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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两代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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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5 23:24: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两代人的选择
GeorgeY. Tang 著
编辑出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25号三层
联系电话:010-68920114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George Y.Tang,中文原名汤乔治,曾用名汤毅坚。1946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十年。第一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任职哈尔滨科技大学十年。1990年以后在美国硅谷工作,先后在Compaq和Juniper Networks等公司任资深高级电脑、网络设计工程师。
他以往出版的书籍有:
1.计算机局部网,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
2.计算机网络协议、标准和接口,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
3.计算机实用网络编程,人民邮电出版社,1992
4.计算机区域网路,台湾儒林出版社,1993
5.美国日常礼仪(英汉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美国流行笑话一千则(英汉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电脑网络英汉精解(英汉对照),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8.死里逃生的故事(英汉对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9.扑朔迷离的案件(英汉对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0.鲜为人知的经历(英汉对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1.五光十色的世界(英汉对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2-15.奇闻趣事录第1-4辑(英汉对照),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0
16-19.奇闻趣事录第5-8辑(英汉对照),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
前言
2011年是中华民国100周年诞辰,也是家父100周年冥诞。
我在家人们的合力支持和帮助之下,用大约100天时间写完了我们家两代人整整100年的历史,以祭奠和告慰父母双亲的在天之灵;为后代留下一份详实的文字资料;使和我们同时代的人产生心灵的共鸣;也让局外人了解一些闻所未闻的经历。
1990年9月,我拿到了美国移民局批准的H-1签证,要到美国工作两年。这是我回国五年后第二次出国。临行前,我带16岁的女儿去祖籍宁波寻根。在向妈妈告别时,妈妈和我单独谈了一次话,说出了埋藏心中多年的秘密。妈妈嘱咐我:这次出去,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回来了。
原来,早在1949年初,爸爸在陈纳德空运队担任昆明营业部主任期间,陈纳德将军拨给他一架包机,要他带全家一起去昆明,然后撤离大陆。爸爸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决定不走了,留在上海等共产党来。
但是爸爸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选择让两代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噩梦……到美国奋斗20多年后,我已过花甲之年,抚今追昔,含泪写出《两代人的选择》:爸爸在临解放的时候选择了共产党,而我在跌跌撞撞走了一路以后最终选择了耶稣。
本书力求实事求是地回顾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心平气和地叙述我们一家的跌宕和兴衰;入情入理地追溯两代人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平实无华地勾画在逆境中发愤努力、自强不息的人生轨迹。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三姐汤卡罗、三姐夫金祥林、外甥女袁奕奕、金晶、女儿汤凝以及大庆的老朋友张德妍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GeorgeY. Tang
2011年1月11日
于美国加州圣荷西
目录上篇 中华民国头三十八年
1.中华民国的同龄人…………………………………3
2.同行结为亲家………………………………………6
3.从私塾到洋学堂…………………………………… 9
4.变卖祖产上大学………………………………… 12
5.转换人生轨道…………………………………… 15
6.父亲的取名法则………………………………… 18
7.四行仓库保卫战………………………………… 20
8.我的二姐………………………………………… 22
9.善后救济总署…………………………………… 26
10.我的出生 ……………………………………… 29
11.陈纳德空运队 ………………………………… 32
12.战局急转直下 ………………………………… 35
13.“童言无忌”和江亚轮海难 ………………… 37
14.爸爸选择了共产党 …………………………… 40
中篇 新中国
15.“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 45
16.“二六轰炸”惊魂 …………………………… 48
17.“耶稣”被抓起来了 ………………………… 51
18.汤家有注重读书的传统 ……………………… 54
19.第一次当“运动员” ………………………… 57
20.技术人员归队 ………………………………… 60
21.爸爸当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 ………………… 63
22.变迁最大的一年 ……………………………… 66
23.参加民盟种下祸根 …………………………… 69
24.痛失大姐 ……………………………………… 72
25.幸亏爸爸属猪 ………………………………… 76
26.三姐几乎被迫辍学 …………………………… 79
27.三姐是我学习的楷模 ………………………… 82
28.欲哭无泪 ……………………………………… 85
29.艰难的日子 …………………………………… 87
30.爸爸浮肿了 …………………………………… 90
31.窄缝中挤进复旦大学 ………………………… 93
32.“我们走在大路上” ………………………… 96
33.不会唱歌真俗气 ……………………………… 99
34.一只脚踏进了共青团 ………………………… 102
35.暴风雨来了 ……………………………………105
36.“见到了”毛主席 ……………………………108
37.“一月风暴” ………………………………… 110
38.一无所有的婚礼,固若金汤的婚姻 ………… 113
39.差一点成了反动学生 ………………………… 116
40.三九天去大庆 ………………………………… 119
41.从外文书店“走私”的书 ……………………123
42.毛主席给大庆人的礼物 ……………………… 126
43.臭老九找对象 ………………………………… 129
44.我的家里杀过猪 ……………………………… 132
45.上会战前线 ……………………………………134
46.在厕所旁边安家 ……………………………… 137
47.为买猪肉挤断了肋骨 ………………………… 140
48.十八般武艺都得精通 ………………………… 142
49.地震那一年 ……………………………………145
50.三姐的自述:在重庆的十年 ………………… 148
下篇 新的中国
51.春寒 ……………………………………………155
52.政审啊,政审 ………………………………… 158
53.“黄埔一期” ………………………………… 161
54.三姐一家幸运地离开了重庆 ………………… 164
55.是改正,不是平反 ……………………………166
56.求贤若渴的校长 ……………………………… 169
57.第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 172
58.初到多伦多 ……………………………………175
59.在北美洲喜相逢 ……………………………… 181
60.应伯伯家的故事 ……………………………… 185
61.我的第一次选择 ……………………………… 188
62.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副教授 ……………………193
63.报国无门 ……………………………………… 197
64.共产党向我招手 ……………………………… 203
65.无奈才写书 ……………………………………209
66.动荡的1989……………………………………212
67.“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回来了” ……………… 215
68.“洋插队” ……………………………………221
69.过“独木桥” ………………………………… 225
70.凄惨的夏威夷之行 ……………………………231
71.为绿卡忍气吞声 ……………………………… 235
72.我选择了耶稣 ………………………………… 238
73.怀念的日子 ……………………………………243
74.拼命工作拼命玩 ……………………………… 247
75.护照的困扰 ……………………………………250
76.爸爸对人类的最后一次贡献 ………………… 257
77.汤家有孝敬父母的传统 ……………………… 260
78.世纪末班“过山车” ………………………… 267
79.扶上马,送一程 ……………………………… 271
80.三姐回忆恩师邢其毅院士 ……………………275
上篇  中华民国头三十八年1.中华民国的同龄人
1911年(辛亥年)农历五月廿三辰时,浙江鄞县(现宁波市)菱池头汤家生下了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男孩。但是因为他后来碰巧成了我的父亲,所以和我有了52年的直接关系,成了本书前半部分的主人公。
我父亲出生两个多月后的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在湖北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就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写中国百年近代史的“辛亥革命”。同年十一月十三(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而在我父亲出生的时候,仍旧是清朝末代皇室统治的宣统三年。
我的奶奶吕氏夫人生我父亲是难产。父亲出生的时候是“迟叫儿”,就是一落地没哭出声来。关于父亲难产出生,还有一件趣事。据说父亲中年以后曾经学周易算命,给周围的人算的还挺准。他给自己算了以后感叹说:“全怪我的妈妈难产啊,否则早生我一个时辰,我就是大富大贵的命了。”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同治13年(1874年)生人,爷爷生于农历十月初五,奶奶生于农历九月初三。我的奶奶一共生了12个孩子,如果在苏联应该是属于“母亲英雄”一类的人物。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先前的11个孩子中有8个先后夭折,只剩下两女一男。而这个新生的男孩又是严重先天不足、命悬一线。按照当时中国的民俗,为了求得平安和健康,常常给孩子取一个诸如“狗剩”之类的贱名,或者取一个女孩的名字。我的爷爷选择了后者,于是我父亲就随着他的姐姐梅卿,有了一个本来应该属于淑女的名字汤玉卿。父亲字嗣喜,因为他在家谱里是“嗣”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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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池头在当时的鄞县是很出名的地方,住了一些大户人家。
它因靠近菱池而得名。我自幼以来一直以为菱池是一个种植菱角的池塘。一直到最近用“百度”搜索,才知道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刑部尚书赵参鲁在兴建宅第时将大门前河道进行改造,砌筑成菱形水池,是为“菱池”。菱池又分内池和外池,内池于1957年填平,现存外池。附近的街道叫做菱池街。
本文所附的地图中,圆点表示菱池街9号原汤家宗祠的位置,现为宁波市师范学院菱池分院。从菱池向西不足1公里,就是我父母亲的母校宁波效实中学。从菱池向南几百米是坐落在月湖之西的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原为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建成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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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行结为亲家
我父亲出生前后正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国、美国政府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这两个条约强迫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依我之见,所谓“自由贸易”应该翻译成“单方面免除进口关税”更为贴切。
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经商的风气很盛。我的爷爷汤省三和外公孙庚尧都是事业有成的棉花经销商人。他们主要的经营模式是把浙江余姚一带的优质棉花收购上来,转运到上海,卖给棉纺厂。据说我的爷爷很聪明,他的心算很快。账房先生打完算盘要和他的心算结果相符才对。他还有一个拿手绝活,就是把算盘放在头顶上,用两只手同时打,既快又准。他可以同时和几个人谈话,话题不会混淆。爷爷还善于观察气象。他经常半夜里起来看天,预报台风、大雨等灾害性天气,甚至能预测这一年的棉花收成如何,未雨绸缪。
我的外公经营有道,是当年宁波有名的“棉花大王”。他的生意一直做到了东邻日本。这两位同行不但没有成为冤家,反而成了好朋友。父亲很小就“过房”(即过继)给我的外公外婆。
在父亲两岁的时候,汤、孙两家又择吉日良辰互换庚帖,定下婚约,结下了“娃娃亲”。我的母亲孙永卿比我的父亲大8个月,生于1910年(庚戌年)农历九月廿四卯时,是家里的二女儿,排行老三。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jpg我的外公先后娶过两个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一个儿子以后去世了。我的亲外婆李氏夫人填房以后总共生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分别为翠卿、永卿、文卿、桂卿、午卿(男)、莲卿、幼卿、弥卿。他们个个活得很长寿,大部分都超过90岁。
我的大舅比他的弟弟妹妹们年长很多,加上结婚很早,他的大儿子孙年增(我们叫他阿增哥)和我的母亲同岁。所以,他从小就和他的姑姑们一起读书、玩耍,感情很深。
我外公家住在旗杆夹弄,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地方。它由高高耸立的旗杆得名。那里有著名的十七房,如兴房、源茂房、鼎丰房、望益房、金松房、后楼堂、立房等。不过,那不是17座房子,而是17个大宅院。穿过一座座吉祥如意的砖雕门楼,抬头可见黛色的瓦楞、灰色的飞檐。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有四级的、五级的,翘翘的尖角上还有精美的石雕。穿过每座宅院时,都能在院墙之间看见高高耸立的旗杆。十七房中能人辈出,比如兴房的早期主人郑勋是宁波的钱庄业巨子。他的弟弟郑熙是上海“老凤祥银楼”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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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私塾到洋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提倡民主平权的“三民主义”,然而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女子缠足还相当普遍。我的母亲和比她大一岁的大姨妈在幼年时期也曾被保姆缠足。后来被外公发现了,严令禁止,才没有造成永久性的伤残。不仅如此,我的外公还让女孩和男孩一起上私塾读书。所以,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成了私塾里的同学。
私塾的老师很凶,在那里读书很枯燥。不过,小孩子们还是会苦中作乐。当时他们有一个同学脑子比较迟钝,加上那个年代结婚又早,所以当他的儿子三四岁的时候,他还在私塾里上学。
有一天放学的时候,他又被老师留下继续背书(宁波话叫做“关夜学”)。我的父母亲他们一伙人就故意在外面大喊:“啥人在外头叫‘阿爸’?阿爸在关夜学!”后来,我的奶奶因为身体不好,长年卧床不起,没有精力照顾父亲,就让父亲寄住在私塾老师的家里。父亲曾经回忆说,吃饭的时候大孩子们很快就把菜抢光了,他只能用酱油拌饭吃。
有一次,父亲生病想吃蒸鸡蛋羹,师母就用清蒸豆腐应付他。所以,妈妈后来对我们说过:“你们的爸爸也是苦出身。”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妈妈“揭露”过爸爸的一件糗事。
那时候,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是铜板。后来有了“银洋钱”,就是“袁大头”。一块银洋钱在他们那一带只能换10个铜板,而到城南可以换11个铜板。于是,爸爸就坐黄包车到城南去换,而坐黄包车来回要花2个铜板。我听了这个故事就哈哈大笑,纳闷爸爸怎么会做这样笨的事情。
两三年以后,妈妈又提起了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会做乘法,爸爸就叫我拿出纸笔来计算换5个银洋钱会是什么结果。
妈妈说:“怎么5个银洋钱?你不是只换了1个吗?”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继续追问爸爸,所以至今也不清楚,究竟爸爸当时确实换了5个银洋钱,还是后来才明白应该换5个。
1923年,我的父亲读完私塾以后,进了在菱池西面大约1公里的宁波效实中学(参见前文地图)。效实中学兴办于1912年,是当时宁波唯一的一所请外籍教师教授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洋学堂。这所学校不愧是中国近代科技人才的摇篮,先后造就了十多位院士,为国内外输送了无数高级科技人才。
照我外公的想法,女儿们读六七年私塾,认识一些字就可以了。可是母亲自幼聪明好学,又有父亲的支持,就和外公闹着要上“洋学堂”。外公拗不过他们,才答应她上了效实中学。母亲在那里读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患慢性疾病而退学。母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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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卖祖产上大学
我的爷爷和普通商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重视教育,舍得在教育上花钱。爷爷曾经在汤家祠堂兴办“汤家小学”,让周围的小孩来上学,凡汤家宗族的孩子都免费。爷爷去世以后,“汤家小学”由历任的族长接办。解放以后,“汤家小学”改名为菱池小学。后来,又演变成了“宁波教育学院”分部和后来的“宁波市师范学院”菱池分院。这是后话。
1926年,大量的优质洋棉纱以低价倾销中国市场,国产棉花无力竞争,使中国的棉农、棉纺厂和棉花经销商陷于绝境。当时,外公坐镇宁波,由我的大舅打理上海的事务。大舅年轻气盛,凭着外公“财大气粗”,大量吃进洋棉纱,意欲垄断市场。
可是,他的对手是几家大洋行。他这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等外公发现,已经为时过晚,回天乏术。外公急火攻心,一病不起,第二年就过世了。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4.jpg  1927年,父亲从宁波效实中学高中毕业的时候,爷爷的生意也已经一落千丈,濒临倒闭了。这就更加坚定了爷爷“知识致富”的决心,不惜重金,一定要把父亲送到“讲洋文”的大学堂去读书。他把祖上传下来的地都卖了,供父亲进了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
(父亲入读金陵大学,1927)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卫斯理会于1910年将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而成的教会大学。早期金陵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教授均以外国人为主。它直接引自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体制、机构、规章制度到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再到教材、图书杂志、教学仪器以至生活设施都来自美国。教学(除国文和经史等课程外)和日常生活都用英语。
由于清朝政府没有设立管理大学的机构,金陵大学只好向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申请立案。1911年4月,金陵大学接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长和纽约州立大学校长联合签署的信件,承认金陵大学为一所完全大学。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由纽约州立大学校董会签发。金陵大学毕业生持文凭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研究院深造。这是美国大学ABC编类中A类大学享有的待遇。美国在华兴办的14所教会大学(包括燕京大学)中惟有金陵大学获此殊荣。
当时金陵大学分文、理、农三个学院。读金陵大学费用不菲,所以学生人数很少,中途还有不少学生辍学。三个学院中,理学院的人数最少,甚至没有办法分系科。1927年也就是父亲入学这一届,理学院最后只有三名学生在1931年毕业。毕业一年以后才拿到纽约州立大学颁发的烫金的毕业文凭。
这三名学生中,父亲主修物理学。他的两位同窗,一位主修天文学,后来是国民政府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另一位主修化学,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汪猷,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是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我的三姐汤卡罗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参加了这个项目,得到了这位父辈专家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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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换人生轨道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8.jpg1931年春假期间,父亲回宁波与母亲完婚。那年夏天,父亲大学毕业以后就带母亲一起去了南京。父亲继续留在金陵大学当助教(父亲读书的最后一年就开始当助教了),同时还在南京青年会中学和汇文女中兼任物理教员。
当时,父母亲住在金陵大学提供的教员宿舍里。他们的邻居中有戴安邦先生。戴先生比父亲早几年毕业,也留校当助教。他后来出国留学,成了中国配位化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戴先生的女儿后来是我的三姐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同学和同事。
父亲在金陵大学当助教,加上在两所中学兼课,收入很高,每个月给爷爷寄钱以后还剩余很多。据母亲回忆,那时他们自己不开伙,在一家徽州馆子包饭吃,每天只要5个角子。那时候还没有生孩子,空闲时间就去风景秀丽的玄武湖、紫金山游玩。母亲非常留恋在南京三年的生活,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1933年,父亲参加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英国考试,但是没有考取。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次考试失败了。“庚子赔款”是满清政府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以后,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由中国向14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付清。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民国政府在1933年至1943年举办了6届庚款留美考试,共录取132人;1933年至1947年举办了9届庚款留英考试,共录取193人。
由庚款选派的留学生,目标定在培养博士。这是民国时期最著名,也是竞争最激烈、录取比例最低的公费留学考试。留英考试要求考生具备两年工作或研究经历,而留美录取学生则先需要在国内有关专家指导下实习、学习一年。庚款选派留学生为中国选拔了栋梁之材。
1934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建成了当时远东最大的宰牲场(俗称“杀牛公司”)。父亲应聘担任首任化制站主任兼技师。他到任以后开始做废弃肉品无害处理和综合利用的探索工作。当时,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父亲凭借他深厚的英文底蕴,参考国外资料,结合中国实际,研制出骨肉粉、骨粉、血粉、工业油脂等,为中国的废物利用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6年初。
不过依我之见,这是父亲人生路上的第一个败笔。他学的是物理,做的却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虽然谋得一个高薪职位,却学非所用,改变了人生轨道。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0.jpg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2.jpg
6.父亲的取名法则
1934年12月10日0时20分,我的大姐在上海出生了。当时父亲受胡适之“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热衷于学习世界语,追求“世界大同”的境界。而且父亲又主张男女平等,不论男孩女孩一律取男性或中性的名字,就给大姐取了一个世界语A开头的男性名字Angerlo(天使),译成中文就是汤恩琪罗。
四个字的名字太特别,一开始就遭到了爷爷的反对。可是父亲说,人的名字是一个符号,应该尽量避免重复。中国人那么多,可以用来取名字的字又很有限,所以重名就多。他主张人名的字数要多一些,排列组合多一些,重名的几率就会减少。爷爷拗不过他,只好让步:“那我就叫她恩琪。”
1938年1月15日4时55分,二姐出生。按照父亲的计划,老二的名字是意大利文B开头的男性名字Bruno。但是,我的二姐据说是“命中缺金”,所以又加上了Auro(意大利文中的“金”),这样就变成了汤布鲁诺亚罗。这样六个字的名字在爷爷那里绝对通不过。所以二姐就叫亚罗。
三姐是1939年8月7日7时50分出生的。遵循父亲的法则,她的名字应该是C开头,所以取了一个意大利的男性名字Carlo,意思是“可爱的”。译成中文就是卡罗。这个名字是三个字,爷爷没有表示异议。
到1941年12月5日2时50分老四出世,又是个女儿。父亲恍然大悟:这样按字母排列下去,岂不是要生26个女儿了?所以就急刹车,给我的小姐姐取了一个Z开头的名字Zero,中文就叫璇罗。幸亏父亲及时觉悟,要不然妈妈即使像我奶奶一样生12个孩子,也轮不到我出世啊!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暂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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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行仓库保卫战
1937年9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三个集团军作战。9月21日,又进一步增至5个集团军。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三个师陆续在上海登陆。至此,日军总兵力达20万人,并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
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19路军第524团第一营官兵411人于27日凌晨2时奉命穿过敌人猛烈炮火,进驻上海市内苏州河北面的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退。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这是一栋5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墙厚楼固,易守难攻。为了迷惑敌人,壮大声势,守军对外号称800人。
当时,我们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小沙渡路(现普陀区西康路),与四行仓库隔苏州河相望。当“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数以万计的上海民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一名15岁的女童子军冒着生命危险渡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慰劳品和新制国旗。当国旗在仓库楼顶升起时,隔河观望的群众唱起了《歌八百壮士》。
从29日凌晨至31日午夜,日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击四行仓库。密集的枪弹打得仓库硝烟弥漫,遍体弹痕。守卫官兵居高临下扫射,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而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日军虽然有飞机大炮,然而西藏路以东和苏州河以南就是英美把持的公共租界。日军在西方列强发出“不准把战火引入租界”的警告下,不敢贸然对四行仓库使用重武器。
正当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打得日军寸步难行的时候,租界当局请求中国政府将守军从四行仓库撤退到英租界,以避免租界的洋人和财产受到威胁。蒋介石遂以“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命令守军撤出阵地。10月31日午夜12时,守军挥泪离开四行仓库,用3挺机枪掩护冲出了重围。可是,他们一退入英租界,就被作为俘虏关押起来了。
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嘴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中国沿海守备部队已有一部分兵力抽调支援市区作战,猝不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被迫于11月8日下令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至此,淞沪战役结束。那时候,母亲快要生二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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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的二姐
母亲怀二姐初期,正是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的形势十分吃紧。母亲跟随外婆和几个阿姨一起逃难到了宁波乡下。母亲不幸在乡下得了疟疾,每隔一天就发作一次,高烧、寒战,过了10来天才好。后来战事趋于平缓,距离生产的日子又越来越近,母亲就回了上海。毕竟上海的医疗条件比较好,生孩子比较安全。谁知,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不久,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桥军用机场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向上海方面增派军队。8月13日,日本海军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舰为基地炮击上海市区。日本海军陆战队又以预设在虹口的日本租界的阵地为依托,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前进,向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一三事变”。
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同时,军事委员会将京沪警备部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改编为第9集团军,又将中共领导下的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即八路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从8月13日至11月12日进行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但是,淞沪会战不幸以日军占领上海告终。
上海沦陷以后一个多月,我的二姐出生了。不过幸好我们家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日本人还不敢进来。二姐出生后经常生病,即使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也会引发大病。在她6岁时,一位德国医生确诊她患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而且断定她在青春发育期以前会遇到麻烦。她如果能够顺利度过青春发育期,就有可能活下来。
当时,请私人医生、住院、用进口药品都是非常昂贵的。据母亲说,给二姐看病用去的金子“铸一个人也够了”。然而,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做心脏手术,多少钱都不能救她的命。结果1947年8月,她在不满10岁时就夭折了。后来有资料报道,怀孕早期的妇女罹患疟疾容易引起胎儿先天性心脏病。所以说,二姐是被日本鬼子间接害死的。
二姐死的时候,我才一周岁,基本上对她没有印象。只是从留下的照片上看二姐是一个很好看的小姑娘。据说二姐绝顶聪明。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从大人的谈话中偷听来的一鳞半爪知道自己活不长。她住院的时候要吃很多种药,保姆们搞不清楚。而她小小年纪却知道每一种药的名字,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粒,说得一清二楚。二姐的一生有一大半时间是在生病,经常缺课。但是,她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二姐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杨石平先生几十年以后还多次提到她出众的聪明。
杨石平先生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他对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要小朋友们订阅进步报纸“新少年报”。他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推荐父亲看“文汇报”、“大公报”。1947年二姐住院期间,有同学来说杨先生在火车上因为看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被抓了。二姐从病床上坐起来大叫:“杨先生是好人!杨先生是好人!”上海刚解放,杨先生就回来了。他说,他被捕后,共产党营救他,去了解放区。解放军渡江前,他作为先遣部队到了上海,为解放上海作准备。后来他担任了上海铁路局的领导,还经常到我们家来。可以说,他是我们家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后,父亲进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需要有共产党员做担保,他就是担保人。这是后话。
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八年,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岁月,在我们家则发生了四件大事。1939年8月初,三姐出生。1939年秋天日寇侵犯浙江沿海,爷爷奶奶逃难到奉化乡下,奶奶不幸罹患了疟疾。那里医疗条件差,奶奶于9月30日在乡下去世,终年64岁。1941年12月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天),小姐出生。1942年2月23日爷爷在宁波去世,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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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善后救济总署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决胜阶段。如何对遭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不幸的人民进行善后救济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联合国44个成员国的协议,1943年11月在华盛顿成立了有48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缩写为UNRRA),简称“联总”。
联总的宗旨是由一批相对比较富裕的民族有意识地担负起他们的责任,有组织地满足仍然活着的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宗教和文明如何。联总得到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热烈而有效的支持,没有遇到任何国家的反对。
联总规定所有未受敌人侵略的国家捐助1942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作为联总的经费,一次性征收。根据这一规定,美国的捐助额为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英国为三亿二千万美元,加拿大为九千万美元。其它三十个未遭入侵的会员国和八个遭到入侵的会员国政府除了提供行政经费外也提供了业务经费。所有四十八个成员国政府都提供了行政经费。五个非会员国政府也提供了捐款。另外还有来自非政府方面的自愿认捐与自愿募集。
联总在制订财务计划的过程中确定的原则是不给接受救济的国家造成债务负担。凡是在战争结束后尚有充足财力的国家都必须为其所得的救济物资付款,而对于无力支付的国家则通过联总的无偿捐助提供全部救济物资。当时美国由于战争造成的贸易停顿引起了国内物资过剩的问题,所以自然就成了最大的物资供应来源。
联总的救济工作遍及欧亚两洲的39个国家。从1943年11月到1945年8月,联总的工作重心在欧洲。若不是联总迅速有效地给波兰和希腊运去了食物和必需的物资,那里不知会饿死多少人。
而从1945年8月到1947年底联总解散,它的工作重心是在亚洲,主要的受惠国是中国。联总对中国的全部救济都是无偿的。
1945年1月,国民政府为了配合联总在中国的工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英文缩写CNRRA),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行总的总部初在重庆,后迁南京。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15个分署。与此同时,在延安也相应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由董必武任会长。解总于1946年7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与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密切合作,坚持要求联总和行总按联合国规定,公平合理分配救济金和物资。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父亲考上了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任储运厅专员,月薪500美金。为了捧上这个“金饭碗”,父亲第二次转换跑道,做上了和技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1946年上半年,联总在它所属的5个国家的办事机构中招考25名进修生(每个国家5名)。父亲在中国几百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5个优胜者之一,于1946年6月29日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进修交通管理9个月。进修结束以后,回国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组织的空运队,任济南营业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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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的出生
前文提到,1934年父母从南京搬到上海以后,先在两处短暂落脚,随后就长住在小沙渡路(现普陀区西康路)。后来,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到1946年我出生前,家里除了父母和4个姐姐以外,还有父亲的嫂嫂(父亲的哥哥丽卿比父亲年长12岁。他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上海工作。1923年患伤寒去世,终年23岁,留下妻子年轻守寡,没有子女。在爷爷去世以后,父亲就把嫂嫂接来同住)。另外还有两个保姆。如果再添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奶妈,就住不下了。
1946年1月,我们家9口人,加上大狗杰克和小猫“咪猫”浩浩荡荡地搬进了虹口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永丰坊44号。这是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前门有一堵高高的砖砌的围墙。进了前门是一个天井。经过8扇当作门使用的高大的落地窗,是楼下的客堂。客堂后有一间小仓房。再往里走,是厨房。穿过厨房就是后门了。我记得厨房里有一座灶。上面有两口直径两三尺的大锅。10多口人吃饭,是得用这么大的锅灶。
往上去的楼梯在厨房和小仓房之间,很陡,只有三尺多宽。
向上走12阶楼梯,左面是二楼的亭子间,就是一个大约八九个平方米的小房间。向右转,再上5阶楼梯,就是二楼的正房了。正房门口右侧的一段走廊通往二楼的厕所。从二楼的厕所门口向右,沿楼梯向上盘旋,就上了三楼一套类似的亭子间、正房和厕所。从三楼的厕所门口再向右,沿楼梯向上,就到顶楼的阳台了。在我家搬进去之前,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一楼铺了地毯,楼上所有房间都采用印花粉刷。这在当时算是相当高档的。
我是1946年7月28日出生的。妈妈晚上8点多钟肚子痛,到10点20分就生了我。据说,妈妈生每一个孩子都很快,是外婆遗传的。妈妈虽然生我的时候很顺利,然而坐月子却遭了大罪。大伏天在酷热的上海关起门窗,浑身到处都长痱子,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当时爸爸在美国华盛顿,给我取名George,译成中文就是汤乔治。这次,他没有遵循自己给孩子取名字的法则。所以,光是我现在所住的美国加州圣荷塞就至少有18个George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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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生每一个孩子都没有奶,所以在生我以前早早就物色好了奶妈。而物色奶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在宁波乡下找一个生产日期略早一点的,奶水充足的孕妇。检查身体,付下定金。让她在生产以后不久,撇下自己的孩子,到上海来给我喂奶,实在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过因为奶妈收入不菲,所以还是有人愿意做。不幸的是,我的奶妈到上海不久就得知她自己的孩子死了,伤心得没了奶水。我就只好改吃美国进口的克宁奶粉。妈妈总是说,我的犟头倔脑的牛脾气就因为我是吃牛奶长大的。
奶妈走了以后,妈妈请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保姆照顾我。
由于她少不经事,出了纰漏。大约在我一周岁的时候,邻居家生孩(6个月时的汤乔治,1947)子,送来了一些红蛋,小保姆就拿一个红蛋给我玩。不知怎么我把红蛋壳弄破了,就吃了起来。等妈妈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吃掉了半个冷鸡蛋。从此,我得了慢性肠炎,天天拉肚子,好几年都吃粥,贴暖脐膏,才慢慢好起来。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吃粥就反胃。
1946年冬,爸爸还在美国。妈妈为了能让爸爸看到所有的孩子,就带了我们姐弟五个去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没想到次年的8月二姐就离开了人间,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家唯一的五个孩子全在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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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纳德空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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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作为二次大战的受害国,陆续得到联总的各种救济物资。可是,当时水陆交通都还没有恢复,这些救济物资都堆积在沿海港口,有的开始霉烂,有的落到权贵手中,有的流入黑市渠道。这时候,曾经帮助中国抗战并且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飞虎队领袖克莱尔.李.陈纳德中将(C.L.Chennault)专程去南京面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提出要成立一家民航空运公司,帮助中国运输救济物资。
宋美龄当即表示她和蒋介石都将尽力帮助他,并写了一封赞助信,让陈纳德去找她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哥哥宋子文、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交通部长俞飞鹏,又让陈纳德与“行总”挂上了钩。1946年10月25日,行总空运队(CNRRA Air Transport,缩写为CAT)正式成立。它的总部设在上海外滩,航行总基地为上海虹桥机场,修理总基地设在广州天河机场。
陈纳德通过联总,从美国废置在夏威夷的军用物资中,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购进了可使用的5架C-47型和17架C-46型飞机。其中C-47型飞机全部用于飞行;而C-46型飞机中14架用于飞行,3架作为拆卸零件之用,以保证至少有12架可飞行的飞机。
