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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极权主义的起源》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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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3 08: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节选)
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译者:林骧华
《极权主义的起源》 导读
蔡英文(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l906-1975)於1949年写成,於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鄂兰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 也改成现在的名称。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鄂兰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论革命》(On Revolution)与《人间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这本著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鄂兰的论述构成理解 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鄂尔的这本论著结合了历史的解释、叙述与概念之形构(即:建立极权主义之理论)。在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以这两个层面为方向。
   依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 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於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 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 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样崭新的政权,鄂兰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示一套讲求 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讲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 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於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 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 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 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 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於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 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据此,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 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 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 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识形态与恐 怖统治》一文,鄂兰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於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 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於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鄂兰特别关注:基於甚 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於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 像的叙述整体。
  就历史叙述体的构成,鄂兰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 ——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 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鄂兰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严厉批判的观点)。生活於非他们 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於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 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 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
  鄂兰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 互关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兰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 成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她的论述不像学院之历史家探讨如「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起源」的方法,她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德国的特殊历史处境,去寻求纳 粹之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之为可以表露西方现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基於这样的解释立场,鄂兰也把史达林的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於它奠基 於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为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产物,依此,我们可以说:鄂兰探讨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的反省 与批判。
  关於极权主义的起源,鄂兰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於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物族类的属性? 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 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 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 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 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 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 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 义」)成为 20 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义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 兴趣的说明主题是 20 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鄂兰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 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 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他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 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 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 19 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 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後,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称能 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 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团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 尊严。
  犹太人的命运随著这样的历史的转变逐步被推向深渊。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 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之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 「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
  扼要地说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主题,提供读者简略的纲领,希望有助於读者 阅读这部被视为西方现代经典名著。最後,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鄂兰在这部著作中处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根源,对我们能提示 甚么反省之资源?细读这部论著,不难发现:鄂兰透过历史的解释与叙述,说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国家」(它的契约论式的个人主义基础、它对人权之保障与形式之 平等的承诺……等被视之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 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後,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 我们想像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时,西方现代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科技所承诺的繁荣富庶,是否证明只是梦想?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的传统, 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与理解的

《极权主义的起源》 初版序
它既不归结於过去,也不归结於未来。
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於现在。
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
  一个世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後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後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 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 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飘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感 到无法预料,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会遵从常识和自我利益的法则——如果根据本世纪以前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是疯狂的政 治力量生命。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 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在历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层次上,流行著一种含糊不清的共识,即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尽管文明在世界的 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引导本世纪的可能前途,或对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绝望的希望和绝望的恐惧往往比起平稳的判 断和审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的人来,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人会更善於忘却我们时代的各种中心事 件。
  本书的写作背景就是针对这两种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我认为,进步(Progress)和毁灭(Doom)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它们都是迷信的见解,而不是信念的结果。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发现一种隐形机制——我们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因素根据这种机制都溶入一种积淀, 使一切都显得失去具体价值,而人类却无法靠理能力来辨认它,也不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屈从於唯一的解体过程,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它不仅假 设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开始显得无生命、无血色、无意义,而且不真实。
  有一种信念认为,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 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这会导致以平庸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理解(comprehension)并不意味著否定暴乱,援引先例来演绎史无前例的事实,或者 用类比和概括来解释现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现实的冲击和经历的震动。相反,理解意味著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 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著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暴 乱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是一种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现象,但是反犹主义却成为先是纳粹运动,接著是世界大战,最後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触 发原因。还有,原因与结果之间如此奇特地不相称,引发了帝国主义时代,其经济困境在几十年时间里导致了全世界政治状况的深刻转变。还有,极权主义运动玩世 不恭地发誓遵奉「现实主义」,而它们却明显地蔑视现实的本质,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奇怪的矛盾。还有,现代人实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 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义,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纪的各种毁灭性的力量,又几乎是徒劳无功。
   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好坏交织的奇怪时代,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为扩张而扩张」,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即使没有资产阶级「为权力而夺权」的政治手 段,也永远不可能发现人类力量的界限;即使没有极权主义运动对世界的虚构,在其中无比明确地驱除我们时代种种重大疑惑,我们也可能在毫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 什么时就已被赶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极权主义的最後阶段真的出现了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从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那么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真的。
   反犹主义(不仅仅是仇视犹太人),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专政)——一个接著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野蛮,这说明人类尊严需要一种新 的保障。这种保障只有在一种新的政治原则,在一种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这一次,它的有效性应该包括整个人类,而它的权力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在新界定的 地域统一体中扎根,并且受到控制。
  我们不再能接受过去好的部分,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传统遗产,只抛弃过去坏的部分,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已死的 重负,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西方历史的潜流终於浮上了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想逃避严酷的现在、怀旧地躲进对仍 然原封不动的过去,或者在遗忘中预先奔进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切努力终将徒劳。
汉娜.鄂兰 195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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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发表人:朝露可当酒
发表人邮件:qqww36@yahoo.com.cn    极权主义的宣传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极权主义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并与其他政党共同获得必要的坚定支持者,巧言取悦公众。公众在此时此刻尚未与其他一切资讯来源隔绝。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 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 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 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 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 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 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之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 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 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 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 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 部圈子(inner 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至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 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 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 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 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 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 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 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 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 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他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 人数一样。
恐怖作为宣传的对应,在纳粹主义中比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作用更大。纳粹并不打击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国掀起犯罪浪潮时那样(杀害拉德诺和厄兹伯格 (Matthias Erzberger);相反,他们杀害社会主义的小活动家们,或反对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试图向民众证明只有参加那些组织的人才有危险。这种大规模的恐怖 还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进行时,并逐渐扩大着范围,因为警察和法庭都不会认真地对攻击所谓右翼的政治犯法者执法。一个纳粹宣传家所说的“权力宣传” (power propaganda)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清楚地向民众表明,纯粹的权力比当局更大,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 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大地强化了上述印象。他们对此总是供认不讳,从来不为“下级的过分行为”而道歉——只有纳粹的同情者们才作这类道歉——并且使 民众印象深刻,看到他们与其他政党的“高谈阔论者”大不相同。
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间的相似性已很明显.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只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
但是,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 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 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 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显示这种“科学性” (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 象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 “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 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 迫他们做骗子。
但是,经常被高估的群众广告和群众宣传之间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并不装扮成先知,他们往往不会表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性的特点是 几乎完全强调,科学的预言与老式的追溯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它们的代言人假说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力量,可以在 命运链上给他们带来好运。当然,群众极被吸引,是因为“绝对系统(absolutist system)陈述一切历史事件是依靠与命运链相连的第一因,这个绝对系统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压迫人的”。(托克维尔语)但是毫无疑问,纳粹领袖实际上 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 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 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 了。
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 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 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中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16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 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昂方丹 (B.P.Enfantin)常被援引作为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种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 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其结论是: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
然而,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有何种缺点,无论它们对19世纪常识的形成产生多大影响,极 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从孔德的学说中知道,实证主义相信,未来最终可以科学地被预测。利益 评价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并且假设可以发现权力的客观规律。罗昂的政治学理论说:“国王指挥民众,利益指挥国王”,客观利益是“惟一不会失效”的规律, “正确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错误理解利益,会使政府死亡”,这些都是现代功利它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核心,但是,这些理论都不会假设有可 能“改变人性”,如极权主义试图做的那样。相反,它们都或明显、或含蓄地假设,人性总是不变的,历史就是变动的客观环境以及人类对它们作出反应的故事,正 确地理解历史,就能导致改变环境,但不能导致改变人类反应。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仍然假设人类福利是它的目标,这种观念是在极权 主义里完全没有的。
