地富崽子,还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所以这一回讨论补火名单时,文革主任何荣月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这两杆子,保天下也靠这两杆子。四类分子搞暴动、搞复辟,也是靠这两杆子,只杀地富不行,还得杀拿笔杆子的地富,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就定下了一个包括何荣梓在内的杀人名单 ,一共20个人。
第二天,郎龙大队文革主任何荣月、副主任何代值等人派大队团支部书记何杨柱带了四个基干民办,到占甲完小区抓何荣梓。何荣梓在房间里被短个正着。何扬柱对何荣梓说:“今天我们奉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之命,要接你回去接受批判。”何荣梓听了,大惊失色,但还心存一丝侥幸,答道:“既然要我回去,也要与学校领导讲清楚,要他们同意才行。”何扬柱说:“好,你等着。”叫几个民兵看住何荣梓,自己去找校长何卷姝。何卷姝说:“大队要抓,你们就抓回去。我们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何扬柱回到何荣梓的房间里说:“学校领导已经同意,把他捆起来,带回去。”第二天(8月29日)何荣梓与其他19个人一起被害。
与何荣梓同时被杀的还有占甲完小的另外一位老师何衍。何衍也是郎龙大队人,家庭出身富农。他可以算是第四个被杀的。因为看到周盛洪、徐治身两位老师先后被杀的情况,何衍心里非常恐慌,他感到校长何卷姝这个女人有点阴险,想躲开她,反正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呆在学校里也没什么事,就请了个假,躲回了大队,以为这样会保险些。没想到大队补火杀人,要杀笔杆子,也是在劫难逃,留在学校是死,躲回大队还是死。
第五个被杀的是蒋代益老师。确切的说,蒋代益不在占甲完小任教,而是在完小下属的赤坝塘初小(教学点)任教。他是万家庄公社五一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发现道县的中、小学教师中,出身地富家庭的人相当多,难怪当时一位县级领导在总结教育界现状时说:“十七年来(指建国的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道县教育界基本上是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是牛鬼蛇神当政,这种现象绝对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据处遗工作组有关资料披露:1957年反右整风运动中,有299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教师队伍。1959年到1966年经济困难时期,有217名教师“自动”离职回家。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209名中、小学教师被清洗出队伍。文革杀人事件中,有43名中、小学教师(含在职的和已处理回家的)被非法杀害,其中在职教师34人。
(1967年)8月29日这一天,蒋代益老师一大早从赤坝塘赶到占甲完小,来领工资和粮食。因为校长何卷姝不在学校,没领到。他就到家住岑江渡的堂姐蒋桂英家去借米,因为没米下锅了,同时也想顺便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况,他听得别人说,万家庄那边杀人杀得蛮凶,很为家里人担心,又不敢回家去看,只好到堂姐这里来问问消息。正在量米的时候,蒋桂英婆家的哥哥来了,叫蒋代益快走,说:“你们学校的何校长放出话了,看见了你就要把你捆起来,送到公社去。”蒋代益听了,吃了一惊,连忙提起借的米赶回赤坝塘去。
走到路上,正巧遇到了何卷姝,何校长好像一点事也没有的样子,还望着他笑,感到问题不像讲的那么严重。当时蒋代益就请何校长开个证明,免得在路上出事。何卷姝说:“现在开什么证明,你先回去再说。”
与蒋代益分开以后,何卷姝马上赶到荣房岭大队,叫大队贫协主席黄日恩派两个民兵,把蒋代益抓到公社去。两个民兵追到拐子岭,把蒋代益追到了,上去二话不说,捆起来,直接押到岑江渡公社,交给公社秘书莫荣星。莫荣星又打电话给万家庄五一大队,通知大队来领人。笔者所记都是明面上的事情,至于背后谁人主使,谁人策划,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笔者无权披露没有定论的内容。但每个人被害的后面都有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人影,比如说关于蒋代益之死就有材料揭发与万家庄长兴完小校长黄熙圣有关,这个人的身影,我们在万家庄五一大队杀小学教师刘富才时见过。
万家庄公社五一大队非常重视,专门派了李光余等7个基干民兵前去岑江渡领人。
李光余等人押着蒋代益,从岑江渡浮桥上过了永明河。那时,岑江渡还没有修成现在这座水泥公路桥(公路桥是1969年修的),渡口上是一架古老的连舟浮桥和一座只有一艘平板渡船(只能载重一辆汽车)的汽车渡。过了浮桥不远,有一座供行人歇脚的凉亭。到了凉亭,几个民兵喊在这里歇口气,就在凉亭里坐下了。凉亭年久失修,已经相当衰败,但基本架构还在,石柱青瓦砌成,路从凉亭中间穿过,两边是青石砌成的条凳,每边可坐十来人。石凳被过路人的屁股磨得清润光滑,摸上去凉沁沁的。还有两口用青石雕凿的水缸,从前有些积善人家,烧了茶水灌在里面,供过路人解渴。
稍微坐了一会,一个民兵把眼睛看着亭顶好像感慨万分地说:“黄土堆里的千年屋,阳间世上的歇凉亭啊!代益啊代益,有些事情啊怪不得我们,是上头交代下来的,要找,你就找他们去……”
说着,几个民兵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牵起蒋代益往凉亭外的山上走去。走到一个小山坡上,一个民兵举起手中的鸟铳,对着蒋代益的后脑勺开了一铳。接着几个民兵一齐上,每个人开了一铳,帮蒋代益结束了最后的痛苦。
占甲完小被杀的教师还有一个叫冯一波的。冯一波被杀情况,笔者一直没能弄得清楚。他是一名代课老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了课,冯一波无课可代,回了大队。他是理家坪公社人,据说是回大队以后被杀的。如果真是这样,理家坪公社文革以后划到了双牌县,冯一波被杀情况应该在双牌县处遗工作组的材料里找得到吧?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岭翻红薯藤。”兴桥乡桥头村 村民周福妹向我们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周××突然猛吹一声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点动手!”我还没搞清白什么事,就看见十几个男劳力涌上去,把还在弯腰做事的周文栋和他的老婆陈莲娥,还有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队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杀他们,因为周文栋是个右派。周队长接着命令:“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要杀就杀我,莫杀我老婆、儿子,他们没犯法……”哪还管什么用?人就跟发了疯一样,拖起他们一家三口塞进一口废窖眼里。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了塞进窖里。听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只一会功夫就听不见哭喊了。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这种场面,走开了。过去解放前,我当过别人家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那些地富恶虽然恶,但对人也有蛮好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周文栋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就会有死罪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队长又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就派两个人回村里去,把两个乃崽也搞起来一起搞掉。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当时,周家8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们家时,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着了,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那两个人说不喝,又哄她说:“你妈妈要你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们。”周大妹信以为真,就说:“弟弟睡了,让他在家里,我一个人去算了。”那两人说:“睡了没关系,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他们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见杉木岭那边冒着滚滚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妹,一个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这边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大的杀掉了,留下两个小的,一个8岁,一个2岁,哪个去养?周队长接过周小妹,一把就丢进还在烟的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哪管这么多,用力把她往窖眼里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过了窖眼。周××又赶过去揪住她,生生地揿进窖眼里去。那时候窖里还有火呀,两个毛乃崽硬是活活焖死的。这个周大妹,扎着两根短辫,长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见了人,伯伯婶婶叫个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么杀得下手哦!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哪晓得会遭灭门大祸。造孽啊……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人死饭甑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死人饭。当天晚上,周家屋里,灯火通明,队上的人把他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还有大米、茶油、红瓜子、黄豆、棉花,农具家具、坛坛罐罐、屋里的楼板……能吃的当场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时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笔者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一家人的《平反通知书》(编号0789)中看到,他194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37师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留在部队工作,后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一名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与《平反通知书》同时下达的,还有给周文栋一家人补发的被抄财产补偿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因周文栋一家已被杀光,以上款项交给了周的弟弟。指挥杀人的生产队长周××被开除党籍。
我们原打算就这样不作任何评论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去见仁见智,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评论在血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片面的;更因为我们知道,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几句题外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讲真话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周文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中讲了几句半真不假的话,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儿的性命。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 ,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那么,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于提不同意见和讲真话的人。
呜乎,哀哉!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敢于提不同意见能够提不同意见是成为一个自由人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一个不允许自由人存在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而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必然道德沦丧,迷信盛行,灾难不断。
从有关的资料上我们看到,195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5月1日公布的整风运动的指示,道县成立了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先在43个单位、31个党支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然后发展至学校。12月,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全县划“右派分子”293人,其中国家机关(含乡镇)干部68人,中学教员21人,小学教员202人,工商界人士2人。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1967年的大屠杀中遇难。一位道县处遗工作组的负责人向笔者谈到此事时,痛心疾首地说:“查阅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他们当年给党提的那些意见,不但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反右运动之后,道县在1958年大跃进中,成为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份之一。1958—1960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馑接踵而至,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8000人左右。当时道县总人口约为四十万,死于饥饿和水肿病的人占95‰,或者说接近十分之一。
我们1986年在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时,恰巧碰上了道县前任县委书记回道县检讨虚报浮夸的错误。我们在县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饭,他们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饭,都是道县难得来的“贵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没有某种寓言性的喻意吗?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桥,花生壳能当船浮,高梁杆子架电线,红薯要坐八抬轿”(道县新民谣)的种种神话,不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总结出来,并当作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四处宣扬的吗?再想想,文革中,那种到处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大好形势,和越传越神的各种谣言,而且都是顺口溜形式的,难道没有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而言讲假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结构性问题。“吹牛不犯法。”“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挖掘出来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国人(当然包括道县人)一辈子受用不穷的人生箴言。饱尝说假话甜头的大有人在。饱尝说真话苦头的也大有人在。道县人总结得更绝:“讲真话害自己不害别人,讲假话害别人不害自己。”
莫非说我们的民族有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们总是在讲,我们是一个勤劳善良、诚实守信的民族,我们没有讲假话吧 ?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1986年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对于道县290余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杀人事件中的人生际遇做了一些关注,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种“罪名”清洗下去的知识分子,一是由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折射着时代的巨大悲剧;二是这些人(或他们的遗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我们思想的局限性,对于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这个禁区,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质地触击,没有认识到这里面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剧。后来,虽然千方百计地做了大量补救工作,但,总是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感觉。这一点恐怕将是本文最大的遗憾了。
清溪区青口乡唐家山村是一个紧靠双牌水库的村庄,文革杀人期间它隶属车头区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0人(1人自杀),笔者要讲的这个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蒋安民,一家人4口遇害,仅留下一个女儿蒋兰菊。
据笔者了解,蒋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与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讲,讲出的话又不是那么中听。平时不让他提意见,他还忍不住要提,57年,把他们请到县里,好吃好喝好招待着,请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能不提吗?就是没意见,也得想出一条两条,不然也显得太不诚心了。与唐玉稍有区别的是,蒋安民打成右派,开除回乡以后,没有唐玉那么“猖狂”,基本上是夹紧尾巴做人,吓心吓胆做事,所以没有惹出唐玉那么多事来。蒋安民家庭出身中农,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后,虽然矮人一头,但乡亲们一开始对“右派”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基本上不拿他当“四类分子”对待。他有点文化,又在外面做过事,见过世面,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的还常常找他来商量商量,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常言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久而久之,屁股后面的那条尾巴夹得不那么紧了,看到生产队和大队上有些什么事情,他要是觉得不公,又伤疤未好忘了痛,居然还敢提意见。搞得大队长蒋利柱,还有民办教员蒋五华几个人对他恼火得很。笔者不敢断言,蒋安民一家4口被杀,是两蒋报复杀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笔者怕讲出去人家不信。要说的还是蒋安民自己的问题。
蒋安民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前妻和他离了婚。那个年头,离婚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选择离婚。蒋安民的前妻也是万般无奈,不离的话,摊上这么个老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公成了“阶级敌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个“阶级敌人”,这一辈子就算交待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人生的路还长,不能被栓死在对方身上。所以坚决地选择离婚,对蒋安民的前妻而言确定是明智之举。问题是苦了蒋安民,因为他们当时已有一个女儿,老婆离婚以后还要嫁人等等,不能带着这个女儿,只能把女儿留给蒋安民。而蒋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后,总还要成个家吧,三十来岁的男人没个老婆,那个日子怎么过?找不到好的,可以降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么多,总有不怕死的。但是戴着顶“帽子”又拖着个女儿,敢于上门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把女儿交给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姑抚养,当然生活费还是由蒋安民来付,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父亲。
这个女儿就是蒋安民后来唯一活下来的女儿蒋兰菊。兰菊这个名字是蒋安民给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儿如空谷幽兰般清雅,似东篱黄菊般高洁。
后来蒋安民又成了家,和后妻及两个孩子一起过日子,对蒋兰菊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说句实话,就是有心,也很难顾得到。
蒋兰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长大,确如父亲所愿,长得如兰似菊,但小小的心灵中却慢慢地滋生出许多对父亲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亲的苦衷,更不能原谅父亲把她抛给姑姑去过自己的好日子,为什么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为命呢?所以蒋安民到姐姐家来送钱送米,顺便来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见面。有时间把蒋安民搞得很伤心。幸亏那种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较粗糙,没功夫计较这些当不得饭吃的东西。
蒋安民真正难过的日子是从“社教”运动开始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唐家山的贫下中农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属于“地、富、反、坏”中那个“反”字里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还要坏,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要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蒋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队“阶级敌人”的头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难理解,已经不能用矮人一头来形容,还是农民兄弟的话说得形象,踩到泥巴夹里去了。
1967年8月,县里刮起了“杀人风”。
8月23日,梅花公社召开杀人动员大会。
24日,公社副书记王国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专程来到唐家山,找到在这里蹲点的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开始,进行过几次。1965年8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县成立社教总团,下设10个农村社教分团和1个城关社教分团,并从各县抽调近5000名干部,于当年的9月份进入道县城乡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唐家山是社教社教总团的一个点,负责在该大队蹲点的是道县妇联副主任周玉梅。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工作自动结束,很多蹲点干部都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一直在点上坚守岗位。”
王、何、周三人通过气后,周玉梅主持召开唐家山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问题。会上,大队长蒋利柱提出,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右派分子蒋安民。
8月25日,王书记与何主任再次来到唐家山要大队的杀人名单。
8月26日,公社秘书廖隆国打电话到唐家山大队督促杀人,并通知大队派人到公社领取炸药。
当晚,唐家山大队在双牌水库边的河滩上,用从公社领回的炸药,请蒋安民等4人坐了“土飞机”。(4个人中没有蒋安民的老婆和儿子。)
8月31日又杀5人,其中有蒋安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杀。
当时16岁的蒋兰菊因寄养在姑姑家而幸免于难。她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声音尖利凄凉,把姑姑吓得手足无措。姑姑在一边拼命地劝她不要哭,小声点,怎么也劝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蒋兰菊说胸口闷,姑姑连忙帮她去揉,突然,随着“啊——”一声尖利的嚎叫,一口鲜血从蒋兰菊的嘴里喷出……接着大病一场,从此停经。
后来,听得别人说这个病结了婚以后就会好。姑妈就急急忙忙找了个人家,草草将她嫁了出去。婚后五年不生育。后来病虽然好了,前前后后一共生了4个孩子,但每个孩子都像严霜打过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
笔者要讲的另一个右派家庭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万家大队万家村的万光志一家。说起万光志,有人说他是道县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为这次开展处遗工作要给他落实政策时,才发现关于他的档案材料中,竟没有一点打成“右派”的“错误言行”,当然,那些“现在很正确,将来更正确,而当时认为很错误的言行”就更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县委下发了一个打右派的指标(全国各个单位都有指标),估计万光志那个学校的右派分子不够指标数,把他顶数顶上去的。那为什么不顶张三不顶李四,偏偏要顶他万光志呢?这个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领导印象,平时表现,甚至与同事的关系,等等,都可以成为原因。
一位相关的同志说:“人都杀掉了,过去那些破事紧着纠缠有什么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个背时鬼!”
这个背时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老家万家村。由于一直在外教书,老家留给他的除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无所有。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后面再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栖身之处。幸亏有个远房的亲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间给他们,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住房从此也成了万家人的心头之患。
当时,万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还年轻力壮,只要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劳动关还是好过的,只要节衣缩食、咬紧牙关,生活关也不难过。再说贫下中农过得,自己有什么过不得的呢?加之3个儿子,也一天天长大,成了劳力和半劳力,这就解决了大问题,农村里面只要有劳力,什么事情都好办。但是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谈何容易。光有劳力不行,还得要木材,要砖瓦,要地基,要钱。那个年代道县农村能够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个中国农村也基本如此,绝大多数农民都住在解放前或者说解放初期盖的房子里。58年大跃进,把山上的树砍了烧木炭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檩子劈了当柴烧, 搞得山上的树子越来越贵。但是房子还是不能不起,因为要住。更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孩子长大了要娶媳妇。娶媳妇有一项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谓“看家”就是女方在母亲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况,连个房子都没有,这个“家”怎么看得过呢?所以这个问题对万光志家特别现实。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总不能还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吧?所以当时万光志就说了一句类似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宁可脱掉一身皮,也要把房子砌起来。”
三年苦日子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事就不说它了,1962年,万光志向大队申请了宅基地,准备起房子了。从此,每天晚上生产队收工以后,乘着天黑之前的一点微光,都会在宅基地上看到万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带着几个儿子从后面的山上往这里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冻,万茶心兄弟就会到山上去扎管子、烧石灰,或者筛板子(锯木板)。这些东西花钱也能买着,但万家现在缺的就是钱,有的只是劳动力。生产队10分工只能分得2角钱,靠出工的这点钱把房子盖起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估计,万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时候,口袋应该会有两个积蓄,因为中国人都有个喜欢积蓄的好习惯,就是穷得没饭吃,也得留个块吧两块钱放在贴胸的衣袋里壮胆,但这么多年来,过劳动关,过生活关,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手上留几个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紧裤袋拼命地省。万家人采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饭,中午吃干饭,晚上经常不吃饭。
万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干了好几年,1967年,起屋的一切准备工作总算差不多了,砖、瓦买好了,树子买好了,木材木料也买好了,水砖更是早就备齐了,只待秋收后马上就开始动工。万志光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他对几个儿子的人品(道县话“人品”包括品性和长相两个内容,主要是指后一个。)和劳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现在又要修起一栋明明亮亮的大瓦房,总会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下嫁过来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就感到舒服,长久以来,他一直为自己影响了儿子们的前程而深深内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无论如何他也要把一个做父亲的能尽的责任全部尽到,这样就是死了也会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们当然也高兴。一家人满怀憧憬地盼望着那个充满希望的秋天快快来临。
1967年8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我又要写这句话了,每次写完我就难过,因为写得太多了,每次写它我就想换一种写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词穷。“杀人风”刮到了万家大队,大队上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万光志者流的末日也来临了。大队“贫高院”判处了万光志一家人的死刑。万家大队杀得最狠的不是万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万光历家6口杀了5口,万光历、王光历的老婆王亮姣、二儿子万选贤、小儿子万三贤,和最小的女儿万响玲,只有大儿子万开贤侥幸逃脱,逃到江西永兴县的深山里打砖、筛板子为生。万光志一家5口杀了4口,万光志、万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儿子万修心,小儿子万国心,也是只有一个大儿子万茶心侥幸逃脱,后在湖南茶陵农村落了户,也就是招郎。
据说万光志的二儿子万修心头上和脖子上挨了两刀居然没死,当天晚上被风一吹醒来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里,爬上了阁楼,躲进一大堆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万家大队“浮财清理小组”查抄“浮财”的时候,从那一大堆木材里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万修心,当时以为碰了鬼,嚇得魂不附体。最后把他从楼上扔下来,摔死在禾堂上。
万修心临死前不断地说着的两个字是:“我的,我的,我——的——”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她叫周群,女,51岁(1986年),道县蚣蛽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稀可辩年轻时的丰韵,只是那双很大的深陷的眼睛都如一潭冰封的湖水,叫人看着无缘无故地心酸。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甚至哭泣都是嘶哑的、无声的。我在道县采访期间哭过三次,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其中一次。这个女人,上头给予她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她活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
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地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按理“文革”我没事,只因为我父亲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局当过科长,我就成了“反革命”子女。我是中师毕业的,毕业后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让他转业。文革开始不久,道县搞清查阶级队伍,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的老家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务农。
土地塘生产队在深山沟里,消息很不灵通,外面杀人的事,我们当时一点都没听到。
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比这个时候还晚一点(她抬腕看了看表,时针指向9:30分),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连忙披衣坐起来,还没等我去开门,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踢开了。他们冲进来。“起来,起来,开会去。”唐兴浩喊着,声色俱励,完全不同于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还是总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对吓哭了的大儿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弟妹妹,妈妈出去就回来。”
我被他们用棕索捆起拖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这时,禾坪四周,有几十个拿着马刀、鸟铳的民兵把守着,打着火把,把村里的地富和子女圈在中间,一共十四个人。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被抓的,早晨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偷偷地安慰我:“放心,关几天就会放的,你在屋里带好小孩子。”汉镇看见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拿铁丝来捆住!”他们真的拿来了铁丝,几个人按着汉镇捆,铁丝都捆得陷进肉里,痛得汉镇直喊哎呦。火把下,我看见他额头上尽是鼓钉汗,心里痛得如同刀绞一般。这时候,张光松又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的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我和汉镇都读过几句书,有点文化,也有点分析能力,我们万万没想到会杀人,只是估计最多是办一个集中营,我们觉得集中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好好歹歹要把细伢子带大。我们这一辈子是完了, 但是细伢子他们只要听党的话,好好表现,应当还是会有前途的。
接着就要我们走。正准备走,又听得唐兴浩说:“慢点子,蒋汉镇家还有三个乃崽,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我一听,脑壳“轰”一声大了,被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孩子,为什么单要把我家的三个孩子带来呢?好狠心的唐兴浩,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得这样绝?记得头年我们刚回来时,汉镇见他家困难,还主动借了100元钱给他。当时的100块钱是很可观的呀……唐兴浩亲自带人跑到我家,把我的三个孩子连哄带拖,弄到了禾坪上。孩子们被吓得呜呜地哭,直到看见了我,方止了哭,我这三个孩子名字都与《林海雪原》这本小说有关,因为我特别爱看《林海雪原》,所以8岁的大儿子起名叫林海,6岁的女儿叫雪原,4岁的小儿子叫林松。我一想,都送到区里去也好,免得他们留在家里,让人不放心。
在民兵的押送下,我们上了路。路很难走,天又黑,只有走在前头带路的民兵,有两支电火(手电筒),我们这里根本看不见,只管跟着前头的人走。因为我的手捆着,6岁的女儿雪原只好扯住我的衣角,8岁的林海背着4岁的林松,紧紧地跟在我后面,一路跌跌撞撞,也晓不得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小个子,背着一个人,还能跟得上队。走着走着,孩子又哭了,我被绳子捆得很紧,手上麻木了,心里很难受,头上直冒冷汗,还得拼命装做没事的样子,哄孩子:“莫哭,跟住妈妈,一会儿就到。”
这个路晓不得怎么那么难走。我的脑子里全是木的,只晓得走啊走啊……大约走了两、三里路,队伍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商量搞到哪里去,过了不久,队伍又移动了。
走到枫木山,传令我们都站下来。大家站好后,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标对着我们。直到这时候,我才晓得他们要杀我们。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可怎么得了,我们死了不要紧,我最割舍不下的是三个孩子,我们死了,谁来养活他们呢?
他们是要把我们丢硝眼,就是山上那种溶洞,又叫天坑。我们这一带到处都有,深不见底。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一个名,民兵牵一个过去,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
第三个点名的是我爱人。当唐兴浩一叫蒋汉镇时,两个民兵就象抓鸡仔一样拖起我爱人往硝眼边走。孩子们“爸爸、爸爸”的喊着,扑上去,被民兵凶神恶煞地推开了。汉镇已经吓懵了,象个木头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怕孩子被杀,连忙叫他们过来。这个时候,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孩子们的安危。
第四个是我们这里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60多岁了,出身地主,但号脉治病很有名望。他死前倒很冷静,从从容容地向民兵讨口水喝。民兵说:“要死的人,还要喝水?”他说:“我临死喝口水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吃哩……”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民兵,那是一个长期好吃懒做的单身汉,一铁棍打倒,拖了过去,扔到硝眼里。
我是第八个,民兵营长押我走时,三个乃崽又“妈妈,妈妈”地叫着哭得很惨。我见孩子们哭得伤心,就硬着心肠哄他们:“乖,听话,你们在这里别动,等妈妈,妈妈去一会儿就回来,带你们到外婆家去。”孩子们哪里相信,哭得更凄惨了。我到这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可能不会杀孩子。我们要是不配合,害得孩子们跟着被杀,罪过就大了。于是我顺顺从从地跟着他们走到天坑边上。只觉得洞口凉嗖嗖,阴森森,寒气逼人,什么也看不见。
“跪下!”听得一个命令道。两个人按着我,我腿一软,跪了下来。接着只听得脑后有风声,一根硬家伙打在我的后劲颡上,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被救出来以后,才知道打我的东西是那种开山打炮眼的钢杆,从此我的后劲根上落下旧伤,刮风下雨,就发损痛;平时也不能往后扭,连带得这个手也不能抬得很高。(她艰难地抬起右手,示意了一下。)
(最后,周群的三个孩子也被惨无人道地推下了天坑。这个硝眼里共扔了25人,其中小路窝大队17人,此前,枫木山大队已经在这里处决了8人。)
不晓得过了好久,我醒了过来,浑身散了架一样,痛得不行,刚哼一声,听到身边有人叫“妈妈”,我以为是到了阴间地府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连同另外一个4岁的女孩也一齐被扔下天坑,因为下面已经扔了好多人,摔在死人身上,没死。后来,我听得当时在场的人说,扔他们几个乃崽时,情况也很凄惨。雪原看见哥哥被人扔下硝眼后,死死地揪着人家的衣服不放手,拼命地喊“叔叔、叔叔,莫扔我,我怕!”被这个人扳脱后,又爬着去抱那个人的脚哭:“伯伯、伯伯,莫扔我,我求你莫扔我……我听话。“最后,还是把她丢下了天坑。
听到她叫我,我的头脑一下清醒了,连忙背过手去,叫:“雪原,雪原快给妈妈解索子。”洞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雪原摸到我身边,亏了她不简单,居然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远也苏醒了,他叫我:“嫂子,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经被捆得脱了臼,不能动,就用牙齿帮他咬开了绳子。解开绳子后,我要他赶快设法爬上去,找机会来救我们。蒋汉远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出了天坑。看着他爬出了天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一下可能有救了。没曾想到,他一跑出去,就碰到大搜捕,吓得东藏西躲,没有办法来救我们。
洞子里分不清白天黑夜,估计是第二天,天坑上面有人不断地往洞里扔石块。我们这个硝眼,里面分了好几层,外头的人没下来过,晓不得。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要不然蒋汉远也跑不脱,结果这一层被石块打得松动了,一齐垮了下去,跌到了底层。在这里,我发现蒋汉镇和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很凑巧,他们都没有死。我们一家人又聚集在一起了。这个洞底层,满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早几天,枫木山大队也丢下来不少。洞子里又黑又冷,我们一家人,坐也坐在尸体上,睡也睡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吧!我爱人蒋汉镇是用铁丝捆的,解不开,我的手又不行,只好由他去。后来,他死也就是死在这上头。
又不知过了多久,小孩子开始闹水喝。可是在这种绝境,哪来的水?我对孩子们说:“睡吧,睡吧,睡着了就好了。”两个大的挺懂事,靠在我身边睡了。我把最小的林松抱在怀里,他还是一个劲地叫:“妈妈,妈妈,我口干!我饿!”叫得我五脏六腑都撕裂了。
天坑里面,有时间洞壁有水珠渗出,时不时掉下来,打在脸上。几个孩子,一蹦就起来了:“妈妈,有水!有水!!”都张开嘴,伸出舌头来,等着洞壁上的水滴下来……伸了一阵,累得不行了,还是没有一滴水到口,又失望地闭上了嘴。
林松一个劲的喊口喝、我没有办法,只好解小手,用手捧起给林松喝。他也大口大口地喝。这时候,我爱人已经癲(精神错乱)了,他站起来,在死尸身上,高一脚低一脚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我撒点高粱,我撒点高粱。”一家伙踩在小孩子身上,小孩被他踩得直哭。我问他:“汉镇,你在干什么呀?”他说:“我撒高粱呀,不种点高粱,乃崽们没有吃的,饿得好可怜呀!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高粱长起来了……这一下就好了!这一下就好了!”我说:“汉镇,你清醒一点,哪来的高粱,这是在硝眼里面!”他听了,立即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就再没有起来。
硝眼里没有白天黑夜,不知过了几天,孩子们也渐渐地没了声响,我只是从岩洞上偶然滴落在孩子们身上冰冷的水珠,使孩子猛地惊动一下,才知道他们死没死。林海躺在我身边,断断续续地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是死了就好了!”一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我只好尽力安慰他:“孩子,睡吧,睡吧。”我用手摸着孩子的脸蛋,一个个都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我的心好痛啊,恨不能把心掏出来喂了孩子们。我没有丝毫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地在自己身边死去。可我自己却总总不死!为什么?为什么呀?老天爷要留着我做什么呀?
开始是林海,接着是林松,我把俩兄弟的尸体放在一起,让他们黄泉路结伴而行。雪原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坐在林海、林松他们旁边。这时候我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终于解脱了,免得活受罪,而我们无论怎么还是死在了一起,比起好多人来已经够幸运了。
8月30日,这个日子是我后来听说的,天下了一场大雨。我在洞里听到有水从上面流下来,连忙把雪原放在一边,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我小心的喝了两口,又用嘴含着水去喂雪原。起初她还能咽几口,后来就咽不下去了,女儿也不行了。这时,我听到一边有人在哼,原来是汉镇,他还没有死?!莫非他还挂着我和孩子们,一直不肯去?我连忙搞水给他喝。水凼里的水已经捧不起来了,我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咽不下去,头一歪就死了。这回是真正的死了。我一摸他的鼻子已经完全没有了气。
现在,我们一家五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几天来的变故,我还来不及想清楚是怎么回事。打到天坑里以后,我的心一直在为孩子们着急,也没想其它更多的事。我和爱人蒋汉镇,原来都在横岭中心小学教书。汉镇51年参军,55年复员到教育战线,我们都是工作负责的人,一直得到上面的好评。文革初期,清理教师队伍时,汉镇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因此被清理回家,我虽然出身贫农,因为受他的影响,还有父亲的历史问题,也被清理了,带着孩子一同回了汉镇的老家土地塘生产队落户。回到老家以后,日子虽然比当教师时苦多了,但我们还年轻力壮,又都舍得做,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我们老老实实参加生产,安安份份过日子,贫下中农对我们印象都很好,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这场大祸就从天而降了。在孩子们没死之前,我还想活,现在,眼看着亲人们一个个从自己身边去了,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奇怪的是,我没有哭,也不感到痛苦和害怕,头脑一直很清醒,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等死。我已经不想丈夫,不想孩子了,心里老想着过去的那些事,想着在娘家当姑娘时的那些事,写着在中师读书时的那些事,想着我的爸爸和妈妈……
这时,我突然发现,在天坑里上面一层的另外一个岔洞里,还有人没有死,她叫蒋福桂,是个女仔,十七、八岁,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晓不得为什么,女人家总是比男人经得熬些。从前我只顾着身边的小孩子,没有注意她。现在我发现她可能也疯了,老是在喊:“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就在下面对她说:“姑娘,莫喊了,这是在硝眼里,刚下过雨,你看着身边里凼有没有水。”她喊了一阵,就不听见响动了,我又喊了她几句,也听不到答应,也就闭上了嘴。反正都是要死的,早一会死,迟一会死,还不是一样。
就在我觉着自己快要去了的时候,忽然听到洞口有人喊我的名字,开始我以为是在做梦,仔细一听,原来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我爱人的本家兄弟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八年书,,有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认识我,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的声音,发现天坑里还有人没死,就约好了来救我们。蒋汉洋在上面喊:“嫂子,嫂子,是我,我是汉洋,我们来救你出来的,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我这才答应了。他们把四根棕绳接在一起,吊下洞来,我不肯接绳子。这时候我已经万念俱灰,一家人都死在这个洞里,我一个出去干什么?他们守在洞口劝我,从早上劝到中午。还特意吊了一竹筒水让我喝。有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说的,他说:“周老师,周老师,你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里面,就是有天大的罪,要杀头,也要由政府来判决。”我想也是,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活下去。就同意让他们吊。可是,洞里太黑,抓绳子不到。他们想了好多办法,起头将一支手电筒吊下来,不知是洞太深,还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吊下来,电火就黑了。最后,找到一个铁水壶,里面放了几块石头,吊在绳子上摇得叮当响。我终于顺着响声抓住了绳子,把绳子栓在腰上。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把我吊上来。刚一见天日,我就被眩目的阳光照得昏死过去了。这时候,我已经在天坑里渡过了漫长的七天七夜。老天爷留下我,就是为了让我把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告诉世人!
吕标凤等人救我上来后,怕我死,不敢动我,就在天坑边找个阴凉地放着,又赶回去请来医生在洞边给我看了病,煮了一锅稀饭,一口一口喂我。
后来听说,为了把洞里的蒋福桂也吊上来,他们又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因为那姑娘神经已经失常,不会抓绳子,一直没能救出。
这时候,天大亮了。当吕标凤和蒋汉洋他们商量下一步如何救蒋福桂时,我们大队贫协主席张光松提着杆鸟铳闻风赶来了,他恶狠狠地斥责当地的乡亲:“谁叫你们把作她吊上来的?”举起鸟铳就要冲我开枪。来救我的乡亲有几个是枫木大队的,他们抢下张光松的鸟铳说:“要逞威风到你们自己大队去,莫在我们这里逞!”“好,你们等着。”张光松赶起回去叫人去了。群众怕他喊人来报复,也都跟着散了。为了防止他们又来杀我,一个叫蒋汉凡的地富子弟,背起我到附近的鲁塘村,把我藏在一条旱沟里,上面用稻草盖了。
张光松回去以后,立即打电话从公社民兵自卫队请来了几个带枪的基干民兵,来枫木山要人。村里个个都说不知道我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就搜查,后来,还是给他们搜了出来(据查是抓住了蒋汉凡,用枪逼着他供出了周群的藏身之地)。他们就逼着救我上来的人重新用簸箕抬着我扔回现当去(原来那个天坑里)。群众看不过意,闹起来了,说:“上面已经来了指示,不准杀人了,你们凭什么还要杀人?”张光松等人不顾群众反对,坚持要搞掉我,就说:“好,你们不杀要得,我们来。”这时候有个外号叫“哑子”的老贫农出来说话了:“你们看她那副样子,不杀也会死的,何必劳神费力亲自动手呢?还不如先关起来,上面问起来也好说唦。”他们认为“哑子”的话也有点道理,就叫人把我抬回了土地塘村,和另外抓回来的两个地富子弟蒋汉凡、蒋汉元一起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
我已经极度虚弱,一身血痂子,头上摔了一个洞,身上生满虱子,头发夹子都生了锈。他们两个男子汉给我洗了头,收拾了身上的血污。我原来的几个学生又偷偷地送来被子和衣服。关了两天。第三天,汉元因为有个哥哥在外头工作,是个团级干部,放了出去。仓库里,只剩下我和汉凡。我一想,不对,就对汉凡说:“为什么放了汉元,不放你和我呢?这里面有问题!恐怕我们两个还是难逃一死。”蒋汉凡急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赶快逃去,说不定还有生机,不能坐在这里等死。汉凡说嫂子那我们一起逃,我来背你。我怕连累他,上回他背我就已经连累了他,就说我这样怎么逃得脱呢?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你逃走以后,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说不定还不会杀我呢。当天晚上,蒋汉凡拧断仓库的窗户栏杆,逃掉了。(原来逃跑竟是这样的容易!——笔者感叹。)第二天,唐兴浩带人到仓库提人时,发现蒋汉凡不在了,就问我:“蒋汉凡呢?”我说他跑了。唐兴浩说便宜这小子了,接着宣布:“周群是地主婆,从今天起,哪个给她送饭,就是反革命,就要与她一样的下场。”
从这以后,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敢明着来看我。有些好心人家打发小孩从窗口丢几它红薯,或晚上用南瓜叶子包些饭团从门缝里塞进来,就这样饿一餐饱一餐地维持着生命,居然捱了半个月还没死。这其间,唐兴浩来看过我两次,冷冷地笑:“周群你不错呀,居然还活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么恨我?
农历八月中秋,月亮格外好。我望着窗外的明月,想起别人家全家高高兴兴过节,自己一家子家破人亡,不禁十分悲伤,我一个女人家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加之一身伤痛磨得我死去活来,我再也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就用手指理顺了头发,然后坐下来撕开被子搓绳子。我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布条子,一边撕,一边哭:老天爷啊老天爷,你为什么就这样不公道呢?
我的行动被生产队会计蒋元栾的岳母看到了。她是四马桥圩场上的人,到女儿家来过节,听到我的事,感到很好奇,一个女人家丢到天坑里七天七夜居然还没死!就来看我。她在窗子外正好看到我在搓绳子,就对我说:“我还以为是个老婆子呢,原来是个大嫂子。你还年轻,以后还会有一家人,千万不能寻短见啊!我去跟我女婿说说,明天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听了老人家的话,我已经死了的心又活起来,我总是想不清楚,为什么我总是想活?其实还是死了的好!一死,又不用受苦了,又不用受累了,也不用害怕了。
第二天,蒋元栾听到他岳母的话,趁到四马桥赶闹子的机会,给我娘家透了消息。因为我娘屋里是地地道道的贫农,亲戚朋友还有能力,我弟弟找到公社打了证明,经过再三交涉,终于把我要回去了。回娘家以后,我一身开始发烂,脚筋都烂得掉了出来。俗话说不死也要脱层皮,我是真正的全身脱了一次皮!我弟弟为了给我治伤,久了一身债,连衣服被子都卖掉了。
现在,我又成了家,有个孩子。落实政策后重新当上了教师。我先后三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出席县里的先代会,去年又被选为县政协委员……我对道县杀人的看法,我认为虽然不一定要一命抵一命,但对为首的一定要严办,不然,以后他们还会要杀人。
(唐兴浩1985年被开除党籍,欠蒋汉镇的100元钱,开始不承认,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才托人将100元钱还给了周群。)