此后,他又从菲律宾获得25架C-46型飞机,全部只作拆卸零件之用。1947年1月31日,第一架绘有飞虎标徽的C-47型运输机装载着“行总”救济物资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行总空运队正式开始营运。
行总空运队在1947年内将8000多吨善后救济物资从沿海码头装运到内地。为太原及其他采矿地点运去采矿设备;为西北炼油基地运去炼油设备;为广西运去汽车零件,使2000余辆大卡车恢复行驶;给西北畜牧区运去大批新西兰、澳大利亚种羊;给太原、郑州、海南及长江流域运去农业机械及种子;给西南诸省运去医疗器械和药品;给湘西灾区运去粮食、衣着和防雨帆布帐篷等等。中共还同意将山东临清、河北邯郸两机场附近的军事设施暂时撤去,专供行总空运队飞机将救济物资运输到解放区。
行总空运队在运送救济物资的回程途中,利用空舱位运载商货及旅客,把钨、锡、桐油、猪鬃、棉花、驼毛、羊毛、烟叶、中药、牛羊皮革等运到沿海口岸。这期间,行总空运队还为中央银行由上海、南京两地,把军政钞券运至开封等地。行总空运队还承运了国外教会组织捐赠给中国教会的供应品,价值约几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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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陈纳德空运队期间,先后担任济南、青岛、天津、昆明等地的营业部主任。那时,他的工资很高,而且是在外地和上海领双份工资。据三姐回忆:“那时妈妈每个月都是带着我去外滩空运队总部领工资。现在想想妈带着我去壮胆是因为两个姐姐身体不好,妹妹和弟弟太小,而我又比较听话。临解放前,物价飞涨,上午和下午的物价都不一样。记得有一次上海刮台风,发大水,妈妈为了及时领到工资,就带着我冒着大风大雨到外滩去。过外白渡桥的时候三轮车差一点被大风刮翻了。”
12.战局急转直下
1947年底,联总完成了历史使命,行总也相继解散了。
1948年5月28日,行总空运队改组为民航局直辖空运队,被特许从事商业运输,受交通部指挥及监督。当时空运队共有职员650人,其中美籍人员约100人,其余550人为中国籍。爸爸仍在改组后的空运队继续任职,担任天津营业部主任。1948年夏天,妈妈到天津去探望爸爸。秋末,天津形势吃紧,妈妈就回上海了。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44.jpg民航局直辖空运队经过改制以后,业务范围得到了扩充。空运队除规定的定期航线外,还可以根据运送旅客、货物、邮件等需要开通不定期航线。民航局局长遇有紧急情况时,有权支配空运队的飞机紧急运输货物、人员或军用品。民航局直辖空运队在飞行不定期航线时,可以使用民航局管辖的所有机场,并将南京、沈阳等31处军用机场开放给该队使用。至此,民航局直辖空运队几乎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到处可以飞行的特权。
1949年1月,民航局与它的直辖空运队续订合约时,又将空运队的营运区域增加到可以在中国所属岛屿,如台湾、海南岛等(妈妈到天津探望爸爸,1948)地的机场起降。经民航局签证同意以后,还可以飞香港和越南海防等地的国际航线。
民航局直辖空运队的空运任务主要是承担被解放军围困地区的运输,如为山西太原每月空运1000吨,山东济南每月空运1000吨,新疆、甘肃每月各运200吨。还曾与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和云南省锡矿区商妥,每月空运300吨锡和钨至柳州出口,为中国换取外汇50万美元。
当济南被解放军包围陷于孤立时,城内有1000吨棉花无法运出,而青岛中纺纱厂有员工19000人,如果没有棉花,就要停产。因此,民航局直辖空运队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签订合约,将原棉承运至青岛,还将青岛纺织厂制成的布疋运回济南及其他被围困的城市。
在淮海战役激烈进行之际,陈纳德将化装成老阿妈的龙云,从南京带到广州,然后又保送飞往香港。龙云原为云南省主席,是主政云南18年的“云南王”。他早期曾支持蒋介石,后来逐渐支持反蒋民主运动。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免除所有职务,调至南京挂几个虚职,实际上是遭软禁。他担心行将失败的蒋介石会加害于他,所以通过陈纳德逃了出来。1949年8月13日,龙云在香港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
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节节败退,民航局直辖空运队失去了长江以北的飞行基地,可飞行的地区和航线已大为缩减,其总部也在上海解放前夕迁到了广州。是年1O月,解放军进攻广州时,空运队又将大本营迁到香港。至此,它前前后后在中国大陆建立的49个航站丧失殆尽。
13.“童言无忌”和江亚轮海难
1948年夏天,妈妈要到天津去探望爸爸,就请外婆到上海来帮助照料家事。当时爸爸是空运队天津营业部主任。秋末,天津形势吃紧,妈妈就回上海了。外婆在上海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不放心家里的事。再说江浙一带形势也越来越吃紧,她要回去安排一下。万一打起仗来,大家可以再次逃难回宁波去。
1948年12月3日中午,我的阿姨们聚集在我们家里,送外婆回宁波,同时给她过66(虚)岁生日。外婆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又是小脚,但她身体非常硬朗,走起路来“噔噔”的。大家都说,她活到八九十岁是没有问题的。
吃完饭,大家围着八仙桌说话。我在桌子上爬来爬去,阿姨们就让我讲故事。我当时两岁多一点,已经会讲“狼外婆”的故事了。讲着讲着,我忽然说:“外婆死掉了。”我最小的阿姨听了,“啪”的一下打我屁股,说:“乱话三千(胡说八道)!”我就哭了起来。外婆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大家也没有太在意,前簇后拥地把外婆送上了十六铺3号码头上的一流客轮“江亚号”的头等舱。但谁也没有想到,外婆从此会从人间消失。
16时整,江亚轮满载客货自上海出发,驶往宁波。18时45分,行至吴淞口外约15公里的横沙岛西南白龙港海面。突然,从右舷后部第三舱传出一声炸雷似的巨响,船体随之剧烈震动,所有电灯顷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间坍塌,两位报务员被炸得血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
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淹没主甲板。下层船舱内漆黑如墨,彻骨的海水哗哗涌入。惊惶万状的旅客纷纷夺路,向顶层甲板奔命。慌乱的人群互相推挤,被挤倒踩死、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19时半,正在附近打鱼的两艘渔轮闻声赶来,代江亚轮拍出求救电报,并救起浮在水面上的旅客26人。
21时半,“金利源”号机帆船接到电报赶来。船主率领船员将一条长缆绳丢到水中,让遇险者一个个扶索爬上。继而又把船头靠上沉船,让顶层甲板上待救的人们井然有序地登上机帆船。
为了救更多的人,船主命将所载桔子全部抛到海里,共搭救了453人。据不完全统计,江亚轮上的总人数约3200人,总共获救人数为811人。由此推算,江亚轮罹难者超过2300人,成为世界海运史上最大的海难事故。外婆上了年纪,又是小脚,在那样的混乱之中肯定是逃不出来的。出事后,妈妈和阿姨们每天都到停放尸体的场地去辨认,最后连外婆的遗体都没有找到。
1956年,江亚轮残骸被打捞上来。在它的船体上可以看到一个由外往里卷的大洞,宽6.1米,高2.4米。由此可以推断江亚轮是被船外的强力爆炸物炸沉。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误触战时遗留下来的水雷。也有人根据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认为是鱼雷攻入船体,然后在船内爆炸。那次打捞出许多尸骨,后来都安葬在上海永安公墓,并立了纪念碑。
曾有人撰文说,国民党军队那一天得到海州方面部队欲投共产党的情报。上海海军奉命派轰炸机一架,携带五百磅炸弹数枚,前去执行轰炸任务。可是飞机越过海州没有发现有部队行动,就奉命飞返上海。不料飞机经过吴淞口上空时,机上一枚悬挂的炸弹脱钩落下,掉在正在下面航行的江亚轮右舷水中,被船速引力吸向船旁爆炸,炸沉了江亚轮。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46.jpg
14.爸爸选择了共产党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革命军进行战略决战。在142天的战争中,共歼灭、改编、纳降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向南逃亡。上海已是首当其冲。
1949年1月,天津失守前夕,陈纳德将军遂派遣爸爸到昆明当营业部主任。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那是空运队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站”。整个大西南地区的美国军事顾问、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都将要从昆明撤退到台湾去。
春节期间,爸爸从昆明任上回到上海,因为陈纳德将军拨给他一架包机,要他带全家一起去昆明,然后撤离大陆。过了春节,爸爸住进上海公济医院做痔疮切除手术。妈妈知道,等爸爸一个星期以后出院,我们一家6口就要离开上海,开始过流亡的日子了。先到昆明,再待机离开大陆。第一步要先到香港,因为飞机不能直接飞到美国。然后根据空运队的安排,决定是立即去美国,还是先在香港总部待一段时间。
那时候,美国的运输机很小。纵然是给我们家一架包机,也只允许带10个大箱子。妈妈把家里的东西分了类。值钱的东西分别装在10个大皮箱里。留下的东西准备让一个远房亲戚来看守。
她叮嘱14岁的大姐,让她一路上看好两个妹妹,千万不要走散。
而妈妈的重点是照顾好还不到三岁的我。她又提前给两个保姆发了两个月的遣散费,因为万一情况突变,就来不及给她们发薪了。
妈妈每天两次给空运队上海站的调度室打电话,询问战局形势和飞机的动向。空运队调度室承诺,因为有陈将军的命令,所以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架飞机,也会留给我们家。不过,他们对妈妈说,一定要尽快出发,免得夜长梦多。因为共产党方面行动非常快,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封锁机场。
好不容易盼到了爸爸出院。但是,他的话语破天惊,让妈妈目瞪口呆。他说:“我们不走了,留在上海等共产党来。”他还说,国民党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气数已尽,退到台湾那样的弹丸之地绝无起死回生的可能。而美国再好,那毕竟是人家的国家。他已经去看过,美国种族歧视严重。他不愿意到那里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爸爸说,根据他在山东和天津的见闻,知道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共产党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代表光明,代表未来,是中国的希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摒弃国民党,迎接共产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妈妈只好服从。
1949年3月,爸爸只身回到昆明移交工作。3月27日又专程到香港,亲自向陈纳德将军递交辞呈。然后回到上海,满怀信心地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可是爸爸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让两代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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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新中国15.“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攻打上海的炮声渐渐平息下来。1949年5月27日清晨,当上海的老百姓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马路边上到处都睡着解放军,他们震惊了。原来,为了避免吵扰平民商贾,疲惫的解放军官兵在露天睡了一宿。上海市民对此激动无比。经过多年的抗战和内战,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秋毫无犯的军队。他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着秧歌,迎来了救星共产党,迎来了人民的新中国。我的爸爸妈妈和其他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中去了。
爸爸说,既然投身革命,就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在1949年10月份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当研究生,专修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放寒假的时候,政府号召居民们自己组织起来,防匪防特。我们弄堂成立了“冬防队”,大家一致推举爸爸当队长。冬防队开会就在我们家的客堂里。
妈妈也参加了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她把烫发改成了发髻,旗袍换成了大襟的“列宁装”,挨门挨户为姐妹们排忧解难,主持公道。人们不再称她“汤师母”,而是叫她“孙大姐”。她先是当“小代表”,管一条横弄堂。后来又当上了“大代表”,管整个永丰坊。
由于妈妈有文化,工作又认真,得到了虹口区妇联的赏识,让她当妇女“总代表”,负责我们这一地段的妇女工作。她经常要到别的弄堂去开会、调解纠纷等,一天到晚忙得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家里的事情全部交托给了两个保姆。而她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连车钱饭钱都要自己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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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爸爸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这是爸爸又一次放弃自己的专业,做和自己的业务专长毫不相干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失业和上学,爸爸总算有了一份工作。然而,由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属于政府机关,当时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就是政府不给爸爸发薪水,只是按当时大米、煤球的价格,以“折实单位”发给他本人的基本生活费。实际上连爸爸一个人用也不够。
从冬防队时期开始,我们家一楼的客堂就成了公众集会的地方,房子和家具都供大家无偿使用。后来成立了居民委员会,一切公众活动就都在我们家的客堂进行。依稀记得,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们家的客堂里贴满了《婚姻法》的宣传材料。我爬到高凳子上,指着宣传材料对大家说:“我还要17年才可以结婚。”大约在1955年前后,我们家把原来客堂里的钢琴、小沙发等家具搬到了二楼亭子间。八仙桌、大沙发和其他一些家具则卖了。将客堂无偿地“献”给了居委会。后来居委会成立生产组,就把我们家客堂当工场。他们人多,需要一个厕所,爸妈又把客堂后面的小仓房让给他们做厕所了。许多年后我曾经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会把这么大一个客堂“献”给居委会。他们只回答了四个字:一时糊涂。
16.“二六轰炸”惊魂  
1950年2月6日中午,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17架,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主要的目标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沪南水电公司等公用事业设施。在几次轰炸中,共投掷炸弹60余枚,炸毁房屋1000多间,市民伤亡人数达1300余人。承担上海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发电厂的大部分发电设备被炸坏。市区80%的工厂被迫停产,给上海经济生活造成很大损失。“二六轰炸”是历史上对上海破坏最严重的一次轰炸。
我家住在虹口,距离闸北水电公司不远。空袭警报响起来以后,我们全家人都挤在客堂后的小仓房里。在它上面的阁楼里铺满了被子。等警报解除以后到楼上查看,发现很多玻璃都震碎了。那时候我才三岁半。这次轰炸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一边拍着凳子,一边模仿“呜嘭─呜嘭─”的轰炸声。
由于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一直支持国民党反共,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轰炸就是美蒋联合起来干的,轰炸也代表着美国的政策。朱德总司令2月28日在北京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匪帮使用美国提供的军舰封锁中国海岸;驾驶美国制造的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美国占领军派遣美国和日本军事人员直接参与轰炸行动和其他军事行动。”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于国民党的轰炸也表现出强烈的愤怒。特别由英国人出面,要求美国政府运用它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力,制止其对上海的轰炸。在上海的美国商会也向美国国务院和华盛顿美国商会呼吁,对国民党的轰炸进行干预。
殊不知,美国官方早在“二六轰炸”的次日就向台湾当局提交了一份抗议书,就国民党空军“有意空袭美国在上海的财产并造成严重损失并且威胁美国人的安全”的行动提出了抗议。这是因为在“二六轰炸”中有一家美国企业上海电力公司遭到了直接轰炸。这家为上海的供排水系统提供全部动力的美国公司损失了25%的电厂设备,有27人死亡。该公司因此彻底破产。
这份抗议书还附有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其中写道:“最近中国空军对上海袭击的频繁程度和袭击的方式,尤其是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使美国所属的上海电力公司深受其害并使美属标准真空石油公司的财产也受到相当损失,同时还造成中国平民的严重伤亡,这对美国利益已构成确定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害……反美情绪在中国城市人民中骤然剧增,因为这些城市遭到美国制造的飞机的轰炸,其平民被使用美国汽油的飞机所携带的美国炸弹致伤致死。中共要煽动这一情绪几乎不必费力宣传。”备忘录还指责国民党在共产党军队进攻面前一溃千里,仓皇中丢弃了大量军事装备,甚至未能将沈阳的中国最大军火库破坏。现在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在国民党撤出后没有破坏任何城市的公共设施,而国民党却从空中袭击这些城市。无论如何,他们对上海的美国财产的袭击是不能原谅和毫无道理的。”此后,蒋军轰炸机便很少来大陆上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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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耶稣”被抓起来了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拉开帷幕。为了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和各种敌特活动作殊死搏斗,同年12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
如果不算“土地改革”的话,“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政治运动”。
在我们永丰坊住着一个牧师,叫周胜魔,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儿,永丰坊的大人小孩都叫他“耶稣”。解放以后,这个“耶稣”一反常态,天天拿着一个白铁皮做的喇叭筒,站在永丰坊弄堂口和附近的电车站大喊:“世界末日到了,快信耶稣!世界末日到了,快信耶稣!”风雨无阻,不知疲倦。大人们说,“耶稣”疯了。
那一年的年底,“耶稣”不见了。政府说,他是反革命,被抓起来了。那时候流言四起。有的说,“耶稣”组织反革命集团,有枪支弹药,准备搞颠覆活动。有的说,“耶稣”散布反革命言论,蛊惑人心,与国民党反攻大陆里应外合。后来,听说“耶稣”被判了15年徒刑。再后来,听说“耶稣”死在劳改农场了。
不过,这些事情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并没有多大影响,我还是天天照样玩耍。妈妈不准我到弄堂里去接触“野孩子”,只允许和邻居大我一岁的庄景德玩。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家。主要是下象棋、跳棋、陆战棋。最多是在钢琴的琴凳上玩“刮片”和“斗田鸡”。那种要接触地面的“打弹子”和“飞香烟牌子”等游戏是被禁止的。难怪后来我的妻子要说:“你根本没有童年。”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又是老幺,如果你认为我一定会受到父母的特别宠爱,甚至娇惯,那你就错了。爸爸非但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有点重女轻男。在我的印象中,他只喜欢大姐一个人,一有空就在学业上帮助大姐。他对大姐关怀备至,呵护有加,而对其他三个孩子的事却很少过问。
坊间流传:“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喜欢老幺。”而妈妈对我的偏爱则主要体现在严格管束。第一,她认为男孩不容易教育,稍不留神就会学坏,必须严加管教。第二,她是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祖训,用武力说话。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挨打的总是我,姐姐们从来不挨打。不过,妈妈也不轻易打我。她说过,如果一个孩子总挨打,就疲沓了,不怕了。
妈妈给我立下的规矩是犯三次错挨一次打。我每次犯错,妈妈的计数器就加1。当计数达到3的时候,妈妈就把我带到三楼正房,锁上门,拿出一把竹尺来打,任我怎么求饶都没有用,也不准任何人来拉劝。打完以后,还要我自己说,这次是因为哪三项错误挨打,今后应该怎么改正。从现在的观点看,这种教育虽然有暴力之嫌,但效果也算可以,至少我没有学坏。
据说,我三四岁的时候歌唱得不错。1949年冬,大姐要带我和三姐到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去表演。那天,妈妈给我戴上一顶有风镜的飞行员帽子,到广播电台以后主持人阿姨还给了我一包小动物饼干。我非常高兴。三姐表演完钢琴以后,那位阿姨就对听众说:“我们请到了一位三岁半的小朋友。他戴着一顶很漂亮的飞行帽。他个子很小,踩在凳子上才够得着麦克风。下面我们请他来唱一首歌。”我就用很嘹亮的童声唱了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你是灯塔”。
回来以后,亲戚朋友们都为没有欣赏到我的精彩表演而遗憾。大姐就又去和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联系,择日再让我重新登台演出。这一次,妈妈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预告了我演唱的时间和频率,让他们务必牢记,不要错过时机。不料,去广播电台演唱那一天,寒流来了。妈妈给我穿上了棉袍子,使我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头儿。我十二万分不高兴地出了门。广播电台的阿姨自然也没有对听众们夸我穿漂亮的衣服。于是,我们的那些守候在收音机旁的亲戚朋友们只听见大姐一再对我说:“唱啊,唱啊!”我就是不唱。过了几分钟,那个阿姨只能播放唱片搪塞过去。这是我和大姐唯一的一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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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汤家有注重读书的传统
妈妈经常说:“汤家有注重读书的传统。”她一直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要让我们上最好的学校。妈妈尤其重视我们的启蒙学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头一口奶要吃好”。我们家原来住在小沙渡路的时候,姐姐们都在金城银行办的“金行小学”上学。那个学校管理很严,师资质量也很好。
搬到虹口以后,几个姐姐先在公立的闸北小学上学。后来妈妈发现那个学校教学质量太差,就让她们转到了我们永丰坊对面的守真堂小学。守真堂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基督教宣道会在上海创办的一座著名教堂,那所小学就是守真堂教会办的。守真堂小学的学费很贵,不过教学质量很高,学生的程度比其它学校高出了一大截。
解放以后,守真堂小学还是沿用它的老规矩,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学,星期六放假,星期天做礼拜。后来,有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守真堂小学继续学英文,不上政治课,让学生做礼拜。在当时,那可是不得了的罪名。妈妈认为孩子们不能再在那里上学了。
妈妈打听到在原来的暨南大学校址办了一所北站区第二中心小学。它虽然是一所公立学校,但是师资质量很高。这所学校距离我们家比较远,成年人步行大约需要20分钟。可是妈妈说,只要学校好,就是每天坐三轮车去也值得。所以就让三姐和小姐(我叫小姐姐为小姐)转学到那里去了。三姐上6年级,小姐上4年级。
那时候,我4岁了,虽然没有上过幼稚园,不过在家里学了不少汉字和算术,读一年级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妈妈打算让我跟两个姐姐一起去上学。当时,因为我几个姐姐的“洋名字”受到了质疑,所以在我上学之前要给我改一个“中国化”的名字。
在汤家的家谱里,我是“宜”字辈,而且第三个字要有“土”字旁。爸爸先给我取了“汤宜培”。后来,发现汤家已经有人叫这个名字了。爸爸就用“毅”字代替“宜”字,又把“土”字从偏旁挪到了下面。于是有了汤毅坚这个名字。殊不知,汤毅坚三个字繁体有39划之多。我上学以后每逢数学考试,等我写完名字,同学们已经做完三道题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后来的文字改革、推广简体字举双手赞成。
进北站区第二中心小学的一年级是要考试的。妈妈担心我平时终日在家,很少见外人,到时候可能会怯场。也是天要绝我,那天的监考老师竟然是一个残疾人。他拄着拐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加上面部痉挛,嘴巴不停地一张一合。可怜我小小年纪,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好不容易写完了我那39划的名字,就在那里哭了一个小时,两只眼睛肿得像桃一样。我的哭声惊动了校长。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58.jpg他问妈妈:“这孩子几岁了?”妈妈回答:“四周岁,不过他会写一百多个字,还会做十以内的加减法。”校长说:“太小了,还是先上一年幼稚园吧。”可惜我纵有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名落孙山进了幼稚园。
从此,每天都由保姆陪同我们姐弟三人坐三轮车去上学。记得我在幼稚园有过两件糗事,都和我的慢性肠炎有关。我从一周岁开始贴暖脐膏,就是一种贴在肚脐上的膏药。有一天扭秧歌的时候,我的暖脐膏不知怎么就掉到了地上,引起同学们围观,争相发问,弄得我非常尴尬。还有一次更加糟糕,是我拉肚子弄脏了裤子。那个缺乏职业操行的老师竟然拉着我,到6年级的教室外面大喊汤卡罗。然后把我交给了年仅11岁的三姐。三姐拉着我一路走回了家。至于我浑身上下臭气熏天的事就不便细说了。
1951年,我5周岁,上了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对上学年龄没有规定。可是,到了1952年,统一规定7周岁才可以上学。我的一个远房表弟比我小一岁,属猪,就被卡在线外了,只好继续上幼稚园。1953年,为了让他早一年上学,他妈妈就准备让他去考小学,并且花了一天时间教他说,老师问的时候要说7岁,属狗。可是,这个刁钻的老师在我表弟回答了7岁,属狗以后还问他去年属什么。我表弟说:“我去年属猪,今年属狗了。”他的妈妈差一点昏倒。
19.第一次当“运动员”
爸爸从1949年初离开陈纳德空运队,到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一年半都没有收入。研究生毕业以后到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供给制”,几乎没有收入。为了给家里开辟财源,爸爸计划要和朋友合伙开一家文化用品公司。可是还没有吃到羊肉,就惹了一身羊骚臭。
1952年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了。在打“老虎”过程中,爸爸被隔离审查,关押了两个星期。“打虎队”一口咬定爸爸有偷税漏税。正在百口莫辩的时候,幸亏妈妈拿出了家里收支情况的非常精确的明细账,说明公司还没有开张,哪来的偷税漏税?这是爸爸解放后第一次当“运动员”。
为了迎接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政府号召“技术人员归队”,凡是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都要回到技术岗位上去。1952年底,爸爸被分配到上海益民食品二厂(就是后来的梅林罐头食品厂)当技术科长。益民食品二厂当时主要做军用罐头,支援抗美援朝,技术科长算是一个挺重要的岗位。更重要的是,爸爸开始有工资收入了。
多少年以后,江泽民任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时候,爸爸说他认识江泽民,还见过他的夫人。他说,他在益民食品二厂当技术科长的时候,江泽民在益民食品一厂当技术科长,工作上有过接触。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然而,我上网搜寻江泽民简历,证实他真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当过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
1952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像爸爸这种“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受到严厉批判,自不必说。就连我大姐这样的17岁的高中生也因为家庭问题受到了株连,没完没了地挨批判、做检讨。她的四个字的名字汤恩琪罗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尽管她再三解释,说名字是爸爸取的,不由她选择。但她还是为这个“崇洋媚外”的名字多次受到批判。最后,只好“砍掉资本主义尾巴”,改名为汤恩琪。看来,还是爷爷有先见之明。
1952年还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妈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里弄扫盲班的老师,实行一对一,包教包学。记得有一次,妈妈有事,让我替他“代课”。试想,让一个6岁的儿子去代课,妈妈实在是有失职之嫌。而且偏偏那天的课文里有“谨慎”两个字我不认识。我就教那个阿姨念“勤真”。回家后一问,知道错了。我心里就默默祈祷,最好那个阿姨忘记怎么念。可是,那个阿姨读书特别认真。过了一个星期还记得念“勤真”。我只好红着脸告诉她应该念“谨慎”。不料,她却反复自责,说是她没有记住。
1952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傍晚,我家的保姆要到弄堂口去打酱油。我就说我去打。因为平时妈妈不让我到弄堂里玩,所以有一个外出的机会很难得。不巧,我走到半路上,有4个“野孩子”拿着一根草绳狂奔过来。而且不知怎么就把草绳绕到了我的脖子上。他们一边两个人拉着草绳,勒得我透不过气来。幸亏那个保姆不放心我一个人出去,一直跟在后面,见状大喝一声,那四个孩子闻风而逃,才使我得以幸存。我这一生有过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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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技术人员归队
1954年10月,政府进一步落实“技术人员归队”,爸爸回到了1945年前所在的“杀牛公司”(当时已更名为上海市食品公司肉类联合加工厂)。那时候实行技术人员“定职定薪”。按爸爸的学历和工作年限,定一个工程师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因为爸爸有差不多10年时间没有从事技术工作,只给他定了一级技术员。所以,妈妈后来一直告诫我,绝不要改行去做学非所用的职业。
一级技术员的月工资是94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工资。但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的家庭是远远不够用的。经过差不多5年折腾,我们家解放前积蓄下来的十条“大黄鱼”(金条)、美钞和妈妈的首饰都已经变卖完了。记得妈妈最后的一件首饰是一枚很大的翡翠戒指。妈妈对我说,那是她的嫁妆,本来打算等我结婚的时候留给儿媳妇的,现在只好卖掉了。
我们家有一个老保姆。从我的小姐姐出生,就在我们家忠心耿耿地做了10多年。她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妈妈本来是打算要为她养老送终的。可是,家里的条件实在不允许再留一个保姆。
那一年,妈妈为她在弄堂里找了一户很好的人家,含泪把她送了过去。
那时候,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爸爸的单位经常有苏联专家和民主德国专家来指导工作。领导总是叫爸爸去“接待外宾”。对于外行领导来说,不论是苏联专家还是民主德国专家,总归是“外国人”,而爸爸会讲“外国话”,所以“接待外宾”的任务非他莫属。
那时候,外国专家到上海都住在上海最出名的三大酒店——国际饭店、锦江饭店和上海大厦。记得有一次,爸爸带我到国际饭店去看一位苏联专家。因为爸爸不会讲俄语,而那位苏联专家不会讲英语,所以有一位翻译在场。我爸爸每讲完一句话,那位翻译就对苏联专家说:“他说”,然后才接着说俄语。我虽然才8岁,不过我知道这个外国人肯定不懂“他说”是什么意思,就在旁边偷偷地笑。
说起“接待外宾”,还有一件趣事。那年春节,爸爸请单位里一个民主德国专家到家里做客。那位专家一边大口喝着高粱酒,一边对妈妈做的菜赞不绝口。妈妈确实做得一手好菜,有“外宾”来访也格外卖力一些。饭后的甜点是妈妈最拿手的宁波猪油汤团。
猪油汤团外面是雪白的水磨糯米粉,里面是乌黑的芝麻白糖猪油馅。端上桌来,煞是好看。这位“外宾”一边吃,一边点头称道。吃完不久他就告辞了。前文说过,我们家客堂到天井是8扇当作门使用的高大的落地窗,因此有一道门槛。这位“外宾”可能有点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过门槛时绊了一下。幸亏被爸爸一把拉住才没有摔倒。
爸爸妈妈把他送出门外。往回走的时候,妈妈正说着幸亏爸爸拉住了他才没有摔倒,忽然看见地上有一颗雪白的圆球。仔细一瞧,那是一个完整的汤团。显然是这位“外宾”刚才差一点摔倒时从喉咙口喷出来的。这时候,爸爸妈妈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外宾”把一小碗汤团都囫囵吞下去了,一边还摇头晃脑地称赞“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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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爸爸当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
1956年大约是爸爸流年比较顺的一年。爸爸从1954年回到上海市肉类联合加工厂以后就建议开展脏器制剂工作,就是用牛和猪的内脏制取药物。厂里为此专门成立了制药车间(后发展成为上海食品公司长城生化制药厂),为全国肉类厂开创了一个先例。
由于爸爸开发了多项新技术,在国内首创用猪脑提取名贵生化制品胆固醇成功,被评为1956年上海市劳动模范。他的大幅照片还被张贴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外面的“光荣榜”大橱窗里。他被提拔为生产技术科科长,并且从一级技术员连升三级,成为六级工程师(工程师共分八级),工资从每月94元增加到119元。
1956年也是锣鼓喧天的一年。这一年,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一家家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每逢私营企业和区政府签字,同意公私合营,那一家的老板就披红戴花,被敲锣打鼓的队伍送回去。那一阵,马路上到处都是这样的迎送队伍。
政府对私营企业采用“赎买政策”,就是对每一个私营企业清产核资,然后以股息的形式每年将1956年资产净值的5%发给股东。当时规定,从1957年到1966年先付10年定息,剩余的50%“到时再议”。所以,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有人说“赎买政策是买一半,送一半”,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打成右派。1966年,10年定息付完。时值“文革”,而股息属于资本主义,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议”了。“买一半,送一半”,不幸被右派分子言中。那是后话。
解放前,爸爸的工资很高,月月都有很多结余。那时候货币贬值严重,为了保值,除了买黄金美钞、珠宝首饰以外,还买了不少股票。可惜,爸爸买的都是英美大公司的“强势股”,其中包括很多美孚石油公司的股票。这些外资企业在解放后全部被国家没收,它们的股票都成了废纸。
不幸中之大幸,爸爸还买了几千股商务印书馆的股票。商务印书馆属于民族工商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给股东们发股息,每年发四次。我们每次可以拿到40多元。这就成了我们家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一年小姐初中毕业,去上海中学读书要交学杂费、饭费、住宿费,还要来回车费,额外增加很多开支。不过,因为家里收入情况大有好转,就让她跟三姐一起去了上海中学。
说1956年是锣鼓喧天的一年,还因为这一年有一个壮举。有一个星期天,上海全市总动员,全民消灭麻雀。一大早,大家就爬上屋顶,挥舞红旗,敲锣打鼓,驱赶麻雀。没有锣鼓的,就敲搪瓷脸盆、洋油桶、饼干箱和一切可以发声的东西。麻雀飞到哪里,哪里就有驱赶的声音,不让它们有片刻的歇息。那一年我10岁,第一次爬上我们家的屋顶,觉得好开心。一天下来,嗓子也喊哑了。不过战果辉煌。据第二天的报纸报道,那一天累死的麻雀有几十万只之多。
消灭麻雀是“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苍蝇)运动”的一部分。而消灭老鼠和苍蝇就不能像消灭麻雀那样搞人海战术了。所以,都是按人头分摊指标,每一家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消灭定量的老鼠和苍蝇,按期上交。相对来说,拍苍蝇比较容易。我用一块臭鱼吸引来很多苍蝇,加上我的“枪法”很准,所以很快就能完成指标,然后把死苍蝇装在火柴盒儿里交上去。然而,抓老鼠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时候,抓到老鼠要把老鼠尾巴切下来上交。后来听说交上去的“老鼠尾巴”有不少是用萝卜须子涂上墨假冒的。
1956年4月5日是爸爸妈妈的银婚纪念日。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谁知竟成了家庭破碎前的最后纪念。从此以后,我们家忌讳拍全家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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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变迁最大的一年
1957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在我们家附近,最好的中学是华东师大附中,其次是虹口中学,其它的就不入流了。但问题是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统一招生”。也就是说,如果报考师大附中,就到师大附中去考。要是落榜,就连进虹口中学都不可能了。所以,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报考一个恰如其分的学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选择。
妈妈为此左右为难。她知道,我在第三师范学校附小(即原来的北站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名列前茅的学生(那时候学校里已经不再排名次),考取师大附中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又怕我胆子小,万一临场发挥失常,那就会后悔一辈子。
她问我:“师大附中考得取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考得取。”后来,果真考取了。妈妈对人说:“想不到乔治小小年纪这么有把握。”我心里想,我要是考不取,谁能考得取?那一年,大姐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毕业。按照分配方案,她们班上一大半人留在上海。大姐先天不足,从小多病,一直靠药物支撑,理应留在上海工作。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被故意分配到离家最远的天津药物检验所。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66.jpg也是那一年,三姐以高分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是家里变迁最大的一年。大姐参加工作以后,每个月从她46元工资中抽出15元寄给三姐作为生活费。爸爸妈妈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我到师大附中报到以后参加新生夏令营,到上海郊区宝山县的一所学校里住三天。第二天的傍晚下了一场雷阵雨,可是半夜里还是按原定计划紧急集合,夜行军。途中还有几次“就地卧倒”。我正好趴在一个水坑里。回到驻地,小孩子也不懂应该换掉湿透的衣服,结果半夜就发起烧来。第二天,全身关节红肿,手指既不能弯,又不能直,得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折腾一夏天才逐渐好起来。
我自幼体弱多病,上小学和初中时常常每个学期缺课三分之一左右。有时候,老师点名,同学就说:“汤毅坚的一只螺丝又松脱了。”有一天,我回家兴奋地告诉妈妈:“踢小橡皮球我们赢了。”妈妈非常惊讶。一问才知道原来我是负责看衣服送茶水的。
记得进师大附中以后不久,开全校大会。学校的礼堂在二楼,散会的时候,大家都往楼下拥。当我的脚踩到最下面一阶楼梯时,突然腿一软,摔倒了。于是楼梯上一二十个同学就都压在了我的身上。等到工友闻声赶来,把一个个学生都拉开的时候,我已经几乎没有气了。这是我第二次大难不死。
那一年下半年,我们家来了一位40多岁的访客。她是爸爸的一个远房侄孙女。她说:“听说公公当上了科长,我来走动走动。”这个女子好生了得。她年轻的时候就背叛地主家庭,投奔革命,参加了新四军,在军部卫生队当卫生员。后来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脑子受了伤,解放之后就被当作有功之臣养了起来。她给我看一个神奇的小红本子说,用这个本子坐火车、住店、吃饭都不要钱。
她告诉我们很多秘闻,诸如陈军长(指陈毅)是在小张(指张茜)演“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时候看上她的。又说,陈军长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都要托付她照顾好小张。后来,陈军长打仗受了伤,伤口发炎,每天要挤出来一碗脓血和碎骨头。
她还说,宁波市民政局的人看见她都害怕,因为有什么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就上北京找崔部长(指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
崔部长一个电话,他们就乖乖照办。她告诉爸爸,汤家祠堂被政府收去办学校了,应该去要回来。然而爸爸没有同意。
正赶上我们学校开联欢会,她要求跟我去,我就带上了她。
当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台上表演相声的时候,她在台下用宁波话大声说:“这是我的小阿叔。”引起哄堂大笑,远远超过了我说相声的“笑果”。
23.参加民盟种下祸根
前文提到,1946年我们家从小沙渡路搬到北四川路的时候曾带过来一只小猫,我们用宁波话叫它“咪猫”。这是一只黄白相间的雌猫。它很小的时候就被兽医阉了,所以非常温顺。我从小的玩伴除了庄景德,就是这只咪猫。它会按照我的指令和手势做很多动作。还会把我扔出去的东西捡回来,放在我的面前。后来,这只猫老了,一到冬天,就往我被窝里钻,可妈妈不让。所以它晚上就盘绕着即将熄火的煤球炉子睡,身上的毛常常被烤焦。
1958年很特别。一是春节来得晚,2月18日才是正月初一;二是没有腊月三十。所以2月16日虽然是腊月廿八,实际上是上海人的“小年夜”。那一天清晨,咪猫鬼使神差地跳上爸爸妈妈的大床,在刚换洗过的被子上拉了一泡屎。妈妈火冒三丈,把咪猫抓起来,带到菜市场扔掉了。妈妈在往回走的路上就后悔了,返身到菜市场去找,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了。为此,我大哭了一场。妈妈后来说:“我们家倒运就是从扔掉咪猫开始的。”
其实,祸根是从爸爸参加民盟种下的。爸爸当上了上海市的劳动模范,“红”起来了。1957年初,他们厂的厂长就来拉他加入民盟。当时妈妈不同意,认为“民主党派最臭了,要入就入共产党”。怎奈厂长天天来电话游说,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是一样的。爸爸经不起他的蛊惑,就同意了。谁知那时已经是“反右”的前夕了。后来,“火线入盟”也成了爸爸划为“右派分子”的一条罪状。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动员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作为共产党多年来的“诤友”,民盟相当活跃,讲了很多共产党不爱听的话。6月8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动员全国人民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4月27日动员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到6月8日动员全国人民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前后只有42天。后来,毛泽东坦承,这叫“引蛇出洞”,是他的“阳谋”。
毛泽东在《这是为什么?》中点名批评了民盟。所以,民盟是反右斗争的重点,抓了很多右派分子。不过爸爸还没什么事。
1958年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认为上海反右不彻底,要“补课”。每个单位至少要抓百分之五右派分子。厂长听到了风声,为了保全自己,就把爸爸抛了出去。他把爸爸在厂里“中层干部”会上的发言说成是“右派言论”。
据爸爸回忆,1957年4月“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厂里召开中层干部会,恳请大家给党提意见。书记对大家说:“你们尽管说,有共产党给你们撑腰。”爸爸想,共产党这么看得起我们,不提点意见说不过去。于是就提了几条意见。
20年后,三姐和三姐夫到爸爸厂里去查那次“中层干部”会议的原始记录,找到了爸爸所提的两条意见。一条是说厂里的制度有问题,官僚主义严重。厂长书记满车间乱跑,遇到问题就“踢皮球”。另一条是说对党员和非党员不是一视同仁。有一个党员,在检验猪肉时漏检了炭疽菌。肉已经流到了菜市场,后来一直追溯到顾客家里,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结果只给了记过处分。而另一个非党群众犯了一个小得多的错误,却被开除了。
而那个厂长把爸爸抛出来的时候,把这两条意见变成了两条罪名。一条是“反社会主义制度”,你反对厂里的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条是“反党”,你反对党员,就是反党。
爸爸不服气,辩解说这不是他的原意。“革命派”就说他“狡辩”,“态度不老实”。