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主义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这在当代政治中引进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和不可 预测性的因素。然而,极权主义宣传——尽管其形式上经常变换重点—指出了,即使在极权主义夺得权力之前,群众所关注的早已超越纯粹利益。因此同盟国都怀 疑,希特勒在战争开始时下令屠杀精神病人,其实是想摆脱不必要的食物供应之负担,这是毫无道理的。希特勒不是因为战争而被迫抛弃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将战争 的大规模屠杀看作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开始一项屠杀计划,就像他的计划中的其他要点一样,是根据“千年至福”(millennia)的观点来策划 的。自从全部欧洲历史几百年来实际上教会人们根据“什么人得益”来判断每一次政治行动,根据背后的具体利益来判断一切政治事件,他们突然面对一种前所未 有、无法预见的因素。由于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性质——早在夺取权力之前很久就清楚地显示出,群众很少受到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 能的驱使—群众很少认真对待这些宣传。但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使他们明白,利益是一种集体力量,只有当 稳定的社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提供必要的传送带时.才能感到利益所在。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 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 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 ——来引导整个民族进人战争(这种做法是1914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样的精神出现在一场 明显失败的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宣传在安慰早已惊慌失措的民众,许诺说:“领袖凭他的智慧早已为他的人民准备了一种简易死亡法、假如战败,就让他们进毒 气室。”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且取消它们的功利主义内容,即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利益。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这些概念,使形式变得比它们 的内容更重要。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再者,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 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只关心一件事:使他们的预言变为现实。纳 粹党人在战争结束时是不犹豫地集中他们尚能掌握的组织,尽可能彻底毁灭德国,以实现他们的预言:如果战败,德国人民就遭毁灭。
“永远无误”的宣传效果,以各种可预言的力量的惟一解释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些都鼓舞了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们,习惯于以预言形式来宣布他们的政治 意图。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在国会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我今天再作一次预言:假如犹太金融家们……再一次成功地将民众扔进一场世界大战, 结果将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灭绝。”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这意味着:我想制造战争,我想杀死欧洲的犹太人。同样地,斯大林于1930年在中央委员会 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准备清除党内右派和左派分裂主义分子,形容他们是“垂死阶级”代表。这一定义不仅具体地加重了论调的尖锐性,而且以极权主义的风格宣布 从肉体上消灭的那些人,他们的“死亡”正是预言中的事。这两个例子都达到同一个目标:清除对手都符合历史过程的规律,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的所作所受都 是必然发生的。对牺牲者的迫害一旦执行了,“预言”就变成了一种回顾式的辩解: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预言的。“历史规律”是否诅咒阶级及其代表的“毁 灭”、或者“自然规律是否……消灭”一切不“适宜生存”的人-—民主人士、犹太人、东欧次等民族、无法医治的病人,这些都无关紧要。希特勒恰巧也说过“垂 死的阶级”应该被“消灭,这不用大惊小怪”。
这种方法就像极权主义其他宣传方法一样,在运动夺取政权以后,只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事情。那么,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 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 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 的人的力量。声称莫斯科地铁是地界上惟一的地铁,这个谎言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力量摧毁别国的所有地铁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永远无误的预言方式和任何 其他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不一样,违背了它最终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里,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实现他的谎言,使他的一 切预言变为现实。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 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 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 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 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极权主义宣传使群众宣传的技巧更完备,然而它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50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当 时欧洲暴民进入了政治舞台。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成触及的。隐 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而它们的内在重要性却被忽略。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 地掩盖的一切。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 (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 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 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 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
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 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 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 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 机。
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 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 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说得形象些,似乎群众要求经常重复旧约圣经的奇迹 (the miracle of Septuagint),根据古代传说,有七名翻译者各自独立地翻译出希腊文《旧约全书》,而内文完全一致。常识只能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传说或一个奇迹来 接受;然而它也能说成是证明译本都绝对忠实地译出了每一个词。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受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件和不可理解,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 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 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 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 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 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 ——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而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显示出(如同在实验室一样)它对孤独的群众中人的冲击力。苏联秘密警察很愿意使受害者相 信他们有罪,尽管他们从未犯过这种罪,而且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真正的事实因素,以使“故事”的逻辑一致 性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上显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为了抵制对罪状纯粹抽象的可能 性屈服的诱惑,就不仅需要有抵抗经常性威胁的性格力量,而且也要求十分相信人类同伴的存在—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故事”。
无疑地,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但是,这只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宣传手段之一部分,忏悔还不是必要的惩罚。“告白”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特产,用追溯法来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则是纳粹宣传的特产。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 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极权主义宣传所拥有的力量—在运动有力量 降下铁幕来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来骚扰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中凝滞的平静之前——在于它有能力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真实的世界仍然提供给分化瓦解 状态的群众惟一能理解的迹象——每一次厄运的打击都使群众受骗上当—这些迹象,可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空白,是它不想公开讨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它不敢否认 的流言,因为流言尽管夸大和扭曲,却击中了某些痛处。
极权主义宣传从这些痛处中产生了它们需要用来填平现实与虚构之间鸿沟的真理成分和实际经验。只有恐怖可以依靠纯粹的虚构,即使是极权主义政府由恐怖支撑的 谎言虚构也还未完全变得随心所欲,尽管它们通常更粗鲁,更厚颜无耻,而已比运动的谎言更有创造性(俄国革命修正过的历史不是靠宣传技巧,而是靠权力来传播 的,书中没有一个姓托洛茨基的人曾经当过红军总司令)。另一方面,运动的谎言更精细些。涉及群众眼睛看不到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官方当局 周围布置了一种秘密气氛时,谎言最能成功。在群众的眼里,它们获得了最“实在”的名声,因为它们触及了隐秘存在的真实状况。上层社会中腐败政治家的丑闻被 揭露,一切属于黄色小报的丑闻,在它们手里都变成了一种不止是耸人听闻的重要武器。
纳粹宣传中最有效的虚构是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故事、自从19世纪末以来,集中于反犹主义宣传一向是普遍的煽动手段,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尤为普遍。一 切政党和舆论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讨论犹太人问题,暴民就越是相信犹太人是所谓权力的真正代表,在整个制度中犹太人问题是虚伪和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主义宣传的实际内容既非纳粹的独白,亦非特别新的创造。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谎言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就一直在流传,其基础是迄今分散在全世 界各地的一个犹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互赖。关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的夸张说法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 系已变得很明显。将犹太人描绘成恶的化身,通常只认为这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记忆,但是实际上与其后来被解放以后,在欧洲社会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密切相关。 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在战后,犹太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出名。
犹太人本身在权力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却与他们日益出名和引人注目的状况成反比。民族国家之稳定和力量每降低一分,对犹太人的地位都是一次直接的打击。民族部 分成功地超越国家,使政府机器有可能维持它高于一切阶级和政党的地位,因此也就贬低了与居民中的犹太人结盟的价值,犹太人或许仍处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且 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资产阶级具有帝国主义头脑,它越来越关心外交政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就坚决地拒绝让最大部分的犹太人财富进入工业 企业,不让它离开传统的资本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几乎终止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对民族国家经济上有用的性质,以及社会隔离对他们本身的好处。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犹太团体像法国犹太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一样同化和归化了。
对于变化了的形势 相关的国家在意识上达到何程度 到1917年就明朗化了,当时德国政府遵循着一种长期建立的传统,试图利用它的犹太人来一试与协约国的和平谈判。它不和德国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说话,相反却 与比较不具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团体对话根据旧的方式 这些小团体仍然受到信任,正因为他们坚持犹太人独立于公民身份之外存在,因此可望他们依靠国际关系网、从国际观点出发来提供服务。然而德国政府在这一点上 走错了一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做了犹太银行家们从来未做过的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对政府说他们只愿谈判一种不带附加条件和赔偿条件的利平。过去犹 太人那种对政治问题的冷淡态度消失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不再游离于国家之上,所以不再有用,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小部分人的无用,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 政治观点。
中欧诸国的共和政体取代专制政府,瓦解了中欧犹太人群体,正如50年前法国第三共和国所做到的那样。当新政府在缺少权力而无兴趣保护犹太人的情况下建立 时,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影响。在凡尔赛和约期间,犹太人主要被利用来当做专家,甚至连反犹主义者也承认,战后时代的一帮犹太小骗子,大多数是新 来者(他们与当地的一些同宗教的人明显不一样,在他们的欺骗活动背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和他们早先对周围环境的标准持冷漠态度很相像),他们和假设中的 犹太人国际联系网的代表没有任何联系。
在一大群相互竞争的反犹主义团体中,在一种弥漫的反犹主义气氛中,纳粹的宣传发明了一种对付这一题目的方法,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一切方法都高明。话说回 来,纳粹的口号没有一条是新的—甚至连希特勒精明地描绘说犹太裔人剥削工人,而他的兄弟在工厂用煽动工人罢工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是新的。惟一的新 内容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拿出证据来说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尽管有费德尔计划,但是关于纳粹一旦掌权后针对犹太人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方面仍然极端模糊。纳 粹将犹太人问题置于宣传中心,意味着反犹主义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观点,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存问题;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不 成序列的“家族系谱”中的成员,而在纳粹的层级制度中,层级越高,在家族系谱中就必须追溯得越远。
纳粹宣传很直率地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因此消除了观点动摇不定的状况。它用蛊惑来说服群众,这只是一种预备步骤,而且从不过分估计其鼓动 演讲或印刷出版物的持久影响力。这提供给由分子化的、无法定义的、不稳定的、人数众多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以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鉴别身份的方法,不仅恢复了 他们先前产生于社会功能的部分自尊,而且也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稳定,使他们成为一个组织的更好的候选成员。通过这种宣传,运动可以使自身人为地成为群众聚 结的扩延,并使一个分子化的社会里孤立的个人被许诺获得自尊,将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
纳粹在对待其他相关问题上也明显地应用了别人制造的以及先前使用过的口号。当公众的关注同等地集中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上,认为这两者不能同等地比较,而 实际上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时,“国家杜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纳粹)提供了一种假设,仿佛要导致民族统一,这是口头上的解决方案它的双重商标“德国” 和“工人”将右派的民族主义和左派的国家主义串连起来。纳粹运动之名偷自其他各政党的政治内容,公开地借口将这一切结合起来。先前也有将对立的政治理论成 功地结合的例子,例如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socialism),等等;但是纳 粹以一种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结合,国会里杜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全部斗争、那些首先自认工人的人和那些首先是德国人的人之间的斗争都显得好像是一种设计, 用来掩盖背地里有害的动机的欺骗——纳粹运动的每一个成员不就是同时包括了这一切吗?
有意思的是,纳粹即使在起家时也不屑利用民主、共和、专政、专制这一类显示一种具体的政府形式的口号。这一点足以说明 他们一向懂得自己的一切将完全是创新的。每一次关于他们的未来政府形式的讨论都沦为空谈纯粹形式——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国家只是保存种族的一种手段,根据布 尔什维克宣传的说法,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但是,纳粹以另一种奇怪的和迂回的方式,在其宣传中回答了关于他们的未来作用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用“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作为模式,为在将来组织德国群众建 立“世界帝国”而做准备。他们不限于在纳粹党徒中利用这个密谋的说法做宣传;他们还印刷了几十万册在战后德国出售,甚至公开采用来作为政治手册,这已不是 新闻了。然而这种造谣的目的主要是谴责犹太人,唤起暴民注意犹太人控制世界的危险。就纯粹宣传而言,纳粹发现群众并不很害怕犹太人统治世界,而是有兴趣追 究这一点如何实现,关于密谋的流传实际上是歆羡和想知道内情,而不是基于仇恨,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仔细研究他们的某些显著的公式,例如著名的口号“凡是对 德国人民有好处,就是正确的”,这条口号抄袭自“草案”中的“一切有利于犹太人民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和神圣的”。
“草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根奇怪而且值得注意的。除了廉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方式以外,其重大政治特点是,以想入非非的 方式触及时代的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们在原则上是反民族的,而且将民族国家描绘成泥足巨人。它们无视民族主权,并且如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建立在 一个民族基础上的世界帝国。它们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里的革命,而是将目标定在征服和统治世界。它们向民众保证说,不管在人数、领土和国家权力方面优 劣如何,它们只要通过组织手段就能达到对世界的征服。可以肯定,它们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产生于非常古老的迷信成分。这种“草案”是古老的,一个国际 间的团体连续不间断的存在,这种概念在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小道政治文学中就有了,即使这些18世纪末的写作者未曾想过,这个“革命的团体”,这个“一切文 明民族中间的奇特民族”就是犹太人。
对群众最有吸引力的是“草案”中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动机,因为它契合了新的权力形势(希特勒很早就允诺,纳粹运动将“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战争期 间,党卫军试图将“民族”<nation>这个词从纳粹的字汇中抹除)。只有全球列强看来仍有机会独立生存,只有全球政治才有机会产生永久结 果。这种情况会使并非世界列强的小国家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草案”似乎可以指出一条出路,不依靠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而只依靠组织的力量。
换言之,纳粹宣传从“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而变成超民族的犹太人”中,发现德国世界主人的前驱,并向群众保证:“首先看清犹太人、首先向他们作斗争的民族,将 会取代他们统治世界的地位。”关于犹太人早已实行世界统治的幻觉,构成了德国在未来统治世界的幻想的基础。当希姆莱指出“我们的政府统治艺术应归功于犹太 人”时,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归功于“领袖牢记在心” 的锡安长老草案。因此“草案”表现出征服世界在实践上是可能的,整个事情只剩下是否受灵感启发或技巧是否精明的问题,阻碍德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显然只是 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他们无需拥有暴力工具就能统治整个世界—因此一旦他们的秘密被发现,其方法在一个更大规模中被仿效,他们就成了容易应付的对手。
纳粹宣传将这一切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集中在一个概念上,称为“德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个新的社群在无产阶级的气氛 下,在纳粹运动中形成,其基础是一切德国人绝对平等,这不是权力的平等,而是天性平等、以及他们与其他所有的人绝对不同。自从纳粹掌权之后,这种观念渐渐 失去它的重要性。让位给一种态度:一方面蔑视德国民众(纳粹一向持此态度,但在以前不大显露),另一方面非常热心地从其他国家的“亚利安人”中扩大他们自 己的队伍,这种想法在纳粹掌权之前阶段的宣传中并不很重要。“德国民族共同体”的说法只是为“亚利安人”种族社会制造舆论,它最终会毁灭各个民族。包括日 耳曼民族在内。
在某种范围内,“德国”是纳粹尝试考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诺言。如果我们不管一切意识形态含义,那么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宣传对另 一种宣传再生的魅力。两者都讲话要平衡一切社会差异和财产差异,没有阶级的社会明显地意指每一个都被平衡到工厂工人的地位,而“德国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中 有一种征服世界的阴谋,也延伸出每一个德国人最终可以变为一个工厂主的合理希望。但是“德国民族共同体” 的更大利益是它不必等到未来某个时刻,也不依靠客观条件:在运动的虚构世界中它可以即刻实现。





