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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二十世纪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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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4 10:33: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二十世纪俄国史》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张捷  

《中华魂》2011年第9期(上)  

来信:  

   张捷 老师:  

  您好!我在《中华魂》的“忘年交书简”栏目上读到您的《如何认识百年来俄罗斯走过的历史道路?》、《谈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谈谈苏联文学的主流》等文章,深受教育和启发。最近,我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上读到李玉贞的一篇奇文,题目叫《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感到大惑不解。它同我原来了解的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完全不同,原来肯定的被彻彻底底否定了,原来否定的被堂而皇之肯定了。我对这篇文章很不以为然,但又一时拿不出必要的材料和根据,无奈之下,只好向您请教,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来信谈谈这个问题。多所叨扰,尚乞见谅。  

  专此致以  

  崇高的敬礼!  

  吴平羽敬上  

复信:  

  亲爱的吴平羽同志:  

  《中华魂》杂志社把你的来信和《炎黄春秋》上那篇文章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我认真地读过了。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关于这部书的策划编写过程  

  由祖博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以下简称《俄国史》)是2009年下半年出版的。此书分为两卷,篇幅很大,将近2000页。当年11月举行了首发式,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可以说,这不是一般历史学家个人的研究著作,而是由总策划兼主编祖博夫组织一大批人制作出来的。  

  先说说祖博夫其人。此人长期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工作,同时担任俄罗斯东正教学院教授以及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该院宗教与国际关系中心主任。宗教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出过这方面的专著。除学术活动外,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于2003年参加了俄罗斯团结者人民劳动联盟,从2006年到2008年担任该联盟执行局主席。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国内战争后流亡到国外的白卫分子和一些反共的知识分子成立的一个名叫“俄罗斯民族青年联盟”的团体,后来它虽然数易其名,但是反共的本质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有的人曾与德国法西斯勾结,并与叛国投敌的伪军首领弗拉索夫合作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冷战”时期则受西方的收买,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到“改革”后期,他们开始回到国内进行活动。苏联解体后这个组织在国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它数次提出候选人参加中央和地方议会的选举,但均告失败。祖博夫作为这个组织的头头,政治上自然是坚决反共和否定俄罗斯的革命运动的,是同情和支持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和在国内战争中遭到失败的白卫军的。他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所进行的活动,使他与国内外包括白卫分子的后裔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反共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这对他组建他的编写班子起了一定的作用。  

  参加这部书编写的人相当多,总共有43人。看一看人员的组成很有意思。有专门搞历史专业的人,其中包括以曾任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拉夫罗夫为首的几位学者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师;有从事哲学、艺术、法律、地理等学科研究的人以及宗教界人士和研究神学的学者,甚至有个别行政官员、在读研究生和准备考研究生的年轻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写人员名单中外国人和定居外国者占相当大的比例。总之,这是由一批不同国籍(包括十个国家)、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祖博夫在谈到编写人员时说,他选择人有两个原则,一是入选的应该是专家,二是观点应该接近。从以上介绍来看,他并没有完全遵循第一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倒是坚持了,入选者基本上都是反共的。用参与编写的学者和东正教大司祭米特罗法诺夫的话来说,所有编写者一致认为“共产主义对俄罗斯和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我们知道,俄罗斯有不少坚持正确观点的正直的历史学家,这些人无一入选。由此可见,祖博夫拼凑起来的是一支庞杂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反共杂牌军,很难设想这些人能编写出具有正确观点、反映历史真实和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祖博夫在本书的首发式上说,它的主题思想是在索尔仁尼琴的直接参加下确定的。他说,他们选择的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不是国家,不是经济发展,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不是国家的现代化,而是人,因此“作为对俄罗斯二十世纪历史的所有评价的基础的,是人、人的尊严、自由、幸福、极大限度地发挥潜力的可能性。”他拉索尔仁尼琴参加是很可能的,因为把这样一位人物拉过来可以壮大声势,扩大影响。可是索尔仁尼琴虽然坚决反共,却属于持不同政见者之中的俄罗斯派,具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不一定能够与祖博夫之类的个人价值至上论者密切合作。根据一位了解情况的人透露,索尔仁尼琴曾应邀参加过一段这部书的主题思想的讨论。后来也许由于他年迈多病( 2008年8月3日 去世),加之发现思想观点不完全一致,就退出了。  

