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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你认识邓小平的真面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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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0 11: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学者座谈《历史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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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前进,面对两座大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座大山如果不彻底扳倒,中国要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是断不可能的。现在,对毛的批判比较放开了,但是,对邓的批判却是地雷密布,禁律森严。当局把一个从来不讲理论、不懂理论、当然也没有理论的人,生生奉为“理论家”,扯起了一面所谓“邓理论”的旗子,还把它当做“指导思想”;把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奉为神灵,写进宪法,写进党章;把一个把改革开放引到邪路的人奉为“总设计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深思——为什么会是这样?
  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切——权贵集团操控中国的命脉,贪腐横行,环境恶化,都是来源于邓小平改革路线,都是邓小平路线造成的恶果。
  如果再不彻底批判邓小平,清算他的罪恶,中国人民必将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中国必将被历史、被世界淘汰。
  本着上述精神,本专辑汇集了一些文章,其内容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因为邓的罪恶太过严重,涉及方方面面。供大家参考。
学者座谈《历史决议》(选编)
  郑仲兵   李洪林   徐友渔   卢跃刚   卢  弘   陶世龙   张思之   阎长贵   朱  正  
  肖冬连  孟繁华   刘家驹   林蕴晖【书面发言】     何  方【书面发言】
   郑仲兵:
  今天邀集朋友们来评说三十年前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在回顾和反思那段历史,自然是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纯史学意义的民间的自由的讨论,也无意针对其它机构召集的有关讨论。请大家随意发言。
  本人不是这个《决议》的参预者,但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对前后一些历史情况不能不有所了解,为抛砖引玉,我想说些对《决议》的看法。
  多年来,官方和一些学者的著述,都把《决议》说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说它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来的。
  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邓小平继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使然和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谬的。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带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月—4月(中间休会一个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会以实践检验真理以及理论、政策、是非的标准,对中共建政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仅见的生动活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
  但是,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腰斩了理论务虚会,从而也腰斩了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还取消了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诉求的“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暴政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从而也扼杀了从四五运动、“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以来产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当时,这一系列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甚至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打击,更甚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和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因此,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为此,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其实《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完全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而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积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如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起草小组的笔杆子主要是邓力群挑选的,有关人员有郑惠、卢志超、滕文生、郑必坚、廖盖隆、袁木、邵华泽、石仲泉、李洪林、龚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邓力群主政下的书记处研究室的干部。李洪林因著文评析“长官意志”与胡乔木观点相左,便不让他参预执笔。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形成严密的三位一体,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邓力群说:“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邓小平)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胡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正式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历史决议》,中经一年零六个月。邓小平指示性的谈话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有6次),再加两次和外宾的谈话,涉及《历史决议》讲话共21次。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插曲,即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定,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2月上旬,胡乔木他们搞出准备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胡耀邦看后十分不满意(《十二个春秋》中说:“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组织人再搞出一个决议稿。邓力群即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口头上表示:“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但是,当胡耀邦在一个月后,真的拿出新的决议提纲时,邓小平竟没有经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比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经过是这样的:3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铅印本)。耀邦以实践的标准对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确判断,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应该说,这是对历史问题应有的比较正确、负责的态度。耀邦把题目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分九个部分。
  邓力群即把耀邦的方案报邓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乔木。胡乔木即表示不赞成。
  3月7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到家里,说:“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虑了。”也不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满意的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送六中全会审查的决议稿。邓小平对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可见其跋扈和专权的地步。然而我们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为决议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来的。
  本来历史已经给那些“问题”做出了结论,现在却倒过来了,“决议”要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众所周知,对于中共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反思的成果,第一步,也是出发点,就是认识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领袖和国家、领袖和政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中国能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现代化的殿堂,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这也应当是回顾中共历史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反思,就必须打破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泽东的神像,使这个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这个问题,在四五运动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在理论务虚会中,在四千人讨论中,都有重大的认识成果。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句顶一万句”,利用强权,力排众议,扼杀了这些积极进步的认识成果,坚持自己创造的“准确完整”。这样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责任,推给实践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继毛的专制主义政治道统,为自己进一步专权鸣锣开道。
  在叙述和总结历史过程时,邓小平还公然用诡辩和谎言来糊弄事。
  1,接受陈云谋略,增加建政前二十八年的叙述。邓小平虽说不提“路线斗争”,但事实上是按着路线斗争的思路,把二十八年的历史曲折都推给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当年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左”或右的错误,从而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写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全正确无误的历史。连三大改造,都说成是“伟大成就”,并为之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3,1957年以后反右运动被说成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被说成“急于求成”,“没有经验”的问题,而且为了掩盖错误,邓小平提出先写成绩,再写错误。在此之前,连起草人胡乔木都觉得为难,他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邓小平这么一支招,邓力群说,“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十二个春秋》166页)
  邓小平甚至把毛泽东完全错误估计形势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当作“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去继承和发扬。就是这篇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残酷打击近百万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还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十年之后出现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出现了延续二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极权独裁政治局面。
  4,承认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算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邓小平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把责任都推给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谢富治两人。《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阎长贵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论证。
  5,根据邓小平意见,决议后来还加了一个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完全是邓小平的权术,即通过起草《决议》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打击整肃了“自由化”的势力,又能逼宫——逼使华国锋下台。
  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是1980年12月.而在1980年9月,邓小平个人通过胡乔木将华执政四年的问题,作为专门一个部分写进决议稿,并送常委会“审阅”。
  华国锋表示反对。他认为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符合组织手续。他还援引毛泽东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问题。华的反对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不仅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还把稿子下发,发动四千高级干部大讨论,为华下台制造舆论。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承认:经过四千人的大讨论,把华国锋问题写上决议,“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171页)
  不仅如此,邓力群在9月下旬,先后在科学院党委、中办和中直机关党委借谈历史决议,专门讲了华国锋问题。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个多小时。
  1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华国锋,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12月5日,政治局会议同意华辞职。最岂有此理的是,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华国锋的名字这里需要点(按:指写入《决议》),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体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历史决议》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讨论的产物。不仅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先有四千高级干部的讨论,最后又有几十人的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才修改落实定稿。其实这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党校1500学员,应有五千多人)大讨论,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确实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认识和意见,而且对毛泽东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讨论是在1980年10月份进行的,11-12月初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题为《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中,就严厉斥责党内高级干部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
  我记得,方毅说: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万里说,如果谁敢对毛有不同意见,那么你站着进去就会爬着出来。(按:大意如此)
  王若水主张不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包括他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胡乔木就予以否定,他坚持提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和对立。周扬不赞成。陆定一写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要来翻案的。”邓小平也予以否定。
  许多人认为,决议的目的,是接受毛泽东错误历史的教训。就是纠毛的错,所以叫“历史问题决议”。其实,邓小平的意图与此完全相反。是要纠纠错的“错”。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写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按:当然是前者)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按:当然是前者)”。现在的《历史决议》,邓小平是如愿以偿了。邓小平说:“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按:是邓小平提出的)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历史决议》是以邓小平个人的意志代替十亿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这种以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替代十亿人的头脑的作法,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
  显然,决议不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谬的。它是阻滞人们解放思想的,哪里找得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拨正反乱。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形势便开始逆转。
  过了一个月,1981年7月,邓小平就开始批《苦恋》,胡耀邦被迫承担涣散软弱的罪责。
  1982年邓力群在邓小平纵容下,夺了中宣部的权,变思想解放部为思想压制部。不久王震也夺了党校的权,并横扫党校胡耀邦势力。
  1983年,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借茬儿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批判周扬、王若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整肃《人民日报》。
  同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动、由邓力群出面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称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遭整肃或边缘化;直到1985年学潮、1986年学潮,邓小平借机整掉了胡耀邦。
  这就是《历史决议》所开辟的道路。
  最后,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说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写历史决议就是人为制造历史。为什么要造出决议?决议就是要人服从,让思想服从决议,这怎么行?”

   李洪林: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刚才仲兵也讲了,我觉得他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去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 “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徐友渔:
  我也谈点看法,就是大家集中谈论的决议的内容。讨论和形成决议的过程,正是争论、提倡思想解放的那段时间,上上下下各种人思想都很活跃。那时候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按道理党内上层讨论决议,跟一个小研究生根本没有关系,但我们那时候有个特殊的渠道,对于决议讨论过程的情况有一定了解。社科院哲学所在当时是非常活跃的,不只是一般的研究学术的机构,更像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地方。哲学所所长是个从军队调来的军级干部,叫孙耕夫,据说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副所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介入比较深的邢贲思。他们可能没有参加起草这个决议,但非常深地卷入了对决议讨论的过程,他们又是哲学所带研究生最多的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专业的导师,他们听了情况马上就回来给自己的学生讲。我当时和这个专业的七八个同学住在一起,还有同寝室的,所以对党内那种气氛有一定了解和体会。我当初的感觉是这样的(加上事后的判断),当时党内意见是尖锐对立的,一方面是保守的势力非常强,左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另外一方面,由于文化革命刚结束,那种想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声音也常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判断,如果邓小平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否定毛泽东那边走,完全有可能得到党内的支持,是走得通的。比如我们的所长孙耕夫,他参加讨论,每次他回来都讲:“毛泽东差点把国家搞垮,做了那么多坏事,整死那么多人,现在他死了,难道大家嘴一撇就过去了?”我从他的言论中看,他绝不是民主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最左的人,他代表很大一部分一般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最后决议定稿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那种急转弯他们实际上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不想改变这个制度,也不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但很多人被毛整得很惨,文革中受的苦,一肚子话想说出来。最后演变成决议、四项基本原则、务虚会气氛和方向的逆转,对他们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没办法。这是我当初感觉到的那种气氛。
  为什么在文革刚结束,人们对左倾路线的痛苦还有强烈感受,党内大多数人、党内主流意见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清楚、批判彻底的情况下,邓小平、陈云等人决定要维护毛泽东?我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我党有一个传统,高级干部特别善于模仿毛泽东,毛泽东有一种实用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模仿毛泽东对待斯大林。毛泽东受了斯大林那么多的气,但最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时候,毛不但要保,而且要把赫鲁晓夫搞臭。他其实很清楚,他不是保斯大林,而是保他自己,保他和斯大林所共同缔造、维护的那个政治制度。其实在毛的心目中,未尝不希望有人骂斯大林,但他在盘算政治利害得失时还是非常理性的。邓小平在这点上继承了毛的“政治智慧”,他被毛泽东多次打倒,他未尝没有想有人出来骂毛的想法。但同时他有这种“政治智慧”,毛说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邓看到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搞专政的一把“刀子”。
  三十年前中共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借着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清算,拨乱反正,把源远流长的左的错误比较深刻地批判一下,把自1949年以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各种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对于造成错误、损失的原因有一种比较正确、深刻的认识,避免以后再重复错误,再走弯路。可以借此比较正确地摆正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党内领袖和下级、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中共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国家也会在法治的轨道上长治久安,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邓小平等人继承。他们的眼界和胸怀不足,他们只关心这个党要永远掌握权力,所以最后弄出来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一点文革的错误,但还是在拼命维护毛泽东,使得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及时解决,没有在一个难得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机得到解决。

   卢跃刚: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三七开评价,采用的策略是:早年肯定,晚年否定;革命肯定,建设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宏观肯定,微观否定;政治肯定,经济否定。成绩七分,说得大实际小;错误三分,说得小实际大。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大卸八块”,为我所用。
  当年的“非毛化”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逮捕“四人帮”并且作为“反革命集团”审判,二是解放邓小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毛迫害的老干部,三是真理标准讨论。长期以来,真理标准讨论的定评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评价是概念化的。那么真理标准讨论的本意是什么?首先要看当时中共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共首先面临的是“拨乱反正”,彻底解放邓小平等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包括被折磨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副总理贺龙在内的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实现中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如果不摆脱毛的束缚,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政治问题一解决,真理标准讨论就结束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仅仅是一次在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有限度的党内开明派的思想松绑运动。1979年理论务虚会戛然而止并且转向就是明证,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高层四千人大讨论定的调子也是明证。
  其实在中共党内,谁也不要说谁是“凡是派”,就维护毛维护某些原则而言,大家都是凡是派。让华国锋、汪东兴等独享凡是派的桂冠不公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浓重的“凡是”特征?反右不是只能说“扩大化”?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凡是不是彼凡是罢了。毛泽东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主持逮捕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决定邓下台不到一年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对毛最大的不恭不敬?
  邓小平多次谈话,为《决议》定调子,认为《决议》核心是评价毛,毛的调子定的好坏,关系到《决议》的好坏。本质讲,是个策略。道理很简单,不非毛化,没法搞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他一方面是举毛旗,一方面又非毛化;否经济,不否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纯经济问题吗?中国的经济主张也好,经济理论也好,经济政策也好,是纯的吗?是政治经济。只要改革,就是非毛化。只是不好或不敢这么说罢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邓在政治上树毛(当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说法),经济上非毛,言行不一,使中华民族精神分裂,社会断裂。这就带来了问题。今天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很难找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都带着策略的、技术的特点,这样看待历史,看待具体的问题,使很多问题就混淆了,就是名实、言行完全割裂。共产党的理论很清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作用,政治经济是为一体。反自由化为什么最后不在思想领域上反,一定要反到经济领域、科学领域去?从清污到86年底的反自由化最后都要干下去,实际是它的内在逻辑,就是要反对“干自由化”的。“干自由化”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非毛化,是邓小平确定的经改和政改目标。83年耀邦、赵紫阳、方毅、万里阻击清污,87年阻击反自由化,胡乔木和邓力群看的很清楚,为什么说最大的威胁不是那帮思想异端的秀才,而是经济领域“干资本主义的”?
  这只是粗略地谈谈,要详细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卢  弘:
  对于中共中央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不少人认为:都有“历史局限”。早在20年前,即1991年,我就听到这一说法。说这话的是萧克将军。
  萧克当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会长”,实际指导着研究会的工作。研究会副刊《炎黄春秋》杂志,由我担任首任主编。有一次,我当面向萧克报告办刊方针和编辑思想时说:对于国内党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都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按照它来定稿件的取舍是非。这时《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不到十年,正被人们奉为必须遵行的文件。萧老听到后却明确指出:不必这样。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都有着历史局限,都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需要,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你们可以尊重它,但不必以它为准,更不能被它所限。你们记住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事实为准,按照事实说话,只要符合事实,言之有据,就应该如实说。
   按照萧老这一指导思想,我们连续编发了一些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是徐向前元帅对党史研究者的谈话,讲了些党内军内有争议的问题。此文发表后我们受到指责,不应将内部谈话公开发表,我们为此将作检讨。萧老得知后向有关部门说,此文是他让发表的,由他承担责任,保护了编辑人员。这样的事还有很多,表明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唯文件,只唯事实的有胆有识精神。《炎黄春秋》正是遵循这一精神,才越办越好,备受瞩目。
  
   陶世龙:
  简单介绍一下我在五柳村网站转发有关讨论的情况。2011年8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时,我即注意到有与会者通过腾讯微博发布消息,当即转发了部分微博,其后又将有关微博和其他网上的有关材料选录编博客文件在五柳村发表。但微博在报道了不到十个人发言后,不再有消息。从胡德平先生的开幕词来看,座谈的宗旨是着重在回顾历史,并非针对当前政策。后从郭道晖先生处得知,是因发言者超出了预定回顾历史的范围,而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多,并互相感染有愈来愈激烈之势,而将微博掐断了。
  8月28日收到杨继绳先生发来在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当即与杨先生商定全文在五柳村发表。(因为他在发言中对《决议》批评较多,并指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估计不会给他公开发表。)郭道晖先生的《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型,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因原说要发表此文的《南方周末》已明确告诉他不发表了,便也交给我发出了;王海光先生说他的发言是即席发言,以“历史地看待《历史决议》”为标题让我发了。
  过了一些时候,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作为主办方发出的独家报道,我也作了介绍;还介绍了蔡霞的《进行深刻检讨 以防文革重演》。此外,转发了王希哲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年座谈,王希哲认为,不应用《决议》去压制不同意见。
  8月30日我将收录的杜光的评论,有关微博和其他网上的材料汇集编为一个专题[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
  后来我又发表了高瑜的《邓小平搞<决议>的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中国仅有思想解放还不够》,也是因为感到现在社会上对《决议》的问题认识不足,还有不少人误以为《决议》是胡耀邦的想法,这个澄清的工作还需要作。
  综合观察各方观点,我认为《决议》在三十年前是对政治禁区的一次突破,文革中我因写过普及太阳黑子知识而定罪,如无这个决议,下面是不敢去推翻的。而这种感受掩盖了其维护专制主义的另一面,忽略了。经过三十年的实践和历史真相的更多揭开,《决议》消极的一面就突显出来了,已成改革的障碍,如不加分析笼统地肯定《决议》,就会成新的凡是。我先后发出杨继绳、郭道晖、王海光、高瑜等人的文章,也是因为与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谈得很好,我就不再多说了。

   张思之:
  听了几位的背景介绍和情况分析,结合《邓小平年谱》看这份“决议”,有几点突出印象:
     一、这是在邓的直接指挥、具体操持下搞出的一个编年体的资料汇集,基本上没有着力于陈述、分析、总结“历史问题”。
  二、“历史”决议,掺杂上眼前的事件与问题,例如批华国锋,明白无误地是在为邓的政治需要服务,这是干什么?
  三、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或叙述片面,或予以歪曲,或公然回避。其中极为重要的如:关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说法根本有违事实。抗美援朝,只字未讲。不说“三面红旗”这个“纲”,按“目”分述,又略去了发动“大跃进”,强建“人民公社”的动机及其危害后果,饿死4千万人的惨痛历史竟敢勾销!刘少奇不是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吗?再如思想领域里的反胡风,反胡适,特别是反右派连同反右倾,法制领域的重大史实诸如镇压反革命中的乱杀等等,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不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但在“决议”中不是走了样,就是回避了事!
  因此,它是一个只讲了一些“历史”,但回避了、歪曲了重大“问题”的邓记“决议”!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决议”对毛的评价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仅以他搞“文革”来说,与赵紫阳的所谓“错误”相比,按照中共思路,他为什么不是“分裂”党?“两个司令部”之论难道是刘、邓搞出来的?“炮轰”都可以干,岂止干“分裂”?“决议”说“林、江”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可他分明是林、江的前脑与后台,仅仅划为“反革命家属”,用他惯用的句式也来套问一次:“够吗”?“决议”说“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我不得不提出问题: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期里,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上,犯了那么严重的、无法宽容的错误,怎么还那么“伟大”,而且还是个什么“战略家”?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为荒唐的“决议”么?
  我参观过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党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纪念墓碑、园地,感悟历史不仅应反思,而且要彻底。我们有一个反思后的提法,即“两头真”,似已得到很多赞同。不过我以为“真”的提法有点模糊。是否还应再进一步,反思是否达到了“两头‘对’”。如果虽不“假”但并不那么正确,也还是立不起来。
  写出实事求是的“历史决议”,难度大。关键在于有没有正气与勇气。据说中共有“一支笔”,是下笔有神的才子,这并不够,因为犹缺“董狐笔”!千古以来,谁不赞佩、景仰他那笔里的浩然正气,真个是“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我从不怀疑,这一大段的历史,会有当世“齐太史”重写。
  
阎长贵: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   
                 【这是作者的论文全文,座谈会上的发言比较短】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文革的定义又是《决议》文革部分的核心观念。《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定义虽然仅有42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就试着来对它进行一番分析和评论。    一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这个说法由1966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 献《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称《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 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 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 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但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对此,历史、现实和人们的广泛舆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 年,在一次纪念文革中北京地区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革命(也是“两头真”的 人物)听到关于文革“定义”中的这个说法时大声吼道:“究竟谁利用了谁?”这种不满和愤怒的话语,使我震惊,也使我醒悟,这句话牢牢地深深地定格在我脑海 里,终生难忘。三十年后回顾和讨论座谈《决议》,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以它为题做文章。    二    所谓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林彪、江青利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究竟谁利用了谁?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我们看看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生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 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 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年一书信选辑》,载《记忆》第一期)    王年一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他怎么会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还是毛泽东吗?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这究竟是如实地述说(莫说歌颂)毛泽东,还是贬低毛泽东?无疑是贬低毛泽东!完全彻底地贬低毛泽东!在肯定毛泽东的前提下认可“被利用说”,一定要走到这种尴尬境地……    王年一先生告诉我们,“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他们在文革中有错误有罪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有人要替他们涂脂抹粉,做这样或那样的掩饰,都是不应该的,徒劳的。对林彪、江青,也应该和必须实事求是,即:既不能丑化,也不能掩饰,一定要遵循古人说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年一先生又告诉我们:“‘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因此,林、江做坏事,“都是在毛‘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王年一先生还特别说到:“江在打到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说到这个问题,不禁想起吴法宪的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 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王年一先生不愧为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决议》关于 “文革定义”中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分析是深刻的、精辟的,值得我们在他提供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发挥。    三    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他们二人经常互相利用(在这里,“利用”不是作为贬义词),那是很自然的,人们不必说什么。至于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主要和基本是政治关系,江青无疑有利用毛泽东的时候和地方,她经常自称代表毛泽东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几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江青还叫邢燕子、候隽她们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 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毛泽东的身份来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泽东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以及迫害文艺界和其他界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泽东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泽东。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那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 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 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以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 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 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 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告诉邓小平等人对江青“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陈伯达告诉他们,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说过他认为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这样意思的话。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青 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 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这样说也是传达的她爸爸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很难一下子想起说这个话。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毛泽东最后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还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所以,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    1976 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民意”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鲜明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违反毛泽东意愿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正义行动,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情有可原,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是始终忠诚于其 “主人”的,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说到这里,不由得想顺便说一个问题。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问题,我觉得恐怕是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应该和需要认真研究;台湾还有《毛泽东与江青》的专著,我们 不是更应该有吗?恐怕还应该有多部(或多本)!可以预期和断言,有志于此者,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前途无量!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可惜身体不好,并且垂垂老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期盼着,热切地期盼着关心和有兴趣的人来做这个研究;如有,我愿尽绵薄之力,说说自己关于这 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以供参考和讨论),和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资料。    四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在文革中他们二人究竟谁利用谁?当然,说林彪一点没有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对。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明确提出希望有个人崇拜,林彪投其所好,屡屡极力吹捧毛泽东,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端,把毛泽东送上神坛,其中有没有提高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动机呢?林彪当了国防部长,特别是“接班人”之后,压制、排斥和打击自己不满和看着不顺眼的干部,对别的派系(或曰山头)的人更是如此,他在毛泽东的同意和认 可下,把军委办事组这个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搞成主要成员都是红“双一”(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人(叶群不是红“双一”,但是他妻子),等等,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举几件事实。    关于打倒罗瑞卿。这是文革还未正式开始时的事情。罗瑞卿是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他是怎样被打倒的?为什么被打倒?到现在为止,我们党史书上还是这样说:是林彪的诬陷和诬告。他们说,1965 年12月8日至16日在上海召开的处理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的妻子叶群说什么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 ”、“篡军夺权”等等;这样说来罗瑞卿是林彪非常痛恨的人,也就是说,林彪要毛泽东除掉罗瑞卿。毛泽东“仿佛”答应和满足了林彪的要求。在有些人,特别是起草《决议》的人看来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利用。    其实,这个问题得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说起。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本来没有出席会议,是毛泽东要求林彪上山出席会议,并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上山,投入对已经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彭德怀的大批判。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本来毛泽东有些犹疑,但林彪坚持,又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毛泽东才同意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卷367页)。从1963年起,林彪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毛泽东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就亲近、密切了,加上罗瑞卿作风“霸道”,和其他元帅、大将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纷纷向林彪报告(也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对罗瑞卿确有不满,批评过罗瑞卿,但罗瑞卿是他的手 下爱将,是他提名担任总参谋长的,同时他也知道罗瑞卿是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称是毛的“大警卫员”,因此林彪不会提出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只能 是毛泽东的决策。在所谓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之前,叶剑英就已经按毛泽东的授意向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谈到罗瑞卿的问题了(《邱会作回忆录》 377—381页,《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11页)。    “九一三事件”后为掩人耳目,毛泽东把他打倒罗瑞卿说成是 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是林彪诬陷和诬告罗瑞卿等等,实际上,打倒罗瑞卿是他利用军队的派系(或曰“山头”)矛盾,以及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和罗瑞卿的 矛盾,而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前哨战。很显然,打倒罗瑞卿不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利用,而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文革中的第一次利用。    关于部 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到现在我们党史书上还在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的 “完全支持”下召开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所谓“相互勾结”,姑且不论, 只说“相互利用”;而只要讨论清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也就不言自明了。事情果真是他们“相互利用”吗?    如上所说,这个会议的召开 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去找林彪“请尊神”。“尊神”者,军队也。为什么要请“尊神”?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这段讲话很值得注意。    是“ 林彪同志委托”和“完全支持”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吗?非也。“完全支持”是一句虚语,而“林彪同志委托”则是毛泽东在修改《纪要》时加上的。对这一点,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作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参加者和《纪要》的起草者之一,在文革后写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重复着“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话头,但他还是揭明了“林彪同志委托”是毛泽东所加的真相。他说题目原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说: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江青在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中,开头就说:“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又说,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补充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刘志坚说,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 (1)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按:这也就是江青在3月19日给林彪信中所说 “根据你的委托”的来源——笔者)”。(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回 首文革》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28、333—334页)明明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到苏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求林彪支持。在那种情况下,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按:请注意这个“她”字——笔者)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林彪对毛泽东在标题上添加的“林彪同志委托”,不置可否,淡然处之;他这种态度令人玩味,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毛泽东为什么指示江青去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意思?其潜在的意思是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泽东 所想象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北京没有报纸及时转载,毛泽东很生气,在上海出小册子,北京也不订,——作为独具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在指挥打仗时,非常“慎重初战”,“首战必胜”,初战失利,他是很难接受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毛泽东并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把《纪要》的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 字。加上这六个字,意义非同小可。其一,不仅使江青名正言顺,而且显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纪要》是江青在大跃进失败后的20世纪60年代崛起和走上政 治舞台的标志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纪要》,毛泽东是改了又改,精心修改有三次,而所 谓“委托”江青的林彪则一字未动。在这个意义上,《纪要》与其说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作品,《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 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请人们看看,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其《纪要》的产生过程,究竟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还是林彪利用毛泽东?这个问题难道还需要什么大智慧才能弄明白吗?!    关于“借助钟馗”。对这个问题,要弄清到底谁是“钟馗”(古代民间传说中的“赐福镇宅圣君”)?谁要借助钟馗打鬼?    在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518讲话”,其中讲到政变问题,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 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部门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并举了古 今中外大量政变的例子。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 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主要谈他当时的一些想法,还特别提到林彪的“518讲话”,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 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 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 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 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看,林彪5月18日的讲话仿佛使他不满意, 而其中的政变问题林彪不正是按照所谓实际情况和他的要求讲的吗?至于林彪讲的关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又违背了他的什么意愿呢?!从毛泽东希望有点 个人崇拜讲,这也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林彪在这篇讲话中,说什么“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这些明显过头的话,毛泽东可能不够满意。但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是把林彪称作“我的朋友”,十分清楚,他并没有什么否定林彪的意 思。196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把林彪“518讲话”印发全党,其批语中高度评价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指导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很显然,若无毛泽东认可,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自称“钟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 “钟馗”,说什么他们(指林彪等人)要借助“钟馗”,即借助毛泽东打“鬼”;“鬼”是谁?这里没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证明林彪等人要借助毛泽东打倒 谁。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早有确定的目标了。这就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中所说的“正睡在我们身旁”的 赫鲁晓夫;这“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指谁?当时有人还不清楚,如张春桥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 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 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注)仅仅过了两 个多月,即在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8月5日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把谜底揭开了:这“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是刘 少奇。而在这次全会上,形式上经过“选举”,刘少奇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即不再是接班人了,而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即成了接班人。    我们想想,我们看看,是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不是,绝对不是,没有,确实没有;如果说是、说有,谁能拿出证据?十分显然,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 借助林彪——实际上,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并没说什么话(他是毛泽东写了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才到会的),也就是说“钟馗”是林彪。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为什么要借助林彪,把林彪当做“钟馗”?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从历史方面讲,林彪从井冈 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钟爱的部下,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林彪经常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林彪又能征善战,25岁就当了军团长,不论在历次反围剿中,还是在长征中,林彪率领的军队冲锋陷阵,斩关夺隘,勇往直前,在抗日战争中,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在中国最后的解放战争中,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以林彪为主指挥了两个,他率领军队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从北到南,其足迹纵贯中国,建国后授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年纪最轻,却名列第三;这是认可和 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从现实方面说,林彪通过1959年庐山会议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他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和在军队中大学毛主席著 作置于首位,特别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着许多人批评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在中央领导人中唯独他1月29日发表讲话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 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 正确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 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如此等等,等等。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赞赏,他说:“林彪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48页)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又做了批示和修改,在批示中说:“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指林彪 1962年1月29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又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 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1996年版第62页)——这个“批示”入木三分、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心态!此后,毛泽东念念不忘林彪在“ 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1965年11月,罗瑞卿(离被打倒只剩一个月了,也许还不到一个月!)告诉毛泽东要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林彪 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做三、四个小时的报告。”(《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56页)“七千人大会”以后,即1962年以后,毛泽 东对林彪搞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等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大力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林彪不同,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能到处套用“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等,使毛泽东很憋气,特别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召开的制定关于“四清”运动进一步 开展的措施的中央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又公开争论“四清”运动的性质,毛、刘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使毛泽东下决心拿下刘少奇换接班人。谁能代替刘少奇做接 班人?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林彪不仅懂军事,而且懂政治,因而,林彪代替刘少奇做接班人成为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是毛泽东主动利用林彪,依靠军队打倒刘少奇,而决不是相反。这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    关于林彪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本来是请假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林彪到会?无疑也是为了利用林彪。众所周知,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 月1日召开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 程序”换接班人。既然他已确定要林彪做接班人,而林彪不到会怎么行呢?这时,毛泽东并不需要林彪做什么,他只需要林彪的一票。“圣命难违”,林彪在大连本 不想来,但又不能不来。吴法宪回忆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8月8日(应为8月6日)一大早,我就派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专 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 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 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后来,汪东兴把林彪接到人大会堂浙江厅住下,因为那里有空 调。(《吴法宪回忆录》下卷594-595页)李文普在《林彪事件真相》(又名《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也说:“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 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 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载《中华儿女》1999年2月)林彪刚到,毛泽东就急急忙忙地去看望,这是破例的。如果别的地方显示着毛泽东的权 势,这一次则表现了毛泽东的谦恭。——毛泽东也有“权变”之时。接着,林彪在8月12日选举中央常委时被捧上第二位,成为接班人。其目的,毛泽东就是要让 林彪在这个位置上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从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极、到应付以致到准备“九大”时希望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是一个标志:毛泽东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强调要注重生产、发展经济),再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批评文革的 极左代表张春桥(并未点出名字),没料到会引起大会的震动和轰动,“揪人”之风刮得很猛,张春桥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携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哭告“ 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笔杆子”一边,从此林彪和毛泽东 分道扬镳,结果林彪被毛泽东抛弃,最后酿成——或者说“逼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大致情况。    “三支两军”。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的利用。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的篇幅较大,需另文专论。从现在已举出的事实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应该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或者说,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连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泽东利用的对象。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说过这个问题(见《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1月版,第788、786、798页)。邱会作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 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 了我一个大忙。’”如果觉得这是孤证,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从军长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忆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被 总理派往空军指挥所坐镇。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是有我国一架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 一女全部死亡。李德生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参见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2003年10 月《纵横》) 毛泽东对林彪出逃摔死的这种心态和反应,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只知道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其性格变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场,甚至休克过去——这件事情对 他确实打击太大了。顺便说一下,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九一三事件”后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做恶梦,梦到林彪、叶群两个死鬼向她索命,吓得她睡不着觉, ——毛泽东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不得而知。从很多事实,特别是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两种反应看,他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对他的认识和评论一定要避免“平面思 维”和“直线思维”。    李德生回忆,对林彪出逃摔死,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和邱会作回忆毛泽东所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 是同一个意思。邱会作在评论这句话时,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又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是 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见《邱会作回忆录》第788、786页)。应该说,邱会作对这句话的评论很深刻,很精彩。确实如此,毛泽 东对林彪(及其所谓集团的人)真是“随心所欲放手”而“按需要任意处理”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中央,除了说林彪组织“反党集团”(后又改称“反革命集团 ”),要“搞政变”,“抢班夺权”,“暗杀毛主席”等等,十恶不赦,事迹败露,又 “叛国投敌”,葬身荒漠,死有余辜。    “林彪事件”的发 生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和标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荒唐和破产,毛泽东要推脱责任,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不折不扣的“替罪羊”(确切地说是:“替死鬼”,因为 林彪确已成“鬼”了),就迫害干部讲,如前面说过的打倒罗瑞卿,还有打倒贺龙以及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都说成是林彪搞的,都是毛泽 东听了林彪的诬陷和一面之词,还说什么上海“一月夺权”(或者说:“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甚至把林彪说成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总头子”,如此等等,总之,一句话,林彪在文革中坏事做绝,是文革的最大罪人,他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在哪 里?官方文书、官修党史所说的很多很多,从过去到现在都不能令人信服。    且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从生到死的利用到了何等地步?!还说林 彪“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对这种不实之词人们能说什么?纵观从文革开始(毛泽东说文革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我们姑 依此说)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包括“九一三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而林彪只不过是他所利用的工具 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五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看所谓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说法。
  我 们姑且对“反革命集团”的说法不提出疑问,但却要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就存在吗?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和形成的?对这个问题凡 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并不存在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们看看官方正史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303、304页)——“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67年夏通过‘五•一三’事件 和成立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初步形成。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1971年9月 13日后,“林彪集团宣告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9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初步形成。”    一 个是在文革大动乱的1967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1971年9月13日就已经覆灭(而文革在此后还持续了整整五年),一个是在1972年9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经开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被他们利用,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果有、 如果是的话,那也是在文革中产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产物;现在把“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列起来,甚至还要说它先于毛泽东发动 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并且这样做,把伟大英明正确的毛泽东置于何地?打倒刘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国就开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如此说来,是毛泽东利用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还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这种逻辑的混乱,“文革定义” 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将怎样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说明呢?    最后再总结几句。    修史,中国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并把它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关于怎样修党史,中共党史的第一号专家胡乔木曾说:“我们要尽量客观、求实,不抱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转引自程中原《胡乔木谈怎样研究党史》)胡乔木说得何等好啊!然而,他主要主笔起草的《决议》这样做了吗?严格和确切地说,他至少 没有完全做到这样,他用政治“掩饰”和“扭曲”历史,用王年一的话说:“他太讲政治实用性了”。客观和实际地说,1981年这个《决议》,“历史决议”其 名,“政治决议”其实,这在《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然,在《决议》中决不止这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很明白,其责任也不完全 在他。修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信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和兴旺发达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证,而大量事实表明,这还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关心党史和研究党史的同志、朋友仍须努力!          2011年十月 于北京市昌平区园中园       《记忆》第78期 2011年11月30日
  