第六十一章 杀场余生者说

道县“杀人风”中,被杀对象谁的命最大呢?据说,女人家要数周群,下了天坑7天7夜居然没死;男子汉要数肖维仁,五花大绑捆上杀场居然活生生地逃脱了。
我第一次见到肖维仁是在四马桥的圩场上。当时我正在这边采访,正逢圩日,就到圩场上逛逛,想对道县赶圩的情况有个感性的认识。熙熙攘攘赶圩的人中,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人,年约五十上下,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白衣黑裤,戴一顶样子有点像礼帽的窄边小草帽,这种小草帽当时当地的农民还很少有人戴,凭着多年的采访经验,我感觉这个人不像当地农民,也不像当地的农村干部,莫非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小商贩?可又明明是一副赶闹子买东西的样子。我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他一眼。他竟马上发现了有人在看他,转过脸对我点头哈腰地一笑。这一笑让我心头一颤,从前我在长沙监狱做采访,那些接受采访的囚徒正是这种表情。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迎上去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不,不,我就是本地人。不过才回来没多久。”他用一口标准的道县普通话回答我。“哦,在外地工作多年吧?”“不,不,没有工作,下苦力。你老来这里赶圩啊?”我告诉他:“我是个记者,下来采访处遗工作的。”他的眼睛一亮,说:“我就是遗属,我可以向你反应问题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只能起到了一个把下面的情况向上面反映的作用。”他连声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把我带到圩场边的一户人家,可能是他的亲戚或熟人,找了两张凳子,坐下来,慢慢地谈起来。
这个人就是肖维仁。
肖维仁反应的问题不外乎两点:一是被查抄财产的补偿问题;二是对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处理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我所接触的遗属中,无一例外地被提到了。但是肖维仁不愧是读过几句书的人,提得比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他说:“当年我们被拆掉的房子、分掉的家产,现在由政府来补偿,杀一个人赔150块,拆一间房子给300块,农具财产按67年市价的四分之一赔偿。我觉得不合理,不应该由政府来赔偿,应当由杀人凶手来赔偿,也不要他们赔多的,当初拿了什么就赔什么,不能让他们杀了人,夺了妻,经济上还得好处。杀了人的,也不要求他偿命,也不要求他坐牢,但是必须要认罪认错,要公开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怎么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呢?不能像现在这样,还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警告我们不要乱说乱动,我们什么时候乱说乱动过?”
下面是肖维仁死里逃生经历的口述实录。

我名肖维仁,四马桥区杨家乡旱禾田村人,1932年出生,家庭出生,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我是50年代零陵师专毕业的,毕业以后分到我们公社(杨家)金狮庵小学当体育老师。1962年过“苦日子” 的时候下放回来的。对外讲是下放,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高的缘故把我清洗出教师队伍。当时我对下放回农村这件事看得也不是那么要紧;因为我的饭量大又是教体育的,当老师一个月27斤米实在是不饱,心里想下放就不敢吧,就同意了。他们还让我写了个自愿下放农村的申请,我也写了。我想,我身体好,有的是气力,还有一门祖传的整(治)跌打损伤的医术,干什么不比当个小学老师强。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一来我原先那个老婆能干,舍得做,二来我自己整得跌打损伤,找我看病的人不少,也赚得到一些嚼用。我们家几代人都是习武的,我父亲就是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拳师。我自己也是从小练拳。凡是习武的人都要会整得跌打损伤,练武不受伤是不可能的,受了伤晓不得整还练什么武?我们屋里就有一套整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一代一代相传,远近有名。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人整伤不准我收钱,我就不收钱,但是人家还是会送我一些鸡呀、鸭呀、肉呀、油呀这些东西。所以说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差的,比好多人家可能都要好一些。
文革杀人的事情来得蛮突然,晓不得别人怎么样,我自己事先真的没有一点察觉,要不然我也不会坐在家里等死。那一天我记得蛮死火,是1967年古历的7月14,过鬼节,天上好大的一个月亮。那天我收了工,刚刚吃了夜饭,大队上的民兵过来通知我到大队部去开会,我就去了。一进大队部没有看到有开会的样子,只有大队治保主任肖新觉和大队上一班民兵在那里,这个肖新觉他还是个造反派头头(“红联”)。一进门,肖新觉就喊:“把他捆起来。”几个民兵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索子,一涌而上,不由分说,把我捆起来。捆得好紧啊,痛得我只喊哎哟。我连声:“什么事,什么事?”肖新觉讲:“什么事?跪下!老实交代,你犯了什么法。”人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我只好跪下来说:“我实在没犯什么法。你看到我那里做得不对,请你跟我提个头……”没想到我这个话惹得他大发脾气,站起来,拿起一块劈柴,那种劈柴晓不得你见过没有,松树的,两尺多长,见棱见角,有四、五斤重,“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狗崽子,自己犯了什么法自己晓不得,还敢问我。”举起劈柴,照着我的脑壳就是一下。我本能地把头一偏,正好砸在左边的脑门上。只觉得“轰”地一声,脑壳一大,眼前一片金花,就昏死过去了。肖新觉他们搞点水把我浇醒过来,我只觉得脑袋痛得要炸开了,血把头发和半边脸都糊住了。肖新觉又要我交代罪行,我低着头,不敢讲话,害怕一句话没讲好,又要挨打。肖新觉冷笑着说:“你这个家伙坚持反动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死有余辜!”说老实话,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没有想到他们杀我了,还在想着怎么样少受点罪,把这一关熬过去。
到了晚上大约有12点钟的样子,他们把我,还有几个人,都是地富子弟,不是分子,押到了罗家山水库边上的山脚下。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有几眼废窖,他们准备把我在那里下窖的。到了那里,押我的民兵喊我跪下来,这时候,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心都喘到嘴里来了,我看着他的手上寒光闪闪的马刀,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们要杀人——?”这时候只听见我的一个堂兄弟,叫肖维义的,也是一起牵过来要杀的,在那边喊:“不得了啦,要杀人了,快跑啊!”就看到一个人影挣脱索子,往田里跑。当时我身边是一个半来高的陡坎,我就往下一跳,准备跟着跑。杀我的那个民兵,看到我跑,挥起马刀就砍。我因学过武术,听得脑后有风声,把头一低,腰一弯,“嘭”地一刀,没砍到我的脑袋上,砍在背上,把背砍伤了。后来才想起,正是这一刀救了我的命。这一刀虽然砍伤了我,也把捆我的索子砍断了。我拍起来就往山上跑。几个民兵跟在后面追。因为是捆着的,跑不快,又被他们追上,右脚上挨了一刀。这个时候,人一发蛮,猛地一挣,居然把身上的绳子给挣脱了。这一下,人就轻松了好多,心也没有那么慌了,我看到上面就是罗家山水库,就往那里跑。因为我水性好,会游泳,到了那里,我跳下水库,他们就追我不到了。我穿了一双解放鞋,没想到跑着跑着把一只鞋子跑脱了,我连忙停下来提鞋。这个时候几个追我的民兵又赶上来了,当时我把心一横,从地上捡起块大石头,对他们讲:“你们不要来,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们不要逼我跟你们拼命。”他们都知道我会武功,几个人嚇到起,不敢拼命地追了,一边吆喝,一边看着我往山上跑。跑到水库边上,我把衣裤一脱,鞋子一扔,跳进水库里,游了过去,到了那边山上。
我跑脱了,我堂兄肖维义没跑脱。他不该往田里跑,深一脚浅一脚跑不快,加上捆他绳子没挣脱,最后被那些杀人凶手追上,乱刀砍死的田里。
我们那个地方跟宁远县搭界,水库那边就是宁远的九嶷山。我从垄古冲跑到了宁远地界。当时浑身透湿,只穿了一条短裤一件汗衫,身上还受着伤,幸亏背上和腿上的刀伤都不深,只是被刀飘了一下,可头上的伤还是蛮重的,山里的风一吹,又冷又痛,人一阵一阵地发昏,好像就要死在那里的那个样子。怎么办呢?莫非刚从鬼门关里捡回命来,又要死在这里?我突然想起山里面蓑衣冲住了一个方老伯,他家是个贫农,我从前救过他小儿子的命,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想只有找他去救命。
我和方老伯也不沾亲也不带故,原来也不认识,几年前,方老伯的儿子上山区采杜仲(一种中药)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成了重伤,抬到宁远那边的卫生院,人家说治不了,要他们赶快弄县里去。方老伯屋里没有钱,就把人抬到我这里。我一看伤得蛮重,弄不好会死人,心里有些害怕,也不敢收。方老伯求我,说整死了不怪我,只怪自己的命。我看这么说,心里也蛮同情的,再一看这个乃崽体质蛮好、蛮年轻,就把他们留在屋里治。在我家里治了一个多月,可以下地走路了。我看到他屋里确实困难,干脆一个人情做到底,没要他什么钱。方老伯就叫他的小儿子认我做干爹,我说我比他大不了好多,认干爹不合适。他说一定想认的,以后还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后来,他们回去以后,又在我这里吃了半年的药,每次来看病,都要给我带不少的山里的土产。我也不收他们的药钱。这样走得跟亲戚一样。
我赶快跑到蓑衣冲,找到方老伯家,敲门进去我那个样子把他吓了一跳。他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嗬,肖医生你是偷哪家的女人家,让人打成这个样子?”我把情况一讲,因为那个时候宁远那边还没有杀人,方老伯死活不信。你怎么讲他都说:“有这个事呀,你莫哄我了。”他喊起他的老婆烧了热水,帮我洗了伤口,又帮我换了套干净的衣裤。
第二天一大早,方老伯说要出一趟山道我们村子里去看看情况。当时我对到底为什么事要杀我,心里也疑疑惑惑,还有老婆带着3个儿女在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想让他去打探个究竟。
(我笑着问他,你就怕方老伯下山去领了民兵来抓你。)
不怕。怕也没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来我相信方老伯不是那号人,二来他硬是领着民兵来抓我, 也是我命里该死。我当时那个情况离开方老伯家也还是一个死。那时候我什么也不多想,反正一条命就交给方老伯了。
到了半下午时分,方老伯回来了,一进门就摇头:“没想到真的杀人了!我到了你们村子,只说昨天晚上跑了一只大老虎,派人正到处抓你哩。还说你有剪刀法,武功高得很,要抓你的民兵提高警惕,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干掉。听到这个情况,我没敢去找你老婆,怕找出事来。”我一听急得眼泪水掉下来了,拼命地跟方老伯讲:“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犯过任何法。”方老伯说:“这个我知道。旱禾田你是回不去了,就安安心心地在我这里住到,好好养伤。你教过我我乃崽的一条命,我也还你一条命。”我听得他这么说,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
我在蓑衣冲住了大约有个五、六天,身上的伤开始告疤了,想起在这里住久了也不是个事。那个时候宁远也开始杀人了,风声紧得嚇死人。方老伯嘴里不说,我看得到,他其实也蛮担心的。这时候,方老伯对我说,他有几个熟人是个石匠,准备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问我愿不愿意跟到去,一来可以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二来也可以求得一个平安。如果愿意的话,就讲是他的亲戚。我正是求之不得,马上表态愿意去。我讲,想在走之前,趁着夜晚 回一趟家看看。他骂我:“你想找死啊?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不回去,她们活得好好的,你一回去,弄得不好,自己丢了命不说,还会害得他们跟着遭殃。”哎!这个道理其实哪个都懂,就是放在自己头上,有时间犯糊涂。我听了方老伯的话,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方老伯人好啊!这恩情我一辈子报不完啊!他不放心,亲自把我送出山。就这样我跟着一班宁远师傅到了广西的富川县。那里有个叫香炉脚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做石匠。石匠这个活说难做又难做,说容易做又容易做,技术虽然有一点,主要还是靠劳动力。我在富川主要就是修渠道、修石桥,那个事情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做得蛮好。
富川这个地方瑶民多,香炉桥就是一个瑶家寨子,这里有一家姓盘的瑶民,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家有六个女儿,没得一个崽。这个瑶家的女子,长得都蛮客气,长相好身材也好,我岳父家几个大女儿都嫁出了,只有一个小女儿,小时候出痘子(天花)没有养得好,落了一脸的麻子,还没有嫁出去,那时候村里人都喊她盘麻妹。我在香炉桥做石匠,做了有那么久时间,有一天,村子里一个人找到我做媒,问我在老家成没成亲,我想起已经永远不可能回道县了,就说家里穷,娶不起老婆。她又问我愿不愿意招郎到盘麻妹家。当时我们这喜人在外面做手艺,人家都喊我们流窜犯,心里确实想个家。盘麻妹我原来也认识,脸上虽然有麻子,但是人好,又年轻又能干。比我要小10多岁,特别她家是贫农,我这一辈子吃亏了就吃在成分高,想起招郎到盘麻妹家,就是贫农了,这一辈子就不会受人的气了,所以就答应了。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告诉了人家,我们家是富农。我岳父讲富农不要紧,只要人老实就好。就这样我们就到他们公社,叫做福利公社,现在叫福利乡,办了一个手续,招郎到了她家里。本来想,这一辈子就安安生生在香炉桥过了,没想到命运捉弄人,1970年农历1月份,刚刚过完春节,农村里搞大清查,富川县下来好多干部,搞“一打三反”运动 ,结果把我给查到了,说我是外逃的四类分子,抓了起来,后来又说是收容,遣送回道县。
当时我很想不通,为什么地富家的女人嫁给了贫农,可以改成份,就是我原来的老婆嫁给了贫农也变成了贫农,而我自己招郎到了贫农家,怎么还升了一级,从子弟变成了分子。
送回县里以后,大队上的路上,走到葫芦岩渡口,上了渡船,肖老六讲:“这个家伙带回去作不得用,只会给生产队添麻烦,干脆在这里沉了河算了。”当时我被捆到起,心里想这回死得成。搭帮(幸亏)那个架船的船老板讲:“搞不得喲,现在不准乱杀人了。搞起来要负责的哦。”肖老六讲:“大队上的事,关我个屁事,我给他负这个责。”就这样没有杀我,把我带回了大队。
回到大队以后,那个日子才叫做难过喲!过去是把我做四类分子子弟对待,现在完全就是做四类分子对待。对我进行了批斗,勒令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我原先的老婆早就带着我的三个女儿嫁给了我们大队的贫协主席李四能,家里的东西,值钱的早就抄光了,不值钱的都带到李家去了。我当时真的是上无片瓦遮雨,下无寸土立身,这不是形容,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生产队退了一间房子给我住,比个牛栏好不了多少。可以说是做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特别是我原先的 那个老婆,看见我老远就打转身,我的三个女儿都不理我,要跟我划清界限。有时间我远远地看着她们的背影,想死的心都有。你说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味道?我拼死拼活从那个杀场上逃出来做什么?还不如让他们一到砍了,下到窖里好。
幸亏这个时候,我老婆,就是盘麻妹,你喊她麻婆没关系,她不生气,从前我们队上的都喊他麻妹,现在老了,都喊她麻婆,她从富川挺着多大的大肚子,跑到道县来找我。本来我们大队是不接受她的,但是她有公社的证明,又是贫农,就接受了。我这个老婆好啊!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本来我被遣送回道县以后,我岳父劝她,算了,再找个人。她不肯,跟屋里闹翻了,跑来找我。那个男人家打光棍的日子你没有过过,那就是个地狱。有了个女人家,那屋里马上就变了个样。我劳动力还是有啊。不怕吃苦,麻妹她也是从小做惯了的,会过日子,接着又生了个妹子,我们慢慢地又把这个家搞得像点样子了。其他那些事情就不用讲了,当时那个情况,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
1971年9月份,我们区修永泉河坝,就是在甫石塘那里,像一个拦河坝,把蚣坝河拦起,解决我们杨家乡这一带的水利问题。我们是受益乡,要派工,生产队就把我派去了。因为我有石匠手艺,安排在永泉渠修石渠。当时上头出了一件大事,这个事你们都晓得的,就是林彪叛国投敌。刚开始哪个都不晓得,我们农村大概是年底传达的,我们是四类分子不传达,所以不晓得,只晓得又出大事了。那个形势紧张得不得了。比67年杀人时还要紧张。每一次,上面出一次事,农村里就要抓一次阶级斗争,我们就要遭一次殃。我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又经历过那么多事,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当时工地上、村子里谣言四起,说又要杀四类分子了,四马桥公社麻湾大队一个地富子女,跟我一样也是刮“杀人风”的时候跑出去的,1971年回生产队,被大队民兵营长用锄头活活打死。 听得这些话,嚇得我通晚通晚睡不着。这时候,我老婆从家里跑到工地上找我,说听得村里的人讲,又要杀我了,说上回没杀成,这回一定要杀掉。又说大队上派人到县里买铁丝去了,说我学了剪刀法,索子捆不住,要用铁丝捆。
(笔者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消息不十分准确。当时大队上有没有人喊要杀肖维仁呢?有。但那绝对不是大队上的意思。大队上也确实派人去买了铁丝,但那是生产和修水利上要用的,绝对不是买来捆人的。)
反正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当时想,不能坐在屋里等死,必须马上逃出去,到时候想逃都逃不出去了。我把这个想法跟老婆讲了,她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说逃就逃,我们一家人一起走。我本来想要她带着孩子会富川娘家的,她不肯,说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一想,她这一回富川,又会成了人家屋里的人,又是生离死别,也舍不得。就说一起逃就一起逃吧。反正她们家是贫农,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估计还不会杀她。
为了逃跑,我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叫我老婆先回队上去,不要惊动队上的人,悄悄地做好准备工作。然后我在工地请了一个假,说是回家取口粮。跟我老婆约好了在村子外面会面,反正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两个包包,一些换洗的衣服,带着小孩子,一起逃走了。因为害怕有人来追,我们特地绕道野鸡铺,从江华那边走的。因为麻婆是瑶民,江华那边是瑶山,走起来也方便些。从那边到了广西,我们在柳州落了脚。在这里靠割马草,就是马吃的草,和捡破烂为生。后来又到了岳州(岳阳),在那里砍芦苇为生,还拖过板车,都是下苦力的事。只要能赚到几个钱,把一家人养活了就好。
到了84年,听到道县搞平反,我就带着一家人回来了。现在这个反是给平了,但是好多事情搞得不合理……总而言之,上面这些人还是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你,比方说我们找地区的一个领导反映情况,我几次找打他反映杀人夺妻的问题。他听得不耐烦了,说:“你总讲杀人夺妻,杀人夺妻。那好,现在我们叫李四能把老婆还给你,你要不要?”你看看,这是什么话?你叫我们这些人怎么讲话?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殷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许多,头发已经花白了,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不难想见,丈夫被杀以后,这么多年来,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是四川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川音。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是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来,常常半夜里惊叫着吓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关在笼子里,看着身边的人,一批一批牵出去杀,那心里是什么滋味!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着老杨一起去了……
说着,她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说句实在话,在道县采访期间,我最需要但又最害怕做的事就是采访遗属,每一次采访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叫人透不过气来,就象被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直视着内心的最深处。虽然说都是他人的痛苦,但其巨大的份量和深刻的现实性,叫你无法不学会永远地感受人类共同的悲哀。
我们只能不停地安慰她,希望她能走出阴影……余生无几,自己千万还要保重!

我丈夫叫杨天逊,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有从政,也没有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而是回了自己的家乡道县——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当过县立中学的教导主任。老杨这个人比较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因为他会画画,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个时候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地画了金光。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革命群众看来看去看出了问题,有人说,那不是金光,是箭头,是反革命的毒箭要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糟了!把他揪了出来,批判斗争。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楚?老杨据理力辩,还举出了好些例子进行对比,总算没有把他定上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只是把他作现行反革命他子论处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劳动改造,这已经是很宽大的了。要是定了恶攻罪就要判刑劳改,起码是10年。不幸中的万幸,我和孩子们虽然受了一点影响,但没受太多的影响,仍然留在县城里。现在看来,要是当时定上恶攻罪就好了,判了刑,抓到牢里,就不会送回去被杀了。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霖铺公社达头山大队。祥霖铺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老杨被遗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我很担心他,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不知道吃得消吃不消。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几个月不见,他变了好多,老了好多,尤其是黑了好多。才四十来岁的人,就鬓发花白、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胡子拉渣,看上去起码五十老几了。但是精神还好,他说,要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首先要过好劳动关。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学会好多农活,要我们不要为他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的。老杨是个细心人,虽然一个人生活,但屋里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那个忠字台,按照道县统一的要求,上面是贴一张毛主席的宝像,毛主席像下面是红色腊光纸剪的一个“忠”字,两边贴上一幅对联,一边是“翻身不忘共产党”,一边是“幸福不忘毛主席”;忠字下面,用两根木楔子打进墙里,挑一块小木板,上面摆四本《毛泽东选集》和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老杨都做得精精致致。因为是吃过一次亏的人,就更加小心,老杨家出身地主,他怕别人从“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对联上找出毛病来,特诚意换了一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看到这些,心里也稍微安了一点,因为我不是农村人,不要出工,就想利用这个暑假在这里好好照顾一下他的生活,怕他把身体搞垮了。
记得8月27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抓紧时间躺下来休息一下。为了改造思想,老杨出工连草帽都不戴,浑身晒得像烟熏的腊肉,而且总是出工走在第一个,收工走在最后一个,有八分力干十二分的活。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拼着命硬撑着的。刚睡,村子里突然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因为从县里来,消息比他灵通些,就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因为干了一上午的活,比较累,他躺在床上有些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对象不是我们这种人。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劳动,不乱说,也不乱动,就不会有事的。”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走了。老杨被押走了,我和小孩子都吓呆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小孩子吓得直哭,我赶紧叫他们千万不要哭,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不说把我们也拖走了。
我被押到离祥霖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小学校里,和老杨还有许多人一起被关在一间由教室临时改成的牢房里。里面很热,人又多,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很多人都是从田里被捉来的,一身泥水。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被命令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就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击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绕来绕去。我抬头去看,门口一个拿马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吓得连忙低下头,因为怕哭出声来,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据查,杨天逊死前说的那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犯了什么罪?”这个问题把祥霖铺的民兵肺都气炸了,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还不知道?还敢来问我们?于是民兵营长杨景信就砸了他一砖头。)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十几个人,由于有老杨这个榜样在前面,其他的人再没一个敢说一句话,都被拖到离学校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了。又过了两天,又叫出去三十来个,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
那几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老杨被杀我都不知道悲伤,只知道害怕,怕得要命,白天晚上一刻都合不上眼,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吓得我心跳到嘴里。我拼命地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逊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请他们调查,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讲多了,他们凶得很,我自己也说得没意思了,就只好闭上嘴巴等死。
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三十来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悄悄地说:“听哩,天老爷都在哭啊!”
我原先是不信命的,从那以后就变得迷信起来。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命”,我们是命中该有此一劫!
由于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三十多人之后,没来得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马上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些人的眼睛都是紧闭着的,照理说无辜被杀,应该是死不瞑目,但他们不是,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都不敢看。押我们的民兵发给我们每人一根油茶树木钩,命令我们把尸体拖进塘边的一个土坑里。又在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黄土,就算了事了。
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她丈夫是这一批被杀的,她一见到她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要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6950部队的人到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就这样得救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老了20岁不止,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成人形。出来以后,我就停经了,吃了好多药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地恢复了,但是整个人的身体却完全垮了。
(段女士的记忆在这里有一点误差,据我们了解,剩下来的这些女人,当时并没有要杀的打算,而是准备作为胜利果实分配。大队领导已经发下话了,要那些贫下中农中没有成家的老单身公,想找老婆的,自己打主意。)

