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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四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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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5 03:44: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傅正明 于 2014-7-15 03:48 编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四人谈
作者:[德国]君特•格拉斯 等
《天涯》 2002年 第03期

[南非]纳丁•戈迪默 [爱尔兰]西默•希尼 [德国]君特•格拉斯 [英国]维•苏•奈保尔

                                                                                                                                                                     傅正明 译

译者按:2001年12月中旬,在诺贝尔奖百年庆祝活动期间,瑞典学院特邀纳丁•戈迪默、西默•希尼、君特•格拉斯和维•苏•奈保尔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举行了一次以“作家与世界”为题的座谈会,会议由瑞典学院院士和作家帕尔•维斯特伯主持。

帕尔•维斯特伯:欢迎你们来到斯德哥尔摩王宫和皇家图书馆。今年庆祝诺贝尔奖颁发一百周年,诺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我作为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奖评委,代表瑞典学院特邀四位文学奖得主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座谈。维•苏•奈保尔先生是本届诺奖得主。他象征着文学奖的一个新起点。他从特利尼达、英格兰走来,今天已经成为足迹遍及世界的旅行家。来自南非的纳丁•戈迪默,曾经让人们了解到那个种族隔离的恐怖世界,她的小说为反种族隔离斗争勾勒了一个概貌。摆脱了种族隔离的统治之后,现在她还在继续深入研究人性。来自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我们早就听到他那敲了四十多年的铁皮鼓了,鼓点铿锵有力,令人鼓舞,使我们铭记我们的时代曾经遭遇的重大问题。爱尔兰大诗人西默•希尼,他植根于爱尔兰泥土的枝桠已经跨越海洋延伸到北欧。当然,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北欧。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我们互相之间早就认识了。在这里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诺贝尔在遗嘱中谈到获奖的作品应当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呢?你们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吗?纳丁?