  朱  正
  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1945年在延安做的,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个,1981年做的。延安那个《决议》,现附在毛选第三卷后面了。那个《决议》很明显就是毛泽东要反对王明过去在党内的权威,为建立自己的权威而起草的,所以历史上所有的错误都是王明他们的,所有的正确都是他的。它实际上就反映了毛的观点。
  1981年的《决议》是邓小平为树立他自己的权威,树立他在党内领导的合法地位。所以所有的错误都是“四人帮”他们的,所有正确的都是他的。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毛的爱将,毛的主要助手,毛的许多错误他都有份,所以最后这个《决议》对毛要有所肯定。但是又不能完全肯定,为什么呢?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说过:“如果按照那个‘两个凡是’,我就不能恢复工作了。”所以“两个凡是”是必须否定的。这就形成了这个决议的第一个亮点:就是对毛所谓“三七开”,可以讲毛泽东的功与过了。过去只有人讲毛泽东的功,没人讲毛泽东的过。所以说这实际上是批毛的开始,以前私下里大家对毛的议论就很多,但是可以公开地写文章发表来讲毛泽东的失误或者错误,这是从这个决议开始的。
  邓小平在“文革”中,是除刘少奇以外的第二个打击目标,所以他也必须否定“文革”。决议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否定这一空前浩劫,深得民心,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至少在学术界,特别是研究近代史、党史的人,就可以比较公开的彻底批判“文革”了。
  但是谈到毛泽东功过的划分,所谓“三七开”,我倒想起一个比喻。我看到蓝英年先生翻译的莉季娅回忆录,里面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一句话说:“斯大林是一个魔鬼,但是口琴吹得很好”。所以我说毛泽东,他诗词还是写得很好的。邓小平说的“三七开”,意思是三分过、七分功,老百姓是不是承认毛有三分功,恐怕都很难说。毛泽东最后总结他自己的历史是“这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一件事情就是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他把夺取了全国政权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是很有意思的,意思是没有第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有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情就为“文革”的开始准备了剧场,准备了舞台。因此回过头来看,他取得政权,对中国人民究竟是福祉多还是灾难多,值得考虑。假如他真正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幸福,这是他的一个胜利;假如他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个事情还是不是一个成绩?
  还有,这个《决议》对毛泽东的辩护,最好笑的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泽东思想,别人讲出来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泽东的思想----这完全是概念的游戏。他们为了给毛泽东辩护已经到了一种理屈词穷的地步,搞文字游戏。我看过中直机关四千人讨论决议的会议简报,那些发言,有很多很精彩。比如薛暮桥,我只引他的一句话:“49年以来,我们没有做对几件事”。我觉得这就不是犯了多少错、几几开的问题,照薜暮桥的这个说法,就是有过无功了。那么像大跃进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一类的事,就不止是有过而且是有罪了。而这个决议对于“八大”以前的事情却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例如对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全部肯定的。这就不是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特别是今天,过了30年之后,我们有了开放改革的经验以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对工商业的改造,把一些守法的、规规矩矩的资本家都打垮了,现在与时俱进,出现了新生的资本家(现在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哩!),可就不那么讲规矩了。在农村里,现在也看不到当年农业合作化的痕迹了。所以说这个决议讲的这些成绩并不符合事实。
  再讲一下“反右派”斗争,我自己就是“右派分子”,有切肤之痛。我在上述会议简报上看到,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发表要彻底否定“反右派”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没有被采纳。决议里说:“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邓小平解释“反右”为什么必要的话更有趣,他说理由就是“有的右派杀气腾腾”。“杀气腾腾”指谁呀?当年报纸上讲的,就是人民大学的葛佩琦嘛。葛佩琦当时就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他说我不是这么说的,结果没有更正。后来葛佩琦死了,开追悼会,新华社报道,党籍给他恢复了,说他是地下党,做了很多有益于党的工作,等等。那么,把葛佩琦的案子翻过来以后,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呢?没有呀。邓小平就是以一个错误的案例为根据,以一篇失实的报道为根据,就说“有的右派杀气腾腾”,就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决议里面说整风的时候有少数“右派分子”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99%以上的右派分子被“改正”以后,那当年究竟还有谁真的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什么呢?《决议》上说是“扩大化”,就是有多少知识分子、有多少党的朋友即爱国人士、有多少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让他们吃了多少年的苦头。只看到打击了多少人,这样来评价“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到位的。为什么呢?解放以后,从土改杀地主开始,所有的运动都要打击人(没有不打击人的运动),可是在打击人的同时并没有说要打击这些人的思想和主张。“反右派”斗争则不同,不仅要把持有某种主张、某种见解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而且要把他所持有的这些见解打成“右派观点”、“右派言论”,作为一种敌对的思想来批判。现在看来,很多当年“右派分子”的言论,比如说,法学界提出的独立审判、无罪推定,现在都写进法律,成为正确的主张了。经济学界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当年也是受到批判的“右派”言论!当时上海批判的一个“右派分子”高方,他提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讲现在中国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还不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谓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个观点一提出,当时就批判了。这个报道登在上海《新民晚报》上,毛泽东看了,叫胡乔木转载到《人民日报》去,这就表示毛泽东也同意批判。后来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都谈到了所谓“初级阶段”的理论,不就是这个生产力标准的问题吗?还有当年批判过“引进外资”,说是“卖国主义”,现在谁有本领引进外资谁的功劳就大嘛。所以我觉得,“反右派”斗争最大的灾祸不仅是打击了多少人,这些人只是这些政治主张的载体,打击他们就是为了要打击这种主张,就是要把这些主张作为“谬论”、作为敌对的言论来批判,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法治化的进程大大地向后推了。今天就应该这样来评价“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决议还故意回避了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比方说,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个“肃反”运动,我也是“肃反”对象。运动的规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现在不用我来说,胡乔木提供了证词。胡乔木在1957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我很感谢他写了这篇社论,因为他提供了官方的数字,提供了这个运动规模有多大,偏差有多大的证据。社论上说肃反运动有四大成绩(第四个成绩是无法计量的,就是“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识别能力”,这个我不知道提高了多少,不能说什么)。第一个说是清查出了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第二个说是有19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在运动的威慑之下,投案自首了。第三个说的是,弄清楚了130多万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可以放下包袱,好好工作了。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很显然,就是给130多万肃反对象写出的结论是“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就是有130多万的错案,批斗、折腾了一年。据他说“抓对了”81000多,即便如此,也不到6%,肃反中的错案率高达94%强!1955年的肃反运动总可以算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公案吧,可是这个《决议》中间一字不提,不光是《决议》,后来那个《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也是胡乔木最后终审定稿的,也是一字不提。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很不到位的。如果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恐怕要有第三个《历史决议》。但是因为前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历史的转折点做的,第一个是在由王明时代过渡到毛泽东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取代“四人帮”的时候,现在做第三个《决议》,我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
  《历史决议》,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
  萧冬连: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里面,关于《历史决议》专门写过一章,五六万字。我认为,《历史决议》应当这样定义:它是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讲的是历史问题,但它是一个政治决议。我之所以说它是“政治决议”,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它是为了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做出的一个决议。邓小平想要用一个决议来结束党内党外对历史问题议论纷纷的局面,以便集中全力搞建设。起初,邓小平并不想急著做这件事。最早在1978年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说,不要匆忙做决议,因为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他甚至说,有些事情留给下一代去解决。真实的考虑可能是,邓小平感到事情比较复杂,急于触动敏感话题,很难达成一致认识,还会招来许多麻烦。但不久邓小平就改变了想法。那是因为叶剑英1979年9月30日有一个建国30年的讲话,这个讲话对30年历史有一个总的评价,已经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感觉到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蓝本,在这个基础上搞出一个决议来。也就是说,有了叶的讲话,邓比较有底了。另一方面,按照邓力群的说法,这个30年讲话出来以后,不但没有统一思想反而议论更多了,对毛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争论很大,要统一思想还是要搞一个决议。邓小平还有一个想法,要不做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基本评价,国外的投资是不会进来的。因为外面猜测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又是一个周期,所谓周期就是不断的反覆嘛!三中全会也可能不过就是历史上不断反覆的一个周期而已,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返回到过去了。所以,邓说不能等,国际上在看你能不能拿出一个决议来。历史决议达到目标没有呢?从以后的情况看,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标。尽管并没有完全统一党内的思想,但的确从此冷却了对历史问题的议论,不过决议也限制了人们进一步对历史的反思。
  从政治上看,《历史决议》要解决的是一个双重合法性问题。一个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合法性。邓要推行他的路线,必须要作出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解释,证明你搞的这一套是社会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更为根本,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当然是现在的说法,当时的说法是“三信危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不是没有矛盾的。比如说,要确认三中全会路线的合法性,当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过去的一些错误政策,因为你搞的这些东西过去都是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呀。不批判过去“左”,你现在就是“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解释一个“非毛化”问题。当时国内国外都有一种议论,说邓要搞“非毛化”,国内甚至有人议论邓是“非毛化”的头子,邓决不愿背这个名,不愿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必须把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抓到自己手上。从更深层政治考虑,对毛的批评也不可能彻底。如果对毛否定过多了,等于把共产党过去的30年否定了,抹黑共产党,也把自己否定了。因此邓反覆讲,要“宜粗不宜细”,要“恰如其分”。坚持把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作为最核心的一条原则,不论有多少人提出多少意见,邓毫不让步。当然不只是邓,陈云与邓完全一致,黄克诚等多数老一代领导人都是这种考虑。
  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通过对《决议》稿的讨论解决华国锋下台的问题。也许这不是最初的考虑,但至少事实是这样。事前还没有经过高层讨论,就已经把第四个阶段,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讨论稿里面去了,而且准备直接拿到四千人中间讨论。华国锋不同意才把这一段拿下了。华的理由很正当,因为中央政治局还没讨论。然而,在四千人讨论前,邓力群就把风放了出去,说《决议》稿讲了华八条,一条功绩,七条错误。林涧青在四千人讨论会上也讲了这个情况。林涧青一说,大家就起哄了,说华“你一个人有什么权利拿掉这一段啊?”四千人一起哄,起到了“逼宫”的作用,那四五千人可是囊括了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干部啊!在四千人讨论时,什么问题都有分歧,唯独在华国锋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人为华说了公道话,他说当初华国锋上台大家还是拥护的嘛,邓小平向中央写信也表示“衷心拥护”嘛。其他人基本上一边倒。华国锋这个人是一个弱势领导人,换成其他的强势领导人,他是主席,是第一把手,下面谁敢说这个?当然了,不做决议,邓也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把华的问题解决了,但《决议》正好起到了这么个作用。
  第二个意思,《历史决议》对中国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作用还是正面的。《决议》通过重新阐释毛泽东思想给实践留下了较大空间。
  《决议》并没有直接提改革、开放,实际上它也不能够对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做出结论,当时看不清楚,尽管大家说要改,但怎么改,实际上谁都没看清楚。但是,《决议》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实际上是开了口子的。我们看,中国30年改革实践没有止步于《决议》。即使从党本身的文献看,也已经大大超越了《决议》。首先一个是所有制的提法,《决议》讲的是,国营和集体两种公有制是“基本的经济形式”,后来提“公有制为基础”,后来提“公有制为主体”,后来提“公有制为主导”。它是一个不断往后退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也可以说是“顺势而为”。《决议》只讲了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没有提到是否允许私人经济存在,当时还没有私人经济。现在私营、民营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以在中共十五大的提法中,私营、民营都包涵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了。再比如,《决议》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这就要在理论上重新阐述、重新说明,你想坚持过去的说法也坚持不住了。再比如 “三个代表”,实质就是要允许资本家入党嘛!过去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提出对党的性质作了重大修改。这也是“与时俱进”,社会结构变了,共产党要扩大它的基础。所以实践没有止步于《决议》,不可能说《决议》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决议》没有说的就不能做。当然,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很清楚的,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放开。经济上你怎么搞都可以,他没有划定一个界限。邓小平开始就说,关键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什么都可以试,都可以闯。就是不断往前走。他八十年代也讲不能两极分化,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但这是一个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一旦放开了不可能不出现,你挡不住的,当然邓也没有挡呀,经济上放得很开,但在政治体制上卡得比较严。
  第三个意思,“历史决议”与历史研究应当有区隔。用“历史决议”为历史研究划定界限,我认为是很荒唐的事。历史研究是不可能做“决议”的,如果可以做“决议”的话,那还要历史学干什么呢?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呢?我记得有句话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时代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视角,同一件历史事件,不同时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这很正常,历史的魅力就在这里。我认为,做历史决议与搞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不一样,做决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是政治可接受性,比如说“宜粗不宜细”,“恰如其分”。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分寸就是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或者如当时胡乔木说的,要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搞历史研究“宜粗不宜细”怎么研究呀?从科学研究的要求看,应当是越细越好,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隐藏在细节之中。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去寻求最大公约数,而是要还原历史真相。当然,完全还原不可能,但你至少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当代史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决议》。从“镇反”、“三反五反”、土改、过渡时期总路线、“肃反”、“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文革”、林彪事件等等,都有很多研究、很多观点出现。我认为是一个好的趋势。
   
  萧冬连: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里面,关于《历史决议》专门写过一章,五六万字。我认为,《历史决议》应当这样定义:它是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讲的是历史问题,但它是一个政治决议。我之所以说它是“政治决议”,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它是为了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做出的一个决议。邓小平想要用一个决议来结束党内党外对历史问题议论纷纷的局面,以便集中全力搞建设。起初,邓小平并不想急着做这件事。最早在1978年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说,不要匆忙做决议,因为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他甚至说,有些事情留给下一代去解决。真实的考虑可能是,邓小平感到事情比较复杂,急于触动敏感话题,很难达成一致认识,还会招来许多麻烦。但不久邓小平就改变了想法。那是因为叶剑英1979年9月30日有一个建国30年的讲话,这个讲话对30年历史有一个总的评价,已经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感觉到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蓝本,在这个基础上搞出一个决议来。也就是说,有了叶的讲话,邓比较有底了。另一方面,按照邓力群的说法,这个30年讲话出来以后,不但没有统一思想反而议论更多了,对毛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争论很大,要统一思想还是要搞一个决议。邓小平还有一个想法,你要不做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基本评价,国外的投资是不会进来的。因为外面猜测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又是一个周期,所谓周期就是不断的反复嘛!三中全会也可能不过就是历史上不断反复的一个周期而已,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返回到过去了。所以,邓说不能等,国际上在看你能不能拿出一个决议来。历史决议达到目标没有呢?从以后的情况看,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标。尽管并没有完全统一党内的思想,但的确从此冷却了对历史问题的议论,不过决议也限制了人们进一步对历史的反思。
  从政治上看,《历史决议》要解决的是一个双重合法性问题。一个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合法性。邓要推行他的路线,必须要作出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解释,证明你搞的这一套是社会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更为根本,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当然是现在的说法,当时的说法是“三信危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不是没有矛盾的。比如说,要确认三中全会路线的合法性,当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过去的一些错误政策,因为你搞的这些东西过去都是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呀。不批判过去“左”,你现在就是“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解释一个“非毛化”问题。当时国内国外都有一种议论,说邓要搞“非毛化”,国内甚至有人议论邓是“非毛化”的头子,邓决不愿背这个名,不愿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必须把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抓到自己手上。从更深层政治考虑,对毛的批评也不可能彻底。如果对毛否定过多了,等于把共产党过去的三十年否定了,抹黑共产党,也把自己否定了。因此邓反复讲,要“宜粗不宜细”,要“恰如其分”。坚持把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作为最核心的一条原则,不论有多少人提出多少意见,邓毫不让步。当然不只是邓,陈云与邓完全一致,黄克诚等多数老一代领导人都是这种考虑。
  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通过对决议稿的讨论解决华国锋下台的问题。也许这不是最初的考虑,但至少事实是这样。事前还没有经过高层讨论,就已经把第四个阶段,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讨论稿里面去了,而且准备直接拿到四千人中间讨论。华国锋不同意才把这一段拿下了。华的理由很正当,因为中央政治局还没讨论。然而,在四千人讨论前,邓力群就把风放了出去,说决议稿讲了华八条,一条功绩,七条错误。林涧清在四千人讨论会上也讲了这个情况。林涧清一说,大家就起哄了,说华“你一个人有什么权利拿掉这一段啊?”四千人一起哄,起到了“逼宫”的作用,那四五千人可是囊括了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干部啊!在四千人讨论时,什么问题都有分歧,唯独在华国锋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人为华说了公道话,他说当初华国锋上台大家还是拥护的嘛,邓小平向中央写信也表示“衷心拥护”嘛。其他人基本上一边倒。华国锋这个人是一个弱势领导人,换成其他的强势领导人,他是主席,是第一把手,下面谁敢说这个?当然了,不做决议,邓也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把华的问题解决了,但决议正好起到了这么个作用。
  第二个意思,《历史决议》对中国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作用还是正面的。决议通过重新阐释毛泽东思想给实践留下了较大空间。决议并没有直接提改革、开放,实际上它也不能够对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做出结论,当时看不清楚,尽管大家说要改,但怎么改,实际上谁都没看清楚。但是,决议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实际上是开了口子的。我们看,中国三十年改革实践没有止步于决议。即使从党本身的文献看,也已经大大超越了决议。首先一个是所有制的提法。决议讲的是,国营和集体两种公有制是“基本的经济形式”,后来提“公有制为基础”,后来提“公有制为主体”,后来提“公有制为主导”。它是一个不断往后退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也可以说是“顺势而为”。决议只讲了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没有提到是否允许私人经济存在,当时还没有私人经济。现在私营、民营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以在中共十五大的提法中,私营、民营都包涵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了。再比如,决议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这就要在理论上重新阐述、重新说明,你想坚持过去的说法也坚持不住了。再比如 “三个代表”,实质就是要允许资本家入党嘛!过去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提出对党的性质作了重大修改。这也是“与时俱进”,社会结构变了,共产党要扩大它的基础。所以实践没有止步于决议,不可能说决议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决议没有说的就不能做。当然,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很清楚的,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放开。经济上你怎么搞都可以,他没有划定一个界限。邓小平开始就说,关键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什么都可以试,都可以闯。就是不断往前走。他八十年代也讲不能两极分化,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但这是一个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一旦放开了不可能不出现,你挡不住的,当然邓也没有挡呀,经济上放得很开,但在政治体制上卡得比较严。
  第三个意思,“历史决议”与历史研究应当有区别。用历史决议为历史研究划定界限,我认为是很荒唐的事。历史研究是不可能做决议的,如果可以做决议的话,那还要历史学干什么呢?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呢?我记得有句话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时代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视角,同一件历史事件,不同时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这很正常,历史的魅力就在这里。我认为,做历史决议与搞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做决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是政治可接受性,比如说“宜粗不宜细”,“恰如其分”。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分寸就是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或者如当时胡乔木说的,要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搞历史研究“宜粗不宜细”怎么研究呀?从科学研究的要求看,应当是越细越好,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隐藏在细节之中。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去寻求最大公约数,而是要还原历史真相。当然,完全还原不可能,但你至少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当代史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决议。从镇反、三反五反、土改、过渡时期总路线、肃反、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文革、林彪事件等等,都有很多研究、很多观点出现。我认为是一个好的趋势。
  我最后有一个基本看法:历史决议作为一个政治决议,它的使命基本上完成了;但它本身作为一个当代史研究的对象,还是一个话题。
  
  孟繁华:
  这是一个党的政治决议,而且是为它党的工作服务的政治决议。刚才说它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到底是怎么开的,那就见仁见智了。但是决议本身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说,它肯定或否定的某个历史事件的是非标准,是以它建国的一种模式为标准的。譬如讲,如果肯定了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是肯定了什么东西呢?是肯定了那种全民所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和81年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现实经济所达到的程度是有关联的。实际上中国今后怎么发展,最后达到一种什么状况,它也不清楚,所以摸着石头过河,这真实的反映了它的一种心态。决议的思想基础从源头上来说还是原来那种模式。按照后来的发展结果看,你就不能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了,你改造的结果是把一大批私营企业没收了,变成国有了,现在又创建这么大量的民间资本,你肯定了三大改造就是不对的。你怎么肯定那个呢?你按照改造前的模式走下来不就完了吗?结果绕了个大弯又转回去了。如果今天要做这个决议它还会不会这样写呢?那不可能。为什么?并不是说现在你认识多么高,而是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各种新的社会经济成分产生出来了,那么你怎么样描述过去那段历史才能符合现在的情况?你或者轻描淡写,或者要承认那是一个错误。譬如说反右,也包含着这个东西(后来的“反自由化”,这个也要写呀),写决议的年代就有“四个坚持”,那么你说“反右”反错了,但是只要坚持原来那个目标,反右是迟早要出现的,当然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全民所有和社会的自由发展,或者思想解放,本来就是矛盾的。人们如果自由发言,就可能妨碍你的这一套方针政策(包括你进行的改革开放),那它就会要处置你,实际上是和反右派性质是相同的嘛,只是在程度上、范围上不一样罢了。所以我觉得决议是表现了以未来的、当时还看不清楚的某个目标来回看历史,实际上还是以从前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写的,它就是一个党为了当前工作的方便,对它自身的几十年情况的一个总结。决议能不能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呢?当然不能。不但这个决议不能,今天再做一个决议还是不能——以后再也没有“统一思想”这一说了,十三亿人统一不了,七千万共产党员也统一不了。“统一思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永远过去了。
 
  刘家驹:
  决议在当年是有积极作用的。1990年初我们创办《炎黄春秋》,就是举着两个决议迈开步子的。我们的老同志在每个会议上都讲过,两个决议对当时思想开放是起了很好作用的。《炎黄春秋》最初的干扰,不是来自上面,而是在群众中间,横向的,非常厉害。比如,我们第一期就发了批毛的文章,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薄一波把我们社长教训了一顿:“杜导正呀,你们哪壶不开提哪壶,多少人来我跟前告你们的状啊。”后来杂志登了西路军的问题,莫文骅把我叫到他家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也有很多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军的一些老将们,我们发表的一些文章,把这些人之间的矛盾揭开了,也招来了不少麻烦。后来为什么出现转变呢?一个偶然的机会,长春的靳树鹏,他收集了陈独秀不少的诗,要找萧克写序,我给萧克讲了,萧克一听很高兴,说“把他叫来,我跟他谈话。”萧克热情地写了序,从此我们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新闻出版署一些老总来跟我们算账,萧克告诉我们:“你就告诉他们说,萧克同志看过了。”嘿,管用!以后,找麻烦的事就少了。这就是两个决议起的作用。以后我们还是小心翼翼。我编稿子涉及文革重大问题都不敢动手。比如,为了傅崇碧的一篇文章,我往他家跑了三趟,反复核实,就怕史实不准确,给人抓辫子。2003年以后,谢韬的文章发表了,才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比我们以前小打小闹前进了一大步,所以说《炎黄春秋》是一步一步地闯出来了,我认为决议对我们的思想解放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是从部队出来的,过去编《解放军文艺》,只能围绕“伟大、光荣、正确”做文章,绝不能离开这个规范,谁发表负面文章要受到问责。恰恰在《炎黄春秋》就可以敞开来谈,这确实是决议起的作用。
  但是,决议越到后面越不行了。为什么?我们发现“决议”是个笼子,很多写历史的文章,其中总有一些和决议的说法有矛盾,就会冲击这个笼子,受到制裁。所以我觉得这个决议在今天已远远不适应了。现在全党全社会都在铺天盖地思考讨论被歪曲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我仅希望笼子大些,包容更多人的诉求。

  林蕴晖:重读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迄今已30个年头。如同人们对任何历史问题的认识一样,这个《决议》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1981年6月,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5年,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重塑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和信心,为此,必须要对建国32来发生的历史曲折作出为党内外大多数人们所能接受的结论,以统一思想,并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所以,这个《决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决议”。
  既于上述指导思想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水平,为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认识,《决议》在开头写了一节“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接着是对“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然后再写,“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其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徘徊等重大历史问题,作了分析和人们所熟知的结论。
  《决议》最后向人们指出:“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应该承认,《决议》的这些结论,在当年对人们抛开沉重的历史包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思想,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起了极其重大的积极作用,达到了预期目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随着人们的实践而不断深化。如:
  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1984年、1985年,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在对1957年到1976年二十年历史的评估方面,邓小平也有过论述,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我个人以为,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建国后1949年到1976年历史的再认识,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看不到这种对历史认识的前进和发展,把《决议》的结论凝固化、教条化,那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也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那种对《决议》搞“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出版的可称为权威的历史著作,突破《决议》的框框,对建国后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和事件作出新的论断和评说的已不是个别事例。
  如: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议》的结论是: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写道:
  毛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论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国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再如: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决议》的结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党野心家高岗、饶濑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主要讲高岗“分裂党”,没有再提“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
  三如:关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华国锋的评价,《党史》二卷更与《决议》的基调有了极大的差别。《决议》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党史》二卷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明确首先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是华国锋,是他先同李先念谈,并请李先念征求叶剑英的意见。不仅仅是“有功”。对华在“两个凡是”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的态度,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叙述。对1977年经济理论界开展关于按需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说“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说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华都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没有再说华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以及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整个来说,是肯定方面多了。
  总之,对《决议》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把《决议》教条化,用来束缚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框框,甚至当作大棒来打人,更是错误的。
  
  何方的信
仲兵同志:
  我完全同意《三十年后评说历史决议》一文的立论和史实叙述。我在做出《决议》的当时,就在几次有关的会议上提出过批评,也曾经见诸文字。我的主要看法是,这次决议和延安的《历史决议》一样,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那次是确立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次则既捍卫对毛的崇拜,也制造对邓的崇拜,起码是为确立邓的历史地位作铺垫。其实,在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实行独断专行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而且在六四镇压、教训越南、一手扳倒三个总书记(华、胡、赵)和指定两代接班人的问题上,邓还超过了毛。但我以为,对邓还可一分为二,对毛就谈不上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毛几无什么贡献,多为负面影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饿死三四千万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等,足以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证明也是历史的倒退。而邓由于引进经济市场化和实行改革开放,扭转了中国经济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局面(从秦汉到前清,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一倍),改革开放后得到飞速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使邓在中国历史上除落下一代暴君之名外,还留下一道亮点。但是,由于毛的自我暴露显著和被揭露的时间长,劣迹已为人所共知,在人们心目中已渐被淡忘,而邓却既得到当权派的竭力庇护,又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虽然他自己否认设计之说,只承认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邓当权后确也扭转了毛统治期间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一直下降的趋势,使人民得到了些实惠,这就多少掩盖了他凶狠的一面。所以现在和今后,揭露邓小平、还他本来面目,就成了反对专制主义和促进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文对邓专制独裁的揭露、分析和批判,实在精辟,在当下中国文坛也很难见到,很值得人们学习。             何方       十一月十三日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余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  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6.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  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胡耀邦与邓小平最大差别
  在北京会计司胡同25号院,一扇红色小门推开,阳光沿着窄窄的走廊一直洒进会客厅,绿布沙发、白瓷水杯、红色茶几,时间在这里彷彿定格在八十年代。
  墙上挂着的大幅肖像是这里曾经的主人,文革之后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被人们称为「党的良心」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他的三子胡德华在这里接受《阳光时务》访问,谈父亲,谈改革,也谈如今他笑称自己「越活越糊涂」看不懂的世情种种。
  胡德华出生于1949年,曾是中科院软件研究学者,现在经营一家能源技术公司。他年初参加的「延安儿女座谈会」受到民间舆论关注,对于这个每年都会有的「红二代」聚会,在今年受到了特别关注,他认为这也是近年的大环境所致。
  胡德华直言:「我们今天还叫改革,但今天的改革和二十多年前我父亲那时候的改革,不一样。」他认为,这种分野,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都说三十年改革,但前十年和后二十年是不一样的。改革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个问题:为党还是为民?为党是今天的做法,是邓的做法。为民是我父亲他们那时的做法。」
  胡德华认为,谈论改革,必须要回到改革开始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社会变革,在策动者之中,并不是一呼百应的自然而然,而是充满阻力乃至风险的地雷之路。改革这条路,始于胡耀邦,开阔于邓小平,但道路的方向,显然已经不同于起始。
  推进党内民主改革
  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的1978年,也就是今天人们计算改革开放的起点年份。
  其时,刚从文革中爬起的中国仍然桎梏在「两个凡是」的政治戒律中:「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针对这「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直接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党史专家何方看来,中共领导人对于后来国人所熟悉的「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那是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第一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因为他一共讲了28个问题,这个讲话又被称为「二十八条」。经何方考证,这一次后来在诸多公开出版的党史中都十分隐晦、甚至直接抹去的讲话,正是对「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论述。
  何方说,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必须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都必须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在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投机倒把罪等经济改革之外,胡耀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改革。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强烈反对以权谋私和特权腐败,积极推动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改革。
  改革谁得益?
  在与胡耀邦共事过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看来,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在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时,尚未离世的朱厚泽曾在《炎黄春秋》上口述纪念文章,他说:「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胡耀邦认为必须改革中共僵化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引发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1986年底,几个城市出现大学生游行,要求官方推进政改。多数曾经支持改革的党内元老担心政改可能导致「江山变色」,转而与保守派联合起来向默许探讨政改的胡耀邦乃至邓小平施压,胡耀邦被攻击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
  胡耀邦积郁成疾,1989年4月病逝,激起全国民众「悼念耀邦」的哀痛之潮,更催生「六四」学潮,天安门的坦克和枪声,几乎就此扼杀刚刚长出幼苗的改革之路。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在纠正自己中断改革的错误。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讲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都发表了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讲话:「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样的危言凿凿,直到今天听来仍然震人心魄。
  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大潮终于席卷了中国。此后二十年,邓小平的旗帜照耀着改革之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成了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录。但吃饱了饭、摸完了石头过后,社会上的怨言却越来越多。在胡德华看来,一场改革需要时间来验证,所有改革都是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验证的最好方法就是:谁得益?
  「那一辈的领导人,许多人都有负罪感。解放三十年了,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大家都觉得愧对百姓,希望还债。今天的领导,没有谁有负罪感,没人觉得谁欠了老百姓。现在都说,今天生活这么好了,你们还闹,你们还要人权要民主。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改革是谁得益?是农民得益,是劳动者得益。今天改革呢?我不知道啊。我学习不够,看不懂。」
  邓救党,胡救民
  胡德华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最核心区别,在于一个救党,一个救民。在百废待兴的时候,这两条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会分道扬镳。今天的改革,是沿着救党的路线走了下来。
  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看来,「当邓小平断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说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着他来说服。邓小平是在给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上课:你们再不改革,老百姓抛弃了党,咱们这个党就完蛋了!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
  《人民日报》前主编胡绩伟认为,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区别主要有两点:「胡耀邦主张全面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邓小平是搞跛脚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条改革路在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后,也显着加剧了贫富差距。权贵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好处。这是改革走到今天面对的最大困境。
  朱厚泽曾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重新发现胡耀邦,也是1989年之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直坚持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一条道路。这条路能否让摸完了石头的改革者渡过河流,是体制内外的许多人都在等待着的。
  胡德华说:「我觉得要把握改革,需要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而且敢于承担大的风险。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或者班子,有这几『大』,他就行,如果没有,那……就算我们倒霉吧。」
  但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自甘成为冒险者。通向变革的道路上,仍然身影寂寥。但在「南巡」二十年后再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只能意味着,要回到为国为民的改革起点,为党的改革已无法成为改革的旗帜。

   祝华新:《回到胡耀邦》
  胡耀邦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回顾它的时候,人们除了赞扬胡耀邦的道德勇气外(连邓小平也为胡耀邦的胆略惊讶),也指出由此集合了中共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队伍的骨干力量(缪一轮语)。但是,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通过这种改正、平反、落实政策,表明了执政党具有勇于认错、真诚忏悔和敢于自新的能力,具有崇高的政治伦理和责任感,因此也就具有了继续执政和承担改革开放历史使命的政治资格,从而不但实现了与党内和社会的和解,而且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刷新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除旧布新,如果不能对历史和现实的积弊予以正视甚至检讨,并且承担责任,那幺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说到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共当时的领袖,之所以不能够如实地否定历史上的错误,正是因为牵连到自己,比如反右。否定别人总是容易的,否定自己就很困难。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幺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种伟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平反冤假错案“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而“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换言之,只有中共高层有像胡耀邦这样的领袖,才会有真正的、以崇高的信仰为基础和指引的真正的改革,这种具有道德正义性质的改革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胡耀邦这样的领袖,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有,也会一开始就扭曲,或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单项的、腐腿的改革,或者会在进行中变味。那种担心“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的顾虑,其实不过是掩盖错误、逃避责任、维护利益、迟滞改革的一种借口。胡耀邦向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证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并使共产党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改革的神话及其他——傅高义访问郑仲兵(2006年6月15日)
  《往事》编者的话:郑仲兵先生在与傅高义教授的谈话时讲到应该破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神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清算了党内专制主义的同时,也使得文革期间被打散的官僚体制重新集结和复苏。其标志是党内强人邓小平事实上取得了党的最高权力。在这期间,他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也随着他权力基础的稳固而改变。那一时期的思想纷争,也就由“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之争转向“真理标准”与“准确完整”之争了。
  正如郑仲兵先生所说,“真理标准”不但与“两个凡是”对立,而且与“准确完整”相对立。“真理标准”要恢复真理的客观标准,在复归生活常识与哲学常识的同时,还为实现宪政与法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准确完整”则要维护权威对真理的垄断,是人治与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它把毛与大部分罪错相切割;另一方面,既能保持毛的专制主义传统,又能根据实际需要对毛的思想加以解释和改变。
  但邓与毛的权力基础似有所不同。毛的权力是建立在革命战争的遗产之上:笔杆子、枪杆子加群众运动,在“群众专政”下实现其独裁统治,这也是他发动文革打倒官僚阶层的资本。所谓“群众路线”不但是毛的权力基础之一,也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而邓的权力则是建立在枪杆子和官僚系统之上。对于群众,在权力未稳之时,为了在权力斗争中争取民意,打击对手,他会加以利用。无论是为四五事件平反还是对民主墙加以肯定,都是如此。但他对群众并不相信(文革就是群众运动)。一旦权力稳固,他就会无所顾忌。四五的有所顾忌和六四肆无忌惮的镇压方式多少反映了毛与邓的区别。
  在清算了“真理标准”之后,“准确完整”也走到了尽头,不但终结了政治改革的道路,也终结了党的意识形态,只剩下赤裸裸的官僚利益政治和官僚权贵资本经济。

