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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孙维世六姨任均忆:孙维世兄妹文革惨死内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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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9 10:06: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蔺雨宾 于 2014-8-9 10:11 编辑

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文革中,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时间孙维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中又受到怎样的非人折磨?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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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文革中,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时间孙维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中又受到怎样的非人折磨?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孙维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有“红色公主”之称。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陕西做事,带我在西安住过。姐姐们都不在,也没有别的小孩儿,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玩儿。大人们都睡午觉了,我就拿根棍儿挑着个什么东西,前院后院地跑来跑去,玩儿出一身汗。但还是闷得慌,就老想维世,想让她来跟我一起玩儿。我整天跟母亲喊:“没人跟我玩儿!没人跟我玩儿!”母亲只能笑,拿我没办法。想着想着,有一天,维世真来了。那天,我看见从门里走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兰!我太高兴了——又有人跟我玩儿了!

在西安的时候,有段时间,父亲请了位教师,来家里教我和维世读书。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两天,就坐不住了。我们俩不想念书,想出去玩儿,就悄悄商量逃学的办法,怎么能不让大人们找到——那时我们常悄悄商量事情。我们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席棚,下边有个破洞,里面可能是个临时厨房。我们俩特高兴,就往那洞里钻。钻进去,俩人并排,头朝里呆着不动。听见大人使劲儿喊我们,我们就捂着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这下儿谁都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听见跟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随从田兴仁喊起来:“看见了,看见了,在这儿呢!”原来,我们俩的四条小腿、四只小脚,都在席洞子外面露着呢。田兴仁哈哈笑着,抓着我们俩的脚,把我们拽了出来。父亲的这位随从田兴仁,一直跟随父亲。我母亲在新蔡县给他娶了媳妇,我管他媳妇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来田兴仁死了,田嫂改嫁给我大表兄的儿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兴仁把我和维世拽出来后,送到老师那儿。没办法,我俩只好坐下,接着念书。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远一拐弯,就是龙亭、潘杨湖,我们常去。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两个小女孩儿,一个管另一个叫“六姨”,想来有趣。从小我就管维世叫“小兰”,可是维世只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来,觉得冷,发现身上没盖着被子。扭头一看,维世没了。床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被子也没了。我就喊:“小兰,小兰,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应答。我爬起来找,才发现,原来她睡在地上了。她裹着被子,从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没摔醒,还睡得很香。长大以后,我每说起小时候这件事情,维世都哈哈大笑,说:“六姨你再给我讲讲。”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看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我其实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接触多的只是戏曲。后来我又回到开封明伦女中念完初中,进了开封的一所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读高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天一公司在徐家汇,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后来,我又去北京上学,同时学点儿钢琴和京剧。维世则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记得有人领着父亲和我去马列学院找她们,半路上,老远见到了正要来看我们的二姐和维世。我们高兴极了,拥抱在一起,一块儿回到我和父亲住的地方。当时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便去了。鲁艺考试的老师是姚士晓,他让我读了一段儿丁玲的词,还读了一段《顺民》的台词,并且带表演,就录取我进了戏剧系。父亲离开延安后,我就住到鲁艺去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没事儿的话,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那会儿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如果在苏联林彪不追维世,恐怕也没有叶群害维世的事情了。维世找对象,总是想找一个能在一起共同搞事业的,有共同语言的,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让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时,就有一个领导找我二姐,想娶维世。二姐说,孩子还小呢。维世知道了,当然也不愿意。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但维世就是不愿意嫁给首长。林彪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跟叶群结婚了,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吃得厉害,所以也要让维世死。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指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指头,还挺好看。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在马列学院也演戏,我还去看过。我到后台去找她,看见在剧中演丈夫的同志开玩笑说维世:“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儿!”我那时虽然喜欢演戏,但我知道我的个头、形象等等条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适合演戏。可那时没人,只要你一哼哼调子,人家就觉得你会。后来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毕业后到了鲁艺平剧团演戏。其实我哪里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戏剧功夫。我只是到延安前票过一出半戏,学过点儿。以前家里有留声机,有些京剧唱片,我手摇着给留声机上弦,听过一些,唱腔都是从那里学的。在延安时,观众真给鼓掌欢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维世不一样,她不光是条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在延安,维世演过一个戏里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后来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