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出于这个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只能被看做是一种不必要的障碍。我们 这个时代的两种极权主义运动,令人惊骇的“新”统治方法,组织方式中的独创性,都没有鼓吹一种新的理论,也都没有发明过一种不曾流传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偶 然。赢得群众的并非是成功的煽动,而是一种“有活力的组织” 实实在在的力量。希特勒作为一名群众先知的辉煌大才并不在运动中使他赢得地位,而是使他的对手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单纯的群众煽动者,而斯大林是能够击败俄国 革命的伟大演说家。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著特征是头脑简单和目标单一,他们以此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 “锡安长老们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阴谋”都是虚构的,两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极权主 义舍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虚构的世界。它们的技巧包含着使用并超越现实因素和各种经验因素,来选择虚构,使这些因素在某些领域里普遍化,而这些领域在当时又 无疑是个人经验不可能控制的。极权主义宣传靠这种普遍化建立的一个世界,适合于和现实世界竞争,后者的主要缺陷是无逻辑、无连贯性、无组织。虚构的连贯性 和组织化的严格性可以使通则化的说法在具体的谎言揭穿后,最终仍能存在——认为犹太人在孤立无援地遭屠杀之后仍有力量,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肃和托洛 茨基本人被谋杀之后,仍在全世界进行有害的阴谋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极权主义独裁者们面对荒诞局面,仍然顽固地坚持原先的谎言,这种态度远不止是对诡计的迷信,至少在斯大林身上,心理学无法解释说谎的原因,他的成功也许会 使他自己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宣传口号一旦与“有活力的组织”结合,不破坏整个结构,就无法清除它们。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假设,被极权主义宣传从一种客观 的、可争议的事情转变为纳粹的主要现实成分;重点在于纳粹起而行动,假设世界已被犹太人统治,因而需要一种反阴谋来保护自己。种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 是一种在科学上价值可疑的、有争议的理论,而是在政治组织功能阶层中的每日现实,在这种组织的框架内,如果对现实产生疑问,那就会是非常“ 不现实”的。同样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再需要争论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福利无条件地依赖于苏联的福利;第三国际的功能组织比任何论争或纯粹意 识形态都更能令人信服。
极权主义宣传比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冉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 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 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 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宣传常常为虚弱和不可靠的论争“加人组织的力显”,而立即实现它所说的任何话,宣传之优势,不证而明。明白之理可以驳斥以运动许诺要改变的现实为基础的论 点,驳斥以纯粹事实可以揭穿的反宣传—纯粹事实属于或者维护一个任凭摆布的群众不能也不会接受的世界—宣传只有另一种更有力或更好的现实才能否定它。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 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无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 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 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同盟国想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我忏悔或被说服的纳粹分子而徒劳无功,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是纳粹的忠实同情者,这不能简单地说是 人类弱点或机会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被完全“实现”过,以至于其内容不再作为一套独立的学理面存在,失去了其所谓知识的存在地位, 因此,现实被破坏无遗后没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么疯狂。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极权主义运动》第一节)




极权主义的组织

极权主义组织的形式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宣传口号不同,组织形式完全是新的。它们被设计来用于运动的谎言宣传,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中心—犹太人阴谋、托洛 茨基分子、三百个家族,等等—编造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甚至在非极权主义的环境里也建立起一个社会,使这个社会的成员根据虚构世界的规律行动作出反应。表面 类同的政党和运动—法西斯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达到某个极端阶段(这大多取决于其成员的绝望程度),就会用恐怖来支撑其宣传,相比之下,极权主义运动 对于它的宣传确实是很认真的,其认真态度大多表现在组织它的追随者方面,而不在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组织和宣传(并非恐怖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权力之前的阶段最吸引人的新组织手段是创建了前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清楚区分党员和同情者(sympathizer)。与这—发明相比,其他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员,任命权 是最终垄断在一个人手里,这些都是次要的。所谓“领导者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它从权威主义和军事独裁借用了某些特征,极有助于隐蔽和缩小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上级指定的官员拥有真正 的权威和责任,我们就必须论及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权威和权力由法律来委任和运作。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军队和军事独裁的组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这里,从上到下的绝 对指挥权力和从下到上的绝对服从,符合战斗中特殊情势,这正是它们为何并非极权主义的原因。按层级组织起来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有赖于他在其中操 作的层级体系。每一个层级,无论权威大小,每一条指挥链,无论其命令之内容如何恣意专横,都倾向于稳定和限制一个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总体权力。根据纳粹的 语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领袖意志”(Will of the Führer)——这并非意指一种固定的、限定的权威,即他的命令——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最高法律”。由于极权主义运动独特的组织方式,它将领袖放 在一个位置上,只有从这个位置出发,领袖原则才产生了极权主义性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事实上的情况使真正的领袖原则相当缓慢地集中形成, 与运动的逐步“极权主义化”平行发生。
有一本匿名著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开始时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不知是谁首先决定将同路人组织进前锋组织,谁最先从同情态度不明朗的群 众——一切政党在大选日都依靠他们,但是认为他们太易动摇,不宜成为党员—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蓄水池,可以从中吸收党员,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力 量。早期受布尔什维克党鼓动起来的同情者组织,例如“苏联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红色支援者”(Red Relief)协会,发展成前锋组织,但是原先却恰恰如它们的名称所指出的:一群从经济上或其他方而(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说过,每 一个运动都应该将它通过宣传争取到的群众分为两种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认为 任何事情一超过纯粹理论上的观察,大多数人就变得太懒惰、太怯懦,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他们的信念而战斗。相应地,希特勒第一个发明了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经常 扩大同情者的队伍,同时又使党员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数目。这种观念—人数较少的党员周围环绕着人数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于后来前锋组织的现实。前锋组织这 个名称的确很符合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且也指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的关系。因为同情者的前锋组织在运动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丝毫也不亚于正式成员。
前锋组织环围着运动成员,像一堵保护墙,将他们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 它们又组成一道返回正常状态的桥梁,若非如此 运动成员在掌权之前的阶段就会觉得、他们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间、自己的虚构谎言和正常世界之间,差异太大。在运动的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巧妙手段是,前锋 组织不仅孤立运动成员而且也向他们提供一种外部世界正常状态的样子,比纯粹的思想灌输更有效地防止真实现状对他们产生冲击。一个纳粹或布尔什维克成员与同 路人之间在态度上的区别,证明了他的信仰在对世界作虚构的解释时是正确的,因为同路人的信念也毕竟相同,形式比较混乱尽管也比较“正常”(即较不疯狂); 所以在党员看来,凡是运动未明确指认为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等等)者,都站在他一边,世界上到处是秘密的同盟者,他们只不过是还未被唤起必要的精神力量和 性格力量,来从他们自己的信念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通常通过前锋组织才最初看到极权主义运动。同情者们在非极权主义社会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还只是无关的公民,很难说是头脑简单的狂热 分子;透过他们,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可以用比较温和、比较令人尊重的形式来散布他们的宣传,直到总体气氛被极权主义的成分毒化,这些成分 本身很难被觉察,而是显现为正常的政治反应或政治观点。同路人组织用令人尊重的正常状态迷雾笼罩极权主义运动,在外部世界本身真实性质问题上欺骗运动成 员,又用掩盖运动实质的手法来愚弄外部世界。前锋组织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既是极权主义运动面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门面,又是这个世界面对运动内部集团的门 面。
    比这种关系更吸引人的事实是,在运动本身内部的不同层级上也重复出现这种关系。正如党员与同路人既联系只分隔一样,运动中的精英结构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是既 联系又分隔。如果说,同路人仍然像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正常居民,他接受极权主义的命令就像一个人可能接受一个普通政党的纲领一样,那么,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 普通党员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周围的世界:他的职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未绝对地由他的党籍决定,虽然他会明白——这与纯粹的同情者不一样——在他对党的忠诚和 他的私人生活之间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产生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战斗集团的成员会完全同运动一致;他没有独立于运动之外的职业和私人生活。正如同情者 构成了运动成员周围的保护墙,向他们呈现外部世界一样,普通党员围护着战斗集团,向他们呈现正常的外部世界一样。
这种结构无疑具有优点,它钝化了极权主义基本信条之一——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其中一方就是极权主义运动,而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和全世界作战—的冲击力, 因为这种主张为掌权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加区别的侵略性铺平了道路。透过一个逐级变化的战斗结构(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是上级眼里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形象,因为它战 斗性较差,它的成员组织得不够彻底),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震荡效果受到削弱,未能完全实现;这类组织防止了它的成员直接面对外部世界,使 外部世界的敌意在他们眼里仍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假设。在层层包围之下他们不知非极权主义世界的现实,也常常低估了极权主义政治的巨大危险。
极权主义运动对现状的抨击无疑比早先的一切革命政党所做的更激烈。它们能够如此激进,明显地不适合于群众组织,这是因为组织是普通非政治生活的暂时替代物 ——而这种生活是极权主义实际上想废除的。整个非政治的社会生活世界—“职业的革命者”或者不得不逃避这个世界,或者必须接受它——在运动中以战斗性较弱 的群体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按层级结构组成的世界里,从事征服世界或从事世界革命的战斗者们从来不会被“革命”信念和“正常”世界之间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的 震荡所触及。处于掌权之前的革命阶段的运动为何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菲利斯丁”,原因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蠢人的正常乐园里;党员被同情者的正常世界包围着,普 通党员的正常世界又包围了精英结构。
极权主义形式的另一种优点是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人新的层级,确定新的战斗性程度。纳粹党的全部历史可以根据纳 粹运动内部新的组织形式来重述。冲锋队(SA;Stumabteilung;the storm trooper;建立于1922年)是纳粹的第一个组织,它比纳粹党本身更好斗;到了1926年,党卫军(SS),作为冲锋队里的精粹而组建起来;三年之 后,党卫军脱离冲锋队,受希姆莱直接指挥;只消几年,希姆莱就在党卫军里又重复同样的游戏。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前一个更好斗,首先成立的是“突击队” (Shock Troops),然后是“敢死队”(Dead Head)(系“集中营卫队”),后来并入“武装党卫军”(Armed SS;Waffen SS),最后又成立“保安局”(Security Service)(系“党内意识形态情报机构”,党内执行“负人口政策”的机构)和“种族与移民问题办公室”(Office for Questions of Race and Resettlement;Rasseund Siedlungswesen),它的任务是“积极的”。所有这些组织都从党卫军中发展而来,它们的成员除了“领袖卫队”(Fiuh rer Corps)以外,仍然都只属文职机构。一般党卫军成员和这一切新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同冲锋队面对党卫军一样,或者像党员对冲锋队员,或者像前锋组织成员 对党员。现在一般党卫军成员不仅受命“保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而且要“保护所有的党卫军特别干部不脱离运动”。
这种波动的层级制度经常加进新的层面,权威常常易手,它以秘密的控制机构而出名,即秘密警察或情报机关,为了控制控制者,就总是需要新的控制。在战前阶段 的运动中,还不可能有完全的间谍活动;但是不断波动的层级制度与秘密警察同样地使控制手段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实际上的权力,也有可能削弱任何一个动摇的或 表现不像以往那样激进的阶层或群体,其手段只需插进一个新的、更激进的阶层,由此迫使旧有的团体自动地朝前锋组织的层级下降,离开运动的中心。因此,纳粹 的精英结构是党内的主要组织:冲锋队上升到党内超级地位,使党失去激进性质,然后又由于同样原因也由党卫军压倒冲锋队。
极权主义精英结构(elite formation)(尤其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军事价值常常被评价过高,而它们在党内的纯粹意义却有些被忽略了。法西斯的一些穿制服的组织都不是为了具 体的防御或进攻目的而建立的,尽管通常的说法是以保护领导人或普通党员为借口。纳粹和法西斯精英集团的类军事形式是它们作为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 遍蔓延的和平主义而建立的“运动的意识形态战斗工具”的结果。从极权主义的目标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进攻态度的表现”建立一支假军队,尽可能像和平 主义者的假军队(bogus army; 和平主义者们不能理解政治团体中的军队的宪法地位,他们谴责一切军事机构是有意识的凶手集团),而不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冲锋队和党卫军 当然是恣意暴力和谋杀的典型组织;它们不像穿黑军服的德国国防军那样训练有素,也并未有足够的武装可以和正规军对抗。在战后德国,军事化宣传比军事训练更 普遍,而制服并未使类军队提高军事价值,尽管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在废除平民的标准和道德方面是有用的;他们的制服在杀人时多少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安慰自己的良 心,使他们也更容易无条件地服从权威。纳粹党内的这个部分有军事化的外貌,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主义和军事化,因此不能将这些类军事部队看作纯粹的政党组织, 而是当做一种对国防军的非法扩展(根据凡尔赛和约条款,军队规模是应受限制的),这个部分首先应当被清除。在纳粹掌权之后,冲锋队的首领罗姆的确梦想过, 并且也谈判过将他的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希特勒杀死了他,因为他试图将纳粹新政权改变为军事独裁政府。在此之前几年,希特勒明确表态,解除了罗姆的职务, 认为纳粹运动并不期望这样一种发展。罗姆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战场上和在组织国防军方面富有经验,因此他认真地推行军事训练计划。他被解除冲锋队首领的 职务后,希特勒选择了毫无军事经验的希姆莱担任党卫军的组织者。
精英组织除了在运动的组织结构中产生重要作用之外,它们构成了运动中变动的战斗核心,它们的类军事性质必须联系到政党中其他专门组织机构来理解,例如涉及 教师、律师、学生、大学教授、技术员、工人等等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主要仿照既有的非极权主义职业杜会,它们是类职业性质的,就像冲锋队是类军事性质的。 欧洲各国共产党越是明显地变成莫斯科指挥下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分支,它们也就越是利用他们的前锋组织来和现存的纯粹职业群体竞争。在这一方面,纳粹与布尔什 维克之间的惟一区别是,纳粹公开倾向于认为这些类职业组织是党内精英的一部分、而布尔什维主义者选择从它们中间招募前锋组织的成员。运动的重要因素是,即 使在它们掌权之前,也使人感到社会的一切成分都在它们的队伍中有代表。(纳粹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将德国民众组织成为同情者。)在这种游戏中,纳粹多走了一 步,设立了一些假部门,模仿正规的国家机构惯例,例如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体育运动部等等。和模仿军队的冲锋队一样,上述机构都没有职业价值,但是它 们在一起创造了外表完美的世界,以虚假的形式奴隶般地复制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每一种现实。
这种复制技术对于直接推翻政府而言自然无用,而在积极破坏现存机构、在“使现状解体”(极权主义组织为此必不可免地选择公开显示暴力)方面却成果斐然。如 果说,运动的任务是“无孔不入地进入一切权力职位”,那么它们必须随时占据任何具体的社会职位和政治职位。根据它们对极权统治的要求,非极权主义的社会里 的每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都会对运动提出一种具体的挑战,会摧毁它;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具体的破坏性的工具。当纳粹夺取了政权,随时准备用另一 种教师的组织来立即摧毁原有的教师组织,用纳粹倡导的律师俱乐部来摧毁原有的律师俱乐部等等,这时,假组织就显现出了它的实用价值。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 变德国社会的整个结构—不仅仅是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早就确切地准备了相应的结构。在这一方面,当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正规军序列被置于党 卫军将军们指挥之下时,类军事组织的任务就结束了。这一“协调”(co-ordination)的技术巧妙而不可抗拒,正如职业标准的退化之迅速和彻底一 样,这些结果在特殊的战争领域里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里更能直接地显现出来。
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准军事组织令人怀疑的军事价值很难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正规军的虚假模仿也一样。作为精英组织,它们比其他团体更严重地和外部世界隔 开。纳粹分子们很早就明白完全好战和完全脱离正常状态(norm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冲锋队从不接受国内的任务,执政以前阶段的冲锋队领导人和纳 粹政府中的党卫军领导人经常流动更换,因此不可能习惯于普通世界及在其中发展。它们是根据犯罪帮派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用于有组织的谋杀。这种谋杀是公开进 行的,得到纳粹上层的官方承认,以致公开的共谋使其成员即使在非极权主义政府治下,即使不受到同伙的威胁(实际上是受威胁的),也不可能脱离运动。在这一 方面,精英组织的作用和前锋组织的作用正相反:后者使运动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氛,并且鼓舞了信心,前者用扩大共谋的方式使每一个党员意识到,他已永远离 开视谋杀为非法的正常世界,精英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中他也有份。这一点即使在掌权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到了,当时领导者系统地宣布对一切罪行负责,并且相信他们 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





纳粹人为地创造了一种内战条件,以此为威胁而走上通向权力之路,其明显的利益远远超过制造麻烦的效果。对于运动来说,有组织的暴力是它的虚构世界四周的许 多保护墙中最有效的一种,当一个成员害怕离开运动,远甚于他的非法活动造成的结果时,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运动的成员要比做一名反对者更安全时这个虚构世界的 “现实性”就得到了证明。这种安全感的产生,在于精英组织用有组织的暴力来保护党员不接触外部世界,对于组织内部的虚构世界的完整性来说,安全杏肟志甯幸 谎?匾??br>领袖处于运动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精英组织是由合格者组成的内部圈子,在领袖周围筑起一种不透明的神秘气氛来符合 他那“不可触及的优势”,并将他隔绝开来。他在这个紧密的小圈子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小圈子成员中玩弄计谋的能力和他经常更换部下的技巧。他上升至领袖地 位,依靠的是一种处理党内权力斗争的极端能力,而不是煽动家或官僚组织的性质。他与先前各类独裁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很少通过简单的暴力来取得胜利。希特 勒不需要冲锋队和党卫军来保障他在纳粹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相反,罗姆是冲锋队首领,能够依赖冲锋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却成了希特勒的党内敌人之一。斯大林战 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群众中更有魅力,而且作为红军总司令,手中握有当时苏俄最大的潜在权力。再者,俄国革命中最有组织天才的、最能干的官僚不是斯大 林而是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手,在他们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于人事问题,所以几年后,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几乎全倚仗他 的恩赐。
然而,这种个人能力尽管在此类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甚至在以后也同样重要,但是当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 党的法律”时,当它的全部层级制度出于一种简单目的而有效地训练成功、能迅速地将领袖的意志传达给一切阶层时,个人能力就不再具决定性作用。达到了上述目 标之后,领袖就不可取代了,因为运动的整个复杂结构会由于缺少他的指挥而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样,尽管永远会有内部阴谋集团,永远会有人事变动,他们积聚了 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领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乱的宫廷革命中保持稳定,这并非由于他的超人又赋(他周围更密切的人常常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 些人真诚地、有意识地相信,若没有他,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失去。
领袖的最高任务是使运动中每一个层次的双重功能特点得到体现—作为运动抵抗外部世界的奇妙防线,同时又是运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领袖代表运动,其方式 完全不同于一切普通的政党领袖;他宣称,他以官方的身份替任何一名成员或官员的行动或错误行为负个人责任。这种完全负责的做法,是所谓领袖原则在组织方面 的最重要原则,据此,每一名官员不仅由领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发自这一永恒的来源。领袖与每一个由他指定的下级领导人之间完全 一致,垄断一切责任,这也是极权主义领袖与一个普通独裁者和暴君之间最显著的关键区别。一个暴君绝不会将自己与下属等同,更不用说包揽他们的行为了;他也 许会利用他们做代罪羔羊,为了使自己摆脱民众的愤怒,他会很乐于见到他们受批评,他总是与他的所有下属和臣民保持一段绝对的距离。相反,极权主义领袖不能 容忍别人批评他的下属,因为他们总是以他的名义行动;如果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清除犯下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就必须 杀死他们。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内,一个错误只能是一种骗局:骗子化身为领袖。
对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负全部责任,它与它的每一个官员之间完全一致,这导致了非常实际的结果,使谁也不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也就是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或 者解释这些行动的理由。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来,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运动的惟一代表,人们仍能用非极权主义的语 言和他谈话,如果他受到责备或反对,他不可以说:别问我,去问袖。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他可以表现得高于运动。因此,当局外人必须和极权主义运动或政府打 交道时,一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和领袖本人的私下谈话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无用的)。真正的极权主义领袖神话是在组织之中,组织使他有可能声 称对运动的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负责,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最天真的同路人真诚而天真的尊敬。