1958年9月处理右派时,爸爸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划为二类右派。右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为五类。一类右派,又称“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逮捕法办。二类右派降职降薪,监督劳动。所以爸爸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和技术职务,工资从119元减到56元5角(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在“8类地区”上海是58元5角),送长风公园工地监督劳动。
在“反右斗争”中,爸爸同时在民盟和自己厂里受批判。两处都把他划为二类右派。可是,民盟的处理结论中说他“情节一般,态度恶劣”,而厂里的处理结论中说他“情节严重,但认罪态度较好”。两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
当时,上海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决定兴建一个长风公园。长风公园“别具心裁”的创意源自毛泽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诗句,在平地上挖出一个银锄湖,堆起一座铁臂山。爸爸每天在“革命派”的监督之下,在越来越深的人工湖里挖土装满两个竹篮子,挑到越堆越高的假山上。记得妈妈曾经带我到工地去看望爸爸。看到年近半百的爸爸头上顶着花白的发丝,肩上挑着沉重的土筐,扁担弯了,背也弯了。那一幕,让我永生难忘。
他在长风公园监督劳动几个月后,就提前调回厂里“监督劳动”。因为厂里的生产离不开他。
24.痛失大姐
下面是三姐的回忆:
我的大姐比我大5岁。妈妈说她出生时只有5磅,像只小热水瓶那么一点大,从小一直体弱多病。虽然她不到5周岁就上小学,但是由于两次大病休学两年,所以将近19周岁才上大学。她的学习比较吃力,然而很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算是中上等的。
记得我上高中时,有一次我们俩聊天,她问我:“你最想要什么东西?”我回答说:“手表,可以掌握时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想要有一个好的脑子。”1953年,她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而且学习成绩很好。195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像她这样体弱多病的人,本应该留在上海父母身边。并且他们班有半数以上同学分配在上海工作。可是,由于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硬是把她分配到当时方案中最远的天津药物检验所。她到天津后工作认真努力,业余时间还到南开大学上夜校学日语。
作为家中的老大,大姐从小就知道为父母分忧,照顾弟妹。
她为人善良,细心胆小。1957年秋她大学毕业,我考上北大,我们俩双双北上。她就负担起我的大学生活费用,每月从46元工资里按时寄给我15元。1958年初我的大学第一个寒假,大姐就让我去天津过。白天她上班,我就去他们所里的图书馆学习,晚上一起出去逛街。她的工资低,还要负担我的生活费,又要攒钱筹备当年10月1日结婚,日子过得真是紧巴。但她还硬要带我去“起士林”吃西餐开洋荤,我们点了最便宜的菜。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没想到这也是我和大姐一起仅有的一次。
1958年3月,大姐因内分泌失调、经常浮肿而住院检查治疗。就在那时传来了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大姐胆小谨慎,害怕别人会说她借住院逃避政治运动,就主动要求出院。
她精神负担很重,常常走神。有一次,她不小心开错了滴定管的夹子,打碎了一支滴定管,这就犯下了弥天大罪。组里开会批斗她,说她是“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那时大姐一个人在天津,没有人可以倾听她诉说内心的痛苦,也没有人能够开导她。可怜的大姐呀!1958年6月,所里遵照毛主席“根治海河”的指示,组织去海河工地劳动。她怎么敢不去?她给妈妈写信说7月1日去工地,15日回来,这段时间就不给家里写信了。大姐这样差的身体去参加这样重的体力劳动,妈妈非常担心。两个星期以后,没有收到大姐的信,妈妈坐立不安,就让弟弟到李伯伯家里去问。李伯伯是爸爸的朋友,他的女儿和大姐是同学,又一起分配到天津去工作。李伯伯见弟弟去问大姐的消息,立马起身和弟弟一起来到我们家。
李伯伯含糊其辞地对妈妈说,大姐在海河工地生病了,不过不是什么大病。可能是有点想不开,写信去安慰安慰她就好了。
妈妈听他这么说,就问大姐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他说有可能。妈妈当天就把弟弟送到小阿姨家,借了路费,自己动身去了天津。
不料火车到济南,碰上百年不遇的黄河洪水,冲坏了黄河大桥。
妈妈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被阻断的火车上等了一天一夜。
妈妈到了天津,看到大姐被送进精神病院,并且已经做了两次电疗。她立即打电报给我,召我过去。等我赶到天津时,大姐竟然已经不认得我了。她拉住我的手,急切地说:“相信我!相信我!”我心里一阵悸动:他们把大姐怎么了?大姐究竟受了什么冤屈?这些都成了我心里永远解不开的谜。
后来,她的一个同事告诉我们,她们在海河劳动工地住在帐篷里,非常潮湿,蚊子又多,连她们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体弱多病的大姐。大约劳动了十天,大姐开始说胡话,常常往帐篷外跑。所领导就认为大姐“疯”了,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不但不通知家属,而且不许同事们走漏风声。
大姐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就在发低烧。我们到了几天后,体温越来越高了。精神病院的医生害怕了,因为精神病人是不会发烧的。他们就把她转到了天津纺织医院。那里的医生没有给她进行全面检查,更没有请会诊。他们只是做了一般常规检查,发现尿中蛋白高,就诊断是精神癔病合并肾盂肾炎。发烧是由肾盂肾炎引起的。在这期间,药检所的领导始终没有到医院来过,更没有和医生讨论过治疗方案。
大姐的高烧一直不退,还常常抽筋,抽搐的时候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我只好去叫医生。医生慢吞吞地过来,给她打一针“巴甫洛夫合剂”了事。大姐一直没有解大便。我们告诉医生,医生回答说:“她没有吃什么东西,哪来的大便?”过了20多天,大姐的肚子胀鼓鼓的。医生只好叫护士给她挖大便,结果挖出来一大盆粪便。大姐一下子就虚脱了。我和妈妈找医生反映情况,他们爱理不理的,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作为“右派”的家属,又能要求什么呢?大姐的病情愈来愈重。从9月1日开始,她天天高烧达40度。
这时,医生们慌了,说大姐得的是大脑炎。可是他们又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一开始不按大脑炎治疗呢?到现在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大姐抗不过那么长时间的高烧,终于在58年9月11日凌晨3时含冤离开了人间。那时她还不到24岁,离她原定的结婚日子只有20天。
大姐的去世给妈妈带来极大的打击,妈妈支撑不住病倒了。
年仅19岁的我只好挑起料理后事的重担。妈妈不忍心让大姐火葬,她说:“我就想她睡着了。”我们只好把大姐土葬在天津北仓公墓,墓址是午字4号田37穴。后来收到爸爸的来信,希望我们将大姐火化后将骨灰带回上海,但为时已晚。后来我们很后悔,大姐是最恋家的,我们将她的孤魂留在了他乡。对不起啊!对于大姐的死,我不单是悲痛,更多的是愤怒!大姐是极左思潮的牺牲品,是“反右斗争”的牺牲品。大姐走了,留下永远的疑惑和伤痛。在大姐去世20年后,1979年1月爸爸的右派分子“改正”了。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天,开始大家还挺高兴。后来妈妈就想起大姐了。她口中大喊:“右派可以平反,一条人命没了呀!”一家人悲痛至极,痛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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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幸亏爸爸属猪
妈妈从天津回到上海以后,每天以泪洗面,经常彻夜不眠。
我每天放学回家,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生怕惹妈妈生气,引发她呼喊着大姐的名字,哭诉大半个小时,骂爸爸害了全家,害死了大姐。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总是一言不发地喝二两最便宜的高粱酒。
等他喝完,基本上已经没有菜了。他就用菜里的残汁泡一碗米饭,吃完就睡,鼾声如雷。妈妈说,爸爸是属猪的,吃饱了就睡,什么都不想。现在想起来,爸爸那时候正在监督劳动,大姐又是爸爸的最爱,他内心的煎熬并不比妈妈轻。幸亏爸爸属猪,吃饱了能睡得着。
毛主席说过一句至理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据说,他为这句名言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你手里抓一个麻雀,它会喳喳叫。如果你捏得紧一些,它就不叫了。经过“反右斗争”,全党空前团结,全国人民空前一致。“麻雀”们都不叫了。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当时所谓的“三面红旗”。
大跃进的时候,在城市主要是搞大炼钢铁。几乎每一个居民委员会都建一座“小高炉”炼钢。我们居民委员会在永丰坊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一座才一米多高的“小高炉”。把废钢铁放在里面烧成没有完全融化的铁水,然后浇成疙疙瘩瘩的“钢锭”。
为了寻找原料,把各家窗户上的铁栅栏和弄堂口的大铁门都拆了炼钢。后来,专家们总结,大炼钢铁是用大量优质焦炭和耐火砖炼出了高含硫、高杂质的生铁。
大跃进的时候,在农村主要是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和粮食亩产放卫星。按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粮食亩产两三百斤就很不错了。但是报纸上报道的粮食亩产上了千斤,几千斤,最后甚至超过了万斤。当时有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对浮夸风的真实写照。你只要够大胆,吹多少都行。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亩地等于666.6平方米。粮食亩产万斤就是每平方米15斤。那得铺挺厚一层呢。
这一年秋天,我第一次下乡劳动,到上海郊区松江县“双抢(抢收抢种)”两个星期。我们的工作是割稻子。每天弯腰用镰刀割,腰都要断了。不过吃到了最新鲜的蔬菜,临走那天还尝到了刚收割的新稻米,真香。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70.jpg除了白天劳动以外,我们晚上还要“访贫问苦”,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接受阶级教育。有一天晚上,我们“访贫问苦”回来。天很黑,大家又很疲劳。班主任老师就在前面领头。
让女生跟在他后面,男生压阵。他告诉大家:“天黑不要怕。尽量往亮处走,保证没问题。”他还让文娱委员带领大家唱起了革命歌曲。我们正唱得高兴,忽然前面一阵骚乱。原来,班主任老师掉河里了。
1959年,小姐高中毕业。在她面前别无选择,只能读师范,因为读师范不要交饭钱,每个月还有3元零花钱。然而,因为她是“右派”子女,不能录取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只能录取列在“第二张志愿表”的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
26.三姐几乎被迫辍学
妈妈解放初就开始做妇联工作。后来,上级给做“总代表”的大多数人都安排了正式的职业。可是,因为爸爸的“历史问题”,妈妈没有被安排。弄堂里成立生产组以后,妈妈参加了制鞋组。纳鞋底、做鞋帮、绱鞋,手上磨起了很多水泡,水泡又磨成了老茧。而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元。
1958年,爸爸被打成右派,工资减少了一大半。大姐大学毕业,刚刚有收入,又命归黄泉。更糟糕的是,因为爸爸成了右派,妈妈被制鞋组开除了,连每月15元的工资也没了。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窘困之中。爸妈只好靠变卖家产,供三个孩子上学。
那时候,三姐读大学不要学杂费、住宿费,但是要交书费和饭费,还有假期的往返路费;小姐在上海中学上高中要交住宿费、学杂费、书费和饭费;我上初中要学杂费和书费。每到开学的时候,妈妈总是为了筹措这些钱而绞尽脑汁。当时,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减免费,甚至拿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是每个月16元。然而,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是没有份的。
妈妈把狐狸皮大衣卖了,把貂皮的围脖也卖了。剩下来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架德国产的Stress牌钢琴了。那是三姐的心爱之物。三姐从小就喜欢弹钢琴,后来又当上了北大钢琴队队长。可是如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能留钢琴吗?一台飞利浦五灯长短波收音机、两部蔡司照相机、一具美国造的高倍双筒望远镜,统统都进了寄卖商店。接着,妈妈又把爸爸的西装和两个大樟木箱里稍微值一点钱的衣服卖了,把做衣服剩下的零头布料卖了。最后,甚至把她自己用的镀金派克套笔也卖了。她用铅笔给三姐写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以下是三姐的回忆:
1960年暑假我回到家里,妈妈含着泪对我说:“卡罗,我知道你从小最喜欢读书,成绩又好,但是家里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妈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委屈你了。你退学吧!”我放声大哭,真是痛彻心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到现在,我想起这一段还是止不住地流眼泪。
后来阿增哥(妈妈的内侄孙年增)知道了,来到我们家,对妈妈说:“像卡罗这样喜欢读书、又读得好的孩子不让读书,天理不容啊!”他主动提出:“卡罗的生活费由我来负担。”从1960年底直到1963年秋我大学毕业,阿增哥每两个月寄给我25元,才使我免于中途辍学的厄运。去年,我去祝贺他一百(虚)岁生日时曾说:“没有阿增哥的资助,就没有我汤卡罗的今天。”我从心底感激他。
阿增哥并不是大资本家。他在解放前是股票“操盘手”。他买卖股票非常果断,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得很不错。然而,解放后他的股票都成了废纸,又一直没有工作,生活也不宽裕。殊不知,1956年公私合营,他手里剩下的许多“垃圾股”咸鱼翻身,都能拿定息了。他就变成很有钱的人了。
但他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他只有一件毛线衫,穿了好多年。
每次穿的时候都用布包着头小心地穿。为了节约3分钱的电车费,他宁可多走一站路。就是这么一个克勤克俭的人,他不仅把自己的6个孩子都培养到大学毕业(其中4人是名牌大学教授),还曾经登报寻觅因家境贫困而不能上学的学子,资助不少人完成学业,其中不乏大学教授。我觉得我们国家教育部真应该给他发个奖状。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除了阿增哥之外,大嬷嬷(妈妈的大姐)和小阿姨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我和妹妹在上大学的后几年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小阿姨送的。特别是因为北大改六年制,致使弟弟在1962年上大学时的伙食费都成了问题。小阿姨资助了他一年的费用。
27.三姐是我学习的楷模
三姐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学习勤奋、认真刻苦,从来不需要别人督促。她三年级转到守真堂小学,学习的内容比公立小学要难多了。从三年级起就要学英文;数学用“刘编算术”做教材,应用题极难;语文还要加学文言文。她就发奋学习,每天清晨六点多钟就到学校,敲传达室的门,把还在睡觉的校工叫醒,为她开门进教室读书,风雨无阻。她不但能把所学的课文从头到尾背出来,而且能完整地默写出来。她从四年级起,就一直在班上拿第二名,奖励减免一半学费。他们班上的“第一名”是老师在期末总成绩上给他加分而得的。因为他的爸爸是绒线店老板,每年都给老师送绒线。这是同学们都知道的。
1950年夏天,三姐转学到公立的北站区二中心小学上六年级。到那个学校读书觉得太容易了。因为守真堂严格的、高难度的教学为她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她们班上的数学老师向她借“刘编算术”出考试题,她一看题就知道答案了。她唯一的困难是珠算,因为在守真堂没有学过。然而她的总分在班上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
1951年夏天,三姐顺利地考上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录取的比例是25个人取一个。上海中学靠近闵行,交通不便,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远的郊区。所以,三姐12岁就离家到学校住宿。虽然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但是可以想象开始时想家的滋味和种种困难。
她在适应了集体生活以后,除了努力学习,还按照老师的要求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她在初中毕业时免试直升高中。1955年,上海开始实行表彰“三好学生”(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她是上海中学第一批“三好学生”,而且连续三年,直至高中毕业。
1957年是解放以后考大学最难的一年。那一年,三姐以高分录取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又考取了本校化学系邢其毅院士的研究生,参加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工作。文革期间,三姐和三姐夫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制药一厂工作。1978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经他们导师的努力,将他们俩作为科研骨干调回北大。
三姐不但书念得好,而且全面发展。她从小喜欢弹钢琴,在大学期间由学生会赞助她到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学习钢琴。为了省出每个月从北大到音乐学院的2元钱车费,她只好吃最便宜的菜,瘦得体重只有80多斤。生活虽然困难,可是她学习一点也不放松,每周至少要抽出5小时的业余时间到琴房练琴,得到指导老师的好评。她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工作,退休前还兼任了几年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2002年,三姐作为北大化学系教授退休的时候,已经是享誉国内外的金属有机化学家。她主持或直接参与的科研项目有一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经她培养的研究生已有数十位。有的高足已经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她热爱自己的学生,也深得学生的爱戴。
虽然三姐比我大7岁,而且12岁就住校,和我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不过她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始终是我的楷模。特别是有一年暑假,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学习方法,并且告诉我要学会总结适合自己的方法,使我茅塞顿开,得益匪浅,从此在学业上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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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欲哭无泪
1960年初,领导宣布,由于爸爸对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有认罪悔改表现,在监督劳动过程中能认真接受改造,经批准,为他摘除右派分子帽子。可是既没有恢复原职,也没有恢复原薪,只是后来给他加了4元钱工资。
爸爸虽然只当了一年右派分子,但是从1960年到1978年却当了18年的“摘帽右派”。就是说,他头上的帽子虽然摘掉了,但脸上的印记依然存在。领导还是不把他当作普通人来对待。不管他工作怎么努力,从来得不到肯定;不管他有多少发明创造,从来得不到承认。尤其是文革以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直到1975年退休。这些年来,一种接一种的新药在他手里问世,然而得奖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奖金更没有他的份;一个又一个的助手被他培养成工程师、总工程师,而他自己却没有名分。
然而,别人犯了错还要算在爸爸的头上。有一次,爸爸和一个工人当班的时候,厂领导叫他去办公室训话,他就去了。那个工人操作失误,把一批料放跑了。后来追究责任,算是爸爸的错,又批斗他。搞得他彻夜难眠,一家人也跟着心惊胆战。
爸爸虽然只当了一年右派分子,却使全家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株连。大姐为此断送了性命。三姐因为家境贫困差一点辍学。小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被重点大学录取。妈妈为此失去了就业机会,甚至还被里弄加工厂制鞋组开除。
我在学校里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倍受歧视。那时候,虽然没有成绩排名,可是我各课考试测验总是全班最高分,毫无疑问是第一名。有一个同学比我略差,但他自恃共青团员,又是班干部,在人前人后叫我“小右”,使我一下子就比他矮了一大截。语文课学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同学们都笑阿Q。可我觉得做人就得像阿Q一样。人家都瞧不起我,但我自己觉得比别人强。
在那以后的50年中,我一直以为爸爸提前摘除右派分子帽子是因为他表现好,得到了政策的宽大处理。直到这次写“家史”才发现,早在1957年10月15日,就是在爸爸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几个月,中共中央就在党内下发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
这份《通知》说:“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50多年以后看到这一段,我欲哭无泪。
29.艰难的日子
因为爸爸成了右派,妈妈被里弄加工厂的制鞋组开除了,就只能从公私合营的小工厂接一些零活来做,例如糊火柴盒、拆棉纱头、剥云母片、织乒乓球网等等。不过,做的最多的是手套,因为这活赚钱少,大多数人不愿意做。
那是一家小型针织厂生产的劳动保护用的白棉纱手套。由于小厂设备和技术所限,手套的手掌部分和手腕部分是分开织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用缝纫机把这两部分扎到一起,还要用钩毛线的钩针把每个手指的末端收紧。然后,用模板塞到每一只手套里面压平后叠好。每20只手套捆成一捆。如果交验合格,就可以拿到1角钱的工钱。如果发现有一只手套不合格,就会全部退货。
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首先以最快的速度做完功课,再预习第二天的上课内容,然后就帮妈妈做活。我先把妈妈白天扎好的手套收紧手指末端,压平、叠好、捆好。然后,在妈妈做晚饭的时候就用缝纫机扎,每天都可以完成10多付手套。我不但蹬缝纫机跑线又快又直,而且会维修保养缝纫机。其实,课余时间做事一点也不耽误我的学业,它只会使我时间观念更强,思维更加敏捷,学习效率更高。
那时候,买一支“关勒铭金笔”要三元多钱。所以,金笔属于贵重物品,用一个小口袋装起来,挂在胸前,只有在学校里写字才用金笔,在家里做功课用蘸水钢笔。墨水是零拷的。打草稿的纸是纸店里论斤卖的一寸多宽的纸边。打草稿的时候先用铅笔写一遍,再用蓝钢笔写一遍,最后用红钢笔写一遍。条件虽然艰苦,精神却很振奋。我发誓要好好读书,将来让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心里虽这么想,可眼下的日子却越来越难了。家里能够变卖的只剩下满满两书架的书了。我和妈妈就背着几十斤重的书到旧书店去卖。旧书店挑出几本要的,每本给几角钱,其它的只能按废纸收。妈妈舍不得,我们又背回来。就这样,满满两书架的书我们都背着去,又背回来。折腾了十几次。当然我们不会坐车往返,虽然坐车只要3分钱。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74.jpg这年夏天,我经历了一生中第三次大难不死。师大附中有个游泳池,可是妈妈不准我去。有一天,我拿攒下来的一角钱,瞒着妈妈去游泳。我一进去就迫不及待地往水里跳。谁知那是深水区,一下就没了顶。说来也怪,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力量,我奋力往上冲了一下。也是命不该绝,游泳池边上恰巧站着一个人。
我的手碰到了他的脚,把他吓了一跳。他赶紧跳下水,把我救了上来。那时我已经喝了好几口水了。
妈妈得知我跳进深水区是因为看不到“深水区”三个大字,赶紧带我去配眼镜,才知道我已经300度近视了。虽然一副最便宜的学生眼镜也要2元钱,妈妈还是咬了咬牙给我配了。我戴上眼镜以后才知道,原来黑板上写的字这么清楚。我以前学的全是“模糊数学”。
那一年,师大附中宣布要作为全市试点,分文科班和理科班招收二年制高中。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少念一年就意味着早一年挣钱,让爸爸妈妈早一年卸下重担。有一段时间,这件事成了我们周围邻居的热门话题,许多其它学校的好学生想要考师大附中;许多师大附中的学生担心自己考不上。不过,那时候我妈妈已经不需要为我能不能考上而操心了。
30.爸爸浮肿了
从1960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央力保上海,但是到了1961年,上海也挺不住了。除了早在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统购统销”的时候就要凭本购买粮油以外,又陆续发放了布票、肉票、鱼票、糖票、盐票、酱油票以及煤球票、煤油票、火柴票、肥皂票、香烟票、酒票、棉花票、民用线票、毛巾票等等。蔬菜、豆制品要凭证供应了。再后来,连豆腐渣也要凭证供应了。那时候,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不要票证了。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真的“一穷二白”了。
那时候粮食定量,一般成年居民每月28斤。对大中学校的学生特别照顾,每月33斤。按说33斤粮食也不算少了。然而,那时候刮“共产风”,人人都在食堂吃“大锅饭”,不让各家开伙。
食堂炊事员就借机中饱私囊,克扣众人口粮。因为我们家的厨房有两口大锅,所以就在我们家的客堂成立了集体食堂。每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那个炊事员总是把满满一锅稠粥往自己家里端。妈妈都看到了却不敢说,只好悄悄让我转到学校的食堂去。
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上海的情况算是很好的了。至少我还没吃过树皮、草根、观音土,也没听说上海有饿死的人。后来我到大庆去,那里的东北同事们讥笑上海人小气。他们列举的证据中有一条说,走遍全国,只有上海有半两的粮票。我说,这正是上海人高明的地方。首先,可以用半两粮食做出一个小点心,这需要一定水平。其次,一两粮票可以分两次用,解两次馋,多好。
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项特殊待遇,就是每人每月有一张糕饼票,可以买2两糕饼。虽然都是些几乎没有什么油星子的干巴点心,不过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是最上等的珍品。那时候,小姐已经上大学。我们俩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用一张糕饼票,到第三个星期六再用另一张。每到那日子,我就眼巴巴地盼望小姐回来,可以一起去买糕点吃。
小姐虽然读书比不上三姐,可是她的生活经验极其丰富。
她每个星期都会带回来最新的信息,知道怎样让珍贵的糕饼票发挥最佳的作用。我称小姐为“赛诸葛”,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常常要走很远的路,买4个半两的小糕点,拿回家来吃。小姐吃得很快,而我总是细细品味。当小姐把她的两个小糕点都吃完的时候,我通常才吃掉一个。这时候,我就会把剩下的那一个掰一半给她。有时候,妈妈知道了,就说小姐骗我的东西吃。其实,我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佩服她。
那年深秋,有一天我放学快回到家的时候,一辆三轮摩托车装着一车“喇叭菜”从我身边经过。这里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喇叭菜”本来是卷心菜。但是由于喂猪用的地瓜、豆腐渣等“健康食品”都被人吃掉了,所以猪就降格吃人粪。而蔬菜就沦落到连人粪都吃不上的地步。不浇粪,卷心菜就不卷心,又大又老的叶子长得像喇叭筒一样。也有人叫它“解放菜”,说是解放以后才有的。不过我不这么叫,怕有政治问题。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那辆三轮摩托车从我身边经过的事。忽然,从车上掉下一棵喇叭菜,正好落在我的脚前。我赶紧抱起菜,一边喊一边追赶那辆车。可是那辆车“突,突,突”一溜烟跑了。我正在犯愁该怎么处理这棵菜,忽然听见旁边有人说:“迪格小贼老憨格(这小子好傻),拿回去么好啦!”我就拿回家了。妈妈看到这棵菜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凭本儿买菜,我们这样的“小户”要三天才能买这样一棵菜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捡到东西没有物归原主。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精神文明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人到了吃不饱的时候,道德标准就只好退居二线了。
1961年我15岁。在那一年里,我的身高增加了22厘米,从全班最小的个子蹿成全班前几名。妈妈怕我营养跟不上,总是千方百计地让我多吃一点。然而,那一年的年底,爸爸浮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大坑。医生说,爸爸得的是营养不良性浮肿,给开了一张营养品处方。从指定商店买回来的所谓的营养品只是一斤黄豆粉,而且是已经榨了百分之七十豆油以后磨的粉。如果再榨百分之三十豆油,就是豆饼了。
1961年又有一个坏消息。北京大学决定把本科学制从5年改为6年。本来妈妈翘首盼望三姐第二年就可以毕业,结果又要多等一年了,真是雪上加霜。当时,北大领导说,6年制本科毕业生水平高,工资待遇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大家心里多少还有一点安慰。但是,当三姐1963年毕业的时候,工资和4年制的本科生没有差别。
31.窄缝中挤进复旦大学
1962年我高中毕业时,师大附中有12个高中毕业班。其中6个班是1959年入学的普通三年制,而我们6个班是1960年入学的二年制试点。为了迎接高考,人人都在摩拳擦掌,而我则可以用“卧薪尝胆”四个字来形容。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要想改变自己的境遇,必须考上大学。
师大附中是全市一流的中学,我又是每次考试班上最高分,可以说不准备都能考得上了。然而,我还是不敢有丝毫懈怠。那时候,资讯很不发达,参考书很少。我想尽办法,把1949-1961年间全国统一考试的所有数理化试题搞到手,认真做了起来。那是上海的酷暑天,我每天做完题,不但浑身是汗,而且汗流到凳子下面的地板上都积成一滩水。这十几套试题我从头到尾做了三遍。所以,高考的数学试卷发下来,有三道题我马上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读书很用功,不过从来不开夜车,每天晚上10点以前一定上床睡觉。准备高考也不耽误帮妈妈做活。我家对门的一个孩子,头一年没考上。所以,这一年发愤图强,每天晚上攻读到半夜两点,困了就用凉水浇头,做做操,再继续攻读。不料,在临考前三天发起高烧来了。而我成竹在胸,临考前给自己放三天假,还看了一场电影。高考第一天早晨,要不是三姐叫我起床,我还差点睡过了头。
五六十年代,中国受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重理轻工”。
尖子学生都想当科学家,而不是当工程师。所以理科的录取分数一般要比工科高一些。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三姐学化学,小姐学数字,我也是一心想学数理化。
那时候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每个考生可以填两张志愿表,报24个志愿。可是我的家境肯定不允许我再去上北大,所以我的目标就锁定了复旦大学。我在第一张志愿表上填了6个志愿: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而在第二张志愿表上填了3个志愿: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我的目标很清楚:考不上复旦就读师范,给家里省点钱。
1961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反映到1962年的高考,报纸上公开宣布不搞“唯成份论”,实行“从低分到高分排队,择优录取”。当时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我们通过熟人到复旦大学去打听。捎话的人说,考取复旦已经肯定了,不过数学系和物理系正在争。因为我数学考了100分,物理考了99分。
而报考复旦的学生,数学满分的只有3个,所以数学系一定要录取我。但是物理系说,我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系,而且物理考了99分也不差,应该尊重本人的志愿。
我两年读完三年的高中课程,刚满16岁就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复旦大学物理系,而几个邻居家的孩子都落榜了。这在弄堂里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妈妈的脸上乐开了花,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我的努力为妈妈争得了荣耀,那是我一生中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第二年,毛主席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2年的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以后的招生又恢复了“唯成份论”。所以,1962年是反右斗争以后空前绝后的一年。上帝为我开了一条窄缝,让我挤进了复旦大学。如果我不是5岁上小学,高中又只读两年,就挤不进这条窄缝。
大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他的成功百分之二是靠天才,百分之九十八是靠努力工作。依我之见,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一是靠天才,百分之四十九是靠努力工作,而百分之五十是靠机遇。
在有些情况下,机遇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百分之五十。我的一生中有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考大学是第一次。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我的天资和努力,然而归根结底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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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们走在大路上”
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开始得晚,结束得也晚。1962年,其它地区开始好转的时候,上海反而更困难了。我们住在学校,吃在食堂,食堂就成了我们的生命线。可是,复旦食堂的炊事员和里弄的炊事员一样,都有一种职业性的“抖抖病”。他们的手拿起大勺子就开始发抖,把本来要进我碗里的菜、饭、面条又都抖回到大盆里去了。我还既不敢怒,更不敢言,生怕炊事员报复,因为他们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
每个月初交完了饭钱就可以领到一张菜卡和33斤饭票,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每天吃1斤1两粮食,早上吃3两,中午和晚上各4两。4两饭票只能买一块蒸饭或者两个小馒头,实在是吃不饱。
所以必须干稀搭配,用一两饭票买一小碗“烂糊面”,把肚子填饱。月初的时候,手里拿着厚厚的一迭饭票实在是很严峻、很残酷的考验。因为如果经不住诱惑,再去买一个馒头什么的吃,那么月底的饭就没有着落了。
我知道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所以买完了饭不敢在食堂里停留,一边吃一边往宿舍走,不敢回头。虽然菜里既没有荤腥又没有油花,可是吃饭实在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为了尽量延长这种享受的时间,我就边吃边唱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前进,向前进……”饭吃完的时候,也快到宿舍了,不可能再回头了。
吃了这样的饭菜是挺不了多久的。许多同学大清早就饿醒了,就开始交流刚才做了什么梦。有的同学说他吃到了红烧肉,有的同学说他吃到了大排骨,一场“精神会餐”说得大家口水直流,饥肠辘辘。要说我那时候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想吃一顿饱饭。有一天晚餐食堂吃水煮地瓜,1两饭票可以买7两。我买了2斤8两地瓜美美地吃了一个饱。心满意足之余,不料却撑坏了胃,犯了好多年的胃病。
我从读高中开始就喜欢装矿石收音机,把妈妈每天给我的5分零花钱攒起来,买漆包线、矿石、可变电容器等。当时买一把45瓦的电烙铁要8元钱,我攒了半年才达到了目标。为了要听到声音,需要一个耳机,要5元钱。这又是一笔大钱。我就向小姐游说,动员她投资“好希望金矿”(当时的一部电影用语),答应等矿石收音机能发出声音就先给她听。那时小姐还在上大学,一个月只有3元零花钱。她给我投资了2元。妈妈又给我“预支”了两个月的零花钱。我的矿石收音机能发出声音了,虽然很轻,但这是我们家唯一的收音机。其音质之优美,非今日环绕立体声能比。
1963年,三姐和小姐大学毕业。三姐进大学比小姐早两年。
不过因为北大本科改了6年制,而上海师范学院是4年制,所以,两个姐姐同时毕业。小姐被分配到离家很近的中学当数学老师,就搬回家住了。而三姐继续在北大化学系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没有工资,每个月只有42元助学金。三姐主动提出要负担我的生活费,每个月寄给我16元,因为从1963年开始,大学的饭钱从每个月10元增加到12元5角了。
每个月交完饭钱以后,我还有3元5角零花钱,可以买更多无线电零件了。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常常步行一个多小时,以省下9分钱车费。我开始光顾卖零件的旧货摊,买处理品的电子管和其它零件。我没有绕线车,就徒手绕变压器;没有手摇钻,就用钉子在铁底板上钉一个洞,再用锉刀锉成需要的大小。就这样,我给家里组装了一台五灯收音机。
进大学以后,我在体育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不再给同学们看衣服、送茶水了,而是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当裁判员。当时,上海各大学都重点发展一项体育项目。复旦大学的重点是排球。当排球裁判员不需要像足球、篮球裁判员那样跑来跑去,对我最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就参加了裁判员训练班。先从最低级的比赛开始吹,逐步升级,并且在1964年取得了国家体委颁发的三级裁判员证书。1966年,学校还为我申报了二级裁判员。然而因为文革开始,国家体委瘫痪,没有完成审批手续,所以我至今还只是国家“准二级”裁判员。
33.不会唱歌真俗气
我的两个姐姐都有一点艺术天分。三姐喜欢弹琴,后来当上了北大钢琴队队长;小姐喜欢唱歌,在大学里参加学校合唱团,大学毕业以后又参加了上海市教师业余合唱团。她的嗓子很好,家里经常可以听到她婉转的歌声。可是我没有什么文艺爱好,有空就只会摆弄收音机。有一天,爸爸突然有感而发,挺认真地对我说:“你连歌都不会唱,真俗。”我也没有太在意。
那时候,正赶上学雷锋运动,班里要组织一次班会。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就让我唱一首雷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唱了以后得到好几个人的称赞。文娱委员让我到别的班去唱,还动员我参加了物理系的合唱团。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参加合唱团就像做其它事情一样认真。所以,没多久系合唱团指挥就让我当男低音声部长。1964年,合唱团的指挥要毕业了,就让我接任了他的位置。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我们的合唱团有80多名成员,全部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合唱团要考识谱和试唱,加入以后如果三次无故缺席就被开除,所以整体水平比较整齐。我们在全校性的演出中每次都表演很多独唱、二重唱、小组唱、四声部大合唱等节目。在我担任指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重头戏是演出了由复旦管弦乐队伴奏的大型合唱组曲。可惜我这个指挥竟然不懂五线谱。
1963年暑假,我们有两周时间在校园里参加新建实验楼的劳动。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当油漆工。除了在新实验楼里油漆以外,我们还到校党委书记家刷了两天漆。我从师傅那里学到了基本的油漆和粉刷技术,回到家里就把已经褪了光泽的家具统统刷了一遍亮油。秋天,我们又到宝山县参加“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劳动半个月,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那里得了间日疟,隔天一次,高烧和寒战交替发作,老师和同学们吓坏了,赶紧把我送回了家。
1964年暑假,我们物理系合唱团集训,就没去劳动。在集训期间我学会了游泳。因为有同学们的保护,我第一次横渡了游泳池的深水区,胆子就大了。那一年下半年,我们到上海铁合金厂劳动两周。那里工作条件很差,污染情况严重,到处都是黑色的粉尘。工人们没有基本的劳动保护设施和职业病知识,罹患矽肺的人很多。我们除了劳动以外,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个机关、车间慰问演出。我和一位女同学穿上藏族服装,表演父女俩逛新城,逗得工人们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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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一只脚踏进了共青团
1965年,上海市委决定让大学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为期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我们刚读完三年级的课程,没有放暑假,就开赴上海宝山县淞南人民公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我们的工作队里除了复旦大学的学生以外,还有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教师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
我们到农村后,第一步是两个人一组到各个生产小队去“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找出可以信赖的贫下中农。我们挨家挨户访问土改时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启发他们忆苦思甜。恕我直言,这些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并不是很高,领会上级精神也比较迟钝。让他们忆苦思甜,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讲前几年“困难时期”怎么苦。我们反复诱导他们诉解放前的苦,他们就说日本人怎么没人性。
经过一段时间摸底以后,负责我们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组就一起开会,确定“四清”工作可以依靠的对象。和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他们说到某某人的名字大家对不上号的话,他们就会三划两笔给你勾画出一个肖像,你一看就知道是谁。这些人都是画画的行家,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的《大闹天宫》就是他们绘制的。我们工作组还有一位雕刻家。小矮子木克和皮诺曹等可爱的木偶人物都是他创作的。
“四清”工作的重点目标和依靠对象确定以后,运动就深入开展起来。“四清”中的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的任务由工作组里的党员们负责。而我们这些非党员就搞清经济,就是查生产队会计、出纳和仓库保管员的账。我所在的生产队比较特别。因为这个生产队只有一名初中毕业生,又是共产党员,所以她一身兼任会计、出纳和仓库保管员三职。这是管理制度上的一个大漏洞,非常容易产生贪污和监守自盗的问题。所以工作组认定她有问题。
当时,这位女会计已经出嫁到外地农村,而且身怀六甲。
“四清”工作队限令她必须马上回来接受审查。为了尽快弄清她的问题,我仔仔细细地查对每一笔账。凡是和其它单位有关的收支都通过外调一笔笔核实,并且取得对方的证明材料。最后,我的结论是她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当我向工作组组长汇报的时候,他只说了三个字:“不可能。”随后,他又从县里请来一名“查账高手”,大有查不出问题誓不罢休的劲头。可是,在把所有账目全部复查一遍以后,还是查不出她的任何问题,不得不让她回家生孩子。
我们参加“四清”工作队,一方面是要革别人的命,另一方面是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我一有空就到地里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宝山县淞南人民公社是上海的近郊区,很多家庭是男工女农。加上这个村子附近的吴淞化工厂生产剧毒的氰化钠,污染了河流和饮水,毒死了生产队的耕牛,民愤很大。化工厂不得不从村子里招收一些农民工到厂里工作,村里许多家庭就比较富裕了。村里有几栋漂亮的两层楼房,里面的设备装潢一点也不比上海市区里的民居差。
我参加“四清”工作经常要赶长途汽车去“外调”,没有手表很不方便。爸爸就把他的一块旧怀表借给我用。贫下中农看见我掏出挂表来看时间,就把我大大笑话了一番。那年冬天,妈妈买了一块毛蓝布给我做棉袄罩衣,因为毛蓝布只收一半布票。可是,我穿上这棉袄罩衣活像一个老头子,我就拒绝接受。妈妈既心疼钱,又心疼布票,就让小姐“赛诸葛”来劝我。我信小姐的话,就穿上了,又被贫下中农大大地笑话了一番。不过,我觉得贫下中农笑我,不是出于恶意。我也和他们说说笑笑,关系挺融洽。
那一阵,中央提出“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把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班上也树立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他出身中小资本家,每次开会总有他重点发言,把他的爸爸妈妈祖宗八代痛骂一顿。参加“四清”工作队以后,他更是处处突出表现,终于在“火线”上加入了共青团。
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表现也不错,希望我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实际上,我从初中开始就递交入团申请书,已经有十来年的历史,然而团组织一直要在大门外考验我。到“四清”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贫下中农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番,终于在团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我的入团申请,并且上报团委。可是,还没等到正式批下来,文革就开始了,一切组织发展工作全部冻结。所以,最终我也只有一只脚踏进了共青团。