   傅高义(哈佛大学东方研究中心教授):我知道你现在身体不太好,原来一直没机会来访问你。
   郑仲兵:现在没事了。见到你很高兴,久仰了。
   傅:我觉得我的责任应该是尽可能客观地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情况,包括各个时期的政治历史情况。为了搞好研究,我需要作相关调查,任意(傅高义助手,任仲夷之孙)告诉我访问过你,收获很大。你本来是民族学院毕业,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郑:我当时因为看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很想做一名民族学家,搞社会调查,搞田野调查,那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民族学院又正是很多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历史学家云集的地方,如翁独健、费孝通、林耀华等著名教授都是哈佛毕业的,还有潘光旦、吴文藻,他们和费孝通虽然当时都已经被打成右派了,但名声在外,人们还是觉得这些人有学问,所以我报考了民族学院,他们后来都是我的老师。
   傅:你是1959年考进民族学院的?
   郑:是1958年。1963年毕业,那时候民族学院的历史系是五年制。
   傅: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3年,当时我参加一个科学考察,访问过民族学院,访问了费孝通,作了一些调查材料。很可惜,六、七十年代不能发挥作用,正好赶上文革。
   郑:后来我的专业主要是搞民族历史。主要搞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维吾尔史以及新疆的地区历史。
  由于中苏特殊的关系,很长时间中国当局不许说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只能说英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以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专门写沙皇俄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俄国跟英国不一样,它不动一兵一卒,但是每次英国等列强在中国得到的利益它也都能得到,它的外交手段很厉害,得到的实际利益比英国人还多,侵占了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傅: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你是在宣传部工作,当时胡耀邦已经来到宣传部了吗?听说七八年底他本来是组织部的部长。
   郑:我是1979年到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的。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7年12月到1978年12月任中组部长,都是受命于华国锋和叶剑英;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还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三书记。
   傅:陈云是中纪委第一书记啊?
   郑:陈云是第一书记,邓颖超是第二书记,胡耀邦是第三书记。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抓意识形态,所以要兼中宣部部长。
   傅:三中全会以前有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为组织和开好工作会议,做了很多工作。
   郑:那个工作会议和后来的三中全会都是胡耀邦组织和准备的。
   傅:据说他是工作会议的秘书长,具体工作都是他领导的,是邓小平让他做吗?
   郑:我觉得当时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说了算的,邓小平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邓小平当然也会愿意的,因为当时邓很信任他,对他印象也是非常好的。当时华国锋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都是由他主持的。
   傅:华国锋在湖南算是已经认识胡耀邦了?
   郑:1962年胡耀邦到湖南挂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书记,他们两个在一起,关系还不错。
  应该说胡耀邦一生里头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华国锋时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抓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主要是在那个时期。华国锋尽管有保守的一面,有搞“凡是”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对胡耀邦还是非常支持的。华国锋这人不坏,他不仅对胡耀邦好,对项南也很好,我不知道对任仲夷怎么样,任仲夷到辽宁,任省委书记好像也是华国锋时代。
  傅:我也觉得奇怪,华国锋是支持“两个凡是”的,但同时支持改革派,关系也不错。
   郑:华国锋这个人按中国传统说法,人还是比较厚道的。我觉得中国改革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从三中全会开始,华国锋搞重点转移,搞现代化建设,就算是改革了。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策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更是改革开放的两块奠基石。中国改革有酝酿和准备的时期,比如说1957年,所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知识分子提出很多很好的改革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改革行动。但那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改革者误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所谓“三年困难”,饿死了几千万人,五九到六一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遇严重失败,从群众中自发创造出来的包产到户等等,党内一些负责干部对他们表示支持,如邓子恢、杜润生这些人,主张包产到户;胡耀邦提出把土地借给农民,叫做借田,实际上就是最初的改革酝酿。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
   傅:当时胡耀邦是在西北吧?
   郑:对。他说把土地借给农民,他给毛泽东上书了。还有像曾希圣,虽然他原来很左,但是后来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安徽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他也同意,毛泽东就是借着这个事把他打下去的。还有陈云,陈云甚至拿话吓唬毛泽东说:“蒋介石现在嚷嚷要反攻大陆,要把田分给农民,这样农民才有积极性,到时候不会跟着蒋介石。”这些都可算是最早改革的萌芽嘛。那么到后来华国锋时代我觉得是做了重大改革,一个是抓了“四人帮”,揭批“四人帮”——实际上是假批“四人帮”之名,否定了毛的一些做法;一个是他提出重点转移,开始把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现代化建设——那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是华国锋。应算是开启了开放改革之门,所以,胡耀邦把“三中全会”前两年称作“扭转乾坤的两年”。
   傅:华国锋的时代应该从七六年初到七八年初?
   郑:我看要到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虽然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批判了“凡是派”,但是当时叶剑英、胡耀邦还是保护华国锋的,在反“四人帮”方面华国锋确实有他个人的建树,所以很多老同志还有年轻同志觉得要顾全大局。
   傅:有人说邓小平要辅佐华国锋?
   郑:邓小平“出山”给华国锋写信也是这么说,他说:“我们都老了,你还年轻,我们要辅佐你到二十一世纪。”但是他后来态度变了。胡耀邦不同意邓后来那样对待华国锋,但是邓小平当时非常坚决。
   傅:应该怎么样去理解邓小平?三中全会以后他好像非常重视自己的权力。
   郑:是这样。
  我想借你的提示,说点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个会在中共或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因为它第一次清算了党内专制主义(当时称“‘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开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大门。但它事实上也是因文革而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的专制官僚体制的集结和复苏,为邓小平的专权——建立他个人的权、威、势,铺设了道路。这个历史的大不幸,不少人还没有看到。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神话,应该加以破除。其实早在1979年3月底,邓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和态度,就已经表现出目空一切,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气势,离“三中全会”的结束刚过三个多月,当时他已实权在握,威信极高,根本不把华国锋、叶剑英和胡耀邦放在眼里。
  务虚会第一个阶段邓小平忙着去美国,准备对越南的战争,他是忙着这些事。他一回国胡乔木、邓力群就给他汇报,邓小平就很反感了,这样第二阶段形势完全就不一样了。
   邓小平这一辈子,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感兴趣的,他非常自信,他相信自己的权力和权力系统,他一贯是这样。毛泽东发动文革跟他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的理念跟他不一样,毛泽东是要发动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要利用群众、掌握群众,搞群众运动,搞“群众专政”,邓小平对这套不感兴趣,邓小平是比较注重官僚系统。但在坚持专制主义原则、一言九鼎、“我说了算”这一点上,他们是不相上下的。
   傅:当时他想利用民主的势力批评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西单民主墙并肯定了它。当时他考虑利用民主的做法来批评毛泽东的晚年和对他本人的整肃。
   郑: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有前后不同的态度。一开始他是非常赞同的,是赞扬的,那就是在七八年的时候。七八年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他让别人去看看,说有好东西大家要去看,西单民主墙反映了群众的自由和民主意识,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心里有气就应该让他出嘛。”他当时讲这些话,我觉得是真心实意的,不完全是一种利用的观念:群众为他说好话——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另外当时他整个思想倾向是主张宽松,比如说他反对当时报纸设禁区,反对党设禁令,规定什么问题可以谈什么问题不可以谈。他觉得应该给群众有言论的自由,他当时有这么个态度。
  到了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结束,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变了,因为当时他权力已比较稳了,他说了能够算了。我到现在都不清楚他打越南究竟在中央里头是不是很好地跟其他人研究过,比如说是不是跟华国锋跟胡耀邦跟其他老帅认真研究过。
   傅:你去宣传部的时候胡耀邦已经领导宣传部,在这之前和之后,他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大量比较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中国出现改革开放历史的奠基的工作,为什么是胡耀邦而不是中共别的领导人做出了这样的工作?
   郑: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这就是胡耀邦和很多人、包括中共历届主要领导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仅对现实的政策很开明,而且对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抱认真负责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历史上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别的领导人认为是别人干的,我就不管了。而胡耀邦认为这些是关系人一生的事情,甚至当事人死了也关系到子女后代的问题,而且是党的根本作风,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起码作风问题。胡耀邦是非常纯正的人,他是在中共领导干部中难得的有人性、有人情、讲人道的好人。
   傅:听说胡耀邦也为你平了冤案?
   郑: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台了,平反冤假错案才有了可能。许多人都是在运动中挨整的,中国有多次运动,挨整的人是一批一批、一茬一茬的。当时人们纷纷传说胡耀邦当中组部部长以后那种开明情况,大家都在传啊,多少年被压抑的人能遇到这么体察民情的领导,大家都觉得有盼头了。本来压抑了几十年了,有的十几年,有的几年,大家想方设法纷纷都来找胡耀邦、中组部。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谢富治打成反革命,两次被抓进监狱。当时我也找胡耀邦,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打听到中组部总机的电话。我家里没有电话,就到邮局给胡耀邦打了一个电话。中组部总机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子,态度非常好,说:“胡耀邦正在开会,你找别人行不行?”我说能代表胡耀邦的就可以。结果找了副部长陈野苹接电话,我就把我的冤情说了一下,他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一定给胡耀邦同志汇报。”后来胡耀邦就派人找我,要我写出有关材料,后来就给我平反了。这个是我连想都没想到的。当时还有很多人直接跑到胡耀邦家里去,他都一一接待,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叙述得很清楚,有很多事例。戴煌是中国有名的记者,又是作家,被人们称为记者里面的良心,很有良心的记者。
   傅:有一些定量定性的东西,回去我要看看。
   郑:戴煌原来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中央特许他的报告可以不通过其他手续直接送到中央,很多人都通过他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因为他为人正直,而且过去受过很多苦,当过右派,差点被整死了,他有一本书叫《九死一生》,写他的右派生涯。
   傅:有时间我可以去找他,我先看一下他的书。你看了很多的材料,有人说,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召见过很多人,就没有单独召见胡耀邦,是不是这样的?
   郑:也不是说没有,但比较少。我看《邓小平年谱》里面记载,他频繁地接见胡乔木、邓力群,单独接见或者一起接见。但是单独见胡耀邦的极少,另外单独见李先念,单独见邓颖超都比较多。
   傅:陈云呢?
   郑:邓小平单独见陈云的不多,一开始有,后来就没有。后来他们分歧很大,“谈不拢”。邓小平认为一个家里只能有“一个婆婆”。
   傅:为什么不多见胡耀邦,是因为觉得胡耀邦不听他的话还是……?
   郑:可能是因为邓认为对胡耀邦的情况太了解了,不需要他再来说什么,他已经派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整天看住胡耀邦。
   傅:书记处研究室替邓力群整理了很多报告,是1980年成立的书记处研究室吗?
   郑: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4月成立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为主任。记得我到中宣部工作以后经常去他们那里,每次去都能看到他们在写报告材料(所谓“打小报告”),专门搞这个人的材料,搞那个人的材料,其中有阮铭、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材料。都是直接送给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中央领导看的。我还调侃说:这不是变成特务机关了吗?
   傅:跟康生一样的作用吗?
   郑:可能比康生还厉害,康生还没有这么一个班子,他们有这么一个班子专门干这种事。而且他们说话不负责任,他们知道邓小平、陈云看材料主要是看个结论,特别关注人们对他和他的主张是什么态度。要抬谁,就投其所好;要害谁,就投其所恶。甚至无端造谣说某某反对“您”。邓小平这些人看到当然很生气。他们就经常写那种材料。
   傅:四个基本原则的出台,邓小平可能就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郑:当然有这方面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邓小平自己态度的改变。就影响而言,我看更主要是受胡乔木的影响。胡乔木在理论务虚会之前三中全会之后,曾经跟胡耀邦一起向华国锋做过一次汇报,胡乔木就大讲现在的形势象右派向党进攻的那种形势,人的思想都乱了,对共产党没有信仰了,对马列主义也不相信了,对社会主义前途没有信心了,倒对美国和西方充满了崇拜,称作“三信危机”(信仰、信任、信心),非常危险。胡耀邦赶紧做了解释说:“情况不是这样严重嘛,既然过去的盖子掀开了,大家总会有些议论的,总会有些看法的,群众对党不信任,那我们党只有做出样子来才能让人家信任啊。”听了胡耀邦的话,华国锋说道:“可不能再搞五七年的反右了啊!”华国锋虽然观念比较左,但脑子还比较清楚,决不上乔木的当,把他的话给顶回去了。
   傅:华国锋的说法和胡乔木的说法不一致?
   郑:有差别。华国锋“两个凡是”,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要真是搞“两个凡是”,第一,他不会搞重点转移,毛泽东当时认为自己的重大发明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当然就要以革命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华国锋敢把它扭过来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叫做重点转移,这个了不起呀!
   傅:重点转移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吧?
   郑:这是华国锋先提出来的,不是邓小平。但是,华国锋胆子比较小,所以他名义上要强调毛泽东说过的话我们都要尊重,他的政策我们不能变,但实际上华正在变。第二,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华恢复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那你说他怎么“凡是”啊?毛泽东最喜欢 “四人帮”,他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叫什么“凡是”啊?当时党内对毛的个人崇拜思想,基本上没有触动,华国锋本来就胆小谨慎,而且文革后期他也有一定的责任,讲些对毛“凡是”的话,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反华国锋的?
   郑:“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和讨论,不好说是胡耀邦反华国锋的,我看主要不是反华国锋的。应该说在当时形势下,有一个要求整个共产党的观念改变的问题,也可以叫作思想路线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或是非的标准,这本是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甚至是生活的一个基本常识。特别是涉及到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问题上,华和胡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实践证明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讲过的话,或他判断的结论错了,你要怎么对待?是尊重毛泽东,还是尊重实践?也就是,究竟你是尊重毛泽东(包括马恩列斯),还是尊重真理?
   傅: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攻击华国锋而是为了搞改革?
   郑:主要为端正人的思想认识,特别是思想方法,究竟人应该怎样去思考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当时是要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扫除思想障碍。实践标准的提出,恰恰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挑战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主张的不可动摇的神话,即触动了中共立党的专制主义思想基础以及为维护它的种种诡辩。
   傅:阐述真理的标准是反对“两个凡是”吗?
   郑:当然有这个成份了,而且应该说,提出真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跟提出“两个凡是”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文章虽然出来得比较晚,但这种认识应该是比较早的。当时搞哲学的人,如王若水等,他们很早就认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这一标准的提出,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比较早的一个分歧。
  胡耀邦认为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错的,就要改,哪怕是毛泽东的错。邓小平出来以后就提出要准确完整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么怎么样去“准确完整”呢?这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概念,是没法掌握的。邓小平就说凡是错的东西,坏的东西你现在就把它说成是“四人帮”、林彪他们搞的就行了,毛被别人利用了,还有再加上他晚年糊涂了被坏人利用了,那么剩下就是好的。我觉得邓小平心理很复杂,一个是他怕人家说他是赫鲁晓夫,一个是历史上确实也有很多他的帐。所以“真理标准”的提出,不仅是与华的“两个凡是”对立的,而且与邓的“准确完整”也是对立的,是更科学,更彻底的。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一直是很喜欢邓的,只是在文化革命前后那一段时间不喜欢他了,但不喜欢里面还是包含着对他的喜欢,最后林彪死了还是把他捞出来了,那么多人毛泽东都看不上,怎么就看上他了?说明心里还是喜欢他的。
   傅:的确喜欢?
   郑:的确喜欢。而且邓没有蹲过监狱,那么多人都进监狱了他就没进过监狱。
   傅:他是受文革波及最厉害的嘛,所以他当时也应该对毛泽东有看法的。
   郑:我觉得在心里头肯定有看法。所以我说邓小平的“完整准确”也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术,他认为他这样做很聪明。
   傅:他有很策略的东西。
   郑:策略里面也包含冷静的方面,比较务实的方面,但是也有非常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方面,以至于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所以有人说他下决心非常狠。
   傅:下决心狠是什么意思?
   郑:这里当然不是说他的果断、果敢品质,而是说他一旦下决心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达到目的,而且有“一言九鼎”不听任何不同意见的霸气和霸道。
   傅:有不同意见要听我的,我不听你们的?
   郑:所以邓小平和胡耀邦不一样,按照胡耀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了的东西就要改,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邓小平意思牵涉到毛的东西就要保护,就要考虑,首先要维护毛的权威,这个问题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邓小平的“准确完整”不仅降服了“凡是派”,而且挤垮了“实践派”。中国改革之所以不彻底,改革里头的权力问题之所以始终在那里扯后腿,这跟邓小平“准确完整”总的指导思想有关系。王若水是个很明智的人,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认为不把毛泽东问题弄清楚,中国的问题解决不彻底。而邓小平所谓准确完整,就是不能让你彻底。怎么样叫做准确、完整?就是现在我说的做的就是准确、完整,就是要听我的。邓小平的这套他自己也明白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只能叫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而胡耀邦的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说它是全世界普遍能够运用的公理,是普世价值。
   傅:我认为胡耀邦是非常好的人,人人都喜欢他,他也支持下面,但是有人说他作为一位领导人还不够,说他说话有时候不能足够的全面去考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郑:我觉得这些情况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把这个人的个性问题看得这么严重呢?我是喜欢胡耀邦这种率真个性的,我觉得中国政治家里头就缺少胡耀邦这种有个性很诚实的人。
   傅:现在中央领导人中有谁有这种个性?
   郑:我看不出来。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他这种性格给老百姓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带来什么灾难和不幸,他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你说他说话比较随便,为什么见人只能说三分话呢?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说出来?胡耀邦就是心里怎么想的他能够说出来。作为一个声称是为人民事业奋斗,说为人民服务是最高宗旨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跟老百姓说真话呢?民选民意出来的一些政治家如果老骗人的话老百姓就不会选他了,比如说我们对台湾的政治家再不满意,你也觉得他比中共许多政治家要坦率一些,要多一些真话——他们要考虑到民选民意啊!所以我觉得胡耀邦没什么,何况胡耀邦所作所为都是对民主,对人民大众有利的,对人民进步有利的,他没有做什么不利的事情。
   傅:他对邓小平也是那么坦率、敢说真话吗?
   郑:胡耀邦因为对邓小平很真诚,所以他有什么想法都会对邓小平说的,特别三中全会前后他们合作的一段,胡耀邦都是这种态度。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后,在邓的威权逼迫下,胡耀邦也变得“谨慎”了,不愿多说了。
  你看,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一开始做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后来又做总书记(当时华国锋还是主席),之后他代替华国锋当主席。后来邓小平又提出来不叫主席,叫总书记,这点明显地表现出邓小平限制胡耀邦的权力,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党务上。很快,邓小平安排了三套互不统属的班子:政务让赵紫阳管,管政府;军务让杨尚昆管,管军队;让胡耀邦管党务,还派了胡乔木、邓力群来掺和——胡耀邦权力事实上是很小的。邓小平说他自己是第二代核心,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太上皇,他是真正站在总管的位置,底下党、政、军“三权分立”,都向邓小平负责,是这么个局面。说党要管一切,胡耀邦根本摸不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还一度嫌他管事管多了,实际上他是帮赵紫阳解除了很多困难。
   傅:赵紫阳的实权比胡耀邦还要多?
   郑:赵紫阳有实权,虽然他也要听邓小平、陈云的。胡耀邦有什么实权呀?所以给人印象他就是说说话,而他说话又是那么一种风格,激动型、坦率型的,所以就说他除了说话以外还能干什么?胡耀邦到了三中全会以后实际上比较难做什么了。
   傅:你说这是七八年三中全会?
   郑:是的。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全面控制权力以后,胡耀邦很难做什么,因为邓小平也不让他做什么。你看军队、外交、人事、政法、纪检、财政、金融、经济,胡耀邦究竟能有多少发言权?成立一个财经领导小组,由赵紫阳领导。邓小平还特意说了一段话:“据说现在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以后凡是财经方面的事都由这个口来管了。”
   傅:胡耀邦应该做过主席,这种状态他做过主席吗?
   郑:做过,八零年十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提议,全体通过,由胡耀邦代替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到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就改成总书记了。在这之间邓找王震,让王震等人说话,提出改主席为总书记,这是邓小平搞的几个步骤。而且胡耀邦都很坦然地接受了。因为胡耀邦是没什么权欲的人,他不是掌权还要发威的人,后来还说他爱表现自己,实际上他不是那种人。
   傅:八七年一月份生活会?
   郑:早就开始对胡耀邦说三道四了。
  邓小平开的头,1979年3月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自由化,整“实践派”的理论家,就是冲着胡耀邦去的。
  1983年3月陈云策动的政治局研究经济问题的扩大会,就是批评胡耀邦的,会上说胡“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胡乔木甚至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动摇”。
  1986年9月邓小平找邓力群谈话,邓力群对邓小平说:“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赢得的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邓小平说,“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以上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胡耀邦是这么一个人,他既有中国传统品德里很多优秀的地方,同时对新事物,对世界当代文明的东西也接受了很多,他的性格里有很多地方不像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他读过很多书,很用功,过去毛泽东都表扬过他读书读的多嘛。你看他写诗词,中国古文的根底都不差,比王震他们这些人强多了。我是替王震写过文章的,他在那儿给我们讲,我记录,然后替他编写,我觉得他实在不行,他讲历史,颠三倒四的什么都说不清楚,实在没有多少文化素养。
   傅:这些人忠诚?
   郑:胡耀邦当然是忠诚的人。邓力群本来是邓小平的人,后来投靠陈云,为什么最后邓小平把胡乔木和邓力群给唾弃了,因为他发现他们投靠陈云。
   傅:那是很晚了,八七年左右吧?
   郑:就是赵紫阳上台以后。
   傅:邓力群的人格太坏。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坏啊?他想做总书记吧?
   郑:也不能说这人生来就坏。如果他不做大事的话,他的坏也表现不出来,因为有了地位,又有野心,就表现得不择手段了。邓力群是很有权力欲望的人。他地位很低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当总书记。三中全会以后,他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开始跟冯文彬斗,冯文彬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第一副主任。邓力群打击阮铭,就是要搞冯文彬。后来他当了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又当了书记处书记,那就进一步要搞胡耀邦了。他和胡乔木两人基本上是属于利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矛盾,又利用邓小平对胡耀邦有所不满,而拨乱其间。邓力群很会利用上头的矛盾,他利用邓和陈的矛盾去投靠陈云,但是也不得罪邓小平,还经常去邓那儿汇报胡耀邦的不是,他看邓小平对胡耀邦有疑忌心理,就是怀疑和忌妒,就到邓小平那儿不断说胡耀邦的坏话,怎么不尊重你啊,怎么爱出风头啊,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他这样一说把邓小平的火都给拱起来了。
   傅:我是这么看的,晚期的毛泽东接触的人不多,毛远新谈话对他的影响就很大,我感觉邓小平也是一样的。晚年他接触的人也不多,我估计邓小平年轻的时候不会轻易下结论和轻信,但是三中全会以后他接触的人不太多了,我估计他是不了解情况。
   郑:是的,有晚年昏聩的问题。其实,所谓晚年政治现象也是专制主义体制的特色。1979年,出山不久的周扬在听到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后,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要警惕,不要再出晚年现象。连毛泽东这样的天才都有,何况我们这些凡人呢?”他说这些话是给邓小平听的,邓当然不高兴。所以邓一直没有重用他,最后还借“异化”问题,狠狠地整了他。
  邓小平确实有他的晚年,而且他的晚年在我看来应该说与毛泽东可以比个高低。毛泽东建立了一种全面专政的专制体制,这种专制体制比蒋介石的专制还厉害,比历史上皇帝的专制还厉害,它的特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专制。
   傅:我看共产党控制社会比其他朝代多得多,它有很多新的办法。
   郑:对。
  第二个特点就是:共产党及其统制的国家把社会给吃掉,没有社会权力了,而且也没有多少社会空间了。你看所有的社会机构,什么妇女协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什么学生组织、儿童组织、青年组织、工商业团体、文学艺术家团体、科学家团体以及各行各业的团体,统统失去了社会的功能,失去社会自治,失去社会对国家的制约能力,而变成共产党的国家的派属机构。所以厉害呀,这是国民党做不到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有几个党在那里活动,在共产党统治下则不然,所有的“民主党派”,什么农工民主党、民盟、民革、民进、民建……都变成共产党的附庸。邓小平在政治上是继承了这套东西,而且他跟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毛有时还有点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一点也没有,所以他很狠的。比如他在处理八九民主运动问题上,就能调集数十万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完全是一种军事独裁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傅:是八九年?
   郑:是的。像这种能够公然对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镇压——不仅仅是学生还有北京市民啊,当时整个北京市民是抵制解放军戒严的——用枪炮、坦克来开路,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的市民和学生,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都做不出来的。所以,这一点,邓小平不仅有负于中国人,而且有负于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把共产党的形象完全涂黑了。
  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不管怎么说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是曾经存有感情的,因为在我们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我们周围确实有很多人,比如说任仲夷等等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确实是真正的人,比如王若水,那都是真正的人,这些都是共产党员啊。我们当时希望共产党的这种健康力量能够在胡耀邦的旗帜下集结起来为中国做一点好事,能够使中国真正步入人类文明大道,我觉得要比现在这样子好。
   傅:你任《新观察》常务副总编辑是六四以前的事?
   郑:对,六四以后《新观察》就被停刊了。
   傅:当时因为有些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是八七年,所以你领导杂志的时候不完全是言论自由的,那时候你肯定会受到一定压力吧?
   郑:压力很大啊。《新观察》解放前叫做《观察》,是反右以后被打成大右派的储安平先生创办的,五零年以后改成《新观察》,一直由戈扬女士主编。这个杂志相对其他的报纸、刊物来说,是敢说一点真话的,它有这个传统。另外它是面向社会的,是对社会和国家进行观察的刊物,所以比较理性而且有一些前瞻的观念。
   傅:所以这样子压力很大。当时还有一些作用也可以发挥?
   郑:对啊,也是发挥一些作用的,但是也知道越发挥一些作用就可能越牺牲自己,因为在中国这个环境,说把你弄掉就可以弄掉的。“六四”以后,我天天就准备着要进监狱。
   傅:你两次进监狱是吗?
   郑:对,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六四”以后没进过监狱,但是我被撤消职务,受党纪处分,从八九年到九五年六年不安排我工作,而且人身受到安全和公安部门的监视,但是还有基本工资发给我。
   傅:那几年,你都做了什么事?
   郑:那段时间我帮助项南搞了一个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项南曾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最早提出要解决中国西部和东部差距问题,我们要研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同时帮着秦川办了杂志,秦川曾是《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当时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他搞了一个《精品》杂志,他是社长,让我任总编辑。但是这两个机构都很短命,不让我们办了,《精品》杂志只办了两三期,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也因为项南无端挨审查,我们也被迫停止活动了。
   傅:你还相信中国会解决这些问题吗?
   郑:从宏观来说我当然相信中国人会想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而且世界潮流应该说会帮助中国步入文明大道的。但是对于现在这种局面,这种叫做半生不熟的局面究竟怎么解决,我是比较悲观的。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您怎么看这种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怎么看中国改革?改革怎么会改到今天这种局面?按道理说,我并不认为所谓中国解放以后,就没有一点好东西。这要很客观地来看,它真正的问题在于体制而不在于社会,也不主要在于某个领导人。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好东西维持不下来?另外世界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经验,很宝贵的,比如说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后来许多国家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城乡差别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把这些好的经验吸收进来?现在老百姓就认为中国搞的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原来社会主义的一些优越性,也没有资本主义好的方面,搞了很多资本主义坏的东西,等于把两种制度坏的东西都集中起来了。为什么弄得全世界都怕中国人?虽然也说你一些好话,但是对中国就好像对火神一样,表面上很尊敬但实际上是怕,这火要是变成灾难的话不知道会弄出什么来,就有这么一种感觉。
  我听人家讲一个问题,正好问问您:他们说现在西方不仅财团认为中国倾销商品,对立情绪很大,就是工人也不满意,比如意大利鞋厂的工人对中国货也是有情绪的,他们认为你弄得他们都失业了,工资都下降了,一百多年来工人斗争的成果都被中国折腾没了,有没有这一类的议论啊?
   傅:在美国,知识份子对我们自己的政府也是非常不满意,我觉得现在那个总统(指布什)学了很多坏的,“九一一”以后要保护国家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做法太极端、太过分了,所以我们世界上的朋友在减少。那么现在有没有好的民主党领导,我们能够支持的?现在一时还看不出来。我个人认为二战以后,我们很多领导人的确是伟大的,他们总结了战争经验,为了保护更好的社会制度,他们也有原则,他们的确是伟大的,我们议会也有一些议员是伟大的,但是现在却很难看到了,他们都为了资本主义的小事情,想赚钱,想自个儿的地位提高,想小的利益,忙着小的事情,基本的原则却没有时间考虑,所以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我们现在的确比较失望。是不是将来我们可以搞得更好?现在我们不太乐观。本来我们是乐观的,在美国想做什么就做,有民主啊,我们可以搞运动,但是现在不能……你比较喜欢胡耀邦,我们也有一批这么好的人,但是现在在我们领导里面还看不出,这是对于我自己的国家而言。当然,民主国家比没有民主的国家还要好一些,我可以在报纸上发表对领导的看法,要批评领导也可以批评,发生了腐败也可以揭露,我们觉得自己的社会比没有民主的社会还是好多了。我们不想对别的国家指手划脚,只希望自己国家好一些,但是它问题太大了。
  对于中国怎么看?现在世界上很多人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产品这么多,价格这么便宜,我们的工人没有出路、没有前途,怎么办?的确是有这个顾虑的。
  我们的国防部门,他们的责任是万一有问题怎么保护国家。那么,谁会变成我们的敌人?看什么国家比较大,比较有钱的,军队费用用的比较多一点儿,是哪个国家呢?哪个国家的国防部门都要考虑万一有问题怎么保护自己的国家,都应该有这么个责任,你不能说那是坏事。但是面对坏的事情,领导人反应要适度,应对要积极,其中包括应该控制自己不做坏事。对于世界形势发展坏的方面,应该做这样的准备。当然领导人的责任,主要还是和别的国家搞好关系,做好事情。他们对中国有很多顾虑,我觉得白宫,总统,国务院应该考虑好应对,把事情做好。但是,领导人为什么不去做好呢,最重要是他们要为下次的选举做准备,在这个很复杂的情况之下继续办好事情就比较不容易,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世界贸易的全球化运动是不能避免的,只要是价格比较低,当然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美国人有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中国人也有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准,我想他们之间的距离会慢慢减少。美国有人下岗也是不能避免的,有的人生活情况有波动,景况不好,也是不能避免的,这是经济的现实情况,大部分美国人是可以理解这个事情的,世界全球化的运动,全球化的事是不能避免的。中国还好,因为他们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地在提高。但是中东则不然,不少人吃不上饭,他们的生活不好,所以他们想得到全世界的支援。我想中国对我们还好,没有为搞好自己的生活去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中东一些国家则不然。他们人民生活不能提高,是因为不搞改革开放,他们经济倒霉呀,很多人失业了,虽然他们国家有的人还是有钱的,但是老百姓生活却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有恐怖分子,这是很危险的,我是这么看的。
   郑:邓小平当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觉得他愿望也是好的,比如说他当时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不会出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出现的那样贪婪,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他说:“因为我们坚持做到两点:第一,公有制为主;第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要达到共同富裕。”但是,是什么原因使得邓小平当初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不断出现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并超过历史,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教授的意见。
   傅:个人的权力太大了,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领导人势力太大了,是以权位来做事情的。为什么胡耀邦要听邓小平的话呢?因为邓小平的势力这么大,权力这么大,他不能不听。当时报纸曾经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批评中南海的那批人,但中南海的人不接受批评,让做报纸的人最后也都怕他们,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的很多领导人也很擅权,利用农民的土地,给农民的钱太少,地方的干部则收到好处,吃的好,穿的好。要是我是领导的话,我是要尊重传媒发表意见,要让报纸说得更清楚;要按照法律和法治程序来做事,现在是只有领导人利用法律,但是法律不能限制领导人,中国有这么个缺点,我是有这种看法的。
  郑: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关键是邓小平还是利用了专制体制来推动改革的。专制体制底下就会出现许多不正常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也不断出现腐败,然后就要反腐败,反来反去也反不掉。只要在专制体制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力量来反这个腐败,这个腐败就是由权力产生的。现在状况还是这样。我认为实际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几千年的是两座大山:一座是专制主义;一座是贫困。也就是孙中山讲的民权和民生问题。邓小平是力求解决贫困的问题,他老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是有道理的,你既然把社会主义作为那么美好的一种理想,那么贫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他想解决贫困问题。可是他没有想到用专制主义推行改革,来解决贫困问题,一定会产生畸形。胡耀邦和邓小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胡耀邦一直嚷嚷要注意——他当时叫做两轨制的问题,说出现了弊病,出现了不正的党风,出现了不正的社会风气,其实就是腐败,但是还没用腐败这个词,胡耀邦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民权问题。
   傅:我比你乐观一点点儿,因为我看亚洲另外一个国家的经验。象日本权威主义本来是很厉害的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主义也随之高涨了。当然邓小平的权威主义更加厉害,在政治和思想上控制得太紧了,你们的领导人能不能软着陆?本来蒋介石是很厉害的,他是军人,他就用军人的办法来控制,但是他到台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所变化,对民主、对权力的态度都有变化,因为历史挺复杂的,会不会有软着陆那是很重要的事。
   郑:您对中国命运怀有很深感情,跟你说话就象跟自己的老朋友说话一样,可以自由地切磋,听你谈话我是挺感动的。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把美国、西方这一套宪政程序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行不行?把这种民选、民意的,三权分立的,即主张主权在民,保障人权的,依法治国的,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的,又有三权分立互为制衡的权力关系的这一套东西搬到中国来行不行?
   傅:我想现实不能完全这样做。但是,让法律有绝对权威,每个人按照法律来做,包括国家领导人,法庭有相当的权力,议会的议员可以行使确实的民主权力,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可以无视法律规定,去保护某某人的权力呀,他说了什么坏话,做了坏事也不去依法办他,这是不行的。当然,这么大的国家我认为只要前进一点点,还是值得赞许、值得同情的,中国这么大国家的进步,我认为对世界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美国资本主义确实有很多坏的方面,中国的一些问题在美国也会有,只是有层次或程度上的差别。关于美国的问题我们有机会再作讨论。
   郑:对,中国坏的方面也不能都说是邓小平坏。现在反改革派的那些人对邓小平意见最大,他们是想把中国出现坏事的责任都推给邓小平,说成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结果,然后他们再把毛泽东那套东西请回来。
   傅:他们是这么说的?
   郑:意思是这样的。他们在不断地颂扬毛,甚至认为文化革命也是对的。邓小平主要问题在于反对自由民主,坚持专制主义,搞一条腿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专制主义方面,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这些所谓保守派,和邓小平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他们也反对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反对搞市场经济,甚至把它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
   傅:邓力群等人的权力为什么这么大,是不是有人支持他?还是他特别有权术?
   郑:都有,一个是他有权术,一个是共产党传统里面有一批保守的人,而且势力很大。改革前期搞让利放权,后期他们又想办法捞回去,现在是后改革阶段,更是捞权捞利。第三老百姓对目前的局面普遍不满,而且各阶层都有不满,做生意的人不好做生意,当公务员的人不好工作,大学生毕业往往不好找工作,文人感觉不到自由,农民和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普遍的感觉不满。不满会产生怀旧,包括一些年轻人,又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以为毛泽东时代好——你看毛泽东连刘少奇这么大的官也能把他拉下马,现在那些官僚这么欺压老百姓没有人管。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很了不起,很伟大啊。
   傅:邓力群怎么说文化革命?
   郑:邓力群就说文化革命反修防修是必要的,打击面有扩大化的。
   傅:认为毛泽东有先见?
   郑:是啊,他有这个意思,认为毛泽东很有先见,早就看出中国有走资派,他当然不好说当初毛泽东抓邓小平就抓对了。
   傅:他可以说赵紫阳。
   郑:他可以说赵紫阳,他认为赵紫阳就是走资派。
   傅:你怎么看待赵紫阳“六四”中的表现?
   郑:我是完全从知识份子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他“六四”表现得不错。历史上他有他的毛病,他象邓小平,只是强调秩序,不太注意秩序里头的人;注重发展生产力,但不大注重生产中的人。比如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他就不大积极,他说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嘛。改革开放后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我们《新观察》最早向他反映意见的,说出现了大气污染,破坏生态等。他也是说:现在顾不了那么多,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他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有中共官僚的一些毛病,但是在“八九风波”里,我觉得他表现挺好,他是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的。2005年1月18日,在他逝世的第二天,我到富强胡同他家中吊唁,索来笔和纸,写下“你是继胡耀邦之后,在中国为铲除专制体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秩序而惨烈牺牲的党政领袖。中国人民会世代记住你的英名。你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安息吧,紫阳同志!”这是“六四”以后我对他的看法。
   傅:他要是没去北朝鲜留在中国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郑: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不好预测,好像他去北朝鲜也不是他一个人定的。
   傅:我不太了解为什么邓小平会听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的话?
   郑:主要在政治上他跟他们的观念差不多,邓小平就是特别怕群众闹事,就象您刚才说的他特别怕乱,认为中国乱不得。其实“乱”这个问题要有点分析,中国刚结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那样残酷的专制统治,当然有不同意见就要反映出来,受冤受屈的人就要说话,就希望你帮助解决问题嘛,就反映出一种“乱”来。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现象,我认为很好。在这种问题上胡耀邦态度就很对,他认为要疏导,但是他认识到这种趋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就象现在经济发展了,各个阶层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出现很多利益集团,只有利益集团和谐了,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所以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原来遗留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邓小平特别怕,也就是说邓小平声称要建立什么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旦出现了民主、文明的潮流迹象的时候,他就怕了。
   傅:这就叫叶公好龙。
   郑:对,叶公好龙。邓小平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功利主义的,所以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你看他一开始说是支持群众的,认为群众民主啊应该保护支持他们,这是一九七八年前后一段时间,那时他需要民主为他说话;到了他掌权以后他就开始限制了,开始说要防止自由化,要防止无政府主义,这是彼一时,因为民主又威胁到他的权力了。
   傅:跟毛泽东期间的反右也差不多吧?
   郑:是的。当国家和社会还处于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时候,权威人物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没有别的调节的功能,因为一放开就会乱,一收紧又会死,专制者只能在“乱”与“死”之间寻找路径。如果是民选民意即宪政民主的体制,有制衡机制,个人就不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就会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起码不会出现如“反右”和“六四”屠杀这样可怕的现实。邓小平怕群众,可能跟他文化革命受到冲击有一定关系,尤其看到学生起来闹事,浑身就紧张,可能是对红卫兵的心有余悸吧。
   傅:六四以后他要戒严,他可能本来没想到这么多学生参与?
   郑:他肯定想不到。
   傅:因为当时这么多人,北京所有的人都出动了。
   郑:差不多,连街道老太太都出来了。当群众都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过激的东西,过激的语言刺激他,所以他受不了。就像理论务虚会召开期间,魏京生提出“要警惕中国出现新的独裁者”一样,后来胡乔木向他一汇报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他一定要整魏京生。别的整不了,就说他里通外国,说他泄露国家机密。他泄露什么?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哪有什么机密,他就看了《参考消息》,说他泄露国家机密——先抓你再说嘛。
  胡耀邦就不一样,在社会出现新的转型期他反而比邓小平冷静,他不觉得那么可怕。当时把魏京生、傅月华抓了以后,胡耀邦就让胡绩伟、王若水派人民日报记者去做一下调查,王若水始终没说这是胡耀邦让他去做的,因为他要保护胡耀邦。
   傅:理论务虚会上讲话,反映邓小平最根本问题是怕学生要民主,当然还有人利用这些挑动他。
   郑:当然也有一些人利用邓小平的问题,但主要还是邓小平自己的“钢铁公司”,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说了就得算。
   傅:你在中宣部工作了几年?
   郑:十年。
   傅:经历了几任领导?
   郑:五任,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
   傅:那么来了一个新的领导人以后,宣传部的工作有很大的改变吗?
   郑:对中宣部反映最好的是胡耀邦时代。胡耀邦时代我们到外地去,当地干部说他们跟中央组织部的人不能说的话,跟中央办公厅的人不能说的话都敢跟我们说,因为他们觉得胡耀邦是我们的头儿,因而我们也一定很开明的,能理解他们。当时中宣部开的例会,在京各个机关、单位的人都争着来,跟他没关系的也想来。
   傅:例会是每个礼拜都开?
   郑:也许是一个礼拜,也许是十天或者半个月。
  到了王任重的时候就差一点了,到了邓力群时代人家都不敢找我们说话了。
  我有一次代表中宣部去参加教育部的会,来的大多是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连他们都不跟我说话,后来我主动说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们就特别激动,说:“哎呀,我们以为你是特务,没想到你跟我们的观点也一样!”
   傅:中宣部有一百多人?
   郑:中宣部一开始就一百人左右,包括行政干部和业务干部。后来业务量增加,胡耀邦让增加到一百多人。现在多了,好像有三四百人。
   傅:那他们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的吧?
   郑:有一些老的不一定,年轻的都是大学毕业的。
   傅:都是共产党员吧?
   郑:都是。
   傅:那么邓力群时代工作人员中是不是也有人对邓力群不满,当然也会有人是支持他的吧?
   郑:这个中国总是会产生两部分人的,因为在这集权专制统治下,势必会出现一部分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官机会呀,他们就很自觉地捍卫邓力群的权势和观点。另一部分人有意见,不满意会反映出来,反映出来这部分人可能就要挨整。我就是对邓力群有看法,反映出来了,后来邓力群就把我赶出中宣部,所以我才去了《新观察》。
   傅:是你一个人还是有一批人?
   郑:一批人。
   傅:大概是多少人呀?
   郑:整个部里面敢于跟他们公开亮相斗争的也就是有十几个人吧,不满的有的不说话。中宣部我待了这五任部长,我觉得最好的是胡耀邦,后来又出来一个朱厚泽。朱厚泽也很好,在他任内,一下子人家对中宣部的印象又好起来了。但是,朱厚泽也就干了一年多一点就走了,胡耀邦一倒台他也倒了。
   朱厚泽很理解社会,很理解历史。胡耀邦很有人格魅力,朱厚泽很有思想魅力。当时他提出三宽嘛,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宽松。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过去杨尚昆就说他是难得的思想家。但是,从五十多岁起就不让他工作,一直到现在也七十多岁了。
        (根据录音整理,傅高义先生谈话部分未经本人审阅)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  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熊蕾的文章披露:1976年10月31日,熊向晖面见叶剑英。熊跟叶讲了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心情。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如果说华是“阻挠和拖延”,那么,又如何解释叶剑英“要晚一点”、“要有一个过程”的说法呢?
   坊间一直有说法,华继续“批邓”,是为了阻止邓复出。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维持了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做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
   笔者阅读所见,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的讲话只有一次提过“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仅此一句。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官方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这倒印证了李鑫的说法: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请邓出来工作。既然要请邓复出,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秀才班子,主要负责人是李鑫。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讲话。谈到揭批“四人帮”,华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华在这里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主要是顾虑揭批“四人帮”时触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复出与否无涉。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对比一下,华的讲话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话不同。讲话稿也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两个凡是”不是华的“发明”,当然,华和政治局也都讨论过或传阅同意。
   不过,华后来感觉这个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当然,华只是感觉“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非要触及极左意识形态。这是华的历史局限,其实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文革”刚刚结束,毛依然是被顶礼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从官员到国民,许多人不能也不敢怀疑和批评。因此,笔者以为,“两个凡是”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观念。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据邓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怎么会发表一篇社论去反对邓复出呢!真要如此,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岂不是自己反对自己!
   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开始高层停止了“批邓”,如何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呢?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笔者发现,相关著述在叙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形时,都是讲的汪东兴。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的具体言行。只有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这就不公正了。”胡在这里更多的是分析华的一种状态、一种心理,而没有说华反对解放老干部。按胡的感觉,华至多也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胡是中组部部长,自然是熟悉情况的人,他的感觉可能是准确的。但是笔者以为,“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恐怕不是一回事。何况,近些年来的一些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复出为例。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还比如胡绩伟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说,他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就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鲁瑛——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再比如张爱萍的任职。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华告诉张爱萍: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此为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笔者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绩伟、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1977年,一批曾经被打倒或受冲击的资深官员如胡耀邦、罗瑞卿、吕正操、万里、任仲夷、陈丕显、张劲夫等,重新进入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赵紫阳、方毅、耿飙、余秋里、张廷发、彭冲、陈慕华等再次或首次进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华国锋也不会没有关系。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汪东兴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不过,仔细考察,华说的“阶级斗争”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而且,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借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6年10月26日,华在中央宣传口会议讲话:“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11月5日,华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强调“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要求“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经济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这个叫做‘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污蔑。”华对发展生产力作了正面肯定:“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充满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透露出来的却是“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
   仅以1977年到1978年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会议为例: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还有这两年召开的行业性全国会议,如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化工和炼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无一不是以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为主题。
   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即重申“四个现代化”。20世纪实现“四化”,是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标,但在“批邓”运动中遭到批判,张春桥甚至称“四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四化”一时成禁区。华即位时,1976年已将过去,距离世纪末不过二十三年。华感到了紧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拟定实现“四化”的三步计划。其关注点和志趣所在,显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而非“阶级斗争”。事实上,华主政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笔者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则语焉不详。
   对“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逐渐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1978年4月7日,中宣部负责人向华国锋等人汇报。对理论界的动向,华表示: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汇报中,中宣部负责人希望华讲一讲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华却表示:“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我们讲早了不好。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我讲早了不好,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次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从谈话看,华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而对理论界的争论,华并不反感,甚至还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其态度不可谓不开明。
   1978年5月11日,“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华刚刚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华国锋后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去研究。“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应当包括华国锋。一些文章称,华曾经对个别人打招呼,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即使属实,至多是华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可相提并论。
   胡德平最近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评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
   笔者所见的一则史料显示,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谈到肃清“四人帮”流毒,华说:“狠抓肃清流毒的问题。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但一定要肃清,要整风。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砍旗”是反对者给“实践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的反感溢于言表。这一番话,对着“实践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说是“压制”吧!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是指斥华国锋的又一个错误。“跃进”在1980年代以来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指的是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国外资金方面,贪多求快,超出国力,类似1950年代的“大跃进”。关于这一点,当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兼有。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姑且不论当年引进的是非得失,至少应该先弄清事实。
   就中共高层而言,大多都赞同扩大和加快引进,而最积极者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里仅举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到1978年五届人大前后的材料说明。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报送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会后,引进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
   10月18日,华在国务院会议上透露,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11月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需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对引进150亿美元成套设备,邓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两年,也许可以再多些。华国锋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华还说: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说:今后八年对外贸易中的逆差,可以吸收外汇存款解决,不仅可以从香港吸收,还可以从欧洲吸收。政策放宽一点,可以多吸收一些。邓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华国锋说: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华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考虑争速度问题。西德、日本战败后,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材料显示,即便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高层都同意,邓小平恐怕比华国锋还要积极。无怪乎邓后来不赞成批“洋跃进”。最近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在叶选基看来,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胡耀邦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如前所述,华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但华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在对外交往方面,华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的文章,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当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华国锋还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据胡少安著《项南传》,1977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1978年5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现实对比,强化了华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据朱良文章,华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华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还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1978年6月30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这种源于经验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关于改革的指向,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内在需要相比,这些改革也许还是零星和浅层的。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简、其浅,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何况,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当然,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高层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从华国锋移向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不无关系。
   然而官方极高评价三中全会,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的回忆,有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在著述中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于光远在著述中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重点转移’、农业问题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的、多面的。这里不多作详细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显示,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如果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极。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根本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打击政治谣言”的后果,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是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这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改革开放30年“总设计师”不见了,“英明领袖”回来了
   ——中国最大的“凡是”究竟是什么?             吕  月
  在京奥最喧嚣的时分,2008年8月20日,中国一位最沉寂的政治老人华国锋离去了。
  当奥运历史和奥运精神随着伦敦的双层巴士从北京的鸟巢驶回英伦三岛,一党专政下的“大国崛起”,很长时间内还需要北京这场用金钱和权力打造的奥运之梦来装扮,还需要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披上电子合成的声光色的华丽外衣。
  华国锋的去世影响之大,如同他从历史中重新走了出来。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最后也给于华国锋——这位被邓小平打倒的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高规格的礼遇,显示出了中国现实多重的政治符号,非常耐人寻味。
  ▲鲍彤一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神话
  京奥结束,意味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始,这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给2008年确定的两大政治任务。毛死后,你死我活争夺权力的双方,随着当年最年轻的55岁的华主席的离去,都已经消失完了。但是亲历者仍在,当年还是中共基层干部、工农兵学员的九常委为了今天的共同利益,必须找到合适的说辞来总结这30年。关于30年的争论已经在中国展开,操刀者发社论,能者出书,无权者上网。胡锦涛主政六年,严控新闻和出版,使中国处于整体失忆的状态。这种局面是必须要打破的。
  今年年初,前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公开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衔是他本人提出,由薄一波造神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详情如下: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薄一波找鲍彤帮忙,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要在“七一”老同志座谈会上着重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地位。薄一波说明他的意图:“恩格斯讲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了巨人。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需要巨人的时代,也产生了巨人,就是邓小平这个巨人。”
  鲍彤按照薄一波的意图,当天就为他起草好了“邓小平是时代巨人”的讲话稿。着重强调: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上,我们要向邓小平这个巨人请教,因为他的经验最丰富。起草好之后,鲍彤对薄一波的“邓小平是巨人”的提法,再反复斟酌,想起邓小平在中央说的话:“我个子矮,天塌下来,有他们两个(指胡耀邦、赵紫阳)顶着。”如果薄一波的讲话全国一宣传,老百姓联想不到文艺复兴时代产生巨人怎么办?如果老百姓只拿邓小平的外形和身高和巨人做比较,是不是要产生非常滑稽可笑的效果?上边会不会误会为有意在讽刺和挖苦?鲍彤试探着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新词组,代替了薄一波的”邓小平是巨人”。稿子交给薄一波后,薄很高兴,他评价:”写得好!”两天之后,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照稿宣读,新华社全文照发,鲍彤为邓小平创造的封号,立刻风靡全国,走向世界,入史,入文、入传,成为全国人的口头禅。
  鲍彤二十一年之后将自己的这一“知识产权”公布,党内着名农业学者姚监复公开呼吁,“鉴于鲍彤为中宣部提供了一个沿用二十多年的崇高词组,有关部门应解除对鲍彤的监视居住,恢复他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此事如同一颗惊雷轰炸了政坛。细心人发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崇高称谓,从此没有在今年官方新的文本中再出现。最后的检验,要等待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的纪念大会,看看胡锦涛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替代词组。
  ▲鲍彤二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中共一向按照邓小平的意志将1976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因为这次会议使得邓小平成为中共权力的最大赢家。记载、歌颂这次会议的文字如汗牛充栋。今年3月鲍彤继续撰文披露真相,令中共当局又一次五雷轰顶,因为鲍彤完全揭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三中全会是1977年6月恢复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要职的邓小平提议召的,他还提议讨论三个问题:1、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2、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3.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的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为视角。邓小平于11月5日-14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5天会议,非同寻常。1978年11月10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1、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复查报告;2、彭德怀复查材料;3、陶铸等人复查材料;4、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5、胡耀邦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讲话和中组部复查平反的案例;6、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做了发言。
  陈云11月10日在东北组发言。他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1、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2、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3、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4、彭德怀同志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5、关于康生的错误。6、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陈云的发言写成简报发到各组。
  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7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11月14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
  12月2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500字的讲话提纲,这份提纲搜集齐了会议涌现出来的新观点。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5、7、9、11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为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出访归来的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完全不同。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分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份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为“英明领袖”,向大会做了检查;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却能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鲍彤说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鲍彤认为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它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权力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最大的赢家乃是邓小平,
  今年6月10日《财经》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撰写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一反30年的官方宣传口径,继承其父在全党开展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对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做了以下的评价:“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最大的凡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之后,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月5日民众涌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表达对“秦皇时代”的愤怒和不满,遭到首都民兵的镇压。导致邓小平彻底下台。4月6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以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元老和将领与“四人帮”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叶剑英被逼的向毛泽东请病假,躲在家里。叶剑英通过在一线工作的熊向晖对华国锋做细致的考察,先后认定“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这人作风也好”。“很稳重,应该支持”。“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谈话之后,叶认定华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病逝,次日华国锋就通过李先念联系叶剑英,随后亲自去和叶剑英、汪东兴联络。10月6日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叶剑英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晚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党和国家新的领袖。叶剑英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华国锋去世后,熊向晖之女熊蕾一篇《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不胫而走,使得亿万人得识庐山真面目。
  在邓小平当选军委主席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的错误也做出“决议”,华国锋不得不主动辞职。这些错误包括“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8月31日新华社公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所有错误都变成了成绩,说明21年前,邓小平主持做的党中央的重大决议对华国锋是非常不公正的,华国锋同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一样,都是邓小平搞个人独裁的牺牲品。
  在华国锋主政的1976-1978年,启用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耀邦展开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胡的一生干出最大成绩的两年,胡德平写道:“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邓小平复出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距离粉碎“四人帮”10个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复出发表过明确的意见,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他还说:“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要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叶剑英还对老干部们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根据1978年9月叶剑英的建议,1979年1月18日-4月3日中共中央又举行理论务虚会议。当时“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元旦,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上海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胡耀邦认为98%、99%都是合理要求。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胡耀邦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发表“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是邓小平对五人小组为他起草的讲话搞不满意,当面口授的内容。这是对华国锋和胡耀邦两年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翻的一个最大的“烧饼”,是一党专政最大的“凡是”。邓小平生前表示“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成为建立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凡是”。南行讲话就是邓小平自己对这条基本路线的宣讲。这条路线使得当前中国积累的一切问题又回到文革之后。
  今年有“第二央视”之称的凤凰卫视网做了一个网络调查,赞成改革开放不朽功绩而且不能令人遗忘的,在11343人中仅有3346人,仅占29.5%,而反对的有7997人之众,占70.5%。民心民意已经宣告邓小平一党专政之下的改革开放已经死亡。