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会社”。的确,我们很少知道秘密团体的社会结构和近期历史,运动的结构在先前的党派历史上未曾有过,只能让 人联想起秘密社团的某些突出特征。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y)也根据“加入”(initiation)的程度而形成层级,根据一种秘密的虚构假设来规范其成员的生活,使一切事物着上去就像别的东西一 样,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未加入的外部群众,要求加入运动的成员盲目服从,使他们效忠于往往不认识的、一向十分神秘的领袖,领袖本人被一小群最初 加入运动的人包围着,这些人周围是后加入者(halfinitiated),后来者来自一个“缓冲地带”,它反对充满敌意的世俗世界。极权主义运动像秘密 会社一样,也将世界分成两部分:“歃血为盟的兄弟们”和隐藏不明的大批死敌。以绝对敌视周围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划分界线,这与普通政党将人划分成“属于” 和“不属于”的倾向做法大不相同。政党和一般的公开社团只认为那些公开反对它们的人是敌人,而秘密会社的原则一向是“凡是不公开表明归属的人都应排除在 外”。这种秘密原则对于群众组织似乎完全不适用;但是纳粹至少使它的成员在加入时举行一种与秘密会社在心理上产生相同效果的仪式,他们不是简单地排斥犹太 人,而是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的非犹太血统,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机器,透视8000万德国人祖系不清的状况。这当然是一出喜剧,而且代价昂贵,它让8000万 德国人行动起来,去查找自己祖先中有无犹太人;结果每一个人通过检查后都感到,他属于一个可靠的群体,反对想象之中各种不合格的人。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证实 了同样的原则,通过党内的反复整肃,使每一个不被排除在外的人都再次肯定自己属于群体之内。
秘密会社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最吸引人的相同点是仪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在性质上与纽伦堡的庆祝政党生日的盛大礼节完全一样。在纳粹仪式 的中心是一而所谓“鲜血的旗帜”,布尔什维克仪式的中心是列宁的遗体,两者都在仪式中注入崇拜偶像这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偶像崇拜很难证明——正如有时被 认为那样——是假宗教或异教倾向。“偶像”只是一种组织手段,在秘密会社中常用,也常用于以可怕的、令人恐惧的象征物来威吓其成员保守秘密。很明显,人们 是通过一种秘密仪式的共同经历(而不是共享秘密本身)来更安全地团结在一起。极权主义运动的秘密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一定改变那种经验的性质。
这些相同之处当然绝非偶然;它们绝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成为极权主义领袖之前都曾是现代秘密会社成员—希特勒曾是国防军秘密警察,斯大 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密谋组织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极权主义阴谋虚构的自然结果,建立极权主义组织的目的可能针对秘密团体——犹太人的秘密社会或托洛 茨基阴谋集团。极权主义组织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可以不将自己的目标当做秘密来隐藏,而采取许多秘密会社的组织手段。纳粹想要征服世界,驱逐“异族”,消 灭“可怕的生物遗传”;布尔什维克致力于世界革命,这从来就不是秘密;相反,这些目的一向是它们的宣传内容。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模仿秘密会社的一切装 饰,惟独放弃一条为自己的方法辩解的途径保守秘密的需要。
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尽管历史起源十分不同,却在组织手段方面达到了同样的结果。纳粹在开始对虚构一个阴谋,并且多少有意识地模仿“锡安长老们”秘 密团体的例子,而布尔什维克来自革命政党,它的目标是一党专政,经过了一个政党“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的阶段,达到党的政治局“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 上”;最后,斯大林将密谋组织严厉的极权统治强加给这种政党结构,直到此时,才发现需要用一种中心的虚构来维持群众组织条件下一个秘密会社的铁的纪律。纳 粹的发展也许更符合本身的逻辑,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提供了一幅更好的画面,显示极权主义的虚构本质,因为布尔什维克所反对及所根据的一种虚构的世界阴 谋,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固定。这种阴谋一直在改变—从托洛茨基派到300个家族,再到各种“帝国主义”以及“无根的世界主义” ——而且根据需要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种虚构,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成立。
斯大林将俄国的一党专政改变为极权主义政权,将全世界革命的政党改变为极权主义运动,其手段就是消除宗派,废除党内民主,将各国共产党改造成由莫斯科指挥 的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秘密会社,特别是革命政党的阴谋工具,其特点一向就是没有宗派,镇压不同政见,绝对中央化的领导。这一切措施都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 的,即保护其成员不受伤害,保护会社不受背叛的危害;要求每一个成员完全服从,使绝对权力掌握在首领手中,这些都只不过是实践中必不可免的副产品。但是, 麻烦在于阴谋者们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认为一般政治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组织密谋式会社,如果谁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应用,用全国的暴力工具来支持这些方法,就 有可能无限地积聚权力。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可以和一个完整的政体中军队的角色相结合,只要政党本身仍是完整的:尽管它自己的行为规则与民政的规 则大不相同,它为政党服务,从属于政党,并且由政党控制。当军队不再为政体服务,而是想控制政体时,就产生了军事独裁的危险。同样地,当一个革命政党中的 密谋策划部门从政党的控制下解放了自身,获得领导地位时,也就产生了极权主义的危险。斯大林政权下布尔什维克党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斯大林的方法一向是党 内密谋策划部门使用的典型方法:他专注于细节,强调政治中的个人面,无情地利用及消灭同志与朋友。在列宁去世后,在一系列斗争中,他的主要支持者是秘密警 察,秘密警察在当时早已成为党内最重要、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契卡(Cheka)自然会同情密谋策划部门的代表,那个早已将之看成一个秘密团体,因此想保 持并扩大其特权的人。
但是,用密谋策划部门来掌握布尔什维克党,这仅仅是向极权主义运动转化的第一步。俄国秘密警察及其在国外共产党里的代理人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如同希特勒 在类军队中组建的精英组织一样,但是这还不够。假如秘密警察的统治保持稳定状态,那么政党本身就必须改变。结果,清除宗派和取消党内民主这件事,在俄国伴 随着大批政治上未受过教育的群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种统一战线政策很快被各国共产党仿效。
纳粹极权主义从群众组织开始起步,后来渐渐地被精英组织控制,而布尔什维克却从精英组织开始起步,然后组织群众。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另外,纳粹由于他们 的军事传统,从一开始起就按照军队的模式和偏见来组建精英组织,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起就由秘密警察来行使最高权力。然而在几年之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 党卫军首领变成了秘密警察首脑,党卫军组织逐渐并入并且取代了盖世太保先前的人员,即使这些人员早已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组成。
正是由于一个密谋者的秘密会社的功能和与之对抗而组织的秘密警察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亲和性,使基于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及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政府, 最终集中—切力量于警察之手。但是,在它掌权之前阶段,“光大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提供了其他一些组织工作方面的优点。群众组织和惟一可以信任其保密能力 的排外性社团之间的明显矛盾,比起密谋会社可以将极权意识形态的两分法—群众对现存社会的盲目敌视,而无视社会中的歧异和差别—变成一种组织原则这一点相 比,前者相形见绌。一个组织的作用依据于“凡是不归属者都应排除”、“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的原则,从这样一个组织的观点出发,世界普遍地失去了一切细 微的差别、差异和多元化,对于失去地位和方向的群众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是混乱的、难以容忍的。秘密会社的成员毫不动摇的忠诚给予他们的启发,不如 那种区分“我们”和一切其他人的秘密更能鼓舞他们。这一点可以用模仿秘密会社的组织结构,取消它那种理性地保密目的来达到。如果密谋意识形态是这种事情的 发展源头,例如像纳粹那样,或者寄生在一个革命政党中密谋部门,例如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其实也都无关紧要。极权主义组织的天生要求是运动之外的一切事物都 “走向死亡”,这种要求在极权统治的有害条件下完全实现,但是即使在掌权以前阶段,对群众而言也似乎十分有理,他们从分崩离析和迷失方向中逃进了运动的虚 构家园。
极权主义运动一再证明了它们能够同样地掌握其成员的誓死忠诚,这一向是秘密会社的秘密特征。一支像冲锋队这样彻底训练和武装的军队,而对着敬爱的首领(罗 姆)和几百名亲密战友被谋杀,居然不抵抗,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状况。在当时,国防军的力量支持的可能是罗姆,而不是希特勒。但是纳粹运动的这些事件现在不为 人注目,人们过于注意了布尔什维克党内自我告白的“罪犯”不断重复出现的景象。根据荒谬的告白举行的审判,成为一种在内部成员看来非常重要、外人看来不可 理喻的仪式。但是,无论今天如何制造牺牲品,这种仪式最初可能出现于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卫士的并非捏造的告白。早在莫斯科大审判之前很久,被判处死刑 的人会很平静地接受判决,这种态度“在契卡成员中间特别流行”。只要运动还存在,它的特殊组织形式就能保证至少使精英组织不要相信一群紧密团结的人之外的 生活,他们即使被判罪,仍然觉得高于其余未参加他们组织的人。由于这个组织的全部目的总是欺骗、战斗和征服外部世界,它的成员们情愿付出生命,只要此举能 再次有助于欺骗世界。
但是,秘密团体或密谋会社的组织结构和出于群众组织目标的道德标准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天然保障无条件的从属和忠诚的内在保证,以及有组织地表现出对外部 世界的盲目仇恨,而在于它们通过连续一贯的谎言来建立和维护虚构世界至高无上的能力。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层级结构,从无知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 周围亲密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易受欺骗(gullibility)和犬儒(cynicism)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其中每一个成员 依据他的阶层和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对领袖反复无常的谎言和运动的中心永远不变的意识形态虚构应该作出反应。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著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 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著,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 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 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 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 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 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 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 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 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 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 信心。党员们从来不相信公众言论,不应该相信,而是对于其优越智能的极权主义宣传,将他们和非极权主义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因而受到恭维,而所谓的外部世 界,他们只能从同情者易受欺骗的反常现象中认识。当希特勒在魏玛共和的最高法庭面前作著名的法律宣誓时,只有纳粹的同情者相信他;运动的成员清楚地知道他 在撒谎,但是比以往更信任他,因为他显然能够愚弄公众舆论和当局。后来希特勒又在全世界重复这一套表演,他发誓他用意良善,同时却最公开地准备犯罪,但此 时此刻,纳粹却受到人们很自然的无限佩服。
运动在组织结构上若无分成精英组织、党员、同情者,领袖的谎言就不会生效。在一种轻蔑态度的层级制度中表现出各种程度的消极嘲讽,至少在面对经常的驳斥 时,是像普通的易受欺骗一样必要。问题在于,前锋组织中的同情者蔑视其他公民们完全缺乏积极性,党员蔑视同路人易受欺骗和不激进,精英组织同样地蔑视党 员,而在精英组织内部,随着新结构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依层级而蔑视精英组织。这种体系的结果是,同情者们易受欺骗,使谎言在外部世界看来是可信的,而在 同时,党员和精英集团不同程度的犬儒态度却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危险压力,即他自己的宣传必须言辞漂亮,装出令人尊敬的模样。外部世界在对付极权主义制度 时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它忽略了这种制度,因此信以为极权主义谎言之大一方面可以使之不攻自破,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领袖的话(无论他的本意如何)来迫使他做好 事。不幸的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伪善不会达到上述结果;它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取消了或者可以揭露谎言、或者可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
党员不相信为群众发表的言论,但是十分相信意识形态解释的标准陈词滥调,相信极权主义运动从19世纪意识形态中得来的对过去与未来历史的答案,并且通过组 织手段将它们转化为有效的现实。群众已经相信的这些意识形态成分,尽管相当模糊和抽象,却转变成谎言中的事实,具有完全可以理解的性质(例如不顾一般的种 族理论而相信犹太人统治世界,无视一般的阶级理论而相信华尔街阴谋论),并且纳入总体行动纲领,似乎只有“垂死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垂死阶级或没落的国家 ——才阻碍着运动的发展。与每日不同的运动谎言策略相比,这些意识形态谎言可以被看做是神圣的、不可触及的真理。它们的周围是仔细编织的一系列“科学的” 证明,当然并不一定要说服完全“无关之人”,但是仍用“显示”犹太人的可怕之处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苦难,来迎合某些人对知识的庸俗渴求。
精英组织与普通党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看到这些内容,甚至也不需要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字面真理。这些都是编造来回应群众对真理之探求的,它们 不断解释和显示的内容,与正常世界仍有许多共同之处。精英阶层并非由意识形态专家组成;对其成员的全部教育,目的是消除他们区别真理与谬误、现实与虚构的 能力。他们的优势是有能力将每一种事实的陈述直接融入目标宣言。群众成员需要事先知道犹太种族的可怕,才能保证叫他们去杀死犹太人,精英组织却理解那种说 法——一切犹太人都是可怕的——意味着应该杀死一切犹太人;他们懂得,当他们听说只有莫斯科才有地下铁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应该摧毁其他一切地下铁 路,当他们发现巴黎有地下铁路时,不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红军在征服欧洲的路上遭到失败,幻灭的巨大震荡只有用集中营和大部分占领军被迫撤退才能平复;但是 与军队相配合的警察组织对于这种震荡是有所准备的,这并非由于得到不同的和更准确的消息——苏俄没有秘密训练学校可以接触关于国外生活的正确事实——而只 是由于一种一般的训练、使他们极其蔑视一切事实和现实。
精英的这种心理状态并非单纯的群众现象,并非社会失根、经济灾难和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单纯结果;它需要谨慎的准备和培养.形成极权主义干部学校、纳粹的党卫 军奥登斯堡学校(Ordensburgen)、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代表训练中心的一种更重要的课程,尽管这种课程不很明显,但是比灌输种族思想和传授内 战诀窍更重要。若无精英与由人为造成的不懂事实、不能区别真理和谬误,运动就不可能向着实现它的虚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精英杰出的负面性格是,它从不停止 思考世界的真相,从不将谎言和真理作比较。相应地,它最值得珍视的美德是忠于领袖,领袖像一个护身符,保证谎言的最后胜利,虚构终将战胜真理与现实。
极权主义运动的最上层组织是领袖周围最密切的圈子,它可以是一个正式机构,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或者是一个变动的人员集团,他们不一定要占据职位,例如 希特勒的随从。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是—种组织群众的手段,只要组织原则仍有活力,他们不在乎根据情况需要而使自己发生变动。在这一方面, 希姆莱的党卫军组织的主要优点是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行动中的血缘问题”,即根据“优秀血统”来选择精英成员,让他们“执行一种无情的种族 斗争”,以反对一切无法追溯“亚利安”祖先至175O年的人,或者身高不足5.8英尺的人(“我知道,凡是长到—定高度的人,—定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血 统”),或者并非蓝眼金发的人。这种种族主义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组织活动独立于任何一种种族“学说”的全部具体教条,也独立于与犹太人的天性与角色有 关的、作为一种具体教义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的有用之处随着他们躯体被消灭也就结束了。一旦“种族委员会”(race commission)挑选出一名精英,将他置于一种特殊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管辖之下,种族主义就处于安全之中,不受宣传必须具备的科学合理性的约束,而在相反的一头;在这种“精英种族”的法律之下,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 “更好地显示遗传和种族法则”,依靠这种“有活力的组织”的力量,纳粹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向犹太人提供友谊,就像对待阿拉伯人一样,或者和“黄祸” (Yellow Peril)的代表日本人结盟。种族社会的现实,从据说根据种族观点选出的精英组织,都确实很能维护种族理论,比精确的科学证据或假科学证据更有力。
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制定者同样比他们自己的立誓教义更高明。他们很能够中断每一种既存的阶级斗争,突然和资本主义结盟,而不会破坏干部队伍的可靠性或者违背 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信念。阶级斗争的二分法原理变成了一种组织手段,本身僵化到无法妥协地和整个世界敌对,通过俄国的秘密警察干部与共产国际国外代表,布 尔什维克的政策明显地变得没有“偏见”。
极权主义层级制度中的最高阶层的特点正是不受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领袖,在他们看来,领袖既不 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护身符,也不是一个永远的人,而是这类组织的简单结果;他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他专制 形式(常常是一个集团实施统治、而暴君只扮演一个傀儡统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极权主义领袖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依赖随从们的忠诚,甚至可以作出杀死 他们的选择。
这种自杀性的忠诚的具体原因是,最高职位之继承并非由继承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成功的宫廷政变会对运动整体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一场军事失败一样。由于 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 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这种结构的基础并非领袖的言论之真理性,而是他的行动水远无误。若无这一条,在假设永远无误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 的整个虚构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立即被真实世界的事实战胜。只有领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败,使运动朝着永远无误的正确方向前进。
但是,那些既不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又不相信领袖永远无误的人,他们的忠诚另有深刻的原因。坚定地、真诚地相信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使他们紧密聚集在一 起。他们道德的犬儒,相信任何事物都是被允许的,这些态度的基础都在于坚定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的确,这批人的人数很少,很难会发现他们在具体 问题上说谎,他们不一定会相信种族主义和经济学,也不一定会相信什么犹太人或华尔街的阴谋之类。然而他们也是受欺骗者,他们误以为可以做一切事情,一切障 碍都是暂时的,上级组织必定能击破这些障碍。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毁物质的力量(好比是一群有良好组织的匪帮可以用暴力劫掠一个防卫很差 的富人的财产),因此常常低估了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又太高估了运动的推动力。还有,由于他们实际上不相信真的存在一种反对他们的世界性阴谋,而只是利用 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他们就不会懂得,他们自己的阴谋最终会引起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但是,无论这种人类透过组织而变得万能的幻想最终如何受挫,在运动内部,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领袖周围的追随者在和他意见分歧时,必然怀疑他们自己的观点,因 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只要组织得当,即使最疯狂的手段也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的忠诚不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永远无误,而是相信任何人只要 用高超的极权主义组织方法来指挥暴力工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极权主义政府拥有权力,显示出成功与失效的相对性,并且显示物质上的失败可以变成组织上 的收获时,就极大地增强了这些人的幻觉。(苏俄工业活动发疯似的错误管理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纳粹占领东欧各国时可怕地虐待平民囚徒,尽管造成了“劳动力 的可悲损失”,“考虑到后代人,还是值得的”。)再者,在极权主义环境里,事关成败的决策大多事关有组织的、令人恐怖的公众舆论。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 里,不必记录、承认和回忆失败。实相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取决于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存在。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极权主义运动》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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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我们在前面各章里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 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⑷?碌恼?沃贫龋?莼僖桓龉?宜?械纳缁帷⒎珊驼?未?场N蘼鬯?囊馐缎翁?醋院沃志咛宓拿褡宕?郴蛱厥獾木?窀?矗?? ㄖ饕逭??苁墙?准蹲?涑扇褐冢?坊涣苏?持贫龋ú皇怯靡坏持疲??怯萌褐谠硕?刺娲??持贫龋⒔?χ行拇泳?幼?频骄?欤?⒁恢止??呦蛟字迫? 澜绲耐饨徽?摺D壳暗募?ㄖ饕逶硕?右坏持贫戎蟹⒄蛊鹄矗幻康闭庑┲贫缺涑闪苏嬲?募?ㄖ饕澹??蔷涂?及凑占壑倒勰钣肫渌?磺兄贫榷纪耆?煌?囊恢种贫 壤丛俗鳎?颐堑拇?撤伞⒌赖禄虺J吨械墓?饕宸冻攵疾辉倌馨镏?颐谴砥湫卸?废撸?灾?鞒雠卸匣蛘咴ぱ浴?br>  如果说,从追溯历史和分 析我们通常所谓的本世纪危机,可以发现极权主义的成分,那么结论就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并非来自外部的纯粹威胁,并非德国或俄国某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纯粹 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 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根据这种思考才提出一个问题: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于这种危机同时表现出最清晰的征兆,它究竟是否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 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归因于各种传统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共和制或寡头制,独裁主义 或民主主义——可悲的但或许是偶然的失败。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质,可以与其他政府形式(例如自从古代哲 学以来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认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较,像它们一样下定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形式和行动路线必定依赖很少的 几种基本经验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关注公共事务、这些经验就会产生。如果右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现途径,那么,考虑到极权 主义政府的创新形式,不管出于什么原由,这种经验以前必定从未用作一种政体的基础,它的一般情绪——尽管在其他每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人们熟悉的——从来流行 过,从未有指引过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向。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它似乎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经验过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这些形式很早就被发现、希腊人对它们作了分类,它们早 已存在很长的时间。假如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的基本思想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是在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以来并无变化),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 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 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我们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探索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政治学中,关于政府本质的一切定义都以此为基础,这种选择是在守法的和 不守法的政府之间,在任意独断的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权力,另一边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权力,两者互属而不可分,这从来就毫无 疑问。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 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但是它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指导,亦非恣意行事,因为它宣布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 法则,而一切成文法都从这两者而来。