  《李文》还谈到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还说“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曾邀请祖博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定了写作计划等等,则属于潘佐夫的编造,不符合事实。  

  普京照某些人的说法,是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诚然,他对苏维埃时代也持批判态度,不过在强调个人应具有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同时,提出要尊重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传统的价值观,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对国家作用的重视和社会团结精神。这就使得他对俄罗斯最近百年的历史有其独特的看法。2003年他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会见历史学家时说:“当年历史学家们使劲揭露反面现象,因为任务是破坏原有的制度。现在不同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项创造的任务。同时需要清除掉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全部渣滓和泡沫”。他还说,在历史教科书里“应该叙述历史事实,它们应当用来培养为自己的历史、为自己的国家自豪的感情”。①2004年7月,受尽批判和辱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了新版本,被推荐为高等院校历史教学参考书。这样做至少要得到当局的默许,否则是不可能的。2007年6月,普京在会见出席全俄社会科学教师会议的代表时发表讲话,专门谈到了历史教科书,对它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说,某些教科书的说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甚至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侮辱性的”,说自己在这些教科书里“亲眼见过这样的说法”。他指出,问题在于“没有统一的标准,社会上和教师头脑里都乱糟糟的”。他还指出,问题在于许多教材是那些接受外国人资助的人写的,出钱的人要他们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写。②普京的态度很明确,而且问题提得很尖锐。他宣布新学年开始时教师将会得到新的教学参考书。  

  就在这个时候,举行了菲利波夫主编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首发式。出席首发式的有教育部长富尔先科和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主权民主”论的主要宣扬者苏尔科夫,这给这本书增添了官方色彩。这本书对苏联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予了肯定,把斯大林称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以上所说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普京就其思想观点来说,不可能提出让祖博夫那样的人写一部历史书的“倡议”。现在我们只知道公开出面筹划编写出版《俄国史》一书的人是曾担任过那个原侨民组织领导人的祖博夫。此书的篇幅很大,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要在短时间内编写和出版,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需要可观的资金。因此不能排除有在幕后支持的人,包括国外某些对此感兴趣的势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最后终将会大白。  

关于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上面提到过,祖博夫在本书首发式上说,他们写历史时衡量事物的标准是人,是人的自由等等。他在序言中也写道,他们共同的信念在于:“最高的价值不是土地,不是国家,而是人,是活生生的个人。”③这是早已过时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观点,从这观点出发,不可能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人分为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的人有其不同的利益、思想、愿望和要求。宣扬抽象的人性、人的要求和人的自由,其实也是虚伪的,往往把某一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说成所有人的共同的利益和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和衡量历史事实和现象,常常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偏见,根本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实和科学地说明历史现象,必然会导致粗暴地歪曲和篡改历史。  

  祖博夫在他的序言里特别提出,俄罗斯在国内战争后一分为二,“在许多方面最优秀的、最重要的、有文化的、有思想的部分出了国或被赶出了国”,于是俄罗斯分为“国外的俄罗斯”和“国内的俄罗斯”。④显然,编写者是支持和同情“国外的俄罗斯”的。书中写“国外的俄罗斯”的部分占有一定篇幅,而且编写者在写他们“精神上的前辈”的活动时,用的主要是肯定和赞扬的语气。  

  祖博夫在序言里还说,由于“我们要写的是人的历史,不是各种过程和势力的历史”,因此书中充分利用目击者的回忆、各种个人的传记材料、一些个别人的名字以及重要的文件的片断。⑤我们知道,要写好一部历史,收集、研究和利用翔实可靠的史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现在许多档案材料都已解密和公布,这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本书的编写者们仍然借口档案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数字有很大水分等等,不加以充分利用,而喜欢和利用各种符合他们需要的材料,这样就有可能把大量个别人提供而没有代表性的东西作为依据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甚至利用一些伪造的材料,这不能不使他们的书缺乏科学性和认识价值。  

  我在开头曾提到过,《俄国史》一书篇幅很大。它从1894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一直写到2007年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本来,按照编写者自己定的标准,照理应该对镇压和平示威者(在流血的星期日打死200余人,打伤800余人)、屠杀革命群众(送上绞架被“斯托雷平领带”勒死的就达2800余人,而书中居然把被害者称为“恐怖分子”)以及参加祸国殃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进行谴责,可是书中没有这样做,只把他写成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物,责备他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宣布退位,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等等。而在写到他和他的家人在革命后被杀时,编写者们简直义愤填膺,引用叶利钦的话将这件事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等等。⑥编写者们不惜篇幅以同情的笔调详细叙述他们被害的过程以及幸存者此后的遭遇。这充分说明这些人站在什么立场上。  