文学应当有益于人类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作家必须把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在于如何使这个世界更富于人性。尤其是就狭义的解释,就政治影响而言,应当如此。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阶级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更持久,更潜移默化。当今媒体如此之多,借助新闻报道,人们得知各种事件,也许会有点儿影响。在报刊杂志的栏目上,人们可以得到目前的恐怖危机的背景知识。我认为,作家凭借其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为世人叙述在这个危机发生之前的事件,可以从长远的观点来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给人类带来益处,靠的是敏锐的思考。这往往要求作家抱着明确的态度,不趋时合流的态度。普罗斯特说:“绝不要害怕走远路,因为真理就在远处。”我认为这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帕尔•维斯特伯:艺术可以消灭压迫吗?当然,索尔仁尼琴改写了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这是一个特例。西班牙作家罗卡(Lorca)死了,作品却仍然活着。弗朗哥早就被遗忘了。
维•苏•奈保尔:我们不能只谈压迫。文学之所以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文学所改变的是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卢梭,几乎在蒙田之后创造了现代世界。巴尔扎克使法国人形成了他们的法国观点,福楼拜延伸了这个观念。当代作家乔德福利(Nirad Chaudhuri)的自传《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使印度人对他们自己先前不知道的历史形成了一个观念。因此,人们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把时事撇在一边。人们都认为:作家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娱乐作用。
帕尔•维斯特伯:你的看法呢,君特?
君特•格拉斯:文学的功能在于记忆。我们所处的时代,左右其走向的是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但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因此而有可能记住被忘却的故事——那些故事乃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文学中,我不叙述胜利者的历史,只叙述失败者的历史。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历了社会生活中进行的一切抗争。政治与文学应当分离开来,人们如是说,但它们却往往扭在一起。如果我们觉得,谈论政治就得小心翼翼,那么,政治就会一口把我们吞噬了。政治家是饥饿的——这是我在战后的体验,作为“燃烧的一代”中的一员体验过的残酷的现实。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也没有忘记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当时有些作家说,人们应当处身于政治和社会之外。但后来怎样呢?他们被迫移民,一部分人被杀害了。这是我年轻时得到的教训,我懂得这是为什么。
帕尔•维斯特伯:是的,我喜欢多思考。在这信息如雨的时代,我们作为作家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湮没的历史,如奈保尔所做的那样,如你们大家所做的那样,你们已经深入……
君特•格拉斯:深入那些人们不了解的,没有写过的,口头的历史。
西默•希尼:文学有益于人类,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有益于每一个个体,有益于人们互相了解,有益于抗衡那种无形的可怕的压倒个体的力量。一幅图画,可以唤起美感或情感,从而通过诉诸个人的感情促使人们追求理想。可惜布罗茨基不能参加我们的讨论了,但是他曾经谈到一件奇妙的事:“如果艺术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的命运乃是某种个人的事情。”这种洞察力是颇有益处的。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你,君特,谈到记忆。历史也是一种记忆。但是,对记忆的研究,唤醒的记忆——我们靠诗人和作家的人格来浇铸而形成的作品,是一种补充。它所补充的是早已存在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
西默•希尼:它补充了笔录下来的各个方面吗?
纳丁•戈迪默: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我们的探索,例如,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探索补充了另一半。我们所见所闻的东西属于表层,但我们更深入了一层。所以我要创作,要效法某些作家。
维•苏•奈保尔:你和君特谈论如何在可怕的处境中写作。而我要写的是使人惊异的事件,不复存在的社会现象。
发出有代表性的声音
君特•格拉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家乡在但泽,现在那里居住的是另一个民族了。通过文学,借助语言,可以生动地再现那些政治上的失败者。但我也体验到,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改变了。文学史也是一部检查制度的历史。从一开始,书籍就是被查禁的,后来总是不断受到查禁。但是文学始终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等待。“两百年后我们的禁书将面世。”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一个作家被查禁,像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那样——监禁作家、处死作家,那么,我们再也不用等它一百年才出书。因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人们有可能终结这样的历史。使用全部核武器和一切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在地球上抹掉一切生命。但是,我们不能继续采用上个世纪的同样的方法。