下面笔者将祥霖铺公社达头山大队文革杀人事件概况作一番粗略讲述。
        达头山村位于道县至江永的公路旁,距祥霖铺镇不过数里,山青水秀,交通便利。该大队417户1350人,文革杀人时期,有31户43人被杀,1人自杀。44人中,男34人,女10人;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17人,四类分子子女25人,贫农1人,教员1人(即前文提到的杨天逊)。
        话还得从苑礼甫副区长身上说起,非是笔者老拿他说事,实在是他身上事太多。前文说过,苑副区长1976年8月26日接到蒋公安助理员从营江打来的电话后,决定将集中在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派下去,打一个突击,补补火。26日晚,召开了干部会,定了大盘子。27日一大早又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会上苑副区长说:“全体民兵同志们,今天你们就要离开上渡的贫下中农,回到自己原来的大队去,到新的战斗岗位上去,执行新的任务。你们回去之后,第一,要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双抢’;第二,将你们那里调皮捣乱的地富反坏右杀掉一批……越快越好,三天内完成任务,三天后到上渡会师,评功表彰。”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黄尚森也作了重要指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一切由贫下中农作决定,你们回去以后,先挑跳皮的杀几个……注意掌握阶级路线,只准杀四类分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上渡民兵指挥部是祥霖铺区民兵的总指挥部和全区各大队武装基干民兵的集结点,根据祥霖铺公社武装部的指示,当时达头山大队抽调了一个武装连16个人到这里参加训练。这16人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天甫、民兵营长杨景信、大队治保主任杨延晶、文革主任杨角阅、团支部书记杨角红等人,实际上就是达头山大队的权力核心。他们带着“上级的指示”火速赶回大队,一路之上,边走边议,拿出了一个先搞掉6人的初步方案。回到大队,马上召开党员、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杨角阅、杨景信主持,杨延晶传达了上渡会议精神,并宣布在上渡摸底的杀人名单。与会的党员、干部非常亢奋,纷纷表示“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及时了。”“早就该这么干了。”支部书记杨天甫说:“过去我们太右倾,太保守,这一回我们一定要搞他个后来居上。”
        会上,各生产队搞了一下平衡,又增加4人,拿出来一个10人名单。
        会后,各生产队党员、干部火速赶回去通知群众午饭后到小学校操坪开会。群众大会由民兵营长杨景信主持。支部书记杨天甫在会上讲话说:“这一回,对于跳皮的我们不是要杀一两个,而是要杀一批。”之后,参加会议的公社团支部书记李顺运也讲了话:“地富反坏要翻天,反革命组织要杀我们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闹革命的时候到了!”
        接着治保主任杨延晶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杀人名单,边宣布,民兵边捆人。这时候,群情激奋,群众边喊口号边打人,当场打伤16人,于是第一批被杀的人自然而然从10人又扩大为16人。
        这16人当即由民兵押到鸟仔塘边,用步枪和鸟枪打死。杨景信亲手用步枪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杨天逊、杨景甫。杨景信把枪口顶着杨天逊的后脑勺时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还晓不得?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就要砸烂你的狗头。”
        第二天上午,杨景信又指派基干民兵杨景珠、杨角红、杨延彪等人赶到祥霖铺铁木社,把在那里做工的漏网地富子弟杨景浩抓回来,押到公子山执行枪决。
        29日上午,大队再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杀二批。会议由杨延晶主持,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杨万忠列席会议。支书杨天甫讲过开场白后,李顺运说:“现在其他地方地富都杀得差不多了,你们大队落后了。再有三天不杀,就不准杀了,看你们大队如何安排?”李顺运讲完,杨天甫叫各生产队报名单,大队会计杨角仲负责登记,一共报上25人,决定全部“判处死刑”。
        当天下午在小学校操场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这一回,来了个角色互换。杨天甫主持会议,杨延晶宣布开会。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名堂,公社宣委杨万忠照样列席会议,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照样作重要讲话。杨延晶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死刑”名单后,民兵杨景珠等人就到临时改为监房的小学校教室里把一干人犯提出,押到鸟仔塘边,这一次为了节约子弹,用鸟枪和马刀处决了。
        杀人的时候,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炸雷一个接一个在头顶炸响,震得人头皮发麻。李顺运心里不踏实,害怕天下大雨,民兵活干得粗糙,冒着倾盆大雨,一个一个仔仔细细验过尸,发现地富子女杨角境和杨田梅还没断气,又亲手补了刀,这才放心,一身被淋得像个落汤鸡。
        9月2日下午,大队文革副主任杨角相通知召开党干会,商量重要问题。治保主任杨延晶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判处杨锡才的死刑”。那么多人说杀就杀,一句话的事,为什么杀杨锡才如此慎重其事,开专题会讨论呢?原来杨锡才与前面所杀的那些人有一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出身贫农。果不其然,杀杨锡才的事,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异议:“四类分子杀了还不是杀了,可是杨锡才是贫农呀!”杨角相说:“贫农就杀不得?杨锡才是一坨毒,那些杀了的四类分子哪一个有他调皮?不杀了他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又有人提出:“现在47军已经进驻了,公社也来了通知,不准再杀人了,谁杀谁负责。”杨角红说:“不杀他,我们大队就没人可杀了!杀了他,我负责,要坐牢我去。”
        在杨角红、杨角相等人的坚持下,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通过杨锡才的死刑判决。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定性”,杨角红亲自带队把杨锡才喊出来,一索子捆了,用鸟枪杆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老不老实,认不认罪。杨锡才晓得场合不对,跪地求饶。杨角红冷笑道:“你现在晓得老实了?早干什么去了?”与另一个民兵,用鸟枪将杨锡才打死。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白芒铺公社的杀人动员会召开得晚一点,(1967年)8月25日才开,为了赶上进度,开完会,当天下午又派出一批公社干部以“特派员”的身份,下到各大队督促行动。派到竹山大队的特派员是公社会计左昌琪。左昌琪是白芒铺公社红联的头头,又是全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据说他可以一字不错地背诵“老三篇” 和500多条毛主席语录。左昌琪到了竹山以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开会,贯彻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但思想没有统一起来,个别大队干部对杀人问题存在保留意见,例如大队支书柏富璋就认为:大队上这些四类分子可是可恨,但是还没有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左昌琪看到这个情况,觉得还是应当尊重大队干部的意见,没有强行使用“特派员”的权威,要求大队一定要杀。回到公社以后,他发现,派下去的几个“特派员”,只有他一个人是空手而归,特别是公社妇女主任何茂娥到新铺大队去督促行动,一家伙就消灭了34个“阶级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受到公社领导的重点表扬。左昌琪感到非常没有面子。过了一天,8月28日,左特派员再次来到竹山大队。鉴于上一次工作没有打开局面的经验教训,这一次他要求召开大队支委扩大会议,不但大队支委参加,生产队主要干部、民兵骨干、贫协委员,还有造反派头头(“红联”的基层组织)都参加,上次大队干部会上唱反调的几个家伙立马成了绝对少数。会上,左昌琪讲:“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参加这个大会,心情无比激动。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跟贫下中农同志们当小学生的……前一段,我们竹山大队抓革命,促生产,促备战,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和别的大队比,还是落后了,大大地落后了。……据我们了解,你们这里的阶级斗争还相当复杂,阶级敌人的活动十分嚣张,但有些同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被阶级敌人的假象迷惑了,看不到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像柏××这样的‘杀、关、管、逃’对象 ,你们对他居然吊以轻心,以为他们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旦让他们复辟成功,首先要掉脑袋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千万不能对他们心慈手软。不然要吃大亏,上大当的。”
他的话刚一落音,下面早已安排好的人就带头喊起口号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
这时与会的干部纷纷表态,要杀!一定要杀!不杀不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特别是前两天开会时持保留意见的人叫得最凶。
其实这几个人提保留意见,也不是觉得地富不该杀,而是觉得要杀要由政府杀。现在,“政府”三番两次派人来,再不杀,犯一个阶级立场的错误,就太划不来了。
大队支书柏富璋请左特派员指示杀哪些人。
左昌琪说:“这个问题,公社不表态,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大力支持。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坏东西哪个劣,哪个最劣,哪个次之,贫下中农看得最清楚。”
其实杀谁不杀谁,对左昌琪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竹山大队一定要有行动。另外,据说他还有活思想,就是对何茂菊的那种搞法有看法,认为杀人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连吃奶的毛乃崽都杀也太过分了,应对把握好党的政策界线,把罪大恶极的杀他几个,达到震撼阶级敌人的效果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定名单的时候,定了一个只杀两人的小名单。
这两个人就是本故事主人公柏元瑛4姐弟的父母地主分子柏××和他的老婆。
要说竹山大队对四类分子(及子女)没有采取措施真的太冤枉他们了。25号到公社开过会,大队就已经安排专人把四类分子(包括子女)看管起来监督劳动了。柏元瑛的父母还在田里割禾,被几个民兵叫上来,一索子捆起,拖出去就杀掉了。接着是抄家,农具、粮食、牲猪、鸡鸭等“浮财”缴获归公,几间稍微好一点的房子上了锁打了封条,留了一间最破的房子给柏元瑛姐弟住。当时柏元瑛17岁(实际是16岁,道县的习惯,男人讲实岁,女人讲虚岁),大弟柏元政12岁,二弟柏元潭8岁,小妹妹5岁。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不是悲伤,而是怎么活下去。人要活下去首先就得吃饭。柏元瑛这个姑娘胆子大得上得天,换了别人早就嚇得躲在家里连发抖都不敢,她居然找到生产队要求借支谷子,当时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的劳动成果一般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定期分配(分红),但遇到紧急需要还是可以提前借支,结果被生产队一通臭骂轰了回来。回到家里,柏元瑛坐在灶屋里看着冷火秋烟的灶台,两眼发直。大弟弟柏元政半懂事半不懂事,看到老姐这个样子,悄悄地走到跟前问:“不会杀我们吧?”
也许正是这一问促使柏元瑛下了最后的决心,逃,必须马上逃出去,不能坐到屋里等死!她把墙角上一堆抄家剩下的红薯洗干净做一锅煮熟了,招呼弟弟、妹妹饱饱地吃了一顿,把剩下的几个红薯放在一个篮子里装好。天黑以后,她悄悄地溜出家门,四处看了一看,发现没有民兵站岗,连忙溜回家里,点亮了油灯,开始紧张地收拾行李。
正是破家值万贯,刚刚抄过的家,看上去好像家徒四壁,真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桌椅板凳、煮饭的鼎锅、煮潲的铁锅、做酸咸的坛子、装米的缸……这都是父母一滴汗水甩八瓣置办下来的,柏姑娘心里好舍不得啊!但是舍不得也没有法子带得走。柏姑娘只好把一床被盖、几件衣裳、一个搪瓷口杯、一个铝盆子……还有装着红薯的竹篮子,装进箩筐里,又把两床草席子卷紧了插到箩筐里,看了一看,发觉碍事,想了一阵,又取出来,原自铺在床板上。最后,她把父母生前留下的几十块钱,悄悄地从灶尾的墙缝里抠了出来,贴身放好了,然后招呼大弟弟柏元政牵着小弟弟柏元潭,自己把小妹妹放进另外一只箩筐里,拿过那根父亲生前用过的扁担,一旦挑起,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村子与后龙山中间有一片菜土,那是队上人的自留地,各家各户用麻古(石头)垒起半人高的墙作为篱笆,围住自己家的那一小块,从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不通过村子里面绕到村子外面的那条大路上去。这是柏元瑛心里盘算好了的逃跑路线。4个兄弟姐妹屏住呼吸,嚇心嚇胆地贴着石头矮墙溜到一条小路上,绕出了村子,看到四面没有一点动静,这才稍稍地喘了口气。路过村外的水塘边时,柏元瑛捡起一块石麻卵古(鹅卵石)扔进了塘里,表示了与这块带给她太多血泪、屈辱和不公的土地的决裂。按照道县人的讲法就是,表示再也不回来了,要回来,除非石头浮出水面。然后带着弟弟,挑着妹妹飞快地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
(柏姑娘不知道,这时奉命前来制止杀人的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道县,刚刚召开了各公社的电话会议,制止杀人。公社根据6950部队电话会议的精神,通知下面各个大队,不准再乱杀人了,关押在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都放回去算了。听了公社的通知,大队就把民兵撤了岗。不然的话,柏姑娘插翅也逃不出去,就算是逃得出大队,也会在其他地方落网的。)
一路上,4姐弟也不讲话也不晓得害怕,只晓得快走快走,离村子越远越好。
天麻麻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按照计划赶到了姨妈家。姨妈已经起床了,农村人讲究早起三朝当一工,白天生产队要出工,煮饭、煮潲、打理自留地,或干点家里的其他活计靠的就是这一早一晚的功夫。看到侄儿侄女这个样子突然来到,姨妈心里大约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问:“你爸爸、妈妈呢?”听到姨妈这么一问,柏元瑛禁不住哭了起来,弟弟妹妹看到姐姐一哭也接着哭起来。哭声把姨妈吓坏了,厉声呵斥道:“哭什么哭?赶快莫哭了,想找死啊!”4姐弟连忙收住了哭声。接着姨妈连声催他们:“快走,快走!我这里呆不得,你们莫来害人!”柏元瑛吃惊地睁大了含满泪花的眼睛,看着姨妈冷若冰霜的脸,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平素和蔼可亲的姨妈吗?因为竹山大队杀人比较晚,别的大队都已经杀了,这里还没有动手,柏元瑛的父母听到别队杀人的消息,对自己的命运有了估计,悄悄地交代过柏元瑛,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要柏元瑛带着弟妹到姨妈家去躲一阵子,因为姨妈家是上中农,估计不会杀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柏元瑛带着弟妹冒着杀头的风险逃过来了,没想到姨妈连门都不让进,柏元瑛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她叫了一声:“姨妈——”姨妈说:“你不要叫我姨妈,我不认得你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好说?柏元瑛只好带着弟妹离开了。
等他们走出了村子,姨妈从后面追上来,给他们送过几个粑粑,叫他们赶快回家。可是,这时候柏元瑛性心里充满了对姨妈的怨恨之气,不知道为什么,她恨姨妈甚至比恨那些杀自己的父母的人还要恨。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拒绝了姨妈的粑粑,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太年轻了,生活得也太闭塞了,晓不得世事的厉害。她只想到姨妈的绝情,没想姨妈的难处,在那个场合之下,别说姨妈家是个上中农,就是个贫下中农也不敢收留他们。上中农是中间派,拉一拉可以过来,推一推就会到了阶级敌人那一边,在当时的农村里,阶级斗争的风一般是不刮这种成分人家的,但是你自己必须好好表现,靠向贫下中农这边,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吃酸菜喝稀饭,不会有人无事生非找你的麻烦,倘若屁股坐歪了,上纲上线批判斗争不是什么稀罕事,弄得不好以阶级敌人论处,那就真正地危险了。姨妈也有崽女,姨妈也怕死呀!
柏元瑛呀柏元瑛,你实在是应当再求求姨妈可怜可怜你们,帮帮你们,哪怕是帮着指条活路也好啊。老辈人毕竟经历得多,见得也多呀。
柏元瑛挑着妹妹,带着弟弟扭头一走,从此流落街头,乞讨为生。
柏元瑛已故,她的两个弟弟柏元政、柏元潭当时年纪尚小,对这段乞讨生涯记不太清了,唯一记忆深刻的是:“老姐脾气大,脸皮薄,讨饭张不开口,每次都是靠我们两兄弟在外面讨回吃的来。一个5岁的妹妹,带在身边,实在养不到(活),老姐没有其他办法好想,只好把她送人了。”
但是乞讨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柏元瑛这样十六、七岁的姑娘尤其如此。杀人风之后,道县出现了一次结婚高潮,大量因贫困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迎娶被杀人家的妻女,对于这些女人来说,这无疑是当时几乎唯一的出路。有人发现柏元瑛这个叫花婆人又年轻长得又乖,就来给她做介绍。柏元瑛本人大约也明白,这就是她的命。她对介绍人说,嫁人可以,对方条件差一点也可以,但是第一成分不能高,她这一辈吃这个亏吃的太大了;第二要把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一起带过去。第一个条件好说,成分高的不杀就已经宽大处理了,还给他们讨老婆,那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条件提出来,敢娶她的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富人家未成年的小孩被杀,部分原因是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讨个女人进屋,不能再带一张嘴进来,那个日子就太作难了,何况还要带两张嘴进屋呢?幸亏她本人条件还可以,又不择男方的条件,这还有一点点回旋的余地。终于红岩公社神仙头大队有一个30来岁的贫农老光棍答应了柏元瑛的条件。柏元瑛就带着两个弟弟嫁了过去,姐弟三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窝。
但是问题还是出在两个老弟身上,柏元瑛的丈夫若不是条件太差也不会娶一个叫花婆,更不会允许她带两张吃饭的嘴进屋。柏元政、柏元潭虽然自己能干活,并不是完全吃空饭,但一个12岁一个8岁,还是要人养。更要命的是生产队不同意给他们分配口粮。生产队的做法也没得什么好讲的,只听到娶个寡妇拖个油瓶子,几曾听到娶个大姑娘带来两个小舅子,要是给两个小舅子分配了口粮,以后哪个人家娶媳妇把岳父岳母都带来了,生产队怎么办?柏元瑛的丈夫家庭生活本来就困难,这一下子就更困难了,本来一年到头吃红薯喝稀饭,现在喝的稀饭泼到地上狗都撵不到。本来是想因陋就简,讨个便宜老婆,可现在看来这个老婆一点都不便宜,所以千方百计地要把两个小舅子赶出门去。而柏元瑛嫁给这个丈夫已是满肚子委屈,若不是为了两个老弟,以她那个脾气,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答应,所以拼死拼活地护着两个老弟。双方为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经常吵嘴打架。本来,柏元瑛的丈夫好不容易讨到一个年轻堂客,把脸一洗,头一梳,穿一件稍微像样的衣服,把一个村的女人都比下去了,心里好不得意,对柏元瑛也十分疼爱,但是这样一来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又都犯了,吵起架来,抓着柏元瑛做死的打。
柏元政看到姐姐打得作孽,就跟姐姐说:“你留在这里算了,我和弟弟两个人原自出门讨饭。”照说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柏元瑛留在夫家日子要好过一些,柏元政、柏元潭出去讨饭,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回姐姐那里,有个退步。但是,柏元瑛一把抱住两个老弟,嚎啕大哭起来:“我答应了父亲母亲的,一定要给我们柏家保住一根香火……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跳河死了算了。”
日子在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中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只要不把两个老弟赶出去,柏元瑛什么事都能忍,只要能够把两个老弟养大成人,柏元瑛什么苦都能吃。大约过了一年多两年,老矛盾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柏元瑛肚子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女人不能生崽,那还算什么女人?农村里讨老婆,不是买张画挂在墙上看的,第一要紧的是生儿育女,第二要紧的是干活过日子。柏元瑛两条一条都不沾,还惹得大队上那些绿头蝇子围着嗅,叫夫家的人如何想得过,都骂她是个扫把星背时鬼,生来就是带着一股潲气。柏元瑛,还有柏元政、柏元潭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一天到晚不是挨骂就是挨打。
柏元政、柏元潭说:“我那个姐夫打起姐姐来,哪里是打老婆,就是打阶级敌人。那一天,晓不得什么事,姐姐又惹他发了宝气,把姐姐打得吐血,躺在床上动不得。我们两兄弟嚇得躲了出去,要是我们留在屋里,还会打得更厉害些。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姐姐已经死了。她一时想不通,上了吊。她就是太要强,不认命,她要我们凡事要多忍些,到头来还是她自己忍不住了……”
(老子曰:“满牙不存,舌头犹在。”信夫!)
姐姐死了,姐夫家当然呆不下去了。柏元政、柏元潭再次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好在有过上次讨饭的经验,两兄弟倒没有感到走投无路。正好当时道县最大的水利工程上坝水库上马,由桥头圩到上坝工地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砌了几十栋大工棚,几千人马云集于此,有受益区、社派来的民工,还有外面请来的工程队,轰轰烈烈,声势大得很。由于是重点工程,除了生产队自带钱米外,县里还有钱发、有粮食补贴,在这里讨口吃的比农村里容易多了。工地上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指挥部下面编成营、连、排,以连为单位开火吃饭。柏家两兄弟讨饭来到工地上时,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饿得两眼发绿。有一个连队的伙头师傅,人老心慈,看到两个小叫花子饿得可怜,大发慈悲,打开蒸笼,取出两钵子饭,又打了两份菜给他们吃。这是柏家兄弟有生以来吃得最好、最香、最饱的一餐饭。多年以后,他们还是想不明白,这餐饭为什么就这么好吃,吃下去,身子马上就暖和了,一股暖流从胃部向四肢流去,浑身上下通体通泰,无一处不舒坦。柏元政、柏元潭说:“当时那个感觉,就是马上要我去死都做得。”从此两颗幼小的心灵认死了上坝水库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死也要死在这里。吃饱了饭以后,柏家兄弟连忙帮着大师傅干起活来。伙头师傅看到两兄弟人很乖巧,手脚勤快,做事熨帖,心里蛮喜欢,但是长期留他们在这里吃饭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收工的时候,他把这个情况跟连长讲了。连长斜着眼睛望了两个因营养不良长得又黑又瘦的孩子,问了一句:“挑得担子起啵?”柏家兄弟连声回答:“挑得起,挑得起。”连长丢给柏元政一副簸箕扁担,递给柏元潭一把锄头,带他们上了工地,一看,两个乃崽小虽小、瘦虽瘦,还真有一股子干巴劲,柏元政挑担子当得大半个劳力,柏元潭虽然小了一点,但干活不惜力,打杂没问题,就说:“那就留下来吧,饭可以管饱,没得工分。”柏家兄弟听得饭可以管饱,恨不得跪下来,跟连长磕头。就这样,柏家兄弟在上坝水库工地上安下身来。此后多年,他们都在上坝水库打工吃饭,一直没有离开这里。
1984年,道县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柏元政、柏元潭听到消息,回了离别18年的老家。正所谓山不转水转,石头不转磨子转,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离开的的姐弟4人,回来的时候光棍两条。这一年柏元政30岁,柏元潭28岁。柏家原来的6间房屋,早已拆毁,家具财物,抄没一空,名副其实的上无片瓦遮天,下无寸土立足。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对他们非常同情,在工作组的大力督促下,竹山大队给他们分配了责任田和柴火山,工作组也按照政策及时地给他们发放了人头费、建房费、财产赔偿费,帮助柏家兄弟把家安下来了。对此,柏家兄弟感激涕零。
柏家兄弟对笔者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把家安顿好,如果搞好了的话,他们想把姐姐的坟从神仙头移回来,埋到柏家祖坟里,无论如何不能把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外面。
柏元政说:“当年姐姐把一块石头丢到塘里,说要等石头浮出水面,她才回家。现在那口塘早就干掉了,农业学大寨那会改成了田,可是姐姐却没命回来了。”
采访过柏家兄弟,回县城的路上,在汽车剧烈的颠簸中,我的心中涌出一首歌来:
石头已经浮出水面了,
老姐呀,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的双眼早已望穿。
把油亮亮的腊肉放进背篓里吧,
把甜滋滋的米酒灌满竹筒里吧,
把香喷喷的粑粑包进荷叶里吧,
披着都庞岭的霞光,
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石头已经浮出水面了,
老姐啊,
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的双眼早已望穿。
回家的路险哩,
你的脚步千万要踩稳啦;
回家的路长哩,
你的肚子千万要吃饱啦;
回家的路弯哩,
你的眼睛千万要看清啦。
老姐啊,
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道县大坪铺农场文革杀人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而引发的。1967年8月下旬,整个道县农村已经杀得风生水起,这里还没有杀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曾经下放到大坪铺农村的老知青于××告诉笔者:“我们大坪铺垦殖场,属地区农垦局管,64年的是很,由农垦系统划归县里的,66年改名叫大坪铺棉花试验站。我们当时下放到大坪铺农村,号名是农业工人,拿工资的,跟农村里的公社、大队不是一个系统,他们那里杀人管不到我们这里。但是由于受到周围公社杀人的影响,当时我农村也是一片喊杀之声,但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下来,所以一开始没有行动,就像堆干柴,要等到有一根火柴把它点燃……”
这根点燃干柴的火柴终于出现了,这一天,有革命群众在厕所里发现有人把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丢在茅坑里,这一下整个农场炸了锅。把语录牌丢弃到厕所里,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起码犯有两项大罪,一是现行反革命罪,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其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掉脑袋。农场当权的造反派组织(“红联”)立即组织专人进行追查。追查的结果怀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11岁的儿子干的。于是一个顺利成章的推理就出现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出于他的反动本性指示他的小反革命儿子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牌丢进厕所里,发泄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根据这个推理将谢志尚夫妻和他的小儿子关押起来严刑审讯。
谢志尚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中校军医,1949年被俘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当军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的军医上了朝鲜战场,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复员退伍到湖南省衡阳市某医院当医生。1956年作为骨干医生到道县人民医院担任主任药剂师,支持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1964年“社教”中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大坪铺农场劳动改造。这样,谢志尚全家4口(妻子,一儿,一女)到了大坪铺,只有一个大女儿叫谢淑湘的,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脚有点跛,已经出嫁,留在了县城。谢志尚的二女儿叫谢淑珍,当年(1967年)19岁,也是作为下放知青来到大坪铺农场,人长得很漂亮,农场里有几个老职工曾向她求婚,但这姑娘心高气傲,都拒绝了,有些人因此怀恨在心,这也为她后来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谢淑珍看到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急火攻心,跑到场部,找到当权的造反派理论,为弟弟辩护,结果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场里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怎样处理这一起反革命恶攻事件,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革命家庭,这样猖狂,如果不进行坚决地镇压,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最后决定判处双料反革命分子谢志尚全家死刑。
处死之前,几个早就对谢淑珍垂涎三尺的农场老职工,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了轮奸。
之后,将谢志尚、谢妻、谢淑珍,以及他11岁的儿子四人用索子捆在一起,系上一包炸药,塞进一口红薯窖里,活活炸死。
这件事情激怒了全县的下放知识青年,数百人组织起来,来到大坪铺农场,强迫杀人凶手扒开泥土,把谢淑珍的尸骨装进棺材里,并且披麻戴孝,抬着棺材游行到县城,要求追查事件真相,严惩杀人凶手。但仅此而已,之后便无下文。
谢志尚幸存下来的大女儿谢淑湘就是我们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的谢大姐。这个身患残疾、命运多难的柔弱女子多年来,拖着一双病残的腿,上百次奔波在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市的有关政府部门,要为无辜遇害的父母弟妹讨还公道。他就像一滴弱小的屋檐水不断地在坚硬的石基上,固执地叩响同一个 。支持她的信念只有一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没了天理!你说的道理一千条一万条,她都听不懂,她总是不断地问着同一个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几千年的老规矩,怎么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变了?她的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瓷厂工人,文化不高,能力也差,对妻子的行为虽然不完全理解,但能够默默无言地全力支持。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因为谢大姐不断地上访和告状更加生活困难。为补贴家用,没有工作的谢大姐在道县二中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摆了一个租书摊以为生计。这个租书摊意外地成了一些遗属们进城办事或者上访告状碰头的一个地方,如果一定要说是联络点也可以。当然也因此成了道县公安和信访部门严密监控的地方。
在这个租书摊上,谢大姐认识了一个名也在这个汽车站附近觅食的街头少年。他就是笔者前面讲过的富田公社东阳大队的梁月明,文革“杀人风”中,梁月明一家五口杀了三口,父亲梁先琅、母亲周平珠、娘娘梁先莲,剩下46岁的祖母和3岁不到的他,后,祖母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梁月明随继祖父改姓为蒋。蒋月明在道江镇慢慢地长大,一个失去了父母关爱和管教的孩子,一个在类似贫民窟环境下成长的幼小生命,一颗聪明而又绝望的心灵,命运将会把他带向何方?蒋月明成了一个在公安局留有案底的“强盗”,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机缘或是什么人把他勾上了这条人生之路,但我知道人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孟曰性善,荀曰性恶,这些严肃的哲学命题面对复杂的生命现象真的无可奈何。人生的路,虽然自己有责任,但命运也有安排。
谢大姐对蒋月明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待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并非不了解蒋月明的恶习,但不论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她始终坚信不疑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规正的。如果说蒋月明这一辈子也曾感受过母爱的话,那就是谢大姐给他的爱,蒋月明曾对人说过:“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只有谢大姐。”相信不是假话。
1985年3月,道县大屠杀受害者遗属中有80余人秘密串连,准备集体进京,集合地点约在县郊的水南村。就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被道县治安大队一网打尽,包括谢大姐在内的10多个为首成员被逮捕法办。谢大姐判了两年的劳教,实际上关了8个月。放出来以后,有人告诉她,蒋月明是公安局安排的“耳机”,谢大姐坚决不信。
谢大姐和蒋月明时道县遗属中,除李念德之外,我最希望采访的两个人,但因着这个原因,我始终不敢靠近他们。对于谢大姐,我只是装做一个毫不相干的行人,匆匆地走过她的租书摊,彷佛不经意地打量了她一眼。对于蒋月明,也是朋友远远地把他指给我看,我远远地看着这个堪称英俊的年轻人,突然感到,心头一阵酸疼。
2006年,我第三次去道县进行补充采访,听朋友说,谢大姐已经病故。蒋月明也如谢大姐生前所盼那样,完全走上了正路,据说他结过三次婚,或者是与三个女人同居过,有了一份小家业,开着一辆奇瑞牌的小轿车,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第六十五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道县出了一个著名的“告状油子”李念德,他是道县遗属上访告状的一个领头人,一个桀骜不驯的麻烦制造者,笔者从与他有关的材料上看到:他曾经上书邓小平痛陈道县文革杀人的76大惨案,曾经在国务院信访办的大门口贴出对联哀叹世道的不公,曾经在湖南省委的大门口拦住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的轿车告状……总而言之一句话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家伙。
他的名字我来道县采访之前就已经听到过了,从一开始我就想采访他,但犹犹豫豫,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帮助我进入道县采访的朋友曾告诫过我,你可以关注李念德家人被杀的案件,但千万不要轻易去采访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地方上对他的监控非常严,弄得不好,会惹出大麻烦的。但是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采访过很多同样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以后,我们的心又开始活络起来,总觉得不采访他,整个采访中国就有一个极大的缺憾。我们开始在一些场合下有意无意地询问他的下落,委婉地提出有没有采访他的可能。一位对我们的采访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处遗工作组负责同志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现在就在县里,但是采访他不合适。这个非常狡猾,很会钻政策的空子,到处告状,怎么安都安不下来。这一次处遗工作中,为了把他安下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县委县政府领导,还有中央派来县里视察工作的周主任都出了面,亲自做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安下来。现在去采访他,他这个人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再次引发遗属集体上诉事件,我们负不起这个责来。”
于是我们打消了采访李念德的念头,人不能太不讲道义了。我们已经给处遗工作组的一些同志惹了不少麻烦,将来恐怕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千万不能再做对人不住的事。何况李念德一家13口人被杀的调查材料,我们手上都有,不一定非见本人不可。
十多年后,我第三次赴道县补充采访时,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与李念德不期而遇。这时他已娶妻、生子,并且令人惊讶地从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自学成材成了一名律师。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忠孝节义之人。只是五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头白发不染一丝烟色,稍微让人有点吃惊。李念德告诉我:“脑壳上的头发早在二十年前就白尽了。”交谈之下,令我大吃一惊地是,这么一个有名的“告状油子”对于他的家人被害的具体情况竟然还没有我一个外人了解得多!比方说李念德状告刘代修、胡成位、何秀文等人确实是金狮庵村文革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但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该大队支书胡××比起他们来应付的责任一点都不会少,只不过胡支书为人生性沉稳,不喜欢抛头露面罢了。细想一下,虽然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笔者曾采访过不少的遗属,在我的记忆中,能够把亲人被害的情况说得清楚的人非常之少。
李念德是在大屠杀刚刚开始时逃出道县的,那一年他21岁。1967年8月某日,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周××,当时周××在道县一中读书,告诉他农村里在杀四类分子了,要他提醒家里人注意一点。回家以后,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父母,当时寿雁和本公社(杨家公社)虽然已经开始杀人了,但消息还没有传开,地富人家一般都不大可能知道。所以父、母将信将疑,但李念德本人属于四类分子子女中不太老实的那一种,在公社是出了名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就跟父母提出来,想跑出去躲一躲风头。父亲不太同意,但母亲同意,说:“让他出去躲一躲也好,莫没整到我们先整了他。”父亲看到母亲这样说,觉得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念德揣着父、母给他的40块钱,离开了金狮庵村,到了祥霖铺。
刚到祥霖铺,迎面就碰到了祥霖铺公社武装部长魏永好把他叫住了:“念德,你来圩上干什么?”把李念德吓了一大跳,幸亏事先已经作了准备,还不至于太慌张,就说:“生产队派我来圩上买豆种的。”魏永好说:“那好,我捉了两个猫仔,等一下,你买了豆种帮我带回去。”原来,魏永好就是金狮庵大队的人,跟李念德一个村的,他捉了两只抓老鼠的小猪仔,想托李念德帮他捎回家去。李念德听了这才舒了一口气,连声答道:“好,好”。等魏永好到公社去拿猫仔,看到一辆去江永的班车来了,连忙买了一张车票,跑到了江永县桃川镇。
当时桃川那里有十几人大队办的小砖瓦厂,烧砖烧瓦都是用柴火来烧,需要的柴火量很大,但上山砍柴时是一件蛮苦的差事,当地人一般都不大愿意干,主要靠一些外地苦地方来的人在这里搞副业,砍柴卖。李念德年青力壮,有的是劳力,又不怕吃苦,就这里安下身来,在山上搭了一个茅草窝棚,靠给砖瓦厂砍柴为生。
李念德走了大约十天左右,金狮庵大队开始杀人。(1967年)古历七月十七(阳历8月22日),正是“双抢”大忙季节,李念德的父亲李光伟、母亲王满珍和两个妹妹从田里收工回家,已经到了晚上8点左右,正在做晚饭时,大队突然召开全大队群众紧急大会,大队贫协主席刘代修、支部副书记胡成位等人带着大队的几个民兵来到李家,叫李光伟全家参加会议,李家人饭也不敢做了,赶快熄了火,跟着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村里的大坪子上,就是土改时李家被分了的李家大屋的前面。一到会场,马上就把李光伟用棕索捆了起来。再一看,李念德的两个伯伯,四伯父李光佑(50岁)历史反革命分子,五伯父李光修(49岁)地主分子,一个堂兄李美德(29岁,李光修之子),都已经捆在这里了。这2个人都是地主,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说事,李光伟,特别是李美德只能算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可是在当时并不管那么多,地富的帽子好像是世袭的一样,反正凡是戴了地富帽子的人家,说未成年的就是子女,成年了就是分子。会场上另外捆着的还有3个人,本村的下中农艾学书(51岁)和他的两个儿子艾长古(22岁),艾四古(18岁),艾家父子的罪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艾学书这个人解放前杀过猪、开过杂货铺,嘴巴子特别多,逗人恨,特别是他在社教中提了大队好几个干部的意见,得罪了不少人。
因为刚刚散工不久,几个被捆的人都还没来得及吃晚饭,有几个连汗衫都没穿,打的赤膊穿了一条短裤。
这7个人是根据(杨家)公社统一部署,经大队开会研究决定的镇压对象。实际上大会开会时定的是8个人,还有一个名叫郑会伦(28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得了消息,中午时间跑脱了。
刘代修一贫协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命令李光修等人跪下,胡成位代表金狮庵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7个“阶级敌人”的死刑。
应当说李光修等人,特别是艾学书父子对要杀自己思想准备还是不足的,愿本以为是开会批斗的,听说是“死刑”,嚇得瘫在地上。因为是“双抢”大忙季节,耽误不起太多功夫,刘代修等人命令大队民兵将7个“犯人”拖出去立即执行。执行地点是开会研究时早已定好的,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一个地名叫做龙泉山古的大天坑边上。大队民兵将7个人连拖带拽押到了龙泉山古,用马刀和锄头杀死,丢下天坑。
(1967年)古历7月24日中午,刘代修在大队会计何秀文家歇饭气的时候,谈论起这次大队杀人的问题,革命不彻底,人是杀了,但浮财还不好分,还留下一群“小老虎”,将来恐怕要搞报复。刘代修就提出来是不是开一个支委会讨论一下。何秀文说这个主意好。两人就分头通知其他几个支委来何家开会,经支委研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通得过的就杀,通不过的就不杀算了。”
接着就召开贫下中农会,刘代修等人在会上讲:“我们大队上次杀了一批地富,现在还剩下这么多地富,杀不杀?”群众一致喊杀。当即把支委会上研究的名单提了出来,群众全部同意杀,决定当晚将李家剩下的几个人一起斩草除根,初步定出了一个9人名单,
再说李家的几个人,自从当家人被杀以后,一个个嚇得鸡崽子一样,不敢哭,不敢闹,都晓得现在不是为亲人伤心的时候,而且自己小心保命的时候,一个个就像杀的是别人家的人一样,每天,一大早就去出工,很晚才收工,干活比以前更加卖力。总之就是希望好好地表现,能把个命保下来。一连过了六、七天,见到队上没有什么动静,心里稍微感到松了一点。但是女人家的直觉就是比男人家强,古历二十四这一天,李念德的母亲王满珍很不安,感到有大祸要临头一样,听到晚上又要开群众大会。就稍微提早一点回了家,把饭煮起,又杀了一只鸡,来不及炖,用青辣椒炒了,给两个女儿吃,自己一口都吃不下去。李念4的两个妹妹,夹起一块鸡肉放在嘴里嚼了嚼,感到咽不下去,又吐了出来。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可能就是吃的最后的晚餐。
这时开会的时间到了,母女三人放下饭碗,往大队部的大厅屋里去。这一次开会的地点改在了这里。从前四类分子训话一般也在这里。决定要杀的9个对像:李念德的母亲王满珍(44岁),四伯母罗云珍(49岁,江西人),四伯母的儿子李道德(18岁),三叔李光仁(42岁),三叔的三个儿子李怀德(19岁),李胜德(17岁),李明德(15岁),五伯父的两个儿子李承德(22岁,残疾人哑巴)、;李满德(14岁),到场一个,抓一个,捆一个。正在开会时,公社秘书蒋文经打过电话来,说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不允许再乱杀人了。 接电话的是本村社员蒋昌进。他连忙赶到会场向刘代修等人报告了。这个电话让刘代修等人感到很奇怪,前几天蒋秘书还打过电话来催杀人,比进度,怎么突然一个180。的大转弯不让杀了?但是人都已经捆起了,“死刑”都宣布了,还能不杀?刘代修对蒋昌进说:“你去告诉公社,就说人已经杀了。”然和立即命令民兵赶快把被杀对象牵出去处决,并说:“杀错了我负责。”
刚刚押着李光行等几个走到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大队小学民办教师魏礼跃从后面跑步上来4了,一边追一边喊:“刘主席,胡支书,等一下,公社来指示了。”原来蒋文经又一次打来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杀人,这一次口气比较严厉,说是谁杀谁负责。因为蒋昌进按照刘代修等人的指示打电话向公社汇报人已杀了的时候,说话吞吞吐吐,蒋文经何等精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有假,追问:“人到底杀了没有?你要讲实话。”听得公社领导追问,蒋昌进又改口讲,已经牵出去了。蒋文经考虑了一下,又追过一个电话来,制止杀人。这一次电话是魏老师接听的。魏老师本来也觉得这样杀人有些不应该,就跑步追上来,向刘代修等人传达公社领导的指示。刘代修说:“魏老师,这是你就别管了,不杀了他们下面的事情不好办……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随即指挥民兵加快行动,把9个被杀对象押到黄旗子河边,用绳索勒死,在河边的沙地上,挖了一个坑,用沙子草草掩埋了。当天晚上,半晚时候下了一场暴雨,蚣坝河发大水,将尸体全部卷进河里,冲走了。
杀人之后,金狮庵大队成立了以大队会计何秀文牵头的浮财清理小组,将被杀人家的房屋、财产查抄一空。当晚,在大队部大厅屋摆了六桌酒席,庆祝胜利。
下面,讲一下逃跑出去的郑会伦的下落。
郑会伦,男,1939年出生,四马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人,家庭出身中农,1965年“社教”中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从衡阳清退回乡,清退前系三中教师。刚开始我还有点郁闷,一个中学老师什么帽子不好戴,凭什么扣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呢?这顶帽子虽然不是什么好帽子,但也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戴的。后来才闹明白,根子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那一个郑会伦18岁,在道县一中读高中。笔者前面已经说过,道县自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家里出了一个会读书的乃崽,不但父母扬眉吐气,就连村里的人都感到脸上有光。郑会伦就是这样一个人,书读得好,人品好,长相还好。据道县一种教过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不但品学兼优,而且多才多艺。还是学生会的干部。我们几个老师对他印象都很好。他好像还是他的那个村子,解放以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反右斗争是以请人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形式开始的, 当时县里办了43个点,道县一中就是其中之一,不但发动老师给党提意见,也动员高中部的学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涉世不深、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大多是农家子弟,对现实生活中农村的问题、农民的疾苦有切肤之痛,肯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要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他们提了什么意见,都是希望“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但是自12月进入反对“右派”斗争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认为是对党的领导的恶毒攻击。进高三一个年级就揪出了28个“右派学生”,郑会伦就是其中一个。幸亏当时中央文件上明确规定在中学生中不抓右派分子,所以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扣实在头上。改叫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通过批评教育,和本人的深刻认识和沉痛检查,总算勉强过了关。考大学的时候,居然还让他进了大学校门。当然其间或有学校和老师婉转护翼,亦为可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衡阳市第三中学当老师。但是案底还是在档案里留下来。要说定时炸弹这就是一枚真正的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的。1965年“社教”中,定时炸弹引爆了,郑会伦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清洗回了道县老家。据笔者掌握的材料,道县文革“杀人风”中,这类人一般都是公社点名优先要杀的对象,郑会伦当然能在劫难逃。
按照惯例,杀人的决定首先只有大队的干部和党员知道,然后在贯彻到社员群众中去,各大队基本如此,金狮庵野不例外。大队妇女主任陈某某,既是大队干部,又是党员,自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她听到要杀郑会伦,感到于心不忍,想来想去,叫过自己的党弟,对他说:“今天晚上要杀六崽(郑会伦的小名)了,你去给个信,叫他快跑。”堂弟在中午收工的时候,找到一个机会,把消息告诉了郑会伦。郑会伦听到消息以后,大惊失色,出工穿的半截裤子都来不及换,披上一件上衣,拿了100多块钱,36个粮票,慌慌张张地从村后面的山上逃了出去,翻山越岭,到了江华。但江华这边风声也紧,虽然还没有开始杀人,但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像郑会伦这样的人,从小从家门到学校门,又从学校门到工作单位门(也是个学校门),在这种环境下,生存能力比起其他人来显然要差了很多。再加上他那个样子,一看就和当地人格格不入,因此在江华的瑶山上根本没法安身下来。其实他应当继续往南跑,跑到江华县,然后从那里坐车到衡阳市,这样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那个人坐在瑶山上肯定是黄昏的,晓不得山下是个什么情况,只晓得共产党一个雷公天下响,道县杀人了,难道江华县就不杀人?七一转八一转,在山上转了两天,又转回来了,转到了蚣坝公社的赤岗营村。郑会伦有个姐姐嫁到这里,姐夫家是贫农,姐夫本人是大队民兵营长还兼着治保主任。郑会伦可能觉得这里比较保险,现在这找到姐姐打听一下情况,歇下脚,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可是没想到姐姐躲着不见面,姐夫不让他进屋。郑会伦一连几天没有睡觉,实在太累了,就在姐夫的屋檐脚下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姐夫催他快走。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就不该到这里来的,特别是在蚣坝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再想走脱就不那么容易了,到处都有民办拦关设卡,郑会伦这个样子打眼得很,根本无需盘问,看一眼就晓得是什么人。结果被蚣坝的民兵给抓住了,把人送到了(蚣坝)公社。打电话到金狮庵大队要大队派民兵来领人。支部副技术胡成位带着几个民兵从蚣坝把人领回来,从小路回村子,从蚣坝公社的活动口插进来,那里有一口废瓦窑,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里把郑会伦搞掉算了。走到窑口前的是很,从后面一刀将郑杀翻在地,推下瓦窑。因为害怕没有杀死,几个人又搬过一块百十斤重的大石头,丢下去砸。据当事人说:“正好砸在郑会伦的肚子上,肚子砸爆了,肠子、肚子(胃)都飚出来了。”
金狮庵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9人,其中自杀2人,灭门两户:李年德的伯父李光佑和叔叔李光仁的家。被杀17人中李念德一家占了13口,除李念德杀人之前已经外逃,只留下3个女仔:两个妹妹 ,一个堂妹(李光修之女)。其他的男人已经都杀光了,对于唯一剩下来的李念德来说,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如此遭人忌恨?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呢?

第六十六章 一栋大屋和一群人的命运

一位著名的建筑大师说过:一座建筑就是一段历史。那么且让我们通过金狮庵村李家大屋这栋建筑的兴衰史看一看居住其中的一些人的命运。
李家大屋是在李念德的爷爷李老中医手上修建的,修建的时候大约在1941年左右,修建的原因与李老中医的一个儿子、李念德的三伯父李光佐有关。李光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77师203团的副团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寇侵略,为国捐躯。李副团长壮烈牺牲后,国民政府按照优待抚恤抗日军人的有关条例给李家发放了抚恤金。李老中医领导抚恤金后,决定用这笔钱一些田、砌一栋新屋,在李老中医看来这不过是将儿孙的卖命钱原自还给儿孙。于是他在金狮庵村起了一栋全村最大的豪宅——李家大屋。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刘文彩的收租院,李老中医还没到那个份上,他不过就是一个中等地主,在金狮庵无疑是第一名,但在杨家乡就要往后排了,在四马桥区排名还得更加靠后,在整个道县根本排不上队。在当时道县,贫苦农民的住屋,一般是夯土墙、衫皮顶、矮小简陋。一般人家是杉木土砖结构的平房,一栋三缝,中为堂屋、侧厅,两边是厢房,其余猪舍牛栏、厕所、灰屋建于宅边。有钱人家则是料石下脚,土砖砌墙,上下两栋,内有厢房、天井。多为两层楼,杉木楼板,楼上不住人,用来放置杂物、农具,以及其他杂物。李家大院就是这样一栋住宅。它夹杂在金狮庵村大量的低门矮户之中,确实有一点道州灰鹅站在麻鸭群里的味道。笔者在1986年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亦有类似的感觉。但到2006年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家大屋的旁边矗起了好激动水泥红砖的小楼房,反衬得李家大院灰塌塌的衰败不堪。原先住在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房子大多用来养猪养牛,剩下没搬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大队贫协主席的刘代修。有人说这是一栋凶宅,住在里面的人都要背时。但是刘代修不怕,他说:“我怕个卵子,天大的时都背过了,再要背时不过一个死,死掉了还好些。”
不过说它是一栋凶宅还真的像那么回事,住在里面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照说李老中医起屋时,是请了风水先生看风水的,那个地方我也见过,背靠后龙山,面对道坦公路,应当是个风水很不错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真的有点说不清楚。
1951年土改的时候,李家大屋大部分被分配给了村几户贫农,只留了几间偏屋给李家人住。李念德的奶奶在批斗会上被打死了,二伯父李光儒被镇压了,一个伯母也打死了。李老中医因年事已高,不当家理事,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师,留下来对人民有好处,得以幸免于难。不过有了能给人看病的这个本事,走到哪里都还有得饭吃。后来杨家公社卫生院成立,把李老中医收了去,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李老中医利用看病还有两把小刷子,把自己一个读过高中的儿子李光伟,也就是李念德的父亲,带在身边当学徒,也进了卫生院工作。但因为头上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尽管在卫生院当医生,还是有监督劳动改造的性质,所以必须要夹紧尾巴做人。
1960年过苦日子,全国大饥馑,道县因为“共产风”刮得特别厉害,受灾也特别重,饿死、病死的人特别多。金狮庵村祠堂里面,堆满了饿死和得水肿病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有力气去埋。
李老中医几个月没沾一点荤腥,饿得眼睛发蒙,看不清东西,实际上他可能比别人还强一点,还能喝上一碗带点米星子的糠菜稀饭,好多人只能吃树皮糠饼,但是老爷子从小好过惯了的,喜欢喝酒吃肉,土改以后,虽然划了地主,但有给人看病的这门本事在身,混吃混喝的机会还是蛮多的。李老中医当时年已8旬,人老嘴馋,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想吃东西,越饿越琢磨,越琢磨越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俗话说老小老小。人一老就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快过中秋节的那一天,李老中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旧社会得过一场大病是李老中医救活的,因他家穷,连药费都没有收。现在这个人在四马桥食品站负责卖肉,这可是当年最高尚的职业,“四个轮子一把刀,红旗飘飘大菜勺”中间的那“一把刀”。李老中医想起这档子事,高兴得不得了,跑起去找到人家,想赊个半斤肉,回家好过节。没想到该人不但不赊,还讲了一大堆七七八八伤人的话,当着好多人的面骂他老地主臭不要脸,哪个找你看过病?哪个吃过你的药?李老地主脸皮薄得很,又羞又愧,居然跳了蚣坝河。
好不容易苦日子过去了,李家人生命力还算顽强,居然没有人饿死。
1964年“社教”清理阶级的时候,李光伟两夫妻从卫生院被清理回家。一家人有重新住回大屋里的那两间偏房里。生存的环境无疑越来越严酷,但李家人好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石头缝里找到生根的地方,不论环境怎样总能活得下去。而且好像活得比别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直到1967年8月的道县大屠杀中,全家族人几乎被杀光为止。
那几户土改中分了田、分了房住进李家大屋的贫农人家,命运也说不得好。三年苦日子饿死人就不说了,那个事要怪只能怪“苏修”、“美帝” ,只讲平时的日子,比李念德家好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解放前李家人吃饱饭,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现在他们红薯稀饭半年粮,李家人红薯稀饭大半年粮。以刘代修为例,这位三代赤贫的大队贫协主席因1967年“杀人风”中,主谋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9人,于1986年2月3日被道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刘代修被判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他是在“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见道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二、被害者遗属、“告状油子”李念德死盯着他不放,状子都捅到了天上,连中央派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都亲自过问此事,想不判刑不行,判得太轻都不行。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讲,刘代修确实是“背了天大的时”,在道县类似他这种情况的人不在少数,基本上都没有判刑,最多就是开除个党籍,只有刘代修是判得最重的一个。所以刘代修恨死了李念德,他捶胸顿足地说:“当初要是杀光了就好了!杀光了,现在政府用不着赔钱,我也用不着坐牢。”不过对于坐牢,他还是坦然地接受了,说:“我不像有些人,搞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杀人,不谋私利,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这个事坐牢,我感到光荣。”
1994年,刘代修在衡阳某监狱种了8年小(蔬)菜之后,因表现得好,提前释放了。回家以后,村里(大队)召开支委会,没有通知他,他自己去了。支部书记跟他讲:“你现在已经不是支委了,连党员都不是了。根据党的政策,凡是坐牢的人,从坐牢的那一天起就被开除党籍了。”
刘代修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我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坐牢的,谁敢开除我的党籍?不行,我要找公社(乡)领导问一下,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
然后,坐着不动。
支委们看着他坐着不动,也都不说话,也不看他一眼,陪着他死坐。
坐了一会儿,刘代修突然感到非常无味,悻悻地站起来走了。
也不知道后来他到底去乡党委问了没有,总之从那以后,刘代修停止的腰身突然佝偻了,讲话的声音也没有从前那样噪脆了。
他开始默默无言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生活还是跟他继续开了一个玩笑。他的老婆跟着别人走了,两个儿子也跟他分了家。大儿子至今没有成家,小儿子虽然成了家,但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他们这个三代贫农之家,如今成了五代贫农。留下刘代修一个人孤苦零丁地住在李家大屋里,日子过得很辛苦。杨家乡政府成立了一个敬老院,救助乡里的孤寡老人,但是刘代修因为有两个儿,不合救助的条件。好在刘代修从小苦惯了的,不怕吃苦,同时有双勤劳而灵巧的手,屋里屋外的事情都难不倒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李念德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他说:“不要着急,先让他得意。下回上头又喊要杀,老子第一个就要杀掉他!”


