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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章诒和:《五十年无祭而祭》序: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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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9 08:51: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

那么,欠债有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年),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有歉意、带着温柔的答复:「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了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

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2007年)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注销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然而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绕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史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儿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爱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

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儿。」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上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只有一个小屋,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还活着。」「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他告诉我:他成了孤儿,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屋,开始写往事。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

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纳.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纳.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汉纳.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既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1961年,汉纳.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纳.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纳.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1957》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盆满钵满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了。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更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纳.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纳.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 ……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纳.阿伦特极其精辟的论述!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1957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份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中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中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8月于北京守愚斋


    香港苹果日报首发
发表于 2012-6-9 09:53:49 | 显示全部楼层
章诒和与资女士的文字,我比较喜欢章诒和的。先路过,晚上回来再看。
发表于 2012-6-9 19:39:2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了。
+——++++++++++++++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向做得细致周密,为了搞倒一个人,已经完成了搞倒一切人的准备工作了。
发表于 2012-6-9 19:49:13 | 显示全部楼层
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亲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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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感人。

有时候突然觉得,有些家庭,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是特意要培养小孩子的政治冷感的。
发表于 2012-6-9 20:04:0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中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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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地有声啊,坚决拥护章诒和女士的号召。
发表于 2012-6-9 23:47:13 | 显示全部楼层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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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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