  极权统治的畸形主张似乎是没有回应余地的,它不是“毫无法纪”而是诉诸威权之源泉(积极的法律从中获致最终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 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 它之蔑视积极的法律,宣称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为它出自法律之源,那么就可以踢开小小的法律。极权主义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装发 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统治的道路——这是成文法承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法律性。法律性与正义之间的落差不可能泯除,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成文法以此为 自己的权威根据)——“自然法则”统治整个宇宙,或者在人类历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习俗和传统表达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则——必然是普遍的,必须对无数 的、无法预计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个别案件有许多不重复的情况.因而多少会避开普遍标准的适用。
  极权主义之法律性是蔑视合法性(legality),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而不落实到个人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标准。它不 麻烦地针对人的行为而直接将法律运用到人类。假如恰当地执行,那么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就能制造人类作为它的最终产物;而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 统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宣称要将人类物种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永不失败的法律载体(carrier of law),否则人就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法律。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巨大罪行而中断,那么也可以说,这种罪行 不应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阴险,而应该归咎于有意识地打破组成如西塞罗所谓“民族”的“共识法规”(consensus inris),而且只要国际法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哪怕是在战争条件下,它已在现代构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审判和法律惩治预设这种基本的容认 (consent);正因为罪犯参加了“共识法规”,所以他才能被审判,甚至连上帝启示的法规也能在人际中产生作用,只要他们听从和赞同它。
  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其他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显现了。极权主义政策并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识法 规”,并不用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共识法规”而行事,并且仍然不 使自己落人毫无法纪、恣意妄为和恐惧的专制暴君状态。它可以不需要“共识法则”而行事,因为它保证使执法不受行动和人的意志束缚;它也保证大地上的公正, 因为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
  人与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与公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自从古代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这种一致性也根本不同于自然法则或良知的呼声(自然或神 性作为权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绝不会使人成为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别于作为要求赞同和服从的权威之人。自然或 神性作为成文法之权威源,这一点曾被认为是永恒的;成文法根据环境变化,而且是可变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正迅速的行动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成文法 的持久性产生于它们永远存在的权威来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针对人的永恒变化运动,作为一个稳定因素。
  在解释极权主义时,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律。 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当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尘世人的行动之稳定的权威来源;它们本身成了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 身上的表现,其背后是达尔文关于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认为自然发展并不一定停止于人类的目前种类;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表现,其 背后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的观念,历史运动根据它自身的运动规律的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结,到那时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方法与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一般都正确地倾向于马克思的方法。这一点会使我们忘记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积极的兴 趣;恩格斯在想到马克思学术上的伟大成就时,称他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如果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基本哲学,就会发觉历史运 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一个无 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以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另外,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 化表现,而生产力却源自人的“劳动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 “自然新陈代谢”而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复制物种。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关于发展的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产生的决定 性作用。在19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拒绝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释每一种事物都只是进一步发展之前的一个阶 段。这种发展的动力究竟称作自然还是历史,相对地说来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国”(law)一词本身含义改变了:原先将它看做一种稳定性架构的 表现,人的行动和运动在其中发生,现在却看做是运动本身的表现。
  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揭露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清楚地显示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说,自然法则是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 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新种类,就会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如果说,历史法则是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萎缩消失”,那么如果初步的 新阶级并未形成,不能反过来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萎缩消失”,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到了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行使权力的屠杀法则如果能成功地 使全人类服从于它的统治,那么就会继续成为运动的法则。
  根据我们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种政体,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释和实现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恒戒律,成为正确或错误的衡量标准。只有根据这些标准,根据每一个国家的成文法本体,才能从政治上实现自然法则或上帝的 戒律。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极权恐怖占据,极权恐怖旨在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变为现实。正如成文法(虽然它们界定侵越范围)独立 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任何社会用即使没有犯罪现象,也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种纯粹压迫 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还用于这种目的。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torror)变成了全面(total);当谁也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 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
  恐怖即运动法则的现实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过人类,不落后于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恐怖本身寻求“稳定”的人,以 便解放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正是这种运动别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针对他们而发作,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清除其 “客观敌人”的工作。有罪和无罪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对“不适宜生存”的个人、对“垂死阶级和没落民族”进行审判的自 然进程或历史进程。恐怖执行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关的人主观上都是无罪的:被杀者并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杀人老并非真正谋杀,而是执行 某种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并不自称公正或聪明,而只是执行历史的或自然的法则;他们并不运用法则,而只是根据内在法则进行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 是某种超人类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执行运动法则,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个人,为了“整体” 而牺牲“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实际生命的终结才能阻挠这种力量。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在人际设置界线,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际社会由于新成员的出生加入而不断受到威胁。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对于世界来说是产 生了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潜在的新世界开始形成。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人类一切事务的恒常运动,人的生生死死使这种运动绝不停止。法律对每一个新的开端设置障 碍,同时也保证它的运动自由,这种自由是其种全新的、无法预言的事物的潜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说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记忆说明他的历史存在;它们保证一个 共同世界的预先存在,某种连续的实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由它们来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误解为暴政的征兆,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消除人为的法律界线。但是极权恐怖之后并无恣意的无法律现象, 没有出于某种任意的意志而发怒,或者为了一个人的专制权力而反对一切人,更不是为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在个人之间替界线和沟通渠道换上了一条 铁带,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变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一样。撤除人际法律的藩篱——例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夺走人 的自由,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由法律圈围出来的人际空间,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同时也摧毁了暴政留下的 恐惧和怀疑的毫无法则、毫无阻隔的荒野。这块荒野无疑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空间,但是它仍然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惧引导的运动和满心狐疑地行动的空间。
  极权恐怖用迫使人们互相反对的方法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它在铁带之中的条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种空间,它就会显得好像是自由 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能成功地从人们心目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毁 了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是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即不能存在。
  极权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存在,既不赞同人也不反对人。它假设是提供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的,以那无与伦比的工具加速运动进行。这种运动根据它 自身的法则开始运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力量最终总会比由行动和人的意志产生的最强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减慢速度,而且几乎不可避免 地已被人的自由减缓了,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他们以为是不恰当的。任意妄为的——与一种事实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个人 成为一种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开始更新。从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做一种令人烦恼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 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清除具体意义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随着人的出生而获得,并且处在他创造一个新开端的 能力之中。恐怖摧毁人的多元性,从多中选一,使他那种永不失败的意志产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进程或自然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被发现来解放历史力 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自然对“不适宜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 阶级”宣判的死刑,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质变成活动(motion)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问题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类似于一种早已被注意到能解决合法性和正 义之间的差异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定义为守法,假如能够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是(自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向大神宙斯祈求以来便一直 如此),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为法律性行动设定了界限,但是并不激发行动;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性(同时也是错综复杂)在于它 们只说人不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说人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的本质——同样自从柏拉图以来——一向根据它的永久性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 这种本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明确标准之一是它的延续性。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暴政的坏处之最高证明是它们能从内部被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是从 外部环境被摧毁的。所以,我们历来需要的关于政府的定义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的原则”,这在各种政府中是不同的,会同样激励政府和公民对待公共活动,它 用作一种判断一切公共事务活动的标准,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是君主政治的光荣、共和政体的优点、暴政的 恐惧。
  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 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来使 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的人类之一部分,那么,无法完全实现的不是行动,而是活动。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 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够利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行动原则,因为它恰恰会消除人的行动能力。在极权恐怖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涉及 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根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 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同情政权或支持政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极权恐惧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它在选择执行者时,也尽 可能不顾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地在清除作为行动之动机的信念。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 念的能力。希姆莱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最大发明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粹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 清除,也决定谁应该被训练成杀人者。
  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 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又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 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 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 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 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后见之明,才能从中发现某些使它们对于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 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未被发现过。)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性而闻名:它们将科学方法和相关的哲学结果结合起来,伪装成科学哲学。“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 科学的题材,正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zoology)的题材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也有一个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门“逻 辑知识”,关于其题材的科学陈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就会变成一门伪科学和一门伪哲学,在同时跨越了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界限。例如,自然 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研究关于神的观念与此相关的是哲学。而它又以神学(theology)的科学方式出现,其中上帝是一种启示的实 在。(如果神学不以启示作为既定的实在,而只是将上帝当做一种观念,那么神学就会像动物学一样疯狂,不再确定各种动物是否有肉体的、可触及的存在。)然而 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简单地将只是一种“观念”(idea)的上帝处理成“科学的”陈述,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 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题材,而logy这一附尾字,也从 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