第六十七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李念德跑到江永桃川安身的地方叫六十公,说来也巧,杨家公社有个人也在这里做事,认得李念德,就向公社报了案,所以大队上的人也知道他躲在了这个地方。大队干部开会时,有人提出我们大队哪个都可以不杀(实际上已经杀了),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李念德,这家伙留下来破坏性太大,决定派专人到六十公把李念德抓捕归案。第一次派人去,六十公大队砖瓦厂的负责人不同意。虽然这个时候江永县受道县杀人影响也杀了四类分子,但搞得没有那么凶,特别是桃川这边离道远,基本上没有怎么杀人,同时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也有个区别对待,就向道县刚开始杀人那样,杀人抓人多少还得找点理由才行,光凭四类分子子弟这一条就来抓人不行。现在我们六十公砖瓦厂任务紧得很,做事的人手太少,要抓你们以后再来抓。
由于李念德做事下手,诚实,人又灵活,砖瓦厂的负责人对他印象很好,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念德,同时把他们家出事(被杀)的情况也讲了讲。李念德听了又惊又怕,要马上逃走,又一时想不到逃到哪里去好,另外一方面,做了这么久的事还一分工钱没有拿到手,就想还是先做着,等工钱拿到手再走。不过,他也作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把山上的窝棚换了一个地方,又把砍柴刀换了一个三尺来的札木把,随时常在身边。
第二次,大队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又来抓人,但隔着一个县来抓人,六十公大队要他们到(桃川)公社去批。
大队上派来的人从桃川公社批了条子,第三次来抓人的时候,李念德拿起随身携带的砍柴刀,跳到了窑顶上。抓他的人从四面围上来,李念德用砍柴刀指着他们说:“不要过来哦,砍伤了不要怪我。”
这些人没想到李念德如此凶残,一时吓住了。李念德乘机挥动砍柴刀冲了出去,跑上后面的都庞岭,从窝棚里拿上衣服,逃了出去。因为事先已有思想准备,所以仓促之间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他按照事先已经想好的路线,从都庞岭的龙虎关,过到广西境内,然后从那里坐班车(长途客车)到了恭城,再从恭城坐班车到了桂林,从桂林坐火车到了北京。
李念德有一个叔叔叫李光伦,在铁路部门工作,原来是北京永定门车站的一个小干部,现在已经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在永定门车站扫厕所。
李光伦看到侄儿失魂落魄地闯进家门,大吃一惊,知道是老家出事了,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听到李念德讲过情况,惊得嘴巴半天都合不拢来。
叔侄二人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道县这个做法不合乎党的给出路的政策,也不合乎“十六条”的规定,就由李念德出面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问题。接待站的解放军同志看到这个地主狗崽子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文革接待站来告贫下中农的刁状,脸都气红了。厉声命令他:“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李念德稍微走得慢一点,被该同志两脚踢出了房门。
李念德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抖,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叔叔家的。李光伦听到这个情况,把头低下来,再不做一句声。之后,大家心照不宣地再也不谈道县杀人的事情。
在叔叔家里住了几天,虽然叔叔没有赶到李念德走的意思,但李念德业看出来了,叔叔这里是住不下去的,一个地主狗崽子,身上又没有个证明,住在一个牛鬼蛇神家里,周围都是革命人民警惕的目光,查户口的不说是一天来三次,至少三天来一次,若不是叔叔从前在单位上人缘还好,早就把李念德揪到革委会审查去了。所以当李念德提出要走,叔叔也没有留他,默默无言地给他买了一张回湖南冷水滩的车票。看起来,脚下到处是路,只要愿意做苦工,到那里不能生活?其实不然,当时的情况户籍制度铁板一块,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一个人出门在外,没有原籍地方基础组织出具的证明寸步难行。
天地再大,对李念德而言,只有回道县一条路可走。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又回了道县,这时道县“杀人风”已经平息,但李念德还是不敢回金狮庵村,人都是这样,病急了乱投医,他想起一个李家叔叔在月岩林场工作,虽然平时来往不多,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去找他。这位本家叔叔就在道县工作,对于道县杀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有所耳闻目睹,对这个本家侄儿的遭遇非常同情,帮他在林场里找了一份挖杉山的临时工。李念德总算又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林场里干到第二年(1968年)的10月份,李念德有事到道江镇,碰到金狮庵养路班的一个熟人——老何,老何是一个历史分革命分子,李念德连忙扯住他,向他打听家里的事,老何把他家里的情况说了说,李念德这才知道屋里还有两个老妹没有杀。老何又要请他吃碗面,两个人就在二中对面的一家饮食店里坐下,要了两碗1角5分钱一碗的肉丝面。面还在煮的时候,老何又说他有点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李念德说,好好。
面端上了桌,老何还没有回来,李念德就一边慢慢吃面,一边等。面还没有吃完,门口进来一个人,不是老何,是县公安局刑侦队的何队长。何队长走到李念德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念德。”
“什么地方人?”
“杨家公社金狮庵。”
“什么成分?”
“地主。”
何队长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根索子来,宣布:“你被捕了。”
李念德乖乖地把手背到了后面,让何队长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他送进了县公安局的收容所。收容所的每间号子原来是按关4个人设计的,现在每个号子里最少都要关到二十来人,最多的要关到三十多个,除了一个放尿桶的地方,每个人只有一尺二寸到一尺五寸宽的地方。当时牢里的那个规矩没有后来那样黑暗,但老规矩还是有的,新来的犯人必须睡在马桶边上。好在李念德不在乎这个,睡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有地方睡就可以。牢饭每人每天9两米,但坐在号子里不做事的犯人要省出2两米给在外面做事的犯人吃。
李念德运气好,七两半没吃得几天,负责守卫收容所的武警指挥员把他提到了办公室,问他:“你犯的什么罪?”
李念德说:“我晓不得犯的什么罪?”
“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李念德把自己被抓的过程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指导员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不要多说了,明天去挑水。”
原来,当时道县基本上没有自来水,县里只有少数重要机关打了水井自建提水设备,其他一般都是饮用井水和河水,收容所的生活用水全部要靠人工到下面的潇水河里去挑水上来。李念德因祸得福,得了这么个好差事,不但每天多吃得几两米(每天1斤2两),而且比一天到晚死捱在号子里闻臭气要舒服到天上去了。
在收容所里挑了一个月的河水,指导员把李念德又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你可以回去了。”李念德说:“ 我不回去,我在这里好,因为我怕杀。”指导员说:“你既然不肯回去,我这里也不是久住的地方,只好送你去看守所了。”
就这样李念德开始了他之后17个月的监狱生活。其间有很多精妙绝伦的故事,都与道县文革杀人时间事件有关,都只能理解为上苍处心积虑的安排,笔者将在后文中讲述别人的故事时,顺便谈到。
在看守所关押的17个月中,李念德曾经有过二次被释放的机会,他都死赖着不肯出去。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感到里面比外头舒服得多,在里面只要对几个看守干部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就可以了,在其他人面前他一律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特别是到后来,挑水要他带队,到外面去挖防空洞也要他带队,让他真正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公元1970年3月某日,新来的县武装部部长兼县委书记陈凤国亲自到看守所找李念德,动员他回生产队。
李念德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不杀我;
第二给口粮;
第三不批斗我。
陈凤国哈哈一笑,说:“这三条我可以给你保证。不过,你回生产队以后要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好好改造思想,不要到外面乱跑了。”
陈书记是一个说话办事特别认真的人,当即派了两个民兵,把李念德送回了四马桥区,区政府秘书颜××根据县委陈书记的指示,专门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李念德送回来金狮庵村。
之后,李念德在金狮庵村的生活,笔者想用李念德本人在控诉材料里写的一段话来总结:
“他们说我‘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四次遭受毒打,口吐鲜血,左手被打断,脑枕骨被打裂,诊断为脑外伤后遗症,现已终身残废。”
1974年4月,因大队又要组织对李念德的批斗,李念德再次逃跑出去。在江永、江华一带靠做工和“非法行医” 为生。
公元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神州上下一片拨乱反正之声。在外面又已漂泊了五年的李念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再次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艰辛的上方生涯。要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成了道县最著名的“告状油子”。
1981年冬,雪满京城,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李念德的国务信访办的大门上贴出那副惊动京城的对联:

过一年少一年自叹白发满头仍是光棍数九寒冬腊月无栖身之地哀哉
漂半生睡街头可怜孤影常伴上访终身十足傻瓜痴汉无告状之门悲乎

        1982年初,李念德被收容遣送回道县,在蚣坝桥边碰见了68年时一起关在看守所里的一个牢友、老右派分子徐××老师。二人见面,心情十分激动,想不到都还活着。尤其是徐老师,坐牢的时候,年近5旬,体质较弱,对各项监规较难适应,经常受到体罚,跪不任何人跪得多,打比任何人打得多,四肢麻木,几近萎缩,牢中无医药,李念德可怜他,每天都帮他做按摩。谈起出狱以后的经历,不禁唏嘘再三。相比起来,徐老师命运要稍好一些,随着全国右派帽子一风吹,他摘了帽,平了反,恢复了教师待遇。两个人坐在公路边上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通过这次谈话,李念德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道县“乱杀风”不是一批零散的杀人案件而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乱杀风”的问题不解决,个人的任何冤情都得不到解决,要解决个人的冤情,首先要解决整个“乱杀风”的问题。就像“右派”问题一样,整个反右问题不解决,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二、共产党如果还要搞“个人阶级斗争为纲”,“乱杀风”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共产党如果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乱杀风”的问题就必须解决。
到家里以后,李念德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拿起来笔来,在如豆的油灯下,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写信,上告道县文革“杀人风”。

尊敬的邓副主席:
您老人家好!
我是湖南道县杨家乡金狮庵村第五组村民,名叫李念德,现年36岁,今特向您老人家控告1967年道县反革命大屠杀的一些情况,便为民请愿,请求党中央依法查处。
1967年8至9月,在我县县委副书记***、***、**的指使和策划下,从大队到公社普遍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乘“文革”动乱之机,大肆屠杀无辜人民,据统计共有6000多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他们未经任何司法机关批准,只凭大队、生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句话,就可置人死地。行刑时,有的被活埋,有的用炸药包炸得血肉横飞,有的用刀活活砍下头颅,有的被活活绞刑而死,有的妇女被轮奸杀死,有的被杀夫夺妻,有的被丢进窖中集体放火烧死。上至80多数的老人,下至未满月的幼儿都不放过。一时间,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其惨不忍睹。被杀人中,有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某些偷摸盗窃之人,更有甚者,还有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党员与国家干部,也有家庭好一点点的贫下中农……
(以下数十个案例,略)

是年数百名遗属集体赴北京“喊冤告状”惊动天听。在众多遗属不断上访申诉之下,1982年 ,全国政协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有关申诉材料列入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处遗工作由此发轫。


卷八

第六十八章  “开大锅饭”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四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第六十八章 “开大锅饭”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处遗工作组立专案调查处理的有401案,每一案都可以用“惨无人道、罪大恶极”这八个字进行评判,在这些真实案例的面前,什么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等等,都只能证明我们想象力的浅薄。这些案子,笔者前面已经讲了一些,主要是从被害者这个视角探讨的,下面还将讲一些,将主要从杀人者这个视角进行探讨,总体说来,这些杀人者除少部分本身就是作奸犯科之徒外,大部分都是老实本份的作田人,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疯狂与血腥?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这场群体的疯狂与血腥中究竟失落了些什么?
笔者并非有意展示血腥、暴戾、猥琐、愚昧、丑陋的场面,但它是道县文革大屠杀有机的不可忽视的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当是我们整个民族反思的起点。

“大锅饭”这个词,新华字典上的解释是,供多数人吃的普通伙食。这个应当只属于中华民族的专有名词,产生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那个时候,城镇里,到处在搞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农村中,搞大兵团作战,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把千家万户的锅子都收了来,砸烂了去炼铁,人则集中在大食堂里“吃大锅饭”,食堂开餐就叫做“开大锅饭”。然而在1967年的道县它又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其实不用笔者再多费口舌了,是个中国人早就听就懂了。
下面讲一个“开大锅饭”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祥霖铺区下蒋公社田广洞大队。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从田广洞村往东南方向,步行约二、三里路,有一片山坡叫做鬼崽岭,鬼崽岭有一个鬼崽井,井的上方有一片阔叶林,树高叶茂,阴气森森,林中有一块空坪,一亩地大小,据说是古代社坛遗址。该处有大量人形石块,高的1米左右,矮的10来公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散在地面,有的埋入土中。因为附近都是高山峻岭,荒无人烟,早晚光线朦胧时,一个人从这里过,看到这些人形石块,往往会感到阴风习习,脊背发凉。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鬼崽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关于这些石块的来历,当地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传说四百多年前,距此不远的大井村出了一个高人黄九日,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有法术,随身的一口宝刀,不能出鞘,扯出鞘来,附近的鸡鸭脑袋都要落地。黄九日18岁那年,率领一批阴兵阴将,要把龙虎关流到广西那边的水堵过来,灌溉湖南这边的田地。广西那边请出一位神人和他斗法,结果黄九日败了,死在那边。临死前命令手下阴兵阴将撤回湖南,行至鬼崽岭,天已经亮了。阴兵阴将不能见光,见了光再也动弹不得,化成大大小小的人形石块永远呆在了这里。
这个故事显然不能说明石雕的真正来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笔者不懂得它的珍贵,没能收藏一块。记得带我们采访的乡干部特意找了一块1尺来高比较好的要我带回去,说是能避邪。因嫌太沉,辞谢了。后来听说,1988年省考古队考察后认为,该地是战国时期的祭祀遗址,这些石雕像是2000年前的文物。可惜石雕像文革“破四旧”大多被捣毁,1986年我去看时,保存完整的已不多见,像当时准备送给我的那块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被害人叫李金翠,江永县朱家湾大队一户贫农家的女儿,1966年10月经人介绍与道县下蒋公社田广洞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李金翠本来不愿意,那个年头,贫农家女儿下嫁到地主家,人前人后都要矮人一头,除非硬是嫁不出的,才会选择嫁到地富家。可是她出落得一朵花似的怎么就会同意呢?原来介绍人介绍得好,说陈高肖的父亲虽然解放前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在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 ,功已抵过,是地主分子里的“开明人士”,不作四类分子对待。再一看小伙子,模样强,心眼好,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俩口恩恩爱爱,羡慕的说他们是天生一对,嫉妒的骂地主崽子有艳福。
8月26日,陈高肖出工回来,正在洗澡,大队上一个外号叫“青狗”的民兵陈高友来叫他。李金翠凭女人的直觉感到心中忐忑不安,就问:“高友,叫他做什么?”陈高友答道:“放心吧,好事!我跟高肖好得不得了,难道还会害他?”陈高肖穿好衣服急急忙忙地跟着陈高友到了大队部。一进门,就被早已候在那里的民兵五花大绑起来。陈高肖连声问:“什么事,什么事?我犯了什么法?”外号“番薯脑壳”的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二话不说,上来一梭标捅在陈高肖腿上,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呦,你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条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象打野物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此前已经如法炮制了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插在棍子上示众,以示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李金翠吓得晕死过去。她才二十一岁,腹内还有一个四个月的胎儿,顷刻间成了寡妇。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衣物,装好几只鸡鸭,跌跌绊绊逃回了娘家。
可是贫农娘家也保不住她的安全。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禧派民兵到朱家湾送来“通令”,勒令“十二小时内把地主婆李金翠押回我大队,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田广洞人历来强霸,素以械斗凶猛著称,朱家湾大队迫于压力,不顾李金翠娘家人的哀求,深夜十一点钟把她押回了田广洞。
两地虽隔县份,但都在县界边上,路并不是很远。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
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伙计们哪,朱家湾、倒水洞一带的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
陈登义说得更明确:“杀都杀得,搞还搞不得吗?”
当时田广洞的民兵已经集中起来,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基干民兵都集中在小学校的几间教室里,统一食宿。走廊里摆了十几只鸡笼,小操坪上用石条砌了个临时猪栏,把被杀人家的猪呀、鸡鸭呀都弄来,供他们享用。这天下午,他们又杀了一头猪,挑来一担米酒,三十多个人围在一起,幺五喝六,大吃大喝。
其中一个獐头鼠目、40多岁的家伙一边喝,一边挤眉弄眼地说:“崭劲吃,大家吃饱些呀,吃饱了,好有精神开大锅饭呀。”他叫陈锡位,一个五毒俱全的家伙。
众人哈哈大笑。
等到酒肉灌满肚肠,夜已深了,劲也崭足了,他们把关在大厅屋的李金翠拖了出来。
所谓的大厅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民兵集中住宿的小学校。不过村里人还是习惯将它称为大厅屋。大厅屋是道县农村一种常见的建筑,一般是村子里的公产,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是一种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分前厅、后厅、天井和左右过道等几个部分。前厅进门是一个雕刻精致的木壁,左右厢房,两条过道直通后厅。后厅较宽敞,也分三间。房间由木柱嵌板壁分隔而成。解放前,这里是全村人供奉祖宗吃清明酒的地方。解放后,成了全村人开会和孩子们念书的地方。学校村办以后,田广洞大队的大厅屋就正式改成了小学校。现在学校停了课,就成了大队民兵指挥部。
一个叫陈高和的民兵建议:“把她拉到村子边上那条旱沟里去搞。”
另一个叫陈高潮的有顾虑:“猪嘴巴捆得到,人嘴巴捆不到,搞不得的。”
陈高和解下结在腰上的汗帕说:“我用这个把她的嘴巴捆到。”
又一个叫陈高仇的提出:“还是拉到村外边那间小茅屋里去搞好些。”
李金翠吓得瘫倒在地上,浑身发抖。
陈锡位说:“深更半夜的,不要那么多麻烦,就在这里搞算了。”
几条汉子就把李金翠拖到学校里面撘建的一个舞台下面。陈锡位提着一盏马灯,照着这个李金翠的脸。三十多个手持马刀、鸟铳的……(不好措词)把她团团围住,一双双淫笑着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丰盈的身子。
陈锡位一把撕开李金翠的衣裳说:“看这对奶子,这个屁股,正好给你们这些单身公开洋荤哦。没试过味的先上。”
“慢点,慢点,等我来开头炮。”二十来岁的陈高友扑上去就动手。杀陈高肖他是立了头功的。
“要得,要得,让‘青狗’开头炮,其他人轮流来。”
李金翠死死地护住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把马刀架到她脖子上:“再动,就宰了你!”
李金翠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起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肚子里的孩子,痛苦地一阵抽搐,闭上了眼睛,哀求道:“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好吧?”
“青狗”迫不及待地去撕她的裤子。
李金翠说:“你莫撕我的裤,我只有一条裤子,撕烂了就没得穿了。我自己来脱。”
等女人脱了裤子,“青狗”向那已经微微隆起的腹部猛扑上去……
李金翠又哀求道:“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了。”
“青狗”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一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的。”他一边发泄兽欲,一边把手伸进李金翠的衣袋里掏走了里面仅有的20元钱、4丈布票。
接着就是那个外号叫“番薯脑壳”的贫协主席陈登义,他对面前这个女人早就垂涎三尺,过去就曾经调戏过李金翠,被李金翠骂得狗头淋血。哼哼,这一次看你还敢不敢骂老子!这个无赖把自己那根东西在李金翠脸上晃来晃去:“来,来,来,试下子我这个家伙比你老公那个有味些不!”
第三个就是陈锡位,我们在前面说过,此人已经40多岁,是个五毒俱全的家伙。他本来没打算亲自下场的,一开始就表了态:“我搞得多,先优先你们这些没开过荤的。”一手提着一盏马灯,一手拿着块抺布,在一旁做些辅助工作,搞完一个,用抺布把女人的下身抺两下,方便下一个。可是看着看着上了火,把马灯、抺布往身边的人手里一交:“莫忙,莫忙,让我来教你们几招。”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李金翠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了三遍。
“快呀,快呀,不然就没有这好机会了。”陈锡位在一边兴奋地鼓劲。
可是,几个早扯脱裤子,急不可耐等着上场的人,一看清刚从女人身上爬起来的那个家伙,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家伙有麻疯病嫌疑!他父亲就是个麻疯病人,解放前被烧死的。道县有个卖麻疯的传说,其实是迷信,说是麻疯病人跟谁有了性关系就把麻疯病卖给了谁。卖麻疯人人愿意,买麻疯谁都不愿意。他们又把扯脱的裤子不情愿地穿了起来,口里骂骂咧咧地说:“屌你老母亲的!不搞了,不搞了,天都亮了。”
太阳出来以后,这帮人把四肢冰凉、脸皮浮肿、气息奄奄的李金翠抬到了本队老单身汉陈高月家,强迫她答应嫁给陈高月。陈锡位对陈高月说:“高月王八蛋,得了这个女人就是得十回麻疯都值。”当晚,李金翠又遭到陈高月的蹂躏。
李金翠恢复神智后,寻找机会,逃回了娘家,总算捡回了一条命。腹内胎儿却流产死去。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粗一看清一色贴着贫下中农的标签,个个“根正苗红”。细查一下,不对了,问题来了!让我们按照轮奸的顺序看看都是一些什么货色:
一号 陈高友,外号“青狗”、“黑手”,赌徒。
二号 陈登义,外号“番薯脑壳”,原系大队贫协主席,因贪污被免职,是杀害陈高肖等人的主要杀手。
三号 陈锡位,此人五毒俱全,57年搞封建迷信受过批判,60年任大队党支部副支书,又因贪污公款、强奸妇女、逼死人命判刑8个月(因为是“五风”中犯的错误,领导上负了主要责任);66年又贪污公款,聚众赌博。文革中,当了大队造反派的头头,伙同他人共杀16人。
四号 陈高和,文革中,挟嫌报复杀害一名郭姓社员。
五号 陈吉光,当时较年轻,只有十五、六岁,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
六号 陈高仇,赌棍;58年曾故意毒死生产队一塘鱼。
七号 郑××,二流子,溜打鬼(游手好闲之徒)。
八号 陈××,赌徒。
九号 陈××,曾贪污公款。
十号 陈登积,外号“赶山狗”,惯偷,曾偷宰过生产队的耕牛。
十一号 郭发清,赌徒,原道县二中“红联”头头。
十二号 陈高辉,麻疯病嫌疑者,曾奸污过妇女。
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笔者在道县采访中多次听到当地农民说这么一句话:“那些乱杀风中,跳得高的,杀人强奸的,除了充积极图表现的,都是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正而八经的作田人,哪个去做这些空头路。”录之,愿后来当政者,再思,三思!
我们在田广洞采访时,有人悄悄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这帮人曾不止一次深更半夜敲过地主女儿陈紫珠(已被杀害)的家门,要开她的“大锅饭”。陈高仇还恬不知耻地说过:“陈紫珠这个地主婆生得好漂亮啊,我看见了就想搞。如果让我在大路上碰到了,我就要在大路上搞她;要是讨了她做老婆,我三个月不吃饭都是饱的。”至于这个“大锅饭”到底开了没开呢?陈紫珠已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要查清楚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做下的事,怎么会查不清楚呢?
但是,处遗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也只好“民不举,官不究”了。
只是,太过于欺负死人!
我们在处遗工作组的相关材料中看到,田广洞大队的杀人行动与下蒋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朱芬祥有直接关系,朱于1967年8月25日亲自来到田广洞,召开大队干部会议,煽动部署指示杀人。田广洞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2人(其中自杀5人),其主要责任人是大队副支书陈登禄、民兵副营长陈高信、大队支书陈东旺、民兵营长义正禧等;其中陈登禄和陈高信二人为首杀害16人,并多次参与强奸、轮奸妇女。有揭发材料称,该大队民办教师贺剑华就是被陈高信一伙轮奸后自缢身亡。

道县大屠杀中,四类分子家庭男人被杀,女人被强奸、轮奸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强奸、轮奸杀人是道县处遗工作中明文规定要进行追究的四种案子之一,但对于在“乱杀风”中犯有强奸、轮奸罪行的人,只要不是杀人夺妻、杀人夺女,或者强奸杀人的,一般不予追究。何况还有不少被害人后来与强奸者成了夫妻,生养了儿女,当年的老账就更不好怎么算了;也有一些被奸妇女,因为顺从了施暴者的淫威而得以保全性命,现在再追究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杀人的事都要宽大,强奸、轮奸的事情追究起来还有个头?不如干脆网开十面,统统宽大。像李金翠这样被“开大锅饭”,最终保住了性命的应当要算比较幸运了,惨遭强奸、轮奸,又惨遭杀害,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下面笔者再讲一个发生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白露塘大队的故事,被害者陈国珍,女19岁,家庭出身地主。
再过几个月,等到秋收以后,陈国珍就要出嫁了。按照道县当时的习俗,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到男方家里看过了家,男方也来她家下了定,良辰吉日也定下了,只等收过晚稻就热热闹闹地送亲迎亲。男方的家境不是很好,但陈国珍不看重这些,她看中的是男方是个贫农,这一点对她太重要了,这一辈子最让她伤心的事就是投胎时不小心走错了路,投到了地主家里,吃了多少亏,怄了多少气,搞得一辈子伸不了头。嫁了过去,自己就是贫农家的人了,再不是地主了,将来生了孩子也是贫农,这一辈子就能伸直腰杆子做人了。一想到这一点,陈姑娘就盼望日子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陈国珍的父、母也很高兴,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了,又把她嫁到了一个好人家屋里,总算了结了一块心病。当然还有好多心病没了,但那是没办法的事,只能慢慢熬,慢慢了。现在陈家父母主要任务就是节衣缩食,为女儿置办嫁妆,要尽可能地让女儿风风光光地嫁过去,免得到了婆家以后怄气。
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生活目标也很小,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辈子能够吃饱饭,穿暖衣,把儿女养大成人,对北京、长沙、道县,甚至公社里发生一切都不懂,更是不敢去关心……
但是——高高在上的命运之神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如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一定是前世做过极大的恶事,不然绝对不会受到后来那么可怕的报应!幸亏从古到今,积善之家灾连祸结,作奸之徒福寿双全的事屡见不鲜。不然陈家真是死有余辜了。
1967年8月25日,岑江渡公社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启富和公社秘书莫荣星到了白露塘大队。紧接着大队上就召开会议,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富了。说杀就杀,把大队上的几个分子(包括子女)拖出去,一声喊就杀掉了。陈国珍的父母也在其中。
父母被杀以后,陈国珍被本大队基干民兵张恩仲、张先华等人关押起来,开她的“大锅饭”。据知情人说,当时陈国珍双手死死地护着身子,哀求道:“求求你们了,不要这样,我还要嫁人的……”张恩仲、张先华等人说:“你这个地主婆还想嫁人,你男人早就不要你了。”上来拉的拉手,压的压腿,把陈国珍的衣服剥光了……一连两天两夜,这班畜生在陈国珍的身上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赛看谁搞的次数多!
陈国珍之死,说起来或多或少又与苑礼甫有一点点关系。需要郑重申明的是,苑礼甫与陈没有任何瓜葛,也没有指示或者批准杀陈,但是陈国珍所在的白路塘大队属苑副区长管辖,苑副区长考虑到祥霖铺区杀人进度大大落后于形势,把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派下来“补火”大杀三天。这样一来,白路塘大队就必须要再杀一批了。陈国珍在劫难逃,上了“补火”名单。
8月28日,白路塘大队“补火”杀二批时,张恩仲、张先华等人躲着陈国珍不见面。因为在轮奸陈的时候,他们说过保证不杀这样的话。陈国珍被押去杀场时,总在问:“恩仲哥呢?他说过不杀我的。”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头头说:“谁也救不了你的命!你莫想用美人计来破坏我们贫下中农队伍。”
据说这个陈国珍就是一个妲己,九尾狐狸变的,骚风大得很,杀她的时候,好多平时革命性蛮坚决的基干民兵都畏畏缩缩,不敢向前。一个民兵闭着眼睛捅了一梭镖,捅进肉里还不到二寸深,副大队长张启胜看着这帮不争气的家伙,心里恼火得很,大吼一声:“闪开点,看我的。”一把扯下陈国珍的裤子,把梭镖对准阴道,用力一桶,足足捅进1尺多深……
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类似陈国珍这样的案例不是绝无仅有,例如:上关区东门公社乌家山大队妇女黄兰根被本大队4个民兵轮奸后,用梭镖捅进阴道杀害,她3岁的小儿子被杀人凶手拎着小腿甩出去活活摔死。
又如:(1967年)8月25日,道县公安系统的一名干部,拦住午田公社一个出身地富家庭的青年妇女,拖到茶山上强奸。奸污之后,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居然将一根雷管塞进该妇女的阴道引爆,因为雷管的爆炸力有限,下身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妇女没有马上死亡,在受尽凌辱的地方,扭动哀嚎,血尽方死。事后,该干部造谣说:“这个女人的阴囊里藏了一部微型电台,电台爆炸把她炸死的。”本案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不足,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施暴者头上,但该妇女如此而死却是不争的事实。揭发材料、地点、人物写得清清楚楚,认真去查,应当不难水落石出。
写到这里,停下笔来,手不能书。作为一个中国的女人太可怜了!作为一个中国的男人太可悲了!我们没有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是母亲从产道里诞生的,为什么会对女性的生殖器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据说像这样用破坏女性生殖器的方式强奸杀人的现象并非道县的专利,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该不会是中华民族的专利吧?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细思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从上到下对暴力的崇拜。二是长久以来对下层人民的性禁锢和性压抑;以至造成了全民族的性心理扭曲。三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将女性视为一种财产,当这种财产不能据为已有的时候,大致狭隘的民族心理促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仇恨它、破坏它。自己得不到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我在前面讲过,道县大屠杀中被杀者男女比例3.5:1,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贫下中农光棍需要老婆。说得更本质一些就是,这一批女人作为“革命胜利”的财产,首先考虑的是分配问题,没有价值分配的、不能分配的、不便分配的,或自己拒绝被分配的,这才考虑杀不杀的问题。而一旦决定要杀的时候,首先要毁灭的就是她身上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
然而,为什么这些女人被害前竟无一人问过一句: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这是我们民族更大的悲哀!

第六十九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支部书记何代余在文革“杀人风”中出了大名,确切地说是在这次处遗工作中出了大名,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吊高楼大队杀人杀得特别多(仅杀16人),而是因为他把贫协主席给杀了。整个道县杀贫下中农的不少,杀贫协主席的仅此一例。因此也就进了道县文革杀人十大特色案例。
何代余土改以后一直担任吊高楼村党支部书记,“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何支书也没什么更多的毛病,有时候喜欢搞搞女人,有时候喜欢多吃多占一点,这也不是他当支书以后才有的毛病,是万恶的旧社会留给他的呀。看人要看大节,要看听不听党的话,阶级立场稳不稳,这个方面何支书绝对大节不亏。1964年,农村搞“社教”,大家都不提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提了他的意见 ,清了他的账,还打了他一记耳光,杀了他家的一头猪搞退赔。老支书的心都碎了:上级领导批评我,那是帮助我、教育我、为我好!你何代井是个什么东西,过去我没少关照你,你恩将仇报,打我耳光,杀我的猪!
到了文革杀人的时候,何支书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时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不听党的话的坏家伙也要搞掉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亮我们吊高楼大队!”老支书文化不高,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阶级敌人”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召开支部会研究杀“四类分子”时,专门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活,何代余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与四类分子串通一气,声言再不端正态度就要对他实行“革命纪律”。又坐下来与何代井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革命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杀人,成了吊高楼大队一个众人瞩目的杀人英雄。等到四类分子消灭得差不多了,上面也指示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集大队民兵营长何振树、文革主任何代新开了一个核心会议,研究解决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的问题。三个人一致认为不除了何代井吊高楼大队不得安宁!但是这家伙比不得那帮地富,就这样去抓他,他性子烈,只怕会拼命。老支书提出了一个智取何代井的办法,哄他到大队部来分花生和红瓜子,然后如此这般将他拿下。
果然何代井不知是计,听说有花生、红瓜子分,早早地就担着一担箩筐来了大队部。趁他坐在门廊里抽烟时,何支书一声号令,三个人一拥而上,一顿锄头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何代井束手就擒。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罪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何支书叫人牵来一头牯牛,把何代井已经打断了的腿用索子吊起,倒拖在牛背后,象拖犁耙那样,拖到两里地外的尖尖岭处决。一路拖去,何代井背上的皮肉全部拖溶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这条路我们去看了一下,还算是比较平坦,只有一小段碎石荆棘较多。当年不知怎样?
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一阵乱打。
其实已经有点多余。
现在,何代余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公社,现在应该叫乡党委,根据党的政策,一人犯法一人当,不能搞株连,任命他的儿子子承父业担任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关于吊高楼大队杀人行动的来龙去脉,处遗工作组有一份专案人员与何代余的谈话记录,实录如下:

与吊高楼村支部书记何代余的谈话记录
(1985年×月×日)

“乱杀风”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大队一开始并没有杀人。古历7月初十(阳历8月25日),在大队部值班的何代桂跑来告诉我和文革主任何代新,说(上渡民兵)指挥部何仁升打来电话,问大队上杀四类分子的事,代桂跟他说还没有杀。仁升说:“别的大队都杀了,我们大队怎么还不杀?”我听了以后决定开个干部会研究一下。当天中午开的会,有10多个人参加:我、何代新、何振树(民兵营长)、何代英(大队会计),还有何荣理、何代桂、何昌明、蒋小小、何荣璜等人。主要就是研究杀人的事。我在会上讲了,上头已经开了口,我们要坚决执行。团支书蒋小小说:“杀就杀两个调皮的。”我讲:“杀哪两个呢?”蒋小小讲:“你看何代璜、何代奎、何昌仁这三个要不要得?”我讲大家讨论。结果大家都同意了。当时代璜、代奎在外面搞副业,不在家。民兵营长振树派荣理带人去抓。代璜在赤竹源抓到的,代奎在岑江渡抓到的。昌仁在家里未走。最后这三个人一起用鸟铳打死的。我记得开群众大会,是荣理吹的哨子,我在会上讲了话。也没讲别的什么东西,总是上头怎么讲我就怎么讲。代新在会上宣布的死刑,他说:“我们大队没有杀人,落后了,今天我们要杀几个调皮捣蛋的……”他讲了以后问我还讲不讲几句,我讲:“我同意杀这三个人。”振树就指挥民兵把三个人牵了出去,用鸟铳打的。代英打代璜,代新打代奎,昌仁是民兵一起打的,何仕吉负责补的火。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是在后背山召开干部会研究的,还是原来那些人参加。那是古历7月十三(阳历8月28日),当时接到公社电话,说区里(上渡民兵)指挥部下来人督战了,批评我们大队“进度最慢”。开会的时候,有的生产队干部有意见,认为他们队杀了人,别的队没有杀,互相吵了起来,说是要杀就一起全部杀光。我看到这个情况,就开口定了6个人。后来杀了9个。6个大的是我开的口,3个小的是女的抱起去的。大的是何代全、何代勋、何建新、何时佑、何荣球、何三苟。小的是时佑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还有一个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时佑的媳妇抱着他的孙子不放手,是振树从她手中抢走的。一起拖到河边上去杀的。杀的时候,去了四、五十个民兵,由何振树带队。
6个大的是杀了以后,丢到河里去的,3个小的没有杀,就那么丢到河里去的。
杀代井的事我确实有责任,说我报复杀人我不同意。我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觉悟还不会那么低,去公报私仇。杀代井是何振树首先提出的,我同意的。有人说振树想杀人夺妻,这个我不清楚,组织上可以去调查。我同意杀代井是因为他在大队上起破坏作用。他这个人如果不是个贫农,比那些地富还要坏蛮多,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我不是为自己辩护,领导上教育我们对组织要忠诚老实,我就是忠诚老实,有什么说什么。组织上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愿意接受。

吊高楼大队还有一个杀人案例在道县也很有名,名气甚至大过大队支书杀贫协主席案。它也被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列进了道县十大特色杀人案例。一个大队出了两件这样有名的案子使得吊高楼村的知名度也跟着大大提高了。记得笔者第一次去吊高楼采访时,在县里问一位朋友去吊高楼怎么走好,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哦,那个老公杀老婆的大队哦……”
这个故事由于流传很广,多个人跟我讲过。当时笔者曾记录如下:
祥霖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村上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相貌堂堂;女的是地主子女,漂亮贤淑,能歌善舞,特别还是一个初中生。初中生在当时的道县农村要算是中级知识分子了。两人结婚三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
1967年8月26日,女的听得信,娘家被抓了很多人捆在大队祠堂里,便急忙赶回娘家久佳大队去看,结果被久佳的民兵一起抓了。时逢女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久佳山路过,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久佳的民兵抓起了,你还不去救她。”男的闻讯赶了去,看见妻子五花大绑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头上。妻子见他来,以为有救了,没想到他却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躲到了一边,远远地站着。当久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头头问他:“你看怎样处理?”他竟答道:“还不是和他们(指关在祠堂里的其他四类分子和子女)一样,由你们处理算了。”
女的被久佳民兵们牵走处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醒了过来。久佳大队的干部一商量,她已经嫁给了贫农,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了,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又把女的送了回来。照说久佳大队都网开一面了,吊高楼大队更应当“法”外施恩,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丈夫,这位贫农的儿子却铁面包公一般,一点也不肯徇私情,坚持要杀。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崽了,不信,你用手摸摸,还在动哩!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卫生院检查……”丈夫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他亲自把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妻子捆得像个端午节的棕子,与其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杀他老婆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的几个人都把眼睛看着他不动手。见别人不动手,他抄起扁担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旁边两个民兵,见他动了手,一个一石头,一个一鸟铳……这个年轻美貌的少妇,就这样死在她的丈夫手里!
此案我原把它认作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案例,然而后来又去道县补充采访时,一位道县朋友转给我一份女方遗属的告状信,信中说:
“我姐姐杨金桂,1964年与祥霖铺公社吊高楼村能仔结婚,三年不生育。熊仔怪我姐不能生育,1967年道县刮‘乱杀风’时,与其叔商量,要乘这个机会除掉我姐。他们将我姐骗到野外,其叔首先用鸟铳开枪,姐姐中弹倒地,能仔用马刀连砍我姐数刀,认为死了,就回了家。半夜我姐姐苏醒过来,拼命跑回娘家,被人发现,又送回到吊高楼。丧尽天良的熊仔,借口我姐姐是地主崽子,用鸟枪将我姐姐活活打死。”
看完告状信,感慨万千。当年的采访工作粗糙啊!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对杀人动机一般不作深究的因素。记得一位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曾对笔者说过:“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证据,对杀人动机都不作过多的追究,要是深究起来,想不开杀戒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十分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如炸雷在耳。
对于此案,我在初稿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看来无法想通的事情背后一定有无法想通的原因。
幸亏我原来的记录除杀人动机外,基本事实出入不是特别大。
特补充更正并说明之。