35.暴风雨来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震惊世界的暴风雨来了。当时,我们还在农村搞“四清”运动,接到命令以后就匆匆告别了贫下中农,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一进校门就看到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时不时可以看到人群聚集起来,把各个系的一些名教授揪出来批斗,高呼口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三家村”的黑爪牙。
不久,戴着“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袖标的北京高干子弟到上海来煽风点火。他们到处张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批斗的残酷程度迅速升级。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批斗我校一位世界知名的教授。给他戴上高帽子,让他弯腰低头,摆开“飞机式”的姿势向毛主席请罪。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小黑板。小黑板故意换上了一根细铁丝,深深地陷进他的脖子里。
红卫兵罗列了他的几十条罪状。批判到高潮时,他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摘下他的高帽子,用理发推子推掉他半边的头发,就是当时所谓的“阴阳头”。他们还用浆糊浇在他被剃过的半个光头上,又用墨汁浇在他另一半头发上。他们又强迫他站上一条板凳,让浆糊和墨汁顺着他的眼睛和嘴一直流进脖子里。他在夏天的烈日下被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支持不住了,从板凳上摔了下来,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地上。红卫兵就用脚踢他,说他装死,对抗革命。后来,看他真的不会动了,就把他架回了“牛棚”。
听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第二天趁看守人员外出,就“自绝于人民”了。
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旗号到处抄家,找到一点“罪证”马上就地批斗。看到这种情形,我知道我们家肯定是在劫难逃了。星期天回到家里,赶紧把我从8岁就开始写的日记全部处理掉了。在中苏友好的时候,上海和列宁格勒曾结为姐妹城市。我从初二开始,就学习用俄文跟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初二学生通信,并且保留了很多来往的信件和照片。这时候也全部拿出来销毁了。果然,不久以后我们家就被抄了。造反派找到一些旧照片、一套线装书和一本圣经,就都作为罪证带走了;又找到一些外国公司的股票,也拿走了。后来平反的时候说,这些东西都不知下落,再也找不回来了。
毛主席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引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生们开始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造反派”要炮打校党委和上海市委;“保皇派”要保卫校党委和上海市委。他们都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用毛主席语录来攻击对方,激动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撞。这时候,工人阶级也介入进来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头戴柳条帽,手持大铁棍,分乘十几辆大卡车来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壮威。造反派声势大振。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红卫兵的时候说:“要武嘛!”于是,打着“文攻武卫”旗号的各种打砸抢和真刀真枪的武斗就开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佩戴“红卫兵”袖标,各地立即争相效法。可是,加入红卫兵必须是“红五类子女”。我们这些“狗崽子”是没有份的。不是红卫兵就不允许出去大串联,又不敢回家。所以,我们每天除了看看大字报,听听大喇叭里播放的样板戏以外,也没有什么革命工作可以做。有些同学开始用绣花线在十字塑料网上绣毛主席头像。我则开始手抄毛主席语录,抄了厚厚一本。这样既表达了对毛主席的忠心,又练了钢笔字。后来,我们这些既不是造反派又不是保皇派的人就被贬称为“逍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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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到了”毛主席
1966年9月初,我们接到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全国的革命小将,而且包括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就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如果你以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串联的学生都是从窗户里爬进拥挤不堪的车厢,那就错了。说来你或许会不相信,我们是乘卧铺上北京的。因为那时候全国的大串联才刚刚开始,去北京的人不多。我们到火车上一看,好家伙,还是卧铺车厢呢。当然,不能每人一个铺位。所以,我们就让女同学睡卧铺,男生睡在地板上。而我干脆就爬到行李架上睡了一夜。
我和大多数同学都没有离开过上海,头一次出门非常激动。
那时候,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过长江的时候要把火车拆成三截上轮渡,摆渡到浦口以后再重新组装起来,需耗费两个小时。这也让大家大长见识。我们到了北京就住在首都体育馆附近的白石桥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不要钱。三姐已经知道我要去北京的消息,就到红卫兵接待站找到了我,把我接到北大去,住在她的男朋友金祥林的宿舍里。那段时间我不但到北京的各个大学串联,还跟着三姐玩了颐和园。遗憾的是,红卫兵接待站不要钱的饭我只吃了一顿。每个人发了一个咸鸭蛋,雪白的馒头随便拿。
9月15日是伟大领袖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早上天蒙蒙亮,我们就到北大的五四广场集合,然后步行四五个小时到天安门广场去。因为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了一些明星人物,北大的红卫兵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东边距离金水桥最近的地方。我们都很高兴,坐在地上耐心等待下午四点钟这个神圣的时刻。北京的天气温差很大。早上还把我们冻得直哆嗦,到中午又晒得我们头发昏。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手表,也不知道时间。然而,眼看日头偏西,太阳渐渐下沉,显然早已过了四点,但是天安门城楼上还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终于,高音喇叭奏起了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大家一边挥舞红宝书,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边拼命往前挤。我们虽然就在金水桥边上,不过天安门城楼很高,加上天已经黑了,所以基本上看不到什么。
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康生主持。他首先请林彪副主席讲话,这下就把群情推向一波新的高潮。大家一边挥舞红宝书,一边高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林副主席讲的话基本上和人民日报社论一样,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接着,周恩来总理讲话。他讲得很短,主要是说要“抓革命,促生产”。这好像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气氛不很合拍。但也没人注意这种事情。
两位领导人讲完话以后,全场又欢腾起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后来毛主席走到城楼东边的时候,我才能依稀看见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影在向下面招手。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学生一只脚上的鞋子丢了。
可是她还是又蹦又跳,泪流满面,高举红宝书,大声呼喊“毛主席万岁”。我相信她也没有看见毛主席,不过我还是被她的热情感动了。
接见结束以后,解放军部队来指挥交通,疏散100万红卫兵。我们在距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地方,在撤离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后面。等我们离开的时候,看见清洁工人正在收集群众丢失的鞋子,在天安门广场上堆起了几座小山。等我们沿着原路走回北大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
37.“一月风暴”
1967年1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历来颇有争议的郭沫若先生还在会上做了小丑般的精彩表演。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很纳闷:怎么这么大一个上海市委说夺权就夺权了呢?他们这么做合法吗?1月8日,看到报纸上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才知道这事是真的了。这就是文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月风暴”。
“一月风暴”夺权以后,上海大量“保皇派”成员到北京去“告御状”,一些单位陷入了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67年2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动员大学生下基层顶岗。那时候,我们班上的红卫兵都遵照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的指示游山玩水去了,所以“抓革命,促生产”的重任就落到了我们“逍遥派”的肩上。我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到长江航运局报到,并且被安排到773号驳船上顶岗,因为那条船上的5位工人有4个离岗去北京了。
所谓驳船就是自身没有动力的货船。由拖船把驳船拖到货运码头装货,装完货以后进行编队,然后由拖船拖到长江沿岸另一个城市卸货。通常再装其它货物运回来。我们去报到的时候,长江航运局告诉我们,773号驳船是要从上海到武汉开一个来回,大约需要10天时间。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没有资格去大串联,这次也能弥补一下。
可是,驳船上生活之枯燥和乏味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交通船把我们送上停泊在长江口一个浮筒上的驳船,我们就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江面。我们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每天早晚两班交通船。师傅乘早上的交通船上岸去买菜,再乘下午的交通船回来。我们就在驳船上等他,除了自己做饭吃和从长江里提水擦甲板以外也没有什么工作。我们只好下下象棋,听听船上唯一的收音机里播放的革命样板戏。船上没有动力,也就没有电。晚上点煤油灯熏得人头昏脑胀,眼睛直流泪。所以,天一黑我们就钻进自己的“箱子”里,听波浪拍击船体的单调声音,久久不能入睡。
就这么等了三四天,终于给我们编队了,把十几条驳船串成一列,也没有装货,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可是,还没到南京,船队就停下抛锚了。有消息说,武汉那边武斗,货运码头不能装卸货了,让我们原地待命。南京这一带的江面比长江口窄多了,可以看到两岸的农田,但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我们要下水游泳过去,师傅不同意。每天早上交通船来了,还是由师傅到岸上的农家去买菜。
有一天,传来了好消息,交通船要去南京。师傅就让我们过去玩玩,但是要我们必须乘下午的交通船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南京市内停留4个小时。我们对南京的城市和交通都不熟悉,耽误了不少时间。等我们爬上中山陵,照了一个相,就急急忙忙赶下午的交通船回来了。
我们过了17天船员生活,既没有去武汉,也没有运货,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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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一无所有的婚礼,固若金汤的婚姻
1967年5月1日,三姐和小姐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结婚。爸爸妈妈考虑到三姐在北京,我也不可能留在上海,就让小姐把新房设在我们家的二楼。我还为她装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然而,三姐的条件就没法比了。下面是三姐写的回忆:
1962年,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生由过去的“保送”改为自由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1963年我们考研究生的时候,招生原则是“宁缺毋滥”。一位教授一年只能招收1至3名研究生,由他指导的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5名。北大化学系虽然是全国名教授最多的,1963年也只录取了8名研究生。这些名教授招收研究生不但看考试成绩,还要通过亲自指导他们做毕业论文进行全面考察。因此,招收的研究生通常都是本校毕业的。
不过那一年北大化学系破例录取了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应届毕业生金祥林。这是因为在物理化学考试中,有一道题漏写了解题的条件,使该题变得无解。金祥林不但指出了该题无解,而且自己修改考题,加上条件,把题目做出来了。这使得物理化学家唐有祺教授赞叹说:“北大六年制的学生都不会做,而复旦五年制的学生做出来了。我就要收这样的学生。”他退掉了原定的学生,录取了金祥林。
化学系招收的8名研究生在一起上外语和政治课,并且在系图书馆的一间指定的阅览室里自习。大家在一起切磋学业的机会较多。我渐渐发现这位新同学不但聪明,而且单纯、老实、乐于助人。我和金祥林都是上海人,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些好感。在我被派往上海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科研项目之前,金祥林找我谈心,希望和我交朋友。那年寒假,他回到上海。我们一起见过了双方的父母和家人。
1965年暑假后,我们去北京郊区门头沟参加“四清”工作队。我们俩被分配在同一个生产队里。那时规定工作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我们俩天天见面,可是不能单独在一起。1966年6月3日,我们离开了农村,回到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北大是文革的中心,各派力量用高音喇叭互相谩骂,闹得很凶。我们对此越来越不感兴趣,成了“逍遥派”。
1967年春天,不少研究生同学结婚了。我们也想结婚,但是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房。我们本应在1966年毕业,拿正式工资。可是我们没有分配工作,仍然拿每月42元的助学金。而且我们俩的家境都不好。我要负担弟弟上大学的生活费。金祥林的父母身体都不好,提前退休了。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在上学,他每月要寄15元贴补家用。我们省吃俭用,在食堂里吃最便宜的菜。到结婚前,我们每人只攒了42元钱,凑在一起84元。
我们从这84元里拿出50元,请我的妈妈买了两条被面和被里,一条床单和一对枕套。我们没有买新棉絮,而是请人把旧棉絮弹了一下。被子是金祥林亲手缝的,他的手很巧。5月1日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任何婚礼仪式,只是买了一些糖果,请老师和同学们热闹一下。我们收到的唯一礼物是同屋的几个女同学合送的一个热水瓶。我们结婚没有房子,借招待所的房间住了三天,就回到各自的宿舍了。我们甚至没有钱到照相馆去拍一张正式的结婚照。表姨给我们在颐和园拍了几张照片,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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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看来,这样的婚礼真是太寒酸太简陋了。然而,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四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相濡以沫。2001年,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汇报科研成果,请了几位专家来做评委。我和金祥林分别汇报了我们的成果,得到了评委的好评。有一位专家问:“你们取得这样好的成果,有什么经验吗?”金祥林回答:“这主要是我们俩姓得好,我姓金,她姓汤。‘固若金汤’嘛!自然配合得好。”平时不善言笑的他语出惊人,引起哄堂大笑。
39.差一点成了反动学生
1968年,中央号召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上课了,渴望能够在毕业前学一点专业课。但是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红卫兵大串联难以收场。虽然铁路局只给红卫兵免费发放回学校的火车票,可是红卫兵领到车票以后就互相交换,跑到更远的地方去玩。学校里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本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就常常在学校住几天,又回家待几天。
1968年3月10日,小姐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袁奕奕。我也荣升为舅舅。奕奕非常可爱,我就经常抱她一起玩。当时,旧货摊上能买到处理品半导体三极管,我就买一些材料,边干边学,装了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们班有两个同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很有一套,我就经常去他们家,和他们一起切磋技艺。谁知日后为这事竟差一点招来杀身之祸。
文革期间,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传达一个毛主席最新指示。
大家就要连夜游行,开会落实。这样的最新指示有好几十个,所以大多数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个最新指示非常特别,我至今记忆犹新。1967年7月28日,毛主席接见北京5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指出:“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话音刚落,那些昔日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头头纷纷落马,被另一批人押上台,弯腰低头向毛主席请罪。从文革开始以来,斗了反动学术权威,斗了走资派,斗了保皇派,现在轮到斗红卫兵了。
1968年6月,军管会、工宣队进驻大学,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小政治运动,目的是要把在文革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一次大清查。而在大学生中主要是抓现行的反动学生。工宣队把同学们分成许多小组,让大家背靠背互相揭发有什么反动言行。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校园,人人自危。
就在这时,那两个经常和我一起切磋无线电技艺的同学突然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据说,他们和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发牢骚,尤其是对林彪和江青表示不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以后,那几个朋友经不住拷打,就把我们班的两个同学供出来了。
由于我和他们俩关系比较密切,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们的造反派班长,就是那个把他的爸爸妈妈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的典型天天找我谈话,让我交代问题。我说,我和这两个同学只谈无线电,从来不谈政治。他还是要我写检查,深挖阶级根源,召开十多次班会对我重点批判,用戴“反动学生”帽子给我施压。我写了十多份检查还是不能过关。我非常恐惧,心想我要是当上反动学生,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妈妈肯定也活不下去了。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与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灵的煎熬相比,身无分文、食不果腹、遭人歧视、痛失亲人等等实在都算不了什么。
幸亏这时候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那些头头们一哄而上抢名额,才把我放到了一边。我们是1962年入学,学制5年,应该是1967年毕业,分配工作。可是因为文革,一直拖到1968年7月才和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分配。我们班有30个同学,但是只拿到了24个分配名额,有6个人“待分配”。我和两个反动学生自然属于这一小撮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班30个同学分成三派,连毕业照都没有拍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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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三九天去大庆
1968年11月,我们这些“待分配”学生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被分配到大庆油田。我这时候才弄清大庆油田在黑龙江省,虽然从1964年就开始“工业学大庆”。妈妈知道我被分配到黑龙江,就哭了。因为她听说,到黑龙江会冻掉耳朵、鼻子,“一边尿尿一边用棍子敲”。可是,妈妈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告贷,好不容易借到了300元钱为我置办冬装。好在我们是从1967年9月1日起薪,到工作单位报到以后会补发工资。
1969年1月15日我就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天津换乘到哈尔滨的火车,到哈尔滨再转乘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到萨尔图车站下车。那是1月17日,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下了车就直奔代号“二号院”的大庆总部,向组织部报到。那天,组织部里只有一个中年女同志在值班。她看了我的介绍信说:“你是名牌学校的毕业生,按理应该分配到研究院、设计院。但是,现在研究院、设计院的知识分子都下五七干校了。我真不知道该往哪里安排你。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让我想一想。过两天再通知你。”我刚踏进招待所的门,服务员就对我说:“组织部来电话,让你马上过去。”于是我又返回了组织部。那个女同志对我说:“我想出来了。你可以去井下仪表厂,那里算是基层单位,现在在搞引进项目,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后来回想,这人真是一个贵人。可惜等我想找她表示感谢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了。
当时贯穿大庆的铁路沿线有三个车站,龙凤站是大庆炼油厂所在地,萨尔图站是大庆总部所在地,让葫芦(后改名让胡路)站是大庆研究院和设计院所在地。井下仪表厂也在让葫芦,距离研究院和设计院不远。那里有三栋两层的楼房,据说当初是为大庆总部机关盖的。后来,周恩来视察大庆时严厉批评了大庆领导,定下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大庆领导就把这三栋楼房改为研究院、设计院和仪表厂。还在大庆二号院总部机关的一大片红砖房外面抹上了一层泥巴,使它们看起来像干打垒一样。
我到井下采油作业指挥部报到后,仪表厂就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接我到让葫芦,并且帮我到火车站取了行李。大庆是一个保密单位,对外的名称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比如,大庆油田井下采油作业指挥部对外的番号就叫做黑龙江省农垦17场。为保密需要,从龙凤到让胡路的铁轨都加了复线,用一些破旧的车厢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段都遮挡起来,不让火车上的旅客看到。那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间谍卫星是何物。
到仪表厂以后,我领到了17个月的补发工资,每月46元,总计782元。真是好大一笔钱。我当天就上邮局给妈妈寄去700元,让妈妈还债。爸爸妈妈终于可以花我赚的钱了,心里真高兴。此后,我在每个月发工资当天就给妈妈寄15元,从不间断。在大庆有“10个不要钱”。住房、家具、水、电、取暖、理发、洗澡、坐车、看电影、小孩上托儿所等等都不要钱。所以,我除了吃饭以外就把钱存起来,等回上海的时候买衣服和日用品。大庆商店里的东西又少又贵又不好。
厂里管劳保用品的师傅给我发了一套单衣单裤单工鞋和一套道道服棉衣棉裤加上棉大头鞋。由于我在室内工作,不发狗皮帽子。而同事们看到我头上那顶从上海带来的毡帽就叫我“上海小瘪三”,并且这帽子又实在无法御寒,我就只好去商店买帽子。
当时在年轻人中时兴羊剪绒的帽子,不过最便宜也要60多元。我就花十几元钱买了一顶黑灯芯绒的兔皮帽子。我觉得挺暖和,挺好。可别人说我像到大庆来偷原油的老乡。
没有去过黑龙江的人可能不知道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全副武装出门,穿戴沉重的道道服棉衣、棉裤和皮手套,还特意在棉大头鞋里加了一副毡鞋垫。那天风很大,我在公共汽车站等了五分钟以后,就觉得浑身上下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冷。尤其是脚趾头像被猫抓了那样疼痛。我就开始跺脚,原地跑步。慢慢地,脚趾头就不疼了。并不是不冷了,而是已经冻麻木了。这时候,鼻子开始发痒。我用手套轻轻地揉鼻子,竟然从鼻孔里揉出来两个冰疙瘩。
那是鼻涕结的冰。如果再持续半个小时,脚趾和鼻尖就会被冻伤。这时候千万不可以烤火,要用雪来搓。如果处理不当,冻掉耳朵鼻子是可能的。不过,“一边尿尿一边用棍子敲”的事是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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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从外文书店“走私”的书
仪表厂电子仪表组除了两个从外单位借来搞项目的工程师以外,其余的人全部都是工人。他们都对我很关照,使我觉得很温暖。而且,我们上班、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同一座楼里,很少出去。所以,严寒对我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只是星期天只吃两顿饭,觉得很不习惯。不久以后,我在大庆过第一个春节,食堂改善伙食。有两位师傅还请我们这些单身到他们家里过年。
这个年过得很富足,我也没有想家。
可是好景不长,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开战,黑龙江首当其冲。一夜之间,商店货架上的商品全部消失,什么都买不到了。
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油、半斤肉。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后来,听说辽宁省的情况更糟,每人每月供应三两油、三两肉。老百姓把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分别称为“潘半斤、陈三两”。
报纸上说苏俄侵占了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我暗自庆幸,如果西伯利亚还属于中国,我肯定被分配到那里去了。
在我去大庆之前,大庆油田从西德进口了一台油井测量仪表,性能很好,但是价格昂贵,尤其需要当时特别缺乏的外汇。
二号院想让研究院负责仿制这台仪表,不过要在技术上做一些运作。首先,不能说是仿制,要说是开发中国式的仪表;其次,不能安排在研究院,而要选择一个基层单位,所以就选择了井下仪表厂。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电子仪表组,借调了两位工程师来坐镇。
我到电子仪表组的时候,他们正在研制这个项目的第一代样机,是用电子管的,体积庞大,一台仪表就是一个大机柜,不可能上现场使用。而西德的仪表是用半导体的,只有一台五灯收音机那么大。由于负责这个项目的两位工程师不懂半导体,所以就打算做下一代样机时再考虑小型化。他们看到我去参加这个项目,就让我着手准备下一代样机的设计,还让我给工人们上电子技术的课。可是我在大学里学的电子技术也是电子管的。我对于半导体的了解仅限于装了一台收音机。我急需专业书籍来充实自己。
我赶紧向爸爸求救。爸爸接到我的信后,马上就到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去找。然而,书架上全是红宝书,有关半导体的书一本都没有。爸爸又四处打听,终于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了上海外文书店的人。可是外文书店的专业书早已封存在仓库里。几经周折总算偷偷弄出来两本有关半导体的英文书。爸爸把这两本书连同他自己用的一本英汉词典一起寄给了我。
收到这些书,我心里暗暗叫苦,因为英文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它。解放初期,上海的外语老师绝大多数只会教英语,俄语师资极为缺乏。只有像师大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才能有学俄语的殊荣。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都学俄语。上大学以后又接着学俄语,还担任俄语课代表,可以和老师用俄语对话。原计划从四年级开始作为第二外语学英语。然而,“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把计划冲掉了。所以,我在学校里一天英语也没学到。1963年暑假,爸爸曾经带我去外文书店看,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俄语书越来越少了,劝我赶紧学英语。我跟着他学了一个月林语堂的英语读本。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环境逼得我非学不可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在办公室里啃书。
几乎每一个词都不认识,只好一个个查词典,用铅笔把中文写在旁边。有时候,每个词的意思都知道了,可是整个句子还是读不懂。就把问题记下来,每个星期写一封信回去问爸爸。我一边啃书,一边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工作上。还要现买现卖,给工人们讲课。他们都非常用功。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人这样渴求知识,我要好好教他们。
每个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里度过。食堂开两次饭,打乱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又没有手表。等我想起来去吃饭,食堂已经关门了,常常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妈妈得知这个情况,就把家里的两个大书橱卖掉一个,花100元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半钢手表,比全钢手表便宜20元。
学了一阵子,我的英语水平明显提高了。有时候对爸爸的解答有不同的见解,就写信去争辩。这两本书读完以后,再没有别的书了。我就把书上用铅笔写的中文注解全部擦掉,再从头读一遍,加深记忆。发现新的问题就再问。这样几年下来,父子俩的函授信件积累了有1寸多厚。后来,我来美国之前,把这叠信件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女儿,让她知道我是怎么学英语的。
42.毛主席给大庆人的礼物
1969年2月初的一个深夜,我们正睡得香。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报告一个特大喜讯:毛主席给大庆人送来了最珍贵的礼物芒果。让我们马上集合,连夜赶到二号院去瞻仰毛主席送来的珍贵礼物。于是,我们睡眼惺忪地爬上了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顶着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刺骨的寒风出发了。半个小时以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家的膝盖已经冻僵,不能弯曲了。只好找来两条跳板,让大家侧着身体,慢慢地挪动到地上。我们排着队神态庄重地走进陈列室,看到了装在有机玻璃盒子里的芒果。我觉得这芒果无论是颜色还是光泽都不像是真的。我想,在场的许多人也都看出来,这芒果是蜡做的,不过没有一个人说出来。经过这些年的锻炼,大家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多了,已经没有人会傻到说真话的地步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被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大庆的代表铁人王进喜也当上了中央委员。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有“愚人节”。喜讯传来,不但要连夜游行庆祝,还要把各种成果都送到二号院去报捷。厂里指定要把我们正在开发的仪表拿去报捷。可是,我们的仪表还不能工作,怎么报捷呢?“姜还是老的辣”,那两位工程师突击在仪表上加了一块面板,上面装了一排红色的指示灯和一排绿色的指示灯,又用一个定时器控制指示灯轮流发光。他们调侃说:“红灯亮,绿灯灭,领导看得心欢喜。”果然,领导对我们的研究成果大加赞赏。
过了“五一”,下雪就少了。中午,晒到太阳的地面上的积雪开始化了,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大庆地处北纬46度,昼夜长短随季节的变化非常明显。冬至前后的白昼时间只有八九个小时,而夏至前后白昼又变得特别长,早上两点多钟天就亮了,而晚上九点多钟天还没黑。有一次,我们宿舍的一个小伙子看天已经放亮,就唱起歌来,把大家吵醒了,一看表还不到三点。
天气转暖以后,我们到野外干活就多起来了。干得最多的是挖管沟,因为石油、天然气、工业用水、生活用水都需要管道。
由于大庆不是冰冻三尺,而是冰冻七尺,所有的管沟都要挖到超过七尺才不会冻。即使在夏天,挖到三四尺以后就会碰到比石头还硬的冻土。这时就要烧火烤一阵,挖一阵。由于挖出来的土都堆在沟的两边,所以,要挖超过七尺深的沟,沟底的土至少要往上扬十尺才能到地面。这是劳动强度非常大的活。好在我吃了东北的土豆和高粱米,身体比以前强壮多了,一天挖两立方土也能坚持。
一次,几个年轻人挖完土方以后在院子里围着一个简易篮球架打篮球,被大庆油田的“一把手”看见了。他说这些人的力气还没用完,就让他们接着挖管沟。还有一次,我们好几百人接连干了两天,要把一条挺长的无缝钢管埋起来。休息的时候,我想找地方方便,就沿着管子走,忽然发现管子末端什么都没有接。
我就很纳闷。事后才知道,那是一段废弃的管道。因为铁人发现大庆浪费钢材很严重,成立了回收队,收了很多废弃的管子。这件事惊动了北京,派记者下来调查了。
二号院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平时的劳动以外,每年还要集中劳动三个月。1970年夏天我被安排去盖房子,是给我们厂的职工子女建一个新的托儿所。我学会了砌砖和抹墙。1971年,我被安排去食堂做饭和喂猪。我掌握了如何快速切土豆又不切到手。我觉得,一个人要在艰苦环境中生存,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这些劳动都能使我增添新的技能。这样想,就不觉得苦了。尤其是到食堂当三个月炊事员,吃饭不要钱,我可以省下钱买一件绒衣。所以,当我们室主任来通知我,因为工作需要提前结束劳动回组里的时候,我还挺心疼买不成绒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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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臭老九找对象
珍宝岛开战以后,全国建设“三线”的步伐大大加快。1969年夏天,石油部开始在湖北省潜江县开发江汉油田,并且动员大庆油田职工支援“三线”建设。我马上报了名,因为那是南方,能吃到大米。可是因为“工作需要”,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到了1970年秋天,仪表厂接到通知,全厂迁往江汉油田。我就高高兴兴地收拾好行装,托运了行李,拿到了车票,就等着三天后上车出发了。
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二号院特地为仪表厂电子仪表组的7个人下了一个红头文件,让我们这些中国式油井测量仪表的“关键开发人员”继续留在大庆。领导又派我和另外2个同事专程到湖北,把我们7个人的行李取回来。之后,我们7个人就到井下采油工艺研究所上班,继续中国式油井测量仪表的研制。
采油工艺研究所对人很不友善。我们觉得和他们很难共事,就想找二号院,请求把我们安排到研究院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有一天早上我们去吃饭,发现食堂里架起三条长绳子,上面挂了几十张大字报,讨伐“仪表厂七人小集团”,甚至说我是这个小集团的狗头军师。他们以精简机构为名,把其中五个人赶出了研究所,我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不过,我不是很害怕,比这严重得多的场面我已经见识过了。
不过,坏事可以变好事。我可怜兮兮地挨整反而赢得了一些好心人的同情。我们组里新来的一位老大姐觉得我挺不错,也是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就想把她原单位的一个女工介绍给我。我们见了一次面,谈了大约15分钟,都是她问我答。这次谈话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是觉得她长得挺丑。
然而,那年月知识分子是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要找对象谈何容易。哪有你挑选的份?两个星期以后,她回话给老大姐,说她通过朋友到组织部问过了,说我“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走白专道路”,就把我否了。
说来也巧,就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一个星期,原来在仪表厂的同事打来电话,约我星期天过去。我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也是给我介绍对象。因为才经历了一次失败,我不愿意再重复这样的尴尬处境,就不想见。但是他们坚持说,人已经来了,就见见吧。一见面,我觉得她长得还挺顺眼,就主动把我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和我本人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她没说几句话,倒是那些朋友七嘴八舌说了我一大堆好话。
他们又向我介绍说,这个女孩叫冯淑鹣,和我同岁,是大庆传染病院的儿科医生。她爸爸是黑龙江省交通厅设计院的院长兼总工程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文革中作为走资派被关进牛棚,不过快要官复原职了。她本人能写会画,是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发展入党的对象。我心想,你们和我开什么玩笑?她和我,天上人间,怎么可能扯在一起?所以,我很快就把这事搁到脑后了。
几个星期以后,仪表厂朋友又打电话给我说,小冯的妈妈来看我了,让我去一下。原来,她妈妈收到信以后对我的背景很感兴趣,但对我是上海人不太放心。因为小冯的爸爸曾经有一个最信赖的助手就是上海人,然而文革一来就把他出卖了。我不知道自己哪一点打动了未来的岳母,也许是朋友们讲了太多的好话,反正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以后她就目测通过了。小冯也下了决心和我相处。甚至在组织上找她谈话,说我“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走白专道路”,她也只是淡淡地说她已经知道了。为此,她失去了被组织培养、发展入党的机会。
大庆传染病院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原上。乘交通车去,下车要步行很长一段路,要一个小时。如果骑自行车去,也要一个小时。所以见一次面挺不容易。后来,常常是她下了夜班搭乘病号的车到我这里来。大庆有几句顺口溜:“一是权,二是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当方向盘遇到听诊器的时候,就会一直把她送到门口。只是她下了夜班不睡觉很辛苦,我就用从上海带来的挂面、腊肉、香肠等高档营养品招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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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我的家里杀过猪
我和妻子是在1971年4月18日初次见面,在两年后的同一天登记结婚,然后开始我们的蜜月旅行。我们在哈尔滨岳父家短暂停留以后,经过大连,乘船去青岛,又到南京看她的大舅,在无锡、苏州游览后到上海见父母。在上海住一段时间以后又到杭州玩了4天。那一次旅行去了8个城市,是我们这辈子在国内旅行城市最多的一次。虽然当时物价低廉,比如在苏州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大房间住1天只要1元8角,10个人在上海国际饭店吃一顿酒席只要20元,不过我们还是欠了很多债,过了大半年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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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三个星期的蜜月旅行,我们回到了大庆。下火车的时候天黑了,去传染病院已经没有车,我们就到我的办公室里将就睡了一夜。本想天亮以后找所领导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个空房间暂时安顿一下,因为据我知道,所里还有一间空房子。可是,还没等我去找领导,他们就抢先一步找上门来,告诉我绝对不可以在所里面住。他们还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们的行李都搬到我的宿舍,堆在我的床上。看到这种情况,我毫无办法,只好让妻子先回传染病院去。还是妻子有办法。她当天就给我打电话,说医院给了她一间房,条件不太好,让我去看一下。
这是一栋低矮的“干打垒”,就是北方农村最简便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修建房屋时,先立两块木板,然后往里面填充一层泥土和干草,浇一点水,用木锤子夯实,然后再加一层泥土和干草,直到内外墙都立起来。最后架上房架,铺上油毡纸的房顶,在墙外抹一层草泥,就成了。这种房子就地取材,为大庆会战立了大功。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干打垒精神”被提升为大庆精神的一部分。
话说我虽然有思想准备,知道这间房子“条件不太好”,可是打开门一看,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间房唯一可以住人的地方有一个大坑,坑里面残留着猪血和猪毛,原来在这里杀过猪。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不容易得来的家。我们二话不说,就用手推车运土填坑,捡半截砖铺地,用水泥袋纸糊顶棚。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终于可以住进去了。头一天晚上听耗子在纸糊的顶棚里吱吱咬架,难以入睡。越是睡不着,耳朵就越灵。隔壁邻居打呼噜就像睡在我们的床上一样。
后来,妻子找领导批条,从木材加工厂拉来一卡车板皮,就是一面带树皮的木板。我就挑比较平整的板皮钉了一个小仓房,剩下的板皮钉了一道院墙。干这活非常累。还没干完,我就虚脱了。医生说我心动过缓,是长期疲劳、休息不足引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了自己第一个家,后来还在小院子里养了几只鸡。不过,因为交通不便,我只能每周回家一两次。
45.上会战前线
我在井下研究所工作两年多,时不时地遭人非难。在那种环境下,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我尽心尽力地工作,克服了很多技术难点,把中国式的测井仪表研制成功了。然而,我结婚回来以后领导那样对待我,实在使我寒心。加上我在传染病院安家,交通不便,等于是在油田内部两地分居。我要求油田内部调动,所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不予考虑;而要把妻子从传染病院调出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那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1973年下半年,二号院组织开发喇嘛甸新区油田,就是要在“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的大草原中开出一个新油田来。我清楚地知道上会战前线意味着什么,可是考虑到上前线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井下研究所,又大大增加了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的可能性,就毅然报名来到了喇嘛甸会战前线(后来正式定名为大庆油田第六采油指挥部),并且被安排在攻关队。
我们在经常有豺狼出没的大草原上开出一片平地,搭起一大片棉帐篷和活动板房,作为会战前线指挥部机关。新区会战指挥部的所在地距离大庆的中心有几十公里路程,通过一条临时修筑的土路把大量的钻井设备、器材和人员运送到前线。这条路“晴天是洋灰(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经常发生堵塞和中断。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参加会战的工作人员全部都住在前线,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我们攻关队有六七个人,分别住在两个帐篷里。帐篷低矮,阴暗潮湿,四面透风。我们的办公室是一栋活动板房,条件稍微好一些。
