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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张鸣: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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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4 04:25: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儿,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最直接的刺激,是两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名,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著书为稻粱谋,高人不耻。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写的玩意不诲淫诲盗、煽动杀人放火、搞阶级斗争,写字卖钱,煮字疗饥,或者换来千钟粟和颜如玉,都没有什么问题。郭敬明的文字,其实我也能容忍,不高兴的,只是某种势力,让作家都变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动心想写张勋复辟,是看在稿费的面上。当然,试了一下,发现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可以放开了写历史剧,真的写出来,连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变成了历史叙事,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叙事,把注释也加上去了。此时,真正让我埋头找资料,爬梳史料的动力,变成了这个事件本身。

    无疑,张勋复辟,跟我做过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一样,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话题。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事儿太小,又过于简单,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弄了83天,而张勋复辟,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过12天。其实,到第三天头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点的事儿,原因也简单,无非“封建军阀”,无非“历史倒车”。一个坏人,干了一件坏事,还没有干成。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教科书的叙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释。从复辟结束那日,有话语权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一直说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但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不然的话,怎么还会有大把的人反感民主?连宪政都不乐意提?如果20世纪初叶中国人就不要皇帝的话,怎么到今天个人崇拜还甚嚣尘上,铺天盖地?

    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的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

    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

    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被迫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办法。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发生作用。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抬出清废帝,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庭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

    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儿一面。吃棒子面窝头的百姓们,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就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又不成。这就是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无非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没有什么人,觉得君主专制好。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体制,一定要比英国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难道不对头吗?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了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

    近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一片骂声。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挺爱国的。

    没错,张勋复辟跟袁世凯称帝一样,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没有被人利用,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图翻历史的烙饼,瞎折腾。历史不能翻烙饼,正面不对,反面未必就一定对。但这个道理,当时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如果论扭曲,当初中国正好在异族统治王朝遭遇西方,进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已经扭曲了,怎么可能抹掉重来?

    宪政的路,中国早晚都得走,有没有皇帝,都得走这条不能不走的路。如果有点耐心,慢慢来,不要台上的人一犯错,就给哄下来,中国近来一百年的路,也许不会这样的曲折,这样的别扭。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得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话了。我写这个事件,仅仅是想展示这种复杂性,绝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历史像个开放的菜园子,但凡能看过几本书的,都可以进来摘菜。但实际上,做这个活儿,并不那么简单。要真的想试试,肚子里得比从事别的行当,多看几千本书才行,其次,得放下自己手中高擎的道德大旗,心平气和地面对那些作古的人。

    这几年,似乎历史很热,民间写史,层出不穷。也有人说,出现了民国热。但民国的热,其实不过是一点虚火。民国的很多事,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对于这段唯一没有皇帝的历史,还缺乏基本的认识。从前说不好的,现在说好,从前说好的,现在说不好。来回翻烙饼,不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我们哄掉了皇帝,最后却迎来了比皇帝还皇帝万倍的神,亏吃到今天,有人还没有醒过来。今天,皇帝是回不来了,那比皇帝还皇帝的强人,也不会再有了。有些人非要再做强人,结果做成了小丑。中国人,早晚还是得共和,能不能做得像,别再走弯路,邪路,民国的经验教训,是最可宝贵的。

    这些年,写的历史随笔比较多,但专题性的研究,也没断了。累是挺累,大热天,埋在故纸堆里,汗一身,尘一身,但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读书人本是贱人,君子爱财,但真正钱多的活儿,又不好意思干。一身大汗地折腾,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虽然我还是教授,这些年已经自觉地脱离了学术界,不想跟昔日的同行们玩了,算是一种自我放逐吧。但愿,没有了我的学界,能慢慢变得像样一点。

    自打1989年出第一本书开始,每本书,我都是自己作序。不是求不到名人,而是觉得序就是我书的一部分,自己不写,求人代写,书就不完整了。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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