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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为了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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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 12: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傅正明 于 2014-7-1 12:14 编辑

为了忘却的记忆
      ――谈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主题
                                                               
                                                                             傅正明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他写的记念几个遇害的“左联”青年作家的文字,是为了将时时袭击心灵的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鲁迅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关于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悖论。

鲁迅是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 Le Clezio )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之所以借用鲁迅的文题改动一个字,以探讨克莱齐奥的创作特色,首先是因为,记忆,如瑞典学院认为的,是他的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但是,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克莱齐奥的许多作品中,同样有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悖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矛盾命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智慧。

童年的创伤记忆

童年记忆,尤其是童年的创伤记忆,对于造就一个作家是异常重要的。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法裔毛里求斯人。这个原本属于法属殖民地的岛国,1810年被英军征服,沦为英属殖民地。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8岁的克莱齐奥随母亲移居尼日利亚,与二战期间在那里担任军医的父亲团聚。将近两年后,他们全家迁回尼斯。从此,克莱齐奥成为一位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

克莱齐奥的那一段创伤性的童年记忆,折射在小说《奥尼查》(1991)中。小说开始的情节同样发生在1948年,12岁的孩子芬坦跟随他的意大利母亲航海去非洲,在尼日利亚尼格河畔的奥尼查小城与他已经记不清的英国父亲相见。父亲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代理商。三个人重逢之后要互相适应并不那么容易,芬坦与他的父母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他在旅程中还不断闪回童年患疥疮病的创伤记忆。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对人物做精神分析的描写时,眼光仅仅囿于家庭小圈子,那是没有出息的。克莱齐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时糅合了社会的创伤记忆。他借芬坦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那块殖民地,将残酷的欧洲殖民者与天真善良的本土人作对照。作者笔下的母亲,不但是芬坦的慈母,而且是一个富于社会关怀的人。她看到许多饥渴的囚犯带着锁链被迫去挖一个游泳池,毅然向当局提出了善待囚徒的请求。囚犯的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母亲却遭到警察的驱逐,只好和失业的父亲带着芬坦移居伦敦,然后到法国落脚,情节继续波澜起伏地发展。

在《寻金者》(1993)、《隔离》(1995)和《革命》(2003)等小说中,作者在久远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追溯了家族的记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后,克莱齐奥的一个先祖拒绝参加革命军,因为参军就得被迫剪掉长发,他因此逃到毛里求斯,从此在那里扎根创业。后来,克莱齐奥的祖父曾费力寻找海盗埋藏的黄金,虽然未能如愿,最终却发迹成了当地的甘蔗种植园主――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个儿子,即克莱齐奥的伯父,因为娶了一个欧亚混血儿为妻,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并被赶出家门。在《寻金者》中,小说的青年主人公是一战的幸存者,漂泊到毛里求斯一个岛上,依照父辈的线索在寻找宝藏时爱上一个少女,她教他如何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隔离》以克莱齐奥的祖父和伯父的故事为素材。小说中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主残酷剥削印度移民工人。他的儿子被赶出家门后,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

在《革命》中,带有作者自身影子的青年主人公马洛走出法国看世界,从他祖父的妹妹那里听说了他祖父在毛里求斯的创业史,由此把历史上的几个崇尚暴力的时代衔接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写到二十世纪非洲有色人种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马洛还目击了1968年在墨西哥城“三种文化广场”军警屠杀示威学生的暴行,杂揉著作者自己难于忘却的历史记忆,也可以视为作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上述作品表明,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超越了个人的、家族的和民族的范围,往往是沉重的社会悲剧的记忆,是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这一点,更鲜明地表现在《沙漠》(1980)、《金鱼》(1996)和《流浪的星星》(1992)等小说中。

《沙漠》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线索是二十世纪初叶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的故事,描写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下穿越摩洛哥逃亡的悲剧命运。另一条线索是一个美丽、勇敢的摩洛哥姑娘的流浪和爱情故事,她漂泊到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摄影模特儿,但她厌恶消费社会商业文明,最后返回故乡寻找身份认同。

《金鱼》中最初没有名字的女主人公,同样是摩洛哥的黑人孤儿,从小就被卖给一个寡妇。寡妇是犹太人,因此把她当做养女善待,叫她莱伊拉。寡妇死后,莱伊拉受到养母家族的虐待。作为非法移民,她在非洲、法国、墨西哥和美国许多城市四处流浪、逃亡。她不断搜索自己童年的记忆,寻找身份认同,最后决定回到完全没有记忆的摩洛哥故乡。莱伊拉在逃亡途中始终带在背包中的“圣经”,是反殖民主义的著名思想家法农(Frants Fanon )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有色人种的革命手册”。像为该书作序的萨特等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克莱齐奥对法农极为推崇,甚至被批评家称为“法农的门徒”。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生动地表现了逃亡与革命之间的悖论和审美张力。

出于深厚的人文关怀,克莱齐奥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一样,始终把人类残酷的历史,尤其是反犹大屠杀,视为现在时态。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中。小说中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的故事,始于二战中犹太人大逃亡。主人公犹太少女赫勒尼随母亲从故乡尼斯市逃到法国南部的圣马丁─维苏比小镇。这是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避风港,由于战事逼近,许多犹太人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寻找新的避难所,许多人落入纳粹魔掌,被驱赶到奥斯维辛。赫勒尼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参加游击队进行抵抗和营救工作。天真的赫勒尼变得成熟起来,父亲借用《圣经》中波斯皇后的名字,改称她为以斯帖,意为“星星”,他把犹太人苦难的历史记忆延伸到两千多年前,同时也寄寓着祈求上帝藉以斯帖施行拯救的希望。以斯帖的父亲和许多难民都遇难了,她的未婚夫也死于战争前线,她要继续逃亡并开始新的生活,必须首先找到父亲和未婚夫遇难的不同地点。换言之,她必须确定纳粹屠杀现场和战乱的地理位置,以保持个人和社群的苦难记忆并充当历史见证。

