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285|回复: 0

[原创] 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4-6-8 02:47: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傅正明 于 2014-6-8 02:52 编辑

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
    --- 凯尔泰斯获奖的意义
                  

                                                                                                                傅正明

奥斯维辛,一个熟悉的名字,二十世纪人类悲剧的集体记忆的一个代名词。

凯尔泰斯 ( Imre Kertesz ),一个陌生的名字, 一位在奥斯维辛度过恐怖童年的犹太人幸存者,一位已经到了迟暮之年的匈牙利作家,“由于其作品确认了与历史的野蛮专横抗衡的脆弱的个人体验”而荣获诺奖,正在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一个名字。

把奥斯维辛与文学扭到一起,自然会使人想起哲学家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著名观点: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今天写诗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获奖时,发表了题为“未完待续”的演说,他说,阿多诺的话似乎意味着: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 ”。格拉斯等一批战后德国作家,曾经把阿多诺的痛苦的陈述奉为一句写作禁令。格拉斯说,“但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如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 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标志着一道断层线, 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受到阿多诺的鞭策,格拉斯感到,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悲剧历史的重演。 因此必须把揭开的伤口始终暴露在那里。 格拉斯说,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总是嚷道:我们需要回到常态呀!我们需要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诸脑后呀!可是,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叛。2000年5月,格拉斯在莫斯科出席国际笔会大会时,又一次发出“ 未完代续 ”的声音,他在《绝不再度沉默》的演讲中指出:作家已经成了历史的见证人,意大利作家列维(Primo Levi)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以他们的作品,比任何统计数据更生动跟持久不断地把奥斯维辛集中营展现在人们眼前。

格拉斯高度评价凯尔泰斯的自传性小说作为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的现实意义和美学意义。格拉斯本人既重道德承担又颇为“前卫”的创作思想,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凯尔泰斯的创作宗旨。在他的随笔集《苦工日记》(1992)中,凯尔泰斯明确表示,他是通过学习阿多诺著作而找到自己小说写作的理论基础的。这种理论基础,包含道德和美学两个方面。在道德上,就是凯尔泰斯经常强调的责任感:在美学方面,就是像酷爱音乐的阿多诺一样,借鉴“十二平均律”的作曲法,也就是说,调动钢琴上的每一个琴键,全方位地展现奥斯维辛的日常生活画面。这种类似无调性音乐的表现手法,往往容易造成荒诞感,但凯尔泰斯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创造出比上帝创造的世界更为荒诞的世界,换言之,文学中的任何卡夫卡式的荒诞的表现均不会过份。

由于一直有人试图否定纳粹集中营所发生的人间惨剧,新纳粹、新法西斯主义均有抬头之势;同时,今天的世界局势和人类状况,已经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棘手,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文学的承担。

在诺奖演说中,凯尔泰斯仿佛在呼应格拉斯的 “未完待续”的声音。对他来说,奥斯维辛像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把他与文学以及与文学概念相联系的理想和精神划分开来了。他说,“要写奥斯维辛,就必须懂得: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奥斯维辛一度中断了文学。要写奥斯维辛,就只能写带有宗教色彩的文学,只能写一部 ‘未完待续 ’连载小说,它始于奥斯维辛,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奥斯维辛之后,迄今为止,尚未发生过什么足以根除或杜绝奥斯维辛的事件。在我的作品中,纳粹大屠杀从来就无法用过去式来表现。”在凯尔泰斯看来,奥斯维辛,既非仅仅是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也非犹太人在逻辑上衔接其历史考验和先民苦难的最后一幕。它是欧洲猎奇者在走过两千年道德和文化的历史之后抵达的一个中转站。

凯尔泰斯于1929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与十五岁就穿上了纳粹青年军装的格拉斯不同,凯尔泰斯在十五岁那年,即纳粹分子疯狂排犹的 1944年,与七千名匈牙利人犹太人一道,被驱逐出境,赶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又被转移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少年时代的巨大创伤为他日后的文学 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返回匈牙利后,凯尔泰斯在报社工作之余,开始从事德 语文学翻译工作,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深远影响。就创作思想而言,凯尔泰斯可以说与格拉斯殊途同归。在2001年接受马德里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凯尔泰斯明确地表示:“ 我的作品是对我自己、对记忆、对人性乃至对人类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