  《俄国史》的第二、三、四部是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它从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立临时政府一直写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许多年来,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苏联和俄罗斯国内外的反共势力一直对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肃反运动、文化建设、卫国战争、战后的经济恢复等)加以揭露、批判和否定,他们在这样做时,常常歪曲事实真相,肆意夸大缺点和错误,甚至进行无中生有的捏造。诸如此类的著作可谓多如牛毛。看来本书的编写者们花了一番工夫,这可从他们“广征博引”和列举大量参考书目(其中包括许多外国人的著作)中看出来。他们把流传的种种奇谈怪论收集起来,挑选其中的一些写进书里,因此使得书的内容显得并不那么新鲜。《李文》摘录的大致就是这一类东西。  

  为了诬蔑苏维埃政权是残暴的极权主义政权,他们像各种同类书刊一直所做的那样,把揭露国内的镇压作为突破口和重点。书中讲了镇压和惩罚机关的设立以及它们的残暴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叙述了历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后的“红色恐怖”、三十年代的“大恐怖”和战后的镇压运动。关于1917—1954年受害者的人数,最近一二十年来有关部门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已经确定,但本书的编写者们对此不感兴趣,只笼统地说了个数字,强调说:“任何统计都不能表达无数的被害者的痛苦和悲剧”。⑦  

  书中把农业集体化称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而加以全盘否定。同时把集体化运动中富裕农民的反抗和其他阶层的抗议行动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并把当时出现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事件与之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把集体化描绘成了一场灾难。  

  这里要专门讲一讲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说法和提法。我们知道,希特勒上台后,加紧做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斯大林预见到战争不可避免,但因未做好迎战准备,曾在 1939年8月23日 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力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但是编写者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个据说是斯大林在签约前四天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并在书中大段引用其中的话来说明斯大林需要战争,说斯大林认为让德国与英法先打起来然后再参战,这对自己有利,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党的专政等等。⑧上面说过,编写者总是把各种不合他们要求的文献资料撇在一边。既然是引用斯大林的讲话,就应该查一查斯大林的著作,因为到目前为止斯大林的著作已基本上全部出齐。可是他们从一本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里找来了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资料加以渲染。人们对书中的这种做法纷纷提出质问,指出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的记载, 1939年8月19日 这一天根本没有召开过政治局会议,自然也就没有斯大林的讲话了。后来查明,这是在西方流传的当年法国的一家通讯社的报道。祖博夫不得不对此事作解释,可是事件并未平息。他又委托潘佐夫再次说明此事。潘佐夫强调还没有文件能够证明书中引用的那家通讯社的报道里的话是百分之百的捏造,不管它是真是假,引用的话“完全确切地反映了当时斯大林的观点”。这纯粹是狡辩,不像一个严肃的学者说的话。  

  1941年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起进攻后,苏联人民在联共(布)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奋起抗击侵略者,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俄罗斯人曾把1812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战争称为卫国战争;苏联人民认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意义更为重大,故将其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至今每年的 5月9日 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而本书的编写者却把这场战争称为“苏联—纳粹战争”,完全抹杀苏联人民反对德国侵略的斗争的正义性;同时也如同一位俄罗斯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使用这个“中性的术语”,是为了替那些在战争中投靠德国的人(例如上面提到过的伪军首领弗拉索夫等)开脱罪责,给他们洗刷背叛祖国的罪名。  

  在谈到战后年代时,书中说,“冷战”是由苏军解放东欧各国后并向中东和中欧扩张而引起的。书中还说,斯大林在战后大力发展火箭、原子武器和建立远洋舰队,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等等,为了突出这一点,这一整章的题目就叫做《俄罗斯与斯大林为没有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第五部的题目是《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衰落时期的俄罗斯》,从赫鲁晓夫上台写起一直写到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和苏联最后解体。第六部则写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和普京当政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认为俄罗斯正在走向复兴。  