第七十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沉思,迷失在人性的迷宫之中。人们常说贪婪和恐惧是人性不可逾越的两大弱点,然而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哪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呢?
对于这位曾经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前女民兵,每当我回忆起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她,坐在阴暗潮湿的灶屋里,佝偻着背,费力地剁着猪草时的摸样,心头总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感,那一声声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听上去分不清是“杀、杀、杀”,还是“苦、苦、苦”。
她当年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的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好心肠的婶娘。姑娘的父母是怎么故去的?是土改以后生病死的?还是其他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在采访时疏忽了,这实在太不应该!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我们观念的局限性,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杀人者和被杀者生存状态的重要性,后来虽然想尽力弥补,但时间和机会上有都错过了的感觉。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土改时,姑娘家划的是贫农,他的伯父家划的是地主,土改后没两年,姑娘的父母相继死去,婶母收养了她,给了她母爱和一个温暖的家,使她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婶母待她如亲生女儿,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要求,生怕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其实婶母的家境也难,特别是61年丈夫得水肿病死了以后就更难了。但是,道县是一个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县份,道县人只要家里揭得开锅,都会千方百计送子女去读书,婶母家成份高,感觉自己的孩子读书没什么用,老弟是贫农,就没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而是节衣缩食,送她去读书,使她能识文断字,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使她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
姑娘在青山绿水中渐渐长大,长齐了一身鲜亮的羽毛,惹得远近的乃崽们直咽口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甚至有可能上得成大学!一个农村姑娘能长成这个样子确实不容易。出工时,总有那么几个大胆的青皮后生寻着她撩撩打打,开那种叫人生不得气又不得不生气的玩笑。不过姑娘们都喜欢这个,没人打打撩撩,没人开玩笑,那才是真的叫人伤心呢。
但是,姑娘也痛苦的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外表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婶娘原来竟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地主婆!自己这个实打实的贫下中农的女儿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时,有人说:“这婆娘心肠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不杀算了。”于是,就决定不杀算了。
但是,待到行动时,却见姑娘亲手将婶娘捆来了。大队民兵营长看见了,老远就喊:“搞错了,不是说了不杀你婶娘吗?”姑娘说:“没错!什么婶娘,阶级敌人!亲不亲,阶级分。农夫可怜毒蛇,结果被蛇咬死了。”把婶娘推进要杀的人中间,押到地窖边上。
婶娘到此时还心存一丝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马刀、面若严霜的侄女问道:“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满是泪水的老眼闪着难言的哀痛,象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侄女想起这多年的养育之恩,放她一条生路。姑娘杏眼圆睁、断喝一声:“说什么亏欠不亏欠,今天老子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象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好大的手劲啊!婶娘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从死不瞑目的眼眶中迸出,溅落在窖边的青草上……
这不是杜撰的细节,本文中没有杜撰的细节,只有无法杜撰的细节,一位向笔者讲述杀人情况的目击者叹息道:“造孽啊!那婆娘脑壳落了地,眼睛还不肯闭上,还在流眼泪!”
姑娘杀了婶娘之后,又参加了后来的杀人行动,亲手杀了6人。
后来,姑娘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年道县女孩结婚都比较早,一般在18到20岁之间,姑娘那年18岁,已经定了亲。解放前,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男婚女嫁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命不相克。解放后,废除了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但农村老一套习俗还是变相存在。首先是媒人介绍,然后是相亲,男女双方通过媒人,约好时间地点,一般在闹子上见面,或远远偷看,并有家人同行参考,双方满意就进饮食店吃餐便饭,或者看一场电影等等。接着是看家,女孩由母亲或嫂子陪同到男方看家,考察男方的房子、家产等等,如果对男方家境不满意,女方会托媒人退还相亲时的花费;如果同意了,男方会打发每人一个红包。第三个程序就是压样子,即男孩在媒人陪同下,提一个篮子,篮子里装上印花粑粑,九个鸡蛋和九块钱(当时鸡蛋5分钱一个),蛋也可以用红薯代替,篮子里还放着男孩的鞋样子,以便女方依样做鞋。第四是下定,男女择吉日和表兄或堂兄挑一担定礼到女方家,定礼有对鸡、对鱼、蛋、糍粑、衣服、九斤猪肉,还有礼金29元或39元不等,一般99元最为阔绰了。定亲后隔一段时日,男方备彩礼和礼金连同用红纸写好的结婚佳期,用红漆盒装着送到女方,这就是“送日子”。最后才是热热闹闹的送亲迎亲。在以上过程中,女方反悔要退还男方一切花销,男方反悔礼金礼物一概不退。
姑娘已经定了亲,也就是下了定,可见男方已经花费不少,但是即便如此,男方父母仍然决定就是礼金不退也要退婚。老人家认死理,夫妻间的事难说没有磕着碰着的时候,万一哪一天半夜三更她革起命来就糟透了!有得此一举,附近几十里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以至后来到了三十来岁,还是个老姑娘。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已经是嫁不出去的年龄了。再后来,外县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三十大几还没有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杀人的事瞒得铁紧。她老公对此毫不知晓,若知道身边睡着个手刃七命的女人,恐怕一刻也不敢安眠。笔者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更是可怜她丈夫。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想当年,许多出身高门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亲手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憎而又可怜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
据说这一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进场以后,曾把她找回来问过情况,问起她到底为什么要杀婶娘,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反复地说:“我癲(疯)了,完全癫(疯)了!”
笔者有幸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此还能具有一点理解能力。笔者的一个熟人,外号“猴子”,父亲是长沙铁道学院一名教授。虽然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前、文革中都是利用和改造对象,但猴父好就好在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因此文革初期,大批老师、教授,包括学院领导都受到冲击,被触及灵魂,触及皮肉,他竟能安然无恙,甚至连批判他的大字报都没有一张。问题出就出在亲生儿子“猴子”身上,他把父亲说给他听的那些只有血肉至亲之间才肯讲和才敢悄悄讲的大实话揭发了。结果猴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含冤而死。“猴子”也从高知子弟变成了四类分子“狗崽子”,还要加上一条直系亲属中有“关、管、杀、逃”人员,下放农村后,招工没份,招生政审不合格,就连在农村中安排个松泛活(比如当个民办教师之类)也不考虑他。最后,1976年知青大返城中,总算病退回了长沙,安排在一家街道厂子当普工。同学同学看不起他,家人家人不接纳他,自己自己肠子悔青,至今仍然光棍一条,靠着6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子。送了爸爸一条命,毁了自己一辈子,类似这样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谁的身边没有发生一件两件的。都是癫(疯)了!完全癫(疯)了!
然后在这癫了的后面,是我们想得到点什么,还是别人在利用点我们什么?记得多年以前,我们还年轻时,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猴子”,“猴子”正色道:“请你不要问这些事,我求你了!”


第七十一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祥霖铺区流传着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队长”(以下简称铁队长)刀劈18人的故事。
“铁姑娘突击队”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有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凤莲。我们这位刀劈18人的铁队长虽然没有郭队长那样出名,但在祥霖铺区也是门缝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人物。
铁队长生得膀阔腰圆,个子也高,足有一米七几,比个男人不低。村里的后生乃崽背后都叫她“甲等猪”、“门板”。可是没有一个敢当面叫的,因为她力气大得惊人,拼起命来,这些后生乃崽只怕还要吃些亏的。
铁队长第一次出名是1964年生产队评工分的事。当时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评定各人的劳动底分,男劳力一般10分,妇女一般8分以下。她被定了妇女的最高档8分。可是她死活不干,当场吵起来:“凭什么你们男人定10分,我只有8分。你们做的事我哪样不能做?我做事哪样又比你们差?”她这一闹,队上的人谁也不言声了。大家心里都有数,论做事,她的的确确不比哪个男人差,甚至好多男人还不如她。特别是她做事下手,从来晓不得偷懒两个字怎样写,割禾一口气割半亩也不直一下腰,砍扎子打管子装窑烧石灰,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比男劳力精神还好。生产队作了难,这个男劳力比女劳力底分高是个传统,有心给她定个男劳力的底分哩,其它妇女怎么办?这时候,队上一个壮小伙说话了:“谁英雄谁好汉,比一比看一看。空口说白话没有用,有本事拿出真功夫来看。”“好,比就比,就跟你比,随你比什么,比不过你,我三个手指头煮饭给你吃!”铁队长指着那个小伙子说。这一下顶了真,不比不行了。
第二天,队长和队上几个干部真的把她和小伙子叫了来,指着一大堆牛栏粪说:“动手吧,挑到那边那丘田里去。”两人二话不说,挑起粪箕就比开了。比了一个上午,各不相让。小伙子说了:“压担子这号死卵活没什么技术,下午比犁田。”“犁田就犁田。”下午,两人各挑了一条牛,一直比到天黑,累得两条水牛牯口吐白沫,还是不分上下。这时候,铁队长发话了:“打起灯笼火把,接着比。”这家伙小伙子怂了:“算了,算了,做事我不怕你,就是没有你这一身膘,熬你不过。”照说她这10分底分应该没问题了,可是再开会时,新的问题来了,妇女们纷纷提出要求与男人们比试,要求增加底分。事情一直闹到了公社,公社领导说男女同工同酬是毛主席的政策,结果,不但铁队长定了10分,其它妇女的底分也都提高了0.5分。妇女们都感谢铁队长为她们争了一口气。后来,大队要学习大寨,成立铁姑娘突击队,铁队长理所当然当上了队长,成了真正的铁队长。
1965年西源水库 因为筑坝时清基不彻底,蓄水后坝体出现渗水现象,要突击抢修,铁队长带着铁姑娘突击队上了工地。上千口人吃住在工地上,劳动竞赛热火朝天。铁队长带着铁姑娘队的年轻姑娘们,与小伙子们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当时,工地上出现了挑双担得双分吃双饭的劳动模范。铁队长向指挥部提出她也要享受这“三双”待遇,成了工地上第一个敢与男人争高下的女人。指挥部大力支持铁队长的革命干劲。铁队长挑起双担,健步如飞,一连挑断了几根扁担,创造了超过男人的记录,一下子成了工地上的女英雄,全公社、全区出名的标兵人物。
铁队长家庭出身并不是贫下中农,她父母是中农,杀人的时候,并没有站在前面的资格,可是她是公社树起来的标兵,又是基干民兵排长,大队开会研究杀人的时候,肯定要通知她来参加。会上,大队领导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我们大队铁姑娘队是全公社的一面红旗,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她们吧!”话一落言,铁队长就站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
可是到了真正杀人的时候,其他的铁姑娘都退缩了,铁队长没办法只好一个人顶上去。被处决的“阶级敌人”五花大绑在杀场上,成一字长蛇阵排好。大队贫协主席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死刑后,就该铁队长上场了。铁队长从小干惯了活的人,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早把大砍刀磨得锋利无比,照理说从前她也没杀过人,怎么就显得那么内行,那么从容不迫,估计是砍柴砍得多,事不同理同,人脑壳总没有木头硬。她双手握刀,走到一字长蛇阵的最右边,押“犯人”的民兵退后两步,给她让出地来。她举起雪亮的大砍刀,稍微比划了一下,用力一挥,“嚓”地一声,一颗人头应声落地,人倒下去了,一股鲜血从颈腔里喷出,一点都没有溅到铁队长身上,干得真利索!接着,一刀一个,两刀一双,一会工夫,十多个脑袋就搬了家。这时候,问题来了,刀不快了,杀卷了口,越杀越不顺手,越不顺手越费力,越费力人越紧张,越紧张杀起来就越不顺手。要说这把刀钢火还真是有问题,比不得日本鬼子的东洋战刀,那个钢火才叫一个好,要是事先考虑周到一些,多备两把刀就好了。看起来还是经验不足的缘故。可是总不能因为刀不快就不杀了呀!费力就费力吧,好在铁队长有的是力气。杀到第十六个人时,刀被骨头卡住了,连拔了两下都没拔出来,铁队长急了,用脚蹬住这个“阶级敌人”的肩背,用力把刀往上一提,“咔”,大砍刀拔出来了,一股血直冲脑门喷来,铁队长躲闪不及,喷得满头满身是血。两个还没杀的“阶级敌人”早已吓瘫在地,铁队长一只手抓住“人犯”的头发,一只手挥动大砍刀,像砍柴一样,把脑壳砍脱下来……当她杀完18个人以后,刀从手中滑落,全身软了下来,瘫坐在地上。这时候人们才看清铁队长一身都是血,头发都被血浆住了,脸上已经分不清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几个大队干部连忙跑过去,将她扶起来,架到一边。
后来,铁队长的对象在部队里提了干,结婚以后,铁队长作为随军家属,离开道县,到了广西。这一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工作组专门把她从广西接回来办学习班。问及当时杀人的动机,铁队长回答说:“我觉得这就跟在生产队出工一样,不能出工不出力!”

第七十二章  人兽之间

再过一周,19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像所有第一次要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她既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地感受着腹中胎儿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她特别希望是个男孩,嫁到婆家没有吃空饭,如果头一胎就为婆家生个男孩,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孩子的摇窝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专门送来一担鸡和蛋。
然而,唐水兰的命运也实在太差了一点,早几天生下这个孩子,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上留一根独苗苗……这时候,8月中下旬骤然而来的“杀人风”刮到了他们大队,唐水兰娘家成份高(地主),也就在劫难逃了。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娘家兴桥公社夏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来了“通令”,勒令唐水兰回村接受“审判”。婆家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夏柳村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夏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火辣辣的毒日头晒死人,滚滚的热浪蒸得人一身臭汗。唐水兰挺着个大肚子走得慢,张、唐二民兵不停地催促,还是走不动,走到一座茶山边上时,日头已经偏西。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商量:“这么个走法,什么时候才走得到?”既然送回娘家去也是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 ,(这四个字是我们采访期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组,应当算是专用名词了。拖着长音,用道县官话说出这四个字来,有一种很特别的韵味,尤其是“了”用第四声向上飘去,听得人心里直发颤!)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20出头,一身蛮牛力,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一端磨得锋利的钢条,从背后猛地朝一身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杀自己,她晓得杀人了,但是那是杀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杀自己一个大肚子婆作什么用呢?何况自己已经嫁过来了,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已经不是地主家的人了。自己在婆家这边,勤勤快快地做事,小心翼翼地做人,从小在娘家做惯了,粗活细活都拿得起,丈夫喜欢,公婆也不嫌,小日子虽然过得也苦,但比娘家那边强多了……她一声尖叫,回过头,睁大了惶恐的双眼,不解地望着杀她的凶手。张天沙一把扯脱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面猛跳,又拿着钢条在唐水兰的肚皮上划了两下,肚皮一下子翻开了,胎儿伴着血水流了出来,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没抱住,人就倒了下去,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屌她老母亲的,老子扯下唐水兰的裤子,毛毛还在动,老子左右两刀一划,毛毛一下子就溜出来了,还是活的!嘿嘿。”

这个石洞在一片乱石杂草中,很深,斜斜地伸下去,里面很宽,下面还有一条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打到道县,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
然而,这个洞真正出名还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这里成了天生的杀场,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不用挖坑,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了事。血光与哭声相混杂,那场面就是人间地狱。早上刚刚杀过一批,下午又牵了一队过来,其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名叫唐长凤,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这个五花大绑的老妪向洞口走来。
唐长凤守寡几十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养育了两男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心愿。然而唐长凤老人没这个好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判了死刑”,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想不到一天就杀光光。两个媳妇留下来暂时没杀,听说是早有人定下了,要给改成份。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去,但她走得安安然然,无牵无挂。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命做什么呢?死了好,死了干净!死了一家人能在阴曹地府里团聚。唐长凤已经悄悄地吃斋念佛好多年了,她认命。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不哭、不嚷,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天生的坟场。快到洞口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也许是路边荆棘挂的,她的裤带滑脱了,裤子掉了下来,下半身裸露出来。在此,我要讲一讲当时道县(中国)妇女穿的这种裤子,不然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裤子滑脱这种现象,这种裤子就是老话讲的扎头裤,一般是青大布或土布做成,裤头很大,穿的时候把裤头在前面折叠一下,然后用一根布带子扎住,所以叫扎头裤。唐长凤本能的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不让裤子继续往下掉,但她双手被棕索反绑着,没法提裤子,只好乞求那些年轻人说:“求求你们松开一下我的手,让我抽起裤子。”
民兵们笑起来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抽什么裤子?快走快走!”
唐长凤哭了。整个一天,甚至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时她都没流过一滴泪,她认命!可是现在她哭了,苍老的哭声原来竟是这样凄凉!她跪下来不肯向前走,哀求道:“论年纪,我和你们的娘、你们的妈妈(奶奶)一样大,我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你们莫要让我光着身子见先人(祖先)呀!”
一个民兵说:“你光起身子,先人见了才叫喜欢哩。”引起一阵狂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管得到你光不光身子!”年轻人把她从地上拎起来,骂着,笑着,拖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他叫何衡昌,捕前系乐福堂乡石桥头村村民,我们是在监狱里采访他的。
这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干净,很让周围的人看不起。即使“杀人风”时,大队也没有安排他去行刑,说句心里话,大队干部也有点看他不来。但何衡昌尖起脑壳,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革命嘛!何衡昌的那些七七八八的问题都是小节,大事大非的问题上,人家的革命性就表现出来了嘛!我们问何衡昌,你当时尖起脑壳要去杀人,到底有什么想法?何答道:“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当时心里直发冲,看到别人杀,自己也只想杀。”再说杀人有补助,穷得叮当响的他又怎么能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21名四类分子(及子女)的死刑。讨论行刑人选时,何衡昌跳出来,自告奋勇:“我也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到山上,就地正法时,一些人感到下不得手。看着有人畏畏缩缩,何衡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脯说:“你们怕,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当时胡是作为候补人员安排的,连刀都没有发给他),挥起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口气砍了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他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把个脑壳挖断,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杀完人,他又模仿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双手高举过头,转着圈子向周围的人示意。赢得一片啧啧地赞叹声。这时,其他13名“人犯”已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挑起一个人头,举起来耍,可是挑了几下都掉了下去,没能挑得起来。何衡昌急了,干脆下手抓着死人脑壳上的头发举起来示众。环顾四周,何衡昌感到意犹未尽,突然想起某个被杀者的家中还有几个小乃崽(小孩),便向在场的党支部书记建议:“唐某某(地主分子,已杀)家还有三个毒麻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何衡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革命性还真坚强!不待大队领导批准,何衡昌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唐某某家,在地上立起一把马刀,拎起唐某某7岁的女儿唐彩霞向刀上抛去……唐家老二吓得浑身发抖,被他一把拎起,举起来用力抛向空中,也摔死了;他又从站栏里抓起最后一个小孩,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孩子不放。何衡昌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双手拎着小孩的两只小脚,头朝下,像打夯一样使劲一砸,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鲜血。
这一天,何衡昌共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
清查处理时,何衡昌被判了3年徒刑。按照道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张党票可抵3条人命,两三条人命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杀人多的,还要是主动杀人的,奉命杀人不算,一般按照一条人命半年徒刑来判。何衡昌不是党员,共杀11人,判3年应当说是从轻发落。但是何衡昌不服,他说:“这些人又不是我决定杀的,我不杀总得有人杀,为什么他们作决定的不判刑,独独判了我?”

四马桥区大平岭公社枫木坳村有个叫贺永义的地富子弟,死的时候14岁。这孩子长得乖,又机灵,他的父母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以后,大队上又派民兵贺××去把他也捆来一起搞掉算了。
贺××捆他去处死时,为了活命,贺永义对贺××说:“我家箱子里有钱,我带你去拿,都给你,你不打死我好吗?”贺××听说有钱,当即答应不杀贺永义。到了贺永义家,贺××砸开箱子,取走了藏在里面的钱。贺永义说:“××哥,钱已经给你了,放我走吧。”贺××说:“我不打死你,只送你去洪门坳洞边陪别人站站就放你走。”天真的贺永义信以为真,就乖乖地跟他去了。
到了洪门坳溶洞,贺××脸色一变,从后面一掌把他推下石洞,跌在下面堆成一片的尸体上。贺永义爬起来,咬着牙,拼命往上爬,手指抠在石头上,鲜血直流。洞壁太陡太高,爬上去又溜下来,怎么爬也是枉然,他用流血的手指着贺××斥问:“你拿走了我家的钱,答应不杀我的,为什么还要杀我?”贺××骂他扯白(说谎):“……你屋里穷成那个屌样子,还有个屌钱!”贺永义大骂贺××是个骗子,畜牲,不得好死的王八蛋!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负责人看到地主狗崽子这样猖狂,马上搬来干松枝,点燃,扔下洞去烧。可是松枝燃尽,贺永义竟然还是没有死!他猛咳了一阵之后,又骂起来:“贺××,我屌你老母亲,我变成鬼也要来找你……”贺××等人又用稻草拌上“六六六”粉(一种杀虫用的农药),点燃了丢下去。霎时,洞内毒烟滚滚。浓烟消失后,他们发现贺永义仍然活着,还在呻吟。他们非常吃惊。“见了鬼了!”一名大队干部说,“贺××,你小子肯定做了缺德事,赶快把钱交出来……私藏浮财是犯法的!”接着又赶紧找来雷管、炸药,捆扎在一块石头上,做成一个土炸弹,扔进洞里……“轰”!随着一声巨响,这回终于彻底安静了……

祥霖铺区新车公社秀水洞大队有一个名叫陈祖田的青年社员,家庭出身上中农,照理说在这次“杀人风”中应当不会被杀,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过去和大队文革主任陈祖德闹过意见,留下了祸根,杀地富的时候,陈祖德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把他也抓了起来,要他招认参加了“某某反革命组织”。陈祖田拒不招认,就严刑拷打,最后受刑不过,被迫招认参加了所谓“反革命组织”。
陈祖德说:“既然招认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牵出去杀了。”
但这时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道县制止杀人,上级(公社)也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有人说:“还是送到公社看怎么处理好一些吧?”
陈祖德说:“送到公社还不是送回来让我们处理。他们家土改时没有划富农已经便宜他了,这次不能再便宜他。我作主了,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亲自将陈祖田捆到村外的桐油坪执行“死刑”。
陈祖田被押到桐油坪,知道大事不妙,跪下来向陈祖德求饶:“祖德哥,我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给我指出来,我保证改正。”陈祖德说:“现在想改正迟了!”不让陈祖田再多说什么,举起鸟铳把他打翻在地。由于鸟铳的杀伤力有限,陈祖田中弹后没死,在地上打滚,垂死挣扎,对陈祖德说:“陈祖德,你公报私仇……你不得好死,我死了……也要找你索命……”
陈祖德听了,拿过一马刀,把陈祖田的双手砍断,口占一诗云:

别人死了直挺挺,
你死要找我索命;
砍断汝手见阎王,
祖德我不亏待你。

杀了陈祖田后,陈祖德回到家晚上睡不着觉,总觉得事情做得还不牢靠,祖田杀了,手也砍断了,想来索命也是没有手的鬼,不足为惧;但是他的老父亲和老兄还在,难保不来搞报复;想来想去,还是一起搞掉,心里安然。
第二天一清早,爬起床,又带着大队上的一伙人去抓陈祖田的老兄和老父亲。陈祖田的老兄多了个心眼,躲出去没抓到,只抓住了他老父亲。陈祖德等人把陈父也押到桐油坪,以“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判处陈父死刑,好让他们父子同行。
临杀前,陈父老泪纵横,哀求道:“陈祖德啊……你,你打准点,莫让我受磨……”
听到陈父的哀求,陈祖德动了恻隐之心,他把鸟铳里装了两颗打野猪的铁子,对准陈父的后脑勺,一扣扳机,随着“轰”的一声闷响,陈父直挺挺地侧在地上,哼都没哼就死了。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遗

贺远能是贺家山大队的一名回乡知青,被杀前的一个多月,他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看父母。贺远能家庭成份高,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在县城读中学时与同班同学何端珍相爱。何端珍是城郊人,家庭情况比贺远能好,但她爱他的人品,不嫌弃他的家庭出身。当时地富家庭出身的人要找老婆非常难,一般都只能找长相丑陋一点的,身体有残疾的,有个五字箴言:“跛驼矮丑瞎”,能找个二婚的都算烧高香了。偏偏贺远能有这号艳福,找了个花朵一样的大姑娘,把他爱得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偏偏命中该有一劫,他们在村口碰上了大队干部周××。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心里就来气:我们好多下贫中农都讨不到老婆,这个地主狗崽子倒骗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仔,明明是带起回来刺我们的眼!不行,非要打打他的嚣张气焰。于是乎,周××便说贺远能是“革联”派出来的探子,叫民兵把他捆起来,关到大队礼堂里吊起来。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总算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里,治疗了一个多月,才算好了。伤好以后,贺远能于8月24日回了贺家山,正碰上滥杀风开始,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连夜逃走。他想赶快逃到何端珍家去,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条条道路都有民兵拦关设卡,通往县城那边的路,更是封锁得水泄不通。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预感到难逃此劫,四周的夜色如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此时他的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想念端珍。自从与端珍相爱以后,生活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再苦再难的日子都变得不再那么难熬。他打开手电,借着手电光给心上人写信,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手电光很可能将民兵招来,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他写道:“端珍,我也许永远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啊,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的炽热之情,写到手电不亮了,还在写……
第二天(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再远逃他乡。不幸的是,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他们搜出他的笔记本,只翻了两页,便什么都明白了。连忙把电话打到贺家山大队。这时候,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一个远嫁他乡的姐姐,只跑脱了他一个人。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贫协主席贺××恼火得很,正在派民兵四下搜捕。接到电话,得知“逃跑的大老虎”在兴桥那边落网,连声表扬兴桥的民兵觉悟高,革命警惕性高。当即叫了十几个人,操上家伙,赶到洲背。见了贺远能,不容分说,五花大绑,一边捆一边说:“捆紧点,看他还往哪里跑!”牵着向潇水上游方向走。由于索子捆得太紧,没走多远,贺远能熬不住了,满脸鼓钉汗直往下滚。他哀求道:“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索子放松一点;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喊着未婚妻的名字,痛哭起来。
走到向阳坝,贺远能的哭声吵得贺主席心烦,说:“这个小子癲了,在这里搞掉算了。”他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好,命令三个民兵开铳。三声铳响后,被打得一身铁砂子的贺远能居然没倒下,仍在垂死挣扎。民兵中一个自称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解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几个人上去又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把他推下潇水。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这个淹淹一息的青年突然挺直了身子,一口血沫从嘴里喷出,喉咙里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端珍啊,端珍――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你!”
把几个民兵吓了一大跳。

1967年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人数和枪械占绝对优势的“红联”出人意料地大败而归,虽然死人不多,但损失巨大,军心动摇,怨声载道。因担心“革联”乘胜掩杀,“红联前指”匆匆忙忙撤离营江,退守清塘;同时指示各区社民兵组织召开会议,稳定军心,统一认识,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
营江公社公社主任张清沅 作为营江公社民兵的带队人,也参加了8•30大武斗,他夹在溃散的队伍之中逃回了营江,尽管浑身上下没伤一根毫毛,却又怕又恨又恼,怕的是武斗中差点丢了性命,回头想起来还有些惊魂不定;恨的是盘踞在“二中”里面的这帮“牛鬼蛇神”太猖狂;恼的是堂堂一个全省有名气的道县民兵师竟然败得这样窝囊。但是,怕归怕,恨归恨,恼归恼,工作还是要做。9月2日上午,张主任在公社红砖厂召开全社党、团员和民兵基干会议,在这个革命事业遭受暂时挫折的关键时候,一定要发挥党、团员的先锋作用和堡垒作用。
张主任正在开会,从道江镇到营江的公路上,晃晃悠悠走来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此人姓杨名干忠,是道县公路局下属养路队某养路班的一名养路工。他因事请假,回农村的家里去。路过营江红砖厂,听得里面热闹得很,出于好奇,探头探脑地在门口张望了一下。这个动作被站岗放哨的民兵发现了,怀疑是“革联”派来的探子,一拉枪栓,大喝一声:“站住!把手举起来!”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自己,杨干忠魂不附体地把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听到捉了“革联”的探子,张清沅非常高兴,连忙亲自过堂审问。
过堂的程序和古典戏曲里演的相差不多。把“犯人”押上来,首先问: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家住哪里?什么(家庭)出身?
当听得杨干忠报上家庭出身富农时,张清沅心里有底了,这家伙肯定就是“革联”派来的探子无疑!就是不是,也是一个阶级敌人!
张清沅说:“党的政策你知道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革联’派你来干什么的?老实交代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杨干忠虽然是个半文盲,但是“革联的探子”这几个字意味什么,还是能够懂得到。他拼命地辩解着,说自己是养路班的工人,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这一次是请了假回家有事,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等等等等。
张清沅看到杨干忠不老实,命令民兵,吊起来,严刑拷问,一定要他的嘴巴撬开,把“革联”的反革命计划挖出来。
刑讯逼供之下,杨干忠到底“招认”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大清楚了。据说当时有审讯记录,不过现在已经早就找不到了。那些东西,哪个会保存十多二十年呢?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张清沅要杨干忠“招认”的那些东西,杨干忠一定无法“招认”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他除了老老实实在养路队拖沙石、养护公路之外,哪里也没去过,什么也没干过,而且由于消息闭塞,就连“革联”、“红联”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都搞得不是那么清楚。“革联”到底是派自己来干什么的?打得痛不欲生的时候,他倒是想招,但你要他有那个本事编得圆呀!
杨干忠的家人得到他被抓的消息,急忙忙跑到养路队请领导出面到营江救人。杨干忠所在养路班的班长彭本夏看到这个乃崽确实可怜,就到养路队开了证明,到营江公社请求放人。
他对张清沅说:“这个乃崽虽然家庭成分高一点,但确实蛮老实的,在养路队表现很好,放了算了吧。”
张清沅说:“要放也容易,两个问题他要交代清楚:第一,他到二中里面去干什么?第二,‘革联’派他到营江来干什么?”
可怜!这两个问题,杨干忠能够“交代”清楚,还会等到现在,早就交代了。
第一次人没领回来,过了一天,彭本夏第二次又来营江。
这一次,张清沅总算松了点口,答应过两天放人。
彭本夏非常高兴,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杨干忠的家人。
紧接着又有一个消息传过来,杨干忠逃跑了。
从此杨干忠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了音信。
此案1968年“揭盖子学习班”上查明,张清沅口里答应放人,实际上带领几个民兵把杨拖到后面山上杀害了。又一说是,张清沅等人在刑讯中将杨打死后,带领几个民兵把尸体拖到后山上草草掩埋了。

油湘公社刘家村,有一个富农婆何双凤和她的跛子崽许祚松,文革“杀人风”刮来时,首先就被大队抓了起来,但开始没有杀,只说是关起来,劳动改造,拖了好几天,又决定要杀。原来(67年)8月25日公社开过民兵誓师大会以后,刘家大队,还有跟它一个片的同心大队,开会研究杀人问题的时候,感觉到队上目前还没有非杀不可的对象,决定暂时不杀算了。消息反馈到公社,公社主任陈四桂,于8月26日赶到同心大队,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统一思想,在陈主任的指示下,该大队当天杀了16个。解决了同心的问题以后,陈四桂又马不停蹄于8月27日来到刘家大队解决刘家问题。陈主任了解到,该大队行动迟缓主要是支部书记思想保守,就找到大队治保主任周忠影和文革主任刘有应等人进行研究,决定杀何双凤、许祚松,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开会研究的时候,有个龌龊鬼提出用炸药炸,正好“红联”总部从县物质局“接管”了一吨多炸药发到了各公社民兵“自卫”队,大家就同意了。
8月28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周、刘等人代表刘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何双凤和许祚松的“死刑”。正在宣判时,公社打来电话,指名要周忠影接。周忠影连忙跑去接电话,是陈四桂主任打来的,询问杀人情况,并告诉周忠影赶快行动,以后再要杀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周忠影说:“陈主任你放心,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正在宣布,马上就请他们‘坐土飞机’上西天。”
开完群众大会,大队民兵把何家两母子拖到村外茶山上,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间捆了一包炸药。也是大意了,引线没留多长,民兵点火时,刚点燃,被富农崽子(许祚松)一口咬住了衣服。跛子崽心狠,死死咬住不松口。点火的民兵慌了手脚,打又打不开,扯又扯不脱,引线又在烧得嘶嘶作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旁边一个民兵(当过兵的)机智勇敢,冲上一步朝跛子崽太阳穴上猛击一拳,这才打得松开了口。两人转身就跑,才跑出两、三丈远,就听得脑后“轰”地一声炸响了。炸起的一只手飞起来打在点火的民兵身上,把他吓瘫在地。救他的那个民兵也被溅了一身血块肉渣。幸亏两人都没受伤,只是受到了点虚惊。
这件事,后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活教材,大会讲小会讲,主持会议的公社领导再三喊醒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在镇压阶级敌人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狗急跳墙,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能再出类似的事故。