1939年,是延安很艰苦的时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维世都还年轻,馋得厉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维世费了好大劲儿,求人搞到了一点儿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们俩特别兴奋,因为那点儿大米太珍贵了。我们一起给她妈妈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没见到大米了,闻到大米粥的香味,我们俩都忍不住想尝一尝,就一人尝了一小勺。尝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尝。我们就又一人一勺。然后,我们说“最后一勺”,便细细品尝,竟停不下来。一会儿,我们发现,一碗粥只剩半碗了。我们互相看看,笑了起来,赶紧给二姐端过去。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二姐和维世就都离开延安了。二姐从延安去重庆大后方工作时,我和维世一块儿去送。战争年代,每次分别,都不知道何时再见。我们流着泪送二姐上了汽车。二姐说:“别哭了,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目送二姐远去后,维世跟我约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

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那时也没电话什么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来,只以为她是有事情绊住了。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

二姐离开了,维世突然间也走了,我心里空空荡荡,非常难过。我便把这封信仔细收了起来,就像珍藏友情,珍藏亲情。我自己也没想到,维世匆忙之中写的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年:

亲爱的六姨: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妈妈走的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匆促的离开了你,这个原订的来看你的星期日之约也不能赶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六姨,分别了,工作是由组织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暂时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给你写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万不要难过。送别妈妈时,我们俩的眼泪都是不该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乐又健康。见面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还账零用后,钱还有多,这五块钱带给你用!妈妈处我已有信及电报给她,她的通信处:

“重庆,机房街70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有工夫多写信给她!不尽,匆祝

努力与康健!

友梅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

维世的原名就叫“孙维世”,也叫过“任友梅”,在苏联时叫“孙克英”。她没叫过“孙光英”。

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通音信,让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门,在路上遇到原鲁艺同学田民。他说:“任均,我带来了周副主席给你的信!”我知道他爱开玩笑,不信,说:“周副主席给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说:“你不信?拿去看!”我接过来一看,信封是墨笔直写三行:“烦转/任均同志启/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亲笔字。我忘了对田民说句“谢谢”,急忙拆信。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是:

任钧同志:

颖超同志走前本想和你一谈任锐同志在渝及维世在苏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愿。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

你有什么东西或信要带给任锐及维世的,我可给你转去。维世在苏常谈到你。星期日有暇,请来中央局玩玩。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四月廿二

从周副主席的信里能看出来,二姐和维世都挺好的,我心里很安慰,很高兴。但没听邓大姐谈情况,错过一个能知道二姐和维世详细情形的机会,我又很惋惜。记得我第一次见邓大姐,是去马列学院看二姐的时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着,遇见一个和蔼的女同志,比二姐矮点儿。二姐站下,跟她有说有笑,然后给我介绍说,这是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

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后,我曾叫我的鲁艺同班同学王思真陪我去趟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儿,她不去。没人陪我,我也就没去。但我常想,维世在异国他乡,现在什么样子了呢?

二姐调回延安工作后,我常去杨家岭找她。一次去杨家岭,我路过任弼时同志的窑洞时,正碰见任弼时同志走出来。他问我:“任均同志,你去哪儿呀?”我站下,说:“我去我姐姐那儿。”任弼时同志也站住,热情地跟我说起话来,很关心地问长问短。说话间聊到维世,他问我:“维世在苏联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吗?”我说:“我没有。”他说:“我给你!我有好几张呢。你等等。”他转身回窑洞里去,我在外面等他。过一会儿,他拿了一张维世的照片出来,说:“这是维世给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张维世在苏联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兴极了,看来看去,一个劲儿地谢谢任弼时同志。

那时候,二姐也给过我一张维世的照片。那是维世在苏联时跟林彪夫人张梅的合影,是她从苏联寄给母亲的。张梅同志是陕北人,很漂亮,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在陕北嫁了林彪,陪着去苏联养伤。维世在照片背面写:“妈妈:这是林彪同志的老婆。她年纪也不大,会唱陕北歌‘……你妈妈打你对你哥哥说……’哈哈!”看着这照片,读着维世嘻嘻哈哈写的字,一个欢蹦乱跳的维世就好像来到了我眼前。

没想到的是,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也千辛万苦的。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后来维世回国,先在东北,国内战争爆发后,她没再回到延安。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我到了晋绥边区。一天碰见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她告诉我,前段时间维世和我二姐都在这附近参加搞土改。二姐身体有病,维世就陪着她离开了。真可惜,我到这里晚了,没见到她们,不知道她们上哪儿去了。

1949年,在天津天和医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维世了。而这次见面,我们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二姐病得很重。维世从来非常孝顺母亲,现在,她又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又是来回找大夫,叫护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维世都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一起陪着二姐的棺材,从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万安公墓。