  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足什么”的一套陈 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 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各种意识形态和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关注的是历史,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甚至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种族主义中的“种族”一词并不意指将人类各种族当做一个科学探索领域的任何真正兴趣,而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集思维的眼睛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历史并不显示为一种观念(这里指的是将历史看作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的永恒状态下从属的一个 分类),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估算的事物、使这种“ 观念”适合于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是“观念”本身引起的运动,无须外界因素使它启动。种族主义因此是相信种族观念有内在运动,正如自然神论 是相信上帝的观念有内在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假设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惟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 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thesis)通过反题(antithesis)走 向合(synthesis),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它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中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解释 为一种一致的、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的必要特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从事这一类逻辑推理,早在它出于极权主义 之因而变得富有成果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多产”,以至于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压制思想,用单一的辩论来得出结论。这种 辩论过程既不会被新观念(它会变成另一个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打断,也不会由新经验打断。各种意识形态一向假定,用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 来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因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中。在从整体上解释一种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 (Weltanschauung)时交换必要的哲学思想,其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之险,而是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 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 “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之发生,原因是它们原先根据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比其他各 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抓住这两种馐缎翁??熬鸵丫?龆恕A硪环矫 妫?磺幸馐缎翁?及??思?ㄖ饕宄煞郑??钦庑┏煞种挥性诩?ㄖ饕逶硕?胁懦浞址⒄梗?虼苏庖磺榭鲈斐闪艘恢制燮?缘挠∠螅?孟裰挥兄肿逯饕搴凸膊?饕宀 攀羌?ㄖ饕逍灾实摹6?率凳牵?磺幸馐缎翁?恼媸当拘灾挥性谒?前缪菁?ㄍ持喂ぞ叩慕巧?辈疟┞冻隼础4诱庖环矫婵梢钥吹剑?杂谝磺幸馐缎翁?枷肜此担? 腥?志咛宓募?ㄖ饕逡蛩叵缘煤芷嫣亍?br>  第一,各种意识形态在宣布它们的总体解释时,倾向于解释的并非“是什么”,而是“变成什么”,凡生 者皆死。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只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中的通常含义。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 辑前提开始,情况亦如此;自然在这里只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它们降低到自然问题。宣称从总体上解释,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作总体解释, 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作作可靠预言。
  第二,根据这种能力,意识形态思想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它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思想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 知的现实,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来控制事物,并且要求有一种第六感,使我们能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 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特别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机构的设立也完全出于这个目的,在纳粹的奥登斯堡里或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情报局里训练“政治军 人”。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它总是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秘密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秘密意 图。一旦运动取得权力,他们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的概念取代了敌意,这就产生了一种心态,使现实——真实的敌视或真实的友谊—— 不再凭本来面目被体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地假设有别的含义。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无力改变现实,那么它们从经验之下达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过某些方法来显示。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 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 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假定它能够理解超人类运动、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来达到的,无 论是逻辑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模仿的是“科学地”建立的运动法则,通过模仿过程使理解整合起来。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 识形态因素——运动的因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因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的,其次,因为它将取自经验的现实中惟一 要点转变成一个公理的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完全脱离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能由现实来 教导。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进人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 们因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人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 “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 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 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 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心日耳 曼民族——而是从中可以发展的逻辑过程。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 观念抓住了群众时,就产生了力量;发现力量,不是为了用于观念,而是为了用于它的逻辑过程“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 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只有当实现极权主义的主张——实现无阶级社会,或成为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显示出 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赖以为基础的原初实质问题——剥削工人, 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地失去了,好像已被过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 沙皇压迫下都能准许的那些权利,德国民众蒙受战争苦难,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中——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或 渴望权力而产生背叛——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观念”(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现在却被用来执行观 念的逻辑吞噬了。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 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B和C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A。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 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 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 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 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 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 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 说的A,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依靠强迫力(compulsion),使我们能够强迫自己,为了有限动员那些统治者仍然需要的群众;这种内在的强迫力是逻辑性的暴政 (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价创造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思维服从逻辑这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 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他的思想。由于这种服从,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行动自由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心自由。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与他开始做 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逻辑和有说服力的推论无法控制事物的开始,因为逻辑之链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设了开 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量也必须动员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 为人类一切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行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发动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进 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与死为何物。
  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的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 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又相互对应,相互需要,目的是启动恐怖统治的运动,并且使它不停地运动。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 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 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 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我们在做这些考虑的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在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渗透进了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的本质 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很明显,在先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未使用过这种组合。还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类经验和人们熟悉 的经验,因为在一切政体中,即使这种最“有创造性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 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 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 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触 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是指社会交往方面的孤独。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 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 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 (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制造(fabrication;poiesis,指制作物品),一方面与行动 (action;praxis)有区别,另一方面与单纯的劳动有区别,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注的孤立状态下进行,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 人在孤立中仍然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了,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 无法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纯粹的劳动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抛 弃,而人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做是制作工具的人,而被看做是劳 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孤立因此就变成了孤独。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 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地成为对孤独(而不仅仅是对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 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 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 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 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 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 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他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 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 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因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 氛。例如古图(Cato)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 克提图(Epictetus)首先区别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 立。埃皮克提图认为(《论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他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 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 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 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 从来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 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 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仅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 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 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孤寂中思 想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席斯 玛莉亚》[Sils Maria]及《 来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 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 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惟一能力(人类思维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是前提自明的 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惟 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 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 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使让人能够相信”。) 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 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 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人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 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用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 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拳,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 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 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对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 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 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 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 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 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他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 ——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 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 “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三章)

关于暴力的思考

(一)

这些思考是由几年前发生的一些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事情和争论引起的。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 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 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他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否得 当。
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 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奕,也就是驾驶人类文明所制造的最先进飞机进行的比赛是 按造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的取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赛与以往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 而是 互相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力气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 重 要。暴力行为的本只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者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 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因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 往往 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 的因素,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 到 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 一个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 觉,但人们却很少种是暴力的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 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 情提 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 力看作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它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持 续 性上,都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 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 与他 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暴力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使 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所有来源。”我们现 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的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 用不 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 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他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利。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 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 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小得多的国家侵略的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 量是 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财富对于共和国的力量尤其具有危 害。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 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 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的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 瓦解 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 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事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 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的为所决 定的,更确切的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常常发现,甚至有些悲哀,革命的左派在马克思教导的影响下,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 “无产 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文章中坦率描述的以镇压为主的统治——紧随在革命之后 出现,但只会实行有限的一段时期。除了永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恐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则是 军队 的保留特色。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这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在本世纪初曾尝试把马 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 天,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 中,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 尔时,仍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 的再创造”,“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 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 这一功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 命,这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 上,很平和的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 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的一个最据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 “思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的概念;人们是绝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 验中诞生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 模影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指导战争中会大批的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 使只是用“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面支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是对美国在 越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气候。但自此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无丝毫隐秘可言。即使说只有:“极端主义 者”才倒向称颂暴力一边,只有他们才相信法农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也是徒劳。