透底解读邓小平                          唐龙潜
  邓的最大功绩是倡导和坚守了改革开放,导向中国经济最终基本平稳成功地走到今天。但同时邓又强调“四项坚持”,申言中国不能搞三权分离、多党制,即是说要坚持固有的政治管理模式,这又越来越成了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特别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紧扣咒。邓当时究竟是怎样认识中国社会现状的?在他内心里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联系、制约、平衡、以及必然出现的发展、冲突、演变是怎样预测和思考的?在他的预想中中国沿着他设定的这条路线最终要通向何方?他希望通向何方?
  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提出“一国两制”时说过这样的话:香港和大陆实行一国两制,即香港仍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就不用变了。他在这里所说的变与不变,显然是针对社会制度而言。
  于是这就昭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50年以后不用变了”,即是说香港和大陆已经没有制度上的差异了,都是实行同一种社会制度了,那么在邓的心中是香港变成了社会主义还是大陆变成了资本主义呢?
  先不忙回答这个问题,且来看看邓说此话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近百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即经过近百年的世界历史所实证的人类经验。关照一下这些情况就是探索一下历史和现实提供给邓思考的材料有哪些。毛泽东说人的思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对的,得出一定的想法和结论,总要根据一定的思考材料。特别是像邓这样总是以现实为基点,以务实为旗帜的人。那么进入邓的视野必然促使他面对和思考的重大事件和严峻现实有哪些呢?简言之:近百年来马克思所开创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及以此为旗号的社会实践早已备受质疑,连毛都早已不信(66年毛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这应该是毛当时就感觉到的世界思想理论界认识上的一种大势所趋;实践中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甚至已经挣脱了马克思所判定的“垂死症”,迈向了一个更协调更开阔的空间,可以说其基本结构形态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见到的那样。反倒是二战以来以前苏联为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成功案例,社会主义实践已陷入非改不可的死胡同。那么亲自参与了建国以来的灾难实践,又多次被打倒赋闲冷眼旁观了近10年的邓,还真正从内心里真诚地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吗?
  最近有人采访杜导正谈邓小平的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杜导正)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令他遗憾的是,这段话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联系到邓差不多同时期说的这三句话来想一想,那么揣想一下提出“不用变了”说,在邓的心里50年以后的大陆是什么样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资本主义了。就是说邓在心里是接受了这个结果的。当然,到那时也许还要扛着什么“特色类”的旗帜(即“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但实质应和香港无异。
  于是矛盾出来了:邓为什么不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呢?50年以后真是这样的结果岂不证明他很有预见性吗?这对思想家来说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啊!然而他却无福消受,原因是他不能说。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甚至至死都不能说。他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他必须对所有人守住这一内心秘密。按照他的理解这即使是一种遗憾和痛苦那也是他必须担待和承受的。现实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现在的稳定和发展。毛泽东当年随口就可以说出的那些自称的“黑话”,他却不能。差别是:毛当年可以那样说,别人却不能重复,更不能那样去想、去干。信与不信懂与不懂都只能烂在肚子里,只当伟大领袖在谦虚或者在幽默。邓的情况不同了:社会相对更民主更松动,国门正在打开,人们正在反省,现存体制正在经受拷问,中国正处于历史求变的关键时期。而他恰好在这一历史节骨眼上威望中天重权在握,是要实际掌控和操作这一历史转变的人。他因此不能不多方权衡,缕清目的与手段,宣传与操作,步骤与战略等等这些,尤其是中国政治特别讲究的元素,也因此不能像一个单纯的思想者那样可以畅所欲言。在现实的中国,他的话就是权威,就是法律,就是指南,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又无法像毛那样坐到神坛上,使人们不敢思、不敢议、不敢行,连领袖自己都说说的是“黑话”,但全国上下却无人敢当真,无人敢重复,更无人敢评议。现在回想当年在林彪事件后传达为挽回面子的这封信时真是有趣:从上至下层层传达,气氛都是一样的神秘肃穆,办法都是一字不移的照读,无解释无发挥,不讨论不交流,读完即完。所有听众一律噤若寒蝉,只有一种表情可供选择:惊诧莫名,一脸“吞口”般死相。
  这样的愚昧情景已过去了,这样至高无上的威慑力邓又已经不能重复了,他能够对非洲领导人那样说在当时已经是很具风险了,可能也是因此在后来的《邓选》中没收入。
  现在来问邓为什么不敢说?说出来会造成什么问题,带来什么后果?
  先来看看毛后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状态:从意识形态来说,几十年的封闭欺骗和一次又一次的整人运动,造成人心智蔽,谎言公行,美丑颠倒,问题成堆,冤案如山。从经济形态来看,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资源,从生产到消费计划到无所不至,市场被全面取缔,自由经济的活力和生机被全面窒息。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从历史渊源上既无经验层面的感受,也无从理论层次上真正正确的解读。有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借过来的对100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还是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基本矛盾之类,虽然这些早已被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突破,被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实践所冲破。但我们视而不见,倒是几十年来为了政权需要实行持之以恒的信息封锁和丑化宣传,造成似乎全世界都在受苦,唯独中国人很幸福的假像。
  这一切造成了一种全社会的刚性结构,特别是在政治层面(李慎之在不解邓的一些作为时,曾自问莫非邓已悟到这是一种刚性结构动不得?我看邓确是这样认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一下子把“社会主义牌子”从人们眼前拿掉吗?能够一下子正面张扬资本主义吗?这弯子怎么转得过来?如果这样去转了誓必引发一场社会大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不变是死,困死,穷死;变,也可能死,乱死。要找一条变而不死的路,就只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说穿了,就是真正去实行一场被千叮呤万瞩咐要警惕防止的“和平演变”!自然这“和平演变”名词也臭得很,所以这也是能干不能说的事,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反“和平演变”的口号还得要继续说下去。
  按此追逐邓的心路历程,该思考怎样操作了。怎样操作呢?牌子不能倒,旗帜不能换怎么办?——暗渡陈仓。房子不能拆怎么办?——偷梁换柱。不知道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怎么研究怎么解释的,但我想这个结构的重心并不是中心词“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定语“中国特色”。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智慧或说狡猾,却又是中国现实的无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的诡异:事可直着办,话得绕着说。
  然而偷梁换柱是清楚的:土地承包,市场开放,国企改革,股市出现,特区建立。什么是特区?其实质不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大片土地上圈出几块来搞资本主义试点么?当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时,邓不是烦躁的下令“不争论”么?为了保护这资本主义的苗,不是只好张冠李戴的硬性宣布特区姓社不姓资么!这就是为了承受几十年颠倒黑白谎言宣传的沉重后果,只好暂时指鹿为马。特区的事现在早已无所谓争议了,因为特区早已不特,全国都成特区了。
  经济改革见了成效,也就是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套见了功效,功劳自然归于改革开放,但私下在人们心里自然是清楚的——那不就是学资本主义的一套么!这用得着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等到相当一部分人都有了心理认同时,大概就可以对过去的宣传公开纠错为资本主义平反了,接着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不是“指鹿为马”而是鹿归鹿马归马了。
  谁来为这样偷梁换柱式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怎样保证这个渐进的过程是社会震荡最小的“和平演变”?邓认为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他为支撑稳定的政治局面设计了四根柱子————即“四项坚持”。觉得什么都可以改,可以动,这四根柱子不能动。由此还搞清污染反自由化。难道他真不明白改革开放和四项坚持之间必然形成的冲突和悖论?我以为他是清楚的。被清的和被反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错,但那是在将来,现在不清不反则可能引起政治层面的动荡。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通俗所说的打左灯往右拐,资本主义能干不能说,社会主义则只说不干。于是迂腐的读书人和僵化的理论界便以为发现了天大的漏洞,面红耳赤地非要争个是非曲直,追个水落石出。哪知这是不能透底的。邓说“不争论”,显得有些不讲理,但他只能说到这一步了。
  邓又说“改革开放”和“四项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似乎的确是这样做的。清精神污染点了一些老党员干部的名,反自由化更让胡下台,某某风波更是硬到顶了。对于改革开放从倡导到坚持,也一以贯之,任何情况下不动摇。建特区,开股市,紧急关头为特区撑腰,九二南行更是以88岁高龄作最后一呼,全力为改革造势,甚至放言警告不论是谁不搞改革开放就下台。
  那么在他心里这两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摆布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真的就没有轻重没有侧重么?细细品味一下,并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是目的,这与一个中心——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成败直接相关。坚持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将导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四项坚持是手段,是控制政治稳定的手段。什么时候可以少一些坚持而并不影响政治稳定了,那些“坚持”也就可以不需要了。从邓设定那些坚持到现在的发展演变来看,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可以感到这种变化的迹象。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必将是一个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广泛的强化过程;四项坚持则必然是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弱化过程。
  从更本质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应该有自己的一党私利,因此执政应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事实上,任何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都不可能万年执政,就像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万岁一样。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俱进,根据时代要求改造和完善自己。即使有一天,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的需要退出执政地位,能够在和平和和谐中完成交接,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大功绩。
  我认为邓其实是意识到这些的。比如他说,六四风波时反对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人反对改革开放;选人时他又说,新班子一定要有改革开放的形象。这说明他深知什么是真正得人心得民心的,人民真正向往和需要的是什么,而且这也是他在内心里一直坚守的底线。正因为如此,才在发现回潮时有九二年的拍案而起,由此铸就生命的绝唱。
  与之相比,他对四项坚持的坚守是有时间有条件的,是作为手段来对待的,并不随时挂在嘴边。清污染和反自由化时是为了平衡、协调、整合党内的不同意见。“六四风波”中出强手是认为政权已经受到了现实的威胁(信息来源全面与否,分析判断准确与否,方式选择正确与否,有待研究,这里不赘)。他真认为四项坚持就一点松动都没有吗?并不。赵紫阳在反思回忆中说,六四前有一次他曾探过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邓表示“新闻自由”可以开放,但多党制和三权分离不能搞。我觉得邓在那时能说这样的话,表明他的思想还是很前卫的。到现在20年了,新闻自由不是还没有真正搞起来么?而他在那时就认为可以搞了,岂不是前卫么?
  后两项他当然不能首肯,他认为在当下一搞必乱。他也不能说什么时候可以搞,说了也要出乱子,理由已如前述。
  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冷静一想,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民主化进程也好,纵观中外经验,面对中国实情,真的就是要从新闻自由起步!
  现在邓后又20年了,中国社会从物质形态到观念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30年的谎言宣传和洗脑所构建的刚性结构,并由此而形成的高危政情、民情、舆情,已被后30年的有限开放和事实启迪在无声中浸润和消解了其大部分的高危性,邓当年所担忧的问题现在已基本不存在。起码应该说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吧。
  政治家要对现实负责,思想家只对真理负责。
  邓小平读懂了中国,我们应该真正读懂邓小平。