西默•希尼:让我勾勒一幅素描吧。一战期间,我们在德国或英国的战壕里,有人却携带一本《名叫艾内斯特的重要性》(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剧作)。手榴弹爆炸了,人被炸杀了,尸体腐臭了……那种无可挑剔的、幽默的、智慧的艺术品成了陪葬品。艺术所展示的清晰的幻想,对人类是有益处的。它是一种抗衡,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它也是有趣的,维吉尔的《牧歌》就是如此。它是最为奇妙的诗作之一,是现存最美的田园诗。但是,那里实际上曾经是一片荒原,是满目疮痍的意大利,是涌流不断的难民潮。连维吉尔父亲的庄园都被没收了。但是,维吉尔把一种宁静的环境与荒芜的旷野并置在一起。米沃什的诗作《世界》,写于1943年的华沙。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历史事件化为文字。叶芝说:“我尝试仅仅用思想就能净化现实赢得正义。”多么激昂慷慨!不管怎样,靠恐怖手段我们无法达此目的,我们不能把正义事业委托给恐怖主义。那样的画面太可怕了,人们应当展现的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合乎情理的图画。
帕尔•维斯特伯:我认为君特的主题是重要的。文学的确与记忆有关。一个“真实的委托”挖掘出来的过去的记忆,是很不愉快的记忆。我们,你们,都是见证人。通过艺术创造,你们描绘出完美的图画,同时也把个人的象征手法和全部想象熔于一炉。但是,一个极权国家不允许个人的记忆,不允许个人关系的介入。所以你们的作品受到检查和查禁。奈保尔呢,你的作品在好些国家都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戈迪默的作品在她自己的祖国被查禁。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生……对此你想说些什么?
维•苏•奈保尔:尽管如此,比起纳丁和君特,我很少想过这些事情……。我在挖掘殖民地历史时,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我是自由的。我从来没有被人跟踪,也没有人要求我修改某些部分。因此,我没有感到那种强制性的不得已的痛苦,也没有感到很大的危险,尽管我的写作是极为严肃的。但我没有深入思考人的命运,也没有想过我的作品的价值。我仅仅致力于观察现实,并且描绘一幅完整的图画。我只是纵笔写来。假如一位作家努力在脚下奠定一种稳定的意义,他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西默•希尼:你当然不想站在一块朽木板上随着它垮掉。
维•苏•奈保尔:说得好!绝妙的比喻!
纳丁•戈迪默: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严肃就可能受到责难。奈保尔,我不同意你所做的区分。人在充满冲突的关系中有其自身的根源,这是一个与创作相关的问题。但是,要创作就顾不得陷在纠葛中的处境。普罗斯特的“不要怕走远路”的告诫,甚至适合于人的内心世界。是的,我们是由我们的社会塑造的。但是人的不可思议的个性也是隐埋着地雷的一个标志。
维•苏•奈保尔:是的。
纳丁•戈迪默:我们描绘这个标志。奈保尔,我赞扬你的获奖演说,真心赞赏。无可置疑,我们的内在见证,不但赋予我们自身以某种意义,而且也赋予世界以意义。可是,你却说你是非政治的。实际上,你作为殖民地的一个孩子,光这一点就已经属于政治范畴了。是政治塑造了你。
维•苏•奈保尔:的确如此。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特别地非政治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点,我想承认的是:原因在于,像纳拉扬(R.Narayan)一样,像这位比我年长的刚去世的印度作家一样,我们长期处在与权力疏远的状态。我认为,在一场赌博中,我们只是筹码而已,我们失去了能够改变环境的主动感。
纳丁•戈迪默:可是,你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你自己的感触,你承当了表现这种感触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想的。”“这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所表现的内容。”
帕尔•维斯特伯:我要补充的是,奈保尔,你小看了你自己,因为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你已经充当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只要通过倾听并且让他们的声音在你的书籍中占据一些篇幅,就能做到这一点。《大河湾》或《在信仰者中间》,无不如此。倾听别人的声音,就是一种功德。这是你们的共同之处。希尼,我想问问你的想法,你提到数年前的获奖者米沃什,他也是布罗茨基的好朋友。他说:“假如诗歌不为民族或人民服务的话,那算什么诗呢?”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西默•希尼:每个人仿佛都会听到一种召唤,以为被赋予一种崇高的“天职”。在爱尔兰传统中,也许在俄罗斯传统及其诗歌中,都有类似的情形:诗人觉得,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应当发出大家的有代表性的声音,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声音。但是,幸运的是,米沃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曾以反讽的笔调写到诗歌的意义。实际上,他所强调的是个人的经历及其记忆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说法,“一点一滴汇集起来表达出来的声音,假如不表达出来就不存在。”他和那些代表性的诗人所表达的,往往是个人的。但是在严峻的历史时刻,作家感到为人民代言是责无旁贷的。诗人W.H.奥登写了《1939年9月1日》(德国纳粹东进波兰之日),叶芝写了《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英起义之日),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由于遇到无法逃避的危险事件,就不得不以诗歌给予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既来自个人的经历,又冠以所有人的名义。奥登说,“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声音而已”。假如说他要“挽救”民族或人民的话,那么,他并不是要充当救世主,而是出于绝望尽其所能做一次尝试:“我必须在此时此地言说。对不起,但我是迫不得已。”在他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诗歌中,叶芝几乎是在请求原谅:“英国可能会恪守信义……”“对不起,我必须言说……”。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米沃什的那番话是值得质疑的,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西默•希尼:哪一个观点?关于为民族或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纳丁•戈迪默:是的。但是,如你所说的,他正好否定了他自己。
西默•希尼:但是,还是有一种天职,那就是代表他人发出他们欲言而未能言说的声音。你不会否定你自己的个性吧?
纳丁•戈迪默:不,肯定不会,但我要严格加以规范……