  上面提到过,本书编写者认为俄罗斯在革命后发生了分裂,而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甚至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俄罗斯。从思想感情来说,他们是站在后一个俄罗斯一边的。祖博夫接受自由电台采访时赞扬国外的俄罗斯人,说他们“为我们祖国和为我们社会做了伟大的事”。因此他们在书中很重视这一个俄罗斯,给了相当大的篇幅。在写到国内战争时,讲了白卫运动的“群众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给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等白军首领辟了专门的章节讲他们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同时不惜笔墨写全国各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在这之后,则对各个时期侨居国外的人的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讲了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纲领,叙述了各种反苏侨民组织的成立以及开展的社会政治活动,肯定他们所做的事和发挥的作用。此外,大概由于祖博夫本人从事宗教研究和他与宗教人士有广泛联系,书中用一定的篇幅写各个时期各种宗教及其教会的活动,揭露和批判苏维埃政权在不同时期对宗教活动的查禁和限制以及对宗教界人士的迫害。这大概也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一。  

  祖博夫在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第六部末尾题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摆脱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一节。这一节把两种道路做了比较,说前者恢复了与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前的国家的法律上的继承性,认为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建立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非法的,而俄罗斯还认为自己是苏联的继承者,至今未与其一刀两断。这就是说,他们认为应把罗曼诺夫王朝视为正统,把发生的革命看作犯上作乱,认定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非法的,应该否定它所做的一切。  

  这部书一开头这样说道:“二十世纪我国发生了一场灾难。从1917年到1954年俄罗斯人自己屠杀了本国的几千万优秀的公民。另有几百万人被赶出了国家。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饥饿、贫困和镇压,使得许多人只好不建立家庭,不生孩子。1939年俄罗斯又被拖进了可怕的世界大战之中,使我们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的代价。二十世纪根据我们计算,国家丧失了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文化财富和无数的自然资源,最后到1991年分解成各个部分。如今的俄罗斯联邦就人口和适于居住的土地面积来说,只有二十世纪初那个俄罗斯的一半多一点。二十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是最富悲剧性的世纪。”接下来详细地叙述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把俄罗斯共产党人说成是制造这一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是对历史的明目张胆的篡改!众所周知,从1917年到1954年这30余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尽管出现过错误,有的错误还相当严重,但是社会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国内战争结束后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接着实行五年计划。三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苏联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为迎接卫国战争做好了准备。而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俄罗斯人民建立的伟大功勋,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为它而自豪。此外,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而本书的那些脑子里只想着个人和个人自由的编写者们,没有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观念,肆意践踏和篡改国家的光荣历史,他们哪里像《李文》所说的那样,有一点“爱国主义的情愫”?至于目前俄罗斯处于这样的状态,完全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一伙叛徒搞垮苏联造成的。现在俄罗斯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认识到,要使俄罗斯走向复兴,必须重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俄国史》出版后,自由派人士对它表示肯定,不过说话比较谨慎,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中有些话说得过于“激进”。宗教界人士显得比较积极,他们的一家杂志召开了“圆桌会议”进行讨论,对它大加赞扬。国外的媒体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对于左派人士和正直严肃的历史学家的批评文章,他们则采取一种鄙视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与祖博夫同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两位评审的态度,他们发表文章说,祖博夫主编的书与国际关系学院“没有任何关系,未经我院专家的评审”,“把这部有争议的书推荐给学生将是一个大错误”。著名政论家、《独立报》的创办人特列季亚科夫用讽刺的笔调写道,有人赞扬这部书,希望它能获国家奖金,但是只要哪怕读一读书中描写50—80年代苏维埃人生活的一个章节,就会觉得擅长写滑稽剧的日瓦涅茨基应该停笔了,因为这些历史学家虽然似乎是一本正经地写的,但是写出来的东西比他可笑。⑨总的说来,本书引起的反响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大。  

关于此书出版的政治背景  

  《俄国史》上接十九世纪,下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但是其叙说的重点是二十世纪长达七十余年的苏维埃时代。多少年来,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为了达到搞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一直利用各种手段,歪曲、篡改和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远的不说,只说戈尔巴乔夫推行他的“改革”后的情况。他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强调不应留下历史的“空白点”,鼓动人们起来揭露问题。于是在全国范围兴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反对斯大林、批判苏联社会制度的浪潮。当时他们揭露和批判的重点是斯大林和他当政的时期,因此有人将其称为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的“第二次非斯大林化”。当时一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作家、学者和政论家们曾挺身而出与那些反苏反共的好汉们进行争论,但是由于后者是在当局的指使下行动的,后台很硬,并且掌握了大部分媒体,因而占有绝对的优势。结果整个苏维埃时代几乎全部被抹黑,斯大林完全被妖魔化。人们的思想被搞乱,许多人受其蛊惑宣传的影响,对苏联经历的历史道路产生了怀疑,不再信任和支持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很快被轻易地搞垮。  