邓小平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              闵良臣
  引子     今年,是浩渺的宇宙中十分难得,甚至难得到多少亿分之一才会诞生一种被称之为人类的这个星球上,发生整肃知识界最残酷、人数最多,同时也是时间最久的“打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
  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而言,每年都应该有人站出来就这个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的事件发言。这么多年,自己的“结论”:正是1957年这个“打右派”运动毁灭了中国人的良知,将中华民族尚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近乎彻底消弥了。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泥沙俱下,由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精神的知识界拖着整个民族向着万劫不复的深渊滑去。
  1957,加上1966(长达十年),再加上后来的“现代化陷阱”,特别是更要加上无数官僚们的谎话连篇的欺骗,中国社会就整体论,事实上已毫无道德可言。整个民族在民间残存的一点道德也不过在苟延残喘。最近已有网友总结:文无文德,艺无艺德,体无体德,师无师德,医无医德,警无警德——全都根源于官无官德!
  鉴于此,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任眼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一个更糟的社会将恐怖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尽管有人已经发出了“赶快收拾人心”这样的呼喊,在本人看来,已经晚矣!  
  正文
  鲁迅给悲喜剧曾下过定义: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恰恰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我们之所以说1957年“打右派”运动是一场大悲剧,正是因为它将中国几十万有价值的知识分子几乎给彻底毁灭了。
  然而,有一天,我又意识到,这是否也是一场喜剧,是一场带泪的喜剧呢?我知道,事到如今,说1957年打右派是一场悲剧,应该说不会有人反对了,但如果说它同时也是一场喜剧,甚至说是带泪的喜剧,怕也还是有人会起来唾我一脸,甚至要骂我是疯子是放屁。
  不过,即使唾我一脸,即使骂我放屁骂我疯子,本人也还是坚持要说:1957年打右派当然是一场悲剧,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来说;但同时又不能不说,也是一场喜剧,是一场带有颇为滑稽意味的喜剧,不论是对绝大多数“右派”还是对于执政党而言。
  既然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么当时一些人给共产党提意见这件事,不论从提意见的那些人还是共产党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提意见是为了共产党好,没有半点想推翻共产党之意,如果再按“神童作家”刘绍棠之论,共产党是娘,那些提意见者不过是“儿子”,那么世上哪有儿子想推翻娘的道理呢(武则天时代另当别论)?然而,当时的政权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根据种种“迹象”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有些人是在利用大鸣大放要推翻政权,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于是将他们可爱的“儿子”一脚踹入十八层地狱。你说,如果当时你是旁观者,一边在为那些领到一顶“右派帽子”的人悲悯不已,一边不也觉得“很好笑”吗?
  之所以会感到“好笑”,就是因为:“右派”不“右”。执政党一脚误将孝顺自己的几十万“儿子”踹进“万丈深渊”,对“儿子”当然堪称悲剧,但对于执政党呢,难道不像是一场“喜剧”?
  说到这个话题,不能不提到邓小平。而提到邓小平,他的胆识,他的丰功伟绩自不用说,而这里只想说几句他的“局限性”,因为他的“局限性”正好与本文有关。
  我们知道,原本是研究经济的于光远先生(笔者并不在党,故容我称于为先生)2005年一月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我忆邓小平》,其内容虽然是写实,但在客观上绝多是对邓的赞颂。不过,当你读了此书,就会发现,作者不经意间的叙述,也能让读者读出邓小平的局限性,而邓公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不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甚至有些时候还走到了实事求是的对立面。
  不可否认,邓小平在将要复出和刚复出那会儿,更多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甚至完全从实际出发,不管多么大的来头,他都扛着,甚至顶回去,有些话说得振聋发聩。
  于光远告诉人们:“邓小平从一九七七年四月份开始就明确批评‘两个凡是’”,并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提到:“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忆邓小平》185~186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下面再摘引此书,只注页码)
  应该说,这些话讲得好极了——当然,就我所知,是不能把实事求是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不然,怎么会有大跃进?怎么会有打右派?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巨大的全国性的运动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如果否认,那么,“毛泽东思想”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又体现在何时何处?难道只体现在战争期间的“游击战”,体现在“对敌斗争”方面——现在可以讲,没有邓小平这种人物当时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但好景不长,很快,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开始有限度起来,他自己也忘记了那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比如,在经济改革上讲实事求是,讲经济民主,在政治改革上就不愿意讲实事求是,就不大讲政治民主,尤其在对待中共历史、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对待“文化大革命”,还有对待打右派的历史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说对待像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后来1989年的所谓“风波”了)。
  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于光远书中提到他参加了起草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第212页)
  难怪后来不少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都是闭口不谈,原来早有邓时代的“最高指示”不让“涉及”。可现在转眼又是几十年过去,文革依旧还是犯忌的话题,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允许谈。
  那么为何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要保护呢?为何不让涉及“文化大革命”呢?邓小平自己给出了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实在是让我感到失望:“……会上大家高兴,批评很多人,对副主席都指名道姓。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第22页)
  你说这是什么话!如果是追到“四人帮”“头上”,追到康生头上追到林彪“头上”,还会这样说吗?一追到“自己的头上”,就不让追了,就要“粗一点”,这是什么实事求是?
  邓小平还说:“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搞人多了,不利。”(同上)怎么个不利?对谁不利?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忍不住想插几句。其实,中国有些大权在握者在不涉及他个人利益时还能做点好事,说点实事求是的话,而一涉及到个人利益,就会翻脸,就要整人,并且是有多大权力使多大权力。最典型的就有毛泽东、胡乔木等——邓小平也算一个。
  从上面所引邓小平的话可见,他之所以不愿意彻底清算毛泽东的过失(说好听一点吧),正是怕清算到“自己头上”。因此,凡是反到与自己无瓜葛又对自己特别有利的,就起劲得很,彻底得很;凡是与自己沾边的,就不能查不能反,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只要是专制体制下训练出来的,不论大官小官高官低官,都一个德性!今天我们可以说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些因物资积累至今还不够发达的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不说,我之所以相信那些即使已经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会有进步,有大进步,就是从他们的社会是自由的(至少比我们自由得多)这一点来推断的。思想不自由,说别的都是侈谈,都是扯淡。
  邓小平当时为何要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因为只有保护毛的旗帜,才能“顺理成章”地维护专制下去。试想,若不能专制,他的话还会那样有威信吗?我们之所以一直不愿意搞三权分立,固然有一些客观实情,但对有些人而言,实际上不过是不忘专制。当然,说句公道话,按小平性格,若他天上地下有知,说不定,现在也赞成搞三权分立,因为专制也好民主也罢,已经与他无干。还记得他说香港至少可以保持五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话吗?五十年之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他不说。现在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被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同化,而另一个就是,特色的社会主义到那时其实也已经是挂着社会主义的“头”而卖的是资本主义的“肉”了。但不论实行何种制度,他知道,都不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邓小平不够实事求是的一面,在他复出不久人们就感觉到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了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
  之所以会这样,我们从李慎之先生2001年4月15日致胡绩伟先生的书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这封信在收进《李慎之文集》时有个题目《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见《李慎之文集》上册第194页,吴贻自编,2004年)难怪,在“打右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中国之所以没有什么“动静”,与邓小平的认识并早已“一锤定音”有极大关系。
  十几年前自己做过一篇《整理二十世纪》的文字,发表在1998年12月9日香港《大公报》,其中谈到平反右派时,计算了一下:
  现在知道,当时全国打右派55万人,加上“右倾分子”共100多万。这100多万人里,就算有1%吧,也应该有“右派”和“右倾分子”10000多人。可后来被划为“右派”而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全国究竟有多少呢?说出来你会笑掉大牙:区区不过100人。按全国2000个县市来计算,一个地方只有0.05个“右派”;就是用55万来除,也不足万分之二。
  用这一个地方不过0.05个右派或550000右派中只有万分之二的数字来支持“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怎么站得住脚?但“天王老子”要那样讲,你又有什么办法?我说过一百回了:天大只由天!
  其实,邓公的“罪过”绝不止此。据说中国搞大跃进,当时毛泽东就讲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现在想想,邓小平为何怕“追”,复出后又为何不敢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过,就因为那些罪过也都有他的份儿。如果允许中国人“寻根问底”,追问到邓小平的“头上”,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邓小平之“要林,还是要毛”荒谬之极                       凯迪网络
  当年,邓小平为阻拦多位老同志希望尽快解决林彪问题的要求,提出了“要林,还是要毛”说法。多年来,这种说法成为困惑许多同志的思维桎梏,使得原本早该大白于天下的“林彪问题”,成为一个“政治包袱”,长期被人为地“束之高阁”。
  邓小平关于“要林,还是要毛”说法,在逻辑上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文革中,毛打倒了刘,“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并迫害致死。后来,邓在为少奇平反时,并没有提出“要刘,还是要毛”的说法。文革中,毛打倒了彭德怀、陶铸,并迫害致死。邓在为他们平反时,也没有提出“要彭,还是要毛”的说法。邓自己也被毛泽东多次“打倒在地”。后来,老同志们不就是顶着“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将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吗?!
  毛死后,老同志们联手“一举粉碎”了毛的那群“走狗”——“四人帮”。邓不是“巧妙地”从政治上“严格区分”了毛和“四人帮”,很好的解决了“打倒‘四人帮’,就是否定毛”的政治难题吗?!
  从正、反两个方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邓关于“要林,还是要毛”说法,不过是他反对事实求是地解决林彪问题的政治借口和托词。
  林和毛的问题,要事实求是地具体分析。
  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是毛泽东的错误。在这些问题上,少奇、彭总和陶铸是正确的,是受到了残酷迫害。毛是人,不是神。平反了少奇、彭总、陶铸的问题,只说明毛在对待这些同志的问题上,是错误的。但并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毛。
  只要不存在个人偏见,在对待林彪的问题,与对待少奇等的问题上,也是一样。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被动地支持过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到了“文革”中期,就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人帮”的文革路线,因而得罪了坚决支持“四人帮”,把“文革”视为“毕生大事”的毛泽东。林彪在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办法,多次主动与毛泽东沟通未果的情况下,陷于极度苦闷和“自锁”之中。他的儿子林立果,因此萌动了“除掉毛和‘四人帮’,中止文革”的想法。从历史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角度看,在国家已经被毛和“四人帮”的错误文革路线,拖到“崩溃的边缘 ”的关键时刻,产生为民除害,解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倒悬的想法本身,无可厚非!后来,在毛破坏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准则,私自南巡,到处煽风点火,再一次为解决党内问题,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复杂历史条件下,林无奈被迫逃亡,从而铸成“九一三事件”。
  “ 九一三事件”,源于林彪旗帜鲜明地反对毛和“四人帮”的文革路线,激变于毛企图通过破坏党内正常政治生活准则,解决林彪问题的的非组织活动。林立果“除掉毛和四人帮,中止文革”的幼稚想法和林彪被迫逃亡,使得毛和“四人帮”“意外地”得到了“扩大化和残酷化“的政治口实,并为解决林彪问题,带来了“复杂性”。
  林彪事件发生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复杂的林彪问题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清晰:林彪事件是发生在文革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源于“体制内”的,坚决反对毛和“四人帮”的文革错误路线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林彪事件惊心动魄地向全党和中国人民昭示:毛和“四人帮”的文革路线,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从疯狂走向灭亡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同志是正确的!他们反对毛和“四人帮”错误路线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相反,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毛和“四人帮”,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毫无疑问,肯定林彪反对文革路线斗争的正确性,就否定了毛错误的文革路线!这与后来发生的“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正义举动,与全党已经形成的“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共识,是完全一致的!
  肯定“林彪反对文革路线斗争的正确性,否定毛泽东错误的文革路线”,与“彻底否定毛泽东”,绝不是一回事!林彪、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历史人物,和毛,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前者只是一个局部性的历史人物,而毛则是一个负有全局性政治责任的历史人物。在局部问题上,在具体问题上,发生局部性的历史人物是正确的,而全局性的历史人物犯有错误的现象,是完全正常的。毛既不可能因为一个林彪、一个刘少奇,就被历史彻底否定掉,也不可能因为他在一些局部问题上的正确,就永垂青史。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要林,还是要毛”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邓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和许多同志的困惑,也就在于此。
  勿庸讳言,正因为毛是一个全局性的历史人物,就要从全局和历史的角度,去评价毛。就要看毛是否在全局范围内,在一个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一些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是否犯有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如果有,即使他在林彪问题上处理正确,他也会被历史所唾弃;如果没有,即使他在林彪问题上 犯有错误,照样彪炳青史。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少奇同志的那句话说得振聋发聩:“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国腐败带头人——邓小平家族                      佚  名
  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全国公民进行空前的二次财产大掠夺,把国有财产变成了当权者私有财产。据1994年末北京银行调查,私人存款超亿元的共有17户,其中高干子弟就占了15户。1990年代北京流传有超级四大家族之说,即:邓小平、王震、荣毅仁、李灏(原深圳市长)家族。
  据传,邓三公主邓榕为外商解脱一艘在湛江港被扣的货轮,开价竟高达300万。
  原深圳市长李灏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项就进账3千万。与此相对照,国家统计局宣布,1995年全国月工资水平,最低不足300元;加上目前大陆近半数以上国营企业关门,工人失业被迫流落社会自谋出路;亿万农民迫于苛捐杂税逃离土地、‚盲流‛城市寻找出路,共产王朝,已经是两极分化日益尖锐化,大震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了。
  邓小平一家在抢夺国有财产中首当其冲,无恶不作。无法准确地核估邓朴方的巨大财富。1980年代初期,邓朴方就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邓大公子跑到台后,邓二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冲了出来。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1980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付总工程师,接着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
  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邓质方趁势而起。他借深圳莲塘房地产公司名义,在深圳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涛路口零地价圈地30亩;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房地产公司;接管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辖下的香港。他伙同北京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成立首都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一些富豪为了讨好邓小平而纷纷认购,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邓质方赚得盆满钵满。
  四方公司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有63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
  据知情人透露,邓小平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财富,把我国的外汇财富都掏走了近1/4。
  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其实,周北方当时动用首钢巨额美元完全是为了邓质方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赌瘾而已。当时,邓质方一掷亿金,一夜之间输掉1亿9千万人民币。何厚铧知道邓质方不会欠钱不给,于是连续宴请3天邓质方,直到最后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
  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时称‚京城四少‛之一,曾任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周北方在香港买壳上市,公司名为‚首长四方‛。其中,‚首‛是首钢、‚长‛是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四方‛则是邓小平幼子邓质方的房地产企业。周北方与陈希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被控行贿9百万元,周北方罪该枪毙,1996年9月被判处死缓,后保外就医。江泽民靠此案搞掂以邓家为主的太子党。
  据悉,周实际在监狱只待了两年。周北方只是他邓小平家族的替罪羊而已。周被判后,迅速被邓家动用关系转到邓家嫡系人马、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所在的武汉监狱服刑,以感谢周北方救邓质方有功。周北方在武汉名义上服刑,实际上是帮邓质方管理开发武汉东西湖区的土地项目。
  邓质方因为觉得对周北方不起,让他承担了那么大的苦头,于是将武汉东西湖区已开发土地中的1万亩划给了周北方3000亩,以弥补对周北方的为自己替罪之功。与其说周北方是受贿被惩处,不如说是因权力更迭,太子党们被迫从前台走入幕后,换个活法而已。
  俞正声是毛泽东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黄敬的私生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后借着江青的余光,结交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作为自己的死党,攀上了邓家。先是出任邓朴方的官倒公司康华公司的总经理,89年被整顿后,邓家派他到青岛市当市长,他弟弟俞强生叛逃美国,他的官运没有受影响,邓朴方让他回到北京当了国家建设部长。
  俞在青岛时对内压制和剥夺老百姓,然后把土地送给李鹏和邓小平家族。俞到湖北后,指使武汉东西湖区原党委书记彭民泉从吴家山开发区农民那儿强征地3万亩,每亩给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3千多亩给邓小平儿子邓质方、李鹏儿子李小鹏和彭真的儿子傅洋,用来盖豪华别墅。俞正声此举也是为了报邓家和彭家的恩,他哪管人民的死活。于是,俞正声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员。
  彭民泉把土地转手倒卖给外商,每亩以50万到100万的价格出手,彭一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积累。俞把彭民泉提拔为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卷烟厂厂长,下令把湖北其它烟厂都合并到武汉卷烟厂,把这个湖北第一利税大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俞的政治小金库。
  彭从一个差点被双规的贪官上升为谁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围圈的酒池肉林中,一年2/3的时间在国外自己买的别墅、游艇里享受,扬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夺走土地的农民,至今还在各政府机关和媒体上到处告他。俞正声当初在湖北假借江泽民之名打压了原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陈敏(笔名笑蜀)。因陈敏编辑了毛泽东等人1949年前大谈中国缺的就是民主、宪政的‚光辉‛论断的书《历史的先声》,于是陈敏被赶出了湖北,流落他乡打工了。俞正声当时说到:‚江泽民看后说:‘编者是别有用心,处理这个人。’‛其实,是俞正声假借江泽民的虎威而将有异议思想的学者赶出湖北的一着高棋,这样,骂名就背在江泽民身上了。
  邓质方的儿子小弟,是邓家唯一的男性直系后代,竟是一个美国公民。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她指出,邓家长公主邓林的画的身价也因为邓小平而水涨船高,邓琳到香港搞画展,香港资本家变相的送钱给邓琳,高价买下她的画,500万一幅,600万一幅,她的画那里值那个钱。
  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更是权倾天下的‚有色大王‛。中国有色在香港有三家上市公司,即东方有色集团、东方鑫源集团、银建国际,吴建常是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多年来把持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着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4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
  ‛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东方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鑫源集团、金辉集团、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身为科委副主任的次女邓楠利用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在深圳地零地价圈地一块,盖起价值千万元、驰名深港的‚钢琴艺术画廊‛一幢。她同陈云女儿陈伟力在金融投资上插有一手,掀起一些风波;其夫婿张宏比较低调,据说也有做生意,但名气不大。
  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向林若李灏为其最宠爱的么女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在深圳的银湖零地价圈地50亩,建造一大座古典咖啡色的欧式博物馆。邓榕至少在深圳开设一间名叫‚越华‛的地产公司,并亲到香港向那些欲图巴结邓小平的富商推销物业。而邓榕的夫婿贺平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贺平早在1984年隶属于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集团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新海康航运公司、保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
  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江泽民乘机拿掉贺平的部长职务。保利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普通百姓无法想象。
  十几年前,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20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准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能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邓小平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                         方  觉
  十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去世了。
  中国不必继续吹嘘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中国需要清理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
  他的第一个历史性错误,是极大地延缓了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进程。
  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完全退下历史舞台后,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只受过不完整的中等教育)、也没有多大才能的老式共产党人,终于等到了攫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机会。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这个74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就开创了名义上不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却是最高领导人的恶劣政治先例。为了巩固自己的破坏领导制度、违反政治规则的最高地位,邓小平起用了一批支持自己的超过70岁的老迈共产党人。这份名单是冗长的:陈云从73岁起“监督”经济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彭真从77岁起主管“法制建设”,并在81岁时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杨尚昆从74岁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在81岁时担任国家主席;王震则在79岁时成为国家副主席;薄一波从74岁起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等,等等。这些七十岁、八十岁乃至九十岁的政治老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中国的“摄政团”,邓小平则是“摄政王”。从1978年底邓小平掌权到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的将近二十年间,中国政治一直处于“摄政”的阴影之下。这种“摄政现象”在当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摄政现象”。邓小平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摄政”,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不能突破传统共产党人的思维局限和政治局限。中国的改革开放被限定为“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他的第二个历史性错误,是“以军制党”、“以军制政”。
  邓小平历来反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然而他开发出另一种权力制衡:用军队制衡党、制衡政府。从1980年底起,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政治先例:中央军委主席既不是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又不是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就使中央军委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使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可以依据个人利益干预政治、甚至自行调用军队。胡耀邦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期间,邓小平一直把胡耀邦排斥在军队事务之外。198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构: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是不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荒唐的结构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到底是国家领导军队还是军队领导国家??到这个时候,邓小平彻底实现了“以军制党” 、“以军制政”。这种“军队制衡”反映出一个迷恋最高权力的84岁的共产党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不择手段。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的抗议浪潮中,邓小平的政治威信降到最低点,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要求或希望他退休的呼声占了上风。为了继续自己的“摄政王”地位,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独立权力,自行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的抗议者,酿成“6•4”血案。他事后冠冕堂皇地解释:军事镇压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改变颜色。事实上,不但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没有形成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态势,那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苏联的改革也没有发展到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阶段,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雪崩还未开始。邓小平的军事镇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继续享有最高权力。
  他的第三个历史性错误,是顽固阻挠中国的民主改革。
  到1991年底,东欧各国和苏联陆续进行了历史转型式的民主改革。邓小平始终坚定地批评苏联东欧的民主改革,而且竭力阻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巨变。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屋顶黯然落下后不到一个月,88岁的邓小平就开始了“南方视察”。“南方视察”丝毫不提中国有必要启动拖延已久的民主进程,而是强调必须防止中国出现民主变革。邓小平总结的最重要的防止民主的经验即“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初的“南方视察”把这样一种错误方向凝固化:以发展经济取代民主化,以少数富人发财的自由取代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自由,以共产党不受制约的全面腐败取代多党竞争,以向西方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取代加入自由世界。如果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反对苏联东欧最初的改革,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了二十二年,那么邓小平十八年前反对东欧苏联的民主转型,有可能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更长的时间。
  作为邓小平的继承者,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一个领导层,把邓小平“南方视察”的错误方向发展到极端的边沿。
  因此,中国进一步的改革需要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突破的中心是启动民主进程。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可能杜绝政治老人“摄政”,才可能终止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只有在民主进程中,军队才可能忠于宪法和国家而不是忠于个人,军队才可能中立化而不是政治化;只有在民主进程中,人民才可能通过普选决定政府领导人并促使政府为大众谋福利,其它政党才可能合法有效地监督执政党。
  现在中国的领导层并不想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错误的受益者。
  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要靠新一代的民主力量。

