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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史学大师何炳棣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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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4 22:56: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之岳
•史学大师何炳棣去世,享年95岁。他半世纪来在西方钻研中国史学,作出原创性和拓荒式贡献,享誉学界。但他七十年代歌颂文革的往事,却是晚年不堪回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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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以九十五岁高龄在南加州辞世的史学大师何炳棣(Ping-ti Ho),半世纪以来辛勤耕耘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园地,对明清两代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华文化与文明源起的探究、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追摹,著述丰实,且皆具原创性和拓荒式的贡献,而为海内外学界所同钦。但他的学术主张和政治倾向亦不断引发争议。一九六六年,何氏获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出任美国亚洲学会(AAS)会长,写下华裔学者首次在全美大型学术组织担纲的新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杨雅南(Anand Yang)则为担任该会会长(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的第二位华裔学者,杨氏专业为南亚历史和政治。

何炳棣是浙江金华人,一九一七年生于天津,长大后身材魁梧。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日文秘书萧正谊一九三八年初见何氏后对友人说:「我以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书生,没料到他是关西六尺大汉!」何氏曾就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和南开中学,因闹学潮而被南开开除,后于一九三三年秋进山东大学化学系,翌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决定弃化学改学历史。

何炳棣天生是个好胜而又不服输的人,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何考了八十九分,同班同学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曾任中国副总理)获九十二分。姚对何说:「能得八十九分也很不错啦!」这句无心的话却大大刺激何炳棣,而使他「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第二次月考果然考了九十九分。当时教西洋通史的是刘崇鋐教授,后来曾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何氏在清华历史系的大一国文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蒋廷黻在第二学年秋季开学前自苏联及西欧休假返校,何氏大三时准备选修蒋氏所开的中国外交史与一战前欧洲外交史等两门课,但蒋却应蒋介石之召离开清华到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十个月后改任驻苏联大使。因此,何炳棣未上过蒋廷黻的课,但他一直尊蒋为师。何在清华曾受业于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吴宓等名家。

何炳棣一九三八年从清华毕业,他在二零零四年台北允晨出版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夏「这一年主要的收获是巩固了我与邵景洛之间的爱情」。后来嫁给何炳棣的邵景洛是绍兴人,一九三九年获清华文学士学位。何氏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抵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清华)历史系助教,一九四零年第一次参加留美考试,未过关;一九四四年重考第六届清华公费留美考试成功,属西洋史门;同时获录取的有物理学门的杨振宁(何比杨大五岁,后成终生好友)等二十二人。何氏总平均七十八点五分,居二十二人之冠。很注重分数的何炳棣说,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学考试总平均最高的是何氏笔下的「旷世通才」钱锺书。

一九四五年秋,何氏飞往印度,候舰赴美留学,他说:「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何氏负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史(特别是英国史)。他说,在哥大六学期,上课听讲不多,主要是自己广泛阅读而又系统地读书。何又说:「作为哥大研究生,我在纽约共住了三十一个月另一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纽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地下铁道系统。……我和景洛离开纽约的那一天,车费的价钱才加倍到一毛。」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何氏的长子何可约在西雅图出生。何炳棣说,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一八七三至一九一零》是真正有创造性、有魄力的东西,迄今仍未正式发表,但他表示,目前学界所做的研究还赶不上他几十年前的成果。一向自负的何氏说,出国以后,他的第一个志愿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打进西方第一流的期刊。他说,没有人做到过,他做到了,而且接二连三地做到了。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当时美国两大学派持续多年的争论,何氏很自傲地说:「从我那篇文章开始,他们没法子辩了。给他们决胜负的,就是何炳棣。」

何炳棣于一九四八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一九五二年正式获哥大博士学位。一九六三年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两年后担任芝大汤普逊(J. W. Thompson)讲座教授,直至一九八七年荣休后转往鄂宛(Irvine,又译尔湾)加州大学任教,一九九零年第二次退休。何氏在芝大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和同校的政治学教授邹谠(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合办一场长达十天的大型国际性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各方高手群集风城(芝加哥别号)。何、邹把研讨会论文编成三册出版,书名为《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内容专论中共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中共的国际问题。

何炳棣在清华虽未上过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亦为哥大博士)的课,但蒋氏「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何氏颇受这个观点的启发与影响,他说:「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与中国史学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路的。」

何炳棣的治学生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专研以明、清时代为重心的社会结构、会馆组织和阶层流动,主要著作包括:一九五九年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中国人口研究,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一九六二年哥大出版的英文《帝制中国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层面,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一九六六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会馆史论》。这些专著和其它学术论文奠定了何氏的学术地位,并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史的顶尖学者。