受伤的语言

君特•格拉斯:我怀疑这是否是讨论通常的文学。我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在这里由英语来统治。因此你们处于有利地位,我得努力跟上来。我用德语写作,德语蕴含着德国的历史。我开始写作时,德语已经被十一年的纳粹统治挫伤了。我以这种受伤的语言写作。我的情况与你们有所不同。因为我属于战败的一方,文学却因此受益。我们被迫不断进行自我诘问:“这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诘问,我将一直问到死。“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活在战胜国的人们,是很难回头看的,例如,英国殖民主义劣迹斑斑,可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伟大文学。
西默•希尼:爱尔兰有呀。
君特•格拉斯:是的,但爱尔兰是一个特例。在战败国,对于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来说,处境相当可怕,但对于文学来说却是有幸的。如果人们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他们就会不断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而且取决于语言。我说过:我的语言是受伤的语言。我们甚至不敢运用它或采用那些词汇。但我也说过,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并且说:这是语言的错误。我们的语言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丰富。我们可以重新回归巴罗克语言——利用其他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我的手法。要对文学进行完整的归纳,我没办法找到答案。
维•苏•奈保尔:米沃什能适用于美国或英国吗?你能说,在英国,如果作家不为这个国家服务,就写不出重要作品吗?!
西默•希尼:让我解释一下。一首长诗中有一段引文涉及这个问题,这首诗题为《在犹太区的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它触及波兰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代和一个陷入危难中的人,他提出了一个自我谴责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制定“法律”。这是诗中一个瞬间,不是……绝对的真实。但是,谈到语言,在某些层次上,甚至在高级层次上,英语已经受到伤害。它已经被“克隆”为某种混合语言的行话。必须不断恢复名誉。
维•苏•奈保尔:你说得对,英语已经被政治“克隆”了。撰写演讲稿的政治家,把语言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诗化语言中摆脱出来,美国的政治演说脱净了真实的本色。
帕尔•维斯特伯:因此,一切语言都遭遇了辞藻的堆砌这个问题。
纳丁•戈迪默:我们可以再谈点语言这个话题吗?殖民主义的影响,是语言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看看非洲作家,看看南美的西班牙语国家,情况就是如此。拿非洲来说,如果不用英语写作,那么就没有人读得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的人,首先是我们这些获得荣誉的作家,必须把被颠倒的语言颠倒过来,像康拉德(Conrad)和纳博科夫(Nabokov)所做的那样。殖民时代的政治遗产,对于文学想象力产生了前所未闻的影响。