第七十四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老地主,被打死时大约60来岁。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钱粮局长,解放后,一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赎罪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斗争的活靶子。但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老运动员”。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土改让他跑脱了,镇反让他跑脱了,这回他跑不脱了!群众大会上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这个老地主居然能够处变不惊。别的四类分子吓得鸡崽子一样,屎尿都拉到裤子上,他竟脸不变色心不跳。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问他:“你知罪吗?”
他说:“我晓不得犯了什么法。”
“你还不老实!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有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
接着就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
“说,老实说,想过没有?”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作田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了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老地主的嚣张气焰把人们气疯了,群情激愤,一涌而上,把这个鸭子烂了嘴硬的老地主和其他几个四类分子捆在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排着队,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老不老实?”不待一圈下来,老地主等人的脑壳早已变成了红色的刷把。
据说道县土改时斗杀地主,也有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的群众斗争场面。但那时大多是为了促使群众中的某些人消除顾虑,“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发了刀棍之类给你,想不打都不行。而这一次是想打还得有资格,非党员、非干部、非积极分子不可。特别是人们表现出的那种无比强烈的阶级仇恨,好像真的不杀掉老地主自己就活不下去一样!面对这种不断升级的阶级仇恨,有一个始终没法绕过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这种仇恨的基础究竟何在?
我们在道县采访期间,针对每一个杀人个案,只要是地富分子,几乎都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被杀者解放前有什么劣迹吗?答复几乎千篇一律:没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主要就是收过租、请过长工、吃过剥削饭。也有这样回答的:人不是个什么坏人,就是不该是个地主。前文中讲过的那个老地主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进行论证,笔者无话可说,如果就人论人,该老地主解放前非但没有什么劣迹,而且急公仗义、乐善好施。他全部罪恶就在于属于他的个人财产超过了某个规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该老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还是一个特例。或者把问题更纯粹化一些,地主阶级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构成?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来源是什么?他们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起着什么作用?
按照教科书上的答案,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不劳而获,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维生,是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品德败坏、唯利是图、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者流。
笔者从小就读过《半夜鸡叫》(周扒皮)、看过电影《白毛女》(黄世仁)、后来又看了样榜戏《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文化大革命中还参观过“泥塑收租院”(刘文彩)……说句良心话,当时对“地主阶级”真的是咬牙切齿,恨不能寝皮食肉。
然而随着社会阅历增加,随着历史真象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随着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我不敢说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有证据表明,是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的。)至少地主阶级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是这样的人。至少在道县找不出一个黄世仁,找不出一个周扒皮,找不出一个南霸天,也找不出一个“收租院”!
与其他所有的社会群体一样,现实生活中(不是教科书也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地主阶级就是一群土地和财产超过某一限度的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称之为乡绅阶层更确切一些。他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大致有以下三个来源:第一、祖传家业;如东门乡何姓大地主就是这样。第二、在外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如秦秀容家就是这样。第三、勤劳致富,这些人多数善于经营或有某种技艺;如涂石匠家就是这样。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一直都是重农轻商,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与现在大不相同。有钱人家讲究耕读传家;没钱人家有了一点钱马上就会想到“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走,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挨冻受饿。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这些土地和财产在交易和过户过程中,都是签署契约,缴纳赋税,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权证,为当时社会之公认。当然也有靠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如欺行霸市、高利盘剥等,但这样的人不但人数少,而且为当时的社会所不齿。那个时代儒家学说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有财产的人虽然受到尊重,但如果财产来路不正,是靠邪门歪道获得的,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被人戳脊梁骨,耻于与之为伍。同时,那个时候的人,相对而言,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有神论者占大多数,人们信奉的是因果报应,讲究的是行善积德,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在这种思想的制约和调节下,社会大多数时间是安定的、和谐的,贫富相互依存,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所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相反,财富既有承袭,也有某种有序的流动,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种有序流动的某种表象。
实际上所谓的地主阶级就是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当时人们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士农工商”四个字上,士为四民之首,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钱人家,具体到农村就是地富人家,总是千方百计送子弟读书,从而使得地主阶级成为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如此集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于一体的地主阶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特别是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们在采访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附带了解到,很多被杀的地富分子其本人或其家族,解放前就是当地有声望的地方领袖人物。他们救孤济残、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开庙会、唱大戏等)……在当地乡村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中扮演了一个带头发起,热心倡导,并出钱出力的角色。而且当时基本上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政府机构非常软弱,特别是县级以下,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能力,远远不像现在这样一杆子插到底。这样一来乡村地方事务的管理权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那些本乡本土德高望重有公益心的乡绅(地主)头上。一般说来地主阶级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是通过族规、乡规、民约来实现的,其指导思想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农村是“四书”、“五经”的社会,是孔子、孟子的社会。孟子曰: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是说人只有拥有一定的财产,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地主阶级(乡绅阶层)也正因此担负起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社会责任,在农村中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总而言之,地主阶级的产生,是小农经济社会中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均势和平衡的结果,是封建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
至于雇佣长工、收受地租,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土地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其不合理性应当也可以通过社会调节、社会进步,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二十世纪的社会实践证明,暴风疾雨式的打土豪(杀地主),分田地的方式,并没有达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相反却埋下了更大的社会不公的恶果。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
笔者在道县采访看到的是,1967年大屠发生时,四类分子家庭已经普遍地处于贫困线之下远甚,而那些被充当杀人凶手的贫下中农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出一天工赚两、三角钱,甚至还有几分钱的,一日三餐喝的是泼到地上狗都撵不上的稀饭,啃红薯脑壳吃酸咸,土布衣服打疙瘩。有一些有点打牌赌钱、好吃懒做等小毛病的人,甚至不会盘算过日子的人,过的日子甚至比地富还不如。广大贫下中农名义上是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而实际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没有任何当家做主的实质性内容,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只有在已经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面前才能真正表现出来,除了比这些人高人一等外,依然还是人下之人。真正生活状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只是他们中间的一小部人,大约不到5%,而这些人翻身、当家、做主集中体现在入了党,做了官,当上了脱产的、半脱产的、不脱产的干部。就是这些人中间,也有生活得十分困苦的,当时有些基层干部连老婆都讨不起,一般贫下中农讨不起老婆的就更多了,因此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出现大量杀人夺妻、杀人夺女的案件也就不足为怪。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男女比例为3.5:1,应当说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笔者在道县的采访是针对杀人事件的,但因被杀对象绝大部分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关于道县土改的一些情况也不免零零星星传到耳朵里来。可以看出道县的土改运动也是进行得轰轰烈烈,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恐怖,拳、脚、鞋底、棍棒一齐上,打得地主分子皮开肉绽,口吐鲜血,骨断筋伤,惨叫哀号。对于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马上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分子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则立即报以拳打脚踢、抽耳光,打到低头认罪为止……个别特别顽固的地主分子,被当场打死的情况,也有发生。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户户冒烟,村村见红”。也就是说每一个村子都要消灭一个以上的地富分子。至于该地主分子到底有什么罪恶,或者强加给他的罪名有多少真实性就根本不重要了,反正对地主分子(包括反动富农)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既定国策早已定了,不杀张三要杀李四。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杀多杀少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站错,感情上更不能倾向阶级敌人。按照规定,当时杀人的审批权在区一级,以道县为例,当时全县人口约35万,九个区,每个区4万人左右,而掌握4万人生杀大权的区委书记、区长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勾画杀人名单的唯一依据就是各乡上报的材料。如果碰上“王先志”可能会少杀几个,如果碰上“苑礼甫”杀起来那就没个边了。杀人的权力虽说是在区一级,但材料要靠乡政府来整,实际上某个乡干部要杀某人,甚至某个土改根子要求杀谁,几乎没有不批准的。杀地主的时候,根本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需要和不需要的问题。有些村子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连富农都找不到的,就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要“村村见红”!
这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分子,其中绝大多数除了吃过“剥削饭”以外,至今说不出他们的任何具体罪恶。
道县在土改运动中究竟杀了多少地主分子(包括反动富农),我手头上没很具体的资料,估计在1500人左右。这个估计是怎么得出来的?笔者在道县计生委查阅了道县从1949年以来的全部人口资料,发现从1949年到现在有三个时期4个年头人口是负增长的,其一是土改时期的1952年,其二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1962年,其三是大屠杀时期的1967年。运用统计学的原理通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1952年道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500人左右。另据官方资料记载,在这期间同时还进行了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两项工作,共镇压阶级敌人800余人,2500减去800等于1700。再比照政策面,根据“村村见红”的要求,道县当时约有1400多个自然村,在1400与1700之间取一个平均数字就得出了该县杀地主分子约为1500人左右的这个估计数字。确切的数字有待官方以后公布。
我们在道县听到人们讲述那些土改故事时,总感觉与文革大屠杀有着某种一脉相承之处。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非常有身份的县级领导干部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四类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而下面的一些基层干部则说得更直白,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当然,第一次土改与“第二次土改”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第一、有一个土改法,也就是道县老百姓常说的“上头有一个文”。第二、杀人要整材料,要经过区一级政府批准,也就是道县老百姓说的“要见官”。第三、各种“敌情”并非完全虚构,确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各种反抗、颠覆活动。第四、有一个政策界线,打击对象,孤立对象,团结对象,依靠对象分别对待。第五、基本不杀妇孺。第六、杀人也没有那么多花样,一般就是周远济所说的“洋办法”——枪毙。一人一刀杀死,一人一棍打死,一人一石砸死的现象虽有但不普遍。
笔者不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学识和占有的资料,都不足以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土地改革”运动进行评说。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能以参与者的愿望和言行来作解释,甚至不能因近距离的观察而获得适当的结论,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远距离大视野地进行观察,从而确定它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兹事体大,关系着我们民族生存道路的选择和民族性格发展的走向,对它进行评说和反思,此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人。本人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现象作一些“三担牛屎六箢箕”的观察与思考。跳出道县的小圈子,站在历史的纵轴上回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部的中国,你会发现那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锷、蔡元培、胡适、鲁迅以及国共两党的创建人孙中山、黄兴、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等无一不是出身乡绅阶层(地主阶级),这个现象向我们昭示什么呢?不作过深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探讨,起码一条,它说明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精华,乡绅阶层(地主阶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人说机构是一个放大器,它把个人的能量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地放大。我认为文化的力量比机构的力量更强大,它把个人的能量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地放大。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社会领域可概括为:民主、科学、法制;在人权领域可概括为:自由、平等、愽爱。而中华文化精华可概括为5个字:仁义礼智信。不难看出这5个字与前面的6个词是最容易接轨的!它们都植根于人类共通的人性之中。那么“仁义礼智信”由谁来传承呢?或曰它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哪个地方?在民间,在下层,特别是在乡绅阶层(地主阶级)中。而它的对立面糟粕部分,如帝王术、官场经、厚黑学等等,则集中在宫庭、官府、上层社会中。
有学者著文论证,小农经济、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农村社会自清乾隆中叶就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进程,这个进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以乡绅阶层(地主阶级)消灭和农村领导阶层劣质化而宣告结束。此即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社会千年未变之土地制度,亦积累了深重的社会矛盾,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向现代化行进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土地制度内部已经积累了足以引起大崩溃的能量,如此说来五十年初的那场席卷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就不难得以解释。它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力的愿望也不容置疑。
应当说在当时,这场运动是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也是得到全体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可以说是一种全民共识。它的背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当时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就是土改的形式,是暴风疾雨式的还是和风细雨式的。
据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把他们在大陆的失败归结为两大原因:一、贪污腐败涣散;二、对“平均地权”问题表现得犹豫迟缓。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也搞了一个所谓“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进行的。这个“土改”虽然带有某种“赎买”性质,其实质依然是“强制接收,重新分配”。
1950年到1953年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用的是暴风骤雨的形式。和平分田的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有证据表明在土改中打冲锋的大多是从拥有财产量上划分叫贫雇农而实际上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那样一批人,这些人由于自身的种种劣迹(偷窃、赌博、流痞、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等等)已经被边缘化了,遇到土改这样的历史机遇自然会表现出无比强烈的“革命性”和“斗争精神”。这些“苦大深仇”的“土改根子”在土改运动中和土改运动后,纷纷入党做官,其中很多人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等基层领导干部。他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既无公益心,又无道德准则和是非界线的约束,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认准了一个死理:抱住“党”的粗腿就会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对上惟命是从,对下鱼之肉之,对内拉帮结派,对外吹牛撒谎,搞生产目光短浅,搞运动心有灵犀,他们把“流氓无产者”的特质自觉和不自觉地带进了农村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好干部还有没有?当然有。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明显成为弱势群体,而这个弱势群体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清洗和弱化。实践反复地向我们提示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者,必然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笔者拜读了《土改法》和土改时期的一些理论文章,实事求是地说,确实言之成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需要追问的是它带来的短期效果是什么?中期效果是什么?长期效果又是什么?暴力土改确实达到了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并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它同时也的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击碎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一点本身也许正是土改的目的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共同贫穷的农村社会,而不是一个共同富裕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的农村社会。实践证明全世界所有走共同贫穷道路的国家和地区,都只能依靠暴力、谎言、恐怖来维持社会秩序。认为经济上的平等就能解放生产力,显然经不起实践检验。通过绝对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将一切减至最小公倍数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英国诗人丁尼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说过一句话:“有一半真理的谎言是最毒的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会遭到彻底的斗争,但真假掺半的谎言最难与之斗争。”引用这句话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阶级义愤”:“这都是些资产阶级臭老爷说的话,我们贫下中农只晓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个‘生’,那个‘生’,抵不住老子一梭镖,叫你永远没得‘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财产如同自由一样,是人类的一项真正权力。人类追求财富的普遍心理亦是某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退一步讲,即便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租、不该请长工,但这是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沿袭,土地的拥有者(地主阶级)不应当为历史承担责任,更无死罪。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进行类比,据统计资料表明,现在我国拥有一百万元以上个人的财富的人超过一千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0.8%,如果政策要发生变化,将这部分人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下一个文(通过一个法令)对这些人进行批判、斗争、改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将他们的财产平均分给月收入千元以下的贫苦劳动人民,这合理吗?会不会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绝对不合理。第二,它绝对可以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
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进步和发展,只能建立在原来社会的基础上,承认原来社会存在的合理性部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循序渐进,才能健康、持久地发展,没有捷径可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从手段的公平正义做起。专制之树结不出民主、科学的果实。对于一个公平、正义、富强、幸福的社会而言,民主既是目的,同时又是手段。任何虚无主义的、凭空想象的社会蓝图,都只能是宗教而不可能是科学。
再讲一个有几分搞笑色彩的小故事。
笔者在道县采访期间,曾半真半假地与一些人士请教过关于“和平土改”可能性问题。曾为首杀害“告状油子”李念德一家13口的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刘代修一句话差点没让笔者背过气去;“你们这些读书人,怎么越读越蠢了?你的东西,要分给我,不杀了你,你会答应吗?”
也许刘代修的话确实具有某种朴素的真理性,但我要讲的是,作为土改根子的刘代修,土改时,家庭成份是三代贫农,而到我为杀人事件采访他时,他家已是五代贫农了。为了翻身,为了解放,他们命也革了,人也杀了,可是许诺他们的富裕生活在哪里?许诺给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力在哪里?许诺给他们的社会主义公正又在哪里?甚至那些曾经分给他们的田地又到哪里去了?看看刘代修口里吃的东西吧!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吧!看看他家里住的房子吧!这样的日子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过的,至少刘的两个儿子就不愿意过。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不可能开始得很顺利,它偏偏顺利得叫人难以置信,当你认为一切都已理顺,准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它偏偏又让你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约在采访进行了二十几天以后,某日,我们从下面采访回来,刚进招待所房门,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匀,就听得有人敲门,打开门,哗地涌进了十多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个小小的客房挤得满满的。开始我们弄不清是些什么人,非常紧张,连声问:“你们找哪个?”其中一个男人 回答道:“我们是‘乱杀风’的遗属,来找领导告状的。”听到他的回答,其人就像排练好了一样,纷纷从身上拿出“状子”齐声说道:“请领导为我们做主。”
我和张明红连忙请他们在床铺边上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慢慢讲,有几个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够,坚决要求站着:“领导您老人家坐,我们站惯了的,站着好。”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采访受害者遗属一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这么多遗属找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吗?就此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听听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看看他们眼中的文革杀人事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采访,其后果的严重性恐怕不会是采访被迫停止那么简单,很可能从前所做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可能与张明红进行沟通。
我向他们解释道:“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什么领导,是广播电视台的普通记者。处遗工作的案子,我们无权过问,也没有能力解决。”
一位遗属的一句话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谦虚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来的大官僚,他们讲你是刘少奇的儿子派来的。”
他的话让我心头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几天前,我们在四马桥区采访时,一名村干部当面质疑我的一句话:“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记者?杀几个四类分子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土改时也杀了,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东说西。这一次虽然杀得乱了一点,政府已经给他们赔了钱,平了反,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讲话?”他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心里怎么想且不说,但嘴里确实没有帮地富讲过一句话,我只是问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是谁提出来要杀的,怎么杀的,定的是什么罪名,这位村干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据这些问题就看出了我是在为地富讲话。坦白地说这时我确实开始了对土改运动的反思,因为不反思不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这些理论基础按层次可以分为三条: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三、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杀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补课。而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则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难看到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与土地改革运动的一脉相承之处,要想对杀人事件作史的答复,必须对土改运动作史的反思。但是这些念头一在脑海浮现,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诚惶诚恐。所以我在采访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带任何感情倾向,甚至和张明红讨论采访材料时,也都这样。遗属的话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也许他们凭自己的愿望,把我们想象成“微服私访的清官”,也许这后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其他隐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向遗属们解释:“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讲,我们确实是非常普通的记者。”我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们看,“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为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有什么冤情,有什么要求,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他们是党和政府派下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遗属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找过了,早就找过了,没有用。”其中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妇女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因为揭发祸害我的几个杀人凶手,他们的老婆就堵上门来,骂我是狐狸精,勾引她们的男人,还要打我。那几个杀了我父母兄弟又强奸我的人,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
我的心头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讲,幸亏张明红这时候用本地口音说话了:“大家的遭遇我们非常同情,但是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们到道县来的任务是采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无权过问处遗工作的事情,你们找我们就跟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听到张明红这么一说,遗属们不说话了,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个男人,看得出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记者?”“我们是记者。”“我请求记者同志帮我把状子递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拒绝这个要求,便答道:“这个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递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遗属也纷纷把“告状信”递到我们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状信”,把遗属们送走了。我与张明红坐在房间里面面相觑,良久无言。
突然张明红问道:“谭领导,你对刚才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我说:“就是你,到哪里采访就说我是省里派下来的领导……”
“哎嗬嗬,你还怪我,我说你是领导,你摆出的领导派头比领导还领导。”
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感到很担心,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哪里出问题了。这种传闻出现,对我们的采访很不利呀!”
张明红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小谭啊小谭,你也不用跟我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脑后有反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里是来创作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子弹。你认为处遗工作组的人都是傻子,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么干脆地把那么机密的文件复印给我们,连个最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走,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他们是对文革杀人事件有看法,对处遗工作有看法,希望通过我们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过……我也要老实地向你坦白,刚开始对于道县杀人事件的看法,我与你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次采访对我来说,就像经历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党这么多年来都用的一些什么人,做的一些什么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红的话,开始让我心头一惊,继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长年累月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于是我向他请教道:“你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加快速度,尽快结束采访,走多了夜路迟早要碰鬼的。”
“这些遗属的告状信呢?”
“留着当个素材吧。”
“答应了人家的,不递上去不好吧?”
“小谭,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这一点,聪明而不失天真。递就递吧,但要在采访结束以后再递,无非图个心安,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的这些告状信,不说递过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别说省里,连中央都递到了,有什么用?小谭,我要提醒你一句,遗属当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机。”“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惊的表情,张明红接着说:“把你的嘴巴闭拢来好了,张得那么大给谁看?跟他们接触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对,不然麻烦就大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赶快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下去采访呢。”
张明红休息以后,我照例要将每天的采访材料分类整理一下,这一次因为“告状信”太多,来不及一一细看,便专门从中找出了那位抱婴儿的青年妇女的“告状信”来,从信上看到,她叫蒋鸾荣,36岁(1986年),原系蚣坝公社新油榨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现出嫁马家岭大队。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四类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员,被强奸和轮奸的不在少数,但因为种种原因,像蒋鸾荣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请允许我把她的悲惨故事讲给你听:
1967年农历7月21,令人心悸的白天过去了,凝重的夜幕笼罩了新油榨大队。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水(土)砖房里,17岁的少女蒋鸾荣搂着12岁的妹妹蒋凤荣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声,她怕,她怕一哭出声来连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齐不保了,她甚至不敢发抖,可是浑身的肌肉不听话,拼命地抖,抖得她心惊肉跳。上午的时候,她的父亲蒋有训(58岁)、母亲李彩珍(56岁)、大弟弟蒋宏元(14岁),小弟弟蒋宏仕(7岁)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队民兵营长杨简吉带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岭上丢了硝眼。一家人,顷刻间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女崽。
她睡不着,她怕黑,尽管灯油非常珍贵,她还是把油灯点亮了,只是把灯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点如豆的火光在跳动,她的心多少有一点安稳。
半夜时分,紧闩着的房门发出了咔咔声响,吓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又是咔的一声,门被人用锄头托开了。几个人影冲进来,径直向床边走来。蒋鸾荣终于看清了,就是队上的几个人,领头的是杨简吉同母异父的胞弟邹良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了白天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笑得蒋鸾荣心头直颤。她一时还没想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妹妹也惊醒了,吓得直哭,她连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紧紧地搂住。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邹良生等人走到床边,二话不说就扯她的裤子……妹妹凤荣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男人们狗一样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体。由于营养不良,她长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此时此刻她真的应当感谢她死去的父母,平时不肯让她吃得太饱,否则天知道这些欲火中烧的男人们会被她勾引出些什么想法来。蒋鸾荣这个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在父母弟弟被杀的当天晚上,被杀人凶手们轮奸了!凶手们轮奸的蒋鸾荣后,又将蒋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蒋鸾荣在她的“告状信”中写道(显然是别人代笔的):“这些杀人凶手,白天杀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来强奸我,太过于欺负人了!其行为与禽兽何异?若不绳之以法,国法何在?天理何存?”
当看到材料里说蒋鸾荣被轮奸之后,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检柴火时,本生产队一个40岁的老单身公突然从毛伙中(灌木丛中)窜出来,把她拉到毛伙里强奸时,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这真是“太过于欺负人了”!
我提起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只要一深呼吸
身体里就会有一个地方


正在记录的文字
就是这样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也是这样的深呼吸
因为是涌出来的
反而不知道
哪里痛


就更是了
它长了翅膀
会飞
飞的疼痛
只有苍天知道

二十年又过去了,公元2006年,笔者为采访“告状油子”李念德再赴道县,与蒋鸾荣又一次不期而遇。当李念德把我带到她家指着一位留着短发、体态微胖、低眉顺眼的老妇对我说这就是蒋鸾荣时,我竞毫无印象,根本无法把她和记忆中的那个清秀端庄的青年妇女联系起来……她却一眼认出了我:“记者同志……你不记得我了?你还买过一碗面给我吃的,你记不得了?”是的,我确实有些记不得了。
看得出来,蒋鸾荣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环顾四周,跳入我脑海的第一个词还是“家徒四壁”。但是,对于当年的事,她已不愿再提,甚至不愿意再想。生活所赐与她的一切,她都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她对我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说了吧!我已是有儿有孙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来真的对不起后人。不要讲了,真的不要讲了。”
唉……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位道县的领导干部说得确实不错,时间确实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仇恨,包括耻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记忆。但是,我能理解蒋鸾荣,理解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理解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我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话题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还是过得很难,很辛苦,但比从前好多了,崽女媳妇都到广东那边打工,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作着一点责任田,钱上头虽然还很困难,但饭还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气,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随随便便地扯了一阵,蒋鸾荣忽然说:“谭记者,你也……老了,有孙子了吧?”我摇了摇头,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把眼睛看着她,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希望我能给带到上面去。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我起身告辞时,她突然说道:“记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还要害崽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他们以后不杀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头又是猛地一颤,面对着这位憨厚善良的农村妇女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一个人只有从挨饿和受歧视的状态下走出来,才可能不去乞求别人的怜悯,而去关心别人。我感谢她对我的关心,也感谢社会的进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顺眼的样子,但愿她能仰起脸来,让灿烂的阳光照亮慈祥的面庞。良久,我才一笑道:“蒋娭毑,现在,害怕被杀的已经不是你们,而是他们了。”
望着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没有听懂,她也确实很难听懂,我也不希望她听懂。记得我在采访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时,与此人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笔者:“听说你在镇上有一个铺子,乡里有养猪场,还有一个石材厂,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财产,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时,你说说应该划个什么成份比较合适?如果放在67年,你说说会不会把你牵出去杀了,分你的财产,强奸你的妻女?”
责任人抗议道:“我的财产都是合理合法得来的!”
笔者:“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财产来源不合法?你是搞过土改工作的,我问你,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划成分的时候,问没问过财产是怎么来的?”
责任人沉思良久:“问吧。只要我晓得的,我都告诉你。”

       

第七十六章  喝酒误事

自从出现遗属登门告状的情况以后,我们非常紧张,立即加快了采访的节奏,一来担心夜长梦多;二来我下来采访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第三,越采访越觉得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太多。一连好几天,我们的心都悬着,看到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出现,才慢慢地把心放下。这一天,我们到某区采访。该区一位年轻的副区长某某某接待我们,某副区长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不久,分管区里的处遗工作,人很豪爽,也很热情。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饭,我说:“下午还有事,就在区里安排个工作餐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是难得一来的贵客,不能太简慢了。”我们再三推辞。某副区长说:“不是要你们大吃大喝,一餐农家饭,让你们体验体验农村生活。”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某副区长把我们带到镇边的一家农户,走进厅屋,里面没人,某副区长高声喊道:“来客人了。”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忙不迭地打招呼,泡上茶,摆上红瓜子。某副区长问:“当家的呢?”中年妇女说:“在田里做事,我去喊他回来?”“不用了,不用了。”又指着我与张明耻说:“这位是地区的张站长,这位是省里来的谭记者,今天中午我们来吵燥你们了。”中年妇女笑着说:“吵燥什么,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接着两个人用当地土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是在商量中饭怎么安排的问题。这时候,中年妇女提起一挂撒网就要出门,我一看场合搞大了,连忙起身阻拦:“不要搞得太麻烦了。”某副区长说:“不麻烦,鱼就在外面塘里,撒一网就可以了,新鲜得很。肉就在灶屋里挂着,取下来就是。现在农村里不比从前了,吃的东西随时都有。”“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复杂,来得匆忙了,想复杂都不可能。你们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喝茶。饭菜快得很,保证误不了下午的工作。”
这个农妇确实能干,不到一个时辰,饭菜上了桌,看上去好像真的不复杂,三个钵子,一口锅子,可内容却很丰富:一钵子韭菜(上关韭菜),一钵子炮椒丸子,就是把肉剁成泥灌进一种道县特产的辣椒——炮辣椒做成的丸子,一斤肉可以做得十来个,一钵子茶油爆炒子鸡,尤其是那口小铁锅,架在一个小泥炉上,炉里木炭烧得通红的,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大半锅山菇、腊肉和油豆腐,旁边两个大碟子摆着泡发了的红薯粉和斩成块状的鲜鱼。香气四溢,叫人筷子未动已经食指大动。当时农村里面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搞这么一餐饭真的很不容易,我心里十分感动。某副区长起身到里屋去,用一只大铝炊壶提出一壶米酒来。这种米酒,我已经在道县喝过多次了,入口甘甜,回味清香,度数不高,但后劲很足。张明红一看,马上声明:“我喝不得酒。”某副区长说:“走南闯北的人喝不得酒,哪个信?”张明红连说:“我真的喝不得酒,这是大家都晓得,上次陪(邓)友志书记到县里来,我都没喝啦。”看到张明红拿出地委书记作挡箭牌,某副区长说:“那张站长你就随意,我陪谭记者好好地喝一杯。”当时我人也年轻,又是酒肉之徒,仗着略有几分酒量,便笑眯眯地摆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
某副区长把三个酒碗斟满了,看到我们都没有扶筷子,又问了一句:“怎么样,开始吧。”
我说:“主人家还没上桌呢。”
“哦,不管他,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这桌上没有别人,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他端起酒碗,“欢迎二位到我区来指导工作,这碗酒我先干为敬。”
“慢点,”我伸手拦住他说:“我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是来学习的。”
“好,好,那就欢迎二位前来指导学习。”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向我们亮了一下碗底。
我也端起酒碗来说:“感谢某区长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干而尽。
明红也陪着喝了一口。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说话见外了,客气话不要讲,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看得出来谭记者好酒量,今天我来陪你喝一摆酒。”
我知道,道县人讲“一摆酒”,就是把酒碗斟满酒一个接一个摆起来,手臂伸直了去量,手臂够得着的部分就叫“一摆酒”,便说:“某区长英雄海量,我甘拜下风。”
某副区长说:“谭记者你是真人不露相,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喝老实酒。”
某副区长的豪情感染了我,两个人就着鲜鱼腊肉一碗一碗地喝起来。张明红虽然酒量不大,但喝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陪着我们慢慢地吃喝。他平时就比较讷言,酒桌上就更加话少,结果只听到我和某副区长两个人说话,你劝我敬,气氛相当的温暖。
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刚开始都把着量慢慢地喝,谈话也是都拣对方爱听的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明白得很。但到后来浑身上下暖洋洋的,感到轻飘飘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明白,嘴上却开始胡说八道了。某副区长酒量很好,但我也是久经考验,两个人都喝得有些舒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本来想好了,在区里不谈处遗工作的事情,免得惹麻烦,但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上面来了,我问:“某区长,你们区里有没有伤口愈合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事后反省,不外乎两点,一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而这方面的例子又一直没有找到。二是吃人家的嘴软,想在这里找到几个例子,帮某副区长美言几句。某副区长马上答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到处都是。这一次处遗工作,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被杀害者遗属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在政治上给他们平了反,每个人都发了平反通知书,生活上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补助,孤寡残疾的出钱养起来,没有房子住的帮助他们建房,一些外出的人员,我们通过各种方法与他们联系,写信给他们,欢迎他们回来,愿意回来的人,我们一视同仁,一律按规定分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少数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我们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提高认识,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绝大多数遗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党和政府非常感谢。对原来犯错误的同志表示理解,双方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出现了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比如说我们下面有一个大队,有两兄弟,父母、还有姐姐被杀,杀人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流落在外,这一次我们把他们接回来,给他们分了责任田、柴火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两兄弟非常感激,激动得痛哭流涕。他们领了补助费以后,专门拿这个钱办了几桌酒席,把当年杀他们父母的人都请来,一起喝酒……”
“喝酒干什么?”我有些大惑不解地问。
“双方当面把话讲开,表示相互理解,对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意见。”
我当时也是有点喝高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听得某副区长的话,喝到肚子里的酒,腾地一下点燃了,燃起一股无名的邪火,阴阳怪气地说道:“这这就是伤口愈合得好啊?恐怕是害怕第二次被杀吧?”
某副区长叫道:“哎,哎,谭记者,话不是你这样讲的?”
我承认首先是我有些出言不逊:“不是这样讲,又是哪样讲?你们道县,有,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三世不忘。如果我杀了你父母,你会请我喝这餐酒么?”
我的话把某副区长给惹毛了,他正色道:“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政党,看问题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文革‘乱杀风’中,被杀的是受害者,杀人的也是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热爱。”
“照你这么说,杀人有理啦,那还要平什么反?处什么遗?”
“谭记者,请你注意,我从来没有说过杀人有理!我只是讲,对杀人的事要一分为二地看,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贫下中农起来杀地富,杀人的人,一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嗬嗬嗬嗬——”我怪笑起来,“快点莫讲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话,当家作主又不是一张奖状,一个名誉符号,贴在墙上,挂在身上的,它要有实际内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难道就表现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挣一角钱,难道就表现你们这些公仆到家里来了,连忙把床铺让出来,把妻子、女儿让出来给你们睡?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就表现在你们这些干部指东,他不能向西,往西就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教育农民’……当年杀人的事情,哪一桩哪一件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区社干部挑唆起来的?”接着七七八八又讲了一堆难听话。
某副区长也是喝多了,厉声地说道:“谭记者,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当年的情况,为什么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卷到了里面(指农村里),难道他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讲穿了,那个时候,听党的话就会杀,不听党的话就不会杀!”
此言一出,我和他都惊呆了,四目相对,突然都闭上了嘴巴。也许彼此都感到话说得太赤裸裸了。
张明红在一旁说话了:“小谭,小谭,你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时候,酒劲也确实上来了,但酒醉心里明,知道自己讲拐了话,就顺坡下驴,喃喃地说:“我没有醉,没有醉,这点酒醉不倒我。”说着端起酒碗来又要喝。张明红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酒碗说:“喝不得就不要逞强,酒量浅,还不服劝。”又对某副区长说:“实在对不起,谭记者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了。”
某副区长这时候,喝得也蛮好了,站都站不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我,我就不送了。”
好好一餐酒,喝出了这么个结果。
下午的采访也搞不成了,我们坐上车回县里。
一上车,张明红就连声叹气:“喝酒误事,喝酒误事。”
我有些理屈词穷地说:“你,你又不喊醒我。”
张明红说:“我不喊醒你,我在下面拼命地踢你的脚,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越讲越得色。”
“我主要是看不得他那副嘴脸。”
“他那副嘴脸不好看,你那副嘴脸就好看?你要不是披着记者这张皮,他敢喊人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米酒后发作,这时候,我真正地感到了醉意,脚发软,身子发飘,脑袋发晕,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嘴巴还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敢……哎呀,我头有点昏。”
张明红说:“你头昏得太迟了,早一点昏就好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招待所,趴上床,我就睡得像一头死猪。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才醒来,吃早点的时间已经过了,幸亏张明红起得早,帮我把早点端回房间,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一边吃早点,一边对张明红说:“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张明红说:“犯没犯错误倒说不上,关键是原形毕露了。一位哲人说过,讨论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摆脱个人的情感倾向,包括仇恨、同情、愤怒和怜悯。你就是对遗属太同情了。”
“不、不。老张,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浅薄,我确实同情遗属,但同样同情被利用的杀人者,甚至还同情某副区长……”
“好了,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是多同情同情自己吧。”
“你说得太对了,我确实还同情自己。”
正说着,听女服务员在喊:“205房,谭同志,长途电话。”
当时招待所,电话没有接到房间里,打电话,特别是长途电话都要到总(服务)台去,我心里一惊,连忙赶到总台,是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单位上有事,要我马上结束采访回长沙。
回到房间,张明红见我脸色凝重,问:“什么事?”
我说:“单位上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
张明红叹息道:“都说共产党办事效率低,看来要分什么事了!那,你怎么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张明红说:“好,我们不到××区(某副区长所在区)去了,换个地方。”
正在准备出发,又听得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是两个中年男人,一微胖,一清瘦。
张明红一怔,说:“哎呀,怎么惊动了你们两位老人家!”
微胖的男人说:“我们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张站长和谭记者到县里这么久,都没有来拜访一下,太不应该了。”说着哈哈一笑。
张明红说:“二位父母官,日理万机,工作实在太忙了。我们到县里来,没有什么大事,不敢打扰。”
“张站长说这个话就见外了,工作再忙,也不能怠慢了你们这些无冕之王。”
“咳,我们这些无冕之王,戴的是纸帽子,实际上就是个吹喇叭的,手艺人。哪像二位父母官身系几十万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张站长,你讲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没本事,想吃你这碗饭吃不成,要有本事的话,真的想跟你跟一个位置,让你来体验体验我们的难处!”
听着张明红与两位来者的对话,我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心里不禁暗暗责怪自己,麻烦惹大了。这时,张明红转过身来向我介绍:“谭记者,这位是县委周书记(微胖的那位),这位是李县长(清瘦的那位)。”
我连忙上去与他们握手:“幸会,幸会。”
坐下来以后,双方又寒暄了几句,周书记问我们,特别是问我,对道县的印象如何,来了以后生活习不习惯,招待得周不周到,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不谈我们采访的事情,这使得我更感到紧张,因为心里很明白,这样浓墨重彩的铺垫,说明对方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向周书记和李县长轻声地问道:“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开始。”
我心里一惊,暗忖莫非要对我们采取组织措施?又一想,不至于呀,我们又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充其量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周书记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也不算早了。这样吧,你们来,我们没有给二位接风,现在就算补上,我和李县长下午还有一个会,就早一点入席吧。”
原来是请我们吃饭,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但也知道,这餐饭也不是好吃的。
走进招待所的小小食堂,席面丰盛得很,除了没有山珍海味,已经到了当时道县的顶级水平。
张明红是此中常客,故意啧啧地道:“哎呀呀,我们这可是享受的地委书记级待遇呀!”
周书记一摆手:“张站长,谭记者,请!”
“周书记,李县长,请。”
双方按宾主入席,偌大一桌酒席,只有六个人:周书记,李县长,张明红,我,还有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周书记,李县长,你们讲开两瓶好酒,招待所最好的只有回雁峰(一种衡阳出产的大曲酒)。”
周书记说:“回雁峰也不错,‘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嘛。”
张明红说:“周书记,我喝不得酒。”
我连忙跟着说:“我也不能喝了,昨天喝多了,现在头还痛。”
周书记说:“不喝不行。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但是不劝酒,不定量,随意,好不好?”
“随意好,随意好。”
周书记端起酒杯说:“这第一杯酒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欢迎二位到我县来指导工作。”说完一饮而尽。
这一次,我学乖了,只用舌头舔了舔酒,不敢真喝。张明红却一饮而尽,把酒杯底一亮说:“喝了这杯酒,首先,我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周书记说:“张站长,不要讲汇报两个字,我们今天,喝了这杯酒,你也不是站长,我也不是书记,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酒席上的话,黑板上的字,讲得不好,擦了就是。我们今天是朋友之间谈白,边吃边谈好不好?”
“好,好。”
“来来来,夹菜,夹菜。”
我一边慢慢地吃菜喝酒一边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气度,一边运神,周书记讲起昨天的事,怎么解释为好。但周书记根本不提昨天的事,而是推心置腹地说:“我和老李和二位讲一点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到这里来采访文革杀人的事,我们从心底里表示欢迎。你们关心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全世界都关心。但是这个事情牵涉面太广,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极大。我的前任,张站长你是知道,听到要搞这个处遗工作,坚决要求调走了,他是知难而退了,结果组织上把我调来了,我没有退路呀。我们都是读书人,听到这种事情,心里哪会不恨呀!那个事情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你们来之前,中央和省里的一些政法干部组织了一个考查团到了零陵,在地区听取汇报的时候,大家气愤得很,一致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要杀一批,判一批,组织处理一批。但到了县里,把具体情况一摆,都不说话了,你说按什么标准来定死刑,杀10个人的判死刑,杀9个人的怎么办?……总不能够,因为已经杀了四、五千人,再杀一两千人吧?赫鲁晓夫讲苏联‘肃反’问题时,说过一句话,‘宽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卷入这个‘乱杀风’的有一、两万人,认真地分析起来,绝大多数人本质还是好的。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了,要说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有些杀人凶手,你们没有接触,真正地一接触,心里都痛,那也是很老实忠厚的人。比如我们这一次县委会,准备提一位同志进班子,这个同志人品、能力、革命干劲,还有在群众中的口碑,都很不错,但就是过去非常年轻的时候,卷进了杀人事件中,结果不能用,非常可惜。
“……最后定出的处遗原则还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因为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回来,教育干部、群众接受严重的历史教训,加强法治观念,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像医生开刀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把人救活。广大遗属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理解的,对党和政府给他们平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衷心感激的。从我内心来讲,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我也很清楚国家对他们的补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帮助他们创造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条件。有少数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不讲不合理,但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解决问题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解决,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想帮解决,也做不到。更何况闹事的就多解决问题,不闹事的就少解决问题,哪一个县都会闹起来......
“……这件事情历史上肯定是要记载的,我们做不来包青天,但也绝对不会做小丑。我县的处遗工作是严格地根据中央的精神,遵照省委的指示,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啊!……你们来县里采访处遗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要是惹出什么问题来,你二位屁股一拍走了,兄弟我可走不脱呀!”
张明红连忙插话说:“周书记,我们也走不脱,走到哪里去?妻儿老小都在零陵。我们来道县是采访处遗工作取得的成果。这一次道县的处遗工作搞得好,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伟大精神,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处遗工作中的动人事迹、宝贵经验,好好地宣传出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说起这个处遗工作确实不容易呀,能取得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啊,二位要是早两年来,看到的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哦……处遗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之大你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来龙去脉很不清楚,说法很多,群众思想也很混乱,甚至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处遗工作组是国民党派来的。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基层干部,杀人风中犯了一些错误,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他出门就喝农药自杀了,他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跑到县里来吵事,说我们逼死人命。工作组的同志顶住巨大的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关起门打兄弟讲,这个事情怎么写也写不出一朵花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慢慢地淡化它,是非曲直留给后人评说。老张啊,我这个人原来也是书生意气得很,自从这个犁轭上了肩,才理解到,好多事当代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后人去评说。”
我与张明红连忙附合道:“深刻,深刻。”
“二位不要跟我灌迷魂汤。深不深刻说不上,都是肺腑之言……”周书记说着又侧过脸对李县长说:“李县长,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张站长和谭记者到我们县里来采访,支持我们的工作,辛苦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虽然县里的车子紧张得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一辆,另外宣传部也专门抽出两个人来协助他们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李县长说:“很好,很好。”
张明红说:“周书记,太麻烦你们,千万不要安排专人专车。”
周书记:“不麻烦,都是为党工作,应该的。来,干一杯。”
……吃完饭以后,周书记、李县长因为下午有会,告辞了。送走他们以后,我问张明红:“怎么办?”
张明红说:“回雁峰,回雁峰,‘衡阳雁去无留意’,我们这里送客才喝‘回雁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乘着消息没传开,赶快到其他几个县扫一圈,先把资料集拢起来再说。”
我说:“好,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县委宣传部,就说单位来电话叫我们回去,马上走人。”
我们匆匆退了房,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去江华的车票,离开了道县。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边十个县市文革杀人概述

道县大屠杀无异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受影响最大、照样画葫或有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我们对这几个县的采访跑马观花,不细致,不深入,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说明问题。

宁远县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最先杀人的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4人。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害怕被杀,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
“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7月13)是鬼节的前一天,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造反派(宁远“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大队贫协主席说:“七月十四日鬼门开,八月十五砍高粱,正是动手的时候。”当晚便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从而一举夺得全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比道县的跃进大队还要多杀5人。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可以说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挖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致使行走都困难。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该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男女不分,老少不留,杀光杀绝。当时宁远县流行一句话:(四类分子)北瓜崽崽,扣子那么大一粒都要搞光。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也是全地区杀人的结束),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
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此后,谣言四起,杀人风迅速蔓延。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谈白,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农民称之为歇烟气),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开始准备杀3人,后来会上提出杀7人,最后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些操持全县生杀大权的人接到沱江区鲤鱼井公社杀人情况的汇报后,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县武装部政委、抓促领导小组组长王宏词在会上批发了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9月10日,该意见在全县部分政法干部中传达,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对全县乃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点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啰,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轰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贫下中农
副院长  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的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杀人情况与道县类似。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道县如此,在其他县也如此。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原因也跟道县杀人最少的仙子脚区差不多,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当时有一个问题笔者没敢问:“假如上级来了指示的话,你们杀不杀呢?”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会。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造反派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很快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掌握政府实权的县武装部负责人对杀人事件明不反对、暗中支持。8月28日,武装部负责人召开全县各公社骨干会议,传达47军关于制止杀人的有关文件时,只传达文件中讲杀人情况的前半部分,有关制止杀人的后半部分则拖到7天之后的9月15日才另行贯彻,此时新田县已经杀成一片血海。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撞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态度十分恶劣地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齐20个整数。