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大家在维世那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

一天,王明、孟庆树夫妇也来看维世,不巧维世不在,就到我们房间里来坐。他们问我二姐去世的情况,和维世的情况,聊了一会儿,留了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他们家玩儿。王明夫妇在延安时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维世是亲戚。那时我看,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时曾经流传王明以前追孟庆树的故事。

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她和金山住在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金山跟着维世叫我“六姨”,六姨长六姨短地叫。多年后,“文革”结束以后,维世已死,金山还是叫我“六姨”。一达好和他开玩笑,老是跟他笑说:“你别忘了我是你的长辈,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开玩笑,两个人一见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来都成老头儿了,还总是没个正形儿。我们在天津时,维世每次去开会或办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从苏联回来,先到了天津,给我带来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类,可把我高兴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儿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后来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会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红丝绒小大衣,谁都说好看,就是维世从苏联买来给我送到天津的,我给带到保加利亚去了。

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书搞上了。据说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个女秘书处理了。金山被送回国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那时我正忙,“左”的路线下,整天得开会,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人束手束脚的。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走,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伤心苦恼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请假,没送她到火车站。我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了。这么多年来,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维世那时心里很苦,特意从北京跑来找我倾诉,我怎么就不能再多给她一丝温暖,把她送到火车站呢?我怎么就能站在家门口,看着她孤独无助地远去呢?对此,我后悔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维世那踽踽远去的背影,还是后悔莫及,泪流满面。我心疼维世!

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真就后果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维世走后,我们再见面,是在北京了。那时我和一达常回北京,开会、学习什么的,所以常看维世的节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狈着时,我们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紧张的样子。他会做一手好菜,那次给我们炖了一锅红烧肉,还告诉我们用酒炖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这边端的时候,那一大锅红烧肉,“啪”地一下儿掉地上,一锅肉不能吃了。弄得维世也很尴尬,叹了口气,还安慰金山。后来我们出国工作,回国休假时,住在北京和平宾馆。金山和维世抱着他们的养女小兰——跟维世的小名一样,好几次来和平宾馆看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回国工作后,在广安门那边住过一个四合院,后来又搬过两次家,维世都来。我们时常见面,你来我往。

那些年,维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几个大戏,都很成功。每次见面,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对维世很好,维世对金山很专一,但维世心里的苦,无法对人说。我们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对维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终非常同情。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凭谣传写书挣钱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个传说,就是说维世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去苏联如何如何。想象力强的,写得绘声绘色的。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维世根本就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了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着毛访苏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喜欢维世。“文革”前,一位听过毛谈维世的朋友跟我说过,毛主席不喜欢孙维世,太开朗活泼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为了哗众取宠,往长辈周总理那儿编的。

那些说法儿都是想象的、虚构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维世。我了解的维世,性格非常开朗,脾气又很倔强,对待工作忘我投入,对待长辈孝顺关怀,对待婚姻理想主义,对待感情专注如一。

维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当年维世到晋西北和她母亲一块儿搞土改时,母亲病重了。在我到晋西北之前,她们一起离开了那儿。从那时起,她就再没离开过她的妈妈。她知道她妈妈把他们兄弟姐妹带大,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太不容易了。我二姐病重那两年,维世一直和她在一起,照顾她。宁世和维世陪母亲住进天津的医院后,兄妹俩一起伺候了一段时间。后来宁世因为工作需要,就离开医院去东北了。剩下维世一人留在医院,跑前跑后,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服侍母亲。我和三姐从北京赶去医院时,看到她给妈妈喂饭,都是双膝跪在地上,凑在病床跟前,轻声细语地跟妈妈说话。我想,这两年来,她眼看着母亲越来越虚弱,自己却没有回天之力,心中一定非常难过。三姐看着维世疲累的样子,很心疼,感慨地对我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维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别好,非常敬爱她的外祖父。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念书时,就是我父亲——她的外祖父带着我们,关爱我们,训斥我们,教育我们。我们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爷”,管外祖母叫“姥娘”。维世常对我说:“我的姥爷可不是一般的姥爷。”这里面有她对姥爷的崇敬,有她因姥爷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对姥爷的拳拳孝心。姥爷来北京开会时,维世也一起参加。她总去看望姥爷,还跪着给姥爷洗脚。我这儿留有一封约50年前她从北京写给外祖父的信:

亲爱的老(姥)爷:

接到你的信,心里很高兴!老爷汇来的钱,无法兑换成德国的马克,所以还是给您老人家寄回,请老爷就用这笔钱把皮大衣改一改,千万不要忽视冬季的保暖!老爷要买的药,我一定设法去买,请您老人家放心!