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                             朱长超
  小平同志被李鹏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他自己则声称,他的设计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得到还是摸不到石头,摸着什么石头,不知道;能不能过河,过什么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头的结果而定。
  他也自称,自己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头”。这不是中国人民投票决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似乎没有人选他当第二代领导的头,至少,没有发表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任命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的头”的公报。后来才知道,是小平同志自己亲自任命自己为第二代领导的头,他的任命声明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M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
  小平同志不仅宣布自己担当了“第二代领导的头”,而且宣布了这个头在两任总书记赶下台时所起的稳定党心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这个头衔是小平自己给自己委任的,他真的亲自走马上任。他认为,他对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确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国古代先哲们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只要是贤者,你推举仇人是好的,推举你的亲族也是对的。现在,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到了“自举不避丑”。自己推举自己,这同样是好的。这与伟大领袖自己在某个国庆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高呼自己万岁具有同样伟大的现实意义。“发展真是硬道理”。王婆卖瓜的道理就被小平同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不仅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领导的头”的光荣称号,而且他还自己给自己册封了“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光荣头衔。这个光荣称号也是小平同志自己给自己任命的,是由他自己亲自批准的,也是由他老人家亲自宣布的。他有一次说,他是人民的儿子,并且颇为动情地说,“人民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你们。”中国人民是多么幸福啊,有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愿意做他们的儿子,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为有小平同志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儿子”而幸福满怀,为有小平同志的“深情”而热血涌流或热泪盈眶。能有小平同志这样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啊。不要说有像小平这样的人物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会感到幸福,就是有个比较孝顺、比较淳厚、比较聪明的老实人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他们就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过,自称儿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个儿子是另一回事;自称对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还是矫情、无情、寡情、绝情,是另一回事。有人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则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还是用得着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不妨来看看小平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如何做儿子的,不妨看看这个自称深情的人对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诗说,“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不妨也来问问,小平同志对人民的感情,“感情深深深几许”呢?
  第一,小平:高举着反右派的狼牙棒
  五十多年前,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新《焚书坑儒》大戏。这部戏的编剧是毛泽东,而导演是邓小平。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后来被尊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操作的。邓小平担任着反右运动总导演的角色。他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作动员报告的是他,作总结报告的是他,提出反右运动补课的,也是他。
  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文明的运动,也是严重压制民主思想和践踏人权的专制主义运动。中国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产生百万右派分子,与小平同志领导反右运动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历史的功绩,邓小平不低于毛泽东;如果这是历史的罪恶,其历史的责任,也不低于毛泽东。没有小平同志运筹帷幄,怎么能如此完美地贯彻伟大领袖M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铁血政策,怎么能创造中国的古拉格和新时代的宁古塔?
  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邓小平作的;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是邓小平做的;对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关押、流放的处理意见,是邓小平写的;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但是,邓小平实际制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计达三百一十七万个,大大超额完成了毛泽东的指标;并且,虽然后来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及许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邓小平还是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拒绝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赔偿。历史有力地讲明,创造百万右派的旷世奇功,小平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第一,反右运动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层的右派分子,都是他亲自决定的。
  小平同志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虽然只是称作组长,却是反右运动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定不定右派,定谁当右派,都在他的笔下。全国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层的、有影响右派分子,都是小平同志最后决定的。名义上虽然只是组长,却是决定百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对别人的命运来说,却是进不进地狱的大问题。因此,小平同志反右运动时的角色,算不上头号阎王,至少也是阎王第二。
  他与周恩来充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同。周的组长还有应差的性质,小平同志当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却是货真价实的,积极主动的,苦干实干的。他与有些领导部门反右运动的首长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后者是局部性的。例如,周扬领导了文化部门的反右运动,李维汉领导了统战系统的反右运动。李、周都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反右运动的,他们只主管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反右运动。而小平同志是领导全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进程都是贯彻执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领导反右运动是不得不然,不然无法应付过关,而小平同志却是有意地无风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来个一网打尽。
  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有些领导是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右派,保护一些右派,而小平同志则是狠命地打右派。胡耀邦反右运动时正在苏联访问,一听说反右运动,迅速回国,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减少被打右派的数量,并创造条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适当的岗位,安抚他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才华,尽量让他们少遭受一些打击。邓小平却不同,他是铁面无情的,他冷飕飕地寻找着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举例来说,在延安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李慎之是党内难得的人才。他以识见、胆略受到人们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咨询过他,了解苏联批斯大林后的世界反应,他客观地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国的反应。李还向M主张,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同时主张,不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还政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在新华社声望很高。打成右派后,吴冷西想为他求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最高负责人,求情当然也是求邓小平。这一天,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吴冷西想找机会顺便为李慎之说说情。邓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吴的来意,扬扬手中的材料说,“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小平同志对李慎之当右派分子口气冷峻,斩钉截铁,一点也没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产生的惋惜、遗憾。听到邓小平如此口气,吴冷西肚子里本想说的求情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第一,邓小平是反右运动最高、最直接的领导者,上层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说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他对反右运动这个摧残中华民族精英的专制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他是很左的,本来幺,延安时就投奔你,那么艰苦的年代跟着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于情于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网开一面吧。小平同志却说不,李慎之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仍然成为右派分子,尽管他所在的新华社有许多人为他说情。这多少说明,小平同志对于右派分子,宁可打得多些,宁可打得重些,不愿意打得少些,更不愿意打得轻些。正如他二十年后面对六四的时候,又说道,“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这似乎是豪言壮语,其实是寡情残忍。这种薄情寡信,从反右运动到镇压六四学生,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邓小平残酷无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狱。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为人,文革中曾称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钢铁公司的特点是冷酷,无情。反右运动后对右派的处理,也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从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果看,小平同志很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反右运动后,中国全国出现了上百万右派分子。二十年后落实政策时,说有五十六万个右派分子。其实,真实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的。有学者的估计是三百万(三百一十七万多)。这是因为,我们历来有着好大喜功、掩盖错误、文过饰非的优良传统。反右运动二十年后的摘帽纠错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反右运动的真相仍然相当严重地掩盖着。有相当数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们享受着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运动,他们都同样受到批斗,都在提心吊胆中度日,他们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只有五十六万右派分子。对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这些人如何处理呢?
  邓小平是坚决主张严厉处理的。邓小平认为,右派就是反动派。他主张应将高层的、有影响的右派分子抓到监牢里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有关方面调查,广大人民对右派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只有自己的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犯罪来看待的。但是,邓小平却认为,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识的分歧,应当作为罪犯来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邓小平主持过一次重要会议。此时,反右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会议的主题是要讨论对重要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邓小平、彭真提出,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有黄绍竑、龙云两个民盟副主席,有费孝通、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有知名人士陈铭枢、黄琪翔以及知名学生谭天荣、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将他们逮捕法办。他们向毛泽东报告,但他们的建议未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不同意邓小平和彭真将这些右派分子斩尽杀绝。毛泽东倒并不是心慈手软。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将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当头一棒,又要将他们打倒在地后再拉上一把,向世界显示自己的气度和宽厚。这一点上,邓小平没有毛泽东老到。但是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对待右派问题上,甚至比毛泽东同志走得更远。他主张将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右派一一收监。邓小平很少有宽厚之心。
  后来,确实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关进牢狱之中,或者类似的监狱之中。前者如甘肃的夹边沟,后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兴凯湖农场。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劳改农场里。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一大半。右派们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农药的麦子,结果纷纷中毒而死。更多的右派是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肿得穿不上鞋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醒来,”由于极度饥饿和虚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一九六○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陷入了生命的绝境,反右运动的余波中出现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的右派撕开死了的右派的身体,取出他们的内脏,因为这些先死者实在瘦得皮包骨头,一点肉也找不到了。总之,小平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实。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被关进了监牢,其中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以上参见《夹边沟记事》)
  进入东北兴凯湖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命运同样凄惨。全国政权更迭的时候,有个右派分子巫宁坤正在美国读博士,出于国内的邀请和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他放弃了美国比较优厚的生活,回国为国家效力,结果却不断地受到怀疑、批判,最后又被打成右派,被抓进了监牢。他后来转辗到北大荒农场,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到了美国,写过一本回忆录《一滴泪》。这本书记载了兴凯农场右派们如何在天寒地冻下沉重地劳动,大饥荒年代右派们又如何一个个饿死倒地。作者那时也患上了浮肿病,生命如游丝。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纷纷伸出了救援的手,终于使他度过了饥荒,而与他一起的许多右派就永远地长眠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全国更多的监狱里、流放地的右派纷纷饿死在那个饥饿而专制的年代。他们的凄惨的命运,与总设计师将右派收监、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百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几乎各种亲属受到株连,一人受难,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连累。造成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惨剧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专政史上,M、邓领导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沙皇年代曾经发生过十二月党人事件。十二党人与右派们的主观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对沙皇的,后者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二者的遭遇不同,处理他们的人的态度也不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不过,沙皇还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宽容。十二月党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没有人强迫他们夫妻离婚,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分开,没有听说有一个十二月党人饿死。更没有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即使后来沙皇对布尔什维克,也还有一个专政的底线。列宁在流放地照样地读书写文章。俄国沙皇似乎宽厚一些,他没有主张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
  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够多了,受的苦已经够深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据说是考虑到反右运动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倾保守又保护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运动进行了一次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补课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志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补充成为右派。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是这样“补课”成了右派分子。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反右运动又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与同样是将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维汉、周扬相比,小平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个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后,周扬,李维汉渐渐悟出,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周和李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也饱受摧残。周扬坐了牢,李维汉也是九死一生。周李两个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重新工作以后,诚恳地承认了错误,真诚地向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赔礼道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从自己的经历得到的感同身受。但是,小平同志却心坚如磬石,志硬如钢铁。他是反右运动的第一号领导人,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歉意,也没有表示过半点遗憾。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了一点。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运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精神,中共中央的有关部门英明地留下了五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这几个右派分子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北京三个,上海两个。这五个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它证明了实际由小平同志领导和操办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你看,不是还有五个右派分子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吗?第二,它也同时证明了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同志也是正确的,不是还有五个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依然证明是右派分子吗?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正确啊!要不是他正确地领导了反右运动,这五个大右派就有可能蒙混过关,成为漏网之鱼,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志反右运动必要论基调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小平同志主持和审定的。
  这段话里有许多不实和不当。
  第一,小平同志认为,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正常的。这与M、邓的初衷是相讳的。毛泽东公开说,这次运动是引蛇出洞,小平同志是具体执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M、邓的目的不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为了实行一种毛泽东后来称之为“阳谋”的中国特色的阴谋。小平同志这么说,是粉饰了反右运动引蛇打蛇的“阳谋”,是要把反右运动的本意说成是好的。这是违背反右运动的历史事实的。再扩大了讲,邓小平后来自称当了第二代领导人的头,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赶这个总书记下台,一会扶那个总书记上台,一会下令对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清场……。他什么时候发扬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没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哪一样有半点民主的气味呢?
  第二,小平同志说,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与历史事实非常不合。喜欢大鸣大放的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毛泽东。大鸣大放这个词,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老人家创造的。当年,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听了帮助党整风后,心存疑惑,怎么也不肯发言,是党组织再三再四地央求他们要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动员的盛情,不得不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而这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后来就被党用来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预感到这次运动来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见,不鸣不放,努力回避,但结果,不少这样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对他们定罪的时候认为,他们虽然口头上不反党,内心在反党,对运动抱着抵触的态度。可见,整右派分子的计划在先,动员向党整风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万右派那是如愿以偿,根本不存在右派们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问题。
  第三,小平同志认为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放肆的进攻。“放肆进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据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后的认真研究,一共只有五个人。一共五个人的进攻,能称得上放肆地向党进攻吗?需要去斩杀五十六万的无辜者吗?这五个人又不是天兵天将,用得着那么害怕吗?因为五个人的进攻,打了百万右派,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呢?更何况,这五个人的右派言论也不能成立。例如,共产党查明,强加给章伯钧、罗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罗同盟不能成立。共产党的历史也表明,成立错案平反委员会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确实有许多冤案,共产党自己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平反组织,有的叫做落实政策委员会。你可以平反,为什么罗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核心是,“反击(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其话外之音是,领导这场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成绩仍然是辉煌的,功劳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对自己是十分满意的。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邓小平提出的。他坚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岗位上。进行对右派落实政策的不是邓小平,是胡耀邦。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多如牛M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决不是邓小平。恰恰相反,凡是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的一些冤假错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彻底。反右运动,只是个体的纠错、摘帽,而对整个运动,没有丝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赔偿。其根子,就在于邓小平的必要论在坚持着。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坚持,可以从他对年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态度上。林希翎十三岁参加革命,二十一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学习,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资历有资历。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九五七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没有想到,她中了党的“阳谋”的妙计,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挣扎了十三年。她的罪证包括以下一些。一、“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了,胡风的案子是冤案。”;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三、“资产阶级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很好的,”后来,胡风平反了,说明林希翎没有说错;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邓小平接受过李维汉的建议,专门讲过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历史证明了林希翎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一语中的的;中国的部长们也有被罢免的,那个封锁非典消息而导致许多中国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卫生部长就是罢免的。从现在看来,“正确的和必要的”伟大的反右运动在林希翎身上一个也落实不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把这个二十一岁、有着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还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不仅人民日报大加批判,而且将听过她演讲、看过她文章、表示过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个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而因林希翎牵连而受处分、革职、开除,达数千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举例说,其中有林希翎作为法律系学生就法律问题请教过的两位法学界前辈谭惕吾(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绍纮(全国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员会委员)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出面保护林而未果,抱病与林长谈劝慰,又托其外孙蓝其邦代为看望林,结果蓝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内务部长谢觉哉(后为最高法院院长)派其秘书吉世霖代为向林表示关心,结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到农村改造,导致妻离子散,其母自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文(原叶剑英的秘书)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访的林希翎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村惨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杀。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真果硕果累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从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伙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后历史已经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给林平反。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书邓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写道:“在北京因同我有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则不计其数,有我相识或接触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的工友和医院的护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去信,或听了我的演讲而来信,结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却牵连了大批无辜者,在他们面前,我非常内疚和痛苦。”小平同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就是不给这个21岁就在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战场上的牺牲的姑娘平反。并且,在小平同志身体力行的榜样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同志,都很好地继承了小平同志的遗志,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纠错或摘帽。林希翎终于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长的右派,她也经历了几代红朝,并且被四代领导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领导人平反,终于修成一个国家不要她的、无国无家的女右派而永载史册。她坐牢15年,剥夺政权权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临死前,她在家乡温岭做好了一个土堆作为坟墓,想回国养老,葬在家乡,这个可怜而伟大的愿望由于小平同志反右运动的必要论和正确论而未能实现,最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戴着中国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监制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当右派时间最长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记录似乎不登这样的世界记录,不然,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增加了一项英明正确的世界纪录了。这实在是有点遗憾。
  幸运的是,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实际改变了解放几十年来残酷斗争的路线,使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开端。邓小平在历史的推动下,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澜,为全国99.9999%的右派分子纠错、摘帽、平反。然而,中国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万人响应党的号召而不小心中了阳谋之计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到二十多年后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炼狱不说,最后还由小平同志坚持认为打他们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历史的更大的不幸在于,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他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并且走得比反右运动更远,采取的措施更残暴。这是后话了,本文接下来另加论述。
  综上所述,反右运动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运动问题上,历史的是非颠倒、莫名其妙真是达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如果将来有数学练习册上有这样一个应用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儿子的首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将55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纠正了559952人,留下了最后五个右派分子,问:
  一、反右运动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几?
  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标准答案该是怎样的呢?
  准确率=5/560000=0.0000089
  结论是,反右运动完全必要,非常正确,只是扩大化了一点。
  对于反右运动,实际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邓小平。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动员报告的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总结报告的是邓小平,提出要将一大批高层右派分子送进监狱的,是邓小平,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约只有五千的指标扩大到三百万的,也是邓小平。嫌五七年反右运动不够左,提出要反右倾、并在五八年进行反右派补课、又增补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邓小平。二十年后,不顾许多中央领导的意见、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和正确论的,仍然是邓小平。把百万民族精英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们赶进炼狱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同时,他又自命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对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手下的残酷和口中的甜蜜,历史上谁能与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吗?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实在是独步青史,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水浒传》里有个霹雳火秦明,有过黑旋风李逵,一个使一把狼牙棒,一个使两把板斧。在战场上,一把狼牙棒和两把板斧寒光闪闪,遇之者凶,迎之者亡。小平同志在反右运动中,也挥舞着狼牙棒和板斧,直杀得右派大军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对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后只留下了五个著名的右派和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一点。
  第二.小平,一手制造了六四悲剧
  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小平同志“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六四事件,对于中国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场枪指挥党的丑剧,再一次将主张理性和平地处理六四事件的总书记赶下台,并且一直将他软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离开了人间,才不得不结束对总书记的软禁生涯,践踏党章,践踏国法,莫此为甚,在现代政治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吉尼斯记录。六四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完全终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严重地恶化了中国社会的社会道德,腐败分子弹冠相庆。从此,中国官场的腐败如雨后春笋,如原上野草,陈希同,陈良宇,成克实,一群接着一群,一荐接着一荐,一代接着一代,大有燎原之势。六四事件后,有一次李鹏同志接见海外人士,对方问及为什么发生流血事件时,诚实的李鹏同志回答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准备橡皮子弹。这真是绝妙的回答,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一次最诚实、最富有智慧的回答。但是,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伟大的中国“没有橡皮子弹”呢?李鹏总理没有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橡胶不够,因此才没有生产橡皮子弹,才只好用真枪实弹!这得怪胶农不好,如果有了足够多的橡胶,我们就可以用橡胶子弹打学生,橡胶子弹打不死人,它只是与大学生们玩玩游戏,吓唬他们一下;但也许是我们生产这种子弹的技术不够,我们没有及时地掌握生产橡皮子弹的技术。如果这样,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应该负起六四杀死无辜市民和学生的责任来。由于你们的研究不及时,制造橡皮子弹的技术未过关,才迫使小平同志用真的子弹代替橡皮子弹,才造成了学生和市民的真实的死亡,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宋代的理学家们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八九六四事件来说,学生死亡事小,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鹏同志的回答似乎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有距离。小平同志说,“他知道,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现在来更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他还说,他们这些老人有经验,可以帮助处理学生们的事件。他是担心他们这些老同志死光了,风波又来了,那就麻烦了。因此,六四的悲剧,不是如李鹏同志所说的是橡胶子弹来不及制造的问题,而是邓小平需要这样的事件来威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如李鹏所说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有意制造这样的事件,内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镇压自由化分子,并且是有意用这种残忍的办法来威摄天下、维持稳定。正如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说的,“杀他个二十万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万学生,我有三百万军队。”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其实也是这样的。早在此次学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说,“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话来翻译,那就是要敢于流血,不怕屠杀。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又一次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可见,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制造酿成的。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罢免不当。
  六四学潮的一个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人们对他的悼念又是起因于他生前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对他的不当批判。悼念活动又遭到了邓小平的压制,压制引起了抗议活动。抗议一步步升级,最终引起了天安门事件。胡耀邦曾经是党的总书记,他发起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大刀阔斧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几十年中产生的无数冤民,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对学生和知识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他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不是中央委员的邓小平却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认为胡应对一九八七年学潮负有责任。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了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下台的会议,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员的老顾问们批判和罢免总书记胡耀邦。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党章的,也不符合民意。在邓小平看来,他是第二代领导的头,他喜欢谁,就指定谁,不喜欢谁,就让谁下台。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毕竟不是邓家。罢免总书记是党中央的事情,不是邓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哪有什么道理在你邓家的客厅里召开,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邓小平和薄一波们,有什么资格对总书记说三道四?有什么资格提出动议,参加意见?但是,在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人们的压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后去世。全国人民自发地哀悼他,为他鸣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正是民心党心的反映。本来,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无权干预党中央书记的人选,更无权让党的总书记下台,但是,邓小平自以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领导的头,这反映了他的独裁作风,违反了党心民心,当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六四事件开始起因于对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于邓小平的太上皇作风,起因于对胡耀邦总书记罢免的程序不当,处理不当。如果实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事件的。
  第二,这次事件开始后,邓小平定性不当,激发了矛盾,扩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先是参加悼念,离开了平静的书桌,
  上街集会静坐,此时,只要疏导、对话,完全可以平和地解决。而集会静坐,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天赋的权利,是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看得那么严重。邓小平本来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只是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事,由国家领导来管理;党的事,由党的领导来管理,年纪大了,而且没有党和国家的职务,你管好军队就是了。你却越俎代庖,在家里召开会议,定性学生的合法活动是动乱。动乱是大事,有秋后算账的危险。他在家里说的这一番激化矛盾的话被写成了社论,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成了学生的动员令,激发了更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情绪也更加激昂。从客观的意义上说,本来,学潮已经快要熄火了,小平同志却拿起芭蕉扇搧了两下,一下把火搧旺了,变得难以控制。他实在是有责任的。
  第三,他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理性和对话基础上解决事件的正确方针,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断恶化,学生和政府的情绪不断对立。
  邓小平发表四二五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时,赵紫阳正在朝鲜访问。访问回来后,他认为解决学潮要在法制、理性、对话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426社论不利于学潮的解决。在与费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士也认为四二六社论定性不当,对解决学潮不利。座谈会后,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张良编:《六四真相》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这说明,邓小平认为学潮是动乱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刚愎自用的,即使错了,他也不会承认。就如他制造的56万右派分子的伟大实践直到他死也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为了能转这个弯子,他表示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要求向天下人说明,426社论虽然他当时在朝鲜访问,国内是传给他的,他是看过的,也是同意的。赵紫阳主动以国家社稷为念,主动要求承担责任,平息学生情绪,理性处理学潮,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仍然被邓小平拒绝了。这样,理性和平的解决学潮的路,再一次被邓小平堵塞了。
  第四,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总书记的正确意见,执意派军队进京,进行戒严,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决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剧是开了枪,死了人。并且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而开枪杀人又与军队进城有关。本来,军队的责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更不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就是如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也一再声明,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不是针对市民的,而是保护学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当的,军队入城就直接酿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来,天安门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决。在决定是否派军队的党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和胡克实反对,李鹏、姚依林支持,乔石中立。结果是二比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常委未能取得多数意见,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政治局委员17人,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决定党国大事。派专机接外地委员来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国是,更是题中之义。但是,最后由邓小平一个人决定,调动军队,入城戒严。枪再一次指挥了党,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再一次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命运。
  派军队到北京,是由邓小平一手作出的决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邓家开了个常委会议。邓小平不是常委,连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参加了在他家召开的中常委会议。杨尚昆也参加了。赵紫阳在汇报情况时,邓很不耐烦。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以上引自赵紫阳回忆录)并且由邓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戒严事宜。
  在派军队戒严问题上,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是,邓虽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却是最高决策者,并且一意孤行,拒绝各种正确的声音。就在邓家召开的中常委上,赵紫阳提出,派军队可能会对国家和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请慎重讨论。邓小平表示,就这样决定了。赵紫阳表示,他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可见,派军队进城决定,主要是由邓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绝了赵紫阳等人再三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次会议之后,全国有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发信,表示反对军队进城,要求中央正确对待学生,采取协商对话的办法解决学潮。出于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也希望邓小平在历史最后的关头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赵紫阳摘录了部分信件给邓小平,希望他能认真考虑广大干部的意见,为事件的解决作再后的努力。信是这样的: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但邓未作答复,决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这个历史事件,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的。
  到了这一步,仍然存在通过人大进行解决的一丝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五月二十一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但仍然是党的总书记,他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商量国是。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这也不失为最后的办法,也是赵紫阳为理性、平和地解决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采纳,万里回国后,也被邓小平阻于上海。万里丧失了自由,只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军管决定后,才获准回到北京。据说,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是否来北京,怎样表态,都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人民的权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多么地富有中国特色啊!中国人民幽默地说,人大代表们只是“啃啃鸡腿拍拍手”,说得是多么地逼真啊!
  第五,最后由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在64凌晨军队会师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很明白:格杀勿论!
  最后的军队进逼天安门的命令是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下的。赵紫阳拒绝军队入城。据有关报道,38军军长徐勤先接到带兵进城的时候,他询问军委有关部门,进军天安门的命令,是否有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答复有邓的签字;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和签字,答复有杨的签字;又问,有没有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答复说没有他的签字。后来徐勤先认为只有军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党的总书记都签了字,他才能执行进军的命令。可见,进军令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签发的。而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可以开枪,可以扫射,可以射杀任何认为影响进军天安门的人们。甚至可以扫射住在自己的住宅里的人们,因为有不少人在家里被打死;甚至可以扫射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有不少医生在抢救中被打死。
  无论是悲剧还是惨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酿成的。小平同志在错误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结果。中华许多优秀的儿女成了枪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国现代化陷入了专制化的泥淖,邓小平则使自己成了历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门事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不是反革命,他们的静坐是不是反革命暴乱。如果是反革命暴乱,那是暴力是否过份的问题,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乱,是人民行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那就是对人民行施暴力的问题,那是违宪的行为。一个党的军委主席未经全国人大授权,有没有权力派兵实行戒严?这又是一个问题。后者暂且不说,先说天安门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乱?第一,从北京全城参与的情况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都是一小撮。北京城里当时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有数百万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参加反革命暴乱。第二,从军民鱼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乱。据报道,军队进城的时候,天气炎热,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队同志说明真相,劝阻解放军不要入城,一面给他们送水送粮送M巾,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哪有这样的暴徒?第三,从军队死亡情况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乱。据参加事件的军官吴仁华著文说,军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军炮兵部队有几个战士在翠微路不幸翻军,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夺去了六个战士的生命。这是戒严过程中的不幸事件。二十四集团军有一战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时间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后身亡。他的死,也与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无关。三十九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换了便装,进入天安门广场。他可能是想拍摄解放军进军天安门的全程录像。但是,子弹没有长眼睛,进军天安门部队战士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于景禄,他中弹身亡。他中弹后由群众抬着送到了医院,不治而亡。还有几位,也是在混乱中因各种原因死亡。吴仁华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队,被六万群众围在中间,群众把十一个受伤的有病的官兵送到医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是不会如此关心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发无伤。可见,天安门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实在是师出无名,开枪无名。后来,由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不再像小平同志那样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了。他俩都只是说,是六四风波了,既不称暴乱,又不称反革命,而只称风波。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反革命暴乱”的罪名是根本莫须有的,对人民的屠杀是毫无理由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让我们通过历史的比较,来看看历史人物处理类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坚决镇压的态度远远超过毛泽东。
  邓小平经历过两次天安门事件,对这两次事件的态度迥然不同。对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鸣的,而对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仇恨的,坚决镇压的。这两次不同事件的镇压者,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态度与毛泽东的态度相比,邓比毛更加残酷,更加无情。其镇压的力度和嗜血性,邓小平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冯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领袖。
  1976年清明,相当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到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毛泽东知道,天安门事件对周恩来的悼念,其矛头是对着他的。后来,悼念群众与当局发生冲突,发生了群众掀汽车等事件。毛泽东发了火,说,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了汽车,说这是反革命性质的。他下令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群众。但是,当时没有发过一枪一弹,也没有调动过一辆坦克。不是M主席调不动坦克,毛主席像邓小平一样,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调动军队的,有能力比邓小平调动更多的军队,他没有调动,他不需要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才需要动用军队呢。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发点牢骚,是用不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来介入的。四五运动中,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动用野战军。
  同样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就严厉多了。开始只有少数学生游行,邓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为动乱,大有秋后算账的架势。后来,学生不买他的账,他不仅派了几十万野战部队,而且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广场的命令。结果,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坦克碾过了年轻的身躯,枪口扫射了学生、居民、救援者甚至医务工作者。邓小平曾经有句名言,“不怕流血”,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屠杀的潜台词。结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两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年的春夏之间,春城无处不飞花,京城无处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选中的第四代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自称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说自己“冒失地”到法国去,“冒失地”在百色发动起义,“冒失地”挺进大别山,这次又“冒失地”下令军队进北京,下令挺进天安门。在不怕青年学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说话,不怕历史公正的审判这一点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相形见绌了。
  为什么两个类似的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如此不同呢?这是因为,四五事件,学生们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运动的不满,天安门事件对他有同情的一面,他处境不良,有学生同情他,对他是有利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学生对他恋栈专权是有批评的,他不面壁思过,反而认为矛头是对准他的。当听到陈希同政治局委员向他报告学生游行有批评他的口号时,他就勃然变色。他老人家的权威是绝对不能挑战的。因此,他对后一个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是坚决镇压的方针。
  同是镇压,毛泽东调动的是民兵,邓小平调动的野战部队;毛泽东调动的只有千百人,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毛泽东使用的是木棍,邓小平使用的是机枪和坦克。两相比较,毛泽东还是土八路,出手留有余地,邓小平则现代化了,准备大规模杀戮。结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镇压四五事件,没有死人,只有伤者;邓小平处理64事件,被枪杀者、坦克碾过者,官方至今讳莫如深,但通过海外报导及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与华国锋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处理四人帮事件后,华国锋面临着处理四五事件的紧迫任务。当年,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时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华国锋顺应了民意,给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关押的人全部获释,定罪的全部平反。华国锋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表现了一种敢于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仅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而且是敢于否定M主席当年的结论,给全国人民心心牵挂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当然,这个事件的平反,是许多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支持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对于他所亲自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坚持不认错,不平反,并且,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镇压。他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判刑七年,对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非法关押了多年,并且由他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一直将赵紫阳关押到死。当年,毛泽东对于与他一起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搏斗的国民党死犯,可以进行特赦,而邓小平则把全党选举产生的党的总书记长期关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后,全国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缉、审判、枪毙的高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参加学潮的许多学生职工,有的不能毕业,有的找不到工作。邓小平坚持的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的发生,他是高兴的。对于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悼念一个领袖,都是在天安门,都是学生和市民进行和平的集会。然而,对于前者,邓认为是革命的,后者则是反革命的,不仅是反革命的,还是暴乱性质的。小平同志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华国锋粉碎四人邦后,邓小平通过汪东兴写信给华国锋,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给华国锋一封信。信上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M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欢欣鼓舞呢?”一旦他掌了权,地位稳固后,他却宣称,华国锋这个人很坏,坚持将他赶下台。华国锋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会儿是英明领袖,一会儿是个很坏的人。他实在是个善变的机会主义者。中国古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俊杰。
  不过,对于他做的事情,他总是一意孤行,从不认错。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明明错了,他硬顶着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有三个党员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大会,被他下令开除出党。对于六四事件,他也冒着天下之大不讳,说什么不怕天下人反对,坚持镇压是对的,并且无法无天地将党的总书记隔离到去世。邓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坚持着他的反右伟绩,坚持着他指挥的天安门事件的正确和必要。与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多么地刚愎自用、多么地独断专横、多么地残酷无情啊!
  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相比,邓坚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则在暮年认识到六四事件是党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张及早平反。
  杨尚昆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中,开始的立场是在理性处理和暴力处理之间摆动,对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在纪念五四的会议上、在亚行会议上提出的理性处理学潮的方针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后,当邓小平断然决定军管时,他倒向了军权在握的邓的一边。并且充当了邓的镇压方针的实际操作者。对于六四事件的流血处理,杨尚昆是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他一开始就与邓的暴力镇压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后来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后,邓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权势渐大的杨家采取了果断措施,剥夺了杨家相当一部分权力。这里面的因素也许很复杂,他可能不希望杨家在军队中有太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会挑战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可能担心自己死后杨家过大的军权不利于树立党中央的权威。他自己多次演出过枪指挥党的剧本,深知有枪就有草头王的道理,对于军权强大的杨家不得不有所提防,于是及早采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但是,对杨家的薄性,也不排除将杨家作为六四镇压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气洞的心理动机。这与武则天重用酷吏来俊臣又把来俊臣作为替罪羊是一样的。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这从他对曾庆红和胡锦涛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杨多少可以暗示杨对六四流血事件负有责任,也多少让六四运动的受害一方出一点怨气。
  杨尚昆对六四事件看法的转变的动因,一方面,对六四的处理,杨一开始就与邓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杨家明显地成了邓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后就被邓掷到了一边。杨对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杨尚昆在晚年,对六四的流血处理方式是批评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场,也否定了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他在遗言中曾经说到,六四事件是党的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这个事件必须早日平反。他曾说,他年纪大了,可能看不见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将来此案一定会是平反的。不管杨当初有多少过失,至少他最后认识到了当初暴力处理的失当,站到了历史的正确的一方。而邓小平则直到他死亡,一直坚持对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对于当年曾经充当过得力的助手的赵紫阳,他始终采取软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将光绪软禁在赢台一样。
  与冯国璋相比,小平同志镇压市民和学生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
  五四事件与六四事件有点相似,处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处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两相比较,邓小平与冯玉璋的处理方式大不一样。
  五四事件运动时,北京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曹外长。从法制的角度讲,学生中有些人独犯了民国的法律。五四运动发生后,北大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烧民宅,殴打政府官员,这是触犯法律的犯法行为。国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号下违反法律,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他主张对犯法者惩治。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冯国璋,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竟没有对学生采取镇压措施。他没有因此将五四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没有说成是暴乱,更没有说成是反革命暴乱。事件后,他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亲自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向学生承诺,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他采用的是与学生对话的办法。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人权、对话这样的概念,而且冯国璋是个粗人,他居然没有像八九年中国官员那样竭力回避对话,更不像邓小平躲在背后策划派军队戒严。他还下令,释放示威过程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逮捕的学生。现场一共扣留了三十二个学生,经陈独秀,蔡元培等呼吁营救,第二天,这些学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师长在门口列队迎接。冯玉璋更没有秋后算帐,冯国璋没有在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开展大清查,也没有发表“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讲,没有下令将参加运动的学生、市民、工人进行开除,判刑,行政处分等惩罚。与邓小平相比,北洋军出身的冯大总统是多么地温和、多么地慈爱啊!是他没有军队吗?不是;他知道,国家外患内忧,青年的本意是爱国的,国家沉疴多年,积贫积弱,再也不能自我残杀、自我摧残了。
  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琪瑞相比,邓小平对青年生命的看得轻如鸿毛。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事件,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处理这两个事件的领导人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学生生命的份量,在这两个领导人身上,简单有天壤之别。
  这一天,北京女师大等院校的学生在总理府前集会游行,起因似乎是为山东青岛问题,总理府卫队擅自开了枪,死伤多人。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程德群等数十人中弹死亡。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的国会支持学生,反对对学生开枪;检察院主持正义,认定游行是学生的权利,开枪是错误的;全国的报纸也大都批评政府。总理段琪瑞的态度如何呢?他来到死难者中,对着死难学生长跪不起,向天下人谢罪。虽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但作为一国总理,他承担了责任,并且真诚地有负罪感。段琪瑞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大辈子“不动摇”,直到临终。
  他下令建立学生纪念碑,表示牢记历史教训;他抚恤死难者家属,并告罪天下,从此终生吃素。他还解散了那一届政府,表示了对人民和历史是有担当的。直到临终,段琪瑞还谈到那次流血事件。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段琪瑞还是承担了历史的责任。段琪瑞对事件的处理是人道的,他领导的政府对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邓小平同志要崇高得多,负责得多,也人道得多。
  小平同志则不同。他声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战军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他到死,没有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将百万人打成右派,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一样。与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后,他通缉运动的领导人,全国审判、关押、枪杀、行政处分了一大批人,一时间,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并且论功行赏,在“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天安门过程中表现积极的人,一个个弹冠相庆,一个个升了官。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邓小平漠视生命,不怕流血。女师大事件后,段琪瑞长跪不起,终生吃素,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为了承担责任,他辞去总理,解散政府,他对事件是负责的,对国家是负责的,对生命是敬畏的。小平同志则不同,64事件后,他接见进军天安门事件有功人员,大家饮酒庆功,按功论赏,一片欢欣气象。他还发表重要谈话,表示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段琪瑞这样的北洋总理,在对学生的残酷无情方面,怎么能与邓小平这样的军委主席比拟于万一呢?一万个段琪瑞,也不及一个不怕流血的邓小平啊。
  从镇压的血腥性来说,邓小平超过了沙皇
  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于屠杀现场,而且表现于事后的残酷镇压。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俄国沙皇对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应该说,十二月党人这些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发起了要求俄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运动,与北京六四运动不一样,改革现状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六四运动没有政权欲望,只有学生对国家反对腐败的诉求,只有国民对中国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中国的学生们只是跪着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十二月党人则要求沙皇改变农民政策,具有强烈的反对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这样,沙皇也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镇压。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将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邓小平的处理则要残忍百倍。他将没有任何罪责的总书记罢免,并将他软禁到死;他将同情六四运动的中央委员鲍同逮捕,当有关方面调查后认为鲍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时,邓勃然大怒,将报告掷在地上,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理由。结果,强行判了鲍同七年徒刑。邓又在全国发起了残酷的镇压运动,电视里每天播送着通缉全国的几十个学生领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数相当不少。单是大连一个目击者只是讲述了学生死伤现场情况,就被以造谣罪判刑二十年。邓小平还在全国发起了严厉的清查运动。许多人受到各种方式的处分,例如,行政处分。相当多的人因为参加或者同情六四运动,在毕业,工作,职称,住房等方面加以压制和刁难。中国当局不公布六四后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数其数相当可观。因为只是笔者小小的一个单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数甚多,只有文革才可与之相比,处理人数之多,文革也未必超过它。当时,凡在运动中签过名的,参加过游行的,说过同情学生的话的,都要一一说清楚。清查中,有的机构解散(世界经济导报),有的人员坐了牢,有的人员被开除,为数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记大过之类各种不同的处分,更多的人作了检查。笔者只是在听到六四流血后写了“哭爱国同胞血流大地,恨专制暴君无法无天”的对联,就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受到种种由此而起的附加处分。相比而言,沙皇没有将镇压扩大化,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大清查。与沙皇相比,在对待批评者的镇压的广度和力度上,小平同志比沙皇走得更远。他实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镇压的残忍和规模,远远超过了蒋介石
  邓小平对待学生和民众的态度,与被共产党称为独夫民贼的蒋介石相比,又是如何呢?
  蒋介石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中,也处理过学生运动。比较大的事件有抗战前夕发生的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有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两次运动中,都有大批学生参加。而且,在国民党看来,背后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蒋介石在处理这些运动中,没有下令开过一次枪,没有发射过一粒子弹,没有一个人死亡。以一二九运动为例,当时北平学生数千人在北京集会游行,国民党政府没有人下令开枪镇压,更没有实行戒严军管,没有开进坦克,没有动刀动枪。只是用高压水枪向学生喷射。这也是不好的。冲突中,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不久就被释放。有一些学生受伤。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南下,上海学生也到南京声援,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起全国性的大逮捕、大清查运动。在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残忍性、规模上,小平同志远远超过蒋介石。蒋介石远远地落在了小平同志的后面。
  六四事件中的邓小平,也超过了反右时代的自己,超过了1975年时下令向沙甸村开炮的自己.
  邓小平自己也是不断发展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对于邓小平自己,似乎也很适用。
  他先是用右派分子帽子店镇压右派分子,再是运用大炮炮轰沙甸村镇压回民,将好端端的回民村庄用大炮夷平。最后,在北京下令用坦克的履带和机枪向学生开火。他一路走来,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镇压起来,一次比一次更辣手。六四事件,终于达到了他对待民众残忍水平的最高峰。
  六四事件,坦克隆隆,枪声阵阵,血染大地,古城惊魂。公主坟前,枪弹密密如焰火;木犀地畔,血痕滩滩如春花。即使是解放战争,国共双方,陈兵百万,也未有如此之流血。五四运动时,北京青年上街,没有流过一滴血;一二九运动,有催泪瓦斯,有冷水笼头,但是,没有动刀枪。一九二六年女师大事件,流了血,但未有如此之流血,而且没有坦克,没有机枪。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流了血,但是,没有用枪,只用棍子,只有受伤,没有死人。这些事件,与小平同志指挥的六四事件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六四事件,不一定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苏东坡曾经称颂年轻有为的周公瑾,“羽扇纶巾,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小平同志也是大手笔,弹指间,三任党的领导,无论是主席还是总书记,被他轻松地赶下台;谈笑间,他自如地调动了几十万军队会师天安门;谈笑间,指挥天安门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学生们这些秀才娃娃,在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铁军面前,血流满地,死伤累累。可惜,小平同志的这一笔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世奇功,至今还没有被中国那些善于写伟人颂的时髦诗人用浓笔重墨形之于文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写过邓小平,似乎也没有用大手笔歌颂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丰功伟绩,这实在是抹杀了小平同志一生所做的一件伟大的业绩了。
  这一丰功传绩也被他亲自挑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淡化了。本来,小平同志称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乱,自己是平暴的当代英雄。是他在危难之中,挽救了党。但是,他的接班人却淡淡地说,六四是一场风波。风波是个什么东东呢?风波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只是七斤摇船进城,被城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去了那根他看得重如泰山的辫子。剪掉一根辫子又不痛,又不痒。风波在小说家眼中,只是丈夫收到一个暧昧的手机,妻子与他闹了点别扭,撅起了小嘴。将伟大的六四事件,说成如七斤剪辫子、夫妻间误会那样的“风波”。这实在是对小平平暴这样的伟大历史功绩淡化了。小平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他会拍案而起,说不定又会想到罢某个人的官了。
  风波论似乎有了点人情味,但是,却陷入了逻辑的两难境地。
  第一,如果这只是一场小风波,那么,你就是否定了邓小平生前对六四所下的政治结论。他明明说是反革命暴乱,你却说成是风波。他明明是要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允许,你却大事化小,风波论岂不将当年的暴乱分子说成是七斤式的人物而已。这是小平同志不能允许的,当年他对胡耀邦不反自由化也不能允许呢。他能允许你将反革命暴乱说成是风波吗?而风波论者都是小平选中的接班人,这怎么对得起他的指定之恩?
  第二,风波论也对不起那些共和国卫士,对不起那些镇压六四的有功升官之臣。他们当年“平暴”立了大功,二十年来,别的英雄模范总要反复表扬,反复出镜。共和国卫士则一直藏在幕后。如今,你说成了风波,共和国卫士的称号能否成立都有了问题。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小风波里难出大英雄。风波里怎么涌现共和国卫士呢?镇压学生后有一批人升了官,原来是平暴有功升了官,如今说成了风波,能说他们是因为平定风波而升了官,风波论使他们功不着,理不直,至少是委屈了六四有功之臣。我想,李鹏和陈希同心里就不痛快。
  第三,既然只是风波,你就要给“风波”中的殉难者、坐牢者、受惩罚者有个说法。六四事件既然只是风波,风波的参加者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怎么就可以轻易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呢?怎么可以用坦克碾过他们的身体呢?怎么可以向着他们开枪了呢?如果是风波,该平反的要平反,该昭雪的要昭雪。不能一边说是风波,一边又将风波中的死难者说成是暴徒,或者一边说是风波,一边又当作暴徒来处理。这样做,你怎么自圆其说呢?
  第三.小平:下令炮轰沙甸村
  文化革命中,极左思潮横行。对老干部们是极左的,对老百姓是极左的,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极左的。沙甸村的命运正是民族政策上极左政策的生动体现。
  本来,这是个平和宁静的小山村,但是,一九七五年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由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下令调动几个炮兵团对沙甸进行炮轰,在多种大炮的轰炸下,沙甸村被炸成一片废墟,全村4400间房屋没有一屋躲过毁灭的命运。全村7000多个村民,炮轰和战斗中被杀死了900多,伤600多人,后来还有许多人被判死刑,重刑。与此同时,其他回民村也受到了镇压,死亡达1600多人(包括沙甸村)这起炮轰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获得了平反。而下令对这个村庄进行炮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后来自称为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
  沙甸是云南蒙自地区的一个回民村庄。约7700多村民。多少年来,回民们在教堂平静地祷告,在田野上勤劳地生活。但是,文化革命中,他们的教堂被占领,村民们不准上教堂,回民们心中的圣地、诵经的地方被关闭。他们的信仰受到了污辱,比如说,回民不吃猪肉,但是,村里的井里被灌进了猪血,掷进了猪骨,村民们被强制披着猪皮游街,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回民们哀求过,上访过,抗争过。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云南省的有关领导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村民们过宗教节日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宗教经典被焚烧,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强制学猪叫、学猪爬、学猪滚。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矛盾进一步升级。有关方面成立了鸡街民兵指挥部。对沙甸形成包围之势。沙甸村民也成立了民兵组织进行自卫。双方的对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来,社会矛盾应该加以疏导,但当时的云南某些领导和王洪文等人,却错误地定了性,认为是反革命性质,相信可以用武力加以解决。而作为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也下令对沙甸事件进行军事解决。
  镇压的念头最初由当时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透露出来。他在一次谈论沙甸回民问题的时候发表讲话说:
  “我们对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有错误,犯了罪,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我们不希望你们再干错事坏事,但你们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不要以为是吓唬人的,不相信试试看。”王洪文还要回民代表回来带头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最后,王洪文摊牌说:“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打土围子"就是武装解决."这里王洪文已经公然威胁,对沙甸要武力解决了。
  镇压需要野战军。调动军队需要军委的批准。当时的总参谋长邓小平批准了军队的介入,批准了用炮兵炮击沙甸的计划。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在云南省政府和省委有关领导的指示下,民兵、野战部队一起,开始对沙甸回民进行武装镇压。在对沙甸里三层外三层军事包围部署完毕后,一支侦察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导下,先摸掉村边站岗的沙甸民兵,然后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欲捉沙甸民兵的头头。一住寺回民发现有武装军人,急忙登上三楼敲钟报警,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此时,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电被拉断了)。炮兵对村里进行炮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了,沙甸成了一片火海。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
  回民群众无路可走,群情愤怒,他们凭借夺来的几支步枪、机枪、几枚手榴弹和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顽强自卫。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包围沙甸村的民兵、野战军几挺机枪一齐开火,将逃生者打死大半。打扫战场时对未亡者进行补枪。
  战争一直打了七天八夜。被摧毁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部队也有伤亡。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M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战斗结束之后,因“沙甸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被强制进入学习班批斗的有数百人。省州县(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沙甸工作组搞了一个“武装平叛沙甸叛乱”宣传提纲,声称开炮开枪是为了平定反革命叛乱。
  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真的搞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吗?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个小山村和平的人民,没有枪,没有炮,一无所有,说他们搞反革命叛乱,世人无法相信;第二,他们不攻城,不占地,不抢掠,不宣传,他们要求的只是平安地生存,只是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要求和行为,与反革命叛乱毫不相关;第三,退一万步说,要求开放清真寺等行为构成了“叛乱”,那也是由阶级斗争的极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起的,是错误的政策把和平的人民硬推到了对立面。没有极左的政策,没有几次杀戮,是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对立的。因此,责任在政府。
  而对待和平的村民,是否应该用大炮轰炸的办法?是否允许无视村庄里数千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加以炮轰呢?凭什么理由将一个和平的村庄上的一切夷为平地呢?没有。按照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说法,就算这个山村的村民中有阶级敌人,95%的人总是好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这个村庄的回民真的发动了一场叛乱了,而对一个山村的狂轰烂炸,把死亡强加给了每一个村民,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无论老幼,格杀无论的政策。即使是真正的叛乱,也没有理由用炮轰全村的办法。因为至少绝大多数村民是无辜的。更何况这根本不是叛乱,是在极左路线压迫下的民众自卫和民族自卫。
  退十万步来说,这个村庄为一方,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下,是否就可以对一个和平的村庄狂轰烂炸了呢?国际法规定,也不可以。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某个村庄里有游击队员,日本兵进入村庄被游击队员处死,日本人为了报复,烧毁村庄,炮轰村民,这种行为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违反了战争法,犯了战争罪。同样的道理,即使沙甸村与政府处于战争状态,用炮轰沙甸村对村民格杀无论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是有罪的。更何况沙甸村村民什么也没有做,既不想独立,更不想反叛,他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只要求尊重自己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下令对一个和平的村庄进行炮轰,充分表现了他好杀的本性。这种本性,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不断地发展着。由于中国的专制主义体制,使邓的嗜杀的本性得不到抑制,最后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军队的性质来看,也绝对不允许对一个和平的小村庄实施炮轰的。按照党章,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可以用炮轰和平村民的办法来表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的形象呢?中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是用于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野战军不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就算你是平定叛乱,你也要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授权。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对你邓小平授权了吗?没有。既没有授与你调动炮兵镇压沙甸的权利,更没有授与你炮轰和平村庄的权利。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能由一个党来调动军队,更不能由一个总参谋长任意地调动军队,任意地下令向和平的村庄、和平的居民开枪开炮。屠杀和平的村民,是构成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
  小平同志一声令下,蒙自地区的野战部队向着沙甸展开了猛烈的炮轰。无产阶级制造的炮弹雨点般地降落在沙甸的村庄上。这个小小的村庄,本来只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成千上万颗威力巨大的炮弹落在村子里,燃起了冲天的火光和热浪,所有的房屋全部烧毁倒坍。它充分显示了中国炮兵部队炮轰民房时表现出来强大的战斗力。
  第四.小平:吹响越南战争进军号
  中国和越南,近代史上是关系良好的兄弟之邦。法国入侵越南,清兵出兵救援,打败法军;毛泽东和胡志明,曾缔结了两国之际的深厚友谊。奠边府之战,中国人也帮了忙。美越战争时期,中国也派兵派人,送武器送粮食。当时,中越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是一种友好的、睦邻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上台不久,邓小平就突然发动了一场出兵攻打越南的战争。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起兵突然,死伤严重。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给越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这场战争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恶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齐声声讨。西方则坐山观虎斗,不化钱观看着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厮杀。这场战争的利弊是非,责任所在,必须细细评说,不能掩天下人耳目。
  这场战争,主要是由邓小平决定的战争,也是由他发动和指挥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华国锋是不主张的,不积极的;胡耀邦是不主张的,不积极的;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是不积极的。攻打越南的主要吹鼓手和决定者是邓小平。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中,没有谁表示积极的态度。
  这场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二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七日击毙越军15000人,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六日击毙越军37000人。计算起来,中国打死越兵5万余人。
  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写的《越南人民军五十年(1944-1994)》(军事谊文出版社有中译本)记载,“二月十七日,中国出动六十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三十个昼夜(2.17-3.18)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三个团十八个营,击毁和击伤五百五十辆军车(坦克装甲车二百八十辆),击毁一百十五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有学者称,中国攻打越南的战争中,双方各战死五万指战员。越南方面还有五万平民被打死。这个数据,大体是合理的。就是说,双方都死伤惨重。
  战争的残酷性表现于武器的装备和弹药的数量。攻越部队使用了六○炮、无后座力炮、八五加、一○○加、一二○迫、一二二榴,直至一五二榴,能使用的最现代化的大炮,都使用了。据总参事后总结,进攻越南的战争打了一个月,使用的炮弹消耗比得上淮海战役。部队伤亡一半是误伤:一炮打过去,炮弹飞过包围圈,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落下爆炸,自己人死伤了一大堆。
  残酷性还表现于反抗的强烈和杀人的强烈。对于越南人来说,他们是保卫家园。因此,有孩子、老人、妇女,舍身爆炸的故事发生。中国的一个弹药库就是由一个越南妇女舍身引爆的。反抗自然也引起了更残酷的杀戮。据有一个参加过越战的青年战士回忆,“打到最后,冲上越军的守点,除了三十几具尸体,十一挺机枪外,看到的却是八个瘦得不能再瘦的越兵。虽说上头是俘虏不能杀,但我想到死去的战友时,我怒火中烧。端起枪来对着几个越兵乱射。有个越兵看样子大概只有二十岁吧,因为被打断了脚,躺在地上,苦苦地说着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求我们不杀他吧。但我一云南战友麻木地端起枪来,对着他就是一阵猛扫,把那脑袋打成了马蜂窠。”
  另一个战士在回忆录中记载:“事后我看到的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漫山遍野的尸体,有一个云南的战友死得最惨,先是被机枪扫断了双腿,接着又被火箭炮炸中,事后我们清理战场时,能找到的只是他的军帽和一颗几乎不能算是头的头。一个南宁的战友因为被打中脖子,双腿也被扫断了,实在太痛苦了,在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自杀了!因为死前的痉挛,整个脸都变形了。”“那次战斗中我也受了伤,但不重,过后被转回后方。事后我得知,我们连所有的人到最后只剩6个人活着回来,有两个到现在都不能正常行走。直到现在,哪场战争仍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恶梦!”而这个恶梦是邓小平强加给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身上的。
  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何在呢?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不是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通过,还是一个问题。直到今天,没有一条足以让人民信服的出兵打仗的理由。官方只是传达,邓小平说,“要教训教训越南。”邓小平不能代表国家,不能个人决定一场战争,更不能代表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况且,“教训教训”,是江湖人物的用语,有身份的政治家怎么能用这样的语言发动一场战争呢?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经过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战争,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战争。因此,这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不合理的战争。
  第一,中国经过十年浩劫,国家十分疲惫,人民深受苦难,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党中央的公报说,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生产凋蔽,人民生活艰苦,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中国百事待举,百废待兴。从国内的情况看,根本不应该去挑起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
  第二,越南并没有侵入中国,中国没有出兵攻打越南的充足理由。以越南这样的国家,很难想象它要入侵中国这样的大国。就算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越南更接近苏联,从而影响到中越关系。即使这样,也没有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越南是个独立的国家,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路线,它在中苏分歧中更倾向于苏联,这是越南国家主权所在,你不能用战争的办法强迫他改变外交路线。从国际法看,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
  第三,当时官方提出的理由是,越南在边境经常制造摩擦。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为什么你小平一当权,原来的同志和兄弟就要反目成仇了呢?这需要自己反思检讨,调整关系,而不能用战争的办法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有一些小的摩擦,也不能用几十万大军入侵的办法解决。邻里之间,有时候会有口角,有时候会拍桌子发怒,你不能因此而拿刀子拔刀相向。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中国不是提出过国家与国家相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幺,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国与国之间,都要互不侵略,相尊重主权,互不损害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怎么能动不动就大军入侵呢?兵者,凶器也,生死之道,存亡之地,怎么能如此轻率地使用呢?总之,无论寻找到几个鸡M蒜皮的理由,出重兵打另一国家,理由是不充分的。
  邓小平发动攻越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要帮助极权的柬埔寨共产党。由布尔布特领导的柬共是一个极左的法西斯式的政党。他们在中国有些人的支持下,占领了首都金边,他们驱赶金边居民到农村,没收城市居民的财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屠杀了二百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1/3。其中包括四十万华人和二万越南侨民。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被这个法西斯党屠杀人民后留下的万人坑,成为柬共反人民的罪证。由于这个政权不得人心,引起了内哄。越南因为2万侨民被杀,派志愿军保护越侨,越军进入柬埔寨,失去民心的柬共兵败如山倒,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国人民则把越军当成了解放他们的军队而荷食提浆地欢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进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柬共当时四面楚歌,眼看要土崩瓦解。邓小平是支持柬共的,他决定支持他们一把,方法是围魏求赵,进军越南,迫使越南从柬战场上抽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分东西两路,全面进攻越南,打响了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问题在于,有必要支持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吗?没有必要。支持一个反人民的、完全丧失民心的独裁政权,意义何在呢?支持一个杀害了四十万华侨的专制政权有什么意义呢?打狗还要看主人呢?40万华侨也是人,也是炎黄的子孙。你怎么一点也不愤慨,反而要去帮助屠杀者呢?再说,别国之间的争端,只要不损害你的利益,你没有出兵的理由,更没有出兵的义务。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怪。柬共屠杀了本国的和平居民二百万,这是他国内的事,不管它还可以说得过去。他屠杀了四十万华侨,这样的事实不报导不揭露已经没有道理了,为什么还要去支持这个魔鬼呢?有文章指称,华侨们身受柬共迫害,写信给中国柬埔寨大使馆求援,使馆将信转给布尔布特政权,这也许是延袭了国内将信转给基层政权的办法。中国使馆将华侨的信转给布尔布特政权后,这可是性命悠关的事情。布尔布特是杀人不眨眼的,结果是华侨们受到了布尔布特政权进一步的迫害。越南有2万越侨被布尔布特政权迫害而死,这不是个小数,越南政府和越共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他们担不起人民追查历史的责任,因此,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柬埔寨保护越侨。越南人受到了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国人民的欢迎,一路上人们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三十年后的今天,是越南志愿军入柬三十周年,金边还开庆祝会感谢越南。中国是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四十万在柬华侨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因此,柬共杀害华侨,既不加以报导,也不施以援手,相反,我们积极地支持布尔布特政权,唯恐它灭亡。在越南出兵解救越侨之前,我们静静地观看着数十万华侨被迫害而死。当越南顺利地进攻金边的时候,邓小平按捺不住了。他决定出兵。不是出兵求助在柬华侨,而是出兵救援布尔布特政权。越军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进入金边,柬共败退丛林。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邓小平的决策和指挥下,二月十七日大规模地攻入越南本土。
  战争,有战争之道。从今天的眼光看出兵越南之战,则是无道之战。据网上有作者报导,老街攻坚战里,我军用毒气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闷死,后来据越南俘虏交代,该坑道藏着二百多敌人和一千多老百姓。报道的作者认为:“其实老百姓又怎么样,反正越南当时是兵民不分的。”另据报道,撤兵的时候,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建筑、桥梁、铁路、车站等大的设施。并且,将从越南运回的物品在昆明开了一个越战胜利展览会。连拉回来的大象、长颈鹿也在胜利展览会里亮相。后来,据说是因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匆匆收场。对于这场战争,邓小平是要负责的。
  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造成很大的损害。
  第一,巨大的战争消耗和战争死亡加剧了国体的虚弱。本来,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如大病初愈,疲惫不堪。而邓悍然发动战争,将大量宝贵的资金用于战场,加深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也使数万青年或战死于异国,或伤残终生,导致他们悲惨的人生。于国于民,都有害无利。
  第二,悍然出兵越南,造成了越南人民对于中国的极大的仇恨和猜疑,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建造的友谊毁于一旦。直到今天,越南政府对于中国是存有戒心的,越南民众对于那场战争仍然记忆犹深的,越南人对于来自北边的威胁仍然保持着敏感性警惕。
  第三,中国轻易出兵,不宣而战,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轻启战端、易变寡信的形象。中国与越南,原来是亲密的兄弟,但是,稍有不合,就兵戈相见,重兵入侵。这很像是现代中国的某些新兴青年,豪华地结婚,又突然地大打出手,匆匆地离婚。问他们是什么矛盾要离婚,他们还说不出来。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重大的损害。中国曾把苏联当成父亲和老师,结果中苏在珍宝岛互相杀戮;中国与印度是五项基本原则的创始者,结果五项原则墨迹未干,中印已经血战方酣;中国与越南是同志加兄弟,当年恨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恨不得中国人不吃饭也要省下粮食支持越南打美帝,如今呢,与当年的敌人美国成了战略伙伴,却用最现代化的武器对当年的同志和兄弟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这给世界人民以什么印象呢?同志加兄弟尚且要战争,更不要说对其他国家了。越战造成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很不好的。他受到了世界性的谴责,只是我们将这些谴责的消息全部封锁罢了。但是,封锁了谴责的消息,这场战争能改变它的性质吗?不义之战就变成了正义之战吗?轻启战端的历史责任者就会变成历史的功臣吗?似乎不会。
  小平同志拍板出兵越南的时候,是否想到这些后果呢?他是否想到要负责呢?
  