祁阳县
祁阳县是湖南省著名的地方戏祁剧的发源地,民间素有“唱不过祁阳”之谓。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东安县
东安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与祁阳对应,有“打不过东安”之谓。该县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线上。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出现的文革杀人事件中,仅杀11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风”平息8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在县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当年的“铁案”,文化大革命后复查,竟无一例是真。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文革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人数。

卷九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第七十九章  华国锋的指示
第八十章   “9•23大武斗”
第八十一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第八十二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第八十三章  牢狱生活
后记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还记得笔者在卷二第七章中,留下的那个口子,提到的那个人物吗?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如果没有他,道县的人头绝对不止4500余颗落地;如果没有他,道县‘杀人风’绝对不止蔓延到周围10县市;如果没有他,周围10县市的人头绝对不止5000余颗落地!”
让我们回到“杀人风”开始的1967年8月13日。
道县二中。
却说此时二中里面关押着一名“走资派”——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黄义大,他因运动初期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革命群众的冲击,“一月夺权”以后,被“革联”红卫兵抓进二中进行批斗。开始,每天除了大会批斗外,并派有专人看守,不得擅自离开房间。随着运动的深入,“革”、“红”两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人民”与“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这段时间对黄义大的批斗也放松了,看守也随之放松,但还是不能擅自离开房间。黄义大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中央文件、“二报一刊” 社论,读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改造思想,反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1967年8月13日早饭后,黄义大按照惯例,坐到桌子前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关押他的房间的门打开了,负责看守的红卫兵走进来,一脸严肃的表情把黄义大吓了一大跳,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脸色了。红卫兵说:“黄义大,站起来。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今天‘红老保’要血洗二中,你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红卫兵宣布完后就走了。黄义大心里非常着急,面对这么严重的情况,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办?管吧,自己处于靠边站的地位,说话人家听不听呢?不管呢,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县之长怎能袖手旁观?尽管已经靠边站了,但组织上并没有撤自己的职,怎么说现在还是县长。作为县长,他过去曾多次处理过道县农村的械斗事件,深刻了解那都是要死人的事情。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离,他并不十分了解这次武斗的具体情况,而是把它想象成一次大规模的械斗事件。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因为一直身不由己沉浮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黄义大十分清楚,作为多数派的“红联”实力要比少数派“革联”大很多,一旦开打,二中肯定要被“红联”打进来,(这个时候,黄义大当然不可能想象到“革联”总指挥刘香喜的军事天赋,而只能按常理去想问题。)一旦打进二中,子弹无眼,刀枪无情,会死多少人啊!
上午十点多钟,二中院内哨声呼呼,背枪的跑来跑去,调动频繁。黄义大心急如焚。他看到老同学蒋某从窗前经过,连忙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问:“出了什么事,这么紧张?”蒋答道:“……‘红联’那边正在开会,马上就要来进攻二中,难道我们看到死吗?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自卫。”黄义大说:“请你转告刘香喜同志,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能打呀!要想办法做工作。我有两个建议,一是赶快派人到县武装部去报告,现在只有他们说话有权威。二是请给我一个广播筒,我到大门口去喊话,我相信我在道县当了这么多年的县委副书记和县长,说话总还有些作用吧!”
蒋某说:“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门口去喊话,你好死得快啊?”
黄义大说:“那就请你赶快转告刘香喜同志,我想见一见他,有些意见要当面向他说。”
蒋某走了以后,“革联”另外的一个头头朱××来了,朱说:“刘香喜同志现在很忙,有什么事跟我说吧。”黄义大又把对蒋××说的话说了一遍。朱说:“你到门口去喊话就不必要了。请武装部出面倒是个好办法,我马上写封信派两个人去。”
中午十二点左右,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枪声,黄义大感到事态严重了……他端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决定听天由命了。
下午一点多钟,房门再次打开了,刘香喜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刘香喜说:“义大同志,蒋××把你的话转给我了……今天是‘红联’出动队伍冲击我们,又把城关粮店的两个女同志抓走了,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才开枪自卫的。”这时蒋××走进来说:“刚才已经打死两个人。现在附近各乡镇的民兵都在往县里集结,今天晚上不得了!”黄义大急切地对刘香喜说:“刘总指挥,这么严重的情况,为什么不报告武装部,请他们出面解决呢?”刘香喜说:“我们已经派了两个人到武装部去报告,他们听了连理都不理。”黄义大急了, 不自觉地露出了县长的派头:“中央刚刚下发了《七•一三通知》,明确规定不许农民进城武斗,他们为什么不贯彻执行?武装部这个态度,非出大问题不可!我想亲自到武装部去找崔部长和刘政委,请他们马上派人来解决。”刘香喜一听,握着黄义大的手说:“我们坚决支持你的革命行动。我马上派人护送你去。”黄义大说:“护送就不必了,那样容易使问题复杂化,还是我自己去好些。”刘香喜说:“这样更好。”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黄义大到了县武装部,在办公室接待他的是武装干事唐××。黄义大对唐××说:“我刚从二中来的,估计今天那里已经发生了武斗死人的事情,听说今晚还会有大批农民进城包围二中,我怕再发生更大的武斗,想找崔部长和刘政委他们当面汇报。”唐干事进去了一会出来说:“崔部长病了还能见,其他领导都有事出去了,你有什么意见对我说吧,我转告他们就是了。”黄义大说:“根据今天下午二中发生的情况,今天晚上可能出现大规模武斗,我特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两条建议:一、请在天黑以前,召开一个全县性的广播大会,讲清今天事件发生的真相,原原本本宣读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一三通知》,叫农民不要进城来搞武斗;二、请武装部领导马上到二中现场,组织两派负责人进行协商,制止武斗,商议解决问题。”唐干事说:“你这两条意见我给你转告领导就是。”黄义大说:“事情紧急,拖延不得。”“放心吧,不会拖的。”
离开武装部以后,黄义大急忙赶回家里找妻子孙美姣。黄家就住在距武装部不远的县委宿舍里,当时县委领导不像后来那样有独立的小院,基本上都是和其他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一样住宿舍,只是房子稍微大一点、好一点,但也大不了多少,好不了多少。黄义大在家里见到妻子孙美姣,夫妻俩从年初“一月夺权”以后就没有见过面,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事情要交代,特别是黄义大由于对前途命运的很多担忧,特别需要和妻子进行沟通。但家里现在明显不是个说话的地方,也不便久留,两个人约好了在东关的柑橘园会面,黄义大就匆匆地先走一步。刚走到距武装部不到300米的石碑楼,就听妻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喊:“黄义大,快跑啊!他们来抓你了。”黄义大回头一看,只见武装部一名干事带着十几个人从后面追上来了,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拿着火叉,一边追一边喊:“抓住黄义大!抓住黄义大!打死他!打死他!”黄义大看到这个情况,撒腿就跑,后面的人兜屁股追,追到了小西门,黄义大被堵在了城墙上面,站在五米多高的古城墙上,已无路可逃,后面喊声震天,眼看就要追上了。黄义大把心一横,闭着眼睛往城墙下面一跳,幸亏人还年轻,平素酷爱运动,是个篮球场上的运动健将,跳下去后,居然没有跌伤,爬起来又跑,一直跑到东阳良田村一个蒋姓村民家里躲起来,总算跑脱了。
因为蒋姓村民原来就认识黄县长,当晚黄义大就住在了蒋家。整个晚上,黄义大基本没有合眼,想了很多,第二天一大早,他托蒋姓村民到二中去传了一个口信,表示希望回到二中去。作出这个决定对黄义大来说很不容易,尽管通过对中央文件和“二报一刊”社论的学习,他认为“革联”的所作所为更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些,但要公开表态支持“革联”还是很难做到,毕竟几十年来打交道的主要都是“红联”那帮人,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如今要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上去,难呐!但明摆着的现实就是,“红联”那帮人已经把他当成“道县最大的走资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连崔保树、刘世斌这些从前在自己面前,黄县长长,黄县长短,点头哈腰的人,这会都派人来要自己的命。真是逼上梁山啊!
刘香喜果然够朋友,接到黄义大的口信后,立即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李成苟带着十几个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将黄义大从蒋姓村民家接进了二中。
当天(8月14日)“革联”得到情报,各区社武装基干民兵在“红联”的组织下,正在向县城近郊的营江公社良种场集结,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面胜利”的口号,准备一举拿下二中。对此,“革联”也提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准备拼死一搏。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即将来临。
黄义大与家住二中的县委宣传部长蒋全益交换意见后,找到“革联”头头刘香喜,向他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鉴于“红联”煽动组织农民进城武斗,县武装部明不反对,实为支持,这样下去必然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目前全县到处拦关设卡,真实情况传不出送不上,道县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黄、蒋两人想到省里去找省委领导当面汇报,请他们出面解决道县问题。特别是黄义大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主持湖南工作的省革筹副主任华国锋在车头公社蹲点时,身为县长的黄义大与他有过一些交道,另一位省革筹副主任章伯森更是黄义大在衡阳市当银行行长时的老首长(章时任衡阳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前来往就比较密切,现在可以直接找他们汇报情况。
刘香喜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说:“你们的这个想法很好,这是对道县革命人民负责的表现,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想派一名代表随你们同去。现在我们正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农村里到处是他们的关卡,封锁相当严,一路很危险,你们要想清楚了。特别是黄义大同志,‘红联’已经对你发出了格杀令,在哪里抓住,在哪里干掉……”黄义大说:“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顾不得个人安危了。”刘香喜说:“非常感谢你们!我会派人护送你们出道江镇,出了县城我就没有办法了……你们到了省里,请一定将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向省革筹和47军的领导汇报,我们是以工人和学生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我们在县城里组织巡逻,是为了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从没有干过打、砸、抢的坏事,他们想把我们打成‘土匪’和‘四类分子’翻天,居心何其毒也!请你们一定要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这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接着几个人在一起研究了具体行程。当晚10点45分,天黑以后,李成苟带着七、八条枪,趁着夜色,从二中后面,越过钢丝桥,护送黄义大、蒋全益和“革联”代表黄永利三人出了道江镇。到了上关,李成苟握着黄义大等人的手说:“只能送到这里了,下面的路自己多加小心。”告别之后,黄等三人离开护送的队伍,向小甲方向前行。李等人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暗夜中,沿原路返回二中。
根据“革联”掌握的情报,当时进出道县的几条道路都被卡死了,只有过小甲到宁远水市的这条路还能走,正好蒋副部长就是小甲人,对这一带地形熟悉,所以就选择了这条路。尽管已是三伏天,为掩人耳目,三人清一色青蓝色制服,在漆黑的夜里,既没有月光,也不敢打手电,更不敢走大路,只能在荒山野岭和田野阡陌中摸黑疾行,若不是蒋全益从小在这里长大,早就迷路了。一夜之中,三人不知跌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来又走,一刻不敢停留。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天亮之前还没出道县,会是什么后果。所以一路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走!快走!”谢天谢地,终于在天亮前走出了道县,到了水市。这时三个人的腿都被荆棘野刺划得稀烂,鲜血直流。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完全脱离了危险,宁远这个地方跟道县毗邻,宁远这边的“红联”组织和道县那边的“红联”组织之间联系非常紧密,黄义大等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不能在宁远县搭车,必须走到蓝山县去,从那里搭车会更安全些。三人稍微整理了一下衣装,吃了一些东西,继续向蓝山县进发。又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走过一百多里的山路,终于在第二天上午到达了蓝山县城,三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蓝山县歇了一晚,第二天(8月16日)乘车到了郴州,马上就赶到火车站,挤上了一列开往省会长沙的火车。当时由于革命大串连,坐火车根本不要钱买票,挤得上去就坐,挤不上去就等下一列。车上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也看不到服务员,车厢的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座位底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实在挤不下了,有的人干脆爬到车厢上面去了,好像什么危险也没有似的。到处都在进行武斗,随时都有枪声响起,火车开得十分缓慢。前面武斗打起来就停下来,不打了又往前开。八月的天气异常炎热,人多拥挤,车上经常有人晕倒和紧急呼救……就这样走走停停,郴州到长沙不足400公里的路程,叮叮哐哐地开了将近二天时间。8月18日,好不容易开到了易家湾,眼看就要到长沙了,又停了下来。这一停好像就生了根再也不走了一样,从下午一直停到晚上,黄义大心里有事,跑上跑下打探消息,听说是省“工联”、湘江风雷正和湘潭“革造联”搞武斗,双方出动了好几万人,铁路、公路全都堵死了,什么时候能通车还不知道。听得这个消息,黄义大等人急得嘴里满是燎泡,但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当天晚上,黄等人从车上下来,在车边的空地上伸腿喘气,又找过几张旧大字报垫在地上,在铁路边休息。夜色中只听得昭山(位于易家湾与暮云市之间的一座小山)那边枪炮声响个不停。无数的拽光弹像流星雨拖着长长的光尾,带着尖锐的啸声从头顶的夜空划过。看着这个情景,黄义大心里暗暗吃惊,这么大规模的武斗,天晓得会死多少人,原以为道县文化大革命搞得恶,比起这个阵势来,就是小巫见大巫。正在心里运神的时候,又听得一阵炮声隆隆地传来,心想这个仗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没想到响过一阵子,枪炮声突然停了。 天亮以后,火车居然鸣笛要开了……
8月19日,黄义大三人终于到了长沙。


第七十九章  华国锋的指示

黄义大等人到长沙后,马上急着去找省革筹领导和47军首长汇报,但当时长沙市的武斗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工联”派(湖南省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和“高司”派(湖南省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打得不亦乐乎,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过去最热闹的五一大道上冷冷清清,设置了不少路障,用装满河沙的麻袋堆起一个又一个武斗工事,一些武斗人员坐在汽车上呼啸而过,无缘无故地对天鸣枪,吓得人心惊胆战。省革筹和47军的领导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作为省革筹第一副主任的华国锋每天身背一个黄挎包,一个军用水壶,袋内装着饼干,饿了啃几块饼干,渴了喝两口凉水,整天找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问题,做工作,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和休息时间。章伯森也是一样。要见到他们,非常困难。
(1967年)8月24日晚,黄义大为了解道县近况,打电话到“革联”总部,“革联”副司令盘××接的电话,盘说:“现在道县农村已经开始大杀人了!有的地方还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不经过任何上级机关批准,将人抓起来就杀,手段极其残忍!据不完全估计,全县已被杀1000多人,潇水河里漂起很多死尸……目前事态还在发展和扩大……”
黄义大大吃一惊,连忙和蒋全益、黄永利三人赶到省革筹办公室汇报这个紧急情况,汇报后心里还不踏实,又找到省革筹小组成员梁春阳(原省计委书记,黄义大与他非常熟悉)家里向他汇报。梁春阳也深感震惊,马上与章伯森 (原省委副书记,现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通了电话,章、华答复次日上午要黄等三人到省革筹办公室见面,具体汇报并研究措施。
第二天(8月25日)上午8时,黄等三人到了省革筹办公室,一进屋,梁春阳主任就说:“你们昨晚反映的情况,可能不太真实。你们走后,我叫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给道县武装部,是李永华部长接的,他说:‘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是四马桥区靠近宁远边界的山区,有几个四类分子搞暴动跑到了山上,被民兵围住,用鸟铳打死了几个,把尸体丢到了河里。’所以此事就不必再研究了,国锋、伯森同志他们也都有事出去了。”
既然如此,黄义大等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当晚,黄义大心中恼火,打电话回到道县,责问盘××为何汇报假情况。盘一听就喊了起来:“天哪!现在道县的情况,哪是李部长说的那样。整个道县农村可以说已经全面开始了大屠杀,据各方面反映来的情况统计,全县被杀的人数不会少于2500人。从五洲到小江口这几里路的河道里就飘了70多具尸体。今天上午,我们在二中后面的钢丝桥上,看了一下,20多分钟的时间,就飘下来17具尸体。现在杀人的事态还在扩大,有的地方已形成宗派杀人,整个潇水河水臭风腥,河水已经不能吃了,老百姓昼夜都在武装部旁边的安家井排队挑井水吃。就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武装部怎能说不知道?明明是知道故意不管。”
放下电话,黄义大感到事态太严重了,当即找到蒋全益等人商量,这时道县已有一些告状人员冒死从县里跑出来反映杀人情况,有人在街头贴出了“道县杀人血流成河”的大字报。大家一致认为一刻不能耽误,争取时间就是抢救生命,必须马上反映上去。当晚又到梁春阳家做了汇报。第二天上午,在梁的帮助下,又在省委礼堂找到黄义大从前的老领导章伯森,向他汇报道县杀人情况,揭发县武装部李永华等人的谎言。
当时章伯森正在主持会议,非常忙,挤出时间来,听取黄等人的汇报。黄义大说:“我作为道县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这一次冒着生命危险,跑到省城里来找你们汇报,是因为道县的武斗和杀人的情况确实太严重了,现在道县人民天天都在大流血,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请求省领导和47军支左部队尽快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我们的责任已经算尽到头了,如果省里再不下决心,其严重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章伯森听了,说:“义大同志,你在道县工作多年,你看道县目前的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制止?”对这个问题黄义大早已思考很久,当即提出四条建议:“一、我们认为道县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并且日趋严重而得不到解决,首先是个领导问题。现在担任支左任务的县武装部的几个领导,原来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积极参与迫害革命群众,现在又完全站在保守派一边支持杀人,他们自身已经陷得很深,怎么能解决道县目前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想解决道县的问题,首先要撤销道县武装部的支左领导权,另派解放军部队到道县支左。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六•六’通令(不准乱杀人)和中央的‘七•一三’通知(不准组织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他们不宣传,不贯彻,不执行,反而利用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朴素的阶级感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营江公社建立武斗司令部,组织农民进城武斗,为的是消灭异己,乱中夺权。现在道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完全受到他们的蒙蔽,听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所以我要求省里派飞机去道县散发‘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让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指示直接与群众见面。三、现在道县到处拦关设卡,物资得不到流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我认为必须马上撤销拦关设卡,并宣布道县各地所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通令立即停止杀人,对已杀人员按阶级成分统计,如实上报省革筹和47军支左办公室。今后如再杀人,严惩不贷。四、要求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收回散落在保守组织手上的枪支,撤出对县城的武装包围,不准农民进城武斗。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可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
章伯森听了黄的意见后说:“你讲的这几条很好,我回去与国锋、黎原(47军军长,省革筹主任)同志商量一下,先跟零陵军分区打个招呼,要他们先下去做工作,把杀人的问题先停下来。你是个笔杆子,就把道县杀人情况和你刚才讲的那些意见替省革筹和47军起草两个电报稿,一份给中央文革;一份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电报稿起草好以后,直接交给我或者交给办公室黄子林同志转我也可以,越快越好。这些意见等我与黎原、国锋同志研究后即答复你们。”
章伯森又叫秘书登记了黄义大等人在长沙的住处(湘江旅社)和电话号码,嘱咐他们在旅社里等候,不要外出。
回到住处后,黄义大等人马上进行研究,开始起草电报稿。
一、        给中央文革的报告:

中央文革小组:
我省道县自八月中下旬以来,发生了严重的未经批准就非法杀人的情况,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据悉已被杀人数达二千余人,其中有四类分子及子女,也有革命群众及其亲属,性质极其恶劣,对此省革筹小组已采取相应措施,责成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立即予以制止,并宣布“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为非法,立即予以取缔。详细情况以后再报。
                                           湖南省革筹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二、        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的电报稿:

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
据悉道县农村目前拦关设卡和杀人情况十分严重,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什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不经上级依法批准就随意杀人,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一)应宣布“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应立即取缔。(二)迅速撤消拦关设卡,恢复交通,保证来往行人、车辆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三)对于目前的严重杀人问题,望你们坚决采取措施,立即制止;今后未经依法批准,不准再乱杀人,否则要严加追究,依法惩办。(四)望你们将已杀人数分阶级成分于三日内迅速上报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以上望立即执行。
湖南省革筹小组、四十七军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这两份电报稿均由黄义大执笔起草。起草完毕后,即送省革筹办公室黄子林转呈章伯森和华国锋。
第二天(1967年8月27日)中午,黄义大等人在湘江旅社接到省革筹办公室黄子林打来电话,要黄义大、蒋全益、黄永利三人在下午两点之前赶到省革筹办公室,华国锋同志要接见。
下午,三人准时到达省革筹办公室,华国锋已经等在那里了。在听取了黄等人的汇报之后,华国锋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及意见很好。黎原同志本来要来的,因为在作报告,所以没有来,我受他的委托,代表省革筹小组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党中央、毛主席对湖南的问题很重视,并已经作了决定,总的讲来现在的形势是很好的,你们道县那里,斗争很尖锐,也很激烈。两条路线也很明显,很容易看出来,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对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及意见……我说以下几点意见:
(一)        你们要求派飞机到道县去散发中央的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的问题,我们已请示了中央同意,最近就可去散发。
(二)        关于制止道县的武斗和乱杀人问题,我们已经给下面打了招呼,你们可代替省革筹和47军起草个电报稿,由省革筹和47军的名义下发,至于你们要求惩办杀人凶手的问题,只有等待以后再来解决了。
(三)        关于你们要求的野战部队到道县去支左的问题,我们请示了中央军委,同意从你们附近的部队调去。对于县武装部,你们要多做一些工作,要积极地多争取一些人站过来,对于他们愿意站出来,但态度还不够明朗的,你们就从他不明朗做起吧!通过工作可以促进他明朗化。把县武装部的工作做好了,以后对争取、团结区、社武装干部也有好处。
(四)        对于“红联”组织不能压,要多做思想工作,主动地团结他们,特别是你们两人(指黄义大、蒋全益)回去以后要多做领导干部的工作。要通过多种渠道,如打电话、写信,把他们找来当面谈等,要他们迅速站过来,以挽救一批干部。我们省里就有这个教训,如有的人跑到河西去成了武工队的政委和什么负责人,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五)        道县现在的形势比较乱一些,待形势好转以后,就可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长期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是不行的。以后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内部要注意团结。二是要注意帮助受蒙蔽的群众。在严重的武斗和乱杀人中,农民受了很大的害,要组织一些物资运送下去,帮助恢复生产生活。你们三人可以先回到零陵,找找郭治安同志一并尽快地解决道县的问题。


第八十章  “9•23大武斗”

华国锋接见以后,黄义大等人每天都要跑到省革筹打听情况,两天后,亲眼看见发给中央文革和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的电报稿,经华国锋和黎原修改并签了同意发出的批示以后,这才稍方宽心,准备回程。
之后又在长沙市逗留了几天,主要是拜访老领导,观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学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等等。9月18日,一行数人离开长沙,踏上了回道县的归程。
到了零陵,遵照华国锋的指示,黄义大等人与郭治安等人见了面,研究解决道县问题的措施,然后急着赶回道县。郭治安告诉黄义大,道县农村拦关设卡尚未撤销,封锁仍然很严,双牌大坳根本过不去,走陆路危险甚大。因此决定走水路回道县。这条水路原为道县通向外界的最主要的一条通道,即沿潇水穿过紫金山,经双牌至零陵萍州而入湘江。据《道县志》载:“从州治东行沿江而下四十里,地名江村,有庳亭庙记神像。其下曰漫滩,舟行至此谓之入泷,至零陵界之泷泊(今为双牌)滩,谓之出泷。势极险恶,春夏水涨往往为舟害。宋知军州事林致祥命工沿泷凿山开道,自庳亭达之雷石,行者遇险则舍舟登陆。去州治八十里有麻滩、流滩、大家滩,皆为舟行所戒。”解放后,潇水河道多次进行治理,使水势平缓而水道畅通,舟行不再艰险。1958年前,出入道县多走水路,零道公路修筑通车后,因公路交通更为便利,走陆路的人渐多,而走水路的人渐少。此时因道县“杀人风”水路运输已经停航。黄义大一行人乘车到江村,在这里安排了一只小船,溯流而上去道县。当年阳城是沿着这条河流去道县的,寇准也是沿这条河流去道县的,当然,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其时,道县“杀人风”已基本趋于平息,但潇水河中,依然水臭风腥,沿河的汊道和河湾,仍然漂浮着成堆的尸体。大水已经开始退去,岸边的鬼柳和一些其他杂树,根须都露出水面,像瘦骨嶙峋的手,强悍得怕人,一只手拼命地伸进岸边的泥土中,仿佛垂死挣扎般把每一块粘土,甚至每一撮黑色的腐植质死死地抓住不放,另一支手则把一具又一具肿胀的尸体挽留在自己身边,让他们在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上多滞留一段时间,甚至长久地留在那里。小船犁破水面,艰难上行。黄义大坐在船头,心头无比凝重,叹息道:“像这么样杀人那还行吗?”明明是蓝天丽日,他却感到阴风惨惨,彷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这里不断地沉淀,不断地凝固,不断地板结……忽然两具腰身胀得有浴桶那么大的尸体顺流而来,船上的人一片唏嘘,船老板若无其事地用篙杆戳着尸体的肚皮,用力将它压向水下,噗,肚皮破了,一片被水浸泡成浆糊样的物质顺着篙杆滋上来,粘到船头上。这时,船尾又有人发出惊叫,原来另一具尸体挂到了船尾上。船老板探过身子,伸长篙杆,轻轻一拨就将尸体拨开了。黄义大只觉得胸口打鼓,喉头阵阵欲呕。
不停流淌的潇水波光潋滟,将夹岸的青山揉得恍恍惚惚。风来掠起鱼鳞般的微波,风去不回头,这才是真正金风啊!

黄义大回到道县后,首先作了三件事: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杀人,反对武斗,支持“革联”的革命行动。而“革联”也像“红联”对待熊炳恩那样,称他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 。
二、遵照华国锋的指示,通过找熟人、打电话、写信、当面约谈等形式,向一大批县委、县政府干部传递省革筹和47军领导的讲话内容,促使他们发表声明,反对武斗,反对杀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使得一些过去态度暧昧的干部态度明朗起来,一些曾经有过错觉的干部,也不再支持那些杀人的主张和言论了。
三、协助6950部队做通了“革联”的工作,督促他们当着6950部队领导和“红联”代表的面,将枪支弹药清理登记并封存在二中的一间教室里。
一位道县文化大革命过来人说:“我们道县文革,就跟煎饼子差不多,煎了这面煎那面,煎了那面回过头又煎这面(其实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前一段时间是‘革联’受煎,现在轮到‘红联’受煎了。”
应当说“红联”的头头对这一点非常焦虑,为了展示力量,争取在以后的斗争中,取得更多的发言权,(1967年)9月23日,“红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游行。
游行队伍通过二中门口时,黄义大发现有两个从前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干部也在其中,一个是县委副书记欧阳××,一个是县委统战部长李××,他想起华国锋接见自己时的指示:“要挽救一批干部,让他们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省里就有这个教训,有的人跑到河西那边去,成了‘高司’武工队的政委……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这两个人,黄义大一直在找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就告诉“革联”的人,赶快把这两个干部请进二中来。结果“革联”的头头采取了一个比较鲁莽的行动,派了几个人,把这两个干部从游行队伍里拉出来,拖进了二中。“红联”群众看到“革联”到游行队伍里来抓人,骚动起来,在一些“红联”头头的指挥下,冲进二中要把人抢回来。情况有些失控。个别“红联”头头乘机鼓动群众冲向封存枪支的教室,想趁机“把枪抢回来!”
但是——他们低估了刘香喜对枪支安全的警惕性。他在封存枪支弹药时多留了一个心眼,不但安排专人看守,而且枪支和弹药并没有完全分开封存,部分枪支配有子弹,以防不测。看到“红联”的人冲过来想要抢枪,“革联”负责看守枪支的人员开枪了,当场打死12人,打伤几十人,整个道县为之震动。
“9•23大武斗”在道县城乡引起巨大的混乱。
但,并没有引起杀人。从道县文革杀人时间表上可以看到,之后几天杀人为零。
“杀人风”还在进一步平息。
此时,湖南省革筹和47军支左部队态度渐趋明朗,“红联”开始分化瓦解。特别是省革筹和47军9•27联合通告发出(通告内容见第五十二章,艰难的制止)和飞机散发传单之后,“红联”基本上分崩离析。
一位道县老干部(不是黄义大)说:“杀人风平息以后,那些杀人的刽子手,特别是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如丧家之犬,惊恐万分,有的潜逃到他们的家乡和亲友那里,有的销声匿迹,根本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少数人还在负隅顽抗,比如原六区的武装部长郑有志就带着一部分人员和枪支跑到了都庞岭下的大坪铺农场。整个道县的混乱局面已经得到了完全平定,不断地向好的方向转化。”
10月底至11月初,驻道6950支左部队,发出通告,号召各单位的领导和干部一律尽快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原县委机关的一些领导和干部陆续返回县城,集中在豆子街老县委招待所内,准备集中学习一段时间,让大家谈谈对近一段时局的看法和感受,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教育和挽救绝大多数人。
一些“杀人风”被害者家属,特别是一些因参加“革联”而被杀者的家属和部分“革联”人员,在情况尚未搞清之前,认为是大屠杀的头目回来了,冲进招待所,对少数领导和干部进行鞭打和批斗。驻扎在县物资局仓库的6950部队闻讯后,迅速派出干部战士将招待所保护起来,才使事态未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仍有少数县委领导和干部遭到了毒打。

第八十一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1967年12月,47军支左部队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举办了湖南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湖南省各县、市革命委员会选配领导干部。黄义大作为道县代表参加了这期学习班,学期为两个月。
学了大约不到十天,一天晚上,省革筹副主任华国锋把他找到省卫戍司令部谈话,华说:“根据道县驻军支左办的要求,目前道县没有领导干部抓工作,希望你回去主持一段工作,你回去配合部队好好地抓一段吧。”征求黄意见如何?黄说:“省领导对我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感到回去的困难太大,很多问题自己无力解决,很难胜任省领导的要求。”华国锋说:“有什么困难就当面讲吧,能不能胜任的问题就不要讲了,省革筹已经作了研究,还有当地驻军支左部门支持你。你就讲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吧。”黄义大说:“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县里领导干部全被打倒了,职能机构也都瘫痪了,现在要做大量的恢复工作,首先就要有人去办,各方面的责任必须要各部门去承担,光靠少数几个人和支左部队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建议道县能早一点把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以便有一个领导核心,再逐步地把一批干部扶起来,让他们大胆工作……第二,道县被杀了这么多的人,将人杀了以后,就将全家的衣服、粮食全部抄光了,房子也被强占了,这些被害亲属现在均流落在四方,据反映全县被迫跑出去的不少于两万人,这些人在外无衣无食,无家可归,到处流窜,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作为道县的父母官,回去以后,必然要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冬天来了,这些人回来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实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第三,道县在短期内杀了这么多人,群众义愤很大,特别是广大受害亲属,迫切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不处理不行,处理不好也不行,我的意见是:杀四类分子的先放一放,以后再说,现在首先要把那些报复杀人、杀夫夺妻、杀父夺女、强奸杀人、谋财害命、亲自开口杀人和幕后指挥杀人的追究责任,绳之以法,情节恶劣者,必须严惩不贷!”华国锋说:“关于成立权力机构的问题,你们可以快一点,我看你们就不必搞什么筹备小组了,可以做好工作,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步合成一步走算了。关于杀人的处理问题,待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将情况搞清楚,将各种类型的底子摸清,看看要依法处理的面有多大,你们写一个意见报上来,当前除了那些继续危害人民和那些罪大恶极准备逃跑的个别人外,一般的暂不要动他,以后待制定好一个政策再统一处理。关于将那些被害者亲属找回来,并妥善予以安置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又很现实的问题,我看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尽快地将他们找回来,不要让他们在外面再流浪了。至于目前的生活困难问题,你就带点救济款回去吧,你看要多少钱?”黄义大大胆地说了一句:“先要四十万。”(当时四十万,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华国锋二话没说,就叫秘书给省民政厅负责人写了一张条子,同意如数拨款。就这样黄义大到学习班办了离校手续,于一九六八年的元月六日回到了道县。
回去以后,除安排了专人班子处理被害亲属的救济和安置工作外,黄义大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深入广大农村,了解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帮助恢复生产,作好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以便来年不饿肚子。为此将各区、社抓生产和工作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第二件事,下决心将全县人民都关注的大屠杀的盖子揭开。
这时驻军6950部队,主要精力集中在抓道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道县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黄义大被任命为道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由驻军6950部队政委孙润清兼任。革委会整个权力机构仍属军管性质,委员会下设机构的各负责人,正职由部队同志兼任,副职是地方的,而且也是由军方直接指定的。
县革委会成立后,3月下旬,黄义大与6950部队领导在县三粮库(东门县委党校)召开了有各单位领导与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以及与杀人有牵连的250余人的揭盖子学习班。6950部队参加主持和领导的有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股长吴荣华。学习班上本着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斗、不搞逼供信,实事求是的原则,让大家揭发检举,在杀人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允许平等的、充分的申辩自己的意见和揭发别人的问题,与此同时,各区、社均成立了专案小组,会上揭发出来的问题再拿到下面由各区、社的专案小组分头调查核实。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召开的消息很快传开,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用亲身的事实进行了揭发控诉,有的从边远山区赶到县城来进行血泪控诉。
据原6950部队副参谋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兆丰回忆:“杀人风平息后,我们发出通告,限令‘红联’、‘革联’将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促使两派群众大联合。1967年3月底到4月初,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我们与县革委会一起办了一个学习班对杀人事件进行调查。我们专门抽出两个连队,深入到每个生产队、每个自然村进行调查、落实、安抚工作。要求各公社、大队逐人作出登记。基本上核实了那次杀人大约有6000多人……”
这次学习班,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整整开了21天,经过上下核实,初步查明全县被杀人数在6000人左右。并根据调查结果,制出了《道县大屠杀数字统计表》,《关于道县人武部几位领导制造大屠杀的言行》、《道县大屠杀情况的调查材料》等学习班文件,上报零陵地区革委和省革委。在这次学习班上,除了大量被害者家属的揭发材料外,还有部分“红联”头头的检讨揭发材料,极个别县委领导在会上受到批判,如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安生因亲自开口指示杀人,在会上与揭发人青口公社立山坪大队支部书记唐芳明等人当面对质,并当场低头认罪。笔者在前文中披露的大量杀人案例,有十例出自这次学习班,当时被称为十大典型案例。
“揭盖子学习班”召开期间,出了一件意味深长的小插曲:学习班召开不久,县武装部靠县委会的间墙上,出现了一张醒目的匿名打油诗,这在旧社会叫做揭帖:

小小公鸡莫耍雄,
哭的日子在后头;
左手拿你砍一刀,
右手抓你进鸡笼。

看到这首打油诗,主办学习班的人都很震撼。黄义大找到6950支左部队的领导说:“这次大屠杀,杀人人数这么多,手段这样残忍,简直无法无天,像这样不经上级机关批准,随便将人抓起来就杀,比捏死个蚂蚁还容易,这还了得?如果不彻底揭露,严肃处理,不仅丑化了我们党的形象,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现在这帮人还是这么猖狂,不把大屠杀的盖子揭开,我们决不收兵,大屠杀的事实真相一天不搞清,我们这个会就一天不散。”6950部队的领导对此亦深有同感。
刘香喜作为县革委常委分管财贸工作,对这个学习班本来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自己对道县的文化大革命贡献最大,对杀人风抵制最得力,但是革委会成立只让他当了个常委,心里很有些失落感,不想再多管闲事。看到这首打油诗以后,气得老毛病犯了。他找到黄义大说:“义大书记,还等什么?……赶快整材料上报,把这帮家伙杀他几个,关他几个,撤他几个……”黄义大说:“现在首先还是查清问题,提高认识,处理人的事放到运动后期再说吧。”刘香喜说:“义大书记,你就是太心慈手软了。”黄义大说:“香喜同志,我不是心慈手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处理人的问题要慎之又慎,人头不是韭菜砍掉了还会再长。再说国锋同志也指示了,处理人的问题放在后一段由省里统一拿一个政策出来。你放心,有这些材料摆在这里,铁证如山,跑不掉的。”
黄义大为什么这么大意呢?做了初一,不做十五呢?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面有戚戚焉,呐呐道:“唉!就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我又把这个问题问过一位与黄义大十分熟悉的道县老干部。该干部说:“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也想过很久……分析起来,不外乎这么几条:一是以为材料在手,铁证如山,随时可以拿出来;没想到,真实情况我们虽然清楚,但上级领导不一定清楚。二是当时‘地富组织黑杀团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反过来杀地富……’这个谣言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把杀人事件的本质歪曲成了贫下中农的过激行动。三是当时杀人时打着保卫红色政权的旗号进行的,杀人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依靠对象,被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革命对象,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就输了一着。四是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本质和残酷性反复性缺乏认识,认为大局已定。五是对这帮杀人者的社会能量估计不足。六是黄以大本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太深……总之一句话,当时太幼稚,想死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看不穿。”