老(姥)娘身体好吗?请您告诉老娘,我们看见老爷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们心里很感谢她!要她老人随时注意老爷的身体,注意老爷和我订的爱国公约,并督促老爷的实行!我从国外回来时,老爷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顾老爷,我们心里也放心多了!

亲爱的老爷,您可要注意身体!您老人家的身体好,我们大家都高兴。我们希望下届会议时,你和老娘再到北京来!有工夫给我写信。敬祝您老人家

健康!问老娘好!



兰上

一月十四日

那之后,维世从国外回来,约我一起去郑州,带着她给外祖父买的药,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亲,可是当时不好请假,没去成。维世就自己一个人,专程坐火车去郑州,看了她的姥爷,给姥爷带了很多滋补品、衣物,还给她的后继姥娘送了一对金耳环。我父亲后来给我的信里说,维世去看他,跟他谈了很多,说说笑笑的,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和欣慰。“文革”中,维世跟我最后见面的时候,世道已经大乱。她跟我说起外祖父,忧心忡忡,担心老人也会受到冲击。我心里也很不放心,但还是宽慰自己,也宽慰维世,说:“那么老的老人,他们不至于下手整他吧?”

维世对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也很孝顺。两位长辈觉得她懂事儿,所以喜欢她,连她的妹妹,也关怀照顾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是因为维世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他们觉得,抚育故人遗孤,是一种责任。这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从“赵氏孤儿”那会儿就开始了。周恩来抚育维世,朱老总培养孙泱(宁世),包括黄志烜抚养粤生(新世)、帮助济世,其实都是一个字,忠孝节义的“义”。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孙炳文的孩子。邓演达、房师亮、冯友兰他们帮助我二姐和孩子们,同样是因为这个“义”。我父亲一生,也是把抚恤辛亥烈士后代视为责任的。现在的文化中快没有这些了,没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些龌龊的想象。不管最后维世和宁世是怎样的结局,我作为家人,永远感谢周恩来、朱德那些年对二姐的孩子的抚育之恩。

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自己把一些画儿和毛主席的照片设计成剪纸图案,再剪出来,弄得挺好的。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文革”,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江青他们那时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一定是这样的。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了那里。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这么阴险,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

“文革”初期,维世的哥哥宁世——就是孙泱——也来过,谈话都是围绕“文化大革命”,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干。宁世也在外婆家住过。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又乐观积极的人。他早年留日,颇有才华,很受人尊敬喜爱。在延安时,他曾多次到鲁艺来看我,结果我的几个女同学都喜欢上他了。“文革”开始时,宁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受冲击很厉害。不久后,人家说他自杀了。听说他死了,我心如刀割!我绝不相信他会自杀,一定是被人杀了。他和妹妹维世一样,没有留下骨灰——被处理了。我想,革命烈士的后代,怎么会遭如此劫难?对此,我无法释怀。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时,他那几个幼时淘气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很长一段艰辛的日子。

短短的一阵昏天黑地、疾风骤雨,宁世、维世兄妹俩,就都没了!我回忆起从小和他们兄妹在一起玩耍,到延安后时常相聚,建国后更经常往来,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想着这些亲情、友情,我悲从中来,但是又不能有丝毫流露。那时,我们单位给我贴的大字报都跟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关系:“请看任均的社会关系:日本特务孙泱、苏修特务孙维世、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连地上都铺着。真是岁月荒唐呀。

“文革”中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是一达还是金山来着,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

邓小平主政期间,批准了给维世平反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文革”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平反的会。

我珍藏着几张维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维世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宁世死的日子,维世死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永远不想忘掉。宁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维世死了五年以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维世和宁世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唯有被宽恕了,他们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他们就马上能得到宽恕。一定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文革”开始时,维世的养女小兰十三岁,无人照料,孤苦伶仃。维世对小兰视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给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小兰”。她生前最后的岁月里,一定非常思念和担心女儿。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坚强乐观,快人快语。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举目无亲的长江岸,她活了下来,也成长起来。今天,维世的这个孩子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国来,都要来看我,搂着我亲热地叫“六姨婆”。她愿意跟我谈她的妈妈,她一直深深地爱着她的妈妈孙维世。

我想,这足以安慰维世了。'


1956年,孙维世与其六姨任均家人在北京和平宾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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