  一些新兴的好战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毫不为过,“路德派捣毁机器者”。它们的行为被归咎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 原因,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最显而易见、最有效的因素——一个既无先例,又无法作比较的因素——居 然未被人注意,特别是纵观这一现象的全球特征就显得尤为荒谬。这一事实就是:技术的进步在众多情况下似乎直接导致了灾难,特别是那些远不止仅仅威胁到某些 失业阶层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存技术与机械的激增。新一代对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要肯定得多,这再自然不过;不是因为 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假如你问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五十年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那 么,在得到回答之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听到这样两句话:一是“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的话”,一是“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确切的说,新近涌现的对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理论问题,但正是这种穿插着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残余的高调让人迷惑不解。谁还可能把在无产阶 级游民”(引用列农的话)身上树立信心,相信“流氓无产者是城市革命的先锋”、并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引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呢?萨特以他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描述了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农一书的鼓舞,认为“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假如真是这样,那报 复就是能包治我们大部分痛苦的万灵药。这种理想更为抽象,而且比索列尔的总罢工理论的理想还要脱离现实。它与法农的一些最不为人接受的论调相等同,例如, “宁可维护自尊忍饥挨饿,也不应为了一片面包就受人奴役。”驳斥这一说法无需历史和理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不准确 的。但是假如他说的是宁可维护自尊只吃面包,与不应为了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能读读这些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陈述(我所引用的这些人,除法农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的贴近现实外,都颇具代表性),就能从我们所了 解的有关起义史和革命史的知识角度评价这些陈述,就很可能会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结为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这些人的情感中的无知和贵族成分的产物。 当它们面临史无前例的事件时,无法从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马克思希望永远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而 受压迫的人“每天至少梦想一次”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处于最末尾的人孟向着一 个“最末尾成为第一,第一轮为最末”的王国,这些想法当然不足为奇。
众所周知,在那些被剥夺继承权或者被践踏的人中奴隶反抗和起义是罕见的。难得发生的几次也正是由于“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而且,就我所 知,在任何情况下,光是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都从没有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受压迫者施加的压迫的力量。”如果我们想念在国家解放运动中遇到的 是这样的爆发,那就是在预言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艰难的胜利往往不取决于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是取决于人的事实相去甚远。如果认为的却存在这“第 三世界联合起来”的事情,并在殖民地自治时代把“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萨特语)作为新的口号,那就会更大规模的重复马克思最不切实际的幻 想,而且远远没有他的幻想那样理由正当。
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兴暴力宣讲者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 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事实所驳倒、而且显然与他们自己的政见也发生矛盾的观点呢? 这场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予性民主”。这一口号来自议会制总是遭受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 真正成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 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予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
(的确,马克思和列宁本人身上也存在类似的自相矛盾。马克思不是曾支持并颂 扬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么?列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不是也曾发表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的著名口号吗?但马克思并未把公社理解成为一个新的政府形式, 而是革命行动所必需的一种暂时性的机构:“一种最终发现的实现了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势”,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种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等同 的。列宁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无论如何,正是列宁使苏维埃声势日减并最终将它的所有权力转交给了共产党)。
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显示出令人不解的懦弱。奇怪的是,在实践中却横冲 直撞、无所畏惧,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夸的阶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一党官僚之上祈求变化的一条咒语。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代表性这一仅有的职能也 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党内成员的意志,而使操纵者的意志。而东方的一党官僚制也在原则上排除参予的可能。我无法确定最 终将如何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属于十九世纪的学说矢志不移的深层原因与人类发展观点有关。这些人不愿背离这一将自由主义、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其修正又无法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可取和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 矛盾现在既毫不动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而仅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就足以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 法则,这样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成为一个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正是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 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由于大自然无法抵挡的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来明确的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 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有机体都孕含产生其后代的种籽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步的永久持续性的唯一可能的思想保证。
确切的说,将最后的分析仅仅建立在一个隐喻上的这种保证,并非一个学说最坚 实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正是依靠这样的保证提出了大量哲学的学说。只要我们将它与其他的历史观点作一下比较,它的问题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例如,帝 国的兴起与衰亡,同一事物的永恒反复地出现,一些本质尚无任何联系的事件所呈现的偶然性顺序——所有这些都能找到记载而且都合乎情理,但没有一个能确保线 性时间的连续并因而确保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被看作是世界之初、万物之源的黄金时代这一古老的认识,但它所提示的不是历史 的进步,而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持续衰退的确凿事实。
若是对现实不满,想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就可以(此外我 们也别无他法),但是这样让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 首先,就是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唯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只从总体上思考,那就会产 生明显是反对发展的论断,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 同等的代价。”或者,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盖好的)房屋。”
然而人们极少注意这些不合理之处,发展观点的优越性之巨大,远远胜过他的缺 点。它不仅能在不打断时间连续性的前提下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还能对各种行动如何走向未来进行指引。马克思在推翻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发展的观点改变了 历史学家们观察的方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一个方向看,而是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发展的概念解答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最起码 的回答是这样的: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我们现今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起初看来很不理智的信仰——都 基于这一看法而存在)。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 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 的东西。”我无需补充说,本世纪那些常使我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种种体验是与这些观点和学说存在强烈冲突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正因为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 的和伪科学的、可以从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而大受欢迎。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暴力问题,因此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如果我们把 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个过程。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真的只有实施暴力才能打断人类事物 这一领域的机械性运转,那么那些宣讲暴力行为的人就应该赢得重要的胜利,尽管就我所知,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未成功过。
然而,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所有行动的共同作用切断了事物的运行,否则他们 将自动进行下去,并因此可以进行预测。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二]



我就是以这些体验为背景,意欲在政治领域提出暴力这一问题。这并非容易的是,因为索列尔在六十年待就说过:“暴力产生的种种难题仍然很令人费解。”今天的 情况与当时并无任何不同。我在提及普遍不愿谈论暴力的现象时,曾把它看作是个别现象,现在我必须重新斟酌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文学里对权力现象的描 写,就立刻会发现从左派到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暴力不过是权力最肆虐最无耻的表现。C.莱特。米尔斯这样写道:“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权力,而 权力的终极就是] 暴力。”他似乎是在响应韦伯对国家机器的定义:“以暴力这种所谓的合法的手段为基础的对人的统治。”
很奇怪,居然会有这种一致的见解,因为只有同意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掌握在统治 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这一见解,把政治权力与“暴力机构”等同起来才有意义。那么,让我们再次转向那些否认国家政治及其法律法规只不过是进行遏制的上层建筑 和一些潜在力量的次要表现的说法吧。让我来以伯特兰。德。茹沃奈尔(BertranddeJouvenel)为例,他的《权力生长的自然史》一书可能是有 关这一主题的近期论著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最有趣味的。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认真思索的人来说,战争体现了国家机构特有的本质行为。”然而我们可能会问, 难道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国家的结束吗?难道各国间的关系不存在暴力就预示着权力的丧失吗?答案似乎依我们对权力的理解而定。德。茹沃奈尔把权力解释为进行 统治的工具,而统治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支配的本能”。正像他写的那样:“命令与服从:不存在这些,也就无所谓权力——拥有这些就无需其它特性来体现权 力……权力的实质就是命令,缺少了他,也就不成为权力。”如果权力的实质是命令的有效性,那么没有什么比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权力更强大了。伯特兰。德。茹沃 奈尔和毛泽东似乎在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点——权力的实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定义,与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用来把各种形式的政府解释为人对人的统治的一 些说法相吻合——独裁者或少数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精英或多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今天,我们应该在这些形式上再加上一个最新的、可能也 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系统,没有人承担责任——不管是个人还是精英,也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这样的统治的一个更恰当的 叫法是:无人政治。确实,如果我们把暴君统治看成是无法对自己进行正确评价的政府,那么很显然,无人政治就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残暴的一种,因为我们连一个 能对发生的事情负责的人都找不到。这种状态是造成当今全世界范围的叛乱事件的最有力原因之
一。此外,今天涌现出来的关于人性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富于哲学意义上论断。已经使这些古老词汇的力量得到了大力巩固。诞生了许多对人类天生的支配欲和侵 犯本能的发现,而在此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哲学上的陈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文明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服从。”他还谈到了“意欲的两种状态……一种是 向别人施加力量的欲望;另一种……是不愿别人向自己施加力量的欲望”。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就应该知道屈服、愿意服从他人、听从强大的人 统治等人类天性,这些强烈的欲望从心理学上讲至少和权力欲同样突出,与政治统治可能更息息相关。
德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要想命令别人,就必须先学会服从。这句话道出了人类 生活里的一个心理学事实,那就是:权力意志和服从意志是互相结合的;因此反过来说,一个强烈不愿服从别人的人,往往对支配和命令别人也怀有同等程度的反 感。服从别人的确是件不痛快的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统治别人是快乐的。从历史学角度来讲,如果一定要那样推理,就无法解释古代奴隶制度的存在意义了。奴 隶制经济的明确目的,就是把市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人人平等的社区的公众生活。假如果真没有比发号施令、控制别人更开心的事情。那么 主人们就根本不会踏出家庭一步的。
然而,历史上还存在这另外一个传统、另外一些词汇,它们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比 起来同样古老、同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当雅典城邦把自己的政体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罗马人把共和政体(Civitas)作为自己的政府形式时,他们 心中的权力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并不依赖“命令——服从”这一关系而存在。当十八世纪法国的革命者们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制度的公文并建立起共和国时,他们正是 树立了这样的典范。他们心中的共和国这样一种政府形式(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法律统治)将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把那样的政府称为“只对奴隶适用的政 府”。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仍在谈论着服从,只不过不再是对人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当然,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指对那些市民一致通过的法律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决不是丝毫不引起怀疑的。就可靠性而言,他无法与一次暴力行为所 要求的“绝对不抵抗”相比,即每个罪犯拿刀子抵着我抢走我的皮夹和持枪抢劫银行时所要求的服从。是人民的支持赋予一个国家的法规以权力,但这种支持也不过 是法律在制定和开始生效时人们的那种同意态度的延续。(在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据说人民能管理那些统治他们的人。)所有的政治机构都是权力的表现和实际 化;一旦人民的真实力量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就会失去活力并逐渐衰退。这也正是麦迪逊在下面这句话中所要表达的含义:“一切政府都存在于意见的基础上”,这 种廉洁不仅可用于指各种形式的君主政治,同样也适用于民主制。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权力,“与该政府的支持者数量成正比”。(因此正如孟德斯鸠所发现 的那样,独裁统治是各种政府形式中最残暴但也是权力最脆弱的一种。)的确,权力与暴力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权力总是依赖数量,而暴力却依赖工具, 而且到达某一点时连工具也不再需要。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即没有宪法的民主政府在压制少数人的权力上会非常凶猛,同时在不用任何暴力扼杀不同政 见上也会十分有效。集中的、不加控制的权力所带来的“一致意见”,其压制性几乎不比采取暴力手段的压制弱。然而,这不意味着权力和暴力是一回事。我想,对 政治科学的现状的思考是相当令人悲哀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未将权力、力量、武力、威力、权威以及暴力这些关键词语分开来,尽管它们所指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 现象。把他们当作同义词使用不仅表明对语言学含义的某种无知(这就够严重的了),还导致了对这些词语所对应的实际情况的盲目。在这样明显的混淆背后存在着 一个坚定的看法:最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而且一直是,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再可怕地把各种公共事务都归结到谁统治谁的问题上时,有关人类问题的原始 情况才可能出现,或者他们真正的多样性才受到重视。必须承认,我们尤其容易把权力理解为命令与服从的问题,并因此在讨论有关政府权力——仅仅是权力的众多 特殊范畴中的一个——的问题时,把权力与暴力等同起来。由于无论是处理对外关系还是国内事务,暴力都被用作保证权力结构不被挑衅者(外国敌人、本国罪犯) 破坏的最后手段,因此看上去依靠暴力的权力仿佛是一只天鹅绒手套,它既可以说能遮住一只铁手,又可以说不能。然而进一步研究的话,这个设想就丧失了大部分 可能性。革命的现象可能是能达到这一目地的最好说明。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



此文是德国作家阿得贝尔特•莱夫(AdelbertReif)对汉娜•阿伦特的访谈,时间是1970年夏天。(原载《共和危机》,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佩君译)
  问: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而不只是基于此字之严格意义所指的那些人,有一种着法,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上,未来只有两种可能选项: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您认为还存在其他可能吗?
  答:我看不到历史上有这些选项:我也不知道还隐藏些什么。我们别谈什么“人类历史的发展”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未来很可能会有个大转弯,是既不符合资本主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让我们希望,未来会是一个惊喜。
  但我们从历史角度来检视一下您所说的选项:它始于资本主义,一个没有人曾加以计划或曾经预见的经济体系。在一般的认知,这个系统的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征 收(expropriation)过程,在历史上从未以此形式出现过——也就是,不用军事征服。征收,资本的初始累积——这就是资本主义借以崛起并一步步 前进的法则。现在大家脑中所想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如果看看实际发生在苏俄的情况,你会发现,在那里征收的过程走得更远;也会观察到某些极类 似的情况正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着,——如旧有的征收过程再度恣意而行。过度征税,一种事实上的通货贬值。通货膨胀伴随着经济衰退——这些不是较为温 和的征收形式又是什么?