从凯尔泰斯的 《苦工日记》来看,帕斯卡尔的哲思,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托马斯曼在流亡中的写作,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荒诞感,阿多诺的文艺观,是作者经常谈论的话题。由于当年纳粹焚书的余火未熄,凯尔泰斯写道:“除了别的伤害以外,奥斯维辛也给艺术带来极大伤害,从此以后,艺术变得愈加小心翼翼了,就像一个残疾者一样,他一只手摸着墙壁,另一只手柱着拐杖瘸着腿前行,眼睛盯着墙壁,仅仅想保持身体平衡而已。一切已经被自身的魔鬼击败,结果整个人生都失败了:人们竟然在深思熟虑之后谨慎地杀人,也可以说,是用无言的两眼凶光杀人。”他敏锐地觉察到,奥斯维辛之后,作家、艺术家自身内部的魔鬼如何与外在的魔鬼达成默契。他从阿多诺的“禁令”及其哲学思想中体会到不少精彩的悖论,他要把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从野蛮行为变成一件文明行为,从残疾变成恢复健康的过程,从堕落变为寻求拯救的过程。这也许正是阿多诺那句名言的真正含义。

在凯尔泰斯的处女作《没有命运的人》(1975)中,作者像格拉斯一样,借一个名叫科维斯的少年的视角来质疑成年人的世界。他告诉我们,早在驶往集中营的列车上,某些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就被一概没收了,因为据说这些东西对他们再也没有用了;到集中营后,每个囚徒都要受到检查,看你镶没镶有金牙,一个先到的囚徒为后来者登记名册;每个囚徒都被迫佩戴着黄色大卫星,衣服的布条上都印着号码,他的编号是64921;他到处看到手臂被绑着的囚徒;在一片原本欢乐的气氛中,与他一起上工的皮匠、烟鬼、好心眼儿,还有其它一些同伴都被处死了;他们从据说是皮革厂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气味中嗅出了什么,然后又听说被火化的是患伤寒症的死者……。这个年仅十四岁的犹太孩子,早就感到自己被推到了一出既荒诞又残酷的戏剧中,他提出了质疑,他不知道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后来,他不服命,他思考命运与自由的关系,他决意像贝多芬一样挑战命运,力求用自由的手扼住命运的咽喉。经历了不断的饥饿之后,他认识到:“我可以说,在所有那些尝试徒劳无功之后,在精疲力尽之后, 我找到了安宁、平静,甚至找到了慰藉。寒冷,潮湿、风雨再也不能骚扰我。它们无法靠近我。我再也不感到饥饿了……”就这样,他甚至在集中营里找到了一种近乎神性的幸福。如瑞典学院新闻公报所言:“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囚徒的承受力,是人们在日常的共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同一原则的结果。”因此,对于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并非游离于西欧的历史常态之外的例外事件,而是在现代生存状况中关于人类堕落的最高真实。”应当补充的是,凯尔泰斯同时也把奥斯维辛视为基督受难以来人类的最大创伤,因此,它是日益衰微的犹太教复苏的一次机遇,换言之,它也是有史以来人类获救之希望的最高真实。