  小平,历史将细细评说
  小平同志接二连三地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伟大胜利。他轻而易举地把数百万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秀才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将他们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批斗的批斗;他在谈笑间摧毁了沙甸的四千四百间房屋,消灭了回民村的百姓一千六百多人,取得了收复“沙甸村”的伟大胜利;他又发动了跨过红水河和藤条江的对越作战,以中国数万士兵的死亡赢得了攻占越南重镇谅山的巨大胜利,炸毁了当年的同志和兄弟的各种工业、建筑设施,还运回了如长颈鹿、大象等无数的战利品;在他的晚年,他又担任起发动进军天安门广场伟大战役总指挥的重任,在他的“不怕流血”和“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数十万铁军浩浩荡荡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一线把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打得丢衣卸鞋,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在公主坟、木樨地等一线,他亲自指挥的铁军重创了学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战绩。在他的号令下,坦克车横冲真撞,冲锋枪火光四射,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力,也充分显示了小平同志高超的指挥艺术。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绝对优势的武器,打响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场永载史册的战争。这几场战争,一次比一次辉煌,一次比一次耀眼。它充分证明,小平同志是个常胜将军,他在与秀才作战,与学生作战,与回民作战,与兄弟国家作战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和顽强战斗的精神。如果将这四大战役的作战经验总结下来,一定可以写一部比《孙子兵法》更加辉煌的《邓子兵法》出来。
  很可惜,当年讨论十大元帅的时间似乎略早了一些。那时节,小平同志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作战、与手拿锄头的回民作战的光辉业绩、与温文尔雅的秀才兵团的作战、与区区小国作战的伟大实践还没有进行,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显露的机会,不然,就凭着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这四场彪炳史册的伟大战争,小平同志至少可以充当第十一名元帅。著名的朱德将军,林彪将军,彭德怀将军,都没有取得过像小平同志指挥的这四大战役那样辉煌的伟大胜利,林彪元帅也只是打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两场战役,比小平同志指挥的四大战役少了一半。彭德怀也只是打了百团大战、延安保卫战和朝鲜战争,百团大战据说违反了一分抗战,二分宣传、七分扩军的方针,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朝鲜战争也只是打了个平手,总结起来,三战一胜一平一错,那比得上小平四战四捷,四战四大捷的骄人战绩?因此,小平同志完全有资格获得第一名或第二名大元帅的光荣。他在元帅排名榜上,至少应该排在林副统帅之前。
  小平同志能指挥这样伟大的战争,不仅国内没有一个将军与之相匹敌,就是在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伟大的将军可以与小平同志相媲美。这四大战役的成就,也足可以与领导盟军与希特勒德国作战的艾森豪威 尔将军相媲美,更可与攻克柏林的苏联统帅朱可夫将军一比高低。放眼世界,有哪一个伟大的将军有过小平同志四战四胜这样骄人的业绩呢?拿破伦将军有过吗?没有;华盛顿将军有过吗?没有;巴顿将军有过吗?也没有;蒙哥马利将军有过吗,也没有。甚至像隆美尔这样的将军,也没有在学生和秀才面前摆兵布阵、冲锋陷阵、打过大胜仗的经历。在这方面,小平同志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军事才能和丰功伟绩,足可以光照千秋。
  不过,历史又是个富有耐心的家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总是喜欢细细地评说人物的功过是非,当年,被人尊为神的人,终于一个个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当年,被大臣们称颂有着最美丽的身材和最漂亮的衣服的国王,终于被一个稚气的孩子说了没有穿着裤子的真话。历史,终于开始耐心地审查着小平同志,审查着他亲自指挥的四大战役。
  四大战役虽然打得漂亮,可惜,他都是对着人民作战,对着弱者作战。这就如一个身重五百斤的相扑运动员与一个小学生的相扑。威武的相扑运动员胜利是胜利了,但是,这样的胜利能算是胜利吗?时间真是个伟大的批评家。当年,小平同志领导下创造的五十六万铁案如山的右派分子,最后只有五名被认为是真正的右派,就是这五名最后的右派分子,是不是真正的右派,现在还没有定论。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不能说反右运动是一项伟大胜利了,不能说领导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创造了一项丰功伟绩了;沙甸村战役的胜利,只是对于一个村庄的无力反抗的少数民族兄弟和农民兄弟的胜利。现在,历史的真相明明白白地显示在那里,这不是什么反革命叛乱,回民是我们的同胞,农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一,炮轰沙甸,屠杀回民,焚毁村庄,没有一丝一毫的正确;越南是中国的兄弟邻邦,有过长期的历史友谊,即使有些纠纷,也完全可以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地解决。派兵数十万,用现代化武器轻启战端,造成两国人员巨大伤亡,财产重大损失,对两国都是损失。而可悲的是,战争后期竟然以破坏为目的,炸毁铁路桥梁工矿企业,充分反映了战争发起者思想的落后。至于天安门战役,更是对无辜学生的屠杀,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谴责的暴行。即使是他亲自挑选的两任接班人,现在也只能对民众说这是风波,不敢说是反革命暴乱。其逆天行事,人神侧目的真相是清清楚楚的。小平同志自以为他领导的四大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四大历史错误,或者讲是四大历史罪恶。
  这四大历史错误,自然否定了邓小平的“人民儿子”的自诩,也否定了他所说的对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如果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人民吗?小平同志自称是人民的儿子,还深情地说他爱着人民。他真的是人民的儿子吗?
  鲁迅先生自己说,横眉怒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真的今天为东家磨二斗谷,明天为西家耕三亩田,夜里还让主人挤一杯奶,他是真正的孺子牛。但小平同志自称人民的儿子,则有点儿不太像。
  他将百万民族精英打成右派,残酷地专了他们二十多年的无产阶级的政,他下令向回民的村庄开炮,他下令向天安门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用坦克开路,用机枪扫射,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是人民的儿子的行为吗?他的这些行径,不像是儿子,也不像是老子,倒像是爷爷的行为。不过,不像是一个慈祥的爷爷,而是一个凶狠的老太爷。
  小平的行径不仅像是民众的爷爷,而且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爷爷。他默认接受对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的咨询,充当凌驾于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以上的最高决策权和最后决定权。他自说自话地在家里接受国家总理的汇报,对国家领导发表指示,在他家的客厅里决定国家大事,他家的客厅,成了政治局常委们经常汇报工作和开会讨论的地方。他对六四的定性,被写成了社论,传达到全党,他成了政治局背后的政治局,成了常委之上的常委。他多么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爷爷啊。他唯恐他们走不稳路,唯恐他跌了跤,因此,他一定得扶着他们走路,甚至抱着他们走路。
  小平不仅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爷爷,更是党的总书记们的爷爷。他将几任党的最高领袖赶下台。他将华国锋从党的主席的位置上赶下来,将胡耀邦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来,并且放言,对胡耀邦揭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又将赵紫阳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他还下令将赵紫阳长年累月地软禁。最后,他一度又对自己提拔的党的总书记不满意,又想移位了。只是一个又一个总书记被你赶下台,再赶下去,形象实在太差了,不太好向国民交代,他才没有换成。赶走党的总书记的是邓小平,选拔党的总书记的,也是邓小平。他至少亲自选定了两代接班人。他在他的家里,与几个老人决定了赵紫阳下台后党的总书记的人选,并且由他亲自找此人谈话。他的所作所为,哪像是人民的儿子,倒真像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管、都要自己说了算的党的总书记们的爷爷。
  他的那么大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吗?
  他向人民开枪、开炮、开坦克,是谁给了他这样大的权力呢?
  他将党的主席、总书记一个一个赶下台,又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呢?
  没有。党章里没有,宪法里也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顾问,顾问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权力呢?他的行为,有没有全国人大的授权?没有。有没有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授权?没有。有没有中央全会的授权?也没有。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职务内的权力,也不符合民意,不是党中央内多数同志的意见。他的行为是越权的,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是非法的。一个顾问老人,有什么资格决定军管,有什么权利决定总书记下台,有什么资格下令军队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天安门?没有,党章里没有,宪法里没有。邓小平动用了非法的权力,对人民对党的领袖采取了非法的行为。在数千万党员面前,在十几亿国民面前,他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破坏了党纪,破坏了国法。使党成了邓家的工具,使自己成为国家的太上皇。对国家的损害,莫此为甚。对党的损害,莫此为甚。当他下令向学生举起屠刀的时候,亿万中国人民内心一定会问一个自然的问题?一个向学生举起屠刀的集团,还有领导人民的合法性吗?一个老人统治下的国家,居然向学生开起了坦克,这个国家还是共和国吗?邓小平损害了国家损害了党,大失人心,大失军心,大失党心。
  需要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解放以后对人民的仇视和镇压是一以贯之的。文化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运动,他派出了工作组,将北京一些高校的数万青年师生打成反动学生,隔离的隔离,批斗的批斗。他又一次使用起反右运动的伎俩,整起人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小平同志当时坐镇北京,他对于斗反动学生、斗教师、斗教授之风,对于北京街头抄家、殴打所谓四类分子之风,他都不加制止,采取了实质上默认和支持的态度。可惜,毛泽东此时所要整的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止了整学生的风潮。邓的这条路线,就是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是一条整人的极左路线。这条路线,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与此一九七五年的炮轰沙甸,与一九七九年攻打越南,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流血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巴金的小说《家》里,那个高家的高老太爷决定着孙子觉新觉民觉慧们的命运,决定着与高家有关的一群女孩子的命运,也决定着一些丫头仆人的命运。小平同志的权力比高家老太爷大不知多少倍,他决定着天安们广场上百万孩子的命运,决定着全国参加和支持过学潮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决定着参加对越战争的数十万指战员的命运,决定着云南沙甸村全体村民的命运。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居然有小平这样的人扮演一个国家、一个集团的高老太爷的角色,这是小平同志的悲哀,这是中共的悲哀,这更是“共和国”的悲哀。
  暴力和专制的根源
  从上述四大战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崇尚暴力。
  这四次战役,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使用了暴力,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对越南发起战争是暴力,坦克进军天安门是暴力,沙甸炮轰是暴力,对几百万右派的镇压,也同样是暴力。他在文革初期领导运动时发起的抓反动师生、斗教授风,扫四旧风,都具有强烈的暴力色彩。
  有些事件,是可以、应该、而且是可能采取理性办法处理的,但是,邓小平坚持错误进行了暴力处理。例如,天安门事件,完全可以和平理性地处理的,只要认真听取民意,理性地与学生对话,不使用高压,学潮完全可以和平地加以解决。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间,事实上学生已经开始回校复课了,是他的四二五讲话和在此基础上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对学生的错误定性激起了民怒。赵紫阳从朝鲜回京后,采用他的理性对话精神,他在亚行的讲话和在五四青年节上的讲话,学生普遍接受了,按这种对话和理性的态度去办,学潮是可以和平地解决的,学潮完全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而不产生破坏作用,完全不必要用武力手段加以解决。越南战争也是可以不打的,根本不存在非打不可的理由。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但邓小平一意孤行,最后中国出兵,两国在越南大打了一场战争。
  再退一步讲,即使要使用暴力,也有一个程度问题。比如说,毛泽东要打右派,你也完全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保护的办法处理右派分子。不是非要残酷地打击不可的。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当然也有他的责任。邓小平不能逆M的意志,但完全可以用保护的办法保护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至少是可以善意地对待他们。你有多少理由,有多少必要将大批国家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送进牢狱,送进北大荒等流放地呢?再退一步讲,你将人家送进监牢,至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吧。结果,你剥夺了人家的自由权,又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不给人家吃饱饭,使大批大批的右派分子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流放地里。有些监牢里的右派,死亡者超过一大半。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还没有这么凄惨。当时,作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完全可以将右派分子免除系狱,免除流放,因为退一万步讲,右派即使有错,毕竟是言论获罪。即使错将他们关押了,在发现饿死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他们早早地释放,避免他们在监狱里成批成批地饿死。但是,邓小平没有这样做。沙甸,你完全可以通过民族和解的办法,对话交流的办法加以解决,而不是大炮炸平的办法解决。他说的不怕流血,实际上是主张流血、主张暴力的宣言。他一贯地体现出暴力倾向。他充当国家的头,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暴力治国,历史上很难长治久安。暴秦治国,其结果是天下苦秦久唉,陈胜吴广揭干而起,秦也二世而亡,秦朝以暴力而短命,这个历史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第二是专制倾向。他是非常推崇个人独裁的。他曾经非常欣赏前苏联几个人就决定入侵阿富汗的果断和迅速。他说,这样的事,如果是美国,它要国会批准,要这个那个,苏联几个人就决定了,一个晚上就可以出兵,效率很高。他非常羡慕个人或少数几个决定的独裁的领导方式。而他又非常在于个人的声望威信。有关自己脸面的事,他就会很情绪化。他坚决不肯从4。26社论后退半步。因为他认为这会损害他的权威。在对越战争上,他也不听反对的声音。因为专制,他刚愎自用,不纳忠言,显示出他的狭隘保守。
  邓小平的专制主义特征决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词。邓小平曾经很直率地表露过他对专制主义和独裁的爱好。邓小平与第三代领袖交班时说:“M在,M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心灵的自白,也是他一生行径的总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向往和追求的,决不是党内的民主,决不是国家的民主,而是他说了算,是领袖说了算的专制独裁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能说是民主制度吗?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吗?不能。主张我说了算的人,还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不能。这样的人的所言所行,只能算得上一个独裁者,专制者,暴力爱好者。他像毛泽东一样,内心深处具有深厚的权力拜物教情结,剥他的所谓改革总设计师的外衣,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多么深厚的帝王思想。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不是中共总书记、不是政治局常委、不是政治局委员、却要牢牢地把握着军委主席的位置?就很容易解释,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为他修改宪法使这种行径合法化?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居然冒天下之大讳、将三任党的领导人拉下来,甚至将党的总书记软禁到最后一刻。把这样的人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在是13亿中国人的耻辱,是伟大的中国的耻辱。
  他的暴力倾向和专制倾向又是什么原因如影随形、紧紧地跟随着他呢?
  第一,他是一个时代的落户者。他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传统的认识水平上。战争时期,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化体制,领导说了算,武力解决问题。全国解放后,土改、镇反,都强调了暴力。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习惯在一些人身上根深蒂固。他们仍然如战争年代那样迷信武力,以为枪杆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小平志得意满地坐在中央委员会之上,重大决策要让总书记来请示自己。他不认清世界潮流。赵紫阳认清了世界的潮流,他认识到世界的潮流是民主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勇敢地站在出来,不愿意做一个屠杀学生的总书记。虽然他被邓小平软禁了十六年,但是,在历史的天平上,赵紫阳站在历史的前沿,站在中华民族的道德制高点上。而邓小平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历史进入了民主潮流滚滚向前的时代,他还迷恋着一党专政,迷恋着武力,迷恋着个人权威。不知道杀人正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是自我宣布统治合法性的消失的行为。
  与赵紫阳比,他落伍了;与他的中山大学同学蒋经国比,他也大大地落伍了。蒋经国当权的时候,也面临着台湾民主运动的兴起。他却没有采取镇压的手段,而是采取政治开放的手段,带领台湾逐渐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当时也有人劝告他,放开或者开放,都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蒋经国却说,“世界上有永远掌权的政党吗?”他毅然采取开放党禁的办法,拒绝采取大规模镇压、大规模流血的办法。他不仅推动了台湾的政治变革的进程,也推动了台湾经济的飞跃。蒋经国的理念显然超过邓小平一筹。
  第二,中国革命长期的暴力倾向,特别是左倾思潮给予邓小平以深刻的影响。近代历史上长期流行着极左思潮,不断演出着残酷斗争的惨剧。大革命时期的AB团事件,大批大批的革命志士,被自认为更革命的共产党人成批成批地杀掉,还要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许多大革命年代的冤案才被胡耀邦平反。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人运动,有的学校90%以上的师生打成了反革命、特务,最小的特务只是十岁的孩子。王实味只是批评了延安的一些落后现象,被批斗不算,还被用石头狠狠地砸死了。更多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被秘密处死了。这种种暴力传统,深深地影响着解放后的一系列政策。有些地方的土改,规定着每个村子该枪弊地富分子的数目,杀一个人,常常只是土改工作队员的一句话。这种暴力影响深深地感染了邓小平,使他在解放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表现了根深蒂固的暴力倾向,他多次地运用暴力,而不是用民主的协商的办法或者行政的办法解决问题。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中蕴藏着一股异乎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要历史总是要努力恢复自己的本色。在专制社会中,利用暴力可以将历史掩盖,将历史伪装,将历史扭曲。但是,历史总是会努力地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它会洗刷当年涂于某个形象上的油彩,在历史的长河中给人物精确地定格。相信随着历史力量的日益显现,历史的是非一定会更加清楚明朗,从本质上来说,历史是不能伪造的,不能掩盖的,不能涂脂抹粉的。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逐渐从历史的迷彩中看到历史的真相,敬畏历史的真实。
  在文章结束之际,作者想到,为了更确切表达历史的事实,本文的题目似乎应该改一下,改成《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或者干脆改成《人民的爷爷邓小平》,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本书原书名为《“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作者朱长超,1944年生,上海南汇人,九三学社会员。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68年在上海无线电一厂当工人,搞过化学分析。1974年调往自然辩证法杂志工作。1978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79年被录取为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生,1982年毕业在该院信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1年评为副研究员,1993年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教授,兼任上海思维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思维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作品有《科技革命的步伐》、《思维的历程》、《20世纪科学发现纵横谈》,《珍惜我们的家园》,《认识自我》、《开发自我》、《人生的智慧》等50余种,撰写《科学智慧》电视片40余集,已发表的各类文字在500万字以上。其作品《月球上的足迹》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第7册。
  朱长超性格温和而坚定,富有幽默感,同理心,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真理,人生格言是:多向世界说真话,勤为后人著文章。他曾经烧过5年大炉,曾跋涉过人生的沼泽地,也曾徘徊于孤独的无助之境,深知灵魂痛苦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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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残酷与色欲
  邓小平早年就为毛泽东所看重,赞为人才难得,加以培植。后因跟随刘少奇,毛怒,责其站错队,而予以打倒,随毛喜怒,邓“三起三落”。毛死后,历史的偶遇促成邓上台掌权。    毛死后,华国锋掌权,邓想复出,写信给华,假诚恳道:我们都老了,你还年轻,我们要辅佐你到二十一世纪。华国锋顶不住叶剑英等人的催促,对邓也疏于防范,终于放虎归山。于是中南海里,华、邓之间,上演现代版《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复出之初,邓小平故做低调,其头衔先后是副总理、副主席,仍由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职务。但邓某不甘人下,以退为进,竟拉帮结派,人事重组,巧夺军权,会议突击等手段,前后运作四年,竟将华推翻落台。随后,邓以顾问委员会主任,军委主席职操纵实权,垂廉听政,党政最高领导人,都由他密室任命,视做傀儡,有所不从,即驱逐下台,毫不留情。    邓晚年,连续干掉三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分别是: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曾批评毛泽东时代“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他本人丝毫不比毛差。从而证明,邓继承了毛的专横秉性。    文革后,中共内部出现不同意见,鉴于毛泽东是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始作俑者,党内否定声音极大,邓小平却力排众议,全力将毛保下,宣称对毛要“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原来邓有机会在党内崛起,全赖于毛的栽培。即便在文革中,邓被毛打倒,毛依然对邓网开一面,免其肉体摧残。    文革后期,毛重新启用邓小平,邓感恩涕零,毛临死前再次将邓打倒,但并未赶尽杀绝,有意留了一手,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于邓恩大于仇,邓倒毛采取手法是清君侧,皇帝无辜臣有罪,邓把毛的罪行悉数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以致于江青不服,在法庭上叫屈,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1980年,中共重评反右运动,因当年“反右运动”乃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此时,又一次的,邓出于私心,坚持对“右派”不予平反,只予“改正”。声称当年“反右”是“必要的”,仅仅是“扩大化”。于是邓亲自裁定,仍将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在内的近百位名人、以及各地知识分子一万多人,保留为“右派”,“不予改正”,留下尾巴。    毛泽东之罪恶,远超斯大林。赫鲁晓夫勇敢批判斯大林,为苏联民主巨变预留前奏。邓死保毛,为中国专制延续和屠杀埋下伏笔。果然,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大屠杀,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苏联民主演变,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形成倒退与进步、黑暗与光明的强烈反差。有人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其实邓平改变的只是毛泽东文革路线。毛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民众,迫害异己,连邓本人都沦为受害者,一旦邓大权在握,改变毛的极端路线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连毛认定的老实人华国锋都改变毛路线。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党内高干,为邓徒增党内声望,收揽党内人心,此招最灵。    这等宫廷权术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前朝皇帝诛杀大臣,后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杀一抚皇室反趋安稳。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枉杀岳飞,宋孝宗平反岳飞,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日宋高宗还在世,并且是太上皇,可见父子俩的默契。在政治上邓与毛一脉相承,毛赏识邓,称之外圆内方,锦囊藏针。中共早期毛在江西滥杀红军,邓就是毛路线的代理人。    邓同意平反绝大多数被毛打倒的老干部,唯独林彪例外,原来邓林二人同属中共开国元勋中年纪较轻的两位,林比邓还小3岁。林在军事上有奇才,邓在政治上有作为,都被毛看中,而暗中列为接班人。林邓二人于是成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严格的说是邓视林为对手,为死对头。建政初期,林因身体欠佳深居简出,邓则活跃舞台,得毛重用红极一时。文革时期邓被毛打倒,林才红极一时。暂时靠边站的邓对林记恨很深,当林坠机身亡邓复出,形势又翻转过来。    毛死后,邓掌权,按理文革巨祸毛是首恶,周恩来与林彪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事都是助纣为虐。林介入文革早期,周则介入文革全程,林周相比周罪责更大,但因周至死未倒,邓自然不便拿周开刀维持文革后的中共局面。邓的厚黑谋略是保毛抬周,把文革中的污水尽可能泼在林身上。杨尚昆、胡耀邦等人都曾提出为林彪翻案,杨尚昆曾亲口对林立衡说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其父获平反昭雪,但邓不顾党内呼声,一手遮天,硬是将案子压下,偏不为林翻案。这起中共党内冤案一悬就是几十年。    中共高层人物中有三个人素来沉默寡言,一是刘伯承,二是林彪,三是邓小平,区别在于刘、林沉默大抵出于天性,以及身为军事家的冷静,但邓的沉默则是后天性的,因为见多了风雨感知人事险恶,出于自保认沉默是金为至理。刘伯承、林彪沉默寡言,也清心寡欲,邓小平沉默寡言但却内在骚动。    1959年中共高层召开庐山会议,内斗激烈,结果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惨遭清洗出局,一场内斗天昏地暗,中共高层人物中唯独邓没有现身,原来在此之前邓因打台球摔断了腿,幸运的躲过了庐山风波。但隐身病房的邓并不安分,竟与一女护士勾搭搞大后者的肚子,奸行败露,该护士遭邓妻卓琳赶走,并为强制堕胎。这次丑闻文革中曾有红卫兵揭露,李志绥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英文版中也有记载,但出中文版时却删去不提,大概因为那时邓还在世,李受到中南海压力,不敢在中文版中披露。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邱会作将军回忆录读后    陈  昭
  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
  第一句话——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笔者读到这每一句话,无不惊出一身冷汗。笔者认为,这三句话极为重要。打开文革史、中共党史的迷宫需要一大串各种各样的钥匙,而这三句话应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三把。
   *     *     *     *     *
一、第一句话——毛泽东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林彪之死,惊天动地,震动全球。人们从来不知道毛泽东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坊间有一些传说,如说毛很悲戚,说毛摔东西,说毛抄诗寄哀思……现在,邱会作将军告诉了我们:毛泽东的态度是两个字:高兴,而且非常高兴。这样的态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能不让人毛骨悚然。
  邱会作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786)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 (《邱会作回忆录》,页798) 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 (参见《邱会作回忆录》,页788;《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627)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和毛泽东同样高兴的是“四人帮”及其一伙,还有汪东兴,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
  这种“高兴”,是远离人性的,但是,却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
  面对林彪死亡,高兴的是极少数。
  “叶剑英看到他们(指“四人帮”)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姚文元红着脸叫:‘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页511)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后真实反应》,红军之鹰吧)
   黄永胜则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妈的!跑什么跑?!” (《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页563)
  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普通民众的反应基本相同,仅举一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 (《中国新闻周刊》,2011-08-19)还有无数的民众在想:天啊!毛主席的脸该往哪儿搁啊!
  还有一些典型表现,如彭德怀,非常值得回味,本文不赘。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对以上的这些态度简单地加以分析,很容易发现,凡是与毛泽东靠得近的,是高兴,干杯。显然,这离开正常的人性实在太远了。与毛泽东离得远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或大惊,或大骂,或彷徨,或不知所措,这是人之常情。
  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表现是极其不正常的,需要我们认真解读,反复思考。
  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人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毛究竟为什么这么高兴?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为毛泽东,胜过自己亲兄弟的“亲密战友”死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样突然,那样惨,一家人几乎死光,作为掌门人,作为“一家之主”,能高兴得起来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手应当是蒋介石。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死亡的消息时是什么表现呢?——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寓所去世。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出乎大家的意料,毛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 (www.360doc.com/content/07/0611/12/12419_551459.shtml
  一个是异常高兴,一个是一脸凝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     *     *     *     *
  毛泽东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但高兴,而且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翁,心境应该接近“心如死灰”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如此反常的兴奋?笔者试着揣测毛泽东高兴的原因有四:
  其一,林彪死了,确确实实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员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完满地实现了。
  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如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如在文革最初就宣布煤炭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现在正好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一起死掉了,几乎满门死光,免除了后患,特别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遗憾的是,林豆豆没有听命令,不和他们一起上飞机。不过,这已经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结局了——毛能不高兴吗?
  第三,纵观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毛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但是,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罗织罪名,编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权势压服。毛整人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帽子,只有这顶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刘少奇式”,需要查档案,找证人,编材料,连懵带骗,劳神费力,还破绽百出。现在,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可以加一顶“卖国贼”,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他要是死在国内,就无论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难打倒他。而且,对林彪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在毛手里,他清心寡欲,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特别被动的是,刚刚两年前,是毛泽东提名把他写上了党章,成为了毛的什么“接班人”。不用“叛徒”这个“杀手锏”,把他除掉实在是不可能的。——毛能不高兴吗?
  最后看四(这也是一个推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但是却是必须有的推测):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理由,可是又必须把他除掉。毛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最后,请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诱出北戴河,诱使他上飞机,然后,让飞行员强行起飞,这时,毛的计谋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毛还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飞到中国国境以外。周恩来、汪东兴还向毛请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简直糊涂透顶!为了双保险,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绝对保证飞机只要上天就永远不可能活着下来。现在,毛的计谋完满实现,林彪一家被烧成了灰,抛尸外蒙古的黄沙之上。飞行员也一起命赴黄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学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不过是陪衬,真正使毛“其乐无穷”的,是与人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哲学的真谛。今天,毛与林彪奋斗,把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对手打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么能不特别高兴?
  
  有人会认为笔者在胡诌,在污蔑“伟大领袖”。笔者说,不是,这是在合理的推测分析。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请诸君仔细想想看看,“9·13”当夜,“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哪一条不是唯恐林彪不离开北戴河,唯恐林彪不上飞机,唯恐林彪不跑的!?
  李作鹏将军对“九一三”事件最大的质疑就是:“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而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 “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 (《李作鹏回忆录》,页576,577)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李作鹏想清楚了什么?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 (《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2011年9月诸多网站有此文)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认为:“事实上,北戴河距离山海关机场至少还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杆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当时,吴法宪就曾从旁提醒过周这一点,还建议他让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在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周当时虽然答应了,实际上却并没有落实下来。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页348)  
  王年一和笔者所写《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一文,详细分析了林彪座机坠毁的种种疑点。(载《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现在,从毛泽东的异常高兴的表现,是不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疑点?                                *     *     *     *     *
  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毛的这句话,必须看清几个关节点:感谢、帮忙,而且是帮了一个大忙,不是小忙;是“帮了我”,不是对别人,不是对“我们”,不是对共产党,只是对我毛泽东,只是对我一个人;所以我毛泽东是真心地感谢林彪。
  邱会作将军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特别重。发生‘9·13’,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9·13’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628)
  邱会作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17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对林彪是先定为武装政变的现行反革命头目才处理的,不先给林彪定下罪名就无法处理,也没有什么可处理的,所以,当时搞清林彪的问题毫无意义;如同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一样,不先在他头上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反革命性质的帽子,也是无法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先‘杀’后示众,是对刘少奇、林彪处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 (《邱会作回忆录》,页786-787)
  邱会作将军的判断没有错,林彪死后的历史确实如邱会作预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剧目比邱会作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最后,竟然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当然,必须看到,毛的高兴没有持续几天,他就一蹶不振了。或许这叫“乐极生悲”。但是,毛给我们留下的这句话和他的异常举动,是需要反反复复咀嚼的。
二、第二句话——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读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邱会作回忆录》,页680)
  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注意,这个话,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这些看做自己在“高处不胜寒”之地的心血结晶,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对黄吴李邱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讲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们领会。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 “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邱会作回忆录》,页681)
  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 (《邱会作回忆录》,页681)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的超人智慧和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感谢邱会作将军给我们提供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     *     *     *     *
  周恩来是如何处理他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的呢?
  周与毛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辞职。从此,周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的奴仆。凡是毛的话,不论对或错,周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便当然地成为了毛的忠顺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当毛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3月15日) 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一样,也做了毛泽东的一条狗。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在周与毛的关系上,周给黄吴李邱所做出的示范,就出不了上述的框框:就是要无条件地臣服于毛。在这一点上,黄吴李邱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毛也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对毛同样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一直到他们离开人世。黄吴李邱和江青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和毛不是一回事。
周与林彪的关系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 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
  