现实战胜了想象?

帕尔•维斯特伯:让我谈谈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9•11事件之后,世界不再是先前那个世界了——人们如是说。对这种无法预料猝不及防的事件的恐惧,作家始终可以感触得到。他们站在门口对陌生人说:真是科幻小说,那些幻想、那些乌托邦或烂泥潭,都像科幻小说……学术著作多起来了,人民想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已经发生的事件当然可以这样描述:现实的威力远胜诗化的想象的力量,它威胁着文学的生存,你们的作品是不是这样呢?
西默•希尼:如果你在哥伦布时代就到过加勒比海岸的印度人那里,那么,你就会懂得:现实早就战胜了想象。我不知道,他们的文学触及了这一方面吗?连口头叙述都没有吗?奈保尔说过,某些文学被抹掉了。与9•11事件类似的事件,在劣质的影视中我们早就领教过了。
君特•格拉斯:因此真的发生了。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想象的作品,在这类画面的重围之下,在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都充塞了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再也记不得究竟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电视里见过这些画面。影视产品也就利用了它们。我们可以在新闻节目中看到阿富汗,可是,他们给我们叙述的恐怖故事,并不见得全是真的。这是一种新的检查制度。在文学领域,9•11事件发生时,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说:“我们必须诘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遭人仇恨?”他们想寻找原因。可是,他们被简单地指责为带有反美倾向,不爱国。这当然是可怕的!谈论与9•11事件相关的事情,就得冒着反美的危险。人们谈论恐怖主义,本•拉登和其他组织,但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是个恐怖组织。如果人们看看最近二十三年以来CIA的所作所为,例如,在智利和尼加拉瓜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这一点。CIA是强有力的。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霸权,即美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像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因为在它背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假如说,我们不得不谈论这一点的话,那是因为,作为作家,对于失败者的情绪,对于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们,我们比政治家知道得多得多……。
维•苏•奈保尔:可你不能说,9•11恶性事件的肇事者是悲惨的失败者。他们可把自己看作胜利者。他们要打的是一场世界战争,一场宗教战争。所以要在他们赢得全面胜利之前加以制止。那是一种信仰,那里的宗教战争的概念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有一个敌情观念。敌情观念假定了一种强烈仇恨因素。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这仍然是新世纪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只是自我谴责或怪罪那些遭连累的人,那就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帕尔•维斯特伯:奈保尔,你是说,这不是一种南北冲突或贫富冲突,而是自由与恐怖之间的一种选择,现代性与中世纪之间的一种选择吗?仍然存在着第三世界呀,或者,我们还能重新划分吗?
维•苏•奈保尔:我想过很多。苏联解体之后,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企图用石油赚来的大笔金钱来动摇不同的社会内部的稳定。如火山爆发,人们可以看到地陷的裂痕。要打这样的宗教战争,他们从来就不缺钱。不同社会的对话已经面临着巨大威胁。因为,在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印尼,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简直无法想象。你说的CIA的事情也许是真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它所具有的独立性。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君特,你通过追溯漫长的历史来探求原因,这是对的。桑塔格和梅勒被认为不爱国,因为在美国的气氛就是如此。他们的方式仅仅是流露自己的情绪,表达一种不安全感而已。君特探究的则是深层原因,即世界上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但我同意你关于手段的观点,因为,从长远观点来看,采用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能够改变贫富之间的不平衡吗?这是一条确切的正确的道路吗?这难道不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怎能接连不断向对方施加暴力?
维•苏•奈保尔:我不认为恐怖主义可以被视为失败者,他们的家庭为之骄傲,并且备受尊敬。因为他们被看作死难的烈士,这就是单纯的信仰者奋斗的目标。当人们像那两位美国作家一样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时,他们可能就无需深入了解世界的这一个方面了。必须靠理智进行艰难探索,才能发现别的世界,才能了解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本来面目。这也许值得作家更多地关注和描写,以代替简单地划分为贫富、南北……
纳丁•戈迪默:那些受害者,例如阿富汗人,难道不是穷人吗?某些人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是以世界上的穷人的名义进行的,假如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不会承认,那么……
维•苏•奈保尔:那就太浪漫了!
纳丁•戈迪默:我懂!但是,你不是认为阿富汗人属于命运更糟糕的群体吗?
维•苏•奈保尔:是的。
纳丁•戈迪默:这不仅仅是西方的错误、资本主义的错误以及东方的错误造成的……它涉及比这更多的方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帕尔•维斯特伯:希尼,你看呢?
西默•希尼:这个世界充满浪漫色彩,就如电视上所看到的那样。你看那摄影机前二十五个巴勒斯坦人欢呼的镜头,那是很不恰当的。我认为,这种反应只会激起世人对圣战的愤怒。
维•苏•奈保尔:我可以谈谈世贸大厦被袭击之前的事件吗?
君特•格拉斯:让我回到现实。纽约和华盛顿五千人的死亡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我们谈论它,举行追悼会。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波斯尼亚有二十五万人被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杀害,却没开过什么追悼会。当年,美国士兵和比利时士兵撤离卢旺达后,大屠杀开始,八十五万人被杀害!如此残酷的杀戮西方白人并不是不知道。数以千计的谋杀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发生,可他们死得有价值吗?这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这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它孕育了愤怒和仇恨,由此产生了恐怖主义。
纳丁•戈迪默:奈保尔想说什么呢?
维•苏•奈保尔:我想回到世贸大厦遭袭击之前的一个事件,那是在阿富汗,在你所说的“可怜的牺牲品的土地”上,人类的一种文明仅仅占用了一小块土地,却遭到了践踏。你提到的被他们炸毁的拥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古老佛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无论是宗教历史还是艺术历史,阿富汗都曾经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佛教文化中心,他们却无缘无故炸毁佛像,这是极为恶意的,哪里有什么宽容!在这个场合不考虑这一点,那就太简单化了。
西默•希尼:人们攻击敌人的圣地由来已久,当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登陆时,他让战马在大教堂里撒尿。
帕尔•维斯特伯:真是优秀的欧洲传统!
西默•希尼:而且始终是这样。新教徒任意破坏了伊利(Ely)大教堂的塑像,但是,基于生命的价值,不仅是米沃什,叶芝也曾挑战那种在单一的思维中所表现的现实和正义,尽管这种挑战难以获胜。你们谈论正义,采用宏大的词汇,你们都想给予正确的评介。人们不会忘记卢旺达的死难者,尽管有人感到这是“过时” 的话题了,但是……
维•苏•奈保尔: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骚乱是前所未闻的!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人们不在乎他们,那才是浪漫的!可现在余波未了,法庭审判还在进行。所有的人都感到那里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纳丁•戈迪默:你们俩人都谈到炸毁佛像的事件。世贸大厦,尽管是美国霸权和不可征服性的象征,但恐怖袭击无异于象征性地向全部常识和理性发难。当人们铤而走险时,这类象征性的行为还会发生。
西默•希尼:我发现一首诗,足以称量出那种无形痛苦的重量,它是罗马诗人贺拉斯写的,收录在他的《颂歌集》第一卷。它如平地一声雷,大地为之震撼。人的内在震撼和缺乏安全感的震撼更为强烈。上帝拥有权力。他可以毁灭高山巅顶并且引导蒙昧的人们走向光明。诗歌无需解释,但它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说,可以作为一种平衡。这就是贺拉斯所说的“对人有益处”。一首诗表面上看来价值不大,却激发了强烈的共鸣,具有内在的魅力,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甚至深入我们的内在的隐秘之处。
纳丁•戈迪默:我不知道那两位美国作家会怎样思考这些问题,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设想一下是有意义的。