  苏联解体后,关于如何看待苏维埃时代的争论并未平息,这突出地表现在1992年5月至11月俄罗斯宪法法院审理叶利钦的“禁共令”是否合乎宪法时双方的争论上,最后新的当权者虽未能完全达到他们禁止俄共的目的。但在新政权下反共成为“主流意识”,对苏维埃时代的批判和否定成为各种历史书和历史教科书的基调。这里还要提一下外国金融资本的干预。索罗斯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利用俄罗斯教育部门经费不足的机会,以提供资助为名帮助重编和出版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各种教科书。于是出现了上面普京所说的按照出钱的人的要求编写教科书的情况,革命被写成恶,苏联则被写成专制残暴的国家。这些基金会的“善举”包藏着险恶的用心,它们那样作是要俄罗斯下一代完全忘记自己国家的光荣历史,甘心情愿地走西方道路。实际上这是一场争夺下一代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那股政治狂热逐渐消退,人们变得比较冷静起来。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危机,许多人开始进行今昔对比,对苏维埃时代安定而有保障的生活表示怀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怀旧情绪。与此同时,一批爱国的和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历史学家利用各种档案材料陆续解密的有利条件,对苏维埃时代的历史作了进一步研究,对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新的说明,澄清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对各种歪曲、篡改和捏造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在恢复历史真实面貌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切都对公众了解历史真相和正确认识这个时期的历史起了积极作用。肯定苏维埃时代的成就和积极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人不断有所增加。到新世纪的头几年,根据俄罗斯的一些舆论调查和研究机构的调查,肯定斯大林功绩的人达到了30%以上,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应该指出,苏联解体后,西方一直注视着俄罗斯国内的动向,在发现上述变化后,立即作出了反应。2006年1月欧洲委员会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大国的授意下,通过一项题为《必须在国际上谴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罪行》的决议。决议对中欧和东欧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没有对其所犯“罪行”进行国际性调查,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没有像当年纳粹所犯罪行那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审判表示不满,对共产党在有些国家还合法存在表示不安。也就是说,决议认为这些国家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不够坚决和彻底。同时它认为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认识还很差,于是要求会员国的所有共产主义的和后共产主义的政党改变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和自己的过去的看法,与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所犯的“罪行”划清界限并进行谴责。这就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清算共产主义制度的所谓“罪行”和改写历史的要求。2009年7月,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把德国纳粹制度和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制度都称为“极权主义制度”,指责它们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违反人权和人的自由,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些决议遭到了俄罗斯国内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愤怒驳斥,却受到了自由派分子的欢迎,可以说,决议对他们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俄国史》一书的策划者和主编、当时担任俄罗斯团结者人民劳动联盟执行局主席的祖博夫大概是受到鼓舞的人之一。他领导的这个组织在选举中屡遭失败后,正打算不再搞政治活动,转而组织一批年轻历史学家搞研究工作,重点研究俄罗斯的白卫运动。可能在欧洲委员会通过反共决议后,他们受到了鼓舞,决定根据决议的要求扩大研究范围,编写二十世纪俄国史,并立即动手,力争在短期内出书。这大概是《俄罗史》一书产生的国际背景。  

  至于说到俄罗斯国内,2008年政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持自由主义的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面对国内比较普遍的怀旧情绪和斯大林威望的恢复,觉得这是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一种威胁,是他推行自己的“现代化”方针的障碍。于是他等待时机,表明自己对苏维埃时代和斯大林的态度。2009年10月,他在所谓的“政治迫害牺牲者日”发表的告俄罗斯人书中这样说道:“我坚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它的任何成就和志向的取得和实现,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任何东西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之上”。他强调“进行镇压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不能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开脱罪责”,认为斯大林就犯有这样的罪行。接着在卫国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前夕在与《消息报》总编谈话中强调斯大林与取得战争的胜利无关,再次断定斯大林犯有反对本国人民的大量“罪行”,不承认和不允许“斯大林主义”回到社会日常生活中来。由此可见,梅德韦杰夫的历史观以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看法是与《俄国史》一书的编写者们基本上一致的。这部书之所以能迅速地顺利出版,并大张旗鼓地搞首发式,这大概是它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相适应有关。  