攻关队虽然是一个技术单位,可是没有研究任务,只是在前线发生技术问题的时候才去帮助解决一下。“攻关队,吃饱了睡”就是我们的写照。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我就提出一个课题,并且向二号院上报了。二号院对此不置可否。不过好在会战经费很多,我们到供应指挥部去领仪器设备和元器件没有任何经费限制。所以,我就和一个志同道合的小青年一起干了起来。而其他人则继续打扑克、下象棋,欢声笑语不断。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雨季到了,道路变得十分泥泞。不知什么原因,给会战前线指挥部机关供水的管道断了,只能靠水罐车给我们送水。由于敬爱的周总理给大庆定下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送生活用水的水罐车自然要排在生产用车的后面。好不容易等到水罐车来了,每个人拿着搪瓷茶缸排着队去领一茶缸的水。虽然水里面还带着浓烈的汽油味,但这是每个人未来24小时内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食堂没有水不能做饭烧菜,就从其它指挥部运来烧饼,给每个人发两个充饥。烧饼干得难以下咽,可水还得省着点喝。幸亏是雨季,洗脸刷牙的水可以从天上取。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供水才恢复。
大庆几乎没有秋天。短暂的夏天一过,转眼就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了。我们住的棉帐篷虽然是用毡子做的,可是在寒冬面前无异于一张薄纸。我们全靠天然气取暖。每个帐篷里都支上一个大铁桶,上面接一根长长的烟囱。当熊熊的天然气火点燃的时候,整个铁桶都泛着红光。帐篷里春意盎然,穿不住棉袄。可是有一天,施工的拖拉机意外地压断了输气管道。我们的另一条生命线被切断了。那一天晚上,我们穿着棉袄棉裤钻进被窝,还是冷得1受不了,只好起来在帐篷里跑步跺脚。跑累了再钻进被窝。再冷得受不了,就再起来跑步跺脚。幸好第二天就把管道抢修好了。
第二年三月,妻子怀孕了。她闻不得一点油烟气味,一闻就呕吐。我只能在房子外面搭一副炉灶做饭。有一天,她说她想吃黄瓜。虽然已经过了春分,但是大庆还是冰天雪地,到哪里去买黄瓜呢?我乘了一个多小时车,才找到一个暖房,花了2元6角5分买了5条黄瓜,捂在胸口拿回了家。妻子终于吃了一顿可口的饭。然而,这些钱是我一天半的工资。后来,妻子的呕吐越来越厉害,吃什么都吐,只好住院打吊针。怀孕四个多月以后,有一天她突然说想吃东西了,就胃口大开,好像要把几个星期没吃的东西都补回去似的,身体也像气吹似的鼓了起来。
46.在厕所旁边安家
我从知道妻子怀孕就告诉妈妈快作准备,妈妈就用所有的布票、棉花票做了一条小厚被、一条小薄被、三套小棉袄棉裤、许多套和尚服、开裆裤等等,甚至连32块尿布都替我们准备好了。
还买了许多日用品和食品。那年夏天,我回上海去取这满满6个大旅行袋的东西。我需要把其中4个货运到大庆去。可是那段时间,上海到大庆的货运不接受零担。我只能用竹扁担挑着4个旅行袋到宁波去运。在杭州转车的时候,扁担断了。我就用手拎着两个旅行袋走一段路,再回头去拎那两个。这样一段一段往前挪,终于赶上了下一班车。
在离开上海回大庆的时候,我又买了最新鲜的水蜜桃24个,装了一水果篮子,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带回大庆,挂在院子里的小仓房里。妻子知道水蜜桃来之不易,舍不得多吃,一次只吃一个。半夜里醒过来,还到小仓房里闻闻水蜜桃的香味。看到她这副馋相,我觉得一路的辛劳很值得。妻子那段时间很能吃。同事们看她又大又尖的肚子,一致认为她要生男孩。我虽然一心想要一个女孩,也只好接受这个“事实”,给未出世的孩子准备了一个男孩的名字。
1974年春天,采油六部机关开始盖居民住房,而且在大庆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盖砖瓦房,而不是干打垒。到秋天,房子盖好了。一共是两个片区。位于指挥部机关附近的一小片房子,主要是“三代户”和少量“两代户”,按行政职务分给正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公路另一侧的一大片上百栋房子,主要是“一代户”、“两代户”和少量“三代户”。刚巧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批判“上智下愚”。工人们就把这两片房子戏称为“上智村”和“下愚屯”。
普通职工分配房子是按照工龄加年龄打分排队挑选。我是1969年初报到的,工龄只有5年,年龄又比同期毕业生小两三岁,所以连分一个“一代户”都不够格。后来,眼看房子都快分完了,我们攻关队领导考虑到我的妻子马上要临产,到指挥部说情,才在“下愚屯”分配给我一间房子。那是一间紧挨着厕所的谁都不要的“一代户”。
领导通知我这个喜讯的时候是11月5日,而我的“儿子”的预产期是11月12日。我虽然没有什么家产,然而能不能在一周之内搬完家、安顿好是个大问题。我更担心妻子在搬家过程中劳累而产期提前。所以,我就隔着肚皮和母腹中的“儿子”商量,能不能在妈妈肚子里多待几天,等爸爸妈妈把家搬完以后再出来。
而“儿子”很听话,在搬家过程中一点也没有捣乱,一直到11月16日才出世。
妻子生孩子很辛苦。晚上8点进产房,但是孩子太大,一直折腾了8个小时,到清晨4点01分才生。我隔着门缝看见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孩子,手脚在动,可是没有哭。等到医生把孩子的口腔清理干净,拍了一下屁股,孩子还是没有哭。我的心里“格登”一下。还好,医生紧接着又拍了一下,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哭声很响亮。我就高高兴兴地去给妻子准备吃的去了。
做小米粥、煮鸡蛋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还没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呢。所以,当我得知生的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实在是喜出望外。我买了10个苹果送给医生,还给攻关队每一个人送了一个苹果。那是4角9分一斤的最贵的印度苹果。后来我听说,有同事不解地议论:“生一个丫头片子还要送苹果?”在他们眼里,女孩只是“赔钱货”。
生个女孩也有问题,就是原来准备好的男孩名字不能用了。
经过几天考虑,决定给女儿取名为汤凝。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我的妻子姓冯,借用了两点水。第二,女儿生在立冬以后的大庆,什么汤都凝固了。第三,看到妻子怀孕生产这么艰难,我们决定不再生第二个。我是独生子,而爸爸的哥哥又没有后代,所以,我们这一支汤姓血脉就不再流下去了。妈妈听说我们这个决定以后来信说:“生一个女儿很好,你的两个姐姐也都只生一个女儿。”而同事和朋友们却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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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为买猪肉挤断了肋骨
妻子生孩子大伤元气,我就让她卧床休息了两个月才下地。
双满月以后,她也只是负责做饭,其它家务事都由我来做。大庆的住房都是没有上下水道的。所以,家里要准备两口大水缸,交替使用。每天要把一口水缸的缸底清干净,挑满水,放好白矾,让水中的杂质慢慢沉淀到缸底。
公共水站其实是一个露天的突出在地面的水龙头,离我家不远,好天气走三五分钟就到。然而,到了滴水成冰的季节,取水站周围很快就形成一座小冰山,高度大大超过了水龙头。打水的人要登上冰山顶,弯腰到水龙头接满一桶水,提上来,慢慢滑下冰山。然后再去接第二桶水。如果不小心滑倒了,一桶水全都撒在身上,你必须忍住痛,马上爬起来。因为稍有迟缓,你就被冻结在小冰山上了。
那时候每周6天上班。而大庆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特别紧。每天除了8小时上班以外,吃过晚饭以后还要到单位政治学习两小时,然后才有时间做家务。我回家以后先烧热水,给孩子洗头、洗澡、换衣服。把孩子安顿睡下以后,再开始洗尿布。首先要把粪便用锯条刮下去,用刷子刷干净,再洗其它的尿布。洗完尿布洗小孩衣服,接下来洗大人的衣服。还要把一盆盆脏水端出去倒掉。等衣服全部洗完凉好,就已经十一点多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还要爬起来上班。幸亏妻子的奶水很足,女儿又非常配合,夜间从来不哭闹,只要换一次尿布就行了。
大庆的住房也没有厕所。大家都到户外的公共厕所,也就是我们家的旁边如厕。大庆冬天的厕所是别有一番景致的。不用走进去,只要从后面看一下就知道这个厕所里有几个蹲位。因为对应于每一个蹲位都有一根由粪便构成的“柱子”,俨然是大庆版的桂林钟乳石笋。在严冬的夜晚,为了尿一泡尿也要到户外去,即使厕所就在旁边也是不悦的事。所以,我就从上海带了一个痰盂当尿罐。但是,又怕别人批判我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只好在天不亮的时候像做贼一样偷偷倒到厕所去。
每人每月可以凭本购买半斤猪肉。但不是你想买就可以买到,而是一个月只有某一天才会有猪肉。通常我知道消息很晚,等我去买的时候,就只剩皮包骨了。有一次,我在商店的时候正好赶上上猪肉,就很快冲到了柜台前。大家听到消息,蜂拥而至,很快就聚集了几百号人。好不容易等到开卖了,我把捏着购货本的手拼命伸向营业员,可是他们好像根本没看见,只是从熟人手里把购货本接过去,把大家都眼巴巴看着的肥肉砍给他们。
后面的人越来越多,挤得我透不过气来。
突然,有个人使劲一挤,把我左面的胸口挤在柜台上。我觉得很痛,用力顶住了。就这样挤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买到。
我觉得浑身冒汗,呼吸困难,快要晕过去了,就大声说:“我不买了!我不买了!”在旁边人的帮助下,我才突出重围。事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左侧胸口隐隐作痛,也没在意。直到9年以后为了到加拿大去当访问学者而拍大胸片的时候,医生说我左侧肋骨上有陈旧性骨折,我才知道原来那次没有买到猪的肋骨,却挤断了我的肋骨。
48.十八般武艺都得精通
妻子生完孩子,一直没有办法上班,因为从采油六部到传染病院有2个小时的车程。传染病院领导明明知道她不可能再回医院工作,却不肯开绿灯,调转过程一波三折。一直到汤凝6个月的时候,妻子才调到采油六部中心卫生所工作,结束了我们在油田内部两地分居的生活。
早在汤凝4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把她送到托儿所,由妻子全天陪伴,让她熟悉环境。所以,等妻子能上班的时候,她已经很适应托儿所的生活,一天也没有哭,就平缓过渡了。妻子上班以后,我们的时间就更紧了。特别是中午,忙得像打仗一样。孩子已经会翻身了,把她单独留在床上很不安全。地上又脏又凉,也不能放孩子。妻子只能用一条胳膊夹着孩子做饭。
我决定按照我的记忆,仿制一个上海式的婴儿床。这是我第一次做家具,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忙着干话的时候,就可以把孩子放在小床里玩,不用担心她掉下来。这个小床的最大优点是根据汤凝的高度设计的,它的栏杆高度正好适合汤凝的胳膊夹着移动。她八九个月的时候就能拉着栏杆站起来,夹着栏杆走来走去。所以她没有经过爬的过程就会走了。我又再接再厉,给孩子做了一辆推车和一个小书柜,木工技术日臻成熟。后来还做了一个捷克式的写字台。
汤凝断奶以后,要在托儿所吃一顿中午饭,每天要交一两粮食。如果交大米,托儿所就给孩子吃粥;如果交面粉,就给孩子吃馒头。我们每人每月供应1斤大米,8斤面粉,其它都是高粱米、苞米碴子、苞米面等粗粮,偶尔也能买到小米。为了让孩子每天能吃上一顿大米粥,我们就把3斤大米全送到托儿所去了。
虽然物质上贫乏,不过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每天记录她一点一滴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和甘甜。
大庆因为地处极寒地区,蔬菜和其它副食品都很缺乏。每年秋天都需要把大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等储存起来吃半年。
所以,家家要挖一个大菜窖。刚成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挖菜窖。挖了一个很深的方形大坑以后,就用我在盖房子时学到的手艺把四周都砌上砖,上面用无缝钢管做横梁,再铺上木板和草,然后再压上厚厚的土。结果,挖成了一个很坚固的防空洞,却不能做菜窖。因为天刚转冷,无缝钢管上就结上了霜,菜窖里的白菜、土豆、萝卜全都冻成了冰疙瘩。
大庆的文化生活也极其贫乏,连样板戏电影都很难看到。我回上海探亲的时候,从旧货摊买了一个次品9英寸黑白显像管和一大堆处理品零件回到大庆。我从用油漆在铜箔板上绘制印刷电路开始,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做成了一台电视机。虽然屏幕很小,远离大庆电视台而信号不稳定,但是每天晚上还是吸引了10来个邻居的孩子来看“大闹天宫”。那是大庆采油六部第一台私人电视机。不料,我们攻关队所属的地质研究所的教导员对此十分不满。据说,他在党总支会上说:“汤毅坚躺在炕上看电视,真他妈的资产阶级。”果然,后来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们的家虽然住上了砖瓦房,可是我们攻关队的办公室仍然在活动板房里,底下是泥土地,到了雨季就非常潮湿。从1974年上前线会战到1978年离开大庆,我在棉帐篷宿舍里住了一年半,在活动板房办公室里工作了四年,结果左腿的膝关节罹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疼痛难忍,走路一瘸一拐的。虽然多年针灸、理疗,也没有什么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把这条腿奉献给了大庆石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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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地震那一年
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几乎没有过问过我们的事。然而,有了孙辈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姐的女儿金晶小时候送上海,爸爸一有空就和她一起玩,教她说许多话。汤凝生下来以后,爸爸又破天荒地给她算了命寄给我们:
“……此八字五行俱全,主品貌端秀,五官平正,性格和顺,天资颖慧。八字中木占四个,主身材呈木形,高而美。日主己土,缺乏帮助……兄弟姐妹极少,甚至没有……用钱比较节约,一生中很少破财。八字中的丙极为可贵……父母养之、护之、教之,无微不至。是一个幸福、有家教的人。故不要远离父母。……尽管立冬后的大庆树木不长,但仍充满活力,一俟春到人间,必将枝叶茂盛。故必主贵婿无疑……日主中即有酉金,主子贤,但只有一个。从整个八字看来,天时上以春夏比秋冬适宜,地理上以南、中比北方为好。”
1975年,爸爸退休了,三姐也已经把金晶接回重庆团聚。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带孩子太辛苦,就主动提出让我们把汤凝送回上海去养一两年。我很犹豫,怕妻子到了上海不肯把孩子留下。我多次问她是不是已经想清楚,不反悔。她答应了。1976年6月,我们出发去上海。临走之前,我还“破釜沉舟”,把小床、小推车都托运到上海去了。
我们在回上海的路上到哈尔滨看望了我的岳母。她患了癌症,正在治疗过程中。然后,我们又继续南下。我们本来打算在无锡和苏州游玩后再回上海,因为妻子对这两个城市印象很好。
可是孩子在无锡的时候闹得很厉害,所以我们临时决定缩短行程,不去苏州,提前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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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可能在旅途中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到上海不久就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而且病情很急很重。医生让孩子住院隔离,妻子坚决不答应。她说,她是小儿传染科医生,知道怎么护理。于是就在我们家三楼正房设立了隔离病房,由她一个人看护。其他人只能远远看着说话。在她精心照顾下,孩子的化验结果很快就正常了。我们也该回大庆了。这时候,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妻子天天流眼泪,舍不得放下孩子。但是孩子大病初愈,不可能跟我们回大庆去。
回大庆的火车开了两天,妻子就在火车上哭了两天。回到大庆以后也是经常流泪,精神恍惚。我担心她会垮掉,就写信让爸爸把汤凝送回大庆,日期定在8月中旬,并且开始托人买卧铺票。谁知7月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唐山大地震,铁路中断了。等到交通恢复,大庆已经很冷,带孩子上路根本不可能了。
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众所周知的大事。9月9日,上海的弄堂里露天摆放着奏哀乐的电视机,汤凝看着荧光屏说:“毛主席觉觉了。”10月6日,鞭炮齐鸣,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那正好是上海人吃大闸蟹的季节,不过,以往是一公一母搭配着卖,那一年三个公的搭一个母的。人人脸上都喜笑颜开:冰冻七尺的严冬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50.三姐的自述:在重庆的十年
1968年夏,66届研究生终于要分配工作了。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高校和科研单位不准进人。金祥林原定留在北大的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不能留了。我们有机化学专业的4个研究生分配在医药行业,地点分别是北京、天津、武汉和重庆。如果要照顾金祥林的专业,我们就可能要分居两地。如果我们俩要在一起,就只能到最远的重庆去。金祥林毅然决定放弃专业,和我一起去重庆西南制药一厂。
我们俩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于1968年8月16日到达重庆。
我们双脚肿胀,疲惫不堪地到了厂里,看见眼前那些破厂棚,想到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心都凉了。到了厂办公室,书记听说我们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马上就说:“我们厂不要人。”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是国家分配的。”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上级医药公司,说厂里没有房子给我们住,不能接收我们。可是电话那头说:“你必须接收,这是国家任务。”书记就让我们在办公室等着。眼看天要黑了,书记只好让我们到厂招待所住。
我们住的招待所房间和隔壁房间之间只有大半截墙。在这矮墙上“四川耗子”肆无忌惮地来回穿梭。那时,重庆连掺有玉米棒子磨成粉的面条也要凭票。我们把面条挂在房间里的铁丝上做挂面,老鼠就来偷,整夜淅淅沙沙的,无法入睡。有一天,金祥林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铁丝上通了电。老鼠爬上去触电,吱吱直叫。从此,老鼠们也知道这两个“老九”不好惹,就老实多了。
半年以后,厂里给我们分配了一间不到14平米的房间,既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
西南制药一厂是一个生产药物原料的中型工厂,实际上是一个化工厂。我们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当然要到厂里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工人。我被分配在“度米芬”车间成品工段,每天要抬几大桶原料到高高的操作台投料。要用木榔头把成品的硬块砸开。还要上紧24个大卡钳。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吃力的。
1969年春天,我怀孕不到3个月就流产了。金祥林背着背篓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给我买了一只老母鸡和几只鸡蛋补养身体。
他还安慰我,即使以后生不了小孩,他也不在乎。令我十分感动。1970年春天我第二次怀孕。年底,我们的女儿金晶出生了。
我们只好把她留在上海,请我的妈妈照顾。
金祥林工作的“痢特灵”车间制备中间体要用“战争毒气”光气为原料,是全厂毒性最大的工段。一批又一批的工人中毒了。工人们知道金祥林是北大的研究生,就希望他能革新,改变生产路线,避开光气。金祥林苦思冥想,找不到解决办法。有一天半夜,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就把我叫醒,问我是不是可行。
第二天我去图书馆查资料,从来没有人做过,不过理论上是可行的。
于是,我们就动手做实验。没有实验室,就在破厂房里放一张乒乓台。没有电动搅拌机,就用小马达带动一个自行车飞轮。
没有分析手段,就不分析中间体,连续做二十多个小时,一直到黄色的痢特灵生成。从小型试验、扩大中试直至正式投产,金祥林日以继夜连续六个多月,以至于患肺炎、发高烧。这个新工艺很快在全国推广,无偿使用。而他也得到最高的奖励“学毛著积极分子”和一张奖状。
不久金祥林当上了痢特灵车间的主管技术员。他一如既往地搞革新,改变多处生产工艺,使痢特灵的售价从每片6角降低到2分钱。按规定,主管技术员是不需要参加三班倒的。然而,他经常刚下日班,准备吃晚饭,组长就来说某某有病上不了夜班。
他二话没说就去顶夜班了。重庆是有名的“火炉”,每年夏天至少有一个月时间最高温度在39 oC以上。更可怕的是金祥林还要在五六十度的反应锅旁操作,他几乎年年都要中暑、发高烧。十年零四个月超强度的工作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在离开重庆前身体几乎垮了。
1970年初,因战备需要,厂研究室成立了止血药组,我被调去当组长。这个组有两个老工人、三个复员军人、两个知青和三四个从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他们充满朝气,敢想敢干。我们决定从合成药和中草药两个方面着手。一部分人在实验室搞化学合成,一部分人上山采药。从中草药里提取有效成分,然后做止血的试验。我们成立了药理组,去农村买狗,自己喂狗,用狗做试验,搞得热火朝天。
但是这个组得不到研究室领导的赏识,因为我们“不听话”,更不会吹牛拍马。
由于各种“运动”的干扰,全厂经常处于停产状态。很多工人到处乱串。我就在组里立了规矩,让大家坐下来学习。让大学生们学外语。我给知青上化学课,从最基本的教起。组里的学习气氛很浓。后来,我又给全厂的大学生开“有机化学”课,还教他们如何查阅化学文献。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先后离开了药厂,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很好的成绩。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只上过一年初中的知青小傅经过努力考上了包头医学院的研究生。他毕业后回到重庆,后来当上了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的院长,在医药行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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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新的中国51.春寒
早在2000多年前,秦汉年间制定的《太初历》就正式把24个节气订于历法,精确地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为一年四季的起点。可惜,现在民间对24节气存在许多错误的理解。其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当作一年四季的起点。每当立春的时候,常常有人说:“已经春天了,为什么还这么冷?”其实,立春是冬季的中点,而不是终点。虽然严冬已经过去,后面却还有一个半月的冬天要过。粉碎“四人帮”也只能算是“立春”。百废待兴、拨乱反正,路还长着呢。
每年除夕,美国人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搞最后10秒倒计时,迎接新年第一秒。大庆油田也有类似的活动,叫做“零点起步”。
各级领导都要亲临现场,在元旦第一秒按动一个电钮或者开启一个闸门等等,表示一个新的开端。我们“攻关队,吃饱了睡”,平时没有多少活,然而“零点起步”也是不可少的。为了在“零点起步”的时候有事情可做,我们常常提前好几天就要做准备。
1976年底,一个采油队来电话说,他们计量站的一台差压计坏了,需要马上更换。攻关队领导让他们等了好几天,一直到除夕夜,才由攻关队队长和指导员亲自带队,把差压计送到计量站去。零点一到,马上动手更换,几分钟就换完了。
1977年初,爸爸通过上海市卫生局的朋友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安排了一个进修医师的名额。妻子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采油六部卫生所的领导也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到上海进修不但要二号院批准,还要黑龙江省卫生厅批准。办这些手续花费了好几个月时间。6月份,妻子终于办完了手续,出发去上海进修一年。她又可以和女儿朝夕相处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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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下半年,国务院通知正式恢复高考制度。三姐来信告诉我,第二年要恢复研究生招生,问我是不是打算去考。其实,早在1963年三姐考研究生的时候,妈妈就曾经问过我将来是不是打算考研究生。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我不会考研究生。我说,书是读不完的,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那时候一心想的是早毕业,早挣钱,让爸爸妈妈早一点卸下重担。然而,到了1977年,考研究生成了改变人生轨迹的重要手段,我就有点心动了。
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很婉转地试探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去读三年研究生,她在大庆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她在卫生所工作,经常要值夜班,孩子怎么办?冰天雪地的时候谁帮她挑水?平时我做的那些家务事她能承担起来吗?所以我心里很清楚,只要她说“不”,我就决不提第二遍。不料,妻子马上就回了信,坚决支持我去考研究生,要我不要担心家里的事情。我就定下心来准备考试。
我白天上班,下班后吃一点面条就开始复习。我把压箱底十来年的大学教材、笔记本和作业本全部翻了出来,发现大学里学的数学、物理课程的内容我还记得八九不离十。因为复旦大学非常注重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育,学得扎实,过了十多年也不忘记。我的主要问题是英语。我虽然十年来一直坚持自学英语,但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语法知识不全面。
读专业书还可以,应付考试就差一截。三姐也预见到这一点,就把她自己用的语法手册给我寄来了。我就用主要精力学英语语法。
我正在准备考试的时候,麻烦找上门来了。大庆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了“一批双打”运动。研究所领导早就对我“躺在炕上看电视”耿耿于怀,这时候就把我组装的9寸黑白电视机作为要清查的重点。他们收缴了我的电视机,请行家来检查我是不是盗用了公家的元器件。他们查不出什么证据,就反过来让我拿出购买所有元器件的发票。我对他们说,在上海旧货摊买处理品元器件是不给发票的。他们还是盯住不放,每隔几天就找我谈一次话,让我“向党说清楚”。
52.政审啊,政审
大庆油田早期的队伍由1万多名从新疆、玉门、四川、青海等老油田调来的石油职工、3万多名解放军转业战士和3000多名转业军官组成。所以,大庆油田各级领导多数都是转业军官,组织机构是“一长制”,管理上是“一言堂”,没有民主可言。文革期间又提倡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老粗”越粗越光荣。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中,一些工人干部也沾染了严重的军阀习气,骂人是家常便饭,打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采油六部有一个由劳动模范提拔上来的干部。他张口就骂人,还多次打人。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青年违反规定,私自在宿舍里用电炉做饭。他二话不说就一脚踢在那个女青年的屁股上,还把她的炉子和锅都踢翻在地。由于他以“土皇帝”自居,专制独裁,工人们都很怕他。他所领导的单位总是能够出色完成任务。他也得到领导的赏识,被连连提升。用大庆油田“一把手”的话来说:“只要能出油,站着说也有理,躺着说也有理。”
1978年初,研究生报名开始了。我不想回复旦这块伤心之地,就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报考研究生是要单位批准的。我的报名表被扣押了,因为我在“一批双打”运动中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说,招收研究生是为四化广招人才,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我的报名表才顺利地送到了北京。考研究生还要考政治,我就让爸爸为我准备100道可能考到的政治题和答案。爸爸花了很多时间查阅报 纸,写了十多张纸给我寄来了。我在临考之前花了一整天时间看了一遍,就上场了。
大庆只设了一个研究生考场,在二号院附近的大庆一中。我从采油六部乘车过去要一个多小时。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两天。第一天考政治和数学,第二天考英语和物理。政治和英语是统一命题,数学和物理是招生单位自行命题。爸爸为我准备的100道模拟政治题很全面,我第一天上午考得很顺。然而,下午的数学考试就完全不同了。一共10道题,其中4道属于数学专业的专业课程,我们没有学过。剩下的6道题难度都很大,我紧赶慢赶才做完了不到5道题。也就是说,及格是不可能的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考过这样窝囊的试。
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以后不想起床。我对自己说,研究生是肯定考不上了。考场这么远,还去考吗?最后,我决定去看看。如果题目都不会做,就把考卷拿回来留个纪念。结果,英语考得出乎意料的好,物理也考得挺满意。真不敢想象,我一生中第二次决定命运的考试差一点中途退场。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了去中科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参加复试的通知。到了北京才知道,由于自动化所没有自己的数学考题,就借用了数学所的考题。我的数学虽然只考了43分,还算是挺不错的成绩。而我4门课的总分是报考自动化所1400多名考生中的第三名。在我顺利通过复试以后,自动化所的导师很明确地问我,如果安排我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有什么困难,家里有没有问题。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112.jpg不久,妻子进修结束,带着女儿从上海回到了大庆。双喜临门,一家都沉浸在快乐的气氛之中。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自动化所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我政审不合格,不能被自动化所录取。经研究,决定由自动化所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哈尔滨科技大学代培,毕业以后到哈尔滨科技大学任教。就像被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底,我半天没有缓过劲来。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再一次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我对妻子说,像这样撇下家庭去读三年书多窝囊,不如不去了。妻子劝我说,树挪死,人挪活,出去闯一闯总比糗在家里强。正好这时候,大庆宣布评定技术职称,给我定了一个“副工程师”。我看看和我同期毕业的大学生都评上了工程师,好像“副工程师”是专为我设的职称。显然是对我下了逐客令,我还能再赖着不走吗?我到二号院组织部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办事员拿着挺厚一叠纸对我说:“我在你的档案里发现了你在文革中写的检查。这些材料去年清理档案的时候就应该清掉。现在我当着你的面把它们销毁。你以后就不要再背包袱了。”我非常感谢这位办事员为我清除了历史垃圾。可是当我想到正是这一叠纸使我失去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受。
53.“黄埔一期”
1978年是文革以后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那一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50多个研究所一共招收了800多名研究生,先集中在研究生院上一年半基础课和专业课,然后再分别到各个研究所跟各自的导师做毕业论文。仓促上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没有校舍,就临时借用北京林学院的一栋4层大楼。办公室、机房、教室、学生宿舍全都在这一栋楼里,非常热闹。我们又回到了睡双层铺的学生时代,并且自豪地称我们自己为“黄埔一期”学生。
800多名研究生共同的基础课是英语,根据英语考试的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种班,其中甲班1个,乙班16个,丙班12个。
甲班由一位外籍教员授课。他是我国在文革以后请进来的第一批外籍英语教员之一。根据这位教员提出的条件,他只教18个学生。于是就从高分到低分排队,设定进入甲班的分数线为88分,而进入乙班的分数线为60分。因为我英语考了92分,就被分在甲班。
听说由外籍教员来教我们英语,我非常兴奋。这位教员很年轻,说话很慢,口齿也很清楚。但是,一堂课下来,我只听懂了几个单词,连一句完整的句子都没有听懂。因为我虽然苦读了10年英语,笔试成绩也挺高,然而我学的是哑巴英语。我平时读的音不对,老师讲的话我怎么听得懂?而班上有半数同学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如鱼得水、表现活跃,更使我相形见绌、倍感压力。
我就去找外语教研室主任,要求把我换到乙班。外语教研室主任说,最近她的门槛快被踏平了,都是来要求进甲班,唯独我要出甲班。她听完我自学英语的过程和要求换班的理由,就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珍惜难得的机会。她还建议我同时到乙班去旁听中国老师上的课。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同时上甲乙班两种课。过了两三个月,我的听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又听中国老师系统地讲解了语法。
这时候,外语教研室主任给甲班换了一个外籍女老师。那个老师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讲一长串的话,我又跟不上了。不过,这一次我不慌了。我首先注意适应她的发音,又按照她的要求学习用英语思维,而不是经过英语-汉语-英语的翻译过程。这样,反应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又下功夫,把《新概念英语》四册全部背了下来。这样,许多常用的句子不用思考就能脱口而出了。经过一年的训练,我见到外国人就不怕了,对话也流利多了。这就为我日后的出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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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生院还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由中国科学院一些著名的专家来讲授。这些专家学术上造诣很深,不过他们的讲课水平我却不敢恭维。他们能把你原来懂得的东西讲得不懂。后来,我们发现清华大学也开设类似的课程,就到那里去旁听。教授毕竟是教授,听他们讲的课就明白多了。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四门课全部得了优秀。我们哈科大班要成立班委会,同学们一致推举我当学习委员。
虽然妻子每次来信都是报喜不报忧,我还是惦记着家里。她一个人在大庆带一个孩子太不容易了。尤其是从“下愚屯”到卫生所要走将近20分钟。如果能有一辆自行车,就能帮她不少忙。
可是,买新自行车要凭票,而且价钱很贵。后来听同学说北京可以买到旧自行车。妻子每个月给我寄35元生活费。半年下来我积攒了差不多100元。就花95元买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运回去。这辆车在被偷走前为我们家服务了10年,立了大功。
54.三姐一家幸运地离开了重庆
1979年初,三姐、三姐夫和他们的女儿金晶回到了北京。他们说,他们几乎是从重庆“逃”出来的,但是他们幸运地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原来,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是专业不对口的、参加过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都要调整。他们俩属于此列。他们就分别给他们的导师唐有祺教授和邢其毅教授写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很快就收到了两位导师的回信。唐先生告诉他们,他正准备恢复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现在很需要他们回去。
然而,他们厂不肯放他们走,还隐瞒了中央文件的精神。他们就给方毅副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方副总理派人到厂里核实以后批示由四川省委尽快解决。那时正值四川省科学大会召开,会上把他们的信作为典型材料散发。省委副书记在材料上批示“人才难得,应予调整”,并要求重庆市委和化工局的领导限时解决。
重庆市化工局没有和北京方面联系落实具体的安排,就给他们发调令,让他们办离渝手续,到北京报到。
办理离开重庆的手续要到8个部门盖章。就在他们已经盖了7个章,并且买好了火车票的时候,重庆市人事局科技处丁处长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他们四川省决定不放他们,要在省内调整。
他们再三向处长说明他们的情况。他非常同情,答应给省委书记打电话。但是书记在接待外宾,无法接通。他们就在那里等了一整天。眼看天要黑了,丁处长说:“你们已经买了火车票,那就走吧!以后好好地为国家的四化作贡献。我和你们无亲无故,只是给国家重点项目输送了人才,不会有错的。”然而,问题又来了。由于重庆发调令时没有和北京取得联系,北京的户口没有解决,他们不能进北京。唐有祺教授又亲自出马,找校党委,找北京市委,几经周折,才解决了他们全家进京的户口。1979年2月,他们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半的北大,重新开始他们热爱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我们姐弟也在北京重逢。
三姐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带我到天津郊区北仓公墓给大姐扫了墓,并且借来工具,把坍塌的土又重新堆好。
北大给三姐一家分配了原学生宿舍楼里的一间房间,使用公共厨房和厕所。这在当时就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我星期天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改善一下伙食。1979年暑假,妻子带着女儿到北京来探亲。我们班一共有四个同学的家眷到北京来,而我们只有一个大套间。我们就把双层铺拼成双人铺,用绳子挂起几条床单,四对夫妻、六个孩子过起了大家庭的生活。我们一起去天安门、故宫,一起游颐和园、圆明园,一起爬香山、八达岭,玩得不亦乐乎。我们也经常去三姐家,尝尝她的拿手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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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是改正,不是平反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宣布为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那时候爸爸已经退休。爸爸厂里宣布爸爸“不是右派分子”,他在整风时的发言“不是右派言论”,对他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有很多人后来把这个决定说成是对右派分子平反。
我这次写家史的时候查阅有关文件,发现这种说法和有关的中央文件提法不一致。
上述文件所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1978年4月5日《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仍然坚称“1957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根本不提对右派分子平反,也只字未提补发工资的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掉,所以这个文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那时候爸爸已经退休。他在退休前用猪的内脏做出了十多种疗效很好,又没有副作用的新药,例如明胶、磷酸氢钙、胆红素、胆酸、胰酶、胃酶、硫酸软骨素等等,并且从牛和猪的脊髓里提取胰岛素成功。可是,这些成果从来得不到领导的认可。只是在1979年他做的最后一种新药得奖的时候,厂领导送来了奖状和奖金。爸爸说,奖状他留下,不过奖金他只留1元钱。他说,只要承认这药是他研制出来的,他就心满意足了。
爸爸从1955年开始就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合译了一本关于生物制药的英文书,花了两年时间。就在书稿开始排版以后不久,爸爸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出版的事就被搁置一边。若干年以后,爸爸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出版了,但是书上的署名只有解放军医学科学院那位研究人员。三姐觉得不平,就去找那个人。那个人说,如果署上爸爸的名字,这书就不能出版。当问到稿费的时候,他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反正没有爸爸的份。
爸爸没有出版的书稿积累了一尺多厚。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觉得这些稿纸的反面还可以打草稿,就拿到弄堂口去当废纸卖,等了半天也无人问津。他感叹地说:“我写的东西当废纸卖都没人要。”虽然没有出版社敢给爸爸出版,他还是很喜欢写一些东西。
他曾经自编了一本《常用英语小词典》,后来在我出国的时候送给了我。他又记了很多《三国演义》的读书笔记,内容详细到诸葛亮哭过几次,骑过几次马等等。他每天早晨到虹口公园走一圈,然后到一个固定的石头桌子凳子上去写。有一家杂志社的记者见此情景,将他拍了下来,以“公园的一隅”为题发表在该杂志上。
1979年1月爸爸被聘请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人员以后曾经参加一个10人小组,共同编写《经济大词典》工业经济卷,198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爸爸这辈子以个人名义正式出版的书籍只有一本《运筹学浅说》。这本小册子于1982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把运筹学应用于企业管理的书籍。书中“信息论要旨”一章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采纳作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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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求贤若渴的校长
1980年寒假以后,我们就离开研究生院,搬到中科院自动化所去了。我们10多个研究生住在一个很小的套间里。自动化所的住房非常拥挤,许多工作多年的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级)还和我们一起挤在单身宿舍楼里。窄小的走廊两边放满了炉子和厨房用具。一到做饭的时候,走廊里挤满了人,路都走不通。自动化所的职工食堂形同虚设,饭菜又贵又不好。三姐和三姐夫就骑自行车给我送来了煤油炉和锅。我就自己烧炸酱面吃,还用一个大瓶子腌鸡蛋。
我的导师带两个学生。一个是自动化所招的研究生,而我是为哈尔滨科技大学代培的研究生。我经常自嘲为“干儿子”。可是,不久以后我发现导师对“干儿子”比“亲儿子”还要好,让我参加他正在搞的设计小型计算机的项目,而让“亲儿子”搞一个理论性的模拟课题。半年以后,我负责设计的那部分完成了,导师又带我到南京计算机厂去搞试验。我在那里留了好几个月,学到了很多实际经验。1980年8月,我在南京工作期间,妻子又带着女儿到南京来和我会合,然后经无锡和苏州回上海探亲。
从南京回到北京,开始写论文。答辩完论文就该毕业了。
我们30名由中科院各研究所为哈尔滨科技大学代培的学生绝大多数不愿意去哈尔滨。他们四处活动,自己找接收单位。那时候,政策已经开始松动,允许研究生自己找工作单位。而且哈尔滨科技大学对这些代培的研究生没有任何约束力,去不去全凭各人自愿。我的导师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继续留在自动化所工作,所里会帮我解决北京户口。可是,他们没有能力帮助我解决家眷的户口和住房问题。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122.jpg这时候,哈尔滨科技大学的校长亲自带领人事处长和科研处长到北京来,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哈尔滨科技大学非常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他会尽他所能为我们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然而,作为一个校长,他的权力很有限。他只能答应三个条件:一是学校新盖的家属宿舍楼已经为我们保留了“两屋一厨”的住房,二是马上着手把我们的家眷接到哈尔滨,三是有出国名额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我们。
听了校长的话,我很感动。他亲自到北京找我们一一谈话,以他力所能及的最好条件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工作,说明他重视人才,求贤若渴。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奔头。从照顾家庭的角度,我如果留在北京,五年之内家眷进不来,十年之内也排不上“两屋一厨”的住房。而汤凝已经6岁多,大庆的学校太差,这样会耽误她的一生。所以我就告诉妻子,我决定去哈尔滨。她也是举双手赞成,因为虽然那时候她的妈妈已经去世,但是她的爸爸和兄弟、妹妹都在哈尔滨。
我们班最后只有6个同学到了哈尔滨科技大学。到那里一看,3套“两屋一厨”被一分为二,变成了6套“一屋半厨”。同学们很不满意,想要闹一下。我觉得闹也无益,还是忍了吧。后来,校长向我们道了歉,说学校里很多老讲师对为研究生预留房(研究生毕业,1981)子很有意见,他顶不住了。不过,他答应的第二个条件兑现得很好。妻子和女儿第二年暑假就到哈尔滨来团聚了。我们前后五年分居生活终于告一段落。可是,我们从大庆搬来的家具放不下,只好把一个大沙发和两个小沙发堆放在系里的储藏室里。
57.第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1982年上半年,机电部在哈尔滨科技大学举办出国英语培训班,给了哈尔滨科技大学6个培训名额。教务处通知我脱产参加4个月培训。我到培训班一看,只有我一个是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来的。其他的5位中有1个是系党总支副书记,1个是我们系的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2个是老讲师。只有1个年轻的工农兵学员,据说有些背景。我们以密集训练的方式,集中上精读、泛读、语法、写作、听力、口语等6门课。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学得很认真。
4个月培训即将结束的时候,机电部的文件下来了,只给了我们学校1个出国名额。我知道肯定没有我的份,因为我们学校参加培训的6个人,其他人的条件都比我好。谁知,教务处竟然通知我去参加教育部的出国英语考试。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挺高兴。可是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我们6个同学一起从研究生院到哈尔滨科技大学,只有我一个上了出国培训班。我们学校6个人参加出国培训班,只有我一个出国。我将来怎么做人?我就去找校长说,我这次不能去参加出国考试,等下次有机会再说。校长问我:“你想不想出国?”我说,当然想,不然我不会参加出国培训班。他又问:“让你去考,你能不能考得上?”我说,不发生意外的话,应该考得上。他说:“好,那你就去考,而且一定要考上。其他人的工作我来做。”他又解释说,从那一年开始出国人员由单位选派改为由教育部统一考试选拔。如果我们派去的人考不上,这个名额就归别的单位了。他说,他找培训我们的6个老师开了会。老师们一致认为,只有派我去考才有把握。