9•11之后的文学

帕尔•维斯特伯:作家对于原教旨主义,当然会以某种方式给予反应。但我认为,原教旨主义意味着:一本书就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书了。美国的保守派,正统的犹太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一切,仅仅依赖一个文本,一个绝无仅有的真理。所以作家面对的是一幅黯淡的前景。作家当然乐于借鉴所有的“竞争性的”书籍,我认为。政治上的多元主义虽然拓宽了一个社会,但实际上人权并没有对多数人敞开大门。更糟糕的是,原教旨主义要追求的不是什么人权。多元主义被视为不道德的或不神圣的。对于我们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透视眼光,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
君特•格拉斯:我感到惊异,我讨论事实,不用说,西方白人的一条命,比别的地方被杀害的一千条命更值钱。在这个事实上面没有躺着浪漫主义者。你再要用“浪漫”这个词的话,我就要狂暴地“浪漫”了,奈保尔先生……。世界由富人来统治,市场由富人来控制,这是一个事实。这就产生愈来愈多的仇恨。那两个美国作家提出仇恨的根源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你说,这是浪漫,我认为这是好的。
维•苏•奈保尔:提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君特•格拉斯:如果我们不敢寻找这种仇恨的原因,那就永远没完没了,恐怖主义到时候就会胜利!我们赢得阿富汗这场可怕的战争,因为我们有武器。但最终我们会在反恐怖战争中失败。难道这是什么浪漫吗?
纳丁•戈迪默:一种象征性袭击唤起了敌意,人们的永恒的美国梦也破碎了,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对这个超级霸权的初步理解,美国的权力的过份强调及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要加以区别。美国两千五百万富豪中的百分之二十的大富豪,赚钱赚了世界总人口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以上。这种赤裸的事实形成一切的基础。他们发现,他们太富有了,他们误以为一切都有安全保障。他们想制造一把反核武器的保护伞。他们曾经把持了金融界,世界就是这样靠金钱来统治的。“我们为什么这样遭人仇恨?”两个美国作家提出的问题,解答就在这里。为什么许多受其控制的普通民众发出强烈的反美调子,原因就在这里。
维•苏•奈保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好像没有强烈感到这一点。也许,我这里缺乏一点什么东西。希尼,你的感觉怎样?
西默•希尼:是啊,我觉得世界是这样划分的。在电视上,看到路上的那些阿富汗青年的面孔,看到推着手推车的科索沃难民,我想起了与他们的命运有所不同的我的童年时代。我感到仿佛混迹其中,尽管我没有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但我记住了这些画面,我想以某种方式加以描绘。我感觉到这一点。当权力集团感到它被冒犯了,就得追究它自身的责任。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联想到爱尔兰。最近三十年来,维护男人地位的人说:“我没有对你们妇女造成什么伤害吧?”实际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裂痕已经表现在政治方面。有时,男人在政治上的优势使得某些专门术语颇为流行。人们已经意识到妇女被虐待的处境。可男人们说:“这不是我们的错误!”美国民众及其民族意识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鼓动自己去干坏事,也没有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听说有人正在损害他人时,就可能成为自我理解的开端。
帕尔•维斯特伯:座谈就要结束了,最后我要向你们提几个问题。今天的作家究竟面对着哪些重大问题?哪些问题是作家有责任寻求解答的?在9•11事件的背景下,或在广大群众中间,由于眼前的现实已经战胜了诗歌,文学就得退回到文学本身,就得走回去吗?那么,为什么学术著作却赢得了地盘?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威胁,它在最近的颠覆性事件之前早就浮现出来了,它可以改变思维和人们对世界的多方面的意识。这个大威胁,就是语言正面临着画面的挑战。一代人,也许更多几代人,将以观看代替阅读。我们作家处在重重围困之下,要努力奋斗以求书籍的存活。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启发人们认识到:绝不能丧失这不可或缺的阅读能力。提出问题,激发思考和寻求解答,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奏效。
维•苏•奈保尔:可是,始终会有人不想随身携带一本书。
君特•格拉斯:我感到更不安的,是语言的滥用,我们作家必须保持警惕。美国总统似乎拥有世界最高权力,可他竟然鼓动一次十字军远征!这不仅愚蠢,而且很危险!因为他不了解自身的历史,不了解十字军远征是历史上一个恐怖时代。同时,这样一来就把世界截然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把一部分人抽象为邪恶。我们懂得,文学创作是与一切社会中的所有的人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原教旨主义。一种原教旨主义遭遇了另一种原教旨主义,而且会不断发生遭遇战。反对这种思维和语言的滥用,是作家应该承当的使命。
帕尔•维斯特伯:这次座谈是不同类型作家的漫谈,事先完全没有准备。让我们继续写作和阅读。我记得君特•格拉斯的诺贝尔获奖演说的题目是《未完待续》。我想,继续活着,你们也继续写作,就是我们的期望。我们还会在别的场合相遇,思考如何“未完待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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