第八十二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1968年7月某日,驻道6950部队突然悄悄连夜撤走了。走得非常仓促,甚至跟他们一手筹建的革委会的其他成员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关于6950部队撤走的原因,在道县有种种说法,但没有一种有权威性。有一点可以肯定,撤走的原因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和上面的路线斗争有关。在当时,路线斗争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黄义大早晨上班,看到空空如也的办公室,惊呆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连忙与其他几位革委会主要成员商议了一下,认为47军的人走了,我们还是要坚守岗位,6950部队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继续把它做好,特别是要倾注全力把生产恢复好,农民不比城里的干部群众,端的是泥巴饭碗,田里没得收,嘴里就没得吃。
这时,道县人武部的原领导也调走了,换了一批新领导。人们注意到,原来的几个领导不是因为犯错误而撤了职,而是平调甚至是升迁了。改组后的县武装部重新接过6950部队的支左领导权,原来支持“红联”的干部和武装部原班人马,再次执掌道县的党、政、军、财大权。像人们说的那样,饼子又要翻过来煎那面了,“革联”那班人又重新受到煎熬。不少的人被列为清查对象,进行审查。
但,黄义大还是县革委的副主任。
此时,省城(长沙)里面,梁春阳出问题了,据说是“炮打三红”,企图“毁我长城”,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尚春仁的省委领导干部,统称“梁尚者流”。道江镇贴出了“打倒黄义大”的大字报,说他是“梁尚”伸向道县的“黑手”,说他赴省汇报杀人情况是与“梁尚”挂钩,进行“黑交易”。大字报称黄义大是“炮打‘三红’的黑干将”,道县阶级敌人的总后台,‘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
黄义大虽然感到强大的压力,也深知这些大字报都是有来头的,但心还是大的,稳稳地放在肚子里面。他仔细检查了自己文革开始以来的所有言行,认为没有任何大的错误,都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都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大字报上街没有几天,武装部副部长刘×、副政委樊××到黄家登门拜访,军人办事痛快,寒暄之后,直截了当就话入正题:“最近我们举办了一个区、社武装部长学习班,布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大家的情绪很高,但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前段时间,各方面都反映他们与杀人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与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大家要求你去讲讲话,表一下态,说明杀人与他们没有关系,要他们放下这个包袱大胆地工作。”黄义大说:“这个态我不能去表,根据前段揭盖子会议揭发的材料看,道县的杀人明显与其中的某些武装部长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态我怎么能去表呀?我表了也不算数啊!”
第二天中午,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刘宽又来找黄,说:“昨天刘、樊两位同志来找你商量,请你到区、社武装部长学习班上去讲讲话,听说你不肯去。我的意见你还是去讲一讲有好处,一是可以给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二是可以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以利于今后的工作,于己于公都有好处,你今后还要依靠这些人在下面工作的。道县今后的工作担子,主要还是你来挑。我们武装部介入支左也是暂时的,长远的还是要你们搞……”但黄义大仍是坚持说:“刘政委……这个态我不能去表呀,因为全县的揭盖子会议刚开不久,无数事实表明,杀人确实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有关联,而且有的人问题很严重,将来必然是属于追究的对象。我要在这个会上去说与他们没有关系,这一方面我说了不算数,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违心地去讲这些话呀……”刘政委见话不投机,没有再说什么,很不高兴地走了。
黄义大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县武装部和县委县政府部分干部的极大愤怒。杀几个“四类分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小子就要揪住不放,还想运动后期处理我们。岂能让你的阴谋得逞!你小子刮“五风”的时候,犯的错误还小呢?“三死两荒”,死了多少人,还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组织上都给你担了担子,我们杀几个“四类分子”你就死揪住不放了?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小子富裕中农出身,实际上就是一个漏网富农,跟我们贫下中农就是不一条心。这就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是个笔杆子,会整材料,我们就不会了?
于是以道县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领导办公室的名义,迅速地总结一份“关于黄义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事实”的材料上报零陵地区革命委员和湖南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材料中,总结了黄义大的四大“错误事实”:一、隐瞒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二、为社教下台干部和国民党余孽翻案;三、虚报浮夸,造成‘三死两荒’;四、在革委会内部拨弄是非,制造分裂,把斗争锋芒指向‘三红’。
这四条在当时,哪一条都不是小问题,可谓刀刀见血。看起来这班人搞这些事比黄义大这班人强多了!黄义大套路全懂,但心慈手软;刘香喜心狠手辣,但套路不足。
(1968年)10月12日,道江镇街头挂出好几幅大横幅:“经上级批准,撤销黄义大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等一切职务!”
横幅标语一上街,整个道县为之轰动。“革联”的末日到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场的批斗大会。后来这些批斗会几乎开到下面的每一个区社,当时喊出的口号是:黄义大把毒放到哪里,我们就把毒消到哪里。
据黄义大说:“这些批斗,比原来斗‘走资派’凶多了。运动初期,我也被打成过‘走资派’,开过批斗会,不过是喊喊口号,让你弯腰低头认罪,或者跪一下子,最多不过踢两脚打几拳。这以后的批斗会,上去首先就是‘五花大绑’,然后一顿拳打脚踢,打得死去活来。尤其是那个绑人,就是成心要把你的手捆断,用脚踩住你的身子勒紧绳子,捆紧了,还要拼命地往上拉……双臂痛得像断了一样,接着就麻木了,心脏好像马上就要炸开一样,打得胸口嘭嘭地响,血一下子全都冲到了头顶,太阳穴像打鼓一样的跳,两只眼睛涨得向外爆了出去,整个人像一只虾公钩成一团……他们就是成心把我斗死!”
刘香喜当然也是在劫难逃,他是和黄义大同台批斗的不二人选,所受到的待遇,比起黄义大来说没有最凶,只有更凶。
两只虾公在批斗台上第一次见面时,刘香喜说了一句:“心慈手软害死人!”
黄义大一言不发,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11月14日,天气开始转凉,黄义大已经穿上了棉衣,刚吃过早饭,就来了几个人,把他押到了道县一中后面的大体育广场。县革命委员会在此召开全县城干部、职工、城镇居民万人大会,宣布道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对黄义大等人执行拘留的决定。这天大会,声势特别浩大,戒备森严,会场四周都有持枪的武装民兵站岗。主持人点到黄义大的名字后,几个民兵将他反剪双手,压着头推到台上,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黄义大被‘五花大绑’,直接送进了看守所。
道县公安局看守所,就在县人民政府的大院里。过去黄义大当县长时,坐在办公室就能听到看守所里犯人喊操的声音,但一次都没有去过。看守所的领导曾经几次请他去检查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了,实在是不想去这个不祥之地。这一次被‘五花大绑’送了进来,老所长欧××看到他双手已经发紫,一动也不能动,一边解绳子一边说:“黄义大,这下好吧,原来我找过你几次,要你来看守所视察一下,你总说没有空,这下有空了吧,你要整天坐在这里了。反正够你坐的了!……早知道自己会坐进来,当时多批点钱,把牢房盖大点,多好。进去以后好好地看一下监规吧,千万不要违反了。”
黄义大原来以为不就是拘留嘛,坐不了多久就会出去的。听老所长这么一说,心里一惊,感到了情况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与黄义大先后被抓进牢房里的还有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他的罪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蜕化变质分子),公安局长宋××,检察长阎××、副县长刘××、刘××等人(这些主要是因为站错了队)。
刘香喜也被抓进来了,这是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郑有志也被抓起来了,贺霞也被抓起来了,贺霞的罪名是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资本家的黑管家、阶级异己分子。

公安局长宋××被揪出来,关进牢房以后,县公安局进行了改组,由下面调上来一位新局长×××。另外教育部门也从下面调上来一名青年干部钟昌斌加强领导。钟昌斌与×局长两人原来同在一个区里工作,关系一直很好。调到县里以后,因为人地生疏,家属一时没有过来,下班以后两人经常一起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喝点小酒、谈谈天。这一天,两人喝酒谈天时,钟昌斌看到办公室墙脚边堆了一大堆材料,出于好奇,捡起一份看了看,大吃一惊,原来竟有这样的事情!他叫过×局长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局长说:“这是6950部队走到的时候留下的文件,没什么用的。”钟昌斌说:“哦,哦,可不能说没有用的。这件事将来迟早要追查的,你在这个位置上,脱不了责任的。”两个人找来一个文件柜,就是那种木制的老式两门柜,把材料收拢来,装进去,然后找了几块床板,用钉子把柜门钉死,又打上一张封条。
十六年后……道县处遗工作开始,钟昌斌被任命为道县处遗工作组组长。时过境迁,千头万绪,处遗工作怎么开始呢?钟昌斌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文件柜。但是,这么久时间了,它还在么?他急急忙忙跑到县公安去找,一看,大柜原封不动,立在原处,照样子用木板钉死,封条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打开,除纸张变黄了以外,所有的资料都原封不动躺在里面,十六年来竟没有任何人动过它们……
钟昌斌以手加额道:“天意啊,天意啊……”

第八十三章  牢狱生活

砰!身后传来一声沉重的钝响,铁门关严了。黄义大抬起头看了看墙上贴的“监规制度”,白纸黑字,一共六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高声喧哗;不准带火柴硬器入监房;不准抽烟饮酒;一切服从看守人员的管制;所有情况都要向看守人员报告等等。
从这一刻起,黄义大开始了人世间的另一种生活。
尽管所有的人从来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把他送进这里来,但“监规”上写得明明白白,送你进来就是要你“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这个陈旧的看守所,共有12间监室,每间约10平方米,原为住4个犯人设计,现在大约要关三十人左右。监室里只有靠外墙三米高处有一个很小的通气铁窗,小到把所有的铁栏杆弄断,也难容一个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湿,特别是春夏之交,一发“水南风”,墙上、地上均是湿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脚都会患上关节炎。县广播站站长唐厚文是一个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邓拓”关了进来 ,在里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个不停,吵得众“牢友”无法入睡。牢房里面又潮湿又阴暗,白天黑夜都要开灯。每天“放风”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阳从云层中洒下的金光。放风的时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呼吸,抓紧时间、集中一切精力拼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经痛得走出去放风的能力都没有了,众人可怜唐厚文,每到放风时,便分头搀扶他到外面去见点阳光,吸吸新鲜空气。
犯人们睡的床,是四边用砖头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间搭上几根木料,用长木板并排钉成的一个大统铺。犯人进来从外面依次挨着睡,像摆咸鱼条子一样,床的对面有50公分宽的空间,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里面的档头放了一个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进来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后进来的只有靠里边睡,脑袋边上就是便桶。刚进来的人,不说别的,光是便桶浓烈的臭味就能让你马上晕倒过去。
因为每天只有五分钟放风时间,而且是一个号子(监室)一个号子地轮流放风,放完一个号子,关好了,再放第二号子,所以必须跑步前进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没有解完,五分钟时间一到,武装看守铃声一响,就马上必须提上裤子拼命地往回跑,稍有迟缓,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罚跪。夏天不管太阳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所有的人都特别害怕,不敢有丝毫迟延。
由于号子空气龌龊,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每天都有几个犯人“拉稀”,没有办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个窄小的空间里,那个臭气可想而知。黄义大刚进去的几天,闻到那种熏天臭气,就想呕吐,头昏脑胀,根本吃不进任何东西,送进的囚饭甚至一连几天不碰,眼睁睁地看着别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个精光。
对于每天放风上厕所,他也非常难以适应。当县长时,坐办公桌的日子长了,习惯了慢条斯理地上厕所,从从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脑力劳动的人一样,把上厕所看成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时间。为了适应这种崭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没有少吃苦头。
号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进来的犯人首先要先倒7天便桶。就是在放风时,负责把便桶里的屎尿到进厕所。黄义大住进的那间监室,共关了31个人,黄义大一进号子,就有人说:“哎呀,义大书记,黄县长,你也进来了?”经他一说,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新进的犯人的身份,因着这个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双手捆得发紫,连筷子都提不起来,于是决定法外施恩,免了他7天倒便桶的“规矩”。
这间监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斗争”遭报复抓进来的;有参与宗族械斗的头子和基层干部;有因长期外出云南、新疆等地区搞副业谋生的所谓“流窜犯”;也有个别偷摸扒窃的人;还有在外面打死人杀了人的刑事犯。这些从农村被关进来的人,最难受的是吃不饱、饿得发慌。有一些关得时间长了的人,因为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了,更是饿到了贪馋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两一斤的秤,只有二两八钱米(按规定是三两米,因为每人要抽出二钱米的饭加给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劳动的人吃),饭菜分别用两个小木桶送进来,每人一个铝制钵子,大家推选出两个分饭菜分得均匀的人来分饭菜,饭菜分好以后,统一摆在那里,喊了钓(号)再依次按顺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点油,吃的主要是萝卜、白菜,早餐就是几块酸萝卜。喝的水每个间子一天一桶子,大约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气再热,渴得难受,也只能留着这点水润润喉咙,从来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来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进的那十来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脸巾浸湿拧干,擦一下脸,余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轮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裤。所以凡进来的人,都希望早一点判刑到劳改场去,不管怎么样,劳改场总可以吃得饱一点,活动面也宽一些,宁愿判重一点,也不愿意关在看守所里,受这个阎王罪。
刘香喜也被关进了这个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黄义大只多不少,可以说整个看守所三、四百号犯人中,第一个遭罪的就是刘香喜,黄义大只能屈居第二。比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从关进这张铁门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对自己说:“进来了就别想着活着出去,出去了就要把这帮‘杀人犯’送进来!”他的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使他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打击。对于自己的牢狱生活,刘香喜写了一首刘氏七律《死牢》:

春来大地鸟无声,
铁窗惊梦桔花闻;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炉里整七年。

后来成了“告状油子”的李念德也在这前后,被送进了这个看守所,他没有和刘香喜关在一个号子,也没有和黄义大关在一个号子里,而是关在劳动号子里,这里关的都是罪行稍轻的犯人。
显而易见,李念德对于牢狱生活比黄义大、比刘香喜这些人适应多了。首先关在劳动号子这边本身就要轻松很多,而且还可以见天日,每天还可以多吃得几两米。即便是不安排劳动,关在号子里的日子,李念德也显得游刃有余。仅以放风为例,每天铃声一响,他第一个走出号子,到院子里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气,然后慢腾腾地走进厕所,解完手,系好裤子,走出来,晃晃悠悠朝监房里走,收监的铃声一响,他的一只脚正好踏进号子里,什么都不耽搁,时间一点都不浪费。他年轻,身体壮,劳动力好,做事又机灵,为人又强霸,当时牢里面也是“阶级斗争为纲”,不像后来有牢头、牢霸这些现象,若不然很可能成为一个牢头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这个号子关了也有将近30人,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都与杀人事件有些牵连,一个是“红联”副政委贺霞,一个是“革联”司令张福山。
贺霞的主要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对于一贯认为自己“根正苗红”的贺霞,这一点打击最大,试想一下,一个阶级立场最坚定,阶级斗争觉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变成了“阶级敌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贺霞就像受了宫刑一样,身体的损伤说不上很大,但在心灵上比死还难受。但即便是在号子里面,他还是很坚决地与身边的这些人划清界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监督身边这些“阶级敌人”的活动。据李念德说:“这个人最喜欢打小报告了。”而李念德也确实是一个不老实的角色,不老实的人到什么地方都不老实,李念德在号子里面经常干一点点违反“监规”的事情,大错误不犯,小动作不断。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点违反监规的小动作,被贺霞汇报了上去。结果,从号子里拖出,跪到坪子里足足晒了两个多钟头的太阳。这是李念德自进牢房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平日挨骂、挨打、挨跪、挨罚,都是别人的事,从来没有搞到他身上过。他跪在坪子里被火辣辣的太阳把脑筋晒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亲个“阶级异己分子”,比起老子还要低人两等 ,敢打老子的小报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体罚结束以后,回到号子里,李念德走到贺霞面前:“你这个畜牲养的,敢打老子的小报告!”“我没有……”贺霞刚要辩解,李念德的双手已经卡住了他的脖子,这双拿惯了锄头把子的手,铁钳一样,掐得贺霞脸也涨红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张得老大地拼命抽气……监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来:“报告武装……”
武装看守听到喊声,跑过来,把贺霞解救出来,又把李念德用铐子铐上,关了整整四十天的小号子。
张福山的罪名是“反动组织坏头头,打砸抢分子”。他入狱以后非常紧张,表现得极度惶恐不安,对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观,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李念德看在眼里,对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强力壮的优势经常帮助他,慢慢地两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准备出狱的前一个晚上,张福山趴在李念德身边悄悄地告诉他:“小李,我求你办个事,我有一本材料,关于杀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都是证据。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里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后,到盐业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说我叫你来取的。你千万要把它保管好,这个东西迟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狱之后,信守诺言从张妻处拿到了这本材料,这本材料就是“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汇总,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连忙带回去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藏了起来。后因生活漂泊动荡,又先后换了10个地方保管,直至1982年才拿出来。李念德写给邓小平的“告状信”就是根据这份材料写成。
关于黄义大的牢狱生活,笔者想用黄义大本人写的一段申诉材料说明之,非亲身经历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审查以后,对我的人生摧残,那就更残酷了,因为这个牢房是(县)武装部军管的,他们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认为他们杀“四类分子”是“革命”行动,我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又是道县的县长,跑到省里去四十七军和省革筹的领导汇报,是为“四类分子”说话,是道县“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依此上报了我与刘香喜两人的死刑(刘香喜:复退专业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原县革委会常委,坚决反对杀人,并为此而斗争),而且已经得到零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即原零陵军分区的批准同意,并盖上了大印上报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处以死刑。因为我当时是省管干部,地区还没有权处死。后来,据说是华国锋同志知道了此事,说:“这个人我知道,道县大屠杀时他到长沙来找过我,为解决道县的严重问题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么问题叫他检讨检讨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没有批,我这才从死亡线上幸存下来。
但是像我这样手中掌握了他们杀人证据,而且又准备清算他们罪恶的人,倘若不能除掉,岂不是要留下无穷的后患吗?他们岂能轻易放过我呢?因此他们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
他们摧残我的第一个手段是,严格禁闭,不准我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同我关在一起的人,他们的亲属,甚至已判死刑犯的亲属,都可以送点吃的东西进来,而我则不行。我们把我爱人孙美姣(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流放到僻远的小甲公社,几个小孩也不准在县城念书。把我的家庭搞得支离破碎。当时是低工资制,我每月工资90元,在县一级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爱人工资每月40多元,由于物价低,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钱,养活四个小孩,只要节俭一点,一般还可以过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后,他们把我的工资也停发了,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还要扣出9元钱交坐牢的伙食费,剩给家里的只有21元,爱人以及帮我带着四个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个月只有60多元钱,生活非常困难。几个孩子每天向妈妈闹着说:“吃不饱,饿得作难!”我爱人只能是含着眼泪,无法解释。大姨这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见着这个情况就带着我的大孩子(年仅12岁)每天去挖土方卖,小女孩子年仅10岁,就去检一点铁矿砂卖……弄几个钱维持生计……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爱人听说我在牢房里身体很不好,千方百计省下一点钱来,在乡下买了一些药,并买了一点猪肉,煮好后送到看守所。当时不准她请假,她顶着风浪,硬着头皮送回来。没有钱买车票,只能一个人走几十里山路,徒步赶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长欧春林同志,将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对老所长说:“老黄已关了这么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种疾病,听说他近来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这里给他送了点吃的东西和一点药来,你行行好,给我转交一下吧!”老所长说:“老孙啊,不行啊!武装部对他看管得很严,每天都死死盯着他,军管小组也经常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他出来搞劳动,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坚决不准接受他亲属送来的东西。我怎能给他送进去呢?万一被武装看守人员知道了,他会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们说黄义大是反革命……现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后怎么样吧。”我爱人没办法好想只有含着眼泪,拿起那些东西,痛苦地回去……
开始进牢房半年多,我不怎么觉得饿,甚至吃不下东西,半年以后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饥饿成了一个让人难受的恶魔。我感到胃在痉挛、在萎缩,但有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伸到喉咙口,想要向里面抓东西。再脏再臭的东西,吃到嘴里都又香又甜。在这种近乎贪婪的食欲面前,人的尊严几乎都丧失完了。牢里一年到头只有春节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点像螺丝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点点粉丝,汤里可以见到一点油星子;平时的菜里是尝不到油味的。
1969年的春节,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后的第二个春节。我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春节怎么过?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可求的,因为这里天天饿得慌,就想过年这一天非要吃一顿饱饭不可。于是,在春节前七天,我就开始作准备,每天从我分得的老秤2两八钱饭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饭,储存在口杯里(冬天不会馊),准备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饱饭!我想在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这个创造和发明。谁知过年的头一天,又开始“清笼”了。“清笼”就是清理监房。这一天乌云密布,北风刺骨,整个看守所戒备森严;武装看守、军管小组的人员全部出动,一个一个监房清理,清到哪个监房,监房里的所有被关押人员带着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监房门口的坪子上,一个个地进行搜身检查,裤子上有皮带的一律脱了丢了。到检查我的时候,武装部的科长、军管小组成员,还有看守所的武装人员全部围拢过来,特别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脱下,被子抖了又抖,一个个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这时他们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饭,武装部的一名科长高声叫道:“黄义大,你这饭是怎么来的?”我说:“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舍不得倒掉留下来的。”他们把眼睛鼓鼓地看着我没说什么。可另一个军管小组的人走上来说:“他妈的,简直扯淡,牢里还有饭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么鬼!”一脚将口杯踢起,滚出好几步远。我处心积累的过年饭,被他们踢得撒了一地。多么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这时欧所长过来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捡起杯子进去吧 !”待我进去以后,他“咣”的一声将门锁上了,我才没有吃更大的亏。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点钟,各个监房的门锁均在响动,送饭的人来了,大家分完了饭菜,都在不声不息地各自吃着。这时外面的爆竹声响彻云霄,我家离看守所也就是200米远,我将饭菜放在床头,心里想着: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欢放鞭炮的,他们今年还会放鞭炮吗?我爱人带他们回家过年来了吗?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大年三十讲的是过年团圆,可他们的爸爸却不能同他们坐在一起过年,他们能吃得下吗?我爱人这时会不会哭?我希望她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哭,无论如何要带着孩子们好好地过一个年,告诉他们爸爸是无辜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的……一旁的牢友,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有的过来劝我,给我端起饭说:“老黄,吃吧,等一会饭菜都凉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从小在家,爸爸妈妈每次过年都要说,这一天是新年的开头,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全年的吉凶祸福,小孩子不得乱说话,要讲也得讲那些吉利得福的话。可以说,人们对大年初一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来,从监房的小窗户往外一看,白皑皑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兴奋,随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恰好看守“武装”就在外面,被他听见了,大喊一声:“黄义大!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诗词。”他说:“什么诗词不诗词的,你就是故意捣乱!出来!”把监房门打开,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说:“我又没有违反监规,跪什么?”他更凶恶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绳子来捆死你!”这些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监房门口监听,等着要找我的麻烦,我真怕在这个“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们死死地勒一绳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个多钟头。其它监房的人看到这个情况,都在悄悄地说:“黄义大一大早就被弄出来拜年了,我们可千万小心点。”
我们对我狠下毒手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我进行死捆狠勒,这对我的身体摧残是最严重的。我自1968年10月被抓入牢房后,以批斗为名,对我进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大体盘算了一下,批斗会开了一百多场,一般是我和刘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们两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早有六、七个拿着绳子的人等在那里,我们一进去,就叫我两跪在地上,然后他们就用新棕绳将我们的双手反捆到背后,又在我们的身后放一张木凳椅,他们一只脚站在木凳椅上,一只脚踩在我们肩背上,双手用力拼命地勒,拼命地往上提,勒得绳子“咯咯”发响,有时新棕索经不起力勒断了,又重新换一根接着勒,捆得我们双手乌紫,血在手指头上变成乌黑,心脏“咚咚”地跳到嘴里,最后不知疼痛昏厥过去才放手。就这样先在看守所内死死地勒捆以后,再“五花大绑”拉去批斗会场。到了台上,又是一阵凶狠的捆勒,加以手脚上的“动作”,整得死去活来。上午从看守所拉出去,折腾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样了。双臂红肿紫胀,浑身疼痛难耐,脸也肿了,嘴唇却干渴得裂开了口子,眼皮像铅一样沉重,麻辣火烧,像有人拿着烧红的煤球烤着我的眼睛。走进监房,同监的牢友都围到我身边,问今天怎么样?我只有摇摇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把分给我的那一份已经凉了的饭菜端来给我,我尝了尝,哪里吃得下啊!有时吃几口,吞咽的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难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这么被折磨得饥不能食、寝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门一响,照例又来了几个手持绳索的暴徒,一边吼叫着我的名字,一边架着我出去,拉到斗争会场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来一次……如此循环反复地拉到各乡、镇、场和一些重点村去进行批斗,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严重的内创,把我这样一个过去身体很棒的人,摧残得左手残废不能提重东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现在一到冬春之际,浑身的骨骼均痛得难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别是1969年春,在道县一中大礼堂,有武装部的刘××副部长和周××科长以及县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开的以乡、镇、场、厂的武装部长为骨干、全县每个村民兵营长参加的一次所谓的“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个废人。这一天,整个看守所的早饭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送来,监房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有的人预测,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开枪毙人的宣判大会啦!大家均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等待着,突然七号监房的门响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难道今天是我要大难临头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着九号监房的门也响了,把刘香喜同志也喊了出来。仍是像往常一样,先把我们两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间小房子里,照例又是他们站在板凳上,将我们两人死死地捆勒一阵以后,给我们训话说:“今天你们两个在会上要老实一点,否则要你们的命!”上午八点钟,我们两人被拉进了大会场,在一阵呐喊声中,把我们架到了台上。根本还没有人发言批判,就上来一群人就对我们紧勒死捆,把我们捆得脸青手紫。这时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们的衣服脱光了再捆。从会场的气氛和指挥这场斗争会的主持人的情况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态特别严重,是一场生与死的博斗。当时我想,我死不足惜,没有什么可怕的,但那数以千计含冤被杀的无辜生命,没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挥杀人的犯罪分子还没能清算,我不能这样不清不白地被他们整死!我一定要爱惜自己生命,保卫自己的生命,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时有十多个人围着我,按头扯头发,用脚踢要害部位,剥我的衣服……这天外面阴雨绵绵,室内很寒冷,他们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脱了,毛衣扯烂了,扯着衣领“哗哗”地往下拉。我口喊着“暴徒!暴徒!”双手紧紧箍住衣服,护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滚动。他们则拼命得拳打脚踢剥衣服……他们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只觉得天黑了,一个巨大的声浪在我身边滚来滚去,当时我好像只有一个意识还存在着:我还没死,我还没死,我还没死,没死……这时候台下有的人站起来高喊:“不能这么搞!黄义大犯了什么罪?你们干脆拉出去枪毙他算了……”台上的人则高呼:“打倒保黄派!保黄有罪!罪该万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主持会议的那几个人,原来装着什么都没看见,现在看到这种混乱局面,对着麦克风大声喊道:“大家不要乱动,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是整个会场大乱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斗争会显然无法开下去了,他们只好宣布散会,把我和刘香喜押出会场送回看守所。途中经过我家门口时,我看到我爱人流着泪站在那里。她见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烂,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气愤地跑到县武装部,找到了新调来的政委兼革委会主任陈凤国同志质问:“黄义大究竟犯了什么罪?是不是构成了死罪?即使构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决才能执行!怎么能这样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斗会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脱,刚才拉起从街上经过,镇上的人哪个不议论纷纷,根本看不下去,今后就是要劳动改造也要有一双好手嘛!”陈政委听后说:“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拉我们出去批斗。
他们摧残我的第三个手法是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
关在看守所,比在劳改场更受罪。每天吃不饱,见不到阳光,空气污浊,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准下地走动,不准与人交谈,有一段时间就连在监房内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声:“报告武装,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则也要拉出去罚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内,睡的地方只有2尺1寸宽?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1市斤。
我从1968年11月14日入牢起,到1972年4月1日止,四十个月的牢狱生活,等于下了一次长时间的地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问话和提审;也没有要我写什么交待材料。我曾两次向道县军管小组写信,质问他们: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经任何手续,也没有逮捕证和拘留证,我本人从未在任何一个证件上签过名,画过押,就将我关押这么久?我要求你们当面审讯我,最好是公开得审讯我,有罪就判刑,无罪就释放。
1972年4月,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这一伙杀人的指挥者,感到再也无法一手遮天了,才与1972年4月1日,将我从看守所放了出来,押送到距县城30多公里的一个叫做洞尾煤矿软禁起来。此后我开始过着比看守所稍好一点的软禁生活。军管小组专门派了两个人跟着我,并给我划定了活动范围,规定“四不准”:不准接见外人;不准接见家属;不准寄信、打电话等任何形式与外联络;除劳动和吃饭,不准离开反省室。
王安生这时已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军管小组组长,他亲口指示看守我的两个人和洞尾煤矿矿长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矿长见我身体已极度虚弱,又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用说下矿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矿井底下就会摔死。他跑到县城,找到武装部政委兼县革委主任陈凤国同志说:“根据黄义大目前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能让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马上就会出事故。”陈政委答复说:“那就安排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给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强了。”以后才改为养猪和种菜。
在洞尾煤矿的软禁生活,整整过了一年,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问题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复自由,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后记
要写的东西还很多。
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但是,真正完成这篇历史纪实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全民族的努力。笔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一架照相机和一支录音笔而已。
切勿以为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只是一个遥远的血的神话;切勿以为大屠杀的阴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不再回来;记得某人说过:“世界上哪怕最荒唐的一个理论,在中国走上一圈,都能找到上千万的信徒。”虽有危言耸听之嫌,但也确实惊心动魄。
我在这篇纪实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们反思道县文革大屠杀,更多地是为了生者,为了子孙后代和民族的未来。我们老了,无所谓,而我们的子孙还要繁衍生存,我们的民族还要发展壮大。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还会层出不穷,我们虽然无能预知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但应当知道哪些办法绝对不能使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重蹈覆辙、重复灾难的例证实在太多了!哪一次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哪一次深受其害的不是下层人民?
从某种意思上说,道县大屠杀也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遗产。关键在我们怎么对待它!拒绝承认和反思历史的社会,是无法建设起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感的,自然也难以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一个民族在被迫面对其历史上“最黑暗篇章”的时候,最能检验这个民族真正的力量。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所谓“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须知那背后全部都是人命和鲜血!真的一点都不可笑。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三十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这篇历史纪实中记录的杀人理由讲给他们听,甚至可能被斥为“造谣”,笔者就亲身碰到过这种事情。须知这些理由在当年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经绰绰有余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送卫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认真地治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痛,认真地检视一下残杀的真正原因,又一窝蜂地挤上了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一干二净。三十年前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得足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创伤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道县大屠杀期间,县委某些领导人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补课。”窃以为,中华民族历史是悠久的,但缺乏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人权匍匐在金钱下,金钱匍匐在权力下,(所谓穷不和富斗,富和官斗。)再不补课为时恐晚。
我在本纪实初稿时,曾写过一个类似后记的东西,此次补充修改时原拟删掉,因为那不过是笔者就事论事的一点肤浅的思考罢了,其中充溢了过多的激愤和不平,这不应当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应持的态度。但一位看过初稿同时也看过本稿的朋友说:“道县大屠杀的杀人事件是历史,你们对这场大屠杀的采访也进入了这个历史之中,甚至成了这个历史的一部分,既然是历史,就应当尊重历史的原貌。”思之,以为然。故将这部分依然保留下来:

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伤口在艰难而缓慢地愈合着。此次处遗工作历时两年,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在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整个处遗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开展宣传教育,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法制教育,让党的处遗政策与群众见面。第二步,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此项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时,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401个专案,进行重点审查。第三步,安置被害者遗属,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遗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补偿金;第四步,对杀人责任人进行处理(全部都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一、对近二千名杀人事件策划者和杀人凶手做了开除党籍、免登、撤销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道县一千多名);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对那些谋财害命、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特别恶劣的,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成批组织杀人者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被折磨,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他们自己的人格遭到最彻底地践踏,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1967年8、9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和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口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也是无法自园其说的;不公开的,象征性的处理是很难以拨乱反正的。那些杀人事件的策划者、制造者和实施者,至今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认罪、忏悔,更说不到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无辜惨死者的坟头添一坯黄土。(绝大多数的被害者至今尸骨未收。)
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屠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当政者也有责任对这场屠杀向社会向人民解释清楚,因为他们对民族负有更大地责任。
在这场打着西方马列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字眼就像上帝一样神圣,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赋予了“领导一切”的权力,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性的权利和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与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 ,一无所有。毫无地位,毫无希望,任人摆布,劳累困苦,每况愈下……唯一可以做的即是充当专制制度的利刃,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可怜的同胞,来满足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一位道县被害者遗属说得好:“可怜啊,他们就是一些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奴隶,管着我们这些连一条裤子都没有得穿的奴隶。”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则是建立在国民的奴性人格之上。这种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生长于专制制度的土壤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亦为专制者所利用。
应当承认,杀人事件的责任人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他们与被杀者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仇恨,然而是谁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谁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是谁灌输给他们那么多“你死我活”的理论?
这些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其实,我们一脚踏上这块血染的土地,便感到自己像贫血一样苍白无力。我们是在试图做一件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除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别无选择。这是一块见不得人的伤疤,是某些人的一块心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耻辱!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黑洞,把靠近它的一切统统地吸进,不论鲜血,不论热泪,甚至不论阳光。不怕你有多么勇敢,也不在于你是多么懦弱,靠近了,就吸进去,吸进去就永远永远出不来……
哪一天才能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无辜惨遭屠杀的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一天,还需要我们等待多长的时间?

我在这段后记中,引用艾青的两句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而且我也确确实实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本历史纪实1986年11月完成初稿。
1989年完成二稿。
二稿完成之后,被长期束之高阁,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本人应当反省的问题。人在很多时候,其实很无奈,其实很可怜。但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关注和补充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与我血肉相连了。上天用它莫测高深之手把我安排成了一个窥视全过程的目击证人。同样,不是我选择地它,而是它选择地我。
公元2007年8月,道县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在众多朋友的帮助、支持和关心之下,我终于补充、核对、完善了本历史纪实,是为第三稿。
然而还有些话想说。
二稿完成后的这些年来,我思考的东西转向民族性、民族魂和民族复兴这些方面,不再囿于杀人事件的是非罪过、因果报应,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能够从覆盖我的血瘀中,钻出来,喘一口气。
有朋友笑话我“居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多是政治动物;北京市贫民窟里的老头、老太太,就着大白菜喝着大碴子粥,谈论的都是政治局开会研究的问题,我辈又何能免俗呢?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有重大性格缺憾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亦有自己的性格缺憾,但相对而言,我们民族的缺憾要更致命一些。对于这些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酱缸文化培育出来的民族劣根性,已述颇多,如一盘散沙、奴性、爱说假话,窝里斗,窝里横等等,窃以为归根结蒂一句话,重利轻义,缺乏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勇气。这使得我们的民族经常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且很难以纠正。我们反复在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然而,我们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在历史中什么也没学到。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充满了假历史,假事件,假典型,假榜样,只有把这些东西通通送进历史的垃圾箱,我们的民族还有真正的未来。
我们的民族魂多被解释为一往无前、百折不回、坚忍不拔、多难兴邦的伟大精神。这无疑是对的。问题是这种精神不能悬在半空中,它需要也必须有薪火相传的载体,这种载体只能也必须是一大批“铁肩担道义”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则是一批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深邃而伟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批御用的理论家。上个世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逝世时,在送葬的队伍里,有人打出了“民族魂”的祭幡,祭奠的既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同时也是他这个人。一个民族,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无论人口多么众多,甚至无论经济多么发达,如果缺少伟大的思想家,都是比较渺小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畏惧思想甚于世上万物——甚至死亡。思想具有颠覆性、革命性和破坏性,令人畏惧;思想对特权、陈规陋习毫不留情;……思想探视苦难之深渊,无所畏惧……思想是伟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光芒,人类的首要荣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的思想史。倘若人来从来不会思想,我们至今还会在茹毛饮血的状态下,依靠杀戮和死亡的淘汰而挣扎于残酷的进化之中。一个民族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疑是自取灭亡;然而如果着力于把读书人都培养成鹦鹉学舌的应声虫,那就是在阉割自己的灵魂。
世有千年粮,人无百岁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就像养猪一样,饲料搭配不当,囚坏了胚子,思想能力遭到重大削弱,但,思想的精神不能放弃,不论怎么说,都要把思想的火炬举起来,交到下一代的手里。我相信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因为时代在呼唤,家国在呼唤,民族在呼唤。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向现代化猛进,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世所瞩目。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口号被作为一种笑话在谈论。然而今天看来,这个口号好像并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空话。但民族复兴的最终目标并非是纯粹为了追求物质的富有,而是要让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个人尊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伟大的复兴必须包括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精神文化,二是经济社会。仅有经济的发展,而无精神文化的复兴,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民族,而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我们碰到一个富有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会很尊敬他;我们碰到一个有权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会很尊敬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一旦丧失了财富和权力,会堕落成什么样子。然而我们碰到一个一身正气、品德高尚的人,可以不羡慕他,但绝对不会不尊敬他,甚至仰视他。一个独脚巨人能够承受起越来越庞大体重的压力吗?能够承受起历史巨浪的不断冲击吗?企图用牺牲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大发展,掩盖制度的困境,最终只能缘木求鱼。
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重铸伟大的民族魂。有了真正的民族魂才能保证经历风雨,愈挫愈勇,多难兴邦!
停下笔来,我不像当年二稿完成时那样激愤和心旌动摇,反而感到平静和如释重负。当年“告状油子”李念德在蚣坝桥上,与徐老师一席长谈,顿悟到道县大屠杀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个人冤屈的伸张必须要靠整个历史事件的平反。而我也早已在对道县大屠杀的几次补充采访中悟到,道县大屠杀其根深植于民族的劣根性中,若要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审判和全民族的痛切反思,须待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历史的顿悟。
留下这些文字,为的是后人不会受到历史的欺骗。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类生活更具欺骗性,更变幻莫测。
窗外此时夜已渐深,宁静、美好,灯火璀璨,赋诗一首以抒胸臆。

当所有的苦难和渴望
如流星雨飞逝
当无数的血与泪
凝固成赤地千里的戈壁
我的心中只剩下了爱
我爱婴儿响亮的哭啼
和母亲甘甜的乳汁
我爱同桌的女同学
和美丽的女教师
我爱朋友们一起的欢聚
和欢聚后微醺的醉意
我爱孩子天真的笑容
和老人们爱打的麻将
我爱清晨新鲜的空气
和星汉灿烂的夜幕
我爱这块叫做中国的土地
和这土地上所有的姐妹兄弟

今夜我又回归于婴儿
依偎在母亲的怀抱
不要说话  竖起耳朵聆听
那激情的歌如曾经的青春在唱
不要声张  把心底的秘密
向亲爱的妈妈倾诉
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敢忘记
的妈妈呀
天高地厚无以为报
只能像低头认罪那样
把头低下  再低下
感谢你遗传给我的忠贞良知和爱
尽管我是一个没有军装的战士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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