1982年10月,我到大连去参加教育部主办的统一出国考试。为了保证考前休息好,我提前两天抵达大连。然而,我住的旅馆很闹,半夜里把我吵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我全力以赴,务必要找到一个安静的住处。后来,通过一位老师的朋友帮忙,在军区招待所住了下来。那里非常安静,我对第二天的考试也不紧张,但就是睡不着。一整夜脑子非常清醒,思想非常活跃,一分钟都没有睡着。
进入考场以后,先考听力。我觉得耳机的声音太小,举手要求换一个。但是监考老师的动作很慢。等他换完耳机,已经在念第10道题了。听力一共才35道题。笔试部分答得很顺利,而且我一点都不困。回到哈尔滨以后,我听说这次考试满分160分,其中听力35分。通过的条件是总分达到105分,听力达到20分。我估计我的总分超过105分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听力要达到20分很难。我对妻子说,看来考不上了,这是天意。
我一生中第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差一点毁在一个耳机上。不料,上帝又给我开了一个窄缝。我的听力考了21分,符合要求。
而我的总分为115分,达到了英语专业人员的出国标准。这件事引起了轰动,校长也表扬我为学校争了光。学校组织部找我去,正式通知我已经通过了出国考试。只要政审通过,就可以开始联系国外接收单位。我一听到“政审”两个字,心脏悸动了一下,马上狂跳起来。以前的悲惨遭遇在我眼前一幕幕飞快地扫过。不过,这次政审顺利通过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联系国外的接收单位。由于是由中国政府负担一切费用,我的教育背景又不错,所以很快就联系好了纽约大学。可是,我上报教育部的材料被退回来了。因为中国有一个叫胡娜的网球运动员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叛逃,所以那一年原定去美国的访问学者全部改派加拿大。我只好重新联系加拿大的学校,并且被多伦多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接受为访问学者。
去加拿大的手续很麻烦,要做非常全面的体检,拍大胸片,并且送香港的医务总监审查,很费时间。批准后还要到北京接受教育部举办的三天出国培训,学习出国人员的涉外纪律和外交礼仪等,然后领取置装费。正好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和妻子、女儿一起到上海去置办行装,还到杭州和瑶灵仙境游览了一圈。
1983年9月,我从北京出发,前往万里之外的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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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初到多伦多
从北京到多伦多要分三段旅行。先乘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北京到东京,再乘日本航空从东京到温哥华,最后乘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从温哥华到多伦多。第一次出国,什么都觉得新奇,什么都不懂。在东京转机的时候,我看时间还早,就在机场的商店里逛。广播里找我用的是日语和日本式的英语,我也听不懂。直到机场工作人员找到我,用车把我送到登机口的时候,飞机马上要起飞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东京和北京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多伦多大学有大约400名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中国大使馆把我们严密地组织起来,在“联谊会”的名下分成大组和小组。联谊会主席、大组长和小组长都是由大使馆指定的。我到多伦多以后,先到“联谊会”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小组长带我到已经帮我找好的房子去。以后每个月由小组长发给当月的生活费。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向小组长报告,逐级向上汇报。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天天听人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多伦多我才明白了水深火热的含义。多伦多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也是北美洲很出名的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对多伦多的主要印象是文明程度很高。它的文明可以从干净、安静、守法和礼让四方面来概括。
到多伦多的第一印象不是它的高楼大厦,而是它的干净。穿皮鞋在街道上走,一个月也不用擦。在旅游区和人多的地方,大家都收起自己的垃圾,从来也见不到有人随地吐痰或乱丢垃圾。
在热闹地方,人人都懂得尽量保持安静,不高声喧哗。汽车也很少按喇叭。无论何处,从未见到有人争执,更别说骂架斗殴。汽车和行人都自觉遵守灯标。我们走到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汽车就会停下,再三摆手让我们先走。刚到加拿大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最好笑的是我第一次买完东西,营业员微笑着对我说谢谢,我回来的路上一直懊恼,觉得这东西一定是买亏了。
我安顿下来以后就去找我的指导老师。他向我大致介绍一下系里的情况,为我开了一个电脑的户头,并且让我和他的几个研究生一起上课。我渐渐发现,因为我们这些访问学者既不拿指导老师的钱,又不交学费,所以系里和导师基本上不管我们。上课愿去就去,作业愿交就交,考试想考就考,反正不给学分。所以,我周围有相当多的访问学者都处于“放羊”的状态,见面就互相交流哪里可以买到便宜货。
我虽然在国内拿了硕士学位,但是要学多伦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无论是英语还是专业内容都还相当吃力,特别是作业的工作量相当大,每次都要耗费很多时间。然而,那里的条件很好,24小时都可以上机,还让我头一次尝到了一些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的甜头。我的导师在电脑局部网络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不在乎能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我要的是真才实学。
我跟导师上了一段时间课程以后,发现电脑局部网络的种类很多,可是没有一种统一的分类。我就开始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查阅文献资料全靠图书馆。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排名第二大的图书馆,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它为我提供了非常方便的研究条件。我半年以后就把所有的电脑局部网络通讯协议都查到了,而且提出了我自己独特的分类方法。我把通讯协议按照时间和空间各分成三类,形成一张三行三列的表格,一目了然。
当我拿着这些成果去找导师的时候,他瞪大了眼睛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的。我故弄玄虚地说,我从第一天开始就在准备了。从这以后,他就开始经常询问我的进展情况,提出他的建议。我这只羊有人管了。在导师的指点之下,我的电脑局部网络分类方法日趋完善。我又重点学习如何用英语写学术论文。我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多稿,终于写到导师满意,才正式向1985年的IEEE信息通讯年会投稿。
两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1985年IEEE信息通讯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的回信,我的文章被该年会接受为在该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并且附来了在信息通讯领域中三位著名教授的评审意见。他们三位对我的文章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这项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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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在北美洲喜相逢
多伦多大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距离唐人街很近,买中国食品很方便。我就住在唐人街,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系里。由于公派访问学者的生活费很少,我又想在回国的时候带回“八大件”,就必须在吃的方面省钱。多伦多的猪肉、牛肉比鸡腿贵好几倍,蔬菜又比甜橙贵好几倍。而鸡腿和甜橙在中国是很高档的食品,所以理所当然就成了我的首选。可能吃过了头,以至于25年后的今天,我对鸡肉还是很反感。
我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小组长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在出国前都做了全面体检,不大会生病,所以大使馆决定不给我们买医疗保险。不过,如果生急病还是可以到医院去看,费用实报实销。
有一次,我拉肚子,刚离开厕所又急急忙忙回去。这样十几次以后,我觉得一定是得了痢疾。我给小组长打电话,要去看急诊。
小组长说,这事要向大组长报告。不一会儿,大组长打电话给我,说他马上给我送药来,叫我千万不要上医院。他连夜给我送来了药,吃了还真好了。
1984年初,三姐也顺利地通过英语考试,到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当访问学者。三姐发现,1984年7月我38岁生日那一天,我的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正好碰在一起,称为“喜相逢”。
中国沿用的阳历和阴历是19年一个大循环。每隔19年,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有可能碰在一起。我19岁生日是“喜相逢”,但当时没有发现。而57岁和76岁就不是。我下一次的“喜相逢”是我95岁的生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既然“喜相逢”是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就约定三姐当年7月到多伦多来看我,在北美洲“喜相逢”。不过,三姐那一阵正忙着开学术会。为了赶上“喜相逢”,她在我的生日当天傍晚才乘灰狗长途汽车到达多伦多。她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一起游览了多伦多一些著名的景点。在三姐回美国途中我们还一起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领略了大自然的七大奇观之一。
多伦多有一个加中友好协会。多数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华的加拿大公民。不少人曾经帮助中国抗日,和中国人民结下了血肉之情。这些老人把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倾注在我们身上,逢年过节都组织活动,请我们去吃饭。他们组织我们去参观白求恩的故乡。
他们还出资让我们往返4天,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旅游。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在渥太华的总督府门前有类似于伦敦白金汉宫门前的戴黑熊皮帽子的士兵,是大家拍照的热点。那时候正逢郁金香盛开,色彩绚丽,美不胜收。
我在多伦多两年,还见到了一些名人。1984年春节,山东省杂技团到多伦多向我们祝贺春节。演出结束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于湛讲了话。他讲了不少,不过我只记得他说,在延安的时候身上长虱子,沿着衣服的缝线排成一排。后来,虱子多了,就排成了两排。1984年3月,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姜昆、胡松华等著名演员专场为访问学者和研究生表演了节目,并且和大家合影。胡松华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动。他为了晚上的演出质量,白天不和其他人一起逛大街。
我在多伦多两年,失去了和两位大人物见面的机会。1984年2月,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加拿大。我们打着欢迎横幅和中国国旗在寒风中等了两三个小时。然而他下了飞机,钻进轿车就开走了,连看都没有朝我们这边看一下。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加拿大。许多华侨代表应邀和他共进晚餐。我们没有被邀请吃饭,只是饭后可以和他合影。我们在宴会厅外面等了三四个小时,没有照相就回来了。据说,那些华侨代表太热情,不断要求和他合影,他累了,说:“不照了。”
1984年7月,妻子来信并寄来照片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哈尔滨科大的家终于分配到了“两屋一厨”的房子了。那是60年代初期的老房子,虽然年头多一些,不过以前盖的房子建筑标准比较高,外墙是两砖厚的,比后来盖的一砖半的墙保温;两个屋子里都是地板,冬暖夏凉。妻子自己动手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把原来堆放在系里储藏室的家具都取回来摆上了。看到妻子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也就放心了。毕竟哈尔滨的条件比大庆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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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应伯伯家的故事
1985年3月26至28日,IEEE信息通讯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凯悦酒店举行。我的导师同意承担我去华盛顿的一切费用,并且亲自和我一起去开会。我在开始宣读论文的时候先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资助我到多伦多大学当访问学者,感谢我的导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还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为我出国两年所作出的牺牲。对此,与会者报以掌声。
然后,我详细地介绍了我提出的电脑局部网络分类系统的原理、优点和应用。我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广泛的兴趣。在我报告完以后有十来个人提出了问题,我又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我还透露了我当时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是根据我的分类系统,预见到存在一种网络通讯协议,它的性能将大大超过目前流行的以太网。会后,大会主席对我说,我的论文是这次年会中听众反应最热烈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还问我是在哪里学的英语。我的导师对我的表达和应对能力也大加赞赏。
三天的会议结束以后,我就去看望爸爸的老朋友应伯伯。他就住在华盛顿郊区的老人公寓里。见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友的儿子,应伯伯和应伯母都很高兴,一定要我住在他们家里。我就在他们家住了四天,每天乘地铁去游览美国最美丽的城市华盛顿。
应伯母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她每天早上除了给我做早饭以外,还为我准备午饭带着上路。她给我做两个三明治。还拿一个大甜橙,在上面用刀切四下,让我可以很方便地剥皮。我每天傍晚回来,都有丰盛的饭菜等着我。
应伯伯和应伯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问他们基督教和其它宗教有什么不同。应伯伯就告诉我始祖亚当受毒蛇的引诱犯罪,上帝借童贞女玛丽亚怀孕,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并且为了拯救人类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他还说,基督教的宗旨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人如己。相信基督不是修来世的福气,而是在今生就能够得到平安和喜乐。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基督徒,他们的言行对我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他们还讲了1949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应伯伯在上海负责船运。他们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应伯伯主张跟随船运公司前往台湾,但是应伯母坚决反对。她的娘家是上海有名的“五金大王”,他们的家产都带不走。她主张像以往那样去逃难,等共产党走了以后再回来。那时候他们最小的女儿“三三”还在吃奶,带着逃难不方便。她就让奶妈带着孩子到乡下去躲一阵。
上海外围炮响的时候,应伯伯当机立断,决定马上离开。他的两个助手左右挟持,“绑架”应伯母上了船。他们一家人到台湾待了一阵以后就辗转到了美国。在后来的三十年中,他们的五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全部都得到博士学位,成了医生、律师、工程师。然而,他们心里不平安,天天思念失散的小三三。
话说三三跟随奶妈到了乡下,长大成人,嫁给一个农民,生了一儿一女。可是她的丈夫经常毒打她,使她无法忍受。她三次自杀,都求死无门。在她第三次自杀未遂以后,她的奶妈告诉了她的真实身世,要她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等她的亲生父母来找她。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恢复以后,应伯伯和应伯母终于到乡下找到了她们。他们给了三三的丈夫一大笔钱,使他高高兴兴地放弃了老婆和两个孩子。三三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她的父母身边,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一场历史造成的悲剧总算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应伯伯还讲了一个祷告蒙主应允的见证。他在离开大陆时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堂兄照看。他经常通过香港给堂兄汇款,而堂兄每次来信都说他母亲身体不好,要他多汇款。有一次,堂兄来信说他母亲病危。他既不能回大陆,又不知道堂兄说的是真是假,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主保守他母亲多活15年。他禁食祷告了很久很久,忽然一道亮光在他眼前闪过,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的母亲。我已经医治了她,给她加添了15年寿命。”应伯伯马上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圣经上,而他母亲正好是在15年以后去世的。
61.我的第一次选择
1985年IEEE信息通讯年会结束以后,我在华盛顿游览了4天,参观了白宫、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天博物馆、美国造币厂、阿林顿国家陵园肯尼迪墓等等。参观所有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除了白宫以外都不需要排长队。然后,我买了一张从华盛顿回多伦多的灰狗长途汽车票。这张票一个月有效,中途可以任意停留。所以,我途中游览了很多地方。
我先到了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参观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高中时代的一个同学在那里当访问学者。我又从巴尔的摩乘坐“发财团”大巴前往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这座濒临大西洋的小城是美国东部唯一的赌城。乘坐“发财团”大巴前往赌城是免费游览还有饭吃。车票18美元,但是到达赌城后发给每个人20美元赌场筹码和5美元餐券。导游对我们说,如果不赌的话,可以把20美元赌场筹码换成现金带回家。
我想,既然是第一次到赌城,还是应该小赌一下,体验一下赌徒的感觉。我拿出5美元筹码去玩吃角子老虎,不到10分钟就输掉了。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掌握了规律,很快就能赢回来。
就又拿出5美元筹码来玩。而这次比上次输得更快。听到旁边的机器“叮叮当当”掉角子的声音,我认为既然吃角子老虎已经吃了我那么多角子,那么很快就会像旁边的机器那样吐出很多角子来了。等我把20美元全部输掉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赌场就是这样发财的。
回到巴尔的摩以后,我又乘灰狗长途汽车北上,到了历史名城费城参观曾经签署独立宣言的独立宫。然后就到了举世闻名的大都会纽约。为了省钱,三姐介绍我到42街去住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楼上的招待所。那里确实便宜,一天10美元还包括早餐。可是那里也实在是脏得可以。地毯上全是漆黑的脚印,很难看出地毯原来是什么颜色了。在那里住宿的人大多数是各级政府公派的代表团。他们还像在国内住旅店时那样用床单的一角擦皮鞋,往地毯上吐痰以后用鞋底去搓。
我在纽约参观了世贸中心、联合国大厦、帝国大厦、时代广场、洛克菲勒广场、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等。纽约虽然高楼林立、名声很响,然而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一是乱,汽车和行人都不守规矩。红灯以后仍然有车冲出,互不相让。所以常常看到十字路口交通堵塞。二是不安全,特别是在42街附近黄昏以后有很多黑人出没,拦路抢劫。据说有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在一年内就被抢劫了三次。我暗自庆幸,胡娜事件把我改派了加拿大。
离开纽约以后,我就到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去看三姐。奥尔巴尼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城市,不过很干净、很漂亮。尤其是市中心州政府大厦旁边那个蛋形建筑的大剧院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不过,奥尔巴尼的中国人很少,中国商店更少。连买酱油都要开三个小时汽车到纽约去。这是和多伦多的条件没法比的。我在三姐那里住了两天就途经巴弗罗回多伦多了。
前文提到,我提出了一种电脑局部网络的分类方法,把通讯协议按照时间和空间各分成三类,形成一张三行三列的表格。当我按照这种分类系统对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局部网络通讯协议进行分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格是空白的。就是说,还没有人采用这种类型的通讯协议。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课题,仔细研究这种类型的通讯协议。
为了研究这种通讯协议的性能,需要使用电脑进行模拟和分析。我就去听计算机系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用当时最新的Pascal语言编程,并且边学边干,自己编写模拟程序。多伦多大学为我提供了使用电脑的方便条件,电子工程系的机房24小时开放。模拟程序运行时间长,我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上机。通过一段时间的电脑模拟和分析,证明了存在一种网络通讯协议,它的性能将大大超过目前流行的以太网。这种预见性不但有很高的学术意义,而且可能最终做成产品,产生很高的市场价值。
我的导师非常兴奋,提出在我两年公派期满以后由他资助我继续留下工作,把这种网络做出来。这对于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可是,我心里却很矛盾。爸爸40年前到美国进修了9个月,带来后半辈子数不清的麻烦和困扰,株连了两代人。如果我进修期满不回国,将来再搞运动,这段历史怎么说得清?我婉言谢绝了导师的好意。回想起来,在这以前我的一切都是由命运安排的,从来没有机会让我自己选择。就连找对象都没得选择。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而我选择了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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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副教授
1985年9月,我告别曾经生活和工作两年的多伦多,踏上了回国的路。由于中国民航新开辟了北京到旧金山的航线,所以总领馆允许我们途经旧金山回国,而且最多可以在旧金山停留2天。我本来打算到洛杉矶去拜访一个同学,但是到了旧金山才知道洛杉矶还远着呢。所以只是在旧金山市内游览了金门桥、渔人码头、艺术宫、市政大厦。三姐的一个得意门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他接我到学校里去玩,拍了一些照片。
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妻子和女儿特地到北京来接我。看到女儿长高了不少,也很有教养,我很高兴。我们在北京的出国人员服务部给女儿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和一些小商品,把我带回来的美元全部用完。回到哈尔滨,看到了学校给我们分配的住房,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对的,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从加拿大带回来一台第一代个人电脑。中央处理器的速度是2M赫兹,内存4KB,用一台13寸黑白电视机作为显示器,只能显示字符。这些设备还要求把电源电压从220伏特转为110伏特才能使用。我用这台电脑教汤凝学会了BASIC语言,让她自己编写程序显示一些由字符组成的动画,使她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发现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就鼓励她向这个方向努力。后来她的确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电脑软件工程师。
在我出国的两年期间,学校里也发生了挺大的变化。我们计算机教研室里有两位分别在1959年和1960年大学毕业的老教师。他们一起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而且两年内一直住在一起。回国后一起被提升为副教授,然后被电子工程系任命为计算机教研室的正副主任。因为是一正一副,就摆不平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没有办法一起工作,甚至在教研室全体开会的时候也闹起来,互不相让。我们教研室新提升的第三位副教授也掺和进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回到了教研室。因为新的学期已经开学,主要课程的授课教师都安排好了,教研室副主任就安排我给他的研究生讲电脑网络课,并且明确告诉我,只要和他一伙,今后不会让我吃亏。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从心底里不愿意介入这种争端。而且,我从教研室其他同事那里听说,那个主任的学术水平确实比他高很多,他这样闹是没有道理的。可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研究生们听说我的口语不错,都要求我用英语授课。这对我又是新的挑战,我得花大量的时间认真备课。
1986年初,又有一次评审副教授的机会。省职称评定委员会计算机小组的委员们一致认为,我在作为访问学者出国期间就在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并且受到好评,这是全省第一次。他们一致同意我晋升为副教授。那时候,我距离40岁生日还差两三个月,是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消息传来,我们的校长颇为得意,因为他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至此,历时两年的关于我应不应该出国的争论落下帷幕。
我们教研室的正副主任之间的矛盾继续激化,连校长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调解他们的问题。最后,只好让他们中的一个当我们电子工程系的副系主任,另一个当学校科研处的副处长。我们教研室正副主任的位置空缺了。按照论资排辈的做法,应该由那个第三位副教授和我这个第四位副教授来担任。可是,系里却出乎意料地决定让我当教研室主任,让一位老讲师当副主任。于是,那个第三位副教授就想不通了。
教研室主任实际上是一个大管家,不但要管教学、科研,还要管全教研室19个人的吃喝拉撒种种杂事。特别是碰到要评职称、调工资、分房子,甚至分配计划生育指标的时候,家里的门槛就快踏平了。问题是教研室主任只是一个9品的芝麻小米官,什么权力都没有,说什么都不算数。而且,上面总是把矛盾推到基层,不论评什么都是按比例。下来的指标给了这个人就没有那个人的了,注定要得罪一些人。
我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不谋私利,二是办事公道,三是可能的时候尽量给人方便。我觉得只要真正做到这三条,我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即使有人一时对我不满,他终究会理解我的难处。我花了很多时间到每个老教师家里去拜访,征求他们对教研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调整和改进我的工作。我对那个第三位副教授和教研室副主任特别注意,因为他们都比我资格老。经过一年的努力,教研室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起色,受到校长和系领导的好评。
1986年夏天,汤凝小学毕业,上了初中,也戴上了眼镜。那所中学不是很好,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我们就很注意女儿的择友,经常问她学校里的情况,注意听她讲班里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现她的朋友中有不好的言行,就及时提醒她注意,甚至要她疏远不好的朋友。我们也很注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我们家附近住了一个孤寡老太太,生活很困难。我们知道了以后就经常接济她,每次都让女儿扛着粮食口袋送过去。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女儿就自己主动去关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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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报国无门
我从加拿大回国以后就向校长汇报了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工作情况,并且谈到了在国内继续我的研究课题,争取搞出一种新的局部网络的设想。校长很兴奋,当即表示要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当时国内也开始强调“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了。
他让我初步估算一下需要多少经费。我就写了一份报告,估计这个课题要搞三年。考虑到哈科大现有的电脑和设备都不合用,总的经费大约需要200多万元人民币。
校长看了报告说,要的钱太多,上报以后批准的可能性比较小。不如先要少一点的钱,把项目立起来,等搞出一些眉目以后再去要钱就容易得多。200多万元人民币可以分几次要。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道理,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向上级要钱的。于是我就东砍西砍,做了一个50万元的预算。校长就以学校的名义给机械工业部报上去了。那时候,哈科大已经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划归机械工业部管辖。
话说我在离开多伦多大学之前,又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采用电脑模拟和分析证明存在一种网络通讯协议,它的性能将大大超过目前流行的以太网。1985年末,我的导师以我们联合的名义把这篇论文投向1986年IEEE信息通讯年会,并且再一次被大会接受为宣读论文。我的导师很高兴地通知我1986年4月份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去宣读论文,期望到时候与我再次见面。
我给导师回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像上一次那样资助我的旅费。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叫我不要为经费担心。他还附上了IEEE信息通讯年会大会主席的一封信,邀请我在大会结束以后到他所在的曼彻思特大学去讲一个星期的课,酬金是3000美元。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一切经费由国外负担,而且本人已经出过国,审批是很快的。
那时候离会期还有两个月,我一边将这些材料上报机械部外事局,一边开始准备去曼彻思特大学讲学的讲章。这是对我的新挑战,我非常兴奋。遗憾的是,我的审批过程慢得异乎寻常。等我收到批准通知的时候,离会期不到一个星期了。我第一次出国时用的是一次性护照,回国后就收缴了。要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办护照、办去美国的签证肯定来不及了。白白失去了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只有苦笑。两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年会的论文集。
回过头来说,我的研究项目上报机械部以后久久没有批复。学校方面多次催问,答复都是“还在研究”。在后来的两年内,我曾经为科研经费的事专程去北京四次,先后走访了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电子工业部和国家科委。每一个部门都认为这个课题非常有意义,可是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后来,我们校长看我实在可怜,就从他的校长基金中拨出8000元人民币,让我总算有一笔钱可以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了。
我从加拿大回来以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每天清晨就跑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门口,一个来回大约有5000米。每到周末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骑上自行车到处去逛。我们经常去松花江畔、太阳岛、哈尔滨儿童公园和哈尔滨动物园去玩,还有两次骑车往返5个小时,到哈尔滨郊区的万家水库去游泳,抓河蚌和蛤蜊。只有这时候,我才能暂时忘却报国无门的烦恼。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趣事。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到松花江畔去玩,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家冰淇淋店。我们把三辆车停在路边,就进去了。正吃的时候,忽然看见来了一辆警察卡车,要把我们的自行车装上拉走。我赶紧冲出去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里不让停车。那个警察板着脸说:“违章停车,每辆车罚款2元。”我尽管心里想,真够贵的,一客冰淇淋才1元钱,但还是乖乖地交了6元钱。那个警察问我要不要收据。我说不要,没处报销。那个警察收了钱,微笑着对我说:“你回去吃你的冰淇淋。车我替你看一会儿。”
1986年上半年,三姐和三姐夫也从美国回来了。我们就商量让爸爸妈妈夏天的时候到北京和哈尔滨来住一段时间,看看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因为要买两张下铺的火车票很困难,所以他们8月份才启程。在北京三姐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来到了哈尔滨。这是他们第一次到黑龙江。我们陪他们游览了我们经常光顾的一些景点。我的岳父还联系了专车,接他们到刚刚完工的松花江公路大桥去参观。这座大桥是我岳父所在的黑龙江省交通厅设计院设计的,是他这辈子所造的最大的桥。9月末,哈尔滨开始飘雪花了,爸爸妈妈就赶紧回南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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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共产党向我招手
1986年下半年,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希望我能够申请加入共产党。他说,这样比较方便工作。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不愿意介入政治。我年轻的时候多次申请加入共青团,屡遭挫折,最后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只脚踏进了共青团。经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我对政治只有畏惧,没有兴趣。
我回到家里对妻子说起这件事,她觉得我想错了。她说,只要拿她爸爸和我爸爸做一个比较就清楚了。她爸爸的能力远不如我爸爸。然而,她爸爸1956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当了官;而我爸爸加入了民主党派,之后当了右派。她认为,共产党终究是执政党,我如果想在业务上有发展,就必须要当官,要当官就要先入党。尤其现在党组织主动邀请我入党,我如果坚持不入,这就是大问题了。我觉得她分析得有一定道理,于是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了上去。
后来,听说学校党委组织部派专人去外调了很长时间。然后,组织部找我去谈话,很抱歉地通知我,我的政审没有通过。
我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出国的政审通过了,而入党的政审却通不过。组织部的同志解释说,出国的政审和入党的政审不同。
出国的政审只要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就可以通过,但是入党的政审要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清楚。我爸爸有一段“涉外”的历史搞不清楚,这是最麻烦的事。
说来也怪,当初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可是现在为政审没有通过被共产党拒之门外,心里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们学校的民主党派大概听说了这个消息,就派我妻子的一个好朋友做说客,到我家里来劝我加入民主党派。说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副教授因为当上了民盟黑龙江省委副主席,享受局级待遇的事。还说我的水平、能力绝不在他之下云云。我对她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1985年前后,国内的大学兴起了一股改名风。原来的学院改称大学,原来的系改称学院。这股风对我们教研室也产生了一些冲击。尤其是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人家是计算机学院,我们还是计算机教研室,显得差距太大。我们专业的前三位副教授这时候空前一致地行动起来,找校长请求把计算机教研室升格为计算机系。他们也来找我,让我去找校长游说,因为名义上计算机教研室还是由我当家。
我本来对这股改名风挺反感。我觉得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光是改一个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造成名称贬值而已。
不过仔细考虑一下,把计算机教研室升格为计算机系还是有很多好处。比如,分经费和各种指标的时候,当时是由电子工程系到全校的大饼中去分,然后再分给三个教研室。如果作为一个系到全校的大饼中去分,肯定会分到多一些。所以,我也积极推动这件事。
后来,校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都批准了将计算机教研室升格为计算机系,党委组织部开始做民意调查,安排正副系主任的人选,也找我谈了话。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表明,领导考虑由现任的电子工程系副主任,即我们原来的教研室主任当计算机系主任,由我当副主任。
就在这时,我们教研室的第三位副教授找到我的家里对我说:“老汤,我岁数大了,快退休了。你让我当一把副主任。等我退休了,就让你当。”他的坦诚既令我吃惊,又叫我无法推诿。于是,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到校长那里让了贤。校长看出里面定有文章,再三追问,我也没有说实话。我只是对校长说,上次出国的时候我听了他的,这次请他听我的。他沉思片刻,就同意了。
前文说到,校长从他的校长基金中拨出8000元人民币,让我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1987年和1988年分别到桂林和黄山参加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两届年会。在参加这些年会过程中,我结识了国内的许多同行和老前辈,也了解了国内外在计算机领域的最新动态。我又是第一次到这两个地方,所以也借机游览了名山和古迹。参加完桂林的年会,我到西安会见了一位教授,顺便看了秦始皇兵马俑。去黄山那次,我还带上了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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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无奈才写书
话说我刚回国那阵,教研室安排我给研究生讲电脑局部网络课。第二年,系里决定本科毕业班学生也要上电脑局部网络课。
但是问题是国内还没有电脑局部网络的教科书。我就决定自己动手来写。我参考在多伦多大学上课时的讲义,加上我对这些内容的理解,写一章,印一章,讲一章。学生们反映还不错。等教完这门课,我就萌发了要写一本完整的电脑局部网络教材的想法。
这就需要补充很多内容。加上那时候写书是在纸上“爬格子”,速度很慢,要修改编辑更不容易。所以,我足足花了一年半时间才把书稿写出来。
要说写书不容易,那找出版社就更难了。纯学术性的书籍读者面小,没有利润,大多数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许多老讲师为了评上副教授就自己掏5000元钱,找一个三流的出版社出书。这样的事情我又不愿意做。1987年11月,我到桂林参加中国计算机学会年会的时候就背上了重重的书稿,请专家们为我参谋参谋。
两位专家大致翻了翻书稿,觉得还不错,就建议我到电子工业出版社去试试。
我到电子工业出版社找到了负责电脑一类书籍的编辑。他对我说,电脑网络的书籍归口到人民邮电出版社,建议我到人民邮电出版社去试试。我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那位接待我的编辑很坦率地对我说,他们出版社现在实行利润承包,对编辑的压力很大。不过,他们每年还允许亏本出版几本确实有水平的书。她让我把书稿留下,由出版社请专家评审以后再给我答复。
半年以后,出版社来信表示愿意和我签订出版合同。那时候,出版业也引进了先进技术,印刷不需要排铅字了。可是,还需要把我的手写稿打到电脑里,很费人力,所以直到1989年12月才正式出版了《计算机局部网——网络原理和性能评价》。这本32万字的书售价仅2.95元。我不但没有出5000元赞助费,反而得了3000元稿费。
这本书第一次印了2000册。由于这是国内第一本电脑局部网络的教科书,不少学校采用它做教材,第二年又加印了4000册。
台湾儒林出版社又将该书的版权买去,在台湾用繁体字和台湾的技术术语出版了《计算机区域网路——网路原理与性能评价》。
后来,听说这本书还得了教育部优秀教材奖。不过,那是我第二次出国以后的事了。人民邮电出版社在加印和转卖版权的时候都不给我稿费,所以出这本书应该没有亏本。
我回国以后一直没有得到科研经费,而高科技成果的时间性非常强,再耽搁下去就一文不值了。出于无奈,我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来,先后在《中国科学》、《自动化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后来有不少论文引用了我的研究结果。虽然不能把我的想法变成实际的产品,但是至少没有默默无声地消失。
1988年,我翻译了一本电脑网络领域里权威性的著作《计算机网络——协议、标准和接口》,于1990年出版。1990年我又编译了一本关于电脑网络编程的书籍《实用计算机网络编程》,于1993年出版。1993年调整了稿费标准,88万字的稿费已经上升到12000元了。我让出版社把稿费都寄给妈妈。妈妈高兴地说,这些钱她这辈子用不完了。
1987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南下探亲。原计划途中在大连和211旅顺游览两天,然后乘坐海轮去上海。不料,当我们按期上码头的时候,只见风球高挂,因台风转向黄海和渤海,致使去上海的航班不定期推迟。我们只好继续留在大连,一边玩,一边打听消息。第二天早上,好多人拥挤在码头,一会儿一个消息,也不知道听谁的好。等到中午,终于让我们上船了。
我们上船以后,船还是久久不起锚。一直到天黑了,船才出发。汤凝第一次乘坐海轮,兴高采烈地到处走,到处看。船越往前走风浪越大,我们都觉得不舒服,就吃了晕船药躺下睡了。一觉醒来,只见风平浪静、阳光明媚,我以为快到上海了,高兴地叫醒了妻子和女儿。可是一打听,才知道头天晚上风浪太大,船又开回了大连港。
1987年底,妈妈来信说小姐体检发现一侧乳腺有一个贰分硬币大小的肿块,就到第四人民医院做切片检查。检查结果有癌变,当场就做了全切术。妈妈说,由于肿瘤很小,应该都能切干净。我接到信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搞错了”。因为,这些年来小姐经常说她这里那里长癌,做切片检查都是囊肿。我的第二个反应是:“为什么去第四人民医院?”我们家附近有两个医院。用妈妈的话来说:“救护车从永丰坊出去如果往右拐(去第一人民医院),这个人还能回来;如果往左拐(去第四人民医院),这个人就回不来了。”小姐一直在喊“狼来了”,然而狼真正来的时候却“出门拐错了弯”。
66.动荡的1989
随着大学名称的贬值,博士和硕士学位也开始贬值。教育部批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校系科,即俗称的“博士点”、“硕士点”像雨后春笋一样繁殖起来。因为当上了“博导”不但有名,而且可以享受国家津贴。1988年前后,教育部甚至批准给予一些水平很低的大学系科授予硕士学位的权限。
我们学校计算机系的领导们也想要申请“硕士点”。他们看我和国内学术界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有联系,就让我代表我们系出去游说。1988年我到黄山参加中国计算机学会年会的时候就带上了介绍我们系里情况的材料去找专家们为我们美言。专家看了以后说:“不客气地说,你们系里除了你在一级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还有一位副教授出版了一本书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空白。”