  在这之后,批判和揭露斯大林的浪潮继续高涨。2010年底,以直属总统的所谓“促进公民社会制度的发展和人权委员会的主席费多托夫和该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组长卡拉加诺夫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者和关于民族和解》的纲领。其中说道:“社会大众如不接受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惨痛的经验,俄罗斯社会就无法走向实际的现代化”。纲领明确指出,它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承认极权主义制度时代人民的悲剧达到意识现代化”。纲领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包括采取各种“永久纪念牺牲者”措施,把取消苏联国庆节( 11月7日 )后设立的“人民团结日”( 11月4日 )改称为“纪念内战牺牲者和民族和解日”,通过立法程序禁止“对大规模镇压以及反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严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的名字用来命名街道、广场和其他地方,为中学新编历史教科书等等。该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提出的具体实施计划还包括迁葬列宁遗体、禁止否认“极权主义罪行”的人担任公职等内容。费多托夫在电台发表谈话时宣称:“我们需要根除留在社会上的斯大林主义意识的成分。在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就不能痛快地呼吸。”媒体将他们的这次行动称为又一次的“非斯大林化”。这个宣言的起草者正在争取把其中的具体措施以总统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付诸实施。这就说明,他们不仅对过去进行批判,而且要采取具体行动了。  

  《俄国史》的编写者们对苏维埃时代的历史的看法与上述宣言的作者们基本上是一致的。无怪乎宣言的作者之一卡拉加诺夫撰写了《另一种历史》一文对这部书作了介绍,说他像“有思想的俄罗斯人”一样,在读它时“产生了惊讶、高兴、反感、愤怒的感情,而最后则是欣赏和感谢”。⑩可以说,无论是《俄国史》的出版还是费多托夫和卡拉加诺夫撰写的宣言的发表,都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表现,争论的虽然是历史问题,但是如同祖博夫承认的那样,“实际上争论的是关于未来、关于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人们在谈到苏联解体时,常常引用“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句名言。确实,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懂得这一点并且一直是这样做的,最后达到了目的。如今他们似乎又懂得了另一个道理,即要防止社会主义复兴,亦必须去其史。因此最近十多年来他们一而再地对苏维埃时代的历史进行讨伐,企图把它彻底否定。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切不可等闲视之。  

  综上所述,《俄国史》一书的出现具有国际背景,同时与俄罗斯国内的思想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它具有鲜明的反共色彩,把二十世纪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以及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笔勾销,颂扬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及其活动,把他们描绘成民族的中坚力量,企图把历史完全颠倒过来。这部篇幅很大的书是在较短时间内赶写出来的,内容庞杂,利用的材料未经认真筛选和甄别,缺乏可信性,学术性很差。上面提到过的编写者之一潘佐夫向我国的几位学者介绍的就是这样一部书。这几位学者都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其中还有一位“著名专家”。大概由于他们对书中的某些内容感兴趣,便不作深入了解和认真研究,贸然将其作为“重要著作”加以肯定。这种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的做法,无疑有损他们的“令名”。至于崇尚“普世价值”和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炎黄春秋》的先生们,自然欣赏这样的东西,乐意替它作宣传,人们可以从中更加看清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以上是我对《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的看法,供你参考。欢迎来信,继续探讨。  

  专此致以  

  同志的敬礼!  

  你的老年朋友张捷  

  注释:  

  ①《真理报》 2003年11月27日 。  

  ②见《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2007年6月21日 。  

  ③《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1939》,阿斯特和阿斯特列利出版社,2009,第5页。  

  ④《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1939》,阿斯特和阿斯特列利出版社,2009,第5页。  

  ⑤同上,第6页。  

  ⑥同上,第541页。  

  ⑦《俄国史:1894—1939》,阿斯特和阿斯特列利出版社,2009,第903页。  

  ⑧《俄国史:1939—2007》,阿斯特和阿斯特列利出版社,2009,第9页。  

  ⑨《消息报》 2010年4月15日 。  

  ⑩《俄罗斯报》 2010年3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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