  只有在西方国家才有政治及立法的牵制,经常地防止这征收的过程会让人民的生活达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苏联有的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 这和国家资本主义没什么两样——亦即,是完全的征收。完全征收发生在所有政治及法律对私人拥有权的保护消失之时。例如在苏联,某些集团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 准。问题只在于,这些人所能使用的东西——汽车、乡村别墅、昂贵家具、有司机的豪华轿车等等——并不属于他们:在何东西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被政府所收回。 万一层峰发生领导权的争夺,再富有的人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乞丐——甚至连就业的权利也没有。(浏览一下当前苏俄文学——人们开始说真话了——它比所有经 济或政治理论更清楚地证实了这可怕的后果。)
  所有的经验——不同于理论和意识形态——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的征收过程,并不随生产工具的征收而停止,只有独立于经济力量的法律及 政治制度以及制度的自动运作,能控制及防止这一过程内在的畸形恐怖潜力。这种控制运作得最好的似乎是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不管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的” 或“资本主义的”。能保护自由不受侵犯的是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区分,或用马克思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及其宪法不属于上层结构的这个事实。
  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护我们的不是资本主文,而是一个法律体系,它阻止大企业管理阶层侵入其雇员私人领域的白日梦成真。但一旦政府本身成 为雇主,这个做法就会成真。美国政府员工的解约制度并不尊重私人生活,已不是什么秘密;最近某些政府机关喜欢私扰民宅,这也可以看做是政府企图将所有公民 当做未来的政府雇员来对待。这种私扰行为不是一种征收又会是什么?政府机构把自己当做是民宅或公寓的共有人。而在苏联,不必在墙上暗藏一些巧妙的监视器, 反正每个公民的住处都会有个密探坐在那里。
  如果要从马克思式的观点来评断这些发展,我会说,或许征收的确是现代生产的本质,而社会主义,(如马克思所相信的)是由资本主义开始的,也只是工业社 会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使这个过程受到控制,而不至于以任何名义堕落到东欧国家已遭遇过的畸形恶状中。在某些所谓“共产主义”国 家——例如南斯拉夫或甚至东德——他们试图对经济解除控制或去集中化,而且也做了实质的让步,以防止征收过程带来最恐怖的后果,而稍可称幸的是,一旦集中 化或对工人的奴役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征收过程在生产方面的作用就会变得非常不如人意。
  基本上这是一个财产及权利的问题:在如此不人道的现代经济境况下,我们可以允许一个人拥有多少财产及权利?但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有工人“拥有其工厂” 这么一回事。稍加思索便会发现,集体所有权是一个矛盾词组。财产是属于我的东西;所有权在定义上是关联到我所拥有的事物。别人的生产工具当然不属于我,可 能是由第三权威所控制,意即它不同任何人所有。最糟糕的所有者是政府,除非它在经济领域的权力是由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所严格控制。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 如何去征收征收者,而是如何去安排,使得被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工业社会剥夺所有权的大众,能够再度获致其财产。仅就这个原因,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 义之间二选一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在任何地方,两者都不是以纯种状态存在,更因为它们是一对孪生子,各戴了一顶不同的帽子罢了。
  同样的事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看——从受压迫者的角度——却也不会使结果好转。这种情况人们一定会说,资本主义摧毁了财产、协会、公会、封建社会的整 个结构。它废止了所有保护个人及其财产的集团,而这些集团原先是对个人安定生活——虽非全然安全——的保证。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本质上只分为两个——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现在工人阶级——只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和集体——仍然为个人提供某种保护;但是之后,当他们学会组织时,便会为自己争取相当多的权利,并 固定下来。因此今天主要的区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例如瑞典或美国,和不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如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苏 联。
  那么纯粹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做了些什么?它也摧毁了这个阶级——其组织、联合及劳动党——阶级的权利——集体谈判、罢工、失业保险、社会安全等 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这体制提供了幻觉说工厂是工人阶级的财产(而它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废除了),也提供了残忍的谎言,说失业不再存在,而这个谎言的基 础无他,正在于失业保险根本不存在。本质上,社会主义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开始出的事,甚至更推到极端。它怎么会是一种修正呢?
  问;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常强调,社会主义虽不可造成异化,却总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而再生。这种再生的理想范例有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鉴于苏联在军事武器上的增加及苏俄在其他地区的霸权,您如何评断以捷克或南斯拉夫模式为导向的东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生机?
  答:您所说的第一句话的确令我感到惊讶。称斯大林的统治为“异化”好像一个委婉的说法,不仅将事实,而且连同那些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一起扫到地毯底下。我这么说只是要唤起您的注意:事实已经遭到这个术语多大的扭曲。称某事为“异化”——这不下一种罪行。
  至于经济体系或“模型”如果强权国家不去打扰小国,某个地方总会经实验而及时出现一些什么。至于会是什么,在经济学这样一个依赖实践的领域中,我们当 然不能察知。不过,首先会有对于所有权问题的实验。根据我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资料,我会说这已经发生在东德及南斯拉夫,并产生有趣的结果。
  东德在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建立一种合作体系,这完全不是从社会主义衍生出来的,而且已在丹麦及以色列证明了其价值——因此也使得“社会主 义”经济体系能运作。在南斯拉夫,工厂中有“自营系统”,是旧有“工人议会”(workers\'councils)的新翻版,而虽然有列宁要求的“所有 权力归于苏维埃”,它出于意外地却从未成为正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教条的一部分。(工人议会是惟一真正从革命本身而非革命政党或意识形态中发展出来的结 果,却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摧毁。)
  这些试验,没有一个能令人满意地重新界定合法财产,但可能是朝这个方向的起步——东德的合作体是在生产工具及分配上结合了私人所有制和对于联合财产之 需要;而工人议会则是提供工作稳定的保障而非财产安全保障。在此二例中,个别工人不再被分子化,而是属于一个新的集体,合作体或工厂的议会是对阶级中的成 员地位的一种补偿。
  您也问及试验和改革。这和经济体系没什么关系,除了经济体系不应该用来剥夺人民的自由以外——譬如说,让一个异议者或反对人士“失业”,或者说使民生 物资不足、生活匮乏,而政府便容易去“购买”所有区域的人民。东欧的人民真正在乎的是自由、民权、法律的保证。因为这是使他们能自由地谈论、书写、出版他 们想说的话的必要条件。苏联挥军入侵捷克,不是针对这个新“经济模式”,而是冲着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改革。它并未侵犯东德,虽然今天东德以及其他卫星国家的 人民生活得比苏联人好,甚至和西德人民一样好或终有更好的一天。于是差别“只”在于,一个国家里的人民可以说话,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做他们喜欢的事,而另一 个国家的人民则否。相信我,这对每个人都会造成天大的差别。
  只要这些经济试验和自由的斗争相结合,就干涉到苏联的利益,必须加以打击。毫无疑问捷克的情形正是如此。东德则不然,所以它安然无事。在乌布里希(WalterUlbxicht)的统治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的让步越大,在意识形态上就变得越专制。
  同时,当苏联害怕哪一个卫星国会脱离华沙公约组织时,它一定会加以打击。在捷克一事上,这种恐惧的确出现,但是否构成入侵的理由我并不知道,但我想是 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不相信苏联会以军队干涉南斯拉夫。它会遭遇到很强力的军事对抗,而今天苏联也应付不了这种对立冲突。它再也不是那么稳居强权之位 了。
  问:社会主义是当前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看法的主流概念,你是否认为有实现的机会?
  答:这当然又带出社会主义真正为何的问题。连马克思也几乎不知道要如何具体描绘。
  问:容我打岔一下,我的意思是指以捷克或南斯拉夫模式的精神为取向的社会主义。
  答:那么你指的是今天称为“杜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东西。这个新术语的意思不过是试图消除由社会主义带来的不人道,而不会重新引进所谓的“资本主义”系统,虽然南斯拉夫明确朝向开放市场经济的倾向很容易,甚至一定会,被苏联以及所有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的人做如此的解释。
  普遍而言,我认为所有愿意去试验的小国家都会有机会,不管他们是否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强权国家我就很怀疑了。这些群众社会不再能被控制,遑论加以 统治。就您所举的捷克及南斯拉夫,它们的模式自然是有机会的。我也愿意纳入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等国家,在那里,革命的结果并不像可能发生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那 么悲惨,造成全国百分之五十人民的迁移流放。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事物是在进行着,他们试图逃离独裁的最坏后果,并独立且切实地解决其经济问题,而想要扭转 其改革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另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考虑。苏联及其卫星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由多民族所组成。在每一个国家内,专政权或多或少掌握在主要民族的 手中,而如有对立的情形,总是会有变成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苏联尤其如此,俄罗斯独裁者常处于苏联帝国会瓦解——而不仅是政权转变——的恐惧中。
  这种忧心与社会主义无关:它一直是纯粹权力政治的问题。苏联如果不曾担心其内部反对力量的问题——不光是知识分子的反对,也是内部民族潜在的反对—— 我不认为它会像捷克那样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克政府对斯洛伐克人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而斯洛伐克是最近才在苏联的干涉影响下被取消的。 莫斯科害怕各种解除中央集权的企图。新模式对于苏联来说,不仅代表着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经济或知识问题,也是对苏联帝国解体的威胁。
  问:我想,苏联领导者的恐惧,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之反对的恐惧,扮演了重要角色。毕竟,今天可以在更广的范围上感受到这种反对力量。甚至在年轻知识分子那方面还有一场民权运动,运用了所有可以取得的合法工具,更别说也还有非法手段去达成,如地下刊物等等。
  答:是的,我察觉到了。苏联领导对此当然非常恐惧。如果这个运动的成功扩展到与知识分子有别的人民那里,可能意味着乌克兰人会再度想要拥有自己的国 家、一直遭到恶劣对待的鞑靼人等民族亦然。因此苏联的统治者基础比其卫星国的统治者更摇晃不保。但是您也看到,南斯拉夫的铁托害怕的是多民族的问题,而非 所谓的“资本主义”。
  问:东欧的改革运动——我说的不只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捷克模式,还有提倡苏联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出版品,以及其他类似的抗议——它们不管如何调整,都从未提出任何资本主义形式,作为他所批判的系统的一个替换可能,这您会如何解释?
  答:我可以告诉您,这些人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就像社会主义不能矫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无法补救或替代社会主义。对此我将不再重复。其间的竞争从来 不单单是经济方面的。只有在专制政权阻碍经济发展,使它无法像在没有专利限制的条件下发挥生产力时,才牵涉到经济体系。其他部分都是和政治问题有关的:人 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立法、何种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保护;也就是我们西方国家天真的小孩们所称的“中产阶级的自由” (bourgeoisfreedom)。
  其实并没有下述这种东西:自由就是自由,不管是由“中产阶级”政府或“布尔什维主义”国家的法律所保障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尊重公民权而且不保障言论及 结社自由的这个事实,并不能导出结论说这种权利及自由是“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的自由”经常错误地被等同于有自由去赚取比一个人实际所需还要多的金 钱。因为,这也是东方(指苏联东欧)惟一看重的“自由”,而事实上在东方,一个人可以变得极为富有。贫富的差距——如果我们谈的是一个现实情况而非口号 ——就收入方面来说,东方国家比其他国家都大,如果先不论少数的超级富翁,则其贫富差距甚至比美国还大。
  但这也不是重点。我重复一次,重点仅在于,我是否能说及出版我所希望说的;我的邻居是不是会监视我。自由总是意味着异议的自由。斯大林及希特勒之前没 有一个统治者对于说“是”的自由有争论:而希特勒排拒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表达同意的权利,斯大林则是惟一一个剁掉他最热心的支持者脑袋的独裁者——或许地 认为,凡是说“是”的人也会说“不”。他们之前没有一个暴君那么过分,而这也是无法赎偿的。
  问:对于托马斯•曼〔ThomasMann〕所说的:“反布尔什维主义(antibolshevism)是我们这时代最基本的愚行。”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个时代有太多荒谬事,你不知道哪个要放在第一位。但严格说来反布尔什维主义者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主义,是反共产主义者的发明。我所指的不是任何 先前的布尔什维克或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曾经相信,但某天因为斯大林先生的作为而亲身面临幻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并非真的是革命者或真正参与政治的人, 而是,就如他们所言,失去了一个神于是又去寻找新的神,同时也找上其对立面,一个新的魔鬼。他们只是把模式倒转过来。
  但是,如果说这些人的心态改变了,他们不再寻找信仰,而是直视现实,将现实纳人考虑,并试图改变事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管是反布尔什维克者宣布东 方诸国是魔鬼,或布尔什维克称美国是撒旦,就其思考习惯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心态也仍然一样。只看到黑与白。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整个时 代的政治光谱,不能明辨不同国家的基本状况、各种发展阶段、传统、生产的种类及等级、技术、心态等等,那么他就不会知道如何在这领域里行动及采取什么态 度。如此一来他只能把世界粉碎,最后发现眼前只有一样东西:全黑。
发表于 2012-8-3 23:33: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的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很有意思。不像我们的访谈几乎是在盲目地互相附和。

这位德国作家,是元东德还是西德呢,看起来像是元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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