人民币的贬值来得更凶。我回国以后不久,国内的物价就开始失控了。在短短几年内,粮、油、肉、蛋等食品的价格上涨了将近10倍,而我们的工资奖金只上升了两三倍。教研室里人人都叫苦连天。如何“创收”,改善大家的物质生活,就成了教研室主任的头号任务。1988年,我专门为此跑了一次大庆。老同事们听说我从加拿大回来,当上了副教授,都想要学一些新的知识。我就和采油工艺研究所签了一个合同,派三位老师给他们讲半年的课。这下就把奖金的问题解决了。
那时候提倡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倡大学和工矿企业结合,搞“横向课题”。这些课题通常没有太多学术价值,可是却可以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大庆油田从国外引进的多参数测试仪器要用多芯电缆传送信号,而国产的多芯电缆不能满足油田高温、高压、油气腐蚀等恶劣环境的要求。这就使得多参数测试仪器难以推广。1988年底我在大庆讲课期间,和老朋友们谈起了这个问题。我提出了采用网络通讯的办法,把井下的多种参数用国产的单芯电缆传送到地面上来的设想。他们听了非常高兴,很快就和我们签订了一个“横向合作”的合同。
我带着两个毕业班的学生到大庆,以这个实际的项目作为他们毕业设计的课题。我们在那里住了半年,日夜奋战,终于把样机做了出来,并且上现场做了试验。试验初步成功以后,我回到家里。两个学生要准备答辩,汤凝再过半个月也要考高中了。我发现,这半年我不在家,她的学业退步很多,有很多知识学得不扎实,似懂非懂。我非常后悔,不该忙于工作,把孩子的学业耽误了。我下决心,这半个月只陪孩子复习功课,别的事情都往后推,终于及时把功课全部复习了一遍。汤凝最后如愿以偿考上了哈尔滨师大附中。
1989年5月底,北京传来消息,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争取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哈尔滨的大学生也行动起来,走上街头游行、设路障,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还有人跑到北京去参加学生运动。我很担心学生们一时冲动,做出出格的事情,遗恨终生。我叫身边的几个研究生和做毕业设计的本科生都老老实实待在学校里,不要做傻事。6月4日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我的学生都说:“汤老师真有远见。”
“六四事件”的时候三姐正在办理第二次去美国的手续。纽约州立大学的布劳克教授邀请她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并且在该校工作半年。她于7月12日到达了美国。不久以后,布什总统签署一个行政命令,给当时在美国的4万多名中国人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就是人们说的“六四绿卡”。
半年以后,三姐工作期满,布劳克教授极力挽留她继续在他的科研组工作。三姐就和三姐夫商量。三姐夫认为,如果三姐不回国,北大是不会让他出去的。他说,如果两个人长期分居两地,感情损失太大了(这成了他的一句名言)。而且他们在北大的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在美国从头创业了。三姐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六四绿卡”回国了。
67.“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回来了”
1989年5月,原机电部出国英语培训班的一个同学来信说,他受机电部的委托到美国硅谷开办了一家高科技开发公司,想请我当副手,问我是不是感兴趣。他说,硅谷是全世界高科技的中心。他所创办的北美微电子公司是在硅谷开辟一个窗口,既要向美国介绍中国,更要从美国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考虑到我的技术背景和英语程度,他想请我当负责业务的副总经理。
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我得好好想想。从一方面考虑,我已经四十多岁,在国内也打出了一片天地。如果扔下这一摊到国外去另起炉灶,损失很大,难度也很大。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我回国五年,报国无门。当一个小官也是烦恼重重。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更是令我心寒。我想,到美国去闯一闯也好。至少可以攒点钱,将来能让孩子出国深造。
我给这位同学回了信,原则上同意给他当副手。不过,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由机械电子工业部正式下文,按照公派出国办理手续。二是要由北美微电子公司出面为我申请到美国的H-1高科技人员工作签证。我提的第一个条件是为了将来国内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不要给我和孩子带来什么麻烦;而第二个条件是为了到美国有合法工作的身份,不要在美国因非法居留带来什么麻烦。总而言之,我这辈子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机电部就与我们校长商量将我借调到美国,并且下了正式的红头文件。我们学校党委也下了文。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办理护照了。公司又在美国请律师向移民局申请我到美国工作的H-1签证。美国政府的办事效率一点也不比中国政府高。我的签证9个月以后才批准。后来,那个同学对我说,如果按他的做法,先用短期签证到美国去,那就正好赶上“六四绿卡”,省掉了以后好多的麻烦。不过,这不是我办事的风格。
因为我的H-1签证是美国移民局批准的,所以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面谈只是履行一下手续。然后就是采购衣物,准备出发了。因为我这次要走两年,而且我们已经差不多三年没有回上海,所以就安排在放暑假的时候全家一起回上海探亲。我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参加旅行团到浙江普陀山去旅游。
在中国旅游是“花钱买罪受”。在每一个景点只停留很短时间,刚拍几张照片就催大家上车。然而到了所谓的“购物点”就停起来没完,让大家购物。如果旅行团不包吃饭,就把大家拉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饭馆,再贵再不好的饭菜你也得吃。不过,这种种不便和我们在普陀山的经历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登上普陀岛的第二天,按日程是要到山顶上的普济寺参观游览。这段路全部是盘山路,挺不好走。车开出大约10分钟以后,突然熄火了。司机试了好几次,车都发动不起来。司机说是车上人太多了,让我们下去一些人。我就和其他十多个男子一起下了车,让妻子、孩子留在车上。车还是发动不起来,司机就让我们推着车往前走。推着推着,车发动起来了,一溜烟开走了,留下我们十几个傻哥们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走着上山是不可行的,我们就下山走回了驻地。
话说这十几个傻哥们的家人都在车上,看见司机撇下我们不管,就闹起来了。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起来了,只能往前开,让我们自己走上山去。这些人不同意,所以就全部返回了驻地。回来以后又找不到其它车,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一天。那天晚上,我们和旅行社交涉。开始时,他们坚持说是我们自己要原车返回的,由我们自己负责。一直辩论到下半夜,旅行社才同意让我们免费多待一天,补回损失。然而,我已经游兴尽失了。
离开普陀山,我们就脱离了旅行团,前往宁波,开始我们的寻根之旅。我们在宁波找到了我姑姑的儿子宗莹哥,由他带领我们到汤家宗祠的原址菱池街9号。宗莹哥告诉我们,我爷爷在汤家宗祠办了汤家小学,解放后改名为菱池小学。当时已经改为宁波教育学院分部了。
临离开上海的时候,妈妈和我单独谈了一次话。她对我讲了1949年爸爸决定留下来等共产党的事。她说,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是怕我讲出去惹祸。她又说:“你爸爸一个错误的决定害了一家人40年。你这次出去,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回来了。”我说:“我不回来,你们怎么办?”妈妈说:“不要管我们。汤凝的前途更要紧。”我对她说,我这次还是公派出国,待遇很低。能不能在那里站住脚,心里完全没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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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洋插队”
1990年9月20日,我到了美国硅谷。当时北美微电子公司名义上已经有三名正式员工,包括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不过,总经理没有告诉我的是,他和副总经理闹得不可开交,事实上那位副总经理已经离开了公司。另外,公司从中国招来一位副教授和两位研究生分别到三家高科技公司做技术开发工作。北美微电子公司为他们提供食宿交通,又从他们的工资中扣掉一些钱。
公司买了一栋三卧室的房子,我们六个人就住在这栋房子里。我们自己开伙,两个人一组轮流做饭,由公司支付伙食费用。公司的三个员工除了免费吃住以外,每人每月工资200美元。公司买了两辆轿车,每天早上我们要把三个在外公司工作的人分别送到各自的公司,我们才去自己的公司上班。而下班的时候,要先接他们,然后一起回驻地。怪不得我在中科院的导师到美国来看了以后说:“小汤,你在这里洋插队!”我们六个人中只有总经理和两个研究生有驾照,早晚接送的时候常常为没有人开车而伤脑筋。总经理就希望我尽快学会开车,并且安排一位研究生负责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研究生从一开始就用敌视的态度对待我。不但不好好教我,反而处处刁难。每当我请他陪练时,他总是找借口拒绝。加州规定持有练习驾照的人开车时,必须有一位有驾照的人坐在副驾座。实出无奈,我只能冒着被警察抓到永远不准开车的危险,一个人偷偷地在小街小巷里练习。由于没有人教,我对很多规定不清楚,所以考了三次才通过了路考。
我刚考到驾照不久,总经理让我和另一个员工到几十英里外的一个城市去取一台仪器。因为,那个员工没有驾照,只好由我来开。不料,途中下起了大暴雨。雨刷开到最快也来不及刷掉雨水。我因为驾驶经验不足,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车速太快,车从转盘道上飞了出去,撞到了一根柱子上。幸好那柱子是用特殊的软塑料做的,人和车都没有损伤。我虽然吓得半死,还得强作镇定继续上路。
过了一阵子,一个从清华招来的博士研究生闹起来了。他说公司克扣了他太多工资,剥削得太狠了,要求提高待遇。总经理千方百计的哄他,因为他确实给公司赚不少钱。总经理答应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一个人用一辆车。于是,我们就得三个人合住一间房,五个人合用一辆车了。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他为妻子办了签证到美国,提出不方便和大家合住,就离开公司自立门户去了。
这件事刚完,留下的这个研究生又闹起来了。他本来就一天到晚眉头紧锁,好像别人都欠他钱不还似的。这时候就开始以狂暴的形式爆发出来,动不动就摔盘子、砸东西,甚至用烟灰缸砸碎了钢化玻璃的门,用拳头砸碎了钢化玻璃的咖啡桌。开始,总经理还想办法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报警,由警方强制他搬离了。至此,三位共产党员先后离开了北美微电子公司,留下三位非党员继续维护总经理的领导。
1987年股市崩盘以后,美国的经济每况愈下。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得以高科技军事工业作为主要支柱的硅谷顿时失去了原动力。1990年,我到美国的时候正是经济萧条最低谷的时候。各个公司都在裁员,失业率高达两位数。总经理本来想继续从中国招技术人员到美国来工作,从中获利。可是难度越来越大。而且这两个研究生也把他闹得焦头烂额。我建议他放弃这种做法,真正开辟我们公司自己的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在山东省威海市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
1991年春,妻子来信说她甲状腺上长了一个结节,需要尽快切除,问我能不能回去。正好公司有一个去威海办事的机会,总经理就同意安排我去。那天,吃过晚饭我在小区里散步。有一个老太太站在自己家门前,看见我就和我打招呼,我就和她聊了起来。她说她叫南希,是一个小学教师。我说到妻子要开刀,有些担心。她就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保守。她就开始用非常恳切的言语为我们全家祈求平安。
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回到家里以后,有一次我对妻子说起这事,她让我回美国以后再去找她,说我一个人在外需要这样的好心人帮助。妻子又说,现在很多人都想出国,但是找不到门路。我现在有这么方便的条件,为什么不帮自己的孩子?我说,就我目前的条件,要带孩子出去是不可能的。
妻子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凡是有出去游玩的机会她绝不会放弃,这次也不例外。我对她说,我先照顾她开刀,然后再去威海出差。她却说乘暑假的机会一起去威海,回来再开刀。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威海,办完事以后又到烟台和蓬莱游览。回哈尔滨以后她开刀住院7天,我就在病房里连续照顾她7天6夜。每天由汤凝做完饭送到医院。等她出院,我已经累垮了。可是,已经到了回美国的时候,我只好硬挺着上了路。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174.jpg
69.过“独木桥”
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我的邻居南希就带我去教堂做礼拜。那是一个很大的教堂,有很多人,唱赞美诗的时候还有乐队伴奏。不过,牧师讲的道我听不太懂。欢迎新人的时候,南希站起来介绍,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吃午饭的时候很多人主动来和我打招呼。每个星期三晚上,南希又来接我到一个老人公寓去参加圣经学习班。那些老年人一边读圣经,一边给我解释。我觉得气氛不错,既练了英语,又可以交一些朋友。
我初中时的同学包于炯到美国十多年了,住在旧金山。他听说我到了硅谷,就来看我。他建议让我女儿到美国来读书,由他担保。我对他说,我一个月才200美元,而租一间房至少要400美元,我怎么养得起孩子?包于炯说,美国没有饿死的人,来了以后自然就有办法了。他说了就办,把经济担保书寄来了。我心里很矛盾,就找南希商量。她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这件事交给神,让神来带领。如果神同意我女儿来,祂一定会有安排。
我就把申请女儿来美国上学的表格和经济担保书等7个公证文件寄给妻子,让她开始为女儿申请护照。我告诉她,中学生申请来美国读书是很难批准的。我们只能稳扎稳打地采取过独木桥的办法,先让女儿去申请。如果能批准,就一家都过来;如果不批准,我就回去。我让她在去总领馆办理签证之前不要对女儿透露一丝风声。女儿正是高中毕业班,这时候一定不要让她分散精力。万一遭到拒签,又耽误了学业就麻烦了。
11月初,妻子来信说,国内要办的手续都办好了,只等去沈阳办理签证了。我告诉了南希,她就组织了五六个朋友到她家里,专门为我的女儿祷告。他们都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求神为我的女儿开路,让她顺利得到签证,旅途顺利,到美国以后一切都蒙神的祝福。听他们祷告,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天下还有这样一群人,爱别人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
祷告完了就接到妻子的电话,原来我们还没有祷告女儿就已经被拒签了。总领馆一个好心的工作人员对女儿说,高中生到美国上学很少有批准的。为什么不申请去探亲呢?你爸爸有H-1签证是可以批准探亲的。所以妻子风风火火地打电话来,让我马上改办申请探亲。于是我在两天之内办好7个公证文件。这边南希又组织基督徒朋友再一次祷告。将近感恩节的时候,传来了签证获准的好消息。那些朋友大声地呼喊:“哈利路亚,赞美神!”给女儿寄去机票以后,该为她选择学校了。我所在的弗里蒙市有5所高中,我全去看了。我发现,大家公认最好的那所高中里,女学生们看上去更像少妇。而排名第二的华盛顿高中的学生看上去很纯朴。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到市教育局拜见了局长。
我说,我的女儿是中国顶尖学校的尖子学生。我让她到美国来学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要学坏的东西。那位局长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十多年了,我是第一个为这事来找他的人。他完全同意我的观察结果。
我在距离华盛顿高中一英里的地方租了一个一卧室的公寓,在庭院出售旧货的地方买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南希又在教会里为我募集了五大纸箱的炊具、餐具和日常用具。1992年1月23日,汤凝到了美国。她一进到我们那间空荡荡的公寓就高兴得在地毯上直打滚。下午4点钟,我们给上海打电话,妻子正在弄堂口公用电话那里等。她做了一夜恶梦。听到女儿平安到达,她七上八下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些年来,她一直和女儿相依为命,每时每刻都要女儿在她的视线之内才放心。女儿上高中以后要出去郊游,她不放心让她出去。女儿和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到哈尔滨近郊的水库去玩,她骑车一直追到那里。她在汤凝的同学中出了名。有一次,班上集体讨论到哪里去春游,一个男同学怪声怪气的说:“不要忘记给汤凝的妈妈买一张票!”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加州规定,凡是母语不是英语的孩子入学之前都要到英语评估中心进行考试。评估中心的老师给女儿一厚叠试题,又讲了一大通话,女儿根本听不懂。结果,评估老师让她先去语言学校学一年英语。我就求情说,女儿的英语还是不错的,只是听她的发音不习惯。我认为她如果能上普通高中,三至六个月就可以适应。那个老师说,她只是建议。至于是不是去语言学校由我决定。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美国真是自由。
美国的高中是四年制。我让汤凝进高三,实际上是留了一级,让她有一年半时间适应高中的学习,再上大学。好在她上小学早了一年,正好赢得了时间。汤凝入华盛顿高中以后,学校还专门指定一个台湾来的女学生为她介绍情况,帮助她熟悉环境。
她的英语课学莎士比亚戏剧和荷马史诗,历史课学美国内战历史,难度很高。每天晚上,我们父女俩就趴在地毯上看教科书、做作业。她适应得非常快,两三个月以后就不要我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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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凄惨的夏威夷之行
1992年5月23日,正好是女儿到美国4个月的那一天,妻子也到美国来了。我对妻子说,为了在美国生活,首先要学会开车和英语。去成人学校学英语是免费的。但是路比较远,乘公交车要2美元车费。为了省钱,妻子每天来回走2个小时去上学。南希看我妻子基本上不会讲英语,就带我们去附近的一家中国教会。那个教会只有10多个人,都是从台湾来的。不过大家在语言沟通上没有困难,妻子很快和她们交上了朋友。
妻子在离开中国之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我从加拿大带回去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八大件”都卖了。加上我们的全部积蓄,一共换成了2000美元带到美国来。美国对穷人很照顾,女儿在学校里可以吃免费午餐。我们的电话费、水电费都有减免。
可是每个月支出还是要700美元。而我的收入只有200美元,带来的这些钱最多只能贴补4个月。
过了一阵以后妻子对我说,这样太艰难了,不如一起回中国算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过了河的卒子,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就和女儿“策划”了一个家庭会议,女儿表示坚决不同意回去。她说,她的同学已经考完大学了。她这时候回去,一切都晚了。妻子想想也对,就轻声说:“那我就牺牲了吧。”H-1签证的家属不能合法打工,她只能到华人家里去当保姆。
要当保姆,首先必须自己解决交通工具。我们就找报纸上的广告,挑最便宜的汽车,一家家上门去看。最后,在一位律师那里看到一辆1971年造的美国“老爷车”,又宽又大,上面结满了蜘蛛网。虽然是20多年的老车,不过看起来成色挺新。那位律师原来要价1000美元,听说我们挺困难,就主动降到了800美元。这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后来,我们把它称作我们的“大儿子”。
妻子找了一份工作,照顾一个2岁的男孩。早出晚归,每周工作5天,每个月能挣800美元。比我的工资高多了。教会的朋友看我们实在困难,就介绍我女儿周末到一家中餐馆打工。餐馆的工人欺生,不让她当侍者,只让她打杂。一小时工资只有2元5角美金,小费也分得少。一天干10个小时,腰都快累断了,也只能挣三四十美元。我心疼孩子,叫她不要去了。她不同意,一定要为这个家出一份力。
9月份,我和北美微电子公司的两年合同到期,可以自己找工作了。然而,美国经济仍然处于低谷,找工作很难。10月底,一家夏威夷的公司在硅谷的人才招聘会上选中了我,很快给我发来了聘书,让我当电脑硬件设计工程师,年薪45000美元。虽然夏威夷的生活标准很高,但是45000美元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高高兴兴地接了聘书,开始做启程的准备。该公司又给我寄来了往返机票,还为我预定了旅馆。
按照我一贯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我决定自己先去,如果情况正常,半年以后再回来把母女俩接去。到时候汤凝也该上大学了,可以到夏威夷大学去读书。12月3日,我到了夏威夷。我的头儿到机场来接我。他带我到租车公司租了一辆车。看我上了车,他让我跟着他的车走。可是,刚上高速公路,他的车就没影了。我又没有地图。折腾了半天才找到旅馆。那是个非常高级的五星宾馆,里面有一个四层楼高的圆柱形玻璃水箱,许多美丽的热带鱼在里面游来游去。
头一次到夏威夷,自己又有车,就到处走走看看。圣诞节快到了,到处都很漂亮。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不过,夏威夷吃饭贵得吓人,我就在旅馆里用带去的电饭锅煮快餐面吃。星期一到公司上班,和组里的同事见面,讨论了我们的项目,那是一个用于机场和码头的雷达控制系统。我们初步分了一下工,又给我配了一台电脑。我就开始干起来了。星期三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头儿来找我,要我马上收拾自己的东西跟他出去。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出了一点小问题。
出了办公楼以后,他对我说,人事部发现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要我马上离开。按照该公司和珍珠港驻军的合同,在该项目开发期间,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任何人员都不得进入办公楼,更不要说是在里面工作了。他说,他事先不知道有这个规定,才聘用了我;这是他的错,他会想办法弥补。星期四,他提出在公司附近租一个办公室,让我在那里上班。星期五,他又提出让我回加州办公。但是,两个方案都被军方否定了。
星期五晚上,那家公司用快递给我送来一封信,说我的情况不符合公司的要求,解除了对我的聘约,要我尽快离开。我好像五雷轰顶,一下子坠入了无底深渊。整个周末我一直不停地给我的头儿和公司的老板打电话,他们都不接。我估计他们觉得这件事太棘手,就把我这个烫手山芋扔掉了。
我跪在地上不住祷告,从心底里呼喊:“神啊,你在哪里?”我身陷绝境,如果不能在30天内找到新的雇主,就会失去合法H-1签证。眼看圣诞节到了,这时候没有公司会雇人。我一旦失去身份,女儿也必须回国。我就坑了孩子,成了这家的罪人。想到这里,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妻子在电话里听出了问题,让我马上回加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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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为绿卡忍气吞声
我回到加州以后,原北美微电子公司的朋友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个华人朋友Larry开了一家小公司,建议我找他帮帮忙。
Larry很坦率地对我说,他并不想雇人,只是听说我一时有难,就临时帮我度过这个难关。他是在我危急之时帮了我,我对他非常感激。他的公司生产工作站的主机板。我的任务是检查主机板质量,有问题就进行修复。这是技师的工作,不过我还是做得很认真,修复了许多有疑难问题的主机板。
与此同时,我很认真地找工作。每个星期天都买一份报纸,把有关的广告栏从头到尾看一遍,通常都能找到十几个合适的职位。我就把我的简历寄给这些公司。用掉很多信封和邮票,可是收效很少。偶尔有人打电话来联系,听说我还没有绿卡,就把电话挂了。我很焦虑。有一天晚上参加硅谷工程师聚会,会后和一个工程师边走边聊,谈到我的困境。他说:“什么人都不可能打败你,除了你自己。”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1993年夏天,女儿高中毕业。由于她学习成绩优秀,又获得加州数学竞赛一等奖,并且在体育运动和社会活动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因而得到加州大学四年奖学金。她想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读电脑。然而,我们看了伯克利光怪陆离的校园以后决定让女儿先到社区大学读两年,等她有较强免疫力的时候再去伯克利住校。现在看来这是很英明的安排。我为女儿安排了四年的选课计划,使她在社区大学也能和伯克利的要求衔接,修完必需的学分。为了女儿上学需要,给她买了一辆旧车。我和妻子继续合用一辆车。
1993年11月,我终于被一家设计个人电脑主机板的公司聘用,当上了硬件设计工程师,年薪48000美元。公司比较远,合车不行了,就买了一辆比较便宜的新车。在美国搞硬件设计和中国完全不一样,一切都是在电脑上用专用的软件工具来做。这些软件工具我都没有用过,但是我又不敢要求去培训,只好暗地加劲,边干边学。干了几个月,我设计的第一块主机板做出来了。我又起早贪黑地在实验室里调试,成功投产。老板很满意,给我发了4000美元奖金,还同意为我们全家申请绿卡。
我们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让妻子辞去了保姆的工作,专心到学校学英语,准备在有绿卡以后正式就业。我的脑子里为未来勾画了一张蓝图。我说,女儿是1月23日到美国的。1-2-3代表我们三个人过独木桥到美国。第4步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然后,第5步是绿卡,第6步和第7步是女儿上大学和参加工作,第8步我们要买房子,第9步和第10步是女儿结婚生孩子。到那时,我的把女儿“扶上马,送一程”的使命就完成了。
做计划很容易,实施起来却很痛苦。我们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犹太人,脾气非常暴躁。他经常骂人,还时常拍桌子,甚至在他小中风口斜眼歪以后还是照样拍桌子骂人。每次他到公司来,整个公司都鸦雀无声,等着看下一个被骂的是谁。这个老板只相信一个人,是从苏联来的犹太人。这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对于打小报告、整人这一套非常在行,特别是他犯错误的时候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溜之大吉。
有一次,老板发现他做错了事,他就说是我告诉他这么做的。老板把我叫去,不分青红皂白就破口大骂。我刚要分辨,他就拍桌子骂得更凶。按我的个性,我绝对不能容忍他这么骂我。
可是,眼看女儿快到21岁了,过了21岁就不能跟着父母一起办绿卡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再难也得留在这家公司等绿卡。我咬住嘴唇忍住,一言不发,硬挺了过去。半年以后,我们终于在女儿21岁生日之前拿到了绿卡。
1993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开着我们的美国老爷车到几百英里外的赌城雷诺和太浩湖去玩。在道路平坦、车流较少的地段就让女儿开车,让她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妻子虽然也已经考到了驾照,不过她说什么也不肯在高速公路上开。她一路上躺在后面的车座上睡觉,说比睡卧铺还舒服。我们来回三四天,一切顺利。
后来,想起长途开这么老的破车还真有点后怕。
72.我选择了耶稣
1993年1月,妈妈来信说三个月前小姐因为胸闷、胸痛做了CT扫描,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节,就住进肿瘤医院做了化疗。出院后又做了两个疗程化疗,CT扫描显示没有问题了。妈妈说,里弄里的几个基督徒听说小姐癌症复发,就来给她传福音。
现在妈妈和小姐已经信了耶稣,也希望我能够为小姐代祷。爸爸在信末附言,问我到教堂去已经一年多了,有没有受洗。他在1940年代为了二姐的病曾经受洗,但是解放后就不去教堂了。
接信以后我既心痛又焦急,一边请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为小姐祷告,一边又四处打听有什么治癌症的特效药。听说洛杉矶有一家华人公司用巴西一种树皮制成抗癌特效药,我就邮购了两瓶给小姐寄去。我在回信中很不客气地对爸爸说,我是从小受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让我相信神是不可能的了。我请他以后再不要问我信仰上的事。
1993年下半年,我们所在的小教会里牧师和执事们起了纷争,教会就散伙了。我听说附近有一个基督之家,就去这个教会做礼拜。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姐妹听说我们还没有信主,就拉着我们传福音。她自己不吃饭,也不让我们好好吃。我就很恼火,一心想另外找教会。然而,妻子说她挺喜欢这家教会的气氛。让我待一段时间看看。后来,教会唱诗班来邀请我参加。我听他们唱的歌挺好听,就跟着去试试。
我从大学时代参加合唱团以后,几乎有三十年没有唱歌了。而且,这个诗班是用五线谱,我没有学过,觉得很困难。正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的时候,一位退休老牧师请诗班到他家里吃饭。原来,那位师母是学音乐出身。她有意请诗班在他们金婚纪念日演唱她所谱写的圣诗。既然已经吃了她的饭,就不能不唱。其中有一段让我领唱,大家又起哄说我唱得好,我就在诗班留了下来。我不认识五线谱,就一个音一个音地用简谱标注,就像做别的事情那样认真。
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听道、唱诗,有时候也会感动、流泪。我每天早上都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医治小姐的癌症。我和三姐都不在父母的身边,父母要靠小姐养老送终。我对神说,我不是像应伯伯那样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资格求你给小姐加添15年寿命。我现在为了父母求你把我的寿命减去15年,加给小姐。求你成全。不过,我不打算受洗。我到教会一是为了寻求心理寄托,二是为了交一些朋友。现在社会上太复杂,教会里比较单纯一些。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关心、帮助过我们。
然而,神没有成全我的祈求。1994年2月初,我收到了三姐的来信,说小姐已经于2月1日凌晨三点多钟去世。我虽然对这个结局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一天来得太早、太突然。我的父母五个孩子死了三个。现在连养老送终的女儿也死了。他们太可怜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不过,三姐信中说,小姐整个过程平静、无痛苦,实现了她生前“不抢救,不进太平间”的愿望。这使我还得到了一点安慰。
三姐信中讲到一件很稀奇的事:2月1日早晨,和小姐同一个教研室工作的一位男老师看到小姐的讣告后说,他在凌晨三点多钟做了一个梦,看到在一个教堂里,小姐躺在一张床上,牧师在为她祈祷。然后随着一阵火光,小姐升天了。奇怪的是,小姐受洗归入基督的事学校里的人并不知道,而且这位男老师也不是基督徒。看到这一段,我很心惊:难道真的有神吗?上帝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什么呢?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个星期天牧师讲完道,司会的同工报告说复活节有一次洗礼。我突然觉得眼前有一道亮光从上面照下来,我浑身上下开始发热,眼泪哗哗地往下淌,越擦越多,怎么都止不住。我急切地对旁边的一位弟兄说:“快去找牧师,我要受洗。”按照教会的规定,在受洗归入基督之前必须先上四个月基要真理班的课程,明白最基本的真理。然而,牧师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同意让我先受洗后上课。
归纳起来,我在受洗之前主要要解开三个症结。一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既然人人都是罪人,我也不能例外。二是不能原谅别人的过错。多年来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心里有一些疙瘩解不开。我对神说,我可以学你的榜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了蒙骗。但是我不会忘记过去。第三个症结是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神。我觉得神就是通过小姐这件事回答了我的疑问。想通了这三个问题,我于1994年4月3日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受洗以后补上基要真理班的课程,妻子和我一起去上课。课程结束的时候,妻子表示她也要受洗,于是参加了8月14日的洗礼。接着,女儿表示她也要去上课。课程结束的时候她也表示要受洗。那一年的圣诞节正好是星期天,于是,她在圣诞节当天受了洗。我们一家三口在同一年里受洗,一起蒙神大大的祝福。
1995年夏天,女儿以优异成绩从社区大学毕业,获得该校最高的奖项,在奖杯上刻上了她的名字,并且顺利地转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伯克利的房租非常贵。懂事的女儿为了节省开支,住了一间比较便宜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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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怀念的日子
以下是小姐的女儿奕奕纪念小姐的文章。
又到冬至,意味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数九寒天的开始。每年的这个日子我总会特别怀念那些曾经在不知不觉中教会我很多东西但又已离我而去的亲人们:妈妈、外公、外婆……不知道他们在天堂好吗?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是也有冬天呢?他们是不是也会感到冷呢?很多次,想写写我的妈妈,而且自认为是个喜欢码文字的人,点点滴滴都喜欢写下来。我写过外公、外婆;写过儿子、好友;写过对美好事物的赞叹、对生活的感恩、对人生的领悟,甚至工作中的零零碎碎我都会记录,可是我就是写不了妈妈。就像这篇文字,我也是一拖再拖。妈妈于我就像雪山顶上的雪,永远的遥不可及,永远的只能欣赏、只能描摹到一星半点。
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她长得美,也爱美,更懂美,这三个美加起来使她无论走到哪里,在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至今我只要给别人看妈妈的照片,大家都会赞叹妈妈的漂亮,那照片不像现在的写真,前期化妆,中期灯光,后期ps,那时候的照片完全还原本人。
妈妈是市重点高级中学的数学教师,经常上公开课。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到妈妈的名字,马上有一个同事惊呼起来:“原来她是你妈妈啊!啊呀,这个人漂亮,课又上得好。”另一个同事说:“那节公开课我都没好好听。我就在想,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好看,声音也好听。”妈妈桃李遍天下,她的学生有的成了我的同事,有的成了我的领导。有时聚会他们也会叫上我,说老师不在了,见到她女儿就像见到了老师。他们也时常会说起妈妈的漂亮,妈妈的气质,言语中透出了浓浓的崇拜。
妈妈最美好的年龄生活在物质匮乏的岁月,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做衣服要布票,织毛衣要毛线票,即使买团线还要线票,更不要说现成的衣服了。可妈妈就是能把一家三口打扮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
她看到别人穿好看花样的毛衣,只要看上几分钟,回家用毛线琢磨几下,过两个礼拜,我就能穿上新毛衣。看到杂志上演员或者国外友人穿着什么好看式样的衣服,妈妈就会买来料子,或者拆了旧衣服,裁剪、缝纫。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是我们那拨小朋友羡慕的对象。妈妈会一手精密排料的绝活。凭着她的数学根底和钻研精神,她买衣料的时候都是精确到寸,剪完衣服剩下的布料都是些连扎拖把都不能用的布丝。
甚至皮包,妈妈也能自己做!我清晰地记得一次妈妈在《朝鲜》画报上看到外国人拎着的皮包,马上去商店买了人造革、拷钮、拉链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辅料,照着画报,拿着尺子在皮革的背面用划粉打样,然后一边动脑筋一边制作。不出三天,妈妈就拎着一个新颖的,国内独一无二的坤包上班了!妈妈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她从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在普教第一线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过,她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做数学题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她可以一整天埋头做题。饿了用冷饭泡点开水,就着酱瓜、榨菜对付一下肚子,然后继续做题。记得每年的暑假,那时家里没有空调,最凉爽的就是每天上午那段时间。我们就会搬一个可以折叠的桌子到弄堂。我做暑假作业,而妈妈也会坐在我的对面做她永远也做不完的题目。
有时我纳闷,妈妈当了那么多年的教师,吃吃老本也可以对付了呀。而妈妈却说,每年都有新题目、新题型,我不做,怎么去跟学生讲呢?功夫不负苦心人,妈妈在师大附中教的好几届高中毕业班学生高考数学成绩全上海排名第一。妈妈还被《中学生学习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发表过很多文章,出席过该报有影响的作者会议。妈妈去世后,整理妈妈的遗物,光做过的考卷、整理题目的本子就装了四大箱。当时我真后悔没有当数学教师,否则该是多么丰富的资料啊!妈妈是个有情趣的人,她喜欢旅游,每到寒暑假就会计划着到哪里转一下。即使在我小时候社会还不崇尚旅游,交通还很不发达的年代,就跟着妈妈几乎跑遍了上海周边的城市。十岁那年我们一家还跑到了青岛。我读小学的时候,一个老师就指着我对另一个老师说:“因为她妈妈经常带她出去旅游,所以她的眼界啊、心胸啊就是比其他学生开阔!”印象最深的要数七岁那年去嵊泗列岛了。我们先乘大海轮,换乘小海轮,最后乘着摇橹的帆船上了一个小岛。那时的嵊泗,旅游完全没有开发,是原汁原味的海岛。那里的渔民朴实热情,看到我们这几个上海人就像当时我们看到了外宾。我换上泳衣去游泳,他们看我的眼神简直就像看到了外星人。我们带去上海买的小礼物送他们,他们欣喜若狂,而我们也尝到了在上海吃不到的活海鲜。多年以后我又去了嵊泗,已经根本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妈妈不仅带我出去旅游,还经常带学生走出校园,亲近大自然。后来我也当了教师,妈妈对我说,学生高尚的情趣、班级的凝聚力靠说教是不会有的,要靠教师在各种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
妈妈喜欢音乐,有着非常悦耳的女中音音色,大学时是校合唱团的成员和广播台的播音员,工作以后是上海市教工合唱队的成员。我的同龄人经常惊诧,苏联歌曲、印尼民歌、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音乐史诗《东方红》……那些不属于我的年代的美妙歌曲会在不经意间从我的嘴里唱出;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我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而正是那些歌曲经由妈妈的嗓子,陪伴着我走过童年和少年;正是那些音乐家的音乐经由妈妈的娓娓讲述,为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今当了音乐教师的我,越来越感觉到妈妈给了我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妈妈对我的启蒙是无时无刻、润物无声的。她会随手拿起一个红色的气球和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对我讲解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以及昼夜交替、四季变换;她会搞来一段镁条,放出灿烂的焰火,对我讲镁的燃烧、烟花的构成;她会把一根火柴放到铁皮上,放在火上烧,等火柴燃烧时告诉我热的传递性;她会用放大镜汇聚太阳光点燃纸片,告诉我凸透镜的特性……无怪乎旧日的伙伴会对我说:“你有一套现成的教育孩子的模式可以拷贝。”智利诗人聂鲁达曾经写道:“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在妈妈的音容笑貌离我渐行渐远的今天,她留给我的精神上的财富却像冬天的树杆一样越来越清晰、坚定。
听说人间一年,天上一天。那么,冬至是不是就该是天堂的下午呢?想象着妈妈又一如她的童年,生活在父母的身边,过着无忧的生活,享受着午后悠闲的时光。在那样的一个下午,天堂是不是会有一阵柔和的风拂过妈妈年轻、光洁的脸庞,在她仰脸的瞬间,恍惚地感觉到,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在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正用文字记录着对她的感激和思念。
74.拼命工作拼命玩
美国硅谷是闻名世界的高科技中心,然而这里除了科技以外几乎是空白。硅谷没有夜生活,没有文化娱乐,甚至没有像样的公园和游乐场。忙碌了一整天的工程师们下了班就只好回家看电视。所以,美国东部的人们嘲笑硅谷的工程师是一帮“高智商白痴”,只会工作,不会生活。很多人在长时期紧张的工作中搞垮了身体。我们家爱玩,通常每年都要远游两次调节生活节奏、疏解工作压力。
1994年5月,我们买了第二辆新车。这辆车档次高一些,颜色也漂亮,给妻子用。当年7月,我们开着新买的车到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和盐湖城去玩。从加州出发,经过了爱达荷、蒙大拿、犹他三州,往返行程2200英里。黄石公园以数以千计的热喷泉著称。林间有许多野生动物。一次,我们碰到交通堵塞,原来是一只狗熊在路上玩耍。清晨,从我们旅馆的窗户望出去,到处都是缕缕上升的热气,美洲野牛就在窗下吃草。真是一幅极美的田园景色。当年9月,我们又去了加州北部的红木森林国家公园,开车穿过一棵活的巨大红杉树根部的一个空洞。
1994年暑假,三姐的女儿金晶到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读人类学研究生,由校方提供读完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可是,她在生活中碰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次次打电话给她,发现她的情况越来越糟,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很不放心。1995年6月,我们拿到绿卡以后就开始计划去看她,带她一起旅行散散心。7月,我们从旧金山出发,飞到奥尔巴尼。看了她的情况,我问她毕业后是否打算回国。她说不是。我就建议她放弃奖学金,尽快改行学软件。否则她毕业以后无法在美国生存。
我们在奥尔巴尼租了一辆车,开车南下游览了纽约、费城和华盛顿。在纽约,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我们在登上世界贸易中心顶楼平台之前换了一个胶卷。在平台上各个角度摆了各种姿势,拍了很多照片。等我们下来以后,又拍了几张,就该换胶卷了。
这时候才发现,这个胶卷没有上好。拍的时候胶卷根本就没有往前走。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顶楼平台上拍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到。但是,排队太长,不可能再上去了。再说,谁会想到这样两座摩天大楼会在6年以后从地平线上彻底消失呢?我们在华盛顿参观了我曾经参观过的白宫、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天博物馆、美国造币厂、阿林顿国家陵园肯尼迪墓等,还参观了我没有参观过的五角大楼。当一位身穿海军军服的导游带领我们行走在五角大楼走廊里的时候,一块告示牌上写着:“正在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请安静。”在五角大楼被飞机撞坏以后,这样的参观大概不会再开放了。在华盛顿,我们还拜访了尊敬的应伯伯、应伯母。
我们接下去的计划是到加拿大去看看我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因为金晶没有去加拿大的签证,我们就先把她送回奥尔巴尼,然后继续北上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渥太华和蒙特利尔,最后又回到奥尔巴尼,完成了一个8字形的旅游路线。当我们回到奥尔巴尼的时候,看到金晶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脸色也正常了。我们也就放心多了。后来,金晶采纳了我的建议,到德州学软件,赶上了网络兴旺发展的高潮。
1995年10月,我工作的那家犹太人公司倒闭了。我第一次失业了。不过,我没有心慌。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了绿卡,不用担心合法身份。更因为我信了上帝,把一切都交给神掌管,就不必为明天担忧了。我相信,神给我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果然,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工资比原来高了30%。我工作了一个月以后,另一家公司来“挖角”。这时候我的第一个设计已经初步完成,公司总裁看到了我的能力,就特批给我加薪1万美元,把我留住。让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了知识的价值。
这年圣诞节我们开车到圣地亚哥游览了海洋世界和动物园。我们越过边境线,到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蒂华纳玩了一圈。就是在拿到绿卡后当年就去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北美洲的三个国家就算都到过了。然后,我们又开车到赌城拉斯维加斯游览。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沙漠中用金钱堆砌出来的繁华世界。到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真是又一个人间奇迹。妻子特别喜欢拉斯维加斯,所以我们后来又去了四次。1997年7月,我们全家到俄勒冈州游览了火山湖。途中还游览了加州的红木森林公园和夏斯塔湖。
75.护照的困扰
拿到绿卡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国探亲了。1996年5月,我们一家三口回上海和哈尔滨探望父母。爸爸前一阵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摔了一跤,额头和鼻子都跌破了,眼镜也摔坏了。医生检查说,他因以前长期饮用劣质烈酒,引起脑萎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右侧的手脚都不灵了,连手指甲的颜色都变了。他的耳朵也不灵。我们给他买了市场上最好的助听器。戴上以后,妈妈问他:“听见吗?”他回答说:“没听见。”引得我们大笑。
当时家里请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帮忙,妈妈还是自己上菜场买菜、做饭。我让妈妈再请一个保姆。妈妈说,现在一个保姆的月薪要500元,而爸爸的退休工资只有550元。原来以为我留给他们的12000元稿费这辈子用不完了,可是现在物价涨了10倍,这些钱已经用掉一半了。我说,我现在工资很高,你们不要再为钱发愁了。钱用完了,我会汇来的。妈妈说,能省就省吧。你们一家三口还只住一间房,汤凝还住在客厅里呢!