继《没有命运的人》 之后,凯尔泰斯写了续篇《惨败》(1988)。在为该书的瑞典文译本写给瑞典读者的信中,凯尔泰斯以动人的言辞表述了奥斯维辛所代表的人类共同困境。他承认他的作品是自传,但又不仅仅是自传。他说,“这本自传性的作品同样可以成为你们的自传的一部分,亲爱的瑞典读者:把它视为你们也置身其中的故事吧,就像在一次热情的大合奏中, 很容易辨认出那永恒的悲惨而痛苦的死亡和既辛酸又甜美的复活。”在这部小说中, 从奥斯维辛释放的主人公在自己家里也感到像一个囚徒一样被囚禁。最后,他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决心成为一个作家,开始构思一部小说。凯尔泰斯借鉴舞台上的“戏中戏”的表现手法,把“小说中的小说”写成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换言之,他的“脆弱的个人体验” 在文学领域所找到的有力的抗衡武器,就是他挑战强权常用的黑色幽默。故事描写一个作家,他所处的极权社会,折射了1956年事变之后的匈牙利的悲剧。他的心灵深处有灾难记忆的烙印,现在又目睹作家和知名人士经常神秘失踪的怪异现象。 当他在一次国家危机中可以逃亡时,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语言环境,他就无法写作,无法描写他必须留给历史的作品。他把这个极权社会视为他唯一的可以生存的地方。《给未出生的孩子的安息文》(1990)与前两部小说一起构成了三部曲。这是一个幸存的犹太人给被屠杀的亡灵的祈祷,也是为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祈祷。主人公已经人到中年,成了一个作家和翻译家。可是,结婚以后,他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不想把一个孩子带到一个容许奥斯维辛存在并且可能劫难重来的世界。

正是在这种永远不能忘却历史悲剧的意义上,凯尔泰斯的记忆至少是欧洲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大而言之,则是人类的集体记忆。1993年,凯尔泰斯在他的演讲中明确地把反犹大屠杀界定为一种文化,一种“世界经验”,一个“普世寓言”。因此,西方批评家认为凯尔泰斯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作品,即是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又不止于见证。他像格拉斯一样给我们以“未完待续”的信息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只要践踏人的尊严的强权存在,就会有对强权的屈从乃至依附,但与此同时也有对强权的反叛,或至少会有人把这人生百态笔录下来晓之世人启迪思考。文学的承担责任,就是为人类的悲剧探寻原因,寻找出路。

在《没有命运的人》中,当集中营一个陌生人问主人公科维斯的感觉怎样时,他回答说,“憎恨”。恨谁呢?他的答复是:“……每一个人”。但是,凯尔泰斯毕竟不同于他的自传性小说中的主人公,主人公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多年以后,丰富的阅历使作者有了观察生活的多重视角和立身处世的原则立场,那就是既追究罪行、拒绝对强权妥协又提倡对罪人的宽容。在瑞典学院诺奖公报中,凯尔泰斯拒绝妥协的立场被喻为一道山楂树篱笆,仿佛以浓密的棘刺防范不速之客。也就是说,他必须尽可能捍卫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侵犯。在凯尔泰斯的短篇小说《发誓的检讨书》(2000, 《匈牙利季刊》秋季号)中,作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上帝祈祷:“当我们宽恕了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时,请宽恕我们的冒犯吧。不要把我们引导到诱惑中,但请把我们从邪恶中递解出境”。

在受难中在堕落中,既真实地描绘人的无奈、尴尬和困境,洞悉属肉的本能欲望,又积极地引导人们向善、爱美和向上,从仇恨走向宽容和爱,走向精神领域(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是凯尔泰斯的创作的最可宝贵的特征。批评家杰格维( Clara Gyorgei)在《今日世界文学》 一书中论及《没有命运的人》时指出:“科维斯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真实,如此有切肤之痛却并不滥情,其奥秘正好在于两极之间的反讽的对比:一极是他的绝对理想主义乃至超然物外的态度,另一极是读者对于其对立面的合情合理的反感。”这里所说的对立面,即理想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残酷的现实以及对这种现实的绝对顺应的人生态度。因为在凯尔泰斯对生活的本来面貌的描绘中,从他透露的信息中,读者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用《惨败》中的主人公的一句话来说:“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真正确证我的存在”。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非存在状态,他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的惨败感,他的活着好比死了的吊诡感,难道值得人类世世代代永远继续下去吗?

为了防止奥斯维辛重演,欧洲需要重新见证奥斯维辛,更需要思考未来的理想主义。凯尔泰斯不止于仅仅作文学见证的理想主义,才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所在。

                                                   选自傅正明著《百年桂冠》( 允晨文化出版社,2004年)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真名网 ( 站长:吴洪森 沪ICP备05050042号 )

GMT+8, 2017-9-23 11:37 , Processed in 0.155093 second(s), 17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