当以斯帖逃往以色列抵达耶路撒冷时,邂逅另一颗“流浪的星星”――巴勒斯坦女青年涅玛,她是在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际被强行送往难民营的。接着,作者以涅玛的视角写到:数千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一个难民营电网墙内,连联合国运送食品的卡车也莫名其妙受阻,井水也枯竭了。涅玛觉得:“……难民营无疑是世界的尽头,在我眼里,尽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丝毫希望都没有。”就这样,以斯帖从涅玛那里学到新的一课。此后几十年,痛苦的记忆一直无法抹去,不断在以斯帖的记忆中闪回。她承认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对涅玛这样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她自己的记忆,涅玛的记忆,涅玛对她的既怀疑又寄望的凝视的眼光,是激发她写作的灵感。她的写作,像作者本人的写作一样,既是一种“驱魔”仪式――驱逐记忆的梦魇,又是第一次受洗过后的“坚信礼”――坚信上帝的神恩,坚信基督的重临,坚信历史的梦魇终将结束。

“天人合一”审美境界

对于历史的梦魇,如果你时时刻刻铭记,甚至记仇记恨,寻求复仇,那就会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会压得你喘不过起来。借用佛教的话来说,你甚至会被这种“我执”击垮。另一方面,如果你压根儿忘却,那就患了历史健忘症,它终究会导致“良心麻痹症”,同样会使得你的“自我”膨胀。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健全的个体意识与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分不开的,必须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或平衡。这种平衡,类似于真正的佛教徒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平衡,或道家的“为而不争”与“清静无为”之间的平衡。出世无为之时,文人墨客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克莱齐奥自称的他的“小祖国”毛里求斯,大约有一半居民信奉印度教,也有不少人信奉佛教。克莱齐奥本人于1966至1967年在泰国佛教大学教过法文,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以英文合写过《克莱齐奥的道家眼光》一文,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只知道克莱齐奥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等中国经典。但是,在克莱齐奥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一种道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小说《偶遇》(1999)中,一位过气的电影制片人喜爱逍遥,喜欢在他的“船上小宇宙”中,“在金波荡漾中遗忘世事”。倦于世事,在工业社会消费世界中格格不入的作者本人同样崇尚大自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轻轻一碰大自然,整个世界就亲昵起来”(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那个犹太少女在书中写道:那些感到害怕、寂寞或不幸的人,最好的药物是到户外去,在可以静心的地方,独自面向天空,面向大自然和上帝……。

上文论及的《流浪的星星》,笔调是沉重的,但克莱齐奥深谙艺术的张弛之道,不时让他的女主人公以斯帖像安妮一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喘息。以斯帖长途跋涉后,来到一个山谷。作者写道:“以斯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地方。在成堆的原形岩石与铺展地毯的青苔之间,在左边略高的地方有个小沙滩,在那里,一道水流柔和地溅起层层迭迭的浪花……。这个地方,在以斯帖眼里,就像天国的意象一样。”这时,以斯帖问了又问的“上帝为什么要躲起来”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暂时的替代性的回答,感到上帝与她同在。

在《奥尼查》中,克莱齐奥对大自然的描绘更富于哲学意味。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虐待与尼格河两岸奥尼查的乡村田园之美,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芬坦和当地渔夫的儿子波尼交上朋友。波尼教会芬坦如何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照大自然,观赏树木的“生殖器”在附近“神池”中洗涤的景象。当芬坦进入水中,他体验到一种宁静的淡泊境界,减弱了反父的倾向。他第一次感到与父亲的亲近,认为母亲般的水池可以使得他和他的父亲和睦相处。他开始把自己的母亲想象为大地母亲。波尼还带芬坦去偷窥一个聋女沐浴的情形。后来,芬坦把产床上的聋女想象为一位公主,一条河流――在作者笔下,她是无言的河流女神的原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生态学和美学命题的艺术范例:“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但是,克莱齐奥笔下的“自然的人化”,并不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强行支配、主宰自然,而是教我们尊重自然,并由此提升到尊重人的层次。而这里的“人的自然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则启迪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将一切自然物种的尺度内化为我们内在的尺度,从而回归自然,依照自然的规律对待并利用自然,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我们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时,才能促进生态平衡,和谐地自由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克莱齐奥认为,写作就得寻求平衡,他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说:“这有点像骑自行车,我带着这个观念写作:你必须向前才不会跌下来。”

克莱齐奥的比喻是生动的,但他语焉不详。在我看来,写作需要多种多样的平衡,例如道德文章与审美情趣的平衡,感性描绘与理性思考的平衡,紧张与轻松的平衡,“深入”与“浅出”的平衡,质朴与文采的平衡,等等。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和遗忘的悖论,是一切有历史眼光和当下关怀的作家在写作中所需要的一种平衡。

                               明报月刊2008年11月号
                               傅正明著《地球文学结构》(联经出版社,2013年)
发表于 2014-7-1 23: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傅先生的文章总是耐人寻味。
发表于 2014-7-1 23:12:02 | 显示全部楼层
克莱齐奥似乎有一个 identity 情结,他一直在寻求自我同一性的证明,其实,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也一样,总是不知不觉地也有这样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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