回美国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护照6月份就要过期了,就赶紧到旧金山总领馆去延期。我1990年到美国来的时候为了怕日后搞政治运动麻烦,要求按公派出国,持因公护照。不料反而成了麻烦。总领馆对我说,按我的情况不能再用因公护照,应该换成因私护照。于是我就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请学校证明我在经济上已经交割清楚。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因为我从来不欠学校什么。谁知这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后来,我们托人到学校里去问才知道学校领导想让我退房子。他们认为好事不能都让我占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合理。我大学毕业以后为中国贡献了22年“剩余价值”。光是在哈尔滨科技大学就服务了10年。难道就不可以像其他职工一样买下这么一套“两屋一厨”的房子吗?而且,当时我的小姨子因为住房拆迁,正住着我们的房子。我怎么能退房呢?事情就这么僵持不下,拖了好长时间。幸亏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给上海家里申请安装电话,这时终于装好了。不过打国际长途很贵,只能有急事时联系。
1997年夏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没有护照也可以回国,只需要到移民局办理一个旅行回美证就可以了。我就马上去申请回美证。领到回美证以后,我兴冲冲地到中国总领馆去办签证。签证领事说,回美证对某些国家可能有效,然而中国不予承认。我恳求说,我爸爸的病越来越重了,怎么也得让我回去看一次。签证领事说,特殊情况可以照顾我回去一次,不过要凭机票才可以办理。
我马上回来买了机票,第二天又去旧金山总领馆。那个签证领事看了机票以后说:“我对你说清楚,这是一次性的护照。”我说:“行,一次就行。”他又说:“是只能回去,不能回来的。”天哪!如果不回来,我还要护照干什么?我说,你昨天说好照顾我回去一次。我买了机票你又说是只能回去,不能回来的。你们不能这样出尔反尔。”他板着脸对我说:“你说话要注意啊,你是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啊!”我只好隐忍不发,因为我还是中国公民。
不久以后,接到三姐的来信说,她因为妈妈骨折而赶回了上海。妈妈是看到保姆擦地板后一只小沙发有点歪,就蹲下去拉沙发的腿。结果自己跌坐在地上,竟然引起股骨颈骨折。家庭病房的医生来给她做牵引,妈妈晚上神志不清,就闹着要把牵引拆掉。医生说,年纪这么大了,不肯做就不做了吧。这就是说,妈妈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是没有护照怎么走?
我们不能回去,家里又只有一个保姆,照顾两个卧床不起的老人的重担就落到三姐的头上。医生认为妈妈是脑梗塞,天天给她输液。但是妈妈神志不清,常常要把针头拔掉,三姐只能寸步不离守着她。爸妈解大便都很困难,她就经常要给他们掏大便。妈妈有时半夜说胡话,大喊大叫,使她一夜睡不了几个小时。
有一天晚上爸爸突然发高烧,三姐连夜跑到药房买退烧药。整夜守着,给他喂水、擦汗。幸好,第二天烧就退了。医生讲妈妈病情很严重,随时会有危险。三姐不敢回京,开学后又请了两个月的假。到11月初妈妈的病情比较稳定后,又找到一个识字的保姆,教会她如何给两老服药,才回北京。因为劳累过度,回到北京就病倒了。
放寒假的时候,三姐夫对她说:“今年寒假你不要回上海了,好好休息。我替你去尽孝心。”他到上海后才得知三天前上海气温降到零下10度。爸爸夜间起来小解,着凉后病情恶化。他就立即打电话通知三姐。但是,还没等三姐赶到,1998年1月26日,农历小年夜上午,爸爸厂里的正副总工程师,就是他昔日培养的两个助手来探望他。爸爸抬起头来和他们打招呼,刚说了一个“好”字就被主接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想用头去撞墙。就为了这么一本小小的护照,弄得我不能回去看妈妈,甚至连爸爸最后一面也见不上。我对自己说,能加入美国籍的时候马上加入,一天也不要等。不过,我坚信爸爸妈妈是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决不会为这事责怪我。
我们有了绿卡,可以合法工作了。然而,妻子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在美国当个护士也不够格。妻子将近50岁才安下心来学英语,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的好时机,要参加护士资格考试已经没有可能。1996年,妻子原来照看孩子的那家女主人来找她,说她们公司正在招聘装配工人,她已经和公司说好,让妻子去工作。那是一家生产激光水准仪的公司。装配工不需要技术,每小时工资7美元。
1997年暑期,女儿到Oracle打工,每小时工资23美元,折合年薪48000美元。女儿在伯克利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加上自己的努力,在一个暑期内就完成了7个模块的设计。而她的头儿只期望她完成1个模块。女儿在结束暑期工作的时候就得到公司的承诺,什么时候毕业就什么时候来工作,公司都欢迎。所以,女儿毕业以后就去Oracle工作了,年薪56000美元。
当时,女儿还拿到了微软的聘书。可是,妻子不同意她去西雅图工作,就搬出她的爷爷给她算命时叫她不要远离父母作为依据,女儿就没有去。为此,微软还以比尔.盖茨的名义邀请女儿到西雅图微软总部访问、游览了一个星期,各方面都招待得很周到。微软这钱花得划算。女儿从此以后一直在说微软的好话。
1998年1月,女儿在伯克利毕业的时候面临一个继续读研究生还是马上就业的选择。我对她说,真才实学是在工作中,而不是在学校里学的。现在经济形势很好,赶紧找一份好工作最要紧。将来有一天没有工作的时候再回来念书不迟。这个决定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是,事实证明女儿几年以后就当上了高级工程师,工资也超过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水平。读研究生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后来女儿说这个决定真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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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爸爸对人类的最后一次贡献
爸爸是1998年1月26日去世的。但是,他在10年前的1988年10月19日就填写了上海市红十字会《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登记表》。他给我写信说,现在医科大学的学生没有尸体做解剖实验,影响教育质量。他决定将自身遗体捐献给上海医科大学,希望子女能破除传统观念,支持他的决定。我觉得这事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就劝爸爸打消这个念头。我想,爸爸也只是一时冲动,过一阵就过去了。
1990年,我们回上海探亲,爸爸拿出一式两份《登记表》让我签字。我和他谈了一下,看他是认真的,我也就同意了,并且在子女意见栏里写道:“两年来,我们曾多次劝说父亲放弃这一打算,但他决心已定,我们表示尊重他自己的选择。”然后,爸爸就把其中一份交给了上海医科大学遗体办。爸爸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上海医科大学。我猜想,这是因为上海医科大学原名上海第一医学院,是大姐的母校。
小姐去世以后,爸爸又在1994年10月6日亲笔写下了他唯一的遗嘱《关于捐献我的遗体和料理身后事的遗言》:1.生前捐献遗体乃我一生对人类的最后一次贡献,希望子女都尊重我的遗愿,不要加以改变。2.我逝世后要以最快速的行动通知上海医科大学遗体办,电话号码……不必等卡罗来到。3.不设灵堂,不挂遗像,不缠黑纱,不举行遗体告别、追悼会、追思会,不办豆腐羹饭,不接受任何唁礼,不做坟墓。他又写下了“捐献遗体,造福人类,简化丧事,杜绝迷信”16个字留给后人。
1998年1月26日上午10点,爸爸那起伏跌宕的一生画上了句号。爸爸走得急,连三姐都没赶上。幸亏三姐夫在爸爸的身边,为爸爸擦身、换衣服,通知上海医科大学遗体办,并且帮他们把遗体抬下楼。三姐年初一赶到上海后,到上海医大和遗体告别。上海医大为爸爸安排了一个简单而肃穆的灵堂,花圈上的对联写道:“生前为四化鞠躬尽瘁,死后为人类造福捐驱”,是爸爸一生很好的概括。
爸爸是一个生性快乐、豁达的人。他说,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和自得其乐是他的“三乐主义”。他曾经对三姐说,他这辈子经历这么多磨难,如果没有“三乐主义”,他早已经死了一百次了。文革初期,他们厂里斗“走资派”,他就跟着大家去参加批斗会。造反派头头看见了,就说:“把汤玉卿拉上来陪斗!”爸爸到了台上,造反派要他戴高帽子。台上放着写着“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八顶高帽子。造反派头头说:“你挑一个戴上。”爸爸说:“你们是开小吕宋(上海有名的帽子公司)的呀?”造反派就打他。造反派头头说:“你没有地不能算地富,叛徒和走资派你没有资格,右派你已经摘帽了……你去过美国,就是美国特务。”就硬把“特务”的高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爸爸在台上低头弯腰陪斗,心想我去过美国不假,特务没当过,问心无愧。不过我的英文确实好。他就开始想头上各个部位的英文名称。从头顶到下巴,每一块骨头,每一个洞的名称,连眼屎、耳垢都不放过。批斗会结束了,爸爸的单词也背完了,总共想出来200多个单词。至于别人喊的什么口号他全然没有听见。他心里洋洋自得地想:“你们比我凶,但是你们的英语比不过我。”真是一个十足的阿Q。
爸爸后来说:“人是要有点阿Q精神的。我常常想到我们家的子女争气,心里就高兴。这就是知足常乐嘛!人还要助人为乐,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首先你要帮助别人。你还得自得其乐,我老了牙没有了,唱歌漏风,我还要唱呢,自己快乐。”爸爸不但白天说话风趣,连晚上做梦都与众不同。就在他临终前几个月,一天早上他神秘兮兮地对三姐说:“卡罗,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两只老鼠在那里窃窃私语,现在实行计划生育,不许生小老鼠了,我们快点找个地方逃走吧。”爸爸去世以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刊登在我们教会的内部刊物《棕叶集》上。那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父亲离我们而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牛奶和血。’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
77.汤家有孝敬父母的传统
三姐和三姐夫料理完爸爸的后事要回北京去了。我打电话给妈妈的时候,妈妈说现在只需要照顾她一个人了,请一个保姆就可以了。我说不行。我们都不能留在身边服侍你,必须要继续请两个保姆。我对妈妈说,不要担心钱,我保证供应,需要多少汇多少。为了让妈妈放心,我就从1998年6月开始每三个月汇1000美元。两年以后,物价又上涨了,就改为每三个月汇1500美元。1美元可以兑换8元多人民币。妈妈每个月4000多元人民币用不完。
我不放心妈妈,就请奕奕抽空回来照顾安排。奕奕经常买一些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给她。她的儿子蒋源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中午在阿太那里吃饭。妈妈见了他就特别高兴,听到他细声细气地叫一声“阿太”就心花怒放。
三姐和三姐夫虽然远在北京,也是时刻关心父母的一切。1994年小姐去世以后的十多年间他们俩几乎每年放寒、暑假就赶回上海去。一有去南方出差的机会就想方设法去上海看看父母。他们对老人的关心和照顾在工作单位几乎人人皆知,连三姐的导师邢先生都夸她是“孝女”。1994年夏,金晶赴美留学前专程到上海和从小把她带大的外公、外婆告别。2002年9月金晶回国探亲,到上海看望外婆。那时外婆已经不大会说话了,但是她非常高兴。她和金晶的聊天对话还录了像,成为宝贵的视频资料。
我们对门一个老邻居也很好,多年来经常到家里看望我爸爸妈妈,指点两个保姆如何护理。我每个星期给妈妈打一个电话,也经常打电话给奕奕询问保姆的情况。奕奕有时说钱剩下太多了,让我少寄一些。我还是按期汇去,多剩一些钱,以备急用。同时,我们从神那里也得到了丰富的供应。1998年3月,我换了一家公司,年薪上了12万。而且还逐年不断增加。
1998年5月,我们一家三口去夏威夷度假一周。我们去了三个岛,并且在两个岛上居住。每到一个岛,我们就在那里租车,自己开车到处逛,玩得很开心。开心之余,我还带着她们到了5年多以前的伤心之地。原来那家把我赶走的公司的原址已经变成了一家银行。而那家银行已经在那里开办三年多了。可见,那家公司在那以后不到两年就关了门。我真感谢神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把我又带回了加州。
1998年9月,我们游览了距离我们两个小时车程的赫氏古堡,欣赏了古堡里优美的欧式建筑和雕塑群。同年圣诞节,我们又去了内华达州的雷诺。去雷诺只要开三四小时车,比去拉斯维加斯近多了,可是也比拉斯维加斯差多了。1999年5月,我们游览了加州公园优胜美地,那里以诸多的瀑布著称。
1998年初,妻子的公司倒闭了,她就回到成人学校学英语。一个月以后,她原来公司的头儿来找他。他换了一家公司,还是当头儿,要妻子跟他上新公司去管理仓库。妻子就又去上班了。这家公司生产个人电脑用的存储器模块,管理仓库需要很多元器件方面的知识,也要记很多新的英文单词。妻子学得很努力,我也给了她一些帮助。
1998年初,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家的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可以开始考虑买房子了。我们在弗里蒙住了8年,每人每天早晚高峰堵车都白白浪费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决心再贵也要到圣荷西买房子。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找广告、打电话、看房子。每看一处房子,不是太贵,就是不理想。看了差不多两年,少说也看了200多处房子。眼看着30万美元的房子涨成了50万,而我们三个也快成了看房专家了。
直到1999年10月,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座房子,三个人都喜欢。这座房子占地6000平方呎,前后都有院子。住房面积2500平方呎,楼上是4个卧室,楼下是客厅、餐厅、起居室、厨房、洗衣房和储藏室。前面还有一个两车位的车库。房子的用料很讲究,结构很合理,每间房都大大方方,看上去很温馨,有家的感觉。于是我们就连夜签文件,把房子买了下来。
而我又在10月21日领到了因私护照,可以回家看妈妈了。因为我们退还了在哈尔滨科大的房子以后,学校给我出了证明。我一边订回国的机票,一边安排装修房子、购买家具。真是双喜临门。1999年11月11日,在奋斗7年以后,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我安排为我们供应家具的7家公司在同一天把家具全部送到,安顿完毕。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搬家以后一个星期,我就回中国了。三年多没有回家了。爸爸不在了,妈妈也卧床不起了。妈妈变得很憔悴。我给她洗了一把脸,才显得精神好一点。我谢谢两位保姆几年来对爸爸妈妈的照顾。我又告诉她们,在她们眼前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她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把四个儿女都培养到大学毕业的了不起的妈妈。在我给她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妈妈插话说:“不要哭了。这些都过去了。要往好处想。多想想开心的事情。”我就告诉妈妈,我们三个都有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她很开心。
妈妈的家庭医生来探望她的时候说,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妈妈一直是使用最好的药,所以才恢复得这么好。他笑着说,就是局长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我心想,这都是因为妈妈高明。要不是她亲口对我说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回来了,我绝对不会考虑拖家带口到美国定居。如果我还是在中国当教授,就是有心想给妈妈请两个保姆、用最好的药,也没有这个财力呀。
我对妈妈讲,乘我这次回来,把坟做了吧。她同意了。我又问她做在哪里。因为当时上海时兴在苏州做坟。妈妈说,要和小姐的坟做在一起,将来上坟方便。于是,我和奕奕一起去宝山县宝罗冥园,拿回来汉白玉和黑色大理石两种设计款式让妈妈选。妈妈选了汉白玉的。我又起草了碑文,请妈妈过目。第二天正好是感恩节。我和奕奕又去宝罗冥园交款。在选择墓址的时候,发现剩下的都是4字头的了。可能4和死谐音,大家不喜欢。可是我不懂,既然做坟,为什么又怕死呢?我选了3区456号。既表示向上发展,又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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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纪末班“过山车”
1997年前后,在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带动下,美国的经济开始急剧膨胀。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风险投资注入了硅谷,数以万计的高科技公司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公司不需要盈利,只要有产品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当天就收入几十亿美元。公司还没有产品,有的甚至还只有设计思想,就被大公司以几亿美元收购。有个笑话说,在中国的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就是总经理,而在硅谷的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就是百万富翁。
1999年春,女儿的一个同学兼同事从Oracle跳槽到一个叫Ariba的公司。她在那里看到了美好的前景,就来动员女儿加入。我们考虑到女儿每天去Oracle上班很远,开车用掉很多时间,就同意她转公司。6月23日,女儿到Ariba去报到的那天,正好是该公司股票上市。他们的股票上市价格定在23美元,可是早上临开盘前就已经跃升到61美元,当天最高升到了92美元,以90美元收盘。虽然这天股价上升对女儿有害无益,不过我们都为女儿也搭上了快速致富的火箭而兴奋。
此后,Ariba的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不到一年就达到了600美元。其后的三个月内一下跌到了300美元。然后又强力反弹,在2000年9月超过了800美元大关。女儿在加入Ariba的时候得到了一些股票认购权,价格是股票上市首日的收盘价90美元。1999年11月女儿25岁生日的时候,她的股票认购权总价值超过了500万美元。而到2000年6月23日,她有四分之一的股票认购权生效,这部分的价值超过了150万美元。
我听女儿和她的朋友商量,等股票认购权全部生效以后就退休,周游世界。我很担心孩子年纪轻轻就退休,怎么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后来,女儿的朋友卖掉了一部分股票认购权,买了两栋房子。女儿也想要仿效。妻子认为女儿买房子是要自己分出去住,就坚决反对。我也没有搞清楚其中的玄机,未置可否。所以,女儿买房子的事情就没了下文。既然不要买房子,就没有必要卖股票认购权。股票正日日看涨呢!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在每个季度公司财务报告以后的45天内不准出售股票认购权。也就是说,每个季度只有一半时间可以出售。2000年10月以后,Ariba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而且跌得很快。到年底可以卖的时候,就不到150美元了。我们误以为股价会像一年前那样反弹,就继续等待。然而好景不再,股票价格像自由落体那样一落千丈。到下一次可以卖的时候,就跌到90元以下了。女儿的股票认购权一文不值了。
乘了一趟股票价格的过山车,就像做了一场梦。梦醒之后,方知我们没有经济头脑。在硅谷有两三栋房子的年轻人比比皆是,而我们却错失了良机。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老夫子讲“五十而知天命”,并不是说他到了五十岁就知道天机,而是说他到了五十岁才明白了天意。上天为每个人准备了应得的福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可强求。“知足常乐”,我还庆幸女儿没有成为百万富翁,天天不务正业呢。
2000年上半年,我们获得绿卡满4年另9个月,就递交了表格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要加入美国籍必须通过英语入籍考试,考100道有关美国历史和政治体制的题目。为了让妻子和我们一起入籍,我陪她到成人学校的入籍班去学习。每周两个晚上,学了三个月。最后,妻子和我们一起顺利通过了入籍考试。2001年8月22日,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参加宣誓典礼,加入了美国国籍。
自从1999年护照问题解决以后,我每年都回一次上海探望妈妈。因为工作忙,每次只能回去一个星期。妈妈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退,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我就守在她的床前,乘她清醒的时候告诉她我们的一些近况,让她分享我们的快乐。特别是她上了90岁以后,我把每一次和妈妈见面的机会都当作是最后一次来对待,免得日后遗憾。妈妈曾经多次说过,孝敬父母要乘父母健在的时候,送不送终倒是无关紧要的事。
2000年6月,妻子带女儿回上海和哈尔滨探望妈妈和我的岳父。我岳父那时候身体还硬朗,精神也挺好,每天还到原单位的老干部室打打麻将。作为四十多年的高级工程师和离休老干部,他的退休金也不够用。他的其他四个子女大多数也是自顾不暇。我们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和他过生日的时候给他汇两次钱。
这几年除了回国探亲以外,我们还出游好几次。2000年圣诞节,我们游玩了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拉斯维加斯。2001年7月,去雷诺和太浩湖。2001年12月,我们再一次去了拉斯维加斯。拿到美国护照以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去游欧洲。2002年5月,我们参加旅行团,11天游了欧洲6个国家。
我们从旧金山出发,途经纽约,到达伦敦。在伦敦游览白金汉宫、首相官邸等以后,乘坐火车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巴黎。在巴黎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到瑞士以后又登上了铁力士雪山。我们这次旅游的重点是意大利。我们去了米兰、马焦列湖、维罗纳(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威尼斯、罗马、梵蒂冈、佛罗伦萨、比萨等地。然后到地中海畔风景秀丽的法国城市尼斯和莫诺哥大公国。
2001年初,小布什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在事先得知恐怖分子要袭击美国本土的可靠情报之后,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终于导致911事件的悲剧。为了报复恐怖分子的袭击,他贸然对阿富汗发动战争,步苏联后尘,深陷阿富汗泥潭。2002年,他又不顾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反对,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从此以后,美国的经济急转直下,债台高筑,时时担心恐怖组织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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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扶上马,送一程
过了“千禧年”,进入21世纪,女儿也到了出嫁的年龄。硅谷虽然号称拥有50万华人,而我们日常接触的仅有几百人,可供挑选的范围很小。有很多朋友帮忙介绍,我就负责筛选,不门当户对的不行,学历不够的不行,年龄不合适的不行,个子太小的不行……结果,还没见到我女儿就被我否掉的不下二三十人。后来我意识到,再这样挑下去,就把女儿耽误了,就适当放宽了尺度。基本符合要求的就让女儿见面,由她自己决定。
2003年初,女儿领了一个名叫黎巍的小伙子来见我们。黎巍和她同岁,原籍广东,从小在福州长大。他在福州一中高中毕业时因成绩突出,免试升入上海交大电子工程系,后来又免试直升本系攻读硕士学位。到美国来以后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到弗利蒙一家公司当软件工程师。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在福州工作。我看这个小伙子书读得好,人挺老实,历史清楚,门当户对,就同意了。
2003年4月,他们在美国登记结婚以后回中国探望了黎巍的父母和外公外婆、汤凝的奶奶和姥爷。回美国以后于6月28日在帕罗奥多的一个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大约有三四百人出席。我们教会诗班的全班人马前来助兴,由80多岁高龄的牧师亲自指挥,由师母钢琴伴奏,为婚礼演唱了三首歌曲。我还为其中一首苏格兰民歌重新填词,为女儿祝福。晚上,在“五月花酒楼”举行了婚宴。结婚以后,女儿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买了房子。
2003年9月,我又回上海探望妈妈,三姐和三姐夫也来了。看到妈妈身上多处褥疮,我们都非常心疼。三姐和奕奕认为是两个保姆没有尽责。我分析,妈妈已经93岁高龄,新陈代谢衰退,细胞已经失去再生能力了。听人介绍,我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去请医生。那位医生说,她从来不出诊,但看我是孝子,就亲自上门为妈妈治疗。但是再好的药用到妈妈身上也不起作用了。临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抱着妈妈说:“我明年再来看你。你一定要等我。”不过我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了。
2004年1月4日,奕奕来电话报告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并没有很难过,倒是松了一口气。妈妈终于歇了在地上的劳苦,回到了天家。三姐与妈妈教会的牧师联系,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思礼拜。我们在美国的四口也聚集在电话机旁边一起参加。我在追思礼拜中说,妈妈在一生中受了很多苦、很多委屈。然而她现在回到了天家,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遗憾。这是好得无比的事情。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因为我们办签证、买机票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让三姐安排出殡,不必等我们。10天以后,我和妻子踏上回中国的路。但是一路走得非常辛苦。我们刚到旧金山机场就得知,因为从中国飞过来的班机晚点,我们的飞机要推迟6小时起飞。而且,到中国以后赶不上飞往上海的班机,要在北京留宿一夜。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我赶紧给女儿打电话,让她告诉三姐,我们要推迟一天到上海。原来的计划全部要顺延。
飞机本来应该傍晚五六点钟到北京,结果过了半夜才到。航空公司把我们送到旅馆,再安排我们吃饭,就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刚睡下不久,电话铃声就把我们惊醒,让我们去机场。这时候才清晨四点多。到了机场一问,到上海的飞机全部满员。最早也要上午10点多才有空位。我又跑东跑西,疲惫不堪。突然,鼻血像喷泉一样冒了出来。机场工作人员赶紧来救援。不过因祸得福,他们安排我们乘坐早一点的班机去上海了。
到上海第二天就去给爸爸妈妈下葬。我们买了两个骨灰盒,一个安放妈妈的骨灰,另一个安放上海医科大学做的一个有机玻璃的盒子,里面有用爸爸的一缕银发做成的数字87表示爸爸去世时的年龄。我们还在骨灰盒里放了爸爸日常用的眼镜、手表和笔。墓园的工人先在墓穴里铺好生石灰,安放好骨灰盒,然后用水泥封牢。我们给爸爸妈妈行礼以后又到不远处给小姐的坟献了花。还是妈妈有远见,至少奕奕他们每年能来上坟。
我们接着又在上海家中住了几天,主要是采购婴儿服装。汤凝怀孕了,3月份就要生一个女儿。我们在上海为尚未出生的孩子买了两大箱服装和用品。把三岁前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买全了。三姐和三姐夫已经做了外公外婆,不过还没有见到他们的小外孙Golden。他们就和我们一起,也给小外孙买了一些衣物,让我们带回美国。
2004年3月25日上午8点50分,汤凝在圣荷西的奥卡纳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当时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到了办公室听到电话留言,马上赶到医院去看。小外孙女只有6磅多,身体也小,脸也小。我就说叫她“小小”吧。女儿觉得不好听。后来,孩子的奶奶说挺好,他们才同意叫她“小小”。小小出生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去看她,和她一起玩。我让她叫我外公,但妻子不愿意当外婆,要当姥姥。于是我们就“一家两制”,一个当外公,一个当姥姥。
2006年6月16日晚上8点10分,汤凝在同一家医院又生下一个儿子。当时我和妻子在家里照顾小小。第二天早上我们带小小去看弟弟。我说要叫这个孩子“多多”,女儿不同意,说是有嫌弃他多余的意思。又说要叫他“毛毛”。毛毛这个名字太没有文化了。可是他们坚持叫毛毛,我也只好跟着叫,总不能叫两个名字,把孩子弄糊涂吧。
1993年我找到第一份工程师工作的时候,为这个家设想了十项目标。前3步我们一家三口过独木桥来到美国。第4步我找到合适的工作。第5步是绿卡,第6步和第7步是女儿上大学和参加工作,第8步我们买房子,第9步和第10步是女儿结婚生孩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十项目标全部实现了。我的把女儿“扶上马,送一程”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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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三姐回忆恩师邢其毅院士
邢其毅院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有机化学家、教育家。能成为先生40多年的学生,是我今生的幸运。我是1957年进入北大的。
大三时,邢先生给我们年级开有机化学大课。邢先生课讲得好是在系里出了名的。每次上课,我就早早地到教室,占第一排的中间座位。听邢先生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他挥洒自如,娴熟流利,好像一本有机化学书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人们看来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式,难记的人名反应都被先生讲活了。他知识渊博,语言生动,不失幽默。他联系实际,加深学生的印象。他还经常启发学生思考,举一反三。在先生讲课艺术的熏陶下,我对有机化学简直着了迷,而且对先生由佩服到崇拜。我选择了有机化学专业,后来又报考了邢先生的研究生。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邢先生亲自指导的,他同时指导三个本科生的论文。那时先生已经是50多岁的知名教授了,不过他没有一点架子,一丝不苟,手把手地教我们。他特别重视实验,一再强调“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一切由实验结果说了算”。
我的实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生成的产物不是我们预先设想的。我很着急,还有点失望。邢先生就鼓励我,不要灰心,科学实验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有一天他和我一起测熔点,北京的气温高达少有的39度。
我们的熔点一直测到300多度,先生满头大汗,一直坚持着,令我十分感动。经过反复实验,认真分析,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先生告诉我:“负结果往往比正结果更重要。要从负结果中有所发现,总结规律。”在论文写作中,先生又特别认真地对我写的草稿逐字逐句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几十年来,我走南闯北,很多书本都丢失了,可是还珍藏着这份先生亲笔修改过的论文草稿。它是我永远的纪念,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就以先生为楷模,兢兢业业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教学生。
我当了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先生就更严格地要求我,着重培养我独立研究的能力。因为工作需要,先生派我去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临行之前先生嘱咐我说:“你要自己多动脑筋,要虚心向大家学习。科学研究中合作精神是最重要的。”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我在“文革”中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制药一厂。出于种种原因,在我离开北大时无法和先生道别,心中一直存有遗憾。我在厂里参加体力劳动之余,还义务为厂里的大学毕业生讲课。我编写了“如何查阅化学文献”的讲义。那时听说邢先生刚“解放”,我就把那本近十万字的手刻油印的讲义寄了给先生。没想到先生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本字迹很乱印刷很差的讲义,并给我回信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甚至还勾出了错别字。
1978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邢先生又和唐有祺教授一起千方百计帮助我们回到了北大。因工作需要,我被安排在物理化学研究所。邢先生对我说,如果我还是在他的手下,驾轻就熟,工作会容易得多。现在要到一个新的环境,独当一面,困难一定很多,不过它更能锻炼人。他还特地嘱咐我:“经过文革,人事情况比较复杂。你要多看看,多听听,要和大家搞好关系。”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多像一个父亲对要出嫁的女儿的叮咛呀!以后我经常去看望先生,向他汇报工作的情况。当听到我取得成果时,他就会心地微笑点头;当听到我遇到困难时,他就帮助我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我们还常常聊家常。他关心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女儿成长。有时,他也和我商量他的家事。真是无话不谈。他年老时,一直勤奋地工作,87岁高龄时还不顾体弱多病翻译了《物性论》,直至生命最后时刻。先生堪称老年人的楷模。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邢先生恰好和我的父亲同岁。所以我经常说,我把先生当做父亲。而先生也曾经说,他没有女儿,把我看作自己的女儿。我因为从小住校,后来又到北京上学和工作,和父亲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先生对我的帮助胜过父亲。每年清明节,我都为先生扫墓,献上鲜花,寄托我的深深的思念,珍惜这份难得的师生和父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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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9 11:52:00 | 显示全部楼层
花了不连续的几天时间,看完了。很多在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作者淡淡的描述,读来心平气和。里面的粗线是作者自己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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