  “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
  “‘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
  “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霎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 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周江关系的生动写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三、第三句话——邓小平弃军逃跑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不会错的。邓是中共继毛泽东之后供奉的顶级“伟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呢?
  邱会作将军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 (《邱会作回忆录》,页628)九大期间的大会开得不多,“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邱会作回忆录》,页625-626)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毛在会上大谈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其中谈到上述对邓的评价。
  毛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有正式文件依据,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粗体字系笔者所加) 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
  据知情人说,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们读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录,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弃军逃跑”这四个字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联想。
  “弃军逃跑”非常浅显明瞭,小学生也能解释得清楚。逃跑是可耻的,弃军逃跑更是可耻的。如果所弃之军是一个排、一个连,虽然可耻,但罪过还比较轻。然而,当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军的政委,以如此高级的职位,在危急关头,竟然抛弃自己的部队逃跑,的确是大大的“坏事”,是大大的罪恶。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犯下这样的罪恶,笔者认为,只能从邓的品质上解释,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难道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吗?邓小平弃军时的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在这样危在旦夕的时刻,作为主要指挥员,却能够扔掉部队,自己逃走。这样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由于邓的这一品质,决定了他的许多行动具有卑鄙龌龊的性质。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来没有当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再当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没有当国务院总理,但是,他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扮演了现代“慈禧”。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实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
  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视为手纸。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且看明年的十八大会不会“发扬光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见到权力就拼命抓,抓住权力就死不放手,这和见到危险就逃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小平这样的行为,不从他的品质来认识,成吗?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权力最高层的表演。
  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费尽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粗体字为笔者所加)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
  高文谦先生指出: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所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邓不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後,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1-472)
  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
  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国几万平民子弟当了炮灰。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近日,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 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一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一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参见2011年8月25日诸多网站)这一水库垮坝惨剧被评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惨烈的十一项人为惨剧第一名。(其他有核电站爆炸、农药中毒、飞机失事、楼桥垮塌、巨轮沉没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邓小平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灾难中的表现,难道不是他的品质的真实写照吗?
   ……
  正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恶劣品质,所以,邓在有关党史研究,有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上,三令五申不许涉及个人品质,不许作道德评价,要“宜粗不宜细”。邓曾经说过:“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98)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之所以产生一系列问号和空白,得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就是因为不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抓住这个关键,许多问题简直像痴人说梦,根本解释不通。
  有无数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十分肮脏。邓小平是个从来没有理论的人,是个不讲理论的人。许多年以来,邓小平被他“御封”的继任人用一些“光环”罩着、护着,所谓“总设计师”、“核心”,还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即使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对他也不能揭露,更不能批判声讨,甚至连回忆都不准。笔者认为,打破对邓小平的吹捧和迷信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是不可绕过的坎。不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种种谬论、丑行和罪恶,中国不可能前进。
结  语
  邱会作回忆中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三句话,非常珍贵,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话,却可以为我们吹散许多迷雾,扫清许多重大的障碍。中共把中国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道路。由于中共把自己的历史弄成了一个迷宫,发生了一个错误,就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二个新的错误;然后,又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如此滚雪球,错误越犯越多,谎言越编越大,迷宫也越来越玄,打开迷宫需要的钥匙必然也就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三句话可以视为许多钥匙中的十分重要的三把,它像显微镜、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文革,认清中共的本质。
  感谢邱会作将军的洞察力,他能够抓住如此重要而关键的内容,为我们指点迷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            李  剑      2011年3月25日
  2011年2月16日,美国之音有一篇文章——《历史学者揭长征和遵义会议真相》,论及中共党史对于中共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研究,有许多编造的成分,不符合历史真相。该文中有一节是“邓小平有无出席遵义会议”,大陆网站在转载时,对这一节做了比较大的删节。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它的敏感性和特殊性。今天,本人也来加入讨论。
  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中的地位异乎寻常的高,遵义会议过去的时间并不久远,与会者长期健在,对它的研究应该可以做到完整准确,不容易发生疏漏。可是,对于这个会议的研究,多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一直模糊不清,导致争论不休。1958年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疏漏,就是它的参加人居然长时间没有弄清楚,遗漏了一位重量级的大人物——邓小平。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尴尬和难堪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一,“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之说源自邓小平
  1958年11月以前,在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二十三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开馆三年多以后,在这段时间里,关于会议的参加者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是一潭清水。可是,1958年11月,突然杀出了一个人,自此以后,这潭水就不清了。这个人是谁?——邓小平。
  请看以下文字: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费侃如先生说:“邓小平第三次来遵义的时候是1958年11月,当时他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陪同邓小平一起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们来到遵义,第一站就是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当他们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环视着室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橱和彩色玻璃窗,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遵义会议激烈讨论的场景。邓小平还指着靠里边一角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当时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快速地把这一重要史实记载下来,因为在这以前,外界还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呢。”[1 北大人论坛网,beidaren.net/bbs/viewthread.php?tid=1504&page=3]
  石永言先生从该馆筹备一直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了36年,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副馆长,他说: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2 石永言:《邓小平与遵义会议》,《遵义日报》, 2009年10月11 日]
  以上两段文字所说的1958年11月3日这一天发生的事,真实可信。
  遵义会议纪念馆于1955年建成开放,距1958年11月3日已经过去三年多。像遵义会议如此重要的的纪念馆,按照中共惯例,它的展出内容,展品摆放,讲解员的解说等等,在开馆之前,都是要经过从北京到贵州省各级有关机构严格审查的。从纪念馆筹备、开放,到1958年的许多年,遵义会议的资料中,没有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记载,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遗漏。正如费侃如先生说的那样,“在这以前,外界还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
  现在,邓小平本人发话了,问题就复杂而严重了:如此重要的一位参加者怎么会漏掉了呢?
  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听到邓小平的话以后,看来颇费踌躇,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七年以后的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才在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3 北大人论坛网,beidaren.net/bbs/viewthread.php?tid=1504&page=3] (这个七人照片篡改历史是多么恶劣!——笔者)可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学生说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于是,邓的名字和照片被拿了下来。[4 参见石永言:《邓小平与遵义会议》,《遵义日报》, 2009年10月11 日]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过“拨乱反正”,邓小平的名字又重新出现。不过,所挂的照片与1965年有所区别:1980年1月8日,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会议室挂出参加遵义会议全体人员的说明牌,并在会议室北墙上挂上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八人的历史照片,(受当时掌握的资料局限,邓发、何克全的照片未挂出)并向公众开放。[5  张小灵:《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如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这次所挂的照片比1965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它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笔者)现在,凡是中国大陆官方的书籍、报刊、杂志、网站,以及纪念馆、博物馆之类,都将邓小平赫然列入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之中。北京军事博物馆关于遵义会议的大幅油画,把毛泽东画为“男一号”,将邓小平放在了十分明显的位置。——利用文艺作品篡改历史,是中共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
  但是,国内和海外的许多研究者却不认同,不承认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如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的作者),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作者),张戎及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以及海外的维基百科等,都持这个态度。[6  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210_Uncut-News-Truth-Untold-Red-Army-Long-March-115732329.html]
  这样,就出现了以中共官方为一方,以中国国内民间研究者和海外研究者为另一方的泾渭分明的两个结论同时并存的现象。到底哪个正确呢?
  二,邓小平没有资格参加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十余位参加者,迄今为止,只有三个人谈及过这个问题。
  陈云明确指出参加遵义会议的人里没有邓小平。陈云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了”。[7 《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周恩来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杨尚昆的说法耐人寻味:
  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 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8  wenwen.soso.com/z/q35202813.htm] 杨尚昆既是遵义会议的正式参加者,也没有类似彭德怀只参加了一天会,又亲耳听到邓小平说他参加了遵义会议,然而直到1984年,杨尚昆却还说他“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从杨尚昆转述的周恩来所说的情况,也只能说明邓小平只是会议的工作人员。
  另外十多位参加者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件事。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核实的。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具有出席会议资格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和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于是把与中央在一起行动的军委总部领导人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扩大进来。再加上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国红军军事行动决策的顾问李德。[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
  伍修权的身份是李德的翻译,他是一位工作人员,不在“扩大”范围之内,所以,伍修权虽然坐在会议室里,但是,他没有会议参加者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和发言权等诸项权利,他不能称为会议的参加者。能不能称为“列席”人员呢?不能。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列席是“参加会议,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的人。
  当时,邓小平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连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他也不是军委总部领导人和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所以,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没有被“扩大”的资格,也没有列席的资格。
  三,想办法让邓小平参加会议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大难题——邓小平不具备参加遵义会议的资格,邓小平也没有被“扩大”的资格;然而,邓小平却说“我就坐在那里”。如果邓小平在说完这句话以后,接着像周恩来所说的“担任会议记录”,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邓小平没有说这句话。怎么办呢?
  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写历史、编书,有一个铁的原则,就是“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保持一致”。所以,再复杂的事情也好解决——“紧跟”就是了。可是,如果问题的难度太大,就不是那么容易“紧跟”的。这个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过,这也难不倒高明的“学者”。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邓小平的职务上做文章:找出证据说明邓小平当时担任着很高级的职务,是有资格参加会议的,至少也有列席会议的资格。为了使这个设想能够成立,就把伍修权拽上,一起享受李德的待遇,称为“列席人员”。
        所以,邓小平当时的职务就成为一个关键。
        当时邓小平的职务究竟是什么?
        中国大陆官方对邓小平当时的职务,多数的说法是“秘书长”——或中央秘书长,或中共中央秘书长,或党中央秘书长,邓就是以“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另一种说法是伍修权所说: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10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载《星火燎原》1982年第1期。]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是以两种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两种身份。
1,秘书长
当时,邓小平到底当的是一个什么秘书长?
  在现在的中国,人们头脑中的“秘书长”是什么概念呢?比如一个省,在省委书记、副书记之下,就是省委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可不得了,属于第三把手,而且秘书长的实际权力常常比副书记还大。所以,有人就利用这一点,在“秘书长”三个字上变魔术,从“中央秘书长”到“中共中央秘书长”、“党中央秘书长”,不一而足,极力把“秘书长”拔高,在“秘书长”三个字的前面加上一些花样。这样,就使人们觉得邓是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是参与中央决策的人。事实是这样的吗?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亲历者,也是邓小平的直接接班者刘英(张闻天的夫人)的回忆: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会有人帮助你嘛!”我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所以富春笑我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影射闻天了。我知道富春和蔡大姐两口子也觉得我和闻天合适。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11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68—70页]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我已经离开中央队了,接替我当秘书长的是肖向荣。[12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3页]  
  接替肖向荣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是吴亮平。[13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6页]
  党史专家何方先生说:刘英“不但在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同中央领导多有接触,而且遵义会议后接替了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14  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刘英的回忆犹如一道闪电,驱散了在秘书长问题上的种种迷雾。由于刘英是在遵义会议结束三个月直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而且是邓小平的直接继任人。而且,刘英在回忆时,“为确保回忆的准确性,她对每一篇章都仔细斟酌和修改,不少重大事件都让整理的同志核查了档案。”[15  刘英:《刘英自述·后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27—329页] 所以,她的回忆应当是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
  笔者认为,刘英的回忆说清楚了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
  (一)邓小平所担任的“秘书长”不是中央秘书长,或中共中央秘书长,或党中央秘书长,而是“中央队秘书长”。
  (二)中央队秘书长的任务和职责,“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管我们这些人(指编在中央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生活”,“开会时做个记录”,而且“工作不多”,“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工作岗位;另外根据有关人的回忆录推断,当时的所谓秘书长,其职责是安排开会,开会时做记录,整理文件,收发信件等。
  (三)遵义会议前后,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人员沿革:邓小平(?—1935年4月)——刘英(1935年4月—1935年8月)——肖向荣(1935年8月—?)——吴亮平。
  (四)当时直接参与刘英到中央队接任秘书长一职的人有李富春、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毛泽东是建议人,李富春是执行人,他们都先于刘英知道这件事。难得有这么多重要人物参与这一件事,而且刘英还记得李富春给她写过一张条子。
  什么是中央队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朱德、博古编在该纵队;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中央纵队、中央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该队。
  那么,邓小平这样显赫的任人物,能够担任这么低的职务吗?
  事实正是如此。此时的邓小平不是二十多年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更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独掌党权军权、把几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邓小平。1931年到1934年,是邓小平“走背字”的时候,这是邓小平自己也说不清因而很忌讳的一段时间。1934年邓小平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一直担任相当于中层干部的职务。  
  1934年6月,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对刘英说:“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被撤了,家都散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16  刘英:《刘英自述·后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50页]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说:“跟着走!”
  毛毛这样评论邓小平的回答:“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17 《长征途中的邓小平》,作者不详。http://xz7.2000y.net/mb/2/ReadNews.asp?NewsID=216245]
2,《红星报》主编
  《红星报》究竟有多大?李贞刚先生在《毛泽东、邓小平与红星报》中说:《红星报》“除了一名助手外,邓小平既要写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还要负责校对”。[18  福建党史月刊 2002年10期]  也就是说,《红星报》只有两个人(邓和一个助手),是一个非常小的报纸。在瑞金的时候,只有邓一个人,工作地点是一间小房子。邓小平所担任的是一个相当低的职务,你就是加上“主编”、“总编辑”甚或“报社社长”的头衔,也改变不了事实。
  以这样的身份能够与红军主要指挥员并列,成为遵义会议的扩大对象,从而参加会议吗?
  四,结语
  按照“中央队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这两个一般性职务,邓小平不具备遵义会议正式参加者的资格。如果他在会议上履行“中央队秘书长”的“开会做记录”的职责,那只是一个会议工作人员。大凡开会,都是需要工作人员的。现在中国开会更是不得了,工作人员往往多得不可计数,还要专门设会务组、秘书组、后勤组等等来统领工作人员。谁都知道,这些人和会议正式参加人员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我就坐在那里”一句话,掷地有声,是不能改变的。于是,为了证明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一帮人就想尽办法极力抬高“秘书长”和《红星报》的含金量,演出了一幕精彩的“捕风捉影”的戏剧。
  有人“认真地”考证过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遗憾的是,所提出的许多“佐证”多数是邓小平自己说的,它们在刘英的回忆面前土崩瓦解了。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可能为会议工作过的工作人员硬要说成是正式参加者呢?
  所谓“决议”、中央文件、领导人说过的话,它们是不是完全准确、完全正确?是不是完全可靠?这是研究中共党史极难跨越的一道难关。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些领导人、这些“决议”和文件是会撒谎的,是会撒大谎的,请特别注意,他们常常是会撒弥天大谎的。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大事,大事做错了,又不想承认错误,或者想要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撒谎,从而诿过于人或诿过于天。只要他们一撒谎,当然都是重量级的弥天大谎。例如: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朝鲜战争是美国支持南韩李承晚发动的;把正常年景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被林彪、江青利用了;美国、台湾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至于邓小平,就有著名的“永不翻案”;有对华国锋的先是肉麻吹捧,继而是肆意污蔑;“反右派运动”只是“扩大化”;爱国学生是“暴徒”;等等。
   即是同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对一个人、一个会议、一件事的评价,前后相差一百八十度的情况,屡见不鲜,历历在目。同一个人,今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明天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后天又变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这些水火不容的结论,都是同一个党的几乎相同的一伙人认定的。
   最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谈到中共党史第二卷的撰写原则时,宣称:“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从张启华先生和中共官方学者那里,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写,而是“编”;不是在写“史”,而是在写“诗”,或是在写其他什么“shi”。这真让一切严肃的人哭笑不得。只有历史的真实才是历史的灵魂,可是他们偏偏不说跟事实保持一致。毛泽东的长年贴身秘书都说毛有出尔反尔的毛病,那么,你跟“领导人的讲话保持一致”,是跟他“出尔”时保持一致呢,还是跟他“反尔”时保持一致呢?所以,我向中共党史“学者”建一言,在落实“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保持一致”的原则时,必须增加几条附则:一是要跟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保持一致;二是要跟该最高领导人的最后的讲话保持一致;三是要跟符合“政治需要”的讲话保持一致;四是要跟符合自己口味的讲话保持一致。例如,论述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的文章不在少数,但是他们一律不顾毛泽东无数次痛批彭德怀并把彭德怀残酷整死的事实,却到处引用毛泽东兴之所至偶尔讲过的一句“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彭关系的本质和真相吗?
   在一切头脑正常的人看来,某些人不是写历史,而是强奸历史。但是,在中共历史的编写者那里,他们认为就是应当这样写。他们编写的“历史”不是真相不要紧,相反,如果真的写清楚了真相,那就有大麻烦了。因为那将从根本上损害共产党的利益,败坏共产党的信誉,给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所以,他们的最高原则是一切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要做到凡是有损共产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这样的“党”,究竟是个什么党?
   两种历史观就是这样对阵着,它还能对阵多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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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永言:《邓小平与遵义会议》,《遵义日报》, 2009年10月11 日
3 北大人论坛网,beidaren.net/bbs/viewthread.php?tid=1504&page=3
4 参见石永言:《邓小平与遵义会议》,《遵义日报》, 2009年10月11 日
5  张小灵:《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如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6  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210_Uncut-News-Truth-Untold-Red-Army-Long-March-115732329.html
7 《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8  wenwen.soso.com/z/q35202813.htm
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
0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载《星火燎原》1982年第1期。
1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68—70页
2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3页
3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6页
4  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5  刘英:《刘英自述·后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27—329页
6  刘英:《刘英自述·后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50页
7 《长征途中的邓小平》,作者不详。http://xz7.2000y.net/mb/2/ReadNews.asp?NewsID=216245
8  福建党史月刊 2002年10期

“我只想完成粟裕将军的遗愿,写出真实的淮海战役!”
     ——石征先先生采访记                            张雄文
  在所有粟裕大将的研究者中,除其原身边的秘书等工作人员外,南京电影制片厂原编导石征先先生可说是一个权威人物。他从1978年7月27日首次采访粟裕大将本人开始,20余年来始终如一日,采访了数百名与粟裕有关的知情者,翻阅了尽可能得到的原始档案,留下大量详实的影像资料与采访笔记。5月28日,我们《粟裕研究资讯》编辑部一行三人,有幸在他北京定福庄北街的寓所,拜会了石老本人。
  我曾说:“凡崇敬或研究粟总的人,都是受他伟大人格感染的,性格上,正直与善良是最基本的方面。”石老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我们虽素未平生,又无名位,他却豪爽好客,礼敬如仪,百忙中抽出时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整天。
  “你是张雄文啊,网上骂你的人很多呢!”刚听说同行的文老师介绍我名字,石老便风趣地微笑说。
  没想到石老还上网,我们有些惊讶。他笑笑,说:“偶尔上上。”迟了一会,他说:“骂你的可能有三种人:一是完全无知,对粟裕根本不了解。他们眼里只有官衔、职位,一个大将怎么比元帅,甚至比当时的主席战略眼光、军事指挥艺术还高明?这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造成的;二是偏见,1958年以后,粟裕遭错误批判,战功被淡化、磨灭、转移,公开的出版物忌讳谈粟裕,不仅影响了当时与粟裕接触不多的将帅们对他的看法,也使后人在各种资料前摸不着头脑,最后认为,粟裕挨批总有挨批的理由,当时不是文革,难道也错了?于是宁可相信原先错误的结论,也不愿意改变错误看法;三是1980年以后,粟裕又遇到特殊情况,实事求是讲他的作用,又牵涉到某人过去的作用及其文选第三卷一些内容真实性的问题。1989年拍摄《淮海战役》,花了一个亿,有其他两个战役之和这么多。原因是重拍了一次,先是实事求是从华野济南战役开始,拍完送审后,刚好某文选第三卷出版,掌握审核权的高层说,不能与第三卷精神相违背,结果只得又重拍,原来好些镜头作废。弄了一个与真实历史有很大差距的东西,比如雪天洗澡一节,两个司令员站在旁边请示,扯淡!还有,真正起关键作用,多次以建议形式指挥军委统帅部和两个野战军的粟裕,也成了一个传令兵。这种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没得到根本改变。”
  石老说话这么直,令我们很感动,却也为他担心。她夫人一直在旁边制止,并说了石老一件事:80年代,人家正当红的时候,他给那人写信,说:您不该将淮海战役的功劳归自己,应该如您所说的实事求是说明实情,您改革开放对中国有巨大贡献,在淮海战役这个事情上说清楚了,也不影响您的声誉。结果人家理都不理,你们看,粟裕关他什么事?值得这么冒险,害得我们整天担惊受怕!
  石老憨厚地微笑着,任夫人唠叨一阵,稍后说:“我为什么这么做?不是粟裕本人或他家人给了我什么好处,而是追求恢复历史原貌。我原来对淮海战役根本不了解。1978年7月27日,因受上海出版社编辑相约,我准备写一部关于《淮海战役》的书,因此跟几个人一起采访了粟裕首长,当时他只给我们20分钟。听说我是江苏人,而且来自他与夫人楚青结婚的地方后,他很高兴,特意把楚青叫了出来,还叫人拿出中华烟和牛奶糖。我不会抽烟,他便递给我一颗牛奶糖,还叫楚青也给我一颗,大概表示他们两人请我吃喜糖的意思。当时牛奶糖很稀奇,我印象极深。我用18分钟时间谈了自己对淮海战役的认识,其实也是公开的书本上说的那些,最后两分钟,我说:‘请首长指示。’粟裕首长忽然说:‘原来的时间限制作废,我给你四个小时!中饭也在我这里吃。’接着,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当时秘书朱楹就坐在他身边,还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长却一把打开了。这句话让我震惊!当时就做了记录。”
  说着,石老进里间拿出一个笔记本。我们有些兴奋,伸过脑袋仔细盯着他打开的页码。因年代久远,纸张有些发黄,只见前面几行写了日期、在场人员(按:有朱楹、楚青二人名字,其余没来得及看清)、采访原因等,顺着他指的地方,我们果然看到石老说的那句话。同行的文老师便拿出摄象机拍摄下来。
  石老说:“当时粟裕首长从豫东战役开始,给我谈了他打大歼灭战、歼灭敌人主力于江北的战略构想的由来,以及南线决战的提出与淮海战役整个发展过程。结果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说,‘淮海战役我就不写了,交给你来写。’
  “我自那以后,想方设法翻阅了大量原始电报电文,并将那时领导人的电报进行对比,逐渐发现粟裕首长说的是客观的事实。其实,毛主席在多个场合也肯定了这一 点。1949年他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你们大概都听说了。他还跟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类似的话。1997年,我采访毛主席的原秘书师哲,师哲说:‘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我再次兴奋了,毛泽东评价粟裕最会打仗的话,最早出现在吴跃军先生《苍松劲草——粟裕研究笔记》一书中,可惜因未核实,认为师哲回忆的,一定出现在其回忆录《在巨人的身边》一书里。大家依他的说法找到《在巨人的身边》,却发现没有,于是怀疑起来。可一些权威人士在重要的场合总引用这句话,比如:2000年 8月,秦叔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粟裕传》出版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里说:“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我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毛主席这句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昨天,也就是2007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粟裕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顾问苏荣发言时也指出:“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我的这些战友中,属这个粟裕最会打仗。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予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评价。粟裕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流芳千古。”因此,我便一直想找到其原始出处,不想却“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在石老这里!
  我问石老:“请问,您刚才采访师哲的话,有什么凭据吗?”石老说当然有。说着,又从里间找出两张纸片,说:“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当时就叫师哲签了名的。他正签名的时候,他女儿恰好进来了,问他父亲在干什么,听说原委后,笑着说:‘那我也可以签名,我也可以作证。’因此,我又写了一张,请他女儿也签了。”
  我们接过纸片,仔细看起来,一张写道(见插图):
  师哲同志回忆: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席对蒙哥马利元帅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采访记录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页左侧靠上有“师哲”二字签名。(如图)

  另一张更详细一些,写道(见插图):
  今天,我采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原主任师哲老。据师哲主任回忆:
  毛主席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毛主席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这个人也是我们湖南人。
  我认为师老这个回忆很重要,请师哲本人在我的采访记录上签了名,我又请师哲的女儿也签了一个名。她长期生活在俄罗斯,这次是回来看望师哲的。
                 石征先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片上方有师哲女儿俄文签名。(如图)
  (图片中字迹为石老笔迹)
  这个回忆太重要了,依时间看,正是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意转过脸来,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之后的1年零8个月,足见毛泽东本人对1958年别人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早不放在心上。我们对这么珍贵的资料倍感珍惜,对石老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石老只淡淡地点点头,答应了我们拍照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看了石老于2003年起,奉命拍摄的十集文献片《共和国大将——粟裕》。里面许多真实的原始影象资料,令我们始终震撼着。其中一个镜头令我陷入深深地沉思:1949年9月30日下午6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当然的第一上前铲土的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相继铲土之后,为中国人民立下巨大战功,缩短解放战争进程两年的粟裕,成为第四个为纪念碑铲土的人。
  然而,因为粟裕头上始终有国外人士无法理解的阴云,石老呕心沥血拍摄的文献片已被枪毙,不能正常播出,另由军事科学院与江苏省党史办重新拍摄,并限制为四集。他写粟裕的书稿也在审核过程中被莫名其妙地遗失。当微风吹起石老几咎白发时,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面对我们的遗憾与不解,石老爽朗地说:“《红楼梦》遭禁三百年,但毕竟有重新评价的一天,我对自己有信心。”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出去采访时,将自己的儿子带在身边做助手。如今,他儿子也成了一个精通粟裕真实历史的人。尽管他夫人有时抱怨,也最终只得做出巨大牺牲了。
  陈丕显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评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我想,历史也会记住石老的!
  
  【补记】
  1978年7月,后来成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的石征先与傅继俊等人,为撰写《淮海战役史》一书,专程采访粟裕时,一向低调的粟裕忽然说了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注释3)在石征先惊讶的时候,粟裕向石征先谈了几个小时的淮海战役来龙去脉。    随后,粟裕意犹未尽,亲自给当年的华野副政委、济南战役后一同筹划淮海战役的谭震林打电话,请他和夫人葛慧敏接见石征先(注释4:参见石征先《我与粟裕不解之缘》手稿)。    谭震林和葛慧敏夫妇接电话后,满口应承,很高兴地接待了石征先等人。石征先后来回忆说:谭震林比粟裕更能畅所欲言,“对我政策更宽,登门不用预约,有问必答。”(注释5)    石征先回到徐州后,谭震林和夫人不久也来到这里,听说他得了病,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名医焦树德给他治病。    这一次,谭震林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他只允许石征先一人在他旁边作记录(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可见谭震林与石征先等人的合影)。也就在这次讲话中,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谭震林十分气愤地说了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注释5)    显然,谭震林与粟裕一样,并非为个人争某种战功,而是在为自己当年统率的野战军争取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高岗夫人李力群曝光高层权斗内幕               卡布季诺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邓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高岗夫人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迫搬出原来的住处。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看错了陈云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
  李力群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
  “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商量抗美援朝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
  “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
  “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
  “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
  毛泽东有悔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务院管理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19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她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19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
  胡耀邦有意平反,邓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李力群批邓对吗?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邓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19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自己错!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他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赵紫阳)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你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

从《“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刘伯承蒙冤》一文说开去      裘  真
    近日读到谢武申先生的大作《“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刘伯承蒙冤》(载《党史纵横》2010年11期),感到有些话要说。
  谢文开宗明义,说明撰写此文的目的,是要“正本清源”,“准确记述”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刘伯承蒙冤事件,防止以讹传讹。同时,摆出了自己的不凡来历——军委办公厅编写组成员,写了一系列大作,是长期在高级军头前“行走”(离开“御前行走”只差一点)的专业作家,潜台词就是向读者说明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能够对它正本清源,是许多人所希望的。本人多年来对此有许多困惑,渴望得到指点,还以清正的本源。然而,读过谢文却颇感失望。
  谢文共三个小标题:“运动起因之谜”、“扶病检讨”和“迟来的平反”。我一看到它们,疑窦顿生——
  毛泽东亲自策划指挥,邓小平、彭德怀坐镇第一线——这样三位伟大顶级人物密切配合、直接领导的如此重要的会议,它的起因为什么竟会是“谜”呢?
  刘伯承重病在身,毛泽东也发了话:刘“可以不来参加开会作检讨”,邓小平是刘的“亲密”搭档,亲自掌控会议,究竟是什么人要他在重病状态下必须从南京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扶病检讨”挨批呢?
  从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独揽党军大权,为蒙冤多年的刘伯承、粟裕平反,对邓小平来说,易如反掌,可是,为什么“平反”竟会“迟来”?
  照常理,谢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就应当进行周密的论证,给出正确的答案,做到“正本清源”。遗憾的是,我对谢文诵读再三,想从文中找出作者的论证,却找不到。也许是我眼拙,现在把我的困惑写出来,求得明人点拨。
  首先,关于“运动起因”,谢先生在标题中设一个“谜”字,我看只是为了吊读者的胃口。作者清楚肯定地破了“谜”——谢先生说:“最终导致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把矛头指向所谓‘教条主义’的,还是刚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既然作者摆出了这个结论,读者需要看到林彪究竟使用何种手法让军委扩大会转向。
  我细心展读,看到作者在文中提到林彪的活动共有两处:
  第一处,作者说:“为什么会议会转向?据林彪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的这段话,只是说明林认为军队存在教条主义问题,而且是与来者(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无意中谈到”的,时间是1958年春天以后(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是1958年春天召开的)。林彪发现问题后报告了军委主席,并非林彪有意搜集“炮弹”。这是符合组织手续的。林也说得很清楚:“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作者丝毫没有说明林彪的这段话何以就有使军委扩大会主题转向的魔力。
  其实,谢先生自己已经写得很明白,在林彪报告毛泽东之前很久的1956年8月,就有人向军委反映南京军事学院存在教条主义。彭德怀非常重视,先派出了“副总长张宗逊率工作组到军事学院和总参高级步兵学校,召开了系列座谈会,并写了调查报告”。彭立即将此报告上报毛泽东,获毛同意。其后,彭亲自挂帅,率领副总长陈赓大将、总政主任谭政大将等十余人,(如此军衔超高、职务超高的工作组在军内空前绝后!)于1957年初到南京。正如作者所说,彭在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彭得出这个结论的时间是1957年3月。彭回到北京,立即向毛报告,毛批复同意。
  从作者列出的情况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密切互动。毛和彭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才在1958年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林彪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在开幕式上,林同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元帅都讲了话。在毛泽东于6月29日的各组长会议上讲话时,林彪有一些插话。除此之外,会议期间他对会议没有指示或建议,有几位元帅曾多次到会讲话。据知情人讲,发言最激烈的是彭德怀、陈毅、邓小平、黄克诚、萧华等人。况且,林彪这段话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一年多以后说的。林彪此时的状态,是请长期病假。正如有的书所说:建国后林彪一直离群索居,从不介入将帅圈子,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是个不管事的军委委员(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无副主席,林是十位委员之一)。
  林彪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没有彭德怀重,时间也在彭作出结论后很晚,究竟根据什么得出“导致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把矛头指向所谓‘教条主义’的” ,不是彭德怀,不是毛泽东,不是其他人,而是林彪呢?
  《刘伯承传》指出,恰恰是彭的报告,“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刘伯承传》第658页)
  作者在文中提到林彪活动的第二处,是:“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这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两位元帅。”
  我同样不明白的是,谢先生根据什么把林彪的这些话定性为“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和“攻击”呢?
  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克问题发了一个通知,它说:“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这时,彭德怀还戴着“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所以彭德怀和林彪是同样待遇,都是“别有用心,借机整人”。后来,彭德怀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别有用心,借机整人”的就只剩下林彪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总政治部通知中关于彭德怀的说法怎么解释,回答会很简单:“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或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所以……哈哈哈”,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诞的现象,盖因作者想要遮盖一些什么东西。非常明显,在建国不久,毛泽东为了让军队服服帖帖,借着在军队反对教条主义,从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开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军队狠击了一棒,使军队建设受到极大影响。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和彭德怀是第一线指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邓小平派为领导小组组长,地位在彭德怀和各位元帅之上)不能因为他们的头衔和光环,就说他们没有错误,或者不说他们的错误,他们都光明正大。这是这次会议的根本问题。要论述这次会议,却不涉及这个根本问题,企图把主要的事实掩盖起来,硬把林彪拉出来做垃圾桶,把清清楚楚的事情故意搅成浑水,起因当然成为“谜”了。
  多年来流行一种政治逻辑:如果某某事件的责任人是“领袖”、“核心”或某位“政治家”、“革命家”,一定不能说他们有错误,当然更不能说有罪。怎么办呢?即使此事与林彪(或者再加上后来的“四人帮”)没有干系,或者牵涉不多,或者他们只是执行者,也必须拉出来,当做一切坏事的总原因,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事情说圆了。在他们笔下,给林彪戴任何帽子是不需要证据的。林彪是“反革命”,是“坏人”,所以对于林彪的讲话和动作,不论他是在哪一年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就只管用“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别有用心,借机整人”之类的语词,是绝对没有错的。不但没有错,还会立功加赏,升官晋级。笔者参阅了有的人写的关于该次会议的文章,对于林彪竟然都是一样的调子,看来,是从一个源头批发来的。党史专家何方在遍读钦定党史后感慨道:“党史对人物的处理就是‘好人全面好,一辈子好;坏人全面坏,生来就坏’。这已成为多年的八股。”(何方《党史笔记》第686页)
  最近,中共党史第二卷问世,它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钦定的“正史”,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谈到它的撰写原则时说:“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有一位高层人士说:“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
  呜呼!在这样的原则下,这本新党史还能够配称为“史”吗?然而,在中国,正是这样的一本本书,一篇篇文章,构成了“正本清源”的、钦定的中共“党史”和“军史” ! 由此看,现在的大量所谓“正史”已经是“歪史”甚至“邪史”的代名词了。
  谢文还有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特点,就是此文中,作者只褒扬了一个人,就是邓小平。作者描写了邓的“高风亮节”,一是“保”刘伯承,(不知作者为什么把“保”字加上引号),一是不争功(邓说:“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如果邓小平真的“保”了刘伯承,那么,一定要刘伯承从南京到北京检讨,接受批判,差一点戴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最后又受到不公道的严重处理,应作何解释?改革开放以后,这么长时间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又作何解释?再者,这次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轰大嗡的做法,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斗得刘伯承眼压高达73,斗得粟裕血压高达240,斗得萧克吐血——这都是能够致命的!)又作何解释?关于二野打仗主要靠谁,从邓的话里,人们只能解读出一个意思——“主要靠我”,只不过有个司令员“协助”而已。党史权威胡乔木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写回忆文章,好像回忆谁,谁就都是正确的,形象非常高大。”(《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43—244页)。
  1958年军队系统“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它发生在军队最高层,涉及到众多的元帅、大将、上将,结论维持时间长达几十年。其中蒙冤的将军们几十年持续不断地申诉,要求得到公正的结论——他们也“上访”!他们可不是现在流落街头的访民,他们个个都是功名显赫的大人物,特别是还有中央领导人为他们仗义执言。虽然彭德怀于1959年被打倒,并一直被批判到死,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还经过1978年开始的清理历史冤假错案的翻箱倒柜式的运动——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动摇它的结论。这实在是党史、军史上的奇闻。实际上,直至今日,这件事也没有正式的权威的结论——中央红头文件,并且居然进入了所谓“敏感”问题的行列。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一运动的一位第一线领导人。举凡一切所谓“敏感”问题,必定都是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撒了大谎,又死不认账的事。八十年代初,当李达上将和萧克上将写报告给中央领导人要求平反,并请刘伯承元帅也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一针见血地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好一个“蚊子钉菩萨”!刘帅逝世后,他的夫人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一文中,只好聊以自慰地说:“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而没有听到的话。”
  邓小平有个特点,就是凡是他主持的事,凡是他决定的事,即使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或有问题的,也是不能变的。比如高岗案,反右派运动,林彪案等等。
  为邓小平开脱是徒劳的,故意美化、欲盖弥彰则更是可耻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根深蒂固。过去大都是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吹某一个人,也有的人要求别人吹自己,但往往是暗示,明目张胆者则比较少,自己吹自己就更少了。但是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新特点,那就是自己站出来吹自己,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吹自己。突出的代表是“我”。如:“我”参加了遵义会议,“我”坐在这里,“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主持决定的……还有,就是中央作出决定,为某某级别以上者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回忆录”、“传记”。不言而喻,就是大量使用国库的金钱,找几个笔杆子吹某一个人。这些笔杆子奉命写作,尽力发挥“编”的功能,只写“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走麦城”,甚至把别人的“过五关斩六将”据为己有,把自己的“走麦城”推给别人。由于有人带头,所以,回顾这段不远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个人崇拜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历史造假达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
  现在,在历史研究领域里还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如:
  只惟上,只惟书,不惟实——某某“文件”上载的,某某领导人说的,某某会议上定的,某某报纸上登的,……就是不看事实真相是什么。
  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语言——我看到一位老先生不久前写出的一本反思巨著,书中仍然沿用“林(彪)贼、江(青)妖、康(生)魔、柯(庆施)丑” 这样的称谓。
  将香港杂志,路边小报,不负责任的网络言论,道听途说,统统当做“证据”,(如香港杂志披露的《邓颖超日记》、《林彪日记》,“档案解密”之类)然后据此引申、发挥、论证。殊不知,你论证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它比以沙子做基础还要糟糕。
  “崇拜”某方神圣:军队里的、将军大校、高官、教授,这些人说的就是千真万确的,就不需要再加以考证了……
  有人说,世界上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的确是这样。所谓“中国逻辑”就是中国特色,其表现是或者不讲理,或者说谎话,然后再用一顶大帽子压住所有的人,用几张胶条糊住大家的眼睛,封住大家的嘴。可是,再让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能看到一种报纸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写出的东西命运如何呢?青年人韩寒以报纸为例子说:“这种发行量大的报纸又没人看,还是上头强要摊派订阅的,为官的只有在上厕所时看,然后草纸省下许多……”为官的都是这种态度,草民百姓会怎么样呢?
  要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传之久远的不朽之作,那就要拿出真东西来。谢先生是位给高级领导人写传记、回忆录的专家,你有着很少人能够享有的特权,也出了不少的成果。但是,遗憾的是,你没有很好地运用你的特殊地位,你本可以写出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章。你也可以写出一篇无理无据的文章,同样的原因——因为你有特权。希望你能够运用你的特权,写出货真价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文章。
发表于 2013-3-17 00:06:24 | 显示全部楼层
胡德华直言:「我们今天还叫改革,但今天的改革和二十多年前我父亲那时候的改革,不一样。」他认为,这种分野,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都说三十年改革,但前十年和后二十年是不一样的。改革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个问题:为党还是为民?为党是今天的做法,是邓的做法。为民是我父亲他们那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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