何氏说,他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到芝大图书馆翻阅印度考古书册,发现印度史前稻比中国仰韶村文化遗址中的稻还要晚些,文献记载更晚,「于是终夜难眠,决心钻进史前考古资料,探个究竟,不期就此长期跨出明清了」。何氏在这第二阶段的治学过程中,一九六九年推出中文《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九七五年推出英文《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此书副题为《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此外,又在一九九五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何氏对古史的解释有不少新观点,赞成者很多,反对者亦不少,笔战交锋擦出甚多火花。

何氏晚年进入其治学第三阶段,以全副精力钻研中国古代思想,并获得与传统学界不同的结论,他说;「中国哪里是儒家的传统?是孙子、墨子、商鞅的传统啊!儒家不是没有作用,如果没有儒家的融化,我们都接受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墨子最讲人道,兼爱非攻……墨子是倒霉,几千年备受儒家的攻击。在我看来,孙、墨、商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哪里是儒家啊!」何氏临终前,仍在病榻上校阅其有关老子研究的论文。

何炳棣读小学三年级时,其级任老师刘逸民对他的评语是:「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氏说:「七十多年来每一念及,不禁懔然叹息,这第一位级任老师竟能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何氏在学界以跋扈、桀傲、脾气坏、爱骂人和难以相处出名,被他当面骂过和文字批过的中外学人不计其数,他批黄仁宇「对历史不忠实」,又说:「黄仁宇被纽约一个州立大学撤职。当时我在芝加哥,还有好几个朋友,写了多少次信想帮他复位。」他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痛批考古学家张光直(历任耶鲁、哈佛教授、中研院副院长,已故):「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又指责张光直是中西学界「反对何炳棣」阵营的中心人物。何氏充满火气地指出:「我第二次退休后迟迟进军先秦思想就是忍无可忍,不得不严肃批判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又称:「但老辈当代新儒家在文字方面还是庄重的,而杜维明英文语句之备极油滑,逼得我不得不向广大的读者予以暴露。」

何炳棣亦曾经声色俱厉地当面大骂过引导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研究中国史的汉学家房兆楹,何氏日后对此事颇感懊悔。曾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任亚洲学会会长﹑来自匹兹堡大学的日裔女学者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亦曾被何氏痛批诋毁中国历史。何氏批评芝大同事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不懂中国古文,要找他帮忙,芝大博士、顾立雅的学生许倬云强调,那是何氏「乱说」。何氏敬重胡适,以拥有胡适为他写的大幅杜甫羌村诗而自豪,但他批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是他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他亦曾当面说胡适花太多时间于会客。何氏说:「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何炳棣不是一个躲在学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酷爱美味,食量极大,数十年前吃过的好馆子和佳肴,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强烈的爱国心,他极度关心国事,曾在七十年代热烈参与海外保钓运动。他也喜欢接近政治权力人物,学界盛传他曾送一把宝剑给蒋经国。但他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批评一九四九年以前国民党的腐化和孔、宋贪污盗国,香港《新闻天地》却报道他抨击台湾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即质问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导致何氏和中研院断绝二十二年关系,直至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芝大史学博士李中清力劝其老师何炳棣与中研院恢复关系,加上杨振宁曾于一九八六年访台庆祝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八十大寿,何氏始于一九九零年赴台参加中研院第十九届院士会议,与中研院恢复关系。

何炳棣于七、八十年代在海外知识分子中(特别是香港、台湾留美学生)的名声如雷贯耳,原因是他经常在当时亲北京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撰文歌颂新中国、吹捧中国的进步、宣扬大陆钢铁、石油和其它工业原料的产量将以倍数成长。在何氏的笔下,四人帮时代的中国、批林批孔时代的中国和毛泽东专制下的中国,处处充满了希望与生机。亲台湾的留学生不齿何炳棣的一面倒,亲中共的留学生尊何炳棣为精神领袖。一九七四年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纽约亲北京学界在哥大举行盛大集会,邀何炳棣等人演讲,由研究作家茅盾的耶鲁女博士陈幼石担任大会主席。

何炳棣自己对当年一味歌颂中共而有损史家公正判断的行径,颇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何氏说他一九七四年在《七十年代》所撰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在海内外影响很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何氏在《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中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些观点及那些文章是何炳棣学术生涯的败笔和污点,难怪他「愿意忘掉」!亦难怪他在回忆录中不愿多谈他在极左年代的不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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